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球语言的统一趋势正在加速

《别介意你的英语有口音》（伊兰·斯塔文斯 2023年2月22日）报道：

移民辩论通常关注我们应该欢迎什么样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有些人甚至争辩说，多元文化主义淡化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这个国家的精粹正在以某种方式消失。但移民绝非破坏美国的实验，移民通过引入新的思想、美食和艺术来增强我们的文化。移民还使英语变得更加丰富。

当新移民掌握一门新语言时，他们会将母语词典中的单词借给我们其他人。例如，英语，或者我们应该就叫它美语，从其他语言中借用了许多词来命名我们许多人喜爱的食物。意大利人给了我们pizza（披萨）和spaghetti（意大利面），我们从西班牙语中借来了taco（塔可饼）、burrito（卷饼）和churros（油条）。

中国移民带来了chopsticks（筷子），而我们用来涂满热狗、汉堡和薯条的ketchup（番茄酱）据信源自一个中文词。爱尔兰移民带来了hooligan（流氓）、phony（假）和galore（大流氓）——我们从意第绪语中得到了chutzpah（放肆）和schlep（负重前行）这两个词。diva（名伶）、tornado（龙卷风）和tycoon（台风）等词也来自其他语言。

每天都会出现几十个新单词，而旧单词会被推到一边，为新单词腾出空间。有些外来词的寿命很短；有些则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能存在多久可能取决于同化过程——一个群体进入中产阶级所需的时间以及该群体与其根源的联系。

当然，美语不仅仅大量借鉴了来自远方的英语。kayak（皮划艇）、chipmunk（金花鼠）、tobacco（烟草）和hurricane（飓风）等词源自大约300种美洲原住民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语言在我们大多数祖先到来之前很久就存在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州的名字源于美洲原住民。我想起了诗人娜塔莉·迪亚兹的诗句：

莱纳佩人给了我们曼哈顿一词。

就算手表也必须上弦。

如果都没有人问，

原住民去了哪里？

一个世纪如何更始，一颗心如何挽留。

鉴于我们总是吸纳大量的新东西，开国元勋对我们今天的语言可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确信，美国英语需要一个联邦政府资助的美国版法语学院，以防人们使用的语言“走向没落”。1780年，他提出了建造该学院的策略。但托马斯·杰斐逊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试图保护美洲原住民语言，人们还将belittle（贬低）和pedicure（修脚）等词汇的引入归功于他。他认为，一种语言有自己的生存机制。

幸运的是，亚当斯是失败的一方。美语是民有、民享、民治的，它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感觉来使用它，因为语言往往是由内心情感塑造的。当然，每种语言都有权威，主要是父母、教育家、语言学者和字典。

我们的奠基词典——诺亚·韦伯斯特的《美国英语词典》——于1828年出版时只收录7万个单词。为了能被接受，词语必须符合特定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韦氏词典》，一部包含超过1500万条单词示例的商务词库。它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就像其他语言的字典一样。也就是说，《韦氏词典》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说话。事实正好相反：母语人士和移民都能决定字典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作为一名墨西哥移民，我经常惊讶于过去450年的历史中，美语如何变得具有惊人的可塑性。它通过学习过去来重新调整自己。它必须继续这样做。不要放弃你的口音！不要失去你的移民语言遗产！作为一名移民，我很喜欢听口音，尤其是那些掌握了美语但还保留着母语优美痕迹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对一些人来说，说英语并不是一种自愿选择。移民有时会觉得，为了归属感，他们必须压制自己的语言。纵观历史，曾经有儿童因为说母语而受到体罚或歧视的情况。

我最近偶然看到NPR的一集《我们来自哪里》(Where We Come From)，第三代华裔美国人艾米丽·邝（音）在节目中讨论了她如何适应自己的华裔身份。她的父亲在上幼儿园之前一直说普通话，后来被迫说英语。他解释说，融入社会的需求激发了他想说流利英语的愿望，他忘记了如何说自己的母语。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家庭失去了他们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艾米莉·狄金森认为，话语在被说出的那一刻就有了新的、不引人注意的生命。虽然美语可以被视为对世界各地其它文化生存的威胁，但在我们的国家，它是一种有助于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情况下。移民可以帮助我们重振我们多姿多彩的语言。

谢选骏指出：一个墨西哥人，为何鼓吹“别介意你的英语有口音”？因为他每天都有千百万同胞源源不断地偷渡美国、摧毁美国的语言文化！这促使全球语言的统一趋势正在加速！

《我们所说的语言终将灭绝》（SARA GOUDARZI 2020年8月13日）报道：

“我们没法打网球，因为你没有网。”

当时我正站在康涅狄格州布里斯托尔市郊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隔壁的男孩埃里克对我说道。拿着两支球拍的我觉得自己的脸发热。然后，愤怒的情绪在我刚满10岁的身躯里蔓延，我爆发了。

“我没有网？”我喊道。“我没有网？”为了增强效果，我又重复了一遍。“你才没有网。你爸没有网。你妈没有网。”我继续说道，用我以为的侮辱人的话来炮轰他。我想戳到他的痛处——他的家人，这是我们伊朗人爱用的策略。我只需要让我的玩伴知道，我有的是网。

埃里克傻眼了。他承认，他家的确没有网球场，也没有球网，但他看起来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对他家的这个不足火冒三丈。

出于一些至今仍不明白的原因，作为一个刚到美国、英语词汇有限的人，我以为“网”(net)指的是“礼貌”(manners)。埃里克不想跟我玩是因为我没礼貌。怒气冲冲地回到家，来美近十年的哥哥指出，是我搞错了。

我们用来收发信息、思想和情感的语言，往往难以胜任。即使我们操同一种语言，相互理解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此外，使用外语进行交流所带来的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搞笑，在情景喜剧的编剧那里并不陌生。

当我和父母抵达内罗毕时，肯尼亚的电视上有意思的节目不多。作为少年初长成的我，那是三年内踏上的第三块大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有两个晚上播出的频道，我想看的节目很少，《请讲普通话》(Mind Your Language)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部英国情景喜剧，故事发生在一个成人学习班，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教一群来自中国、印度、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学生。

在第一集有一幕，一个即将入学的学生对女校长说“打扰”(excuse me)，结果说成了“捏我”(squeeze me)。他看着课纲，对她说，“我要跳起来就像你的蠢大巴车一样展开。”（他本意是说，我希望能像课纲上说的这样修这门课。——译注）

在肯尼亚的学校里，我得知法式炸薯条是chips，橡皮擦是rubber。（回到美国后，一次在高中课堂上，我大声找人借rubber [保险套——译注]，结果引来长时间的沉默。）尽管我在内罗毕和新泽西的高中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发现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一次对美国男友说我热得快死了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件事。他真诚地回答我：“不，你不会死。”那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母语，也就是用摇篮曲哺育了我最初的梦境的那种语言，天生就具有戏剧性。前几年，我拆解了波斯语中用来代替再见的一个短语“ghorboonat beram”，然后才意识到它的字面意思是“我愿为你牺牲自己”。

到了刚成年的时候，英语已经成为我的主要语言，在我的大脑中占据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波斯语被逼到一个很小的角落，以至于有时会让我担心。失去这种联系，或者这种联系被削弱，会让人感到毁灭性的打击。但事实证明，一种语言并不会从你的脑海中溜走。事实上，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母语会在婴儿的大脑中创造神经模式，即使不使用这种语言，这些模式也会伴随着我们。

几年前，我在白天睡着了——这种事就像日食一样罕见——醒来后，我迷迷糊糊地问丈夫现在几点了。“Saat chande?”我用波斯语问，这种语言他只懂几个词。他一脸茫然。我又慌乱地重复了一遍：“Saat chande?”在半睡半醒的困惑时刻，我求助于那种让我感到安全的语言，那种在我的大脑中刻下印记的语言。

我父母都来自伊朗西部的一个地区。在那个名叫洛雷斯坦省的地方，方言中的一些单词和短语和波斯语中的对应用语不太一样，有时会显得更有趣、更尖锐、更强烈。我喜欢这些词，并把它们与笑声和茶香以及祖母家的夏天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在10岁之前就离开了伊朗，所以忘记了不是所有伊朗人都知道这些词。有时，我和身在纽约的伊朗朋友说话时使用它们。我曾经用“gamelas”这个词来指一个懒惰或无能的人，但我无法翻译它。它不仅仅意味着懒惰；而是一种感觉，真的，要放到文化背景里去考量。我笑了，因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词。但朋友们用好奇的眼神看着我，等待着我来翻译这个对我来说是我们的母语的词。但它不是我们的母语。这是我的母语，是英语、波斯语和洛雷的一种博鲁杰尔迪(Borujerdi)方言（我其实说得也根本不算流利）构成的同心圆，中心是所有这一切的独特混合体。这也是我的五口之家的语言，现在只剩下四口人。一种将要灭绝的语言。

这就是语言。虽然我们可以给每种语言都起一个名字，但实际上没有两个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在寻求被理解的过程中，我们紧紧抓住一种被我们视为共同的语言，就像在表达的汪洋大海中抓住的救生筏，我们经常抛弃旧的词语和谚语，为新的词语腾出空间。随着旧的词语在大海中漂流渐远，它们对我们来说就像现在的德黑兰对我一样陌生。它们是我们的“ghorbooni”——牺牲品，是我们为了得到认可、求得发展而放弃的东西。就好像我必须放弃波斯语才能彻底学会英语。

但是，尽管这些文字可能会消失，或者只占据大脑的一小部分，它们仍然潜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而那些感觉，嗯，“gamelas”，总会让我发笑，即使我不太记得到底是为什么。

谢选骏指出：到目前为止，最古老的书面语言也不过只能幸存一两千年，何况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这样的俚俗口语？所以说“一切语言终将灭绝”也绝不会错。难怪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一种全球语言起来取代现行的所有语言，统一人类的议程。

谢选骏：有力气就会任性

《原因揭秘：鲨鱼攻击人类的真正动机》（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019年9月29日）报道：

13岁的梅格尔（Hannah Mighall）身下晶莹澄澈的海水暂时变暗了。她正坐在冲浪板上，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她和表哥在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田园诗般的海湾中等待着下一次的冲浪。在他们身后，明亮的白色沙滩上散落着稀疏的人影，到目前为止，冲浪活动顺利而快乐。

突然，梅格尔脚下出现了阴影，她本能地抬起了脚——海藻球经常从附近的岩石上脱落，漂进海水中。她说：“它们黏糊糊的，我讨厌触碰它们。”

但有什么东西抓住了她的腿。

梅格尔说：“开始并不疼，只是有东西轻轻抓住了我，然后我就掉进了水里。”

然而，对目睹发生这一切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当时有一条5米长的大白鲨咬住了她的右腿，把她从冲浪板上抬了起来，在水中摇晃着，然后又快速消失在水面之下，周围炸开了水花。

梅格尔说：“几秒后我意识到那是条鲨鱼。当我从水里跳出来时，我仰面躺着，但我的腿在它的嘴里。我能清楚的看到，我穿着黑色潜水服的腿，还有它的牙齿和粉红色的牙床、以及牙齿和鼻子下面的黑白分界线。我以为是在做恶梦，一直想睁大眼睛。”

袭击梅格尔的鲨鱼从她的冲浪板上咬下一大口，然后才让她浮回水面（Malcolm Mighall）

梅格尔的表哥，33岁的曼迪（Syb Mundy），坐在离她有几米远的自己的冲浪板上，见状快速划过去猛击鲨鱼头部。鲨鱼这才离开，潜入水下，放开了梅格尔，转而又扑向梅格尔的冲浪板，而冲浪板上有一根绳子绑在她的腿上。

鲨鱼嘴里叼着冲浪板，第二次把梅格尔和所有东西都拖到了水下。过了一会儿，梅格尔带着半块木板浮出水面。鲨鱼把冲浪板上的玻璃纤维和泡沫咬得干干净净。

曼迪一把抓住表妹，把她背在背上，疯狂地划向岸边。当天早些时候，梅格尔还在当地冲浪救生协会的训练中与另一名女孩练习水上救援，多次扮演“受害者”被抬上岸。现在她是真的成了受害者。

梅格尔说：“鲨鱼在水下围着我们打转。恰在此时海浪朝岸边涌起，曼迪说，‘我们必须顺着海浪抓住机会，只有它能拯救我们。’我很害怕，也没有力气只是在轻拍水面，但曼迪拼力地划水，海浪终于把我们带到了岸边。这条鲨鱼也一路追着我们来到海滩，身下划出一条很深的沙沟。我们与鲨鱼同在一个波浪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鳍。”

对梅格尔来说是不幸中的幸运，在海滩上廖廖无几的目击者中，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在等候救护车到达时，他们对梅格尔进行了重要的急救。

10多年后，她的腿上仍留有深深的疤痕，形状类似鲨鱼嘴的轮廓。她右腿的功能也明显弱于左腿，以至于她想要启动偶尔骑的越野摩托车时，不得不用手帮忙把右腿抬起来。

2009年全球约有83人无端遭到鲨鱼袭击，梅格尔是其中之一。在过去10年里，这个数字基本保持不变。例如，2013年至2017年间，遭袭击的平均数为84起。

但最近的调查显示，鲨鱼袭击事件，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有所上升。在过去20年里，美国东部和澳大利亚南部的鲨鱼袭击率翻了一番，而夏威夷的鲨鱼袭击事件更是急剧增加。这其中原因是什么？

佛罗里达鲨鱼研究项目主管内勒（Gavin Naylor）说：“被鲨鱼咬伤的人数与水中同时出现的人数和鲨鱼的数量密切相关。”国际鲨鱼攻击档案（International Shark Attack File）记录，“鲨鱼和人类在一个地方的数量越多，它们相互碰撞的概率就越大。”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当仔细观察袭击事件发生的地点时，会发现一些线索。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和美国东海岸人口众多，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享受着海水带来的快乐。但澳大利亚南部沿海的海豹数量不断增加，海豹正是大白鲨最喜欢的猎物。

同样，近年来，美国马萨诸塞州海岸科德角（Cape Cod）附近的海豹数量也有所增加，这归功于1972年美国出台的《海洋哺乳动物法》（Marine Mammal Act ）的保护。这同时导致了该地区大白鲨数量的增加，在温暖的夏季，白鲨的美味海豹会在温暧的海滩上晒太阳。

不幸的是，去年秋天，马萨诸塞州遭遇了82年来首次致命的鲨鱼袭击，越来越多的鲨鱼袭击事件，致使许多海滩被迫关闭。

但据研究鲨鱼的科学家说，没有证据表明鲨鱼正在猎食人类。例如，北大西洋的大白鲨表现出季节性的迁徙模式，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它们会迁徙数千英里到更温暖的南部水域。一些成年鲨会冒险进入开阔的海洋数月，覆盖数万英里，在寻找猎物时潜入千米深处。

内勒说：“人类就像漂浮在水中无助的小香肠。”尽管这可以是鲨鱼简单的一餐，但它们对捕猎人类真没什么兴趣。“鲨鱼通常是忽视人类存在的。我想，如果人们能知道和鲨鱼在一起的频率有多高，就会感到惊讶。”

然而，内勒认为，官方统计的鲨鱼袭击数据可能被低估了。大多数报道来自人口众多、新闻媒体活跃的发达国家。而对偏远岛屿或欠发达地区的袭击事件可能并没有报道和统计。

从去年鲨鱼袭击事件的统计数字中，能发现一些趋势。去年有66起未经证实的、无端的袭击，与几年前相比下降了20%左右。根据国际鲨鱼袭击档案记录，其中有4人死亡，尽管另一个鲨鱼袭击数据库记录有7人死亡。2019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4起致命的鲨鱼袭击事件。

黑头鲨数量锐减是导致鲨鱼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这一趋势与袭击数量的增长趋势大相径庭。这些鲨鱼占据了美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咬伤事件，由于海水温度上升导致它们的猎物更加分散，它们沿着佛罗里达海岸迁徙。

这些发现找到了鲨鱼为什么会咬人的关键因素之一。咬人的有几十种不同的物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狩猎策略、猎物和偏好的栖息地——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物种可能被错误识别，或者根本没有被识别。

大多数无端攻击人类三大祸首是：大白鲨、虎鲨和牛鲨。被好莱坞电影《大白鲨》（Jaws）妖魔化的大白鲨，不仅是一个单独的物种，而且与另外两个物种的分类顺序完全不同。

研究鲨鱼感官系统的海洋生物学家查普曼（Blake Chapman），最近写了一本关于鲨鱼攻击人类的书。他说：“世界上有530种不同的鲨鱼，种类繁多。不同的物种在感官生物学、行为方式、动机和栖息地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牛鲨喜欢在浅而浑浊的水中捕猎，它们很少利用视觉，主要靠嗅觉和电波感受器，它们能够探测到猎物产生的微小电场。

查普曼说：“大白鲨经常在非常清澈的水中捕猎，因为视线更好，它们主要利用自己的视觉来捕食。”也有证据表明，鲨鱼的牙齿有一种机械感觉结构——类似于触觉，能帮助鲨鱼感知在咬什么。

查普曼认为，近几十年来，无端袭击人类事件的增加，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除了海岸线上人口数量增加外，在栖息地方面，水质、气候及猎物分布的变化，导致鲨鱼大量聚集在某些热点地区。

例如，1992年，巴西累西腓（Recife）海岸突然发生的大量鲨鱼咬人事件，在过去的十年里，该海岸从未发生过鲨鱼袭击事件。查普曼认为，该地区大规模的商业港口建设，破坏了大片珊瑚礁和红树林，破坏牛鲨等物种的栖息地，牛鲨为了寻找猎物迁移到了累西腓等新区域。

印度洋上的留尼旺岛（Réunion Island）以其美丽的、未受破坏的海洋栖息地而闻名，近年来，旅游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该岛也遭受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在周围水域的牛鲨和虎鲨的袭击。自2011年以来，留尼旺岛发生了11起致命袭击事件，主要攻击目标是冲浪者。那些受攻击幸存下来的人经常失去四肢。研究人员发现，约三分之二的聚集攻击发生在浑浊的水域和超过两米以上的海浪中，这是牛鲨最喜欢的环境，人们认为牛鲨是多数攻击事件的祸首。

