谢选骏：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

《地方政府深陷财政泥潭，中国各地危机四起》（2022年7月13日 江真）报道：

华盛顿 — 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加速下行，严重依赖楼市经济的地方政府捉襟见肘，出台刺激政策，并且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减薪。中央政府誓言通过种种优惠政策来稳经济保民生，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多年的畸形增长模式已不可维续。唯GDP论的考核方式和不受监督的统治模式，加上今年严苛的疫情清零政策，已经把中国的经济生态逼到了悬崖边缘。

各地纷现公务员降薪潮

6月中旬，几则山东省烟台市教师集体抗议维权的短视频在网络传开。视频中，数百名老师集中在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门前，高呼“同心同德、不降不退”的口号，进行罢课抗议。这些老师称，不但近两年的奖金没有发放，还被要求退回已发的5-10万的收入。

今年3月开始，向来以高薪吸引名校硕博生当教师闻名的深圳市也传出降薪的消息。之前，深圳很多学校给清北毕业硕博生提供28-30万元的薪资，加上各种补贴和福利，引发很多人羡慕。3月以来，有不少深圳教师在网络发帖称，他们年底绩效奖金将减少60%，还有一些人的薪资直接缩水到8-10万。

深圳和烟台教师被降薪并非个例。据《财新》6月21日报道，今年以来各地教师降薪、调薪现象频现，厦门、苏州等地均有教师反映部分津贴补助被取消。

6月29日，《财新》网报道称，沿海多地公务员陆陆续续遭遇降薪潮，不仅各项福利、奖金、补贴等被取消，基本工资也被下调两三成。在此次降薪潮中，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务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这篇名为“沿海多地出现公务员降薪”的文章在发表不久之后被删除。

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美国之音，他也注意到了关于给公务员大幅度减薪甚至退薪的新闻。他说，这显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要求公务员减薪，甚至退薪，要求退还他原来发的那些奖金，从这个角度看，财政确实出了大问题。”

不过， 他认为即使减薪之后，公务员的工资依然高于一般老百姓或者工人的工资，所以暂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他们也知道自己是特权阶层。原来拿了很多很多的钱，现在少拿了一些，但是还是比普通民众要高一大截。现在中国这些工业企业经济下滑，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最严重的，所以政府财政税收减少。”

谢田说，现在地方政府还只是减薪，尚未裁人：“如果经济继续下滑，这肯定是不够的。光减工资是不够的，最后恐怕不得不裁员。”

土地经济的颓势带来巨大财政压力

2022年上半年，中国土地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同比环比下降均超五成，三四线城市环比降幅最大。今年1-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3.6%，住宅销售额下降34.5%。

据6月16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土地和房地产税收中，契税234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1%；土地增值税305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4%。

谢田说，中国政府本来一个经济的大支柱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房地产相关的，现在基本上都腰斩了。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你收入的主要支柱腰斩的话，肯定是很难支持。”他认为，土地财政或者房地产泡沫很难无限制的一直增长。“割老百姓韭菜也不会永远割下去。割到最后，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了。现在中国已经有三四亿套房地产是空着的卖不掉。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人失业，也没钱去买。需求减少导致有一些房地产公司熬不住就开始降价。原来有人以为中国的房地产可以永远无限的涨上去。”

谢田补充说，接下来会导致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很多人会害怕，他必须买。一旦房价出现下滑，他就想会不会继续下滑，反而不买。销售下滑导致整体破灭。贷款要成为呆账，要涉及到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和还贷能力。”他说，一旦房企破产，很多银行也就跟着垮掉：“现在银行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村镇银行挤兑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还有资金到期被人偷走，公款卷逃，越来越多。这个显然是跟整个经济下滑有关。”

位于上海的评估机构“远东资信”研究员申学峰今年4月发表一篇名为“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报告。报告发现，近三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涨幅连续下降，土地出让价格可能很难再上行。报告指出，202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41.47%。作者说：“在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收支比例很高的情况下，如果这部分收入大幅减少，就可能对地方财政构成冲击。”

位于美国的YouTube“小翠时政财经”的自频道主小翠在谈到中国房地产业的背景时说：“中国在九十年代进行税改以后，中央收走了大部分地方的一些税收。那么地方又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每年都有KPI，需要钱，他就开始卖地，卖地才有财政。”

