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何维凌及那个年代》（仲维光 2020年8月9日）报道：
1.
我可以说是何维凌相当熟识的朋友，因为我们相识于七十年代初，来往到八十年代中期，交往时几乎是无话不谈。为此，半年前一位友人告诉我，在何维凌去世二十五年后，香港新出版了一本何维凌生前的文集。另一位也认识何维凌的老友则来信告诉我他写了回忆的文字，并且说，他从和我的交往中感到，与我对其他六六年以前的大学生的看法相比，我对何维凌是另眼相看的，并且问我，是否我的确觉得何维凌是个人才。我回信告他，其一，这个另眼，只是相对于那批大学生中的别的人而已。因为那批大学生绝大多数知识框架和精神都已经被“真理部”彻底改造，基本上都不堪看、不堪与言，而何维凌居然还能来往，但是也不过仅此而已。
其二说他是人才，当然细想也说得过去，因为把他和陈一谘、金观涛们比，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后者如我前所言，根本不能对话，因为几乎没有阅读能力、研究能力，也就是既无学养又无思想，他们二十岁前受的教育造成了终生没有改变和进步。而何维凌却不一样，他不仅可以和那时我们那些带有强烈反叛倾向的中学生对话，而且也还是在不断地有变化。可能这就是区别吧。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彻底丧失掉人生与来的基本敏感，针刺到肉，还有一定的正常社会的反应，而不是那类彻头彻尾的真理部后代的革命性的迂腐反应。
我这样说绝对不是苛刻，因为在我们这两代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感到自己政治上的困惑及压力束缚是容易的，而感到精神上的内在的禁锢，无法容忍则更为根本，且不仅需要智力和感觉，也需要生活的勇气。而这就是我们那批老中学生中的反叛的原因，我们感到的不仅是政治，而且更强烈地感到的是在思想方法和精神上受到的欺骗，感到过去不仅被欺骗，而且自欺欺人，为此对自己，对社会，甚至对世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怀疑。说到底就是，过去的一切已经不能够满足自己，一定要挣脱它、抛弃它。而这种反叛，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我想，金观涛们，乃至陈一谘、陈子明们是不会否认这一点的。而这就是我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这样的反叛是根本性的，是一个有感觉的人的必然的结果。可在那批老大学生，以及在我们这代中学生的大多数人中，对于表面的、政治上的窒息，即明确地对专制有强烈地反抗感觉的就已经不多，而在精神上内在地对自己的被异化感到厌恶和痛苦的就更少了。
2.
谈到评价何维凌，我当然同时也审视自己。
我其实是远比那两位朋友认识何维凌更早，也和何维凌更熟识。那两位朋友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在所谓改革潮流中认识何维凌的，而我则是在七十年代初期。
七十年代初期，他经常来我这儿。我住的灵境胡同九十七号的小屋，因为交通方便，来往经过西单的人，三教九流，无论是买东西还是到西城办事，都顺脚到我那里一叙。可“观察渗透着理论”，人对人的评价大约就更是如此。观察评价一个人不仅渗透着思想理论的倾向而且很多时候更是夹杂着个人感情，甚至对评价对象的扬或抑，都和评价者个人紧密关联。捧对方，还是贬对方很多时候都和评价者对自己的褒贬相关。就此来说，人其实真的是很可怜的动物。
为此，我对何维凌的看法，我常常问自己是否也是如此。因为我本来对六六年以前的那代大学生极为看低，认为那代人从里到外都是真理部培养的思想和情操，如金观涛、温元凯们，几乎没看到有反叛，有对自己的过去有反省的人。何维凌其实也是如此，他没有反叛过。可是他和我，以及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中学生，当时处于青春反叛期的少年交往很多，而且如鱼得水，双方并没有觉得有很多隔阂。所以究竟他是属于老大学生中的另类，还是另外有因？也就是因为和我们有来往，我们就高评了他，这个疑问一直留在心底。
现在，那位朋友在给我的信中问我，是否我对他是另眼相看，这就更让我检查自己，对他的评价到底是什么：这也就是说，何维凌是位有思想、有才气、有抱负的人，还是也不过是真理部培养出来的一代？亦或他能够和我们这些充满反叛的少年对话来往，不过是因为有更多的反应机敏且灵活包容的高级市侩气？为此，对何维凌的重新思索居然开启了我一直觉得那是很以后的事情的回忆反思文字。
3．
最早听说何维凌的时候是六七年底，北大出了一个新的战斗组，贴出一篇有些脱格的大字报，“共产青年学会成立宣言”，说是对流行的顶峰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此，这个小组的成员立即被逮捕。这其实真的是那个可怜的时代，我们这两代青少年可怜、弱智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居然认为一件事情还要发展，就算是有思想、异端了！
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早已经被共产党真理部的双机构，宣传部和教育部教育得没了思维能力也没了想象力。其实不仅是何维凌们，而且六六年的遇罗克，六七年的杨小凯，以及在此前后在大学生或中学生出现的所谓理论性的文章，都至多不过是借助点毛泽东年轻时代的新民学会的皮毛，而更多的借助马克思传记中看到的马克思早期的皮毛就被惊为天人。何维凌们的这个战斗组正是模仿毛泽东早期青年时期组织的“新民学会”，但是在六七年底，的确已经比我们这些人超前了。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居然已经不仅只是思考眼前的文革政治问题，而且居然想了那些和自己看来无关的问题。所以最初听到何维凌的名字，对于我们这些限于课堂书本，还是孩子的学生来说，已经觉得很“神”了。大约也正是在那期间，我也开始觉悟，由在学习成绩不愿意输人，开始在人生的思索上、思想上不愿意输人，而希望或者开始渴望更多地修养自己，打开自己的眼界。所以何维凌们，包括清华的四一四思潮的争论，中学中的四三派思潮问题，都成了我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关注也只是关注，何维凌们提出的问题，毕竟没有遇罗克当时提出的问题更触动我们根本的情绪和思想，所以这个关注只是觉得何维凌们有些超前，但是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再后来听说师大女附中的几位朋友，通过北大附中的闫恒和何维凌那个圈子的人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认识，为此开始更多地知道他。但是这已经是插队后的事情了，大约是六九年底，第一次由农村回北京过冬天的时候从耳边吹过的。
何维凌的名字和我直接有关系大约是我七二年转回北京之后。有一天我曾经的清华附中初中乒乓球队的队友，比我低一年级的赵乃人来找我，问我知道何维凌吗？说他和何维凌很熟，他们在聊天中说到我，何维凌说想认识我，问我是否想认识他。
谈到赵乃人，要加几句。这是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中的时候的酒肉朋友。低我一级，六二年考入清华附中，在当时的清华附中可谓是有名的花花公子。赵乃人的父亲赵文清，曾经留学日本，自开眼科诊所。那个时候，他在北京首次引用日本的方法为人割制双眼皮，为此包括赵乃人在内，有几个同学到他那里割制了双眼皮。所以赵乃人家的经济很富裕。我那时是校乒乓球队的队长，他是我一手拉进乒乓球队来的，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吃喝。六五年他初中毕业没有考上本校，而考到了二十六中。文革中因为打架、拍婆子等被作为作风不好的流氓而在崇文区万人大会上被揪斗批判，并且送到了拘留所，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因为共产青年学会而被关押的何维凌。
那个时候，我对认识老大学生已经没了兴趣，赵乃人为此又特别为我介绍说，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何维凌，文革前在上海是作为天才少年考入北大的。他虽然学的是物理，可是文学根底极好，尤其是古文及古诗词。为了让我相信，赵乃人还对我说，他父亲也很器重何维凌的古文造诣。他之所以搬来他父亲的评价，是因为他知道我对他父亲很佩服。他父亲赵文清在自己的诊所中悬挂了一幅自书的曹操的短歌行楷书，六三年，我陪朋友到他那里看眼睛的时候看到，由于那位朋友的影响，不仅那幅字，而且他父亲的修养根底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曾经多次对乃人说，真没想到你父亲写得如此一手俊秀书法。
赵乃人还介绍说，何维凌因为政治问题分配不出去，反而暂时留在了北京，在郊区的北大分校，这个人很有些想法和政治抱负，希望更多地结交朋友，由于前几年留下的好奇，我也很想了解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为此竟然有些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觉，我很高兴地请赵乃人便时带他来。
和何维凌的第一次见面大约是七二年冬天、或七三年初，因为第一面的印象依然还在眼前，他穿着一双半筒冬季皮靴。在那个年头，这只是我们中学生中赶时髦的人才穿。它之所以给我印象很深，是因为穿在何维凌脚上，虽然是一双时髦靴子，可是你看到的不是油光水滑的皮靴，而是未加修饰的朴实，他的衣着也是如此，似乎讲究，却让你感到不修边幅。老而不朽、滑而不腻，甚至有些不俗不雅、不伦不类。这就是何维凌给我的第一印象，这个印象似乎一直保持到今天。几年前我看到网上一篇回忆八六年与他在华盛顿交往时情况的文章，文章中配有一张何维凌带着礼帽的照片，我立即对旁边的人说，这就是我七二年见何维凌的印象，故作高雅的装束，却不让你只是感到土俗，而是觉得有些滑稽，这不过是骇世惊俗没有做的恰到好处而已。
何维凌此后经常到我居住的灵境胡同九十七号小屋。那是一间不到十米的小屋。那个小四合院，本是一位老中医的私产，文革充公，他们家住在北房三间中。南房两间和与我这间东房相对的西房是一位工人干部，他因为文革而搬到了这几间房中。那年月，有了一间和家里分开的小屋简直像是有了天堂。不仅自己可以孤独存在，而且来朋友瞎扯也方便，所以何维凌凡是到西单的时候几乎经常来我这里聊天。