内勒认为，多数情况下，鲨鱼咬人是一种错误的识别。他说：“如果这些动物是在追逐诱饵鱼，那么当有人在一块木板上踢来踢去，白色脚底一闪而过时，就可能导致鲨鱼朝‘饵料鱼’猛扑过去。当被行动迅速的大型动物大白鲨咬一口时，很可能就是致命的。”

如何避免鲨鱼袭击

佛罗里达鲨鱼研究项目的内勒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帮助人们在鲨鱼生活的水域保持安全。

——避免单独游泳，尽量团体游泳

——避免在黎明或黄昏前后游泳

——避开鱼群，特别是当它们跃出水面时。

——避免佩戴珠宝首饰，因为金属会反射光线，手表的反光对鲨鱼来说就像一条飞鱼

——避免过度溅水，因为鲨鱼会被受伤动物发出的噪音所吸引。

——潜水时穿黑色或深色潜水衣，可减少吸引鲨鱼注意的机会。

大白鲨通常会从下方攻击猎物，造成的伤害也是灾难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在猎物流血至死后再返回觅食。

马萨诸塞州海洋渔业部门的海洋生物学家斯科玛（Greg Skomal）自2009年以来就一直在追踪大白鲨，他说：“一只在捕食状态下的大白鲨非常惊人。”他还记得去年，当他俯身在一艘科考船船头的讲坛上试图标记一条鲨鱼时，一条大白鲨张着大嘴尖锐的下颚从他的正下方突袭而来。

“这让我对海豹的感觉有了一些了解。”他说。“这些年来，我见过好几次这样的行为，大多数时候，我们把摄像头放在水里，进行观查，鲨鱼并不在意。我们做过成千上万次。但只有极少数情况下，鲨鱼会直接攻击，折断杆子和摄像头，就像它们处于一种高度掠夺状态，它们的感官锁定在任何一种刺激上。”

“我想知道，那些袭击事件，是不是一个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与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状态的鲨鱼在一起。”

但是，每次攻击一个人时，都会有许多人接近这些巨大的食肉动物，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以拉姆齐（Ocean Ramsey）为例，他在夏威夷海岸与一条20英尺长的巨大白鲨同游，并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

斯科玛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使用新的高分辨率标签，这些标签能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鲨鱼每分每秒的行为数据。

他们希望这些数据，能有助于回答关于这些动物行为的问题，以及它们在哪里如何繁殖的问题。他说，最终帮助我们了解攻击人类的潜在原因。

一些研究人员正借助于法医的方法，试图解开袭击背后的原因。他们正在开发利用DNA和咬痕模式来识别物种的技术，而另一些人正在研究攻击的视频片段，并将其与伤害情况进行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真实状况。

来自南非鲨鱼观测者的数据显示，大白鲨在水面附近更为活跃，所以当水温超过14摄氏度时，在新月期间和下午更容易被发现。然而，另一项研究表明，在满月的夜晚，大白鲨有更强的捕猎能力。

有研究人员提出，幼年大白鲨可能会在练习捕食技能的过程中攻击人类，就像年轻的狮子会用它们能捕捉的任何猎物进行实验一样。

但不管袭击人类的原因是什么，遇袭风险是很小的。在澳大利亚，每百万人中发生鲨鱼袭击事件约为0.5次，而在美国，每百万人中发生袭击事件还不到0.2次。

当然，这些数字是粗糙的。没有考虑实际使用这片水域的人数相对较少，而在鲨鱼居住的水域游泳的人就更少。这些统计数字，无论多么可笑或令人欣慰，都无法减轻人们对鲨鱼的恐惧。

查普曼补充说：“恐惧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类不需要被剑齿虎吃掉才能学会害怕它们。人们从一个案例中就学到了这种恐惧。从未见过鲨鱼的人同样害怕它们，是因为听到或看到过有关它们咬人的故事。”

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鲨鱼攻击，一些人建议：用拳头打鲨鱼的鳃或戳它的眼睛；集体游泳或在靠近岸边的地方可以降低被攻击的风险；穿深色衣服和避免佩戴珠宝首饰也能减少鲨鱼的注意。

市场上也有一些使用电脉冲或电磁脉冲干扰动物感官的鲨鱼威慑剂，但研究结果是好坏参差不齐。

在一些地区，当地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行动。传统上，有使用鲨鱼网来保护游泳者使用的水域，但这会对其它野生动物造成伤害，所以这种做法存在争议。

取而代之的是，智能鼓线——使用带诱饵的挂钩连接到一个系统，当触发时会发出警报，现正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几个海滩上试用。当鲨鱼触钩时，系统会向应急小组发出警报，应急小组负责捕捉、标记鲨鱼，然后将其释放到更安全的地方。

南非开普敦正在测试的另一种方法是，电磁电缆，目的是阻止鲨鱼接近游泳者使用的水域。科学家们也在测试一种电磁屏障系统作为鲨鱼网的替代品。

这些可能是重要的步骤，因为鲨鱼袭击造成的伤害远远超出直接受害者的范围。

为鲨鱼袭击幸存者提供支持的齿痕俱乐部（Bite Club）创始人之一皮尔森（Dave Pearson）表示：“鲨鱼袭击不仅造成个人损失，它还有更广泛的群体影响。”8年前，他在澳大利亚西南部冲浪时，遭到了公牛鲨的袭击，这头公牛鲨撞到了他身上，咬伤了他的前臂，并把他带到水下，差点让他失去手臂。

他说：“在我受到攻击之后，我的很多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敢下水。恐惧蔓延得非常广。”

最近，他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冲浪热点地区巴利纳（Ballina）时，亲眼目睹了鲨鱼袭击对一个小镇的影响。该地区曾遭受过一系列袭击，包括2015年对冲浪者的两起致命袭击。

他说：“我站在海滩上，看着美丽的海浪涌过来，但水里没有一个人。当地一家咖啡店老板说，他们的生意下降了85%，冲浪板店里也无人需要提供冲浪板。他们都在考虑停业。”

在留尼汪岛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由于担心发生更多的鲨鱼袭击事件，当地政府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禁止冲浪和游泳，鲨鱼咬人事件减少了，但旅游业损失惨重。

尽管鲨鱼袭击造成了恐惧和经济损失，但像许多在鲨鱼袭击中幸存下来的人一样，梅格尔不希望看到那些误入人类活动区域的动物遭到捕杀。

然而，鲨鱼的攻击对个人的影响也是长期的。梅格尔在遭受袭击6个月后，才又回到冲浪板上。而且她还在卧室墙上贴满了鲨鱼的照片。由于这些动物，她说她对冲浪的热情逐渐减弱了。

她解释说：“我会没事的，但现在我总会有种奇怪的感觉，不自觉的环顾四周。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我是一个水宝宝，我爱水。现在我害怕了。我过去认为鲨鱼很酷，现在我害怕它们，尽管仍然尊重它们。”

现在，她房间墙上已经不再贴鲨鱼海报了，但是她对海洋的热情也不见了。她现在更喜欢在河里游泳或划皮划艇。但她偶尔还是会做关于鲨鱼的噩梦。

皮尔森说，这是鲨鱼袭击受害者的一个常见问题。

“他们中的许多人永远无法完全康复，心理上的创伤甚至比身体上的创伤更大，”他说。“我开始做梦，晚上会尖叫着醒来。后来我去看了心理科医生，才帮我克服了这个问题。”

梅格尔的冲浪板还在，她被袭击那天用的冲浪板，侧边缺了一大块，显示一个巨大的牙齿咬痕。就像她腿上的伤疤一样，这提醒我们，鲨鱼偶尔会选择攻击那些误入它们领地的人类。

被鲨鱼咬的冲浪板和她腿上的伤痕提醒梅格尔害怕这些动物。对没有经历过近距离接触鲨鱼的人来说，她有一个好的建议。

“如果你害怕，就不要下水。”

谢选骏指出：鲨鱼为何咬人？科学家们说了半天也不明所以！子非鱼，焉知鱼之事？在我看来，有力气就会任性——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也是完全无法预测的。鲨鱼咬人就像普京入侵乌克兰、武汉病毒入侵世界，仅仅受到力学的支配——有力气就会任性，甚至蛮不讲理。等到力气没了，就老老实实了。至于时间？那都掌握在上帝手里。

谢选骏：我们都来自上帝

《韦伯望远镜探测到古代「宇宙破坏者」星系存在证据 颠覆当前理论》（编译周辰阳 2023-02-22）报道：

韦伯太空望远镜探测到似乎是6个巨大古代星系的天体，可能颠覆当前的宇宙学理论，让天文学家称之为「宇宙破坏者」。

卫报与CNN报导，美国太空总署的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探测到似乎是6个巨大古星系的天体。因为这些天体的存在可能颠覆当前的宇宙学（Cosmology）理论，让天文学家称之为「宇宙破坏者」（Universe Breakers）。

根据报导，《自然》（Nature）期刊22日刊登的一分新研究指出，天文学家运用韦伯太空望远镜发现的6个巨大星系出现于创造宇宙的「大霹雳」（Big Bang）后5亿至7亿年之间，即可追溯至宇宙只有当前年龄3%的时代，彻底颠覆了有关星系起源的既有理论。

论文共同作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助理教授莱贾（Joel Leja）在声明指出，「这些天体比任何人的预期都要更庞大，我们只预期在这个时间点找到微型、年轻的婴儿星系（baby galaxies）。但是，在之前理解为宇宙黎明的地方，我们发现了和自己一样成熟的星系」。

韦伯太空望远镜用人类肉眼不可见的红外线光观察宇宙，有能力探测古代恒星与星系发出的微弱光线。借由凝视遥远宇宙，韦伯太空望远镜基本上能够望见追溯至长达约135亿年前的时期，而科学家确定的宇宙年龄则为约137亿年。

莱贾表示，这项发现显示巨大星系的形成始于宇宙历史的极早时期，颠覆了许多天文学者所曾认为的科学定论（settled sience），「我们一直非正式称呼这些天体是『宇宙破坏者』。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名副其实」。

报导指出，当前的理论认为，星系起源于恒星跟星尘组成的小型云团，随着时间推迟而增长。但此次发现的星系如此巨大，以至跟代表了宇宙早期星系的99%模型相抵触，意味着科学家需要重新思考星系如何形成与演化。

莱贾说，「我们头一次研究了非常早期的宇宙，不晓得我们会找到什么。事实证明，我们发现了一些太出乎意料的东西，实际上为科学带来了问题，对早期星系形成的全貌提出了怀疑」。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歹徒把宇宙创造者叫做宇宙破坏者，因为不合乎他们的理论。

《韦伯望远镜发现巨大星系 颠覆人类对宇宙认知》（2023-02-22 新纪元）报道：

美国天文学家利用韦伯太空望远镜，展开了针对宇宙早期阶段的研究，并有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这可能会改变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根据周三（2月22日）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该太空观测站在遥远的太空发现了六个巨大的星系，它们存在于创造宇宙的大爆炸之后的5亿至7亿年之间。这一发现完全颠覆了关于星系起源的现有理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这份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助理教授乔尔·莱贾（Joel Leja）在一份声明中透露说：“这些物体的质量，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大。我们此前预计，在这个时间点只能找到微小的、年轻的、处于婴儿阶段的星系。但是我们在以前被理解为‘宇宙的黎明’的地方，发现了和我们自己一样成熟的星系。”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以人眼不可见的红外光观察宇宙，并能够探测到古老恒星和星系发射的微弱光线。通过这种方法来“窥视”遥远的宇宙，该天文台基本上可以“回溯到”大约135亿年前（科学家所确定的宇宙年龄大约为137亿年）。

莱贾说：“大质量星系的形成开始于宇宙历史的极早期，这一启示颠覆了我们许多人所认为的、已经被确定的科学理论。我们一直非正式地称这些天体为‘宇宙破坏者’——到目前为止，它们也的确一直没有辜负这个名字。”

这些星系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与代表宇宙中早期星系的99%的模型相冲突。这意味着，科学家们需要重新思考，星系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目前的理论认为，星系开始形成时，是由恒星和尘埃组成的小云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莱贾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观测非常早期的宇宙，之前不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事实证明，我们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它实际上给科学带来了新的问题。它使之前所理解的，关于早期星系形成的整个画面都受到了质疑。”

研究宇宙早期星系

韦伯望远镜发现巨大星系 颠覆人类对宇宙认知

莱贾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分析韦伯望远镜的数据，以及在7月获得的第一批高分辨率图像。这些星系看起来就像是巨大的光点。在看到这些星系时，研究小组非常惊讶——他们是如此的惊讶，以至于认为自己在解析数据时搞错了。

莱贾说：“当我们得到数据后，每个人都开始潜心研究。结果，很快就冒出来了这些巨大的东西。我们开始做模型，试图弄清楚它们是什么，因为它们是如此巨大和明亮。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是不是把数据搞错了，我们得找到这个错误并继续我们的研究。但是，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我们没有找到任何错误。”

莱贾说，也有可能，用韦伯数据识别出来的这些星系，实际上完全是其它东西。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瞥见这么远的地方，所以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所看到的东西保持开放的态度。”

他说：“虽然数据表明，它们很可能是星系，但我认为，这些被发现的物体中，确实有可能有几个已经变成了被掩盖的超大质量黑洞。但无论如何，我们所发现的质量意味着，在我们宇宙的这个时期，已知的恒星质量，要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大100倍。即使我们将所发现样本的质量减半，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变化。”

谢选骏指出：科学家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不懂“我们都来自上帝”。无神论者们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堕落在罪恶与死亡之中。而我们本来都是来自上帝——上帝的创世只在瞬间，而不是慢慢进化而成的。

谢选骏：梁朝伟赞同六四大屠杀被鬼上身了

《梁朝伟隐居日本20年：不学日语，因为不想讲话》（INSIGHT视界 2023-02-22）报道：

梁朝伟出道四十年，似乎活得越来越通透自在了。

在最新纪录片《人生半山腰》中，他对亦师亦友的编剧庄文强敞开心扉，侃侃而谈，完全不见平日的拘谨和局促。

他在这一个半小时里说过的话，加起来比过去四十年接受采访的话还多。

在聚光灯下的梁朝伟，感觉与所有人都保持着无法逾越的距离，永远像第一次面对镜头般生涩。

去年底，他在韩国参加颁奖礼，明明是被隆重邀请出席的贵宾，他却像受宠若惊一样，用假笑掩饰紧张。

社恐、内向、话少，成为梁朝伟影帝之外最格格不入的标签。

他手足无措地跟着刘嘉玲身后走红毯的表情包，在满大街乱飞。

前几年还被国外网友偶遇，他专门挑了一个紧贴墙根、面对厕所方向没人的位置吃面。

长年在日本久住的他，一句日语都不学，就是为了避免跟人打交道。

他的惜字如金，让每个采访他的记者头痛，想从他嘴里挖出漂亮的客套话，难度很大。

有人总结梁朝伟应付采访就是糊弄学：不知道、听不懂、我同意。

何炅让他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他会字斟句酌地控制在20个字以内。

鲁豫经典的没话找话聊“你有什么反应？”，他打太极地回答“没有反应”。

采访中最常规的结束语“有什么想对读者说的？”，他一副下班收工的笑容“没有”。

当被问到“电影对你而言意味什么？”这种空泛的话题，他懒得想，直接说“不知道”。

梁朝伟在回答这种谁都可以随便说几句的问题时，总是学不会配合。

很明显他只要说几句假大空的客套话，记者就有发挥的空间，可他宁愿把天聊死，也不想去迁就谁。

马家辉曾在《圆桌派》大吐苦水，直言不讳，比起梁朝伟，他不如去采访周润发，起码发哥会赏脸多说一句话，不像梁朝伟油盐不进。

因为问他有什么梦想，他只会回答“世界和平”。

不能说这个答案有错，但对方想循序渐进拉近关系的设计，被他直白地戳破了。

在我们受过的教育里，这种不加掩饰的诚实，叫不会看脸色，不知人情世故。

而梁朝伟的少言寡语，也不是绝望的文盲般言之无物。

他在纪录片和庄文强聊到演戏，一改平日笨嘴拙舌的样子，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见解和感悟。

他们回忆起《无间道》，那句经典的“三年又三年”，原来是梁朝伟入戏后的切身体会，超越了庄文强最先设定的台词，给予了人物更饱满的形象。

他们不可避免地吐槽起王家卫，在《阿飞正传》的一场戏中，梁朝伟NG了27遍，令他一度怀疑自己不会演戏。

他还调侃说，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他像参加大胃王比赛一样，吃27个梨，吃26碗馄饨，就为找对感觉。

而谭家明有过之无不及，梁朝伟记得很清楚，拍《杀手蝴蝶梦》时，因为他说把对白中的“诶”说成“啊”，又重拍了一次。

在与知己朋友相聚的时刻，梁朝伟才是松弛不设防的。

但面对可能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他懒得管理人际关系，永远保持疏离的礼貌，他不冒犯你，也绝不顺承你。

曾经有记者问他有没有向刘嘉玲求婚，他说没有。

等下次这个记者再采访刘嘉玲时，提起这回事，证实其实是有求婚的，他说没有，只是不想和记者说罢了。

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梁朝伟这种拒绝无效社交的勇气，所以只能逼迫自己做个处处周全的人，和气生财。

学会为人处世，是大家步入社会后，自动习得的技能。

人人都害怕自己不够亲近令人敬而远之，就在各种细节上努力证明是个好相处的人。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称呼上。

加波浪线的“亲~”恭敬得像客服，要叫“宝”、“宝子”才够亲密。

喊“哥”喊“姐”显老，叫“小姐姐”、“小哥哥”又略轻浮，便一律尊称“老师”。

发微笑表情被公认是阴阳怪气，只好打一串哈哈哈哈哈哈哈表示真的有在笑。

仿佛语气越人畜无害，就可以优先证明自己平易近人。

这导致很多时候，我们在许多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消耗掉个人的社交情绪。

明明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东西，非得铺垫一大堆没用的废话，以示友好。

或许正因为我们对维持这种社交礼仪感到疲倦，也对互相恭维的话心照不宣，才会羡慕梁朝伟偶尔的不配合，一句“不知道”、“不可以”就省去了不必要的客套。

放弃掉无效的社交后，他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有价值的地方。

梁朝伟话少，尤其不擅长讲场面话。

那些被新生代演员挂在嘴边的“信念感”、“沉浸式体验”、“演员的自律”的漂亮话，最容易写进稿子里做文章的，他就不会讲。

哪怕让提问的人吃瘪，他也选择打哈哈过去。

他将省下的功夫，全倾注到演戏中，如痴如狂。

张震聊过一件趣事。

说有一年圣诞节，梁朝伟深夜让他到酒店房间里，结果就是听他念《东邪西毒》的旁白。

十几年前的台词，他记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热爱和投入，谁会把这些刻进记忆里呢？

