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骑虎不难下，骑的是牛羊马——白纸革命是两脚羊群的抗议

《如何处理任志强 习近平骑虎难下？》（04/01/2020 安德烈）报道：

任志强自从写了一篇不点名批评习近平——是一个渴望权力的小丑，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而其独裁的作风加剧了新冠疫情后就失踪了。他是在69岁生日后第三天失踪的，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助手和儿子。

任志强敢于与习近平撕破脸，加之他在中共高层中人脉广泛，他的突然失踪更引起广泛的关注。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从初中以来就一直是朋友。任志强在2013年的自传中写道，王岐山有时会在深夜打电话给他并聊上几个小时”。任志强做大老板的时候，还曾雇佣如今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刘鹤为兼职研究员。

前不久，与王岐山及任志强都是旧识的阳光集团主席陈平转发了一份要求紧急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书，信的核心内容，是要习近平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更趋专制、为一系列错误决策包括中美冲突、香港危机以及延迟对抗新冠疫情时机负责，就是请君走人的意思。陈平后来出面解释他只是转发了这封信，并不知作者何人，但他同时指责，造成传言横飞局面的，就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结果。

任志强，陈平都具有红二代背景，加之各自与中共高官阶层的特殊关系，有的观察人士据此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中共内部对习的统治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习近平宣扬亲自指挥抗疫的17万人大会讲演被任志强批得一钱不值，意味着公开撕破脸了，在任，明明知道力量悬殊，也要为历史留下一笔。

那之后，任志强失踪了，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有说他被中纪委隔离了，有说他患重病送院抢救的，还有点说他在绝食的。3月25日传出“五老上书”习近平要求释放任志强，26日，传出马云等企业家联名透过李克强要求释放任志强，各种传闻，真假难辨。

3月31日，著名记者高瑜转发一则消息否认了任志强在绝食。高瑜后来发出的另外一推说，“老任住在原铁道部太平庄交通部党校，由其外甥萧飒照顾其生活起居，昨夜委托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建对外捎句话：‘我很好，我不是被软禁，我这是党内禁闭，我的党籍不会被开除，大家放心！’”。

如何看这段话，至少他不是自由的，但说党籍不会被开除是什么意思，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去碰他？这段消息对任志强目前的处境似乎并没有澄清多少。

任志强一向以敢言闻名，2016年，习近平称，中国的新闻媒体都必须为党服务，在微博上拥有几千万粉丝的任志强立即回击，他说新闻媒体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政党服务，否则人民就将遭殃。 很快，他的微博帐号被取消，他被留党察看一年，护照被没收，家人不许离开中国等等。

从任志强再发长文抨击习近平17万人视频大会的讲话，显然，他不畏惧什么，因为在习近平大权独揽的情况下，纵使他在中共党内有人脉，甚至有老友王岐山，很难想象他们会公开出面替他辩护。

这两天，任志强的好友发出一份致北京市委的公开信，他们向北京市委要人。信中写道：任先生无论触犯了任何法律，都不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失踪’，那种‘秘密抓捕’只是野蛮时代的产物，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种事情的发生，只会令大国形象受损，只会令一个政权丧失公信力”。

一批自认为是任志强“精神朋友”的海外学者或独立人士以及网络闻人也加入了签名信，包括李江琳，夏明，吴祚来，一剑飘尘，老灯等人。他们表示虽与任志强先生素昧平生，然而认同他对正义对真理的追求，抗议当局对他非法物理的抓捕关押，要求立即释放任志强。

关于任志强的各种传闻难以查实，但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有人认为这一现象说明中国人心浮动，政局微妙，而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实际上不得人心。习近平最后会放过任志强吗？比较乐观的分析认为：习近平现在有点骑虎难下，如果严惩重判，会受到党内各方的异议和政治压力，如果轻放，有可能造成其他人群起效仿。习近平会这么优柔寡断吗？不少人表示怀疑。至于王岐山与任志强的特殊关系会起到什么作用？旅美独立学者吴祚来认为：“王岐山与习近平是命运共同体，是终身副主席？谁反习就是反王，任志强也不例外？习如果枪毙任志强，王是第二个补枪的人……”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是愚人节发出来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任志强不是老虎，或说最多只是“虎落平阳”了，最终不得不变成“被欺负的两脚羊”。

