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十九个警察杀害了十九个孩子

《得州官员承认：警方应对枪案犯了“致命”错误！》（美国网 2022-05-27）报道：

得州小学枪案发生后，警方行动迟缓引发质疑。周五，得州公共安全厅厅长麦克劳（Steven McCraw）承认，枪案现场指挥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未能及早冲进枪手所在的教室，挽救被困师生。

麦克劳称，尽管与枪手同处一室的师生拨打了911报警，但现场指挥官认为枪手已将自己封锁，并非活跃枪手状态。

他还表示，两名拨打911求助的孩子最终被杀害。

据悉，枪手在学校里呆了近80分钟才被执法人员击毙。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援引两名知情人士周五报道称，当配备了特殊装备的联邦移民官员抵达乌瓦尔德市小学时，当地警方不允许他们展开行动。

官员称，边境巡逻队(CBP)和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特工于中午12点到12点10分之间赶到现场——比之前已知要早得多，但他们直到1点才进入与枪案现场相邻的教室，当时枪手已将自己封锁在室内多时。最终，一名联邦战术小组成员击毙了枪手。

这一新细节加深了人们对枪击事件应对策略，以及警察在阻止大屠杀前浪费大量时间的质疑。

据一名官员说，联邦特工赶到后，现场十分混乱——人们正把孩子们从窗户里拉出来，而当地警察只带着一把手枪和几支步枪，试图在周围设立一个警戒线。

麦克劳周五还提供了枪手进入学校的时间线。他表示，一名教师听到附近的车祸和枪声后走出校门拿手机，但返回学校后忘了锁门，这给一直躲在附近的枪手提供了机会，他于11点33分左右走进学校。

仅仅两分钟后，至少有三名警察从同一扇门走入学校，到12点03分，走廊里有多达19名警察。

然而，直到中午12点50分，发生枪案的教室才被一名门卫用钥匙打开，枪手在那时被击毙。

麦克劳说，在校内发现了142个弹壳，173发实弹。他介绍称，枪手总共携带了60个弹夹，其中31个是装在背包里的，他并没有带入学校。

《德州枪击案：官方承认现场警察做了“错误决定”》（2022年5月28日）报道：

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局局长麦克劳（Steve McCraw）周五（5月27日）告诉媒体记者，本周早些时候在罗布小学发生的屠杀事件中，执法人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警方面临着公众愤怒的质疑：为什么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将凶手制服？在这场发生乌瓦尔德市（Uvalde）罗布小学（Robb Elementary School）的枪击案中，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遭到杀害。

事后看来是“错误的决定”

麦克劳说，现场指挥官认为枪手已被堵在教室里，孩子们没有危险。指挥官决定先等待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战术小组到达之后再进入罗布小学的教室。

麦克劳说：“事后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这样。”

这位官员说，边境巡逻特工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学校上锁的房门。下午12点50分左右，警方与凶手（18岁的拉莫斯（Salvador Ramos））对射并将其击毙。

德国之声驻德克萨斯州的记者西蒙斯（Stefan Simons）说，麦克劳的言论引发了“乌瓦尔德公众的愤怒”——不仅因为现场警察的极度无能，而且因为警方在枪杀案发生几天之后才对此做出交代。

西蒙斯说，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发现警方的现场失误，本身是一个“重大失误”。

德克萨斯州长艾伯特（Greg Abbott）说，他在警方对枪击事件的反应方面被“误导”了，感到“很生气”。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需要“彻底地、详尽地 “调查。

质疑警方错过营救时间

麦克劳承认，标准的安全指导建议警方毫不迟疑地与正在进行屠杀的校园凶手对抗。

当天上午，凶手拉莫斯在射杀自己的祖母后，开车前往罗布小学。11点28分，在小学附近，他将车开到了一条沟里。随后，他抱着一支AR-15式步枪跳出车，步行大约12分钟后进入罗布小学。然后他前往四年级的教室，枪杀了年龄在8至11岁之间的19名儿童，以及他们的两位老师。

在拉莫斯进入学校的同时，警察也赶到了现场。凶手向警察开枪，将他们阻止在外面。

中午12:03开始，有人多次拨打911紧急电话，小声告诉警察，已有多人遇害，还有“八九个”学生活着。

一个孩子在12点47分打来电话，要求接线员“请马上派警察来”。

周四流出的视频显示，当时绝望的父母敦促警察冲进学校，其中一些人被警察控制。

呼吁制定更加严控的枪支法

乌瓦尔德枪击案是自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的20名儿童和6名教育工作者被枪杀以来，美国中小学中枪击事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与那场屠杀发生之后一样，民众呼吁美国立法收紧枪支管理。

拉莫斯在袭击前几天合法购买了两支枪：5月17日他从联邦许可的枪支经销商处购买了一支突击步枪，5月20日购买了第二支同类枪支。几天前，他刚满18岁没几天。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这是购买步枪的最低年龄。拉莫斯还买了几百发子弹。

美国步枪协会（NRA）周五开始在休斯顿举行年会。抗议者聚集在会场外面，要求结束支持拥有枪支的游说团体对美国政治的挟持。

(法新社、美联社、德新社、路透社)

谢选骏指出：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局局长麦克劳（Steve McCraw）轻描淡写地说，在罗布小学发生的屠杀事件中，执法人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是在逃避它自己的责任。因为，这些警察的按兵不动很可能不是“错误的决定”，而是“蓄意促成谋杀的落实”。

《「拜託立刻派警察」 德州小學槍擊案 學生報案紀錄曝光》（2022-05-28 聯合報編譯）报道：

美國德州尤瓦爾迪市羅布小學24日發生槍擊案，一名4年級女學生撥通報案電話，壓低聲音、偷偷摸摸地懇求，「拜託立刻派警察」。

紐約時報報導，美國德州尤瓦爾迪市（Uvalde, TX）的羅布小學24日發生槍擊案時，一名4年級的女學生撥通報案電話，她壓低聲音、偷偷摸摸地說，「拜託立刻派警察」，卻不知道警察其實早就到場了，但他們一直在外面的學校走廊等著，還在那裡待上一個多小時、沒有採取行動。

