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骑虎不难下，骑的是牛羊马——白纸革命是两脚羊群的抗议

《如何处理任志强 习近平骑虎难下？》（04/01/2020 安德烈）报道：

任志强自从写了一篇不点名批评习近平——是一个渴望权力的小丑，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而其独裁的作风加剧了新冠疫情后就失踪了。他是在69岁生日后第三天失踪的，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助手和儿子。

任志强敢于与习近平撕破脸，加之他在中共高层中人脉广泛，他的突然失踪更引起广泛的关注。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从初中以来就一直是朋友。任志强在2013年的自传中写道，王岐山有时会在深夜打电话给他并聊上几个小时”。任志强做大老板的时候，还曾雇佣如今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刘鹤为兼职研究员。

前不久，与王岐山及任志强都是旧识的阳光集团主席陈平转发了一份要求紧急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书，信的核心内容，是要习近平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更趋专制、为一系列错误决策包括中美冲突、香港危机以及延迟对抗新冠疫情时机负责，就是请君走人的意思。陈平后来出面解释他只是转发了这封信，并不知作者何人，但他同时指责，造成传言横飞局面的，就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结果。

任志强，陈平都具有红二代背景，加之各自与中共高官阶层的特殊关系，有的观察人士据此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中共内部对习的统治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习近平宣扬亲自指挥抗疫的17万人大会讲演被任志强批得一钱不值，意味着公开撕破脸了，在任，明明知道力量悬殊，也要为历史留下一笔。

那之后，任志强失踪了，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有说他被中纪委隔离了，有说他患重病送院抢救的，还有点说他在绝食的。3月25日传出“五老上书”习近平要求释放任志强，26日，传出马云等企业家联名透过李克强要求释放任志强，各种传闻，真假难辨。

3月31日，著名记者高瑜转发一则消息否认了任志强在绝食。高瑜后来发出的另外一推说，“老任住在原铁道部太平庄交通部党校，由其外甥萧飒照顾其生活起居，昨夜委托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建对外捎句话：‘我很好，我不是被软禁，我这是党内禁闭，我的党籍不会被开除，大家放心！’”。

如何看这段话，至少他不是自由的，但说党籍不会被开除是什么意思，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去碰他？这段消息对任志强目前的处境似乎并没有澄清多少。

任志强一向以敢言闻名，2016年，习近平称，中国的新闻媒体都必须为党服务，在微博上拥有几千万粉丝的任志强立即回击，他说新闻媒体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政党服务，否则人民就将遭殃。 很快，他的微博帐号被取消，他被留党察看一年，护照被没收，家人不许离开中国等等。

从任志强再发长文抨击习近平17万人视频大会的讲话，显然，他不畏惧什么，因为在习近平大权独揽的情况下，纵使他在中共党内有人脉，甚至有老友王岐山，很难想象他们会公开出面替他辩护。

这两天，任志强的好友发出一份致北京市委的公开信，他们向北京市委要人。信中写道：任先生无论触犯了任何法律，都不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失踪’，那种‘秘密抓捕’只是野蛮时代的产物，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种事情的发生，只会令大国形象受损，只会令一个政权丧失公信力”。

一批自认为是任志强“精神朋友”的海外学者或独立人士以及网络闻人也加入了签名信，包括李江琳，夏明，吴祚来，一剑飘尘，老灯等人。他们表示虽与任志强先生素昧平生，然而认同他对正义对真理的追求，抗议当局对他非法物理的抓捕关押，要求立即释放任志强。

关于任志强的各种传闻难以查实，但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有人认为这一现象说明中国人心浮动，政局微妙，而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实际上不得人心。习近平最后会放过任志强吗？比较乐观的分析认为：习近平现在有点骑虎难下，如果严惩重判，会受到党内各方的异议和政治压力，如果轻放，有可能造成其他人群起效仿。习近平会这么优柔寡断吗？不少人表示怀疑。至于王岐山与任志强的特殊关系会起到什么作用？旅美独立学者吴祚来认为：“王岐山与习近平是命运共同体，是终身副主席？谁反习就是反王，任志强也不例外？习如果枪毙任志强，王是第二个补枪的人……”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是愚人节发出来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任志强不是老虎，或说最多只是“虎落平阳”了，最终不得不变成“被欺负的两脚羊”。

《二十大习近平骑虎难下》2022.02.28 （《红色轮盘》作者沈栋& RFA）报道：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观点》，我是唐琪薇。今天《观点》节目的嘉宾还是《红色轮盘》（Red Roulette）的作者、旅居英国的沈栋先生。沈栋先生告诉我，他一直认为只有时势才能造英雄，英雄是造不了时势的。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他的前妻、被称为是温家宝家族“白手套”的段伟红，沈栋才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共权力最高层的各种争斗，以及习近平背后的红色血脉在中国形成的强大的关系网。和温家宝夫妇有过不少接触的沈栋认为，中国前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执政期间的确有改革的意图，只是这些意图并没能够付诸现实。

沈栋：我觉得他个人对自己有几个定位。第一个定位，他把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儒官，就是很儒雅的官员；第二个定位有很多人叫他温爷爷是吧？我觉得他也确实有把自己做成这种定位，什么爱民如子啊；第三，他在官场给自己的定位是很有边界的，出了我边界的东西，他不会逾越，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坐到这个位置。因为当初大家都知道八九民运的时候，他跟着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这个可能不叫死罪，基本上可以把你抹了吧，这个事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能上位，这个其实是各方势力一个妥协。所以他有这个（改革）意图，但是他不会逾越这个框架，因为做政治改革是总书记的范畴，不是他总理的范畴。所以他也就是有发表这样的言论，但是从实际执行上，反正我个人是没有看到。

主持人： 温家宝的第二届任期在2013结束。根据沈栋在《红色轮盘》中的描述，段伟红一直在寻找最终取代温家的新人脉。除了被段伟红称为“王叔叔”的王岐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段伟红的关系更是密切。当时的孙政才和现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是习近平之后中共第六代领导人最热门的两个候选接班人。

沈栋：你看（孙政才和胡春华）他们前后挪动的时间点，相差都是几个月之内的，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在赛马进位。其实当时如果中国政治体制照过去23年，江泽民、胡锦涛那个23年的既定体制来走的话，那么总理和总书记是不出这两个人的，而且他们也是很明白的。因为我们一介平民，只是说因为跟温家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只能说是跟押宝一样，只是我们是押了某些宝而已。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对吧？如果你一个商人，你在一个三级市里边做生意，你看到老局长要退休了，你很自然的就想，那未来接班的新局长是谁？我能不能提早跟新局长去亲近一下？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实接着我刚刚之前说的话题，就是说你押宝未来的接班人。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现在他拔掉接班人，其实是明显就是要防止我刚刚说的那种现象。只要你指定了一个接班人，那就有很多官员会觉得，我现在进不了你习近平的圈子，我就把我的宝押到未来的接班人上，我提早进入那个圈子，就你马上会出现一个权力分化的现象。所以这是他为什么要打掉接班人体制，就是他要防止权力分化，然后他才可以大权独揽。

记者：您提到王岐山当北京市长的时候，有段时间每隔两三个星期都会和段伟红见面聊天。当时王岐山给你们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沈栋：他是第一，我觉得他是自视很高，非常自负。他交往的范围跟一般官员的交往范围非常不一样。他交往的官员很广，这个跟一般的官员是非常不一样的。

记者：我看到也有分析人士说王岐山和现在的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他们现在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反习力量。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观察？

沈栋：华人里边有太多这种阴谋论。太多这种拿古代的这种宫廷这些东西来看。习和王的关系，我看你前一阵子跟蔡霞的一个访问。我比较赞成蔡霞的一个说法，其实（习）既要用（王）又害怕。无论是东方西方，独裁者有一个思维模式和行为惯性，他对王目前的这种防范或者甚至说打击，应该也就是一个正常独裁者害怕的心理作祟。

记者：您说过中国是被红色血脉掌控的，您对习近平之后的红三代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我注意到您在书中对他们也有所描写。您觉得在习之后他们有接过江山的野心吗？

沈栋：对红色血脉者来看的话，不能是单独一个个体来看，它是一个群体。我觉得最简单例子，就是百年党庆。那十二辆车载去天安门广场上城楼的那些人。那些人是什么人？如果正常来说，平民百姓、无官无位，唯一能上城门并肩跟习近平站在一起的，就是因为他的血脉关系，所以他们是一股势力。我看您上次跟蔡霞的访问，很多人（留言）说希望中国什么时候做出改变，我觉得要求太高了吧，我觉得中国成本远远没有付够呢，人民没付够成本是不愿意做这些改变的。那这些红色血脉他坐在那儿他更不愿意做这改变。我就打个比方说我在书里边也提到，我觉得（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是吧，我跟他们一拨人吃饭，那时候国民党刚刚去势，民进党刚刚上台，然后追国民党的党产。她在那说什么？她说赶快把国产给拨成党产吧，万一我们哪天下台的时候，我们这还多点家底。我当时听了，当然一个很震惊，是说共产党的人、邓家的人还觉得自己可能会有一天下台？但是你也是看到他们是怎么看国产的。国产就随便拨拨就是我的党产了，再拨拨就是我的家产了。这些人在这种权力位置上，他们作为一团势力，怎么会愿意说去势呢？不可能的。

记者：您会如何看待部分红色血脉对习的不满呢？

沈栋：我觉得是这样，我个人的观察和经历，我觉得习上台其实最大的推力是红色血脉，他当时其实上能上台最大的推力是红色血脉。当时咱们北京的说法就是说，现在少主人回家了，管家们可以靠边站，那管家是说谁？胡锦涛江泽民他们叫管家啊。管家可以靠边站，少主人回家。他们都觉得我们的时代到了，我们又重新回来了。所以习能上台，红色血脉是最大的推力当初。那现在当然因为，我觉得现在他把自己定位成中兴之主，所以他对各方势力都在把他们push back，把他们往外推。这个也是因为做一个独裁者作为自己定位的一个选择。但是我刚刚说了，红色血脉这些人是一张网，是中共存续的一张网。

记者：您刚才特别提到中国的人民的成本还没有付够，对，您具体跟我们谈一下什么是成本还没有付够？

沈栋：我觉得经济得往下走，而且只有经济急剧往下走的时候，共产党才会失去公信力。本来吃一斤肉，现在能吃两斤肉，那很多事情我可以接受。很多不满，我也不愿意（反抗）。现在大家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以前踩自行车的，我起码现在能开个面的对吧？现在从面的我能去开个丰田，现在还有机会开个奥迪。。。在这过程中我对中国很多事情不满，但是，算了吧。对吧？大家回一句话，我们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吗？只有在中国经济急剧下行以后，大家才会认为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可以接受的。

记者：您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展望？因为之前有很多报告指出，未来几年内中国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大经济体。

沈栋：我个人认为拐点已经到了，就是中国的高峰时刻、高光时刻已经过了。往后走，只会往下走，这是我个人看法。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预测在2030年左右，或者甚至说早一两年，（中国）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经济体，这种就是惯性思维推动。80年代当时我也看了很多书，当时我也觉得，哎呀大家都认为日本要超过美国了，对吧？当时日本的地产，我记得好像是说东京皇宫的一块地，可以买一个加州。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数值大家都有了，中国房地产的价值，是高过美国加欧洲加日本的总和。我觉得这个是高光时刻，高光时刻已经过了，我觉得以后只能往下走。

主持人：沈栋在香港长大。《红色轮盘》的扉页上，他写道：这本书不仅要献给前妻段伟红，也要献给香港。沈栋说，他在任北京政协委员时曾就香港问题致信习近平办公室，但并没有得到回复。

记者：我们来谈一谈香港。当时香港那些资本层跟中共的一些勾兑其实也是蛮厉害的，是不是？

沈栋：我北京政协做了10年，中国派香港的一把手二把手我都有交往，看到他们跟香港商界的一些来往，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我举个例子说，当时有一次我们去吃饭，就很小范围，大概一共是5个人。其中一个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商家族成员，吃完饭中联办一把手二把手的其中一个，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个项目什么什么集团他们想买控股，你们可以考虑吗？当时我就非常震惊，一开口就直接说帮他谈项目，那你就是他口袋里的人了。后来占中的时候，我就把这些经历跟北京的一些朋友聊了，北京的朋友就说，他说你这些想法看法，如果正常渠道是上不去的，不会出现的，他说要不你写个文章，我们递到习办去。我觉得当时其实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九七回归之前的前一段日子，其实是一个中空地带，香港的几大家族其实在这个中空的阶段里边，我应该说是他们鱼肉了香港的人民百姓。就是说他们既掌控了（香港）政府、也掌控了北京。因为北京从第一个层面，当时是真的想是不插手香港事务，让你们香港自己搞。另外一方面当时的这几个（中共）常委，每个家族都是有做生意的，然后每一个家族基本上都是跟香港家族有合作的。所以他们这几大家族，其实是根本不把香港政府看在眼内。香港人其实就给那几大地产商在交税了，他们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影子政府。习来了以后其实是在改变，其实是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现在其实是真正是北京直接在掌控香港。

记者：您会如何看待香港的前途？

沈栋：我觉得香港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香港的金融业是架构在法律体制之上的，在这个架构被拆除的时候，香港的金融业跟上海有什么竞争性呢？

主持人：沈栋表示，早在胡温第二任期时，他就感觉到了中国大陆“国进民退”的趋势，并萌生去意。但段伟红对胡温之后，自己在中共高层的人脉依旧有信心，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2015年沈栋离开中国。2017 年 9月5号，留在北京的段伟红从人间蒸发，直到去年《红色轮盘》英文版出版前才再度浮出水面。沈栋说，段伟红的悲剧也是很多想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的商人们的悲剧。

记者：从像徐明还有肖建华，还有段伟红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白手套们他们的命运？

