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谢选骏全集

2024年8月5日星期一

谢选骏:香港在遭受21世纪的炮烙刑罚


《香港“反送中”五週年:留下来的人在社会新现实下的故事》(BBC 2024年6月8日)报道:


五年前的2019年6月9日,香港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反送中”示威潮,街头抗争和警民冲突持续数月不休。但随着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基本法》第23条立法,香港的社会政治气氛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歌舞昇平”的表象之下又是不是每一个留在香港的人都欣然接受这个新的社会现实?


三名经历过这场运动和社会变化后决定留下来继续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向BBC中文诉说他们的故事和想法。


谢选骏指出:我听——香港“反送中”五週年:留下来的人在社会新现实下的故事……感觉他们真在水深火热里面,这就像是香港在遭受21世纪的炮烙刑罚啊。


《香港民主派“47人案”:回顾国安法最大规模案件中的人和事》(BBC 2024年5月29日)报道: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即将迎来判决。从2021年2月案件正式提起公诉算起,大多数被告人已被收押了三年多。


他们当中有曾经的民主派骨干——亲北京媒体眼中的“反动派”——长年活跃于香港政坛,也有期盼能改变局面,名不见经传的政治新手。一场被北京宣告为非法的非正式投票,使这47人一同坐进了中国《香港国安法》颁布以来最大审判的犯人栏里。


英国曾批评与此案相关的抓捕行动严重打击受《中英联合声明》保障的香港人权与自由,美国也对相关中国与香港特区官员颁布制裁。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称“反中乱港分子”透过初选“捏造虚假民意”,“胁迫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反指外国“公然诋毁香港人权法治状况,干预特区正常司法”。


BBC中文回顾这场审判所涉及的人和事。


2023年2月6日,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在涉案人被捕两年后正式开审。

2019年6月,反对特区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抗议活动规模扩大,及后演变成连月的暴力冲突。同年12月底,香港民主派酝酿为2020年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举行初选。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爆发给“反送中”街头抗争踩刹车,但并未阻止初选筹备过程。投票最终在2020年7月举行,选出了31张名单共48名准候选人。


这是继2007年立法会补选、2012年行政长官补选与2018年立法会补选之后,泛民主派第四度透过初选产生最终参选人。分别在于,2020年的这次立法会选举初选是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香港国安法》之后举行。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与特区政府等公开宣称,初选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法庭审判定罪,“颠覆”罪被告人可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后来,时任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以疫情为由,押后选举一年。2021年1月,香港国安警察先后拘捕55人,至2月底正式起诉其中47人“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


按照起诉文件上的顺序,这47名被告人分别是戴耀廷、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李伯卢”吴政亨、袁嘉蔚、梁晃维、郑达鸿、徐子见、杨雪盈、彭卓棋、岑子杰、毛孟静、何启明、冯达浚、刘伟聪、黄碧云、刘泽锋、黄之锋、谭文豪、李嘉达、“快必”谭得志、胡志伟、施德来、朱凯廸、张可森、黄子悦、伍健伟、尹兆坚、郭家麒、吴敏儿、谭凯邦、何桂蓝、刘颕匡、杨岳桥、“慢必”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范国威、吕智恒、“长毛”梁国雄、林景楠、柯耀林、岑敖晖、王百羽、李予信和余慧明。


香港新界大埔大批群众在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投票点外排队等候(11/7/2020)图像来源,REUTERS

图像加注文字,超过60万人参与了初选投票。

2023年2月,又称“35+初选案”的这起案件正式由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开庭审理。因被告人、法律代表等人数庞大,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利用该法院内香港规模最大的法庭审理。


最终,16名被告人——何桂蓝、邹家成、林卓廷、梁国雄、余慧明、吴政亨、郑达鸿、杨雪盈、彭卓棋、何启明、黄碧云、施德来、陈志全、刘伟聪、柯耀林及李予信——不认罪,其余被告人认罪。


认罪被告中,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林景楠同意出任控方“污点证人”。


特区政府律政司引用《香港国安法》相关条文,指示高院不设陪审团,改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庭审断续历时118日,于12月初审结,法官宣布因需处理另案,无法确定何时宣判,但称预计需时三到四个月。


2021年1月6日,中国香港国安警察大规模搜捕民主派初选参与者。

“47人案”涉及哪些人?


在这47名被告人中,戴耀廷、吴政亨、钟锦麟、赵家贤与区诺轩五人被控方视为初选的组织者,余下的都是参选人。


按照背景,这群被告的政治活动人士也可以分类为:


1. “伞运”领袖


2014年,历时79天的“雨伞运动”堵路抗议以失败告终,没能争取中国政府允许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实行“双普选”。


有别于以往香港的游行示威多由特定团体主办,这场运动被称为一场“无大台”的群众主导抗争,但当中一些主要领袖与参与者成为了六年后这场初选的组成部分。他们分别是法律学者戴耀廷,青年政治活动人士袁嘉蔚、黄之锋、黄子悦、岑敖晖,无党派活动人士吴政亨,“雨伞运动”金钟占领区留守示威者徐子见,还有前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盈。


戴耀廷曾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他与社会学者陈健民教授和基督教浸信会牧师朱耀明合称“占中三子”,他们发起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行动最终演变成“雨伞运动”,其后他又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发起“雷动计划”,希望促使非建制派在当时有70席的立法会中取得过半数议席。他先后被法院以“公众妨扰”罪和选举舞弊罪名判囚,也被港大革职。


2019年底,戴耀廷开始发表文章,再次提出“35+”主张,即促使非建制派在当时有70席的立法会中取得过半数议席,以推动实现“双普选”和“反送中”示威中的“五大诉求”。公诉方将其列为首被告人,指控他与其他被告人试图在实现“35+”之后,以“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来“要挟”特区政府满足其要求。


吴政亨网名“李伯卢”,控方指控他曾以志愿者身份,协助戴耀廷推动“雷动计划”,其后参与设计整个初选计划,又发起“三投三不投”运动——即呼吁香港选民参与民主派初选与立法会正式选举的投票,把票投给初选胜出者;不给不支持、不参与初选,还有不遵守初选规则的人投票——是初选的“骨干”思想。


吴政亨为澳大利亚公民,但1996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国籍法》释法案规定,拥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除非申请放弃中国国籍获准,否则其外国国籍不被承认。这也被适用到吴政亨身上。


黄之锋因在学生时期创立团体学民思潮,且后来成为“伞运”活跃团体,为西方国家政界人士所熟悉。黄子悦曾是学民思潮发言人,而岑敖晖在“伞运”时是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副秘书长,与学民思潮紧密合作。


“伞运”后学民思潮解散,改组成香港众志党,除黄之锋、黄子悦外,岑敖晖与学联秘书长罗冠聪及其当时的女友袁嘉蔚均加入到新党内。


岑敖晖和袁嘉蔚在“反送中”示威期间举行的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当选区议员,但因2020年“六四”事件周年“未经批准集结”案被判刑而丧失议员资格。黄之锋也曾尝试参选,但被特区政府的选举主任认定香港众志所主张的香港前途“民主自决”包含了“港独”选项,宣布其提名无效。


2. 泛民老手


传统泛民主派的不少成员也有参与这次初选,并因此成为被告人。这包括前民主党人区诺轩、柯耀林,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党员黄碧云、尹兆坚、林卓廷,民主党党员兼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现已解散的公民党党员毛孟静、谭文豪、郭家麒、杨岳桥、郑达鸿,民主民生协进会(民协)党员何启明、施德来,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党员“长毛”梁国雄,人民力量党(人力)前主席陈志全、前副主席谭得志,以及已解散的新民主同盟成员范国威、钟锦麟。


这群被告人当中,区诺轩、毛孟静、黄碧云、谭文豪、胡志伟、尹兆坚、郭家麒、杨岳桥、陈志全、林卓廷、范国威与梁国雄均曾任立法会议员,甚或兼任区议员。其余除谭得志外均曾任区议员。


他们也各有不同的行业背景:毛孟静曾是记者与电视节目主持人;黄碧云博士曾长年担任大学讲师;谭文豪曾是国泰航空公司飞行员(机师);郭家麒是泌尿外科医生;杨岳桥是大律师;林卓廷曾任廉政公署调查主任;“慢必”陈志全与“快必”谭得志曾是广播电台主持人组合,而陈志全又曾是香港立法会唯一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兼性小众(LGBTQ+)维权活动人士。


区诺轩曾任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召集人,即民主派年度“七·一”游行主办单位领袖。


3. 社运青年


梁晃维、彭卓棋、岑子杰、刘泽锋、朱凯廸、吴敏儿、谭凯邦、刘颕匡、吕智恒、王百羽和余慧明,他们并非政治新手,但在这场初选之前,他们主要的“战线”是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当中包括被视为“本土派”的人物。


余慧明是原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在“反送中”抗议后期,香港出现了短暂的组织工会潮,医管局员工阵线便是其中之一。示威前不久从特区政府医院管理局护士转职医疗信息部门助理行政主任的余慧明遇上新冠疫情来袭,领导公立医院医护罢工抗议政府防疫政策,因而受到大众注意。


吴敏儿也是来自工运背景。她本是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香港工会领袖,也因此加入民主派阵营的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和相关联的香港工党。2017年10月英航遣散香港基地员工后,失去空中乘务员工作的吴敏儿留在职工盟并当上主席,直到2021年3月因参与初选被捕收押而辞任。


岑子杰是社民连成员,在“反送中”示威期间担任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反送中”示威初期多场大规模游行也是由民阵所策划。岑子杰也是一位LGBTQ+平权活动人士。


前立法会议员朱凯廸曾任记者,及后长期从事乡郊保育等社会运动,包括反对兴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反对清拆中环旧天星码头与皇后码头等。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以地方直选得票最高候选人“票王”的姿态进入议会,并成立“朱凯廸新西团队”推展工作。岑敖晖便是作为该团队成员参选区议会。


刘颕匡在大学时期已有组织本土派团体,2016年立法会宣誓风波中本土派政团青年新政核心成员梁颂恒、游蕙祯被撤销议员资格,刘颕匡欲参加2018年3月的补选,竞逐梁颂恒空出的席位,获对方支持,但最终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他后来因参与“反送中”示威期间7月1日冲击立法会事件,被法院以暴动罪判囚4年5个月20天。


4. 政治“素人”


“雨伞运动”促使一些人投身民主派政治活动,“反送中”示威也是一样,而且他们不一定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47名初选案被告人中,李嘉达、张可森、伍健伟、何桂蓝、邹家成、林景楠、李予信、冯达浚和刘伟聪要算是这样的“素人”。


前实习护士邹家成在初选提名之际,与张可森、梁晃维发起签署《墨落无悔》声明书,内容包括承诺运用否决政府财政预算案等立法会议员权力,“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控方在庭上指出,47名被告人中,42人为初选参选人,其中33人签署了该声明书。否决预算案是控方指控各人犯罪的重点。


何桂蓝先后为BBC中文与《立场新闻》等媒体担任记者。“反送中”示威元朗“7·21”袭击事件中,何桂蓝为《立场新闻》作社交媒体直播报道时遇袭,被网民称为“立场姐姐”。她在庭上作供时认同这个称号带来了很大的政治能量,而她参选是希望给示威运动获取民意授权。何桂蓝认同自己属于抗争派,而在初选拉票期间,她与袁嘉蔚、黄之锋、朱凯廸、岑敖晖和张昆阳等合作宣传。


冯达浚在“反送中”示威期间参加2019年区议会选举失败,但同时由他创办的网络媒体《加山传播》在2021与2022年最后两届由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与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主办的人权新闻奖中得奖。冯达浚因47人案被捕后先后向西九龙裁判法院与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候审被拒,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已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停运的《加山传播》为“宣扬煽动思想平台”。


刘伟聪是16名不认罪被告人当中,坐在律师席上而非犯人栏内的唯一一人——身为大律师并曾任职暂委裁判官的他选择自辩。他曾为“伞运”后一些示威抗议案件的被告人,以至于《香港国安法》首案被告人唐英杰出庭辩护,庭上作供时称受友人启发而参与2019年区议会选举并当选,而他所代表的一起2016年春节旺角冲突案件上诉失败,驱使他决定参选立法会。


林景楠2015年任职海关关员时因参加“反水客”示威被投诉而被特区政府解雇,继而与泰国人妻子创办阿布泰国生活百货连锁(阿布泰)。阿布泰曾于“反送中”示威期间响应罢市,又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口罩供应紧张之际自泰国进货,并优先售予医管局和边境管制人员优先购买,打响了林景楠的知名度。


林景楠因参选初选被起诉,后来转任“污点证人”,并公开声明支持特区政府“说好香港故事”倡议。此后阿布泰获个别建制派政治人物公开支持,但同时遭支持“反送中”示威的“黄丝”阵营抵制,开始出现经营问题,最终在2023年8月被泰国连锁超市BigC全面收购。


在2021年1月搜捕中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的55人当中,八人至今未被起诉。这包括原民主动力美籍司库关尚义律师(John Clancey),前立法会议员李国麟、邝俊宇、涂谨申,前护士训练学校校长袁伟杰、护士工会干事刘凯文,残疾人权益维权活动人士李芝融和印度裔社工安德里(Alterin Jeffrey Andrews)。以上除关尚义外,均为初选参选人。


承办初选点票工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及其总监钟庭耀博士的住所也同时遭国安警察搜查,及后未被进一步追究。香港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博士于2022年4月移居英国,他发文称“不愿作逃兵,无奈需避秦”。


三位初选参选人于搜捕前离开香港并宣布流亡,包括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区议员许智峯,原香港众志创党主席兼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和学生活动人士张昆阳。目前罗冠聪在英国接受政治庇护,许智峯居于澳大利亚并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张昆阳居于美国。


2023年7月与12月,香港国安警察先后宣布通缉12名身处海外的政治活动人士,其中便包括了许智峯、罗冠聪和张昆阳。香港警察悬红每人100万港元(12.77万美元;92.51万元人民币;416.74万元新台币)通缉各人。


香港民主派反對特區政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是日第三度遊行,主辦方稱約103萬人參加,中國香港警察稱最高峰時有24萬人,兩個數字都是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遊行人數的新高。遊行結束後有示威者與警察衝突,多人被捕。這被視為「反送中」示威全面爆發的開始。


12月10日,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戴耀廷文章《立會過半走向真普選重要一步》。戴耀廷隨後陸續在香港與台灣兩地《蘋果日報》以及社交媒體上發表更多文章,闡述讓民主派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舉行初選,以及與政府和對立陣營「攬炒」(玉石俱焚)的理念。


戴耀廷及其支持者陸續約見其他民主派領袖,遊說他們支持、協助籌辦和參與初選,以協調9月份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選。此後初選主辦方按照立法會選區舉行了多次協調會議。


吳政亨以「李伯盧」的網絡身份發起「三投三不投」運動

2020年3月19日

吳政亨以網名「李伯盧」發起「三投三不投」運動,並在網上和街頭開展連署宣傳。「三投三不投」即呼籲香港選民參與民主派初選與立法會正式選舉的投票,把票投給初選勝出者;不給不支持、不參與初選,還有不遵守初選規則的人投票。


《墨落無悔》聲明書問世

2020年6月10日

鄒家成、張可森、梁晃維聯名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公佈《墨落無悔 堅定抗爭 抗爭派立場聲明書》,呼籲有意參與初選者簽署。


聲明內容包括:


「我認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撤銷所有抗爭者控罪,令相關人士為警暴問責,並重啟政改達致雙普選。」


「我認同若支持度跌出預計可得議席範圍,須表明停止選舉工程。」


初選接受提名

2020年6月13日

初選機制接受參選提名,各泛民主派政黨陸續公佈參選名單,無黨派參選人也陸續公佈參選意願。戴耀廷在提名前表示,熱血公民是唯一拒絕參與初選機制的民主派政團。


香港政治活動人士周庭、黃耀明、何韻詩與王宗堯在一處街頭宣傳點為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參選人袁嘉蔚、岑敖輝、朱凱廸與黃之鋒站台(11/7/2020)治標準時間15:00)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將「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與「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列為刑事犯罪行為。國家主席習近平隨即簽署主席令頒布該法,中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晚簽署相關法律公告,並刊發政府憲報號外,宣布該法自23:00起生效。


初選舉行投票

2020年7月11至12日

初選投票一連兩天舉行。在新冠疫情下,多處投票點仍有大量民眾排隊,參與這場沒有法律約束力的「民主派35+公民投票」,從44張參選名單共73名候選人中,選出其中30張名單參加立法會選舉。兩天下來共60.68萬人參與投票。這場初選的勝出者多為新晉「本土派」活動人士。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投票舉行前警告,初選或會違反特區選舉法律以至於《香港國安法》。


谢选骏指出: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香港正在遭受21世纪的炮烙酷刑——


网文《炮烙》报道:


炮烙[páo luò],中国古代酷刑。古代最残忍的酷刑“炮烙之刑”,将人活活烫死,场面惨不忍睹!


