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

《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察网时评 薛岩）报道：

本文说明：现阶段关于“和平演变”的论述、说法可谓“众说纷纭”。经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整理编撰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一、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探源。

二、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四个主要部分。

三、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实施。

一、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的思想探源

“和平演变”是指“以和平方式积极地逐渐改变共产党政权，直至完全消灭”。据初步考证，“和平演变”一词是毛主席于1959年11月对杜勒斯三篇讲话稿进行批注时首次提出，是对美国这个政治战略的高度概括。

“和平演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政治战略，由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49年--1959年期间提出、调整、形成并实施。

约翰·杜勒斯出生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家庭，其外祖父和姑父曾任美国国务卿，其弟弟艾伦·杜勒斯是美国任职最长的中情局长，被称为“美国第一号间谍”。

约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想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基督教归正宗(长老会)的有神论信仰；二是遏制政策的失败教训；三是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四是苏联经验。

（一）宗教影响

杜勒斯家庭来自苏格兰，属基督教归正宗长老会教派。杜勒斯本人也是美国长老会终身长老，他于1953年就任国务卿时，辞去所有商业和社会职务，唯独没有卸任长老一职。作为终身长老，杜勒斯是有神论者，他曾于1952年12月在美国长老会大会讲话时说：“世界上的大冲突是基于对神权力信仰的精神力量和共产主义无神论及唯物主义的矛盾。我们面前的这个思想斗争涉及到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我们所做的一切”。杜勒斯在1953年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在我看来，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而且是我们所谓的西方文明，甚至是任何以精神信仰为主的文明，面临过的最严峻的威胁。苏联共产主义在其哲学和物质论上是无神论的。它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一些高级动物，他们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个人尊严的权利。 最好的世界是一个被良好管理的农场，将某些动物带出去放牧，将其饲养并带回来挤奶，并将农场作为 避难所。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最有利于人类物质福祉的社会形式。如果人们不相信人的精神性质，那这个哲学就可以成为有说服力的教义。如果你确实相信人的精神性质，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和完全不可调和的教义。我不知道是怎么运作的，但是苏联就是要把这些观点传播到世界各地，想把整个世界在这些观点上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可以永久和谐一致的世界。苏联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任何 宗教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冲突。”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

（二）“遏制”政策失败教训

二战后，美国深感苏联及社会阵营的崛起势不可抵，为挽救资本主义世界的颓势，他们秘密策划，于1946年2月22日，由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发表了著名的“长电报”，正式明确提出实施，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行“遏制”政策的开始。但是，七年后，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听证会上说：“只要苏联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所有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一个安全、和平、幸福的世界。并且他们正在试图将其统治延伸到许多其它地方。从我们的利益出发，那些被共产主义奴役的人们应该获得他们的自由的，因为如果他们成为暴力独裁政权的工具，他们就会成为一股对自由世界非常危险的力量。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致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 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如果我们唯一的遏制政策是把我们停留在已有的地方，那么我们终将会被迫退出这些已有的地方。只有保持对自由的渴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我们才能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可怕危险，这种危险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可怕的牺牲和对未来如此巨大的恐惧。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做到，而且必须以不会引发一般性战争的方式来实现，或者以不会引发血腥暴力的方式来实现。采取遏制政策的消极失败主义态度，不是有利于我们自身利益的方式，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念。”

杜勒斯出身于一个美国知名的外交世家，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是美国第23任总统(1889年—1893年)本杰明·哈里森的国务卿，姑父罗伯特·兰辛是美国第28任总统(1913年—1921年)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务卿。大学毕业后进入纽约著名的克罗维尔律师事务所从事国际业务，30岁担任凡尔赛和会美国代表团法律顾问，参加一战战后赔款委员会工作，对德国战后恢复起到很大作用。1944年起担任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他是联合国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美国驻联大代表，旧金山和约主导人，国务卿顾问和参议员。杜勒斯丰富的外交履历和经验使他完全有资格对乔治·凯南遏制政策提出批评。

