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先驱何维凌25周年忌日：因手稿被车祸？》（2016-06-05◆高伐林）报道：
这份史料书名上冠以“传说中的”字样，引人遐想。何维凌1991年恢复自由再赴墨西哥、美国，车祸去世之后，传言之一说他是因这部手稿而死于非命，但手稿却无处觅踪，遂成“传说”。其重见天日经历了诸多曲折，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在香港问世。
今天是何维凌的25周年忌日——1991年6月5日，他在墨西哥车祸丧生，英年早逝。
何维凌是谁？
我不认识何维凌，更没有见过他。但是周围有许多朋友，多年来不停地提起这个名字。最近，一位好友借给我一本《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大风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厚达560页，我还没有读完，读了三分之一强，对这位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先驱、灵魂人物之一，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位博览群书的好友在借书给我时说：“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对他这一“最”字评价，我不敢置评，但必须要说：此书的信息量甚大，不仅涉及中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共高层元老、知识界改革风云人物各个山头、太子党等方面犬牙交错、博弈互动的内情，而且对中国的过去、现状（当然是当时的现状）和未来前景，有很多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何维凌确实是一个传奇人物，与其同伙干出了一番传奇事业。对于中国在八十年代的转型起步，功莫大焉。
这本书，在网上只有介绍，没有书稿摘录。我将有关资料集中简要介绍如下。
何维凌，1944年生，1968届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文革”中因思想罪坐牢、下放劳动。70年代末回北大任教，参与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任副组长。
1985～87年，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驻美代表，在普林斯顿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大西洋委员会访问研究，筹建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即索罗斯基金），创办中美中小企业国际交流联络处。
作为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学术成果甚丰，如《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和演化》、《通往社会科学的前沿》（有些与人合著）；翻译《社会学与社会组织》；主编《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三套15册等。
这本书是何维凌的遗著。1989年春夏之交，他因积极斡旋、试图和平解决学生绝食的广场危机，遭当局秘密监禁。在身陷囹圄一年四个月期间，他奋笔撰写有关回忆，为后人留下这一份珍贵的史料。
关于何维凌之死，在当时引起震动。由于他身分敏感，也由于“六四”之后海内外的特殊气氛，“何维凌是否被暗杀？”这团疑云，久久萦回，难以消散。但现在一般相信，确实事出意外，很可能是何本人的驾驶习惯导致了悲剧。
这份史料，书名上冠以“传说中的”字样，引人遐想。何维凌1991年恢复自由再赴墨西哥、美国，车祸去世之后，传言之一，说他是因这部手稿而死于非命，但手稿却无处觅踪，遂成“传说”。其重见天日，确实经历了诸多曲折，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在香港问世。
全书共分25章节，讲述中共建国以来第一个官方最高决策智囊机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始末，以及在邓胡赵万改革年代（“邓胡赵万改革”是书中一个很引人瞩目的概念），他与各方人物的交往和评论。最后以“我无憾！”三个字，诠释男儿一条命，响彻古今。
这部手稿记录了陈一咨、何维凌、邓英淘（邓力群之子）、王小强、张木生等为首的“发展组”，队伍如何从全国民间汇聚起来，如何打开与中央决策层的“通天”对话之路，如何开科学的政策研究风气之先。也在记述作者与那个时代各方人物，诸如“四签名”（朱嘉明、黄江南、王歧山、翁永曦）、与金观涛、刘青峰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和作者们、以及温元凯、樊立勤、郭罗基等许多人的交往之际，对他们的个性，对其长处和短板、贡献和缺陷，写下犀利的观感剖析；还记录了作者与老同学邓朴方（邓小平长子）、胡德平（胡耀邦长子）等人的亲密交往和往来切磋——这些人，尽管25年来在时代大潮的颠簸中渐行渐远，高升、退隐、流亡、转战……但都是一时之选，是当时中国能够冒出来的最优秀人才。绝大多数人，后来乃至现在，都仍是中国政坛、学界、企业界绕不过去的名字。书中以大量史实存证：这些风华正茂的后起之秀在“小荷才露尖尖角”、初出茅庐之际，如何摩拳擦掌，在中国改革起飞事业中大干一场的雄心和作为。
何维凌手稿中对许多老人的记述和观察，也让我吃惊，甚至刮目相看。例如：他写了以“改革派”著称的元老杜润生，是赵紫阳的伯乐（在赵紫阳在广东担任县委书记之际慧眼识人，致使赵脱颖而出），杜也真心欣赏“发展组”的大胆改革的思路，但这位老人却与赵紫阳一样“太滑”：“他们因滑而生，因滑而成，最后也因滑而断送”。