羅布小學槍擊案兇手拉莫斯上午11時33分進入校園，隨後在111與112號教室行兇，打電話的女學生就身處112號教室內。當她打通報案電話時，拉莫斯已在校園內待上半個小時，她的身邊則是同班同學一動也不動的遺體與大量用過的子彈彈殼。

根據德州公安部向媒體公布的最新時間線，這位女學生12時03分打通電話，向報案中心的調度員表明身分，悄聲告知自己跟槍手就在教室裡。她在12時10分、13分兩度打電話，12時16分電告有8至9名學生還活著。另一位在111號教室的人於12時19分報案，但在另外一位學生要求下掛斷電話。

女學生12時36分回撥時，調度員告知別掛斷、別出聲，她則報告槍手正朝教室的門開火。她在12時43分與12時47分兩度懇求調度員「拜託立刻派警察」。12時50分可以聽到槍聲響起，12時51分的則非常嘈雜，聽起來像是警員正把孩子們帶出教室。此時，第一個報案的女學生在電話被切斷前已到了外面。

NBC新聞報導，女學生第一次打通報案專線時，多達19名員警已經到達走廊，但他們聽到來自門後方的零星槍聲時停下腳步，現場指揮官則命令他們不要衝向拉莫斯將自己反鎖在內與開火射擊的111與112號教室。德州公安部長麥克勞（Steven C. McCraw）在記者會承認，「這是錯誤決定，沒什麼好說的」。

谢选骏指出：上述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十九个警察”放任凶手杀害了十九个孩子！这些警察，就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的借刀杀人的凶手”，而不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的执法人员”。他们狼心狗肺，和天安门屠杀中的解放军指战员，没有实质区别。

谢选骏：天安门屠杀群众到美国的群众屠杀

《德州枪击案：大规模枪击案如何影响美国学童一代》（BBC 2022年5月28日）报道：

一些专家把美国今天的年轻人称为“大规模枪击一代”。

美国校园枪击案频发，那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令人沮丧。但在媒体的喧嚣过后，（生活）已经不再是一切照旧了。

在最新一起枪击事件中，18岁的萨尔瓦多·拉莫斯（Salvador Ramos）在德克萨斯州的罗布小学开枪打死了19名学童和2名老师。

罗布小学的学生年龄在7-10岁之间。

拉莫斯手持一把手枪、一把 AR-15半自动步枪和大容量弹匣大开杀戒。最终，他被当时在附近巡逻的边境警察击毙。

但这种暴力行为如何影响美国学生、老师和家长们的日常生活呢？

美国德州校园枪击案最少21人死亡 包括19名学生

美国得州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10死10伤

加强学校保安

自1999年的哥伦拜恩高中枪击事件后，美国许多学校开始使用金属探测器。

不难理解，学校杀戮事件无疑会让公众大声疾呼加强学校保安措施。

在德州罗布小学枪击事件后，几个学区表示，他们本周将加强校园警力。

美国校园枪击案频发，包括1999年的哥伦拜恩高中（也称科伦拜高中）枪击案；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击案以及2018年帕克兰高中枪击案等等。

这些事件共导致88名无辜者丧生。

美国校园枪击事件专家琼森说，“每次重大枪击事件都会让人们呼吁增加他们各自学校的安全防范，以确保向学校家长保证，他们的孩子不会成为下一个哥伦拜恩、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或是桑迪胡克那样的受害者”。

琼森在《受害者与犯罪人》杂志上撰文说，结果导致金属探测器、X光机、武装警卫，以及员工带枪进校园已经变成“常态”。

枪击演习

美国超过95%的小学都实施了应对枪手袭击的模拟演练。

琼斯表示，美国学校已经习惯为大规模枪击做应急计划准备。这意味着越来越频繁地评估威胁、制定应急计划、成立危机小组，应对枪手袭击计划处于待命状态等。

根据美国枪支安全支持基金组织（Everytown for Gun Safety Support Fund）的数据，美国超过95%的小学都曾进行应对枪手袭击的模拟演练（active shooter drills），但它却是最有争议的政策之一。

在一些最逼真的演习中，扮演枪手的蒙面男子携带假枪，扮演受害者的学生则浑身是血（假血）。

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中，Everytown表示，“没有研究”支持这样的演习是否有效。与此同时，有证据显示，这种模拟演练实际上可能会对心理健康有害。

它引用一名家长的话说：“我在幼儿园的孩子在演习期间一个人被困在洗手间里，之后花了一年时间来治疗因此而带来的极度忧虑”。

这名家长还表示，甚至在新学校，她女儿仍不得不使用护士办公室的洗手间，就是因为那次演习给她所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结果。

警察在模拟演练中安慰扮演受害人的女学生。

2019年，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学校受到了批评，因为他们在演习中所使用的假子弹让学生受到“创伤”，老师也有“瘀伤”和感到“害怕”。

美国国家学校危机和丧亲中心的舍恩菲尔德当时对BBC表示，许多这类演习是为成人设计的 - 比如，学校专业人员或是执法人员 - 看看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应。

他说，“让孩子们浑身沾满假血躺在地上扮演受害者毫无意义，并且可能会造成创伤”。

他补充道：“我担心这些演习会向孩子们灌输他们有可能做到超出自己——或任何人——实际能力的想法。这只会给枪击事件幸存者带来更多创伤”。

校门以外的影响

校园枪击事件的影响是广泛的，包括儿童的心理健康、学业成就和社区生活。

几项研究显示，校园枪击事件会给幸存者留下心理健康问题，导致他们学习成绩不佳，甚至还会给学校所在社区造成影响。

据华盛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专家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与没有经历过枪击事件类似学校的孩子相比较，枪击案幸存学童更可能长期缺课。

