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历史有时候也是由失败者写的

《追寻思想、追寻独立思考的八十年代》（波士頓書評 2024 MAR 20）报道：

编者按：1984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群青年学者创办的《青年论坛》，以其敢于触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思想锋芒、清新活泼的爽利文风在理论界刮起一阵旋风，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并称为”一报一刊”。将近四十年之后，当年的主编李明华根据亲身经历和记录，访谈了当年的多位同事、作者和相关人士，撰写了这本书《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并于2023年11月由壹嘉出版出版。

本书概述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宏观舞台，梳理80年代中国思潮的发展脉络，对80年代思潮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理论反思，在此背景下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记叙了《青年论坛》的创办、发展、被整肃和最后停刊的经历，突出介绍80年代的众多知名的思想文化精英及其对《青年论坛》的支持，表现了80年代青年锐利的思想锋芒，激扬质朴的理想主义激情，和关切现实、改变现实的勇气与担当，同时还记录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对待《青年论坛》的复杂心态和表现。

1985年11月，《青年论坛》创刊周年纪念会代表

2024年2月24日，壹嘉出版主办的《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的新书首发讨论会在网络zoom举行，壹嘉出版的总编辑刘雁主持讨论会；原《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记者高伐林特约主持，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学者徐友渔、作者胡平、学者罗慰年、学者柳红、德国媒体人AdrianGeiges、作家傅志彬、自由撰稿人莫莱斯,评论家张劲帆等十几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波士顿书评》精选讨论会部分发言，未经许可，禁止转发。

壹嘉出版的总编辑刘雁：各位嘉宾老师，各位参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参加《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的新书首发讨论会。

我是今天这场活动的主办方壹嘉出版的总编辑刘雁，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首先我要感谢各位朋友抽出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来参加这场读书活动。能把这么多嘉宾老师和读者朋友在今天聚到一起的是什么？当然，首先是一本关于一份杂志的书，一份像流星一般灿烂，也如流星一般短暂的杂志。其次，这也是一本关于80年代的书。从书的正书名就能看出，八十年代在这本书中所占的分量。作者，也是青年论坛的主编，李明华老师，是将杂志在八十年代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的。甚至可以说，八十年代在这本书里，已经不是背景，而是与青年论坛一样，都是书的主角。我们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怀念当年的理想、激情和纯净，这本书里不缺这一切，我作为编辑，也是第一读者，读稿时读到热血贲张。但这本书里又不止这一切。李老师在书中还对八十年代的思潮和政治风云变幻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反思，在我个人看来，这一部分，以及书中所写的八十年代与《青年论坛》杂志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才是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

高伐林80年代在武大校园

高伐林：我是高伐林。谢谢壹嘉出版社刘雁女士和《青年论坛纪事》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华先生的信任，委托我来共同主持今天这个研讨座谈会。很荣幸与众多的旧雨新知在这个虚拟会议厅重逢，一起来回忆、讨论四十年前我们有幸参与的《青年论坛》的事业。

今天的嘉宾，刚才刘雁简单地说了一下，我感觉大体上是分两类：一类是当年曾经参与过《青年论坛》工作或者类似的工作，他们读李明华的回忆，也就是在重温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想必是感到很亲切。另一类年纪较轻，成长期已经是在《青年论坛》1987年被迫停刊之后，他们无缘接触《青年论坛》，是通过阅读李明华的回忆录来了解那段史实的。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观众、听众，我想一类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参与者、知情人，另外一类就是没有赶上那段岁月的更年轻的朋友。

在所有的与会者当中，恐怕我是最早认识李明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都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在中文系，李明华先生他当时在哲学系，但是我们都是校方办的学生刊物《大学生园地》的编辑，这也就是为什么李明华王一鸣他们几个人筹备时，来到北京先找到陈东升、找到我，再去联络其他人，建立北京记者站，毕竟熟人就有基本的信任。不过当时我们有一个态度很明确：不要搞成武大帮，《青年论坛》并不是武大校友小圈子、同人刊物，应该搞五湖四海，应该去联系、去结识、去交往、去请教更多的有志于争取自由、有志于改革开放、有志于繁荣学术的青年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研讨会的嘉宾们，我很高兴，除了蔡崇国与我是来自武汉大学，其他的嘉宾都来自其他的大学。

有人曾经形容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患上了“集体青春迷狂症”。我读过诗人北岛的文章，当年他在北京办《今天》，每天人来人往，来了就干活，开饭时间一到，煮一大锅炸酱面，每人一碗。北岛说如果你问每个人，我相信都会告诉你，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青年论坛》的同仁们都有同样感受。我们今天的很多嘉宾——像徐友渔先生曾经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一员，他一定也有类似的感受。人的一生都有所谓的“高光时刻”，风云际会，参与《青年论坛》的时刻，大概就可以算我的高光时刻，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代表在东湖

徐友渔：很高兴能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书寄给我以后，我花了一些时间细细看，心情非常激动，感到自己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有下面几点感想，简单地谈一谈。

