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鼓励我写回忆录的洋人华人》（丁学良口述 | 《人文中國》2024年12月3日）報道：
最早鼓励我写回忆录的是一位洋人——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头两年同宿舍楼层的美国学生Blanford Parker（布兰福德·帕克）。[1]他这个夜猫子每天都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进自己的房间睡觉，我是他忠实的粉丝，经常晚餐后的傍晚或上半夜都会与他在同层宿舍的会客间（common room）侃大山一两个钟头。他说我是他平生第一个亲身交往的中国人，我就用我的初级阶段的英语口语尽量向他介绍关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由于同宿舍两年，他这位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研究生里公认的大才子成了我极要好的朋友，于是我就逐渐向他讲述我所经历过的1950年代晚期以后中国翻天覆地的一串串剧烈变迁的实况，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等等大事件，以及我们底层民众在这些大事件中的境遇。常常我开始讲述中国民间的故事时，布兰福德圆圆的胖脸上还带着好奇的孩子气的表情，听着听着，他就被我的细节描述震惊得目瞪口呆。他多次感叹：“丁，你比我的年纪只大了两三岁，而你经历过的那些事，如同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状况，在我们美国至少是十九世纪前才可能发生，有的甚至是像欧洲中世纪的现实。”[2] 两年以后，布兰福德向我建议，应该把我的经历记载下来，用英文出版，让外部世界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认知，更加深入进普通中国民众的人生脉络，而不要被中国官方的宣传所误导。于是我俩约好，在学校放假期间我们每周坐下来两次，我口述，他听着，在关键点上他向我发问，我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叙述方式解释那些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和事。我俩的口述对话用卡式录音机全部录下来，每盘磁带大约一个小时长。我们一共录了约四十盘。布兰福德说，等到我们基本上录音完毕，他就整理成英文文本。
我俩试图拟定出一个不落俗套的书名，几番琢磨，决定书名是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我的爷爷奶奶没名字》），既符合事实，又很特别，觉得这挺棒！布兰福德对美国的出版界很熟悉，建议我们书稿大体完成后，找一个出版界的Agency（为作者努力物色最合适的出版社且出书各项条件具吸引力），尽快与出版社签约。他特别中意位于纽约市的知名老牌出版社Farrar, Straus & Giroux，说该出版社在学术文化界声誉佳，还会组织新书会友活动，版税也很像样。
于是我俩一边做录音，一边提前享受书籍出版发行后的精神物质双收获。可是一年以后，布兰福德却抽不出时间把这个项目继续下去，他要尽快把博士论文完成，通过后拿到学位，抓紧时间找一份高校的教职，他觉得自己在同系博士生中年龄偏高，不能再耗了。我理解他的考量，但心里却痛惜不已！他把所有的录音磁带收拾好交给我，说妥善保管着，等到他的教职稳固后，我俩再继续合作做成这本书。他1988年毕业以后，我俩再也没能见面。在电子邮件和电话中，他多次表达了惋惜和遗憾。这个计划的流产是我在美国十年留学和工作期间最伤感的四件事情之一。
第二次我被鼓励写回忆录的刺激也是来自洋人，不是一位，而是一个小组。1989–1990学年期间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社会学系一位教授的电话，说有媒体来采访我。我进到教授办公室，才知道有一个教育纪录片小组在为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三集大型影视作品做前期研究，几位哈佛大学资深教授推荐了我，说我经历过1950年代晚期以后的中国历次大冲突大动荡。采访小组认真地解释了这部三集作品的意图，主要是为英语世界高等院校的教育提供依据大事件参与者们的经历和反思为基础的生动鲜活的影视资料，增加西方年轻学生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真切了解和辨别能力。三集的总题目是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中国：一个革命的世纪》Youtube），第一集基本上已经录制成功了，内容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大革命，即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拼搏。第二集的内容是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革命，包括1949年到1976年的历次政治风暴。第三集是邓小平领导的推动现代化的革命。我的经历将被包括在第二集和第三集里，以第二集为主。整个三集的制片人和总编辑是一位在国际上很受尊重的媒体人，Sue Williams女士，据我后来知悉（但我没有与她详细讨论过她的家世），她家族的上辈曾经在1949年前的中国工作，做慈善事业。她对中国既有深厚情谊又有客观理解，她强调这三集作品是以中国的民众为主题，深入草根社会。我被告知，这部作品不是商业操作，而是严肃的教育作品。她们先要系统地采访我们，把资料整理完毕后，再拍摄电视片。我当然非常乐意参与。她们的工作延续了数年，我1993年春离开美国之前，已经看到第二集在美国和英国的公共电视台播出，随后在25个国家上演，受到普遍的高评，很快获奖多项，诸如两项Cine Golden Eagles at the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两项Christopher Awards。