我那个时候由于在此前的两年在内部书店买到了一批科学哲学类的翻译书，例如莱辛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尼尔斯·波尔《原子物理哲学论文集》及续集、麦克斯·波恩《现代物理学因果关系论文集》、罗素的《哲学问题》、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等书，所以已经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物理哲学，知道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以及相对论物理理论和认识论问题紧密相连，为此，我已经开始自学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所以遇见何维凌，我首先是想看看何维凌能够在物理、数学上对我有哪些帮助，他了解多少当代物理哲学，其次才是其它的文学历史问题。但是坦率说，和何维凌可聊的内容并不多，在所有上述几方面我都没有兴趣和他多聊。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政治。因为在物理上，我发现他对现代物理学及其带来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兴趣，尤其是在认识论问题上，现代物理学和马克思唯物论的根本区别，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这个没有注意到不是指他不知道，而是这些理论的思想并没有吸引他，让他感到激动。为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只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学过物理的学生。可能他的学业成绩很好，但是更多的就没有了，他没有显示出任何对物理学及其哲学思想的特殊的热爱。而这就让我对他的所谓“才气”小看了几分，因为现代物理学中的内容，甚至那些当代物理学家的思想和生活轶事，真的是让人感到心神动荡、满口生香的谈话内容。
我常说，读理论物理不仅是思想上最着力的著作，而且其思想韵律根本就是诗一样神韵。而正是在这方面，我从七十年代初期自学物理，到八十年代初彻底完成理论物理课程，再到其后做完关于爱因斯坦量子论研究的论文，翻译了爱因斯坦传，一路走来，我和五十年代初期，北大数学系肄业的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一直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问题。可何维凌这位到文化大革命时已经是念完大学四年级课程的物理系学生，从我七十年代初期还只是自学大一课程的时候，就不是我的谈话对象，到我八十年代初期重新和他见面聊天的时候，他就更只有听我谈了。
在其它方面，哲学上由于那时候我已经走出马克思主义，而他的眼界及语言方式却都还没有超出那个社会的一般话语范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范畴，所以我和他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而于古文、中国历史，也只是泛泛，远没有我几乎也是在那时候结交的同事，八十六中的历史教师赵葆禹有味儿、地道。
谈到赵葆禹是非常值得加上几笔的。他是北大六零年历史系毕业，是我的忘年交，虽然是革命烈士出身，可很有些魏晋文人气韵，他坐在那里就是一樽陈年老酒。那个时候，他经常到我那里跟我谈古论今，讲述陈寅恪、邓之诚、邓广铭、向达、周一良、岑仲勉等人轶事。批林批孔的时候，我问他，周一良如何？他只回了一句，他在解放后从来没有挨过整，你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七六年四五期间，我问他如何看周恩来，他又是只一句，历代宰相有如此下作的吗？四五镇压清场后他说，这是客气的，用棍棒，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上是绞肉机啊！七二年我到扬州的时候化二十元钱买到一套清末版的胡三省批《资治通鉴》，于是就把我此前有的不全的十一本平装本送给了他，从此我们也就更多了聊的题目。所以有赵葆禹在，使我可以谈中国史、中国文化的人大为减少……。可惜这样不凡的人一辈子不得伸展，五十四岁壮年辞世。
至于何维凌被别人称道的诗词，那时我看了，觉得的确比我们中学生中流传的要好，但是也不觉得好到哪儿去。他在用词遣句上确实比我的同辈，如史保嘉的诗词要丰富和工正，但是他的诗词却没有任何才气，是“码”在那里的，现在出版的这本《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上录下的何维凌的诗词，也可以看出这个特色，是一种文字的堆积。而正是在这点上史保嘉写的几首诗词倒是让我惊异，虽然文字粗疏，但是却让人感到是即兴说出来，流露出来的感受，很有些灵气。那时我也已经很下功夫地大量阅读和背诵了不少古典诗词，但是保嘉的诗词让我停止了去试着码字的念头。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字修养，且没有那种能够即兴流出来的高质量的文字的能力，那就是献丑。人为什么要自己出自己的丑呢？与其如此不如还是退而花力气、仔细地读、背的好。我总是想，文字如酿酒，到了我文字修养、文思足够满而必须溢出来为诗的时候再写诗吧。自然这一天直到现在也没来……。这或许也如我的书法练习，化了几年功夫，有功无性、神采不生。但是有一点，犹如书法，在我阅读背诵中，我的鉴赏力也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提高。所以何维凌的诗词，我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至于秦德君看好他，我当然也相信，因为在那年头，在受到的可怜的教育的我们那两代人中，尤其是秦德君能够碰到的那些大学生中，何维凌这样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对于那个年代大家都喜欢谈的翻译小说、诗歌，好友潘婧（潘青萍）的回忆文章中曾经谈到六九年底的何维凌，何维凌慷慨激昂地谈那些带有革命性、教条性的翻译小说，让小姑娘们惊异地看着他。可我遇到他是在三年后。到了七二年，我们这代人不仅早已经告别了马克思传、斯巴达克斯、牛虻等小说，而且几乎已经看遍了中国那点可怜而有限的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作品、内部读物。在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初期，所谓北京中学生的知识沙龙中，我喜欢和潘青萍、老羊（宋海泉）、于友泽、孙康（后来朦胧诗潮流中的江河、方含）、栗世铮（笔名多多）聊，因为他们经常在北京，总有些我没有看到的作品，以及不俗的，带有生命跃动的、好像在星空中闪烁的反叛性看法，而何维凌的看法到那时却是已经落伍了。
在那时，谈知识追求、做人，友情交往我则更有高王凌、黄大地，戴建中和葛维钧等，谈哲学，因为那时我在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道路上刚刚起步，所以老羊可以对话，而真正能够往深里谈，并且我觉得谈的套路是在行市的则又是只有大我们二十多岁的马元德先生。老马兴趣广泛，经历过四九年前后的北京，懂得三四门外国语言，真的是可谈的内容很多，数学、物理、外语、诗歌、音乐，甚至那时我们都有兴趣的性学。现在想来，我能够和赵葆禹、马元德谈得来，而这两位都是比我大一二十岁的人，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谈话的内容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框架和背景上——所以味儿正，我们有聊不完的话。他们的知识虽然老，可是让你感到新颖，其实也是货真价实的新颖。因为西方所有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所谓新，都没有超出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在各个领域的突破的基本思想基础。就思想史来说和物理史一样，二十世纪后半期没有任何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此外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受的是彻底意识形态化的教育，那个“年月”——七十年代的新，不过是你不知道的“旧”。但是何维凌却不是，他的知识框架始终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不仅在七十年代初期他的谈话让我感到陈腐，而且他们那些人在八十年代讨论和推崇的所谓“新”也依然是“旧”东西，不过加了两笔别的颜色而已。
谈在知识框架上，我还必须要说的是，我认识何维凌后，很快就发现，他不是个肯在知识上下功夫的人，他热衷于政治、喜欢时事，对思想学术浅尝辄止。所以我们的神交只在于我们俩都不是安分的人，都有骇世惊俗的冲动。当然也正因为此，我在何维凌的朋友群中，也只是他用来感觉社会动态的一角。而这也是他这个人的一大长处：尽管他知道你对他的“事业”暂时没用，可三教九流他都用心交往。也正是这一点，我认为他还算是个江湖中的性情之人。
我和他在那个时代能够经常交往见面，一个原因是那年代社会忘记了我们，我们自己的时间很多，另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在政治上发生的事情很多，从林彪事件到批林批孔，从邓小平出山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有的是小道消息和传闻及推测供打听、传播和闲聊。况且还有数不尽的当时中学生和大学生中的各类人事是非，以及花边消息。
七十年代接触的印象是，何维凌不是一位被真理部彻底把“性格”也异化了的老大学生，他身上充满活力，充满了时刻准备捕捉各种机会的感觉，可他实在不是一位知识人，一位能够在精神上散发着才华的人。在潘青萍和我看来，他的精神甚至可说是很平庸。而现在，四十年后我再回过头来评价他，他可以说是真理部培养的第二代人中的一位有野心，很机敏的野心家，他把传统的仕途思想融合到真理部的接班思想中，一心要爬上这个社会的顶层。就此来说，至多是一位很类似于《一九八四》中那几位聪明地为真理部工作的人。为此，一九七六年所谓粉粹四人帮后，我们七十年代的交往就中断了，因为党和那个社会回归了所谓正常，何维凌们为此也重新有了另外一个领域可以驰骋，他们不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感觉，以及和我们这些在草丛中闪烁的人物更多地来往了。
4.