小翠指出，在房地产最初高速发展的时候，地方政府其实隐瞒了大量的负债。在2020年中央出台“三道红线”规定之后，房地产业开始急转直下。“房地产急转直下的话,他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保障了。之前房地产高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很多表外的负债，因为他需要钱嘛。需要钱又不能超发他的债。”

“地方财政就这么多，税收就这么多，你能贷多少钱，是应该有一个底的。我一年财政收入就这么多，我不可能去借更多的钱，这在银行也不可能通过审批。所以通过这种表外负债的方式，我开一个投资公司，比如说什么城投啊，交投啊，各种这种投资平台进行融资。这种融资的钱不会出现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所以看起来我们地方政府负债就这么多，但是其实这些隐形的负债都看不见。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他可能只是提供了一个担保，承诺财政上会去兜底这个债务。这个东西是在报表里看不到的。所以具体隐形负债有多少，地方政府自己也不知道，中央政府就更加不知道了。”

中国各地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危机

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许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措施，包括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社保费延至年底，预计今年缓缴3200亿元。

重庆市政府在6月7日发布《关于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宣布计划把年初安排的预算支出减少50亿元，继续落实中央关于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报告还提到，4月初财政部下达了重庆市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为1350亿元的要求。

6月27日，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刘小玫作《关于苏州市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时说，全市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需对年初预算进行优化调整。报告说，除了收入预算暂不调整，债券发行需追加预算支出，其他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压减公用经费、追减各类非刚性、非紧急项目支出等费用。

据6月16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4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2047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861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7%。另外，车辆购置税为117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9%。

在6月2日财政部举行的记者会上，预算司司长王建凡表示，面对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近9.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和增幅都是历年最大，以落实中央的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之“三保”政策。

对于李克强提出的各项稳经济保民生的政策，小翠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会起到预期的效用。她说：“每次出现李克强这种的什么财政政策支持，一会儿多少万亿，一会儿又退税又补贴，又给你缓缴这个钱那个钱。到了地方那里，资金全部被挪用了。他并不会直接退给企业，真正让企业享受这种福利待遇。”

小翠指出，中国目前的官员考核体制从根本上造成了今天的恶果。“中国的这种考核都是以经济来为导向的。各个地方想要发展起来，一定需要去政府投资，因为中国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我卖地，我搞房地产，今天搞一个园区，明天搞一个中心，全部都是政府投资。因为这些投资进去了以后，KPI就完成了，GDP特别漂亮。”

小翠强调，然而这些表面GDP漂亮的东西，并不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也不能带动很多商业投资，不能产生良性循环。“我这个领导三年以后高升了，好，换一个领导。上一个领导干的这个项目，他就不要了，因为这是别人的东西，他要自己重新去弄一个。那么他又要卖地，房地产继续发展的很好。继续搞很多钱，卖很多土地，然后建条公路啊弄个高铁啊，KPI又完成了。”

“经历几任官员以后，这个地方财政就已经不能看了”，小翠说，因为这些东西严重透支了中国的经济。“地方政府的考核是跟经济挂钩的。那么他为了个人的业绩就会去搞很虚的面子工程。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东西，那这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房子盖得这么高，你进去里面看看，是空的，根本没有人在里面办公。但是债已经负好了。政府借了钱投资，然而并不会产生后来的现金流。那么你没有钱回来，只有钱出去。这是一种非常畸形的财政状态。”

谢田说，现在中国到处危机的爆发并不让他感到吃惊。他吃惊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爆发。“中国这个危机有点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有点像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危机，也有点像美国1929年的萧条。”他说：“因为现在制造业也在萎缩。制造业萎缩，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三大危机相凑在一起了。这个经济的发展畸形，过度依赖房地产。所以本来就是万病缠身的一个人，现在又出了车祸：加了一个清零政策。就病情恶化，或病入膏肓了。”

谢选骏指出：再是强权的政府，也会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而且越是强权，一旦倒台，也就越是迅雷不及掩耳。

《底特律破产背后：人口流失市政不廉洁——专访底特律大学教授迪乔瓦尼》（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07月25日）报道：

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财政上都要承担责任。

底特律，美国工业的明珠，有“汽车之城”的美誉。但而今，180多亿美元的长期负债，让底特律不得不选择了破产保护，它也成为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

