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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7日星期三

谢选骏:顾准为何不懂皇帝就是僭主

 


《理钊:中国为何有僭主之实而无僭主之名——读顾准<希腊城邦史>抄》(2017-12-09 理钊)报道:


在古代希腊史中,有一种独特的执政者“类型”,它不同于“王”,亦不同于民主政制推行开来后,由公民所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即所谓“僭主”。


所谓“僭”,中国辞典的解释,为“古时指地位在下的人冒用在上的人名义或礼仪、器物。”《论语》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如此激烈地批评季氏,就是因为季氏僭越了礼仪,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对此,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这是讲恕道的儒门不讲宽容的一个表现,凡事都拔高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对艺术评论全取政治的眼光,是儒门自相矛盾之处。且不说李泽厚先生的议论是否有点儿以今论古,只从儒门的眼光看,中国对于“僭越”的看管是极为严格的,别说是僭权,仅仅是一些礼仪、器物的僭越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了。而在古希腊的历史中,“僭主”则是实实在在窃权者或“篡权者”,亦即在下的人取得了在上者的权力。


对于“僭主”一词,用顾准的话讲,在“古代西方是把它用在很不好的意义上,中文译为‘暴君’”的。对此,顾准认为,放在古希腊时代,即公元前六至公元前七世纪时期,还是应该用一个稍稍客观的词,即“政权篡夺者”更符合当时的实际。这是因为,一是当时的僭主不称自己为王,多用一个略含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二是这一时期的僭主,在推动希腊“民主政制”的建立上,多少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与后来的“僭主”并不完全一样,贪恋权力,以残暴维护其权力,“初期的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政策。”


但是,这些僭主尽管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可在行使和运用权力上,还是很注重运用“权术”的。对于这些“权术”,顾准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中的一些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本书,正是依照当时希腊的政治现实而进行总结的。对于这些“权术”,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的几种——名称是笔者篡拟的:


第一是伐优之术。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故事:“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利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为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他的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后,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


这个故事自然是讲出了“权术”的要义,但这种讲法却是耐人寻味的。一是讲者并不是直接讲出来。对于这种“权术”,大约即使是在“篡权者”的口中,也是不好意思直言的,毕竟是一种杀人之术;再者,这种传授之道颇有一点儿中国的参禅悟道的特色,智力平者便不能解其中的深义,比如那个使者便不明白,而主人则是读懂了的,可见传授者也还有要考一考求教者是否有足够的智力的意思。


第二是散沙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意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读到这里,便想到鲁迅所曾讲过的“一盘散沙”,也想到明朝时阉党势力嚣张,查禁结党,使人“道路以目”。


第三是威严之术。还是抄亚里士多德的原文罢:“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这一种让人民大规模集会于公共场所的权术,虽有灌输、洗脑等诸多功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树立权力者的威严,这种威严既有实在的暴力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实现精神方面的统治,如果要找一位现代运用这一权术的最好的人物,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是希特勒了。


第四是选庸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这一点的意思十分明白,但在中国的儒门中,却是从正面着眼的,即儒士们一再昵喃着的君王们要“近君子,远小人”,其实就是看透了君王的心思。


第五则是防下之术或防内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意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读书至此,忽然想到清末重臣刚毅有“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话。对此,过去有些不解,以为不过是一时的气话,现在想来,倒也合乎满清统治者的心思,因为在当时,“家奴”正想要他们让出权力,而结交友邦则可以帮慈禧再“垂帘”几年的。对于掌握着极端权力的人来说,他的对手或敌人永远来自于内部,这也是所有极权者最为明白——因为他就是窃权者或篡权者,他知道他能够窃得权力,别人也能,也必定作为最大的心事。


纵观以上的“权术”,稍稍对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史,便会发现,这并非古代希腊的“僭主”们独有的秘术,以上种种,在中国历史中差不多都能找到大量的应用的案例。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清朝以前的所有帝王中,都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这部《政治学》。由此可见,在东西方的历史中,在玩弄权术方面,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并没有什么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之处。