沈栋：我觉得悲剧性吧。打个比方说肖建华吧，他以前是北大的学生会主席，我们也有一定的交集。我觉得很多这一代人，很多人做白手套也是逼不得已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资格去做那只手啊。那你想做点事的话，你只能做那只手的手套。你一辈子。。。中国14亿人，你在那个时代想做点事情出来，你还有什么选择呢？走了这条路之后，最后有这些下场，我觉得是悲剧性的吧。

记者：您对马云跟许家印的命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

沈栋：我觉得此时此刻许家印的这个状态，跟马云的状态区别很大的。我觉得许家印财是肯定没的了，那么这个人能不能保得住？我觉得也很玄乎，我觉得比较难，也不容易，估计。如果马云来说，因为我其实我花了挺长时间，有一段时间在学习家族传承这个问题，其实我那时候还在清华开过班，请了全世界很多著名家族到中国，来跟中国的财富家族来谈家族传承这个问题。如果从这种角度来说呢的话，我认为马云不会有这个传承的。我认为这个钱他是守不住了，当然守不住这个时间点在哪里，我觉得不会是现在，因为你现在拔掉马云的话，对社会的震动对企业阶层的震动太大了。

记者：也有人说您出这本书其实对习在二十大之后连任是有帮助的，而且段伟红是一颗习用来打压其他派系非常有用的棋子。您的观察如何呢？

沈栋：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猜想，我无法控制我也没有意义（去讨论），反正我写我的感想，我写我的事实。大家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我也没办法满足每一个人，我也没需求满足每一个人，每个人可以各取所需。

记者：您觉得习二十大后他可以连任吗？

沈栋：其实我2015年的时候就知道他肯定不会走的，不是说他不会走会走，是他没法走，骑虎难下。中国的每一个官员其实都是一个金字塔，所以每次中国的打击，这种运动都不会是打击某一个个人，一定是一个清洗，因为他是要清洗你这个金字塔。但是你每次清洗其实你也清洗不干净，因为有的人是横跨几个金字塔。而且你也没法全部清洗，因为全部清洗的话，你这政府就别干了，或者某一个地的政府就别干了。所以当你抓了几百万官员的时候，你没法下台的。你如果下台的话，杀回来这个浪头是无与伦比的。

记者：但是如果习能连任的话，是不是也说明中共党内更加没有制衡他的力量了？

沈栋：我觉得早就没有了。他前十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拔掉所有制衡力量，包括红二代的阻力。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他前十年的执政目标吧。所以我也觉得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是有一个明确的接班体系，而且接班人是一早就上位。这应该说是这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接班人在常委里面。现在习近平也70岁了，他身体出个什么状况，长期不能执政一段时间。很多人会觉得凭什么这个人来接班？我也有资格去接班。另外一个，就是过去这十年的清洗手段，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官僚阶层没有经历过，是一个很无情的严酷的一个清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下一次再有这种情况说要争权位的时候，大家的手段其实会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倒下去，别说我去抢这个位置，就我有资格来接这个位置，但是最后我没接上，我肯定受清洗的。而且在中国这种官场一受清洗，就是你举家然后你的整个体系的人都会受清洗，都会受连累。权力的争夺如果出现这种真空情况的话，这权力争夺会非常严酷的，而且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影响是巨大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当然这个也是所有独裁者都无可避免、会造成这种局面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各个方面来说，中国其实未来在相当一段时间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主持人：沈栋写《红色轮盘》的初衷是想让儿子了解父母的故事，现在这本书不但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还被德、法、日等十几个国家买下版权。但是，原定今年年初在台湾出版的中文版，却因为出版商方面受到压力而被迫叫停。沈栋告诉我，虽然以什么形式或由谁来出版中文版他目前无法确定，但他相信中文版最终会问世。我是唐琪薇，感谢收看，再会。

谢选骏指出：《红色轮盘》预言二十大习近平骑虎难下，但是结果呢？胡锦涛被保安给强制出场了！由此可见，胡锦涛不是虎，只是牛马甚至是羊。毕竟，牛还有牛脾气顶人，马还会踢人咬人，而羊就什么都不会了，有何惧哉。至于全场代表，都是默不作声的羊群。

《评论|胡平：骑虎难下的动态清零》（2022.11.10 自由亚洲）报道：

清零政策动辄封控，民众已成惊弓之鸟。上海人民公园民众听闻有人红码可能封园，纷纷抢着离开公园，差点造成踩踏事故。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会11月10日召开会议，听取疫情防控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会议认为，疫情传播范围和规模可能会继续扩大，形势仍然严峻，要求各级政府"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此前，很多人都估计中共在二十大后将大幅度改变动态清零政策，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前首席专家曾光也持此观点，新华社最新报道表明，中共当局至少在短期内仍然无意改变动态清零。

但问题是，动态清零不可持续。因为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造成的次生灾害越来越重，动态清零难以为继。本来，中共实行动态清零，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病毒会自行消失，像2003年的萨斯那样自行消失。但是专家们的共识是，新冠病毒不会自行消失，新冠病毒将伴随我们的余生。因此，人类不得不和病毒共存。你不开放也得开放，不共存也得共存，动态清零不放弃也得放弃。

目前，中共的动态清零，可以说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放开不放开都会引出严重的问题。

如果一放开，没事，没出什么问题，即便感染人数激增，但是重症率很低很低，死亡率很低很低，病毒无非大号流感，新冠肺炎无非自限性疾病。这就证明此前的动态清零是多余的，是不必要的，纯粹是胡折腾。但如果一放开，后果很严重，立刻迎来疫情的大爆发，医院被挤爆，死了很多很多人。那就说明此前的动态清零是无用功。因为封控即清零本来只是一种临时措施，用来争取时间为绝大多数人口接种疫苗获得免疫力。如果清了两年多的零，到头来国人毫无免疫力，那岂不是无用功？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各国都放开了，唯独中国还在封控还在清零；全世界的人都不怕感染了，唯独中国人还怕感染。这说明，中国的动态清零是把力量用错了地方。动态清零全力以赴防止感染，但是新冠病毒，尤其是奥密克戎，传染力超强，中国在那么严厉的的管控下尚且阻止不住病例的蔓延正好证明了防不胜防，清零清不了零。但奥密克戎的重病率很低，致死率也很低，所以不应该把力量都放在严防死守，防止感染上，而应该把力量放在增强国人免疫力，防治重症，减少死亡上。

从欧美与日韩最近二波疫情高峰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充分有效的疫苗接种加充分的感染率（疫苗免疫+自然免疫），可以避免奥密克戎的大规模的爆发和死亡。而这两点中国都不具备。尤其是习近平以“自力更生”为借口，拒绝进口效力更高的外国疫苗，导致中国民众的免疫力格外低下，导致中国成了免疫洼地。要使中国走出疫情，回复常态，首先就要纠正中共当局——首先是习近平——的错误。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一个月以后，白纸革命起来了，动态清零结束了，但是结果，没有什么骑虎难下，上下自如都是都可以——因为被骑的不是老虎，而是牛马两脚羊。

《“白纸革命”逐渐淡去，但抗议的根源不应被遗忘》（米华健 2022年12月8日）报道：

上个月底，中国多座城市的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新冠清零”政策，爆发出惊人的愤怒。“解封”的呼声很快演变为“解放”，抗议者明确喊出了要求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口号。

作为回应，党国动用了安全机器，虽然一些地方的民众仍在与警察发生冲突，但“白纸革命”最激烈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不过，在中国准备迈入一个充斥不满的动荡之冬之前，有必要停下来铭记一个恐将被遗忘的重要事实：这些波及全国全社会的瞩目抗议自1989年的示威活动以来从未有过，而它们的催化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致命火灾，根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说法，中国政府对新疆地区的压迫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而那些在火灾中丧生的人，几乎可以肯定都是维吾尔人。

遇难者的民族成分有关系吗？许多人觉得没有。尽管中国各地汉族人民哀悼新疆死者的场面值得赞许、感人至深，但这种悲痛似乎主要发自基本的人性以及对遇难者的共情，即作为中国同胞，大家都在过度、非理性且危险的“清零”制度下承受相同的苦难。据报道，遇难者是因封控措施阻碍他们逃离着火的公寓楼而丧生。（官员否认了这种说法。）

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位参与者到底在想什么，但在我看到的许多关于示威的图片和视频片段中，没有人直接提及新疆发生的暴行。尽管国外的一些抗议有提及，但至少在外部观察者看来，中国没有任何抗议者提出“关闭集中营”、“结束强迫劳动”或“停止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这样的诉求。尽管感激抗议者的同情，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依然感到失望。

遇难者的维族身份——以及新疆更广泛的危机——基本都被忽视了。网上流传的海报和标语截图写着“我们都是新疆人”，或称他们为“同胞”，但没有明确提及“维吾尔人”。留美的中国学生告诉我，哪怕是在这里，在美国校园反对“清零”的集会中，许多人依然不愿提及更广泛的新疆镇压。当我在Twitter上用中文询问示威者对遇难者的同情到底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还是因为他们是更广义上的同胞，一些人质疑我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区分。“维族人跟汉族人有分别吗？”一位网友问道。“烂问题。”还有人回复道：“维吾尔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当然，光是共同的人性已经能让我们对这场悲剧深感同情。但新疆抗议的根源不应被遗忘。汉人为丧命的维吾尔人抗议的场面非同寻常，也令人心酸，因为多年来，党国一直靠将维吾尔人妖魔化为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最好的情况下也是需要进行强有力“职业培训”的无知农民——来为其新疆政策辩护。而现在，乌鲁木齐火灾的画面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了维吾尔人人性和平常的一面。

习近平的新疆政策和他的新冠政策是共通的：起初只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医学比喻：让整个民族必须接受残酷的集体治疗，根除极端主义的思想“病毒”。而当真正的病毒降临中国，这一比喻就变成了现实，中共打击病毒的手段与其对抗隐喻性疾病的办法如出一辙。

在控制意识形态病毒的形势下，据信从2017年开始，国家将新疆超过100万人口关进了新建的再教育营或监狱，并收集生物特征数据，以便利用监控摄像头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追踪其他所有人口活动。国家收集人口行为和其他数据，将其分类为“可信任”或“不可信任”；被认定不可信任的人可能会遭遇审讯或拘留，其活动可能被局限于他们所在的村庄、社区或家里。手机装有未经批准的应用程序或内容都会被捕，而手机随时都可能遭到检查。

目前在全中国已经制度化的“清零”正是以完全相同的原理和技术运转。为了清零，民众被关在自家小区，或是被迫与家人分离进入隔离营。若有少数人检测呈阳性，整个市区的居民都会被禁足，在公共卫生层面上，这种集体性惩罚没有任何必要。

新疆的封控已经持续100多天，必须持有通行证才能离开这片广袤的沙漠地区。同样，在“清零”政策下，通过对国际旅客的强制隔离，整个中国实际上已经与世隔绝。中国的城市人口被限制在工作场所或公寓大楼。反复的侵犯性核酸检测日复一日地收集公民数据入库，成为赋码的依据；人的活动就取决于这种传输至手机以供检查的健康码。据称现在上海地铁里有警察检查手机上的违法内容，澳大利亚华人活动人士和艺术家巴丢草形象称之为“新疆化”。

无论是对新疆异见者还是新冠病毒，习近平政权的处理办法是一样的：用新技术或是粗暴而有效的老手段（高墙、钢筋和警棍）封锁和监守。那么，所有这一切封锁和禁闭的意义何在？这两种情况都成为了好像永远不会终结的紧急状态。20世纪初，政治理论家创造了“例外状态”这个术语，指的是专制国家利用危机，将特殊的法外措施常态化，并使其无限期有效。在中国，习近平首先将新疆置于例外状态，最近又以新冠为由对全国14亿人口采取了同样的办法。

因此，当中国人民冲出被封的小区，声援火灾中遇难的维吾尔人时，促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不只有“清零”的重压。无论他们是否宣之于口，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但他们其实是在一起反对这种无休止的例外状态。他们的共同诉求暗含了对中共整条路线的拒绝，即对待任何问题都像敲钉子一样要把它捶打到服从，限制和控制人民，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11月26日那天，中国抗议者们特地选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集会，哀悼他们死去的维族同胞。第二天一早，当局就把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摘下，显然是希望以此切断其新疆政策与中国其他地区现已明朗的关联。但正如一位中国网友所说，用成语来形容，搬走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就是“掩耳盗铃”。换句话说，他们在自欺欺人。或许，跨越民族界限的团结钟声一旦敲响，逆转大势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谢选骏指出：逆转大势确实不易，但是骑的若是牛羊两脚羊群，那就另当别论了。事实似乎是，骑虎不难下，骑的是牛羊马——白纸革命只是两脚羊群的抗争。白纸革命，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两脚羊群的沉默抗议——那一张张白纸，代表一个个白羊。两脚羊群的抗议真能掀起革命？更大可能，是仅仅解封，就“见好就收”了。

谢选骏：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为何失败

《浙江省2013-2016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失败：一个时空分析》（6/18/2018 杨凤岗）报道：

温州教区朱维方主教带领教区26位神父，前往温州市市政府请愿。图:亚洲新闻,2015年7月24日

原文The Failure of the 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2013–2016: A Temporal and Spatial Analysis 发表于2018年5月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1):5-25. 