古代酷刑“炮烙”,真是太残忍了,不得不说古人心肠真硬啊!


万万没想到,古代人受过的“炮烙”之刑,如今被用在牛马身上!


揭秘古代最残酷的酷刑:炮烙之刑,生烫活人,场景惊心动魄!


满清十大酷刑“炮烙”,犯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严重的危及生命!


古代酷刑“炮烙”的一种,看完鸡皮疙瘩出来了,古人真狠!


古代十大酷刑之一“炮烙”,轻者会皮开肉绽,重者会危及生命!


古代酷刑“炮烙”,这样的刑罚对女人真残忍啊,简直不忍直视!


酷刑之炮烙之刑的起源


商朝恐怖酷刑之炮烙,几秒钟之内便可将人烧成灰烬,简直惨无人道!


炮烙,中国古代酷刑,亦称炮格。殷纣王所创。《史记·殷本纪》曰:“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列女传》释日:“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即堆炭架烧铜柱,令人行走其上,以致落火被焚身亡。


炮烙之刑在明代神妖小说《封神演义》中,被作者改为“苏妲己”所创(实为九尾狐狸精上身)。


词语解释


1、相传是殷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荀子·议兵》:“ 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裴駰集解引《列女传》:“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隋书·刑法志》:“若纣能遵成汤 ,不造炮烙,设刑兼礼,守位依仁,则西伯敛辔,化为田叟。”

2、指用烧红的铁烙人的刑罚。 清孔尚任《桃花扇·归山》:“俺正要省约法,画狱牢,那知他铸刑书,加炮烙。”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二商》:“盗破扉,执大商及妇,炮烙之。”鲁迅《彷徨·祝福》:“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

3、用以比喻难以忍受的痛苦。 宋苏辙《历代论·孙仲谋》:“吴越之民陷于炮烙之地,国随以亡。”

4、古代烤肉用的铜格。《韩非子·喻老》:“ 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俞樾《诸子平议·韩非子》:“盖为铜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

历史典故

关于炮烙之刑,古史传说和史籍上都说是殷纣王所为,也就是说,是发生在纪元前十一世纪的商朝末年的事。《荀子·议兵》记云:“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韩非子·喻老》记云:“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都说炮烙之刑是殷纣王干的事,而并非是发生在纪元前十八世纪的夏朝的事。其中《韩非子》所说的“设炮烙”之“设”字,更有点明炮烙之刑乃殷纣王所发明之意。炮烙之刑起源于纣王时期,由妲己发明。电视版的《封神榜》里炮烙之刑为绑在烧红的柱子上忍受烫火的煎熬,实则不然。故事要从一场阵雨后说起。纣王和妲己在森林里郊游,恰逢阵雨过后,有一棵树被雷劈倒且燃着火焰,但奇怪的是,却有很多蚂蚁从树的一头通往另一头,受不了烫的蚂蚁便从树上掉了下去跌进火里,纣王只觉得蚂蚁笨,没什么好看的,但妲己却从这一现象里想出了惨绝人寰的炮烙之刑。

司马迁写《史记》时,采择上古传说、鉴别史料,是非常慎重、谨严的。在《夏本纪》中,关于夏桀的恶行,他只写了“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一句,没有说夏桀发明或使用炮烙之刑。但在《殷本纪》中,他则明确写上了:“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炮格即炮烙。

清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他的名著《历代刑法考》中,详考了历代的刑法状况。考证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夏朝一节,他列了四个条目,曰“五刑”、“肉刑”、“赎刑”、“孥戮”,每一条目的内容里,都没有炮烙之刑。但在商朝一节,他明确地列出了“炮烙”这一条目,条目下所引的证据,就是《史记·殷本纪》所载的“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小说章节

《封神演义》第六回

诗曰:

纣王无道杀忠贤,酷惨奇冤触上天。

侠烈尽随灰烬灭;妖氛偏向禁宫旋。

朝歌艳曲飞檀板;暮宴龙涎吐碧烟。

取次催残黄耇散,孤魂无计返家园。

话说纣王见惊坏了妲己,慌忙无措,即传旨命侍御官,将此宝剑立刻焚毁。不知此剑莫非松树削成,经不得火,立时焚尽。侍御官回旨。妲己见焚了此剑,妖光复长,依旧精神。正是,有诗为证,诗曰:

火焚宝剑智何庸,妖气依然透九重。

可惜商都成画饼,五更残月晓霜浓。

妲己依旧侍君,摆宴在宫中欢饮。

且说此时云中子尚不曾回终南山,还在朝歌,忽见妖光复起,冲照宫闱,云中子点首叹曰:“我只欲以此剑镇灭妖氛,稍延成汤脉络,孰知大数已去,将我此剑焚毁。一则是成汤合灭;二则是周国当兴;三则神仙遭逢大劫;四则姜子牙合受人间富贵;五则有诸神欲讨封号。罢,罢,罢,也是贫道下山一场,留下二十四字,以验后人。”云中子取文房四宝,留笔迹在司天台杜太师照墙上。诗曰:

“妖氛秽乱宫庭,圣德播扬西土。

要知血染朝歌,戊午岁中甲子。”

云中子题罢,径回终南山去了。

且言朝歌百姓见道人在照墙上吟诗,俱来看念,不解其意。人烟拥挤,聚积不散。正看之间,只见太师杜元铣回朝。只见许多人围绕府前,两边侍从人喝开。太师问:“甚么事?”管府门役禀:“老爷,有一道人在照墙上吟诗,故此众人来看。”杜太师在马上看见,是二十四字,其意颇深,一时难解;命门役将水洗了。太师进府,将二十四字细细推详,穷究幽微,终是莫解。暗想:“此必是前日进朝献剑道人,说妖气旋绕宫闱,此事到有些着落。连日我夜观乾象,见妖气日盛,旋绕禁闼,定有不祥,故留此钤记。目今天子荒淫,不理朝政;权奸蠹惑,天愁民怨,眼见兴衰。我等受先帝重恩,安忍坐视?见朝中文武,个个忧思,人人危惧,不若乘此具一本章,力谏天子,尽其臣书,非是买直沽名,实为国家治乱。”杜元铣当夜修成疏章,次日至文书房,不知是何人看本。今日却是首相商容。元铣大喜,上前见礼,叫曰:“老丞相,昨夜元铣观司天台,妖氛累贯深宫,灾殃立见,天下事可知矣。主上国政不修,朝纲不理,朝欢暮乐,荒淫酒色,宗庙社稷所关,治乱所系,非同小可,岂得坐视。今特具谏章,上于天子。敢劳丞相将此本转达天庭。丞相意下如何?”商容听言,曰:“太师既有本章,老夫岂有坐视不理。只连日天子不御殿庭,难于面奏。今日老夫与太师进内庭见驾面奏,何如?”商容进九间大殿,过龙德殿、显庆殿、嘉善殿,再过分宫楼。商容见奉御官。奉御官口称:“老丞相,寿仙宫乃禁闼所在,圣躬寝室,外臣不得进此!”商容“商容何事进内见朕?但他虽有外官,乃三世之老臣也,可以进见。”命:“宣!”商容进宫,口称“陛下”,俯伏阶前。王曰:“丞相有甚紧急奏章,特进宫中见朕?”商容启奏:“执掌司天台首官杜元铣,昨夜观乾象,见妖气照笼金阙,灾殃立见。元铣乃三世之老臣,陛下之股肱,不忍坐视。且陛下何事,日不设朝,不理国事,端坐深宫,使百官日夜忧思。今臣等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天威,非为沽直,乞垂天听。”将本献上。两边侍御官接本在案。纣王展开观看:“具疏臣执掌司天台官杜元铣奏,为保国安民,靖魅除妖,以隆宗社事:臣闻国家将兴,祯祥必现;国家将亡,妖孽必生。臣元铣夜观乾象,见怪雾不祥,妖光绕于内殿,惨气笼罩深宫。陛下前日躬临大殿,有终南山云中子见妖氛贯于宫闱,特进木剑,镇压妖魅。闻陛下火焚木剑,不听大贤之言,致使妖氛复成,日盛一日,冲霄贯斗,祸患不小。臣切思:自苏护进贵人之后,陛下朝纲无纪,御案生尘。丹墀下百草生芽,御阶前苔痕长绿。朝政紊乱,百官失望。臣等难近天颜。陛下贪恋美色,日夕欢娱。君臣不会,如云蔽日。何日得睹赓歌喜起之隆,再见太平天日也?臣不避斧钺,冒死上言,稍尽臣节。如果臣言不谬,望陛下早下御音,速赐施行。臣等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具疏以闻。”

纣王看毕,自思:“言之甚善。只因本中具有云中子除妖之事,前日几乎把苏美人险丧性命,托天庇佑,焚剑方安;今日又言妖氛在宫闱之地!”纣王回首问妲己曰:“杜元铣上书,又提妖魅相侵,此言果是何故?”妲己上前跪而奏曰:“前日云中子乃方外术士,假捏妖言,蔽惑圣聪,摇乱万民,此是妖言乱国;今杜元铣又假此为题,皆是朋党惑众,驾言生事。百姓至愚,一听此妖言,不慌者自慌,不乱者自乱,致使百姓皇皇,莫能自安,自然生乱。究其始,皆自此无稽之言惑之也。故凡妖言惑众者,杀无赦!”纣王曰:“美人言之极当!传朕旨意:把杜元铣枭首示众,以戒妖言!”首相商容曰:“陛下,此事不可!元铣乃三世老臣,素秉忠良,真心为国,沥血披肝,无非朝怀恨主之恩,暮思酬君之德,一片苦心,不得已而言之。况且职受司天,验照吉凶,若按而不奏,恐有司参论。今以直谏,陛下反赐其死,元铣虽死不辞,以命报君,就归冥下,自分得其死所。只恐四百文武之中,各有不平元铣无辜受戮。望陛下原其忠心,怜而赦之。”王曰:“丞相不知,若不斩元铣,诬言终无已时,致令百姓皇皇,无有宁宇矣。”商容欲待再谏,争奈纣王不从,令奉御官送商容出宫。奉御官逼令而行,商容不得已,只得出来。及到文书房,见杜太师俟候命下,不知有杀身之祸。旨意已下:“杜元铣妖言惑众,拿下枭首,以正国法。”奉御官宣读驾帖毕,不由分说,将杜元铣摘去衣服,绳缠索绑,拿出午门。方至九龙桥,只见一位大夫,身穿大红袍,乃梅伯也。伯见杜太师绑缚而来,向前问曰:“太师得何罪如此?”元铣曰:“天子失政,吾等上本内庭,言妖气累贯于宫中,灾星立变于天下。首相转达,有犯天颜。君赐臣死,不敢违旨。梅先生,‘功名’二字,化作灰尘;数载丹心,竟成冰冷!”梅伯听言:“两边的,且住了。”竟至九龙桥边,适逢首相商容。梅伯曰:“请问丞相,杜太师有何罪犯君,特赐其死?”商容曰:“元铣本章实为朝廷,因妖氛绕于禁阙,怪气照于宫闱。当今听苏美人之言,坐以“妖言惑众,惊慌万民’之罪。老夫苦谏,天子不从。如之奈何!”梅伯听罢,只气得“五灵神暴躁,三味火烧胸”:“老丞相燮理阴阳,调和鼎鼐,奸者即斩,佞者即诛,贤者即荐,能者即褒,君正而首相无言,君不正以直言谏主。今天子无辜而杀大臣,似丞相这等钳口不言,委之无奈,是重一己之功名,轻朝内之股肱,怕死贪生,爱血肉之微躯,惧君王之刑典,皆非丞相之所为也!”叫:“两边,且住了!待我与丞相面君!”梅伯携商容过大殿,径进内庭。伯乃外官,及至寿仙宫门首,便自俯伏。奉御官启奏:“商容、梅伯候旨。”王曰:“商容乃三世之老臣,进内可赦;梅伯擅进内廷,不尊国法。”传旨:“宣!”商容在前,梅伯随后,进宫俯伏。王问曰:“二卿有何奏章?”梅伯口称:“陛下!臣梅伯具疏,杜元铣何事干犯国法,致于赐死?”王曰:“杜元铣与方士通谋,架捏妖言,摇惑军民,播乱朝政,污蔑朝廷。身为大臣,不思报国酬恩,而反诈言妖魅,蒙蔽欺君,津法当诛,除奸剿佞不为过耳。”梅伯听纣王之言,不觉厉声奏曰:“臣闻尧王治天下,应天而顺人;言听于文官,计从于武将,一日一朝,共谈安民治国之道;去谗远色,共乐太平。今陛下半载不朝,乐于深宫,朝朝饮宴,夜夜欢娱,不理朝政,不容谏章。臣闻‘君如腹心,臣如手足’,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歪邪。古语有云:‘臣正君邪,国患难治。’杜元铣乃治世之忠良。陛下若斩元铣而废先王之大臣,听艳妃之言,有伤国家之梁栋,臣愿主公赦杜元铣毫末之生,使文武仰圣君之大德。”纣王听言,“梅伯与元铣一党,违法进宫,不分内外,本当与元铣一例典型,奈前侍朕有劳,姑免其罪,削其上大夫,永不序用!”梅伯厉声大言曰:“昏君听妲己之言,失君臣之义,今斩元铣,岂是斩元铣,实斩朝歌万民!今罢梅伯之职,轻如灰尘。这何足惜!但不忍成汤数百年基业丧于昏君之手!今闻太师北征,朝纲无统,百事混淆。昏君日听谗佞之臣,左右蔽惑,与妲己在深宫,日夜荒淫,眼见天下变乱,臣无面见先帝于黄壤也!”纣王大怒,着奉御官:“把梅伯拿下去,用金瓜击顶!”两边才待动手,妲己曰:“妾有奏章。”王曰:“美人有何奏朕?”——“妾启主公:人臣立殿,张眉竖目,詈语侮君,大逆不道,乱伦反常,非一死可赎者也。且将梅伯权禁囹圄,妾治一刑,杜狡臣之渎奏,除邪言之乱正。”纣王问曰:“此刑何样?”妲己曰:“此刑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却将妖言惑众、利口侮君、不尊法度、无事妄生谏章、与诸般违法者,跣剥官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此刑名曰‘炮烙’。若无此酷刑,奸猾之臣,沽名之辈,尽玩法纪,皆不知戒惧。”纣王曰:“美人之法,可谓尽善尽美!”即命传旨:“将杜元铣枭首示众,以戒妖言;将梅柏禁于囹圄。”又传旨意,照样造炮烙刑具,限作速完成。首相商容观纣王将行无道,任信妲己,竟造炮烙,在寿仙宫前叹曰:“今观天下大事去矣!只是成汤懋敬厥德,一片小心,承天永命,岂知传至当今天子,一旦无道。眼见七庙不守,社稷丘墟。我何忍见!”又听妲己造炮烙之刑,商容俯伏奏曰:“臣启陛下:天下大事已定,国家万事康宁。老臣衰朽,不堪重任,恐失于颠倒,得罪于陛下,恳乞念臣侍君三世,数载揆席,实槐素餐,陛下虽不即赐罢斥,其如臣之庸老何。望陛下赦臣之残躯,放归田里,得含哺鼓腹于光天之下,皆陛下所赐之余年也。”纣王见商容辞官,不居相位,王慰劳曰:“卿虽暮年,尚自矍铄,无奈卿苦苦固辞,但卿朝纲劳苦,数载殷勤,朕甚不忍。”即命随侍官:“传朕旨意,点文官二员,四表礼,送卿荣归故里。仍著本地方官不时存问。”商容谢恩出朝。

不一时,百官俱知首相商容致政荣归,各来远送。当有黄飞虎、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各官,俱在十里长亭饯别。商容见百官在长亭等候,只得下马。只见七位亲王,把手一举:“老丞相今日固是荣归,你为一国元老,如何下得这般毒意,就把成汤社稷抛弃一旁,扬鞭而去,于心安乎!”商容泣而言曰:“列位殿下,众位先生,商容纵粉骨碎身,难报国恩,这一死何足为惜,而偷安苟免。今天子信任妲己,无端造恶,制造炮烙酷刑,拒谏杀忠,商容力谏不听,又不能挽回圣意。不日天愁民怨,祸乱自生,商容进不足以辅君,死适足以彰过,不得已让位待罪,俟贤才俊彦,大展经纶,以救祸乱,此容本心,非敢远君而先身谋也。列位殿下所赐,商容立饮一杯。此别料还有会期。”乃持杯作诗一首,以志后会之期。诗曰:

“蒙君十里送归程,把酒长亭泪已倾。

回首天颜成福世,归来<亩犬>亩祝神京。

丹心难化龙逢血;赤日空消夏桀名。

几度话来多悒怏,何年重诉别离情?”