这本书最基本的价值是，它详细地记录了《青年论坛》从生到死的全过程，详细、全面、准确地把事情表达出来了。整个叙事是非常完整、连贯的，各个方面都表述得非常好。相当于软件方面的事，比如确定办刊方针，招聘编辑、校对、发行，硬件方面，从大到怎么得到办公室，小到怎么找到办公桌，都谈得非常具体，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得相当周详。看完这本书后对整个事件从头到尾有个非常详细、全面、准确的了解。这一点显然与作者的身份与经历有关系，他作为《青年论坛》的主编，方方面面的事，从指导思想、办刊方针，到组稿、审稿、出版，一直到争取复刊，每个方面都说得非常清晰，完整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青年论坛》的发行是上世纪80年代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在谈这一点的时候，作者显示出了既作为学者也作为当事人的深厚的功力和优势，因为要谈《青年论坛》在八十年代诞生的原因、社会氛围，所起的作用，就需要谈八十年代的整个气氛和社会思潮。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用了很大的力气来做这件事，做得很好。他谈八十年代文化氛围和社会思想的时候，面临着一些难题，即如何来准确地理解和解读八十年代的各种思潮，这对一个人的学术修养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完整地表达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是李明华表述得很好，他把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思潮分成了五条线索：一，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二，以王若水为代表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和讨论；三，当时最活跃的三个民间学术团体：《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与世界》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所掀起的“文化热”；四，以刘晓波、《河殇》为代表的激烈地反传统的激进思潮；五，新儒家的文化情怀，以及一批主张复兴中华文化的学者倡导新儒家的势头。我专门研究过八十年代社会思潮，我觉得他总结得比较深刻和全面，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有助于读者理解《青年论坛》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

这不是一般的文化人和书生写的回忆录，他谈到自己的活动经历、谈到八十年代的文化现象时，是联系了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路线分歧与社会思潮的互相影响、互动的关系，这一点表现出作者有相当的政治素养。比如，书中谈到，当邓小平提倡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社会上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说法就多起来了，大家讨论得很热闹；一旦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谈异化、谈人道主义的声音就消沉下去了；朱厚泽主持谈“三宽”（宽厚、宽容、宽松）的时候，谈论自由主义、东西方文化比较这些问题又热闹起来。这一点实际上说明，他办杂志不只是单纯办杂志、搞文化，而是密切关注当时的社会风潮、政治动向、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他把这两个方面，也就是社会思潮、社会文化氛围与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之间的互动关系写得很到位很准确。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体现出了作者的思想高度和政治水平。

本书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是我非常赞赏的：作者认为，从《青年论坛》的产生到发展到消亡的整个过程说明了一点：在中国，启蒙还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事业，启蒙思想的努力还是非常必要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在这一点上很有感想，稍微多说几句。我认为，这本书不只是记录了《青年论坛》的历程，不只是具有历史记录的意义，而且对未来还有另一种意义。我想强调一下：既然启蒙在中国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终有一天，启蒙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还会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这一方面说，这本书其实不只起到了承前的作用，还将起到启后的作用。在中国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国的思想发展是往往要中断，比方在谈到宪政民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胡适当初起了多大的作用，不知道张君劢、萧公权这些人做了很多努力，不知道张佛权有些什么样的精辟见解。我们的启蒙经常是从头开始、另起炉灶，没有传承的。我们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实际上，中国的学者、知识分子、文化人做了非常多的认真努力、非常有成效的努力，但是后面的人往往不知道，每一次运动都是从头再来。这是中国一个非常触目惊心、值得重视的现象。以后早晚有一天，启蒙还会提到中国思想文化的议事日程上来，那时候，如果再一次从头做起，再从文艺复兴谈起，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我觉得就太不合算了，我们至少可以从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从文化热谈起，谈到《青年论坛》的作用，它最后被扼杀，其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认为在这方面，它为未来的启蒙运动的重新发动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本书不只使后人了解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发展的，而且使人了解《青年论坛》的思想学术成果是什么，当年人们的思想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留下了那些可供继承的遗产，我们在这基础上再来发展，再来从事启蒙运动，就事半而功倍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这本书还展现出了作者的胸怀和眼光：他不但谈到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且谈到了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思潮有哪些不足；他对八十年代思潮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不但对《青年论坛》杂志的功绩、贡献、社会影响、社会作用做了周到的陈述、分析，而且对其不足也作了反省。我们现在谈八十年代，除了那些思想比较左、比较保守的人以外，有些人把八十年代当作一个值得追忆的美梦，有些歌颂过头了，他们没有看到八十年代严峻的形势，充满了各种阻力和张力的情况。对此，李明华先生在这本书里写道，“整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并不是像一些思想史家所书写的那样，充满了阳光明媚、诗意盎然，也不仅仅是启蒙思想各个流派的此消彼长，这十年可以说是风云变幻，乍暖还寒，时而海阔天空，诸峰群起，时而整肃森严，众声寂静。”他对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氛围、整个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做了这样一分为二的分析，就是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反对进步力量的一面，并不只是春光明媚的一面。这是他的反思的第一点，就是整个八十年代不只是阳光明媚的，暗流和反动潮流也在起作用。反思的第二点，是对八十年代的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指出了那些思想是多么宝贵，它们在哪些方面进行了突破，同时也指出八十年代主要思潮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留下的缺陷、问题、教训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比如他提到，八十年代的思想主流虽然是激情澎湃的，但是缺乏冷静的学理建树。知识界充满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但缺乏对现实的冷静、客观、理性、科学的分析。反思的第三点是，他谈到了《青年论坛》对社会思潮的前进做出了哪些贡献，取得了哪些成就，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青年论坛》本身的不足，比如学养不够，分析不全面，还有好些东西都没有看到。在写这种值得大书特书，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时候，他不但进行正面的颂扬，而且对其不足提出了冷静的批判，这都是很好的。