《二十大习近平骑虎难下》2022.02.28 （《红色轮盘》作者沈栋& RFA）报道：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观点》，我是唐琪薇。今天《观点》节目的嘉宾还是《红色轮盘》（Red Roulette）的作者、旅居英国的沈栋先生。沈栋先生告诉我，他一直认为只有时势才能造英雄，英雄是造不了时势的。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他的前妻、被称为是温家宝家族“白手套”的段伟红，沈栋才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共权力最高层的各种争斗，以及习近平背后的红色血脉在中国形成的强大的关系网。和温家宝夫妇有过不少接触的沈栋认为，中国前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执政期间的确有改革的意图，只是这些意图并没能够付诸现实。

沈栋：我觉得他个人对自己有几个定位。第一个定位，他把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儒官，就是很儒雅的官员；第二个定位有很多人叫他温爷爷是吧？我觉得他也确实有把自己做成这种定位，什么爱民如子啊；第三，他在官场给自己的定位是很有边界的，出了我边界的东西，他不会逾越，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坐到这个位置。因为当初大家都知道八九民运的时候，他跟着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这个可能不叫死罪，基本上可以把你抹了吧，这个事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能上位，这个其实是各方势力一个妥协。所以他有这个（改革）意图，但是他不会逾越这个框架，因为做政治改革是总书记的范畴，不是他总理的范畴。所以他也就是有发表这样的言论，但是从实际执行上，反正我个人是没有看到。

主持人： 温家宝的第二届任期在2013结束。根据沈栋在《红色轮盘》中的描述，段伟红一直在寻找最终取代温家的新人脉。除了被段伟红称为“王叔叔”的王岐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段伟红的关系更是密切。当时的孙政才和现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是习近平之后中共第六代领导人最热门的两个候选接班人。

沈栋：你看（孙政才和胡春华）他们前后挪动的时间点，相差都是几个月之内的，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在赛马进位。其实当时如果中国政治体制照过去23年，江泽民、胡锦涛那个23年的既定体制来走的话，那么总理和总书记是不出这两个人的，而且他们也是很明白的。因为我们一介平民，只是说因为跟温家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只能说是跟押宝一样，只是我们是押了某些宝而已。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对吧？如果你一个商人，你在一个三级市里边做生意，你看到老局长要退休了，你很自然的就想，那未来接班的新局长是谁？我能不能提早跟新局长去亲近一下？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实接着我刚刚之前说的话题，就是说你押宝未来的接班人。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现在他拔掉接班人，其实是明显就是要防止我刚刚说的那种现象。只要你指定了一个接班人，那就有很多官员会觉得，我现在进不了你习近平的圈子，我就把我的宝押到未来的接班人上，我提早进入那个圈子，就你马上会出现一个权力分化的现象。所以这是他为什么要打掉接班人体制，就是他要防止权力分化，然后他才可以大权独揽。

记者：您提到王岐山当北京市长的时候，有段时间每隔两三个星期都会和段伟红见面聊天。当时王岐山给你们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沈栋：他是第一，我觉得他是自视很高，非常自负。他交往的范围跟一般官员的交往范围非常不一样。他交往的官员很广，这个跟一般的官员是非常不一样的。

记者：我看到也有分析人士说王岐山和现在的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他们现在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反习力量。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观察？

沈栋：华人里边有太多这种阴谋论。太多这种拿古代的这种宫廷这些东西来看。习和王的关系，我看你前一阵子跟蔡霞的一个访问。我比较赞成蔡霞的一个说法，其实（习）既要用（王）又害怕。无论是东方西方，独裁者有一个思维模式和行为惯性，他对王目前的这种防范或者甚至说打击，应该也就是一个正常独裁者害怕的心理作祟。

