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球语言的统一趋势正在加速

《别介意你的英语有口音》（伊兰·斯塔文斯 2023年2月22日）报道：

移民辩论通常关注我们应该欢迎什么样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有些人甚至争辩说，多元文化主义淡化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这个国家的精粹正在以某种方式消失。但移民绝非破坏美国的实验，移民通过引入新的思想、美食和艺术来增强我们的文化。移民还使英语变得更加丰富。

当新移民掌握一门新语言时，他们会将母语词典中的单词借给我们其他人。例如，英语，或者我们应该就叫它美语，从其他语言中借用了许多词来命名我们许多人喜爱的食物。意大利人给了我们pizza（披萨）和spaghetti（意大利面），我们从西班牙语中借来了taco（塔可饼）、burrito（卷饼）和churros（油条）。

中国移民带来了chopsticks（筷子），而我们用来涂满热狗、汉堡和薯条的ketchup（番茄酱）据信源自一个中文词。爱尔兰移民带来了hooligan（流氓）、phony（假）和galore（大流氓）——我们从意第绪语中得到了chutzpah（放肆）和schlep（负重前行）这两个词。diva（名伶）、tornado（龙卷风）和tycoon（台风）等词也来自其他语言。

每天都会出现几十个新单词，而旧单词会被推到一边，为新单词腾出空间。有些外来词的寿命很短；有些则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能存在多久可能取决于同化过程——一个群体进入中产阶级所需的时间以及该群体与其根源的联系。

当然，美语不仅仅大量借鉴了来自远方的英语。kayak（皮划艇）、chipmunk（金花鼠）、tobacco（烟草）和hurricane（飓风）等词源自大约300种美洲原住民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语言在我们大多数祖先到来之前很久就存在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州的名字源于美洲原住民。我想起了诗人娜塔莉·迪亚兹的诗句：

莱纳佩人给了我们曼哈顿一词。

就算手表也必须上弦。

如果都没有人问，

原住民去了哪里？

一个世纪如何更始，一颗心如何挽留。

鉴于我们总是吸纳大量的新东西，开国元勋对我们今天的语言可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确信，美国英语需要一个联邦政府资助的美国版法语学院，以防人们使用的语言“走向没落”。1780年，他提出了建造该学院的策略。但托马斯·杰斐逊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试图保护美洲原住民语言，人们还将belittle（贬低）和pedicure（修脚）等词汇的引入归功于他。他认为，一种语言有自己的生存机制。

幸运的是，亚当斯是失败的一方。美语是民有、民享、民治的，它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感觉来使用它，因为语言往往是由内心情感塑造的。当然，每种语言都有权威，主要是父母、教育家、语言学者和字典。

我们的奠基词典——诺亚·韦伯斯特的《美国英语词典》——于1828年出版时只收录7万个单词。为了能被接受，词语必须符合特定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韦氏词典》，一部包含超过1500万条单词示例的商务词库。它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就像其他语言的字典一样。也就是说，《韦氏词典》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说话。事实正好相反：母语人士和移民都能决定字典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作为一名墨西哥移民，我经常惊讶于过去450年的历史中，美语如何变得具有惊人的可塑性。它通过学习过去来重新调整自己。它必须继续这样做。不要放弃你的口音！不要失去你的移民语言遗产！作为一名移民，我很喜欢听口音，尤其是那些掌握了美语但还保留着母语优美痕迹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对一些人来说，说英语并不是一种自愿选择。移民有时会觉得，为了归属感，他们必须压制自己的语言。纵观历史，曾经有儿童因为说母语而受到体罚或歧视的情况。

我最近偶然看到NPR的一集《我们来自哪里》(Where We Come From)，第三代华裔美国人艾米丽·邝（音）在节目中讨论了她如何适应自己的华裔身份。她的父亲在上幼儿园之前一直说普通话，后来被迫说英语。他解释说，融入社会的需求激发了他想说流利英语的愿望，他忘记了如何说自己的母语。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家庭失去了他们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艾米莉·狄金森认为，话语在被说出的那一刻就有了新的、不引人注意的生命。虽然美语可以被视为对世界各地其它文化生存的威胁，但在我们的国家，它是一种有助于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情况下。移民可以帮助我们重振我们多姿多彩的语言。

谢选骏指出：一个墨西哥人，为何鼓吹“别介意你的英语有口音”？因为他每天都有千百万同胞源源不断地偷渡美国、摧毁美国的语言文化！这促使全球语言的统一趋势正在加速！

《我们所说的语言终将灭绝》（SARA GOUDARZI 2020年8月13日）报道：

“我们没法打网球，因为你没有网。”

当时我正站在康涅狄格州布里斯托尔市郊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隔壁的男孩埃里克对我说道。拿着两支球拍的我觉得自己的脸发热。然后，愤怒的情绪在我刚满10岁的身躯里蔓延，我爆发了。

