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见证——对真实的追求》（高行健|《人文中國》2024年9月30日）報道：
文学要超越政治的干扰，回到对人及其生存困境的见证，首先要脱离意识形态。没有主义，回到个人，回到用作家个人的眼睛看世界，诉诸自己真切的感受，而非人民的代言，也因为每一个统治者或竞选者都以这同样的名义说话。
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文学与见证，如果说文学是人生存的见证，在座的想必都不会反对。而真实与否，对作为人之生存的见证的文学来说，是一个起码的判断，想必大家也都会赞同。在文学面前，除了真实，没有什么能令它屈从，在这个自由精神的园地，作家也只接受一个指令，那就是对真实的追求。其实，真实从来就是文学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如果这超越现实功利的文学居然还有其价值，还值得人为之受苦，还值得写下去的话。
然而，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与封杀，在人类历史上却是罕见的。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扰，更前所未有，不是把文学变为政治宣传品，就是拿文学来为政治斗争服务。文学革命和革命的文学并没有造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却弄得文学丧失本性，鼓吹暴力，并诉诸语言的暴力，把这本是自由精神的园地也变成战场。
这种从政的介入文学，曾经一度弄得铺天盖地，这在西方与东方都如此。文学批评也首先是政治判断，作家被贴上标签，非左即右，不是进步就是保守。要是在极权制度下，更有甚者，不爱国便卖国，不革命便反革命，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政治态度也是政治，连沉默也成了对抗，不许可没有政治态度，不许可脱离政治，就这么霸道。
文学要超越政治的干扰，回到对人及其生存困境的见证，首先要脱离意识形态。没有主义，回到个人，回到用作家个人的眼睛看世界，诉诸自己真切的感受，而非人民的代言，也因为每一个统治者或竞选者都以这同样的名义说话。
一个不从政的作家，当然也别标榜为社会正义的化身，且不说这抽象的社会正义还不知在哪里，这种夸张听来总不免虚假。
作家同样也不是道德的化身，在未修成圣人之前，何以能以道德的完善来训导世人？
作家当然也不是法官，再说，这也并非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虽然想当法官的大有人在。
作家不如回到既无特权又无权力的一个原罪在身的普通人，这也是他最恰当的身份，写出他对人世的观察，倒更为实在。
然而，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许多知识精英都发了疯，彷佛上帝一死，便都成了救世主，不是要把这陈旧的世界打个稀巴烂，便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乌托邦。自然也有跟着发疯的作家。知识分子并不因为拥有知识，就一定能免除疯病，疯狂其实也潜伏在每一个人心中，这自我一旦失控，便导致癫狂。
也没有人能免除自恋，对自恋的控制还得建立在对自我的观察上。拥有某些知识，甚至很有学问，却不一定具有反省的能力，暴君和狂人往往智商并不低。人的不幸，并不总来自外在的压迫，有时也出自自身的弱点。自我无节制的膨胀，造成对人世的观察的障碍而判断失误，更何况也还能导致个人的毁灭。
世界并不从自我开始，也不以某一个人为终结。把前人一一打倒，把文化遗产一概铲除，这种颠覆也不仅仅出于弑父情结，同不断革命的这种意识形态连系在一起，就不只是内心的冲动，而是闹了一个世纪的一种传染病，给世界也带来灾难。
作家在观察大千世界的同时，如果也能观省自我，通过对自我的观省再反观他人，所达到的洞察力，会远远超过对事实的客观描述。
作家所以不满足于对真人真事纯客观的报导而诉诸文学，也因为通过文学的手段可以达到对人世更深刻的了解，哪怕这种观察出自于作家个人，有其局限。这种主观性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记载的却是人真实的感受。
作家不如回到观察者的身份，以一双冷静的眼睛看这人生百态，倘也能同样清醒内省自己，便多少得以自在，从这观省中得趣，而不妄图去改造这个世界。再说，人连自己都改造不了，更何况改造他人。这样的文学也就不负有什么使命，而恰恰是没有承担的文学才可能贴近真实，不去制造假象。