有几年没有见何维凌，因为体制为他们这些本来就不准备反党的人开了门。这尤其是反映在当年我们那些中学生看不上的那群老大学生身上。他们终于回到了自己本来的路上，在体制外则是越来越清楚地只留下那些血液中就和这个体制无法相容的人，反体制的人。
那几年虽然没有见到何维凌，但是他的消息却常有。先是知道，他娶了秦德君的女儿。我听到的是，因为秦德君看到他写的古诗词，而认为他有才气，所以立即决定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于是何维凌，这个自上海到北京的平民子弟，就入了赘，进入了秦家。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但是我再见何维凌的时候却是到木樨地二十二号楼，北京最早修建的高层部长楼，他岳母分到的房子。
这件事，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据何维凌自己说，那是他和邓朴方偶然谈到，邓朴方回家对邓小平提起秦德君住处狭小后，由于邓小平很是知道这位四川老乡，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批给的。但是我对此不是很信，因为秦德君的不安分和能量，是不需要何维凌的帮助的。
乃人告诉我说，秦德君的女儿郭秋姮是北京有名的圈子，被关押过，是秦德君决定把二女儿郭秋姮嫁给何维凌的。乃人同时告诉我，这秦德君是政协委员，三十年代前后是有名的风流女人。这些都是听说，何维凌究竟是如何认识郭秋姮并和她结婚的，似乎回忆的文字没有人记述，我也没问过朋友。但是何维凌的岳母秦德君，我却当时的确就找过经历过三十年代的老人打听过。因为那个时候不仅没有现在的网络资讯的方便，而且图书文字资料也不是随便就能够到图书馆去查阅的。对三十年代的情况的了解，只有凭口传。就在那前后，恰好共产党的名作家茅盾去世，留下了很多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谜一样的秦德君日益清晰。而这个谈资，后来不甘寂寞，亦非等闲之辈的秦德君则更是又为其添油加醋、推波助澜，有目的地让大家知道。
秦德君何许人？我最初听到的时候，朋友对我说是一位政协人士，党的所谓外围，但是一直为党工作，三、四十年代凭籍自己的姿色不断嫁人，周旋于国民党上层，救了很多共产党人。所以共产党把她提为政协委员，她和共产党高层交往很深。
一九八五年四月，秦德君在香港《廣角鏡》月刊上發表“我與茅盾的一段情”，这篇东西国内很快就知道，但是依然没有改变我们那时讹传的那个轮廓。何维凌遇难后，九四年我回国，潘青萍（笔名潘婧）托我带出她写的关于文革中四封信的“心路历程”一文，在海外发表的时候，我们谈到秦德君，她所知也还是不多。直到近年网路资讯发达才真的把这段不难弄清的公案厘清。而了解秦德君，对认识、定位何维凌是有帮助的，所以在此多赘几笔。
秦德君生于一九零六年四川重庆忠县。据说生下来她父亲不认，把她母亲和她轰出家门。她自己说二零年，虚岁十五岁的时候酒醉，被穆济波强奸，穆济波二十年代也是共产党，后来专心于教育。那之后秦德君与穆济波一起生活了七年，有两个孩子。她说穆济波是个衣冠禽兽，但是据与穆济波相熟的人说，穆济波学问好、有人性，三个孩子都是他一手带大的。我们现在使用的“语文”一词，就是在他的建议下使用并且流行起来的。
二六年秦德君重逢一九年在成都参加学运时认识的共产党员刘伯坚。刘伯坚就是著有“带镣长街行”，在三五年处死的那位著名的革命烈士。这个时候的刘伯坚随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并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人爱火重燃，于是秦德君红杏出墙，又生下私生女。这个孩子其后也一直为穆济波所养育。据穆济波说，二七年秦德君和一位飞行员私奔到上海，又被飞行员抛弃。他其后一直带着三个孩子到处寻找她。
秦德君到上海后，因为去日本而认识茅盾，同船到了日本，于是再次产生爱情，和茅盾同居两年并且为茅盾堕胎。三一年返回上海后，茅盾经不住家庭压力而离开秦德君，返回原配妻子身旁。此后二二年入党的秦德君为了革命事业，又再嫁四川军阀王心卫，成了军官太太。三八年再次弃家出走，由成都前往重庆。四零年再嫁国民党中央委员，留学过法国的郭春涛，从此成为成都社会的名媛。四十年代秦德君与郭春涛参与了民联、民革的创建，四九年后郭春涛出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于五零年因病去世。而秦德君由于其复杂的经历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审查并被关进监狱，直到七五年才出狱。九九年一月去世，终年九十四岁。
秦德君之所以八五年在香港发表那篇与茅盾的一段情的文章，据说是因为茅盾晚年发表的回忆录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及秦德君，及当时的这段情事，这让秦德君大怒，而特别重写了这段旧事。
秦德君的一生经历大约可以说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什么类型的人，何维凌后来的十年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空气中生活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去木樨地二十二楼找何维凌的时候，真的是“莫道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高门大户，门铃响后，开门的是一位婀娜女子，装束雅致得体，我由于一时不敢断定是保姆还是女主人竟然有些手足无措。因为事先我听说女主人已经去了美国，但是如此装束、如此气质的女子，你无法和保姆联系到一起，莫非恰好女主人回来探亲了？我当然事先也知道何维凌两个保姆的故事，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贸然断定是不是保姆。
何维凌家两个保姆的故事，在我们那个圈子大家都知道。据说开放一有可能，女主人就立即扔下两个孩子，去了美国。能够如此扔下嗷嗷待哺的幼子远行，这大约也是秦德君的遗传。何维凌为此亲自到保姆市场挑选了两个相貌标致的安徽保姆，一位负责做饭和照顾秦德君，另外一位专门照顾孩子。朋友告诉我，照顾孩子的略微高一点，苗条一些，黑一些，并且告诉我这是何维凌的情人。所以后来网络上有人说，何维凌是离婚后喜欢上了小保姆，并于九一年和她结婚。这似乎应该是不确的。因为那时朋友就告诉我，何维凌非常注意培养这位保姆，除了帮他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外，还送她去上夜校，培养她的文化及各种其它教养。
这样的故事我只有在小说中看过，何维凌能够把它写在现实中，真的是很让我惊奇，并且不解。现实中有一个保姆情人的，有一个穷人情人的是常有的，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是对于何维凌这样一位热衷政治，热衷于往社会上层挤的人，他究竟有什么必要，为了什么一定要和她结婚，到了我也不明白。这大约也是后期我和他接触太少的原因，我无法知道后来的何维凌，在那个圈子旋转，和秦德君那样一位老女人在一起生活的真实感受和问题。我不知道也无法想象何维凌是如何能够在那样一种气氛中生活。我所知道的只是，小保姆的故事，后来何维凌不仅和她结了婚，还带她出了国，并且一起离开了人间。而这位不断在我们这些人笔下出现的女孩子，在我的朋友中居然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在何维凌的朋友中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从来不愿意写她的名字，只是称呼她为“小熊”。
这故事总有一些怪异，不合常情。我其实觉得，就何维凌所有的思想和在社会中的作为来说，或许都不如这个故事带来的色彩和诡异具有魅力。就凭这个故事，可能我还真得对何维凌另眼相看！
5．
再见何维凌的时候是八五年左右。那时他已经成了我们那两代人中，老大学生和中学生中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了。当然很显然，这个有影响，有了一定的声名，一定是在体制内，因为共产党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绝对没有传统社会那种民间，不问政治的人能够再在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获得社会影响及地位。
八十年代中期再见何维凌的时候，我们聊的还是政治，以及围绕政治的那些社会运动。事实上八十年代初期，在当时的社会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思想，除了真正的思想一定是禁忌，立即会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机构，甚至可以说被那些所谓知识精英立即自觉地封堵外，垄断社会人文领域的那批人根本没有了提出问题和思索问题的能力。那时的中国社会真的如奥威尔《一九八四》中表述的一九八四年的情况一模一样，从四九年后形成的一套新话，新思想，以及双重思维都使得所有异质于这个社会的不是感到陌生隔阂，就是根本已经不是用原来意义上的思想了。所以如果没有反叛和决裂，你根本无法和那个社会中的任何人谈思想。我和何维凌在七十年代初期如此，到八十年代初期就更是如此了。
从我记得的我们谈话的内容，大约可以确定再见面的时候应该是反对自由化以后，因为在那次谈话中，我们偶然谈到温元凯的时候，何维凌对我说，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温元凯，为此温元凯为了向党化解误会找到他，他特别带温元凯去找了胡乔木，结果谈话很愉快。胡乔木甚至跟温元凯说，如果我们早几天见面，就不会让人民日报点你名字了。
我们的谈话也涉及到当时对其他的一些人，及一些社会动态的看法。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并且出版了所谓编译著述。由于他也是北大的并且后来是分到化学系教物理，因此很自然就谈到了这套书以及对于金观涛的评价。我对他说，当年金观涛“公开的情书”就很迂腐可笑，现在的控制论研究历史则根本就是胡来了。因为其一他根本就不懂得当代科学，或者说近代物理学思想衍伸出来的控制论的认识论思想基础是什么，当代物理哲学，科学哲学和他那套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语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二用一种科学思想研究历史也根本不是这种形式上的名词对套。其三，把以论带史登峰造极地发挥得淋漓尽致。怎么能够还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术语加点中国史教科书，而根本没有具体的历史资料研究就敢于如此武断地谈历史。其四，至于哲学金观涛的文字让人看到的是，他根本就可以说基本没有读过哲学书籍。
何维凌听后笑了，对我说，他和金观涛非常熟，私下里金观涛对他明确地承认说，他根本就看不懂哲学原著。何维凌这里说的原著，以及那时我所说的哲学书籍，在当时我们的脑子里指的也还不只是西文原著，而是翻译后的那些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等的中文译文。只是又在其后，最近二十年我才越来越理解到，要懂哪位哲学家的思想，就必须去看他本来语言的著述。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必须要明白，自己对他的理解是有局限性的。在那次谈话中，何维凌对我说，就他了解，金观涛也的确没有读过那些书。关于金观涛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何维凌对我说，金观涛很希望他能够帮助他，把他引荐给胡乔木和邓力群，说到此，他狡黠地对我笑着说，胡乔木我是不会给他介绍的，但是邓力群那边金观涛自己已经试图通过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获得邓力群的支持，他给邓力群写了寻求支持的汇报信。后来，我在德国写关于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群体问题的时候，有朋友为我提供了一封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的复印件，为了说明这个群体的性质，我把它作为文章的附录发表在台湾的《当代》杂志上。