记者：您说过中国是被红色血脉掌控的，您对习近平之后的红三代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我注意到您在书中对他们也有所描写。您觉得在习之后他们有接过江山的野心吗？

沈栋：对红色血脉者来看的话，不能是单独一个个体来看，它是一个群体。我觉得最简单例子，就是百年党庆。那十二辆车载去天安门广场上城楼的那些人。那些人是什么人？如果正常来说，平民百姓、无官无位，唯一能上城门并肩跟习近平站在一起的，就是因为他的血脉关系，所以他们是一股势力。我看您上次跟蔡霞的访问，很多人（留言）说希望中国什么时候做出改变，我觉得要求太高了吧，我觉得中国成本远远没有付够呢，人民没付够成本是不愿意做这些改变的。那这些红色血脉他坐在那儿他更不愿意做这改变。我就打个比方说我在书里边也提到，我觉得（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是吧，我跟他们一拨人吃饭，那时候国民党刚刚去势，民进党刚刚上台，然后追国民党的党产。她在那说什么？她说赶快把国产给拨成党产吧，万一我们哪天下台的时候，我们这还多点家底。我当时听了，当然一个很震惊，是说共产党的人、邓家的人还觉得自己可能会有一天下台？但是你也是看到他们是怎么看国产的。国产就随便拨拨就是我的党产了，再拨拨就是我的家产了。这些人在这种权力位置上，他们作为一团势力，怎么会愿意说去势呢？不可能的。

记者：您会如何看待部分红色血脉对习的不满呢？

沈栋：我觉得是这样，我个人的观察和经历，我觉得习上台其实最大的推力是红色血脉，他当时其实上能上台最大的推力是红色血脉。当时咱们北京的说法就是说，现在少主人回家了，管家们可以靠边站，那管家是说谁？胡锦涛江泽民他们叫管家啊。管家可以靠边站，少主人回家。他们都觉得我们的时代到了，我们又重新回来了。所以习能上台，红色血脉是最大的推力当初。那现在当然因为，我觉得现在他把自己定位成中兴之主，所以他对各方势力都在把他们push back，把他们往外推。这个也是因为做一个独裁者作为自己定位的一个选择。但是我刚刚说了，红色血脉这些人是一张网，是中共存续的一张网。

记者：您刚才特别提到中国的人民的成本还没有付够，对，您具体跟我们谈一下什么是成本还没有付够？

沈栋：我觉得经济得往下走，而且只有经济急剧往下走的时候，共产党才会失去公信力。本来吃一斤肉，现在能吃两斤肉，那很多事情我可以接受。很多不满，我也不愿意（反抗）。现在大家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以前踩自行车的，我起码现在能开个面的对吧？现在从面的我能去开个丰田，现在还有机会开个奥迪。。。在这过程中我对中国很多事情不满，但是，算了吧。对吧？大家回一句话，我们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吗？只有在中国经济急剧下行以后，大家才会认为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可以接受的。

记者：您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展望？因为之前有很多报告指出，未来几年内中国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大经济体。

沈栋：我个人认为拐点已经到了，就是中国的高峰时刻、高光时刻已经过了。往后走，只会往下走，这是我个人看法。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预测在2030年左右，或者甚至说早一两年，（中国）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经济体，这种就是惯性思维推动。80年代当时我也看了很多书，当时我也觉得，哎呀大家都认为日本要超过美国了，对吧？当时日本的地产，我记得好像是说东京皇宫的一块地，可以买一个加州。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数值大家都有了，中国房地产的价值，是高过美国加欧洲加日本的总和。我觉得这个是高光时刻，高光时刻已经过了，我觉得以后只能往下走。