“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戴晴在会上与读者交流（省统计局）

胡平：谢谢，谢谢高伐林先生，谢谢刘雁女士。刚才友渔已经对这本书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概述。李明华这本书是我所读到的迄今为止关于八十年代思想史方面最好的一部论著，它不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我想尤其是对年轻的一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特别向年轻一代大力推荐这本书。

李明华写这本书下了很大的功夫啊，至少十几年前他就开始写作这本书，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信件交往，我就看到过他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片段。这本书的篇幅非常厚重，描述的方面也非常广泛，大到整个时代的那种背景、中南海上层的一些所谓路线斗争，小到他们编辑部的一些日常的运作，从找房子一直到最后，怎么样在当局已经禁止销售这本杂志的时候，怎么样去巧妙地躲过当局的这个控制，尽可能地让已经印出的《青年论坛》继续送到读者手中，很多细节的描述。那我们以前读到像这种回忆录性质的这种书呢，他常常就很少有这么完整从方方面面都谈到的。这个给人的印象特别深。所以他不是一个当事人，不是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沉淀，当然再加上本人的深厚的功力，我想他写不出这样的书啊。

关于《青年论坛》的创办，尽管它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但是它在中国八十年代思想界乃至于在中国的整个出版史上的地位，我以为是相当的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像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第一期是八四年出版的，今年2024年了，那今天我们读到这本书。我想我们当事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固然感到很亲切，但是我想对于后来的人，他们读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受益良多。这也就充分显示了呃《青年论坛》本身在这个中国尤其是当代的思想史的重要地位。

我跟这本杂志的当然渊源很深，从最早《青年论坛》打算创办，在北京要成立记者站，我就和高华林先生、季思聪还有远志明、吴学灿、陈东升几位，我们就互相联系，就有了联系，然后后来蔡崇国又到了北京，当然其间李明华也来过北京，我们也见过面嗯。在整个这个杂志过程中，当然我给他写过几篇文章，一篇关于什么是在八四年的那一期出的，就是关于什么道德问题的一些随想录啦，后来当然主要就是我那篇《论言论自由》，记得我把言论自由那个手稿交给李明华的时候呃，李明华他当时就表示他一定要出，要把这个文章给发表出来。而且要全文发表。那说来真是不容易，《青年论坛》每一期的字数也就是十二三万，我那篇文章六万多字，它分成两期发表，那你占了非常大的篇幅。而且就在86年7月号九月号发表之后，紧接着就由北京记者站在北京举行了一场首都各界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座谈会，参加这个会议的人也很多，像包括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中国政法大学的杜鲁吉教授，还有工人出版社的何家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李玲，他们都是交的书面发言。与会的当然更多的是我们同一代人的这么一些朋友，包括陈子明，王军涛，包括甘阳啊梁治平啊等等。可是就是在这一期，这是86年11月出的，那么紧接着没过多久，当局就反自由化，胡耀邦就下台那，么到了第二年87年1月，这个《青年论坛》就被迫就停刊。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美国，当得知《青年论坛》停刊的消息之后，当然心里也非常的难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收到过李明华的一封信，他信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面对历史，我们问心无愧。

李明华跟人接触，我想恐怕在座很多人跟他接触都有这个印象，一看他就是好学生出身，从小大概就是当学生干部，说话做事都显得很稳重，很老成持重。但是他的思想之锐利，做事之果断，而且富于冒险精神，这真是你乍一看你根本看不出来的。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行为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青年论坛》能够办得这么成功，我想跟作为主编的李明华在其中的贡献当然是不可磨灭。

当然《青年论坛》还有很多同事，我们也都是通过《青年论坛》就彼此成了朋友。《青年论坛》举行过很多大型学术活动，我自己参加过的就有85年3月在广州，和当时的华南师范学院共同举行的一个，就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另外一次就是在八六年，大概也是秋天吧，在武汉举行的，是和黑龙江的什么与探索，《学习与探索》吧，跟那个杂志联合主办的一个“跨世纪中国”的研讨会，在武汉举行的。那次我们也去了。很多朋友。除了开座谈会之外、开研讨会之外，还在武汉很多大学做讲演等等，活动都非常成功。所以《青年论坛》在当时的年轻一代读者中间，在理论界、思想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李明华在书里也提到过，一般的那个时候，每个省市都有社科院啊这一类的机构，都有自己的学术刊物，一般他们的订户不就是两三千左右，而《青年论坛》可以达到四五万，光是邮发量，通过邮寄的发行量就达五万之多，这还不包括零售。那么可见在当时的影响也就是非常大。