译者（佚名）

摘要：自2013年底开始，浙江省政府以美化环境的名义发起了强拆全省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到2016年的4月，该运动悄然停止。这场运动之所以半途而终，主要是由于浙江基督徒坚持不懈的抵抗。本文通过对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时间与空间分析，展示浙江省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包括多次错过自定的拆除全省所有十字架的截止日期，各地在贯彻执行省政府命令中的力度差异，以及基督教会与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机制遭到破坏。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是研究宗教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实证案例，该案例预示着中国的政教关系或许正在趋近一个动态平衡的临界点。

2017年12月，当圣诞节的赞美诗歌回荡在杭州基督教崇一堂巨大的圣堂时，该堂的前主任牧师顾约瑟正走出了看守所。他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因为兼任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公开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强拆教堂十字架。像他这样在官方批准的省级基督教协会会长的位子上公开批评正在进行中的政治运动，这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前所未有的。结果，浙江当局免除了他在教会和协会的职务，进而逮捕和起诉。与此同时，不顾基督徒强烈反对，强拆十字架运动被强力推进。然而，2016年4月，这场运动嘎然而止。一年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指挥者夏宝龙被调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职位。2017年年底，顾约瑟牧师被释放。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表明浙江的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停止了，尽管当局并未正式宣布这场运动的终结。

这场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DCC])是以非宗教的理由压制基督教的一个政治试验，它包装在一场更大的美化环境的“三改一拆”行动(Three Rectifications, One demolition [TROD] operation)之中，即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并拆除违章建筑的行动。在2013年年初公布的“三改一拆”最初计划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宗教建筑。然而，到了2013年年底，这个行动把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纳入了它的目标。这种奇怪的纳入使得许多基督徒以及其他观察者感到困惑：为什么拆除正规教堂顶部的十字架会被当作是美化环境？许多教会拒绝执行，当政府试图强制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时，许多基督徒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保卫他们的十字架。这场运动以及基督徒相应的抵抗从2013年底到2016年春持续了两年多。尽管一些信徒遭受了身体伤害，牢狱之苦和其他惩罚，他们顽强的抵抗最终迫使政府停止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嘎然停止，既没有正式收尾，也没有像以往的运动那样庆祝终结。浙江在2017年初在杭州举办了一场“三改一拆”展览，而这次展览既没有突出对教堂十字架的拆除，也没有引起公众关注。

迄今为止，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对基督教大范围逼迫最严厉的一次，它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损害。全省有超过1500座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下，包括宏伟的三江教堂在内的一些教堂被完全拆毁 (Hao and Liu 2018)，党和政府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破裂 (Ying 2018)。另外，这次运动的负面影响也波及到成百上千万在浙江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徒 (McLeister 2018)。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运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即拆除浙江境内所有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并借此驯服基督徒。最终，绝大多数的教堂保住了或者重立了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这次运动也激化了官方认可的教会领袖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许多受影响的基督徒领袖为了表达抗议，辞掉了他们在官方批准的教会及其团体（即“三自”）中的职位； 其中一些牧师也开始活跃于家庭教会中。家庭教会一直反对加入“三自”，早已成为中国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老大难问题 (Hunter and Chan 1993; Yang 2012; Vala 2017)。

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它显示了党和政府威权主义的局限和信仰共同体群体抵抗的力量。中共统治之下曾发生过很多民众抗议，比如1989年的民主运动，法轮动的灵性运动，经济开发中抢占土地的抵抗运动，等等 (Perry 2001; O’Brien 2008)。但是这些抗议最终都被强大的党和政府所镇压。这些大众群体的抗议运动大多是由生活实际需要和经济目标所驱动的，而这次基督徒对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抵抗则是一场有关象征符号的抗争，它也不同于法轮动这样的新兴本土宗教运动。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在中国拥有合法地位，并且信徒众多。这些基督徒抵抗的直接动机是捍卫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神圣符号，而这个符号是在中国以及全世界都会激发无数基督徒团结而又愿意为此牺牲的一个神圣符号。在另一个层面上，对这场政治运动的抵抗也是一场争取宗教自由与法治的抗争：教会把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当局实行法治，落实中国宪法与其他党和政府官方文件中所许诺的宗教自由的公民权利，这些都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本文对以“三改一拆”为包装所进行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我们首先呈现一个时间线以及对主要事件的分析，其中会指出一些重要文件，关键人物，和事件转折点。继而，我们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绘制出在浙江境内的基督教堂地图，用图像呈现近几十年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及快速发展。最后，我们将绘制出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的分布地图。

通过这样一个时空分析，将看出浙江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他们不仅多次错过所宣布的拆除所有教堂十字架的截止日期，而且他们也破坏了多年以来教会与政府之间精心建立的桥梁机制，并且造成基督徒与当前政权的疏离。 强拆十字架的失败表明，中国政教关系微妙且脆弱的平衡可能正在趋向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将可能会导致历经数年的严厉镇压和激烈冲突。当下中国的情形使人想起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的一些政教关系的巨大转换，首先是帝国范围内对教会的“大逼迫”(Great Persecution)，到公元313年康斯坦丁皇帝颁布米兰赦令终结大逼迫，并给予了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权利。

强拆十字架运动以及基督徒抵抗纪事

2013年2月正式发动的“三改一拆”行动是浙江全省范围内环境改造的一项三年行动。这场运动最初的文件完全没有提及宗教（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然而，到了2013年的12月，非法的宗教建筑却已经成为“三改一拆”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一些观察者把这样的事态发展归因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那年10月份对温州的一次考察。当他看到新建的三江教堂顶部高大的红色十字架时，他表达了不满。这座教堂坐落在高速公路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它那耀眼的十字架从数里以外就清晰可见。在浙江各地多次考察中他看到许多耸立在教堂之上的十字架，夏宝龙曾经发问：“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这样一个诘问句式暴露了通过强拆十字架运动和其他行动背后的政治动机，就是压制基督教。在他这次温州考察之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的运动被悄然纳入“三改一拆”行动之中。强拆运动背后掩藏的目的，尽管屡次被政府官员以及官媒所否认，却是明明写在浙江省政府2013年12月4日的一份内部文件里，题为“‘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这份秘密文件有一部分内容泄露在社交媒体圈中，并最后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其中毫无遮掩地陈述了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规范“过多的宗教场所”以及“过热”的宗教活动，基督教堂及其活动和民间宗教的建筑首当其冲：“首要任务是重点拆除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线两侧宗教活动场所的十字架；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

遵照省政府下达的针对特定宗教建筑的指令，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制定出他们自己的落实方案。例如， 2013年12月8日，沙门镇在玉环县政府网站上公布了其实施方案 (Shamen Government 2014)。 这一方案列出了7类面临拆除的建筑，第一类是未注册登记的“基督徒聚会点”（ 这是官方对家庭教会的称呼）的宗教场所。第二类针对合法注册登记的宗教场所中那些超过规定尺寸的建筑，包括使得教堂整体高度超过所规定范围的十字架。剩下的五类建筑中是关于民间宗教“小庙小庵”的。这七类列表没有提及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的场所，尽管其在浙江省内的数量也很大。

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许多基督教会陆续收到通知，被要求移除或是缩小其屋顶十字架的高度，相继而来的是拆迁队强拆的举措。2月27日，杭州市黄湖镇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强制拆除，成为首个被报道的强拆十字架事件。然而，不论拆迁队去哪个教堂拆十字架，总能遇到基督徒的抵抗，使得许多强拆行动未获成功。一个月后，浙江当局召开了一次全省电话会议，动员党政官员积极实施强拆十字架运动，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的十字架。于是，强拆十字架运动迅速波及全省。为了显示他们在这个运动中的决心，政府拆毁了三江教堂。在抗争数周之后，这个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在2014年4月28号被夷为平地。教堂倒塌的图片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中，而这一倒塌也象征着过去三十年左右所维系的政教相适应政策的破裂 (Hao and Liu 2018)。

三江教堂被拆之际，浙江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基督教协会在浙江当局的压力之下，发表声明呼吁基督徒理解并支持“三改一拆”行动。然而，在温州地区的许多基督徒领袖却发表了批评强拆十字架的公开声明，甚至有一些宣称要退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Ying 2018)。此外，在浙江辖区之外的江苏省，隶属于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南京金陵神学院的两位副院长，也发表声明，请求浙江当局在拆除十字架问题上要谨慎从事(Chen 2014; Wang 2014)。为了应对负面的公众舆论并且为这场运动提供合理化论证，《浙江日报》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和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受到北京以及浙江当局的赞赏或奖赏，这显示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此运动的支持 (e.g., Zhejiang Daily 2014)。恰在此时，2014年5月6日，中央政府发布了首个“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论及宗教对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对此表示担忧，并且要求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的渗透 (Liu 2014)。

受到媒体的肯定以及中央高层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2014年7月9日发出号召，声称要“将‘三改一拆’进行到底”，如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那个口号的奇特回声 (Zhejiang News 2014)。在许多场合，奋力抵抗的基督徒与拆迁队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一些人受伤。有些基督徒也聚集在政府大院表达抗议。2014年7月末，平阳县的黄益梓牧师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捕 (New York Times 2014b)。随后不久，有十几位律师从北京和上海赶到温州为受伤或拘留的基督徒辩护。面对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律师的诉讼所带来的挑战，浙江当局迅即动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为“三改一拆”行动中拆除十字架运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更有力度的辩护。

然而，从基督徒而来的法律挑战变得越来越大。例如，平阳看守所最初不允许黄益梓牧师会见他的律师张凯。作为一名享誉国际的维权律师，张凯在平阳看守所门口静坐，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书写着文字要求当局遵守法律、按着正当程序办事。这一事件被诸多国际媒体报道。迫于压力，平阳看守所勉强让步。不久之后，一张黄牧师身穿黄色囚服坐在铁窗后的照片在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及报纸上广泛流传，与之相伴的是他那精神十足、定意捍卫十字架的誓言。为了摆脱张凯，当地政府给黄牧师的妻子施压，要求她解聘张凯律师，如果她愿意配合，官方答应会释放她的丈夫。然而，当地政府并没有履行他们这一承诺。数月之后，黄牧师的妻子重新聘请张凯为她丈夫做法庭辩护。2015年3月24日，黄牧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Zhang 2015)。媒体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但事实上这个判决结果已经代表被告方的胜利，因为这类案子一般刑期会长很多（参见后面提及的包国华牧师案）。因此，许多在平阳以及周边地区的基督徒纷纷寄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权利，约有100所教会聘请张凯和其他律师作为他们的法律顾问。此外，张凯等律师在许多教会举行座谈会和讲座，帮助基督徒了解他们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教会权益过程中可以使用的种种法律程序。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行为缺少法律根据。尽管许多教会确实没有获得所有必要的审批，有些教堂也确实是超过了批准的尺寸，但是政府部门在处理这些教会教堂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守符合法律的行政程序。事实上，缺少审批手续通常是由于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拖延、以及政府官僚体系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导致的延期 （Xiao 2017）。因此，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法规，教会有权利提起行政申诉和行政诉讼，起诉相关政府部门破坏教会财产。面对逐渐增加的法律挑战，强拆十字架运动放慢了进度，甚至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期间暂时停滞。

为了抗衡基督徒的抵抗及其律师的法律挑战，浙江当局于2015年5月5日匆忙公布了一个宗教建筑规范草案，征询公众意见 (Zhejiang Provincial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mmission 2015)。这个规范规定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不得在教堂顶部设立十字架。尽管他们可以在建筑物正立面摆放一个十字架，但是十字架的高度不得超过正立面高度的十分之一，而十字架的颜色也必须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显然，这个法规是要为已在进行中的强拆十字架运动提供合理化根据，按照这个法规，绝大多数现有教堂都不符合其要求。杭州崇一堂的主任牧师兼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是浙江省内官方认可的教会组织里最受尊重的基督徒领袖之一，他公开批评了这个规范草案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 (Hangzhou Chongyi Church 2015)。浙江内外来自基督徒领袖、学者以及其他观察者的批评意见和担忧也蜂拥而起，但是浙江当局依旧在2015年7月10日通过了这个草率制定的规定。到了8月中旬，一些接受了张凯法律咨询的温州教会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就这个新规定通过的过程及其法律依据公开信息。他们声称，根据现有正式的法律程序，如果政府在15天之内不提供相应的回复，他们将会起诉政府 。

在浙江境内的张力日渐紧张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2015年5月25至27日高调考察了舟山和杭州 (People’s Daily 2015)。听取了夏宝龙关于“三改一拆”和其他工作的报告之后，习近平表达了对现有工作的认可，并且鼓励他采取更加勇猛的措施。 之后，浙江省领导发起了新一轮的强拆十字架运动。

相应地，基督徒的抵抗也变得更加有力。2015年7月5日，浙江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对浙江民宗委发布了一个公开呼吁，要求其立即停止强拆十字架的“恶行”。这个呼吁声称，强拆十字架运动已经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破坏了和谐社会，制造了仇恨，致使爱国会变成了党和政府与教会之间的一座“断桥”。7月10日，浙江基督教协会也公布了致浙江民宗委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以“三改一拆”为掩盖名义的强拆基督教十字架运动已经影响了超过1200个 教会，包括那些具备所有必要审批证件的教会；同时，强拆运动伤害了浙江省内超过两百多万基督徒的感情，致使基督教协会的桥梁作用失效 (Zhejiang Christian Council 2015)。 此公开信也要求立刻停止强拆十字架的“谬行”。7月22日，一些在平阳县的基督教牧师发表公开呼吁，邀请国内外和海内外人士前来他们的教会见证强拆。7月24日，温州教区天主教主教带领教区的神父聚集在温州市政府大楼前举旗抗议。7月28日，温州天主教神父们发出一个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及所有基督徒的公开信，题为“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 (Wenzhou Pastors 2015)。

基督徒发起的这些公开抵抗变得逐渐难以用常规的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来应对。因此，浙江当局采用了非正常手段。2015年8月25日，张凯律师和他的助理被抓捕，之后被秘密关押（一种专门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刑罚）。在8月底9月初，超过12位基督徒牧师、长老和其他领袖被秘密关押。在那之后，强拆十字架运动强力推进，拆毁了更多的十字架 (见图1)。不仅如此，在2016年年初，顾约瑟牧师被免职，继而被逮捕和起诉。2016年2月6日，金华市的包国华牧师与他的妻子邢文香（他们于2015年7月26日因反对强拆十字架被捕），分别被判处14年与12年有期徒刑 (BBC Chinese 2016)。