对于金观涛们的《走向未来丛书》为什么会找邓力群支持，何维凌对我说，本来邓小平是想在邓力群和胡耀邦两人中间选择一位作为接班人，所以那个时侯邓力群完全是改革派，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改革。但是后来邓小平选定胡耀邦做党主席，这一下子就使得邓力群转了向。
在我和何维凌的谈话中，与对金观涛的不高的评价相反，有两个人，在谈话中何维凌评价很高，或者说不是如前面的温元凯与金观涛那样，谈到时是俯视，而是仰视这两个人。这两人一位是李湘鲁，另一位是陈一谘。
在再见何维凌之前，我已经从一些地方看到过李湘鲁这个名字，但是我还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所以从何维凌的口中听到李湘鲁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问他，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何维凌对此感到意外，觉得我如此活跃却竟然不知道李湘鲁。为此他对我说：你怎么在京城中居住，却不知道李湘鲁？你不知道，现在京城中的活跃人士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李湘鲁”。他告诉我，李湘鲁文革开始时是四中老高二的学生，现在是赵紫阳的秘书。
那个时候，我的自我意识早已经让我对这这样的说法和这种感受感到十分陌生，因此何维凌的这几句话，我觉得很滑稽，所以记忆很深。虽然如此，何维凌能如是说却让我感到这位李湘鲁可能真的不一般，比他们那群人强。后来了解到，李湘鲁其实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同班同学骆小海在大连上学时候的小学同学，也是干部子弟，后来和骆小海一样也随家庭调到北京，不过他考到了四中。骆小海则考到了我们学校，清华附中，后来在六六年五月底，在我们班和卜大华、匡涛生等一起成立了红卫兵，并且在七月底写了三轮造反精神万岁。
八七年秋天，我在另外一位友人的介绍下还真的去见了李湘鲁。因为那时我准备出国，知道索罗斯为了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成立了一个资助中国学人的基金会。我知道索罗斯是我所推崇的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的学生，因此幼稚地觉得，或许能够从思想方向上占据有利位置得到这个基金会的一点帮助。当然出了国后慢慢明白，我是太天真了。无论索罗斯还是那个基金会负责的几位国人，即李湘鲁、陈一谘们，都只有政治，而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和学术考虑。何维凌也是基金会委员，但是他说，这个基金会说话算数的是李湘鲁，另外一位是陈一谘。自尊心让我没有请他帮助引荐这两个人，因为我同时也觉得，他了解我的思想，知道我和他们的异质，不会帮助我。请他引荐他会敷衍我，这反而是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尴尬。而如果我从别的方向进入，他则会帮助我。
那次见李湘鲁着实又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个群体竟然如此不在行市，比我想的还要苍白、无知，何维凌口出那样的话，则更让我觉得荒唐！当然现在想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想的不是知识问题，从来也没有在知识和精神问题上下过功夫。
平心讲李湘鲁不是一个坏人，不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他非常实在地和我聊，但是他的知识框架和知识背景真的是太陈腐和贫瘠了，根本没有离开那个社会划出的视野及话语。任何社会和历史问题，思想问题你都无法和他深入谈下去，他所有的知识都只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以及那有限的几本流行的中文读物。于是每个问题都成了我向他解说，问题不是你说的那样，你必须如此一二三地谈，你谈这个问题前要去看什么书，看过后你再来谈。
我当然知道，要跨越那个社会，“真理部”带来的知识和精神的禁锢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的这些知识和谈兴都是十几年来阅读、思索、反省，以及三教九流的朋友们交往积累下来的。现在想来，不是李湘鲁智力差，而是他那个群体太因循平庸了。一个从来不曾觉得被真理部禁锢和封闭的群体，一个不为此感到痛苦，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拓宽自己知识结构，只想着沿着梯子往上爬，弄潮的群体，如何能够知道天外有天！而这个特点就是到了今天，在那些回忆何维凌的文字中，以及此前那些回忆陈子明等的文字中都依然如故地再次显现出来。
就是在那次见面，李湘鲁对我说，他正在准备出国进修，现在基本上不再多管事情。那个时侯，在见李湘鲁之前，八七年秋天，我其实已经听说赵紫阳失势了，他正在把他身边的人安排到平安的地方。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快，李湘鲁已经是在准备出国。我见他的时候，他在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南沙沟家中正收拾东西。所以后来八九年春季到夏季的事件发生后，说党内斗争的各派力图利用学生运动，以及之后赵紫阳的下台，我都没有感到奇怪。也正为此，我在评价八九学生运动的时候，始终对封从德们拒绝把学生运动作为党内斗争的工具，坚持自己的诉求表示赞赏。
在那次见面后，介绍我去的朋友告诉我，李湘鲁对她说，在你那位朋友眼里，我们都是三脚猫。这次出去我要好好潜下心来学习，以后免得老是被他看作是三脚猫。能如此心平气和说出这样话的人，让我感到，他的确有过人之处。以李湘鲁和何维凌相比，李湘鲁有更扎实、认真的感觉与处事能力，而何维凌却是华而不实，且那个“华”也是走味儿的。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或许李湘鲁真的是出类拔萃的。
狂妄的何维凌对陈一谘的推崇当时给我的印象更深。以前我从不同渠道听说过陈一谘，但是并不认识他，也没感到他有哪些过人的特点，所以听何维凌如是说，自然感到好奇。
何维凌主动提到陈一谘是因为他知道我对他们那个群体的老大学生都评价不高，为此他说，你对金观涛等人的评价是对的，这个群体里面有能力的是陈一谘。这个人，有抱负、有想法、有组织能力、有担当。这四个评价，对一个人，一起从何维凌嘴里出来的确不多见。为此，这有点让我吃惊。他并且说，陈一谘堪称是这些人的首领，是宋江式的人物，别人无法和他比。
对于陈一谘，在与何维凌谈到他之前我知道，他七十年代初期在山西徒步旅游，寻天下能人的时候，曾经到过我们清华附中插队的山西太谷县的西吾大队，与我的好友高王凌有过深谈，并且是高王凌送他过太行山口返回河南的。在那次山西行中，陈一谘在清华附中插队的地方虽然没有受到其他人的热情相待，只是结识了高王凌并成为了好朋友，但是在那之前，在雁北他却认识了落难的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并且成为好友。这应该是决定了后来他一生的事情。他回到河南就设法把邓英淘从山西的穷壤中调到河南他那里教书，为此，在七十年代中期他又拜访认识了被整肃的邓力群。为此七十年代末期，邓力群复职后就找关系把陈一谘调回到了北京中国社科院，并在此后靠近了共产党的权力阶层。
熟识陈一谘的高王凌并没有如何维凌那样对我多说过陈一谘如何，所以何维凌的评价让我好奇。但是也只是好奇而已，因为我已经成了成见，那就是有能力的人一定会看清共产党根本不可救药，不会到那个车上去浪费自己的生命。只有半瓶醋：或者是个人野心家，或者是傻二青年才会去趟那个浑水。这就是何维凌周围的那帮人还在共产党内混的原因。所以无论他怎么推崇他，只要在问题上，也就是在思想上没有显示出有过人的地方，我都是听听而已，并不往心里去，没有任何欲望要去结交这样的人。
后来八九后，我在海外多个场合见到过陈一谘。他的讲话好像大队干部，站在那里，身上毫无书卷气，只有共产党土官僚气。所以我更没有欲望要认识结交这样的人了。九四年到台北开中山思想研讨会的时候，人不多，二三十人都住在圆山饭店，所以这一次我和他有了较为接近的过往。我们来开会的其他人都是住单间，他是套间，足见台湾方面对他的重视。他的发言依然如大队干部训话，但是已经换成了国民党语言。来开会的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经济学博士徐滇庆，据说跟陈一谘交往很深。听陈一谘在台上发言，我小声对他说，怎么连给国民党拍马屁都不会拍，这么陈腐！你们难道没有告诉过他，到了海外应该如何说话，不要再那么党话连天了吗？他笑了，说没用。但是又对我说，你知道吗，陈一谘每来一次台湾，总会带回去至少二十万美元的资助，这才是他的本事。
我没有兴趣和陈一谘去谈思想与文化，只是在聊天的时候谈了点民运问题。那时民运在九二年华盛顿会议后进入四分五裂。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谈到万润南与八九后的他们得到的捐款，以及为何民运组织大分裂的时候，陈一谘的反应非常强烈。我为万润南说了几句话，说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吧？他知道我和万润南熟识，就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万润南经手的钱是天文数字，他绝对不能够让民运组织正常合并运行，因为那就必须交账、查账，为此他就全暴露了。所以他一定要打烂它，现在的结果就是如此，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了。万润南的经济问题远过于你的想象。
那天在座的还有买下巴黎驶出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台湾商人吴孟武，听到此，他也对我说，万润南的问题我清楚极了，他根本不敢正面对我。华盛顿会议的时候，我就在会场外，街对面的旅馆，那次会议我告诉反对万润南的人，一定要拿下万润南，需要什么帮助，我会给你做。
现在再回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何维凌。我那时专心读书，更加上身体不好，所以对共产党社会的各类活动都是局外人，尽量不参加任何活动。对何维凌，就现在回想，他对这几个人的不同评价应该与他的努力取向有关。我推测，他进入共产党社会的途径，除了他岳母秦德君的关系，再就是大学时的同学，文革时的圈子，包括邓朴方、王彦、陈一谘、胡定国等人。而第三个通道就是通过陈一谘与邓力群之子邓英淘的交往，这让何维凌感到如虎添翼。所以陈一谘是何维凌推崇、仰仗的人物，而我想，陈一谘也的确对得起何维凌。至于李湘鲁，他是赵紫阳的秘书，是最近权力的人，当然是何维凌结交的对象。所以何维凌的推崇与结交实在是以权势为核心，在这个意义上他真的不是文人，也不是知识人。任何一个知识人都不会和他有过多、过深的交往。
6.