商容作诗已毕,百官无不酒泪而别。商容上马前去,各官俱进朝歌。不表。

话言纣王在宫欢乐,朝政荒乱。不一日,监造炮烙官启奏功完。纣王大悦,问妲己曰:“铜柱造完,如何处置”妲己命取来过目。监造官将炮烙铜柱推来:黄邓邓的高二丈,圆八尺,三层火门,下有二滚盘,推动好行。纣王观之,指妲己而笑曰:“美人神传,秘授奇法,真治世之宝!待朕明日临朝,先将梅伯炮烙殿前,使百官知惧,自不敢阻挠新法,草牍烦扰。”一宿不题。

次日,纣王设朝,钟鼓齐鸣,聚两班文武朝贺已毕。武成王黄飞虎见殿东二十根大铜柱,不知此物新设何用。王曰:“传旨把梅伯拿出!”执殿官去拿梅伯。纣王命把炮烙铜柱推来,将三层火门用炭架起,又用巨扇扇那炭火,把一根铜柱火烧的通红。众官不知其故。午门官启奏:“梅伯已至午门。”王曰:“拿来!”两班文武看梅伯垢面蓬头,身穿缟素,上殿跪下,口称:“臣梅伯参见陛下。”纣王曰:“匹夫!你看看此物是甚么东西?”梅大夫观看,不知此物,对曰:“臣不知此物。”纣王笑曰:“你只知内殿侮君,仗你利口,诬言毁吧。朕躬治此新刑,名曰‘炮烙’。匹夫!今日九回殿前炮烙你,教你筋骨成灰!使狂妄之徒,如侮谤人君者,以梅伯为例耳。”梅伯听言,大叫,骂曰:“昏君!梅伯死轻如鸿毛,有何惜哉?我梅伯官居上大夫,三朝旧臣,今得何罪,遭此惨刑?只是可怜成汤天下,丧于昏君之手!久以后将何面目见汝之先王耳!”纣王大怒,将梅伯剥去衣服,赤身将铁索绑缚其手足,抱住铜柱。可怜梅伯,大叫一声,其气已绝。只见九间殿上烙得皮肤筋骨,臭不可闻,不一时化为灰烬。可怜一片忠心,半生赤胆,直言谏君,遭此惨祸!正是:一点丹心归大海,芳名留得万年扬。后人看此,有诗叹曰:

血肉残躯尽化灰,丹心耿耿烛三台。

生平正直无偏党,死后英魂亦壮哉。

烈焰俱随亡国尽,芳名多傍史官栽。

可怜太白悬旗日,怎似先生叹隽才?

话说纣王将梅伯炮烙在九间大殿之前,阻塞忠良谏诤之口,以为新刑稀奇;但不知两班文武观见此刑,梅伯惨死,无不恐惧,人人有退缩之心,个个有不为官之意。纣王驾回寿仙宫。不表。

且言众大臣俱至午门外,内有微子、箕子、比干对武成王黄飞虎曰:“天下荒荒,北海动摇,闻太师为国远征,不意天子任信妲己,造此炮烙之刑,残害忠良,若使播扬四方,天下诸侯闻知,如之奈何!”黄飞虎闻言,将五柳长须捻在手内,大怒曰:“三位殿下,据我未将看将起来,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烙的是纣王江山,炮的是成汤社稷。古云道得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不出数年,必有祸乱。我等岂忍坐视败亡之理?”众官俱各各嗟叹而散,各归府宅。知

且言纣王回宫,妲己迎接圣驾。纣王下辇,携妲己手而言曰:“美人妙策,朕今日殿前炮烙了梅伯,使众臣俱不敢出头强谏,钳口结舌,唯唯而退。是此炮烙乃治国之奇宝也。”传旨:“设宴与美人贺功。”其时笙簧杂奏,箫管齐鸣。纣王与妲己在寿仙宫,百般作乐,无限欢娱,不觉樵楼鼓角二更,乐声不息。有阵风将此乐音送到中宫,姜皇后尚未寝,只听乐声聒耳,向左右宫人:“这时候那里作乐?”两边宫人答:“娘娘,这是寿仙宫苏美人与天子饮宴未散。”姜皇后叹曰:“昨闻天子信妲己,造炮烙,残害梅伯,惨不可言。我想这贱人,蛊惑圣聪,引诱人君,肆行不道。”即命乘辇,“待我往寿仙宫走一遭。”——看官,此一去,未免有娥眉见妒之意,只怕是非从此起,灾祸目前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网民嚎叫:


没有人道的刑罚——“炮烙之刑”。

古代的一种残酷刑具,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生活用品被人们使用了千年!

历史战争活力创作者!

佩服商纣王的脑洞,看到蚂蚁被火烤竟发明了流传千年的炮烙之刑!

历史大爆炸!

赞!


谢选骏指出:酷刑也有人点赞!这就是香港21世纪落入的悲催酷刑。

谢选骏:人体稳定,蚂蝗才能尽情吸血


《中国社会解体的趋势日益明显》(解龙 2009年12月25日)报道: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解体。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解体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解体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解体”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解体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解体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解体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 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解体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解体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解体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 “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 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 /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解体。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 去对付的,而社会解体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社会解体的趋势日益明显”、“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我看人体稳定,蚂蝗才能尽情吸血。

谢选骏: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


《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察网时评 薛岩)报道:


本文说明:现阶段关于“和平演变”的论述、说法可谓“众说纷纭”。经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整理编撰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一、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探源。


二、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四个主要部分。


三、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实施。


一、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的思想探源


“和平演变”是指“以和平方式积极地逐渐改变共产党政权,直至完全消灭”。据初步考证,“和平演变”一词是毛主席于1959年11月对杜勒斯三篇讲话稿进行批注时首次提出,是对美国这个政治战略的高度概括。


“和平演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政治战略,由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49年--1959年期间提出、调整、形成并实施。


约翰·杜勒斯出生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家庭,其外祖父和姑父曾任美国国务卿,其弟弟艾伦·杜勒斯是美国任职最长的中情局长,被称为“美国第一号间谍”。


约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想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基督教归正宗(长老会)的有神论信仰;二是遏制政策的失败教训;三是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四是苏联经验。


(一)宗教影响


杜勒斯家庭来自苏格兰,属基督教归正宗长老会教派。杜勒斯本人也是美国长老会终身长老,他于1953年就任国务卿时,辞去所有商业和社会职务,唯独没有卸任长老一职。作为终身长老,杜勒斯是有神论者,他曾于1952年12月在美国长老会大会讲话时说:“世界上的大冲突是基于对神权力信仰的精神力量和共产主义无神论及唯物主义的矛盾。我们面前的这个思想斗争涉及到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我们所做的一切”。杜勒斯在1953年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在我看来,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而且是我们所谓的西方文明,甚至是任何以精神信仰为主的文明,面临过的最严峻的威胁。苏联共产主义在其哲学和物质论上是无神论的。它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一些高级动物,他们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个人尊严的权利。 最好的世界是一个被良好管理的农场,将某些动物带出去放牧,将其饲养并带回来挤奶,并将农场作为 避难所。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最有利于人类物质福祉的社会形式。如果人们不相信人的精神性质,那这个哲学就可以成为有说服力的教义。如果你确实相信人的精神性质,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和完全不可调和的教义。我不知道是怎么运作的,但是苏联就是要把这些观点传播到世界各地,想把整个世界在这些观点上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可以永久和谐一致的世界。苏联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任何 宗教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冲突。”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


(二)“遏制”政策失败教训


二战后,美国深感苏联及社会阵营的崛起势不可抵,为挽救资本主义世界的颓势,他们秘密策划,于1946年2月22日,由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发表了著名的“长电报”,正式明确提出实施,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行“遏制”政策的开始。但是,七年后,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听证会上说:“只要苏联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所有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一个安全、和平、幸福的世界。并且他们正在试图将其统治延伸到许多其它地方。从我们的利益出发,那些被共产主义奴役的人们应该获得他们的自由的,因为如果他们成为暴力独裁政权的工具,他们就会成为一股对自由世界非常危险的力量。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致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 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如果我们唯一的遏制政策是把我们停留在已有的地方,那么我们终将会被迫退出这些已有的地方。只有保持对自由的渴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我们才能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可怕危险,这种危险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可怕的牺牲和对未来如此巨大的恐惧。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做到,而且必须以不会引发一般性战争的方式来实现,或者以不会引发血腥暴力的方式来实现。采取遏制政策的消极失败主义态度,不是有利于我们自身利益的方式,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念。”


杜勒斯出身于一个美国知名的外交世家,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是美国第23任总统(1889年—1893年)本杰明·哈里森的国务卿,姑父罗伯特·兰辛是美国第28任总统(1913年—1921年)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务卿。大学毕业后进入纽约著名的克罗维尔律师事务所从事国际业务,30岁担任凡尔赛和会美国代表团法律顾问,参加一战战后赔款委员会工作,对德国战后恢复起到很大作用。1944年起担任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他是联合国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美国驻联大代表,旧金山和约主导人,国务卿顾问和参议员。杜勒斯丰富的外交履历和经验使他完全有资格对乔治·凯南遏制政策提出批评。


同样是在1953年1月15日的听证会上杜勒斯强调:


“我在1952年7月为总统大选起草的政纲中写道:7年来,现任政府已经浪费了二战结束时我们前所未有的权利和声望。这个时期,一共有15个国家的5亿非俄人口被吸收到苏联共产主义的权力领域,这给了苏联征服世界的信心。我们指责现在领导人失去了二战所获得的和平。如有远见卓识,朝鲜战争永远不会发生。我们的这些领导人,他们在怯懦的绥靖政策中摇摆不定。显然,苏联已经赢得了这场冷战的胜利。因为,二战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力量都是真空的,苏联共产主义以足够的活力来充满了这些真空。因此,苏联共产主义把自己控制的人口增加到了8亿,也就是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大选中有人指控政府的“遏制”政策导致这个5亿人口被同化。”


从杜勒斯上述言论可以看出,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 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三)国内政治需要


1952年大选时,杜鲁门由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不受欢迎导致放弃竞选连任,艾森豪威尔作为军人当选总统,一时间美国军方从朝鲜战争败绩中重新抬头,政治势力大增。


杜勒斯是外交出身而非军界,美国政治中,外交和军界从来是对手。为了抑制军方势力借助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的机会控制美国对外政策,杜勒斯提出非战争的“和平演变”政策,也是对付军方的需要。


(四)苏联经验


杜勒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表述,概括了苏共夺取政权的作法,他说“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苏联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


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思想的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其战斗力、生命力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世界生死存亡,美国为使资本主义世界能作最后挣扎,在国内政策上实行缓和劳资矛盾以对工人阶级让步,即美在经济上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达到减缓国内劳资矛盾关系,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恢复赢得时间;在国际上则提出和实施了对共产主义世界采用“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既有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更有杜勒斯本人的政治思想动机。


二、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四个主要部分


60多年来,虽然“和平演变”也在演变,但至今仍然是美英等国西方国家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政策。


回顾“和平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和平演变”是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三个具体目标;三种实施方法;三个执行者;三种实现模式。


(一)“和平演变”的三个具体目标


毫无疑问,“和平演变”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政权。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有三个具体目标:思想演变、制度演变和掌权人演变。


1、思想演变


思想演变就是首先让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思想上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美国把意识形态上影响改变共产党人的思想作为改造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目标。大力推动这个意识形态演变的开端就是人道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大林逝世后。人道主义思潮先在匈牙利学术界开始,进而蔓延到东欧其他国家。后来被赫鲁晓夫高举提倡,促使了苏共最先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中“去阶级斗争化”。人道主义之后是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福利主义、平权主义、和平主义、反独裁主义和宗教主义等。这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是西方国家最为看重和最为努力的地方,其作用在战略上也是明显的。其中一点努力实现的是,指挥指导共产党内部的这些代表、代理人物,在世界观上能自觉为西方服务,修改推翻共产党的历史,改变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人物、领袖人物的看法,否定共产党已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事实证明,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在思想演变上最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此迎合美国需要的战略目标,并在苏东国家得到全面成功。


2、制度演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焦点是制度之争。和平演变有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一点一点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先从经济制度入手,然后是社会管理制度,再然后是在法律制度上鼓吹司法独立,和在军事制度上宣扬军队国家化,最后是政治制度。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改革”。把演变隐藏在“改革”中,在慢慢渐变的演化过程中,每项制度变革都会逐步靠向一个轴心,这个轴心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3、掌权人演变


掌权人演变,就是对掌握重要权力的人,用主动贴靠、拉拢的办法,去亲近接触他们,使他们在思想情感上接受西方价值观,感情上愿和西方的人士结交朋友,逐步使他们能在思想上接受西方价值观,能从思想上放松或放弃敌意,逐步实现从共产党人演变为资产阶级分子,直至成为西方国家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言代理人。这是他们很重要和积极努力要实现的。两个演变方法:一个是让原来是共产党人的掌权人蜕变为资产阶级分子,另一个是让原本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篡夺掌权人的岗位。


只要能实现上述三个目标,或者之一,和平演变就有很大的成功可能。过去3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


(二)“和平演变”的三种实施方法


“和平演变”的前提是非战争,非暴力。回顾过去60多年,可以发现实施“和平演变”的三个主要方法:舆论宣传、活动组织和拉拢官员。


1、舆论宣传


就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内外宣传方式,鼓吹资本主义优越性、宣传所谓普世价值、散布各种谣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共产主义理想等。从否定斯大林、匈牙利十月事件,到发展苏东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在境外出版攻击丑化苏共的文学作品《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鼓吹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再到雅克夫列夫“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和对西方人文主义、精英文化、生活方式的传播,无一不是“和平演变”舆论宣传的典型内容。


2、活动组织


就是由西方国家资助在社会主义国家兴办各类非政府组织,组织各类非政府活动。最著名的组织是波兰团结工会。


3、拉拢官员


就是利用政府官员及其亲属密友、亲近人士出访、培训、留学、交往和外交等机会,接近、熟识社会主义国家重要干部,与他们建立私人关系。长期接触,帮助解决一时遇到的“麻烦”困难,或予以一定资助,对他们施加思想上的影响,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享受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形成利益输送。或是利用在外人员的缺陷或毛病,进行精神控制,威胁逼迫促使他们转变政治立场,自觉自愿地成为“和平演变”推动者。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英两国用此方法俘虏了人数众多的原苏东国家高级干部,对最后全面推翻原苏东共产党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和平演变”的三个执行者


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和平演变”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主导策动和推进的。具体执行者主要由美英等西方国家外交部门、情报部门和流亡国外反共人士、组织及国内反共人士、组织等三个执行者所构成。


西方国家外交、情报部门,就是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的外交和情报部门,制定专门政策计划和工作措施,编列专项工作经费,安排专门人员,总体策划、发动、调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行动。同时支持、协调、资助在国外流亡的反共人士、组织以及在国内流动的反共人士、组织从事“和平演变”活动。最著名的机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美国之音、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


