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国家的转折点》（巴哈伊国际社团纪念 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文告 一九九五年十月NEW YORK—1 October 1995）报道：
全人类的团结统一是人类社会正迈向新阶段的标志。人类已相继尝试并完全确立了家庭、部落、城邦和国家形式的结合。饱受磨难的人类正奋力以求的乃是世界大同。国家的创建已达尾声。主权国家内部的混乱正趋顶点。一个走向成熟的世界必须放弃对国家主权的迷恋，能认清人类关系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最完美体现这一人类生活基本原理的制度。——守基·阿芬第 1936年
一、概论：反省的时机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之一，其显著特征如下：无数次的动乱、革命和对过去的急剧背离。从殖民制度的解体和十九世纪伟大帝国的瓦解，到广泛而具灾难性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试验的兴衰，其中一些剧变极具破坏性，导致千百万人丧生，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消失，确立已久的制度崩溃。
其它一些运动和趋势显然是积极的。科学发现和新的社会见解推动了许多进步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重新定义人的权利和肯定人的尊严的道路已经铺平，个人和集体成功的机会增多，人类提高知识和觉悟的新途径也已畅通。
这样的双重过程——一方面是旧制度的瓦解，另一方面是新思维的萌芽——证明了在过去一百年间不断得到加强的单一趋势：人类越来越相互依赖和融合！
这种趋势可以从广泛的现象中观察到：从世界金融市场的融合（这反过来表明人类对多种多样相互依存的能源、食物、原材料、技术和知识的依赖），到环球通讯和运输系统的建立。这种趋势还反映在人类对地球生物圈环环相扣、互为关联的科学认识上，这一认识又造成了对全球协调行动的迫切需要。它还体现在（虽然是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现代武器系统的威力已逐步发展到了一小部分人便足以毁灭全球文明的地步。正是因为人们对这一趋势既有建设性亦有破坏性表现的普遍认识，才使得那幅熟悉的地球照片——幽深无垠的太空中一个蓝白相间快速旋转的球体——更加教人刻骨铭心。它使人们形象地意识到：尽管千姿百态、参差各异，但我们本是同一个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家园。
这种趋势还体现在世界各国为了建立一个能够保障人类和平、公正和繁荣的世界政治制度而做出的坚决努力。在本世纪，人类曾两次试图建立新国际秩序，每次都尝试推行全人类相互依赖的新观念，可同时又想原封不动地保持国家主权至上的制度。站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角度看，国际联盟打破了旧的共同安全观，标志着向新世界秩序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催生出了人类的第二次努力，其基础是由那场战争的战胜国所起草的《联合国宪章》，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它提供了寻求最终解决办法的国际论坛。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崇高象征。
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联合国已经表明人类在卫生、农业、教育、环境保护和儿童福利等方面能够统一行动。它肯定了我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共同道德愿望，国际人权公约的广泛采纳就体现了这一点。它显示了人类深厚的同情心，对贫穷大众提供人力和财力资助即为明证。在至为重要的缔造、实现与维护和平方面，联合国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往永无战争的未来的勇敢大道。1
然而，《联合国宪章》提出的总体目标却被证明是有欠明确的。尽管它的缔造者怀有崇高的愿望，可五十年前联合国的建立并没有开创全人类和平与繁荣的新纪元。2
虽然联合国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确实起到了作用，不过过去五年来仍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地方、国家和区域性的冲突，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刚刚得到改善，消除了它们之间冲突的意识根基，长期郁积的种族和宗派情绪又冒出头来，成为新的冲突之源。此外，尽管冷战的结束减少了全球毁灭性战争的威胁，但能够致使全球毁灭的武器、技术和一定程度上能导致战争爆发的情感因素依然存在。
同样，社会事务中的严重问题依旧持续。当人们在促进健康、持续发展和人权的全球计划上达成新的水平的共识时，许多地区的局势却已经恶化。好战的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的惊人扩散，物质主义的恶性膨胀，犯罪和有组织的罪行的迅速蔓延，盲目的暴力行为的大范围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男女不平等仍旧继续，由家庭普遍解体所导致的两代关系受损，放纵的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和政治腐败现象的增多，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至少有十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文盲。3
在崩溃和更新这双重过程把世界带向某种极点时，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及时地提供了机会让人类静下来反思如何共同面对自身的将来。事实上，各种有益建议近来已经出现，旨在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改善其协调各国对这些挑战作出反应的能力。
这些建议大体上分三类。一类主要针对联合国机构中的官僚行为、行政管理和财政问题。另一类建议重组某些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和布雷顿森林经济体制。还有一类建议改组联合国的政治结构，例如要求扩大安理会和（或）重新斟酌《联合国宪章》。4
大多数建议是有建设性的，有些还颇引人争议。其中最为周到和深思熟虑的是全球统制委员会的报告，题为《天涯比邻》。它主张广泛采纳新的价值观并改革联合国组织结构。5
正是为了能对正开展的有关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的讨论和磋商有所贡献，巴哈伊国际社团才认为有必要阐明自己的主张。我们的主张基于以下三项初步建议：
首先，有关联合国的未来的讨论应该立足于国际秩序演变及其方向的大背景。联合国与二十世纪后期其它一些重要组织共同演进着。从总体上讲，这些组织规定着国际秩序的演变，同时自身也被这一演变所改变。因此，对联合国的使命、作用、运行原则乃至活动都只能根据它们如何适应更广泛的国际秩序这一宗旨来加以考察。
其次，既然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人类的每一个成员生来就是交承这一整体的重托。这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构成了大多数人权的道义基础；一些联合国正式文件正试图为这些权利下定义。它也有助于为国际秩序在确立和维护个人权利上规定一个最主要的宗旨。
最后，有关未来国际秩序的讨论要设法让人类的大多数参与进来并激发出他们的热情。这种讨论是如此重要，因而绝不能仅限于政府、商界、学术团体、宗教或民间社团组织的领导者。相反，这种讨论应该安排基层男女都参与进来。广泛的参与能够提高世界公民意识，从而使讨论本身自我强化，并由此不断增加对扩展的国际秩序的支持。
二、认清历史背景：对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呼吁
巴哈伊国际社团认为，目前世界混乱的局面和人类事务的不幸状况，乃是人类最终和无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统一于一个单一的社会秩序的有机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人类，作为一个独特的有机体，已经过了类似其单个成员生命中的婴儿期和儿童期的演变阶段，现在正处于骚动不安的青春期的最高峰，即将进入它期待已久的成年期。6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在商业、金融和通讯领域中已经实现，在政治舞台上正初具形态。
历史上突然爆发的灾难性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分别催生出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在经过类似不可想象的灾难之后再来亡羊补牢，还是现在就通过协商行动来尽早完成人类一体化进程，是摆在地球所有居民面前的选择。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的话，将是极不负责任的。
因为目前主权归属于单一民族国家，确定新兴的国际秩序的正确框架这一任务便成了各国首脑和政府的义务。我们敦促各级领导者审慎地支持在本世纪末召开世界各国领袖会议，商讨如何重新确定和组构国际秩序以迎接世界面临的挑战。正如有些人建议的，这次会议可称为“全球统制世界峰会”。7
所建议的这次峰会，是在本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一系列非常成功的联合国大会所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召开的。这些大会，包括1990年的世界儿童峰会，1992年的地球峰会，1993年的世界人权大会，1994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年的世界社会发展峰会和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都为全球范围审议关键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