在繁忙的读书和思考工作中，因为有很多依然非常值得去学习，借鉴和进一步思索的问题，所以我始终没有时间来写这类回忆性的文字。但是由于这本何维凌文集的出版带来的对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的描述，以及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很根本的问题——它不仅是历史，而且甚至影响到时下中国的形势及对未来的展望，及对下两代人依然急迫的对真理部对精神及社会的禁锢的认识及粉碎问题，因此我决定先停下其它工作，花费些时间来写这篇回忆性的文字。
本来在正常的知识环境中，在写下上面的历史以及对比之后是不需要我做更多的解释，因为在正常社会中，有一般的价值、审美、学术和做文人、做知识分子的标准，人们自可以自己去想、去判断。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从《一九八四》后又继续下滑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一个特殊的被彻底扭曲了精神的中国人的社会，因此很多问题必须说的牙白口清，一些时候你甚至还必须点名对号入座，否则人们根本不会理解这些问题的本来意义。而时下对何维凌的回忆和定位，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指鹿为马、黑白混淆即是因此而生。
6.1. 九层地狱第八圈，幼年失学少养教，何来繁星布满天——无法自圆其说的历史图像
写何维凌回忆的人钩织了一个八十年代星光灿烂，一片光明的图像？单就这个图像来说就是经不得任何历史辨析的昏话，就只能说明那些如是说的人对什么是知识、人才和历史的看法出了问题。这其实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直奇怪的中国没有如东欧社会那样走出共产党黑暗统治，其原因也正是因为这种封闭扭曲的思想，彻底占据了知识生活的垄断地位。
反观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文化图像实际上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十分简单的线条，我把它简略如下，称为九层地狱：
1.五四后基督教式的世俗教派及其思想进入中国
——2.二一年在欧洲人的支持下成立共产党组织
——3.世界性的战乱，抗战彻底摧毁中国社会秩序
——4.四九年极端化西方世俗教团共产党掌握政权
——5.连续的运动从各方面摧毁传统中国社会及文化
——6.反右派运动决定性地彻底清算各类知识精英
——7.“文化大革命”彻底毁灭所有异质文化
——8.八十年代群星灿烂（？！）
——9.最近二十年，社会及文化坟场的彻底腐烂
在这样一张，中国文化传统逐渐坠入九层地狱的历史表格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说当代中国最黑暗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几乎可说是彻底地黑暗，精神世界和知识世界遭到了最根本，甚至可说是最彻底的破坏和摧毁，那么其后，地狱第八圈——七六年到八九年怎么可能是群星灿烂？如此，你立即就会发现这个说法不合情理，会立即感到这肯定是一种自欺欺人！
“你用什么灿烂，你用什么能立即修复这个断代，这个封闭，这个十年只有鬼叫的坟场？”
如果你不能立即发现这个说法的不合情理，感到这肯定是一种自欺欺人，你不觉得你的知识框架一定出了问题了吗？
显然在群星灿烂这一栏，你只有填上，“毁灭的继续发展和泛滥”，或者“真理部彻底统治时期”，才能够自圆其说这个九层地狱的历史过程。因为在反右运动二十年后，如果没有彻底的“否定”和“翻转性”的变化，它的表现就一定是真理部实现彻底统治后的继续和展开，至多是一种不同方式的表现。
现在的年轻人看不到这点，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因为占据话语权的不仅是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真理部培养的一代人，而且甚至更多的是最堕落时期，在真理部第二代的熏陶下的第三代人。
海外的华人看不到这点在某些方面是因为，这个异化和变态是超出正常社会的人的想象能力的。即如奥威尔在写到共产党专制的时候所说，英国人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民主宪政社会后，无法想象共产党竟然会坏到这个地步。其实就连那些早期投入共产党，后来不慎遭到整肃的章伯钧们不也是说，没想到共产党掌权后会坏到如此地步。这样的现象及认识当然不只是在政治上在文化知识领域也是如此。
北京人话：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这道理是谁也不可能违背的。
我从七十年代初期看到自己被误导的弯路，从九十年代看到自己被彻底耽误了的青春，认识到这样的幼学根基根本难堪大任，而一路感到痛苦和痛心，直到今天我还是在不断地补充各种缺欠，无论数学、物理、古文、外文、音乐、戏曲……总算亡羊补牢，补回了一些。
我常说，这个时代除非是天才，会成大师，可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们可能等来了天才，可等来的最多的是天才的混子。只有各类无操守、缺乏学养却机智过人，并且带有无赖性质的混世魔王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中如鱼得水。只有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这个时期——大家都承认，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堕落的历史时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侏儒当道、宵小猖獗……。如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八十年代群星灿烂说就是典型的瓦釜雷鸣！那些个吹捧并且与最残暴的当政者拉拉扯扯的就是典型的宵小猖獗！
6.2.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何维凌栖身的群体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荒芜变态的时代，这本不是一个很难看到的问题。这个时代自四九年起，一方面彻底把社会封闭成一个铁罐，另外一方面把这个罐子中的一切异类消灭掉，第三，则是在这个罐子里形成一个自己的机制，培养只能与罐子共生的生物。
事实上，无论看到还是理解这个社会都不难，因为奥威尔甚至在一九四九年就把这个社会几乎是编年史般地描述出来。尤其是第三点，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根本就是复制了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真理部”的工作。这个真理部就是共产党执政后，至今在中国大陆还存在的宣传部、文化部和教育部。
这个真理部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上，一方面在思想方法上，以一种彻底意识形态化，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彻底观念化来代替一切；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语言，奥威尔谓之以“新话”。在这个罐子中使用的“新话”，一方面它创造了新的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分说法的语言和思维，另一方面的功能是使得所有曾经存在的一切的语言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当人们再听到和看到它们的时候，已经完全忘记了它在传统及一般社会中使用时的意义。使用“新话”和“新思想”的作用在于让你的感觉、思想，以及表达自己的手段——语言越来越少，越狭窄。最后围绕着党，集中在最简单的二分法上，即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为此，你不仅完全失去了求知欲的本来内容，而且完全失去了你的私人空间和感知能力。即便是基本的食欲、性欲，党也要改变它，使它们失去可能导致你个性化，个体解放的可能，让它完全彻底地唯物主义化，即物质化，说白了就是感官化！
在如此两个抽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对整个社会和每个人施行的彻底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真理部的一切工作又都是围绕“历史”和“未来”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和人们已经具有的意识和文化、知识和思维有密切关系。忘记本来的多元的历史，以及考察历史的方法，才能够使这个罐子中的人按照真理部规定的方式生活，为此，共产党深切地认识到，谁掌握历史，谁掌握未来。为此，在这个“反对传统”的基础上，如何“重新解释历史”，如何“走向未来”，“走向”什么“未来”就成为真理部规定这个社会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竟然十分精准地描述出了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到一九八四年时的情况，到二零五零年时的情况。八十年代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竟然完全是如奥威尔预言的，主动围绕在真理部的周围，在真理部的领导帮助下，用真理部的语言，新话重新解释西方经典，重新编排过去的历史，走向未来！这不仅让人为奥威尔拍案叫绝，而且让人对于这批真理部的子弟的创造力感到可怜。不仅是八四年，而且至今都没有逃出六十多年前的奥威尔的掌心，但是却竟然如此狂妄、自大！
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说：
上一代人绝大多数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消灭了，幸存下来的极少数被吓破了胆，思想上已经完全投降。如果还有哪个活着的人能向你讲述本世纪早期的情况，那只可能是群众中的一员。（参见：《一九八四》，孙仲旭译，南京，2010，70页。以下页码均请参见此书）
到一九八四几乎找不到一本印刷于一九六零年前的书。……人们知道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几个世纪被认为未能够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78页）
（这就是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的历史观鼻祖：中国传统社会被认为没有能够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后期他上学的时候，党只声称直升飞机是他们发明的，过了十几年，茱莉亚上学时，党已经声称飞机是他们发明的，而对于下一代人，党就会声称蒸汽机是他们发明的了。（119页）