同样是在1953年1月15日的听证会上杜勒斯强调：

“我在1952年7月为总统大选起草的政纲中写道：7年来，现任政府已经浪费了二战结束时我们前所未有的权利和声望。这个时期，一共有15个国家的5亿非俄人口被吸收到苏联共产主义的权力领域，这给了苏联征服世界的信心。我们指责现在领导人失去了二战所获得的和平。如有远见卓识，朝鲜战争永远不会发生。我们的这些领导人，他们在怯懦的绥靖政策中摇摆不定。显然，苏联已经赢得了这场冷战的胜利。因为，二战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力量都是真空的，苏联共产主义以足够的活力来充满了这些真空。因此，苏联共产主义把自己控制的人口增加到了8亿，也就是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大选中有人指控政府的“遏制”政策导致这个5亿人口被同化。”

从杜勒斯上述言论可以看出，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 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三）国内政治需要

1952年大选时，杜鲁门由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不受欢迎导致放弃竞选连任，艾森豪威尔作为军人当选总统，一时间美国军方从朝鲜战争败绩中重新抬头，政治势力大增。

杜勒斯是外交出身而非军界，美国政治中，外交和军界从来是对手。为了抑制军方势力借助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的机会控制美国对外政策，杜勒斯提出非战争的“和平演变”政策，也是对付军方的需要。

（四）苏联经验

杜勒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表述，概括了苏共夺取政权的作法，他说“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苏联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

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思想的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其战斗力、生命力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世界生死存亡，美国为使资本主义世界能作最后挣扎，在国内政策上实行缓和劳资矛盾以对工人阶级让步，即美在经济上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达到减缓国内劳资矛盾关系，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恢复赢得时间；在国际上则提出和实施了对共产主义世界采用“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既有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更有杜勒斯本人的政治思想动机。

二、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四个主要部分

60多年来，虽然“和平演变”也在演变，但至今仍然是美英等国西方国家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政策。

回顾“和平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和平演变”是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三个具体目标；三种实施方法；三个执行者；三种实现模式。

（一）“和平演变”的三个具体目标

毫无疑问，“和平演变”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政权。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有三个具体目标：思想演变、制度演变和掌权人演变。

1、思想演变

思想演变就是首先让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思想上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美国把意识形态上影响改变共产党人的思想作为改造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目标。大力推动这个意识形态演变的开端就是人道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大林逝世后。人道主义思潮先在匈牙利学术界开始，进而蔓延到东欧其他国家。后来被赫鲁晓夫高举提倡，促使了苏共最先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中“去阶级斗争化”。人道主义之后是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福利主义、平权主义、和平主义、反独裁主义和宗教主义等。这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是西方国家最为看重和最为努力的地方，其作用在战略上也是明显的。其中一点努力实现的是，指挥指导共产党内部的这些代表、代理人物，在世界观上能自觉为西方服务，修改推翻共产党的历史，改变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人物、领袖人物的看法，否定共产党已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事实证明，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在思想演变上最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此迎合美国需要的战略目标，并在苏东国家得到全面成功。

2、制度演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焦点是制度之争。和平演变有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一点一点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先从经济制度入手，然后是社会管理制度，再然后是在法律制度上鼓吹司法独立，和在军事制度上宣扬军队国家化，最后是政治制度。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改革”。把演变隐藏在“改革”中，在慢慢渐变的演化过程中，每项制度变革都会逐步靠向一个轴心，这个轴心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3、掌权人演变

掌权人演变，就是对掌握重要权力的人，用主动贴靠、拉拢的办法，去亲近接触他们，使他们在思想情感上接受西方价值观，感情上愿和西方的人士结交朋友，逐步使他们能在思想上接受西方价值观，能从思想上放松或放弃敌意，逐步实现从共产党人演变为资产阶级分子，直至成为西方国家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言代理人。这是他们很重要和积极努力要实现的。两个演变方法：一个是让原来是共产党人的掌权人蜕变为资产阶级分子，另一个是让原本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篡夺掌权人的岗位。

只要能实现上述三个目标，或者之一，和平演变就有很大的成功可能。过去3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

（二）“和平演变”的三种实施方法

“和平演变”的前提是非战争，非暴力。回顾过去60多年，可以发现实施“和平演变”的三个主要方法：舆论宣传、活动组织和拉拢官员。

1、舆论宣传

就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内外宣传方式，鼓吹资本主义优越性、宣传所谓普世价值、散布各种谣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共产主义理想等。从否定斯大林、匈牙利十月事件，到发展苏东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在境外出版攻击丑化苏共的文学作品《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鼓吹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再到雅克夫列夫“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和对西方人文主义、精英文化、生活方式的传播，无一不是“和平演变”舆论宣传的典型内容。