这些审议富有成效的关键在于民间社团组织的实质性参与。这些组织通常会反映出基层民众的需求和关注，它们的有力参与给政府代表团之间有关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变革的煞费苦心的谈判增添了活力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每一次聚会上，面对民间社会和全球新闻媒介，世界领袖们都认可大会议程的合法性和达成的共识，这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在为这次建议召开的峰会做准备工作时，世界领袖应该明智地记取这些经验，尽可能最广泛地了解并赢得世界民众的愿望和支持。
有人担心世界政治机制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权力过分集中，形成不必要的官僚阶层。这里需要明确有力地表明的是，任何新的全球统制结构，从原则到实践上都应保证决策责任保持在合适的层面。8
适当的平衡并不总是容易达到的。一方面，真正的发展和进步只能由人民自身按照时代和地方的具体需求，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来实现。可以说分权管理是发展的必要条件。9另一方面，国际秩序也显然需要一定的全球指挥和协调。
因此，按照上述分权原则，国际组织只有权对有关国家本身无法解决的国际事务采取行动，或为保障人民及成员国的权益作出干预。其它所有问题都应由国家和地方机构处理。10
而且，世界领袖在构思未来国际秩序的具体框架时，应该广泛调研各种管理方法，方案设计应兼收并蓄各种公认的政体模式中的有益成分，而不能只照搬其中的某一种。
例如，久经验证的管理模式之一是联邦制，它能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兼容世界的多样性。在那些复杂和多样化的大国中，联邦制已证明它在保持一定的整体统一和稳定的同时能有效地分散权力和决策。另一个值得仔细考察的模式是国家联邦体，它能在全球范围内把全体利益置于个别国家利益之上。
在设计这一国际秩序时要格外谨慎，以使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蜕化成任何一种形式的专制、寡头或盅惑政治，从而败坏所组成的政治体系的生活和机制。
在1955年召开的有关《联合国宪章》第一个十年检讨会上，巴哈伊国际社团基于近一个世纪前巴哈欧拉所阐明的主张，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宣言，其中写道，“巴哈伊的世界秩序的概念是这样表述的：成立一个世界超级国家联邦体，为此世界各国将会自愿放弃所有战争要求，放弃若干征税权，放弃所有军备权，除了各成员国为维护各自的内部秩序所必需。这个联邦体必须有一个全球执行机构，足以对联邦体内任何拒不服从的成员国施加最高和不可抗拒的权威。这个联邦体有一个世界议会，其议员由各国人民在各自的国家内选举产生并经各自国家的政府批准。它还有一个最高法院，其判决即便在当事双方不情愿将其案件提交于它时也具有约束力。”11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政府的规划既是人类的最终保障又是人类的必然命运。同时，我们也认为它确实描绘出了一个长治久安的全球社会的远景。考虑到目前人类事务的紧迫性，单有鼓舞人心的远见是不够的，世界也需要大胆和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不过，若我们凝视这个令人信服的构想，一个清晰而连贯的演变方向就会从互相矛盾的观点和学说的迷局之中显现出来。
三、界定联合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角色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所建立的国际体系的中心。在长达几十年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中，它起到了国际对话论坛的作用。许多年来，它的职权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不单制定国际标准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还在几大洲执行维和任务。
在此期间，我们世界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戏剧般的转变。在联合国初期，独立国家只有50个，这个数字现已上升到185个以上。二战结束时，全球舞台上的主角是政府。如今，民间社团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渐增强，形成了更加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尽管联合国的任务日趋复杂，但它仍多多少少保持着五十年前为一个新的世界组织所设计的同样的结构。那么，它的五十周年志庆引发人们对它是否能满足二十一世纪的政治需求的议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幸的是，在这场议论中，批评多过赞誉。
大多数批评是基于将联合国的工作与私营部门中领先企业的工作相比较，或者是基于过高的初始期望。尽管某些具体的比较或许对提高联合国工作效率有益，但更多的这种泛泛比较的做法在实质上是不公平的。联合国不仅缺少明确的权力，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缺乏必要的资源去采取有效的行动。指责联合国的无能实际上就是控告会员国自已。
如果脱离其工作的具体情况来评判，联合国总是低效和无能的。但是，如果把它看成是国际秩序体系中更为广大的发展进程的一个要素，我们分析的目光就会从联合国的缺陷和失败转向它的成功和建树。对那些持进化观的人来说，联合国的早期经验给我们研究它在未来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进化观意味着能够预想出一个制度的长久结构，认识到它内在的发展潜力，确定规约其发展的基本原则，制定高度有效的短期实施策略，甚至预见到其发展道路上的急剧间断。
从这样一种角度去研究联合国会使我们发现重大的时机去加强它的现行体系，而又无须对其主要机构作重新调整，或对其核心程序作深入的重新设计。实际上我们认为，对联合国改革的任何提议，除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引导联合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沿着设计好的演变道路发挥明确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否则是不会产生重大效果的。
我们相信，本文所提出的组合建议能够满足这些条件。采纳它们将意味着我们朝着建设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迈出了有条不紊但意义重大的一步。12
（一）重振联合国大会
法治是任何管理制度的基础，而颁布法律的主要机构是立法机关。人们普遍尊重地方和国家立法机构，却一直害怕和怀疑区域性和国际性立法机构。
而且，联合国大会也一直因其不力而成为攻击目标。虽然有些指责毫无根据，但联合国大会至少有两个缺陷妨碍了它发挥效能。
第一，目前的组织结构过分强调各国主权，从而导致无秩序状态和保守主义的离奇混和。改革后的联合国立法机构及其表决体制必须能更准确地体现出世界人民和各国的意愿。13
第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必须被每一个会员国当作公约加以确认，否则就不具有约束力。如果一个满足单一并相互依赖的人类利益的制度能取代国家主权至上的现行制度，那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在限定的问题范围内——就肯定能逐渐具有法律效力，其中包括实施和惩罚措施。
上述两个缺陷密切相关，因为如果一个国际机构本身不具有更真确的代表性，怀疑和害怕全球政府的世界大部分民众就未必会服从它。14
但在短期内，下列五项切实可行的措施有可能加强联合国大会，提高其声望，指明其较长远的方向。
1．提高对会员国资格的最低要求
政府对其人民的最低行为标准早已在《世界人权宣言》和随后的国际公约中确立，它们统称为“国际人权法案”。
一个会员国若不能坚定地承诺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定期的和常规的普选，保障言论自由和其它此类人权，它就阻碍了本国绝大多数人对本国事务积极、明智的参与。
我们提议，违背这些要求的会员国应承担后果。同样，想得到承认的国家如不能公开对这些要求作出承诺，或向这方面作出显著的努力，就不能成为联合国的一员。
2．设立各国边界研究委员会
悬而未决的领土收复主张依然是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原因，这使得对各国边界总协定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然而，这样的国际条约只有在考虑了各国最初任意划定边界的方式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有待解决的领土要求之后才能订立。
我们认为，最好成立一个专门的国际委员会，研究影响国家间边界的领土主张，仔细权衡与斟酌后再推荐行动方案，而不宜将这些领土要求诉诸国际法院。15 这样做可以对民间社会或种族团体之间的日趋紧张的关系起到早期警示作用，对各种局势所存在的威胁做出评估，从而能从早期防范外交努力中受益。
为了建立一个长久和真正的各国联盟，最终必须解决所有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委员会的研究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3．寻求新的财政来源
一些会员国不愿及时交纳会费（主要原因）、无权征收由此延误而应计的利息、联合国官僚机构在其运作中部分环节效率低下使情况趋于恶化，凡此种种，都使得每年的预算短缺已置联合国于管理危机之中。
让会员国自愿交费绝不是解决一个国际机构财政问题的可靠方法。应该制订强有力的措施确保经费来源，使联合国机构能顺利运转。我们提议，立即组织一支专家“工作队”去努力寻求解决途径。
在研究各种办法时，这支工作队应该注意到以下几条基本原则。第一，无代表不交费。第二，会费应分等级以保证公平和公正。第三，不能忽视鼓励个人和社团自愿捐赠的机制。16
4．使用一种全球辅助语言和通用文书
联合国目前使用六种工作语言。如果选用单一现成语言或创造一种新语言作为其所有讲坛使用的辅助语言，它将受益不浅。许多组织——从世界语界到巴哈伊国际社团——都长期不懈地倡导这一主张。17 除了节省金钱和简化行政程序外，这样一场采用通用语言的运动也将大大推进团结的意识。
我们提议，成立一个高层委员会，其成员来自各地区以及各相关领域，包括语言学、经济学、社会科学、教育和新闻业的专家，仔细研究一种全球辅助语言和通用文书的采用事宜。