辉煌不再的底特律，从某种意义上，更近似一座“鬼城”：城区40%的街道供电设施缺乏，治安状况堪忧，失业率高企，企业和中产阶层纷纷撤离……

底特律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一地步？底特律的命运，对其他城市有何启示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通用汽车公司前常务董事、底特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迪乔瓦尼。他认为，底特律申请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其教训之一就是城市必须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

实乃无奈之举

记者：底特律为什么选择破产，如果不走破产程序，将会是怎样一种状况？

迪乔瓦尼：由于债权人未能与底特律紧急财政管理人凯文·奥尔达成协议，拒绝接受奥尔提出的“便士换美元”计划，以避免损失，没有其他选择的奥尔只能选择申请破产保护。

申请破产将使底特律有机会调整堆积了60多年的债务，而高达185亿美元的债务已经让底特律“无法呼吸”。如果不进行破产程序，底特律不可能偿还如此高额的债务。

记者：申请破产程序遇到困难了吗？

迪乔瓦尼：由于底特律的破产申请是向联邦破产法院递交的，属于联邦司法权的权限，位居密歇根州司法权之上，这也为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增添了不少复杂因素和变数。例如，密歇根州政府对州养老金进行担保，这是密歇根州法律规定的内容。但是，由于底特律破产申请的审批掌握在联邦破产法院手中，联邦法院是否会推翻州政府的规定，裁定养老金必须削减，将是一件颇具看点的事情。

另外，其他一些债权人或许也必须接受债务“缩水”的现实，这也将是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而其决定权掌握在联邦破产法院法官手中。

多重原因导致破产

记者：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底特律的破产？

迪乔瓦尼：首先，在过去五六十年时间内，底特律流失了大约50%的人口，其中不少人搬迁至底特律郊区的卫星城，由于人口搬迁，底特律市的个人纳税基数锐减；第二，底特律市政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廉洁，导致市政赤字常年累积；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导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底特律的支柱产业，汽车业遭受重创，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纳税减少，勉强维持工作的工人由于收入下降，购买力也相应下降。

上述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底特律入不敷出，走向了破产。

尽管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仍在底特律，但它们的规模已经减小。通用汽车公司眼下的规模甚至不足二十世纪70年代时的一半，福特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规模也在减小，而三者在美国汽车行业所占的比例也由原先的80%~90%降至眼下的40%~50%，加上不少企业和商业纷纷撤离底特律，均导致底特律现状的出现。

记者：整个城市的破产让底特律认识到了什么？

迪乔瓦尼：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财政上都要承担责任。

破产可改善公共服务

记者：申请破产保护后，底特律又该如何履行市政公共服务？

迪乔瓦尼：申请破产保护并不意味着市政公共服务的停止，公共服务仍将继续。尽管相对复杂，基本而言，申请破产保护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解决的是减少政府的债务。

眼下，底特律市政府依然有一些税收，依然可以利用这些税收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

底特律紧急财政管理人凯文·奥尔申请破产保护，意在通过“重组”底特律的债务，减少债务，以达到改善市政服务的目的，例如公共交通、教育和环境清洁等。

记者：底特律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迪乔瓦尼：眼下，底特律正发生着许多积极的变化。例如，今年夏天，我本人主管通用汽车公司下属一个学生培训项目，帮助底特律当地学生提高技能，也有不少其他公司效仿通用公司的做法。

底特律市政当局也正将一些废弃的土地变成农田，用以耕种蔬菜和水果，提供给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此外，一些房地产公司也计划将市中心年久废弃的房屋推倒重建，建成信息产业中心，吸引年轻人“回流”。

这些项目获得了联邦政府和一些基金会的支持，旨在促进底特律的复兴。而这些项目的进行也需要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减少债务负担，“轻装上阵”，使有限的税收用于投资，而不是偿还高额的利息。

当地民众期待底特律能走上复苏之路，这也是将会发生的事情。

中国城市发展应避免底特律轨迹

对于看过底特律资产负债表的人来说，在以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为躲避种族紧张局势而逃到郊区的做法破坏了底特律的收入基础后，这座城市破产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对美国梦着迷，肯定都很难相信这座曾崛起为国际汽车产业核心并象征着美国空前工业实力的重镇，如今竟沦落到要和债主交涉的地步。毕竟，这座城市的汽车制造商曾经一下子从制造汽车转变为制造飞机和坦克，并在二战期间为打败日本和德国立下汗马功劳。