图1：浙江全省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每月受到影响的教堂数

然而，由于浙江的试验在省内省外招致了太多负面的反应，该省的方式并没有被中央所采纳。2016年4月22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意在设立习近平领导之下宗教工作方向与方针的会议，并没有认可浙江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而是另外四个省份处理宗教事务的方式被当作模范而受到赞许。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两个礼拜左右，强拆十字架运动悄然而止，没有任何结束的通告也没有任何完成的庆祝。约在一年之后，2017年4月27日，夏宝龙离开他在浙江的职位，被招到北京，安排了一个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的虚职。*

尽管中国当局并没有正式宣告强拆十字架运动的结束，它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以上重要事件的纪事显示了这个强拆运动错失了多次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首先，2014年3月28日，在全省官员参加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十字架 (Wanwei Blog 2014)。但由于三江教堂以及一些其他地区的强烈抵抗，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其次，《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的那份秘密文件，明确要求在2014年年底拆除所有教堂房顶的十字架。这一官方目标在沙门镇公布的实施计划中得以证实。然而，强拆十字架的运动一直延续到2015年及至2016年春。第三，在2015年8月，温州的基督徒声称见到一个要求地方政府在2015年9月底之前拆除所有十字架的通知。第四，在2016年3月，一个新的拆除十字架的目标设立，要求在2016年4月底之前全部完成。这个运动在2016年4月中旬停止时，不超过1700所教堂失去了他们屋顶的十字架。这一数量仅占浙江全省现有教堂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在下文中会做进一步解释。

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与被拆的十字架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进行了一次经济普查，其中包括了作为经济单位的宗教组织。这一数据通过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数据中心向公众开放，其中收录了中国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五大宗教的宗教场所信息。 关于每一个宗教场所，统计局的数据收录了它的名称、地址、设立年份、联络信息、一些经济特征等，借此我们得以定量地描述并分析宗教场所的空间与时间分布模式。通过地址我们查找获得了每个宗教场所的地理坐标（经度和纬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计算出每个县所拥有的宗教场所的数量，并且通过镇中心坐标点用ArcGIS软件自动生成估算的乡镇多边形。尽管乡镇界线不够精确，但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宗教场所在浙江省各乡镇的地理分布特征。

地图1显示1949年之前浙江省境内多数乡镇并没有基督教堂，到了1979年，也仅有一些教堂被建立。然而，在1979年至2004年期间，除了浙江的西南地区，全省范围内教堂的数量增长极为迅速。温州地区作为拥有教堂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区域脱颖而出。其他教堂数量相对集中的的地区包括台州和宁波的沿海乡镇，舟山的部分岛屿，金华地区的东阳县，以及杭州地区环绕千岛湖的西部乡镇。

地图1: 浙江省在1949到2004年间各乡基督教堂增长情况

根据访谈和其他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很多教堂是在2004年之后建立的。其实，这期间有过一股兴建教堂的热潮，许多新建的教堂变得更高、更大、更宏伟。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新建教堂都把高大鲜红的罗马式十字架（一个较短的横条垂直镶嵌在一个较长的支架上）安置在屋顶。这些分布在天际线中显眼的红色十字架确实在浙江变得随处可见。关于为何他们选择把鲜红的十字架置于教堂的顶部，我们访问了许多的基督徒，最常见的回答是红色既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救赎人而流的宝血，也意味着殉道者为信仰和传道所留的鲜血。

事实上，这种罗马式红色十字架在许多其他省份也变得随处可见。在一篇题为“十字架面对大喇叭：一个在国家权力下坚忍不拔的乡村教堂” （The Cross Faces the Loudspeakers: A Village Church Perseveres under State Power）的论文中，黄建波与杨凤岗（2005）描述了在西北甘肃省围绕着一个乡村教堂顶部十字架展开的对立冲突。在一个描绘华中地区上百所乡村教堂的照片展中，这一形状与颜色搭配的十字架也是最常见的 (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010; Purdue University 2010)。

除了上述的神学象征之外，安静而又醒目伫立的十字架也象征着对压迫的无声反抗。官方的宗教政策与规定明确禁止在宗教场所之外宣教，而出版审查制度也遏制了对基督徒活动的媒体报道 (MacInnis 1989; Yang 2012)。然而，中国基督徒通常具有强烈的宣教倾向 (Vala 2017; Ma and Li 2018)。 因此，面对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四处受压、备受围堵的状态，树立在教堂顶部的红色十字架便成为他们在无神论政党统治下基督徒做见证的另类方式。实际上，夏宝龙那个“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的诘问句式，恰恰表明了他对十字架符号象征意义的认知而决然以此为打击对象。然而，这项政治试验并未解决问题，而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相信，如果中国大陆停止对基督教的打压，高耸在教堂顶部又高又红的十字架不会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事实上，在其他类似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华人社会里，例如在台湾和香港，或是海外华人中，许多基督教堂顶部并没有又高又红的十字架。换句话说，立在教堂顶部那种显眼的红色十字架是一个当今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些十字架被漆成红色，一个表征鲜血与热忱奉献的颜色。但是，红色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国旗，以及少先队员红领巾的颜色。红色在旗帜上象征着革命的热情，在十字架上则意味着为维护信仰而牺牲自我的决心。前者是主动出击型的，后者是防卫型的，但两者都表征了火热的委身。正是基督徒这种对信仰充满激情的委身对党和政府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后者要求唯一的忠诚。

浙江当局至今没有公布受到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的教会的信息；不过，我们幸运地收到了郑乐国牧师（一位在美国做传道人的温州人）整理的被拆十字架教堂的清单。通过社交媒体上提供的信息以及他在浙江基督徒中的广泛人脉网，郑确认了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超过1200所受到影响的教堂。他告诉我们这个清单并不完整，因为对于在浙江的居民来说，通过社交媒体或是电话传播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危险。事实上，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相关信息的帖子而被警方拘留。郑牧师在温州的家人也曾被警方问话，试图通过他的家人迫使他停止收集与公布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仔细研究这份清单后，我们发现郑乐国整理的名录是目前能得到的最全面的清单。我们已经确认了大概四分之一受影响教会的地址，至于那些没有具体街道地址的教会，我们也能够把它们归并到县一级。地图2在2004年普查所知的教会数量上覆盖了这次受影响教会的数量。该图表明此次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最明显的地区是杭州、金华、丽水、台州和温州。其余的地区几乎没有或是很少有十字架被拆除。

地图2: 浙江省各县2004年教堂数和2014-16年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数

地图2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受影响教会的数量与2004年数据显示的教会数量相关性不大。温州、台州东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北部、以及杭州南部的县都拥有大量的教堂，且有许多十字架被拆除，但并不是全部拥有大量教堂的地区都受到此次运动的严重影响。根据2004年的普查数据，杭州西部的千岛湖地区、宁波南部、台州北部、绍兴南部、金华南部、以及湖州西部都汇集了许多教堂，但是少有十字架被拆除的消息。由此看来，强拆十字架运动并不是在所有地方同样进行的。通过访谈我们得知，一些地方官员出于基督徒家庭成员或是朋友的压力而不情愿拆除当地的十字架。相比于强制执行拆除令，许多地方官员更倾向于通过与当地教会协商来解决问题。比如，永嘉县政府在得知夏宝龙即将前往视察后，便首先与三江教堂的负责人协商关于如何避免冲突，后来也试图寻找避免完全拆毁教堂的替代方案 (Hao and Liu 2018)。如果没有来自省里的严厉命令，也许三江教堂不会被彻底拆毁。在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早期，一些地方政府看上去只是采取了缓慢应付的行动。正如上文所述，在2014年3月28日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督促地方官员显示行动的决心和加速行动。只是迫于来自省委和政府的重重压力，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开始推进这场运动。与此同时，当局增加了对积极展开运动官员的奖励。例如，盛秋平在2014年4月28日三江教堂被拆时任永嘉县委书记。2014年6年，他就被提升为义乌市市长，继而在义乌地区强拆了大量的十字架。到了2015年12月，盛又一次被提升，成为了义乌市委书记。

结论

最近这些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关注问题。例如，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时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朱维群，曾公开指出宗教场所发展“过热” (Zhu 2013)。党和政府宗教事务管制部门一直以来试图抑制基督徒与基督教组织的发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一些野心勃勃的官员就会尝试通过某些政治试验来取悦中央高层、为他们排忧解难。浙江省把强拆十字架运动包装在“三改一拆”行动中，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试验。然而，这是一场严重低估了基督徒抵抗力的鲁莽运动。这种低估或许是因为众所周知浙江有很多基督徒商人，他们常常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考量而表现出妥协倾向(Cao 2010)。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许多基督徒商人确实表现了静默无声，因为他们受到查税或审查其他经济活动的威胁。然而，许多牧师和传道人没有对于经济损失的担忧，他们带头护卫教堂和十字架，这会对他们在信仰团体中的地位大有裨益 （Zhu 2017）。许多普通基督徒也挺身而出，在面对拆迁队的冲突中，用他们的躯体保卫十字架。

为了应对基督徒的抵抗和法律上的挑战，浙江当局匆忙出台了新规定，希望以此使得强拆运动显得合法而又合理，但是这样的举措如此荒谬，以至于不仅招致了浙江省内外著名基督徒领袖的众多批评，也引起了许多非基督徒学者、知识分子、甚至其他省份党政官员的批评。由于这种仓促的决定、不合理的规定，以及执行上的无能，这次失败的运动损害了浙江当局的形象。

如果将这次运动实际拆除十字架的数量与最初秘密文件中设立的目标相对照，显而易见，这次强拆十字架运动是失败的。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伤害了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过去几十年里，党和政府曾刻意竭力地把这些官方协会描绘成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然而，这些协会的领导却表示此桥梁已经因为这次“荒谬”或“邪恶”的运动而断裂。在信徒中重建对这些协会的信心即便仍有可能，也已经变得相当困难。而且，在这个运动中对一些最著名的反对者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惩罚手段也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制度建设上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放弃对顾约瑟牧师的无端指控，可以被看作是出于恢复民众对党和政府以及基督教协会信心的精心考虑。然而，金华的包国华和邢文香牧师仍在服刑，张凯律师等人还在“取保候审”。因此可以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尚未真正结束。

假如这次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成功了，它就有可能推展到其他省份。鉴于它的失败记录，其他省份不太可能跟风。但从另一方面说，只要基督教仍旧被党和政府视为一个政治威胁，其他省份或地方官员就有可能为了获得奖励而以别的方式来压制基督教。

确实，近几年总体的政治气候使得打压基督教的运动增加了可能性。这种政治气候包括战斗的无神论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为当局的威权行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基础。过去几年里，许多大学和中小学已经禁止学生庆祝圣诞节。2018年的2月，新的更加严厉的宗教事务条例已经生效。

我们的空间分析显示，虽然同样拥有大量的基督教堂，有些地区遭遇了十字架被大量拆除，而有些地区则基本上安然无恙。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环境，省委和政府下达拆除教堂屋顶十字架的命令，在不同地方执行力度很不一样。不是全省都步调一致地执行，地方官员中对待强拆令的配合程度各有不同，其中有些地方官员并不认可这次运动的目标。这个事实具有广泛的意义。即便更大的压迫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我们仍可预见，在不同省份和地区必将会有程度不同的贯彻执行。正如罗马帝国时期于公元303年至313年对基督徒的“大逼迫”的例子，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步调一致地贯彻执行这样一个严厉政策是不可能的。公元四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于公元313年由米兰赦令终结。如果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像过去四十年那样持续增长，那么，类似米兰赦令的转折时刻或许不再遥不可及。

References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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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作者：杨凤岗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先锋。他是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也是该校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主任。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国宗教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定期举办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

谢选骏指出：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终于失败了！那么，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为何失败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它得罪了上帝！上帝甚至愤怒降罚，2019年武汉瘟疫全球爆发！那么，为何不是爆发“浙江瘟疫”呢？我认为，这是上帝的奥秘。现在我们不懂，以后一定会懂的！

谢选骏：沙特贪婪撞上了泰国腐败

《沙特王室蓝钻事件：卅年余波不息疑团至今未解》（罗兰·休斯（Roland Hughes）、恰育特·永查卢恩恰（Chaiyot Yongcharoenchai）BBC记者 2019年10月3日）报道：

蓝钻是世界上最珍贵的钻石之一。沙特王室30年前失窃的蓝钻石没有已知的照片，来源也不清楚，现在下落不明。

沙特皇宫30年前出了一起珠宝失窃案，引发了一连串凶杀命案和外交危机，余波持续至今。那个偷了沙特王子蓝钻石的人现在同意与媒体见面，讲出他的故事。

案发时，沙特王子夫妇出门度假，有3个月不在宫中。那个心怀叵测的仆人看到了天赐良机。

江科莱·泰查蒙（Kriangkrai Techamong）胆子很大。如果被抓住，窃贼在沙特会面临截肢的刑罚。他决定铤而走险。

他在沙特王室里当仆役，是国王法赫德的长子法伊萨尔王子宫里的清洁工，觊觎王子的珠宝很长时间了。

利用工作之便，他把法伊萨尔王子宫殿的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摸清楚。他还知道一个秘密：王子有4个装珠宝的保险柜，其中3个经常不锁。

诱惑巨大，机会难得。

1989年，江科莱·泰查蒙（Kriangkrai Techamong）在沙特皇宫为国王的长子打扫宫殿，偷了雇主一堆珠宝，价值2千万美元。

江科莱当时欠了一堆赌债，在王宫仆役居住的地方度日如年，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如果得手了，就可以远走高飞，离开那个国家、那座宫殿和压抑的生活。