流亡反共人士和组织,就是那些从社会主义国家逃亡到西方国家居住生活的反共人士及其成立的组织。最著名的人士是萨哈罗夫,最著名的组织是美国乌克兰人协会。这些反共人士和组织把自己包装成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异见人士”和“民主人士”等,在西方国家政府外交、情报部门的丛恿、支持、资助下从事一系列针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和平演变”行动。


国内反共人士和组织,就是那些仍在社会主义国家居住生活的反共人士和组织,他们利用公开或隐蔽身份,采取公开或半公开以及地下方式,或接受西方国家政府的指令及资助或自主发起各种“和平演变”活动。


(四)“和平演变”的三种实现模式


很显然,“和平演变”已经实现部分成功。其中在原苏东国家取得的“成绩”是最值得汲取的教训。总体而言,“和平演变”有波兰、苏联和罗马尼亚三种实现模式。


1、波兰模式


就是通过发动基层群众,建立较具规模的群众组织,形成足以抗衡执政党的群众政治力量,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瓦文萨,一名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在英、法、德、美四国情报人员全面支持下,坚持多年领导几经波折的团结工会,以罢工、复工、再罢工、再复工的手段,把波兰经济、社会和秩序彻底搞乱,逼使雅鲁泽尔斯基交出政权,登上波兰总统宝座。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以夺权上位为目标的造反事例,无关任何民主自由,是美英扩大二战成果的战略部署,是“和平演变”最经典的“成功”案例。


2、苏联模式


就是通过思想演变、制度演变和掌权人演变三者合一,用了将近20年时间,以“和平”方式把世界最早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消灭。戈尔巴乔夫思想演变的根源是人道主义,制度演变的根源是所谓“政治多元化”,掌权人演变的根源是把美国长期秘密培养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推入到掌控苏共意识形态领导权位置上,并设法推动了对负责外交事务的谢瓦尔德纳泽和叶利钦等人的重用。苏联模式的核心是共产党高层内部分裂,自己主动放弃政权。


3、罗马尼亚模式


就是通过长期实施英国军情六处秘密策划的“帆船”计划(即将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亲属、密友变为英国情报人员),把共产党政权核心岗位的掌权者演变为英美国情治机关的代理人,里应外合发动政变,推翻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罗共中央政治局和军队高层的大部分领导人及其亲属都与美英情报部门建立了深层地紧密联系,获得了巨大利益,成为了英国情报部门在罗马尼亚高层的代理人(如:齐奥塞斯库的贴身卫士长)。当一小部分不明真相群众受谣言蛊惑进行一场规模有限的示威活动时,这些已叛变西方的掌权人立即与英国情报部门联手里应外合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


综上所述,“和平演变”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各有三个主要特征。这12个方面完整有机地推动“和平演变”的实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达到更迭苏东政权的目的。


三、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实施


“和平演变”是最早于1949年由约翰·杜勒斯提出的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一种政策意图,1953年—1959年约翰·杜勒斯在担任两届美国国务卿期间,联合同期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一起将这个意图真正变为美国外交政策和行动纲领,并加以实施。


“和平演变”一词是毛主席于1959年对杜勒斯这个意图及政策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在美国政府内部并无直接使用“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这个词汇。在日常行政运作中,美国政府和政客使用更多的是“和平策略”(Peaceful strategy)。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华工作中,开始使用“和平演变”一词。总体而言,虽然美英等西方国家并无以“和平演变”命名的政策和行动指引。但是,几十年来,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实质工作具体落实到很多“以和平方式推翻共产党政权”的计划中,推动并实现了“和平演变”的目标。


(一)“和平演变”的政策制定


至少自1955年起,美国国务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都会制定各自的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的政策说明。也会把这个政策意图结合到每年美国与共产党国家的双边外交政策中。


美国国务院每年底针对共产党国家的特别专门政策文件是以红色标签标注,所以也被称为“红标文件”(Red Label Documents)。这些“红标文件”主要是阐述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情况、主要活动项目、经费预算和具体途径等。


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度制定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被简称为“D计划”。


可以说,美国国务院的“红标文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D计划”共同组成了美国政府每年度“和平演变”行动的工作方案。


英国是另一个一直坚持针对共产党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国家。每年英国军情六处都会编制一份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进行秘密行动的财务预算,上报英国下议院情报委员会特别批准。也会将工作方案上报英国首相。


(二)“和平演变”的具体实施


回顾60多年来“和平演变”发展过程,可以将“和平演变”的具体实施分为四大类:拉拢人员和建立组织;舆论宣传和造谣惑众;策划制造群体事件;资金支持。


1、拉拢人员和建立组织


1.1美英政府外交和情报机构人员直接接触共产党国家高层领导人及其亲属子女,以给予物质利益、安排生活帮助、提供工作留学便利和迎合兴趣爱好等方式与这些目标对象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2通过资助指导共产党国家在国内外的反共人士,利用人脉网络和交往机会,接触共产党国家高层领导人及其亲属子女,实施拉拢措施,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3直接和间接结识共产党国家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社团领导人、文体明星、媒体记者和社会热点事件人士等,为这些目标对象提供各类支持,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4为流亡国外的反共人士提供直接资助和指导,帮助他们在国外成立反共组织;


1.5为在国内的反共人士提供直接和间接资助和指导,帮助他们在国内建立各类非政府组织和地下组织;


1.6为流亡国外和在国内反共人士提供各种便利和支持,安排他们参加各类国际组织,推举他们担任国际组织重要职务,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2、舆论宣传和造谣惑众


2.1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布鲁金斯基金会和英国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半公开组织,在国内外举办各种会议、论坛和活动,有计划、有主题、有资助地宣传西方观点、批判共产党国家,洗脑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青年学生;


2.2有计划、有立场、有目的地资助国内外记者采访报道共产党国家内部事务,制造负面新闻;


2.3通过国际媒体和网络媒体发布各类虚假新闻,造谣污蔑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编造历史事件,杜撰社会负面热点。出版各类反共刊物和书籍;


2.4资助国际知名学者、文体明星和退休政客访问共产党国家,拜访并直接影响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主持和参加在共产党国家公开举办的学术研究、社会集会和文体活动,公开发表反共言论,会见反共人士,接受反共采访等;


2.5资助国内外反共人士在国内外媒体和网络上发表反共文章;


2.6资助国内外反共人士在国内外举办反共报刊、电视台、电台和网络媒体。


3、策划制造群体事件


直接组织和资助指导各类机构组织国内外反共人士策划制造各种反共群体事件。打击共产党形象,干扰社会稳定,传播反党言论,扩大国际影响。比如:静坐、绝食、自焚、示威、游行、罢工、堵车等等。


4、资金支持


可以说,绝大部分对各类“和平演变”行动的资金支持均来自美英等国政府,只有极极少数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所谓通常报道中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资助都是政府的百手套,比如索罗斯基金、比尔盖茨、李察基尔等。


(三)“和平演变”的工作核心—演变共产党高级干部


“和平演变”的工作内容在过去60多年里有增有减,工作方式也不断变化。但是,“和平演变”的工作核心一直没有太大改变,就是一切围绕着共产党高级干部做工作。工作内容是:


一是为目标对象子女国外留学、国外工作提供资助、便利和生活照顾;


二是为目标对象家属出国旅行、国外居住、生活照顾提供全方位服务;


三是满足目标对象个人兴趣爱好和私生活要求;


四是向目标对象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五是向目标对象提供金钱、住房、贵重物品等;


六是为目标对象的其他亲朋提供各种资助和便利等。


所有围绕共产党高级干部开展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与目标对象建立紧密私人关系,进而说服、争取、绑架和要挟目标对象自觉自愿成为“和平演变”行动的一员。艾伦·杜勒斯在1961年5月向肯尼迪汇报古巴猪湾事件失败原因时说:“事实证明,推翻古巴共产党的最有效和最人道的办法就是要争取古巴共产党大多数高层领导人成为美国民主的支持者,通过内部政变解放古巴人民。”


综上所述,“和平演变”是一项长期的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的实际行动。它不但已经在原苏东等国家取得成功,而且仍然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继续实施。


结语


毛主席高度概括的“和平演变”一词,充分表达和突出了美英这个反共战略的“渐变”阴谋。而“渐变”的核心是思想演变,通过一本书、一堂课、一次交流,日积月累地在思想上彻底俘虏了共产党高级干部和社会精英,这种对头脑漫浸式的侵害是最有力的毒化武器,是和平演变的成功法宝。


“渐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拉拢腐蚀共产党高级干部,先从亲属子女下手,直到高级干部本人。一次红酒品尝、一件小事帮忙、一次出访接待、一单交易促成等等小事一件件,最后串成一根铁链牢牢捆住这些放松警惕的高级干部,自觉自愿地成为了“和平演变”的推动者。


现在,“和平演变”已经被人们淡忘,偶有提出也会被讥讽为“阴谋论”。殊不知,美英等国的“和平演变”不但在升级换代,而且已在社会主义国家土壤上生根发芽。我们要保持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就必须清醒理智地反对“和平演变”,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否认“和平演变”存在的思想和言论。


谢选骏指出:杜勒斯和他的主子艾森豪威尔一样,都是胆小鬼,不敢和共产党对抗,所以用“和平演变”的拖延术,把挑战留给下一代。可笑的是,共产党却被唬住了,自乱阵脚地大搞“反和平演变”,结果闹出了文革、改革、六四屠杀等闹剧。


《解谜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2021-09-01 鹿野)报道:


偶然机会,笔者看到了《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对文中的一些问题的叙述有不同的看法,在此就“和平演变”的一些相关问题简单谈谈个人意见。


一、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演变

《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整体写得很不错,不过,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过分高估了外因的影响力。事实上,“和平演变”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非执政的共产党人的自我演变。两相比较而言,自我演变的影响力远远高于西方的推动。例如,文中把和平演变分为波兰模式、苏联模式和罗马尼亚模式,然而实际上这三种模式主导的力量都是自我蜕变,而非西方的推动。关于苏联的情况,人们了解的已经很多了,这里仅仅谈一谈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情况:


波兰的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被称之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他就赞扬戈尔巴乔夫“创造性的坚定不移的活动”,并宣称,波党正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同戈尔巴乔夫为社会主义……大胆开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波党内部强硬派遭到削弱,退居下风;自由派获得极大的鼓舞,影响上升。更有甚者,雅鲁泽尔斯基在很多政策方面都是走在戈尔巴乔夫前面的。1986年12月,其便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1987年12月又正式要求把“政治多元化”写入党的文件。1988年6月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提出团结工会合法化和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随后,其在1988年到1989年期间又撤销了大量主张对团结工会等反共势力持强硬的态度的波兰党内领导人的职务,为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和改旗易帜为社会民主党铺平了道路。正如雅鲁泽尔斯基的好友拉科夫斯基强调的:


“团结工会到1986年初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如果要是没有雅鲁泽尔斯基和我的改革,波兰的旧制度是绝对不可能垮台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建立了新秩序,结果就让我们很快成为了多余的人。”


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与波兰大同小异。早在齐奥塞斯库上台前夕,毛主席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如果不改正错误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不但没有听毛主席的劝告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1979年,齐奥塞斯库在罗共十二大报告中,只提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提马列主义。罗马尼亚成为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放弃“马列主义”提法的社会主义国家。1981年6月24日,齐奥塞斯库正式宣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已经不再适合罗马尼亚当前的社会历史现实”,“只会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混乱”。1984年的罗共十三大上,齐奥塞斯库把“坚持党的领导”改为“党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起领导”,把指导思想由“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改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删除了“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其实,就连齐奥塞斯库这个“总统”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原来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是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为了“党政分开”、“深化改革”、“与国际接轨”于1974年8月设立总统一职,开始实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颇具特色的总统制。相比之下,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后期的1990年才“与国际接轨”实行总统制。


现在一些人总是强调东欧剧变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垮台,但实际上早在剧变之前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不正确了。仅以文学艺术领域为例,波兰在哥穆尔卡时代和雅鲁泽尔斯基时代两次掀起“清算文学”高潮,清算的对象就是革命与社会主义。正因为这种情况,在波兰剧变以后语文教科书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动,因为瓦文萨等领导人强调“1956年后共产党执政时代的主旋律文学也都是反共的”。罗马尼亚的情况与此类似,1980年,在齐奥塞斯库亲自支持下,罗马尼亚作协副主席马林·普列达出版了小说《世上最亲爱的人》。小说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称为“整个民族的悲剧”,把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五十年代称为“苦难的十年”……因此,即使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塞斯库继续执政下去,彻底改旗易帜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我演变”的情况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社会主义要求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所以是对于普通人有利而对于上层统治集团不利的,统治集团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同样,和平演变的关键不在于西方,而在于执政的领导集团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像列宁、斯大林和波兰的贝鲁特等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领导人执政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不管怎么搞“和平演变”,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成绩。而到了后来戈尔巴乔夫、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赛斯库这样的本身自己就不相信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执政,即使西方国家不搞“和平演变”,他们也一样会搞自我演变。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

因此,一些公知整天嚷嚷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却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这个与上文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好解答了。实际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变化都主要取决于内部而非外部。如果要是以国与国的关系作为主要出发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苏联也从来没有用武力输出过革命,历史上的苏联的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这三次出兵都是在原有的亲苏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平定叛乱。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与扩大更与苏联的武力没有任何关系。正如《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所引用的杜勒斯的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


但是,杜勒斯的讲话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并不是什么“苏联颠覆”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诸如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极度腐朽,导致几十年里边出现了人口不增长的“奇迹”。这种情况导致中国的革命不可避免。只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是要求统治者全心全意地为普通劳动者服务,所以让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统治者和平放弃其在劳动者头上的地位是不太可能的,即使不用武力推翻他们,也至少要掌握暴力基础,让他们感觉大势已去,才有可能接受和平改造。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是把有钱人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他们可以骑在工农劳动者的头上作威作福。所以如果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是有利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既有的权力基础搞“和平演变”。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各种调查中都表明,普通劳动者中主张坚持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而领导干部当中则主张推翻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文化界的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苏联文学界分化为爱国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前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者则积极鼓吹全盘西化。当时,俄罗斯作协一共有4500多人。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协一分为二,两大阵营各成立了一个作协。其中,参加自由派作协的作家占了700多人,约占16%,参加爱国派作协的作家占了3800多人,约占84%。但是,在苏联解体前夕两派的知名作家发表过关于当前局势的两封联名信,并在作协的领导干部当中征集签名。其中,在自由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有300人,在爱国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只有74人,即自由派公知在上层中占了80%。


同样的道理,共产党很容易和平演变成社会民主党,革命党很容易演变成议会党,反之则很困难。因为即使是在革命阵营内部,想要通过革命来分一杯羹,自己夺取人上人地位的是多数,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得解放的是少数,加上坚持革命是要冒着流血牺牲风险的。所以在统治者开出不破坏资本家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们统治地位为条件让共产党加入选举游戏分一杯羹时,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员就软化了。相反,已经参加过这种无聊透顶的富人选举游戏的共产党,却很少再愿意为劳苦大众解放作斗争,除非是环境恶化,资本家集团再度强行取缔它而“逼上梁山”。


像西方的第一大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后初期,意共总书记帕尔米洛·陶里亚蒂提出要“以妥协的议会道路夺取政权”。1945年意共五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凡年满十八岁并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公民,不论财产多少,宗教信仰如何均可入党。毛主席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对其严厉批评:“(意共)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领导阶级’,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实际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果然,1979年,意共15大新党章删去了意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的提法;1983年意共16大宣称十月革命的道路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1986年意共17大明确把自己定位于社会民主党;1989年意共18大正式取消民主集中制;最终1991年意共20大召开,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领导层“主流派”的提案:把意大利共产党改为左翼民主党,彻底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就这样,意大利共产党一步步地自我消灭了。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多次“感谢”蒋介石,强调要不是蒋介石过于残暴,不给共产党丝毫的活动空间,那么中国共产党很难坚定武装斗争的决心从而最终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比如说,如果要是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真正给了中国共产党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那么很难保证中国共产党不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出现一步一步地自我消灭式和平演变,即使是有一天通过这一道路执政了,也只不过是资本家和圈养的公知们多挂了一块牌子而已,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农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三、和平演变政策与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不是对立的