不编造谎言的文学，通常首先是写给作者自己看的。在私人日记中记录的通常都是真实的，除非想到有一天别人可能偷看，这才诉诸隐语。要是通篇都是隐语，弄得连自己都看不懂，这日记也就不必再记。作家所以写作，而又不指望靠这文字谋生，总得确有所感，不吐不快，这样的写作当然不必去讨好读者，而这正是文学的初衷。
不幸的是，这社会越是现代化，作家这行业也越加商品化，文学产品同样逃不脱市场规律，而且得争相兜售，这样的市场文学当然不再以真实与否作为价值的判断。
当今的文学，说的是以人生的真实为价值判断的文学，一方面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下，这干扰至今不断，另一方面又在文化商品化的挤压下，这挤压随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还有增无减，弄得不得不退居社会的边缘。还坚持这种写作的作家也就不由自主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又幸亏这自由世界还多多少少有那么些夹缝，要是在铁板一块的极权制度下，这样的作家不逃亡又如何生存？
这令人多少有些沮丧的文学的局面，其实也是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写照。追求真实的文学既不肯服务于政治，又不去赢得市场，读者当然有限，也只有像在座的诸位还对此有兴趣，并给以奖赏，这也就不坏了，无可抱怨。
这样的文学本来是非功利的，从事这种写作的作家当然不能指望得奖才持之以恒，恐怕也不指望千古不朽而坐死在冷板凳上才写下去的。作家如果不从这种写作中得到某种满足，也难以持续。对真实的追求，却是人免除不了的一种激情。人生来都渴望真实，撒谎却是在日后求生的过程中日渐学会的。只不过，从事这种写作的作者特别执着，对真实的追求这种冲动转化为一种爱好，总需要得以满足，变得有如欲望。
而真实有许许多多的层次，对事实简单而浮浅的陈述，不能令作家满足。再说，对真人真事的见证，不是囿于政治或社会的禁忌，便是受人事的利害关系或社会习俗的制约，对真实的触及也只能框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陈述的角度便已经包含了判断，而且只能停留在事件本身，背后的原由及延伸的后果也排除在外。因而，这类的见证只能停留在事实的层面，虽然可以满足新闻媒体的需要，更深的真相还远未披露。
文学的见证却并不只满足于当事人有限的证词。须知，并不是所有的证词都是充分的，更何况由于证人的怯懦，或出于证人的立场而有意无意作做的掩饰，或是虽然想要吐露却心理有障碍而说不出，更别提那些在证人视野之外还在暗中隐藏的肇事者和不可明言的动机，而文学却无所顾忌，可以超越这些限制。
选择见证文学这种写作的作家，当然也很清楚，以真人真事或依据个人的亲身经验来写作，就文学创作而言毕竟是自我设限。而作家所以接受这种限制，则来自于对真实的追求，真实与否，也就成了作家高于一切的价值判断。
文学的见证较之历史，往往要深刻得多。历史总带有权力的烙印，而且随着权力的更替而一再改写。文学作品一经发表却改写小了，作家对历史的承担因而更重，尽管并非是作家有意肩负这重担。历史可以一再变脸，也因为不用个人来承担责任，而作家面对自己印出来的书，白纸黑字却无法抹杀。
再说，历史掩盖的真相难道还少？作家去追究被历史掩盖的真相，恢复消失了的记忆，除了挖掘冰冷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依据活人的经验，通常是作家个人和家族的经历，这类的见证当然带有自传和传记的痕迹。作家进入这种写作时最好是作为旁观者，保持足够的距离，尤其是涉及到一个充满灾难的历史时代，免得落入受难者的地位，行文也跟着悲惨起来，流于控诉。
诚然，这种观察也还保持个人的角度，那怕面对一个偌大的时代的巨大的灾难。倘若有了足够的距离，即使泰山崩于前，也不至于压死。这虽然只是个人的见证，然而，至少是对历史必要的补充，让历史忽略的乃至于掩盖了的记忆得以保存。
这种见证文学当然并不回避政治，就其写作的内容而言，然而不旨在从政，不为某种政治摇旗呐喊，更不站到某一政治派别的战车上，也就超越了所谓持不同政见。它触及禁忌的题材，不论政治、社会、宗教或是习俗的，申张的却是文学的独立不移，也是作家孜孜以求的精神自由。