当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八十年代确实是我们充分地表达自己，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的这么一个时代。现在回想起来刚才伐林也提到了什么“高光时代”，好像是个高光时代，不过你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遗憾：怎么高光时代就停在那儿呢？那就算高光时代了呢？本来应该，我们当时也期待着，中国的形势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能够真正的迎接一个有言论自由时代，一个有宪政民主的时代，可是今天，在四十年过去之后，今天中国面临这么一种情况，这是我们当时都很难预见到的。所以想到今天这个状况，就感到特别心酸，感到特别的沉重。

当然这本书它本身很有价值，《青年论坛》本身很有价值，但这本来只应该是在我们向前前进的时候的一个阶梯，我们本来应该走得更远、做得更成功，可是呢结果我们遭受了很严重的挫折。所以想到这一点，我心情就感到特别的沉重，也感到很有几分忧伤。我们现在都已经都进入了所谓老年人的阶段了，但是我们当年追求的理想，现在比起当时还距离得更遥远。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只要一息尚存，还应该为我们的理想继续去奋斗，我想这也是作为当年《青年论坛》的一个作者，多少也算是它的半个工作人员的一些感触。我就先讲这些，谢谢大家。

1985年11月，陈兵力在武汉市长吴官正（左）办公室

高伐林：谢谢胡平先生的发言。我想起一段往事，就是当年您这篇大作《论言论自由》连载的时候，我接到1986年的七月号杂志就捏了一把汗，我就觉得怎么分成两节连载呢？这有多冒险？你六万多字的文章，上篇是两万多字，还有四万多字没发表，我也不知道这个李明华是打算分两期还是分三期，但是我想如果这个上篇登出来之后就激怒了某一位检查官，下令停刊整顿等等，后面的就出不来了，出不来怎么办呢？所以我当时是认为李明华真是很冒险。但是幸亏没有，很顺利地，有惊无险地，下篇也就出来了。下一位发言的嘉宾，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在李明华和同伴们正在为《青年论坛》的生存拼搏时，吴国光在《人民日报》评论部任职，后来升任主任编辑，他1986年8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正是胡平《论言论自由》出笼的日子。

吴国光：首先祝贺新书的出版！祝贺作者，也祝贺出版社。其次要澄清一下，刚才伐林说《人民日报》当年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是我写的，这个不是，当时我出差了，是另外一位同事写的。当时《人民日报》准备了一组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这篇之后其它都未能发出。当然我也写了其它的很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没有那么有名，这个不可以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我注意到维基百科的介绍上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希望有朋友知道怎么操作的帮忙改一下。

今天非常高兴和这么多朋友在线上聚会，刚才听了两位兄长的发言也很受启发。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回忆八十年代呢？很明显，并不是一群八十年代的遗老遗少坐在这里“白首话玄宗”。不是因为单纯的怀旧，不是仅仅因为对我们自己青春年代的怀念。如果是怀旧，那往往会有很大的偏见。我们这里很多人可能在毛泽东的时代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但你看中国出版的大批的知青回忆是充满着对当时那样一个困苦而且非常不自由的生活的非常热烈的怀念的，我感觉这样的怀旧是把对自己青春生命的怀念和对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赞扬混为一谈，这显然不是我们这里要做的事情。刚才伐林兄讲到，八零年代是我们这里很多人的个人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我想显然也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在那个时代有一定的作为，甚至少年得志等等。我认为，也不是因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现在中国经济上当然比那时繁荣了很多，但政治上的高压状态显然也比1980年代严重得多，因此不免会有年轻人认为“八十年代原来那么好啊”。我经常讲，其实八十年代没有那么理想，并不是中国将来应该有的一种理想状态，不是中国最好就处在八零年代就可以了。那不过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的一种历史进步的这么一个已经被推翻了的起点。

我的理解是：首先，八十年代是一个有思想的年代。出版社用“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来命名这个座谈会，来赞扬这本书，我觉得用得很准确。那个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赞扬人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个人有思想”。我是从山东乡下来到北京上大学的，我还记得，当暑假回到家乡和长辈聊起来，我说“那个人有思想”，一位长辈就说，你们这个形容词很奇怪，人都是有思想的嘛，什么叫“有思想”啊？我说，你说的这个“有思想”和我们讲的“有思想”可能不是一个意思，你说的“有思想”是说人的思维总是在活动状态的，你现在想吃一块肉，这也是有思想，对吧？我们讲的这个“有思想”，是指有独立思想的能力。我们知道，1960年代、197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年代，我们从这样一个年代中走出来，我们首先追求的就是获得自己的思考能力。我还记得1970年代末《人民日报》还是哪里登过一篇杂文，好像是当时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宋振庭写的，标题叫作《还我头来》，要求把我的脑袋还给我。1980年代，我们整个民族、首先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要求还给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我们看到，1980年代在这样一个主流下，人们会追寻人生的意义。本来毛泽东思想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已经规定了你的人生意义，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什么还要重新思考人生意义？1980年代对此有讨论，当然后来有一系列的各种讨论。《青年论坛》也是整个潮流中一个非常耀眼的有力量的浪潮。