2、活动组织

就是由西方国家资助在社会主义国家兴办各类非政府组织，组织各类非政府活动。最著名的组织是波兰团结工会。

3、拉拢官员

就是利用政府官员及其亲属密友、亲近人士出访、培训、留学、交往和外交等机会，接近、熟识社会主义国家重要干部，与他们建立私人关系。长期接触，帮助解决一时遇到的“麻烦”困难，或予以一定资助，对他们施加思想上的影响，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享受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形成利益输送。或是利用在外人员的缺陷或毛病，进行精神控制，威胁逼迫促使他们转变政治立场，自觉自愿地成为“和平演变”推动者。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英两国用此方法俘虏了人数众多的原苏东国家高级干部，对最后全面推翻原苏东共产党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和平演变”的三个执行者

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和平演变”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主导策动和推进的。具体执行者主要由美英等西方国家外交部门、情报部门和流亡国外反共人士、组织及国内反共人士、组织等三个执行者所构成。

西方国家外交、情报部门，就是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的外交和情报部门，制定专门政策计划和工作措施，编列专项工作经费，安排专门人员，总体策划、发动、调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行动。同时支持、协调、资助在国外流亡的反共人士、组织以及在国内流动的反共人士、组织从事“和平演变”活动。最著名的机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美国之音、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

流亡反共人士和组织，就是那些从社会主义国家逃亡到西方国家居住生活的反共人士及其成立的组织。最著名的人士是萨哈罗夫，最著名的组织是美国乌克兰人协会。这些反共人士和组织把自己包装成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异见人士”和“民主人士”等，在西方国家政府外交、情报部门的丛恿、支持、资助下从事一系列针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和平演变”行动。

国内反共人士和组织，就是那些仍在社会主义国家居住生活的反共人士和组织，他们利用公开或隐蔽身份，采取公开或半公开以及地下方式，或接受西方国家政府的指令及资助或自主发起各种“和平演变”活动。

（四）“和平演变”的三种实现模式

很显然，“和平演变”已经实现部分成功。其中在原苏东国家取得的“成绩”是最值得汲取的教训。总体而言，“和平演变”有波兰、苏联和罗马尼亚三种实现模式。

1、波兰模式

就是通过发动基层群众，建立较具规模的群众组织，形成足以抗衡执政党的群众政治力量，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瓦文萨，一名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在英、法、德、美四国情报人员全面支持下，坚持多年领导几经波折的团结工会，以罢工、复工、再罢工、再复工的手段，把波兰经济、社会和秩序彻底搞乱，逼使雅鲁泽尔斯基交出政权，登上波兰总统宝座。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以夺权上位为目标的造反事例，无关任何民主自由，是美英扩大二战成果的战略部署，是“和平演变”最经典的“成功”案例。

2、苏联模式

就是通过思想演变、制度演变和掌权人演变三者合一，用了将近20年时间，以“和平”方式把世界最早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消灭。戈尔巴乔夫思想演变的根源是人道主义，制度演变的根源是所谓“政治多元化”，掌权人演变的根源是把美国长期秘密培养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推入到掌控苏共意识形态领导权位置上，并设法推动了对负责外交事务的谢瓦尔德纳泽和叶利钦等人的重用。苏联模式的核心是共产党高层内部分裂，自己主动放弃政权。

3、罗马尼亚模式

就是通过长期实施英国军情六处秘密策划的“帆船”计划(即将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亲属、密友变为英国情报人员)，把共产党政权核心岗位的掌权者演变为英美国情治机关的代理人，里应外合发动政变，推翻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罗共中央政治局和军队高层的大部分领导人及其亲属都与美英情报部门建立了深层地紧密联系，获得了巨大利益，成为了英国情报部门在罗马尼亚高层的代理人(如：齐奥塞斯库的贴身卫士长)。当一小部分不明真相群众受谣言蛊惑进行一场规模有限的示威活动时，这些已叛变西方的掌权人立即与英国情报部门联手里应外合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