作家当然也可以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乃至于就要为某一政治效力，甚至投入政党或某一政治派别中去，那也是作家个人的选择，只是别强求他人也跟随服务就是了。那种把对政治的介入弄成不可违抗的全民的意志，强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非服从不可，导致整个民族随之疯狂，这在极权专政下已屡见不鲜。任何人对政治都有介入和不介入的自由。然而，就文学而言，作家个人即使介入政治，不妨还可以同他的创作分开。这样的先例不乏其人，从雨果到左拉，到卡谬，这多少也是法国作家的一个好传统，对西方和东方的作家来说，都值得借鉴。
说到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作家将个人的经历小说化越来越普遍，也因为如此贴近已有的经验，并非凭空虚构，更容易进入体验，感受到生命的脉动。其实，这也并非始自今日，以往的许多经典之作都来自于作家不同程度上把自传加以小说化。从曹雪芹到普鲁斯特，把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同内心的感受，也包括把生活中的可能经过想像而加以虚构，或是把真事隐藏在虚构的背后，统统融为一体。只要能捕捉到人真切的感受，事实与虚构的分野何在，对考据作家的生平或许有用，对文学而言，却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倒是，触及人性的深浅，能否揭示人生的真谛。
真实虽然可以达到却又不可穷尽，迄今为止的文学对人之复杂及其生存困境虽然写了又写，却并没有把哪个题目诸如生、死、爱、欲，就此写完。宣布前人已死的文学革命，也并没有把人从所处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只要人类还没有被自己的疯狂毁灭掉，这对人生探究的文学就还会做下去，且总有话可说。
人借以认知的手段，这语言也同样没有穷尽，对一个事件或是某一感受都可以不断追述下去，即使写的是瞬间的印象，或内心的一闪念，都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至于是否准确而新鲜，则同叙述者个人的观点与叙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作家总也在找寻他独特的叙述，换句话说，找寻通往真实感受他自己的路，那怕借助于虚构。小说的写法当然也无需固守某种格式。然而，对新方法的追求，如果不唤起作者更贴切的感受，对文学表达方式的探索如果不是出于对真实的追求，徒然成为文学形式的标新立异，自然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见证与报导，传记与自传，回忆录、日记乃至笔记，进入小说创作，都是作者要找寻的通往真实的路。
文学通往真实的路建立在感性的经验上，作家靠对经验的记忆，通过想像，重新唤起具体的感受，作为座标，从而进入未曾亲身体验过的领域。即使是虚构，也还是从已有的感性经验出发，并且时不时再回到经验上来，想才不至漫失而变成随意的编造。
作家当然不只依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他人的阅历同样也可以借鉴。然而，这种间接的经验得激荡起作家自己真切的感受，才能进入创作，否则只是死的材料。所谓灵感，正是这种触动唤起的直觉，刹时照亮了内在的通往真实的路。这也是在高度凝神的状态下，感觉变得如此敏锐，眼前豁然开朗，那怕是未曾经历过的竟也触摸体验得到。这种领悟和科学的发现一样，并非是随意的杜撰。
文学也只能从个人的感受出发去认识人生，因而总是从认知的主体出发，这也就注定了经验无法遗传，他人的经验和教训未经过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还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人类所以不断受难和发疯，暴行和战争所以避免不了，恰如忌妒和仇恨不能免疫，一再重复的谎言也可以变成真理，都出于人自身的劣根，也就注定了人无法改造。教育虽然可以传授知识，却未必能唤醒人的良知。文学也同样无能为力，把文学作为教化的手段只是一厢情愿，相反，既夸大了文学的作用，又限制了文学的自由。一个作家，除了留下时代的见证，还又能做什么？
没有完人，乌托邦设想的新人在革命的现实中丧失做人起码的良知而成为暴君，凶手或是打手，比比皆是，大可把一个国家变成监狱和地狱。人的恶和怯懦也恰恰是人之为人而非上帝的证明。从造物主或救世主回到人，从超人回到脆弱的个人，作家观照这大千世界，同时也这样观省自己的话，会明智得多。