底特律的衰落凸显了中国一些城市和汽车产业的崛起。伴随着“这会是亚洲居主导的世纪”的预测，不难察觉其中的象征意义。

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现在之于创新的意义，正是底特律及其周边的汽车重镇一百年前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在这里，通用汽车创造了汽车业营销和管理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如今在中国依然清晰可见。上海的崛起应该被视为全球企业与创新相互融合的范例，而不是体现了美国企业的衰落。事实上，美国的汽车业仍在发展，而这多亏了中国。

但愿底特律能够走出破产，并成为对迅速城镇化的中国很有帮助的另类范例，一个关于城市衰败、复兴以及多种经营的必要性的案例。

谢选骏指出：不仅中国的专制政府，就是美国的民主政府，也会因为“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的历史力学法则而结束自己的寿命……因为政府就是寄生虫。

《中西体制最根本差别在于负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2013-11-12 温铁军）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讨论已在各界展开。在全球发达经济体几乎悉遭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虽不被看好，却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然而，国内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问题十分突出。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众人所期盼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也屡屡近于失灵。

西方现有的经济理论，似乎很难解释清楚中国复杂的发展路径。中国究竟靠的是什么在全球危机中得以幸免？国内区域发展的种种难题何去何从？即将展开的深化改革，到底该从何入手？为解答这些疑惑，南都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

再平衡战略使中国在危机中生存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在全球危机中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温铁军：首先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原有的帝国主义侵略所得的财产，以及不论是腐败分子还是官僚垄断资本形成的财产权利，都被新中国政府没收。因此中国的风险收益起点高于零。一旦照搬西方市场体系，改变现在国内的金融资本管制，就会使金融经济成为“主权负外部性”的内涵，国家经济增长的风险收益曲线的起点重新归零，中国也就难以维持现状。

南都：中国的竞争力在哪里呢？难道如主流媒体所说，来源于照搬西方市场体制？

温铁军：主观上我也愿意相信，但经过大量客观分析后，会发现很难这么简单地认定。印度、墨西哥等等这些更西方化的国家，难道市场化程度不比中国深吗？难道自由民主的程度不比中国高吗？西方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四化”制度转轨，不论是私有化、市场化，还是自由化、全球化，它们都不比中国差。中国这“四化”都不到位，所以才导致国内激进者的不满，但却因此才有竞争力；如果都到位了，中国也会跟着一样，无论美国金融资本危机中巨大代价怎么转嫁，只能跟着承载。为什么我多次强调“成本转嫁论”？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西方危机爆发的代价需要被转嫁出去，一般是发达国家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城市转嫁到农村。总结中国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可得，只要危机代价能够向三农转嫁，城市就能软着陆。

南都：既然照搬西方市场体制不可行，那中国是否有什么独特的竞争力？

温铁军：几千年不间断的中国文明史之中，客观地形成了对国家稳定和整体利益最大化承担着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在当代，配套承担无限责任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不能破产的国家资本的运营主体。这些，是东西方最根本的体制差别。因为西方上层建筑中的有限责任政府和经济基础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制度上也有一致性。因此，美国政府关门、加州财政破产，是这种体制的结果。

诚然，历史原因形成的两种体制本无所谓对错。但是，在一些照搬的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这种无限责任政府被称为专制，这种无限责任公司被称为垄断。如果纯粹从主观上说，我也不认同专制和垄断；但如果以学者必须坚持的价值中立来客观分析，只能实事求是地认为，中国在全球危机打击之下重要的发展经验，主要是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通过无限责任的国企直接投资于缓解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就是用这种与西方个体化的“经济理性”不同的方式，中国人赶走了危机。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追求全球化，恰逢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74%之时，1997东亚金融风暴爆发了。它导致外需下降，但同时出现了乡镇企业破产、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外需下降，又无内需，怎么办？只能转向国内基本建设，这在生产短缺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而中国在1998年陷入的是生产过剩危机。之所以能够在此后15年以投资拉动增长，是因为愈益严峻的三大差别客观上使政府必须体现合于国家责任的政治理性，向具有典型非市场化的基本建设领域大规模投资。