我们必须预见到，这个世界最终只能采用一种单一的、举世赞同的辅助语言和文书，并且在全世界各学校里教授，作为各国所使用语言的补充。这样做能够改善和增进各国间的交往沟通，减少商业、政府和其它从事全球活动的部门的行政开支，广泛培养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间更友善诚挚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向一个全球性社会过渡。18
这一提议只能狭义地理解，不管怎样，它不意味着任何现有语言或文化的消亡。
5．研究单一世界货币的可行性
推行一种全球货币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其必要性显而易见。经济学家们认为，单一货币还有其它好处，控制非生产性投机行为和无法预料的市场波动，使世界各地的收入和价格水平趋向一致，从而节约很多。19
除非有极多的证据表明人们确实正着手处理相关事项，消除怀疑论者的疑虑，并有可靠的实施计划，否则节省的可能性是不会出现的。我们提议，设立一个由最有成就的政府领导人和学者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立即探讨采用单一货币的经济效益和政治代价，并拟出有效的实施途径。
（二）发展有意义的执行功能
在国际方面，唯一最重要的执行功能是强制实施共同安全公约。20
共同安全包含着一个各国协同对付共同安全所面临威胁的有约束力的条约。这个条约的有效性取决于各会员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维护共同利益的义务，即使其动机出于开明的私利。
在联合国内，执行的角色主要由安理会担当，还有些执行功能是由安理会和秘书处共同承担的。然而二者在履行其职责时都颇受掣肘。安理会无法采取果断行动，而秘书处则承受着各会员国错综纷杂的要求的压力。
以下四项实际措施在短期内可以加强联合国的执行功能。
1．限制使用否决权
《联合国宪章》赋予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安理会授权对某一常任理事国采取军事行动，或违背某一常任理事国的意愿而要求使用其军事力量。21 事实上自冷战开始，出于地区或国家安全的考虑，否决权被一再使用。
在1955年提交的有关联合国改革的建议书中，巴哈伊国际社团主张逐步消除“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的概念，以树立人们对安理会的信心。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重申这一立场。但我们也提议，作为过渡性的步骤，应该采取一些措施约束否决权的行使，以体现《联合国宪章》的原本宗旨。
2．使特别军事部署制度化
为了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增加安理会决议的可信度，必须建立一支国际军队。22 必须保证它忠于联合国，不受国家意志的影响。这样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应该由秘书长指挥和控制，对安理会负责。但它的经费问题则应由联合国大会决定。在组建这支军队时，秘书长应从世界各地挑选能胜任的人员。
如果运用得当，这支军队同样会提供一种安全感，并可能由此推进全球裁军步骤，从而使彻底禁止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可能。23 而且，人们将逐渐认识到，按照共同安全的原则，国家只需拥有足以自卫和维持国内秩序的军队。
建立这支军队的一个直接步骤，是使目前的特别部署体系制度化，建立地区核心部队，以备危机时快速调遣。
3．将共同安全的概念适用于其它全球性问题
尽管共同安全原则最初是在军事侵略威胁的背景下形成的，但是有人提出，现在可以广泛运用这个原则来对付所有威胁。这些威胁表面上是局部性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目前全球秩序错综复杂、衰弱无力而造成的。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国际毒品交易、食品安全以及新的全球性传染病的出现。24
我们认为，必须将这个问题纳入所建议召开的全球峰会的议程中。然而，全面运用共同安全原则似乎也未必能杜绝军事侵略的根本起因。
4．保留成功的联合国独立职能机构
联合国大家庭中一些比较独立的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万国邮政联盟（UPU）、国际电信联盟（IEU）、国际劳工组织（IL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都已在世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大体看来，这些组织都已具备了各自的行政职能。作为国际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应该保持并加强它们的独立性。25
（三）强化国际法院
在任何统制秩序中都必须有强力的司法机能来调节各部门的权力，阐明、伸张、保护和传达正义。缔造公平社会的驱动力一直是历史发展最基本的力量之一。26 毫无疑问，没有公正原则作坚实基础，是不可能建立永久世界文明的。
唯有正义的力量，才足以将“人类一体”的初步觉醒转化为集体意志，使人们能够满怀信心地建立全球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架构。在当今这个世界人民越来越容易获得各类信息和思想的时代，正义必定成为成功社会组织的主导原则。
对个人而言，正义感是人的心灵的能力之一，它使每一个人能辨别真伪。巴哈欧拉断言，在上帝眼中，“万物之中唯正义最可爱”，因为它使每个人用自已的而非别人的眼睛去观察事物，靠自已的而非邻居或所在群体的知识去明达事理。
对团体而言，关注正义是集体决策必不可少的指南，因为它是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达到一致的唯一方法。正义绝非是鼓励在过去时代常常假冒其名的惩罚性做法，而是一种觉悟的实际表达，那就是：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人类的交往越能以正义作主导，就越能形成协商共议的气氛，使人们冷静地审查各种方案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操纵摆布和拉帮结派的痼习是不大可能影响决策过程的。
随着人们认识到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个人和社会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正义观将逐渐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正义势必成为贯穿所有交往和磋商的主线，无论是在家庭、左邻右舍，还是在全球范围。
在当前的联合国体系中我们看到了强化国际法院的基础。1945年成立的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突出地表现在它具有许多积极的成分。例如，现行的法官选拔制度就试图成立一个能代表各民族、地区和司法制度的司法小组。27
国际法院的主要缺陷在于，除了有关国家已预先愿意接受它的决定的约束外，它无权颁布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没有司法权的国际法院是无力主持正义的。28 总有一天国际法院的决定会对所有的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但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另外两项措施来加强国际法院。
1．扩大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目前，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仅限于少数几类案件，而且只有国家有权提起诉讼。我们提议，除了会员国外，联合国的其它机构也应被给予向该法院起诉的权力。
2．协调各专门法庭
国际法院应成为现有的和新的专门法庭的保护伞，这些法庭在各自的特定管辖范围内对国际案件进行仲裁和裁决。
在专门仲裁商贸和运输这类事务的法庭以及有关成立国际刑事法庭和环境事务法庭的提议中，已经包含了一个统一化体系的若干先期成分。这样一个体系要解决的其它方面的问题应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
四、释放个人的力量：新世界秩序的关键挑战
各级管理机构的基本目的都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若不鼓励人类的大多数明智地参与社会生活和事务，这一目的是难以实现的。
在历史上，国际机构一直脱离世界人民的意愿，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建树制度和创立国家共同体上。由于政府的多级结构将世界大部分民众隔离于国际舞台之外，新闻媒介所报道的国际新闻又使他们难辨真相，因而他们至今无法接近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似乎只有那些通过民间社团这类渠道而已经获得某种进入国际舞台的机会的人才能够与这些机构打交道。
矛盾的是，如果国际性组织没有认识并培养与世界人民相互依赖的关系，它们便无法发展到有效率和成熟的行政管理水平，进而实现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目标。这种对相互依赖关系的认识能够引发一个信任和支持的良性循环，从而加速向新世界秩序的转变。
建设一个全球性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能力远远超过人类迄今所能集结的总和。要达到这种程度，就必须极大地扩增每一个人获得知识的机会。国际性组织在行使权力时要考虑到它们的义务，那就是它们必须赢得它们所管理的人的信任、尊重和真心实意的支持，尽最大可能地公开征询所有其利益将受其影响的人的意见和要求。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激发和引导蕴藏于世界人民之中的巨大潜能。
反过来，信任并尊重这些组织的人也势必会要求他们自已国家的政府从政治和经济上加强对国际秩序的支持。回到国际组织这方面，随着其影响和权力的不断增强，将更有利地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建立一个合法与有效的世界秩序。
在强化自身结构的同时，联合国也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步骤，使世界人民的潜在力量释放到参与这一振奋人心的进程之中。为此，我们必须特别考虑那些加速个人和社会前进的重大议题。其中，促进经济发展，保护人权，提高妇女地位以及注重道德发展是与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四个优先议题，理应得到重视而成为联合国议程的一部分。