茱莉亚是在革命后长大的，年轻得记不得五六十年代时（！）发生过意识形态之战，她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再说党无往而不胜，是千秋万代永恒不变的。（118页）
此事要从六十年代中期（！）说起，大清洗时，革命时期党的首批领导人被永远清除掉了。到一九七零年时，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领导人一个不剩，都被当做叛国者和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戈斯坦因逃掉了，藏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最后的三个人，他们被捕的时间肯定是在一九六五年。跟经常发生的一样，他们消失了一年多以后，被亮相坦白自己的罪行。（62页）
到二零五零年，可能还会更早一些所有“旧话”中真正的知识都将消失，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将被消灭，他们的作品只会以新话的版本存在，不只是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而实际上变成了跟以前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会改变。连标语都会变。在自由的概念已经被取消后，怎么会有“自由及奴役”这种标语。照现在看来，实际上将不再有思想了。正统意味着不去想，不需要去想。正统就是无意识。（47页）
为此，人们可以准确地看到，一九八四年出版《走向未来丛书》的时候，所有的情况都如同奥威尔所描述的。
1.一九八四年的时候，这一代人已经完全不知道革命前，四九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曾经做过的探求、讨论。
2.他们已经从生下来就和世界其它地区和文化隔绝，那套以论带史，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根本不可能重新把握前人以及当代其它思想和文化作品。
3.它的表现就是金观涛们既无阅读能力，也无研究能力。他们的知识来源基本上只是那些用新话翻译的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著述，用新思想介绍的西方著述。他们以为有了新思想，不读历史本来文献，以论带史就可以继续重新塑造历史。
4.为此他们依然把自己的前途完全依附于培养控制他们的权力及社会，继续前半个世纪的反传统、反历史，继续发挥、发展各种“新话”和“新思想”，及党话和党的意识形态。
5.所以一九八四年后他们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等各类丛书，不仅使用的是新话，而且继续是在“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的指导下，继续彻底否定传统。《走向未来丛书》是极权主义社会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产物，也是一种适应新形势，即在斯大林、毛泽东后共产党社会如何适应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新的话语，新的意识形态。
所以，一个有思想的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何维凌以及《走向未来丛书》等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最极端的专制制度下存在，且如鱼得水，绝对不是因为极权主义统治者麻痹了，专制机器瘫痪了，而是因为他们依然如故地如此，“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他们被系统化改造成了无法管教的小野人。但是却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有关的一切。”（28页）
他们能够在当时享有所谓思想自由空间， “他们之所以被允许享受思想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157页）
所以一部八十年代的所谓思想史，不过是一部真理部领导下的话语和新思想，即意识形态的修正、展开，一部极权主义彻底意识形态化的继续和发展史。如果说繁星满天，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教条思想的百花齐放，真理部的第二代精英，所谓小野人繁星满天。在这种意义下，无论所谓超稳定结构，还是后来的《河殇》都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宣传物。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试图缓解矛盾，改善极权主义专制的存在，让他们重新变得稳定。
当然我的这个评价也完全适用于何维凌的作为。从来没有进行过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从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语言及思想方法感到厌恶的何维凌，在八十年代的所谓编著和写作，都不仅是意识形态读物，而且可以说是新话、新思想，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继续改造一切学术思想的产物。它提供的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把学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活生生的案例。
任何一个有感觉、有思想、有才气的知识人都不会像何维凌及金观涛们如此浪费自己的精力和生命！
对此，对于八十年代，对于后来人我还要加上一句，凡是读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等丛书的人，根本不可能真正从中了解、理解那些原著的思想，那些原来的思想家。因为那些编译者完全是用“新话”，用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意识形态术语来“改写”原著，在这个过程中它真正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九八四》中所说的，让人们忘记西方思想家、传统思想家原来的意义。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除了这套丛书中的金观涛对于中国历史的所谓理论与研究外，就是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述先质疑的甘阳对卡西尔的理解和解释，以及八十年代以来对于启蒙、自由主义的理解等。对这个时期，八十年代用新话，党的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及思想改写各类中西著作问题的研究，以后肯定将是一篇重要的博士论文题目，或者说一本彻底解析极权主义文化问题的研究著述的题目。
所以本节再次说明，八十年代非但不是群星灿烂时期，而且可说是承上启下最糟糕的一个时期，因为在这批自以为精英，进行了反省改革的人手中，在经历了如此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后，竟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反思和改变。这批既无传统学养，又过了求知和学习年龄，还不知道痛苦和反省的人，这批真理部的后代，是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代人。
7.
7.1.起自六九的反叛与不同的追求
我对何维凌，以及八十年代的看法不仅不是事后诸葛亮，而且这种对于文化精神、知识以及社会认识的不同，这种分歧源远流长。由于这一分歧涉及的是根本的对人生的态度，因此几乎在我们这代人步入人生时，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都是在真理部的铁罐子中长大的一代人，最初的觉悟者的混沌初开起自于六十年代末期。
大约在六七年夏季后，那时我们所有的人依然是真理部的子孙，依然都满怀革命豪情。当时由于正在走向成人，因此能做的就是模仿所谓革命前辈，或者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或者是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如共产学会，如新民学会。在大学是清华四一四们，韩爱晶、蒯大富们，何维凌们，在中学是四三派、四四派，以及外地如湖南的“省无联”们。大家都在开始探讨国家的未来，党的未来，自己的未来。那时反动的如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们，也不过是怀疑毛泽东的独裁，并没有到怀疑共产党的专制，并且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知识框架和文化精神的偏狭和变态。这个时期的遇罗克可谓是独一无二，超越了时代。可遇罗克的超越是因为他的反抗精神，而不是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
在六七、六八年，除了夏季出现的四三派宣言、四一四宣言，秋末出现的何维凌们的文章等照猫画虎的马列理论宣传文字外，韩爱晶、蒯大富邀请过四三派的积极分子和他们一起座谈过几次未来会如何。师大女附中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郑中伟等在师大女附中也组织过几次中学生各派的对话。六八年春季开始，四三派的一零一中的任功伟邀集了几个学校的所谓有抱负的人，到香山、八大处等各处联谊、聚会，交谈读书心得等。它除了包括一零一中的鲍国路（后来的作家柯云路）们外，还有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潘青萍和史保嘉，三十五中的华友群，我们学校的甘铁生、陈淮子、张欣和张力思等。这个群体由于各类人都有，但是最多却是任功伟、鲍国路一类的缺乏性格和思想的“革命青年”，所以被我称为二流社。
早期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思想倾向上还分不开，且是中学生跟着大学生跑。但是早期老兵，干部子弟和造反派，即平民子弟的对立却是明显的。尽管如此，却都以为自己是革命的接班人，自己是忠于党和毛泽东的。此后大学生们被分配到天涯海角，中学生们被排放到了乡下。大学生们拿着微薄的工资，但是却是社会中的人，在继续沿着社会，党给他们的道路走。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丢掉这个铁饭碗。中学生们则到了乡下，挣工分，甚至挣不够口粮，因此没有了饭碗，只有自己为自己设计现实及未来。社会暂时注意不到中学生，中学生中的一部分也暂时告别了那个社会的轨道。于是产生了反叛，用各种方法发泄自己的生命和热情。