南都：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真的具有比较优势吗？

温铁军：未必。当西方因社会成本不断上升，而在1970年代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产业时，我们作为转移产业的接受者，事实上长期为西方做“双重输出”的贡献。第一，我们在资源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向西方提供廉价商品，既污染国内环境，又为参与全球竞争压低劳动力价格。第二，我们只能把大部分外贸盈余再投资到西方债券市场，如果自主投资于海外资源和能源开发，则会因扰动西方的地缘战略格局而被污名化为新殖民主义。而对于以军事实力维护地缘控制秩序的西方来说，贸易逆差越多，资本顺差就越多。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日先后有大量过剩的金融流向生存需求基本品市场，造成能源和粮食市场价格大起大落。因为基础商品价格被推高，导致中国进口通货膨胀。这就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利润下滑，于是国内资本流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另一方面，中国抗通胀的利率调整导致融资成本大幅度高于西方，于是西方就能够用海外低成本融资来华获取高收益。若中国现在完全开放金融管制，得到的是低价格的外部资本，挤掉的是国内高价格资本，最终会导致国内金融资本竞争的失败。

地方政府公司化使宏观调控难落实

南都：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长期呈现地方化态势？

温铁军：中国所谓的差异化区域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把本来对差异化有所控制的区域发展，改为放权让利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竞争，如今则是以区域不平衡来吸引国内过剩产业资本投资，变成区域再平衡。

现在看，先富起来的沿海加工贸易型工业，其实产业收益主要在海外，这种情况无法改变。在沿海不可能形成相对有收益的产业结构的影响下，各地都出现地方化发展趋势，实质是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的趋势。也就是说，各级地方政府不以提供公共品为主，而成为公共品让位于服务资本利益的公司化政治主体。任何政府公司化的竞争都会造成风险，竞争越激烈，风险就越大。

改革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由此，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与不断增加风险的地方之间，就长期存在利益矛盾。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无论地方财政债务和金融坏账多严重，政府都不会破产。而越是发达的地方，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资坏账和债务风险就越是上交中央。

中央靠什么承担风险呢？改革以来，中央把低收益产业下放到地方，地方变成产业经济代表，中央则主要是金融经济代表。当地方把风险上交中央，中央就得靠增发货币来化解。上世纪90年代以后，货币化是中央承担地方风险的主要手段，但也会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总之，中国出现了中央货币经济与地方实体经济同步增长的局面。

南都：中央的宏观调控为何总是不到位？

温铁军：中央的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时期屡屡不到位，主要是因为风险累积而成的经济危机在没有爆发前代价还不够大。中国每次能够落实的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共同受到威胁的时候。

众所周知，中央对地方的调控手段很大程度靠财政专项。但1994年之前，中央财政实际占比非常低，中央手里没钱就想号令地方，根本不可能。

当代中国的地方化起于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那时有一个说法叫“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机”。因为当时前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性援助，中国工业化需要的投资项目改为以贸易项目来进行。此时“二五”计划胎死腹中，中央财政占比陡然下降，从此长期平均在20%-30%之间；而地方财政长期平均在70%-80%的水平上。1989年经济危机与社会问题相继产生以后，1992年中央财政在严重赤字压力下放弃票证供应。同期，开放了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高风险市场，大量投机性金融资本涌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增长阶段。

直到1993年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危机严重，中央与地方谈判，于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分税制改革，此后造成了中央和地方对半分的财政比例。中央才开始用专项投资方式调控地方，有了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

中央政府各部其实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如果要某个部门按照中央的宏调体系来执行，它首先要看自己部门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如果它的利益减少，怎么能落实呢？很多人寄希望于制定一套现代政府管理制度，但现代制度本来就是多种利益集团互相制约的谈判依据。当务之急，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的资本利益转明。

推进县域经济范围内的城镇化

南都：中小企业发展与城镇化是否能够改变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状况？

温铁军：随着沿海经济的“去工业化”，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和城镇化结合，因为大量的打工者会从沿海携带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和资金，返回内地城镇。为什么返回？因为大多数打工者都不想成为工人阶级。