（一）促进经济发展
过去五十年间，联合国、世界银行和许多政府所从事的经济发展战略，不论多么真诚地设计执行，都远远不能达到人们的期望。世界许多地区的贫富差距增大，并且由于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开而加剧。诸多社会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事实上，犯罪和疾病不只是在增长，也正成为地方性流行弊病，并且更难对付。
造成这种失败有许多原因。它们包括，错误地把重点放在大规模项目上，官僚体制的过分集权，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价格条件，任由贪污腐败无孔不入、肆意猖獗，在各个方面都排斥妇女参与决策过程，普遍地不能保证穷人得到资源，以及将发展资源转用于军事装备。
冷静地考虑这些原因，就会发现目前经济发展范式中共同的制度性根本缺陷：满足物质需求时常常不顾及精神因素及其动力。
不应将发展与建立一个无法持久的消费社会混同起来。真正的繁荣既有物质生活的繁荣，也有精神生活的繁荣。饮食、住房以及一定程度的物质舒适是绝对必要的，但人类不能也不会就此满足。同样，像社会承认和政治权势这类无形的实利也不会让人满足。说到底，即便知识成就也不能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需求。
人的心灵深处还渴求着另外某些东西，某些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那就是正确地了解人的精神本质。尽管我们本性中的精神方面日复一日地为物质利益的营营碌碌所遮蔽，但我们对超越的渴求绝不能长期被忽视。因此，可持续发展的范式必须同时满足人类的精神和物质这两方面的需求。
教育是经济发展中最好的投资。巴哈欧拉写道：“人乃至高灵杰。可是，若无适当教育，他会失去已有的天赋。人就好比富矿，隐含无价珍藏。惟教育能掘而显之，使人类从中获益。”29教育不仅仅意味着掌握某方面知识或学会某种生活技能，它还应讲授掌握知识的程序，培养领悟和推理的能力，向学生灌输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的确，教育理应是发展的根本手段。
正是这种全面教育的方法能使人民投身于财富的创造之中，并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30
当工作不再只是被当作谋生手段，也被当作贡献社会的途径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财富。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是人类心灵的基本需求，如同营养食物、清洁饮水和新鲜空气之于人体健康生长那般重要。
由于这种依赖关系中的精神因素受到损害，那些只注重物质财富再分配的计划从长远上看是注定要失败的。财富的分配必须以有效和公平的方式进行。事实上，它应与创造财富的过程密切结合起来。
为了促进联合国更有效地发展，我们谨提出以下建议。
发动一场坚决执行《二十一世纪议程》的运动。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订的行动计划广泛吸纳了民间社会的观点和与本文告基本相同的整套原则。然而遗憾的是，会员国并没有落实该计划所规定的措施。
若要充分实现《二十一世纪议程》的目标，就必须扩展我们的努力，这与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性质不同，但规模和承诺类似。应当要求布雷顿森林组织发动一场坚决运动来促使各国努力实施。为此，必须召开一次像五十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那样的专门会议来对现行体制进行全面的重新检讨，因为唯其如此才能产生出这种性质的要求。重新检讨的目的应该在于使世界人民获取足够的资源，以便他们能够发挥地方主动性。而且，这个会议应扩大其议程，通过重新审查现行体制或创建新的结构来寻求解决全球经济保障的更深层问题。31
这种新机制如果成功，也可以将它扩展到协调落实前不久社会峰会所确定的措施。
（二）保障基本人权
联合国诞生五十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在国际范围确认和保护人权，才能达成和平、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
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人权问题国际共识的基础，在《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公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另外，还有75个公约和宣言也确认并促进妇女和儿童权利、宗教自由的权利以及发展权。这里所列举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目前联合国的人权体制有两大主要缺陷：执行手段太少，以及忽视各项权利所附带的责任。
必须运用类似于在共同安全体系下对付军事侵略的方法在全球范围实施人权。任何一国违反人权都应被当作与所有其它国家有关，执行机制应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对此作出一致的反应。何时以及如何进行干预来保护人权这一问题更难定论。强有力的执行需要全球对何谓公然和蓄意违反人权达成高度的共识。
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的筹备过程采取了一些达成全球共识的重要步骤。它们明确肯定了人权的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赖性，结束了有关公民权、政治权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孰重孰轻的长期争论。32 世界人权大会的决议还确认，人权的适用必须无分种族背景和起源、宗教信仰或民族特征的不同。它们包括男女平等；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同样享有自由从事调查研究、获取信息和宗教活动的权利；包括每一个人都享有诸如食物、住房和医疗保健这些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33 除必须建立共识并加强实施人权外，还要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每一项权利都相应附带着一项义务，这也是很重要的。
例如，法律上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包含着服从法律的义务，这使得法律和法制都更为公平。同样，在社会经济领域，婚姻权带有维系家庭、教育子女和尊重家庭每一个成员的义务。34 工作权则与尽其所能做好本职工作的义务不可分割。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普世”人权的概念意味着对人类整体的义务。
最终，每一个人都应当在上述这些方面履行义务，而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也必须义不容辞地保护相关的人权。我们提出三项立即可行的措施。
1．强化联合国的监督、实施和检查机制
联合国对各个政府遵守国际公约情况的监督、实施和检查是不充分的。由为数极少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人权中心在帮助落实对缔约国履约情况的监督上举步维艰。
我们认为，要使人权中心恰如其分地履行其职责，就必须极大地增加对它的资源投入。
2．鼓励世界各国确认国际人权公约
由于批准国际人权公约对会员国产生出一种义务约束，尽管在实际上并不具有强制性，秘书长和联合国所有机构仍可以利用每个机会鼓励会员国遵照执行。其实，联合国大会若能设定一个最后期限要求所有国家批准国际人权公约，那将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3．确保尊重联合国人权监察机构
由于人权监察机构的工作权责极具严肃性，因此，联合国必须格外留意由这些机构的结构和工作程序所引发的各种意见，在化解争执事态时同样也要加倍小心。
我们认为，比较慎重的做法是，在提名过程中考察居于显著位置的会员国的资格条件，将那些尚未确认有关国际公约的会员国排除在外，使它们不能通过选举加入人权委员会和其它监察机构。这些会员国仍然能充分参加审议，同时也能使联合国避免陷入为难和争执的处境。
我们还认为，对于上述规定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那些不在联合国的监察范围内，其本国宪法已经对基本人权有了足够的保障，只是因为国内政治原因尚未完成批准国际人权公约程序的会员国，不应被禁止通过选举获得显著位置。
最后，对于那些已经批准有关国际公约、却因严重侵犯人权而被联合国监视的会员国，不让它们有资格通过选举担任人权委员会各大会和其它会议的职位也是明智的做法。这将使人们不会认为这些程序只是愚弄世人。
（三）提高妇女地位
如果没有妇女在人类各方面事务的充分参与，要创建一个和平的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文明是不可能的。35 虽然这一观念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思想上的接受和行动上的落实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对主要由男人组成的国际组织来说，现在正是运用其影响从制度上多吸收妇女的良机。这并非出于恩赐或自以为做出自我牺牲，而是被社会进步需要妇女的贡献这样一种信念所驱策。36 只有妇女的贡献受到尊重，她们才会被重视并吸收到社会的组织体系之中。这样，将产生一个更和平、均衡、公正和繁荣的文明。37
两性在生理上的明显差别不应成为不平等或不团结的理由。相反，这些差别乃是互补性的一个方面。如果妇女作为母亲的作用得到正确的评价，她们培养和教育孩子的工作就会得到尊重和适当的回报。我们也应认识到，养育孩子并不会削弱人的领导才能，也不会降低智力、科学思维或创造能力。实际上它可能会起到加强的作用。
我们认为，在一些重要前沿的进展会对提高妇女地位产生最大的影响。我们谨在此提出我们的观点，这对后面的建议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必须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这是对人权最露骨和最普遍的践踏。暴力已成为全世界许多妇女——不论其种族、阶层和教育背景——生活中的事实。在许多社会，妇女低人一等或是负担的传统观念致使妇女往往成为愤怒或挫折感的发泄对象。除非男人对妇女的态度有根本的改变，否则，再严厉的法律手段和强制措施也将难有收效。必须使一种新的社会良知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中，它让人仅仅因为对妇女表露出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就深感羞愧，更遑论身体侵犯。不这样，妇女就不会有安全。