作家在观察大千世界人世百态的同时，要是也意识到这观察者并非就那么清明，同样也时不时为种种偏见和妄念左右，把这经常处于盲目的自恋中混沌的自我也加以观省的话，自然会冷静得多，不仅从偏执与虚妄中解脱，也赢得较为透彻的洞察力，自嘲与幽默感，怜悯与宽容也就随之而来。所谓作家的良知，便从那种本能的混沌和盲目的狂暴中觉醒。而良知，与其说是先验的良心，倒不如说是一双更为清醒的目光，凌驾于作家本人的好恶与政见之上，由此得出的观察自然更为透彻，也更深刻。
作家所以能如此清醒观察世界，又超越自我，也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实现的，并非先有一番修练。或者，不如说出自一种态度，也就是说把自己切实作为一个观察者，而不是去充当裁判，并且把这种观察贯穿于写作的始终，保持观察所必需的距离。观注其时，也同时唤起审美，从而获得一种趣味，一种启发，一种领悟，这便是作家从事这种超脱现实功利的写作得到的报偿，否则？很难持续这种热情而又保持冷静。
古往今来的文学，不仅仅是以现实和历史的真人真事为题材的见证文学，其实都是人生存困境的见证。没有哪一个作家不活在他所处的时代，而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品也都是作者的那时代人所达到的真实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和史诗都深刻触及了人类生活的真实，之后的诗和再之后出现的小说，捕捉的同样是人的真切感受。当历史同文学逐渐区分开来，前者日渐成为政治权力的记载，后者却越来越诉诸个人的感受。如果说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尚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的支配下，历史和文学还未分家？那么，中国明、清之际和欧洲十九世纪的小说则写的是人生百态，即使是虚构的故事，也都建立在对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冷静而准确的观察上。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对人世的关怀虽然转向对内心的观注，真实依然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品格。
不仅他人是地狱，这混沌不堪的自我何尝不也如此。被现代性弄得精神分裂的人，却迷失在自己制造的语言的魔障里。以自相反覆的言说来取代真实，同用意识形态来改造世界一样，都是人自以为是的虚妄。真实就在那里，并小不靠语言的诠释，把语义分析引入文学，离真实相反倒越来越远。用语言学的观念做成的文学理论，固然可以用于分析文本，离文学创作还十分遥远。
达到真实也不靠形而上的思辨。真实如此感性，又如此实在，随时随地活生生的地存在于人的感知里，是主体与客体的交融。而主体以外那物的世界，则是科学的对象。再说，文学也只能从主观的而且是个体的感受出发，去确认人生的真相。把科学的工具理性引入文学，把对人的认识弄成观念的建构与解构，都落入智能和言词的游戏里。
这个新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每一个简单的主义只要纳入一定的程序，都可以演绎出一套理论，甚至等不到论说成形，就已经由更新的观念宣布过时了。二十世纪之初曾经推动过文学艺术革新的现代性，到了这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也已经化解到商品推销的机制里，不断制造的时髦并不触动社会，唯新是好，愈益蜕变成一条空洞乏味的原则，不再能刺激出新鲜的思想。
当今，商品经济的世界一体化和信息的爆炸，面对的却是思想的日益贫乏。政治的权力斗争导致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侵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非左即右的选择和政治正确，取代了人的独立思考。作家个人的声音如果不卷入这全球性的混声大合唱，不投入到某一政治派别中去，不能不变得极其微弱。
幸好，文学毕竟是自由精神的庇护所，也是个人的尊严最後的防线。而作家的禀赋就在于，当人们苦于说不出而喑哑的时候，上帝居然赐予他语言。