超20个字的自我介绍他嫌多，但为琢磨好一个角色，三五年他也愿意付出。

在梁朝伟眼中，演戏是享受，要把灵与肉都投入进去，那么付出和舍弃其他东西是理所应当的。

他拍《一代宗师》，练咏春拳，打到左手骨折，医生建议打石膏，他的反应却是能不能先练腿功。

最近上映的《风再起时》，他每天练8个小时的钢琴，一练就练三个月，压力大到每晚打电话骂翁子光导演发泄。

实际上，弹琴的戏份并不多，拍个动作也能糊弄过去。

但对待演戏，梁朝伟永远精益求精，不管戏份多少，给到他的剧本，就力求完美演出。

什么时候该糊弄，什么时候该认真，他心里门清。

至于有人说，梁朝伟敢糊弄而不怕惹人生气，那是因为他有本事，作为普通人，处处搞好关系依然必要。

这种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假若你也和梁朝伟一样，是个懒得处理人际关系的人，那不如先学他把精力都投入到真正值得付出的地方上。

或许，不再强迫自己进行无效社交后，你会发现，讨好人的不是亲昵的语气和察言观色的玲珑心，而是你有令人折服的能力。

毕竟，比起会说漂亮话的人，大家永远更喜欢能把事情办漂亮的人。

网民嚎叫：

车轮滚滚踏遍美国 发表评论于 2023-02-23 10:47:16

一个肚子里有货的人确实不需要经常侃侃而谈的。

麻辣鸡丝 发表评论于 2023-02-23 04:03:33

社交恐惧症。不是他不愿意跟别人说话，是他不知道说什么. 理解万岁。

nydct 发表评论于 2023-02-22 23:52:39

这样的他跟那样的刘嘉玲是一对，也算奇葩了

谢选骏指出：梁朝伟隐居日本20年，不学日语因为不想讲话——这不仅仅是社交恐惧症和多重忧郁症，而是被鬼上身了！梁朝伟为何被鬼上身？因为梁朝伟赞同六四大屠杀，导致冤魂找他索命了。

《梁朝伟谈六四》（2021-06-06 苹果日报）报道：

冯睎乾评论文章：昨天，苹果日报网站有一则很梦幻的“新闻”登上热门榜，标题是“周柏豪微博悼六四遭河蟹”，配图是一个样子乳臭未乾的周柏豪。内文第一句很超现实，写道：“毋忘六四，80后的周柏豪和曾遭河蟹的杜汶泽昨日在踏入六四21周年之时，急不及待在内地新浪微博上载悼念信息，最终齐遭河蟹。”六四21周年？我搓搓眼看真日期，原来是2010年6月5日的“新闻”。

十一年前的旧闻，居然穿越过来重登热门新闻榜，难道今年六四新闻少到一个点，所以连2010年的周柏豪也能乘虚而入？既然old news is so exciting，今天本栏也不妨时光倒流，谈谈2002年12月18日一则报道，标题是“郑大班：佢没政治智慧 / 梁朝伟借六四谷新戏惹非议”。那齣“新戏”，就是张艺谋为了洗刷六四武力镇压而拍的《英雄》。

那时候，梁朝伟为宣传电影《英雄》，接受《B International》杂志访问，提及他在《英》片演的刺客“残剑”，最终没有杀死秦王，是因为他渴望和平，不想秦王之死引致天下大乱。由是谈到六四事件，梁朝伟也残剑上身，语惊四座：“六四事件期间，我没有参与任何抗议活动，因为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是对的——维持稳定，这对每个人都好。”

如果发生在社交媒体流行的今天，梁朝伟的言论肯定是抽水抽着火水，势遭网民截图公审兴师问罪。但回到当年，就只有二三传统意见领袖，如郑经翰，轻描淡写批评他“政治不正确，唔知自己噏乜”，事情很快就落幕了，大众也记忆不深。其实事情还有后续，见于2002年12月20日《南华早报》，一篇题为“Will the real Tony Leung please stand up?”的讽刺文章。

据《南早》的跟进报道，梁朝伟大概知道自己失言，于是在出席《英雄》首映时，刻意澄清，把言责都卸往角色身上：“我之前所讲的，只是残剑的观点，不代表我本人的立场。”《南早》文章的作者，马上幽默回应梁影帝：“那是否表示残剑在公元前221年，已决定不参与1989年的游行示威活动呢？”（Does that mean Broken Sword decided in 221 BC not to take part in demonstrations in 1989?）

记得梁朝伟说过这种话的人，应该不多；即使记得，也没有谁要向他大兴问罪之师。那时候《英雄》票房收二千六百多万，观众似乎也不太计较他的六四怪论。但明明是屈颖妍水平发言，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包容梁朝伟呢？除了因为他靓仔，应该有其他更富深度的理由吧？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当年没有社交网络，没有网民截图，很多新闻朝生暮死，转眼就被遗忘（虽然今天也好不了多少），对于祸从口出的名人来说，倒不失为一件幸事。

另一原因是那年头的香港，主流舆论的道德观仍是健全的，绝大多数香港人的价值观还是一致的；那时没有规模浩大的黑暗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地指鹿为马，企图扭曲香港人对六四的判断。相形之下，梁朝伟的讲法实在很边缘，大家听到了，也只会皱眉摇头，觉得梁“唔知自己噏乜”，而不会真心认为他有能力颠覆六四的历史评价。没有人觉得需要力斥其非，因为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一个普遍有道德的社会，不道德的言行反而比较容易得到宽容，因为在光明的时代，即使人性偶然流露黑暗，也很快会被四处的光照亮，而令人难以察觉。

梁朝伟当年讲过一次六四后，印象中也不闻他再说，而我今天旧事重提，亦决不是要翻旧账批评他。即使他真的支持镇压，也有自由，至少他没有像某些伪人般吃相难看，八九年大义凛然抗议开枪，后来又大义凛然支持“平乱”。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梁朝伟们：你支持镇压，是因为你想像在一个没有“平乱”的世界，中国只会陷入内乱，全国人民俱会受苦，但你的想像何以没有延伸至一个平行世界，在那儿中共回应学生诉求，改革制度、根治贪腐，然后让中国发展成一个更理想 、更值得世人尊重的国家呢？

谢选骏指出：张艺谋陕西鬼子，大拍陕西鬼子秦始皇的马屁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因为知趣，没有直接说道六四，所以暂时还算安好，否则也是命不久矣。

谢选骏：卡特总统是一只巨大的白鼠

《卡特总统：一个医学上的奇迹》（2023-02-23 阿司匹林42195米）报道：

 

2023年2月18号，卡特中心发布声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最近频繁住院，他今天决定不再接受医疗干预，他将在家中接受临终关怀，与家人共度余生。

临终关怀就是对绝症患者不再积极地治疗，而是注重于缓解他们的疼痛和其他症状，关注他们的个人愿望和生活质量，让他们走得不痛苦。

卡特和他写的自传

卡特已经98周岁了，是美国活得最长的总统。关于卡特，印象深的有几件事。

卡特出生于乔治亚的一个小镇 Plains。卡特的父亲非常勤劳，从早忙到晚，他要求家里每个人都要干活，哪怕是马都要干活才能挣得自己的口粮。卡特一直对他父亲特别尊重。帮卡特家种田的都是黑人，因此卡特一直和黑人小朋友亲密玩耍，长大后他坚决反对种族隔离。

卡特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后就做海军工程师。他有一次休假回家告诉了父母一件事。潜水艇停泊在百慕大时，当地为这些年轻的海军组织了一场盛大的舞会，但不邀请黑人士兵，于是卡特他们就都不去参加舞会，以示反对。他父亲是支持种族隔离的，听完了一言不发，默默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卡特在海军服务了七年。1953年，卡特的父亲去世，给卡特的打击很大，家里的农场也急需管理，卡特就退伍回家，成了一个种花生的农民。

卡特夫妇在非洲扶贫

从医学上看，卡特有明显的癌症家族史。他的父亲和三个弟妹都在五六十岁的时候死于恶性度极高的胰腺癌。他的妈妈也得了乳腺癌。

卡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美国因为胰腺癌而死去四个家庭成员的只有他家，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开始定期检查他家的所有成员。卡特每年都做两次CT来筛查胰腺癌，后来医生觉得CT的射线太大，换成了核磁共振MRI。等他到了80多岁之后，就取消了定期影像学检查。

孩子小的时候我讲卡特家的故事给他们听，孩子问：会不会是因为地里撒的农药？卡特家住在棉花地旁边。

我说：不是，因为邻居也是农民，但他们并没有得这个癌症。

对这个癌症，卡特自己解释说：“我和我父亲及弟弟妹妹之间的唯一的区别是，我从来没有抽过一根烟。我父亲则一直吸烟，兄弟姐妹们也都是抽烟的。”

这倒是有道理，研究发现除了遗传因素外，吸烟也是得胰腺癌的危险因素之一。

2007年卡特被“纽约时报”采访，他说自己已经82岁了，根本不担心得癌症，但他担心他的四个孩子患癌的风险，因为有的孩子是抽烟的，这让他很难过，他最讨厌香烟。

总之，卡特完美逃脱家族的胰腺癌，已经是极其幸运。

卡特长寿，但在90岁时被发现患有恶性度极高的黑色素瘤。

2015年8月3日，卡特做手术切除了一个2.5厘米的肝脏肿瘤，术后病理诊断发现是转移的黑色素瘤，卡特得了四期癌症。

黑色素瘤死亡率很高，但卡特很幸运，那时候K药（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刚被FDA批准不久，目的是通过T细胞来杀死癌症细胞，卡特开始了免疫治疗。

卡特在书中写道，有一天他和妻子在离开医院回老家的路上，忽然医生打电话来，他大脑里也发现有转移的黑色素瘤。转移瘤在影像学上表现为四个小点，每个大约2毫米，而大脑是黑色素瘤最常见的扩散部位之一。

8月20日，快91岁的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可能只剩几个星期了，但他对未来感到出奇的轻松，自己是在上帝的手中。他说：“我过着美好的生活，我有成千上万的朋友，我已经有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充满冒险的、让人满足的生命。”

医生立刻开始给卡特进行高精度、高强度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来治疗大脑的转移癌。免疫治疗和放疗双管齐下，他的治疗效果特别好，不到四个月再去检查，肿瘤已经完全消失，91岁的卡特奇迹般地恢复了！

卡特的成功故事让很多病人认识到免疫治疗这个新疗法的神奇，那时候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我想要吉米卡特用的药：患者吵着要总统的抗癌药》。

胰腺癌和黑色素瘤都是恶性程度极高的癌症。卡特早年逃过家族带来的厄运，又在90岁后幸遇医学的进步，癌症得到治愈。

卡特也许是个平庸的总统，但不能不说他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卡特总统是个平庸的总统（既丢掉了伊朗，又卖身给中共），却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这岂不是等于说，卡特总统只是一只巨大的白鼠了吗？不幸的是，他所推行的左派实验，终于让美国陷入了内乱。

谢选骏：佛教就是躺平

《经典化和政治化——一部汉语佛经的诞生》（刘敬国项东）报道：

摘要：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上，伪译的出现是一个大事件，这不仅因为伪译大量存在，而且因为伪译在佛教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本文以《仁王经》为例，援引历史资料，分析该经的伪经性质，从两个角度探讨这部汉语著作之所以为伪译的原因，即：译者的选择和经文中蕴含的政治因素。文章认为，在当代翻译研究的语境下，伪译已经成为有其自身研究价值的研究领域，而随着对伪译探讨的深入，对古代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伪经进行研究正凸显出特殊的意义。

正文快照：对大多数人而言，“汉文佛经”指的是从古代印度或中亚国家语言译成汉语的佛经。然而，这一说法不尽正确，因为尽管多数汉文佛经是译自古代印度或一些中亚国家的文字，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佛经并不是翻译，或者说，至少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翻译(即从佛经原典译进中文的翻译)。

佛经的真伪问题

佛陀释迦牟尼在世说法将及五十年，话题难道天天都光讲“四念处”、“八正道”、“十二因缘”？不谈别的问题吗？倘若他每天都光是讲这些基本观念，就算听者不厌，他自己不也讲到觉得厌烦？推想他是必然会常常提及基本观念的，但是也必然讲述很多其他道理与分析事理法相，范围必定很广泛深入，包罗万象：从宇宙观到人生哲学、天文地理、社会问题、个别的修行方法，乃至于家庭个人问题……。有时候是佛陀主动提出作为有系统的讲解，形成一个特别的思想系统，有时候是他解答弟子们所提出的疑问。 

佛陀时代，是距今两千五六百年之前，彼时尚无纸张发明。中国汉朝蔡伦造纸技术尚未传入印度，古代印度人可能只是用羊皮或牛皮等动物皮来记录文字，戒杀生的佛教徒是否肯采用羊皮来作文字记录，尚属疑问。另一种记录方式是把文字雕刻在岩石上面。但是现代考古家在印度发现的石刻文字极少极少，印度又没有中国古代的竹简刻字记录，印度的古代历史与宗教哲学思想，极少被石刻保存下来。较为世人所熟知的有关佛教的印度古代石刻，可算是一处石崖上所保留的关于阿育王派遣僧侣赴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传法的事迹。阿育王的时代已经在佛陀圆寂后数百年，并非与佛陀同时。先是大灭佛教，后来转变为大护佛法的阿育王，所兴建的佛寺佛塔数万，早已被摧毁殆尽，化为尘土，唯一的遗迹只是那一段崖石刻字，但也已经模糊难辨认了。阿育王时代的遗迹都难寻，何况更古老时代的佛陀遗迹？

佛陀讲经说法，显然全无现场的任何文字记录。既然无录音机、录影机、也无打字机，没有秘书，又没有方便的纸张笔墨，更不能一面听佛陀说法，一面就把文字雕刻在崖石上。所以，可以推断，佛陀说法是完全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文字记录的。唯一的保留方式，就是弟子们各别的记忆及日后的口授流传。世代相传下来，等到纸张笔墨发明之后，历代弟子辑集佛语成专集，名之为《花串》（ＳＵＴＲＡ）。中国古代深受儒家影响，孔夫子的语录同样也无记录，只由弟子记忆口授相传，辑录成专集，称之为“经”。佛教徒受其影响，亦把佛语录专册称之为“佛经”，颇为权威圭臬之意；更兼备神圣地位了。 

佛语经由数不清的弟子以记忆而辗转口授，虽大致相近于佛意，细节与次序都难免各有出入不同。其中有其它特别独到的一面，也可能有他漏列遗忘的部分：某丙有他偏爱的经文段落，也可能有他不愿保留的文字，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了解程度与不同的取舍。又有些先后不同时代的观念增减修删，更有些是从原始佛语加上推论或发挥，托言为佛语，更免不了有些是干脆伪造的文字，伪托为佛经。举例而言，传说中国清代一位儒生金圣叹就常常仿照佛经口气来伪造佛经，诳称译自为梵文孤本。唐代武则天女皇帝就伪造了好几种佛经来提高她的身份地位自封为佛。她的伪经，至今也仍有一些在流传，世人以为是真经，至今仍予以持诵。现代的人士，也有人在伪造佛经，伪经比比皆是，鱼目混珠，真伪难分。

重复来说，佛陀虽讲经说法垂五十年，却从未新写一字（原因已如上文所述），若以此而论，则可说并无一本佛经是真迹。不过都是后世弟子依据记忆佛语而予以发挥的文字，只要是符合佛陀说法的原理与修行方法，那就是真经！倘若有人为托佛名而另写经文，其观念内容不符合佛陀原始佛理，或者完全违反原始佛理，这就是“冒牌”佛经。怎么样去判别真伪？那就必须用原始佛教的基本观念去衡量。倘若发现有违反佛理原意的文字，或是充满不合理的叙述，纵然它也以“佛”为名，也就不能予以深信了。

一般而言，记录佛语而不加上解释或评论的，称为“经”，历代信徒根据佛语予以阐扬发挥的论文，则不能称为经，只能称为“论”──例如：中论、百论、大乘起信论……等等。不过后世已经滥用“经”典之名，经论不分了。伪经较多，伪论则较为罕见，原因不难推断，“经”可冒佛名，“论”则本来非佛语，冒之无利可图。 

学佛往往被“经”字所唬住，亦不知如何择善固执，经本成千成万，究竟应该持诵那一种？其实不难选择，只须先认清原始佛陀之教基本观念，就不难分辨经文真伪是否值得持诵了。

原始佛教的教义，细节自然也不无可能被历代辗转相传而另有改变。不过，其基本思想的骨干与精神，是大致上仍然确定不变的。一般公认最为可靠的佛语原始记录，是记载于《杂阿含经》上面，此一结集，是佛陀入灭后，由佛陀在世及身弟子五百余人，鉴定佛弟子阿难陀尊者背诵佛语的第一次结集，被一般学者认为可靠。不过，《阿含经》诸集历经世代流传，难免亦有被窜改增删，在梵文时代的版本，已经与先世的巴利版本颇有出入。佛陀说法系用巴利文，并非梵文，梵文是较后世流通印度的语文，将原始巴利文佛语录《阿含花串》译成梵文，已经难免错谬。再加上梵文时代的寺院僧团立场各异，难免窜改增减经文。梵文版本被传入中土，再译成中文以后，差异更多，现在比较一下英译巴利文《阿含经》，与中译本《阿含经》，就发现两者有很多差距。再译的中文版，难免有谬误，再译的英文版，也难免有它的误差。所以，同样是《阿含经》，中英文版两种就对照不起来，很难判断孰为正确译文，也只好采信两者相同之观点而已。若以常识推理，则似乎第一手的译文可能比第二手的再译版较为可靠。换言之，英文版是从原始巴利文版佛语译出，这是第一手译文，中文版佛经则是从梵文版或藏文版再译，并非从原始巴利文译出，这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可靠性与准确性可能打折扣。现时在国际上流通的佛经，以英文版为多，以译自巴利文的英译为主流，还有从南传佛教资源译成的英文本也较多，汇集成西方佛学研究的主流。 