另一个问题是,该文把和平演变政策称之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强调是杜勒斯的个人特质,诸如宗教信仰的产物。并且把这一政策和乔治・凯南时期的“遏制”政策对立起来:


“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 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太合适的。准确地说,中国最早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非战争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这一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时代,但是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相关政策的基本内容,1947年初即在呈报给杜鲁门的报告《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强调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巩固的,但是一旦斯大林逝世,苏联很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美国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俄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脆弱的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加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他比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软化。”


从上面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乔治・凯南已经说出了杜勒斯上台后一系列和平演变政策的类似的内容。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并不是取决于某个人的个人特质或宗教信仰。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作用,把杜勒斯和乔治・凯南的观点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


同样的道理,文中把“遏制”说成是和平演变相对立的政策也是不合适的,强调这一政策不够积极主动,主要是麦卡锡和杜勒斯等人出于党派斗争的攻击,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中把“遏制政策”和“和平演变”对立起来的主要依据是杜勒斯1953年1月的一段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置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


然而,把这种“积极的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不合适的。其名称是“解放、改变和斗争”,简称为“解放”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使用和平和武力的一切手段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并且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虽然说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鲁门和凯南有诸多的攻击,但是其政策实质继承性大于改变性。像在杜鲁门时代,美国积极镇压希腊的共产党武装,并且支持法国镇压越南的共产党,还操刀上阵出兵占领了整个朝鲜给轰炸中国东北,这怎么能说是一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政策呢?在杜勒斯上台以后,所谓“解放”政策不是也并没有推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反的倒是近在咫尺的古巴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吗?就其具体采取的手法来看,也与杜鲁门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以镇压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为主,同时坚持以武力和和平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般在广义上把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解放”政策直到里根时代的“战略防御计划”也视做“遏制”政策的不同阶段。


之所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和平演变”更令人关注,主要是因为杜勒斯在1953年1月提出了“解放”政策之后不久,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当局政策上面发生了很多变化,相应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至1955年开始就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作用,特别是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更是把这种手段放到了一系列反共政策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也正是这种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才作出了关于杜勒斯讲话的批示,正式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提法。但是,这种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变化与其说是美国政策方针的变化,还不如说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自我演变的必然结果。


总之,和平演变政策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必然产物,早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其主要内容,只不过杜勒斯时代斯大林的去世使得这一问题更突出了而已,我们不宜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影响。正如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产物而非苏联等国的渗透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变质不应该单纯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领导集团共产主义信仰丧失后的自我演变。领导者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因此,我们固然不应该忽视西方国家的渗透,但是更应该更加重视自身的思想建设。正如那句老话:“打铁还要自身硬”。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文都和杜勒斯一样无知,不懂“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所以欧美使用对付欧洲共产党的方法来对付亚洲共产党,只能泡汤。因为他们不懂——“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只能通过武装起义、战争解决问题。不仅亚洲非洲如此,拉丁美洲也是一样——“亚非拉”的连词使用并非偶然,看看古巴就略知一二了!

“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我的祖国


网文《「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无区别?有何区别?》2019-10-11 报道:

今天国庆节,微博上很多关于“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争论。有人写“庆祝祖国六十五周年华诞”“祝祖国生日快乐”,于是有人批评说这表述不正确,是割裂了中华文明,请问各位大牛,祖国真不能用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今年国庆已经明确各官媒,单位公众号禁止写“庆祝祖国70周年华诞”“庆祝建国70周年”这类说法了。对国庆的正确表述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要是写成前面两种是要挨批的,基本属于政治错误了。所以这个问题有很明确的答案,“祖国”不能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这个问题非常强调,已经带有“大是大非”的意味了。

2012年了,官方意识形态早就向右转,变成民族主义叙事了。这两年近代史的表述也变成了“gcd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走向民族复兴”,逐步淡化原有的左翼阶级斗争叙事色彩。

官方的理解其实挺明显的。祖国是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包含新旧中国;而prc则只是49年以后的新中国。但gcd建立的新中国比旧中国先进,取代旧中国是有合法性的,因为只有它能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

现在有些无脑标榜自己是粉红的左小将,总是以为淡化阶级斗争叙事的看似“否定革命”是公知美分柿油派颠覆政府的阴谋。我只能说真是会错了意表错了情,属于官方猪队友!!

按我个人的理解,祖国是你脚下这块地,上面的所有人,资源,文化和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指现在执政的政权,及这个政权缔结的各种关系。

从学术和文字严谨的角度,指出“祖国生日”的表达不严谨完全没问题。

但什么一句祝福割裂了5000年文明,什么前辈和历代先人都会为此而不安,这是哪儿和哪儿?为这点儿事都觉得他们不安,把前辈和先人的气度也想的太小了吧。

而且真要较真,祖国这个概念能算出5000年么?国家概念是啥时候才有的?夏之前的1000年也能算成祖国?怎么会割断5000年的中华文明呢?不安的为啥只是中华民国的前辈和先人,不是夏商周的前辈和先人?不是大清帝国的前辈和先人?

祖国,是村前的河,脚下的土,手里的古籍,无数中原王朝历代风流人物的名字,是陶潜的诗,柳永的词,朱耷的画,是伊犁开花的草原,是羊卓雍碧蓝的湖水,是秦淮的灯火,是敦煌的风沙,是壁立千仞的华山,是波撼气蒸的洞庭,是疆版随时代变迁流转中的山山水水,是母亲的泪,是父亲的脸,是远行的背囊,是久违的家园,是东方农业文明的绵延气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历时不到百年的政权。是非功过,还待后世评说。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

有的壬生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他们的祖国却是中华帝国。我们不介意送他们去黄泉之国和他们的祖国团聚。

说起来,为一个政权贺生没什么的,尤其是生活在其治下,乱评功过大部分人还是免了吧。

但是过度肉麻,什么妈妈爸爸的乱叫,那就有点节操满地了,尤其你自己都活了上百岁了,——对了,说的就是某些学校。。。

祖国生日按哪个算?按前者,那如今同一批人算什么?亡国奴么?

当然了,不上纲上线的说。

祖国生日快乐,其实只是修辞不恰当。

将祖国比成人,人只有一个生日,而国就未必了。

网文《祖国》报道:

东晋时期,释道安所著《西域志》中已有“罗卫国东四百里至波丽越国,波丽越国即佛外祖国也”的记载,被认为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祖国”一词。《明史·西域传》:“默德那,回回祖国也,地近天方。”清代魏源《圣武记》卷六:“巴社者,回回祖国。”

1979年版《辞源》将“祖国”释为“祖籍所在之国,……。今指自己的国家为祖国”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祖国就是自己的国家。简单来说,祖国是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人们崇拜、爱惜和捍卫这片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土地。

各辞典对“祖国”的解释

《教育部国语辞典简编本》:祖籍所在的国家。

《中文大辞典》:世籍所隶之国也。凡先世所居或己身所生长之国曰祖国;侨居他国者,亦称其本国曰祖国。

《现代汉语大词典》:祖籍所在的国家;自己的国家。

《汉语大词典》:祖先以来所居之地。

清魏源《圣武记》卷六:“巴社者,回回祖国。”

祖籍所在的国家;自己的国家。

清秋瑾《柬某君》诗:“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

田汉《丽人行》第十七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祖国。”

巴金《杨林同志》:“我应当把这些年轻战士的事迹多向祖国报导。”

《辞源》(1979年):祖籍所在之国。《明史》三三二《西域传》四《默德那》:“默德那,回回祖国也,地近天方。今指自己的国家为祖国。”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6年):祖籍所在的国家;自己的国家。

《剑桥线上辞典》(1995年):你出生的国家,或者让你最为感觉熟悉的国家

祖国和祖籍国

“祖籍国”是二十世纪末近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用于避免歧义的新生政治术语。二十世纪末,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在缅华春节联欢晚会上被邀讲话,演讲词中说到:“缅籍华人应该为你们的祖国缅甸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要为你们的祖国缅甸和你们的祖籍国中国之间搭好友谊的桥梁。”

每当海外华人以“祖国”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官方均备注为“祖(籍)国”。尽管如此,“祖籍国”一词至今未纳入任一辞典之中。

祖国和父国、母国

中文语境中,“父国”很少被使用。因为祖籍的定义就是以父系共同认定的一位祖先的生长地,也可以认为“祖国”和“父国”意义相同。

中文里“母国”有时会出现,通常用于描述第一代移民原属国家。此意义上,与祖国的“祖籍国”意义相同。

如果一个人从甲国移民到乙国并入籍,其“祖国”因为意义的不确定可以是甲国,也可以是乙国,但其“母国”则一定指甲国。其后代如果出生生长于乙国,则“祖国”也可以是甲国或者乙国,而因为其不是移民没有“母国”可言。

争议

在现代中文语境,“祖国”既可以指祖籍所在之国,也可以是自己的国家,因而在一些场合一个移民或者移民后代称呼其祖籍所在之国为“祖国”有可能引发其自己的国家的国民对该人的国家认同质疑;同样,如果该人称呼其自己的国家为“祖国”则有可能引发其祖籍所在之国国民对该人的祖先认同质疑,尤其对于第一代移民。

2008年北京奥运会,加拿大击剑队代表栾菊杰(原为中国籍,后因为女儿的病情入籍加拿大)战胜小将布贝克里后,高举写着“祖国好”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对此纷纷报道。。

2018年,马来西亚歌手蔡恩雨在北京央视录影《中华情》时,被主持人问道:“想回祖国发展吗?”蔡回答:“回啊!”主持人又问:“怎么说到这个那么高兴?如果说到华语音乐的话,你肯定在祖国发展,会有更好的发展,是不是?”蔡恩雨点头:“我在马来西亚是有的,但能够来祖国的话更好。”此番言论引起马来西亚网民反弹。2018年8月16日,蔡恩雨沉默四天后公开道歉:“首先影片里头我提到了“祖国”这个词,因为用词不当,引起了不少和我一样同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人们不舒服和不满的情绪,对于这件事我深感歉意,就像报导里说的,对不起,是我用词不当,我是马来西亚人,我一直都很爱马来西亚。”

2019年,马来西亚歌手以格在《中国好声音》上,谈及“第一年非常开心,可以回到祖国舞台上唱歌……我觉得回到祖国唱歌,在这边感受到的事情,是在马来西亚感受不到的,我做到了”。以格的言论掀起网民一阵跶伐。后来以格表示,“外公去年底逝世了,还记得外公在我很小的时候总是对我说,他们的老家在中国广东省的台山市。全世界的华人的祖先都来自中国,我中国的故居是你的祖屋,中国是公公的祖国,也就是你的祖国!从小到大公公就是这么根深蒂固的灌输我祖国这个称呼的概念,也就是希望我们后辈不要忘本,不要忘了我们的根。直到这次事件,在一些朋友赐教之下,才知道还有一个名词可以通用的,那就是祖籍国!”她感到抱歉说:“如果这次台上的祖国称号会让部分人士感到不舒服,我深感抱歉。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件而抹杀了我这四年来的努力。请大家高抬贵手,就让这个事件过去了,更请大家继续支持我的音乐,好吗?””

其他语言

父系词根

“祖国”一词在很多语言中由表示父亲的词根与表示土地的词根或后缀构成。

谢选骏指出:人问“「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无区别?有何区别?”——我看“这个‘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我的祖国”,而是苏联的殖民地!


谢选骏:红楼里的女孩都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这些中国职业女性不想多生孩子》(ISABELLE QIAN 2024年6月18日)报道:


一位女性在一家金融公司领导团队,收入超过了她的丈夫。另一位女性在追求成为公务员的梦想。还有一位女性是崭露头角的网红,希望能靠自己养家糊口。

这三位女性每人都只有一个孩子,不想再生——不管她们的丈夫有什么意见,也不管担心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政府有什么激励措施。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最近的一次与全国妇联领导的集体谈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女性承担更大的家庭责任,“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这些女性认为自己可以担当不同的角色。这一代人出生在小家庭,许多女孩都是独生子女,获得了过去只有男孩才能获得的机会。她们自己的母亲没有很多孩子需要照顾,通常会在外工作,并为女儿树立了同样的榜样。

“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


乔伊斯·赵(音),29岁,项目经理


乔伊斯·赵在北京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做了三年的项目经理,预计将获得提拔。但当她怀上儿子小明(音)的时候,她的职业前景变得暗淡了起来。

她的老板是一位一直主张让她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在乔伊斯·赵五个月的产假期间离开了团队。当她回到工作岗位时,新老板告诉她,她落后了,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我沉浸在自我怀疑中,不知道在这个时候生孩子是不是一个错误,”乔伊斯·赵说。

但是,她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辞职待在家里。

“我只能靠自己,”乔伊斯·赵说。“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不能为了任何事情而放弃。”

在小明一岁生日几个月后,29岁的乔伊斯·赵决定离开这个公司,在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找到了一份工作。

丈夫想要第二个孩子,但乔伊斯·赵对此不感兴趣。她的日子已经够辛苦了。她上下班总共要花四个小时,而且工作时间很长,这意味着她回家时,小明早已上床就寝。她早上6点半起床,给自己一个小时的阅读和锻炼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和儿子一起玩耍和吃早餐。

大学毕业后,乔伊斯·赵放弃了当公务员的梦想,去追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如今,在结婚生子之后,她打算参加以难度高而闻名的公务员考试。

“我把时间、精力和金钱分成不同的部分,把最大的部分留给自己,剩下的留给父母、丈夫和儿子,”乔伊斯·赵说。“我不能让他们占据我的全部。”

“我觉得生两个孩子没有什么好处。”


郭纯蕾(音),32岁,网络红人


郭纯蕾结婚前在东部城市杭州的一家银行工作,每月收入约14000元,以中国的标准来看还算不错。父母给她买了一套小公寓和一辆车,所以她把大部分薪水花在美容、时尚和旅游上。

2022年,当她决定在生孩子时,她的丈夫和公公婆婆鼓励她换一份没那么忙的工作,以便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她的公公婆婆在建筑行业经营着一家蒸蒸日上的家族企业。郭春蕾同意了,进入一家上市公司担任会计师。但是,这是一份枯燥的工作,没有成就感,她的收入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左右。


薪水大幅减少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随着女儿天一(音)的长大,开销也开始飙升。光是早教课程就花掉了她三分之一的薪水。

为了寻求额外收入和成就感,郭纯蕾去年在生活方式应用小红书上开了一个育儿账号。她写的一篇关于为女儿策划中国传统生日派对的帖子获得了数万点击,并为她打开了品牌合作的大门。

现在,她在工作日的晚上写文案、编辑照片、做产品研究。与天一在附近的公园一起拍照则已成为周末的家庭活动。

郭纯蕾的账号已经积累了1万多名粉丝,她从产品赞助中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全职工作。她正在考虑成为全职网红,并希望成为她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郭纯蕾回忆起自己的父母为了抚养她和弟弟而做出的牺牲。这让她下定决心要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我觉得生两个孩子对我和天一都没有好处,”她说。


“我想有所作为。”


汤屏隽(音),36岁,财务经理


和当今中国的许多职业女性一样,36岁的汤屏隽比她的许多前辈有着更高的抱负。

她回忆说,她在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得到了父亲(一名火车司机)和母亲(一名教师)全心全意的关注。就像她那一代的许多女孩一样,她得到了曾经只属于男孩的机会。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汤屏隽到离家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攻读数学学位,这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如今,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女性拥有大学学位,199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

毕业后,汤屏隽在金融行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在25岁的时候,她休息了一年,用积蓄去了十几个国家旅行。现年36岁的她在广州一家私营金融公司领导一个团队。她与丈夫和4岁的女儿小宁(音)住在繁华的大都市广州。


汤屏隽的收入比丈夫高,并为家庭做出投资决策。

小宁出生六个月后,汤屏隽回到工作岗位,把孩子交给祖母照顾。周末,一家人喜欢在豪华酒店“宅度假”。

最近,她一直考虑接受附近城市深圳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机会,这可能意味着要和家人分开。她的丈夫和公公婆婆都表示反对,但她不想被阻碍。她说,她并没有完全排除要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但这不是她现在考虑的事情。

“把自己放在家庭前面,我觉得有点自私,但是人生很长,我想有所作为,”她说。


谢选骏指出:人问“为什么这些中国职业女性不想多生孩子”?我看因为她们都不知道红楼里的女孩都到哪里去了。


谢选骏:语言的陷阱让人坠入了深渊


《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人了吗?》(内森·布森尼茨 Nathan Busenitz)


耶稣在骷髅地受死的时候,成为了罪的化身了吗?具有了罪性吗?或者,成为罪人了吗?上个星期许多人问我与此类似的问题,为此我写了这篇文章。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基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21所说的话:“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从何种意义上说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呢?这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成了罪人吗?