第二，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在这里所观察和学习到的行为会投射到社会所有层次的交往中。因此，家庭组织的成员必须转变观念，在家庭内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如果爱和团结的纽带稳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影响将超出家庭，惠及整个社会。
第三，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使它的全部成员都受教育，那么在人类历史的目前阶段，最需要做的莫过于教育妇女和女童。38 二十多年来的研究结果证明，在所有可能的投资中，教育妇女和女童在社会发展、消除贫困和社区进步方面得到的回报最高。39
第四，有关男女角色的全球讨论必须提高人们对两性内在互补性的认识。因为他们的差异包含着一种必然的要求，那就是男人和女人必须协同努力，为推动文明、也就是人类的永盛不衰充分施展他们的潜能。这些差异在人类共性里的交互影响特性中是内在固有地存在着的。这种讨论必须考虑导致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因素，也应考察当今正改变着我们文明的新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现实。
这里我们献上巴哈伊文献中的一段比喻作为这场讨论的起始点：“人类有双翼：一翼为男，一翼为女。唯两翼同等强壮有力，人类之鸟才能飞翔。倘若一翼软弱，便飞不起来”40 另外，我们还赞成下面三项具体措施。
1．增加各会员国代表团中妇女的参与
我们建议，应鼓励会员国委任更多的妇女担任大使或类似的外交职务。
2．鼓励全球确认保护妇女权利和改善妇女地位的国际公约
与国际人权公约一样，秘书长和联合国其它机构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鼓励会员国着手批准保护妇女权利和寻求妇女进步的公约和议定书。
3．制定计划实施北京《行动纲领》
内罗毕大会通过的《前瞻性战略》的宣言既大胆又有创见，然而它的实施却很差劲。41 我们认为应该从这一不幸经验中吸取教训，实施周详的计划，以保证北京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不重蹈覆辙。
我们建议，设立一个监督制度，起草有关大会所通过的措施的落实情况报告，每年向联合国大会汇报，重点列举实施得最好与实施得最差的各二十个成员国。
（四）注重道德发展
人类凝聚成越来越大的群体的过程，虽然有文化和地理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由宗教这个改变人类态度和行为的最强大的力量所驱使的。然而，这里所说的宗教就其根本和实质而言，绝不是逐渐遮蒙它的种种教条和盲从，而这些正是宗教衰落和黯然失色的原因所在。
阿博都-巴哈说：“物质文明好比肉体，不论它多么高雅、优美、漂亮，都是死的。而神性文明好比灵魂，肉体的生命得自于它，缺少了灵魂，人类世界便了无生气。”42
推动某些具体的道德或价值观的想法可能会引起争议，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崇尚相对人本主义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仍坚信存在着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因为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夸大了宗教或文化活动中的细微差别，致使人们难以辨清。43所有宗教都教谕的这些基本美德组成了道德发展的基本骨架。
回顾世界各伟大宗教和道德体系中所固有的共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主张人与人的团结、合作与和睦，确立诚言笃行的准则，支持道德的发展，而这些道德是在信任和有原则的人类交往基础之上的。44
促进学校道德教育课程的发展
我们倡议，开展一场全球运动促进道德发展。简言之，这场运动应该调动并协助世界各地的积极性，将道德内容纳入儿童教育之中。为此，可能有必要召开有关的会议，出版有关的资料和开展其它许多有助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对后代人的可靠投资。
这场道德发展运动可以从一些简单的规则开始。例如，行为正直、可靠和诚实是稳定和进步的基础；用利他主义指导人类的一切努力，这样，真诚和尊重他人权利就成为每个人行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人类服务是快乐、荣誉和生命意义的真正源泉。
同时我们也相信，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这场运动才能成功。政教分离论不应被当作阻挡这种有益影响的壁垒。说明确些，必须将宗教组织当作合作伙伴吸收到这一重要的首创运动之中。
随着这场运动的进行，它将加速增强个人权能的过程，从而改变人——不论经济阶层、社会地位或民族、种族和宗教背景——与社会相互影响的方式。
五 所有国家的转折点：对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呼吁
我们已走到了各国发展中的转折点。
“全人类的团结统一是人类社会正迈向新阶段的标志。人类已相继尝试并完全确立了家庭、部落、城邦和国家形式的结合。饱受磨难的人类正奋力以求的乃是世界大同。国家的创建已达尾声。主权国家内部的混乱正趋顶点。一个走向成熟的世界必须放弃对国家主权的迷恋，能认清人类关系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最完美体现这一人类生活基本原理的制度。”45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巴哈欧拉就教导说，只有一个上帝，一个人类，世界所有的宗教都代表了上帝对人类的心愿和意图在各个不同阶段的显示。巴哈欧拉曾宣告，世界所有经书也都预示过，人类最终会盼到所有的民族融合成一个和平与完整社会的那一天。
巴哈欧拉说，人类的命运不仅在于创造一个物质繁荣的社会，也在于建立一个全球文明。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人人被鼓励做一个有道德良知的人，了解自已的真正本性，并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而这是单靠任何程度的物质奖赏都无法做到的。
巴哈欧拉还是最早用“新世界秩序”一词来描述世界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中的重大变化的人之一。“突变震撼和天下大乱已迫在眉睫，而现行的制度显得可悲的无能，”巴哈欧拉写道。“现行体制将很快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46
为此，他要求各社会的领导人和成员都同样承担起责任。“一个人只热爱他的祖国不值得骄傲，只有热爱全世界才值得自豪。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47
至关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领导人必须出于真诚的愿望为全社会服务；他们必须明白，领导是一种责任，而不是取得特权的途径。长久以来，领导者和其追随者一直都把领导看作是控制他人的权力。我们这个时代确实需要新的领导定义，需要新型的领导人。48
在国际舞台上尤其要如此。为了赢得世界人民对国际秩序各机构的信心，建立起他们的信赖感和亲近感，有关的领导人们必须反思他们的行为。
凭藉清白而完整的个人记录，这些领导人务必要帮助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在探求事态真相中，他们应该体现出正直、谦逊和真诚的特质。他们必须用原则来约束和指导自已，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整体的最长远利益工作。
巴哈欧拉写道：“不要只顾自己，要放眼全世界。你们切勿只顾自己的私事。”“要将心思专注于复兴人类命运和净化人类心灵。”49
（李绍白 译）
注释：
1．Boutros-Ghali, Boutros. 1992. An Agenda for Peace: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the Statement Adopted by the Summit Meeting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3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联合国宪章》的“序言”的确是人类统制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我们，联合国各国家决心做到
让未来的人类不再遭受历史上曾两次带给人类极度痛苦的战争灾难，
重申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男女和不分国家大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的信念，
制定有关执行条件，以维护对出自于各条约以及其它国际法渊源的各项义务的公正和尊重，
争取更大程度的自由，藉此推动社会进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此我们要
力行宽容，彼此像睦邻般和平共处，
联合我们的一切力量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
通过原则的采纳和方法的确定，确保不动用武力，除非为了共同利益，
运用国际机制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我们决心共同努力达到这些目的。
为此，我们各国政府，通过各自的合法全权代表在旧金山开会，同意本《联合国宪章》，并藉此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名为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994.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DPI/511 - 93243 - April 1994 - 40M.