主持人：沈栋在香港长大。《红色轮盘》的扉页上，他写道：这本书不仅要献给前妻段伟红，也要献给香港。沈栋说，他在任北京政协委员时曾就香港问题致信习近平办公室，但并没有得到回复。

记者：我们来谈一谈香港。当时香港那些资本层跟中共的一些勾兑其实也是蛮厉害的，是不是？

沈栋：我北京政协做了10年，中国派香港的一把手二把手我都有交往，看到他们跟香港商界的一些来往，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我举个例子说，当时有一次我们去吃饭，就很小范围，大概一共是5个人。其中一个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商家族成员，吃完饭中联办一把手二把手的其中一个，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个项目什么什么集团他们想买控股，你们可以考虑吗？当时我就非常震惊，一开口就直接说帮他谈项目，那你就是他口袋里的人了。后来占中的时候，我就把这些经历跟北京的一些朋友聊了，北京的朋友就说，他说你这些想法看法，如果正常渠道是上不去的，不会出现的，他说要不你写个文章，我们递到习办去。我觉得当时其实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九七回归之前的前一段日子，其实是一个中空地带，香港的几大家族其实在这个中空的阶段里边，我应该说是他们鱼肉了香港的人民百姓。就是说他们既掌控了（香港）政府、也掌控了北京。因为北京从第一个层面，当时是真的想是不插手香港事务，让你们香港自己搞。另外一方面当时的这几个（中共）常委，每个家族都是有做生意的，然后每一个家族基本上都是跟香港家族有合作的。所以他们这几大家族，其实是根本不把香港政府看在眼内。香港人其实就给那几大地产商在交税了，他们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影子政府。习来了以后其实是在改变，其实是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现在其实是真正是北京直接在掌控香港。

记者：您会如何看待香港的前途？

沈栋：我觉得香港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香港的金融业是架构在法律体制之上的，在这个架构被拆除的时候，香港的金融业跟上海有什么竞争性呢？

主持人：沈栋表示，早在胡温第二任期时，他就感觉到了中国大陆“国进民退”的趋势，并萌生去意。但段伟红对胡温之后，自己在中共高层的人脉依旧有信心，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2015年沈栋离开中国。2017 年 9月5号，留在北京的段伟红从人间蒸发，直到去年《红色轮盘》英文版出版前才再度浮出水面。沈栋说，段伟红的悲剧也是很多想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的商人们的悲剧。

记者：从像徐明还有肖建华，还有段伟红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白手套们他们的命运？

沈栋：我觉得悲剧性吧。打个比方说肖建华吧，他以前是北大的学生会主席，我们也有一定的交集。我觉得很多这一代人，很多人做白手套也是逼不得已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资格去做那只手啊。那你想做点事的话，你只能做那只手的手套。你一辈子。。。中国14亿人，你在那个时代想做点事情出来，你还有什么选择呢？走了这条路之后，最后有这些下场，我觉得是悲剧性的吧。

记者：您对马云跟许家印的命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

沈栋：我觉得此时此刻许家印的这个状态，跟马云的状态区别很大的。我觉得许家印财是肯定没的了，那么这个人能不能保得住？我觉得也很玄乎，我觉得比较难，也不容易，估计。如果马云来说，因为我其实我花了挺长时间，有一段时间在学习家族传承这个问题，其实我那时候还在清华开过班，请了全世界很多著名家族到中国，来跟中国的财富家族来谈家族传承这个问题。如果从这种角度来说呢的话，我认为马云不会有这个传承的。我认为这个钱他是守不住了，当然守不住这个时间点在哪里，我觉得不会是现在，因为你现在拔掉马云的话，对社会的震动对企业阶层的震动太大了。

记者：也有人说您出这本书其实对习在二十大之后连任是有帮助的，而且段伟红是一颗习用来打压其他派系非常有用的棋子。您的观察如何呢？

沈栋：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猜想，我无法控制我也没有意义（去讨论），反正我写我的感想，我写我的事实。大家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我也没办法满足每一个人，我也没需求满足每一个人，每个人可以各取所需。