那些学生更可能肄业，尽早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更小。

枪击事件还会带来更广范的影响，例如，经济学家说，随着家庭离开这一地区，枪击事件还会产生经济影响。

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在校园枪击案发生的社区，年轻人（20岁以下）使用抗抑郁药的人数增加了21%。

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罗辛-斯莱特说，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我们对它们越来越不敏感了”。

她说， “也许对那些幸存者来说，他们又会回到正常生活中去，因为这就是美国的生活。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她还说，“当我们考虑校园枪击案的代价时，往往会根据死、伤的个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计算。但现实是，还有更多学生在目睹学校枪击后幸存下来”。

“大规模枪击事件中长大的一代”

德州罗布小学枪击事件受害者年龄在7-10岁之间。

根据美国专业多平台刊物“教育周”的统计，仅在今年美国就发生了27起造成伤亡的校园枪击事件，至少有67人死亡或受伤。

自从2018年该出版物开始收集数据以来，一共发生了119起校园枪击事件，其中每起事件中至少有一人受伤或死亡。

琼森说，不幸的是，今天的年轻人已经被贴上“大规模枪击一代”的标签。

尽管枪击事件对人们生活带来诸多影响，但却未足以明显改变（美国）公众对枪支管制的看法，特别是共和党政客以及选民仍然赞成拥枪权。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说，德州枪手“偷走了孩子们的未来”，并批评一些国会议员们只会“在枪击事件后发表空洞讲话，但同时却反对所有拯救生命的努力”。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表示，枪击事件是“邪恶和大规模谋杀行为”，但他坚称，枪支管控政策并不会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谢选骏指出：据统计，今年不到6个月时间，美国已发生21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根据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的统计数据，截至5月24日，2022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已经发生了212起大规模枪击案件。而5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发生的枪击案是最新一起“美国悲剧”。美联社报道说，罗布小学枪击案已导致21人死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5月24日是2022年的第144天，但今年以来美国已发生了21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这意味着今年以来，平均每天美国发生一起以上的大规模枪击案件。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定义是造成4人或4人以上伤亡的枪击事件，不包括枪手在内。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的统计，截至5月24日，2022年已有17107名美国人死于枪支暴力。由此可见，这种“群众屠杀”在美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何以至此？可以认为这是疫情带来的社会精神失常所致致。而疫情扩散正如强制清零一样，又是血汗工厂和严控言论的必然结果，至于后者，则是天安门屠杀的长期恶果。简而言之，从天安门屠杀的群众到美国的群众屠杀，两者之间具有时间线的前后关联——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中国经济崛起”和“美国的中国化”。所以说，人血馒头代价高昂——华尔街猛吸天安门的鲜血，导致美国的社会堕落和杀机四起。所以说，“上帝还是有的”，从天安门屠杀群众到美国群众屠杀，可能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其中间经过了三十三年，相当于半个巴比伦之囚。

谢选骏：“以肤色来定义”的另一面相

《一个非洲记者在美国亲身感受的种族歧视：以肤色来定义我》（BBC 2020年6月5日）报道：

在抗议佛洛伊德之死的示威中，一名女性用肯尼亚国旗包裹脸部。

非裔美国人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被警员制服期间身亡事件之后，抗议席卷了美国。肯尼亚记者拉里·马杜沃（Larry Madowo）写下他在这个国家所亲历的种族主义。

去年夏天我在纽约的第一个星期，我被邀请去一个朋友在上西区的顶层公寓吃晚餐。

我给她买了一些水果，提着塑料袋来到她的楼前。

前台指我去楼后面的一个开放庭院，穿过堆放住户垃圾袋的地方，进了一个出奇肮脏的电梯。

当我在楼上走出电梯时，主人家开门时一脸窘迫，她脸上的气色全没了。

Larry MadowoLarry Madowo

美國或許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機遇之地，但是它仍然有可能以我的膚色來定義我，貶低我的價值。

拉里·馬杜沃（Larry Madowo）

肯尼亞記者

“那个种族主义者看门人以为你是送外卖的，让你去用服务电梯，”她一边道歉一边解释说。

我在南非和英国复杂的种族阶层结构下工作过，也游历过世界各地，但是一个美国住宅管理人员不认为一个像我朋友这样有教养的白人和她的丈夫会有一个黑人访客这件事，仍然刺痛了我。

早期的这次轻微伤害事件给了我一个预警：美国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机遇之地，但它仍然有可能以我的肤色来定义我，贬低我的价值。

我来自一个黑人为大多数的非洲国家，这并不重要。在这里，那些外貌像我一样的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与一个持续异化、排挤和责罚他们的体系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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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男子画了一幅乔治·佛洛伊德的肖像来纪念他。

在肯尼亚，我或许可以淹没在人群里，但是在美国，我总是因为我是黑人也背负着一个箭靶。

投行人士艾米·库珀（Amy Cooper）因为一个哈佛毕业的黑人要求她遵守公园规定拴住狗而不满报警。一天之后，一名白人警员就用膝部长时间压住乔治·佛洛伊德的颈脖，直至他最后死亡。

我的心碎了。

随着要求为佛洛伊德以及无数被警察杀害的黑人争取公义的抗议呼声在全美各地爆发，我屏住了呼吸。

我如何去哀悼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登陆美国的非洲人，我如何去感受一种我没有体验过的痛？我在想，在某个手到拿来的时刻，我会不会将非裔美国人所受的苦挪为己用？

然后，我看到了一段在加州长滩的抗议视频，那份忠诚非常清晰。

“在美国的非洲人能够支持非裔美国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去理解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一名抗议者说。

我问汤姆·吉塔（Tom Gitaa）——一份在美国中西部以非洲移民为受众的报纸《Mshale》的出版人——他怎样看待始于他所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这些抗议，以及其后的暴乱和抢掠。

“我们很多人在非洲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着这些民权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理解。”