一般由中文版佛经译成英文的，似乎受到较少的重视，甚至有时受到较低的评价，并不是西方学者心存门户之见，而是他们多认为中文版伪造的经文太多，离开原始佛教太远，此语也许不算厚诬，中国人从符秦时代就有人开始伪造佛经，历代都出现“秘本”佛经。毫无佛教内容的经本也标榜佛名，任何迷信也都冠上佛名，弄得神佛难分，真正的原始佛经反而被掩盖了，这是可悲的现象。佛教圈内，很少人从事正本清源的修经工作，可能是因为工程过于浩大，佛经成万成万的版本，从何开始？看来只有学佛人自己凭智慧去判断及取舍真伪了！

根据佛教的传播历史来看，无论南传和北传，很多佛经都有增改和遗漏的可能，也有很多人为增加的痕迹。所以无法说佛祖亲口传的经典是否真实如当年。可以参考佛经的几次集结情况。

佛教自佛祖离开人世、弟子们开始整理佛祖说法的时候，由于弟子的不同听闻时间、地点，就已经形成了法的差异，所以才有了经的集结，目的就是排除混入佛法的外道思想。重要的集结南传有六次，北传认为是从第三次集结后开始形成的现在佛教经典。

南传佛教的所有教法其经典更接近佛祖初传，都是依据三藏圣典及其注疏而来的，一直保持着佛祖灭度后二三百年间集结时的状态，没有过多的增加和减少。凡是接受上座部传统教育的佛教出家人，在沙弥阶段就必须背诵许多佛教经论。如果对教法的理解出现分歧时，就唯有依法不依人。时至今日，上座部佛教国家尚有为数不少的能够背诵出所有三藏圣典的大长老。

自从佛教开始在中原流传，有佛经开始翻译和流通，就有了汉传佛经的整理过程，随着佛教的发展，佛经的大量翻译，疑伪经典开始不断出现。伪经，指其他外道的思想杂入佛教经卷，或者是有人假借佛说而编造的佛经。疑经，多是指对经的译者、或者论的著者及译者有不同认识的经或者论。对疑伪经进行著录者，最早见于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梁僧佑《出三藏集记》，而后至隋代法经编《众经目录》、唐代编《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贞圆录》等经录。有些疑伪经或是在真经的基础上编造，或凭空独撰，有些疑伪经的内容虽有杂经作为依据，但经题是自编的。

疑伪经的产生，有很多原因：

第一，佛教经典汗牛充栋，都是在佛祖圆寂以后由弟子们结集而成，既然是人的结集，就有不同人在不同地听受不同法语的情况，所以在经典集结的过程中自然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补充和完善的表现。比如有很多疑伪经其实是不同经卷的剪裁后重新整理，或者是节译本，或者是组合，说是经集更恰当。内容上相对有所取舍而不完整，不见得是多大的错误。

第二，佛教的传播经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历经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其中的不同语言的翻译，同语言的多次翻译，也造成经典的类似和异名，以及数量的不断增加。这类多数是转抄、转译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内容上也不一定是错误。

第三，作为一种深入民间的信仰，加上经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流传，佛经会逐渐增加很多流传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意识、见解分析；还包括很多对原来某个经典的重新演绎、引申和发挥，然后造出新的经和论，这些同样造成了佛典的增加甚至修改。

比如，很多梵文经典已经散失不全，但保留在汉语、藏语中，但是借助这些翻译过来的经典重新审查原本的梵语佛典残篇，则会发现出现很多不同的语义或错误的翻译，而后人则有可能因错就错又引申出新的见解。这样出现的问题就需要具体分析了，很多经和论中因为包含了地区性民族性的特殊意义，使佛法有了新的发展和认识理解，这应该是可取的，但有些内容则因为混合了其他外道思想，则是应该需要审视分析的。

第四，在佛法的不断流行中，不排除有借助佛经题材和经典模式来宣传自己主张和见解的情况，有些为迎合中国儒家道家思想而编造的经典，有些为迎合民间鬼神禁忌和末法灾害说而编造的经典，由于不同的社会原因或出于不同的目的，编造的伪经就不断增加。

这又分两种，一是出于善意，因为某理论在当时或当地不足以说服旧论，所以借佛祖或菩萨名传播；二是为了宣传似是而非的思想而混入的外道理论，这就属于有些恶意了，这些是干扰正常佛法思想的，需要予以排除。

日本学者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以疑伪经的编撰意图，将其归纳为下列六类：

(一)为迎合统治者政治意图而造，如武则天时期的《大云经》、《宝雨经》等。

(二)为批判统治者施政而造，如《仁王般若经》、三阶教之经典《像法决疑经》等。

(三)为迎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编造，如《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须弥四域经》、《清净法行经》等。

(四)为一定时期所流行佛教信仰而编，如《大佛顶首楞严经》、《大般涅盘经》后分、《观世音三昧经》等。

(五)标明有现存特定人名者，如《高王观世音经》、《僧伽和尚入涅盘说六度经》、《劝善经》等。

(六)为疗病续命、祈福祛灾等讲迷信的经典，如《四天王经》、《占察善恶业报经》、《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延寿命经》等。

由以上分类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疑伪经典内容的基本状况。当然，这只是作为学者的意见分析，我们姑且当作一个参考而不一定去说对或者不对。

从文献考据来说，现在被收入历代大藏经的经典，都是经过历代祖师大德筛选而进入藏目的。因为它们的宗旨和内容是统一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区别可能来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翻译。 

平心而论，托名后造的不一定都是错的，而认为是从印度来的也有不正确的。还是需要就内容而讨论，因言因义而论，而不要说只要是佛所说就肯定不错，也不要说不是佛说就一定错误。

根据佛教的传播历史来看，无论南传和北传，很多佛经都有增改和遗漏的可能，也有很多人为增加的痕迹。所以无法说佛祖亲口传的经典是否真实如当年。可以参考佛经的几次集结情况。

佛教自佛祖离开人世、弟子们开始整理佛祖说法的时候，由于弟子的不同听闻时间、地点，就已经形成了法的差异，所以才有了经的集结，目的就是排除混入佛法的外道思想。重要的集结南传有六次，北传认为是从第三次集结后开始形成的现在佛教经典。

南传佛教的所有教法其经典更接近佛祖初传，都是依据三藏圣典及其注疏而来的，一直保持着佛祖灭度后二三百年间集结时的状态，没有过多的增加和减少。凡是接受上座部传统教育的佛教出家人，在沙弥阶段就必须背诵许多佛教经论。如果对教法的理解出现分歧时，就唯有依法不依人。时至今日，上座部佛教国家尚有为数不少的能够背诵出所有三藏圣典的大长老。

自从佛教开始在中原流传，有佛经开始翻译和流通，就有了汉传佛经的整理过程，随着佛教的发展，佛经的大量翻译，疑伪经典开始不断出现。伪经，指其他外道的思想杂入佛教经卷，或者是有人假借佛说而编造的佛经。疑经，多是指对经的译者、或者论的著者及译者有不同认识的经或者论。对疑伪经进行著录者，最早见于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梁僧佑《出三藏集记》，而后至隋代法经编《众经目录》、唐代编《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贞圆录》等经录。有些疑伪经或是在真经的基础上编造，或凭空独撰，有些疑伪经的内容虽有杂经作为依据，但经题是自编的。

疑伪经的产生，有很多原因：

第一，佛教经典汗牛充栋，都是在佛祖圆寂以后由弟子们结集而成，既然是人的结集，就有不同人在不同地听受不同法语的情况，所以在经典集结的过程中自然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补充和完善的表现。比如有很多疑伪经其实是不同经卷的剪裁后重新整理，或者是节译本，或者是组合，说是经集更恰当。内容上相对有所取舍而不完整，不见得是多大的错误。

第二，佛教的传播经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历经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其中的不同语言的翻译，同语言的多次翻译，也造成经典的类似和异名，以及数量的不断增加。这类多数是转抄、转译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内容上也不一定是错误。

第三，作为一种深入民间的信仰，加上经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流传，佛经会逐渐增加很多流传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意识、见解分析；还包括很多对原来某个经典的重新演绎、引申和发挥，然后造出新的经和论，这些同样造成了佛典的增加甚至修改。

比如，很多梵文经典已经散失不全，但保留在汉语、藏语中，但是借助这些翻译过来的经典重新审查原本的梵语佛典残篇，则会发现出现很多不同的语义或错误的翻译，而后人则有可能因错就错又引申出新的见解。这样出现的问题就需要具体分析了，很多经和论中因为包含了地区性民族性的特殊意义，使佛法有了新的发展和认识理解，这应该是可取的，但有些内容则因为混合了其他外道思想，则是应该需要审视分析的。

第四，在佛法的不断流行中，不排除有借助佛经题材和经典模式来宣传自己主张和见解的情况，有些为迎合中国儒家道家思想而编造的经典，有些为迎合民间鬼神禁忌和末法灾害说而编造的经典，由于不同的社会原因或出于不同的目的，编造的伪经就不断增加。

这又分两种，一是出于善意，因为某理论在当时或当地不足以说服旧论，所以借佛祖或菩萨名传播；二是为了宣传似是而非的思想而混入的外道理论，这就属于有些恶意了，这些是干扰正常佛法思想的，需要予以排除。

日本学者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以疑伪经的编撰意图，将其归纳为下列六类：

(一)为迎合统治者政治意图而造，如武则天时期的《大云经》、《宝雨经》等。

(二)为批判统治者施政而造，如《仁王般若经》、三阶教之经典《像法决疑经》等。

(三)为迎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编造，如《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须弥四域经》、《清净法行经》等。

(四)为一定时期所流行佛教信仰而编，如《大佛顶首楞严经》、《大般涅盘经》后分、《观世音三昧经》等。

(五)标明有现存特定人名者，如《高王观世音经》、《僧伽和尚入涅盘说六度经》、《劝善经》等。

(六)为疗病续命、祈福祛灾等讲迷信的经典，如《四天王经》、《占察善恶业报经》、《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延寿命经》等。

由以上分类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疑伪经典内容的基本状况。当然，这只是作为学者的意见分析，我们姑且当作一个参考而不一定去说对或者不对。

从文献考据来说，现在被收入历代大藏经的经典，都是经过历代祖师大德筛选而进入藏目的。因为它们的宗旨和内容是统一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区别可能来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翻译。 

平心而论，托名后造的不一定都是错的，而认为是从印度来的也有不正确的。还是需要就内容而讨论，因言因义而论，而不要说只要是佛所说就肯定不错，也不要说不是佛说就一定错误。

谢选骏指出：人说“一般由中文版佛经译成英文的，似乎受到较少的重视，甚至有时受到较低的评价，并不是西方学者心存门户之见，而是他们多认为中文版伪造的经文太多，离开原始佛教太远，此语也许不算厚诬，中国人从符秦时代就有人开始伪造佛经，历代都出现‘秘本’佛经。毫无佛教内容的经本也标榜佛名，任何迷信也都冠上佛名，弄得神佛难分，真正的原始佛经反而被掩盖了，这是可悲的现象。佛教圈内，很少人从事正本清源的修经工作，可能是因为工程过于浩大，佛经成万成万的版本，从何开始？看来只有学佛人自己凭智慧去判断及取舍真伪了！”——我看不如直接从英译佛书入手，译为现代汉语，总比再三转译为好。或者，再花上几代人的功夫，从巴利文直接翻译原始佛书一遍。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现在马上就可以去英文网站阅读巴利文的“佛经”翻译，英文不够流利阅读程度的，可以启动自动翻译系统，然后就一目了然了！你会发现，从英文翻译得到的结果，与传统的中文佛经阅读，完全不同！

《洛希卡苏塔 （DN 12）》

我听说有一次，有福者带着一大群僧侣（总共约500名僧侣）在科萨兰人中徘徊，并到达了萨拉瓦提卡。当时婆罗门洛希卡（Lohicca）对萨拉瓦提卡（Sālavatikā）拥有封建权利，萨拉瓦蒂卡（Sālavatikā）是皇家财产，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 - 草，木材，水和谷物 - 通过国王Pasenadi Kosala授予的皇家赠款。那时，他产生了一种邪恶的观点：“假设一个禅修者或婆罗门要达到一个善巧的法。他已经得了善巧的佛法，就不应该向别人宣讲，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这就像在切断了旧纽带之后，要建立另一个新纽带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是邪恶的、贪婪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

然后洛希卡听到它说：“冥想者戈达玛——萨迦人的儿子，从萨迦氏族出来——带着一大群僧侣在科萨兰人中流浪，总共大约有 500 名僧侣——已经到达了萨拉瓦提卡。关于这位Gotama大师，这个美誉已经传播开来：“他确实是一位有福的人，值得和正确的自我觉醒，在清晰的知识和行为方面是完美的，是关于宇宙的专家，适合被驯服的人的无与伦比的训练师，天神和人类的老师，觉醒了，有福了。他通过直接知识意识到这一点，使这个世界有它的天神，玛拉斯和婆罗门，这一代人有它的沉思者和婆罗门，它的皇室和平民;他解释的佛法在开头令人钦佩，在中间令人钦佩，在最后令人钦佩;他阐述了圣洁的生活的细节和本质，完全完美，超越纯洁。很高兴看到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人。

于是洛希卡对理发师罗西卡说：“来吧，亲爱的罗西卡。去找禪修者Gotama，在抵達時，問他是否沒有疾病和痛苦，是否无忧無虑，強壯，並生活在舒適中，說：「婆羅門Lohicca，Gotama上師，問你是否從疾病和痛苦中解脫出來，是否无忧無虑，堅強，並生活在舒適中。然后说：'愿Gotama大师和僧侣的Sagha一起默许明天与婆罗门Lohicca一起吃饭。

理发师罗西卡对婆罗门洛希卡回答说：“正如你所说，先生，”理发师走到圣者面前，到达后向他鞠躬，坐在一边。當他坐在那裡時，他對有福者說：「婆羅門洛希卡，主，問有福者是否沒有疾病和痛苦，是否无忧無慮，堅強，並生活在舒適中。他说：'愿圣者与僧侣们一起默许明天与婆罗门洛希卡共进晚餐。圣者默许了沉默。

然后理发师罗西卡明白圣者的默许，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有福者鞠躬，绕着他转了一圈——让他保持在右边——然后回到婆罗门洛希卡身边。抵达后，他对他说：“我已经把你的话告诉了有福者，（说）'婆罗门洛希卡，主，问有福者是否没有疾病和痛苦，无忧无虑，强壮，生活舒适。他说：“愿有福者与僧侣的萨加一起默许明天与婆罗门洛希卡共进晚餐。有福者默许了。

然后，当夜晚结束时，婆罗门洛希卡选择了在自己家里准备的主食和非主食，然后对理发师罗西卡说：“来吧，亲爱的罗西卡。去观望的歌达玛，到达时宣布时间，（说）'是时候了，戈达玛大师。饭菜准备好了。

理发师罗西卡对婆罗门洛希卡回答说：“正如你所说，先生，”理发师罗西卡走到有福者面前，到达后向他鞠躬，站在一边。当他站在那里时，他宣布了时间，（说）“是时候了，主人。饭菜做好了。

然后，圣者一大早就调整了他的下层长袍，拿着他的碗和外袍，和一群僧侣一起去了萨拉瓦提卡。与此同时，理发师罗西卡紧跟在圣者身后，对他说：“主啊，婆罗门洛希卡产生了一种邪恶的观点：'假设一个冥想者或婆罗门要达到一个熟练的法。他已经得了善巧的佛法，就不应该向别人宣讲，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这就像在切断了旧纽带之后，要建立另一个新纽带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是邪恶的、贪婪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如果圣者能从这种邪恶的观点中解救出婆罗门洛希卡，那就太好了。

“也许会是这样，罗西卡。也许会是这样。

然后有福者去了婆罗门洛希卡的家。抵达后，他在准备好的座位上坐下。婆罗门洛希卡（Lohicca）亲手为僧侣提供主食和非主食，并满足了有福者和僧侣的Sa?gha。然后，当圣者吃完饭并冲洗他的碗和手时，婆罗门洛希卡坐在较低的座位上，坐在一边。当他坐在那里时，圣者对他说：“洛希卡，你生起了这种邪恶的观点，这是真的吗：'假设一个冥想者或婆罗门要达到一个善巧的佛法。他已经得了善巧的佛法，就不应该向别人宣讲，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这就像在切断了旧纽带之后，要建立另一个新纽带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是邪恶的、贪婪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

“是，五玉大师。”

“你怎么看，洛希卡？你不是统治萨拉瓦提卡吗？

“是，五玉大师。”

“现在，假设有人说，'婆罗门洛希卡统治萨拉瓦提卡。他应该独自消费萨拉瓦提卡的果实和收入，而不是与他人分享。以这种方式说话的人会是你的主题的障碍，还是不会？”

“他会是障碍的创造者，Gotama大师。

“而且，作为障碍的创造者，他会同情他们的福利吗？”

“他不会同情他们的福利的，戈塔玛大师。”

“在一个不同情他们福祉的人身上，他的思想是建立在对他们的善意中，还是建立在敌意中？”

“怀着敌意，五玉大师。”

“当心在敌意中建立时，是有错误的观点还是正确的观点？”

“看错了，五玉大师。”

“现在，对于一个错误的观点，洛希卡，我告诉你，有两个目的地之一：要么是地狱，要么是动物子宫。

“同样，如果有人说，'假设一个禅修者或婆罗门要达到一个善巧的佛法。他已经得了善巧的佛法，就不应该向别人宣讲，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这就像在切断了旧纽带之后，要建立另一个新纽带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是邪恶的、贪婪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他这样说，会为那些好家庭的孩子制造障碍，他们来到塔塔加塔所揭示的佛法和律宗，达到那种伟大的区别，在那里他们获得了进入溪流的果实，一次回归的果实，不归来的果实，阿罗汉果实;对于那些为了带来天神状态而成熟天神子宫的人。作为障碍的创造者，他不会同情他们的福利。在一个不同情他们的福利的人中，思想就会建立在对他们的敌意中。当心在敌意中建立时，就会有错误的观点。对于一个错误的观点，我告诉你，有两个目的地之一：要么是地狱，要么是动物子宫。