记者：您觉得习二十大后他可以连任吗？

沈栋：其实我2015年的时候就知道他肯定不会走的，不是说他不会走会走，是他没法走，骑虎难下。中国的每一个官员其实都是一个金字塔，所以每次中国的打击，这种运动都不会是打击某一个个人，一定是一个清洗，因为他是要清洗你这个金字塔。但是你每次清洗其实你也清洗不干净，因为有的人是横跨几个金字塔。而且你也没法全部清洗，因为全部清洗的话，你这政府就别干了，或者某一个地的政府就别干了。所以当你抓了几百万官员的时候，你没法下台的。你如果下台的话，杀回来这个浪头是无与伦比的。

记者：但是如果习能连任的话，是不是也说明中共党内更加没有制衡他的力量了？

沈栋：我觉得早就没有了。他前十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拔掉所有制衡力量，包括红二代的阻力。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他前十年的执政目标吧。所以我也觉得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是有一个明确的接班体系，而且接班人是一早就上位。这应该说是这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接班人在常委里面。现在习近平也70岁了，他身体出个什么状况，长期不能执政一段时间。很多人会觉得凭什么这个人来接班？我也有资格去接班。另外一个，就是过去这十年的清洗手段，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官僚阶层没有经历过，是一个很无情的严酷的一个清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下一次再有这种情况说要争权位的时候，大家的手段其实会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倒下去，别说我去抢这个位置，就我有资格来接这个位置，但是最后我没接上，我肯定受清洗的。而且在中国这种官场一受清洗，就是你举家然后你的整个体系的人都会受清洗，都会受连累。权力的争夺如果出现这种真空情况的话，这权力争夺会非常严酷的，而且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影响是巨大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当然这个也是所有独裁者都无可避免、会造成这种局面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各个方面来说，中国其实未来在相当一段时间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主持人：沈栋写《红色轮盘》的初衷是想让儿子了解父母的故事，现在这本书不但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还被德、法、日等十几个国家买下版权。但是，原定今年年初在台湾出版的中文版，却因为出版商方面受到压力而被迫叫停。沈栋告诉我，虽然以什么形式或由谁来出版中文版他目前无法确定，但他相信中文版最终会问世。我是唐琪薇，感谢收看，再会。

谢选骏指出：《红色轮盘》预言二十大习近平骑虎难下，但是结果呢？胡锦涛被保安给强制出场了！由此可见，胡锦涛不是虎，只是牛马甚至是羊。毕竟，牛还有牛脾气顶人，马还会踢人咬人，而羊就什么都不会了，有何惧哉。至于全场代表，都是默不作声的羊群。

《评论|胡平：骑虎难下的动态清零》（2022.11.10 自由亚洲）报道：

清零政策动辄封控，民众已成惊弓之鸟。上海人民公园民众听闻有人红码可能封园，纷纷抢着离开公园，差点造成踩踏事故。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会11月10日召开会议，听取疫情防控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会议认为，疫情传播范围和规模可能会继续扩大，形势仍然严峻，要求各级政府"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此前，很多人都估计中共在二十大后将大幅度改变动态清零政策，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前首席专家曾光也持此观点，新华社最新报道表明，中共当局至少在短期内仍然无意改变动态清零。

但问题是，动态清零不可持续。因为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造成的次生灾害越来越重，动态清零难以为继。本来，中共实行动态清零，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病毒会自行消失，像2003年的萨斯那样自行消失。但是专家们的共识是，新冠病毒不会自行消失，新冠病毒将伴随我们的余生。因此，人类不得不和病毒共存。你不开放也得开放，不共存也得共存，动态清零不放弃也得放弃。

目前，中共的动态清零，可以说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放开不放开都会引出严重的问题。

