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专栏作家是个危险的职业

[《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郁玉因“间谍罪”被判刑七年]（王月眉 2024年11月29日）報道：

2017年，董郁玉在哈佛大学。他在中国政府鼓励与外国人交往的时代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种交往受到了极大的怀疑。

周五，中国一家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一家主要党报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七年徒刑。他的家人表示，这是在惩罚他过去那些批评政府的文章，也是对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的交往做出警告。

这名记者董郁玉现年62岁，2022年在北京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后者也被短暂拘留。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董郁玉经常与外国外交官和记者碰面。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经常表达对法治和宪政民主的支持，执政党的共产党声称支持这些理念，实际上却在压制它们。他的一些文章批评了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选择性解读，这种解读淡化了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等黑暗时期扮演的角色。

董郁玉的这种批评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曾经很常见。但自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于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乎消灭了所有发表异见的空间，并以国家安全为名，敦促公民对外国影响保持怀疑。

所谓的外国间谍活动已成为中国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去年，中国扩大了对间谍活动本就很宽泛的定义，国家安全机构呼吁“全社会动员”，打击间谍活动。

董郁玉的家人周五发表声明称，对他的定罪和判刑不仅是对他本人，对“每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中国记者和每一个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往的普通中国人”来说，都是“严重的不公正”。

“郁玉因在记者生涯中表现出的独立性而受到迫害，”该声明还写道。“现在，郁玉在自己的国家将被称为叛徒，而不是一个一直在为建设更美好的中国社会而奋斗的人。”

据董郁玉的家人称，他于2022年被拘留后，被单独监禁了六个月才被正式逮捕，直到2023年7月才接受审判。法院随后一再推迟对他的判决和量刑。

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指控都是保密的，审判也是闭门进行的。董郁玉家属在声明中说，判决书引用了他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以及另一名日本外交官的接触，作为他与间谍组织特工会面的证据。判决书在法庭上宣读，但并未提供给董郁玉的律师。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董郁玉的家人称，当局还审查了他在日本和美国获得的奖学金和参加的交流活动。

董郁玉的家人表示，这些指控“使数以万计从事海外交流的中国学者和专业人士处于危险之中”。

在中国经济开始对外开放的年代，中国当局不仅接受、并且鼓励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董郁玉的事业也在那个时代蓬勃发展。1987年，从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院毕业后，他进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大报纸《光明日报》工作。

他不断晋升，并因撰写或编辑有关腐败官员、贫困学生贷款和其他主题的报道而获得多项新闻奖。

除了为《光明日报》工作，他还为倾向自由主义的中国出版物撰稿，这些出版物后来都被关停。他曾为《纽约时报》的中文网站撰写文章，谈及政府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而不是污染等问题，以及他想送儿子出国留学的愿望。

从2006年开始，董郁玉凭借尼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大学进修一年；后来几年，他在日本的两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个人表达的空间迅速缩小，习近平还要求新闻机构为党服务。中国记者不再被允许为外国出版物撰稿，许多学者在与外国人士会面之前必须征得上级许可，即使私下会面也是如此。

董郁玉的家人称，2017年，《光明日报》的党政干部将董郁玉的一些作品贴上了“反社会主义”的标签。（与该报的大多数员工不同，董郁玉并非党员。）他继续写作，但经常使用笔名。

2022年2月21日，董郁玉和与他一起用餐的日本外交官在一家酒店餐厅被拘捕。在日本政府抗议后，该外交官被释放。

他的家人称，董郁玉在监狱里每天做200个俯卧撑和200个抬腿锻炼。他计划对判决和刑期提出上诉。

数十名海外学者、记者和新闻自由倡导者也呼吁释放他。

最近，还有一些中国公民因与外国外交官接触而成为当局的目标。2023年，人权活动人士余文生和许艳夫妇在会见欧盟外交官途中被捕。上个月，两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一年零九个月徒刑。

谢选骏指出：人説——《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郁玉因“间谍罪”被判刑七年；我看“专栏作家是个危险的职业”！1988年的時候，我是《光明日报》、《人民日報》、《科技日報》等“全國大報”的专栏作家，記者董郁玉常來我家取稿，第二年八九民運爆發，以後我就被禁錮不用了。現在董郁玉也成了专栏作家，結果現在他也玩兒完了！由此可見，专栏作家是个危险的职业——紅得發紫，紫的發黑，命都快沒了。

《美国谴责中国重判记者董郁玉，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黄安伟 2024年12月2日）報道：

董郁玉是中国大陆被监禁的最著名记者。

美国国务院谴责中国判处著名记者董郁玉七年徒刑，并表示与他的家人站在一起，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董郁玉。

上周五，北京一家法院周五宣布了对董郁玉间谍罪的判决。现年62岁的董郁玉曾是哈佛大学尼曼学者，自2022年2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当时他和一名日本外交官在一家餐馆吃午饭，两人被中国主要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拘留。

官员在审讯后释放了这名外交官，但检察官在2023年7月对董郁玉进行了非公开审判。他是中国大陆被监禁的最著名记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周五的声明中表示，董郁玉的“被捕和今天的判决，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履行其根据国际法作出的承诺，以及它自己对所有公民的宪法保障”。

“我们赞扬董作为一名资深记者和编辑的工作，以及他对美中民间关系的贡献，包括作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的贡献，”米勒还说。“我们支持董和他的家人，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美国驻华大使、前哈佛大学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也发表了谴责声明，称判决“不公正”。

候任总统特朗普曾经放话要对中国采取对抗态度，因此董郁玉的案件可能会成为他执政后的一个更大引爆点。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是特朗普的国务卿人选，他已起草立法，将惩罚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卢比奥曾是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该委员会将董郁玉列为“优先关注”的入狱者，并敦促白宫对他的案件采取行动。

董郁玉曾长期担任共产党主要的知识分子思想类报纸《光明日报》的编辑和撰稿人，但他不是党员。

在加入报社后不久，他参加了198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这场抗议以军队杀害数百乃至数千名平民而告终，他因此被判在钢铁厂服苦役一年。之后，他回到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在撰写文章和专栏，强调中国需要接受更多自由思想、对外界更加开放。

2006年至2007年，他作为尼曼学者在哈佛度过，这是一个面向美国和国际记者、享有盛誉的身份。后来，他在日本担任研究员和客座教授，偶尔也为外国出版物写文章，包括《纽约时报》中文网。（我第一次见到董郁玉和他的家人是在哈佛，2008年，我被派往北京为时报工作后，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也获得了尼曼奖学金，并在我关于中国的新书中提到了董郁玉的案子。）

对董郁玉的严厉判决正值中国威权领导人习近平的政策出现矛盾之际。一方面，他一直在努力保持美中外交稳定，并鼓励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以提振中国不断放缓的经济；另一方面，他让中国公民举报潜在的间谍，并授权安全机构逮捕所谓的颠覆分子，无论是否有正当理由。

对董郁玉的判决似乎意在强制限制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的接触。董郁玉与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官，以及海外学者、记者和其他外国人在公开场合碰面。

根据董郁玉家人的声明，周五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指控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是一个“间谍组织”，并将董郁玉认识的几名日本外交官列为间谍，包括前日本大使和现任驻上海首席外交官。日本外务省表示，其外交使团从事的是“外交官履行的合法职责”。

董郁玉的妻子住在北京，儿子住在华盛顿。董郁玉的儿子董一夫毕业于耶鲁大学和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家人计划对判决和刑期提出上诉，他们表示，无论如何，鉴于董郁玉的年龄和在押期间肝脏状况需要监测，中国应基于人道主义理由释放董郁玉。

他们说，这一判决对“每一位思想自由的中国记者和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往的普通中国人”来说，都是“严重的不公正”。

上周，中国和美国进行了一次囚犯交换，中国释放了三名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以及几名多年来因出境禁令而被禁止离开中国的人。

华盛顿的全国记者俱乐部谴责对董郁玉的判决。他的入狱可能会加剧哈佛大学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这所大学。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是哈佛校友。

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负责人安·玛丽·利平斯基表示，董郁玉“是国际尼曼学者群体中备受重视的一员，他以写作时的细心和勤奋而闻名。我们与许多人站在一起，希望这一严厉的决定能够尽快撤销，让他可以尽快回到家人身边”。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谴责中国重判记者董郁玉，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我看這些公開的谴责和呼吁對於救援受害者沒有多大幫助。因爲专栏作家是个危险的职业，而且越大就越危險！

谢选骏：台灣民主就是台灣獨立的生意和死意

 

《台湾已准备好捍卫民主。特朗普呢？》（VICKIE WANG 2024年11月25日）報道：

我不羡慕美国选民。你们选谁当总统，会对大半个地球产生影响。你们的士兵在他国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我知道你们厌倦了那种世界的问题得要你们来解决的感觉。但不管你们喜不喜欢，作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公民，这种独特的特权和责任是随之而来的。

所以，想想那些受你们投票影响的遥远的地方，比如我的家乡台湾。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崇拜美国。我曾经喜欢这个国家带给人的感觉——它是机会之地和民主的保护者。这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他于1950年出生在台湾，那是中国内战迫使他的家人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一年后。在他成长的年代，台湾在美国这座灯塔的指引下，从独裁走向民主。上世纪80年代，他在印第安纳州读完研究生后，带着对美国文化的热爱回到了台湾。我们会看《空军一号》和《独立日》这样的美国电影，片中美国总统用拳头击败敌人，拯救世界。我们在台北的星期五美式餐厅就餐，满足他对正宗美式汉堡的念想。他梦想有一天我会在美国生活，他觉得这个固执己见的独生女会在那里如鱼得水。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将考验我们对美国的信心。不同于前任总统，他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台湾和我们来之不易的民主。他说我们需要支付保护费，尽管我们每年在美国的武器系统上要花费数十亿美元。他错误地宣称，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将我们斥为地缘政治的鸡毛蒜皮，并对美国是否有能力保卫台湾表示怀疑。

也许这只是竞选时的故作姿态之辞，但这样的言论对台湾2400万民众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我们在世界上的盟友越来越少，只能依赖与美国非正式但牢固的关系来生存。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吗？特朗普让我怀念我和老爸都支持的那些动作英雄片里的三军总司令。

当然，我们只是数千英里外太平洋对岸的小岛。但在一个人权和民主匮乏的地区，我们从最初的满目疮痍发展成为了光辉典范。在“中国制造”的标签席卷世界之前，曾经有过“台湾制造”。它曾是廉价塑料商品的代名词，但我亲眼见证了我们将它转变为一种荣誉的象征。现在，台湾生产全球90%的最先进半导体，这是数字时代的必需品。我们为世界贡献了珍珠奶茶、猫咪咖啡馆和“鲁保罗变装皇后秀”首位亚洲获胜者妮妃雅。不用谢。

如果你们投票给特朗普是出于对边境安全的渴求，请理解，台湾是你们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防线。如果中国夺取了台湾，将破坏整个第一岛链，也就是从日本延伸到东南亚的美国盟友，更不用说会扼杀一个虽小但重要的民主国家。

边境不安全是台湾的生活常态：过去75年里，我们偏安一隅，看着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变得更强大、更凶恶。在学校举行空袭演习时，我们排着队进入地下掩体，蹲在那里用手指遮住眼睛和耳朵。我总是在想，如果炸弹落在我们身上，这样做有什么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10岁那年，中国进行了一轮威胁性的导弹发射，我问爸妈，“我还能长大吗？”我一辈子都活在这种轻度的焦虑状态下，现在我不看战争电影，因为它们感觉像是台湾命运的预告片。

如今，中国几乎每天都会出动战机飞越海峡中线。平民本不应该知道“中线”这样的军事术语，但它们已经进入了台湾人的日常谈话中。就在上个月，在我们民选的新总统赖清德对台湾的生存权发表了一番非常谨慎的言论后，中国出动舰队和飞机，模拟军事封锁，包围并威胁我们。

事实上，台湾已经受到攻击，但目前主要是一场言语的战争。除了持续的军事威胁，中国还对台湾悄然发起虚假信息宣传，旨在削弱我们对美国的信心和信任。而且它奏效了。在台湾，越来越多的人说我们是“弃子”，不再被美国重视。中国放大了这些恐惧，希望让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在战斗中没有胜算，所以我们根本不应该战斗。我们的信心和威慑力是成功的一半。没有这些，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在边缘化的状态下生存。我们以中华台北的身份参加奥运会。我们忍受网站上的下拉菜单将我们称为“中国台湾”，这几个字剥夺了我们的主权。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失去盟友，因为北京拿出了更大、更好的外交援助方案。对于难以预测的特朗普，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交易撮合者，所以也许他会和我们达成某种交易。但无论台湾开出什么条件，北京都可以轻松开出更好的。

因此，我们要为可能不得不自卫的那一刻做好准备。像千千万万的其他人一样，我也参加了民防训练，学习大多数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想象需要知道的事情——如何绑止血带、准备应急包、撤离到安全地点，以及对中国的网络虚假信息保持警惕。我们乐意这样做：这是作为民主国家公民的责任，并尽你所能地捍卫它。

我知道美国选民面临许多挑战。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选择了一位承诺将美国放在首位的总统。我理解；在某些方面，特朗普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美国总统：大胆、张扬和朝气蓬勃的美国精神。但我希望美国人能像我们台湾人一样，致力于捍卫他们国家真正代表的东西——民主。

十年前，我父亲去世了，未能看到我实现他的美国梦。但我终于在今年实现了，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纽约度过。我因译员的工作获得了O-1签证，这是美国授予“具有非凡能力的外籍人士”的签证。要获得这个签证，我必须证明自己对美国是有价值的。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家乡也要做一番证明才行。

谢选骏指出：人問“台湾已准备好捍卫民主。特朗普呢”？——我看台灣民主就是台灣獨立，因爲在兩千萬人裏出人頭地，比在十億人口裏出人頭地，容易太太太多了！這個誘惑是無法剋服的！至於特朗普會爲這樣的民主台灣冒險出力嗎？用屁股想想也知道那是不會的了。因爲這已經不是生意，而是死意了；台湾已准备好捍卫民主，特朗普顯然死意未決。現在賭的就是習近平的生意和死意了！

谢选骏：工業文明毀滅人類

谢选骏：工業文明毀滅人類

（一）

《研究发现残酷事实：你我都有一颗“塑料脑”》（壹苹新闻网 2024-09-22）報道：

塑料制品是世纪发明，深入地球的每一寸土地与海洋，连你的脑袋裡也有塑料微粒。

CNBC报导，近年研究显示，塑料微粒存在于人体几乎所有器官、血液和动脉。科学家最关心的是，这些污染物是否能到达人脑。巴西科学家在尸体的脑组织中，发现了塑料微粒，该研究发表于《JAMA Network Open》期刊。

最新的研究关注位于大脑中处理嗅觉资讯的部位，嗅球（olfactory bulb）。

人体有两个嗅球，分别位于每个鼻腔的上方，并通过嗅神经连接鼻腔与嗅球。一些研究人员担心，嗅觉通路可能是塑料微粒进入大脑的途径，不仅仅限于嗅球。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巴西圣保罗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副教授毛阿德(Thais Mauad)博士表示，“先前在人类和动物身上的研究显示，空气污染会进入大脑，并且在嗅球中发现了污染颗粒，这也是我们认为嗅球可能是塑料微粒进入大脑的首个位置之一的原因”。

毛阿德及其团队从15具年龄介于33至100岁之间的尸体中，提取了嗅球组织样本。

其中8具尸体的样本中发现了塑料微粒，这些塑料微粒大小从5.5微米到26.4微米不等。研究人员总共在组织中发现了16条塑料纤维和颗粒。

最小的微粒甚至比人类红血球的直径还要细，红血球的直径约为8微米。

他们发现最常见的塑料种类是聚丙烯，其次是聚醯胺、尼龙和乙烯醋酸乙烯酯。

嗅球中发现塑料微粒，并不代表其他与认知相关的大脑区域也存在塑料微粒。这些微粒是否能透过嗅球进入大脑其他部位，目前仍不清楚。

谢选骏指出：人説——研究发现残酷事实：你我都有一颗“塑料脑”。我看——這是“工業文明毀滅人類”的顯著證據。

（二）

《是单纯打鼾 还是睡眠呼吸暂停？这样判断》（2023-03-22 中日友好医院）報道：

睡觉打鼾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大家又总是听说有些打鼾会引起呼吸暂停，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打鼾有没有问题呢？

临床上我们将鼾声分为单纯鼾症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以下简称睡眠呼吸暂停）。前者司空见惯，不需要处理；后者是夜间在鼾声之间出现呼吸暂停或低通气，危害健康，需要关注。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综合判断，看看自己的打鼾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

01、症状

睡眠呼吸暂停最有特点的症状是鼾声不均匀、白天过度困倦，最常见的症状是晨起口干，其他症状还有鼾声响亮、睡眠中被憋醒或被同居者发现睡眠中憋气。

鼾声不均匀是指反复出现的、1～2分钟内鼾声断断续续，典型表现是在十几秒或几十秒没有鼾声后，出现特别响亮的鼾声，几次打鼾后，鼾声变弱。但如果侧卧睡觉不打鼾，平卧睡觉打鼾，则不是鼾声不均匀。

睡眠呼吸暂停者睡眠质量差，表现为入睡快、白天过度困倦或者头紧头昏。入睡快容易被误以为是睡眠质量好；白天过度困倦虽然强烈提示患者睡眠呼吸暂停，但并非所有患者都有此症状，只有约五分之一的患者存在；还有人表现为晨起后脑袋发紧发沉，总觉得没有睡好，即便睡眠时间不短，也好像熬夜了一样。

有些人会在睡眠中被憋醒，或者被家人发现睡眠中呼吸暂停，这些症状都强烈提示患者睡眠呼吸暂停。但是，憋醒还可能是心衰、支气管哮喘、焦虑、喉痉挛等疾病引起的，这就需要专业医师进行鉴别。几乎每位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都有晨起口干的表现，还有一些表现容易被人忽略，比如夜尿增多、多梦。不过，这些症状在其他疾病也可以出现，不一定提示患者睡眠呼吸暂停。

02、高危因素

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往往有肥胖或者颌面结构问题，表现为肥胖、下颌短、脖子粗、腰围增大，容易合并鼻炎、扁桃体炎、胃食管反流等疾病。女性往往到了更年期或者绝经后易患睡眠呼吸暂停。睡眠呼吸暂停中吸烟、饮酒的人偏多。一般来说，同时具有的危险因素越多，患睡眠呼吸暂停的概率就越大。

03、合并症

睡眠呼吸暂停可能引起的疾病中，研究最透彻的应该是高血压。高血压患者特别是年轻高血压患者，无论有没有出现打鼾、白天困倦，都应该检查是否存在睡眠呼吸暂停，因为睡眠呼吸暂停也是导致高血压最常见原因之一。

睡眠呼吸暂停还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高危因素，如心衰、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阳痿、糖尿病。此外，睡眠呼吸暂停还可以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警觉性下降。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中抑郁和焦虑明显增多。

上述三方面为大家提供了发现睡眠呼吸暂停的线索，临床上还可以通过问卷的形式来判断患睡眠呼吸暂停的可能性，比如STOPBANG 问卷 ( 见附录 ) 广泛用于评估患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可能性大小。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可以记录鼾声的 APP，很多号称可以判断睡眠呼吸暂停，但这些都只具有筛查作用，诊断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必须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睡眠监测。

附录：STOPBANG 问卷

评分标准：

低度可能：0 ～ 2 个答案是“是”

中度可能：3 ～ 4 个答案是“是”

高度可能：5～ 8个答案是“是”；或至少 2个答案是“是”，再加上第 5、7、8问题任一个回答“是”