今天有些人教导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罪人(或者具有了罪性)。辛班尼(Benny Hinn)就是一名持此论调者。他在三一广播网这样说:“他(耶稣)为义是出于自愿,他说:‘我能制止罪的惟一办法就是成为罪。只让罪触摸我并不能制止罪;我和罪必须成为一体。’听听这话!他本有神的属性,但当他成为罪时,就拥有了撒但的属性。”(辛班尼,三一广播网,1990年12月1日)


成功神学传道者寇普兰(Kenneth Copeland)赞同此种教导。他说:“神的公义成为了罪,他在自己的灵里接受了撒但的罪性。他在这么做的那一刻,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不知道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神吩咐摩西举起的杆子上挂的是铜蛇而不是羊羔呢?这个问题曾困扰我许久。我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象征撒但的蛇挂在那个杆子上?为什么不是挂羊羔呢?’主回答说:‘因为那是预表撒但挂在十字架上。我在自己的灵里接受了灵性的死;光变成了黑暗’。”(寇普兰,《从十字架到王座发生了什么事》Kenneth Copeland, “What Happened from the Cross to the Throne,” 1990, audiotape #02-0017, side 2)


另一次,寇普兰重复同样的教导:“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会说‘我的神’呢?因为神已经不是他的父了。他在自己身上承担了撒但的罪性。”(寇普兰,《信徒得胜的声音》,三一广播网 Kenneth Copeland, “Believer’s Voice of Victory,” Trinity Broadcasting Network, April 21, 1991)


但是他们的断言是否准确地反应了保罗所说的“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我们再来看最初的问题:“耶稣在骷髅地受死的时候,成为了罪的化身了吗?具有了罪性吗?或者,成为罪人了吗?”我对此可以断然说:“不!”


下面是五个原因:


1. 在《哥林多后书》5:21,保罗说耶稣是“不知罪”的。无论其后经文有何意思,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保罗所说的耶稣“不知罪”是什么意思——这是说,耶稣根本没有对罪的个人经历过和认识。如果耶稣成为了罪人,或者具有了罪性,保罗的这节经文就是自相矛盾。


2. 圣经其他部分清楚地说明主耶稣在整个受难的过程中完全无罪、公义、顺服。他从未有过不够圣洁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21所说的话必须根据整本圣经来解释。很多圣经经文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以下是一些例子:


⑴《以赛亚书》53:10-11——“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注释:受苦的仆人即使在担当众人罪孽的时候也被成为“义仆”。


⑵《路加福音》23:47——“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


注释:路加受圣灵感动,记下了百夫长的话。正如百夫长所说,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仍然是个义人。


⑶《罗马书》5:19——“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注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顺从的行为,这顺从甚至使信他的人也有了他的义。

 

⑷《腓立比书》2: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注释:耶稣在死的时候是完全顺服的。

 

⑸《希伯来书》4:15——“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注释:在这节经文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侧重于耶稣救赎的工作(他作我们的大祭司)。在救赎的事上,耶稣从没有犯罪。

 

⑹《希伯来书》9:11-14——“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注释: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耶稣即使在受死时也是将自己无暇无疵地献给神。

 

⑺《彼得前书》1:18-19——“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注释:论到耶稣的死,彼得强调他是无瑕疵的羔羊(参见约1:29),在他绝没有罪恶的污点。

 

⑻《彼得前书》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注释:彼得明确地指出基督(义的)是为罪人(不义的)而死。如果耶稣成了罪人,怎么还能说他是“义的”呢?


⑼《约翰一书》3:5——“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

 

注释:很难想象会有人能根据约翰的这节经文,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罪人。耶稣在除掉世人罪孽的时候,自身也是无罪的。


基于以上经文,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哥林多后书》5:21没有在说什么。这节经文绝不是说耶稣成为了不义的,或他成为了罪人,或他具有了罪性,或他成为罪的化身。


那么,这节经文有什么含义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内容。

 

3. 要理解保罗这句话(耶稣替我们成为罪),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归罪”这个概念来解释,即我们的罪都归在基督身上,他为一切信他的人成为代赎的祭物,或赎罪祭。

 

正如麦克阿瑟在《麦克阿瑟研用本圣经》中所解释的:


“父神对基督使用归罪原则,虽然基督并没有罪,神却对待他好像对待罪人,并将他治死,使他代替信他的人,为他们的罪承担了刑罚(参见赛53:4-6;加3:10-13;彼前2:24)。他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成为罪人(像有些人所以为的),而是始终圣洁。他没有犯罪,却为罪受苦,好像所有信他之人所犯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的忿怒尽数发在他一人身上,他舍身拯救的人将满足神律法的要求。”


这个观点解释了保罗使用希腊词语hamartia(“罪”)的用意,这个词常出现在《七十士译本》(旧约希腊文译本)里,意为“赎罪祭”。例如,在《利未记》4-6章,《七十士译本》中20多次使用hamartia一词来翻译希伯来人概念中的“赎罪祭”。保罗常常引用《七十士译本》,这说明他对hamartia的此种用法非常熟悉。

 

此外,这种观点也符合圣经其他论到基督死亡的经文和归罪原则。下面还有一些经文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⑴《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注释:这节经文并没有说受苦的仆人将成为罪人,而是说众人的罪孽将归在他身上。

 

⑵《以弗所书》5:2——“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注释:耶稣的死是献给神的“馨香的供物”。此处的意思符合旧约中赎罪祭的概念(参见利4:7-10)。

 

⑶《希伯来书》9:28——“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注释:希伯来书的作者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是说我们的罪算在了基督的账上。他没有成为罪人,而是担当了罪人的罪。

 

⑷《希伯来书》10:10——“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注释: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旧约中的赎罪祭来谈论耶稣的死。(参见来10:8,作者明确地提到了“赎罪祭”。)

 

⑸《彼得前书》2:22-24——“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注释:彼得再次强调耶稣没有犯罪,即使在他受难和死亡时也是如此。而且,彼得明白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罪,作了代赎的祭。

 

根据保罗对《七十士译本》的引用,以及其他记述耶稣死亡的其他经文,对《哥林多后书》5:21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的罪归在基督身上,他作为代赎的祭,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

 

4. 应该指出这一点: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具有了罪性或成为了罪人,他就不再是可蒙悦纳的赎罪祭,因为他在死亡的那一刻已经被罪玷污了。


在旧约里,要献祭的羊羔必须是无瑕疵的,正如摩西在《利未记》22:20所记的:“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同样,完全成全救恩之神的羔羊耶稣,必须无瑕疵、无玷污,到死都如此。

 

5. 最后,从神学的角度说,认为圣子成为罪人或罪的化身(哪怕是暂时的),这种观点与神永远不变的圣洁、完美的属性严重不符。将《哥林多后书》5:21曲解为耶稣完美的属性暂时被罪取代,这直接引发耶稣基督不变性的神学难题。

 

附:为了增加一点趣味,我想补充一点,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一直都是用代赎的观点解释《哥林多后书》5:21。下面我援引了几位教会先贤的话来说明这一点:


亚历山大的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我们不能说基督成了罪人,相反,他是个义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义人,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罪),天父使他为世人的罪作了受害者。”(Letter 41.10)


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神使他的儿子受苦难,好像他是一个被定罪的罪人,使我们免受罪的刑罚。这是神的义,叫我们不靠行为称义(因为那样的话人就已经完全了,但是人不可能完全),而是靠着恩典称义,如此,我们所有的罪都被除去。”(林前11:5注释)


安波罗夏斯特(Ambrosiaster):“因为所有属肉体的都犯了罪,他才替我们成为罪。从他成为赎罪祭这一点来看,说他成为‘罪’并不算错,因为按照律法,用来赎罪的祭曾被称为‘罪’。”(《保罗书信注释》,参见《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Commentary on Paul’s Epistles, cf.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7:252)


谢选骏指出:人问“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人了吗”?——我看“语言的陷阱让人坠入了深渊”。

2024年8月4日星期日

谢选骏:中囶的变色龙是思想决定观察还是相反


《中国适应性政策沟通中的模糊性与清晰性》(剑桥大学出版社在线出版:2023年7月20日 Yuen Yuen Ang)报道:


摘要:在中国的一党制官僚体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所下发的公文指令是最重要的规范性政策传达工具,但是对于这些指令的行文语言却鲜有研究。本项研究强调三种包含重要政治及引导作用的中央指令,即灰色指令(中央对于允许或禁止某项政策的措辞含糊不清),黑色指令(中央明确鼓励某些政策)和红色指令(中央明确禁止某些政策)。其中,灰色指令通常鼓励地方执行者进行灵活的政策调整和实验;黑色指令则为特定的政策或项目提供官方背书;红色指令则划定红线,禁止某些地方执行者的行为。这三种指令共同组成了一套具有适应性的政策表述系统。而通过对 1978 年至 2017 年的近 5000 条中央指令进行自动文本分析,我将这些指令按照上述方式完成了三种分类。这种全新的测量方式为我们理解从邓小平时期至习近平时期的中央指令模式与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


自1970年代以来,有几项研究描述了中央指令的职能以及起草和传播这些指令的过程。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研究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指令的语言,尽管它们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关于中国的政策传达程序,普遍的印象是中央当局发布宽泛而模糊的指导方针,而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只能解释和灵活执行中央的政策。例如,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国的政策制定》中指出:“上级经常发出含糊不清的指示。脚注3同样,Brandt和Rawski评论说:“这些指导方针被封装在朗朗上口的口号中,这些口号在官方圈子和中国公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些口号以及为这些口号提供信息的政策指导方针,指导了各级政策实施的流程。脚注4


但是,这种传统的描述带来了一个谜团: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如何通过威权领导层朗朗上口的口号和经常含糊不清的表达来治理和改造?脚注5在我早期的工作中,我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政策沟通和立法如何运作的修正主义解释。模棱两可的指令是该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它们并不能呈现出全貌。事实上,正如这项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中共国家领导层发出的命令既含糊不清,又明确不明确。除去后勤沟通,自1978年以来,措辞明确的指示多于措辞含糊的指示。


更准确地说,我强调了三种在政治上突出的中央指示。每个都有独特的功能:灰色(对可以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含糊不清)、黑色(清楚地说明可以做什么)和红色(清楚地说明不能做什么)。灰色指令鼓励灵活的政策实施和实验,黑色指令强烈支持和扩大选定的举措,红色指令禁止某些行动。这些含糊不清和明确的法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适应性政策沟通的系统,使中央当局能够有选择地给予灵活性并执行纪律。


在我早些时候提出的这种修正主义的政策沟通和立法模式中,我提出了每种指令的几个说明性例子。脚注6下一步,这项研究通过将数千条指令系统地分类为理论化的灰色、黑色和红色类别,将我的模型付诸实践。我的分析包括1978年至2017年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共4,923条指示,涵盖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政府。我采用自动文本分析中的技术,根据稍后将要介绍的一组系统编码过程对大量指令进行分类。这种测量努力超越了印象派的观察和对少数文本的主观解释。我的这些中央指令数据集对党国跨领域和跨职能类别的政策沟通产生了原始见解。我还比较了中央国家和党的领导下达的指示,以及从邓到习的灰色、红色和黑色指示的演变。


命令的艺术

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中,正式的命令是如何传达的?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也许是第一位提出这一基本问题的美国学者,他在1974年的《中国季刊》上写道:“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经常用他们的游击历史来解释,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统治者也是几个世纪以来复杂的组织实践的继承者,这一点在书面指示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脚注7这些指示构成了他所谓的“官僚机构内部的垂直正式渠道”,这些渠道与其他非书面和非正式渠道(如会议、访问和个人通信)重叠。


在1978年的一项后续研究中,李侃如、Tong和Yeung详细介绍了指令的功能以及起草和传达指令给下级官员的过程。用他们的话说:“这些文件被用于发挥一系列功能——从传达权威决定到引发政策讨论,到分发参考资料,再到引用正面和负面的模式进行认可或批评。尽管这些书写于大约45年前,但他们的核心见解经久不衰:“中央文件系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他们应该在精神上而不是在文字上遵循它们。脚注8


从那时起,许多研究都提到了中国政策制定中“模糊”、“宽泛”或“模棱两可”的指导方针。脚注9在《官僚主义、政治和决策》一书中,李侃如和兰普顿指出,中国官僚经常在“模糊的指导方针”下运作和讨价还价,其中“权力界限的定义……经常被故意含糊不清。脚注10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勃兰特和拉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他们写道:“国家政策强调广泛的原则或参数,而不是具体的指示或规定。脚注11傅高义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口号描述为“非常模糊”。脚注12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中央当局发布“故意模糊”的指令,以便下级官员可以灵活地执行政策。脚注13这些论点与大量关于中国适应性治理和政策实验的文献相吻合,这些文献被认为是中共威权主义韧性和经济活力的功臣。脚注14


这些描述性文献为中国政策传播提供了必要的起点和宝贵的背景。脚注15但它要么是基于印象派的观察,要么是基于少量的文件。我的研究是首次尝试系统地分析自1978年以来发布的所有中央指令的措辞,包括法律和立法,重点是它们的模糊性和清晰度。利用这些数据,我能够实证地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的指令实际上经常含糊不清吗?它们什么时候含糊不清,为什么?