可以说，从六九年底的冬季返城探亲开始，老中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就走向了另外一条路，精神、思想，乃至生活方式的反叛的道路。四三派和老红卫兵继续辩论，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继续往不同方向滑。在这个过程中，提问题的方式开始改变，对社会的看法开始改变。看了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和德热拉斯《新阶级》书的部分中学生，已经开始彻底厌恶共产党，所以七零年后四三派的任功伟参与组织的在紫竹院等地和干部子弟张木生的辩论的性质已经变了，超越了六七、六八年萌发的那些冲动。
文革前到内蒙古落户的干部子弟张木生为了巩固和稳定共产党社会，根据底层的情况提出了农民问题，以及私有化和三自一包等问题，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大逆不道，破格了。可那时，殊不知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过时的、十分可笑的努力。因为在看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后，德热拉斯的话已经渗入到了我们的血液：共产党是历史上最贪婪，最残暴的一个群体，只有推翻它。凡是继续沿着以前的思路，试图改良这个社会的，在我们看来都不过是揪着自己的头发试图离开地球，愚不可及。只有没有思想的人，才会在经过了那么多的灾难后，尤其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后，还对改良共产党抱有希望。这些看法在七十年代初期，在我们那群人中已经成为公认的思想。所以，我们那个群体那时候，不仅没有人认真对待张木生的思想，而且认为任功伟等那些文革中活跃人士也早已经落伍出局。而这其实也是直接导致七六年，我们这个群体的人没有人去天安门参与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的原因。
六九年底后的中学生们，反叛的无所归依的文人气的圈子中的核心人物应该是三十五中的孙康和三十一中的张鲁生，因为他们常年在北京，而且干部子弟张鲁生住在西单，居然自己有一间屋子。我说他们是核心，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流通的书籍都经过他们，经过西单张鲁生的屋子。
和与张木生的辩论不同的是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两种倾向的对立却不单纯是在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之间，而更多地是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之间，它的表现是反叛和堕落为特点的反社会的小说、诗歌作品，及生活方式，和沿着社会规定的轨道的作品，及生活态度的对立。在前者，大家传阅毕如协的《九级浪》，甘铁生的《第二次慰问》、《野玫瑰》等，以及各种放肆地发泄的诗歌，在后者则是金观涛们的“公开的情书“，”写在芙蓉花开的时候“等。在前者的群体里有很多人是干部子弟，如毕如协、张寥寥、鲁燕生，亦有游走于两边的多多、李胜平，自然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平民子弟。在后者则都是因循的，编外体制内的青年。而那个时侯的张承志、高行健们则甚至根本就是编内青年。这个分歧一直持续到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的另外一个政治时期。共产党社会重新走向秩序和稳定使得编内和编外的党的青年先天地占据了社会的有利发展位置。而这个秩序的重建也让那个反社会的群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人开始靠向社会秩序边缘，试图沿着缝隙进入社会的有利位置。
回顾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积极参与七六年在邓小平的发动下的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运动的几乎都是那些对那个社会没有进行过思索和不曾反叛的人；而对七六年后开始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感到雀跃的更是那些在思想上不曾有过任何根本性的反思和强烈的批判精神的人。所以七十年代末期后的社会，只是给那些“真理部”培养的后代准备的。因为七六年前在北京的青年知识群体中精神思想问题发酵的结果是，一批人在政治上由于受到德热拉斯以及其他西方思想影响，彻底对一党专制绝望，在文化思想上已经彻底地“反社会”，不会再觉得自己是这个共产党社会的人。而这就决定了从七十年代中期后，这批人绝对不会希望，和有兴趣再进入共产党社会。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条死路，一条根本没有希望的路！在那时候，他们就认为，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只有弱智的人才会如此！
但是人生的确不是那么简单，这不仅是一个既存的社会，而且是一个任何以往传统社会不同的极权主义社会，反叛的人，拒绝它的人根本找不到任何扎根落脚的地方，甚至逃逸的地方，而这就更决定了，能够在极权主义社会，极权主义制度的鸟巢上找到位置的则一定是稻草和鸟毛。如是而已……！
7.2.在最广阔的背景上显示出的不同：永远存在的两类知识人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如今会遭到忽视
导致我对何维凌做出前述评价的当然不仅是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及奥威尔的启示，不仅是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反省，和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而且还有我在六十年代中期后就已经开始觉醒和存在的中国文人的气质，以及骨子里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这其实也是一切社会中的知识人的秉性。就是这两点决定了我不可能步入如此的人生、社会，进入一个“党”，怯懦地跟在一个团伙，一个只凭权力，而没有任何才气和道德的集团后面。
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一般化的问题，永远的人生问题。那就是人生下来就伴随的才智、门第问题所导致的，在其后成长进入社会后所遭遇到的平民与权贵、知识与权势、才能与平庸、追求独立与趋炎附势问题上存在着的永恒的对立和冲突。而究其根本，古往今来很多思想和艺术绚烂的火花正是在这种碰撞中产生的。
这种在人生中、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永远会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社会中表现的形式不同。为此它当然在共产党社会中也存在。任何一个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有所感觉和认识的人都一定会感觉到、看到。事实上，何维凌恰恰在这几点上都处于一个造成戏剧性的冲突的位置。他门第低微，聪明过人。这个最好的组合，造成了古往今来的多少深刻的悲剧情节，人最丰富的感受和创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何维凌本人经历所显示出来的故事，还是那些回忆何维凌的煽情语言中，人们竟然看不到这个冲突，看不到这个冲突在当代所揭示的内涵。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于这个群体的感知能力，感情及思想产生怀疑。
杜甫诗云，“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何维凌应该有比杜甫更为痛苦的经历和感受才是，因为在一般社会追随马屁后面、拾遗灰尘，并没有文化与语言，一般感觉问题的变异。这就是说，你的文化和语言和你追随的那个马上人还是同性的。但是在一个一党专制底下，却更有一个你是否认同党文化，彻底意识形态化的精神和生活问题。因为具有正常感觉的人根本不会认同马上的那个人的语言系统、精神系统。你不仅在社会的等级上和他不一样，而且在文化精神上你根本已经和他不同类。如果何维凌，以及回忆他的人也竟然没有感到这点，那么也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人格与基本的做人的感觉是出了问题的。
与此平行的是，今人，一九六零年去世的前朝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曾经针对陈垣们的表现感慨地写下的感受：“晨间，适翻阅《翁山文外》一过，知古今文人不出两类：一为达而在上者，称颂功德，鼓吹修明者是也；一为穷而在下者，憔悴忧伤，即物寓慨者是也。以翁山与徐乾学、高士奇、张英相较，此义自明。今日非无翁山其人，无此才笔耳。”
邓之诚先生揭示的这样两类人的问题，在我看来又是在共产党社会比传统社会来得更为尖锐和根本。因为在传统社会，达尔在上者，虽然庸俗可鄙，可还是有其合法性、合理性，在那样一个社会就是皇帝也要遵守社会存在的形而上学前提，即那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天道”，所以在传统社会“革命”二字具有合法的内容。那些可鄙的势利小人在基本的做人底线上也还是不敢蔑视一般准则，还要假冒岸然。但是在共产党社会，共产党把自己等同于社会存在的形而上学前提，即一党专制把自己作为社会的存在前提，而这个党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的团伙（注：Materialism，尽管共产党把它也翻译成唯物主义，可它的本意就是物质主义）。
把一个物质主义的团伙作为社会存在的绝对前提，这就是使得共产党社会从根本上失去了在人类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所以时下在德国经过了多年的辩论，基本上对此已经有了结论，共产党社会是个非法社会。为此在这点上，无论冯友兰、陈垣、周一良、季羡林等前辈文人，还是李希凡、姚文元、戚本禹这些后来者，亦或是何维凌、金观涛、陈子明等这些扒车者，都比传统社会中的那些阿谀逢迎的文人更为劣质。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趋炎附势，而根本就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作为一代文人，依附在一个唯物主义的，以一党专制为自己灵魂的团伙上，无异于依附在一个粪堆上，散发出的一定是臭气。
8.