发生睡眠呼吸暂停的原因及后果

睡眠呼吸暂停是指睡眠过程中出现的呼吸短暂停止，然后又恢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睡眠中会出现呼吸暂停，暂停后呼吸又能恢复吗？

回答这个问答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人体呼吸的生理过程。

呼吸运动首先是大脑的呼吸中枢发放指令；然后呼吸肌收缩使得双肺张开，空气由外界进入肺部；紧接着呼吸肌松弛，将肺内的二氧化碳排出体外。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呼吸停止。

01、呼吸暂停的形式

呼吸暂停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另一种是中枢性呼吸暂停。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呼吸运动正常，但气道阻塞，使得空气难以或无法从外界进入肺部。

●中枢性呼吸暂停

呼吸中枢不发出呼吸指令，呼吸肌肉不收缩，胸廓和肺无呼吸运动。这两种情况导致的呼吸停止，一般能在十几秒或几十秒后自行恢复，所以也称为呼吸暂停。

02、气道阻塞和恢复的原因

阻塞性呼吸暂停是上呼吸道阻塞所致。

那么，上呼吸道为什么会阻塞呢？关键是咽部的四周只有后面是骨头，侧面和前面都是软组织，这是咽部阻塞的解剖学基础。

鼻和气管有骨或软骨支撑，不容易塌陷；而咽部没有软骨环或骨骼支撑，靠的是咽部扩张肌牵拉。睡觉时，由于体位改变使得舌头随着重力向咽部后坠，另外睡觉时肌肉松弛，咽部扩张肌的牵拉力随之下降，这些因素导致气道塌陷或部分塌陷。

健康人睡觉时咽部较清醒时狭窄，但上呼吸道还是通畅的；而肥胖的人或下颌短的人情况就不同了。

肥胖者不仅仅是腹部脂肪多，咽部同样有脂肪沉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把咽部比喻为一个过道，由于肥胖的人过道里的“家具”太多，所以很容易出现阻塞。下颌(下巴)骨比较短的人，由于“过道”本身就狭窄，即使没有肥胖，也容易阻塞。

以上是气道阻塞的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气道阻塞后又能恢复通畅呢？这是因为气道阻塞后，人体会缺氧、二氧化碳潴留，随着气道阻塞时间的延长，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逐渐加重，当达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人体发生微觉醒，这时候人没有真正醒过来，但是脑电图上出现类似清醒的表现，牵拉咽部使其周围的肌肉力量增加，咽部恢复通畅。

03、呼吸暂停时鼾声的变化

声音是振动产生的，当气道完全阻塞时，没有气流通过，因此呼吸暂停时没有鼾声。但是由于呼吸暂停造成的缺氧，人会拼命挣扎着用力呼吸，呼吸暂停时胸廓仍在起伏。当咽部恢复通畅时，刚刚打开的气道还比较狭窄，加上人正在用力地呼吸，这两个条件组合在一起，会产生巨大的鼾声。随着气道恢复通畅，患者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得到改善，微觉醒消失，人体再次进入睡眠状态，很快气道再次阻塞，鼾声消失。这样周而复始，这就是为什么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的鼾声不均匀，时有时无的原因。

04、呼吸暂停的后果

患者由于呼吸暂停干扰睡眠，难以进入深睡眠状态，这样往往醒来后头脑昏沉沉，觉得没有睡好觉，医学上把这种现象叫作“慢性睡眠剥夺”。

长时间的夜间间歇缺氧和睡眠剥夺，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如呼吸暂停已明确为高血压的病因之一，也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如中风、心律失常、冠心病的高危因素，另外糖尿病、认知功能障碍、肾病、胃食管反流、凝血异常等也和该病息息相关。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高尿酸血症都属于代谢综合征范畴，有人把代谢综合征加上阻塞性呼吸暂停称为Z综合征，表示呼吸暂停与代谢综合征有着密切的关系。

谢选骏指出：人説“是单纯打鼾 还是睡眠呼吸暂停？这样判断……”——我看這個“中日友好医院”竟然缺乏測試的方法，要讓病人自己判斷？

（三）

網文《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報道：

医疗护理团队的成员会根据您的症状、检查和化验结果进行病情评估。您可能会被转诊到睡眠专科医生处做进一步评估。

体格检查包括咽喉后部、口腔和鼻腔的检查。可能会测量您的颈围和腰围。还可能会检查血压。

睡眠方面的专科医生会对您进行进一步评估。专科医生可以作出诊断并确定您的病情程度。专科医生还可以为您制定治疗计划。评估时可能需要在睡眠中心过夜。睡眠中心会在您睡眠时监测呼吸和其他身体功能。

检查

发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检测包括：

多导睡眠图。在这项睡眠研究中，您将被连接到设备上，以监测您睡眠时的心、肺、大脑活动和呼吸模式。该设备还能测量手臂和腿部的运动以及血氧水平。

您可能整晚或在夜间的部分时间受到监测。如果您在夜间的部分时间受到监测，则称为夜间分段式睡眠研究。

在夜间分段式睡眠研究中，您将在前半夜受到监测。如果被诊断患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医护人员可能会叫醒您，并在后半夜为您提供持续气道正压通气。

睡眠研究还有助于发现其他可能导致日间嗜睡过度但治疗方法不同的睡眠障碍。睡眠研究可以发现睡眠期间的腿部运动，即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这项研究也可能帮助评估白天突然入睡（发作性睡病）的人群。

家庭睡眠呼吸暂停检测。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在家中进行多导睡眠图检查，以诊断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家用睡眠呼吸暂停检测试剂盒通过监测有限的几个变量，发现睡眠中的呼吸暂停情况。

治疗

持续气道正压 (CPAP) 面罩和头带有多种款式和尺寸，可以舒适地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偏好和面部风格，有时候，您需要尝试不同的风格，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面罩。

不同面罩款式和品牌的尺寸可能不同。您可能需要尝试多种款式和尺寸，才能找到舒适和效能的最佳组合。

例如，如果您在一种款式中选择的是较小尺寸，并不意味着您需要在另一种品牌中仍然选择较小尺寸。尺寸适当对于面罩的舒适性和性能非常重要。

让我们一起了解几种 CPAP 面罩风格以及每种风格的一些可能益处。与您的医生和 CPAP 面罩供应商合作，以确保使用适合您需求且适合自己的面罩。

气道正压通气。如果患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气道正压通气可能会有所帮助。在这种治疗方法中，机器会在您睡觉时通过一个戴在鼻部或覆盖口鼻的部件提供气压。

气道正压通气减少您睡眠时暂停呼吸的次数。该治疗方法还将减轻日间嗜睡情况和提高生活质量。

最常见的是持续气道正压通气，也叫 CPAP。采用这种治疗方法，吸入空气的压力持续而恒定，并且略高于周围空气的压力。空气压力刚好足以保持上气道畅通。空气压力防止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打鼾。

虽然 CPAP 是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成功和最常见的方法，但有些人觉得口罩不够舒服或是机器噪音太大。不过，新款机型比老式机器体积更小、噪音更低。而且还有各种口罩设计，适应个人舒适要求。

同样，大多数人经过一定练习后学会了调节口罩，获得舒适且能够固定的贴合性。您可能需要尝试不同类型的口罩，才能找到最合适的一款。有多种选择，例如鼻罩、鼻枕或面罩。

如果您难以忍受压力，有些机器配有特殊的自适应压力功能，可以提高舒适度。在使用 CPAP 系统的同时使用加湿器也可能有所帮助。

CPAP 可以给予持续压力，即固定的压力。或者，也可以给予不同压力，即自动气道正压通气（APAP）。如果是固定 CPAP，压力恒定。如果是自动 CPAP，当设备感觉到气道阻力增加时，将调整压力水平。

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BPAP）设备是另一种气道正压通气机器。BPAP 在吸气时提供固定压力，呼气时提供可变压力。

CPAP 对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作用已经有大量研究，而且已经显示治疗效果，因此较为常用。对固定 CPAP 耐受度低的人群或许可以试试 BPAP 或 APAP。

即使有问题，也不要停止使用气道正压机。请咨询医疗护理团队，了解如何调整来提高您的舒适性。

此外，如果治疗后仍然打鼾，或者治疗后又开始打鼾，或体重上下变化 10% 或更多，请联系医疗护理团队。

口腔矫治器，即口腔设备。虽然气道正压往往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一些轻度或中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可用口腔矫治器作为替代。无法使用 CPAP 的重度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也可以使用口腔矫治器。这类设备可能减轻嗜睡情况和提高生活质量。

设备旨在保持咽喉部畅通。有些产品通过前移下颚来保持气道畅通，这有时可以缓解打鼾和轻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其他设备则将舌头固定在另一个位置。

如果您决定采用这种方法，您需要找一位在牙科睡眠器械方面经验丰富的牙科医生进行适配和随访治疗。有多种设备可供选择。必须频繁复诊，以确定治疗成功，并保证设备的使用没有影响牙齿。

一种更新的设备使用电刺激舌头。这种设备有助于改善患轻度睡眠呼吸暂停和打鼾的人群在睡眠期间的打鼾和呼吸情况。对于中度至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建议使用这种设备并不意味着代替 CPAP 使用。

这是一种可摘除设备，在醒着的时候放在舌头周围。这种设备释放电脉冲，改善舌头的肌张力。这有助于防治舌头在睡眠时塌落并阻塞气道。该设备每天使用 20 分钟。需要六周才能看到症状改善。牙科医生会为您量身定制适合您的设备。

只有少数研究对这些设备的效果进行了调查。尚需更多研究加以佐证。如果佩戴心脏起搏器或其他植入式电子设备，请勿使用舌头肌肉刺激装置。

外科手术或其他手术

气道刺激系统

气道刺激系统

打开弹出式对话框

上颌前移

上颌前移

打开弹出式对话框

通常只有在其他疗法无效或不适合您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手术治疗。手术选项包括：

手术切除组织。颚垂腭咽成形术（UPPP）是由外科医生从口腔后部和咽喉顶部移除组织的医疗程序。也可能会同时切除扁桃体和腺样体。UPPP 通常在医院进行，需要使用能让人进入睡眠状态的药物。这种药物被称为全身麻醉剂。

上气道刺激疗法。这款新设备获准用于患有中度至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且无法耐受 CPAP 或 BPAP 的患者。

将 1 个小而薄的脉冲发生器（称为舌下神经刺激器）植入上胸部皮下。该设备会在吸气时刺激控制舌头运动的神经。舌头会向前移动，而不是向后移动并阻塞咽喉。

研究发现，上气道刺激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状和生活质量。

颚部手术，即上下颌骨前徙术。在这种手术中，把颌骨的上、下部相对于其他面部骨骼向前移动。这可以扩大舌头和软腭后面的空间，降低发生阻塞的可能性。

在颈部作手术开口，即气管造口术。如果您的其他治疗均未成功，并且还伴有危及生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则可能需要接受这种形式的手术。

进行气管造口术时，外科医生会在颈部开一个口，插入一根金属或塑料管用于呼吸。空气绕过咽喉部位阻塞的气道进出肺部。

还有其他类型的手术可能通过清理或扩大呼吸通道，帮助减少打鼾和睡眠呼吸暂停：

鼻腔手术用于切除息肉或拉直鼻孔之间弯曲的隔板（称为鼻中隔偏曲）。

增大扁桃体或腺样体切除术。

扁桃体切除术

气管造口

生活方式与家庭疗法

在许多情况下，自我保健可能是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合适的方法。尝试以下技巧：

减轻体重。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适度减重也可能有助于缓解气道收缩。减重还可改善健康和生活质量，并可能减轻日间嗜睡情况。

运动。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等运动可帮助改善您的状况。目标是每周运动约 150 分钟，通常要尽量在一周内的大部分时间都进行运动。

切勿饮酒或使用某些抗焦虑药物或安眠药。酒精、一些抗焦虑药物和一些安眠药可加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嗜睡。

侧卧或俯卧而非仰卧睡觉。仰卧睡觉会导致舌头和软腭抵在喉咙后方，阻塞气道。

为防止仰卧睡觉，可以尝试在睡衣背面缝一个网球，或者在身后放一个枕头，以保持侧卧睡觉。

睡觉时保持鼻道畅通。如果鼻塞，使用生理盐水鼻喷雾剂，帮助保持鼻道畅通。与您的医疗护理团队成员讨论使用减充血剂或抗组胺药，因为一些药物可能仅推荐短期使用。

准备您的预约

如果您怀疑您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可先去主治医生或其他医疗护理专业人员处问诊。您可能会被转诊给睡眠方面的专科医生。

以下信息可以帮助您做好约诊准备。

您该怎么办

了解就诊前的要求。预约时，请询问是否需要提前做准备，例如记睡眠日记。

睡眠日记需记录入睡时间、睡眠时间、夜间醒来时间和清醒时间等睡眠模式。您还可以记录日常作息、午睡和一天的感受。

写下您的症状，包括所有看似与预约原因无关的症状以及症状开始的时间。

写下关键的个人信息，包括新的或持续存在的健康问题、重大压力或近期生活变化。

列出您服用的所有药物、维生素或其他补充剂，包括剂量。包括服用的任何有助于睡眠的药物。

如果可能，请伴侣陪同看诊。您的伴侣可以提供有关您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伴侣一同前往，可以向其询问您的睡眠质量以及是否打鼾，然后在就诊时提供这些信息。

写下您的问题。提前列出问题有助于充分利用就诊时间。

对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需要咨询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

最有可能引发相关症状的原因是什么？

需要做哪些检查？是否需要去睡眠门诊？

有哪些治疗方法可供选择，您推荐哪种治疗？

我还有其他健康问题。如何以最佳方式同时管理这些疾病？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请随时提出。

医生可能做些什么

评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关键部分是详细了解病史，因此，您的医疗护理团队会询问很多问题。可能包括：

您第一次留意到症状是在什么时候？

您的症状是时有时无还是一直存在？

您是否打鼾？如果打鼾，会影响他人睡眠吗？

您是在所有睡姿下都打鼾，还是只在仰卧时打鼾？

您是否曾经因打鼾、打呼噜、喘气或窒息而醒？

有人见过您睡眠时停止呼吸吗？

醒来时您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如何？您白天是否感到疲倦？

您醒来时会感到头痛或口干舌燥吗？

静坐或开车时，您是否会打瞌睡或难以保持清醒？

您白天会小睡一会吗？

您的家人是否有睡眠问题？

在此期间您可以做些什么

尽量侧睡。侧睡时，大部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会有所缓解。

不在睡觉前饮酒。酒精会导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加重。

切勿疲劳驾驶。如果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日间嗜睡会增加机动车事故风险。为安全起见，请安排休息时间。如果好朋友或家人告诉您，您看起来比实际感觉更困，请不要开车。

谢选骏指出：人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我看此病日益普遍，是否與工業化程度正相關？

谢选骏：馬列主義者戴著脚鐐跳舞

《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探索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范式》（2017.09.20 人大国关杨光斌）報道：

内容提要：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其对时代性问题的回应和解决，但是在观念化的世界政治中，“时代主题”可能是有违世界真相的一种虚幻，由此而产生的研究范式只能误导思想界乃至有关国家的政治发展，比较政治学中的研究现代化主题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1950s-1970s）和研究民主化主题的转型学范式（1980s-2010s）均有此嫌疑，因此比较政治学迫切需要替代性的新主题和新范式。鉴于转型范式的失败即第三波民主化之后“无效民主”的普遍性，西方也提出了种种治理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只不过基调不变的社会中心主义的民主化理论—发展理论的新说法而已，它们依然是西方国家自己的内在需要而非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本文强调，即使在政治主题为“治理”的时代，治理的核心是治理能力问题，而理解国家治理能力理论的前提离不开古老的但是已经变化后的国家权力理论，国家权力的基本面向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直接影响着大国兴衰，这是大历史的线索，也是“反事实法”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发现。据此，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协调国家权力关系的能力，它由“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构成，作为一种祛价值化的实践性理论，具有系统性、分层性和非对称性的特征。不同于比较政治学前60年流行的意识形态化的必然是“制造问题”的研究范式，国家治理能力理论的追求是为了“解决问题”。以国家治理能力理论研究世界政治，发现不同的国家在不同层面各有长短，均面临不同层面的治理危机，不存在包治百病的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总体性“解决方案”。国家治理能力理论是一种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发展而演绎出来的、并具有亚里士多德式政治学的学术而非观念至上的理论。

一、导言：

“时代主题”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更新

时代主题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范式，这应该是常识性的学术路径。但是，“时代主题”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甚至精神的多于物质的。伴随着物质再生产的是“文化再生产”，知识阶层的产品就是观念，因此“世界”是观念的建构，所谓的“时代主题”必然是观念建构起来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对于同一个现存的物质世界，不同的观念有着不同的认知，人的行为是按照“认知的世界”去发生。上个世纪中国关于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的认知就是鲜活的例证。

观念建构起来的世界必然要有相应的观念化路径即我们常说的范式去研究；然而，研究范式与“时代主题”的关系取决于研究者的判断和政治需要。在19世纪，“时代主题”就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因此服务于这个主题的是种族主义的“白人优越论”，当时的很多自由主义者比如约翰·密尔、托克维尔同时还是帝国主义论者。二战之后的世界政治，随着后发国家的批量兴起，“时代主题”无疑应该是如何建设新国家即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问题，但是在意识形态化的世界里，即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观念的世界”所建构起来的“时代主题”先后是现代化（1950s-1970s）和民主化（1980s-2010s），研究范式则相应地为政治发展理论之结构功能主义和转型学。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虚构出来的“时代主题”和相应的研究范式掩盖了时代的真问题，从而使得时代问题不能得以真正解决，甚至引发更多的次生性灾害。

对于现代国家建设这个真正的“时代主题”而言，相应的研究范式应该是国家建设理论，而国家建设必然是多维度的复杂工程。但是，“现代化”取代了或者掩盖了作为“现代性”的国家建设主题，因为现代化理论讲的是一种确定性，必然是以西方制度为标尺的，非西方国家必须以西方制度为尺度而建设；而“现代性”则包含着非确定性，即现代性的要素比如资本主义和大众政治，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形式和结果。也就是说，以现代性为取向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承认的是文化的多样性所导致的政治的多样性，而现代化理论则必然意味着全世界都走向西方人的政治制度并过着西方人的政治生活。这样，从20世纪50-70年代，取代现代国家建设主题的是现代化主题，研究范式则是所谓的结构功能主义，相信经济发展带来民主，认为非西方国家只要拥有阿尔蒙德所规定的７种功能，就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结构。结果，非西方国家非但不是政治发展所实现的现代化，反而是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衰败。

政治衰败诱发的政治问题尚未解决，即国家建设的任务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所要解决的难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又引入了民主化主题以及相应的转型学研究范式，即所有非西方社会必将转型为西方政治。所以，民主化还是现代化的一个子主题，可见西方中心主义的连续性和顽固性。30年过去了，美国主流学者比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主席卡塞罗斯撰文称，必须放弃转型范式，转型国家基本失败，美国政府坚守那种已经失效的范式并不利于美国对外推广民主，学者坚守那种概念也无助于新知识的生产。很多国家的政体转型了，但却是“无效的民主”，“无效的民主”其实就是无效的政体，无效的政体是以无效的治理为依据的。也就是说，从现代化理论到民主化理论，尤其是民主化理论，都在围绕“政体”兜圈子，结果都不能有效地解决新兴国家的内在问题。“政体”无疑是重要的，但问题是“政体”背后有太多的东西而被忽视，比如文明基因、社会结构等决定性变量。这并不是说西方政治学不研究作为文明基因的政治文化，但政治文化变成了趋向民主化的变量：从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到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表达研究，再到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都是为民主化服务的。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以西方制度作为新兴国家的标准来丈量。