我的测量工作在理论上是有动机的。模糊的信息并非中国官僚机构所独有。在传播学研究中,艾森伯格将“战略模糊性”定义为模糊的语言“不是一种捏造,而是传播者用来面向多个目标的一种理性方法”。脚注16例如,一些公司在其使命宣言中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以适应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脚注17与上述针对中国的文献类似,这些关于模糊性功能的观察是正确的,但并不完整。他们没有注意到,对于适应性沟通来说,仅靠模糊性是不够的,而必须与有选择的清晰度相结合,因为有些问题需要灵活性,而另一些问题则需要纪律。


在我早期的工作中,我应用了复杂性和系统思维的概念来确定中国经济转型的官僚主义基础——这包括概述适应性政策沟通理论。脚注18实现适应并不仅仅意味着放弃控制;相反,正如复杂性理论家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和科恩(Cohen)提醒我们的那样:“变异为适应提供了原材料。但是,对于一个主体或群体来说,要利用已经学到的东西,就必须对系统中的变化量进行一些限制。脚注19更简单地说,有效的适应需要在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取得平衡——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实验性,但不能太多。脚注20如果指示总是含糊不清,对灵活性没有限制,结果将是混乱和混乱,而不是适应。


因此,自适应沟通需要一种模糊性和清晰度的战略性混合,这种混合取决于问题的复杂性和领导者的优先事项。在中国官僚机构的背景下,中央指令有三个显著的变体:


• 灰色指令既不禁止也不认可。它们的措辞含糊不清和/或包含明确鼓励灵活性和实验的语言。脚注21


• 黑人指令通过明确说明可以和确实应该做什么来支持。用现代组织语言表达,它们具有扩大规模的效果。


• 红色指令通过明确说明不能做什么并确定必须严格执行的规则来禁止。他们服务于纪律。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在下面讨论每种命令类型的一个示例:脚注22


灰色。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第1号指示《乡镇和旅队企业发展纲要》,这是1980年代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根本性指示。该指令既不认可也不禁止建立集体企业(最初称为公社和旅企业)。相反,它敦促地方政府“独立自主”,并“根据当地条件”和“基于需求和可行性”探索解决方案,前提是他们遵守社会主义原则。这种措辞鼓励了中国部分地区的地方官员谨慎地试验集体企业。


黑。集体企业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层感到意外。一旦国务院确信集体企业是有效的,它就通过发布一项黑人指令将集体企业倡议提升为国家政策:第1号指令,“1984年农村工作指南”。该指示以肯定的语言宣布:“集体企业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帮助完善和提高它们。此后,全国集体企业的数量急剧增加——换句话说,实验扩大了规模。在中国,措辞清晰的法令是结果的有力放大器,无论好坏。


红。2011年,国务院印发第1号指令《关于加快用水量调节的决定》。该指令划定了一条明亮的“红线”,即年总用水量为6700亿立方米;这被转化为按地区、行业和产品分配的配额。遵守这些配额的情况被纳入官员的评估中,违反这一红线政策将受到惩罚。红色指令应该清晰而坚定,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几十年前,李侃如、佟和杨的直觉表明,灵活性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指令体系,但他们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实现。我的适应性政治沟通模型确定了一个关键机制: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结合使中央当局能够给予灵活性,扩大举措并执行纪律。


测量命令

现在,我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将我的模型付诸实践——即将我的概念和类别(灰色、黑色和红色)转化为后毛时代发布的所有指令中可衡量的项目。操作化带来了许多实际挑战:我们如何确定指令是灰色、黑色还是红色?我们如何将“灰色”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属性?我们如何以客观、系统的方式测量大量文件中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频率?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我的方法。脚注23


语料库。我分析了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总共4,923条指示,这两个机构是中国政治体系中两个最有权势的管理机构。脚注24资料来源是北大法宝,这是中国法律法规最全面的在线数据库。每份文件都标明了颁布该指令的主管局、该命令的宣布时间和生效时间;接下来是全文。我选择将每个指令,而不是其中的段落和句子作为我的分析单位,因为在实践中,这些文件被解释为一个整体,而不是部分。


时间段。我的数据集从1978年到2017年涵盖了中国崛起的重要时期,从邓“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开始,一直延伸到江、胡和习领导的头五年(2012年至2017年)。它不包括习的第二个任期,该任期经历了重大变化,包括习在2018年3月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及美中紧张局势加剧。


自动文本分析。自动文本分析(ATA)是指借助计算机程序对大规模文本集合进行“系统分析”。脚注25让人类逐个阅读和分类大量文档将是主观的、不一致的,并且非常耗时和劳动;简而言之,它既没有效果,也不可行。使用 ATA,机器根据研究人员编程的一组规则执行任务。近年来,中国学者应用ATA分析了大量的社交媒体帖子和新闻报道,这些努力产生了原创的描述性见解。脚注26我的研究是将 ATA 应用于官僚机构内部政策沟通的首次尝试。


混合分类方法。我的下一步是从适当的 ATA 技术中进行选择,这些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方法:(1)字典方法:指定关键字并计算其频率;(2)监督学习:人类对文档的部分“训练集”进行编码,然后计算机在整个集合中模仿这种分类;(3)无监督学习:机器根据程序员未指定的底层特征对文档进行分组。在这三种技术中,没有一种是天生优越的;无论哪个更好,都是与手头任务相适应的问题。正如 ATA 方法学家 Grimmer 和 Stewart 所强调的那样,“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是确定有效的方法,将以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定量文本分析。脚注27


我的文本的性质——中央指示——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大多数现有的分析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简短)或新闻声明(旨在传达一种明确的态度,例如积极或消极)进行的。然而,中国的政策指示在长度上非常多样化,从一段到多页不等。单一指令可能涉及多个问题,并可能同时在不同部分表达含糊不清和清晰明了。因此,人类编码员无法阅读这些指令并始终如一地确定它们是灰色、黑色还是红色。鉴于这些特征,常用的监督学习方法并不合适。


取而代之的是,我采用了混合分类方法。首先,使用字典方法,并基于对 190 多个指令的仔细阅读,脚注28我指定了一个包含 184 个单词的列表,这些单词指示指令是表示模糊性和灵活性(灰色)、肯定(黑色)还是限制(红色)。事实证明,实施“灰色”的概念比实施“黑色”和“红色”的概念更具挑战性,因为在实践中,含糊不清以两种形式表示:第一,在范围、目标或目标上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在范围、目标或目标上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种,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第二,作为鼓励自主性、讨价还价、灵活性、实验和本地化的词语。表 1 列出了我对这三个类别的操作定义及其对应的关键字。


表 1.选择关键字的示例和标准



与监督学习相比,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根据预先指定和可计数的标准对每个文档进行编码,而不是根据编码人员的整体印象。我计算了每个指令中灰色、黑色和红色关键字的调整分数,同时考虑了关键字的数量、文档中的单词总数以及关键字和整个文档中的字符数。


其次,我结合了 K-means 算法,脚注29一种无监督学习方法,它根据关键字的相似性计算将 4,923 条指令分类到给定类别的阈值。换句话说,该算法不是让人类研究人员主观地选择分类阈值,而是通过考虑所有关键字来选择阈值。


中立指令。进一步的方法论步骤是创建第四类指令,我称之为“中立”。这些文档不包含任何关键字或包含很少的选定关键字,因此不符合自动分类为理论上突出的灰色、黑色或红色类别的阈值。中立指令可以更多地被解释为提供维持日常运营所必需的后勤功能,而不是政策信号。例如,它们包括行政确认和通知,告知会议、报告和新委员会的情况。


灰色、黑色和红色

在根据所描述的程序对指令进行分类后,我们现在探索一些描述性模式。在4,923条指令中,23%为灰色,20%为黑色,14%为红色,43%为中性。毫不奇怪,几乎一半的人是中立的,因为管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频繁的后勤沟通。在剩下的三个类别中,灰色占据了最大的份额(23%)。但是,如果我们把黑色和红色结合起来,34%的指令大部分措辞明确。这意味着,与普遍的印象相反,北京发布明确指令的频率高于含糊不清的指令。


下面是一个被归类为灰色的指令示例。《国务院关于设立中国(杭州)跨区域电子商务试验区的答复》是国务院于2007年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商务部发出的《关于设立中国(杭州)跨区域电子商务试验区的答复》。加粗的灰色关键词既包括含糊不清的词语(例如“相关器官”[youguan bumen 有关部门]和“逐渐”[zhubu 逐步]),也包括鼓励灵活性和实验性的词语(例如“探索”[tansuo 探索],“根据时代调整”[shishi tiaozheng 适时调整]和“实验区”[shiyan qu试验区]).它只包含几个黑色关键字,没有红色关键字。根据这些特征,该算法将其分类为灰色。


【文件名称】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评分]灰色:0.13,黑色:0.03,红色:0


[策略域]新兴产业


[样本段落] 三、有关部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要努力适应新型商业模式发展的要求,转变观念和工作方式,积极做好服务,大力支持综合试验区大胆探索、创新发展,同时控制好试点试验的风险。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交易安全、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和有效防范交易风险的基础上,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为综合试验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试点工作要循序渐进,适时调整,逐步推广。四、浙江省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组织领导,健全机制、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省略了中性指令,只讨论了理论上突出的灰色、黑色和红色类别,以突出与政策指导相关的模式并简化我的讨论。


跨策略域的差异

表 2 显示了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在 22 个策略域中的分布情况。脚注30我重点介绍三个观察结果,它们与拟议的模糊和清晰命令的自适应功能最相关。


表 2.跨策略域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



注意:黑色、红色和灰色文档的六个最高份额的域带有阴影。


灰色指令。灰色文件所占比例最高的领域是新兴行业(59%);它以相当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政策领域。“新产业”包括电子商务、网约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由于这些行业是新颖的,国家监管机构几乎没有注意到或了解它们,更不用说希望对其进行监管了(请注意,我的分析期结束于 2017 年,是在 2021 年“共荣”[共荣] 运动下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打击之前)。


新兴产业代表了不确定的政策背景。脚注31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第一条提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指令,将“互联网信息服务”定义为“通过互联网提供信息,设计有偿网页”。脚注32显然,当时中央监管机构并没有预见到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崛起。一小部分(9%)的红色指令仅在2000年代初出现,其中心是控制可能具有颠覆性的互联网内容。这种描述模式与我的理论的一个可观察到的含义是一致的:在不确定的、新颖的政策领域,政策灵活性往往占上风。随后可以通过开发一种不确定性度量来检验这一命题。


黑色指令。“改革开放”领域的政策(包括贸易自由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农业自由化和区域发展计划)中黑人指令的比例最高(42%)。由于主要目标是自由化,因此这些指示主要是肯定的;它们还为执行提供了灵活性(38%为灰色),并且包含很少的限制和处罚(只有1%为红色)。


红色指令。明确规定限制的指令在公共安全(28%)、银行和证券(27%)以及土地管理(24%)中最为普遍。这种模式与我的理论主张是一致的,即中央政府最有可能在涉及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共同资源共享的问题上划红线。金融是一项受到高度监管的活动,在习的领导下,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加剧了。“我们不能忽视……隐患。维护金融安全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和根本性问题,“习在2017年警告金融监管机构。脚注33土地是另一个例子。自从地方政府在2000年代急于出售土地以获取收入以来,全国的耕地资源一直在稳步枯竭。2008年,国土资源部宣布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任务,要求维持18亿亩(2亿公顷)的耕地总面积;随后,北京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以执行北京的“18亿亩红线”。脚注34


功能类别之间的差异

奥克森伯格指出,中国国家官僚机构中的指令有四个功能类别:“法律法规”(fagui法规)、“行政规则”(指导规定)、“通知”(tongzhi通知)和“对请求的回应(要求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指导)”(pifu qingshi 批复请示)。在他的清单中,我添加了两类:“建议”(yijian意见)和“其他”。例如,“其他”是一个剩余类别,包括澄清(shuoming 说明)、解释(jieshi 解释)和突出(yaodian 要点)。脚注35通过数据集,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按功能类别划分的指令分布(表3)——这是以前未记录的基本特征——以及每个类别中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分布(图1)。最大的类别是“通知”(52%)。



图 1. 按功能类别划分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



图2. 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指示


表 3.每个功能类别中的指令数量



在“法律和条例”类别中,红色指令所占比例最大(28%),灰色指令所占比例最小(5%),表明这一类别主要用于设定明确的限制,通常几乎没有灵活性。“行政规章”中红色指令所占比例次之(18.1%),但黑色指令所占比例(21%)高于“法律法规”(7%)。由此可见,“行政规章”类别不仅起到了限制作用,而且作用于认可和鼓励某些措施。


毫不奇怪,“建议”在灰色指令中所占比例最高(37%);它还包含高比例的黑色指令(30%)和低比例的红色指令(8%)。换言之,“建议”类别的指令通常比提供限制更频繁地提供政策灵活性和肯定。“对请求的答复”是措辞明确的指令(即红色和黑色的组合)所占比例最高的类别。这表明,当中央当局回应下属的指导请求时,他们往往会给出“是/否”的回答,尽管其中21%的文件仍然被归类为灰色文件。


总而言之,并非“法律法规”类别中的所有指令都是红色的(明确且具有限制性),也不是所有属于“建议”类别的指令都是灰色的(模棱两可且灵活);相反,每个类别都包含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混合物——尽管比例不同。


国务院与中央办公室

接下来,我分别探讨了国家最高机关和党的最高机关发布的指示。正如李侃如、Tong 和 Yeung 所指出的,虽然国务院“倾向于关注狭隘的技术性或专业性的问题”(因为它引领着行政等级制度),脚注36中央办公室对政治事务行使最高权力。当某一特定议程既涉及治理又涉及政治时,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将共同发布指示。脚注37我的数据集使我们能够跟踪每个层次结构发出的指令类型。


自1978年以来,国务院发布了4,065项指令(占总数的83%),中央办公室发布了317项指令(占总数的6%),其余541项(占11%)是联合发布的。换言之,绝大多数中央指令都是国务院下达的。几乎所有(97%)中央办公室的指示都涉及党的规范,其中包括党章、党的领导规则、党内监督、政治理论教育、领导干部的管理等问题。除党的规章外,国务院还发布了21个政策领域的指示。联合发布的指令涵盖所有22个政策领域,其中96%涉及缔约方的监管。这种总体格局与正式的权力划分是一致的,即国务院负责治理,中央办公室控制政治和党务问题。


然而,众所周知,习自上台以来,一直稳步地排挤总理,并将党的权力扩大到经济和社会政策,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席”。脚注38我的数据与这一定性观察结果一致:在习的领导下,国务院发布的中央指令所占比例(72%)低于邓、江或胡(83-85%)。与此同时,习领导下联合发布的指令所占比例(18%)是自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表4)。


表 4.邓对习的中央指示



除中性指令外,灰色指令是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室发布的最常见的指令类型。在国务院发布的指令中,约有22%是黑色的,而在联合发布的指令中只有18%,在党的指令中只有7%。这表明,国务院的肯定态度往往比中共领导层略高一些。联合发布的指令中红色指令所占比例最大(22%),其次是国务院(14%)和中央办公室发布的红色指令(9%)。


从邓到习的演变

在后毛时代,北京的命令是如何演变的?在本节中,我探讨了连续四位党的领导人-总理二人组的政策沟通的演变: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李克强。图3a为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发布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也就是说,这些是与政治和党的监管有关的指示。图3b显示了国务院发布的涉及治理事项的指示。



图 3a. 邓对习的党下达和联合下达的指示



图 3b. 国务院邓对习的指示


在解释下面的描述性模式之前,应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和限制。习政府可能无法与他的前任政府直接相提并论,原因有几个。如前所述,虽然江朱和胡温政府通常被称为伙伴关系,但习将他的总理李克强排除在外。特别是近年来,两人有时会公开表达不同的政策立场(例如,在 COVID-19 政策上)。几乎没有人将现任政府称为习-李,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这样做只是为了语义上的一致性。此外,某一类指令的份额是发出指令总数的函数。由于我的数据集仅涵盖习执政的头五年,习李政府的指令总数少于其前任(见表4)。我的数据只告诉我们灰色、黑色和红色类别的指令数量和份额。它们在每位领导人和每个政策领域的特定含义需要更深入地解读背景。这些描述性模式的价值在于提出可能有趣且以前未被注意到的调查问题。


四种模式脱颖而出。首先,图3a和图3b所示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分布和随时间的变化是相似的,这表明国家和党的领导层在各政府之间的沟通模式是一致的。其次,灰色指令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在2015年习任期内达到顶峰,考虑到他的威权转向,这可能令人惊讶。第三,在邓的领导下,黑人指令最为占主导地位。第四,红色指令在江政府时期达到顶峰。


邓-赵:(按照惯例,我称邓为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因为他通过他的门徒在幕后进行统治。脚注39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不仅实现了经济自由化,而且通过引入权力下放、任人唯贤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对官僚机构进行了深刻的改革。通过这样做,他为适应性的治理风格奠定了基础,这种治理方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35年里的增长。他的实用主义体现在他著名的格言之一中:“触摸石头过河”。


鉴于这种声誉,人们可能会直觉地认为邓和他的总理赵紫阳会表现出最高比例的灰色指令。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们的大多数指令都明确规定了可以做什么(26%是黑色的)和不能做什么(15%是红色的),只有14%的指令是灰色的。在邓的领导下,最常用的三个关键词是“批准”、“可以”和“不能”——换句话说,就是“是”和“否”。鉴于官员们刚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意识形态攻击的创伤,邓可能必须给他们明确的指示,告诉他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便共产党官员果断地改变方向并接受市场改革。


在邓的领导下,黑人指令比例最高的两个领域是外交事务(51%)和改革开放(48%)。这与邓的改革开放双重方针是一致的:在国际方面,他促进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而在国内,他释放市场和私人主动性。总的来说,邓领导下的模式提醒我们,更模糊的命令并不一定等同于更具适应性的治理——正确的指令组合取决于领导层在特定时间内确定的优先事项。


江-朱:在天安门危机和邓南巡之后上台,江和朱的遗产被他们的使命所定义,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寻求扩大市场改革,并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监管机构,以补充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它们加强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雄心壮志似乎反映在某些领域的红色指令中所占比例更大:土地(56%)、银行和证券(37%)、经济监管(28%)和公共财政(20%)。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最重要的两项结构性改革是财政再集中和银行和金融体系的重组。脚注40红色指令的高比例可能反映了这些领域新法规、限制和处罚的急剧扩展。在江-朱的领导下,所有关于新产业的指令都是红色的,因为如前所述,当时的中央监管机构没有预见到互联网会带来变革性的商业机会,所以他们只关注审查制度。