“我没有网？”我喊道。“我没有网？”为了增强效果，我又重复了一遍。“你才没有网。你爸没有网。你妈没有网。”我继续说道，用我以为的侮辱人的话来炮轰他。我想戳到他的痛处——他的家人，这是我们伊朗人爱用的策略。我只需要让我的玩伴知道，我有的是网。

埃里克傻眼了。他承认，他家的确没有网球场，也没有球网，但他看起来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对他家的这个不足火冒三丈。

出于一些至今仍不明白的原因，作为一个刚到美国、英语词汇有限的人，我以为“网”(net)指的是“礼貌”(manners)。埃里克不想跟我玩是因为我没礼貌。怒气冲冲地回到家，来美近十年的哥哥指出，是我搞错了。

我们用来收发信息、思想和情感的语言，往往难以胜任。即使我们操同一种语言，相互理解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此外，使用外语进行交流所带来的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搞笑，在情景喜剧的编剧那里并不陌生。

当我和父母抵达内罗毕时，肯尼亚的电视上有意思的节目不多。作为少年初长成的我，那是三年内踏上的第三块大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有两个晚上播出的频道，我想看的节目很少，《请讲普通话》(Mind Your Language)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部英国情景喜剧，故事发生在一个成人学习班，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教一群来自中国、印度、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学生。

在第一集有一幕，一个即将入学的学生对女校长说“打扰”(excuse me)，结果说成了“捏我”(squeeze me)。他看着课纲，对她说，“我要跳起来就像你的蠢大巴车一样展开。”（他本意是说，我希望能像课纲上说的这样修这门课。——译注）

在肯尼亚的学校里，我得知法式炸薯条是chips，橡皮擦是rubber。（回到美国后，一次在高中课堂上，我大声找人借rubber [保险套——译注]，结果引来长时间的沉默。）尽管我在内罗毕和新泽西的高中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发现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一次对美国男友说我热得快死了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件事。他真诚地回答我：“不，你不会死。”那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母语，也就是用摇篮曲哺育了我最初的梦境的那种语言，天生就具有戏剧性。前几年，我拆解了波斯语中用来代替再见的一个短语“ghorboonat beram”，然后才意识到它的字面意思是“我愿为你牺牲自己”。

到了刚成年的时候，英语已经成为我的主要语言，在我的大脑中占据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波斯语被逼到一个很小的角落，以至于有时会让我担心。失去这种联系，或者这种联系被削弱，会让人感到毁灭性的打击。但事实证明，一种语言并不会从你的脑海中溜走。事实上，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母语会在婴儿的大脑中创造神经模式，即使不使用这种语言，这些模式也会伴随着我们。

几年前，我在白天睡着了——这种事就像日食一样罕见——醒来后，我迷迷糊糊地问丈夫现在几点了。“Saat chande?”我用波斯语问，这种语言他只懂几个词。他一脸茫然。我又慌乱地重复了一遍：“Saat chande?”在半睡半醒的困惑时刻，我求助于那种让我感到安全的语言，那种在我的大脑中刻下印记的语言。

我父母都来自伊朗西部的一个地区。在那个名叫洛雷斯坦省的地方，方言中的一些单词和短语和波斯语中的对应用语不太一样，有时会显得更有趣、更尖锐、更强烈。我喜欢这些词，并把它们与笑声和茶香以及祖母家的夏天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在10岁之前就离开了伊朗，所以忘记了不是所有伊朗人都知道这些词。有时，我和身在纽约的伊朗朋友说话时使用它们。我曾经用“gamelas”这个词来指一个懒惰或无能的人，但我无法翻译它。它不仅仅意味着懒惰；而是一种感觉，真的，要放到文化背景里去考量。我笑了，因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词。但朋友们用好奇的眼神看着我，等待着我来翻译这个对我来说是我们的母语的词。但它不是我们的母语。这是我的母语，是英语、波斯语和洛雷的一种博鲁杰尔迪(Borujerdi)方言（我其实说得也根本不算流利）构成的同心圆，中心是所有这一切的独特混合体。这也是我的五口之家的语言，现在只剩下四口人。一种将要灭绝的语言。

这就是语言。虽然我们可以给每种语言都起一个名字，但实际上没有两个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在寻求被理解的过程中，我们紧紧抓住一种被我们视为共同的语言，就像在表达的汪洋大海中抓住的救生筏，我们经常抛弃旧的词语和谚语，为新的词语腾出空间。随着旧的词语在大海中漂流渐远，它们对我们来说就像现在的德黑兰对我一样陌生。它们是我们的“ghorbooni”——牺牲品，是我们为了得到认可、求得发展而放弃的东西。就好像我必须放弃波斯语才能彻底学会英语。

但是，尽管这些文字可能会消失，或者只占据大脑的一小部分，它们仍然潜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而那些感觉，嗯，“gamelas”，总会让我发笑，即使我不太记得到底是为什么。

谢选骏指出：到目前为止，最古老的书面语言也不过只能幸存一两千年，何况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这样的俚俗口语？所以说“一切语言终将灭绝”也绝不会错。难怪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一种全球语言起来取代现行的所有语言，统一人类的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