在这场意识形态的世纪性大较量中，很多新兴国家的“政体”确实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期盼，但结果如何呢？无效治理已经成为非西方国家的一种普遍性梦靥并如影随形。对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民主一起流行的关键词是“治理”，“治理”终于继现代化、民主化之后成了第三个“时代主题”。

好消息是，虽然“治理主题”已经流行20多年，但是和现代化—民主化主题不同，并不存在社会科学界统一接受的治理研究范式。我认为，西方提供的各种治理理论，其最终的命运也不会好过前两个研究范式。原因和前两个一样，这些治理理论基本上是西方国家自己的内在需求，而不是非西方国家的实际需求，或者说并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现代化民主化理论一样，西方的治理理论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型对照非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缺什么补什么，缺公民社会补建公民社会，缺多党制就建多党制，而不是基于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以及这些社会结构事实上能够干什么。更重要的是，西方主流的治理理论基本上是社会中心主义的，即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而非西方国家的问题是米格代尔所说的“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国家本身支离破碎，家族统治盛行。鉴于此，世行经济学家给出了相反的结论，1989年世界银行报告《南撒哈拉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中首次出现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并在之后几年直接提出“投资人民”的“善治”方案。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J. N. Rosenau）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里的管理机制，与统治不同，治理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在我看来，尽管治理理论也讲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但核心还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政治方案。福山最近这样反思治理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本来就强而国家脆弱，加强社会力量的治理方案必然起到相反的效果。

治理理论不过是其以前的无效的“发展理论”的代名词，以为只要有了西方国家的“好制度”“好政策”，后发国家就能发展起来，就能得到有效治理。在这种条件下，曾经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开始转型，谈现代国家建设的三要素：强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强国家”终于进入自由主义的视野。此外，还有很多关于“政府质量”或“民主质量”的研究，比如以推广自由民主为宗旨的《民主杂志》上讨论好民主的8要素：法治、参与、竞争、垂直问责、水平问责、公民与政治自由、政治平等和回应性，这是旨在突破二元对立式的民主测量范式，以复杂维度区分民主运行中的“优质民主”与“劣质民主”。无论是政府质量的研究，还是福山的三要素，都因其彼此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性关联而不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显然，西方人谈论治理的意义、语境根本不同于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政府而言，谈治理肯定是“国家治理”，即国家主导的各种治理，包括社会治理、经济治理、政府治理以及全球治理。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雄文中提到的“善治”其实是如何强国问题；到了治理话语铺天盖地的当下，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简称“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中心主义的治理理论，还是中国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一个似乎不用讨论的问题：中国需要研究国家治理能力吗？在政体理论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国家权力看上去无所不及，无处不在，相应地国家能力强大无比。这显然只是一种感觉或者说感性认识而未深入到中国政治的过程。美国人李侃如（K. Lieberthal）和奥克森伯格（M. Oksenberg）20年前关于中国“碎片化权威”（the fragmented authority）的看法有几分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国家权力体系与国家能力之间的真实关系，即权威被不同的利益部门、不同的地区所分割了。必须回答为什么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21世纪初的10年很多改革推动不下去，比如红十字会的社会化改革失败，非公企业36条难以落实。在常规治理中，按照“减法”原则的改革，比如煤炭安全生产监管权的下放反而导致每生产百万吨煤的工人死亡率大幅度上升，这是什么领域该不该放权的典型。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中国的国家能力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需要在改革中得以加强。所以，改革不但有“减法”，同时还要做“加法”。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引发了全社会、整个社会科学界的热议和回应。但是，检索既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基本上都是围绕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而谈当下中国的治理情况，大多属于意义性阐释、实践型解释，缺乏一个范式性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去引导这样一个时代性主题。经验告诉我们，很多重大的时代主题，如果没有相应的一般理论框架（学术界习惯称为研究范式）去支持，最终都会成为流行一时的口号而不能成为一种话语权。只有形成相应的一般理论框架并由一批有志于此的学者去运用、分析或批判，重大的政治命题才会得以更有生命力的延续。

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关怀，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如何避免犯颠覆性错误，这就需要重新认识国家权力中的基本关系；第二个是学术关怀，力图建构一个理解国家治理的研究范式，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国家治理能力问题，因此建立国家治理能力理论，以打开理解“国家治理能力”的黑箱。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治理能力是建立在理解国家权力原理基础上的，在我看来，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协调国家权力关系的能力。因此，要建立国家治理能力理论，前提是弄清楚国家权力原理。

 

二、国家权力原理：

基本面向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在人人谈论“治理”的时代，关于“国家权力”似乎有点陈旧。但是，千万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治理的第一要义还是统治权问题，其实英文中的治理和统治都是一个词，牛津英文词典中的“ governance ”被解释为“ to rule over ”和“ controlling ”，是“统治权”和“控制权”。没有统治权这个前提就无从谈所谓西方人今天所说的治理。国家权力就是围绕统治权而展开的，对于政治家而言，颠覆性错误则可能表现在混淆了国家权力关系而制定了错误的战略性政策。

1. 国家权力的基本面向。

国家权力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是最近在知识论上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流行的韦伯式国家概念是：“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正当权力的政治组织”。米格代尔称韦伯式国家概念是“观念中的国家”，即意味着“实践中的国家”其实不是韦伯式的强国家。米格代尔并不完全正确，韦伯是根据自己国家或者欧洲国家的经验而定义的，当然是一种实践中的国家观，只不过不能很好地理解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部落式国家。在很多非洲国家，事实上的国家是支离破碎的，韦伯的国家概念无法解释这些后发国家。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由其历史逻辑为支点，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早发国家的经验的产物，后发国家的经验也应该进场。

在国家理论上，更大的进展来自被称为韦伯之后最伟大的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要素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也就是说，研究国家权力，不但要研究传统的政治权力，还要研究政治权力的基础性权力即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在实践中，很多出了大问题的国家，不是因为军事权力出了问题，也不是政治权力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受制于人的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因此，本文从理论和世界政治实践出发，在“常识”意义上谈论国家权力，认识国家权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关系，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安全（治理危机）的关系，力图重新建构流行的“国家治理能力”理论。

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即我们常说的政权，是阶级冲突和军事战争的产物，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结局而已。梯利也早就告诉我们，“战争制造了国家”，其实这里面就包括了军事实力与经济权力两大要素。进而，军事力量的基础又是什么？军事制度、组织水平以及战略战术固然很重要，但离开了征税系统和军粮供给系统，组织得再好的军队也难以运转，也就是说，军事权力的基础是经济权力。历史上，一个政治共同体或国家的权力并非都是有形的，信仰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或国家权力的基础，中世纪宗教战争如此，冷战更多的是一种信仰体系之间的较量。因此，意识形态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被忽视掉。那么，到底如何认识这四种权力呢？

在迈克尔·曼那里，按照权力发生的时代性或次序，依次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作为结果的政治权力。

意识形态权力。意识形态权力是通过语言、文化学习和宗教而传播并影响人心的力量。前现代社会，官方语言就是支配性权力，比如殷商时期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真人的占卜。在官僚制形成之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并不是韦伯所谈的欧洲国家的两个支柱即军队和官僚制，在中国则是儒学和官僚制，即国家的基本秩序从来不是靠军队维系的，军队只是对外，国内则是一种基于文化或“教化”的生活方式或自发秩序。在欧洲中世纪，思想控制权而形成的等级、地位更为突出，即地位稳固不但来自对财富的占有，更来自专业技能如军事才干和知识垄断权如僧侣和寺院。也正因如此，在韦伯看来，推动社会变迁的不仅是技术、生产力，还有文化即思想观念。这是韦伯对马克思的补充，即在承认唯物论的基础上突出文化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

现代世界与其说是物质力量的竞争，不如说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精神财富的几何级数的增长，产生的一个专门生产知识和思想观念的“知识阶层”，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世界政治里，没有什么权力比能操纵人的观念、思想和意念的那种权力更有力量了。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伴随着经济帝国主义的，必然是文化帝国主义，而只有文化帝国主义的成功才算帝国政策的真正成功。

经济权力。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看得见的来源和基础。经济权力的表象是GDP总量，背后则是经济制度、经济工具和经济思想（即意识形态权力）。如果说经济权力的表象层次是GDP财富总和，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制度，第三个层次是工具形态，第四个层次则是经济思想。虽然2008年金融海啸已经证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失效，但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依然主宰着中国的经济学界，甚至经济主管部门。如何评估经济思想对于经济权力、其实是国家安全的直接影响？依然是个开放性的问题。

经济思想是经济权力中的核心权力，比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全世界的灾难性影响。离开了经济思想而去简单地以制度、工具、财富总和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权力，看上去是一种科学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能反映客观效果的做法。

军事权力。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权力是由军事权力直接缔造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梯利也接着说“战争制造了国家”。军事权力如何强大？欧洲历史上，罗马共和国因士兵“爱国”而强大，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军队则依靠骑士的忠诚，而日本武士的尚武文化则为人称道，靠当兵吃饭的雇佣军则靠不住。所以，中外历史上，“士气”都是不输于“兵器”的重要力量。除了士气和兵器，军队的组织形式或军事制度之于“士气”的组织和充分发挥作用很大。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天才的军事组织家，“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彻底确立了党指挥枪原则，从思想上彻底武装红军。正因为如此，在兵器现代化程度远不及国军的共产党军队，“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居然打败了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同样，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绞杀战略”制服了意大利半岛上的德军，但却不能阻吓志愿军，在长达三个月的“绞杀战”中保证了铁路、公路的畅通，这同样是“士气”与“兵器”的较量。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四辆坦克居然能长驱直入巴格达，如入无人之境，足见失去了灵魂的萨达姆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卫队”多么不堪一击。总之，士气、兵器、组织形式，是中外历史上强大军事权力均不可或缺的有机性要素。

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作用的结果，也是国家权力的最直接表征形式或国家权力的行使形式。因此，和国家权力的性质一样，政治权力具有普遍的强制性，是对特定疆域的人和事的排他性管制，是暴力机器的唯一垄断者，因而具有天然的暴力潜能。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韦伯式国家观或权力观。但是，正如米格代尔的研究所发现，韦伯的强国家只是据欧洲经验而来的观念的国家权力，而在欧洲国家之外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埃及及其他非洲国家，尤其是塞拉利昂这样的部落式国家，事实上不是强国家，而是“强社会”，封建地主、部落领主、商人、军阀、土匪盘踞在碎片化的社会里，不是强国家，而是强社会。也就是说，“实践中的国家”在非洲与韦伯式国家观完全不同。在这些国家，不存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碎片化，经济权力只是“生存政治”即不择手段生存的方式而已。

曼不仅划分了国家权力的四种面向，其关于政治权力的“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划分，更是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政治权力的知识和观念。所谓“专制性权力”，就是统治者不与社会协商而主观武断地或强制性地推行自己意志的权力；“基础性权力”则是权力渗透到社会结构、统治者与社会协商而贯彻自己意志的权力。在迈克尔·曼看来，很多国家只有专制性权力而缺乏基础性权力。国内有学者将“专制性权力”看作政治权力，而“基础性权力”是国家能力。这种区分并不符合曼的原意，专制性权力怎么不属于国家能力范畴？在我看来，二者其实都是国家权力的范畴，属于不同的行使形式而已。

2. 几种权力关系的内在逻辑及其国家治理意涵。

政治权力的强弱并不是简单地视其强制力、对暴力的垄断程度，而是看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相互赋权、相互传递正能量的程度。在我看来，曼基于大历史而抽象出来的新国家理论即新国家权力要素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取向，对国家治理有着直接的政治启示。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对于几种权力关系相互关联的认知程度，这里特别讨论三个问题，堪称“国家权力原理”。

第一，国家权力是几种权力相互作用的制度化网络。几种权力对于国家权力各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其中经济权力是基础的基础，它不但直接支撑着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经济再生产”也必然有着相应的“文化再生产”。然而，在曼那里，经济权力具有“弥散性”特征，即一种更加本能的、无意识的、分散的方式分布于整合人口之中，这种无处不在的经济权力既可能支撑一种政治权力，也可能支撑或者“再生产”其他意识形态权力。因此，经济权力虽然是基础中的基础，但其对于政治权力而言，其确定性并不是不变的，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呈现多元化时，不同的经济制度所青睐的政治制度并不一致，因为经济权力最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化，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具有不同的政治权力诉求。因此，不能过于迷信作为GDP总量的经济权力的强大。

国家权力既然是几种权力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其大小强弱，并不只是政治权力所体现出来的强制性（力），还有国家渗透到社会并与社会协商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曼所说的“基础性权力”。在我看来，基础性权力不仅取决于国家满足民生性质的经济权力的能力，更直接受制于作为“立国价值”的意识形态权力。这样，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家权力或者后面将要涉及的国家能力，不但要看经济权力的满足能力、政治权力的强制力，更要看意识形态权力的状况。

第二，作为国家权力之魂的意识形态权力。相比经济权力的“弥散性”，具有权威性特征的意识形态权力的“弥散性”特征更加明显，堪称国家权力之魂。意识形态的弥散性首先表现在，其他形式的权力都离不开意识形态权力，比如前述的经济权力中的经济思想、军事权力中的“士气”以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论述”。如此，意识形态才被称为“立国价值”。然而，相比较经济制度因无形的网络化而加强了其“弥散性”特征，意识形态权力具有与生俱来的“弥散性”，特定疆域的人们即国家理论所讲的“人口”，随时受到不同思想观念的影响，世界政治充斥着“以观念打败观念”的政治，尤其是在“无界”的互联网时代。

也正是在国家权力原理的层面理解现代国家建设，政治权力解决的是主权问题，经济权力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固然是重要的。历史地看，新中国前30年解决的是主权问题，即常说的“挨打”问题，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解决的是“挨饿”即经济权力问题，但“挨骂”问题即意识形态权力依然尚未解决。不仅如此，所受到的挑战是巨大的，除了众所周知的拿来主义而“去中国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大环境，一个难以回避的难题就是中国人建构“体系”的能力具有先天性不足，而西方人自古希腊以来就是一人一体系，从而塑造了西方人主导的“观念的世界”，很多读书人并不容易跳出这个“观念的牢笼”。

 

第三，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关系互动的“时序性”结果。这既是曼基于大历史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历史的写照。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其他几种权力、尤其是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互动的结果。但是，在观念化的世界政治中，人们似乎更容易因为理论、概念的说教而忘却最简单的历史。一句“经济决定论”，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各种改革势力的“法宝”，也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理据，即在包括经济交往中改变中国。在“经济决定论”看来，既然市场经济来了，必然要有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配套、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在过去200年的世界政治史里，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就是多党制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必然催生多党制的代议制民主。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信条（thecreed）。既然如此，现在的问题或者“总病根”都在政治制度上，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制度。

历史就是这么单线条吗？美国的政治制度建立于奴隶制经济的农业社会，是典型的寡头共和政体。从建国到现在的200多年里，其经济制度从奴隶制种植园主的农业经济制度，演变为工业经济制度，再演变为金融资本经济制度，社会因此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危机，从“亡国”性质的内战、到无法治理的“进步主义时期”（1880s-1900s），再到饿死了很多人的1929年大危机，经济危机更是数不胜数。危机伴随着美国，但美国在政治体制上动手术的又有几次？有几次是因为经济危机而改革其政治体制？最大的一次变革算是1964年的《民权法案》，但并不是因为经济改革推动的，不是经济的政治后果。我们知道，经济危机、尤其是社会危机，背后肯定与政治制度有关，但美国硬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行政改革、立法措施等，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治理危机。最典型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美苏同时处于危机之中，而且比较而言苏联的危机并不比美国和中国严重，而中国和美国通过经济权力改革的办法解决了政治问题，而苏联则通过政治改革的办法肢解了国家。这就是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结果的“时序性”逻辑。

 

还有“反事实法”的比较政治研究发现，那么多的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转型了，即转变为政治自由和市场自由，但是它们都能得到有效治理吗？无效治理如同梦靥一般纠缠着无数按照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去转型的非西方国家。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变成了民主化理论推动的自由主义民主，“反事实法”已经告诉了我们结局。

大历史和比较政治研究告诉我们的是，作为国家权力结果的政治权力，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结构（基本盘），当基本结构被动摇了，国家权力就不复存在了。相反，通过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社会权利的改革，都可以使得政治权力更合理化。难道不是吗，中国在基本政治制度即民主集中制不变的前提下所发生的种种变革，都是完善了民主集中制，民主的因素越来越多，集中的权力和范围越来越小，民主和集中更趋向平衡。需要重新审视那种把结果性权力当做原因性权力的习惯性思维，历史和实践的重要性远比理论重要，何况理论也是来自历史和实践，只不过理论可能是碎片化历史和实践知识的结果。

 

三、国家治理能力：

一种调节国家权力关系的能力

 

在学术思想脉络上，国家能力即中国当下语境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亨廷顿在其著名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一开篇就是“统治程度”（the degree of governing），在70年代的《民主的危机》中提出西方国家的“统治能力危机”命题。亨廷顿其实都是在说维持基本秩序的能力，当时西方国家和很多非西方国家的国家职能都面临安全与秩序的挑战。前述的米格代尔的“国家能力”则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的统治能力。在这个“新国家主义”的知识脉络上，形成了“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自主性”概念，但思考切坡等并不将国家自主性简单地等同于国家能力，而把国家能力视为完整主权基础上的忠诚且有行政能力的官员以及丰富的财政资源的总和。可以说，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能力主要是指贯彻政策的行政能力，包括财政汲取能力。梯利在研究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中分析国家能力的形成，认为是军事斗争的竞争强化其官僚机器的结果，把国家能力看作国家执行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是韦伯式的官僚制功能问题。孔飞力（P. Khun）在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他所讲的国家能力是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上述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国家能力的核心就是统治能力。

国内学术界是在“统治能力”的概念之下，建立了关于国家能力的指数，比如在国内率先开展此项研究的王绍光、胡鞍钢教授的国家能力四要素论：合法化能力、宏观调控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和强制力，王绍光的语境是如何提高当时萎靡不振的中央财政汲取能力，而且确实成为当时中国分税制的理论基础。另一项代表性成果是徐湘林教授的“国家治理能力体系”，虽然也研究“国家治理能力”，但落脚点则是“体系”，即其六要素论，落脚点似乎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

国内外的各种“治理”研究，如各种测量治理的指数，都是“体系”或“制度”的研究，虽然间或涉及治理能力，但国家治理能力不是其关注的重点。我个人认为，所有关于治理或国家能力的研究，在解释“中国性”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都有无力感，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落差，因而需要建构一个系统性的国家治理能力研究框架。

1. 国家治理能力：结构性要素。

如本文所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原理是理解国家能力的前提性知识。政治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依然值得继续关注。中国决策者事实上发现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不是一回事，因此才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里，国家治理体系相当于本文的国家权力，国家治理能力相当于国家能力。基于自己的实践和既有的知识积累，中国的政治家事实上已经认识到，仅有现代化的国家权力即国家治理体系并不管用，还必须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即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也是为什么在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主张研究“发展能力理论”，而非西方的“发展理论”即今天所谓的治理理论。

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权力）是一种结构性关系，国家权力是一种“互动的制度化网络”。现代化的国家权力网络（体系）并不必然有好的治理能力，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经验性知识。现代性意味着同一性或形式上的一致性，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自称自由民主政体，有多党制、议会、公民组织、竞争性选举、“人人平等”，等等，“现代性”要素应有尽有。但是，为什么各国在治理能力上有天壤之别？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探究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