书中还记录了邓力群在“发展组”能够由民间社团一跃而被中央改革派看中、身分转换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让我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邓力群其人其事。何维凌当然很不认同邓力群维护一党专制的保守“稳健”立场，以及他与胡耀邦、赵紫阳的龃龉，对其在“清污”“反自由化”中的表现，更非常不以为然；但何维凌实事求是地记录了邓力群在组织上、人事上如何帮助“发展组”解決困难。“他不打算用‘发展组’，却又不得不在政治上承担‘发展组’的风险。”何维凌感慨地揭示了中国政坛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发展组”的悲剧在于“用我们的，不保我们；保我们的，不用我们”。
这本书当然都是何维凌的个人视角。他“用酣畅淋漓的笔调，不加掩饰地对当年的事情做了记录，颇为形象地体现了他本人的风格，宛如让人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何维凌再世。……他手稿中也不断地臧否人物，有些公允，也有一些不大公允”（李凡语）。关于那个叱咤风云的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已经读过赵紫阳、李鹏、田纪云等许多政坛人物的回忆录，也读过吴国光、吴稼祥、陈一咨、曹思源、李湘魯、吴伟等许多在不同岗位上作为智囊、参与或影响当时最高层决策的人的回忆录，此外还有许多企业家、媒体人，如万润南、高瑜……等人的回忆录，所有这些，再现了那个中国近代史上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那个尽管搏斗惨烈，却让人升起灿烂憧憬、充满乐观情怀的八十年代，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虽然有可能有流星，但是流星也曾照亮中国的夜空，哪怕只是一瞬间！那个年代，在27年前的昨天——1989年6月4日，被枪声猝然断送，画上句号。此后的中国走入歧途，那样的年代不知要再过多少年，才能再续前缘了——是否会有那么一天？谁也无法打包票。
我也听说过对何维凌的微词。那个时代的那些人，都有些毛病：有灵气，有担当，有胆略，也就会目空一切。人们也说何喜欢自吹自擂、喜欢钻营。然而，一个布衣子弟，纵横于庙堂和江湖之间，出入于学者和洋人之间，出谋划策，他自己也为之吃过亏、倒过霉，金无足赤啊！他是那个时代的群星之一，我作为一个受其恩惠者，感谢他以生命参与照亮过中国。
我没有读完何维凌的这本大作，只是因为今天正是他的忌日，赶着写下这一篇急就章。希望有更多关心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志士仁人，来读这本书。学者李凡写道：这本书“对于中国1980年代研究举足轻重。……维凌兄去世快25年了，他的去世，最令我痛心。1991年6月与他最后一次电话通话，至今不敢忘却。我为他写过悼文。我曾经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中国因为没有何维凌，不仅少了太多精彩，历史都不再一样！何维凌在中国历史上，是应该有他位置的，虽然，他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那种‘大人物’。”
下面是有关这本书的资料。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
作者：何维凌
出版社：大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12月
价格: HK$128.00（港币与人民币按1:1结算，其他货币参考汇率结算。）
页数：560页
网购：http://www.strongwindhk.com/product/9789881619198.aspx
电邮：info@strongwind.com.hk
目录
何维凌生死书 / 秦燕
何维凌和《手稿》/ 王正德
1 写几段“发展组”的始末
2 我抱希望最大的是邓朴方
3 陈一咨是位举足轻重的带头人
4 农村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没有出路
5 “发展组”的第一次全体骨干会议在我家客厅里举行
6 滁县调查是“发展组”的“官渡之战”
7 邓力群有重要讲话
8 向真理负责，向人民负责，向中央负责
9 第三代人掀起的现代启蒙运动
10 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
11 把“发展组”导向一个真正的“学术～政治集团”
12 江西吉安“大兵团作战”的评价
13 陈一咨的病给“发展组”带来危机
14 在“发展组”危难时刻我和小强力撑局面
15 复兴门外大街的22号楼5门21号
16“双周碰头会”，是我和胡德平交往最频繁时确定的
17“发展组”和第三代人的行动方针
18 赵紫阳的重视知识精英，十之八九是靠李湘鲁
19 第三代人登台唱主角的未来
20 “非主流派”核心人物
21 “四签名”以鼓吹工业改革成名
22 蛇口工业区，改革智囊团的一个实验基地
23 陈一咨陪同赵紫阳南下
24 陈一咨、王岐山强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形象
25“发展组”已溶化在整个社会
编后记 / 黄晓京
谢选骏指出：手稿就是秘密文件，如何可让别人知道，从而引来杀身之祸？手稿就是秘密文件，为何25年之后重见天日？既然真是作者手稿，书中有无真的手迹照相复印？许多谜团一一待解。因为手稿就是秘密文件，稍有不慎就身首异处了。
《胡平：读<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有感》（Editor 6 月 11, 2016）报道：
何维凌是一个精力无穷的活动家。我对他某些曾经的政治观点不尽赞同，不过我认为他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且扮演得相当好。对他的英年早逝，我深感哀痛。在“六四”27周年之际，我写下此文，表达我对他的思念与敬意。
屈指算来，何维凌先生去世已经25年了。早就听说他留下了一部手稿，不久前听朋友说这部手稿已经在香港出版，于是我赶快邮购了一本。