综上所述，“和平演变”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各有三个主要特征。这12个方面完整有机地推动“和平演变”的实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达到更迭苏东政权的目的。

三、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实施

“和平演变”是最早于1949年由约翰·杜勒斯提出的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一种政策意图，1953年—1959年约翰·杜勒斯在担任两届美国国务卿期间，联合同期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一起将这个意图真正变为美国外交政策和行动纲领,并加以实施。

“和平演变”一词是毛主席于1959年对杜勒斯这个意图及政策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在美国政府内部并无直接使用“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这个词汇。在日常行政运作中，美国政府和政客使用更多的是“和平策略”(Peaceful strategy)。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华工作中，开始使用“和平演变”一词。总体而言，虽然美英等西方国家并无以“和平演变”命名的政策和行动指引。但是，几十年来，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实质工作具体落实到很多“以和平方式推翻共产党政权”的计划中，推动并实现了“和平演变”的目标。

（一）“和平演变”的政策制定

至少自1955年起，美国国务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都会制定各自的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的政策说明。也会把这个政策意图结合到每年美国与共产党国家的双边外交政策中。

美国国务院每年底针对共产党国家的特别专门政策文件是以红色标签标注，所以也被称为“红标文件”(Red Label Documents)。这些“红标文件”主要是阐述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情况、主要活动项目、经费预算和具体途径等。

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度制定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被简称为“D计划”。

可以说，美国国务院的“红标文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D计划”共同组成了美国政府每年度“和平演变”行动的工作方案。

英国是另一个一直坚持针对共产党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国家。每年英国军情六处都会编制一份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进行秘密行动的财务预算，上报英国下议院情报委员会特别批准。也会将工作方案上报英国首相。

（二）“和平演变”的具体实施

回顾60多年来“和平演变”发展过程，可以将“和平演变”的具体实施分为四大类：拉拢人员和建立组织；舆论宣传和造谣惑众；策划制造群体事件；资金支持。

1、拉拢人员和建立组织

1.1美英政府外交和情报机构人员直接接触共产党国家高层领导人及其亲属子女，以给予物质利益、安排生活帮助、提供工作留学便利和迎合兴趣爱好等方式与这些目标对象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2通过资助指导共产党国家在国内外的反共人士，利用人脉网络和交往机会，接触共产党国家高层领导人及其亲属子女，实施拉拢措施，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3直接和间接结识共产党国家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社团领导人、文体明星、媒体记者和社会热点事件人士等，为这些目标对象提供各类支持，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4为流亡国外的反共人士提供直接资助和指导，帮助他们在国外成立反共组织;

1.5为在国内的反共人士提供直接和间接资助和指导，帮助他们在国内建立各类非政府组织和地下组织;

1.6为流亡国外和在国内反共人士提供各种便利和支持，安排他们参加各类国际组织，推举他们担任国际组织重要职务，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2、舆论宣传和造谣惑众

2.1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布鲁金斯基金会和英国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半公开组织，在国内外举办各种会议、论坛和活动，有计划、有主题、有资助地宣传西方观点、批判共产党国家，洗脑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青年学生;

2.2有计划、有立场、有目的地资助国内外记者采访报道共产党国家内部事务，制造负面新闻;

2.3通过国际媒体和网络媒体发布各类虚假新闻，造谣污蔑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编造历史事件，杜撰社会负面热点。出版各类反共刊物和书籍;

2.4资助国际知名学者、文体明星和退休政客访问共产党国家，拜访并直接影响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主持和参加在共产党国家公开举办的学术研究、社会集会和文体活动，公开发表反共言论，会见反共人士，接受反共采访等;

2.5资助国内外反共人士在国内外媒体和网络上发表反共文章;

2.6资助国内外反共人士在国内外举办反共报刊、电视台、电台和网络媒体。

3、策划制造群体事件

直接组织和资助指导各类机构组织国内外反共人士策划制造各种反共群体事件。打击共产党形象，干扰社会稳定，传播反党言论，扩大国际影响。比如：静坐、绝食、自焚、示威、游行、罢工、堵车等等。

4、资金支持

可以说，绝大部分对各类“和平演变”行动的资金支持均来自美英等国政府，只有极极少数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所谓通常报道中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资助都是政府的百手套，比如索罗斯基金、比尔盖茨、李察基尔等。