我们一般把国家能力理解为决策者（政府）将自己意志变为现实的能力。谈国家能力虽然难以脱离我们所处的现实境况，但还是要寻求一种可能的一般性原理。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我认为国家能力至少要考虑以下因素：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维度上，包容和吸纳社会的能力，这是处理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包括经济权力）的关系；在政体意义上，如何把一个国家的不同权力网络有效组织起来的能力，这是处理中央—地方、行政—议会等政治权力关系的能力；在政策层面，如何将自己意志变成现实，并得以有效执行的能力，这些必然涉及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这样，国家能力由体制吸纳力、制度组织力和权威决策能力构成，这些能力事实上是“主权者”协调各种权力关系的能力。

体制吸纳力。一种政治体制如果能够将社会力量和社会精英有效地纳入体制，让他们自觉地而非被强制地认同并效力这个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就是强大的、有能力的。因此，体制吸纳力有些类似合法性概念，再次彰显了前述的意识形态权力的弥散性和牵引力价值。在古代中国，如前所述，政治权力的两个支点分别是儒家思想和官僚制，儒家思想有效地规制着社会秩序，而科举制则有效地更新着官僚制的能量。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管我们后人称之为什么，封建制或者专制主义，其体制吸纳能力是很强大的，为此才有延续了两千年的中华帝国，其中的核心就是儒家思想。这无疑是人类统治史上的奇迹，没有任何一家其他体制能够在一块领土上延绵两千年。

体制吸纳力事实上要处理两对关系，一是政治权力与基层民众的关系，这里主要是满足民众的民生能力；二是政治权力与精英阶层的关系，这里既涉及经济权力，也涉及意识形态权力，即如何通过话语论述能力而包容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阶层。比较而言，政治权力与精英阶层的关系最为复杂。其实，在精英层面，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的关系很复杂，既有冲突又有合作，从而直接影响着整体性精英阶层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制度整合力。现代国家与古希腊城邦式国家相比，不但规模上有质的差别，比如中央—地方关系的出现；在国家的最主要要素即人口方面也有质的差别，比如同质化民族变为异质化，民族关系成为政治权力的重大挑战；权力维度上更是古代社会所未曾有过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比如从单纯的一个层次的政治演变为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立法—司法关系。这样，如何把多层次、多维度的专业化制度有效地组织起来，就是对国家能力或治理能力的严峻挑战，其中单靠强制力是达不到目的的。

我们反复强调的是，国家能力是一种语境性、政策实践性很强的概念，因此我们只能在经验层面谈问题。在经验层次上，制度整合力的核心无疑就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即政体，政体是把一个国家组织起来的根本性制度或者说手段。目前世界上典型的政体有两种，一种是代议制民主，一种是民主集中制。笼统地说，历史知识告诉我们，在历史上，代议制民主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比如英国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民主集中制也有得有失，比如中国与前苏联。因此，很难一概而论、简单评说二者之间的优劣。总体上说，代议制民主只是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结果之一，其早发优势来自其他很多因素；非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基本上没有把哪个国家带上发达序列；中国的成功则来自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国家治理体系落实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中介机制就是民主集中制。在中国，民主集中制不但是政体，也是一种政策过程。

 

政策执行力。这是观察国家治理能力的最直观的指标，即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否有决策的权威、是否有将政策变得可执行的权威，以及政策执行者是否有能力去执行权威意志。这样，权威的政策过程事实上包括两个部分：中央权威和有能力的公务员队伍。

由于现代性政治讲的是政治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由此便以二分法淡化传统政治的关键即权威。没有权威，一个国家便不可能正常运转；相比较古代社会，复杂性现代社会更需要权威，有了权威，政府、国家才能正常存续。“民治”是农业社会的神话，如果“民治”都能管用，就不需要政府了，而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代表了让人又恨又爱的权威的存在。因此，政治的人民性（民主性）首先不能排斥政治的权威性。权威性直接表现在领导人的决策力，是否敢于担当，敢于负责。

权威的决策都能得到执行吗？答案是不乐观的，其中除了“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利益联盟而形成的政策执行中的“否决点”，更有公务员队伍本身的能力和训练以及专业化程度。抽象的国家能力在很多时候依赖于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和专业化程度这种技术性难题。

由“体制吸纳能力—制度组织能力—决策执行能力”所构成的国家能力，分别对应于不同领域的权力，比如体制吸纳力不但有政治体制的开放度，还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话语论述能力）、对企业的财产权保护能力以及满足民生需求的能力；制度整合力不但仰仗政治权力的强度，还有制度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质，比如是民本的人民性还是资本本位的利益集团性质，而这些是由诸多政治权力关系所决定的，比如政党政治关系、行政—立法—司法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关系；政策执行力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可能具有不同的能力，不能笼统地说政策执行力强弱，这里区分的是常规性政策、产业政策和中国的弱项即资本市场。

 

 

如果说“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贯穿了意识形态权力这个线条，现代社会各个环节另一不可或缺的线条就是民主。体制靠什么吸纳社会？需要民主这个制度形式，在中国尤其需要的是协商民主、基层选举民主和作为社会民主的社会自治；制度整合力同样离不开民主，在中国就是民主集中制；权威的政策制定过程虽然很重要，但必须充满协商以换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

2. 国家治理能力理论的理论特性。

 

由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所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理论，首先是为了解决治理难题，因而是一种祛价值化的理论。在理论构成上，它是一种系统性理论，也必然是一种分层性理论，系统是由子系统、分系统构成的；分层性带来能力的非对称性。系统性—分层性—非对称性，有助于我们把脉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到底何在，而不至于笼统地停留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口号上，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西方式的治理药方（即治理清单）可能完全南辕北辙。

祛价值化。冷战让人们生活在观念的世界里，意识形态话语无处不在。不得不说，从研究现代化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到研究民主化的转型学范式，都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学，都是让非西方国家如何变成西方社会。结果，在话语上占据了道德高地的理论，并没有让世界变革更安宁更美好，反而是一地鸡毛。据此，需要寻找替代性的能够解决问题的理论范式。比较而言，如果说结构功能主义和转型学是“制造问题”的理论，那么，国家治理能力理论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理论。如前所言，任何国家都存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治理难题，很难笼统地说哪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更强更好，都有值得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国家治理能力理论就是一种“因时因地”的实用性理论。这种实践性理论当然并没有或自由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那种明确的价值取向，但是走向“善治”本身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理论所追求的共同体的最高的善。

系统性。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系统性无疑与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有一定的关联，比如“正—负反馈”概念，但是具体变量则与政治系统论有很大的区隔，对此无需详述。

一个社会治理出现问题，往往因无效政策或者政策得不到执行而体现出来。其实，政策执行力只是一种结果性变量。政策所以得不到或者不能有效执行，源自作为“主权者”的中央政府和政府部门出了问题。如果部门之间相互“否决”而中央政府又不能有效地协调，不要说执行政策，就是政策制定（即立法）都困难。这样的“弱国家”从何而来？不得不考察相应的社会结构。在一个前现代的不能组织起来的“诸侯化社会”，公共权力被“法定”分割，选举政治只不过强化了这种前现代的诸侯化结构。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理论的“逆向”解读。

国家治理能力的“顺向”解读就是，社会结构制约了体制吸纳力。在一个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社会里，即在一个“普力夺社会”里，即使各结构性力量在价值观念上支持一个总体性的政治制度，比如代议制民主，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结构性变量”就是支持政治权力的，在很多未经革命改造的前现代社会中，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之间处于“断层”状态，代表社会底层的往往是“强社会”这样的“中介代表者”，而“中介代表者”和国家权力之间永远处于博弈状态。在孔飞力笔下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里，这个问题直到新中国的土改之后才得到解决，从晚清到民国，各种强大的家族势力或者“士绅”一直在农民和国家之间起着“居间”作用，从而蚕食国家税收，并有力量组织农民消极或者积极地对抗国家。

在一个体制吸纳力存在问题的社会里，制度整合力必然不那么强。因为国家权力由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所构成，“强社会”主导的政治属于一种“新世袭主义”，各种社会力量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军事权力，更别说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了，这在非洲的远未完成的部落制“国家”（算不上一个现代国家）处处可见。比如，在南苏丹这样的部落制国家，总统和副总统分属不同的族群，而且有各自的武装部队。

即使在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如果精英阶级的力量太过强大，也会直接影响着制度整合力。福山所说的“否决型政体”，关键之一就是强大的利益集团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极化政党政治。

据此，我们可以理解，治理能力的根源在于体制吸纳力，它直接塑造了制度整合力并决定了政策执行力。因此，看一个国家的治理如何或者治理能力的强弱，首先要从体制吸纳力着手。一个体制吸纳力强大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革命后社会结构（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结果，美国那种未经革命而提前到来的现代性社会结构即平等化的社会，只能用“美国例外论”来解释，其他国家不可复制。这其实关乎如何看待革命问题。那些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虽然经历了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并没有触动既有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土地制度，依然是结构性不平等，这样的社会对于政治制度的支持度基本上是碎片化的。

分层性。中国人常说的政府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等概念，并非分层性，而是领域性，而这些领域性的说法本身，并不会自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或者说，即使在一个领域内的治理问题，也只能在分层性中找到答案。本文所说的分层性，不但包括体制性能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其中每一项能力又包括若干层面的制度性能力问题。如果说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办法只能在分层性特征中去寻找，这是理论分析的实践意义。

在体制吸纳力上，大概念是国家—社会关系，即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融合性关系。但是，“社会”并非单一性概念，其中既包括社会弱势群体这样的典型的“社会”力量，也包括“强社会”诸如正常社会里的知识精英和企业精英，也就是说，当西方理论创造国家—社会关系这一范畴性概念的时候，理念的创造者诸如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把自己当作和国家对立的一极，等同于受国家压制的“弱者”，这显然掩盖了问题的真相。弱者和强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而其对国家或者体制的认同度也是不一样的。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作为社会权利的社会保障即生活安全和基本尊严；而对于强者而言，尤其是财富精英而言，其对国家或者体制的诉求更多，有时甚至追求“公权力”或者发挥着“公权力”的作用，进而期望取而代之。这些既是历史又是现实。因此，仅就体制吸纳力而言，政治权力面对社会弱势群体和强社会采取不同态度乃至不同的行为取向。哈佛大学社会学和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数据是，在中国，最支持体制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哪怕他们曾是“群体性事件”的受害者；不满体制者，则是既得利益阶层。在我看来，在既得利益阶层中，知识阶层和企业阶层对体制的态度有差异，而知识精英的态度又是分裂的。

体制吸纳力的分层性问题意味着，对于不同层次的问题需要拿出不同的治理方案，没有一个可以统一适用的治理方案。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治理方案就是社会相对公正和生活安全的保障；对于企业精英的诉求而言，产权保护和法治则是对策；而对于知识精英而言，如何建构一套让他们信服的话语体系则是当务之急，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制造话语权但有能力传播话语权，因而客观上成为不同政治权力的认同者。

在制度整合力上，分层性更为复杂多元，其中既有传统的政治权力内在的关系比如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还有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更有完全不同类型的政党政治关系。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政治制度的问题，而负责任的说法是政治权力中的什么部位出了问题。不管什么制度，如果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纠结在一起，都是对政治权力的极大挑战。比如，实行了代议制民主的“大中东”和其他转型国家，因为其异质化的宗教关系或者民族关系，不要说谈不上有效治理，普遍的结果是国家动荡不安乃至国家解体。又如，同样是现代性的政党政治，不同时代的政党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最初的利益集团党比如美国的政党、到后来欧洲的阶级政党、再到后发国家的民族政党以及建国党（如国民党和中共），这种历史语境下的政党所起的作用自然完全不一样，不能说哪家政党政治就是“科学化”的，其他政党非得学习这家政党政治，那样必然是南橘北枳。因此，千万不要以一种制度类型去套所有国家。几乎对于所有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提升制度整合力，而且没有一个政体类型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制度整合力提升。无论是过去的现代化理论还是当下的民主化理论，其企图都是以一种政体类型来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无效治理是必然的。

制度整合力上的分层观，有助于学者从组织现实主义路径和“实践知识”去看待、分析问题，而不是以为有了一点书本上的“技术知识”就可以包打天下，没有能够包打天下的“技术知识”。

在政策执行力上，分层性意味着，政策是分类的，说一个国家在政策执行力上出了问题，并不是说在所有政策上都有问题。比如，美国被福山称为“否决型政体”，但是其对外政策、尤其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在行政和国会之间总是那么默契。政策执行力不但由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包括断层性的中央—地方关系比如印度）所影响和决定，更重要的是由历史时间性所造就的知识与能力的多少。人们普遍地认为中国政策执行力超级强大，以至于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弗里德曼呼呼美国做一天中国，哪怕仅仅一天。但是，在不少领域，比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资本市场的有效规制，都不是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所能达成的。以资本市场为例，西方已经有200年的历史，而中国从1992年开始仅仅20年多一点，“时间性”决定了，中国在资本市场的人才、文化和规则都具有结构性缺陷，不是政治权力的主管意愿所能提升的。

非对称性。人口规模在5000万以上的中大型国家，都存在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从目前的北美、欧洲到中国再到亚非拉，都有发展能力不足的危机，都急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因此，说谁强谁弱，都是相对的。这是在比较政治的意义上而言。就一个国家而言，国家治理能力在不同的层面表现出不同的能力；不同国家的非对称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国家之强则可能是另一个国家之弱，但并不能因此而移植，不能把以一个国家之强去克服一个国家之弱，社会结构和文明基因决定了“飞来峰”不管用。因此，非对称性特征只能体现在各国治理之中，需要各国经验去支撑这一理论特征。

就美国而言，虽然体系吸纳力似乎在1964年《民权法案》后得到解决，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制度整合力问题。亨廷顿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民主的危机》所提出的“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危机”就是针对越战后几何级数增长的利益集团而扭曲的公共政策。制度整合力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其公共政策“否决者联盟”所产生的“否决型政体”。好在美国社会活力无限，自治性的社会能够带来活力和发展。但是，如果被这套只有体系吸纳力而无制度整合力的制度推广到后发国家，必然是灾难性结局。

就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家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的上、中、下游似乎都存在问题。在体制吸纳力上，社会虽然是支持代议制民主的，问题是族群化政党或者公民社会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从而制约着制度整合力。印度的中央—地方关系被称为“三节棍”，政策连接不起来。就中国而言，强项是制度整合力，依靠的是民主集中制，但体制吸纳力中的话语权能力以及政策执行力中资本市场规制能力，都是结构性难题。

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由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所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理论，以及这个理论特征中的系统性—分层性—非对称性，使得国家治理能力理论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或者分析工具，去比较研究世界政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这样的研究范式更去意识形态化，是为了找到治理中的真问题。据此，各个国家的问题或者说治理难点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政治研究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学术传统———对158个城邦国家的解剖式研究，而不再是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指导下的观念化导向。历经意识形态化“范式”之苦的比较政治学，迫切回到其本来的位置，那就是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研究，而不是过去半个多世纪那样，研究是为了给别人制造麻烦。

由此而产生的政策性意义在于，只有从分层性和非对称性角度看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找到国家治理的症结所在，而不是笼统地呼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更不能因为有治理上的麻烦问题而打包处理，企图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国家治理上，不存在这样的包治百病的政治方案。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总体性方案的“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在实践中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寻求替代性的研究范式。

 

四、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

国家治理能力视野　

 

国家治理能力视野下的比较政治（世界政治）研究与前述的两个统治性范式有着很大差异。如果说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是以西方的制度标准去度量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好坏，那么国家治理能力理论则是把所有国家都置于一个水平线上去检测，看看各自的强弱和问题到底何在，是一种试图解决问题的方案。据此，本文以分层性指标去检验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水平。

1. 体制吸纳能力的危机。

 

所谓体制吸纳危机就是现存政府既不能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也不能得到精英阶级的忠诚，并丧失了意识形态权力。

40年前，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因素时指出，城市是动乱之源，但只要广大农村地区稳定，一个国家就不会发生真正的颠覆性变迁。这里讲的是一般民众、中产阶级与国家稳定的关系，这种判断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依然管用。但不得不说，并非都是如此。在信息化网络时代，城市中产阶级之于政治稳定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比如“阿拉伯之春”均是城市中产阶级运动而导致的政权更迭。

城市中产阶级或之上的精英阶级为什么会爆发反政府的活动？不外有两点，一是体制本身的包容性，即亨廷顿所说的政治参与水平对于政治制度的冲击，政治制度如果不能包容新兴阶级，制度化水平就是脆弱的。所以，如何提高制度化水平即体制的包容性———吸纳力，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体制吸纳力不但表现在制度化水平，还直接通过意识形态权力即该权力系统所提供的思想吸引力而实现。一般而言，对国内不同阶层的人而言，底层更显保守性，传统文化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但是，对于中产阶级及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而言，除了传统文化，他们还有更高、更多的政治诉求，而这些诉求通常是通过观念传递的。因此，如何提供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挑战。否则，即使把精英阶级纳入制度内，如果他们没有政治认同，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在意识形态吸引力上，最成功的莫过于“独尊儒术”的观念建构，因此才有两千年传承的中华帝国，朝代变了，治道和政道都不变，这就是独一无二的统治史，也是古代社会统治能力的超级典范。

比较而言，在近代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比拼的就是硬实力，因此赢家输家秉承的都是“永恒的利益原则”。但是，在二战之后即当代世界政治中，国家之间比拼的不但是“硬实力”，更是思想、观念的较量，结果就是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苏联的意识形态吸引力成问题，意识形态系统热衷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的社会主义阶段论理论，认为已经走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个理论与老百姓、干部到底有什么关系？可以说处于一种理论的极度贫困状态。在此情况下，一帮读了西方经济学常识的“圣彼得堡帮”，以为新自由主义是拯救苏联的法宝，因此极力推崇私有化，他们先后轮流做俄罗斯的总理、副总理，为俄罗斯第一波、第二波私有化运动不遗余力。结果，连《金融时报》驻俄罗斯记者也看不下去了，认为是一帮强盗对一个脆弱国家的洗劫和瓜分，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失败的十年”。

与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相比，更可怕的是没有自己的政治学理论。在改革遇到挫折之后，戈尔巴乔夫闭门造车，写出《改革与新思维》，提出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企图以观念革命推动革命性变革，而不是对制度本身进行渐进的改革和建设。结果，从1987年起的“三化运动”，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彻底摧毁了苏共的合法性———两年时间内媒体开放，以痛斥社会主义为乐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因此他们是“三化运动”的马前卒，也大力支持煤矿工人，呼唤民主的大罢工。在那两年里，凡是批判的、反体制的，都是政治正确的，否则就是改革中的保守派，是反动派。

丧失了道德战场的戈尔巴乔夫，把激进的政治理论一步推到极端，即以民主化为名而移植一个西式政体模块，废总书记而改总统制。但是，尴尬的是，苏联的总统是议会间接选出的，而当时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是民选的，在民意上胜过戈尔巴乔夫。

这就是苏联从改革到解体的一般过程。在美国学术界，他们既谈苏联失败的制度原因，也讲戈尔巴乔夫个人和意识形态嬗变的原因，还讲大战略即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国家兴衰肯定是综合性的原因，其中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关乎国家命运、国家建设的宏大而精深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却变成了简单的政治标签。说意识形态原因，被贴上“左”的标签；说制度上的原因，被贴上“右”的标签。文革式贴标签的做法，丝毫不利于我们冷静、客观地分析苏联解体给予我们的国家建设启示。

事实上，正是因为意识形态丧失了吸引力，或者说因为“三化运动”而形成的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的厌恶感和离心力，才有700万党员面对苏共解散无动于衷的局面。对此，不要抱怨苏共700万党员，而应该反思执政集团本身的作为，为什么在长达70多年的执政时间里都不能提出有新思想新概念新表述？相反，其对手美国不但占领了民主的道德高地即“自由民主”，甚至把这一理念嵌入其教材，进了课堂，入了脑子，甚至洗了全世界读书人的头脑，全世界的政治学研究紧跟美国政治学而变成了民主化研究。