“但是说到警暴、工作场所歧视等议题，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就和非裔美国人多年来所经历的一样，”吉塔说。他在大约30年前从东非移居到美国，他在美国出生的24岁女儿就是上街发声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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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佛洛伊德被警员膝部压颈超过八分钟后死亡。

在非洲人和美国黑人之间，一直都有着某种张力。

我和我的朋友凯伦·阿蒂亚（Karen Attiah） 两年前就曾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探讨过其中一些话题。当时超级英雄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刚上映。

她是该报“全球意见”（Global Opinions）栏目的编辑，一个非洲移民的女儿——在美国出生，但是与父母的家乡有着很深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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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伦告诉我说，她的父母现在具体讨论种族和白人种族主义时，所用的是她和兄弟姐妹成长过程中没有听到过的方式。

“我想我们以前几乎是要和美国黑人保持一种距离，因为我们是移民，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星期他对我说。

“而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一个警察看到你的肤色，他不会去问你是来自加纳还是尼日利亚还是津巴布韦，或者是亚特兰大还是达拉斯南区，他们只会看到一个黑人。”

像演员露琵塔·尼永奥（Lupita Nyong'o，雷碧达·尼安高）和喜剧演员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等非洲名人，正在利用他们有影响力的平台来声援争取公义的行动，并且指出那些批评抗议的声音当中所存在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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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给美国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非洲联盟（AU）甚至罕有地发表一份声明，对佛洛伊德的死表示遣责，要求美国政府“确保完全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

401年前，第一批非洲奴隶来到了美国——登陆地点是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

去年，一些他们的后代作了一场回到非洲之旅，以标记“回归之年（the Year of Return）”，回到四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被掳走的地方。

其中一个标志性的活动是去年12月在加纳的“Afrochella Festival”节庆，想出这个主意的是阿卜杜尔·卡利姆·阿卜杜拉（Abdul Karim Abdullah）。

我打电话给他时，他刚刚经过漫长的一夜，抗议来到了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他的家所在的一带。

“很多非洲人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也是他们的抗争，”他说。

“对黑人的不义在任何地方都是不义，我们应该站起来，团结一致对抗。”

在美国的非洲人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活动人士一起游行，支持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抗议，捐钱给社区公义活动，并且组织自己的活动，显示黑人族群的一致性。

“黑人受到最多不公对待”

在美国不同地方的公众活动当中，有手持非洲国家国旗或者非洲各种语言标语的抗议者出现。

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政厅门外，贾达·沃克（Jada Walker）含泪向游行的人群说：“在这个地球上，有色人种的人们，特别是黑人，是最受到不当对待、最被错误评价和误解的族群。”

她担心她那个有特殊需要的两岁外甥长大之后会面临什么。

“当他像他父亲一样长到6尺8寸，不擅沟通，同时又长得像警察想找的人时，警员会怎样对待他？”

每十萬名在囚人士中的各種族人數. .  .

由于美国警方对黑色或棕色人种执法时的暴力往事，所以父母总是很警惕。

伊夫拉·厄德古恩（Ifrah Udgoon）出生于索马里，现在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当中学科学课老师。她一直为自己13岁的儿子而活在恐惧中。

“每过一天，都会有种意识，就是不久的将来，或者现在已经是，他在人们眼里就会从可爱变成有威胁性，而我为他的天真而心碎，”她在南非《邮政卫报》（Mail & Guardian）撰文说。

厄德古恩女士点出了一个很多非洲移民都感觉得到的挣扎：“人们期待，我来到这里就应该感恩，但我是否已经将灵魂卖给魔鬼了？”

阿卜杜拉将Afrochella看作是一个平台，将散居的黑人面对着一些像这样看起来棘手的障碍时，能够将他们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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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過被截停、搜身以及被種族化地標籤。這場抗爭是我的抗爭。

阿卜杜尔·卡利姆·阿卜杜拉（Abdul Karim Abdullah）

Afrochella Festival組織者

“我查探来自海地、贝宁、圣文森和格瑞那丁等国家的黑人朋友，因为歧视是没有国籍之分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影响着我们所有人。”

“很长时间以来，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公义，走到我开始找到恰当的语言。我试过被截停、搜身以及被种族化地标签。这场抗争是我的抗争，”阿卜杜拉说。

这不仅是他为像他这样的非裔美国人抗争，而且是一次为了作为黑人有权在美国得到安全的抗争。

我又重听了凯伦给我的语音留言，因为她的结论很深刻：“我想现在，显现出来的是反黑人，而它唤起的觉醒是，我们很多抗争都是彼此相连的，它们不一样，但是互相之间非常有关系。”

谢选骏指出：这个来自非洲的黑人记者哀鸣“在美国亲身感受的种族歧视：以肤色来定义我”；但是却明显忽略了“以肤色来定义”的另一面相——在美国，黑人经常对亚裔爆发种族歧视……辱骂……殴打……抢劫……杀害……其频率远远高于白人对亚裔的类似犯罪，也远远高于非裔对欧裔的类似犯罪。非裔对亚裔的这种高频犯罪，就是我所说的“以肤色来定义”的另一面相！非洲记者要求不要以肤色来定义黑人，但是他忘记了，恰恰是黑人在以肤色来定义他人和自己！

谢选骏：生物学意义的真实

《生物学意义》报道：

生物学意义是指站在纯粹的生物科学立场上，用专业的生物学概念和方法对客观生命现象作出科学合理的说明和阐释，使得人们对生命的本质有一个真实的理解和认识。外文名biologicalmethod——

生物体内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化学变化。绿色植物和某些细菌能以十分简单的物质，如水、二氧化碳和无机盐为原料合成各种复杂的有机物，并把太阳能转变为化学能，贮存于有机物中；而其他生物又能分解这些复杂物质，从中取得能量，例如动物以植物体中的淀粉等复杂物质为食物，淀粉被降解成单糖，并在细胞内进一步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同时释放出能量供动物生长、发育、运动等种种生命活动所需。