那时的潮流就是追寻思想、追寻独立思考。可是，这样的历史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中被大大地压制甚至完全地删去了。我们现在看到的1980年代的历史，基本上是被官方剪裁、扭曲甚至歪曲了的历史。因此，我觉得，关于《青年论坛》的回忆的这本书的出版，最大的贡献就是呈现出和官方历史不一样的、民间存在的这样的独立的思想活动。官方历史可能会讲到比如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自发要求包产到户，也可能会讲到大量的下乡知青要求回城要求有工作。经济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当然这也是中国1980年代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这样的历史中共还不能完全抹杀，虽然会用它的那种逻辑来解释。但是，追求独立思想的历史，官方就非常忌惮，但李明华这本书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东西。如果追循下去，可以看到，从1970年代末期地下刊物、民间刊物的出现，民间独立思考的浪潮一直是这样在那个年代延续下来的。这里在座的很多人，特别是四零年代出生的兄长，都是其中的参与者。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我想讲，八十年代有思想，那是什么样的思想？我认为就是多元思想。我们从毛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共产党的一元论中挣脱出来，追寻的不是某个唯一的真理，追寻的是多元的真理。实际上，我们看到，八零年代人们之所以有思想、有独立思想，就是因为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来认识世界，回答社会、人生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一种多元思想的局面，我觉得是八零年代非常可贵的一个品质。当然，当局在不断地试图用一元继续压制多元，从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到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系列的举动，都是要压制多元思想。但是，那个时代的多元思想在马列主义传统之外开始呈现并持续发展。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当然是不断地追寻多元思想，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老三论”到“新三论”等等，不断地有新思潮涌进。我记得那时候北京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北京有青年女工要找对象，问对方“你都看什么书呢”？这个青年男工说，“我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这青年女工一下就被吸引了，说哎呀你了不起，那我就要求你送我一整套当时已经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当结婚彩礼。今天回头去看商务印书馆出的这套汉译学术名著丛书，如果是跨专业，可能很多青年学生不一定能看懂其中的很多论著，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是，那时候，青年女工青年男工也在追求这个东西，这是一种价值。在西方的多元思想进入中国的同时，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也生发了多元的解释。当年王若水先生用异化论、人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苏绍智先生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来颠覆马克思之后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等。这一切都表明，那时从所谓体制内到体制外都开始呈现一种多元的思想景象。

我觉得，多元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可贵。可贵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本来可以有信息的多元，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在政治上的强力压制，加上试图突出物质层面的东西来建立它的所谓合法性，越来越使人们的思维趋于一元。我痛感，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的整个思想状态的水准是越来越降低，思维的能力越来越差，思想的多元当然是越来越收缩了，今天就变成了两元对立。今天共产党想重新回到一元控制，这是非常难的，但是两元对立实际上也是一元论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两个一元，两个对立的一元。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喜欢讲“对立统一”。传统的老子思维强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是不能生万物的。说是两元的思维，实际上就是两极对立的一元思维：要么就是拥护共产党，要么就是反对共产党。其实反对共产党的人往往用共产党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用他的逻辑来讨论问题，这就使得我们突破共产党思想控制的努力变得更为艰难。大家都讲今天中国文革重现，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并没有要搞文革，习近平敢让大学生中学生自发组织红卫兵组织吗？习近平敢让你拿个油印机就印小报吗？他的文革只是一半的文革。那么，另一半的文革在哪里呢？就是在文革当中形成的那种一元的思维状态，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一切都是用这个来表态、站队、划线，不讲道理，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讨论问题。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中共体制的问题，但是不是也能挣脱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对此我们需要反省，反省怎样才能走出共产党的一元或两个一元相对立的那种思维方式。八零年代的思想潮流本来是可以走出这么一条道路的，但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来反而越走越窄，思想的多元状态越来越不存在了。

第三点，我想讲，在思想的领域也需要抗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不了解情况的话，总觉得1980年代很开明，不仅有邓小平很开明，还有胡耀邦、赵紫阳更加开明，所以我们才有那么一个时代。今天当习近平出现、大家不满意的时候，就会回头去怀念像江泽民那样一个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时代。实际上，这本书所呈现的1980年代的思想图景是更为准确的，准确就准确在它讲出了思想上民间抗争的力量，也讲出了当时民间结合体制内力量抗争的历程。如果没有这种抗争，那个体制是不会给你任何思想的自由度的，也不可能让多元思想存在。所以，1980年代的思想自由、多元思潮，哪怕是有限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当然还有后来中国物质的、财富的发展，既不是邓小平赐予的，也不是胡德平赐予的，而是有胡平、高伐林这些人在那里做这个事情，他们可以利用胡德平的力量。胡德平有自由思想，他们当然就要结合他的力量，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儿子就排斥他。我觉得今天应该也还是采取这种态度，但是，也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邓小平、胡德平们才能把中国的自由思想、多元思想推向前进，不要因此放弃了民间抗争。