“如果有人说，'帕森纳迪·科萨拉国王统治着卡西和科萨拉。他应该独自消费卡西和科萨拉的果实和收入，而不是与他人分享，“他以这种方式说话，将成为帕塞纳迪国王的臣民——你和其他人——的障碍。作为障碍的创造者，他不会同情他们的福利。在一个不同情他们的福利的人中，思想就会建立在对他们的敌意中。当心在敌意中建立时，就会有错误的观点。对于一个错误的观点，我告诉你，有两个目的地之一：要么是地狱，要么是动物子宫。

“同样，如果有人说，'假设一个禅修者或婆罗门要达到一个善巧的佛法。他已经得了善巧的佛法，就不应该向别人宣讲，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这就像在切断了旧纽带之后，要建立另一个新纽带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是邪恶的、贪婪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他这样说，会为那些好家庭的孩子制造障碍，他们来到塔塔加塔所揭示的佛法和律宗，达到那种伟大的区别，在那里他们获得了进入溪流的果实，一次回归的果实，不归来的果实，阿罗汉果实；也对于那些为了建立天神状态而成熟天神子宫的人。作为障碍的创造者，他不会同情他们的福利。在一个不同情他们的福利的人中，思想就会建立在对他们的敌意中。当心在敌意中建立时，就会有错误的观点。对于一个错误的观点，我告诉你，有两个目的地之一：要么是地狱，要么是动物子宫。

“洛希卡，世界上有这三种值得批评的老师，当有人批评这类老师时，批评是真实的、事实的、正义的、无可指责的。哪三个？

“有一种情况是，某位老师没有达到沉思生活的目标，一个人从家庭生活走向无家可归。他没有达到沉思生活的目标，他教导他的门徒说：“这是为了你们的福祉。这是为了你的幸福。他的弟子不听，不听，不提出灵知的意图。他们以偏离老师指示的方式练习。他应该受到批评，说：“尊敬的先生，您还没有达到沉思生活的目标，一个人从家庭生活走向无家可归。没有达到沉思生活的目标，你教导你的门徒，“这是为了你的福利。这是为了你的幸福。你的弟子不听，不听，不提出灵知的意图，并以偏离老师指示的方式修行。这就好像一个男人要追求一个拉开的女人，或者拥抱一个背弃她的女人。我说这样的事情是邪恶的、贪婪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值得批评的老师，当有人批评这种老师时，批评是真实的、事实的、正义的、无可指责的。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位老师没有达到从家庭生活走向无家可归的沉思生活的目标。他没有达到沉思生活的目标，他教导他的门徒说：“这是为了你们的福祉。这是为了你的幸福。他的弟子们倾听，倾听，提出灵知的意图，并以不偏离老师指示的方式进行练习。他应该受到批评，说：“尊敬的先生，您还没有达到沉思生活的目标，一个人从家庭生活走向无家可归。没有达到沉思生活的目标，你教导你的门徒，“这是为了你的福利。这是为了你的幸福。你的弟子倾听，倾听，提出灵知的意图，并以不偏离老师指示的方式进行练习。这就好比一个人忽略了自己的田地，想象别人的田地应该被除草。我说这样的事情是邪恶的、贪婪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这是世界上第二个值得批评的老师，当有人批评这种老师时，批评是真实的、事实的、正义的、不值得指责的。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某位老师已经达到了沉思生活的目标，一个人从家庭生活走向无家可归。他已经达到了沉思生活的目标，他教导他的门徒，“这是为了你们的福利。这是为了你的幸福。他的弟子不听，不听，不提出灵知的意图。他们以偏离老师指示的方式练习。他应该受到批评，说：“尊敬的先生，您已经达到了沉思生活的目标，一个人从家庭生活走向无家可归。在达到沉思生活的目标之后，你教导你的门徒，“这是为了你们的福利。这是为了你的幸福“，但你的弟子不听，不听，不提出灵知的意图，以偏离老师指示的方式修行。这就好像，在切断了旧的纽带之后，一个人要建立另一个新的纽带。我说这样的事情是邪恶的、贪婪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什么呢？这是世界上第三个值得批评的老师，当有人批评这种老师时，批评是真实的、事实的、正义的、无可指责的。

说到这里，婆罗门罗希卡对圣者说：“但是，Gotama大师，世界上有没有不值得批评的老师？

“有，洛希卡，一个不值得世界上批评的老师。

“可是，哪位老师，五玉大师，在世上不值得批评呢？”

“有一种情况，洛希卡，一个塔塔加塔出现在世界上，值得和正确地自我觉醒。他教导佛法的开头令人钦佩，中间令人钦佩，结尾令人钦佩。他宣告圣洁的生命，无论是在细节上还是在本质上，都是完全完美的，超越纯粹的。

“一个户主或户主的儿子，听到佛法，对塔塔加塔有信念，并反思：'家庭生活是封闭的，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逝去的生命就像露天一样。在家里生活并不容易，要修行完全完美、完全纯洁的圣洁生活，就像一个抛光的贝壳。如果我剃掉头发和胡须，穿上赭色长袍，从家庭生活中无家可归怎么办？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放弃了他大量的财富，无论大小;离开他的亲戚圈子，无论大小;剃掉头发和胡须，穿上赭色长袍，从家庭生活中走出来，无家可归。

“当他这样出去时，他的生活受到修道院守则规则的约束，从最轻微的过失中看到危险。他的美德完美，守卫着他的感官之门，拥有正念和警觉，并且很满足[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DN 2]......

抛弃障碍：“他被赋予了这种高贵的美德，这种对感官能力的高贵克制，这种高贵的正念和警觉，以及这种高贵的满足，他寻找一个僻静的住所：荒野，树荫，山，峡谷，山坡洞穴，坟墓，森林树林，露天，一堆稻草。饭后，他从施舍回来，坐下，交叉双腿，保持身体直立，并将正念带到前台。

“他放弃了对世界的贪婪，带着一种没有贪婪的意识居住。他清除了他头脑中的贪婪。他拋棄惡意和憤怒，以一種沒有惡意的意識居住，同情所有眾生的福祉。他清除了心中的恶意和愤怒。拋棄懶惰和困倦，他住在一種沒有懶惰和困倦的意識中，正念，警覺，對光的感知。他净化了他头脑中的懒惰和睡意。拋棄焦躁不安和焦慮，他不受干擾地居住，內心靜靜。他清除了躁动和焦虑的头脑。他摒弃了不确定性，沉浸在不确定性中，对熟练的心理品质没有困惑。他清除了头脑中的不确定性。

“假设一个人贷款，把它投资于他的商业事务。他的商业事务成功了。他偿还了旧债，还有额外的剩余来抚养他的妻子。他会想到，“以前，贷款，我把它投资于我的商业事务。现在我的生意成功了。我已经还清了旧债，还有额外的剩余来抚养我的妻子。正因为如此，他会体验到快乐和幸福。

“现在假设一个人生病了——在痛苦和重病中。他不喜欢吃饭，身体也没有力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最终从这种疾病中康复。他喜欢吃饭，身体里有力量。他会想到，“以前，我生病了……现在我从那种疾病中康复了。我喜欢我的饭菜，我的身体有力量。正因为如此，他会体验到快乐和幸福。

“现在假设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最终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安然无恙，没有财产损失。他会想到，“以前，我被关在监狱里。现在我从这种束缚中释放出来，安然无恙，没有失去我的财产。正因为如此，他会体验到快乐和幸福。

“现在假设一个人是奴隶，服从于别人，不服从自己，不能去他喜欢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最终从奴役中解脱出来，服从自己，不受他人的约束，自由，能够去他喜欢的地方。他会想到，“以前，我是一个奴隶……现在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服从自己，不受他人的约束，自由，能够去我喜欢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他会体验到快乐和幸福。

“现在假设一个人带着金钱和货物，正在一条公路上穿过荒凉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最终从那个荒凉的国家出来，安然无恙，没有财产损失。他会想到，“以前，我带着钱和货物，在荒凉的乡村旅行。现在我已经从那个荒凉的国家出来了，安然无恙，没有损失我的财产。正因为如此，他会体验到快乐和幸福。

“同样，当这五种障碍没有被抛弃在自己身上时，僧侣将其视为债务，疾病，监狱，奴隶制，穿越荒凉国家的道路。但是，当这五种障碍在他自己身上被抛弃时，他把它视为无债、健康、出狱、自由、安全的地方。当他看到他们被抛弃在他里面时，快乐就诞生了。在一个高兴的人身上，狂喜就诞生了。他的心里欣喜若狂，身体变得平静起来。他的身体平静，他对快乐很敏感。感到快乐，他的思想变得集中。

四大禅那：“他与隔绝，与不熟练的品质隔绝，他进入并停留在第一个jhāna：从隐居中诞生的狂喜和快乐，伴随着定向的思想和评估。他渗透和渗透，充满并充满这个身体，从退缩中产生的狂喜和快乐。就像一个灵巧的沐浴工或沐浴工的学徒将沐浴粉倒入黄铜盆中并揉捏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洒上水，这样他的沐浴粉球——饱和、充满水分、渗透内外——仍然不会滴;即便如此，和尚还是渗透……这个身体带着隐居产生的狂喜和快乐。他的整个身体没有任何东西不被隐居产生的狂喜和快乐所笼罩。

“当一位老师的弟子达到这种伟大的荣誉时，洛希卡，这是一个不值得批评的老师，如果有人批评这种老师，批评将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不义的，值得指责的。

“此外，随着定向思维和评估的静止，他进入并停留在第二个jhāna中……第三禅那……第四個禪那：純粹的平靜和正念，既沒有快樂也不痛苦。他坐着，以一种纯粹、明亮的意识渗透到身体里。就像一个人坐着从头到脚都用白布遮住，这样他的身体就不会有白布不延伸到的部位;即便如此，僧侣还是坐着，以纯净、明亮的意识渗透到身体中。他的整个身体没有任何东西不被纯净、明亮的意识所充斥。

“当一位老师的弟子达到这种伟大的荣誉时，洛希卡，这是一个不值得批评的老师，如果有人批评这种老师，批评将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不义的，值得指责的。

洞察知识等：“他的心如此专注，纯净，明亮，无瑕疵，无瑕疵，柔韧，可塑性，稳定，并达到不可动摇，他引导并倾向于知识和愿景......创造一个心灵创造的身体...到超常力量的模式...到神圣的耳元素...了解其他众生的意识...了解前世的回忆...了解众生的消逝和重新出现......了解污水的结束。他辨别出，正如它已经发生的那样，“这是压力......这是压力的起源...这是压力的停止...这是导致压力停止的方法...这些是污水...这是污水的起源...这是废水的停止...这是导致废水停止的方式。他的心，因此知道，这样看到，从的流出物中释放出来，从成为的流出物中释放出来，从无知的流出物中释放出来。随着释放，就有了“释放”的知识。他辨别出“出生结束了，圣洁的生命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这个世界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了。

“就像山丘上有一池水——清澈、清澈、未受玷污——一个视力良好的人站在岸边可以看到贝壳、砾石和鹅卵石，还有鱼群游来游去休息，他会想到，'这池水清澈、清澈、没有被玷污。这里有这些贝壳，砾石和鹅卵石，还有这些游来游去和休息的鱼群。同樣地——他的心如此專注、清淨、明亮、無瑕獵、無瑕疵、柔軟、可塑、穩定，並達到無動擾——僧侶將其引導並傾向於了解流出物的終結。他已经辨别出，“这就是压力......这是压力的起源...这是压力的停止...这是导致压力停止的方法...这些是污水...这是污水的起源...这是废水的停止...这是导致废水停止的方式。他的心，因此知道，这样看到，从的流出物中释放出来，从成为的流出物中释放出来，从无知的流出物中释放出来。随着释放，就有了“释放”的知识。他辨别出“出生结束了，圣洁的生命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这个世界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了。

“当一位老师的弟子获得这种伟大的荣誉时，洛希卡，这是一个不值得批评的老师，如果有人批评这种老师，批评将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不义的，值得指责的。

说到这话，婆罗门洛希卡对圣者说：“戈达玛大师，就好像一个人抓住了另一个掉进地狱深渊的人的头发，把他拉起来，把他放在坚实的地面上。同样，五玉师傅在我掉进地狱之坑时把我拉了起来，把我放在了坚实的地盘上。壮观，戈达玛大师！宏伟！就像他要把被推翻的东西竖直，揭示隐藏的东西，给迷失的人指路，或者把一盏灯带到黑暗中，让有眼睛的人看到形状一样，Gotama大师通过许多推理路线使佛法变得清晰。我去皈依Gotama大师，去佛法和僧侣的Sa?gha。愿五玉大师记得我是一个居士，从今天起，他一直到他那里寻求皈依，直到一生。

谢选骏指出：看看看，上面这些“佛书”，像不像“躺平”？

谢选骏：思想主权构成了“所有国家的转折点”

 

《所有国家的转折点》（巴哈伊国际社团纪念 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文告 一九九五年十月NEW YORK—1 October 1995）报道：

全人类的团结统一是人类社会正迈向新阶段的标志。人类已相继尝试并完全确立了家庭、部落、城邦和国家形式的结合。饱受磨难的人类正奋力以求的乃是世界大同。国家的创建已达尾声。主权国家内部的混乱正趋顶点。一个走向成熟的世界必须放弃对国家主权的迷恋，能认清人类关系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最完美体现这一人类生活基本原理的制度。——守基·阿芬第 1936年

一、概论：反省的时机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之一，其显著特征如下：无数次的动乱、革命和对过去的急剧背离。从殖民制度的解体和十九世纪伟大帝国的瓦解，到广泛而具灾难性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试验的兴衰，其中一些剧变极具破坏性，导致千百万人丧生，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消失，确立已久的制度崩溃。

其它一些运动和趋势显然是积极的。科学发现和新的社会见解推动了许多进步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重新定义人的权利和肯定人的尊严的道路已经铺平，个人和集体成功的机会增多，人类提高知识和觉悟的新途径也已畅通。

这样的双重过程——一方面是旧制度的瓦解，另一方面是新思维的萌芽——证明了在过去一百年间不断得到加强的单一趋势：人类越来越相互依赖和融合！

这种趋势可以从广泛的现象中观察到：从世界金融市场的融合（这反过来表明人类对多种多样相互依存的能源、食物、原材料、技术和知识的依赖），到环球通讯和运输系统的建立。这种趋势还反映在人类对地球生物圈环环相扣、互为关联的科学认识上，这一认识又造成了对全球协调行动的迫切需要。它还体现在（虽然是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现代武器系统的威力已逐步发展到了一小部分人便足以毁灭全球文明的地步。正是因为人们对这一趋势既有建设性亦有破坏性表现的普遍认识，才使得那幅熟悉的地球照片——幽深无垠的太空中一个蓝白相间快速旋转的球体——更加教人刻骨铭心。它使人们形象地意识到：尽管千姿百态、参差各异，但我们本是同一个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家园。

这种趋势还体现在世界各国为了建立一个能够保障人类和平、公正和繁荣的世界政治制度而做出的坚决努力。在本世纪，人类曾两次试图建立新国际秩序，每次都尝试推行全人类相互依赖的新观念，可同时又想原封不动地保持国家主权至上的制度。站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角度看，国际联盟打破了旧的共同安全观，标志着向新世界秩序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催生出了人类的第二次努力，其基础是由那场战争的战胜国所起草的《联合国宪章》，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它提供了寻求最终解决办法的国际论坛。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崇高象征。

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联合国已经表明人类在卫生、农业、教育、环境保护和儿童福利等方面能够统一行动。它肯定了我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共同道德愿望，国际人权公约的广泛采纳就体现了这一点。它显示了人类深厚的同情心，对贫穷大众提供人力和财力资助即为明证。在至为重要的缔造、实现与维护和平方面，联合国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往永无战争的未来的勇敢大道。1

然而，《联合国宪章》提出的总体目标却被证明是有欠明确的。尽管它的缔造者怀有崇高的愿望，可五十年前联合国的建立并没有开创全人类和平与繁荣的新纪元。2

虽然联合国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确实起到了作用，不过过去五年来仍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地方、国家和区域性的冲突，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刚刚得到改善，消除了它们之间冲突的意识根基，长期郁积的种族和宗派情绪又冒出头来，成为新的冲突之源。此外，尽管冷战的结束减少了全球毁灭性战争的威胁，但能够致使全球毁灭的武器、技术和一定程度上能导致战争爆发的情感因素依然存在。

同样，社会事务中的严重问题依旧持续。当人们在促进健康、持续发展和人权的全球计划上达成新的水平的共识时，许多地区的局势却已经恶化。好战的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的惊人扩散，物质主义的恶性膨胀，犯罪和有组织的罪行的迅速蔓延，盲目的暴力行为的大范围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男女不平等仍旧继续，由家庭普遍解体所导致的两代关系受损，放纵的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和政治腐败现象的增多，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至少有十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文盲。3

在崩溃和更新这双重过程把世界带向某种极点时，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及时地提供了机会让人类静下来反思如何共同面对自身的将来。事实上，各种有益建议近来已经出现，旨在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改善其协调各国对这些挑战作出反应的能力。

这些建议大体上分三类。一类主要针对联合国机构中的官僚行为、行政管理和财政问题。另一类建议重组某些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和布雷顿森林经济体制。还有一类建议改组联合国的政治结构，例如要求扩大安理会和（或）重新斟酌《联合国宪章》。4

大多数建议是有建设性的，有些还颇引人争议。其中最为周到和深思熟虑的是全球统制委员会的报告，题为《天涯比邻》。它主张广泛采纳新的价值观并改革联合国组织结构。5

正是为了能对正开展的有关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的讨论和磋商有所贡献，巴哈伊国际社团才认为有必要阐明自己的主张。我们的主张基于以下三项初步建议：

首先，有关联合国的未来的讨论应该立足于国际秩序演变及其方向的大背景。联合国与二十世纪后期其它一些重要组织共同演进着。从总体上讲，这些组织规定着国际秩序的演变，同时自身也被这一演变所改变。因此，对联合国的使命、作用、运行原则乃至活动都只能根据它们如何适应更广泛的国际秩序这一宗旨来加以考察。

其次，既然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人类的每一个成员生来就是交承这一整体的重托。这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构成了大多数人权的道义基础；一些联合国正式文件正试图为这些权利下定义。它也有助于为国际秩序在确立和维护个人权利上规定一个最主要的宗旨。