一句话，体制吸纳力不但要求制度包容性，更要求意识形态吸引力。能否提升国家治理中的这两大能力，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指标。

2. 制度整合力的危机。

晚清中国，从财政总量，到百姓与精英阶层对“大清”的忠诚度，都没有大的问题，但为什么依然政权不保？我认为关键在于组织制度：社会力量的能力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情形并不鲜见，比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上也是高度认同转型后的自由民主，尤其是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但为什么就是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关键在于整合制度的能力上。

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问题。制度组织能力的危机首先来自政治权力的结构性问题。产生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的政治结构，诸如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尤其是美国式三权分立，是否已经出现了危机。福山称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否决型政体”，即总统或行政机构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都不能施政。原因则在于，首先是政治司法化，即政策的形成往往要通过个人诉讼而经历漫长的司法过程，司法裁判成为案例，即所谓的普通法中的案例法原则。这样，司法权事实上享有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其次则是以利益集团和政党政治为主体的党争民主。议员代表民意，是理论上的抽象，而在实际上就是代表碎片化选区的选民的碎片化利益。选民利益至上，必然以政党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结果便是议会中的不妥协的党争。代议制民主在过去运行得不错，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中的人民性还不充分，而越战、尤其是石油危机之后的西方，呈现了“参与内爆”的局面，利益团体呈几何级数增长，利益之争更加白热化。第二个原因则是，冷战结束使得外部安全因素褪色，冷战时期尚可一致对外，而当“敌人”消失后，内部关系就更加肆无忌惮地白热化。这样，在英国首相布莱尔看来，议员为了再次当选而刻意扩大自己选区的特权，讨好自己的选民。这样，理论上的民意代表，就变得为特殊利益而死缠乱打。人们都意识到这是“民主的危机”，但固化的利益结构决定了谁也不可能去改革结构性问题。

不同于农业时代的是，现代社会对政府职能的要求特别广阔，从国家安全，到经济发展，再到社会福利，以及应对形形色色的“风险社会”，都需要政府高效而有力，但是变化了的时代和变化了的政治结构，都使得政府的治理能力远远跟不上，出现治理能力的危机即“民主的危机”。其实，早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就指出：美国政体是“都铎式政体”，即属于前现代社会的，其中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政治司法化。在农业社会，一切按约定俗成的习惯，所谓的“习惯法”，代表着不变。而在现代化社会，变革随时发生，而推动、适应变革力量的则是政府。当一切按照司法至上原则行事时，事实上就剥夺了政府应对现代化的能力。这应该是“否决型政体”的根源，即形成于前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已经严重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就是这样的政体，居然被视为“历史的终结”。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的危机》中，亨廷顿就指出，“在美国，民主力量给民主的统治能力制造了一个问题”。

“强社会”中的弱政权。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按照代议制民主这个理想设计去建构自己的国家的，这些国家因此陷于永恒的因国家权力危机而必然导致的治理能力危机之中。

代议制民主遭遇到“强社会”时，政治权力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治理能力危机就是必然的。在“普力夺社会”，即各政党、利益团体、个人都人人为私的社会里，各力量参与政治之目的从来不是公共性，而是利用公权力而切割蛋糕。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结果必然是“政治衰朽”而不是政治发展。亨廷顿的研究给流行的、乐观的发展主义当头棒喝。

在亨廷顿的国家主义理论基础上，米格代尔则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印度、埃及、塞拉利昂等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果发现政治权力处于“强社会”的网络中而被捆住了手脚，地主、贵族、军阀、资本家、部落酋长等“强社会”让国家寸步难行。结果作为一种回应，国家也不得不像“强社会”一样重用“生存政治”即事实上的丛林规则。在“强社会”或“普力夺社会”中，政治权力本身就是没有权威，谈何国家治理？亨廷顿早就观察到，在未经现代化的前现代社会搞选举，选举民主只不过是强化了固有的社会结构。确实，在菲律宾、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选举强化了封建制或宗教势力。

现代性政治意味着人民性或民主性，现代性政治是不容回避的。但现代性政治的追求不能淡忘政治的传统性即政治权威，离开政治权力的传统性即基本秩序，人类就难以在现代性中存活，或者说失去传统性的现代性政治，有可能带给人类更多的危机。从西方的政治体制危机，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所形塑的政治权力危机，都是与现代性形影不离的治理能力危机。换句话说，当中国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时，并不只有我们面临治理能力的挑战；需要提升治理能力的任务是世界性的。

3. 决策—执行能力的危机。

政治权力结构的危机必然会包含着决策—执行能力的危机，或者说决策—执行能力的危机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结果性过程。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专门讨论决策—执行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不但是结构性的，还是能动性的，即“人”很重要。

（1）决策能力的危机。

首先，决策者是如何产生的，决定了其决策能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产生领导人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代表制民主中的竞争性选举，一是民主集中制下的选拔—选举制度。在竞争性选举中，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选举不一定会产生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但绝不是最差的领导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在现实政治中，不但选举出太多的坏人，比如希特勒和陈水扁，也可能选举出无能之辈，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不是能解决问题的有能力的领导人。为何选举总是产生平庸之辈，关键在于，选举政治就是“表演政治”，谁能说会道、能鼓舞人心就能当选，最典型的莫过于奥巴马。同时，在民粹主义政治中，有道德污底的人是不会把自己亮于聚光灯下的，那些最有能力的人因而并不愿意参与竞选。

其次，即使是有能力的人当选，面对党争民主之类的政治结构，决策者也很难有所作为，“否决型政体”生动地证明了决策者的无能力感。历史制度主义的“否决点”理论以及大量相关的经验研究，给予有力证明。

（2）执行能力的危机。

即使拥有自主性的决策权威，比如一个强势领导人，也可能面对以官僚制为主体的执行系统的问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短板就是缺少训练有素的、怀有职业精神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务员队伍。这样，发展中国家在转型之后，民主很发达，而行政很落后。民主是用来产生权力并分配利益的，比如立法，但立法之后需要人去执行。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官僚制晚于民主制，而民主选举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古老的社会结构，社会势力在选举中通过恩主庇护等“生存政治”而变得更强大，结果便是脆弱的执行机构面对的是强大的民意机构和社会势力的双重压力。这是结构性的执行能力危机。

执行能力危机的另一个重大来源是如何监管资本这一老问题。资本权力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威胁更大，在20世纪90年代，从南美到东亚再到东欧和俄罗斯，各国政府都败于国际资本。

资本市场游戏规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随时爆发的危机。学习资本市场的技能，不是靠主观意愿能得来的，需要大量的专业化队伍，而这支专业化队伍不仅要有长期的、一代又一代的专业训练，还需要自主性即不被“洗脑”的经济卓见。就此而言，时间很短、力量相对较差、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管部门，随时面临着索罗斯、罗杰斯等这样的“金融大鳄”的洗劫———而且是合法的洗劫。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危机主要是来自结构性约束下的决策能力的危机，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则是双重性的，既有结构性约束下的政府权威不足的危机，更有因国家建设的时序错位即民主建在官僚制之前而导致的公务员队伍能力的危机，而当这支专业训练不足的公务员队伍面对经验老道的国际资本力量的挑战时，作为政策执行部门的监管部门往往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中国刚刚经历“2015股灾”。

结语

如前述的本文两个宗旨，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关怀和学术理论建构。大国兴衰不但有保罗·肯尼迪所说的扩张过度所致，苏联解体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案例，那就是对政治学基本原理的认知出了问题而犯下颠覆性错误，苏联败于政治学常识性知识。因此，尽管代表着思维方式更新的新概念在花样翻新，但事关国家存亡的基本道理并不会因新概念的出现而消失。在人人谈“治理”的时代，第一重要的还是作为国家治理的统治权。这应该是政治家所关心的问题。

对于政治学学者、尤其是比较政治（世界政治）学者而言，我们一直生活在由观念虚构起来的“时代主题”并推进这些“时代主题”的研究范式中。如果说美国人是把严肃的政治问题以精致的学术方式护卫，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则真心地把美国式学术当成了严肃的学术，以美国人的思想范式去看待自己的政治问题，这无疑是“殖民化问题意识”，深受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熏陶出来的中国政治学毋庸讳言这种现象。结果呢，无论是现代化还是民主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因为这些理论都不能提供非西方国家所需要的发展能力问题。原因或许在于亨廷顿所言：“美国人从未为创造一个政府而担忧。这一历史经验的差距特别使他们看不到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奠定有效权威方面的问题”。中国推出的“国家治理2017年第1期21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诱发的学术界的热切回应，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号上，需要建立起研究发展能力的理论。本文所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理论以及其系统性、分层性和非对称性等理论特征，既是学术分析概念也是政治实践问题，期盼能对理解发展能力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本文所建构的国家治理能力理论也有一定的“地方知识”的味道，从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实践出发而建构理论，这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社会科学本来首先就是要回应或解决自己的问题。基于中国经验的“地方知识”能否像西方社会科学那样做到普遍性，不但是随着物质文明拓展而传播的结果，也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学界的一致性努力。1965年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戴维·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的呼唤值得中国学人深思：政治学应该像经济学一样使用共同的范式而滚滚向前，而不能再因学科内部的争论而内耗。今天中国的政治学境况和当时美国政治学有几分相像，当然我们也深知中国人达成学术共识的困难。

谢选骏指出：人説“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探索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我看馬列主義者戴著脚鐐跳舞，他們的舞姿合乎鞭子的節奏，但卻不是發自内心；因爲他們早在思考之前就被警告“必須符合黨的要求”！如果言行不合規格，輕則下放發配、重則監禁死刑。

谢选骏：分類并不能夠認清真相、解決問題，只能幫助理解頭緒

網文《政治文化的类型》（2012年9月25日）報道：

西方学者还将政治文化划分为不同类型，其中，阿尔蒙德的划分比较有影响。他认为政治文化有3种大的类型：①蒙昧型政治文化，其特点是，公民既不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也不关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②服从型政治文化，其特点是，公民尊重并执行政府所作的权威性决策，但缺乏参与政治、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的意识。③参与型政治文化，它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使公民抱有不过分的参与热情，对合法的权威亦有充分的尊重。但是，任何社会都不会只有单一类型的政治文化，而是诸种政治文化的结合。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分类，认为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在某些方面可能具有共同的信念、情感和态度，这就构成该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成员所属的民族、种族、社会阶层、地域的不同，都可能引起政治文化的差别。因此，在属于同一个大类型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若干亚文化，如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某个地区的政治文化。在这方面，最常见的是区别政治精英的政治文化与大众的政治文化。 

 

《印度政治文化：类型、主题、构成》

[提要] 政治文化是打开印度政治奥妙的钥匙，是理解印度政治演进历程和现状的基础。本文就印度政治文化的几个主要问题，即印度政治文化的类型、印度政治文化的主题和印度政治文化的构成，做了概括探讨，揭示了印度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点。

[关键词] 印度；政治文化；类型派；主题派；构成派

Indian Political Culture：

Perspectives of Classifiers, Thematizers and Constructivists

Shang Quanyu

Abstract: Political culture is the key to open the secret of Indian politics and the basi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ing proces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Indian politics.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major issues of Indian political culture, such as the forms and themes and constructions of Indi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veals the basic threads and striking features of Ind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dia; political culture; classifiers; thematizers; constructivists.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课题《南亚政治发展研究》（获准立项批准号：05JJDGJW007）成果。

政治文化是现代经验主义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50年代末，加布里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悉尼·沃尔巴（Sidney Verba）和鲁西安 W·蒲艾（Lucian W Pye）对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政治文化进行了颇有影响的研究，开创了政治文化类型学，推动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迈伦·维纳（Myron Weiner）、莫里斯·琼斯（Morris-Jones）、拉吉尼·科塔里（Rajni Kothari）、斯坦利·柯阐尼克（Stanley A Kochanek）、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帕塔·切特基（Partha Chatterjee）、阿姆拉提亚·穆克帕狄叶（Amratya Mukhopadhyay）等学者对印度政治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本文综合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印度政治文化做一概论。

一、印度政治文化的类型

迈伦·维纳和莫里斯·琼斯从不同的视角对印度政治文化的主要类型进行了研究，首开印度政治文化类型派（classifiers）先河。

迈伦·维纳从印度城乡差别所体现出的印度政治文化“两重性”的视角，提出印度政治文化“两种类型”说，即“精英政治文化”（elite political culture）和“大众政治文化”（mass political culture）。“精英政治文化”主要盛行于首都新德里，存在于中产阶级政治领袖、计划者、官僚、军事领袖和讲英语的知识分子中间。这一政治文化从首都到邦首府逐渐减弱，到农村后几乎消失。这一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现代因素，同时也具有传统因素。“大众政治文化”盛行于农村地区、地方政治组织和地方行政部门。这是一种扩展性的政治文化，延伸到邦立法机构、邦政府、邦行政部门乃至首都新德里。这一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传统因素，同时也具有现代因素。

精英政治文化通过全国性政治机构和政治活动对地方产生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大众的认识，使印度人对国家和政治的态度与行为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管理与分配。由于政府开始使用其自身资源来发展基础设施，不仅个人而且社团和地区都竞相争取在政府这块蛋糕中得到更大的份额。由于政府分配决策中心远离乡村，村民经常到决策中心去影响政府政策的实施，并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第二，权力分散。权力分散是通过新的地方政府或民主分权机构如村、区、县三级潘查亚特以及大规模发展农村合作社来实现的。执政党的地方政治家、地方有影响的农村精英和其他人赞成权力分散，因为权力分散提高了他们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权力和地位。第三，权力民主化。权力民主化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诸如：1、几百个土邦并入印度联邦；2、通过土改立法废除大多数省邦中高度集中的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3、实行成人普选，将这些新的政治机构置于民众控制之下，并将政治权力从任命的、挑选的行政机构中接收过来。

上述政府管理与分配、权力分散与民主化的过程提高了民众参与程度，将新的社会集团引入政治，形成了新的大众文化。这一大众文化的要素有五。第一，地位政治。地位政治的社会根源有：传统社会和等级社会对权威的尊重；赋予地位的权力传统标准如种姓制的淡化；低层政府政治权力的提高；做官带来的物质利益的考虑。第二，种姓主义、教派主义、地方主义。以成人普选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导致了以种姓、教派、地方忠诚为基础的不仅涉及传统需求而且涉及现代需求的宗派利益组织的出现。民主政治没有削弱这种宗派倾向，相反它往往为村庄范围的宗派政治提供了出路，使其合法化。第三，传统调解方法。通过调解来解决冲突的传统方法不仅盛行于集体协商过程，而且盛行于国大党一党统治时期国大党内的冲突解决之中，同时也进入了党与村的关系之中，使调解能力成为从上层到基层党领袖的一个必备条件。第四，统治者-臣民关系向公仆-公民关系转变。这一大众政治文化也为从独立前继承来的脱离人民的官僚形态的统治者-臣民关系向公仆-公民关系的艰难转变提供了场所。官僚的僵硬态度和倾向使得这一转变困难重重，但是国大党以及后来的其他执政党所发挥的调和作用有助于这一转变。第五，统治文化的转变。印度“统治文化”的承载者对印度政治民主化做出了反应。古吉拉特的拉其普特人建立了一个叫做“刹帝利会”（Kshatriya Sabha）的协会，试图在不放弃他们的核心价值的情况下使他们的政治文化民主化和现代化。许多王公放弃了最初退出政治的打算，加入了国大党，也有一些王公加入了较小的反对党。

这一大众文化既包含传统因素也包含现代因素，它是国家精英文化本身的产物，它将来的去向如何取决于国家领导层如何阐释和对待它。国家政治领导层对这一大众文化的反应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第一，国家政治领导层对种族忠诚的看法；第二，庇护（与牺牲相对）在推动公众行动中发挥的作用；第三，大众文化对政策实施的影响；第四，冲突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虽然大众政治文化具有种种缺点，为实现现代化和建立稳定的民主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但它在印度政治中发挥着作用。精英们需要理解它，而不是固执地为印度的实际问题提供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印度文化史上解决问题的旧方法，即保持政治领域两种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别，在民主化和权力代表制的时代已经不可取了。二者之间的鸿沟必须弥补。

莫里斯·琼斯则从印度政治话语的视角，提出印度政治文化“三种类型”说，即“传统文化”（Traditional idiom）、“现代文化”（Modern idiom）和“圣人文化”（Saintly idiom）。这三个类型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印度政治文化的要素。“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区别源于现代政治体制与古代社会之间的差别。圣雄甘地在促使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们认识到不可接触制问题的时候，就明智地使“传统”与“现代”相会合。成人选举权在独立后的印度政治中的引入，使“传统”与“现代”永久地联系在一起。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们包括圣雄甘地在内，都精通“现代”印度政治语言话语。印度宪法、印度司法程序、议会辩论、上层官僚的讲话方式、全国政党高层领袖的言辞等，再好不过地表达了“现代”印度政治语言话语。这一类型所使用的话语是政策、利益、方案和计划。有关印度公有经济的规模、政府控制的程度与形式、土地改革的方向与步伐、联邦制的性质与问题、国家机构如计划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对联邦（和当今的议会）平衡的影响等，都是通过“现代”印度政治语言论述的。对政治组织的形式及其关系（政党制度和工会与政党的关系）的讨论，也是以“现代”印度政治话语表述的。

在“现代文化”触及不到的时候和地方，“传统文化”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类型主要流行于印度农村，这一“传统”话语没有“现代”话语那么彰显，因为它更多地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语言，更多地是行动而不是“谈论”。这一传统话语是以种姓区分为基础的高度等级化的等级社会的语言。在一个由种姓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行为准则、职业、择偶范围、权利、义务、对自己种姓成员和其他种姓成员的态度的社会里，种姓进入政治的后果不可能通过现代语言来评价。然而，种姓不能够只按照“传统”话语来理解。种姓本身在现代力量影响之下发生了变化，现代力量以一种与等级社会不相容的方式给政治体系带来了有组织的压力。当独立后种姓进入政治时，大众政治几乎成为来自传统社会的新的政治入侵的同名词。结果，引起了涉及政治权威性质的政治方向的转变。对传统政治文化而言，政治权威变成了等级地位的延伸。这一新发展，要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来理解。

印度政治的第三种话语，即“圣人文化”，存在于印度政治文化的边缘。“圣人”文化更多的是一种评论的语言，而不是描述的语言或实际行为。虽然“圣人文化”对印度人的政治行为只是产生了边缘性的影响，但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它不仅树立了判断政治家行为的标准，而且也是许多政治价值和态度的丰富源泉。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完全赞同最受欢迎的领袖们的行为；第二，不信任并怀疑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第三，偶尔怀有犬儒、受挫和绝望的情绪。虽然“圣人文化”的这些表现削弱了热情和努力，然而它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获取营养，并继续诉诸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维奴巴·巴维（Vinoba Bhave）对政党政治腐败的反对，既源于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的现代观念，也源于权威的非竞争性和同感性的传统思想。纳拉扬（Jayapradash Narayan）对公众参与公有民主的关注，既激励了先进的激进主义者也激励了保守的传统主义者。