3．The World Bank. 199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2-163.
4．近来有许多建议就某一特定问题范围论述对联合国的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例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提出许多改革建议，如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来协调联合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发展的行动。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同样，勃兰特委员会的报告《南北共同危机：为世界复苏协同努力》提出了金融、贸易和能源等重要领域的改革建议，因为这些方面影响到南北的不平衡。
The Brandt Commission, Common Crisis North-South: Co-operation for World Recovery. (London: Pan Books, 1983.)
要求联合国广泛变革的书面建议也很多，并且不断增加，在迎接联合国诞生五十周年时尤其如此。第一次主要而认真的对联合国的评价出现在五十年代《联合国宪章》发表十周年期间。在这方面，1958年出版的路易斯·B. 索恩和格伦维尔·克拉克的《通过世界法律实现世界和平》一书作为最早明确提出取消否决权的建议之一，应被视作里程碑。
Grenville Clark, and Louis B. Sohn, 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更新近的提议当中有“斯德哥尔摩倡议”，提出了多方面强化联合国的见解；哈罗德·史塔生的《联合国重组的可行方案》，逐条逐款地提出了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建议；本杰明·费伦茨的新作：《全球生存的新法律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冷静和充满法律思想的改革建议，它们所根据的前提条件是：只要不损害他人安宁和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人权，国家、民族和个人有权任意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方式。
The Stockholm Initiative on Glob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1991. Common Responsibility in the 1990’s. (Stockholm: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tockholm, Sweden.)
Harold Stassen, United Nations: A Working Paper for Restructuring. (Minneapolis: Learner Publications Company, 1994.)
Benjamin Ferencz, New Legal Foundations for Global Survival. (Oceana Publications, 1994)
5．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许多思想家都已认识到一体性的事实，明白了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其中包括古生物学家理查德·利基：“我们是同一个种类，同一个民族。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是现代人的一分子。我们所看到的各民族间地理学上的差异，只不过是同一个基调中生物学上的细微差别而已。人类在文化方面的才智使得它能以多种多样而又迥然不同的方式创造和发展。这些文化常常千差万别，但不可视为人类的分野所在。相反，文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它们是专属于人类的最高宣言。”
Richard E. Leakey, and Rodger Lewin, Origins: What New Discoveries Reveal about the Emergence of Our Species and Its Possible Future. (New York: Dutton, 1977.)
一般说来，守基·阿芬第在其著述中透彻而广泛地阐述了人类一体化的概念。在巴哈伊看来，对这一概念简明扼要的论述可在《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找到。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8.) pp. 42-43.
7．不单我们作出这一建议，全球统制委员会在《天涯比邻》中也写道：“我们建议，联合国大会应该同意在1998年召开世界统制大会，其决议应在2000年前得到批准并生效。”同5，第351页。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51.
8．两条常用格言说明了这一原则。“小的是美好的”这条在七十年代初期作为经济原则而创造出的格言，同样也适用于人类事务的统制。舒马赫解释道：“在人类事务中，似乎至少有两样东西总是我们同时需要的，而它们在表面上互相矛盾和排斥。我们总是既需要自由又需要秩序。我们需要许许多多小型的自治联合体的自由，同时，我们也需要大规模的、或许是全球性的联合和协同的秩序。”
E. 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p. 65.
“全球着想，地方着手，”这个由环境和社会发展积极分子提倡的口号，形象地反映了世界全局配合的需要与地方和民族自治的需要之间恰当平衡的关系。
9．“它（人类一体化原则）的目的绝不是破坏现有的社会基础，而是扩大这个基础，改造其体制，以满足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需求。它不抵触合法的效忠精神，也不削弱必要的忠诚心。它的目的既不在于压制人们心中正常而理智的爱国热情，也不在于废除民族自治体制，而这种体制对避免过度中央集权的恶果是极其必要的。它既不忽视、也不会企图去抑制种族特性、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以及语言和思想等诸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造成国家和民族千姿百态、万博纷呈的因素所在。它要求一种更为宽广的忠诚心，一种比以往任何激励人类进步的抱负更为博大的雄心壮志。它强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必须服从于一体化世界的迫切需要。它一方面拒绝过度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反对所有强求一律的企图。”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pp. 41-42.
10．守基·阿芬第，当时全世界巴哈伊社团的领导人，在他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中扼要地说明了未来世界立法机构的一些功能和责任。其中他写道：“一个由全人类的受托人所组成的世界立法机关将制订有关法律来规约社会生活，满足人民需要和调整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9，第203页。
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廷贝亨也持这一观点。他说：“人类的问题再也不能由国家政府解决。我们要有一个世界政府。这可以通过强化联合国体制很好地实现。”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Global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88.
11．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posal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Charter Revision. May 23, 1955.
12．巴哈欧拉在其著作中一再使用“秩序”、“世界秩序”和“新世界秩序”这些词来描述世界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写道：“世界的平衡正被那个最伟大的新世界秩序的胎动所打破；人类的生活秩序正由那个史无前例和激动人心的体系的作用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人世间从未目睹过的。”
Bahá’u’lláh, The Kitáb-i-Aqdas.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and a Committee at the Bahá’í World Centr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2.)
13．‘Abdu’l-Bahá,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Trans. Marzieh Gail.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7.) p. 24.
14．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States of Disarray: The Soci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KPC Group. 1995) pp. 106-109.
15．这样一个委员会，乃至世界立法机关本身可以用许多方法公平合理地确定所有国家的边界。尽管这任务可能十分艰巨，但它是建立新秩序过程中的重要部分。阿博都-巴哈写道：“只要那些卓越而高尚的统治者们——奉献和决心的光辉榜样，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凭着坚定意志和远见卓识，挺而奋起创建世界和平的大业，真文明的旗帜就会飘扬在世界的中心。他们必须把和平的大业当作大会商议的主题，尽一切方式和力量建立起世界超国联盟。他们必须订立一项有约束力的条约并达成盟约，其条款必须是合理、明确和不得违犯的。他们必须向全世界公布这盟约，并求得全人类的认可。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要将这项至高无上的伟业——世界和平与福祉的真正泉源——看作是极其神圣的。必须动员人类的一切力量来保证这个最伟大盟约的稳定和持久。在这个包罗万象的盟约里，每个国家的疆域和边界必须清楚划定，政府间关系的原则必须明文确立，所有国际协定和义务必须得到确认。同样，应该严格限制各国军事力量的规模，因为一旦某个国家扩军备战，势必引起其它国家的疑虑。这个庄严盟约的基本原则如此严明不误，以至于一旦某个政府违背了其中任何一项条款，全球所有其它政府必将群起而伐之。更有甚者，全人类还应决心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摧毁那个政府。只要将这个至灵疗法用于这个百病缠身的世界，就定能使它康复并永保太平。”同13，第64-65页。
‘Abdu’l-Bahá,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Trans. Marzieh Gail.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7.) pp. 64-65.