（三）“和平演变”的工作核心—演变共产党高级干部

“和平演变”的工作内容在过去60多年里有增有减，工作方式也不断变化。但是，“和平演变”的工作核心一直没有太大改变，就是一切围绕着共产党高级干部做工作。工作内容是：

一是为目标对象子女国外留学、国外工作提供资助、便利和生活照顾；

二是为目标对象家属出国旅行、国外居住、生活照顾提供全方位服务；

三是满足目标对象个人兴趣爱好和私生活要求；

四是向目标对象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五是向目标对象提供金钱、住房、贵重物品等；

六是为目标对象的其他亲朋提供各种资助和便利等。

所有围绕共产党高级干部开展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与目标对象建立紧密私人关系，进而说服、争取、绑架和要挟目标对象自觉自愿成为“和平演变”行动的一员。艾伦·杜勒斯在1961年5月向肯尼迪汇报古巴猪湾事件失败原因时说：“事实证明，推翻古巴共产党的最有效和最人道的办法就是要争取古巴共产党大多数高层领导人成为美国民主的支持者，通过内部政变解放古巴人民。”

综上所述，“和平演变”是一项长期的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的实际行动。它不但已经在原苏东等国家取得成功，而且仍然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继续实施。

结语

毛主席高度概括的“和平演变”一词，充分表达和突出了美英这个反共战略的“渐变”阴谋。而“渐变”的核心是思想演变，通过一本书、一堂课、一次交流，日积月累地在思想上彻底俘虏了共产党高级干部和社会精英，这种对头脑漫浸式的侵害是最有力的毒化武器，是和平演变的成功法宝。

“渐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拉拢腐蚀共产党高级干部，先从亲属子女下手，直到高级干部本人。一次红酒品尝、一件小事帮忙、一次出访接待、一单交易促成等等小事一件件，最后串成一根铁链牢牢捆住这些放松警惕的高级干部，自觉自愿地成为了“和平演变”的推动者。

现在，“和平演变”已经被人们淡忘，偶有提出也会被讥讽为“阴谋论”。殊不知，美英等国的“和平演变”不但在升级换代，而且已在社会主义国家土壤上生根发芽。我们要保持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就必须清醒理智地反对“和平演变”，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否认“和平演变”存在的思想和言论。

谢选骏指出：杜勒斯和他的主子艾森豪威尔一样，都是胆小鬼，不敢和共产党对抗，所以用“和平演变”的拖延术，把挑战留给下一代。可笑的是，共产党却被唬住了，自乱阵脚地大搞“反和平演变”，结果闹出了文革、改革、六四屠杀等闹剧。

《解谜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2021-09-01 鹿野）报道：

偶然机会，笔者看到了《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对文中的一些问题的叙述有不同的看法，在此就“和平演变”的一些相关问题简单谈谈个人意见。

一、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演变

《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整体写得很不错，不过，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过分高估了外因的影响力。事实上，“和平演变”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非执政的共产党人的自我演变。两相比较而言，自我演变的影响力远远高于西方的推动。例如，文中把和平演变分为波兰模式、苏联模式和罗马尼亚模式，然而实际上这三种模式主导的力量都是自我蜕变，而非西方的推动。关于苏联的情况，人们了解的已经很多了，这里仅仅谈一谈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情况：

波兰的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被称之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他就赞扬戈尔巴乔夫“创造性的坚定不移的活动”，并宣称，波党正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同戈尔巴乔夫为社会主义……大胆开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波党内部强硬派遭到削弱，退居下风;自由派获得极大的鼓舞，影响上升。更有甚者，雅鲁泽尔斯基在很多政策方面都是走在戈尔巴乔夫前面的。1986年12月，其便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1987年12月又正式要求把“政治多元化”写入党的文件。1988年6月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提出团结工会合法化和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随后，其在1988年到1989年期间又撤销了大量主张对团结工会等反共势力持强硬的态度的波兰党内领导人的职务，为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和改旗易帜为社会民主党铺平了道路。正如雅鲁泽尔斯基的好友拉科夫斯基强调的：

“团结工会到1986年初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如果要是没有雅鲁泽尔斯基和我的改革，波兰的旧制度是绝对不可能垮台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建立了新秩序，结果就让我们很快成为了多余的人。”