“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圣人文化”这三种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既展示了印度政治生活的一般性，也展示了印度政治生活的特殊性。西方话语是用来描述政治过程的唯一语言，只有通过西方话语，印度政治生活才变得明确和自觉。但是，这并不妨碍在实际行为中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开始认识到，声明与实践之间以及假定行为方式与实际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别并不意味着虚伪或腐败，而只不过是用一种政治文化行为来看待另一种政治文化行为罢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这两种话语在人们政治词汇中的比例变化不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话语存在着竞争，以支配一个人的行为和他人对其行为的判断。在这个时候使用第三种话语“圣人文化”，政治文化话语之间的观念分歧就增加了。人们期待，人类行为的最高境界（就像独立前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展示出来的那样）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当这一期待没有成为事实时，人们就抱怨行为标准衰落了。因此，正是这三种政治文化话语的“汇流、混合和对抗”，为印度政治提供了独特的色调。国大党是这三种政治文化话语会合的场所之一，国大党是现代政治文化话语从其精英基础开始迁移的载体。通过国大党，传统政治文化话语也开始从其“隐藏的栖息地”爬了出来。并不是党的高层领导讲的是现代话语，而党的低层领导讲的是传统话语。在党的低层，成人选举权基础上的选举政治的运作产生了新一代领导人，他们是非婆罗门、中等种姓、但精通“双语”。他们不是真正地讲传统话语，他们只是“利用”传统话语。甚至在印度代议民主机构，这两种政治文化话语开始了对话，而“圣人”政治文化话语经常介于其间，提供批评性的评论。

二、印度政治文化的主题

拉吉尼·科塔里和斯坦利·柯阐尼克对印度政治文化的主题进行了研究，成为印度政治文化主题派（thematizers）的鼻祖。拉吉尼·科塔里阐述了印度政治文化的前四个主题，斯坦利·柯阐尼克阐述了印度政治文化的第五个主题。这些主题实际上是一种“分析归纳”， “尚未证实”，尚显“粗糙”，并非适用于所有印度历史时期和所有印度社会阶层。

第一个主题是“包容分歧”（tolerance of ambiguity）。印度社会对分歧采取高度包容的态度，其原因在于，在历史和文化上，印度社会长期具有折衷主义的特征，容纳各种差异和矛盾。印度社会通过创造一种新的统一观念，寻求处理可能产生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不仅使得印度社会具有多样性，而且自觉地允许体制中有矛盾，并通过高度形式化的地位和角色等级制来疏导矛盾。印度社会曾面临或经受了外部挑战和影响，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它采取了“意识形态灵活性”和“道德伦理相对性”的态度。于是，它包容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学说。它使一种道德观念合法化，在这一道德观念之下，生活中有多少个约定的身份地位，就有多少个道德规范。这一通向现实的“多种道路”（myriad paths）观念非常适合印度人的习性，即中央权威具有多重性而不是单一性。这一观念使印度人很容易接受个人自由、意识形态灵活性和子系统自治的民主观念。

奇妙地是，这一意识形态包容态度在一个森严的制度（即种姓制）里运行。这一制度确立了严格而明确的等级制、形式化的规则和关系。这种分歧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是思想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强迫服从形式上的礼仪和规则，服务于两个不同的目的。第一，它使得社会能够吸收亚群体和教派。第二，它有助于容忍“不公平和两极分化，以及上层人士和团体的羞辱和剥夺”。这反过来有助于接受权威及权威的象征，不过它也要付出代价。这些代价是：一、集体道德的低落；二、过分的服从；三、习惯于不经过认真努力就抵制或退出社会体系；四、即使面对滥用权力，也持犬儒态度。这种意识形态宽容和社会（以种姓为基础）刻板相并行的问题在于，当种姓制度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瓦解时，意识形态宽容也经受严峻考验。但是，虽然如此，对分歧的包容和意识形态上的灵活继续充满和影响印度社会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它们影响了印度民族国家对少数派的态度、建立联盟的战略和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宽容。

第二个主题是“视权力为仲裁”。印度是一个上下级关系根深蒂固的社会，认为权力是“分化的、分散的和不连续的”。在这里，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正统社会等级制的特权。因此，需要一个特定的精英来专门仲裁纠纷。这样，在古代印度，国王的主要作用就是仲裁。即使在那个时候，仲裁的实施是不连续的，非制度化的。这种视权力为仲裁的观念一直延续到现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印度政治中非常强调通过更高一层的行政官或政治家的干预来确保意见一致。即使新的政治分权形式已经废除了地方机构在解决纠纷时的任意性之后，视权力为仲裁的观念仍然没有减弱。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国大党中存在着广泛的宗派分歧，但是高层领导对大部分地方纠纷的裁决仍然被相互争斗的宗派团体看作是有约束力的。这些仲裁者也谨慎行事，避免施加正确的但却是呆板而生硬的解决方案。相反，他们通过慢慢调解和仲裁达成一致意见。目标是中间路线，它不是某个人的首选，而是人人都能接受。这一权力观念的消极面是，协商过程的制度化程度较低。但是它的积极面是，允许政府领域不知不觉地发展，并成为重大变革的催化剂。权力的分散使得其越来越接触实际，也提高了政治进程的合法性。

第三个主题是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关系密切。据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源于精英的自我形象，即“道德引导者”、“尘世道德的提倡者”和“解释者”。这一自我形象源于婆罗门知识阶级作为社会道德标准的守卫者的历史和政治统治者（刹帝利）作为英雄业绩的履行者的历史。这两个角色期望（role-expectations）聚集在一起。结果，印度人将他们的政治家视为“有道德的人”，“诺言的倡导者、宣讲者和许诺者”。这些诺言能否兑现，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因此，声明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得到了容忍。作为结果而来的便是虚伪，这一点不难预料。这一政治中的言语化倾向一方面导致了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另一方面导致了对肉体继承来的所有缺点和瑕疵的宽恕。

第四个主题也是最有争议的主题，是“对集体事业的信任与不信任模式”。在印度，对自我中心行为的客观制约没有很好的制度化。对这种行为的主观宗教-文化约束也不是很有力。在这里，没有基督教的罪人和赎罪（通过忏悔赎罪）观念以及孔子的善人观念的支配，不能制约自我中心行为。羯磨（Karma，即行为）学说也没有提供防御这种行为的任何壁垒。因为，它所指向的是超度，而不是“对他人的正面道德帮助”。结果是对集体追求成果的普遍怀疑，是对同伴和权威人士活动的根本怀疑，是“担心他人秘密和迂回交易”的臆想。这种对同事信任的缺乏，在地位相同的人之间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信任只是在人们能够服从一个超凡权威的场合表现出来。这种不信任甚至延续到了现代政治领域，境界很高的领导人，从尼赫鲁到当代领导人，都从直系家族中选择继任者，对其他人持不信任的态度。

第五个主题是“导致一种以逻辑顺序为基础的乐观主义的超理性”（hyperrationality）。斯坦利·柯阐尼克指出，在印度，决策者们深信决策应该取决于对公众利益的理性考虑，而不受直接相关集团的利益的影响。因此，他们对这些集团的要求的漠视迫使这些集团诉诸直接行动和暴力追求它们的利益。此外，这一超理性使得决策者们倾向于思想理论，倾向于过分关心形式而不是实质。这一形式主义的典型是印度的五年计划。这些计划充满了不现实的设想和无法实现的目标，是脱离印度现实的西方理论的避难所。

三、印度政治文化的构成

阿西斯·南迪等学者则强调印度政治文化的选择和构成要素，开印度政治文化构成派（constructivists）之先。他们展示了印度精英们如何通过多样化的过去的选择过程，形成了独立前和独立后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文化。选择过程包括社会的独特政治化和政治参与方向。在印度，这个方向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将政治视为“非道德的、残酷的权术或对自我利益的无情追求”的传统观点，在这里，许多非政治领域的准则完全没有容身之地。政治非道德性源于这个事实，即在很长一段时期政治是外国统治者专有的权利。因此，政治被视为一种远离人民日常生活的活动。第二个特征是“达磨”（Dharma）观念，或虔敬行为，它为不同的人生领域规定了不同的道德伦理体系。在关键时刻，它防止政治变动所释放出的混乱力量渗入其他生活领域。第三个特征是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一样鄙视其他文化。但是，与中国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不同，印度文明并非不愿意向其他文明学习政治权术。第四个特征是虽然印度社会是围绕其文化建构的，但是很难找到它的核心。印度教既不是组织化的又不是制度化的，这一宗教没有确定的或权威的经文，这使得政治过程在不同时期支持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亚文化。

这些文化特征不仅改变了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使政治居于突出的地位，而且使人们对政治持有一种特殊的看法。这一看法规定了权力、权威和异议（dissent）的性质。传统印度有其自己的权力哲学，它具有强烈的“私人”涵义。它更关心的是权力以及对人的本能、情绪和物质自我的控制，而不是任何客观化的指标。结果，外部权力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规定。政治权力的限度、它在社会中的作用、从政者的职责与功能等问题，很少得到哲学上的辩论。这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缺乏对政治权力的道德认可，迫使统治者伪装苦行主义和自我牺牲。他们不将最微小的政治形式看作是宏大的道德工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将政治看作是非道德的权术，所以他们嘲弄和讥讽地认为政治家自以为是和假装神圣。第二，社会体系使异议中立化和惯例化的倾向根深蒂固，结果即使对权威进行挑战，也不寻求建立另一个权力中心。其目的是在现存体系内改变一致意见的核心，以便使异议本身成为权威的一部分。权威与异议之间的这一辩证统一，导致了奇特的结果。第一，人民期望超凡领袖不仅代表他们的大多数支持者而且代表全体人民。第二，真正的持异议者被当作真正的支持者。第三，由此而产生的一致意见体系使得来自外面的反对意见被看作是对领导者权威的不可容忍的和不公正的攻击。

印度社会与政治关系中政治居于首要地位，这成为独立后印度政治中先兴起了一股新的理智主义，后来又兴起了更新的反理智主义的原因。独立前理智主义的背后原因在于，婆罗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和亲英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仅通过唤起与现代公民观念相一致的新的印度特性观念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在狭小的城市中心之外，这些婆罗门精英阶层运用他们的特权和优势对印度政治文化做了传统的解释，在印度政治文化改革进程中起了带头作用。他们选择的方法是从西方借用来的，试图“复兴印度的过去”。自然，在最初，在参与性的政治中，有一种强烈的反理智主义的反应。这在甘地那里得到了最好的反映，他努力避免“自由派普救论和重新解释梵语文本”，赞同新的政治参与者的边缘化的非婆罗门文化，重新铸造他自己的政治文化形式。尼赫鲁在独立后努力确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的努力也没有完全缓和这一新的反理智主义趋势。随之而来的是，贬低了对政治、政策制定和信息加工进行智力评估的价值。这导致了长期不能正视政治决策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事实。

政治居于首要地位本身是文化特征的产物，它不仅确定了不同政治文化形成的四个不同阶段，而且也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风格。前三个阶段属于独立前时期。第一个阶段是“自我重新定义的政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大同主义者、亲英派、改革主义者、高等种姓或婆罗门，在英国统治者的帮助下，寻求将西方文化因素注入印度文化之中，借口是这些因素在本质上不是西方的，而是恒久不变的优良观念。他们强调国家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思想，寻求使印度教和印度特性作为印度精英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合法化，发起有关印度教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辩论，试图将国家作为宗教和非宗教改革的手段，将原婆罗门教作为政治力量。罗易（R M Roy）是其最著名的代表。第二个阶段是“自我肯定的政治”阶段。这源于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中间因西方准则的借用和国际化而产生的自卑感。他们的政治文化战略从伟大的孟加拉小说家和随笔作家班基姆（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关于印度教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的化身的作品中获取鼓舞，也从“雅利安社”（Arya Samaj）和“罗摩克里希纳会”（Ramakrishna Mission）的活动中获取鼓舞。这些新的复兴主义者重新解释印度的圣典和历史，以表明西方文化的许多特征是印度被遗忘了的过去的遗产。这是在自我尊重和与西方平等的基础上锻造印度人自我形象的自觉尝试。第三个阶段的战略是寻求自主，与早期阶段的精英主义决裂。前两个阶段基本上是对外国文化、政策和政治的反应，而不是自主。自主是由甘地引入的，无论来自西方文化还是婆罗门文化。他没有停止从伟大的梵语传统中进行借鉴，而是利用无数民间文化挖掘其中隐藏的平淡而实际的政治态度。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号召以和平主义或泛印度主义作为生活原则，或将鲁莽的、平常的和讲究实际的印度大众带入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印度政治主流与非主流方面都源于甘地的包容风格。主要包括：草根政治行动、权力分散和反国家主义。甘地的圣人品质赋予这些非主流风格以合法性。第四个阶段是“平凡”（Banality）政治文化阶段。上述三个独立前的政治文化的意义在于，它们为独立后创造“平凡”政治文化的反智力运动铺垫了道路。但是，民族运动本身不能使政治摆脱其殖民特征。独立后所残留的一个殖民政治文化特征是，有意识地将政治作为团体动员和经济获益的一个渠道。这一政治传统的特征是，设想一方面经济合理性和政治权宜性之间完全相容，另一方面一个团体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完全相容。这一殖民政治文化在独立后由于三个过程而保持下来。第一个过程是，通过大众政治的中介，地区政治文化向全国中心过渡。第二个过程是，政治和其他社会亚体系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发展，由于这一发展，政治将原本属于社会的一些功能纳入了它的范围。结果，政治在过度要求的压力下衰弱。第三个过程是，正如中央政治努力在国家舞台中重新确立其重要地位一样，低层政治家的责任也在发生变化。现在不再仅仅是来自下面的有组织的利益，而且也对中央领域负有责任。这一过程不仅导致了中央权力的增大，而且由于逐渐削弱所有地方创制权使得权力更加脆弱。这四个政治风格不是累积的，而是附加的，它们甚至并存于当代印度。

四、评论与评价

印度政治文化的类型派、主题派和构成派对印度政治文化的分析，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印度政治文化的理解。但是，这些分析并非没有缺陷。阿姆拉提亚·穆克帕狄叶援引帕塔·切特等学者的观点，对这三个派别的得失做了评论和评价。

第一，类型派的得失

迈伦·维纳虽然对印度政治文化做了出色的研究，但是他没有试图揭示大众文化建筑师们是如何选择社会的传统文化和国家的精英文化以形成和创造这一大众文化的。莫里斯·琼斯没有充分论述是谁以及如何使现代文化适应印度条件，使传统文化符合民主政治要求，使圣人文化现代化。认为圣人文化是由一个甘地、纳拉扬和维奴巴·巴维创造的，这种假设是错误的。认为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内部没有具有完全自主存在的评论语言，就像认为圣人文化一直存在于其他两个文化之外一样，这种假设同样也是错误的。在印度，现代文化也包含着评论的成分。帕塔·切特基对西方现代性提出质疑，指出对西方现代性的评论不只是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而且也渗透到下层。帕塔·切特也指出，印度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之外发起了最有力的、创造性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计划，以形成非西方的现代民族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在殖民地时代是以原始的纯粹形式流传的，这种假设也是不恰当的。例如，为了反驳殖民主义者将印度批评为一个堕落的、种姓蹂躏的社会，许多民族主义精英寻求将种姓制度理想化为一种劳动分工。此外，许多民族主义者努力消除传统中的不良成分，使传统“纯化”。一些民族主义者也寻求使传统“古典化”。因此，即使在传统文化中，也有建构的成分。圣人文化也不是“现成的”，可以随时拣起和使用。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建构过程，可追溯到14-15世纪印度的“虔敬”（Bhakti）运动，以及普乐（Jyotitrao Phule）反对种姓压迫习俗的终生斗争和维迪阿萨格（Vidyasagar）、泰戈尔（Tagore）、辨喜（Vivekanakda）、甘地等人的著作。

第二，主题派的得失

印度政治文化主题派的观点最有争议，最值得商榷。他们指出了人性中的一些粗俗、阴暗、非理性、但却普遍、永久的方面，将它们作为印度所特有的。例如，拉吉尼·科塔里忽视了包容分歧不是印度所独有的特征，而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不仅后结构派的“复性”思想使分歧的必要性合法化，而且著名文学评论家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发现“分歧”（ambiguity）一词不准确，甚至有误导。著名哲学家艾姆普森（William Empson）也认为，“分歧”（ambiguity）是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情势有可能得以证明的一种境界。同样，权力是“分化的、分散的和不连续的”概念也不仅仅限于印度的权力观。用韦伯里安（Weberian）的话说，只有“合理-合法的权力”是持续的。世袭的权力不仅个人化，而且也是“分化的、分散的和不连续的”。视权力为仲裁的观念也不能被认为只是印度生活观的一部分。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在《政治思想词典》中对“仲裁”一词做了解释，指出仲裁自从古典时代起就很重要，如小城邦将纠纷提交给罗马参议院。认为人际间不信任是印度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不信任几乎是人性的定义。将意识形态倾向作为印度精英的特征，也是不合适的。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全世界政治领袖们的观念色彩。任何“意识形态终结”的建议都将受到反驳。

第三，构成派的得失

阿西斯·南迪探讨了印度政治文化的自觉选择和构成问题，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它的所有方面，只是将其最新趋势冠之为“平凡”（banality）。他对平凡政治特征的认定（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的混合，政治的意识形态化，政治的超负荷，中央权力和脆弱性的增加），也没有抓住印度独立后政治文化的整体构成。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平凡政治文化呈现出一系列新形式。一，通过“纯粹政治”（pure politics）脱离制度化。平凡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不仅仅是脱离意识形态化，而且是脱离制度化，它的高潮是英迪拉·甘地1975年6月25日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法。英迪拉·甘地不仅通过大肆传播印度特性和顽固追求国家利益，而且通过引入一种纯粹政治风格，将权力集中到总理个人手中。她的这一个人主义中央集权风格，对最高政治机构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制度和组织“临界面”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斩断了印度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踌躇蹒跚的联系，使其完全成为独裁。二，民粹主义（populism）。英迪拉·甘地在其任总理期间给印度政治文化带来的第一个转折是“民粹主义”，在英迪拉·甘地统治的第二个阶段，对内的罪犯政治（politics of criminalization at home）与对外的狂妄政治（politics of extravaganzas abroad）的结合为印度政治文化提供了主要要素。三，国家恐怖。1984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后，印度政治明显转向。此后的时期，国家恐怖兴起，民主政治被选举政治吞没，国家由利益的评判者蜕变为罪犯。国家奉行技术官僚主义和选票至上主义，将最终信念置于数字逻辑之中，不仅使政治非意识形态化，而且给大多数人注入了极端“不安全”和“持续焦虑”的心理情感。四，教派化（communalization）、罪犯化（criminalization）、技术化（technicization）、管理化（managerialization）。拉吉夫·甘地试图将政治文化与教派化、罪犯化、技术化、管理化的混合作为政治文化的构成部分。1984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及随之而来的骚乱和1984年拉吉夫·甘地的选举运动，使得印度政治向“教派政治”（confessional politics）急剧转变。后来，印度人民党（BJP）在阿约迪亚神庙事件中的作为以及拉吉夫·甘地在1989年竞选运动中的作为，将教派主义引入了印度政治主流。这种有意识的政治教派化，因政治罪犯化而进一步加强。政治罪犯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强盗行径替代政党组织，二是国家政府完全被钱权交易所充斥。强盗行径（gangsterism）包括投票期间部署暴徒或恶棍，有犯罪纪录的人被提名为议员，部落和少数民族受到警察和准军事组织的野蛮对待，国家明确或默默支持拥有土地的种姓对农村穷人和无地者实施犯罪行为等。政治技术化不限于将“管理专家”置于高层政府位置，不限于建立5个技术机构为5个主要服务部门提供技术方案，甚至不限于视“电子计算机主义”为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政治技术化与它的姊妹过程政治管理化一起，将穷人只看作是“目标团体”，将国家看成是空无一人的抽象概念。