一天晚上，他找个了借口，天黑以后继续留在宫中，等到其他差役都离开后潜入王子的卧室。

取出保险柜里的珠宝，用胶带粘在身上，藏在吸尘器的袋子和其他清洁工具里，然后离去。

据王室估计，他偷走的珠宝有30公斤重，价值约2千万美元，其中包括几块黄金手表和若干红宝石。

这么多珠宝藏在哪儿才安全呢？

平时干活的时候早就勘察好了，知道哪些地方藏赃物不会被发现。江科莱当晚就把偷来的珠宝分散藏匿在这些犄角旮旯。

之后的一个月时间，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赃物转移到一个集装箱内。这是他回泰国时托运行李的集装箱。

等到沙特王室发现珠宝失窃时，江科莱早就回到了泰国。他托运的集装箱比他早几天启程。

事情还没结束。这批珠宝如何安全通过泰国海关？所有入境物资都要通过边检。

江科莱早想到这点了。他知道海关的人很难拒绝贿赂。

他在自己的行李集装箱内放了一个塞满钱的信封，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他的集装箱里有色情物品，希望不要被开箱查验。

他的计划得逞了。但是，运气也用光了。

1990年1月，泰国警方接到沙特警方通报后，在泰国北部的南邦府江科莱的家中将他逮捕。

失窃的珠宝有些他还留着，有些已经卖了。泰国警方最后把起获的赃物送回利雅德。

剧情反转

不过，事情到此还没完。

沙特警方检点来自泰国的赃物发现，有80%的失窃珠宝没有归还，归还的珠宝有许多是假的。

后来，有几张照片开始流传，照片上是泰国警方一名高官的妻子，脖子上的那串项链跟一件失踪赃物十分相似。

更具爆炸性的还不是这个，而是一枚罕见的50克拉蓝钻石的失踪。

大约万分之一的钻石有独特的颜色，这些钻石里只有少数是蓝色的，因此是世界上最珍稀、价值最高的物品。

蓝钻石的独特色泽来自它们含有的微量元素硼。

现在市面上的许多蓝钻石都来自一个地方——南非比勒利陀利亚附近的库利南钻石矿。但是，沙特王子失窃的这枚蓝钻石身世不明，也没有人见过它的照片。

回到沙特王室珠宝失窃案，窃贼江科莱被判两年多不到三年监禁，沙特就王室珠宝失窃失踪对泰国严厉谴责，尤其是那枚稀有的蓝钻石踪影全无，更令沙特当局愤怒。但案子似乎可以告一段落。

血光之灾

然而，剧情又出现反转。出了命案。

1990年2月，沙特驻曼谷使馆签证处两名官员驾车去使馆途中遇袭。

他们的车开到离使馆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时，一个神秘枪手开枪把两人打死。

与此同时，另一名枪手到他们一个同事居住的公寓开枪打死了这名同事。

过了几个星期，一个名叫阿鲁瓦利（Mohammad al-Ruwaili）的沙特商人奉命到曼谷调查珠宝的下落。

结果他遭人绑架，生死不明。虽然普遍都认为他已经被杀害，但尸体至今没有找到。

关于这些命案有多种说法。

美国驻曼谷副总领事2010年曾写过一份外交记事，后来被维基解密曝光。这份记录上说，沙特3名外交官遇刺身亡，几乎可以肯定跟沙特与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的冲突有关。

默罕默德·萨伊德·科贾（Mohammed Said Khoja）2001年在泰国展示珠宝失窃案调查证据

但是，有一位沙特官员对这堆乱骂背后的主使是谁很清楚。

穆罕默德·沙伊德·科贾（Mohammed Said Khoja）是沙特资深外交官，有35年外交工作经验。

珠宝失窃案发生后不久他就被派到曼谷负责调查。原来计划派他去3个月，最后在那里呆了好几年。

严格来说，他的角色不属于大使，而是级别较低的参赞之类。这是因为珠宝失窃引发连串命案后，沙特降低了与泰国的外交关系级别。

两国关系降级后，在沙特打工的泰国人从20万减少到1.5万。据悉，泰国经济因此大受打击，每年少了数十亿美元的海外劳工寄回国的外汇。

沙特和泰国的双边关系至今没有明显改善。

沙特外交官科贾留着小胡子，面容冷峻。他接受媒体采访时通常会把自己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放在桌上随手够得着的地方。他一直坚信不疑的是泰国警方要加害于他。

他接受了很多采访，这些采访都上了泰国大大小小各种媒体的头版和头条。对于一位外交官身份的人来说，他对记者的坦率程度非同寻常。

他公开指责泰国警方偷拿赃物，杀害沙特外交官和商人掩盖真相。他说，那些被刺杀的人找到了与窃案有关的敏感线索和情报。负责调查沙特外交官遇害案的泰国警官被控卷入沙特商人阿鲁瓦利失踪案，但后来这项控罪被撤销。

1994年9月，科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这里的警察凌驾于政府。我是穆斯林。我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跟恶魔搏斗。”

这是科贾在曼谷与媒体做的许多采访之一。这个采访发表前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与沙特珠宝失窃案有关的命案。

泰国政府受到沙特的压力，设法为蓝钻事件及其引发的连串凶案划个句号。当局找到了一个珠宝代理商，他是江科莱回国后经手这批赃物的人。据信他卖掉了一部分真的珠宝，然后以假充真。这个珠宝经纪成了此案的关键证人。

1994年7月，他的妻子和儿子失踪了，不久在曼谷郊外一辆梅塞迪斯轿车里发现了两人的尸体，有明显钝物打击创伤。但后来公布的尸检报告说母子俩是因为座驾被大卡车撞了，死于车祸。

科贾为此又与媒体做了一轮采访。他根本不相信这个说法。“验尸官把我们都当傻子了。这不是车祸。他们要杀人灭口掩盖真相。”

他说得没错。后来事实证明，负责追回失踪赃物的警察偷偷掉了包，敲诈勒索了珠宝代理，杀死了他的妻儿。最初负责珠宝失窃案调查的警察中将恰罗尔（Chalor Kerdthes）被判监禁20年。

江科莱很紧张。他30年前从沙特王子的保险柜里偷了30公斤的珠宝，28年前从泰国监狱获释，现在住在泰国西北部一个角落。BBC国际台泰语组记者花了几天时间才找到江科莱的行踪，最后在他家找到了他。

他的神情惶恐，眼神飘忽，再三问记者是不是警察，然后坚持大家到外面去，到他家附近的稻田里说话。他在前面带路，然后边走边说：“过去发生的事就像一场噩梦。”

随后几天，他跟BBC记者做了30年来第一次深度采访。即使到了今天，他还在害怕当年做的事仍旧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这种恐惧从警察在南邦府他的家乡找到并逮捕他那一刻开始，始终没有离开过他。

江科莱承认自己慌乱失措，神经过敏，惊惶恐惧，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疑惧，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自己死定了。

“我想肯定有很多人要让我消失，或者杀了我。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合眼。”

江科莱说，他确实没料到自己当年偷珠宝会闹出后面那么大、那么多的事。他知道黄金值钱，但不知道其他珠宝有多贵重，一直到出狱后才知道。

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说，他没抵抗，被捕后交还了自己留着的珠宝，还帮着追回已经卖掉的那些。

“要不是泰国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卷入，事情不会闹得那么大。”

法庭判他入狱5年，因为他认罪态度好，减到2年7个月。出狱后，江科莱立刻改了姓，以免连累儿子。

他告诉BBC，他始终对自己当年做的事感到羞愧，而且出狱后生活也一直不顺，“很多失望和不幸”。

于是，2016年3月，他决定出家当和尚。

江科莱邀请媒体见证他的受戒仪式。当时他只是简单说，希望通过剃度受戒来消除偷珠宝带来的诅咒和厄运，希望为此案受牵连的人修行积德，希望得到所有人的宽恕。

他给自己取的佛号翻译过来，意思是“如钻石般坚硬的人”。

当年负责调查沙特珠宝失窃案的泰国警察中将恰罗尔（Chalor Kerdthes）也见证了江科莱的受戒仪式。他自己因为珠宝代理妻儿命案被判罪入狱，但据泰国媒体报道，他在狱中始终坚持自己无罪。

出狱后，他也决定出家，但在寺院修行的时间不长。

迄今为止，30年前的沙特“蓝钻事件”剧情曲折翻转，但只有恰罗尔和江科莱两个人为此蹲过监狱。

2019年3月，泰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对5名前警察涉嫌卷入沙特商人阿鲁瓦利失踪和谋杀案的指控。

江科莱说，在寺庙出家期间，他也没能摆脱过去的阴影。人们会设法找到他，追问他把蓝钻石藏在什么地方。他什么也不说，大家就认为他把蓝钻石藏在家里。

蓝钻石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

江科莱当了3年和尚就还俗了。他说自己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活。

他现在61岁，没有固定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什么活都干，主要是农活，种地。

“我现在过得很简单，就像农民一样，”江科莱说；他住的房子是简易的木头房。

“我钱不多，只够养家糊口。对我来说，这或许就是真正的幸福吧。”

谢选骏指出：在这个案子中，沙特王室除了贪婪地搜刮了巨量的不义之财之外，似乎是无辜的受害者；泰国社会的腐败才是无可救药的。但是，人们只要想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Mohammed bin Salman ）在驻土耳其使馆肢解“为美国工作的沙特记者沙特记者卡舒吉的谋杀事件——就难免怀疑，沙特王室真的丢失了那么多的珠宝吗？换言之，此案的窃贼真的只有一个泰国清洁工吗？因为事实早已证明，沙特王室毫无信誉可言。

《习近平访问沙特：中国和沙特分别想得到什么？》（陈岩 BBC中文记者 2022年12月7日）报道：

玛甸沙勒（Madain Saleh）的古墓"孤独城堡"（Qasr al-Farid）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明遗产名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本周三（12月7日）到访沙特阿拉伯，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上次访问沙特是在2016年2月。

习近平预计将与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双边会谈，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Mohammed bin Salman ）也将出席，双方协议涉及金额可能达到300亿美元。

此外，习近平还将出席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预计中国要与海湾及阿拉伯国家签署几十项涉及能源、安全和投资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中、美、沙三者关系：中国是沙特石油的最大买家；沙特与美国是传统盟友，但美国指责沙特王储下令杀害记者卡舒吉，令双方关系处于低潮期；中国与美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今年以来由于佩洛西访台和芯片禁令，双边关系陷入冰点。

在此背景下，此次出访双方会继续扩大经贸交流，还是会在安全、军工等议题上达成合作，进一步突破。

中国：密集外交与“分而治之”

中国与沙特的经贸关系可以概括为“总量巨大、结构单一”——1990年中沙建交时，贸易额4亿美元，2021年已增长到870多亿美元；中国是沙特能源产品的大买家，后者石油出口的27%和化学品出口的25%都流向中国；但中国从沙特进口的95%都集中在石油和化学品。

对于中国而言，此行的潜在收获之一，就是把经贸领域进一步扩展。

比如在基建领域，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提出“2030愿景”，要减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发展汽车、军工、通信等产业，甚至要建设一座未来城（NEOM)，规划超过5000亿美元。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5G和基建上具有优势，可能成为双方拓展合作的领域。

再比如，双方可能在部分石油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这将大大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为中国所乐见。今年3月《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称，沙特正考虑对华销售石油部分用人民币替代美元结算。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每逢美国和沙特关系遇冷，都会有类似消息放出，但都没有进一步动作。

“石油美元”关乎美国战略利益，沙特又是美国武器的最大买家，战略和安全上与美国关系极深，因此推动人民币结算，难度将非常大。相比之下，伊朗、俄罗斯都在与中国石油交易时采用人民币结算，但两国都先后受到美国制裁。

在安全议题上，中国和沙特只存在有限度的合作，比如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把沙特列为“对话伙伴”。

站在中国的角度，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密集开展外交活动，过去一个月他会见超过30国领导人。经济学人智库（EIU）在发给BBC中文的邮件中分析，习近平最近密集进行外交接触，目的是为自己创造一个更良性的国际环境，中国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减少西方大国和其盟友间更多合作，但该机构不认为这个目标能够实现。

总体而言，美国在中东经营久、底子厚、利益大，但近期出现一些问题。中国在中东交流少，但空间大，趁美国收缩，而寻求更大的外交突破。中国最可能实现的是在现有能源交易之外，达成更广泛的经贸合作；但如果在人民币国际化、安全合作上有所突破，将为中国、美国、中东各国三方关系注入新变量。

沙特：平衡与对冲

欢迎仪式的豪华程度，是此次访问的关注焦点之一。2017年特朗普访问沙特时受到盛大欢迎，国王萨勒曼亲自到机场迎接；相比之下，今年7月拜登的访问，被媒体形容为“无声的”（muted）。

这一变化与一起谋杀案相关。2018年，沙特流亡记者卡舒吉（ Jamal Khashoggi）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遭遇沙特暗杀小组杀害和肢解，遗体至今下落不明。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很可能批准该次谋杀行动。拜登在大选期间称，沙特面临国际孤立（pariah state），并强调将有后果。

不过今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油价暴涨，为了应对随之暴涨的物价，拜登访问沙特，希望其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能够增加产量，压低油价。但10月，OPEC却在之后宣布减产。11月，美国政府在一份法庭文件中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卡舒吉案的民事诉讼中有“豁免权”。

卡舒吉遇害现场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

欧亚集团（ Eurasia Group）中东和北非地区负责人卡梅尔（Ayham Kamel）认为，扩大与中国的关系当然有风险，会适得其反，导致沙特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王储穆罕默德肯定不是出于对美国的愤懑，而试图与中国搞好关系。

卡梅尔称，沙特方面在计算战略上的得失后，认为必须接纳北京，因为当前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东项目主任乔恩·阿尔特曼（Jon Alterman）称，尽管沙特与中国的关系似乎比与美国的关系发展“快得多”，但实际关系无法比拟，“无论复杂度还是亲密性，都相去甚远。”