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与波兰大同小异。早在齐奥塞斯库上台前夕，毛主席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如果不改正错误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不但没有听毛主席的劝告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1979年，齐奥塞斯库在罗共十二大报告中，只提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提马列主义。罗马尼亚成为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放弃“马列主义”提法的社会主义国家。1981年6月24日，齐奥塞斯库正式宣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已经不再适合罗马尼亚当前的社会历史现实”，“只会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混乱”。1984年的罗共十三大上，齐奥塞斯库把“坚持党的领导”改为“党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起领导”，把指导思想由“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改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删除了“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其实，就连齐奥塞斯库这个“总统”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原来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是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为了“党政分开”、“深化改革”、“与国际接轨”于1974年8月设立总统一职，开始实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颇具特色的总统制。相比之下，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后期的1990年才“与国际接轨”实行总统制。

现在一些人总是强调东欧剧变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垮台，但实际上早在剧变之前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不正确了。仅以文学艺术领域为例，波兰在哥穆尔卡时代和雅鲁泽尔斯基时代两次掀起“清算文学”高潮，清算的对象就是革命与社会主义。正因为这种情况，在波兰剧变以后语文教科书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动，因为瓦文萨等领导人强调“1956年后共产党执政时代的主旋律文学也都是反共的”。罗马尼亚的情况与此类似，1980年，在齐奥塞斯库亲自支持下，罗马尼亚作协副主席马林·普列达出版了小说《世上最亲爱的人》。小说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称为“整个民族的悲剧”，把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五十年代称为“苦难的十年”……因此，即使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塞斯库继续执政下去，彻底改旗易帜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我演变”的情况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社会主义要求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所以是对于普通人有利而对于上层统治集团不利的，统治集团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同样，和平演变的关键不在于西方，而在于执政的领导集团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像列宁、斯大林和波兰的贝鲁特等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领导人执政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不管怎么搞“和平演变”，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成绩。而到了后来戈尔巴乔夫、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赛斯库这样的本身自己就不相信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执政，即使西方国家不搞“和平演变”，他们也一样会搞自我演变。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

因此，一些公知整天嚷嚷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却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这个与上文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好解答了。实际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变化都主要取决于内部而非外部。如果要是以国与国的关系作为主要出发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苏联也从来没有用武力输出过革命，历史上的苏联的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这三次出兵都是在原有的亲苏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平定叛乱。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与扩大更与苏联的武力没有任何关系。正如《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所引用的杜勒斯的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

但是，杜勒斯的讲话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并不是什么“苏联颠覆”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诸如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极度腐朽，导致几十年里边出现了人口不增长的“奇迹”。这种情况导致中国的革命不可避免。只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是要求统治者全心全意地为普通劳动者服务，所以让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统治者和平放弃其在劳动者头上的地位是不太可能的，即使不用武力推翻他们，也至少要掌握暴力基础，让他们感觉大势已去，才有可能接受和平改造。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是把有钱人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他们可以骑在工农劳动者的头上作威作福。所以如果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是有利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既有的权力基础搞“和平演变”。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各种调查中都表明，普通劳动者中主张坚持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而领导干部当中则主张推翻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文化界的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苏联文学界分化为爱国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前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者则积极鼓吹全盘西化。当时，俄罗斯作协一共有4500多人。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协一分为二，两大阵营各成立了一个作协。其中，参加自由派作协的作家占了700多人，约占16%，参加爱国派作协的作家占了3800多人，约占84%。但是，在苏联解体前夕两派的知名作家发表过关于当前局势的两封联名信，并在作协的领导干部当中征集签名。其中，在自由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有300人，在爱国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只有74人，即自由派公知在上层中占了80%。

同样的道理，共产党很容易和平演变成社会民主党，革命党很容易演变成议会党，反之则很困难。因为即使是在革命阵营内部，想要通过革命来分一杯羹，自己夺取人上人地位的是多数，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得解放的是少数，加上坚持革命是要冒着流血牺牲风险的。所以在统治者开出不破坏资本家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们统治地位为条件让共产党加入选举游戏分一杯羹时，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员就软化了。相反，已经参加过这种无聊透顶的富人选举游戏的共产党，却很少再愿意为劳苦大众解放作斗争，除非是环境恶化，资本家集团再度强行取缔它而“逼上梁山”。