从拉奥（P. V. Narasimha Roa）政府时代到瓦杰帕伊（A. B. Vajpeyee）政府时代，由政治的教派化、罪犯化、技术化和管理化构成的“平凡政治”显露出新的范围。从而,平凡政治成为21世纪之始印度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印度人民党空洞的“斯瓦德希”及其骗人的“民族议程”，国大党的假民粹主义，两个共产党反对教派主义的单轨思想战斗及其准备支持王朝式的国大党，具有不同纲领的政党在第13届议会选举前组成万花筒式的联盟，所有这些都是平凡政治空前扩展的表现。政治论题日益与实际问题相分离,选举学辩论正在取代意识形态论题。政治权力席位中的腐败和专制以及无权群众中的冷漠和顺从，使政治成为一个恶劣的词语。在一个独立国家运行了半个世纪的民主政治面临着危险，很可能毁灭通过哲学反思建构政治文化的传统，再次使政治沦为由少数人专断的不道德的权术。我们今天在印度看到的政治文化类型是其政治精英蓄意创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未来的印度政治文化研究不能再忽视印度政治文化中的自觉建构成分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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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 H. Morris-Jones, “India’s Political Idioms” in C. H. Philips ed.,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Ind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谢选骏指出：人説“政治文化的类型”，又説“印度政治文化：类型、主题、构成”——我看分類是人類思維的基礎，但是分類并不能夠認清真相，更不能夠解決問題，雖然可以幫助理解頭緒。而政治學的最大問題就是，只是分類，不去解決問題。

谢选骏：二流国家俄罗斯

《俄罗斯在战场失去未来》（联合早报网 2024-11-30）報道：

虽然卢布兑美元的官方汇率跌幅大体可控，但在黑市却出现150兑1的价格，这个情形更接近于1990年代苏联解体时卢布崩盘的场景。高利率和汇率暴跌的双重打击，让俄罗斯经济走向危险的边缘。

俄乌战争迄今已逾1000天，俄罗斯付出巨大的代价，仅占领乌克兰近18%的领土（包含克里米亚），而乌克兰依然控制着23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地区首府和城市。与此同时，乌克兰攻入俄罗斯腹地库尔斯克并占领近四个月，让俄罗斯在国际社会蒙羞。这场原本被普京设计为闪电战的战事已经失控，随着西方社会与俄罗斯日益加剧的对峙和西方的极限制裁，俄罗斯在全球化的今天正在失去未来。

首先，俄罗斯经济崩溃的风险在加剧。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通货膨胀高企、物价上涨，最近的基准利率已飙升到21%，贷款利率超过28%。如此高的利率水平使贷款成本居高不下，严重抑制企业生存能力。

近日俄罗斯卢布还出现恐慌抛售，兑美元汇率一度大跌超过8.5%，在国际市场跌破110比1，意味着1卢布的价值不足1美分。最近一周，卢布兑美元累计跌幅超过12%，兑欧元的跌幅超过13%，均达到俄乌战争三年以来最低水平。虽然卢布兑美元的官方汇率跌幅大体可控，但在黑市却出现150兑1的价格，这个情形更接近于1990年代苏联解体时卢布崩盘的场景。高利率和汇率暴跌的双重打击，让俄罗斯经济走向危险的边缘。

第二，国际制裁的力度加剧与能源出口危机。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迅速冻结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约4032亿新元）的海外资产。2014年以来，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总规模接近2万项，其中2022年至2024年新实施的制裁，就占近10年制裁数量的86%，范围从金融、贸易到个人，涉及面极广。近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宣布，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50多家俄罗斯中小银行、40多家俄罗斯证券机构和15名俄罗斯金融官员实施制裁。未来俄罗斯的国际生存空间还将不断被挤压。

不容乐观的是，截至2024年9月，俄罗斯主要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收入，在财政预算收入中的份额下降到32%，预计明年将降至27%。随着能源向西方出口的严重萎缩，俄罗斯经济命脉也同样面临系统性的危机。

第三，难以为继的军费开支与战场伤亡率。俄罗斯今年的军费开支预计增长29%，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1%，几乎占财政支出的35%。庞大的战争开支与拮据的财政收入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战场伤亡率也正变得难以承受。俄罗斯从2018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俄乌战争进一步加剧人口流失，大量人员伤亡以及移民潮，让劳动力供给显得极为紧张。过去一年，俄军在乌克兰前线的部队人数，从36万人增加到47万。官方信息显示，截至目前，俄罗斯军队的阵亡人数已达6万6500人。如果将雇佣兵和囚犯兵也计算在内，实际阵亡人数可能超过11万。战争中的伤亡比例通常为3比1，即每阵亡1人，就有3人受伤。按照这个比例推算，俄军的总伤亡人数可能已经逼近44万，占参战人员的57%?。俄军超过95%的阵亡者，年龄在50岁以下，最多的是20岁至29岁的男性士兵。俄罗斯已经输掉年轻一代，在未来至少20年，人口劣势或将诱发严重的社会结构性危机。

科技能力停滞深刻影响未来

第四，科技能力的停滞将深刻影响俄罗斯的未来。在数码化时代的浪潮中，现代化战争贯穿于人工智能（AI）背后的大数据、算法与计算力等崭新科技力量。俄乌战争背后是俄罗斯与西方科技巨头、军工复合体之间的科技较量。在过去三年的对抗中，谷歌、微软、面簿、星链被称为抗俄“四大金刚”，比如脸书公司通过平台的人脸识别技术，精准定位部分俄军高级将领位置；又如星链公司保障乌克兰的通信和军事指挥网络运转，甚至能够窜改俄军导弹的技术参数和飞行轨迹等。在一定意义上，是华尔街的科技巨头挫败俄罗斯的闪电战。

21世纪以来，俄罗斯在全球化第四次产业浪潮中的表现长期落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没有诞生世界级影响力的科技巨头，被喻为核大国“科技孤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技术官僚点错科技树，在电子元件技术上选择电子管而放弃晶体管（芯片的早期雏形），以至于科技水平一直停留在电子管时代，偏离人类工业4.0时代的正确轨道。

未来，随着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科技的极限制裁，俄罗斯的科技能力将进一步停滞，被排挤出下一场科技浪潮的版图。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各类工业软件和工业零部件的断供潮，俄罗斯的科技现状更加雪上加霜。在大的科技领域，诸如大飞机、盾构机、原子钟、矢量发动机、终端光刻机等技术，不可避免地落后，在小的民生技术领域，手机、电脑、电视、汽车、电力供应等，俄罗斯的科技发展也将因供应链断裂而陷入停滞。

普京寄托川普2025年上台后能缓和俄乌战争，但反观过去，正是川普在2017年解除奥巴马对乌克兰的武器禁令，并向乌克兰送去第一批包括“标枪”在内的武器，才使得俄乌战争之初，乌克兰阻挡住俄罗斯的钢铁洪流，打赢基辅保卫战。俄乌战争逾1000天，俄罗斯已经内外交困，经济结构也发生彻底改变，不仅失去战争主动权，同样也失去未来。

谢选骏指出：人説“俄罗斯在战场失去未来”——我看俄罗斯就是不在战场也失去了未来。因爲這個俄罗斯，本來就是一個酒鬼國家，一旦沒了東正教和共產主義的擴張藉口，就是一堆行尸走肉了。

谢选骏：谁来书写《香港十年抗争史》

《香港十年抗争：在沉默与抹煞中挣扎保存的记忆》（黄晓恩、黄玮殷、张友慈 BBC记者

2024年11月30日）報道：

香港人肯尼（Kenneth）在维多利亚公园漫步时，记忆如潮水涌回。这里曾是香港抵抗中国的地标。

童年的肯尼在年宵市场向泛民主派政治人物购买挥春；青少年的他多次示威游行，通常从维园出发。12岁，他参加了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大型烛光晚会。这些晚会在中国大陆是禁忌，但以往在香港可以公开举行。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烛光晚会早已终止，年宵市场的政客摊位不复存在，抗议活动被压制，民主派人士纷纷入狱。肯尼感到，属于他以及香港的政治启蒙正被逐渐抹去。

“人们还是继续过日子……但你能感觉到，改变一点一滴在发生。”这位前社会运动人士说道。“我们城市的特质正在消失。”

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没有变化，拥挤的电车依然在热闹的街道上穿梭，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烁如昔。

但若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变化的迹象——每晚灯光通明的摩天大楼，闪耀着对“祖国”的赞颂；粤语之外，越来越多的普通话交谈声也显得格外突出。

香港700多万居民中有多少人欢迎北京的掌控，无法准确得知。然而，过去十年中，数十万人曾上街抗议，这些活动始于2014年的一场民主运动。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些行动，但几乎无人会否认，北京的确成功镇压了它们。在这个动荡的十年即将结束之际，对香港更见自由的希望渐已消逝。

中国政府称已让这座城市从动荡回归稳定。影响广泛的《香港国安法》之下，数百人被捕。成千上万的港人也因失望或恐惧而移居海外，包括一些担心遭捕的社运人士。另一些人，比如肯尼，则选择留在本地，低调过活。

然而，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仍然存有一个自由香港的记忆——这是一个他们努力记住的地方，对抗北京试图重新塑造这座城市的行动。

然而，在许多人的心中，自由香港的记忆依然鲜活——他们奋力抗争，试图铭记这个地方，以对抗北京对这座城市的改造。

2014年10月28日，香港，数万人聚集在主要的抗议地点，手持雨伞示威。这是香港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抗议者的一个月后。

1997年，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主权移交给中国。当时北京承诺，香港在50年内将保留一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法治。不过，随着北京在香港行使越来越大的权力，香港民主派阵营的不安情绪也逐步升温。

2014年9月，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在香港的市中心发起大规模静坐，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场运动让一批新一代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走到前台，包括当时年仅17岁的学生黄之锋，以及提出“占中运动”构想的大学教授戴耀廷。

这场运动也为2019年规模更大、矛盾更尖锐的抗争埋下伏笔。2019年的示威浪潮始于北京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计划允许将逃犯从香港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虽然最终当局撤回计划，但抗争持续升级，诉求扩展到争取更多的民主，最终演变成北京在香港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如果占中三子没有戴耀廷，其实是不会出现到这个占领运动。”与戴耀廷及朱耀明牧师共同发起这场运动的陈健民说。

“他还是带着一些学者的脾性，有事情就想讲反而够胆去推一些事情，想一些好大的理念：公民抗命、占领等等改变历史往往都是有些过度乐观或是冲动的人去做到的。”

2013年，三人在一起为戴耀廷庆祝生日，手举一份木雕生日礼物，上面刻着“坚持、和平、仁爱”的字样。

陈健民与朱耀明牧师如今居于台湾。陈健民在因参与“占中运动”被判煽惑公众妨扰罪成而服刑11个月后，于2021年移居台北，目前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担任研究员。

戴耀廷则依然在香港，未来十年将在监狱中度过。本月初，他与包括黄之锋在内的40多名民主派人士一同被以颠覆罪判刑。过去数年长时间在狱中的黄之锋在宣判后，离开法庭时高喊：“我爱香港。”

翌日，76岁的富翁黎智英出庭受审，他被指控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身为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者，黎智英虽然身体虚弱，但态度坚定。他在法庭上表示，他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只是传递了香港人的价值观：“追求民主与言论自由。”

这些审判安静地进行，与当年引发抗争的事件形成鲜明对比。法庭外，零星的抗议活动迅速被压制——一名因养子被判刑而哭泣的母亲，很快就被警方带走。

北京为这些限制措施辩护，认为包括《香港国安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并强调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无权对中国的法律及执行方式指手画脚。

不过，批评者认为，北京已背弃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的承诺，不仅削弱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还压制了曾经响彻全城的民主呼声。

陈健民远在台湾，看着这一切在香港发生，内心充满沉重的无奈。他回忆道，2014年之后，改变的希望仍然存在。但如今，他说：“好多已经是不可能??（香港）完全已经变成中国另外一个城市”

回顾自己十多年来推动民主运动的历程，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带着一丝苦笑说：“可以说我一生做的事都失败。”

即便如此，他仍在坚持。除了教授关于中国社会的课程，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占中运动”的书、收集香港抗争的相关物品以建立档案、筹办学术研讨会，并在网络上讲授民主与政治课题。

这些努力让他感到：“我觉得我好像没放弃香港，我不觉得我离弃香港了。”

然而，离开的选择也让他时常陷入挣扎。他说，在台湾的生活让他更快乐，但同时也“有种失落”。

“你觉得和香港人仍然同在、一起面对那个困境？有时会少了这种同在的感觉。”

移居台湾的陈健民、朱耀明和BBC中文分享十年来香港社会的变迁、对戴耀廷的记忆及对故乡的思念。

“如果你不呼吸这里的空气，就无法真正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你感受不到这里的脉搏，那就意味着你已经真正离开了。”肯尼一边走过维园，一边这样说。

过去几年，随着好友纷纷离开香港，他已记不清参加了多少场欢送派对。尽管如此，他坚持留在这座城市：“这里是我的根源。”

让他感到不满的是那些离开香港的人所说的话——他们认为自己熟悉的香港已经消亡。“香港还在，它的人也还在！他们怎么能说香港死了呢？”

不过，他也承认，这座城市的确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香港人说话之前必须三思。肯尼接受BBC访问时不愿透露真名，便是出于这样的顾虑。

他说，许多人已经逐渐适应了一种“监控常态化”的生活状态。“有些红线存在，但很难确定它们究竟在哪里。”

曾经公开的抗争形式已不再，活动人士改为撰写请愿信。游行、集会和抗议活动则成为禁忌。肯尼说，像他一样的许多人都对社会运动抱持谨慎，因为害怕被逮捕。

穿着印有特定标语的T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或者拥有某些绘本，都可能触犯法律，让人因“煽动罪”而入狱。

2024年9月17日，中秋节假期期间，五彩缤纷的灯笼点亮了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

肯尼现在很少外出。“现在（跟往日香港）的对比太过强烈了，我不想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

可是，当他走出维园，朝向金钟走去，记忆却再次涌现。

靠近政府总部时，他指着一个地方说，2014年9月28日，他就在这里第一次被催泪弹瓦斯呛得喘不过气。

那一天，警方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发射了87枚催泪弹。这一行为激怒了群众，也让民主运动的士气空前高涨。

随着抗议升级，发射催泪弹几乎成为街头的日常景象，许多人撑起雨伞抵挡，这场运动因此得名——“雨伞运动”。

2014年9月28日，警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肯尼当时被呛得喘不过气。这场回忆漫步的最后一站是他的母校——香港理工大学，也被称为理大（PolyU）。这里曾是2019年示威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战场”，抗议者在街头与警方对峙，用投掷物对抗催泪瓦斯、水炮和橡胶子弹。

五年过去，当年学生用砖块和汽油弹与警方激烈对抗的校园入口已重新修建，曾发生最激烈冲突的喷泉也被拆除。和香港的其他地方一样，校园似乎也被清除了过去的抗争痕迹。肯尼认为，这是因为大学“不希望人们记得某些事情”。

随后，他匆匆走向一个安静的角落。在树丛掩映下，一堵低矮的墙体露出斑驳的破洞和水泥块的残迹。很难确定这些痕迹的来源，但肯尼相信，这些是当年战斗的遗迹，逃过了被抹去的命运。

“我不相信我们会忘记那些发生过的事情。”他说。“遗忘过去是一种背叛。”

在英国沃特福德（Watford；屈福特）的一家Tesco（乐购／特易购）咖啡馆里，卡苏米．罗（Kasumi Law）谈起了对故乡的思念。

“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我）会很喜欢海，我来到才发现的。”她一边享用英式早餐，一边说道。与英国寒冷昏暗的海洋不同，“香港的海是很闪亮的，因为对面有很多人居住、很多大厦……我（以前）是不知道原来我们生活的城市是这么美。”

卡苏米和丈夫带着年幼的女儿搬到英国，这个决定源于过去十年来不断累积的不安。2014年，女儿刚出生几个月，香港就爆发了雨伞运动。

此后几年，随着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明显——学生运动人士被捕入狱、书店店长失踪——她的不安也与日俱增。

她说：“留在这里，我似乎说不上不安全，但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2019年，香港再次陷入抗争浪潮。北京加大镇压力度后，英国推出了一项针对1997年主权移交前出生港人的签证计划。卡苏米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为了女儿的未来，是时候离开了。

他们选择在伦敦附近的小镇沃特福德定居，丈夫找到了一份IT工作，而卡苏米成为全职母亲。

然则，从未在海外生活过的她，始终无法摆脱对香港的思念。她把这些情感记录在YouTube的视像日记里，其中一个影片甚至在去年意外爆红，引发一些港人的共鸣，但也有人批评她的移民选择。

卡苏米最幸福的回忆之一，是在香港南丫岛和她的宠物狗Glory一起嬉戏的时光。

最终，思乡之情压得她喘不过气，于是去年她回到香港探亲。在两个月里，她重游了童年时常去的地方，比如主题公园和科学馆，品尝母亲煮的节瓜粉丝和炒蚬，还享受了家乡美食如蛋挞和蜜瓜味豆浆。

不过，她记忆中的香港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母亲看起来老了，女人街里她最爱的几家店舖也已结业。

某个夜晚，她坐在尖沙咀的海旁，愉悦地看着自己深深怀念的波光粼粼的海面。可是当她注意到周围的人时，发现大多数都在讲普通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当我看着这个海，有很熟悉的感觉，但这个环境、身边的所有人令你觉得很陌生。”

卡苏米不禁思索，自己何时才能再次回来。今年，香港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基本法》第23条立法。她的朋友建议她回港前最好删除所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的与抗议相关内容。

这与她对2019年的记忆形成了强烈对比。那时，她带着女儿参加抗议，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走上街头，当然毫不害怕。

“我没理由现在走回头路”她说。“我不知道。我想（如果）我们回香港未必会习惯。”

“我女儿在这里很快乐。看着她，我都觉得（移居英国）很值得。我希望她的世界能更大一些。”

卡苏米自己的世界也变得更大了——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结交了新朋友。不过，即便在英国展开新的生活，她依然坚持保留自己和孩子身上的“香港人”身份。

她和丈夫在家中只用粤语和女儿交流，全家也经常一起观看粤语电影。她的女儿目前还不明白2019年他们参与的抗议活动的意义，也不了解始于2014年的民主运动。但卡苏米计划等女儿长大一些后再向她解释。

她种下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她特别为女儿的一个小习惯感到自豪——当有人称她为中国人时，女儿会生气，并与对方争辩。

卡苏米笑着说：“她经常告诉别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

谢选骏指出：人説“香港十年抗争：在沉默与抹煞中挣扎保存的记忆”；我看香港人如果有點文化，就該寫本《香港十年抗争史》，否則就算白活了！

《從「國安教育」到「愛國主義教育」，北京如何逐步改造香港人思想》（李澄欣 BBC中文記者 2024年10月1日）報道：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國慶日，香港鋪天蓋地掛滿五星紅旗和宣傳標語，學生也被動員慶祝。BBC中文採訪多名中小學教師及專家學者，了解「國安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如何改變學校，長遠能否改造香港人的思想。

「開學不夠一個月已經很疲累，愛國成為了新的KPM（表現評量），大家都要跑數（跑業績）。」資深中學教師梁老師對BBC中文說。

她在港島傳統名校任教多年，現職副校長，9月開學後除了一如以往的繁重教學工作外，今年多了一項任務——找學生參加愛國活動。

10月1日中國國慶日前夕，港府宣佈以「愛國、愛港、愛社區」為主題舉辦一系列活動，全港中小學都收到教育局通函，被要求應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國民教育活動，與社會各界「共同營造熱烈的國慶氛圍」、「厚植愛國情懷」。

梁老師說，9月第一個星期收到排山倒海的邀請，來自不同地區組織、校長會和學校聯會，希望每間學校派出幾十名學生出席各類活動，在活動中表演、擺攤，甚至是湊人數拼出祝賀字句。「那些團體要營造歌舞昇平的氣氛，需要大量人手，而學生是最容易動員的。」