16．据《纽约时报》的报道，1994年美国的慈善捐赠数额增长了3.6％，达到1300亿美元。
17．“在国际语言的整个问题上……我们巴哈伊急切地期待着能尽快采用一种世界辅助语言；我们并不推荐某种语言去填补这一位置。如果世界各国政府都同意采用某种现成语言，或某种新的人工语言作为世界通用语言，我们会衷心拥护它，因为我们盼望能在人类统一过程中尽早实现这一步骤。”
Shoghi Effendi, Directives of the Guardian.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p.39.
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我们希望人们注意“辅助”一词。巴哈伊教义重视并提倡文化的多样性，而非单调一律。既然如此，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就不能指望强迫全世界使用某单一语言。相反，我们的设想是，各国和各民族依旧使用他们自已当地或本国语言，同时也被鼓励学习一种通用语言。无疑，世界各地所有的学校最终都会当作一门必修课来教授这样一种通用语言，但这丝毫无损于民族和地方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合情合理的运用表达。
18．巴哈欧拉在十九世纪后期写道：“世界各族人民将会采用同一种通用语言和同一种共用文字。若实现了这一点，那么，无论人们去到哪个城市，都会像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
Shoghi Effendi, trans.,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3.) p.250.
19．詹姆斯·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所作的一项“特别建议”中说，“单一永久货币”即使不能消除所有的，也能消除许多目前世界市场上与大量货币投机有关的动荡。考虑到在短时间内难以采用这种单一的世界货币，他建议，作为一种暂时性措施，可对外汇现货交易征收“国际统一税”。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A Tax o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ransac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70.
20．共同安全原则是巴哈欧拉一百多年前在给当时世界各国君王和首脑的信中提出的：“啊，地球的君王们，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你们间不和的风暴，你们的臣民才有安宁，倘若你们也和他们一样了解这点。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一国对它国发动战争，你们大家应该一起反对它，因为这显然是唯一公正的。”同18，第254页。
Shoghi Effendi, trans.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p.254.
21．The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Working Group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in its Second Half-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rvice, 1995.) p. 16.
22．Glenview Foundation, The Stassen Draft Charter for a New United Nations to Emerge from the Original, to Serve World Peace and Progress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 (Philadelphia: Glenview Foundation. 1985.)
Grenville Clark and Louis B. Sohn, 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Keith Hindell, “Reform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World Today: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Kingdom, Feb. 1992.) Vol. 48, No. 2. pp. 30-33.
John Logue, “New World Order Means Reformed UN”, World Federalist News, July 1992.
Benjamin B. Ferencz and Ken Keyes Jr., Planethood: The Key to Your Future. (Coos Bay, Oregon: Love Line Books. 1991.)
同1。
23．这并不是说要等到这支武装力量建立和布置完毕后才禁止这些武器。我们完全支持目前加强落实《防止核扩散条约》和坚决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步骤，也完全支持今后所有消除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努力。同样，我们也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限制和控制常规武器，如无差别攻击的地雷。同1。
24．Mahbub ul Haq, 1994年。他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主任的高级顾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人类发展年度报告”编写小组组长。近年来这些报告提出了对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新见解，包括人类安全的新概念。
25．Erskine Childers, ed. Challeng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a Safer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21-25.
26．John Huddleston, The Search for a Just Society. (Kidlington, Oxford: George Ronald. 1989.)
27．大约七十五年前，阿博都-巴哈为未来的世界法院提出了下列建议：“每个国家的国民大会——即议会——都应该选出二至三人，他们是该国的精英，通晓国际法和各国关系，了解当今这个世界人类的基本需求。这些代表的数目应该与该国居民的数量成比例。由国民大会——即议会——所选举的这些精英的当选必须得到上议院、国会、内阁以及总统或君主的认可，这样他们就成为全国及政府选举出来的代表了。由这些人组成世界最高法院，而这样做等于全人类在其中都有一个份额，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完全代表着各自的国家。无论是一致通过还是按多数原则通过，一旦最高法院对任何一个国际问题作出裁决，原告无可借口，被告也无从反对。若某国或某政府在执行最高法院无可辩驳的裁决时疏忽怠慢，其它国家势必会群起而攻之，因为世界所有政府和国家都支持最高法院。想一想，这样的基础该有多么坚实！可是，一个权能有限、常受掣肘的国际联盟，是不可能达到它应该和能够达到的目标的。”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ranslated by a Committee at the Bahá’í World Centre and by Marzieh Gail. (Great Britain: W & J Mackay Ltd. 1978.) pp. 306-307.
28．例如，目前该法院的管辖范围仅限于：1）根据特别协议由各方共同提交的案件；2）与生效中的条约或公约有关并按其规定须提交该法院裁决的事项；3）当事国业已确认必须提交该法院审理的国家间的法律纠纷。
Europa World Year Book 1994. Vol. I.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22.
29．同18，第260页。
“最根本和最迫切的需要是促进教育。如果这至为重要和基本的方面得不到推进，一个国家要想取得繁荣兴旺是不可想象的。民族衰弱和堕落的根本原因是愚昧无知。当今，人民大众对平常之事都一知半解，遑论要他们领会现时代重大问题的实质和复杂需求了。”同13，第109页。
“同样的区别在动物中也很明显：有些得到驯养和训练，其它的则仍处于野生状态。这清楚地证明自然的世界是不完美的，经过教化的世界才完美。也就是说，训练和文明将人类从自然界的危难之中解救出来。因此，教育是必要的和义务的。然而，教育的类型很多。如身体锻炼，使人强壮和健康发育。还有学校和大学提供的理解力和心智的教育。第三类教育是精神教育。人若吸入圣灵的气息，便会升华到道德的境界，为圣恩之光所指引。而只有通过那‘永在之太阳’的光芒和灵性的生机勃发才能达到这道德的境界。”
‘Abdu’l-Bahá, in a Talk delivered in St. Paul on 20 September 1912.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329-330.
30．各政府及伙伴须切记，物质均等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绝对平等只是一种妄想。即便真的实行起来，在其过程中的各个不同环节上，世界某些财富仍然必须重新分配。因为实际上越来越清楚，放纵的资本主义也无法提供答案。若干调整和再分配对促进物质公平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所得税从原则上讲是最公平合理的手段之一。还必须有一套机制来促进和管理个人与慈善组织自愿的财富分享。不过，恰恰是新秩序的组织体系必须能够提供均等的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机会。最终，对任何经济体制的最为紧要的调整乃是始发于人们内心和意识的道德调整。
31．成立全球环境基金（GEF）是正确道路上可取的第一步，从长远来看可能起到建设性作用。如果扩大其工作范围，重新界定其职责，它将是支持《二十一世纪议程》的基本手段之一。
32．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14-25 June 1993. Vienna-Austria.