文学所需要的语言，恰恰来自于不为言说而言说，直抵真实。这此时此刻人活生生的感受，没有主义，也超越观念。人之所以为人，通过语言的表述而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非倒过来，由定义和观念来解说人的存在。
人之为人，本来没有主义，主义的建构正是要把人纳入到一定的规范中去。文学上的主义也一样，把文学塞入某些理论框架裏里，好嵌入特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教化中去，以适应社会的秩序和政治的权力结构。
而人所以意识到人之为人，就在于个人的独立不移，因而才有自我表述的需要，也才有文学。老的主义完结之时，没有必要再去发明什么新的主义。
告别意识形态，不如回到人的真实，也即回到个人真切的感受，回到当下，不去制造关于明天的谎话。
也告别强加在文学头上的那种僵死的历史主义，那把审美也纳入编年史的序列，以进步或保守，前卫或过时，当作文学批评的标准，而真正深刻触及人生的作品却永远也过时不了。
也告别语言的颠覆，把社会革命的那套策略弄进文学裏里来，把文学创作变成翻云覆雨的文字游戏，倒是消解掉了文学固有的人的涵义。
回到人性，回到对人的观注，这观注既超越是非伦理的判断，也大于一切价值，而再大的价值莫过于真实。
对人的观注，就已经超越了一切价值的判断，倘若捕捉到人生命的脉动的话。而人这活生生的性命高于一切，唤起的苦恼和欢欣，欲望和灵魂的悸动，也是任何价值体系无法估量的。
观察大于判断，也高于判断，也因为判断之前已先有标准，再去裁决生活，也就走样了。把他人作为地狱却忽略了自身的怯懦。而恶之所以得逞，也同人自身的脆弱有关，屈从到默认，再到同谋，每一步相距都不太远。对恶行的观察，如果也注意到人自身难免的软弱，就不止于对恶作道义上的指控，而触及到恶之所以能到处横行，人解脱不了的这困境的根本。
而观察者，有容乃大。从对人世和自我的观省中唤醒的理解和悲悯，也远远超出是非恩怨的判断。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的作者，倘若抽身到观众席裏里去观注他们的人物，所达到的净化与解脱，又远远超越了历史的见证。作家，归根结只，得是人性的见证者。
如此这般观注真实的时候，也就不再顾及什么价值不价值了，这观注和对真实的追求便成为作家独特的而且是至高无上的伦理。
回到真实的人生，那怕这人生的真实如此令人困扰。当作家倾心观注之时，他笔下的文学兴许就得救了，虽然未必能拯救得了他自己。
诚然，文学并解答不了什么问题。人也解答不了人所不能解答的那些最明显的大是大非。人能放弃战争？结束种族屠杀、政治清洗、宗教狂热和恐怖主义？人制止不了较之自然灾害还严重千万倍的这些人为的灾难，只能陈述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感受。发现与惊讶，困惑与胆怯，生活中当然也时不时会有快乐、鼓舞和振奋，也曾有疑虑和苦恼，又生出幻想与虚妄。文学只能给活人和没活够的人一些参照。
而人并不知道人到底要到哪裏里去，或是以为要去哪里却又去不了，或是知道要去哪裏里并努力去，而这究竟又有什么意义？
人如果从文学中得到些感触，有所感动或醒悟，这就够了。文学倘若能唤起人思考，这文学就有具必要；而唤不起人思考，这文学也就可以结束了。当文学唤起人的感受又促使人思考之时，那就沉浸在这感受中去体会其中的意味。
这时候，读者和作者大抵在相近的层次上，有所沟通。一个个孤独的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理解，而人与人之间要是达不到起码的理解，争斗和暴力就难得避免，当然也就谈不上宽容与怜悯。虽然人与人之间相互如此难以理解，封闭在各自的经验裏里，借助文学却多少少少得以沟通，这本无目的的文学写作毕竟给人留下生存的见证。文学要是还有点意义，大概也就在这裏里。
二OO一年十二月于巴黎
(本文是高行健二OO一年应邀在瑞典学院举办的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大庆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谢选骏指出：人説“文学要超越政治的干扰，回到对人及其生存困境的见证，首先要脱离意识形态。”——我看文学是一種“人的活動”，和一切人類活動一樣，它可以“超越政治干扰”，卻無法“脱离意识形态”；人的活動無法脫離意識形態，就是一個文盲的算盤也是如此，何況還是受過多重洗腦的出賣自己作品的“文學家”？
結果呢？高行健就和王蒙類似，在破除舊教條的同時，又羅列了一堆新教條——因爲他們都是共產黨員，無可救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