最后，有关未来国际秩序的讨论要设法让人类的大多数参与进来并激发出他们的热情。这种讨论是如此重要，因而绝不能仅限于政府、商界、学术团体、宗教或民间社团组织的领导者。相反，这种讨论应该安排基层男女都参与进来。广泛的参与能够提高世界公民意识，从而使讨论本身自我强化，并由此不断增加对扩展的国际秩序的支持。

二、认清历史背景：对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呼吁

巴哈伊国际社团认为，目前世界混乱的局面和人类事务的不幸状况，乃是人类最终和无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统一于一个单一的社会秩序的有机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人类，作为一个独特的有机体，已经过了类似其单个成员生命中的婴儿期和儿童期的演变阶段，现在正处于骚动不安的青春期的最高峰，即将进入它期待已久的成年期。6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在商业、金融和通讯领域中已经实现，在政治舞台上正初具形态。

历史上突然爆发的灾难性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分别催生出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在经过类似不可想象的灾难之后再来亡羊补牢，还是现在就通过协商行动来尽早完成人类一体化进程，是摆在地球所有居民面前的选择。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的话，将是极不负责任的。

因为目前主权归属于单一民族国家，确定新兴的国际秩序的正确框架这一任务便成了各国首脑和政府的义务。我们敦促各级领导者审慎地支持在本世纪末召开世界各国领袖会议，商讨如何重新确定和组构国际秩序以迎接世界面临的挑战。正如有些人建议的，这次会议可称为“全球统制世界峰会”。7

所建议的这次峰会，是在本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一系列非常成功的联合国大会所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召开的。这些大会，包括1990年的世界儿童峰会，1992年的地球峰会，1993年的世界人权大会，1994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年的世界社会发展峰会和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都为全球范围审议关键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

这些审议富有成效的关键在于民间社团组织的实质性参与。这些组织通常会反映出基层民众的需求和关注，它们的有力参与给政府代表团之间有关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变革的煞费苦心的谈判增添了活力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每一次聚会上，面对民间社会和全球新闻媒介，世界领袖们都认可大会议程的合法性和达成的共识，这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在为这次建议召开的峰会做准备工作时，世界领袖应该明智地记取这些经验，尽可能最广泛地了解并赢得世界民众的愿望和支持。

有人担心世界政治机制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权力过分集中，形成不必要的官僚阶层。这里需要明确有力地表明的是，任何新的全球统制结构，从原则到实践上都应保证决策责任保持在合适的层面。8

适当的平衡并不总是容易达到的。一方面，真正的发展和进步只能由人民自身按照时代和地方的具体需求，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来实现。可以说分权管理是发展的必要条件。9另一方面，国际秩序也显然需要一定的全球指挥和协调。

因此，按照上述分权原则，国际组织只有权对有关国家本身无法解决的国际事务采取行动，或为保障人民及成员国的权益作出干预。其它所有问题都应由国家和地方机构处理。10

而且，世界领袖在构思未来国际秩序的具体框架时，应该广泛调研各种管理方法，方案设计应兼收并蓄各种公认的政体模式中的有益成分，而不能只照搬其中的某一种。

例如，久经验证的管理模式之一是联邦制，它能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兼容世界的多样性。在那些复杂和多样化的大国中，联邦制已证明它在保持一定的整体统一和稳定的同时能有效地分散权力和决策。另一个值得仔细考察的模式是国家联邦体，它能在全球范围内把全体利益置于个别国家利益之上。

在设计这一国际秩序时要格外谨慎，以使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蜕化成任何一种形式的专制、寡头或盅惑政治，从而败坏所组成的政治体系的生活和机制。

在1955年召开的有关《联合国宪章》第一个十年检讨会上，巴哈伊国际社团基于近一个世纪前巴哈欧拉所阐明的主张，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宣言，其中写道，“巴哈伊的世界秩序的概念是这样表述的：成立一个世界超级国家联邦体，为此世界各国将会自愿放弃所有战争要求，放弃若干征税权，放弃所有军备权，除了各成员国为维护各自的内部秩序所必需。这个联邦体必须有一个全球执行机构，足以对联邦体内任何拒不服从的成员国施加最高和不可抗拒的权威。这个联邦体有一个世界议会，其议员由各国人民在各自的国家内选举产生并经各自国家的政府批准。它还有一个最高法院，其判决即便在当事双方不情愿将其案件提交于它时也具有约束力。”11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政府的规划既是人类的最终保障又是人类的必然命运。同时，我们也认为它确实描绘出了一个长治久安的全球社会的远景。考虑到目前人类事务的紧迫性，单有鼓舞人心的远见是不够的，世界也需要大胆和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不过，若我们凝视这个令人信服的构想，一个清晰而连贯的演变方向就会从互相矛盾的观点和学说的迷局之中显现出来。

三、界定联合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角色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所建立的国际体系的中心。在长达几十年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中，它起到了国际对话论坛的作用。许多年来，它的职权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不单制定国际标准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还在几大洲执行维和任务。

在此期间，我们世界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戏剧般的转变。在联合国初期，独立国家只有50个，这个数字现已上升到185个以上。二战结束时，全球舞台上的主角是政府。如今，民间社团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渐增强，形成了更加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尽管联合国的任务日趋复杂，但它仍多多少少保持着五十年前为一个新的世界组织所设计的同样的结构。那么，它的五十周年志庆引发人们对它是否能满足二十一世纪的政治需求的议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幸的是，在这场议论中，批评多过赞誉。

大多数批评是基于将联合国的工作与私营部门中领先企业的工作相比较，或者是基于过高的初始期望。尽管某些具体的比较或许对提高联合国工作效率有益，但更多的这种泛泛比较的做法在实质上是不公平的。联合国不仅缺少明确的权力，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缺乏必要的资源去采取有效的行动。指责联合国的无能实际上就是控告会员国自已。

如果脱离其工作的具体情况来评判，联合国总是低效和无能的。但是，如果把它看成是国际秩序体系中更为广大的发展进程的一个要素，我们分析的目光就会从联合国的缺陷和失败转向它的成功和建树。对那些持进化观的人来说，联合国的早期经验给我们研究它在未来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进化观意味着能够预想出一个制度的长久结构，认识到它内在的发展潜力，确定规约其发展的基本原则，制定高度有效的短期实施策略，甚至预见到其发展道路上的急剧间断。

从这样一种角度去研究联合国会使我们发现重大的时机去加强它的现行体系，而又无须对其主要机构作重新调整，或对其核心程序作深入的重新设计。实际上我们认为，对联合国改革的任何提议，除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引导联合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沿着设计好的演变道路发挥明确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否则是不会产生重大效果的。

我们相信，本文所提出的组合建议能够满足这些条件。采纳它们将意味着我们朝着建设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迈出了有条不紊但意义重大的一步。12

（一）重振联合国大会

法治是任何管理制度的基础，而颁布法律的主要机构是立法机关。人们普遍尊重地方和国家立法机构，却一直害怕和怀疑区域性和国际性立法机构。

而且，联合国大会也一直因其不力而成为攻击目标。虽然有些指责毫无根据，但联合国大会至少有两个缺陷妨碍了它发挥效能。

第一，目前的组织结构过分强调各国主权，从而导致无秩序状态和保守主义的离奇混和。改革后的联合国立法机构及其表决体制必须能更准确地体现出世界人民和各国的意愿。13

第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必须被每一个会员国当作公约加以确认，否则就不具有约束力。如果一个满足单一并相互依赖的人类利益的制度能取代国家主权至上的现行制度，那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在限定的问题范围内——就肯定能逐渐具有法律效力，其中包括实施和惩罚措施。

上述两个缺陷密切相关，因为如果一个国际机构本身不具有更真确的代表性，怀疑和害怕全球政府的世界大部分民众就未必会服从它。14

但在短期内，下列五项切实可行的措施有可能加强联合国大会，提高其声望，指明其较长远的方向。

1．提高对会员国资格的最低要求

政府对其人民的最低行为标准早已在《世界人权宣言》和随后的国际公约中确立，它们统称为“国际人权法案”。

一个会员国若不能坚定地承诺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定期的和常规的普选，保障言论自由和其它此类人权，它就阻碍了本国绝大多数人对本国事务积极、明智的参与。

我们提议，违背这些要求的会员国应承担后果。同样，想得到承认的国家如不能公开对这些要求作出承诺，或向这方面作出显著的努力，就不能成为联合国的一员。

2．设立各国边界研究委员会

悬而未决的领土收复主张依然是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原因，这使得对各国边界总协定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然而，这样的国际条约只有在考虑了各国最初任意划定边界的方式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有待解决的领土要求之后才能订立。

我们认为，最好成立一个专门的国际委员会，研究影响国家间边界的领土主张，仔细权衡与斟酌后再推荐行动方案，而不宜将这些领土要求诉诸国际法院。15 这样做可以对民间社会或种族团体之间的日趋紧张的关系起到早期警示作用，对各种局势所存在的威胁做出评估，从而能从早期防范外交努力中受益。

为了建立一个长久和真正的各国联盟，最终必须解决所有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委员会的研究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3．寻求新的财政来源

一些会员国不愿及时交纳会费（主要原因）、无权征收由此延误而应计的利息、联合国官僚机构在其运作中部分环节效率低下使情况趋于恶化，凡此种种，都使得每年的预算短缺已置联合国于管理危机之中。

让会员国自愿交费绝不是解决一个国际机构财政问题的可靠方法。应该制订强有力的措施确保经费来源，使联合国机构能顺利运转。我们提议，立即组织一支专家“工作队”去努力寻求解决途径。

在研究各种办法时，这支工作队应该注意到以下几条基本原则。第一，无代表不交费。第二，会费应分等级以保证公平和公正。第三，不能忽视鼓励个人和社团自愿捐赠的机制。16

4．使用一种全球辅助语言和通用文书

联合国目前使用六种工作语言。如果选用单一现成语言或创造一种新语言作为其所有讲坛使用的辅助语言，它将受益不浅。许多组织——从世界语界到巴哈伊国际社团——都长期不懈地倡导这一主张。17 除了节省金钱和简化行政程序外，这样一场采用通用语言的运动也将大大推进团结的意识。

我们提议，成立一个高层委员会，其成员来自各地区以及各相关领域，包括语言学、经济学、社会科学、教育和新闻业的专家，仔细研究一种全球辅助语言和通用文书的采用事宜。

我们必须预见到，这个世界最终只能采用一种单一的、举世赞同的辅助语言和文书，并且在全世界各学校里教授，作为各国所使用语言的补充。这样做能够改善和增进各国间的交往沟通，减少商业、政府和其它从事全球活动的部门的行政开支，广泛培养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间更友善诚挚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向一个全球性社会过渡。18

这一提议只能狭义地理解，不管怎样，它不意味着任何现有语言或文化的消亡。

5．研究单一世界货币的可行性

推行一种全球货币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其必要性显而易见。经济学家们认为，单一货币还有其它好处，控制非生产性投机行为和无法预料的市场波动，使世界各地的收入和价格水平趋向一致，从而节约很多。19

除非有极多的证据表明人们确实正着手处理相关事项，消除怀疑论者的疑虑，并有可靠的实施计划，否则节省的可能性是不会出现的。我们提议，设立一个由最有成就的政府领导人和学者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立即探讨采用单一货币的经济效益和政治代价，并拟出有效的实施途径。

（二）发展有意义的执行功能

在国际方面，唯一最重要的执行功能是强制实施共同安全公约。20

共同安全包含着一个各国协同对付共同安全所面临威胁的有约束力的条约。这个条约的有效性取决于各会员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维护共同利益的义务，即使其动机出于开明的私利。

在联合国内，执行的角色主要由安理会担当，还有些执行功能是由安理会和秘书处共同承担的。然而二者在履行其职责时都颇受掣肘。安理会无法采取果断行动，而秘书处则承受着各会员国错综纷杂的要求的压力。

以下四项实际措施在短期内可以加强联合国的执行功能。

1．限制使用否决权

《联合国宪章》赋予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安理会授权对某一常任理事国采取军事行动，或违背某一常任理事国的意愿而要求使用其军事力量。21 事实上自冷战开始，出于地区或国家安全的考虑，否决权被一再使用。

在1955年提交的有关联合国改革的建议书中，巴哈伊国际社团主张逐步消除“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的概念，以树立人们对安理会的信心。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重申这一立场。但我们也提议，作为过渡性的步骤，应该采取一些措施约束否决权的行使，以体现《联合国宪章》的原本宗旨。

2．使特别军事部署制度化

为了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增加安理会决议的可信度，必须建立一支国际军队。22 必须保证它忠于联合国，不受国家意志的影响。这样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应该由秘书长指挥和控制，对安理会负责。但它的经费问题则应由联合国大会决定。在组建这支军队时，秘书长应从世界各地挑选能胜任的人员。

如果运用得当，这支军队同样会提供一种安全感，并可能由此推进全球裁军步骤，从而使彻底禁止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可能。23 而且，人们将逐渐认识到，按照共同安全的原则，国家只需拥有足以自卫和维持国内秩序的军队。

建立这支军队的一个直接步骤，是使目前的特别部署体系制度化，建立地区核心部队，以备危机时快速调遣。

3．将共同安全的概念适用于其它全球性问题

尽管共同安全原则最初是在军事侵略威胁的背景下形成的，但是有人提出，现在可以广泛运用这个原则来对付所有威胁。这些威胁表面上是局部性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目前全球秩序错综复杂、衰弱无力而造成的。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国际毒品交易、食品安全以及新的全球性传染病的出现。24

我们认为，必须将这个问题纳入所建议召开的全球峰会的议程中。然而，全面运用共同安全原则似乎也未必能杜绝军事侵略的根本起因。

4．保留成功的联合国独立职能机构

联合国大家庭中一些比较独立的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万国邮政联盟（UPU）、国际电信联盟（IEU）、国际劳工组织（IL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都已在世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大体看来，这些组织都已具备了各自的行政职能。作为国际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应该保持并加强它们的独立性。25

（三）强化国际法院

在任何统制秩序中都必须有强力的司法机能来调节各部门的权力，阐明、伸张、保护和传达正义。缔造公平社会的驱动力一直是历史发展最基本的力量之一。26 毫无疑问，没有公正原则作坚实基础，是不可能建立永久世界文明的。

唯有正义的力量，才足以将“人类一体”的初步觉醒转化为集体意志，使人们能够满怀信心地建立全球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架构。在当今这个世界人民越来越容易获得各类信息和思想的时代，正义必定成为成功社会组织的主导原则。

对个人而言，正义感是人的心灵的能力之一，它使每一个人能辨别真伪。巴哈欧拉断言，在上帝眼中，“万物之中唯正义最可爱”，因为它使每个人用自已的而非别人的眼睛去观察事物，靠自已的而非邻居或所在群体的知识去明达事理。

对团体而言，关注正义是集体决策必不可少的指南，因为它是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达到一致的唯一方法。正义绝非是鼓励在过去时代常常假冒其名的惩罚性做法，而是一种觉悟的实际表达，那就是：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人类的交往越能以正义作主导，就越能形成协商共议的气氛，使人们冷静地审查各种方案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操纵摆布和拉帮结派的痼习是不大可能影响决策过程的。

随着人们认识到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个人和社会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正义观将逐渐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正义势必成为贯穿所有交往和磋商的主线，无论是在家庭、左邻右舍，还是在全球范围。

在当前的联合国体系中我们看到了强化国际法院的基础。1945年成立的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突出地表现在它具有许多积极的成分。例如，现行的法官选拔制度就试图成立一个能代表各民族、地区和司法制度的司法小组。27

国际法院的主要缺陷在于，除了有关国家已预先愿意接受它的决定的约束外，它无权颁布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没有司法权的国际法院是无力主持正义的。28 总有一天国际法院的决定会对所有的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但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另外两项措施来加强国际法院。

1．扩大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目前，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仅限于少数几类案件，而且只有国家有权提起诉讼。我们提议，除了会员国外，联合国的其它机构也应被给予向该法院起诉的权力。

2．协调各专门法庭

国际法院应成为现有的和新的专门法庭的保护伞，这些法庭在各自的特定管辖范围内对国际案件进行仲裁和裁决。

在专门仲裁商贸和运输这类事务的法庭以及有关成立国际刑事法庭和环境事务法庭的提议中，已经包含了一个统一化体系的若干先期成分。这样一个体系要解决的其它方面的问题应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

四、释放个人的力量：新世界秩序的关键挑战

各级管理机构的基本目的都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若不鼓励人类的大多数明智地参与社会生活和事务，这一目的是难以实现的。

在历史上，国际机构一直脱离世界人民的意愿，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建树制度和创立国家共同体上。由于政府的多级结构将世界大部分民众隔离于国际舞台之外，新闻媒介所报道的国际新闻又使他们难辨真相，因而他们至今无法接近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似乎只有那些通过民间社团这类渠道而已经获得某种进入国际舞台的机会的人才能够与这些机构打交道。

矛盾的是，如果国际性组织没有认识并培养与世界人民相互依赖的关系，它们便无法发展到有效率和成熟的行政管理水平，进而实现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目标。这种对相互依赖关系的认识能够引发一个信任和支持的良性循环，从而加速向新世界秩序的转变。

建设一个全球性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能力远远超过人类迄今所能集结的总和。要达到这种程度，就必须极大地扩增每一个人获得知识的机会。国际性组织在行使权力时要考虑到它们的义务，那就是它们必须赢得它们所管理的人的信任、尊重和真心实意的支持，尽最大可能地公开征询所有其利益将受其影响的人的意见和要求。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激发和引导蕴藏于世界人民之中的巨大潜能。

反过来，信任并尊重这些组织的人也势必会要求他们自已国家的政府从政治和经济上加强对国际秩序的支持。回到国际组织这方面，随着其影响和权力的不断增强，将更有利地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建立一个合法与有效的世界秩序。

在强化自身结构的同时，联合国也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步骤，使世界人民的潜在力量释放到参与这一振奋人心的进程之中。为此，我们必须特别考虑那些加速个人和社会前进的重大议题。其中，促进经济发展，保护人权，提高妇女地位以及注重道德发展是与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四个优先议题，理应得到重视而成为联合国议程的一部分。

（一）促进经济发展

过去五十年间，联合国、世界银行和许多政府所从事的经济发展战略，不论多么真诚地设计执行，都远远不能达到人们的期望。世界许多地区的贫富差距增大，并且由于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开而加剧。诸多社会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事实上，犯罪和疾病不只是在增长，也正成为地方性流行弊病，并且更难对付。