在实验室中，复杂有机物的合成与分解必须要有高温、强酸或强碱等剧烈的条件才能进行，而在生物体内虽然条件十分温和，许多复杂的化学变化却进行得极为顺利和迅速。例如，动物吃下的肉食在消化道内只需要几小时便被完全消化分解，细菌在合适的条件下，20分钟就增殖一代，在这段时间内，合成了新细胞内全部的复杂物质。

这种使化学反应变得容易和迅速进行的根本原因就是生物体内普遍地存在着高效生物催化剂——酶，从而使生物体内的各种物质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所以说，酶在生物体的生命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人们所说的客观，只是生物学意义的客观；人们所说的真实，只是生物学意义的真实。一旦生物学过程停止，人们所说的客观和意义，也就不复存在“真实”了！就像泡影一样。因为泡影存在，所以泡影所照见的五蕴才存在；因为泡影存在，所以泡影的真实客观才存在。

谢选骏：从屠杀印第安人到消灭地主阶级

《中国报告指美国实行种族灭绝“旨在化解新疆人权指责”》（2022年3月8日 BBC）报道：

关于感恩节的叙事突出了美洲原住民的作用，但有历史反思者指出早期欧洲殖民者有种族主义和奴隶制的原罪

中国外交部3月2日发表文章指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待印第安人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这被认为是中国为化解受到美国关于新疆维吾尔人受到拘禁和种族灭绝指责做出的反击。

中国外交部发文说，美国历届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强制迁移，同化和不公正待遇已构成事实上的种族灭绝，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关于种族灭绝的定义。

这篇题为“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证据”的文章长达近万字，敦促美国“放弃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和双重标准，认真严肃对待本国国内存在的严重种族问题和罪行”。

分析人士指，这是中国为化解受到美国关于新疆维吾尔人受到拘禁和种族灭绝指责做出的反击。

美国和中国有关新疆“种族灭绝”之争的六个看点

之前，面对来自美国的人权指责，中国从1998年开始每年发表美国人权报告，批评美国自身存在人权问题，作为对美国的回击。

但在全球疫情爆发前后，随着中美经济和政治对抗加剧，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一起发出关于中国在新疆监禁和种族灭绝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指责。

此后，中国的回应也越来越强烈。中国官方媒体发表评论说，美国和西方国家上述指责的用意在于破坏中国内部稳定，外部遏制中国崛起。

拜登政府沿用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的指责

新疆指责的“反击方法”

美国的汉学家林培瑞 (Perry Link) 最近评论说，中国的报告旨在企图掩盖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事实。他说，中国公布关于美国屠杀原住民历史的文件同近年来中国在新疆对待维吾尔人在国际间引起的争议有关，中国被指将大批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

美国特朗普政府曾经指中国压迫维吾尔人为“种族灭绝”，拜登政府也延续了这个关于新疆的立场。

中国被指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搞种族灭绝

具体到维吾尔族的问题，林培瑞说“骄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担心他们的国际形象”，他们被种族灭绝的指称激怒。因此一个反击的办法就是研究原住民历史上受到的待遇。

3月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发表讲话称，中国持续对新疆维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次日，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及这个问题时首先谴责美方“再次散布谎言对中方进行抹黑攻击”，然后说，中国外交部发布了《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证据》，详细介绍美国犯下的灭绝种族罪行。

对美国的“心理效果”

林培瑞在美国原住民新闻网站（Native News Online）的报道中承认，中国的报告“做了很多功课”，会得到一些美国读者的认可。不过林培瑞也指出，美国目前正面对自己过去和现对美洲原住民存在的暴行，但是中国却没有面对自己的问题。不仅如此，林认为这个报告部分说明了中国政府企图掩盖镇压维吾尔人。

他说，中国反指美国的心理效果是要抵消对中国的批评；有的美国人会觉得确实自己存在问题，所以美国不应该指责其他国家。不过也有另外一些美国人会认为，即使美国政府存在问题，也不意味着美国人就不能指出其他国家的不公正和暴行。

大屠杀指责的反思和争议

2020年9月BBC驻纽约记者布莱恩特（Nick Bryant）在纪念"五月花"号抵达美洲400周年的报道中提到北美殖民历史当中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等“原罪”。报道说，现在的美国，特别是涉及种族文化的争议，仍然受到历史的影响，例如美国那些作为奴隶主的建国者是否现在仍然应该受到景仰。

2020年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大规模骚乱和抗议事件

但关于“对北美原住民屠杀”和“盗窃来的国家”的叙事和反思历史思潮也不是没有争议。例如荷兰莱顿大学的历史学者杰夫·费恩-保罗（Jeff Fynn-Paul）就把这种反思说成是世界民主国家自我伤害的行为。

他认为在当前世界上出现了拥有强大军事势力的压迫性政权的时候，这样做就十分有害。费恩-保罗说 “北美原住民被大屠杀”的说法经不起历史研究的考验。不仅如此，他认为这种左翼的历史“神话”暗含“资本主义不干好事”的深层含义，破坏了诸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民族国家的自信。