最后还想讲一点：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特点，就是参与了历史事件的人原原本本地把历史呈现出来。我觉得，今天要还想开启多元思想的潮流，就要努力去打破共产党所书写的官方历史，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历史写下来，而你这个历史应该是有独立思考的历史。你如果只是按照共产党的官方语言把自己的每日生活记述下来，我觉得这没什么价值。实际上，过去一些年里，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前那二十年中，中国有一个非常热的潮流，就是民间自己写回忆录、出版自己个人的历史。但是，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看了很多这样的回忆和历史，相当失望。还不要讲独立思考，就是真正忠实记述下个人的生活细节，没有被中共概念所污染的那种生活细节，这还是比较少的，可能占到百分之一二十就相当不错了。我想讲，我们每个人有兴趣有能力去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首要是要记下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立思考什么呢？不一定是思考什么战争啊中美关系啊这样的大题目，而是首先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按照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思考，而不是按照共产党给你塑造的那种形式去思考。当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内心时，我觉得就有可能打破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因此也一定会呈现出多元思想，因为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自己的生活和内心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是抗拒党国政权强加给你的那些所谓生命意义，抗拒那样一个党国政权所书写的一元化的历史。通过你对自己日常所作所为和生命意义的思考，来抗拒在个人生活当中是物欲横流、浑浑噩噩、蝇营狗苟，到公共生活当中就是欺瞒拐骗，充满了卑鄙，要么娱乐至死要么空话连篇，那样一种生命状态。这样书写你作为一个“个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一个“人”的历史。人是什么？我们常会引用一句名言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就是说，你尽管脆弱如芦苇，但是作为人你会思想。如果你不能以独立的思想面对自己的生活呢？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思考某些宏大问题，你就思考你自己面对的这样一种平庸的生活就可以了：想想你遇到了什么，从中可以发掘出什么意义。白纸运动的起因，应该就是那些青年发现他们每日每时的生活是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制度的迫害的；你不一定要求政治权利，但是你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迫害。当你思考这些的时候，你不仅能够找到你自己生命的意义，你也会知道，就是今天中国的这样一套极权主义制度使我们每个人失去了做人的意义。

李锐题字送书给《青年论坛》（1986年1月）

高伐林：下面，请蔡崇国先生发言。现在常住法国的蔡崇国先生，当年是《青年论坛》杂志社副社长，还是第一副社长，担负了相当繁重的行政事务，这都属于幕后活动，一般读者并不知晓。当时《青年论坛》的读者知道“沉扬”这位作者，写出了《论一九五七年》《论一九六六年》，还有关于《毛泽东晚年与文化大革命》，等等。“沉扬”就是蔡崇国的笔名，他当年30岁。

蔡崇国：我刚才听了友渔说的，还有国光和胡平都讲得非常好。首先是觉得出这本书真是不容易，很棒。然后我就觉得刚才胡平评价李明华真的是非常准确，他看起来非常稳重，一副书生样，但是一到关键时刻，他的勇敢他的果断，而且那么多年之后他又写了这本书。他的这种勇敢这种顽强，真是叫人佩服。

友渔刚才提到了一些，就是《青年论坛》这些文章，他的局限、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前不久也回看了几期，其实除了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还有几篇文章以外，大部分的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高的质量。所以我记得我们当年开会的时候，经常为约稿发愁，找谁？所以我们最后就要去建立记者站。

刚才高伐林、胡平讲了，陈东升（领导的北京记者站）那时是我们《青年论坛》在外最强有力的记者站，我们叫做第二编辑部，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就经常是比在武汉的总部起的作用更大。另外我要顺便提一下，我这个第一副社长其实当了没几天，湖北社会科学院不同意，因为我不是湖北社会科学院的人。但是我们是一起讨论，一起策划。从一开始……

我还没看李明华写的这篇文章，我不知道他说过《青年论坛》的创办过程。我要说的是第一个就是，不要夸张当时的各级领导的开放程度，《青年论坛》之所以能够存在两年多，而且很大胆，一方面是当时的各级领导，从上面的，我们其实跟胡耀邦完全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跟胡德平，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跟朋友说的，他其实是很天真很淳朴的一个人，只要是改革他都支持，所以，我们在一次座谈会上遇见的，我当时有一个发言很大胆，我就是反对清理“三种人”，我就是说，现在是要改革开放，一些老革命他们思想很陈旧，恰恰需要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来推动改革开放，你搞清理“三种人”，又搞运动式的，这个挺不好。胡德平他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又约了，我、李明华和王一鸣，当时社长，我们去了胡德平住的地方。胡德平住东湖宾馆，毛泽东每次到武汉来就住东湖宾馆，胡德平当时住的就是当年毛泽东住的那间房。我们就谈，胡德平说到，他要把我们《青年论坛》办成当年的《新青年》，那胆子比我们还大。而且，他就说他有一篇早已写好的《为自由鸣炮》这篇文章，他给我们在创刊上发表。其实胡德平这篇文章《为自由鸣炮》，它的内容很陈旧，基本上就是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是他这个题目真是很轰动，它其实就为我们后来胡平发表《论言论自由》，以及后来再加上邓朴方发了发了一篇文章为人道主义张目，都为后来朱厚泽提的、还有胡启立提的创作自由，都打了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把在创刊号上就把这篇文章发了。