照搬西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和政策部门大都认为，农民应该改变身份，卖掉土地和房子，进城变成工人阶级。但有谁问过农民的意愿？问打工的农民想不想当产业工人，可能90%的人都说不想。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资产者，他愿意降低自己的社会身份当无产者吗？农民往往会回答你，他来打工的目的是挣点儿钱，将来开个小饭馆儿之类，总之想当小老板。从小资产者变成小老板，意味着从下层社会向中产阶级升级。更何况现在的生产线，是一个严格筛选劳动力的生产线，稍微过点儿岁数，二十七八岁以后，就算还能干，也干不过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了。大多数人挣点余钱以后，就要做点小本经济。这种小经济哪儿适合呢？小城镇适合，大城市不适合。所以我们会在不太久的将来，看到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主要靠城镇化和返乡的打工者们开办中小企业来形成新的一轮地方发展内涵。

而到这个时候，地方发展主体将不再是政府。中央正在从干部考核体系等方面逐步减少对地方政府GDP的刺激，地方政府也会越来越重视环境。中国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政府行为的改变。我们相信，未来会有一场新的城镇化发展，是去城市化的生态文明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果中国的城镇化在县域经济的范围内推进，那么我们相信政策选择是正确的。如果简单地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那对中国来说，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和严重的环境破坏，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

推动惠农而非惠资的农合社改革

南都：您为何不同意工商业资本大规模投资以促进中国农业产业化？

温铁军：最近很多学者抨击日本，因为日本长期以来坚持只许JA（日本农协）办企业，而近年来虽然允许企业法人进入日本农业，但事实上仍有很多障碍。大约10年前，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采取了相对激进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不仅允许个人，而且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接着，提出这个政策的政党下台了，因为社会多个利益团体知道，只要允许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一定是剥夺农民的。

国内讨论这个基本常识，认为这种产业化农业企业中，农民的工资就是全部劳动力价值。如果中国也推行综合农协政策，农民就反过来变成企业的主人了，这才叫保护农民利益。

再看，日本没有中国这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诸如苏丹红、三聚氰胺、黄浦江漂猪等，它的食品是安全的。在农业政策上，日本确实是东亚的楷模。整个东亚社会，除中国外，日韩都是日本的综合农协模式，国家给足了优惠政策，包括各种税收减免，政府投资只许给综合农协而不许给私人。中国恰恰相反，大量的优惠政策给私人，就是不给合作社。

日本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高达64岁，所以现在开始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尽管如此，工商企业仍认为，它们进入农业是竞争不过综合农协的。日本农民合作社办金融保险是免税的，是经营着82万亿资金的大型金融产业。日本农协商业经营的收入返还农民，所以日本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平均收入。这些收入，60%以上来自综合农协从事金融业、商业、保险业、房地产的收益，是非农的收益。每年日本的金融资本都提意见，但日本政府就是要扶持农业。

为什么我一直讲日本综合农协的政策固国百年？因为日本的城市经济是8大综合性商社掌控，而整个三农就是由第9个综合商社掌控——农业及其产业链的全部收益，都在综合农协，这是以惠农政策构建乡土社会稳态结构。因此日本虽自1990年起遭遇长期衰退，却完全没有动乱。相对而言，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惠资政策，在任何一个农业产业化的产业链中，农民的收益很少能超过10%。这些年造成的污染代价和农村乱局只能由社会承担。

如果我们把农村合作社从专业合作社改为综合合作社，即农民通过综合性经营，政府如果又明确规定了低税和免费制，那农民收入低下问题就会明显改善。我相信很快就有农村合作社改革的表述，但亲资本的各地政府能不能落实还得再说。

谢选骏指出：温铁军是“五毛学者”，杜撰了两个鸟人一问一答，人模狗样地弄出一篇报道混淆视听，变着法子骗人。但其实“五毛学者”都是党和人民政府豢养的寄生虫和应声虫——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就像猫择洞一样。

暗夜寻灯 seeking light in dark night @winstonywu Replying to @xxj2040：

考古病理学家研究采集狩猎部落的人身高寿命劳动时间和强度都比人类有了文明以后强的多。史记里记载周人几次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狩猎生活。可惜历史学家读不懂史记，没有明白人类有了政府，灾难就接踵而来！

不记得哪个历史学家做过这个统计了说历史上的灾难都是因为政府不善和失误造成易子而食是政府责任。

谢选骏@xxj2040：政府的任务就是进行自肥和扩张的循环，结果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