他在英国《观察家》杂志上撰文指出，上述国家叙事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民主的成败取决于国家叙事，诸如美国，没有一个非政治性的人物（像君主那样）凝聚民众，最后就要靠这种叙事加强社会凝聚力。如果某种叙事对民众指出民主腐败到了根子，就很难维持他们对民主的向往。他说，历史说明了，共和社会一旦对自身及其理想产生怀疑，不能坚信他们要优于周围的专制和暴政，那么共和国就很快就会对专制屈服。杰夫·费恩-保罗为上述论点举了2020年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大规模骚乱和抗议事件的例子。他提到的一个历史更久远的例子是德国魏玛共和国被纳粹政权取代。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批判欧洲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却不知道他们“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正是从“屠杀印第安人”那里继承和发展过来的——消灭地主阶级，不就是殖民者夺取原住民土地和生命财产的纲领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正是殖民者消灭原住民的的理论吗？实际上，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也借用了类似的阶级斗争理论，鬼子们说，日本是土地贫乏的无产阶级，而中国却是土地过剩的资产阶级，所以日本攻占中国，就是在实践天演论，就是在消除人为不平等！至于现在呢？欧洲殖民者的后代林培瑞说美国正在“面对自己过去和现对美洲原住民存在的暴行”，但是，我看不到任何“归还地主土地”的行为。这和共产党的做法他如出一辙——没有归还任何一块私人土地给原先的业主。所以我看，“原罪”才是真正的普世真理。从屠杀印第安人到消灭地主阶级——这就是欧洲殖民者的邪恶足迹。

谢选骏：从自由民主到自由枪击

《又一次校园枪击案后，一个得州华人妈妈的悲伤和恐惧》（Zhan Juan 2022年5月26日）报道：

虽然枪案发生的小学距离我们所在的休斯敦郊区甚远，但作为一个母亲，看到孩子们在本该感到最安全的地方被残害，我仍然感到痛心和恐惧。

周二下午，我不断接到朋友的问候。“得州又有大规模枪击了，离你们那儿远吗？”“你家娃还好吧？”我反复回答：枪击案发生在得州南部与墨西哥交界的小城尤瓦尔迪，与我们所住的休斯敦郊区相隔甚远；我11岁女儿所在的初中已经加强安保。对于“又有枪击”不算意外，但看到这场自10年前桑迪胡克小学大屠杀以来美国最致命的枪园枪击案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而且遇难的学生多数年龄和我心爱的宝贝相仿，我们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孩子放学回家后，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紧紧搂住她，久久不愿把她放开。

最让人痛心的是，从桑迪胡克到尤瓦尔迪已经过去了10年，一些新闻的细节仍然可以互相映照。桑迪胡克事件后，时报的报道描述说，家长们在小学转角处消防站的后屋里不安地等待着消息，“一名警官走进来，说出了父母们最担心的事情：他们的孩子离开了人世。随之而来的哀号声，从外面都可以听到。”而在尤瓦尔迪枪击案中，时报记者写下了在现场观察到的景象：“当我到达作为学校社区中心的市民中心时，天已经黑了。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还有几个小时将有雷雨滚滚而来，家人都聚集在停车场的汽车周围。都是些大家庭，叔叔、阿姨、祖父母、堂兄弟姐妹。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听到了他们的孩子失踪的消息。人们在哭泣，拥抱在一起，那种痛苦是可以听得到的，就像它在空气中撕裂一样。一些家长听到消息后挣扎着走回自己的车里；他们倚靠着所爱的人。有一个女人跪了下来，整个人蜷在车里的乘客座位上。她在抽泣，直不起身来。”

对于悲剧，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恐慌和逃避。在我女儿所在学区的脸书家长群里，有家长表示，就在最近几天，周边初高中也出现了学生口头威胁枪击的事件。中学生可能缺乏自控力，新冠疫情后美国又出现了青少年精神疾病日趋严峻的问题，加上得州枪支管理过于宽松，一旦枪支落入危险人群手中或出现模仿犯罪，将会再次酿成惨剧。只是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就在最近10天里，美国就发生了不止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其中5月14日发生在纽约州布法罗的种族主义屠杀导致10人死亡，5月15日在南加州导致一死五伤的事件则是华人枪手进入台湾教会作案，这些甚至都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枪支管理相对严格的州。

在一些北美华人论坛里，疫情期间已经深感周遭犯罪率上升的华人受到此次枪击案的冲击，又一次开始讨论搬到别国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上，有些因疫情封控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政治压力动起了移民或留学心思的人也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把美国从目的地国家清单上撤下来。

然而，即使是在相对安全的加拿大和北欧，也并不完全能杜绝大规模杀戮。哪怕是在严格禁枪的中国，近年来针对学龄儿童进行的无差别袭击也时有发生。这不禁让人想问一个终极问题：究竟“润”到哪里才能获得平安与幸福？

从数据上，我也许能找到一些聊以宽慰的统计。在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不是造成人员丧生的主要原因；而校园大规模枪击虽然引起了广泛的报道，但校园对于孩子们来说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校园被害的可能性远低于交通事故、中毒或溺水。

但是，恰恰因为孩子们在本该感到最安全的地方被残害，这一切才尤为让人痛心；而在很多研究已经在枪击持有率过高、枪支管理过松与大规模枪击之间建立了联系的情况下，美国的议员们在每次类似事件发生后，除了同情和祈祷毫无作为，没有像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等国那样出台不同程度的限枪法案，这更让人失望。

尤瓦尔迪事件中遇难的孩子们都在七到10岁间，家长们回忆这些孩子是“喜欢上学的宝贝”、“是一个爱她朋友的小女孩”、“是喜欢穿粉色的男子汉”、“是精力充沛的棒球和足球运动员”。未经历这样的痛楚，谁也不可能感同身受，但作为母亲，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这种痛苦。

这样的痛苦，会在孩子们学校的主动射击演习中一次次被提醒。记得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第一次参加这种演习，我还以为是消防或者龙卷风演习，直到她向我介绍步骤是“逃跑、躲藏和抗争”。她还告诉我，在演习中，老师反锁住教室的门，拉上窗帘关上灯，让孩子们静悄悄地躲在黑暗的教室角落，这时她的一个同学轻轻啜泣了起来，因为她穿的是一双只要走路就能发光的鞋子——那是一双孩子们都喜欢和羡慕的鞋子，但这个6岁的孩子突然意识到，在有坏人袭来时，闪闪发光、好似有魔力的鞋子可能会让自己和身边的同学老师成为目标。对潜在枪击的警惕甚至可能会内化，我的一个在洛杉矶的朋友说，她孩子所在的小学进行过一次扩建，新教室是几个活动板房，学生们在参观教室时，最主要的不满是，“这间教室没法反锁，很容易被攻破”。