如果一放开，没事，没出什么问题，即便感染人数激增，但是重症率很低很低，死亡率很低很低，病毒无非大号流感，新冠肺炎无非自限性疾病。这就证明此前的动态清零是多余的，是不必要的，纯粹是胡折腾。但如果一放开，后果很严重，立刻迎来疫情的大爆发，医院被挤爆，死了很多很多人。那就说明此前的动态清零是无用功。因为封控即清零本来只是一种临时措施，用来争取时间为绝大多数人口接种疫苗获得免疫力。如果清了两年多的零，到头来国人毫无免疫力，那岂不是无用功？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各国都放开了，唯独中国还在封控还在清零；全世界的人都不怕感染了，唯独中国人还怕感染。这说明，中国的动态清零是把力量用错了地方。动态清零全力以赴防止感染，但是新冠病毒，尤其是奥密克戎，传染力超强，中国在那么严厉的的管控下尚且阻止不住病例的蔓延正好证明了防不胜防，清零清不了零。但奥密克戎的重病率很低，致死率也很低，所以不应该把力量都放在严防死守，防止感染上，而应该把力量放在增强国人免疫力，防治重症，减少死亡上。

从欧美与日韩最近二波疫情高峰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充分有效的疫苗接种加充分的感染率（疫苗免疫+自然免疫），可以避免奥密克戎的大规模的爆发和死亡。而这两点中国都不具备。尤其是习近平以“自力更生”为借口，拒绝进口效力更高的外国疫苗，导致中国民众的免疫力格外低下，导致中国成了免疫洼地。要使中国走出疫情，回复常态，首先就要纠正中共当局——首先是习近平——的错误。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一个月以后，白纸革命起来了，动态清零结束了，但是结果，没有什么骑虎难下，上下自如都是都可以——因为被骑的不是老虎，而是牛马两脚羊。

《“白纸革命”逐渐淡去，但抗议的根源不应被遗忘》（米华健 2022年12月8日）报道：

上个月底，中国多座城市的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新冠清零”政策，爆发出惊人的愤怒。“解封”的呼声很快演变为“解放”，抗议者明确喊出了要求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口号。

作为回应，党国动用了安全机器，虽然一些地方的民众仍在与警察发生冲突，但“白纸革命”最激烈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不过，在中国准备迈入一个充斥不满的动荡之冬之前，有必要停下来铭记一个恐将被遗忘的重要事实：这些波及全国全社会的瞩目抗议自1989年的示威活动以来从未有过，而它们的催化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致命火灾，根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说法，中国政府对新疆地区的压迫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而那些在火灾中丧生的人，几乎可以肯定都是维吾尔人。

遇难者的民族成分有关系吗？许多人觉得没有。尽管中国各地汉族人民哀悼新疆死者的场面值得赞许、感人至深，但这种悲痛似乎主要发自基本的人性以及对遇难者的共情，即作为中国同胞，大家都在过度、非理性且危险的“清零”制度下承受相同的苦难。据报道，遇难者是因封控措施阻碍他们逃离着火的公寓楼而丧生。（官员否认了这种说法。）

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位参与者到底在想什么，但在我看到的许多关于示威的图片和视频片段中，没有人直接提及新疆发生的暴行。尽管国外的一些抗议有提及，但至少在外部观察者看来，中国没有任何抗议者提出“关闭集中营”、“结束强迫劳动”或“停止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这样的诉求。尽管感激抗议者的同情，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依然感到失望。

遇难者的维族身份——以及新疆更广泛的危机——基本都被忽视了。网上流传的海报和标语截图写着“我们都是新疆人”，或称他们为“同胞”，但没有明确提及“维吾尔人”。留美的中国学生告诉我，哪怕是在这里，在美国校园反对“清零”的集会中，许多人依然不愿提及更广泛的新疆镇压。当我在Twitter上用中文询问示威者对遇难者的同情到底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还是因为他们是更广义上的同胞，一些人质疑我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区分。“维族人跟汉族人有分别吗？”一位网友问道。“烂问题。”还有人回复道：“维吾尔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当然，光是共同的人性已经能让我们对这场悲剧深感同情。但新疆抗议的根源不应被遗忘。汉人为丧命的维吾尔人抗议的场面非同寻常，也令人心酸，因为多年来，党国一直靠将维吾尔人妖魔化为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最好的情况下也是需要进行强有力“职业培训”的无知农民——来为其新疆政策辩护。而现在，乌鲁木齐火灾的画面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了维吾尔人人性和平常的一面。