[3] 我在第二集中讲述的1958年起发生在我们皖南乡下的惨景，令发达国家的观众惊恐哀伤；我讲述的1966年夏季开始的红色狂飙，令西方高等院校的师生血脉喷张。那些我辈中国人真实经历的细节之力量，远胜过抽象的社会科学概念。拍摄小组成员希望我继续和她们合作，把当代中国几轮的翻天覆地特别是普通中国人如何备受煎熬老老实实讲给全世界听。[4]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我告诉Sue Williams，她们制作的这三集历史记录片，犹如墓园里耸立的一座无名烈士纪念碑，让观摩者侍立在它的面前，追思那些生命和姓名都已经化为泥土的无数小人物；把他们碾压成泥土的历史巨轮，从来没有表示过怜悯和歉意。Sue Williams说会把我的这个评语转告她的同行和朋友们，让他们知悉，一个差一点也被革命巨轮碾成泥土的中国青年，是如何看重她主导摄制的作品。又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大疫情期间美国的高校经常不能开设面对面的课程，教授们只好尽量寻找具有教育素质高的影视资料让学生们观看。在一个北美最大的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学术团体里，上述纪录片被热情地推荐：“A Century in Revolution, a six part series but two parts, two hours, are on Mao 1949 -1976（with never to be repeated interviews with actual participants）. Unbelievably fantastic. Really gets a sense of why the disasters happened, from grassroots to top leadership.”意思是这部记录片在所有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影视作品里，独树一帜，因为被采访的主角们都是1949年后毛泽东发起的历次翻天覆地运动的参与者。
下一位鼓励我写回忆录的，也是洋人，Nancy Hearst，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主管，我们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好朋友。1991年秋季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后，等待着1992年6月初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这期间，我一边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力图尽快在西方出版，同时在哈佛本科生学院“社会研究委员会“教两门小组讨论课，为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做学士论文提供帮助。为了核对资料，我每周都要去Nancy的图书馆呆好几个小时，有次她认真对我说，“小丁，你真的打算一辈子教书？我看你最适合的工作是做历史记录片系列，先把你本人经历过的那些可怕的事件写成文字，然后与电影电视界的专业人员合作拍摄。观众以大学生为主，也可以到公共图书馆播放，举办讨论会和讲座，这样你的读者群观众群就大的多啦！你的生活经验不是很多人共有的，你应该把它们记录在案，再变成影像资料传播开来。”Nancy在这个图书馆里工作了几十年，对有关亚洲的各类图书资料的读者群受众群的相对大小、对哈佛大学师生有关亚洲问题的研学和阅读习惯、对美国和亚洲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长期互动，观察入微，把握精准。她的忠告时不时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直到如今。她本人也没有忘记这个忠告，2008年夏季她来北京出差与我会面时，还提到了这件事，还建议我做系列口述史。
可是，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我还是走了一条大学教书匠的常规路。1993年初春我应聘来到刚建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在社会科学部教学和研究，忙得没时间看经典电影（我是电影迷，曾建议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进口这类伟大的作品，后来真的进口了几个系列，包括日本百年经典电影集），更没有多余的时间写回忆录和做记录片。随后又离开香港，应聘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忙于做跨国研究项目。过了几年又返回香港科技大学，终于在2000年初获得了tenure（长聘教职可以一直做到法定的退休年龄）。手里端着铁饭碗，于是就动了念头，想做自己多年里无暇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渴望做的几件事，其中包括写回忆录。到了这个时候，鼓励我写回忆录的变成了华人，其中最要紧的是海外华文世界最富盛名的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发行人林载爵。我们相识是在哈佛大学，1986年初夏，他那时是联经出版公司的总编辑，先到剑桥大学然后到哈佛大学来进修。他早年在台中东海大学历史系任教，对多个历史学分支都熟悉，曾经馈赠我几厚册中央研究院历史所编辑的口述史，他督促我也要留下信史。于是我就把自己的第一本回忆录书稿交给他出版，在海外读者里引发了热烈的议论，因为我的回忆录并不遵循传媒界和学术界的定规套路，方方正正铺陈下去，而是尽量让被追忆的人物和事件保留鲜活的草根气息，拒绝用黑白分明的政治脸谱作描述。