谢选骏指出：以前沙特的贪婪撞上了泰国的腐败，现在沙特又打上了中国的主意，这可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谢选骏：马克思就是希特勒的爷爷——强奸德意志女佣的犹太老头

《马克思与女佣通奸生子 嫁祸恩格斯背黑锅》（2018-05-08 北京时间2018年05月08日）报道：

中共近期大肆宣传的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性丑闻广传。据报，马克思33岁那年与26岁的女佣有染，并生了一个私生子，为平息妻子燕妮怒火，马克思说服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为他背黑锅。恩格斯死前才透露这一秘密。

据报，有关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的性丑闻，早在1900年前后，在社会主义领导人圈内几乎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

1962年以后，德国历史学家维尔纳布鲁门柏格，首次以证据证实这一事实，使马克思的性丑闻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

而所有的马克思传记也都有描述，确认马克思与女佣确有私生子，如： 马克思传Paul《马克思九十分钟传》、Francis 之《马克思传》、Werney 之《马克思传》及Franz之《马克思传》，皆有较详细披露。

中国也有学者承认这一事实，但也有中共御用文人放着明白装糊涂，迄今仍否定马克思的性丑闻。

据记述，当年马克思一家和朋友们去伦敦郊区散步或郊游的时候，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一个身材壮实的女仆，她挎着沉颠颠的装满食品的篮子，背着塞满杯盘碗盏的包裹，到了目的地还要张罗吃喝，收拾残汤剩羹。

她叫海伦·德穆特，马克思一家叫她海伦。她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到马克思的岳父威斯特华伦家做佣人，燕妮出嫁时，她被当作陪嫁。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拒绝这份活礼，而是照单全收。

马克思一家对这个女仆十分信任，除了让她包下一日三餐和家常杂务，还把紧巴巴的财务交给她，于是，海伦白天要操持一家数口的衣食，晚上还要在灯下把一个铜板掰作两半，对主人的几个女儿她更是视同己出。

但是海伦对马克思的奉献超出了家务和财务。1850年，海伦怀孕了。由于海伦自从来到马克思家以来，从没有与外边的男人交往过，怀孕的原因自然与马克思有关。于是，马克思和燕妮之间爆发了可怕的争吵。

马克思需要为这个孩子说清来龙去脉，不能让人以为海伦怀的是外面的野种，因此频繁地出入他家门，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理想的入选。

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了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马克思又不能让这个私生子留在自己的家里，于是这个叫亨利的婴儿，被送到一个工人家里寄养，小亨利长大后可以去马克思家探望他的妈妈海伦，但不能走正门，可以从厨房的边门进去。

恩格斯死在马克思之后，虽然在马克思的葬礼上，他把这个半辈子靠他的钱生活的思想家赞美成了完人，但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他是患喉癌而死，临死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

亨利就是那个男孩，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海伦死于1890年，她在马克思家里干了一辈子，到头来两手空空，什么都不是，她的儿子后来当了机修工。

而马克思的妻子燕妮的整个婚姻生活中，一直承受着家庭贫困的境地。她陪伴马克思度过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的流亡生活，并始终默默地为他奉献。

沉重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到她的身上，直到1867年资本论系列第一本出版以后，家庭财政状况才有所改善。1867年燕妮被诊断患上癌症，她于1881年12月2日在伦敦去世，终年67岁。

《马克思与撒旦》一书也曾披露，马克思终生剥削女仆海伦，没有支付过任何工资，还强迫其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引发马克思与燕妮的婚姻危机。恩格斯为了照顾“革命领袖”的威信，向燕妮谎称自己是孩子之父。

一直到死前，恩格斯才透露这一秘密。孩子取名为亨利．弗里德利希．穆特。这个故事也公开在东德的纪念馆里。

后来，马克思的女儿图西听到恩格斯临终时告诉她，马克思私生子的真相时，精神崩溃而自杀。

另有资料披露，除海伦外，马克思还与其女仆德穆斯私通。马克思本身还是一个酒鬼，对自己的亲人冷漠，妻子去世后连葬礼都不参加，当他母亲去世后，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她母亲是老女人，也没表达一丝悲伤，说自己比她重要，要动身去接遗产。

而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还曾在1856年称要将犹太人“这癌肿彻底消灭”，他在其它的文章中称“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像小商贩”、俄国人为“吃大白菜的饭桶”、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甚至将无产阶级的人称为“笨蛋、恶棍、蠢驴”。

人们还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发现充斥很多猥亵下流之语，找不到他们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只言片语。

甚至马克思临死前说“我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该内容在马克思传及马克思女婿拉法格回忆录中均有记述，但一直成为各国共产党国家讳莫如深，成为历史的秘密。

马克思由于给全人类犯下深重的罪孽，自己长期缠绵病榻，浑身是病，并在极其痛苦中死去，被外界认为是遭到报应。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恩格斯也不是无辜的，这个家伙一生撒谎，结果被神封住了口。

1《恩格斯致马克思》（伦敦1870年7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关于杜邦的指示［注：见本卷第504页。——编者注］不那么明确，我无法执行。要我给他租一间房子，是带家具的还是不带家具的呢？你一点也没有提，而这是最为重要的。其次，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个可靠的女佣也非常困难；再其次，由于莉希心绪不宁和没有耐心，她的膝盖恢复得不象应该做到的那么快，因此她出不了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杜邦马上要随身带一个孩子来的计划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我认为，他的内兄弟或赛拉叶可以把第三个孩子也收养一两个星期；在目前情况下，最好是他一个人先来，我可以立即和他一起去找房子，同时关于找女佣的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打听。既然他反正得自己去接孩子，或是托别人带来，那末两个或者三个都是一样。

如果这个计划可行，马上给我回信，我好替他在他工厂附近找个临时住处，找个带家具出租的房子并带包伙住一个星期，要是他愿意的话——我想，他只需要一间卧室，他不会想花钱再要一间起居室吧？他什么时候来，也来信告诉我。我等待着你立即回复，以便我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再说一遍，如果马上把孩子带来，那是天大的蠢事了，这会大大增加他的开支，而且头一些天是很碍事的。要是他不愿用第一个找到的随便什么人，那他一下子到哪儿去找女佣呢？

至于卡尔斯巴德［注：卡罗维发利。——编者注］，象早就说过的，我赞成你今年夏天去那儿。我可以拿出四十英镑供你作旅行之用。疗养对你是绝对必要的，且不说你不好完全回避库格曼和他的一片盛情了。查·勒兹根也曾在那里呆过，我昨天看见了他；他说，那里花费不大，何况在疗程进行期间“没有什么花钱的机会”；疗养对他的肝脏（比起你的来是十分健康的）很有好处，他虽然显得稍微瘦了一点，但是健康多了。所以，你下决心吧；除了库格曼，你在那里大概还会遇到其他有趣的肝病患者。你回来路过汉堡时，也催一催迈斯纳。总之，你快下决心闭上眼睛跳进温暖的卡尔斯巴德喷泉［注：卡罗维发利温泉。——编者注］和同样温暖的库格曼的仰慕之情中去吧！注意：在奥地利边界可能发生护照麻烦，如果你有自己的私人医生陪同前往，或许会顺利些。

洛帕廷讲的种种俄国事情十分有趣，而且知道这些东西特别有用处。非常叫人高兴的是，涅恰也夫原来是个普通的流氓。

小燕妮不必提我是短文［注：弗·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编者注］的作者，因为库格曼十分熟悉我的笔迹；不过，这也可由她自行处理，至于如何改动，那就随你的便了。对于她所担心的酸浆，大概无法幸免了。

顺便谈谈杜邦的事。莉希想到一个对他非常合适的人，不过我们得找到她才行；我担心在星期日或星期一以前我们打听不到消息。这人就是莉希的表姊妹安娜·凯恩，一个不年轻、不漂亮、但非常诚实的人。杜西认得她；但是星期五以前我们未必能打听到她目前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在这星期末或下星期初以前是见不到她的。

我在此地古代法律出版委员会的官方刊物上发现了《威尔士的古代法律》[66]，并浏览了一下。里面有些绝妙的东西。如果一个男子在新婚之夜发现他的新娘不是处女，而仍和她同睡至早晨，那他就得不到她的任何财产，但是，如果他一发现她已失身便带着勃起的生殖器到介绍人那里去，由他们证明他发现她已失身之后并没有和她同睡至早晨，那她就不能在第二天早晨对他提出任何要求。按法律规定，如果乳房、毛发、月经都正常，那就没有人能肯定知道她是否真正是处女，因此，她应当找七个证人，其中将包括她的父母、兄弟和姊妹。如果她不愿或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她的内衣就要剪到齐髋处，并让她用手去抓一头一岁的阉牛的抹了油的尾巴，要是她抓住了它的尾巴，那她就得到这头牛作为自己的一份argyoren（私人财产）；要是她抓不住，那她就什么也得不到。

我们现在在窗户上已贴出“出租”广告。你们还没有找到一点线索吗？

查伦敦图书馆目录的事进行得怎样了？这对我很重要，好让我知道这里的哪些书我可以先不读。

向你们大家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注释：

[66]《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第1—2卷（《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Wales》.Volumes　Ⅰ—Ⅱ，1841）。——第45、511页。

2、《马克思致恩格斯》（曼彻斯特１８６８年３月２５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我本来想在博物馆①里给你写信，但是我突然感到很不

舒服，只好把手中的一部很有趣的书合起来。我两眼发黑，头痛得要命，胸部闷得慌。我就慢慢走回家了。空气和阳光使我感到舒服一点，到家后我睡了一会儿。照我的情况来看，本来应当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但是，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

关于毛勒：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自由市、享有特权的地主、国家权力以及自由农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作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甚至象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作用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

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我们大家被这种判断的盲目束缚得多么厉害啊：恰好在我的故乡，即在洪斯吕克，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

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当律师的父亲还和我谈到过这件事哩！另一个证明是：地质学家，甚至象居维叶那样一些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也把某些事实完全解释错了，同样，象格林那样一些有才能的语言学家也把最简单的拉丁文句子译错了，因为他们完全处于麦捷尔 （我记得，他所叹赏的是：德国人中从来没有 “自由”，但是“空气造成占有”）等人的影响之下，例如，塔西佗的一句人所共知的话：《ａｒｖａｐｅｒａｎｎｏｓｍｕｔａｎｔ，ｅｔｓｕｐｅｒｅｓｔａｇｅｒ》７３，意思是：他

们更换（通过抽签，后来所有野蛮人法典７４中的ｓｏｒｔｅｓ〔抽签〕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田地（ａｒｖａ），而仍然保留公有地（ａｇｅｒ同ａｒｖａ相反，是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公有地〕），格林等人却译成：他们每年耕种生地，但仍有 （荒）地存在！

同样，“他们个体地和分散地进行耕作”①这句话可以证明，德国人自古以来就象威斯特伐里亚的容克那样，经营单个的田庄。但在同一个地方接着又说：“他们建立村庄的方式和我们的不同，他们不是把房屋聚集在一起并使之互相毗连，而是每家住所周围都有一块空地”；象上面所描写的那种日耳曼原始村落，直到如今在丹麦的一些地方还存在。斯堪的那维亚对德国的法律学和经济学，就象对德国的神话学一样，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重新认清我们的过去。此外，甚至格林等人也在凯撒那里发现，日耳曼人总是按血族共同体集体定居，而不是单独定居的：“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一起居住的”①。

不过，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Ｓｕｎｄｒｅ，Ｂｅｓｏｎｄｒｅ〔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Ｓｏｎｄｅｒｅｉｇｅｎ〔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

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１８４７年）一书是十分有趣的，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代是有变化的。他是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物种甚至是产生在有史时代。但是他同时是农学家。他断定，农民非常喜欢的 “湿度” 随着耕作的发展 （并且是和耕作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地）逐渐消失（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到北方），最后形成了草原。

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这个人既是化学家、农学家等等，又是知识渊博的语言学家（他用希腊文著书）。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象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可见，他也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

这位弗腊斯还具有德国人的那种奇特有趣的特点。他最初是医学博士，后来是视察员，化学和工艺学教师，现在是巴伐利亚兽医管理局局长，大学教授，全国农艺实验所所长，等等。他在担任最后这几项工作时年事已高，但仍然象个精神饱满的小伙子。

他曾游历过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的许多地方！他的《农业史》也很有意义。他称傅立叶是一位“虔诚的和幽默的社会主义者”。关于阿尔巴尼亚人等等是这样写的：“各种缺德的通奸和强奸”。必须认真研究全部近代和现代农业文献。物理学派是同化学派对立的。

别忘了把库格曼的厂主①的信给我寄回来。再没有比在这里看到你更使我高兴的了。

你的 卡·马·

又及：埃德加尔②的种植场主的帽子又找到了，这一次你可以把它带给莉希夫人。

谢选骏指出：看看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充满“革命情谊”的尔虞我诈，再想想“从宏观了”，马克思其实算是希特勒的爷爷——犹太畜生马克思最喜欢的就是强奸女仆还生杂种儿子，和希特勒的犹太爷爷一样，满是历史的坏水。被爷爷强奸奶奶生下私生子父亲的历史丑剧所羞辱并被激怒的希特勒，不仅成为反犹太分子，而是成为犹太屠杀的领导者——他理所当然地痛恨强奸了他奶奶的马克思主义……结果促成了“犹太人的私生子屠杀犹太人”的种种，这都是马克思一类的人渣所造的孽啊。……利用权势和下属女佣“通奸”，其实就是一种强奸！尽管那是一个德意志女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就是产生于此强奸之中；希特勒的种族斗争行为，也是产生于此强奸之中。