胡温:用赛奇的话说,如果说江朱领导时期是“改革新一轮,为前所未有的财富奠定了基础”,那么胡和温领导时期则常常被认为是“漂泊时期”。脚注41在胡温的领导下,我们看到灰色指令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习时代。这些灰色指令集中在工业管理(53%)、人力资源(41%)、计划生育(40%)和经济特区(40%)。在措辞明确的指令中所占比例显著高的一个政策领域是公共安全(16%为黑色,26%为红色)。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工业管理(6%的黑色和16%的红色)相比,胡温对公共安全的指示用更坚定的语言表达,既有肯定的,也有限制性的。这可能反映了他们的政府通过增加警力和遏制与经济问题有关的抗议活动数量增加来“维护稳定”的优先事项。


习-李:最后,我们来谈谈习近平。许多专家将习的领导描述为“威权复兴”和“个人统治”时期。脚注42他集中了个人权力,加强了思想政治控制。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声誉,灰色指令的比例在他任职期间达到了顶峰。这种模式在国务院(李克强领导下)和中央办公室(习领导下)发布的指示中是一致的(见图3a和3b),这表明推动这种模式的不仅仅是国务院。此外,灰色指令分布在许多政策领域,包括计划生育(100%)、军事(100%)、新兴产业(71%)、公共财政(68%)和改革开放(58%),显示出广泛的模式。


对这些模式的一种初步解释是,习的威权转向,至少在2017年之前,可能与选择性的适应性治理并存。尽管习将李克强边缘化,但国务院仍然发布了72%的中央指令,因此灰色指令的高比例可能反映了国务院试图提供灵活性(尽管这种模式也与图3a,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指令和联合发布的指令相一致)。新闻报道将习描述为微观管理者。脚注43但至少在公开场合,习声称他没有放弃地方实验。在2016年的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上,他宣称“中国通过'摸石过河'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脚注44


最近,在2021年关于共同富裕的演讲中,习官僚机构在不损害创业激励的情况下,适应并尝试减少不平等的方法。他任命浙江省为他的帝国领航员,用邓式的语言指示:“你们要认真考虑把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案例,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实施解决方案。脚注45 图 4 显示了包含与实验和试点相关的词语的指令的百分比。脚注46与图3a和图3b类似,它显示了在邓之后稳步上升的模式,在习的领导下达到顶峰。



图4. 包含实验关键字的指令


笔记:这个数字包括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的指示和联合发布的指示。


但是,尽管习有时会发出命令,敦促进行试验,但下级官员是否做出了积极回应,这是另一个问题。习大力开展的反腐运动对官员们产生了麻痹作用,他们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愿主动出击,冒着政治风险,激发了“懒惰治理”一词的灵感。


我还应该重申,这个数据集只涵盖了习领导的第一个任期,直到2017年。从那时起,习的一些政策态度发生了变化,科技就是一个例子。从2012年到2017年,中央政府积极支持电子商务等多种新形态的新兴产业,并给予这些行业很大的自由度。该领域的指令主要是灰色的(71%),不包含红色的指令。然而,在 2020 年 12 月,中央法规开始打击大型科技公司。因此,2017年之后发布的指示可能与习执政的头五年有所不同。在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习正式就任第三届最高领导人之后,分歧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例如,他坚持认为,官僚机构“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零COVID”政策。


结论

本文推进了一种修订后的中国政策沟通模式,重点关注中央指令——自上而下的法律、命令和指导方针。报告认为,与普遍的印象相反,中国政策制定的灵活性并不是简单地通过“经常发出模糊的指令”来实现的。相反,适应性治理是通过三种指令的组合来实现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每一种指令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赋予灵活性;肯定;和限制。基于这个模型,我提出了一个试点尝试,将后毛时代发布的指令分类为理论上突出的类别。我有足够的空间来修改和改进我的方法,并发现新的模式。


在这个试点阶段,我的目标是开辟新的议程并探索数据生成的方法。首先,我提请注意政策沟通和立法的实证研究。政策目标和结果之间的差距在中国研究中是众所周知的,这体现在民间谚语中:“哪里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哪里就有来自下面的反政策。我认为,政策沟通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之间采取的中间步骤。脚注47在领导层制定决定和政策之后,必须在实施之前将它们传达给庞大的官僚机构。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中间步骤几乎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使用自动文本分析来检查中心命令的语言有很大的潜力。


其次,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从理论和实证上推进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文献。在他们的开创性著作中,海尔曼和佩里认为,中共异常适应性的治理受到其革命历史的影响。脚注48他们的论点是正确的,但过去的经验并不一定会导致适应性治理,除非正确的“元制度”——定义为“促进适应和学习过程的高阶结构和策略”——到位。脚注49明确和模棱两可的命令混合在一起,是一种元制度,使中共领导层能够有选择地执行纪律并给予灵活性。这种框架将中国从“中国例外论”的框框中带出,并将其与适应性组织设计的普遍主题联系起来。脚注50这已经在中国之外和实践者进行了探索。此外,这项研究表明,适应性治理理论(通常通过案例研究来说明)应该并且可以为数据收集提供信息。


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中央指令在更精细的政策领域中如何变化,并随着特定政策问题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下级政府如何回应高层的指示?为什么习李政府在习转向威权主义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命令和要求实验的呼吁?习的第二个五年任期的政策沟通与第一个任期相比有重大变化吗?从2022年开始,随着习全面巩固个人权力,我们预计会看到哪些变化?适应性治理是继续还是结束?我希望这种初步的实证努力和这里介绍的发现能够激发未来对适应性政策沟通主题的研究。


利益争夺

没有。


确认

我感谢李侃如-罗杰尔中心(Lieberthal-Rogel Center)的探索性资金支持。


洪婉婉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她是两本获奖书籍的作者,《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和《中国的镀金时代》。


脚注


1其他形式的通信包括领导人讲话、国家媒体的社论、电信、访问和私人信件。见奥克森伯格1974.


2李侃如、Tong 和 Yeung1978.


3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1988, 340.


4勃兰特和拉夫斯基2008, 16.


5安2016, 89.


6看同前。,第 3 章。


7奥克森伯格1974, 16.


8李侃如、Tong 和 Yeung1978, 6.


9例如,Chen 和 Naughton2016;奥布莱恩和李1999;赛奇2001.


10李侃如和兰普顿1992, 307, 284, 316.


11勃兰特和拉夫斯基2008, 16.


12沃格尔2011, 248.


13阿勒斯和舒伯特2009;詹和秦2017.


14安2016;海尔曼和佩里2011;内森2003;Oi 和 Goldstein2018.


15吴 (1995)用两个例子来描述在张(2017)讨论了严重依赖指令进行治理的利弊。


16艾森伯格1984.


17帕切和桑托斯2013;石头和刷子1996;阳2016.


18安2016,第 3 章。复杂性和系统视角的一个核心理论优势是,它不会做出不切实际的假设,即委托人(领导者和中央政府)总是有明确的偏好,并且只寻求控制较低级别的代理人。相反,它承认,作为一个起点,领导者可能经常缺乏知识并面临不确定性;因此,委托人可能不仅寻求控制代理人,还可能希望鼓励他们适应并找到解决方案。


19阿克塞尔罗德和科恩1999, 32.


20安2016, 54;阿克塞尔罗德和科恩1999, 33.


21地方性的定制和实验产生了反馈,这些反馈随后会告知中央当局是否应该将一项倡议提升为一项国家政策。


22这些例子借鉴了Ang2016, 88–100.


23我首先通过清除停用词和标点符号来清理文档。然后,我将文档分割成单词,并计算关键字的频率。


24最初,有 5,140 个指令。清理数据集后(例如,在删除仅包含一行或两行的通知后),还剩下 4,923 个文档。


25格里默和斯图尔特2013, 268.


26陈和钟2018;Jaros 和 Pan2018;磨坊主2018;场2021;张和马斯特森2020.


27格里默和斯图尔特2013,270,强调是后加的。


28这个样本率与斯图尔特和朱可夫(2009),他们阅读了他们分类的 7,920 份文件中的 300 份。


29K-means 算法是一种常用的无监督方法,不需要研究人员事先指定属性。它广泛用于营销研究,将客户细分为相关类别。李眦2013.


30最初的来源是北大法宝,他将这些指令分配给了许多策略域。为了便于描述,我将它们合并为 22 个主要域。请注意,这些不是互斥的。某些指令可以同时分类到多个域中。


31风险是指某些预期结果可能发生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是指超出预期和计划的可能性。见李安2016, 51;卡岑斯坦2022.


32国务院令第292号。2000年9月20日发布的《互助网信息服务条例》。


33Frank Tang,“习近平罕见地召见中国金融监管机构,警告他们提防风险”,《南华早报》,2017年4月27日。


34安2016, 90–91.


35大多数指令只包含一个相关的功能短语。在少数带有两个功能短语的情况下(例如,yijian de tongzhi 意见的通知),我会编写最后一个短语。


36李侃如、佟和杨1978, 5.


37联合发布的指令的两个例子涉及建立技术领导团队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两者都需要中共的动员力。


38推卸2018.


39沃格尔2011.


40Liu、Oi 和 Zhang2022.


41赛奇2021, 357.


42经济2018;推卸2018.


43Josh Chin,“习近平的领导风格:让下属手忙脚乱的微观管理”,《华尔街日报》,2021年12月15日。


44习在2021年向新华社重申了这一信息。参见《习近平:磨头国和:布端神华开坊》,《中国民财经》,2016年9月3日;习焦点:习强调尊重改革中的人民开拓精神“,新华社,2021年3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3/24/c_139831898.htm。


45习近平:《坚决促进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10月15日。对本次讲话的分析,见袁元昂习近平“解读中国官僚将如何解读'共同富裕'的呼吁?“,《外交事务》,2021年12月8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12-08/decoding-xi-jinping。


46我包含了带有 tansuo 探、changshi 尝试、mosuo 摸索、shidian 试点、shiyan qu 实验区、shiyan qu 试验区、shiyan quyu 试验区域、shiyan quyu 实验区域、shiyan dian 实验点或 shiyan di 试验点等词语的指令。如果出现这些单词中的任何一个,则文档将编码为 1;如果不是,则编码为 0。


47安2022.


48海尔曼和佩里2011.


49安2016, 57.


50有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用的这种适应性政策传播模式的一个例子,见吉娜·卢卡雷利(Gina Lucarelli),“开发署加速器实验室的成功是什么样子的?”,UNDP.org,2019年12月10日,https://www.undp.org/acceleratorlabs/blog/what-does-success-look-undp%E2%80%99s-accelerator-labs-part-1-probably-many。

引用


李婉婷婷.2016. 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李婉婷婷.2022.《中国共产党决策与党的二十大》。1月27日在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上的证词。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1/Yuen_Yuen_Ang_Testimony.pdf.Google 学术搜索


阿勒斯,安娜和舒伯特,冈特。2009.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吗?当代中国事务杂志38(4),35-62。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和科恩,迈克尔。1999. 驾驭复杂性:科学前沿的组织影响。纽约:自由新闻。Google 学术搜索


勃兰特,罗兰和罗斯基,托马斯 G..2008. 中国经济大变革.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Chan, Julian TszKin, and Zhong, 潍峰.2018. “读懂中国:用机器学习预测政策变化。”AEI经济学工作论文系列第2018-11号,11月15日。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张,查尔斯。2021. “威权统治下的信息可信度:来自中国的证据。”政治传播38(6),793-813。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张,查尔斯和马斯特森,迈克尔。2020. “在政治文本分类中使用词序与长短期记忆模型。”政治分析28(3),395-411。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Chen、Ling 和 Naughton、Barry。2016. “制度化的政策制定机制:中国回归技术产业政策。”研究政策45(10),2138-2152。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经济, 伊丽莎白.2018. 第三次革命:习近平和新中国国家.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Google 学术搜索


艾森伯格,埃里克 M. 1984. “作为组织沟通策略的模糊性。”传播专著51(3),227-242。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格里默,贾斯汀和斯图尔特,布兰登。2013. “文本即数据:政治文本自动内容分析方法的前景和陷阱。”政治分析21,267-297。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海尔曼,塞巴斯蒂安和佩里,伊丽莎白。2011. 毛泽东的看不见的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卡岑斯坦,彼得(编辑)。2022. 不确定性及其不满:世界政治中的世界观。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Jaros、Kyle 和 Pan、Jennifer。2018. “中国的新闻人物:习近平时代的官方媒体报道和政治转变。”中国季刊 233, 111–136.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李刚.2013. “改进的K-means聚类算法在客户细分中的应用。”应用力学与材料411-414,1081-1084。 Google 学术搜索


李侃如、Kenneth、Tong、James 和 Yeung、Sai-cheung。1978. 中国中央文件与政治局.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李侃如,肯尼斯和兰普顿,大卫 M.。1992. 后毛时代的中国的官僚主义、政治和决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Google 学术搜索


李侃如,肯尼斯和奥克森伯格,米歇尔。1988. 中国的政策制定:领导者、结构和过程.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Liu, Adam Y., Oi, Jean C. 和 Zhang, Yi.2022.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交易。”China Journal 87 (1), 40–71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米勒,布莱克。2018. “委托独裁:审视中国信息控制背后的国家和市场力量。”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Google 学术搜索


内森,安德鲁。2003. “中国的换岗:威权主义的韧性”。民主杂志14(1),6-17。 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O'Brien, Kevin J. 和 Li, Lianjiang.1999. “中国农村选择性政策实施”。比较政治学31(2),167-186。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Oi,Jean C.和Goldstein,Steven M.(编辑)。2018. 邹平再谈:中国某县的适应性治理.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奥克森伯格,米歇尔。1974. “中国官僚机构内部的沟通方式”。中国季刊 57, 1–39.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帕切、安妮-克莱尔和桑托斯、菲利普。2013. “混合组织内部:选择性耦合作为对竞争性制度逻辑的回应。”管理学会杂志56(4),972-1001。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赛奇,托尼。2001. 中国的治理与政治.纽约:帕尔格雷夫。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赛奇,托尼。2021年:从叛逆者到统治者: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Google 学术搜索


谢克,苏珊。2018.“回归个人主义统治”。民主杂志29(2),22-35。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斯图尔特、布兰登和朱可夫、尤里。2009. “俄罗斯使用武力和军民关系:自动内容分析。”小规模战争与叛乱20(2),319-343。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石头,梅丽莎和刷子,念珠菌。1996. “模棱两可的背景下的规划:满足承诺需求和合法性需求的困境。”战略管理杂志17(8),633-652。3.0.CO;2-6>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沃格尔,埃兹拉 F. 2011.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贝尔纳普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吴国光.1995. “'纪录片政治':假设、过程和案例研究。”在Hamrin,Carol Lee和Zhao,Suisheng(编辑),邓的中国的决策。伦敦:劳特利奇,24-38。Google 学术搜索


杨永凯.2016. “组织中歧义逻辑的探索。”管理与组织杂志22(4),517-534。DOI:10.1017/jmo.2015.49.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詹,景薇薇安,秦爽。2017. “政治模糊的艺术: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间信息不对称。”《中国治理研究》2(2),第149–168页。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张雪波.2017. 《文健治辞呈:1982-2017》(《文献统治史:1982-2017》).雪书解, 9: 224–231.Google 学术搜索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适应性政策沟通中的模糊性与清晰性”——我看他不懂这是“中囶的变色龙”特色吗?再说他这是“思想决定观察”的,还是“观察决定思想”的呢?须知类似的“适应性政策沟通中的模糊性与清晰性”,都是为了“巩固专制”,这才是重点所在。

谢选骏:中世纪的犹太恐怖传言都被证实了嗎

《以色列发明令人乍舌的杀人模式 打开潘多拉魔盒…》(港媒 2024-09-19)報道: 加沙的大规模流血还未结束,以色列又在黎巴嫩开启新战争行动。不同于在加沙用飞机大炮杀人,在黎巴嫩,以色列发明了一种更令人乍舌的新杀人模式。 9月17日,上千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携带的传呼器于下午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