[5]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永祥读后对我说：“学良，你应该多写写这样的文字，别花那么大精力写象牙塔格式的洋八股。写洋八股的学者有的是，用不着你添加进去，但拥有你的经历把它们写出来的人却太少了，这些更有历史价值！”一位台湾的大学教授给我的电子邮件（所署日期2005年2月15日，即我的《液体的回忆》发行后约7个月）说：“回忆买书过程，谈不上折腾，却也一波三折！过年前三度到：诚品书店，金石堂书店，另一次在台大附近校园书房，都空手而回，店员说卖完了！趁过年假期，到台北101大楼，台湾规模最大书店PAGE ONE（新加坡人开的国际书店），终于买到《液体的回忆》！迫不及待地拜读！真是百感交集！莫名感动！对你参与革命的心路历程以及特立独行的风格，我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会介绍研究生看你的大作！”受到他们的真诚鼓励，我给台湾自我定位于大中华知识圈的《思想》杂志第一期写了一篇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的长文（1966年–2006年），以回忆和反思为主旨（此文引发的争议颇为情绪化）；又过了几年恳请林载爵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回忆录。[6]
来自中国大陆的鼓励我写回忆录的人也不少，不过通常话讲到一半就进入“但是”语境也即文化大革命期间风行的“但书”：丁老师，你的经历虽然像重庆火锅荤的素的麻辣烫样样都有，但许多内容在中国大陆是出不来的，敏感的环节太多，不好处理。这是大实话。而一个人写回忆录时若是要预先考虑必须回避中共官方审查机构不放行的内容，那他的回忆录的史实价值又所剩几分几厘？所以我这么些年来，并没有试图在中国大陆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也许要熬到眼下的所谓“新时代”完结之后方有机会。
2024年清明节时令，我在为创办于上海的《知几研学》作系列读书报告会的过程中，与该读书会的创办人之一戴志勇商定，我俩合作做我的回忆录，由我口述，他记录并及时提问，这对我是一件极其开心的事情！1993年春天我从波士顿到香港之后，和中国大陆的严肃媒体发生了愈益密切的交往，那个时代的中共管理社会文化领域的体制还延续了1980年代的相当宽松灵活的传统。我得此机会，常常能够对不直接涉及最敏感话题的公共事务发表分析和评论。在所有曾经与我做过长篇专访或评论栏目的出色媒体人中（他/她们共有约20位），戴志勇是最过硬的。他那时是广州《南方周末》的大参考版主编，与我做的几个题目，后来成为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被读者挖掘出来再做网络传播的名篇，比如关于苏联制度为什么路子越走越狭窄、改革越来越无望、生机越来越枯竭、终于树倒猢狲散。比如中国的厂商尤其是国有大型公司到了海外经营，为什么不与时俱进改善自己的管理和操作方式，却有意识无意识地延续它们在中国本土的糟糕习惯，导致经常的亏损和重大工程方案的败弃。比如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机构，为什么不能像香港的大学一样（指2018年以前），向世界上那些最卓越的院校学习，发展出一批与先进国家大学接轨的自由开放的好学校。比如那几位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领军作用的思想家，为什么晚年都一再强调他们的理想主义源于青少时代的自由独立思考，也即1949年以前的中国教育和文化环境。比如中国的公共医疗体系为什么一方面不堪重负，一方面对极少数特权人士无上限地浪费资源；等等。所以，早年我与戴志勇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俩合作做我的口述回忆录，也一定会是卓有成效的。
我对自己的回忆录有一个意识清晰的定位：作为一介平民个人，我的回忆录绝无可能像历史上的重量级个人（dominating figures）的回忆录，他/她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文、所作所为不论是正是邪是胜是败，都有记载下来的价值，即便有些细节相当琐细。我的回忆录的历史价值则是基于另一种维度的份量：我所目击的、经历的、参与的许多事件，属于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不多见的、甚至绝无仅有的异常现象（abnormal, unusual and /or extraordinary happenings and events）。这些事件不仅巨大地和深刻地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甚至几亿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且对那以后的中国乃至周边社会的变迁继续发挥着强韧的左右支配力。我只要把能够忆及的事态诚实地记载下来，就为当今的和往后的人们留下一部鲜活的见证史（eye-witness accounts/ records）。见证史的价值不在于见证者本人的分量，而在于被见证的事态的分量。在若干的时间段，我也曾鼓吹过、发起过甚至组织过规模不等的群体活动，它们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它们的某些遗产在后来的岁月里被人们反复提起。在回忆录的适当部位，我也会对我以前的言论和作为进行反思，这个建议是台湾署名“顾尔德”的一篇严肃书评针对《液体的回忆》而发的；香港的青年读者群特别是曾经听过我的中国文革课、20世纪全球共产主义兴衰课、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比较课、东西方专制独裁政体比较课的学生们（很多来自中国内地和其它国家），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都是合情合理的。[7] 我的反思包括自我批判，将立足于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19–20世纪比较革命史的主要脉络。这些革命除了中国本身的革命运动，还涵括俄罗斯革命和苏联的瓦解，德国的左派和右派革命，以及日本的反革命。