那么，除了这个题目轰动以外他还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湖北省委宣传部包括中宣部，他们都以为胡德平支持那就是胡耀邦支持，对吧？那么湖北省委和湖北省委宣传部、包括中宣部，他们就觉得没有责任了，是胡德平、胡耀邦在管。而这个胡德平他基本上是撒手让我们做的，所以我们《青年论坛》的这种勇敢、这种开放，实际上就和中宣部以及湖北省委，他们可以卸责，他们觉得这个是胡耀邦系统的直接干预，他们不好干预，所以我们是打了一个体制上的空缺，这是《青年论坛》很大胆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李明华。具体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当时要申请经费，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钱运录批了五万块钱，我就是拿着钱运录批的五万块钱去了湖北省财政厅，把那个钱批下来的。我就看到钱运录的批文，是说《青年论坛》得到胡德平同志的支持，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我还跟李明华开玩笑，我说胡德平当时只是中央整党委员会驻湖北联络站的一个副站长吧，这个省委书记怎么这么听他的话？所以钱运录他们很支持、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很支持，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开放，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追求什么新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胡德平在那里支持，就是整个各级领导，在我们湖北，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包括湖北社科院。所以真的是不能够高估当时的基层干部的从上到下的那种开放程度。这一点我在写《论1957年》的时候特别体会到。我本来就是说不用笔名，用真名的，后来大家都建议说，今后的路还很艰难，我们起笔名，为了安全，对吧，那么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用了笔名）。邓力群特别不高兴这篇文章，其中一个我讲到，中国共产党它其实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党，然后去打仗是吧，所以农民和军队的思维来指导现代化，它其实就是五七年反右的一个根源之一。其实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非常明显，那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体会到的是，各级干部他们基本上还是一个一元化的军队干部搞运动的方式搞改革开放，这是共产党基本结构。所以说，从这点出发，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很弱的。我记得八六年，朱厚泽带着贾春旺，还有中宣部的几个副部长，专门来《青年论坛》来看我们，因为邓力群揪住我的几篇文章不放，然后邓力群和胡耀邦的矛盾似乎激化，所以中宣部专门到这个湖北武汉《青年论坛》的所在地来探望我们、支持我们，对我个人也表示支持。然后晚上，我们在武汉大学开了一个座谈会，朱厚泽，还有湖北的邓晓芒啊郭齐勇啊那些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了座谈会，朱厚泽就问大家，就是我们改革开放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大家要献计献策。朱厚泽真是很棒。但是在座的人就开始跟朱厚泽谈康德啊谈黑格尔啊吧谈萨特啊，谈得非常抽象，就是说大家对中国社会有什么问题，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走，大家确实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当时也开玩笑，我们都希望民主都希望参政，真的给我们机会参政，我们既对中国社会不了解，也对行政系统的运作也不了解，也对西方的各种政治和行政、社会治理的理论一无所知，给我们机会，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长期的这个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和政治运作的一种脱节，所以朱厚泽跟我们开座谈会的时候，真的要大家所谓献计献策的时候，大家无话可讲，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幼稚，在八十年代在理论上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确实是比现在，和现在比起来你不能说那个时候就更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时第一次成为官方的东西，是一件大事。，我老记得那时官方的提法开始是陈云的那一套，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经过反复政论，80年代中期，陈云教条终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我们非常开心。在李明华家里讨论，我们整天就在那里观望政治气候，担心青年论坛，担心我们的命运。但说实话，我们大家都知道，80年代没有今天这样多的私人企业，更没有这样一个企业家阶层，没有这样多的外资企业。其实九十年代到2000年以后，大量的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著作都翻译到中国来了，而在八十年代就没有这样雄厚的知识基础，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和今天比起来是远远不足的。那时从上到下，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象为一个完美的体制和理想社会，是接近天堂的玫瑰园；好像是我们替代共产主义空想、乌托邦的另一个乌托邦。大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理想化。八十年代的人以为，中国只要走向市场经济，只要搞改革开放，一定会实现民主化，一定会繁荣，他根本没有预计到后来的种种问题，像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平等，腐败大家都多少意识到，对吧，然后国力强盛富裕了以后他要和西方叫板，要雪百年之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民族主义，尤其是共产党，我刚才说的，他们整个思维方式，他们的干部组成结构，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使他们很难容忍言论自由，很难容忍党外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在八十年代各级干部们根本是，包括知识分子，根本没有预计到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矛盾会更尖锐，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以后，更和这个体制、和共产党的文化会形成尖锐的冲突，八十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追求类似于一种对空想的追求，这是八十年代我们的幼稚之处。所以说，我想的比较多的还是八十年代我们的天真。所以我那个时候确实是有预感，我在《论毛泽东》和《论文化大革命》里讲文化革命的起源的时候，就特别讲了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想化，以为那是走向天堂的一个玫瑰园，后来八九年呈现的历史比我们当时预想的还要更残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是比八十年代现在要成熟得多了。

与《新观察》主编戈扬合影，左起：王一鸣，戈扬，李明华（1986年1月25日）

高伐林：张劲帆先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华文教育工作者。刚才胡平先生也提到了、我也读过，就是张劲帆写了一部有关《青年论坛》的长篇报告文学，叫《艰难的甦醒》，这个长文我看的是网上的电子版，是李明华先生发给我的，而且我相信李明华先生在写《青年论坛纪事》这本书的时候也参考了这篇长篇报告文学。

张劲帆：很高兴有机会与这么多令我尊敬的学界大咖同台发言。首先祝贺李明华的新著出版！我还没有看到这部书，但是早就知道他在写，他尝试过在国内发表，却无法发表。我和李明华的以及《青年论坛》的缘分不浅。我们是同事和朋友，我在1989年完成了一部介绍青年论坛从创刊到停刊全过程的报告文学，我就谈一下我写这个长篇报告文学的经历吧。