造成这种失败有许多原因。它们包括，错误地把重点放在大规模项目上，官僚体制的过分集权，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价格条件，任由贪污腐败无孔不入、肆意猖獗，在各个方面都排斥妇女参与决策过程，普遍地不能保证穷人得到资源，以及将发展资源转用于军事装备。

冷静地考虑这些原因，就会发现目前经济发展范式中共同的制度性根本缺陷：满足物质需求时常常不顾及精神因素及其动力。

不应将发展与建立一个无法持久的消费社会混同起来。真正的繁荣既有物质生活的繁荣，也有精神生活的繁荣。饮食、住房以及一定程度的物质舒适是绝对必要的，但人类不能也不会就此满足。同样，像社会承认和政治权势这类无形的实利也不会让人满足。说到底，即便知识成就也不能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需求。

人的心灵深处还渴求着另外某些东西，某些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那就是正确地了解人的精神本质。尽管我们本性中的精神方面日复一日地为物质利益的营营碌碌所遮蔽，但我们对超越的渴求绝不能长期被忽视。因此，可持续发展的范式必须同时满足人类的精神和物质这两方面的需求。

教育是经济发展中最好的投资。巴哈欧拉写道：“人乃至高灵杰。可是，若无适当教育，他会失去已有的天赋。人就好比富矿，隐含无价珍藏。惟教育能掘而显之，使人类从中获益。”29教育不仅仅意味着掌握某方面知识或学会某种生活技能，它还应讲授掌握知识的程序，培养领悟和推理的能力，向学生灌输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的确，教育理应是发展的根本手段。

正是这种全面教育的方法能使人民投身于财富的创造之中，并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30

当工作不再只是被当作谋生手段，也被当作贡献社会的途径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财富。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是人类心灵的基本需求，如同营养食物、清洁饮水和新鲜空气之于人体健康生长那般重要。

由于这种依赖关系中的精神因素受到损害，那些只注重物质财富再分配的计划从长远上看是注定要失败的。财富的分配必须以有效和公平的方式进行。事实上，它应与创造财富的过程密切结合起来。

为了促进联合国更有效地发展，我们谨提出以下建议。

发动一场坚决执行《二十一世纪议程》的运动。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订的行动计划广泛吸纳了民间社会的观点和与本文告基本相同的整套原则。然而遗憾的是，会员国并没有落实该计划所规定的措施。

若要充分实现《二十一世纪议程》的目标，就必须扩展我们的努力，这与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性质不同，但规模和承诺类似。应当要求布雷顿森林组织发动一场坚决运动来促使各国努力实施。为此，必须召开一次像五十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那样的专门会议来对现行体制进行全面的重新检讨，因为唯其如此才能产生出这种性质的要求。重新检讨的目的应该在于使世界人民获取足够的资源，以便他们能够发挥地方主动性。而且，这个会议应扩大其议程，通过重新审查现行体制或创建新的结构来寻求解决全球经济保障的更深层问题。31

这种新机制如果成功，也可以将它扩展到协调落实前不久社会峰会所确定的措施。

（二）保障基本人权

联合国诞生五十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在国际范围确认和保护人权，才能达成和平、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

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人权问题国际共识的基础，在《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公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另外，还有75个公约和宣言也确认并促进妇女和儿童权利、宗教自由的权利以及发展权。这里所列举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目前联合国的人权体制有两大主要缺陷：执行手段太少，以及忽视各项权利所附带的责任。

必须运用类似于在共同安全体系下对付军事侵略的方法在全球范围实施人权。任何一国违反人权都应被当作与所有其它国家有关，执行机制应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对此作出一致的反应。何时以及如何进行干预来保护人权这一问题更难定论。强有力的执行需要全球对何谓公然和蓄意违反人权达成高度的共识。

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的筹备过程采取了一些达成全球共识的重要步骤。它们明确肯定了人权的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赖性，结束了有关公民权、政治权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孰重孰轻的长期争论。32 世界人权大会的决议还确认，人权的适用必须无分种族背景和起源、宗教信仰或民族特征的不同。它们包括男女平等；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同样享有自由从事调查研究、获取信息和宗教活动的权利；包括每一个人都享有诸如食物、住房和医疗保健这些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33 除必须建立共识并加强实施人权外，还要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每一项权利都相应附带着一项义务，这也是很重要的。

例如，法律上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包含着服从法律的义务，这使得法律和法制都更为公平。同样，在社会经济领域，婚姻权带有维系家庭、教育子女和尊重家庭每一个成员的义务。34 工作权则与尽其所能做好本职工作的义务不可分割。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普世”人权的概念意味着对人类整体的义务。

最终，每一个人都应当在上述这些方面履行义务，而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也必须义不容辞地保护相关的人权。我们提出三项立即可行的措施。

1．强化联合国的监督、实施和检查机制

联合国对各个政府遵守国际公约情况的监督、实施和检查是不充分的。由为数极少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人权中心在帮助落实对缔约国履约情况的监督上举步维艰。

我们认为，要使人权中心恰如其分地履行其职责，就必须极大地增加对它的资源投入。

2．鼓励世界各国确认国际人权公约

由于批准国际人权公约对会员国产生出一种义务约束，尽管在实际上并不具有强制性，秘书长和联合国所有机构仍可以利用每个机会鼓励会员国遵照执行。其实，联合国大会若能设定一个最后期限要求所有国家批准国际人权公约，那将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3．确保尊重联合国人权监察机构

由于人权监察机构的工作权责极具严肃性，因此，联合国必须格外留意由这些机构的结构和工作程序所引发的各种意见，在化解争执事态时同样也要加倍小心。

我们认为，比较慎重的做法是，在提名过程中考察居于显著位置的会员国的资格条件，将那些尚未确认有关国际公约的会员国排除在外，使它们不能通过选举加入人权委员会和其它监察机构。这些会员国仍然能充分参加审议，同时也能使联合国避免陷入为难和争执的处境。

我们还认为，对于上述规定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那些不在联合国的监察范围内，其本国宪法已经对基本人权有了足够的保障，只是因为国内政治原因尚未完成批准国际人权公约程序的会员国，不应被禁止通过选举获得显著位置。

最后，对于那些已经批准有关国际公约、却因严重侵犯人权而被联合国监视的会员国，不让它们有资格通过选举担任人权委员会各大会和其它会议的职位也是明智的做法。这将使人们不会认为这些程序只是愚弄世人。

（三）提高妇女地位

如果没有妇女在人类各方面事务的充分参与，要创建一个和平的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文明是不可能的。35 虽然这一观念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思想上的接受和行动上的落实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对主要由男人组成的国际组织来说，现在正是运用其影响从制度上多吸收妇女的良机。这并非出于恩赐或自以为做出自我牺牲，而是被社会进步需要妇女的贡献这样一种信念所驱策。36 只有妇女的贡献受到尊重，她们才会被重视并吸收到社会的组织体系之中。这样，将产生一个更和平、均衡、公正和繁荣的文明。37

两性在生理上的明显差别不应成为不平等或不团结的理由。相反，这些差别乃是互补性的一个方面。如果妇女作为母亲的作用得到正确的评价，她们培养和教育孩子的工作就会得到尊重和适当的回报。我们也应认识到，养育孩子并不会削弱人的领导才能，也不会降低智力、科学思维或创造能力。实际上它可能会起到加强的作用。

我们认为，在一些重要前沿的进展会对提高妇女地位产生最大的影响。我们谨在此提出我们的观点，这对后面的建议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必须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这是对人权最露骨和最普遍的践踏。暴力已成为全世界许多妇女——不论其种族、阶层和教育背景——生活中的事实。在许多社会，妇女低人一等或是负担的传统观念致使妇女往往成为愤怒或挫折感的发泄对象。除非男人对妇女的态度有根本的改变，否则，再严厉的法律手段和强制措施也将难有收效。必须使一种新的社会良知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中，它让人仅仅因为对妇女表露出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就深感羞愧，更遑论身体侵犯。不这样，妇女就不会有安全。

第二，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在这里所观察和学习到的行为会投射到社会所有层次的交往中。因此，家庭组织的成员必须转变观念，在家庭内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如果爱和团结的纽带稳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影响将超出家庭，惠及整个社会。

第三，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使它的全部成员都受教育，那么在人类历史的目前阶段，最需要做的莫过于教育妇女和女童。38 二十多年来的研究结果证明，在所有可能的投资中，教育妇女和女童在社会发展、消除贫困和社区进步方面得到的回报最高。39

第四，有关男女角色的全球讨论必须提高人们对两性内在互补性的认识。因为他们的差异包含着一种必然的要求，那就是男人和女人必须协同努力，为推动文明、也就是人类的永盛不衰充分施展他们的潜能。这些差异在人类共性里的交互影响特性中是内在固有地存在着的。这种讨论必须考虑导致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因素，也应考察当今正改变着我们文明的新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现实。

这里我们献上巴哈伊文献中的一段比喻作为这场讨论的起始点：“人类有双翼：一翼为男，一翼为女。唯两翼同等强壮有力，人类之鸟才能飞翔。倘若一翼软弱，便飞不起来”40 另外，我们还赞成下面三项具体措施。

1．增加各会员国代表团中妇女的参与

我们建议，应鼓励会员国委任更多的妇女担任大使或类似的外交职务。

2．鼓励全球确认保护妇女权利和改善妇女地位的国际公约

与国际人权公约一样，秘书长和联合国其它机构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鼓励会员国着手批准保护妇女权利和寻求妇女进步的公约和议定书。

3．制定计划实施北京《行动纲领》

内罗毕大会通过的《前瞻性战略》的宣言既大胆又有创见，然而它的实施却很差劲。41 我们认为应该从这一不幸经验中吸取教训，实施周详的计划，以保证北京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不重蹈覆辙。

我们建议，设立一个监督制度，起草有关大会所通过的措施的落实情况报告，每年向联合国大会汇报，重点列举实施得最好与实施得最差的各二十个成员国。

（四）注重道德发展

人类凝聚成越来越大的群体的过程，虽然有文化和地理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由宗教这个改变人类态度和行为的最强大的力量所驱使的。然而，这里所说的宗教就其根本和实质而言，绝不是逐渐遮蒙它的种种教条和盲从，而这些正是宗教衰落和黯然失色的原因所在。

阿博都-巴哈说：“物质文明好比肉体，不论它多么高雅、优美、漂亮，都是死的。而神性文明好比灵魂，肉体的生命得自于它，缺少了灵魂，人类世界便了无生气。”42

推动某些具体的道德或价值观的想法可能会引起争议，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崇尚相对人本主义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仍坚信存在着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因为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夸大了宗教或文化活动中的细微差别，致使人们难以辨清。43所有宗教都教谕的这些基本美德组成了道德发展的基本骨架。

回顾世界各伟大宗教和道德体系中所固有的共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主张人与人的团结、合作与和睦，确立诚言笃行的准则，支持道德的发展，而这些道德是在信任和有原则的人类交往基础之上的。44

促进学校道德教育课程的发展

我们倡议，开展一场全球运动促进道德发展。简言之，这场运动应该调动并协助世界各地的积极性，将道德内容纳入儿童教育之中。为此，可能有必要召开有关的会议，出版有关的资料和开展其它许多有助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对后代人的可靠投资。

这场道德发展运动可以从一些简单的规则开始。例如，行为正直、可靠和诚实是稳定和进步的基础；用利他主义指导人类的一切努力，这样，真诚和尊重他人权利就成为每个人行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人类服务是快乐、荣誉和生命意义的真正源泉。

同时我们也相信，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这场运动才能成功。政教分离论不应被当作阻挡这种有益影响的壁垒。说明确些，必须将宗教组织当作合作伙伴吸收到这一重要的首创运动之中。

随着这场运动的进行，它将加速增强个人权能的过程，从而改变人——不论经济阶层、社会地位或民族、种族和宗教背景——与社会相互影响的方式。

五 所有国家的转折点：对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呼吁

我们已走到了各国发展中的转折点。

“全人类的团结统一是人类社会正迈向新阶段的标志。人类已相继尝试并完全确立了家庭、部落、城邦和国家形式的结合。饱受磨难的人类正奋力以求的乃是世界大同。国家的创建已达尾声。主权国家内部的混乱正趋顶点。一个走向成熟的世界必须放弃对国家主权的迷恋，能认清人类关系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最完美体现这一人类生活基本原理的制度。”45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巴哈欧拉就教导说，只有一个上帝，一个人类，世界所有的宗教都代表了上帝对人类的心愿和意图在各个不同阶段的显示。巴哈欧拉曾宣告，世界所有经书也都预示过，人类最终会盼到所有的民族融合成一个和平与完整社会的那一天。

巴哈欧拉说，人类的命运不仅在于创造一个物质繁荣的社会，也在于建立一个全球文明。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人人被鼓励做一个有道德良知的人，了解自已的真正本性，并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而这是单靠任何程度的物质奖赏都无法做到的。

巴哈欧拉还是最早用“新世界秩序”一词来描述世界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中的重大变化的人之一。“突变震撼和天下大乱已迫在眉睫，而现行的制度显得可悲的无能，”巴哈欧拉写道。“现行体制将很快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46

为此，他要求各社会的领导人和成员都同样承担起责任。“一个人只热爱他的祖国不值得骄傲，只有热爱全世界才值得自豪。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47

至关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领导人必须出于真诚的愿望为全社会服务；他们必须明白，领导是一种责任，而不是取得特权的途径。长久以来，领导者和其追随者一直都把领导看作是控制他人的权力。我们这个时代确实需要新的领导定义，需要新型的领导人。48

在国际舞台上尤其要如此。为了赢得世界人民对国际秩序各机构的信心，建立起他们的信赖感和亲近感，有关的领导人们必须反思他们的行为。

凭藉清白而完整的个人记录，这些领导人务必要帮助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在探求事态真相中，他们应该体现出正直、谦逊和真诚的特质。他们必须用原则来约束和指导自已，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整体的最长远利益工作。

巴哈欧拉写道：“不要只顾自己，要放眼全世界。你们切勿只顾自己的私事。”“要将心思专注于复兴人类命运和净化人类心灵。”49

（李绍白 译）

注释：

1．Boutros-Ghali, Boutros. 1992. An Agenda for Peace: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the Statement Adopted by the Summit Meeting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3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联合国宪章》的“序言”的确是人类统制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我们，联合国各国家决心做到

让未来的人类不再遭受历史上曾两次带给人类极度痛苦的战争灾难，

重申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男女和不分国家大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的信念，

制定有关执行条件，以维护对出自于各条约以及其它国际法渊源的各项义务的公正和尊重，

争取更大程度的自由，藉此推动社会进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此我们要

力行宽容，彼此像睦邻般和平共处，

联合我们的一切力量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

通过原则的采纳和方法的确定，确保不动用武力，除非为了共同利益，

运用国际机制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我们决心共同努力达到这些目的。

为此，我们各国政府，通过各自的合法全权代表在旧金山开会，同意本《联合国宪章》，并藉此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名为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994.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DPI/511 - 93243 - April 1994 - 40M.

3．The World Bank. 199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2-163.

4．近来有许多建议就某一特定问题范围论述对联合国的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例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提出许多改革建议，如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来协调联合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发展的行动。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同样，勃兰特委员会的报告《南北共同危机：为世界复苏协同努力》提出了金融、贸易和能源等重要领域的改革建议，因为这些方面影响到南北的不平衡。

The Brandt Commission, Common Crisis North-South: Co-operation for World Recovery. (London: Pan Books, 1983.)

要求联合国广泛变革的书面建议也很多，并且不断增加，在迎接联合国诞生五十周年时尤其如此。第一次主要而认真的对联合国的评价出现在五十年代《联合国宪章》发表十周年期间。在这方面，1958年出版的路易斯·B. 索恩和格伦维尔·克拉克的《通过世界法律实现世界和平》一书作为最早明确提出取消否决权的建议之一，应被视作里程碑。

Grenville Clark, and Louis B. Sohn, 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更新近的提议当中有“斯德哥尔摩倡议”，提出了多方面强化联合国的见解；哈罗德·史塔生的《联合国重组的可行方案》，逐条逐款地提出了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建议；本杰明·费伦茨的新作：《全球生存的新法律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冷静和充满法律思想的改革建议，它们所根据的前提条件是：只要不损害他人安宁和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人权，国家、民族和个人有权任意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方式。

The Stockholm Initiative on Glob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1991. Common Responsibility in the 1990’s. (Stockholm: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tockholm, Sweden.)

Harold Stassen, United Nations: A Working Paper for Restructuring. (Minneapolis: Learner Publications Company, 1994.)

Benjamin Ferencz, New Legal Foundations for Global Survival. (Oceana Publications, 1994)

5．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许多思想家都已认识到一体性的事实，明白了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其中包括古生物学家理查德·利基：“我们是同一个种类，同一个民族。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是现代人的一分子。我们所看到的各民族间地理学上的差异，只不过是同一个基调中生物学上的细微差别而已。人类在文化方面的才智使得它能以多种多样而又迥然不同的方式创造和发展。这些文化常常千差万别，但不可视为人类的分野所在。相反，文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它们是专属于人类的最高宣言。”

Richard E. Leakey, and Rodger Lewin, Origins: What New Discoveries Reveal about the Emergence of Our Species and Its Possible Future. (New York: Dutton, 1977.)

一般说来，守基·阿芬第在其著述中透彻而广泛地阐述了人类一体化的概念。在巴哈伊看来，对这一概念简明扼要的论述可在《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找到。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8.) pp. 42-43.

7．不单我们作出这一建议，全球统制委员会在《天涯比邻》中也写道：“我们建议，联合国大会应该同意在1998年召开世界统制大会，其决议应在2000年前得到批准并生效。”同5，第351页。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51.