谢选骏：德国人怀念君主制度

《德国抓捕25人 极端右翼团伙涉嫌策划政变颠覆政府》（保罗·科比（Paul Kirby）

BBC 新闻记者 2022年12月7日）报道：

德国当局出动3000多名警察在全国130个住处大搜捕。

德国当局在全境范围突击搜查，共有25人因涉嫌阴谋推翻政府被逮捕。

德国报道称，由极右翼和退伍军人组成的团伙计划冲击国会大厦，夺取政权。

一位现年71岁、被称为海因里希十三世亲王的贵族，据称是该颠覆政府计划的核心人物。

据联邦检察官称，在德国11个州被捕的人中，他是被指控的两名头目之一。

据说策划者包括极端帝国公民运动（Reichsbürger）的成员，该组织因发动暴力袭击和宣扬种族主义阴谋论而长期受到德国警方的关注。他们还拒绝承认现代德国。

估计有50名男女被指控是该涉嫌颠覆政府组织的成员，据说他们策划推翻共和国，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仿照1871年德国，名为“第二帝国”的新国家。

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我们还没有这个组织的名字”。

德国当局共派遣了3000名警察参加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130次突击搜查，有两人在奥地利和意大利被捕。被拘留的人将在晚些时候接受审讯。

德国司法部长马可·布克曼（Marco Buschmann）在推特上说，正在进行一次重大的反恐行动，怀疑有人“计划对宪法机构进行武装袭击”。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该组织自2021年11月以来一直在策划暴力政变，其“中央委员会”成员自那时以来一直在举行定期会议。

检察官说，该组织已经制定了统治德国的计划，包括卫生、司法和外交事务部门。成员们知道他们只能通过包括杀戮在内的“军事手段和针对代表国家人士的暴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调查人员被认为是在去年4月破获了一个自称“联合爱国者”（ United Patriots）的团伙的绑架阴谋后才知道该组织的存在。

该组织在今年4月还曾策划袭击电站造成全国停电以“创造内战条件”来结束德国的民主，并曾计划绑架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赫。

据称，最新的阴谋还牵涉到一名德国右翼政党“德国另外选择党”（AfD）前下议院议员，如果海因里希亲王成功掌权，他将被安排出任新帝国的司法部长。

海因里希十三世来自一个被称为罗伊斯家族（House of Reuss）的古老贵族家庭，该家族在1918年前一直统治着现代德国东部图林根州的部分地区。该家族所有男性成员的名字都是海因里希加一个数字。

据报道，策划颠覆政府的组织除了组建影子政府外，还计划建立一个军事部门，现役和前军方成员是政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包括来自特种部队的前精英士兵。检察官说，军事部门的目标是要消除地方一级的民主机构。

正在被调查的人当中还有一位是特别突击队的成员，警方搜查了他的家和他在斯图加特西南一个军事基地的房间。

德国联邦检察机构宣称，警方周三发动的大搜捕行动中，共有25名恐怖主义嫌疑人被逮捕。他们涉嫌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德国现行民主体制。

    

（德国之声中文网）12月7日凌晨，警方对一个疑似恐怖主义网络发动了大搜捕行动。该团伙由所谓"帝国公民"组成，据称他们策划以暴力手段推翻德国现行政治体制。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检察机构宣称，搜捕行动中共逮捕了25名可疑人士。德国司法部长自民党政治家布施曼（ Marco Buschmann）表示，该组织涉嫌"策划对宪法机构发动武装袭击"。

调查人员称，一些成员已经做好具体计划，以武装小组形式对联邦议院发动袭击。联邦检察院也发布了此次调查行动的更多细节，其中包括，该组织的目标是"推翻德国现行国家体制，并以他们自己已基本设计完备的国家形式取而代之。"

该组织的成员们显然期望，政变成功后由他们的负责人出任德国国家元首。来自德广联和明镜周刊的消息称，该组织负责人是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的罗斯王子亨利十三世 （Heinrich XIII. P. R）。检察机关称，该组织很清楚，暴力是推翻现行政治制度的唯一可能性，他们也愿意为此开展杀戮行动。

拟定出任未来帝国元首的亨利十三世罗斯王子被警方带走。

在十一个联邦州展开的调查行动目前仍在继续。共有三千多名警员和安全人员参加了搜捕行动。被捕的25名男女中，有24人是德国公民，另有一人则是俄罗斯人。奥地利和意大利境内也分别有一人被逮捕。联邦检察机构称，目前仍有27名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

德广联和明镜周刊报道称，部分组织成员以前曾在联邦军服役，犯罪嫌疑人当中也包括德国选项党前联邦议员马尔萨克-温科曼（Birgit Malsack-Winkemann），政变成功后，她将是拟议中的司法部长人选。

联邦检察机构称，该涉嫌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均"深度排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及其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他们对阴谋论深信不疑，并坚信德国目前被所谓"深层政府"的成员所统治。

联邦检察机构称，该组织成员还相信，他们届时会得到一个所谓"解放联盟"的帮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由俄美等国政府、情报机构以及军方人士组成的、高度发达的秘密同盟。该组织成员相信，"解放联盟"会在近期内发起行动。

检察机构称，这一恐怖主义组织计划对现有国家机构及国家的代表发动攻势，而属于该组织的一个武装团伙则负责消灭德国的民主法治制度。检察机构称，组织成员很清楚，他们的行动将会造成死亡，但这显然不足以阻止他们采取行动。发起行动后，他们计划成立临时政府，并同二战战胜国就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开展谈判。

检察机构称，在二战战胜国中，该组织只计划同俄罗斯开展谈判。据称，亨利十三世已经联络过俄罗斯派驻德国的代表。但检察机构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俄方代表对他们的计划做出过积极回应。"

据称，至迟在2021年11月底，该组织就开始为政变进行准备。并为此目的拟定组织架构、招募新成员，并购置了相关装备。他们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并试图招募联邦军士兵和警察。

周三和周四，嫌疑人将被递解联邦法庭，由法官决定是否对他们采取拘留措施。

谢选骏指出：德国右派密谋进行武装起义，但是类似的日本为何没有这样的右派起义？这是因为，美国为日本保留了君主制度，而德国的君主制度却在二战以前已被魏玛共和国推翻，后来崛起的纳粹不过是一个假冒君主制度的僭主制度。

《从德国城德累斯顿宣布“纳粹紧急状态”看西方极端主义》（BBC 2019年11月14日）报道：

伊斯兰佩吉达（Pegida，即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字母缩写）运动支持者2015年7月游行——

德累斯顿也是反伊斯兰佩吉达（Pegida，即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字母缩写）运动从2014年开始的地方，它们至今继续在那里举行集会。

德国德累斯顿称其存在极右势力的严重问题，宣布进入“纳粹紧急状态”，折射欧洲对极端主义思潮的担忧。

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首府，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极右势力的堡垒，是德国反伊斯兰佩吉达运动的发源地。

作为2025年欧洲文化之都的竞争城市之一，该市的议员已经批准了一项决议，称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极右翼的问题。

但反对者们说，这太过分了。

在欧洲、甚至全世界，如何维护自由、民主的环境，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和平理性地表达观点，是一个焦点争议问题。

什么是“纳粹紧急状态”？

“纳粹紧急状态”的表述，类似于气候紧急状态，说明有严重的、需要应对的问题。

来自一个左倾政党、提出动议的地方议员马克斯·阿申巴赫告诉BBC，开放的民主社会正受到威胁。他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因为政治家们没有采取足够的立场鲜明的行动来反对极右派。他表示，他在地方议会提出这个动议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也想知道，在德累斯顿市议会里，他和什么样的人坐在一起。

该决议承认右翼极端主义的态度和行动等等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来，呼吁该市帮助极右暴力的受害者，保护少数民族和加强民主。

2019年11月初，德累斯顿市议会投票表决，以39票对29票通过阿申巴赫的动议。

阿申巴赫表示，市议会通过这项议案表明它致力于培养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保护少数民族，坚决反对纳粹。

不同意见与议案的作用

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议员们反对这项决议。

基民盟市议会小组主席扬·敦豪瑟（Jan Donhauser）对BBC表示，从其观点来看，这主要是有意挑衅。他表示，紧急状态是指公共秩序崩溃或受到严重威胁，不该随便轻易提出。而对右翼极端主义的关注无助于该市民众所需做的事情。作为议员，应该是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守护者，无论暴力来自哪个极端主义方面，不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符合自由民主精神。

敦豪瑟补充称，德累斯顿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是右翼极端分子，也不是反民主分子。

基民盟在反对该决议的同时表示，希望加强最适合用来打击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的机构。

德国政治学教授凯•阿茨海默曾就极右极端主义问题撰写过大量文章，他表示，该决议的主要影响具有象征意义，但这可能意味着，未来将拨出更多资金用于打击极端主义的计划。

他还说，就他所知，没有任何其他德国城市宣布过纳粹紧急状态的决议，但反对右翼极端主义的决议并不罕见。

德累斯顿长期以来一直以与极右派的联系而闻名。

阿茨海默先生说，20世纪90年代初，新纳粹组织开始在那里举行集会，纪念他们所谓的“盟军轰炸大屠杀”。二战时期，这座城市在1945年被英美军队重点轰炸过。

萨克森州长期以来也是极右翼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后来的极右翼德国替代党（或译为其它选项党，另类选择党）的据点。

在2019年9月的州选举中，对德国替代党的支持率大幅上升，比2014年上升了17.8%，最终达到27.5%。

佩吉达的支持者说，面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需要唤醒民众。他们希望德国限制移民，并指责当局没有执行现行法律。

这场运动在该市引发了大规模的反集会。

整个欧洲的忧虑

近两年来，在欧洲各地其它国家，右翼政党的势力也在上升。

在德国集会的欧洲极右翼政党领袖2017年就乐观地预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入主白宫，预示着欧洲的右翼政党也将迎来复兴。

在意大利、瑞典、丹麦、匈牙利和波兰等等国家，右翼势力纷纷日渐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数十年来，极右势力没有对西班牙政治产生影响，但在2019年的大选中，成立于2014年的极右政党民声党（Vox）取得令人瞩目的胜利，成为议会的第3大势力。

欧洲极右翼政党的通常一个特点，是和民粹主义、排外、反移民和反伊斯兰等极端思潮结合，这引发了欧洲人对传统的自由民主价值能否延续的忧虑。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怀念君主制度，得不到均值制度，退而求其次，弄个僭主制度玩玩也可以的——就像中国，袁世凯称帝不果，就拉出孙中山尸体充当国父，继而又有蒋介石、毛泽东等相继僭越，先后沐猴而冠……没有真货，就用假货——结果整个社会沦为山寨大国。

谢选骏：顾准为何不懂皇帝就是僭主

 

《理钊：中国为何有僭主之实而无僭主之名——读顾准<希腊城邦史>抄》（2017-12-09 理钊）报道：

在古代希腊史中，有一种独特的执政者“类型”，它不同于“王”，亦不同于民主政制推行开来后，由公民所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即所谓“僭主”。

所谓“僭”，中国辞典的解释，为“古时指地位在下的人冒用在上的人名义或礼仪、器物。”《论语》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如此激烈地批评季氏，就是因为季氏僭越了礼仪，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对此，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这是讲恕道的儒门不讲宽容的一个表现，凡事都拔高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对艺术评论全取政治的眼光，是儒门自相矛盾之处。且不说李泽厚先生的议论是否有点儿以今论古，只从儒门的眼光看，中国对于“僭越”的看管是极为严格的，别说是僭权，仅仅是一些礼仪、器物的僭越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了。而在古希腊的历史中，“僭主”则是实实在在窃权者或“篡权者”，亦即在下的人取得了在上者的权力。

对于“僭主”一词，用顾准的话讲，在“古代西方是把它用在很不好的意义上，中文译为‘暴君’”的。对此，顾准认为，放在古希腊时代，即公元前六至公元前七世纪时期，还是应该用一个稍稍客观的词，即“政权篡夺者”更符合当时的实际。这是因为，一是当时的僭主不称自己为王，多用一个略含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二是这一时期的僭主，在推动希腊“民主政制”的建立上，多少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与后来的“僭主”并不完全一样，贪恋权力，以残暴维护其权力，“初期的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政策。”

但是，这些僭主尽管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可在行使和运用权力上，还是很注重运用“权术”的。对于这些“权术”，顾准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中的一些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本书，正是依照当时希腊的政治现实而进行总结的。对于这些“权术”，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的几种——名称是笔者篡拟的：

第一是伐优之术。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故事：“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利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为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他的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后，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

这个故事自然是讲出了“权术”的要义，但这种讲法却是耐人寻味的。一是讲者并不是直接讲出来。对于这种“权术”，大约即使是在“篡权者”的口中，也是不好意思直言的，毕竟是一种杀人之术；再者，这种传授之道颇有一点儿中国的参禅悟道的特色，智力平者便不能解其中的深义，比如那个使者便不明白，而主人则是读懂了的，可见传授者也还有要考一考求教者是否有足够的智力的意思。

第二是散沙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意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读到这里，便想到鲁迅所曾讲过的“一盘散沙”，也想到明朝时阉党势力嚣张，查禁结党，使人“道路以目”。

第三是威严之术。还是抄亚里士多德的原文罢：“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这一种让人民大规模集会于公共场所的权术，虽有灌输、洗脑等诸多功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树立权力者的威严，这种威严既有实在的暴力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实现精神方面的统治，如果要找一位现代运用这一权术的最好的人物，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是希特勒了。

第四是选庸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这一点的意思十分明白，但在中国的儒门中，却是从正面着眼的，即儒士们一再昵喃着的君王们要“近君子，远小人”，其实就是看透了君王的心思。

第五则是防下之术或防内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意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读书至此，忽然想到清末重臣刚毅有“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话。对此，过去有些不解，以为不过是一时的气话，现在想来，倒也合乎满清统治者的心思，因为在当时，“家奴”正想要他们让出权力，而结交友邦则可以帮慈禧再“垂帘”几年的。对于掌握着极端权力的人来说，他的对手或敌人永远来自于内部，这也是所有极权者最为明白——因为他就是窃权者或篡权者，他知道他能够窃得权力，别人也能，也必定作为最大的心事。