8.1.再谈对何维凌们的评价
我在上面描述出了四条线索，它可以让人们在从历史上，学术上，个性和社会存在上，以及这一代人的经历上来让后代和历史评述定位我们这代人的各类人在最近四十年来的位置和工作。
我想，当我们看到，何维凌和我们当初那个中学生反叛的群体的交往并不是在他的生活的主旋律中，对此的答案也就应该有了。当然，如果我们更为具体地研究他在《走向未来丛书》中的所谓著述，再看现在出版的他的这本文集，就会更清楚。因为那是最典型的真理部的文风，对待知识的方法的产物。所以，综上所述，何维凌不过是一个在根本上气味不完全属于共产党氛围，大洋国版本的高级于连。一个混迹于共产党内的高级小政客。因为第一，他在知识范围内显示的，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传统的看法和修养，他不过是一个熟练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者。第二，这点，显现在经验事实上就更为清楚。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主了政，就让他们那种灵活的机会主义代替共产党气，可到死为止，可见的事实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趋炎附势，从来没有过自我，当然更无从谈起“自我”实现。而他所曾经显示出的“自我”，在八十年代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也不过是动物庄园中的自我，基本的饮食男女及对权势的顺从，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高级市侩。
与此同时，与上述评价平行，在评价何维凌的时候我也看到，他虽然没有反叛过，可他骨子里的政客俗气决定了他也不属于共产党，当然更不属于任何一门纯正的思想和学术领域中的探索者。而这其实大约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他能够和我们这些反叛的少年来往的原因。在我们这批人和共产党，大洋国的真理部的文化及其子弟们的对立之外，有一个灰色地带，而何维凌就是这个灰色地带的人。事实上方励之也属于这个灰色地带的人，不过是另外一个类型，从思想和气质上他比何维凌还要接近正统共产党。可他和共产党的那个权贵核心的距离却比何维凌要远。
大洋国政界及真理部属下的知识界不可能接受我及我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一下子就能感到我们是异类，我在自然辩证法那个圈子中的遭遇即是为此。可他们能够接受何维凌和方励之，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说到最后，对何维凌的重新思索忽然让我明白，北大技术物理系出身的何维凌和北大物理系出身的方励之一样，都不过是智商高于大洋国知识精英们，寄生在共产党文化中的长虫。如此而已。
在政治领域的社会影响上，在另外一个方向方励之比何维凌走的更远，因为他以为吃准了国际社会对共产党国家的看法，吃准了共产党集团的底线，也就是如何玩弄擦边球，为此在外行看来有风险的地方，他自以为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安全地带。而何维凌在共产党权力阶层中玩弄思想文化则比方励之走得更深，他居然自以为已经能够深入了决策阶层、权力阶层，能够潜伏在那里发展。此中的冷暖苦痛他应该深深有感，而如果无感而如鱼得水，那就更严重了。
为此，人生诡异的是，这两位北大物理专业的人才，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而居然在人生中，人文领域提供了最好的研究人的案例。它不仅展示了“假作真来真亦假”，而且最后的结果也都是自欺欺人。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也罢，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罢，其结果都是叫人如何不唏嘘！
我们的时代，我们这四十年的延误，全被这些小智小慧，小玩闹耽误了。这么大的国家，任何小智小慧一定误国误民。而这是因为我们这两代人中没有有才能的人吗？不是，因为时代和社会，也因为这些人，凡是稍微有些才能的人，不仅受到政治，也受到这些人的打压和封锁。他们自己不反叛，也痛恨你的反叛。这层层的罗网，等你冲破的时候，已经老了，已经筋疲力尽，好在还是能够为未来和下代积累一些教训，让下代人有一个好的起点。构筑这个起点，可能是我这代人唯一可能做的真的有用的事情。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我以为给我们最确实的经验就是，要想成大才，必须反叛，而反叛需要勇气和才气，生在这样一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谁不能在这点上做出货真价实的牺牲和努力，谁就一定是自欺欺人，就如何维凌，就如方励之，一定会经不住历史的涤荡。无论你在黑暗的专制年代，在专制的天穹吹起多少泡沫，最终一定会水落石出。历史会不断地为这个欺骗人生与历史的人加上注脚，加上更多的案例。
8.2.再谈我们及我们这代人
诚如本文开头所说，我和何维凌曾经是好朋友，如果他活着，我们还会有交织，我相信还是会有往来，因为他的不拘一格，聪明之气和交友的江湖之气。但是促使我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的却全因为根本性的思想问题和气质问题，根本性的对于二十世纪历史，对于这百年的的中国历史的看法和评价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做人、知识追求及对思想历史问题的看法，我和何维凌都有分歧。我们走的道路太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悖。
我不相信，如果何维凌、陈一谘们今天居于王岐山的位置会有什么和王岐山，甚至可以说与习近平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当初他们在京城中是属于同一个群体，操着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思想方法，沿循的是同一性质的社会阶梯。这个阶梯导致他们的眼界及作为是一种极为狭隘，彻底的意识形态化，或者说是一种彻底世俗教派化。甚至可以说，今天的王岐山的存在就是对那些对何维凌未来可能如何的推测的一个最好的说明。他逃不出这个窠臼，甚至在稍微有要离开这个窠臼的可能的时候就一定会被做掉、清洗掉。
为此，这就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我们的这个分歧，如我上面描述，实际上更深地涉及到如何认识百年来，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巨大的灾难。
这一百年来发生的各类灾难，二次大战，各类大清洗，文化大革命，以及公然用枪炮坦克在电视镜头下屠杀民众和学生，几百万犹太人丧生，上亿的阶级敌人、党的敌人被迫害致死，都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我们有幸活到今天，如何能不对这些问题深思和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面对。
8.3写下这篇回忆，还因为让我没想到的是，在如今，文革五十年后回忆何维凌和我们那代人的时候，在重新面对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曾经面对的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那代人所提供的回忆、思想及反思，却居然还不如七十年代初期。我为我们那代人，以及我对面的那批人感到惭愧。五十年来，我们那代人步入社会、步入人生面对的问题，居然一切都还停留在原地，唯一不同的是反叛的人的声音，由于极权社会返回了正常道路，也由于这代人被风雨的消磨、侵蚀，似乎远不如七十年代初期那样成气了。
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在谈到共产党人的时候说，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什么样情况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一个人可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并且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诚正直的马列主义者，然而这类人却都缺乏才智。”（笔者根据英文本，468页，德文本，483页，订正了中文本，922页的译文）
阿隆的评断用于对我们这代人评价也再合适不过。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如此黑暗残暴的时期，如此荒诞的文化气氛之后，既没有对自己、对支配社会的信仰，也没有对自己、对垄断社会各个角落的思想方法进行怀疑和反弹，这本身就说明智力和性格品质的欠缺，而五十年后还沾沾自喜于此，就更是情何以堪。
我也曾经在六九年到七零年苦读了将近两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围绕他们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斯坦，乃至几乎所有中文能够找到的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但是现在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涯，我感到的是痛心和羞耻，因为那时我居然无知地以为这些是人类最高的学问和学术，最好的思想及历史著作。而为此，在人生最宝贵的年华，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却受到排斥，被占据了时间。我真的是感到痛心。这个苦读，实际上有很深，很明显的无知和愚昧的烙印。但是居然这一代人至今有人还在津津乐道地炫耀当初读《资本论》，及那个深陷意识形态的泥潭的时期的可悲经历，居然还有人在晒那荒诞时代的，被禁锢、被限制出版的极为可怜数量及范围的书单！那不是光荣，而是表明我们这代人无知的耻辱。
走过七十年代，在我回首，痛心之外，我也常常感到幸运和后怕，因为我居然没有深陷在里面，而在一年多后，七零年就彻底走了出来，其后亦步亦趋地重复了波普、阿隆及弗格林的那种彻底认清了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的路。我居然走出了那个社会及其文化。
而这个追求又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这将近五十年的历程中，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最困难的应该是中间那二十年，也就是何维凌们发达的时期。那时你是彻底地孤独，既看不到山顶——未来是如何，也看不清你中途转向步入的这条路，它的过去——你不曾走过的来路，以及它对于未来所蕴含的意义和可能面对的问题。在这些困难和迷雾中，不仅你面临的打击、封锁、桎梏一直企图窒息你，而且这个极权社会带给你的，你首先必须采取的政治反抗行为，更是会轻易地把你引入无休止的，充满各种诱惑的政治“事业”的泥坑，深陷其中而永远远离思想和学术。
在这二十年里，我们那一代人绝大多数人像一条内陆河，消失在不同方向……就这样，几乎烟消云散。但是现在我自己感到幸运的是，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展示的那个反叛方向，它所代表的未来，可能的未来，我还是坚持把它展开了。而这个展开使我回到正常的人生，以及精神思想道路。我不再觉得我们的时代只是个特殊的时期，而是看到在所有问题上，我们都有着前人的追求，人类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通性，我已经走在陈寅恪、邓之诚、杜甫、李白、庾信、司马迁、屈原……历代文人走过的路上。
这个时代有着更加尖锐的文人与官僚、自由与专制、才智与平庸、傲骨与阿谀、等级与门阀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
8.4.在结束这篇回忆，这篇对我的半生，对我们这一代人半生的总结的时候，我要说的是，最近三、四十年西方思想界一直在讨论，是否应该把共产党和希特勒纳粹相提并论。我认为从根本上，这两个派别、党团是一种文化的两种世俗化结果，是相同的本质不同方式的反映。
这两个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群体，是基督教社会政教分离以后的世俗结果。它们都是用人的世俗化观念和群体来取代基督教教义及上帝的结果，都是“教派”纷争，互相征伐在一个没了基督教的世俗社会中的结果。这就是说，这两个群体存在的观念基础都是世俗化的宗教征伐及灭绝，都是建立在族群灭绝的基础上的。
基督教世俗化带来的族群灭绝是造成二十世纪所有大的灾难的基础。为此，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希特勒纳粹的同质性。为此，共产党从过去宣布的阶级消灭，到现在的一党专制，凡是有异于这个党都毫不留情、丧心病狂地予以镇压消灭，也就决定了它最后一定会如希特勒那样被国际法庭审判。东欧共产党、柬埔寨波尔布特集团都已经步入这个被审判席。这个在二次大战后才被人们警觉到的反人类罪，一定会被越来越普遍化，直至被国际社会彻底接受。
一党专制的基础就是族群灭绝，就是反人类罪，就为此，历史已经注定，最近一百多年产生的共产党，无论思想还是罪行都是在被审判台上。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纳粹德国发生过的历史为鉴，那些凡是想在这样一个舞台上表演的人，都一定会留下比任何社会更为丑陋的东西。
法国已故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说，“我认为，现代社会中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一党专制体制，也就是极权主义。”（210页）“某些人说我一贯反对共产党，我问心无愧地坚持这一立场。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令人憎恶的程度绝不亚于纳粹。”（雷蒙·阿隆-1982，回忆录，928页）
我们离这个时代越远，就会越清楚地看到这一切。我写下这些字，也是希望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记忆。我们那代的人不是只有红卫兵、造反派，真理部的后代，也曾有过明确地、彻底地，毫不妥协地拒斥极权主义——共产党社会的追求者。
谢选骏指出：法国已故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说，“我认为，现代社会中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一党专制体制，也就是极权主义。……某些人说我一贯反对共产党，我问心无愧地坚持这一立场。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令人憎恶的程度绝不亚于纳粹。”（雷蒙·阿隆-1982，回忆录）
我看这个雷蒙·阿隆说如此说法，不过因为他是个法国人，而纳粹却是德国人——这俩八国联军互相厮杀敌对，所以积怨颇深。
所以他这段话应该这样解读——
“（法国的）共产党令（法国）人憎恶的程度绝不亚于（德国的）纳粹。”
这是因为共产党主要杀害本国尤其是本族人，纳粹党主要杀害外国人尤其是外族人。
因此，从本国人本族人的角度看，共产党比纳粹更令人憎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