8．两条常用格言说明了这一原则。“小的是美好的”这条在七十年代初期作为经济原则而创造出的格言，同样也适用于人类事务的统制。舒马赫解释道：“在人类事务中，似乎至少有两样东西总是我们同时需要的，而它们在表面上互相矛盾和排斥。我们总是既需要自由又需要秩序。我们需要许许多多小型的自治联合体的自由，同时，我们也需要大规模的、或许是全球性的联合和协同的秩序。”

E. 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p. 65.

“全球着想，地方着手，”这个由环境和社会发展积极分子提倡的口号，形象地反映了世界全局配合的需要与地方和民族自治的需要之间恰当平衡的关系。

9．“它（人类一体化原则）的目的绝不是破坏现有的社会基础，而是扩大这个基础，改造其体制，以满足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需求。它不抵触合法的效忠精神，也不削弱必要的忠诚心。它的目的既不在于压制人们心中正常而理智的爱国热情，也不在于废除民族自治体制，而这种体制对避免过度中央集权的恶果是极其必要的。它既不忽视、也不会企图去抑制种族特性、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以及语言和思想等诸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造成国家和民族千姿百态、万博纷呈的因素所在。它要求一种更为宽广的忠诚心，一种比以往任何激励人类进步的抱负更为博大的雄心壮志。它强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必须服从于一体化世界的迫切需要。它一方面拒绝过度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反对所有强求一律的企图。”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pp. 41-42.

10．守基·阿芬第，当时全世界巴哈伊社团的领导人，在他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中扼要地说明了未来世界立法机构的一些功能和责任。其中他写道：“一个由全人类的受托人所组成的世界立法机关将制订有关法律来规约社会生活，满足人民需要和调整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9，第203页。

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廷贝亨也持这一观点。他说：“人类的问题再也不能由国家政府解决。我们要有一个世界政府。这可以通过强化联合国体制很好地实现。”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Global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88.

11．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posal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Charter Revision. May 23, 1955.

12．巴哈欧拉在其著作中一再使用“秩序”、“世界秩序”和“新世界秩序”这些词来描述世界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写道：“世界的平衡正被那个最伟大的新世界秩序的胎动所打破；人类的生活秩序正由那个史无前例和激动人心的体系的作用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人世间从未目睹过的。”

Bahá’u’lláh, The Kitáb-i-Aqdas.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and a Committee at the Bahá’í World Centr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2.)

13．‘Abdu’l-Bahá,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Trans. Marzieh Gail.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7.) p. 24.

14．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States of Disarray: The Soci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KPC Group. 1995) pp. 106-109.

15．这样一个委员会，乃至世界立法机关本身可以用许多方法公平合理地确定所有国家的边界。尽管这任务可能十分艰巨，但它是建立新秩序过程中的重要部分。阿博都-巴哈写道：“只要那些卓越而高尚的统治者们——奉献和决心的光辉榜样，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凭着坚定意志和远见卓识，挺而奋起创建世界和平的大业，真文明的旗帜就会飘扬在世界的中心。他们必须把和平的大业当作大会商议的主题，尽一切方式和力量建立起世界超国联盟。他们必须订立一项有约束力的条约并达成盟约，其条款必须是合理、明确和不得违犯的。他们必须向全世界公布这盟约，并求得全人类的认可。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要将这项至高无上的伟业——世界和平与福祉的真正泉源——看作是极其神圣的。必须动员人类的一切力量来保证这个最伟大盟约的稳定和持久。在这个包罗万象的盟约里，每个国家的疆域和边界必须清楚划定，政府间关系的原则必须明文确立，所有国际协定和义务必须得到确认。同样，应该严格限制各国军事力量的规模，因为一旦某个国家扩军备战，势必引起其它国家的疑虑。这个庄严盟约的基本原则如此严明不误，以至于一旦某个政府违背了其中任何一项条款，全球所有其它政府必将群起而伐之。更有甚者，全人类还应决心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摧毁那个政府。只要将这个至灵疗法用于这个百病缠身的世界，就定能使它康复并永保太平。”同13，第64-65页。

‘Abdu’l-Bahá,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Trans. Marzieh Gail.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7.) pp. 64-65.

16．据《纽约时报》的报道，1994年美国的慈善捐赠数额增长了3.6％，达到1300亿美元。

17．“在国际语言的整个问题上……我们巴哈伊急切地期待着能尽快采用一种世界辅助语言；我们并不推荐某种语言去填补这一位置。如果世界各国政府都同意采用某种现成语言，或某种新的人工语言作为世界通用语言，我们会衷心拥护它，因为我们盼望能在人类统一过程中尽早实现这一步骤。”

Shoghi Effendi, Directives of the Guardian.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p.39.

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我们希望人们注意“辅助”一词。巴哈伊教义重视并提倡文化的多样性，而非单调一律。既然如此，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就不能指望强迫全世界使用某单一语言。相反，我们的设想是，各国和各民族依旧使用他们自已当地或本国语言，同时也被鼓励学习一种通用语言。无疑，世界各地所有的学校最终都会当作一门必修课来教授这样一种通用语言，但这丝毫无损于民族和地方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合情合理的运用表达。

18．巴哈欧拉在十九世纪后期写道：“世界各族人民将会采用同一种通用语言和同一种共用文字。若实现了这一点，那么，无论人们去到哪个城市，都会像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

Shoghi Effendi, trans.,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3.) p.250.

19．詹姆斯·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所作的一项“特别建议”中说，“单一永久货币”即使不能消除所有的，也能消除许多目前世界市场上与大量货币投机有关的动荡。考虑到在短时间内难以采用这种单一的世界货币，他建议，作为一种暂时性措施，可对外汇现货交易征收“国际统一税”。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A Tax o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ransac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70.

20．共同安全原则是巴哈欧拉一百多年前在给当时世界各国君王和首脑的信中提出的：“啊，地球的君王们，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你们间不和的风暴，你们的臣民才有安宁，倘若你们也和他们一样了解这点。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一国对它国发动战争，你们大家应该一起反对它，因为这显然是唯一公正的。”同18，第254页。

Shoghi Effendi, trans.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p.254.

21．The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Working Group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in its Second Half-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rvice, 1995.) p. 16.

22．Glenview Foundation, The Stassen Draft Charter for a New United Nations to Emerge from the Original, to Serve World Peace and Progress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 (Philadelphia: Glenview Foundation. 1985.)

Grenville Clark and Louis B. Sohn, 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Keith Hindell, “Reform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World Today: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Kingdom, Feb. 1992.) Vol. 48, No. 2. pp. 30-33.

John Logue, “New World Order Means Reformed UN”, World Federalist News, July 1992.

Benjamin B. Ferencz and Ken Keyes Jr., Planethood: The Key to Your Future. (Coos Bay, Oregon: Love Line Books. 1991.)

同1。

23．这并不是说要等到这支武装力量建立和布置完毕后才禁止这些武器。我们完全支持目前加强落实《防止核扩散条约》和坚决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步骤，也完全支持今后所有消除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努力。同样，我们也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限制和控制常规武器，如无差别攻击的地雷。同1。

24．Mahbub ul Haq, 1994年。他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主任的高级顾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人类发展年度报告”编写小组组长。近年来这些报告提出了对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新见解，包括人类安全的新概念。

25．Erskine Childers, ed. Challeng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a Safer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21-25.

26．John Huddleston, The Search for a Just Society. (Kidlington, Oxford: George Ronald. 1989.)

27．大约七十五年前，阿博都-巴哈为未来的世界法院提出了下列建议：“每个国家的国民大会——即议会——都应该选出二至三人，他们是该国的精英，通晓国际法和各国关系，了解当今这个世界人类的基本需求。这些代表的数目应该与该国居民的数量成比例。由国民大会——即议会——所选举的这些精英的当选必须得到上议院、国会、内阁以及总统或君主的认可，这样他们就成为全国及政府选举出来的代表了。由这些人组成世界最高法院，而这样做等于全人类在其中都有一个份额，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完全代表着各自的国家。无论是一致通过还是按多数原则通过，一旦最高法院对任何一个国际问题作出裁决，原告无可借口，被告也无从反对。若某国或某政府在执行最高法院无可辩驳的裁决时疏忽怠慢，其它国家势必会群起而攻之，因为世界所有政府和国家都支持最高法院。想一想，这样的基础该有多么坚实！可是，一个权能有限、常受掣肘的国际联盟，是不可能达到它应该和能够达到的目标的。”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ranslated by a Committee at the Bahá’í World Centre and by Marzieh Gail. (Great Britain: W & J Mackay Ltd. 1978.) pp. 306-307.

28．例如，目前该法院的管辖范围仅限于：1）根据特别协议由各方共同提交的案件；2）与生效中的条约或公约有关并按其规定须提交该法院裁决的事项；3）当事国业已确认必须提交该法院审理的国家间的法律纠纷。

Europa World Year Book 1994. Vol. I.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22.

29．同18，第260页。

“最根本和最迫切的需要是促进教育。如果这至为重要和基本的方面得不到推进，一个国家要想取得繁荣兴旺是不可想象的。民族衰弱和堕落的根本原因是愚昧无知。当今，人民大众对平常之事都一知半解，遑论要他们领会现时代重大问题的实质和复杂需求了。”同13，第109页。

“同样的区别在动物中也很明显：有些得到驯养和训练，其它的则仍处于野生状态。这清楚地证明自然的世界是不完美的，经过教化的世界才完美。也就是说，训练和文明将人类从自然界的危难之中解救出来。因此，教育是必要的和义务的。然而，教育的类型很多。如身体锻炼，使人强壮和健康发育。还有学校和大学提供的理解力和心智的教育。第三类教育是精神教育。人若吸入圣灵的气息，便会升华到道德的境界，为圣恩之光所指引。而只有通过那‘永在之太阳’的光芒和灵性的生机勃发才能达到这道德的境界。”

‘Abdu’l-Bahá, in a Talk delivered in St. Paul on 20 September 1912.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329-330.

30．各政府及伙伴须切记，物质均等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绝对平等只是一种妄想。即便真的实行起来，在其过程中的各个不同环节上，世界某些财富仍然必须重新分配。因为实际上越来越清楚，放纵的资本主义也无法提供答案。若干调整和再分配对促进物质公平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所得税从原则上讲是最公平合理的手段之一。还必须有一套机制来促进和管理个人与慈善组织自愿的财富分享。不过，恰恰是新秩序的组织体系必须能够提供均等的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机会。最终，对任何经济体制的最为紧要的调整乃是始发于人们内心和意识的道德调整。

31．成立全球环境基金（GEF）是正确道路上可取的第一步，从长远来看可能起到建设性作用。如果扩大其工作范围，重新界定其职责，它将是支持《二十一世纪议程》的基本手段之一。

32．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14-25 June 1993. Vienna-Austria.

33．对这一概念的进一步阐述可见于1995年2月由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处发表的宣言《人类的繁荣》：“意识”乃是人类的本质特征，而与意识联系最密切的活动，便是个人自行探求事实。探索人生存于世的目的的自由，以及发展那些能使探求成功的人性资质的自由，都需要得到保护。人必须有求知的自由。即便这种自由常被滥用，且滥用行径受到现时社会的极大鼓励，也丝毫无损于这天性本身的正当性。”

正是这一人类意识的特有动力，为《世界人权宣言》及各相关公约庄严载入并阐明多项人权提供了道义力量。人类意识行使的各个方面，包括普及教育、行动自由、获取信息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等，都需要受到国际社会明确的保障。同样要保障的，是思想与信仰自由（包括宗教自由），以及个人持有见解和适当发表这些见解的权利。

既然人类是合一且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诞生于其间的所有成员就都是交予这整体的信托。这一信托关系构成了大多数其它权利——主要是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权利——的道德基础；联合国各项法定文件也试图为这些权利立下相似的定义。这种信托关系包含了家庭及住所的安全、财产权和隐私权。而社会对人民的义务也伸延到提供就业机会、身心保健、社会保障、合理薪酬、休闲娱乐，以及社会个别成员的诸多其它合理需求。

这集体信托的原则，也使每个人都有权要求那些形成个人独特意识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受到本国以及国际法律的保护。就像基因库在人类生命及其自然环境所起的作用一样，人类经数千年成功积累的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对其集体成熟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一定要设法使其在全球一体化文明之中结出硕果。一方面，各地文化需要受到保护，以免被现时风行的物质主义扼杀。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必须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文明范式中互相交流，避免受到派性政治目的的操纵。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5.)中译本见《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年）第35-37页。

34．最终，尊重人权应从家庭做起：“世界各国好比一个家庭的各成员。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庭的放大，而将国家放大，那就是全人类。家庭环境也就是国家环境，家事也就是国家生活事务。如果家庭不和，成员都吵嘴打架、你争我夺、争风呷醋、寻机报复和贪小便宜，能对家庭的兴旺有益吗？不，它只会导致衰亡。世界这个大家庭同样如此，因为国家只是众多家庭的集合体。所以，就像纷争与失合会毁掉一个家庭，阻碍它的进步一样，国家也会因此遭受重创，进步受到阻碍。”

‘Abdu’l-Bahá,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alks Delivered by ‘Abdu’l-Bahá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1912. Comp. Howard MacNutt.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2.) p.157.

35．“一旦全人类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实现男女平等，战争的基础也就被彻底消除了。而这在没有平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所有的差别和不同都会助长不和与纠纷。男女平等的实现有助于战争的消除，因为妇女绝不会支持战争。含辛茹苦二十载，在渴望与爱中把儿子抚育成人，哪怕是为了防卫，母亲都不会把儿子送上战场当炮灰。毫无疑问，如果妇女获得平等的权利，人类社会就不会再有战争。”同上，第174-175页。

36．“我想重申的是，在女人和男人承认并实现平等以前，这里或任何地方的社会和政治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世界是由两个部分或两类成员所组成的：一个是女人，另一个是男人。除非这两个部分的力量均等，否则天下大同就无法做到，人类的快乐和幸福也无法实现。此乃上帝的意愿。”引自1912年5月2日阿博都-巴哈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对妇女俱乐部联盟的讲话。同34，第77页。

37．“过去的世界一直是被强力所支配的，男人凭借其身心两方面的更强有力和更富进攻性的品质统治着女人。但是这种平衡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力量越来越失去它的重要性，而女性所长的心理警觉和直觉以及爱心和乐于服务的精神品质正逐渐占据上风。因此，新时代将少一些阳刚，而更多地渗透女性的理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时代将是男女文明特质更加均衡的时代。”

‘Abdu’l-Bahá, quoted in John E. Esslemont, 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 p. 156., 4th rev. ed., 1976, Wilmette: Bahá’í Books, published by Pyramid Publications for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38．妇女和女童应该享有比男人和男童更优先的受教育权，这是巴哈伊教义一贯倡导的原则。阿博都-巴哈在1912年曾说过：“在颂扬人类一体性时（巴哈欧拉）教谕，在上帝眼里，男女是平等的，没有分别。现在他们之间仅有的差异是由于教育和训练的不足造成的。如果妇女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男女有差别和妇女低人一等的认识将消失……而且，妇女的教育比男子的教育更重要，因为她们是人类的母亲，而母亲养育子女。母亲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因此，为了能教育好子女，她们必须受到足够好的教育和训练。巴哈欧拉著作中有许多地方都谈到这一问题。

“他主张男女接受同样的教育。女儿和儿子应该学习同样的课程，以促进两性的团结。”

同34，第174-175页。

39．Lawrence H. Summers, 世界银行副总裁及首席经济学家, Vice President & Chief Economist for the World Bank, Investing in All the People. 1992. Also, USAID. 1989. Technical Reports i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Making the Case for the Gender Variable: Women and the Wealth and Well-being of Nations. Offic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40．同27，第302页。

41．《内罗毕妇女进步前瞻性战略》，于1985年7月15日至2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平等、发展与和平——回顾与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大会”上通过。

42．同27，第303页。

43．题为《向着一个全球性道德》的宗教联合宣言，由出席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的世界各主要宗教和精神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共同制定。它指出，在全球道德的问题上，世界各宗教确实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点。宣言中讲到，“我们肯定，各宗教教义中有一套共通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构成了全球性道德的基础……在世界各宗教教义中我们都能发现渊远流长的人类行为指导原则，而这些原则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

44．黄金律，教谕“你愿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以各种形式在世界所有伟大宗教中一再强调。

· 佛教：“勿以会伤害自己的方式去伤害别人。”Udana-Varqa, 5:18。

· 琐罗亚斯德教：“对已不利者勿施于人，其性善。”Dadistan-i Dinik, 94:5。

· 犹太教：“勿将你所憎恶的，施于同伴，这是全部法则，其他都是注解。”《塔木德经》“安息日”第31节之一。

· 印度教：“此乃全部为人之真谛：你想别人怎样对你，你也要怎样对人。别对邻居做那些你不愿他接着会对你做的事。”《摩呵婆罗多》。

· 基督教：“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也要同样对别人。”《路加福音》6:31。

· 伊斯兰教：“除非你为兄弟期盼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便不是信徒。”逊奈。

· 道教：好人“应悲悯他人恶意之性向；以人之所有为己之所有，同理，以人之所失为己之所失。”The Thai-shang。

· 道家：善人“宜悯人之凶；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太上感应篇》

· 儒教：“此诚为仁义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第15章第23节。

· 儒家：“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第15章第24节。

· 巴哈伊信仰：“凡自己不愿意的，勿施加给别人；凡自己做不到的，勿予承诺。”《巴哈欧拉圣典选集》。

45．同6，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第202页。

46．Bahá’u’lláh. The Proclamation of Bahá’u’lláh.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8.) p.113.

47．Bahá’u’lláh, Tablets of Bahá’u’lláh.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ranslated by Habib Taherzadeh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Committee at the Bahá’í World Centr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82.) p.167.

48．全球统制委员会写道：“鉴于这个世界面临着必须对新世纪前夕所出现的种种挑战作出开明的反应，我们对于人类事务普遍缺乏领导感到忧虑。在国家、地方和国际层面上，在各类社团和国际组织，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世界都需要可靠的和持续连贯的领导。

“世界所需要的领导必须能够预先策动，而不只是被动应付；必须富有灵感，而不单照章办事；必须能高瞻远瞩，为后代栽树。它所需要的领导人必须由洞察力而致坚定，由道德观而达持久，凭不注重来届选举而着眼将来的政治勇气而能坦白于公众。

“这样的领导职责不能局限于一国一地。它必须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它必须延伸到更广大的民众，充满对他人的关心和天下一家的责任感。”

同5，第353页。

49．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p. 7.

谢选骏：思想主权构成了“所有国家的转折点”

谢选骏指出：上文吹捧联合国这个论坛为“所有国家的转折点”，却不懂得它所期待的统一全球语言、统一全球货币等等，都是全球政府的职能，绝非联合国可以成就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需要一个思想主权的转折——让全球政府构成了“所有国家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