我先后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室、科研处和文学研究所工作，与李明华、王绍培等那些编辑都是同事，平常经常见面，关系挺不错的。我虽然没有介入到他们的工作中，但是对他们的整个办刊过程经常是可以耳闻目睹，看到他们很辛苦地在那里操劳工作，看到《青年论坛》一步步地成长起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举办的很多活动，我有机会也都参加了，像“跨世纪的中国研讨会”什么的。平常有时候在饭堂里碰到他们，或者在他们家里头聊聊天，这种事情是经常的，了解到很多情况，所以就觉得应该把他们这个事情记录下来，这段历史很有意义。《青年论坛》停刊以后，我就决心写一部反映他们全过程的报告文学，于是对很多人进行了采访，除了编辑部这些人，还有他们的一些作者，有一些是外地的，我利用外地出差的机会，访问过一些外地的作者和记者站站长。采访对象也包括湖北社科院的领导，像院长夏振坤，主要是夏振坤，还有秘书长李文澜，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哲学所的所长李步楼等等。对同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和说法。我都如实记录下来，保存下很多原始资料，在我的作品的每一章的最后部分都集中展示多人不同说法，可以比较立体地审视这个事件。我把这个作品写出来以后，当时投给好几个大型杂志询问发表意向。那时候国内报告文学还是比较火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时候有过一个叫“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全国多家杂志参与。

稿子投出去以后，江西省的《百花洲》杂志有一个编辑叫做钱宏，亲自直接赶到我们湖北社科院来找我，把这个稿直接拿过去了。他看过以后就说他们确定要登，我完稿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份了，还不到520颁布戒严令。结果呢，拿过去不久戒严令就发布了，我就知道这个是肯定发不出来了。不久就发生了“六四”事件，我就通知他说这个就不要发了，因为我当时也正在办出国留学，如果发表出来我肯定出不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出国了。在这之前我曾经跟社科院院长夏重坤说过我要发这个东西，他没有看我的全文，我大致地跟他讲了一下，他就警告我说：你如果要发这个东西，我们就把你告上法庭。其实文中我对他还是采取了比较理解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中共官员，如果发出这种东西肯定会对他不利。

我出国以后忙于生存、工作和学习，就没有机会把这个东西发表出来，而且我出国时不敢把这个稿子带出来，这个稿子很厚，十万字嘛，当时没有电子版本，都是手写稿，大概差不多有两寸厚吧。稿子就留在我家里。我1990年出国，一直到1995年我拿到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身份以后才回国，这时候才把这个稿子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在海外很难找到能发这么长作品的地方，我就把稿子缩写成差不多八千字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96年10月号香港《争鸣》杂志上。后来我问过李明华看到没有，他说他在国内从什么渠道也看到过这篇文章。再后来到2011年5月我把全文发在澳华文学网上（https://www.aucnln.com/article_3017.htm），这时候才有一些读者能读到全文。有朋友转告我说胡平先生也读到了并表示肯定。

我很快就将把它正式出版为纸质书，也有电子书，这个月就要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能够看到这本书、购买这个书。不容易，一个作品耽搁了三十多年，但是中国的情况仍然没有什么改观。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华人评论家叫做何与怀，在座的肯定有人知道这个人，他看过我的稿子后评论说：很多人忽视了张劲帆早在八十年代就写了这个长篇报告文学，这个报告文学有一个令人惊叹的高起点，今后当人们谈论中国的出版史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提到这部作品，这个作品会在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一笔。

我这个作品，因为是报告文学，它有很多细节，不光是事件的描述，这中间有很多文学性的描写，结构上也是有穿插时空的写法，我希望出来以后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我就说这么多，谢谢高伐林先生，我们过去有几面之缘，很高兴您也把我这个作品的摘要发在明镜网上，感谢！

高伐林：谢谢劲帆先生，我们也期待着读到您的纸质本的《艰难的苏醒》。还是用这个书名吗？

张劲帆：它收在我的一个非虚构文学作品集里面，这个作品集有二十多万字，书名就采用了这篇长篇报告文学的题目“艰难的苏醒”，副标题是“张劲帆非虚构文学作品集”，除了这篇，还有我的一些其他纪实文学作品，但这篇占了一半的篇幅。

谢选骏指出：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我看“历史有时候也是由失败者写的”——例如上面这篇就是如此。它们的失败，出于对中国文明的不解，在于秉承了“五四精神”，不知中国还有第三期文明的可能，以为中国可以彻底地西方化。谁知第一个“出卖中国”的，就是西方世界自己呢？因为西方文明是一个商业文明，只有开发之功，缺乏整理之力。请牢牢记住这一点。——这就像是希腊文明，只有开发之功，缺乏整理之力……最后不得不拱手让人，让野蛮的罗马人来收拾希腊化的残局。未来收拾西方化之残局者，究竟是谁？

目前这还是上帝的秘密。

我所知道的仅仅是——思想的主权确实存在——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不正是思想主权的体现吗？

历史有时候也是由失败者写的，曲径通幽处，打开了未来世界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