而现在，学生们似乎已经把在校园可能遇到的威胁当作了寻常事。就在去年将要放寒假前，TikTok和其他一些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有关枪击威胁的警告，尽管措辞模糊，出处不明，美国一些最大的学区仍决定或者提前关闭，或者要求学生不要背书包上学。

临近期末，我孩子的学校最近又开始要求学生只拎着透明文件袋入校，以确保平稳结束这一学年。只不过这一次，我已经不觉得学校是小题大做，我也担心，灾难可能还隐藏在其他想象不到的角落。

你对安全和美国的枪击问题有什么样的思考和见解？欢迎致信cn.newsletter@nytimes.com与我们分享，我们可能会在今后的“海外华人札记”中选登你的洞见。

谢选骏指出：我的洞见只有一句话——这是一个“从自由民主到自由枪击”的过程。等于大家对自由枪击都失去了耐性，那自由民主也就走到了尽头。

《连儿童都不愿保护，美国算什么文明国家》（ROXANE GAY 2022年5月26日）报道：

现在有一种痴迷于文明举止的文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足够有礼貌，任何僵局或意见分歧都可以弥合。但现在是文明严重缺失的时代。没有什么比政治体制允许美国发生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更野蛮的了：拉斯维加斯60人死亡，奥兰多49人死亡，桑迪胡克小学26人死亡，哥伦拜恩13人死亡，布法罗10人死亡。死者包括成人、学童、音乐会观众、夜店狂欢者、杂货店购物者、教师。

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的伤亡之惨重令人难以想象。至少有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丧生。数字惊人，却不会改变任何事。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无论是含蓄还是明确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忍受这种持续不断的暴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希望这些子弹不会击中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或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如果我们胆敢抗议，如果我们胆敢表达我们的愤怒，如果我们胆敢说忍够了，我们就会被教导文明的重要性。我们被告知要保持冷静，并将投票作为我们愤怒的发泄口。

野蛮行为贯穿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建立在被盗的土地上，由被盗来的生命用劳动建造。支配着我们生活的一纸文件实际上剥夺了一半以上人口的投票权。在选择代表时，它只计入了五分之三的被奴役人口。如果你想谈论野蛮行为，请让我们弄清楚这些根源有多深。

美国变得无法治理不是因为政治分歧或抗议或不文明，而是因为这个国家不愿保护和关心它的公民——它的妇女、它的少数族裔，尤其是它的儿童。

当政客们谈论文明和公共话语时，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他们希望人们在面对不公正时保持沉默。他们希望被边缘化的人接受，遭受压迫是不可改变的生活事实。他们想尽情享受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他们永远不必妥协，永远不必面对自己的良心或本就没有良心，永远不必面对他们不作为的后果。

枪支暴力是他们自己不必担心的问题之一，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灾难永远不会影响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相反，这些政客谈论保护我们的第二修正案权利——无论枪支游说团体想要什么，他们都会将第二修正案重塑成适应这个团体的东西，而不是宪法实际所说的东西。由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占多数，对第二修正案的重塑可能会不受约束地持续猖獗下去。

当被问及解决方案时，共和党人说要武装教师并训练他们保卫自己的教室。我们会听到持枪的好人将如何勇敢地阻止大规模枪击事件，即使在几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中都有持枪的好人，但他们并没有阻止这些悲剧的发生。

这些政客给出的是陈词滥调、祈祷和经文。但是，对于制止下一次枪击事件或者美国平均每天321人中枪的现状——包括42起谋杀和65起自杀，他们并不关心什么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关键是，我们要清楚、反复、大声地陈述这个真理。我们不要让他们躲在空洞的言辞后面。他们知道我们看穿了他们的谎言。他们必须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的真实面孔。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吁文明，就像他们在弗格森、基诺沙、明尼阿波利斯和路易斯维尔黑人被警察枪击或杀害后的抗议活动中所做的那样。当最高法院本月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词草案泄露时，他们呼吁文明。草案告诉育龄者，她们没有身体自主权。这很野蛮。

泄密事件发生后，一些法官的住所外发生了合法、和平的抗议活动。记者和政界人士开始倾尽全力谴责这些抗议活动是不文明的——好像抗议活动才是问题所在。《华盛顿邮报》社论委员会写道，大法官有权享有私人生活，公众抗议不应违反某些界限。

他们呼吁文明，但文明的定义是可塑的和不断变化的。文明成了任何能让他们不被质疑或不受挑战地行使权力的东西。

去年3月，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墨菲重新引入了背景调查扩展法案。该法案是一项合乎常理的立法，要求所有枪支购买者接受联邦背景调查，包括私人销售和转让。该法案没有发生任何进展。绝大多数选民支持背景调查，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连最低限度的枪支立法也要阻止。

他们的阻挠是卑鄙的渎职。不管这些人怎么说，他们都不是珍惜生命的人。他们重视权力和控制。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清楚地、大声地、反复地指出。

2022年前145天至少发生了21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让孩子们参加枪击案模拟演习并背着防弹背包去上学。对这之中的文明缺失，促成这一事件的两个党派的政客们没有表达过真正的理解或关心。他们似乎毫不关心孩子们被指示向可能进入教室的枪手扔东西。他们关心的只有自己的政治利益。

周二早上，至少有19名孩子的父母将他们叫醒，帮他们刷牙，给他们做早餐，确保他们收拾好自己的小书包。他们走路或开车送孩子去学校，他们牵着孩子的小手。当这些孩子的父母向他们挥手，递给他们午餐并亲吻他们的脸颊时，这些孩子还活着。他们的生命是宝贵的，他们很重要。

美国最大的耻辱是知道无论再多的愤怒、抗议、破坏或损失都不会改变这个国家与枪支的关系或与生命的关系。将政策卖给出价最高者的懦弱政治制度不会有任何改变。语言不足以表达这种文明的缺失。