33．对这一概念的进一步阐述可见于1995年2月由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处发表的宣言《人类的繁荣》：“意识”乃是人类的本质特征，而与意识联系最密切的活动，便是个人自行探求事实。探索人生存于世的目的的自由，以及发展那些能使探求成功的人性资质的自由，都需要得到保护。人必须有求知的自由。即便这种自由常被滥用，且滥用行径受到现时社会的极大鼓励，也丝毫无损于这天性本身的正当性。”
正是这一人类意识的特有动力，为《世界人权宣言》及各相关公约庄严载入并阐明多项人权提供了道义力量。人类意识行使的各个方面，包括普及教育、行动自由、获取信息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等，都需要受到国际社会明确的保障。同样要保障的，是思想与信仰自由（包括宗教自由），以及个人持有见解和适当发表这些见解的权利。
既然人类是合一且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诞生于其间的所有成员就都是交予这整体的信托。这一信托关系构成了大多数其它权利——主要是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权利——的道德基础；联合国各项法定文件也试图为这些权利立下相似的定义。这种信托关系包含了家庭及住所的安全、财产权和隐私权。而社会对人民的义务也伸延到提供就业机会、身心保健、社会保障、合理薪酬、休闲娱乐，以及社会个别成员的诸多其它合理需求。
这集体信托的原则，也使每个人都有权要求那些形成个人独特意识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受到本国以及国际法律的保护。就像基因库在人类生命及其自然环境所起的作用一样，人类经数千年成功积累的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对其集体成熟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一定要设法使其在全球一体化文明之中结出硕果。一方面，各地文化需要受到保护，以免被现时风行的物质主义扼杀。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必须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文明范式中互相交流，避免受到派性政治目的的操纵。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5.)中译本见《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年）第35-37页。
34．最终，尊重人权应从家庭做起：“世界各国好比一个家庭的各成员。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庭的放大，而将国家放大，那就是全人类。家庭环境也就是国家环境，家事也就是国家生活事务。如果家庭不和，成员都吵嘴打架、你争我夺、争风呷醋、寻机报复和贪小便宜，能对家庭的兴旺有益吗？不，它只会导致衰亡。世界这个大家庭同样如此，因为国家只是众多家庭的集合体。所以，就像纷争与失合会毁掉一个家庭，阻碍它的进步一样，国家也会因此遭受重创，进步受到阻碍。”
‘Abdu’l-Bahá,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alks Delivered by ‘Abdu’l-Bahá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1912. Comp. Howard MacNutt.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2.) p.157.
35．“一旦全人类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实现男女平等，战争的基础也就被彻底消除了。而这在没有平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所有的差别和不同都会助长不和与纠纷。男女平等的实现有助于战争的消除，因为妇女绝不会支持战争。含辛茹苦二十载，在渴望与爱中把儿子抚育成人，哪怕是为了防卫，母亲都不会把儿子送上战场当炮灰。毫无疑问，如果妇女获得平等的权利，人类社会就不会再有战争。”同上，第174-175页。
36．“我想重申的是，在女人和男人承认并实现平等以前，这里或任何地方的社会和政治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世界是由两个部分或两类成员所组成的：一个是女人，另一个是男人。除非这两个部分的力量均等，否则天下大同就无法做到，人类的快乐和幸福也无法实现。此乃上帝的意愿。”引自1912年5月2日阿博都-巴哈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对妇女俱乐部联盟的讲话。同34，第77页。
37．“过去的世界一直是被强力所支配的，男人凭借其身心两方面的更强有力和更富进攻性的品质统治着女人。但是这种平衡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力量越来越失去它的重要性，而女性所长的心理警觉和直觉以及爱心和乐于服务的精神品质正逐渐占据上风。因此，新时代将少一些阳刚，而更多地渗透女性的理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时代将是男女文明特质更加均衡的时代。”
‘Abdu’l-Bahá, quoted in John E. Esslemont, 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 p. 156., 4th rev. ed., 1976, Wilmette: Bahá’í Books, published by Pyramid Publications for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38．妇女和女童应该享有比男人和男童更优先的受教育权，这是巴哈伊教义一贯倡导的原则。阿博都-巴哈在1912年曾说过：“在颂扬人类一体性时（巴哈欧拉）教谕，在上帝眼里，男女是平等的，没有分别。现在他们之间仅有的差异是由于教育和训练的不足造成的。如果妇女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男女有差别和妇女低人一等的认识将消失……而且，妇女的教育比男子的教育更重要，因为她们是人类的母亲，而母亲养育子女。母亲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因此，为了能教育好子女，她们必须受到足够好的教育和训练。巴哈欧拉著作中有许多地方都谈到这一问题。
“他主张男女接受同样的教育。女儿和儿子应该学习同样的课程，以促进两性的团结。”
同34，第174-175页。
39．Lawrence H. Summers, 世界银行副总裁及首席经济学家, Vice President & Chief Economist for the World Bank, Investing in All the People. 1992. Also, USAID. 1989. Technical Reports i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Making the Case for the Gender Variable: Women and the Wealth and Well-being of Nations. Offic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40．同27，第302页。
41．《内罗毕妇女进步前瞻性战略》，于1985年7月15日至2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平等、发展与和平——回顾与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大会”上通过。
42．同27，第303页。
43．题为《向着一个全球性道德》的宗教联合宣言，由出席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的世界各主要宗教和精神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共同制定。它指出，在全球道德的问题上，世界各宗教确实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点。宣言中讲到，“我们肯定，各宗教教义中有一套共通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构成了全球性道德的基础……在世界各宗教教义中我们都能发现渊远流长的人类行为指导原则，而这些原则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
44．黄金律，教谕“你愿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以各种形式在世界所有伟大宗教中一再强调。
· 佛教：“勿以会伤害自己的方式去伤害别人。”Udana-Varqa, 5:18。
· 琐罗亚斯德教：“对已不利者勿施于人，其性善。”Dadistan-i Dinik, 94:5。
· 犹太教：“勿将你所憎恶的，施于同伴，这是全部法则，其他都是注解。”《塔木德经》“安息日”第31节之一。
· 印度教：“此乃全部为人之真谛：你想别人怎样对你，你也要怎样对人。别对邻居做那些你不愿他接着会对你做的事。”《摩呵婆罗多》。
· 基督教：“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也要同样对别人。”《路加福音》6:31。
· 伊斯兰教：“除非你为兄弟期盼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便不是信徒。”逊奈。
· 道教：好人“应悲悯他人恶意之性向；以人之所有为己之所有，同理，以人之所失为己之所失。”The Thai-shang。
· 道家：善人“宜悯人之凶；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太上感应篇》
· 儒教：“此诚为仁义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第15章第23节。
· 儒家：“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第15章第24节。
· 巴哈伊信仰：“凡自己不愿意的，勿施加给别人；凡自己做不到的，勿予承诺。”《巴哈欧拉圣典选集》。
45．同6，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第202页。
46．Bahá’u’lláh. The Proclamation of Bahá’u’lláh.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8.) p.113.
47．Bahá’u’lláh, Tablets of Bahá’u’lláh.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ranslated by Habib Taherzadeh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Committee at the Bahá’í World Centr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82.) p.167.
48．全球统制委员会写道：“鉴于这个世界面临着必须对新世纪前夕所出现的种种挑战作出开明的反应，我们对于人类事务普遍缺乏领导感到忧虑。在国家、地方和国际层面上，在各类社团和国际组织，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世界都需要可靠的和持续连贯的领导。
“世界所需要的领导必须能够预先策动，而不只是被动应付；必须富有灵感，而不单照章办事；必须能高瞻远瞩，为后代栽树。它所需要的领导人必须由洞察力而致坚定，由道德观而达持久，凭不注重来届选举而着眼将来的政治勇气而能坦白于公众。
“这样的领导职责不能局限于一国一地。它必须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它必须延伸到更广大的民众，充满对他人的关心和天下一家的责任感。”
同5，第353页。
49．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p. 7.
谢选骏：思想主权构成了“所有国家的转折点”
谢选骏指出：上文吹捧联合国这个论坛为“所有国家的转折点”，却不懂得它所期待的统一全球语言、统一全球货币等等，都是全球政府的职能，绝非联合国可以成就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需要一个思想主权的转折——让全球政府构成了“所有国家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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