像西方的第一大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后初期，意共总书记帕尔米洛·陶里亚蒂提出要“以妥协的议会道路夺取政权”。1945年意共五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凡年满十八岁并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公民，不论财产多少，宗教信仰如何均可入党。毛主席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对其严厉批评：“（意共）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领导阶级’，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实际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果然，1979年，意共15大新党章删去了意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的提法;1983年意共16大宣称十月革命的道路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1986年意共17大明确把自己定位于社会民主党;1989年意共18大正式取消民主集中制;最终1991年意共20大召开，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领导层“主流派”的提案：把意大利共产党改为左翼民主党，彻底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就这样，意大利共产党一步步地自我消灭了。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多次“感谢”蒋介石，强调要不是蒋介石过于残暴，不给共产党丝毫的活动空间，那么中国共产党很难坚定武装斗争的决心从而最终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比如说，如果要是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真正给了中国共产党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那么很难保证中国共产党不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出现一步一步地自我消灭式和平演变，即使是有一天通过这一道路执政了，也只不过是资本家和圈养的公知们多挂了一块牌子而已，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农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三、和平演变政策与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不是对立的

另一个问题是，该文把和平演变政策称之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强调是杜勒斯的个人特质，诸如宗教信仰的产物。并且把这一政策和乔治・凯南时期的“遏制”政策对立起来：

“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 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太合适的。准确地说，中国最早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非战争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这一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时代，但是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相关政策的基本内容，1947年初即在呈报给杜鲁门的报告《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强调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巩固的，但是一旦斯大林逝世，苏联很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美国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俄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脆弱的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加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他比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软化。”

从上面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乔治・凯南已经说出了杜勒斯上台后一系列和平演变政策的类似的内容。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并不是取决于某个人的个人特质或宗教信仰。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作用，把杜勒斯和乔治・凯南的观点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

同样的道理，文中把“遏制”说成是和平演变相对立的政策也是不合适的，强调这一政策不够积极主动，主要是麦卡锡和杜勒斯等人出于党派斗争的攻击，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中把“遏制政策”和“和平演变”对立起来的主要依据是杜勒斯1953年1月的一段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置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

然而，把这种“积极的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不合适的。其名称是“解放、改变和斗争”，简称为“解放”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使用和平和武力的一切手段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并且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虽然说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鲁门和凯南有诸多的攻击，但是其政策实质继承性大于改变性。像在杜鲁门时代，美国积极镇压希腊的共产党武装，并且支持法国镇压越南的共产党，还操刀上阵出兵占领了整个朝鲜给轰炸中国东北，这怎么能说是一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政策呢?在杜勒斯上台以后，所谓“解放”政策不是也并没有推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反的倒是近在咫尺的古巴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吗?就其具体采取的手法来看，也与杜鲁门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以镇压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为主，同时坚持以武力和和平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般在广义上把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解放”政策直到里根时代的“战略防御计划”也视做“遏制”政策的不同阶段。

之所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和平演变”更令人关注，主要是因为杜勒斯在1953年1月提出了“解放”政策之后不久，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当局政策上面发生了很多变化，相应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至1955年开始就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作用，特别是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更是把这种手段放到了一系列反共政策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也正是这种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才作出了关于杜勒斯讲话的批示，正式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提法。但是，这种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变化与其说是美国政策方针的变化，还不如说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自我演变的必然结果。

总之，和平演变政策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必然产物，早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其主要内容，只不过杜勒斯时代斯大林的去世使得这一问题更突出了而已，我们不宜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影响。正如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产物而非苏联等国的渗透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变质不应该单纯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领导集团共产主义信仰丧失后的自我演变。领导者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因此，我们固然不应该忽视西方国家的渗透，但是更应该更加重视自身的思想建设。正如那句老话：“打铁还要自身硬”。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文都和杜勒斯一样无知，不懂“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所以欧美使用对付欧洲共产党的方法来对付亚洲共产党，只能泡汤。因为他们不懂——“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只能通过武装起义、战争解决问题。不仅亚洲非洲如此，拉丁美洲也是一样——“亚非拉”的连词使用并非偶然，看看古巴就略知一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