她任教的中學是教會學校，立場較為開明，不會強迫學生參加校外活動，但教師有「交人數」的硬任務，夾在中間很為難。

「有個活動要交50個人，限一星期內回覆，我發出了很多電郵邀請，還針對性地問本身有親中背景、讀中史科、在升旗隊的學生，但回應率很低，出盡全力才湊到20人，壓力很大。」

一些立場較親北京的學校，則規定某些年級的學生必須參加這類活動。在荃灣區中學任職助理校長的馮老師說，他學校中二、中三全體學生都要出席。「校長在區內有一定地位，必須去『交功課』。」

年年增加的「重要日子」

國安法實施後，全港學校每日要升掛中國國旗。除了一年一度的國慶日，校內愛國活動幾乎全年無休。

香港在2020年實施《國安法》，2021年教育局全面整頓教育界及推行「國安教育」，現時全港中小學須在每個上課天升掛國旗，以及每周舉行一次升旗儀式和奏唱國歌。

學校還要根據當局制定的「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在「重要日子」進行指定活動，而年曆上的「重要日子」逐年遞增，由2021年最初版本的13個，增至2022年的18個、2023年23個、2024年27個。根據記者點算，全年僅11月份沒有「重要日子」。

「每年打開教育局傳來的年曆， 都發現清單又變長了。」中學副校長梁老師說。「重要日子一年比一年多，我們要準備的東西也越來越多。」

本學年的「重要日子」種類繁多，除了農曆新年和中秋等傳統節日，還有涉及「黨國」的國慶日、國家憲法日、中國共產黨建黨週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國安法頒布週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等。

另有大量抗戰相關日子，例如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烈士紀念日；以及中央政府訂立的全國性日子，如「五四」青年節、中國農民豐收節、全國生態日等。

被問到制定有關年曆的目的和每年增加「重要日子」的原因，教育局向BBC中文表示，此舉「支持學校全面有系統地規劃和推行國民教育，為學生舉辦更多元化、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紀念慶祝活動，弘揚和傳承優良中華文化及價值觀，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

十一國慶前夕，香港街道鋪天蓋地掛滿中國國旗——根據規定，學校須在上述日子透過「國旗下的講話」分享國家新近發展和中華文化等。「國旗下的講話」是中國自90年代起在大陸各級學校推行的模式，校內黨政人員、優秀教師或學生在升旗禮後發表講話，藉此增強愛國心，這套模式近年引入香港。

在直資英文中學負責國民教育的歐主任表示，現時幾乎每周都有「國旗下的講話」，有重要日子就把講話調整到符合主題，具體內容由學校自行決定，「但一定不能漏掉」。

在另一間九龍區中學任教中史科的莫老師說，教育局近年會問學生和家長是否滿意學校的國民教育程度，令學校很緊張，「所以現在我們很刻意在這些場合拍照打卡，放在網站上，給外界看我們有做事」。

任職九龍區小學的劉校長形容，如此頻繁的「重要日子」像是一種監管，不斷提醒教師要教授國民教育。「現在整個教育界已經很入腦，所有老師都自動波，任何時候都可以講出國教元素。」

4月15日國家安全教育日，學生都被要求參加活動。在儀式上的新增要求外，校內課程內容也大幅改變，不斷強調國家觀念和國家安全，有受訪教師對記者形容現時做法像「植入式廣告」。

任教初中數學的馮老師說，他講到數學組合時，會先介紹中國古代皇帝「陰符」的密碼系統，教授「畢氏定理」（Pythagoras' theorem）時則講解中國數學家很早就發現該定律，名叫勾股定理。「實際教學內容和以前沒分別，只是前面硬要加插一段中國元素做開場白，才進入正題。」

任教初中世界歷史科的潘老師就舉例指，談到歐洲殖民主義擴張對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影響時，會藉此講到國土安全、軍事安全，提醒學生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教授香港歷史時，強調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

教育局2021年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在15個科目內滲入國安學習元素，小學開始要培養國家觀念和認識《香港國安法》，初中要學習國家安全的二十個領域，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太空安全、極地安全、生物安全等等。

這是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他當時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親自擔任主席，表示「要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

負責歷史科的潘老師認為，國家安全包羅萬有，「二十個領域總有某個可以用」，融入到學科不太困難，但就增加了行政和教學規劃的工作量，要構思如何在原有課程中插入國安元素。

在新界小學任教數學科的江老師則表示，新規定影響了本來已經緊張的課程進度，比如她要額外花一節課去介紹中國數學家，以及給學生玩有中國傳統的七巧板。「其實有點牽強，小朋友也不會記得你講過什麼，只覺得七巧板很好玩，但也要花時間去講解，只為滿足國安教育的要求。」

另一方面，本來強調批判性思維和社會觸覺的高中「通識科」被「殺科」，前特首董建華和建制派人士曾批評有關課程導致年輕人太政治化和上街抗議，教育局在2021年公布「優化」措施，刪改課程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科）。

新課程大幅擴大涉及中國和國家安全的部分，並規定學生在高中三年內須赴大陸交流考察一次，費用由港府全額資助。此外，該學科從大學公開試必修的重要考試科目，降格至只有「達標」與「不達標」評級。

不少受訪公社科教師都表示，改革後師生都不再重視這一科，國家安全的內容只會照本宣科。任教傳統名校的楊老師說：「學生都很聰明，給他們筆記自己回家看和背誦就可以了，上課不用特別教，他們也很識趣不會討論政治。」

公社科老師歐老師則表示，教授中國國情時只有好的一面，不會談及政治改革、人權和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她反諷說：「貧窮問題？中國政府都宣佈了全面脫貧，中國哪有窮人？」

從國際貧困線界定看中國扶貧創造的「人間奇蹟」

曾研究公社科教材的香港都會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斯蒂芬·奧特曼（Stephan Ortmann）博士對BBC中文分析指，新課程灌輸中國的成就，淡化歷史和政治問題，合理化北京對香港的控制，藉此塑造「高壓有助繁榮穩定」的觀念。

「為了促進對北京不加批判的忠誠，課程不再有辯論和批判性參與的機會，我認為這會對於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problem solving ability）產生重大影響，亦很可能會減低他們的政治意識。」

事實上，有報道指連中國大陸學生都不喜歡這種政治教育。《金融時報》日前有報道指，在中國大學必修的政治課上，有四分之一學生打瞌睡，一半人忙於其他課業，有受訪學生形容課程浪費時間。

「我也從來沒有遇過一個中國大陸人喜歡這種課，大多數人都不想談論政治。」斯蒂芬·奧特曼博士說。「這就是北京想在香港達到的效果，令大家討厭政治，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

經過三年國安教育，學生普遍對政治冷感，但仍未能讓政府滿意——官方現在希望注入新的熱情，是對國家和黨的情懷。

教育局早前巡視到多家中小學後發表《視學週年報告》，批評學校師生唱國歌時「聲線細弱」。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回應傳媒時稱，唱歌並非流於形式，而是為了「表達感情」，她以在教會唱歌及唱卡拉OK為例指「無聲的都不算很投入」。

任教小學的劉校長說，當局將國安教育內容分為「知、情、意、行」四個階段，目前知識層面已足夠豐富，就推進至情感教育。「由知識轉為情感是最難的一步，要孩子們很愛、很熱情地擁護國家，是另一個層次。」

教育局今年7月公布《小學教育課程指引》（2024），強調香港「與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要培養學生的「愛國之情、砥礪強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在操作上會以新推出的「人文科」作增潤中華文化、國史及國家地理等元素，有系統地培養民族感情。

初中方面，今年9月在中一級推行新的「公民、經濟與社會科」（公經科），新課程刪去原屬必讀的「世界公民意識」及「國際政治格局」等內容，新增「香港與內地緊密的經濟關係」、「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等，指引提醒教師有「一些課題不存在討論或妥協的空間」，並要訓練學生「愛國愛港愛家」。

在新界一間基層中學任職公經科主任的方老師表示，以往學生只需學習香港《基本法》，新課程下要同時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包括中國公民在《憲法》下的權利。

她說觸及到政治權利、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敏感概念」時，只會按照經政府審查的課本講解，不敢深入討論。「例如講到政治權利，課本會舉例指中國有『我向總理說句話』網民建言徵集活動，證明中國人有表達意見的權利——是很荒謬，我就照用這個例子，不會引導學生思考更多。」

新課程還要求學生在中三時，學習「在中央國家機構的領導下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發展情況」，當中涉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方老師坦言，她還有兩年才要教授有關內容，暫時未仔細研究教材，「不會想得那麼遠，到時煮到埋嚟就食（聽天由命），反正他要我教什麼，我都要照教」。

但也許不用等兩年後。教育局9月預告，將於10月中旬向全港校長派發一本《習近平關於中國式現代化論述摘編》，鼓勵與校內師生分享，並邀請各校長參加「交流會」，「以期深化校長的閲讀體會，幫助他們加強校內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卡耐基中國項目研究員莊嘉穎對BBC中文分析指，世界各國都有「愛國教育」、「國家教育」或「公民教育」，本質上離不開政治，關鍵是課程強調哪一種政治——民主國家強調「國」，中共模式則強調「黨國」，把政黨、國家、文化甚至種族結合在一起，愛國就要愛黨。

「以前香港教育重視普世價值，但短短幾年間從『國安教育』下強調國家，到現在『愛國教育』下強調黨國。接受這種思維模式的小孩，會把黨國作為最崇高的政治價值，基本上與普世價值有直接衝突。」

對此，香港教育局回覆查詢時強調，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讓學生自幼認識國情及建立民族自豪感，是局方「應有之義」和重點工作。

聲明又指，「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執政黨，在中國歷史發展佔重要角色，故讓學生透過課堂內外學習，認識及尊重國家的執政黨，是理所當然的」。

《愛國主義教育法》

近年香港書展有專區售賣習近平的書籍，教育局也要求中小學校長閲讀。

教育局官方文件陸續出現「愛國主義」這個以往在香港的敏感詞，並首度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

該法律於2023年10月24日由中國全國人大通過，雖不會直接在港實施，但有專設條款把「港澳台同胞」納入其中。香港特首李家超隨後在《施政報告》宣佈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與國家法律對接。

該部法律明確規定教育內容包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史」、「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團結奮鬥的重大成就」和「革命文化」等。

此前，中國國務院於2019年11月公布《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共教育部黨組印發工作方案，引述習近平指「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文件強調要在「共情」上下功夫，涵育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真摯情感，開展「青春告白祖國」和「共情共鳴」行動。

中國事務專家、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中共一貫重視意識形態和思想教育，用情感動員群眾，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推動個人崇拜，曾讓全國陷入政治狂熱的狀態，80年代改革開放後回歸理性務實，習近平上台後被指重燃文革之風。

「首先因為現在的領導人從文革過來，以為這樣能凝聚人民意志。第二是文革時要反美帝、反蘇修，到現在依然有『外國亡我之心不死』的威脅，要用外國的敵意去刺激民族情感。」

他指出，儘管北京對外宣稱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後已經從「由亂及治」邁進「由治及興」，實際上中央領導人仍認為香港很亂。「他們處於嚴重的鬥爭思維裏，覺得有很多外部勢力威脅，要激發大家保家衛國。」

但愛國熱情有多真誠？劉銳紹認為相較文革時期，中國人民的理智程度高了，這一套在大陸都效果有限，香港就更加難。

「這種精神滲透了香港官場和建制圈子，他們學會了開會時展示出逢迎和表態式的熱情，但學生不會像大人那麼假。短期內小孩可以被訓練到很機械式、對答式地愛國，在鏡頭前會說很高興作為中國人，但那不是文革那種發自內心的真感情。」

不論真情或假意，相關政策還是在雷厲風行，而中共模式的愛國主義教育不限於校園內，也非常重視在校外建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要求學校要組織學生參觀。

在英文中學負責國民教育的歐主任，9月開學後收到教育局通知，要求她帶團參觀「國家安全展覽」。「政府沒有講明要帶多少學生，但也期望有100人，高中和小部分有興趣的初中學生都有去。」

展覽設於香港歷史博物館，8月才剛開幕，進入展館前罕有地要通過安檢，進去後是巨大五星旗和中國國歌歌詞，有一幅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展板。另有一段6分鐘的宣傳影片，講述中共帶領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國安法實施後「國安港安」等。

「影片的旁白和論述非常誇張，中共建國之後就突然跳到改革開放，我的學生讀過歷史，大家都忍不住笑。」歐主任說。

其中一個特別展區講述2019年「反送中」運動，展板一面倒形容是「黑暴」、「港獨」、「顔色革命」、「敵對勢力與境內反中亂港分子勾連」等。

歐主任說該場社會運動已是校內的禁忌話題，在博物館公開看到「反而頗有趣」，她又指學生都經歷過並了解真實情況，當天導賞員直接跳過有關展板，「不知道他覺得不值得講還是怎麼樣」。

該展覽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辦，目的之一是「激發市民的愛國情懷」，據悉展期未有定案，或會成為永久展覽。

BBC記者曾於周末前往該館，現場所見大部分是中國大陸遊客，來自深圳的陳小姐形容展覽「很像重溫一次以前上學的思想政治課」，她表示更希望了解香港本土歷史，反問記者「真正的展覽在哪？」。另有南美遊客表示，本身不熟悉中國和香港事務，但「這很明顯是政治宣傳，只有一種聲音」。

另一邊廂，位於港島筲箕灣山上的海防博物館，9月被改名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特首李家超在揭幕典禮上表示，該館將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是青少年「學習先烈事蹟、深化家國情懷等傳統文化內涵的重要教材」。

位於筲箕灣的香港海防博物館被改名為「抗戰及海防博物館」。

現時館內大廳懸掛著國旗和「抗戰」橫額，設有專館介紹二戰時期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展示他們在香港抗日時的工作。

記者到場參觀時看到大部分是退休人士，有自稱愛國人士的參觀者表示「早就應該教育大家日本人的戰爭罪行」，但也有人認為博物館變質，「放大了中國共產黨的部分，縮小港英在殖民地時期的貢獻，大家都知道這背後的政治動機」。

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博士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指出，在香港抗日的歷史上，以往較側重英軍、加拿大士兵等貢獻，現在擴充東江縱隊的論述無可厚非，但他強調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實際上有三股力量，包括英軍、國民黨及中共，「現在會否太偏向一邊？是否合乎比例？」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北京前幾年開始改變抗戰的歷史論述，要求中小學把「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更強調中共的角色。他認為經歷過戰爭的長者，或者讀過這段歷史的成年人，會對官方論述有一定抵抗力。「但小朋友是一張白紙，未來香港學生會被要求參觀這些博物館，強化這種觀念。」

「跑數」行為的成效與風險

2024年9月30日，1000名香港學生在慶祝75週年國慶活動上合唱愛國歌曲。

香港教育朝著「愛國主義」全速前進，多名受訪的教育工作者都表示無奈。

中學副校長梁老師認為，香港目前處於不理性的狀態，「比大陸做得更『左』，我們內地姊妹學校的老師都說我們太誇張」。她指以前沒有硬性規定，香港學校也會主動舉辦大陸交流團和與大陸學校結盟，那樣的文化交流培養出來的感情更自然，「現在由上而下硬銷，反而令學生很厭倦。」

有小學校長坦言，目前上至政府下至學校都是「跑數」心態，「我們盡量選擇最簡單的校外愛國活動給學生參加，例如填色比賽，這樣寫報告時就可以說有100%參與率」。

在傳統名校負責校內國民教育事務的楊老師認同，教育局流於形式主義，實際內容乏善可陳，例如當局規定高中學生須參加內地考察團，但官方無論在交通、膳食、行程的安排都令人失望。

「以為是去看中國高新科技，結果只是帶學生參觀珠海一間普通的3D打印公司，送他們3D列印筆——但我們學校自己的3D打印更加好。學生覺得很無聊，沒東西學，反而對中國印象差了。」

教育局回應時表示，過去兩個學年累計有逾9萬名學生和逾一萬名隨團教師參與，考察行程遍及廣東、福建、湖南、浙江、上海市等地，主題涵蓋國家歷史文化、科技、國防及可持續發展。

而局方近期致函全港中小學，稱新學年的交流行程會加強「紅色資源」，包括歷史遺址和博物館等，幫助學生「了解革命故事和革命先輩奮鬥足跡」。當局亦曾為教師舉辦「從延安走到西安」考察團，加強對中共黨史及長征精神的認識。

習近平曾多次強調要「傳承紅色基因」，觀察中國大陸的「紅色教育」現況，近年有學校安排幼兒園和小學生穿著中共紅軍軍裝，拿炸藥包道具當遊戲或表演。今年十一前夕，小紅書等中國社交平台流傳大量圖片，有家長為幼童製作武器手工，有的在上面寫著「祖國萬歲，炸死鬼子」。

學者莊嘉穎指出，香港教育界目前未至於完全走中國大陸的模式，但未來要看北京會否繼續放縱港府官員的「跑數」行為，因為即使是跑數，也可能有人把事情當真並走向極端，「要警惕愛國主義教育會否醞釀出排外和敵意」。

十一前夕，中國桂林靖江王府門前有學校組織小學生表演，小孩穿著紅軍軍服，背炸藥包道具。

面對這套教育模式來勢洶洶，多名受訪教師均認為，無論官方如何改造教育制度，每天走進課室與學生接觸的始終是前線老師，留守教育界仍有意義，「不能令事情變好，至少可以令事情不要更差」。

任教公社科的歐主任說，儘管中國議題不能多談，但在全球的部分仍可以討論國際事務，培養學生的世界公民意識。初中公經科方老師說，「沒有人知道香港還有多久變成文革紅衛兵那樣」，但會趁著現在還有空間，加強教育學生有同理心，不要歧視。

小學校長劉先生表示，香港幾十年來受日本文化洗禮，不相信教了抗戰歷史，大家就會不去日本旅行、不買日本電器。他認同抗戰教育的重要性，但重點在於珍惜和平，不要發動戰爭。「如果老師教學生要抵制日本、仇恨日本人，這是不專業。」

任教中學歷史科的潘老師就說，即使未來要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習近平思想」，也可以用分析歷史資料的角度切入，要求學生思考背後的歷史脈絡和動機。「我們教的東西、一些用詞必須跟官方一致，但不代表不能訓練學生的思辨能力和表達能力。」

今年8月，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聯同「愛國主義教育小組」組長李慧琼訪問北京，與中共中央宣傳部及中國教育部官員「交流意見」。陳國基表示將借鑒國家的經驗，制訂切合香港情況的愛國主義教育策略和工作計劃。

外界預計教育局將會推出更多新的課程指引，香港和大陸的教育還距離多遠？

社會科學學者斯蒂芬·奧特曼（Stephan Ortmann）博士估計，當局為了維持香港表面的國際形象，不會照搬中國大陸的一套，加上本地人口結構，不少人的家族歷史是為了逃避共產黨南遷，「人們在文化上對中國有情感，但不是在政治上，我很懷疑大陸愛國主義的那套會在香港成功」。

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中共掌握了教育和宣傳機器，唯一難度在於家庭，目前選擇留港的中小學生家長年齡約三四十歲，經歷過國安法前的香港，還可以用家庭教育抵抗學校教育和宣傳，但再過一代人就很難說。

「中共會『放棄三代人』，他們知道無法改變現在這一代，聚焦的是未來的小孩，甚至會利用小孩去質疑家長、挑戰老師。不要少看國家機器的力量，從時間跨度來看，愛國主義教育在香港會有某些效果。」

（因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教師均為化名。）

谢选骏指出：人説“《從「國安教育」到「愛國主義教育」，北京如何逐步改造香港人思想”；我看你不寫“《香港十年抗争史》”，共產黨就給你洗腦，成爲一個數典忘祖的黃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