纵观以上的“权术”，稍稍对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史，便会发现，这并非古代希腊的“僭主”们独有的秘术，以上种种，在中国历史中差不多都能找到大量的应用的案例。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清朝以前的所有帝王中，都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这部《政治学》。由此可见，在东西方的历史中，在玩弄权术方面，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并没有什么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之处。

对于“僭主”，他们是事实上的君主，事实上的王，但他们都没有得到“王”的称号。顾准在《希腊城邦史》中分析说，这是由古代希腊的特定历史决定的。因为古希腊的“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祐的光轮。”而“僭主崛起于希腊的人文主义时代，他在希腊那些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围怎样也蒙不上一层神秘的天命。所以，王和僭主事实上同样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王被视为合法的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王。”

接着顾准对中国历史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僭主”进行了分析。他说，“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于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法统’的观念看，又何偿不是僭主？”然而，中国有“僭主”之实，为何没有“僭主”之名呢？顾准说：“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凌诸侯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这意思即是说，尽管他们都是“篡权者”，但都将他们合法化了，所以，用不着再为他们造出一个“僭主”的名目。

抄书至此，笔者不免心生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会给他们“合法化”，是谁给了他们“合法化”？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非笔者之力所能拎得动的。但我们不妨从上文中古代希腊的“僭主”，为何有着王者之实而没有王者之名的原因，来窥探一二。

一是宗教的原因。古代希腊的王是源于宗教的，王权由神所授，常人不可以称王。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虽有儒、法、道、墨，但都没有演化出真正的宗教，道家及西汉时重兴的儒家，虽然有“天”的说法，但在民众之中，仅具有泛宗教的色彩，所谓的“天庭”不过是世俗人间的神话版而已。即便是后来的佛教，不但不具备颁授王权的功能，相反还有着将王者拉下王位的意思，因为这一宗教的创立者便是弃王位的人。佛教更看重的是个人自行的修行，所谓“普渡众生”只对佛教的创立者而言，并非是要设立王权而引领民众。所以，这种门槛极低的“天庭”，任何人都可以自诩为“天子”，或其他神的后代，刘邦就是将自己化为“白龙”的后代。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秦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的历史上便没有了独立的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中，儒士们虽然讲“道统在士，治统在王”，看上去是独立的，但其所谓的争“道统”的目的，不过是在为他们所认为的“贤明君王”背书，并非认为自己与所谓“君王”一样，都是凡夫俗子，一样的平等。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所以，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除了承担研究、传承学问以外，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命名者，起着为道德、权力命名的作用。秦始皇之所以要焚书坑儒，原因就在于秦之前的知识分子还是相对独立的，他们研习学问，评点政治，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秦之后，知识分子便永远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权力的附庸。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是还给儒门独立的地位，而只是把儒学扶持为国家学说，所谓的“独尊”不过是让儒学成为权力的一体的两面。百代皆行秦政制，所以自秦以后，从政治的一面讲，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了权力的命名者，使权力合法化便成为知识分子所持的一门学问，不仅“僭主”无从谈起，而且文化也成为专制主义的一部分。

谈到中国的历史，顾准说：“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因为顾准的对于古希腊城邦史的研究，有很多时候是在与他人的私下讨论中进行的，读这一节，似乎是讨论的一方在读了顾准的分析后，对中国历史没能有向前跨跃的一步而有点儿后悔之意。正如顾准所言，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但又有多少人对中国的历史有过后悔之感呢？我想，从现在的情势看，非但没有人为中国的这种历史而后悔，反而更多的是以有这种历史为荣耀的！

（2016年3月22日）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可能过于推崇顾准了，以至于没有发现，“顾准不懂皇帝就是僭主！”所以，顾准只知王莽是一个僭主，不知秦始皇才是最大的僭主，至于汉朝皇帝以下的各朝皇帝，那不过都是秦始皇生下来的跳蚤，只会更坏，不会更好。那么，顾准为何如此无知呢？显然，这是由于顾准是共产党，被马裂猪意“一叶障目”了。至于李泽厚的议论之所以“以今论古”，那是因为，李泽厚患有“革命大批判”的后遗症，深中他据以发家致富的“影射史学”之毒。顾准要是懂了“皇帝就是僭主”，他的历史观念就可以上一个台阶了。李泽厚要不是落井下石批判朱光潜，又如何在马列狗之中出人头地？

谢选骏：八王之间的阶级斗争迎来了五胡乱华的民族解放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事件，竟然源于一位丑女！》（2022-10-16 环宇头条世界）报道：

丑女贾南风，是西晋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史称惠贾皇后。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丑女人：据史书上记载，惠贾皇后身材矮小（约1米4左右），面目黑青，鼻孔朝天，三国群英传中贾南风形象嘴唇保地，眉后还有一大块胎记。贾南风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的三女，继室郭槐的长女。

贾南风的母亲广城君郭槐，是城阳太守郭配之女，系贾充的续弦。贾充的原配夫人李氏出身名门，端丽贤 淑，嫁给贾充后生下贾荃、贾濬两个女儿，后受其父株连被流放边地，贾充才娶了郭氏。这个郭氏夫人是个醋坛子，生性妒忌，甘露二年（257年）生下贾南风后，更是变本加厉。她对贾充身边的所有女性都心怀戒备，若是看到谁同贾充有来往，就会醋海生波，闹得贾充人仰马翻，不可招架。

这样的家庭出身，不仅使贾南风极易跻身于最高权力阶层，而且生母的妒心之盛，在贾南风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母亲的妒忌，教她学会了一个女人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地位，获得应有的权益。家世门风，造就了贾南风妒暴酷虐的品性，对她的一生影响至深。

继立的晋惠帝痴呆低能，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永平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这场动乱从宫廷内权力斗争开始，引发战争，祸及社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晋人孙惠曾评价道：“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评价说：“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

谢选骏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便秘理论，可以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八王之间的阶级斗争”则“迎来了五胡乱华的民族解放”！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士族还是寒门》（2022-05-27 孤风婉史）报道：

西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突出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如果说到西晋王朝的历史影响，它与汉唐相比却也并不逊色。之所以会这样说，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八王之乱与后面五胡乱华事件的发生。

在这场动乱之后，中国内部陷入巨大的动荡当中，上至广大统治阶级，下至平民百姓，都难以在这场动乱当中抽身。而如果说到这起动乱的发生，那么我们便不得不将其背后的原因追溯到当时作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之上。

一、西晋的政治环境相对来说较为特殊

1、士族政治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一股独特的势力——地方豪强。西汉初年，出于快速恢复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目的，西汉政府将黄老之学当中的无为而治制定为了基本的治国思想。在这一政策下，政府对于社会的管控力度大大下降，对人们各种生产生活活动的进行创造了相当良好的环境。

但是，也正是因为缺乏政府的监管，在看似和平繁荣的“文景之治”盛世之下，却是社会发展的无序状态，大量地主豪强在这一时期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获得了大量财产。直到汉武帝继位之后，“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成为社会的主流，极大威胁了中央集权统治。

此后汉武帝虽然在执政时期对地主豪强进行了大力度的打击，但当他去世后，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掌控力度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而当汉宣帝也去世后，这种掌控力度愈发下降，地主豪强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话语权则越来越重，并升级为传承数代的门阀士族。

此后东汉的建立虽然也是由于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但这场社会变革从本质上来说却并未改变地主豪强势力壮大的局面。

事实上，东汉的建立更多像是地主豪强势力内部的重新洗牌。直到东汉也逐渐迎来自身生命的末期后，地主豪强在社会当中的主导地位愈发凸显。无论是汉末军阀的争霸还是三国时期的斗争，其背后都有着门阀士族的影子。

在这种士族政治的时代背景之下，士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庞大的军事、经济、文化资源，其背后所代表的还有着足以扩散到全社会的影响力。因此，当时的军阀们如果想要取得争霸战争的胜利，便必然需要取得士族们的支持。

事实上，就连不少士族本身便是诸侯争霸战场的主角，如袁绍在汉朝末年初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他出身于汝南袁氏的家族背景，其祖上四世三公的辉煌史实在是让人难以企及。

曹丕所建立的曹魏政权如此，刘备所建立的蜀汉以及孙权所建立的孙吴政权是如此，而之后西晋的建立当然也不例外。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西晋从本身的建立看来就存在较强的不稳定性。

2、西晋本身的诞生充满复杂性

作为通过谋朝篡位手段而建立起来的政权，西晋本身的法理性其实是相当不足的。也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晋的统治者司马氏不得不与广大门阀士族联合起来。

除了将原先忠于曹魏政权的势力一一剿灭外，如毋丘俭、诸葛诞都被诛杀，他还注重于笼络忠于自己的势力，如采取联姻的方式加强自己与其他家族之间的联系，司马师的妻子羊氏家族便是“世吏两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问。”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世家大族们本就已经相当之高的地位与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司马氏本身并无法达到真正的君主专制，尤其是在西晋建立初期，这种局面更加明显。

另外，有鉴于之前曹魏政权灭亡的先例，司马炎逆历史潮流般地选择了实施分封制。由于曹魏统治者对于自己的宗室势力过分打压，这导致当时在中央掌权的曹爽一伏诛，曹魏能够对抗司马氏的势力便几乎就已经是被消灭殆尽。

此后，无论是地方上所发动的以拥护曹魏政权为名义的淮南三叛变，还是中央发动的试图推翻司马氏统治的政变，最终都因为实力弱小而只能走向失败。

因此，司马炎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将司马氏的宗室子弟分封到各个地区，试图将他们作为西晋中央政府的有力屏障。从而维持西晋王朝的长治久安。当然，这种设想在之后的发展与司马炎所想可谓完全是背道而驰。

二、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带来了西晋政权的动荡

1、西晋中央政府内部首先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晋武帝晚年，杨骏凭借自己岳父的身份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用。直到晋武帝去世之后，他更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实现了大权独揽，与其弟杨济和杨珧并称为三杨。

然而，在独揽大权后，杨骏不仅没有带领西晋王朝走向繁荣安定，相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始终持任人唯亲的政治策略，对自己的亲信与家族中人大加提拔。

同时，他还大力打压原先的司马氏宗室，导致当时的朝堂上人人自危，“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如汝南王司马亮便是害怕杨骏对自己不利，就连晋武帝去世都不敢前去祭奠，其心中忌惮之深可见一斑。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场政治动乱开始处于酝酿当中。

有鉴于杨骏专权所引发的朝堂众人的不满，当时的皇后贾南风抓住了机会，成功联合其他与杨骏有所矛盾的大臣与宗室将其统治推翻，杨骏及其党羽也在这场政变当中被全部诛杀。

而为了实现自己的专权，贾南风之后又利用汝南王司马亮、卫瓘和楚王司马玮之间的矛盾，使司马玮在将司马亮和卫瓘诛杀之后，自己又借助大义的名义将其诛杀，成功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司马亮本人能力平庸，但他与卫瓘之间的合作却是以保障司马氏政权、辅佐晋惠帝为目的，他的死亡对于司马氏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是一个之后八王之乱动荡开启的标志。

2、门阀士族对于利益分配的不满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出现

前文已经说到，门阀政治是西晋时期政治的主要特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这些门阀士族往往能够将自己手中的权力与财富传承数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便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相比之下，那些寒门子弟则由于身份的原因，即便自己拥有再高的才能，但阶级上升通道却依旧被完全堵死，难有出头之日，只能几辈人都生活在贫穷落魄之中。

另外，经历过东汉末年、三国时代、高平陵之乱等数次政治动乱之后，当时的士族大多已经抛下原先虚伪的面具，对权力和地位有着堪称狂热的追求，正所谓“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便是如此。

而即便是在士族门阀士族之间，其中也存在相当严重的分歧与矛盾。在晋武帝时期，高级门阀士族普遍掌握着更多的政治资源与财富，他们之间互相结为朋党、争权夺利，在垄断朝政后却又贪图享乐，整体陷入一种相当腐化、堕落的境地之中，同时也对其他中下层的士族造成了剥削与压迫，引起了他们的普遍不满。

但即便如此，晋武帝对于这种局面却并未做出任何改善的举动，这无疑加剧了这种士族之间的矛盾。当晋武帝死后，这种矛盾再度得到激化，中下层士族门阀看见了推翻高级士族门阀的机会，也看见了自己崛起的机会。

在司马炎原先的设想当中，地方诸侯王本来应该作为维护西晋中央政府统治的屏障。也就是说，当西晋中央政府遭遇外敌或者动荡之时，他们应该起到出兵勤王的作用。然而，在实际的情况中，现实却与他所想的完全不同。

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本身发生的动荡和杨骏、贾南风等人的专权乱政，这为地方诸侯王们进攻京师、自己去夺取朝政大权提供了机会和借口。

另一方面，当这些宗室子弟被分封到地方之后，他们迅速与当地的门阀士族结合了起来，对权力的共同渴望则构成了他们合作的坚定基石。最终，在合适的环境、强大的实力与极强的野心之下，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开始，五胡乱华的动荡时代也由此开启。

三、总结

总的来说，西晋时期之所以会发生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很大程度上便是在与当时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权夺利。

面对门阀士族争权夺利的现状，西晋的统治者不仅没有成功缓解这种局面，反倒是由于自己谋朝篡位的不当得权手段，不得不更加抬升门阀士族的地位，他们也得以掌握了更多的权力，积累下了作恶的资本。

之后随着晋武帝去世，这种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门阀士族再也难以抑制自己的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并最终发动了八王之乱这一间接导致西晋灭亡的动乱。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负主要责任的既不是士族也不是寒门，而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寿终正寝。就像同时代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入侵的“民族大迁徙”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