何维凌这部手稿的书名就叫《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由香港的大风出版社于2015年12月出版。大风出版社的负责人是何维凌的老同事、老朋友王小强。说起这部手稿的写作和出版，那本身就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从1989年5月下旬起，何维凌积极介入运动，在当局与民运之间大力斡旋，试图和平解决广场危机。5月29日深夜何维凌赶到知识界领袖包遵信家中，对包遵信说：能否劝王军涛他们说服和动员广场学生月底撤离？包遵信问何维凌：你到这里得到谁的指令？何维凌说：都跟邓朴方说过了，而且还得到老人家（指邓小平）的首肯，杨家（指杨尚昆）也知道。殊不料就在回家路上，何维凌被绑架，随即被秘密关押在密云水库。在一年四个月的关押期间，何维凌写下了他的回忆录，并把手稿送交给他的朋友王正德。
据王正德说，最先送来的手稿约五万字，讲的就是何维凌在89年四五月之间的事，主要是他与学生三面斡旋之事。但其后不久，何维凌又打电话告诉王正德，要求把手稿及复印件送回他的家中，让他的女友小熊烧掉。王正德后来再拿到的手稿已经没有先前那些内容，而先前那部分手稿已经付之一炬。
1991年4月，重获自由的何维凌偕同女友小熊飞到墨西哥，打算从那里进入美国，殊不料却死于车祸。当时就有阴谋论传出，说何维凌因为知道的事情太多而遭到谋杀。事后，何维凌的同事，也是我北大同届研究生同学的韩邦凯亲自到墨西哥料理后事，从当地警察局那里了解到事故细节，是两辆汽车在雨洗的路上迎面相撞，两辆车上的四个人同时身亡。此后，又隔了24年，何维凌这部神秘的手稿终于在香港出版。遗憾的是，外界最关心的那一件事，也就是何维凌如何得到邓家的首肯与广场学生沟通一事，却不在书中。伴随着何维凌的猝然离世，那段历史已经死无对证。
这里有一个重大疑问：当初何维凌既是奉邓家之命前往与民运商谈和平退场，为何在回家路上就被绑架关押？戴晴问道：“何的逮捕令由谁签发？也就是说，谁不许邓家的代表出面制止可能发生的惨剧？”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绑架何维凌的命令正是出于邓小平自己，因为他要封住何维凌的口。我估计，当初何维凌对包遵信说他的建议是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很可能邓小平只是对他的建议未置可否，而未置可否也可以理解为默许。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直到5月29日，邓小平都还没有下定开枪镇压的决心呢？有这种可能。因为邓小平对开枪镇压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学运爆发之初，邓小平就发狠话“不惜流血”，原指望把学生吓退，结果反倒刺激出427大游行。到了5月18日，赵紫阳下台，戒严令颁布，结果反倒激起更多的民众走上街头，还拦堵军车，中共党政军内部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分裂。邓小平深知，要像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那样派民兵用木棒驱散聚集在广场的民众是不可能成功的，要强行清场就只能动用军队，动用重大杀伤力的现代化武器。但是这样的血腥清场能不能实行得下去？会不会有士兵当场哗变？上层会不会公开分裂、公开对抗？血腥清场后局面能不能维持，如何维持？如此等等。因此在当时，邓小平有过犹豫是可能的，天安门事件的另一种结局也是可能的，“八九民运”的最终结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的。
何维凌是一位传奇人物。1962年他考上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文革中因思想罪被批斗劳改，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重返北大任教。何维凌一直致力于中国的改革，他选择走上层路线——这一来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上层才能推行改革，二来是因为他恰好拥有走上层路线的特殊关系：何维凌和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是同班同学，又是同宿舍的上下铺，在文革的患难中两人结为知交。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主要记叙了何维凌参加组建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智库——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经过。书中写到了他和陈一谘、王小强、邓英淘等青年改革者们的协同努力；写到了他和金观涛、刘青峰等《走向未来》丛书编写者的交往；写到了他和四君子即朱嘉明、黄江南、王岐山和翁永曦等人的交往；也写到了他和邓朴方、胡德平的交往。作者还单独用一章的篇幅，写到了他和他所说的“非主流派核心人物”即异议人士的交往，其中提到我、王军涛、姜洪等人。我和何维凌结识较早。我还清楚地记得在80年北大竞选期间，我第一次讲演与答辩会后，他和他的朋友王彦一道找我叙谈的情景。后来他也邀请我到他位于复兴门的住宅（俗称部长楼）作客。在海外我们也共同参加过留学生的经济学会年会和政治学会年会。何维凌是一个精力无穷的活动家。我对他某些曾经的政治观点不尽赞同，不过我认为他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且扮演得相当好。对他的英年早逝，我深感哀痛。在“六四”27周年之际，我写下此文，表达我对他的思念与敬意。
谢选骏指出：手稿就是秘密文件，既然如此，没有了秘密的手稿就很可疑了！这有极大的可能就是别有用心的冒牌货，就像美国人编辑翻译创作的《天安门文件》，尽管轰动一时，最后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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