Roxane Gay是时报的观点作者，她的作品包括《Ayiti》、《An Untamed State》、《Bad Feminist》、《Difficult Women》、《Hunger》 等。她正在撰写《The Audacity》简报并主持《The Roxane Gay Agenda》音频节目。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RGay。翻译：明斋。

谢选骏指出：上文哀嚎“连儿童都不愿保护，美国算什么文明国家”，却不知道第四个美国，这是一个“后现代社会”，也就是“文明过后的社会”。这个国家，其特征就是“从自由民主到自由枪击”——只有帝国体制才能结束这些噩梦。如果参照一下历史，将不难发现，现在相当于“罗马共和国末期”。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可以无法无天”的狂乱时代——从自由民主到自由枪击！

谢选骏：中国文化元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外国人为什么也开始说“马马虎虎”？》（VANESSA HUA 2022年5月24日）报道：

小时候，我和我的中国移民父母说英语，他们也用英语回答我和兄弟姐妹们。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祖母则不同。她只能用普通话和我们交流；对于我们无法理解的语言，我们就靠手势来理解。我觉得普通话里有几个词特别生动——我父母抱怨的时候总会说“糊里糊涂”，这是“糊涂”的意思；“发疯”是“疯狂”的意思；最有趣的是“马马虎虎”，意思是“一般”、“平庸”（也有“粗心”的意思）。

在普通话里，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就是马、马、老虎、老虎。有一个寓言解释了它的起源：一个草率的艺术家画了一个老虎的头，但中途改变主意，用马的身体完成了这个生物。（从词源学上讲，它很可能起源于清朝时期从满族文化中借用的口语。）据毛主席的私人医生回忆，1956年，这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接见了一位住在湘江一个小岛上破旧棚屋里的老妇人，问她生活质量如何，她没有宣称在革命中得到了解放，而是轻蔑地嘀咕着：“马马虎虎。”她没有感受到毛泽东承诺的繁荣。

“马马虎虎”成了我和兄弟姐妹们之间的笑话。起初，我们觉得这个词很有意思——它的声音也很有意思。有时，我和兄弟念出这一串声音，像猫头鹰一样叫着“虎”，然后大笑起来，父母都被我们搞糊涂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意识到，“马马虎虎”也可以描述我们的家庭。

我的父母和祖母在重要的时候都能做到精确——比如，我的父亲是一名结构工程师，主持了当时被称为西尔斯大厦的建筑的全面压力测试分析。但他们在处理其他很多事情时一点也不准确，成功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我祖母能娴熟地做猪肉馅饺子。但是给我装午餐盒的时候，她模仿她很少吃的美国三明治，把一英寸厚（约合2.5厘米）的加工肉夹在的白面包之间，不放调料。我的母亲是一位已退休的植物生理学家，她的研究带来了多项与改善植物生长和食品安全有关的专利。但当她帮我做小学作业时，她没有买胶棒，而是舀了点蒸熟的米饭当粘合剂。结果我的锡纸皇冠在课堂上散架了。

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没有接受过美国规范的教育；她们必须弄假直到成真。小时候，这种“马马虎虎”的态度有时让我很尴尬。但它也教会我不要执着于主流的完美理想，而是要接受独创性。那个把真相告诉毛泽东的老妇人并没有为了得到他的认可，就对他说和其他人一样的话——在所有邻居中，那位私人医生只清楚地记住了她。我的长辈们也是如此，他们在一个可能敌视或轻视亚裔移民的国家里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出于一种自豪感，我和兄弟姐妹们把“马马虎虎”从一个形容词变成了一种精神气质。我们用它给母亲的车命名，也是我的兄弟修理房子或汽车背后的哲学：“一般般，足够好了，”他告诉我。“因为很多时候，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只在家里谈论“马马虎虎”。但最近，随着中国文化元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我意识到我的家人并不是唯一一个喜欢这个词的人：一位米其林星级厨师打趣地借用了这个表达给他在旧金山的餐厅起名；几位擅长出品爆款视频的上海脱口秀演员拥有自己的带有“马马虎虎”标志的服装、抱枕和口罩。一家巴黎餐厅集团选择这个名字是为了摆脱亚洲食品的“传统规则”，接纳他们“古灵精怪的一面”。TikTok、Twitter和Instagram上的各种帐号在其名称中都使用了这个词；它也成为市井词典(Urban Dictionary)中的一个条目。

我的儿子——他们有中国、塞尔维亚和北欧血统——不会说普通话，但他们觉得“马马虎虎”的寓言带有黑色幽默。其中一位说：“我可能也会这样画画。”凑合是我们家庭的习惯，随着大流行的到来——不能面对面上课，不可能旅行——这种哲学帮助我们生存了下来。我和我的双胞胎孩子在山上徒步旅行，每隔半英里分吃一次水果软糖或彩虹糖——历史、科学和课间休息合为一体——有时灵感爆发，有时“马马虎虎”，它带来力量、可能性和不正经。

有了这种清晰的世界观，我10岁的孩子就不再依赖传统或优先权作为他们的唯一准则。他们明白，最好的计划并不能保证安全或幸福。这是我最想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道理，是“马马虎虎”带来的众多道理之一。去年夏天，我们全家考虑过去夏威夷，今年早些时候又考虑春假过去，但由于大流行，我们一再推迟假期。最后，我们决定去南加州看望他们的祖父母和小表弟。当我们驶过空旷的州际公路时，我问男孩们兴不兴奋。

“这次旅行‘马马虎虎’，”其中一个开玩笑说。每个人都笑了。这也成了下一代人的宣言。

Vanessa Hua是一名作者，近期著有《Forbidden City》，她也是《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专栏作者。

谢选骏指出：“中国文化元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基础。当然这一整合过程并不一定是由中国推动的，但无论无何中国也将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就像元朝和清朝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