对于“僭主”,他们是事实上的君主,事实上的王,但他们都没有得到“王”的称号。顾准在《希腊城邦史》中分析说,这是由古代希腊的特定历史决定的。因为古希腊的“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祐的光轮。”而“僭主崛起于希腊的人文主义时代,他在希腊那些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围怎样也蒙不上一层神秘的天命。所以,王和僭主事实上同样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王被视为合法的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王。”


接着顾准对中国历史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僭主”进行了分析。他说,“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于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法统’的观念看,又何偿不是僭主?”然而,中国有“僭主”之实,为何没有“僭主”之名呢?顾准说:“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凌诸侯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这意思即是说,尽管他们都是“篡权者”,但都将他们合法化了,所以,用不着再为他们造出一个“僭主”的名目。


抄书至此,笔者不免心生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会给他们“合法化”,是谁给了他们“合法化”?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非笔者之力所能拎得动的。但我们不妨从上文中古代希腊的“僭主”,为何有着王者之实而没有王者之名的原因,来窥探一二。


一是宗教的原因。古代希腊的王是源于宗教的,王权由神所授,常人不可以称王。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虽有儒、法、道、墨,但都没有演化出真正的宗教,道家及西汉时重兴的儒家,虽然有“天”的说法,但在民众之中,仅具有泛宗教的色彩,所谓的“天庭”不过是世俗人间的神话版而已。即便是后来的佛教,不但不具备颁授王权的功能,相反还有着将王者拉下王位的意思,因为这一宗教的创立者便是弃王位的人。佛教更看重的是个人自行的修行,所谓“普渡众生”只对佛教的创立者而言,并非是要设立王权而引领民众。所以,这种门槛极低的“天庭”,任何人都可以自诩为“天子”,或其他神的后代,刘邦就是将自己化为“白龙”的后代。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秦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的历史上便没有了独立的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中,儒士们虽然讲“道统在士,治统在王”,看上去是独立的,但其所谓的争“道统”的目的,不过是在为他们所认为的“贤明君王”背书,并非认为自己与所谓“君王”一样,都是凡夫俗子,一样的平等。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所以,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除了承担研究、传承学问以外,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命名者,起着为道德、权力命名的作用。秦始皇之所以要焚书坑儒,原因就在于秦之前的知识分子还是相对独立的,他们研习学问,评点政治,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秦之后,知识分子便永远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权力的附庸。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是还给儒门独立的地位,而只是把儒学扶持为国家学说,所谓的“独尊”不过是让儒学成为权力的一体的两面。百代皆行秦政制,所以自秦以后,从政治的一面讲,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了权力的命名者,使权力合法化便成为知识分子所持的一门学问,不仅“僭主”无从谈起,而且文化也成为专制主义的一部分。


谈到中国的历史,顾准说:“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因为顾准的对于古希腊城邦史的研究,有很多时候是在与他人的私下讨论中进行的,读这一节,似乎是讨论的一方在读了顾准的分析后,对中国历史没能有向前跨跃的一步而有点儿后悔之意。正如顾准所言,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但又有多少人对中国的历史有过后悔之感呢?我想,从现在的情势看,非但没有人为中国的这种历史而后悔,反而更多的是以有这种历史为荣耀的!

(2016年3月22日)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可能过于推崇顾准了,以至于没有发现,“顾准不懂皇帝就是僭主!”所以,顾准只知王莽是一个僭主,不知秦始皇才是最大的僭主,至于汉朝皇帝以下的各朝皇帝,那不过都是秦始皇生下来的跳蚤,只会更坏,不会更好。那么,顾准为何如此无知呢?显然,这是由于顾准是共产党,被马裂猪意“一叶障目”了。至于李泽厚的议论之所以“以今论古”,那是因为,李泽厚患有“革命大批判”的后遗症,深中他据以发家致富的“影射史学”之毒。顾准要是懂了“皇帝就是僭主”,他的历史观念就可以上一个台阶了。李泽厚要不是落井下石批判朱光潜,又如何在马列狗之中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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