我跟戴志勇合作做这部口述回忆录，商定好先不要把做多大规模、出多少卷册放在心上，我们现在也确定不了。我们的时间起点是1950年代中后期，终点是2020年代末期。我俩的对谈，应该像一条自然河流一样。河水淌得快还是慢，是汹涌澎湃，还是悠悠缓缓，随它而去。谈到六七次后，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先把记录的文字初稿进行核对和校定，因为人的记忆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在重要的关节点上一定要尽量找到旁证资料。这对于我们留下当代中国的口述信史的最高目标至关重要，要确认回忆者没有故意讲假话，也不是记忆缺失，我们就得交叉核实。我读过的有史学价值的那些回忆录，在这些方面都花了很大的功夫。否则，久远以后的人们就不知道你是有意隐瞒了事实呢还是有意做了歪曲。不要等到It's too late才后悔当初没有抓紧时机极尽所能作一一的对照。
最后一点说明：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也就是我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返回到香港科技大学的1999年起，一直到大约2022年，海内外媒体对我的采访很多（指与我个人经历相关的话题），但都是零零碎碎的片段。它们是一些离散的点，没有形成线，更没有塑成面。现在我俩做这个系列口述回忆录，就把前面的事忘掉，从头做起。一位出色的散文作者在为他自己的畅销多年的集子所写序言中说：“这几十篇散文的写作上，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寂寞的环境里，寂寞的写成的。在永州的寂寞中，柳宗元写出他的清新游记；在江州的寂寞中，白居易唱出他的动听歌声；到了寂寞的异地印度，弗尔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A Passage to India）悟出的故事才洞澈人世的疎离；住在寂寞的异国巴黎，屠格涅夫写出的说部才烘托出祖国的荒冷。我常常感觉寂寞也许是一个作者呕心沥血时所必有的环境，所必付的代价。”[8]
我现在正处于我平生最寂寞的时期。
初稿于2024年6月28日–7月1日；修订于2024年7月14日竞选中的特朗普被枪击后的清晨
[1] 参阅丁学良：《我读天下无字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增订版），第90 -97页。
[2] 大家知道，美国人习惯于用不带姓氏的名称呼对方。我的名的拼音对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个难题，他们很难发音准确。于是我就请周围所有的美国人都用我的姓称呼我，他们不会拼错。后来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人，也学了台湾香港的留学生，主动起一个英文的名，入乡随俗。可是早先我们那一代的赴美留学生，极少这么干。我本人深受古典小说和传统戏剧的影响，信奉 “大丈夫四海为家，坐不改姓，行不改名！“ 所以在海外四十余年，都没有起一个英文名。
[3] From http://www.zeitgeistfilms.com/film.php?mode=filmmaker&directoryname=chinaacenturyofrevolution.
[4] Robert Kohler, “‘Mao Years’Sheds Light on Series of Ruthless Campaigns”, Los Angeles Times, 13 April 1994; Walter Goodman, “The Pric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New York Times, 14 April 1994; Paul Cohen, “Review of the Mao Year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 February 1995:54:pp. 275-276；
[5] 丁学良：《液体的回忆：水、泪、血、酒中的三次革命回忆录》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4年 5月第一版）。
[6] 丁学良：《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从文革到重庆模式》（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13年2月第一版）。
[7] 这些课程在2018年6月之前的香港科技大学，属于 Special Topic Course 范畴，它们和科技专业没有关联。准备授课的教师必须事先作系统的研究，包括参考西方著名大学的相似课程，论证香港的大学生（即便是科技专业的）也必须有同样的受教育经验，否则学生难以在往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应对影响社会各阶层的重大政治经济战争事态。我申请的所有这类课程，尽管也有一些争议，最终均得到学部、学院和大学的批准，可见那个时代香港科技大学的开放、自信、宽容、自由。
[8] 陈之藩：《旅美小简》（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7年6月第三版），第1页。
谢选骏指出：人説“那些鼓励我写回忆录的洋人华人”——我看這人似乎不懂，人家這是在挖苦他呢！因爲只有自認失敗的退休老人，才會去寫回憶錄！因爲《某某回憶錄》的意思就是——《某某的人生已經到此結束》！勝利者爲何不寫回憶錄？因爲他的營生還在擴張，大事要事只能秘而不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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