习近平的新疆政策和他的新冠政策是共通的：起初只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医学比喻：让整个民族必须接受残酷的集体治疗，根除极端主义的思想“病毒”。而当真正的病毒降临中国，这一比喻就变成了现实，中共打击病毒的手段与其对抗隐喻性疾病的办法如出一辙。

在控制意识形态病毒的形势下，据信从2017年开始，国家将新疆超过100万人口关进了新建的再教育营或监狱，并收集生物特征数据，以便利用监控摄像头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追踪其他所有人口活动。国家收集人口行为和其他数据，将其分类为“可信任”或“不可信任”；被认定不可信任的人可能会遭遇审讯或拘留，其活动可能被局限于他们所在的村庄、社区或家里。手机装有未经批准的应用程序或内容都会被捕，而手机随时都可能遭到检查。

目前在全中国已经制度化的“清零”正是以完全相同的原理和技术运转。为了清零，民众被关在自家小区，或是被迫与家人分离进入隔离营。若有少数人检测呈阳性，整个市区的居民都会被禁足，在公共卫生层面上，这种集体性惩罚没有任何必要。

新疆的封控已经持续100多天，必须持有通行证才能离开这片广袤的沙漠地区。同样，在“清零”政策下，通过对国际旅客的强制隔离，整个中国实际上已经与世隔绝。中国的城市人口被限制在工作场所或公寓大楼。反复的侵犯性核酸检测日复一日地收集公民数据入库，成为赋码的依据；人的活动就取决于这种传输至手机以供检查的健康码。据称现在上海地铁里有警察检查手机上的违法内容，澳大利亚华人活动人士和艺术家巴丢草形象称之为“新疆化”。

无论是对新疆异见者还是新冠病毒，习近平政权的处理办法是一样的：用新技术或是粗暴而有效的老手段（高墙、钢筋和警棍）封锁和监守。那么，所有这一切封锁和禁闭的意义何在？这两种情况都成为了好像永远不会终结的紧急状态。20世纪初，政治理论家创造了“例外状态”这个术语，指的是专制国家利用危机，将特殊的法外措施常态化，并使其无限期有效。在中国，习近平首先将新疆置于例外状态，最近又以新冠为由对全国14亿人口采取了同样的办法。

因此，当中国人民冲出被封的小区，声援火灾中遇难的维吾尔人时，促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不只有“清零”的重压。无论他们是否宣之于口，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但他们其实是在一起反对这种无休止的例外状态。他们的共同诉求暗含了对中共整条路线的拒绝，即对待任何问题都像敲钉子一样要把它捶打到服从，限制和控制人民，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11月26日那天，中国抗议者们特地选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集会，哀悼他们死去的维族同胞。第二天一早，当局就把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摘下，显然是希望以此切断其新疆政策与中国其他地区现已明朗的关联。但正如一位中国网友所说，用成语来形容，搬走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就是“掩耳盗铃”。换句话说，他们在自欺欺人。或许，跨越民族界限的团结钟声一旦敲响，逆转大势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谢选骏指出：逆转大势确实不易，但是骑的若是牛羊两脚羊群，那就另当别论了。事实似乎是，骑虎不难下，骑的是牛羊马——白纸革命只是两脚羊群的抗争。白纸革命，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两脚羊群的沉默抗议——那一张张白纸，代表一个个白羊。两脚羊群的抗议真能掀起革命？更大可能，是仅仅解封，就“见好就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