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中国的原理（第四卷·下）

 

第十一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一、从五四到六四

二、“文革”的由来

三、山沟里的“思想”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七、“政治三P党”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九、1980年代文化反思

 

 

中国革命，即中国的野蛮化过程，是一场寻求新的生命原力的巨大的民族冒险。

 

由于历史具有藏污纳垢的本性，中国民族曾经疲惫、衰老、灰尘满面，但执拗的意志使它不愿就此死亡：它要通过一系列旷古未有的痉挛，摆脱梦魇的诱惑、死神的纠缠。仿佛它知道，洗清自己的污垢，死神才会逃走！死神畏惧充满活力的生命，起码是避其锋芒！所以，真正的中国人要歼灭费拉的国民；渴望牺牲自己，来换取民族的新生？

 

他不怕绝种，他要的是再生！尽管，民族性的新陈代谢，意味着个体的大量死亡。中国自新运动的最后一幕，不容世俗性的软弱犹豫，不容玫瑰色的眼罩，遮蔽洞察事态的慧眼！世俗意义的悲剧大量上演，但它将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在死亡之后，赢得生存的权利：这等于是给一个腐败了的泥潭，投入必要的清洁剂。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中国的无君世纪！你并非不能生育，通过牺牲、绝种、变形、再生，你能渡过险滩、抵达新岸！你终能开出灿烂的鲜花，尽管，我们这一代注定还要流血不止。──若非我们饱尝先结的政治酸果，未来数百年的文化甘橘，又从哪里来？

 

 

一、从五四到六四

 

1989年，我曾在《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一文中，谈到从五四到文革一脉相承的“反传统主义”。当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它不再作为几十年一贯制的“五四青年节”受到政治仪式上的纪念。全国知识界终于打破了年龄层的隔阂，以一种文化认同的态度、异乎寻常的关注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因为，1989年和1919年之间确实发生了一种遥相呼应的历史关系。

 

人们谈五四，不单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抗议而言，而是用“五四”这个符号指代那个历史周期：伴随着袁世凯的死所开始的中国社会的彻底分裂（1916年）到北伐胜利即在蒋介石强权下的中国初步统一（1927年），并以“五四”来指代这整整十二年间的新文化运动。袁世凯的死，把辛亥革命的后果充分展示了出来，那时，社会失范状态带来了文化观念上的空前绝后的活跃。这样，“五四”就获得了和新文化运动同质的象征性。

 

1919年5月4日所发生的学生造反运动，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这一文化运动的精神的。但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科学与民主）和5月4日运动的口号（救亡与自强）之间，却存在着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分歧。不错，民族主义运动完全可以把科学与民主作为推进自己事业的工具来使用，这在逻辑上是没有疑问的，而且被日本和欧洲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再证明是有效的。但任何武器和工具都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它既能用来推进一个事业，也可以用来削弱甚至破坏这个事业。

 

我那时已经指出，在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与共产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集中制”之间，具有逻辑的联系。

 

在中国现代史的实际运作中，仅仅把科学和民主当作促进“富国强兵”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结果，就导致在民族危机持续深化的苦难历程中（八国联军、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中日战争……），断然地放弃了这些被认为是低效的、不能应急的武器，而去寻求更直接、更有短期效应的武器。实际上，主张暴力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科学与民主的局限性时，正是这么做的。结果开辟了一个“山沟里出马列主义”的新的（野蛮主义）时代。

 

“科学与民主”是目标吗？

 

“民族主义”是目标吗？

 

“科学与民主”和“民族主义”究竟谁主谁从？或者，二者都应该服从于其他更高的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些，曾多么深入地困惑着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家们。

 

凡此，当然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尽管历史常常通过讨论来显现自己，但历史并不是讨论。因此，当“民族主义”（救亡运动）与“普世主义”（科学与民主）之间开始在1919年以后出现分歧时，新派人物就因为“必须做出历史选择”而趋于分裂了。这种分裂性的选择导致了连锁性的社会事变。而“反基督教运动”（非基）的兴起，也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后果。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完全是外生型的（外国舶来的）而不是内主型（自力更生的）的，甚至连号召自力更生的毛泽东思想也还是为了保卫外国舶来的马列主义和“祖国苏联”。甚至毛及其党徒都要声称自己死后是“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因此对他们控制下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真理永远只能是“死的物”而非“活的灵”──接触它和学习它，只能通过西方的人、器物、技术和制度等物的中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顽冥不化，因为反过来，中国的文化与精神在西方人眼里又何尝不是一种“死的物”而非“活的灵”？又何尝能不通过物的中介而直接交流？既然西方文化是“物”，则它只不过是作为养份而来到我们的文化构成中。这样，就必定存在一个有机的、以我为主体的消化过程，就必不可免地需要一个“胎盘”，需要健全的肠胃功能。

 

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等观念的谬误即在于它们都把某种文化当作“体”，而忘了只有人、尤其只有“我”方是唯一的文化主体！“全盘西化”当然不可以，即便“以西方为宗”也只是一个幻想，或流为一个口号。其结果恰恰是无从消化西方文化，结果徒令中国社会文化的有机体患上了消化不良症，患上了伴随而来的紊乱症。这表现为反文化的土匪习惯日益成为社会的时尚。

 

几百年前，蒙古、满洲占领中国，也还要沐猴而冠、假冒斯文，但近代中国“西方化”的军阀党阀却连伪装也不要了，而竞相标榜野蛮。事实上，这百年历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其实，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本来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既无法存在，故“反传统”成为社会革新的同义语。同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小传统”（即“党文化”）的反思亦然。一切反传统主义，得出的结论都只是功能性极强，而真理性颇弱的。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明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政治规范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用西式的文化模式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迄今为止的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的文化”，而今后开始的第二阶段则应是“消化西方的文化”！而要达到健康的消化状态，则必本于自身的活力，本于自身良好的竞技状态 这在文化上必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复归。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史已反复证明，这一周期性的钟摆：反传统主义与新国粹主义，将在历史进程中日益合一。

 

 

二、“文革”的由来

 

帮助满人镇压汉人起义的汉官林则徐，是个福建人，因此接触西方较早，可算第二个现代思想的先驱者。他的朋友与学生魏源以及冯桂芬开始提倡研究西学，制造西器，但没有什么结果。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中国才去研究欧洲文明。曾国藩有倡导之动，其幕客如郭嵩焘、薛福成等（还有在野的王韬），对于西方文明已颇有了解，虽然曾国藩自己自始至终并没有深刻认识，但江南制造局之编译工作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等的事业，使中国接近了现代文明一步。现在有许多人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其实这一旧时代的开 明官僚还知道机器重要，今日许多新人物还轻忽机械。（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P149，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里提出了任何严肃的学者都无法予以回避的现象：“旧时代的开明官僚”都还知道先进机器的首要性，这表明他们远远没有陷入“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形之下，倒是文化革命热潮中出现的“新人物”却变得轻视起机器的重要性来了。很明显，这一观念反差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实践上的破产。尤其是，紧接下来的康梁改制的努力也失败了，更由于主张实行彻底政治变革的辛亥革命竟也趋于失败！又加上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的不了了之……这一系列性的挫折，使得新思想家们对以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政治、甚至西方的社会模型来拯救中国的努力，感到彻底灰心绝望了。从此，他们才走上了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极端主义”的立场。这一极端立场，如前所述，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务实精神所圃有的。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早在董仲舒时代起，就一贯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立场的。

 

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独创，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果。正如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1918年）中开宗明义地点破的，“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窃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句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打倒偶像”，正是西方现代精神的主张。尼采不是人力宣传偶像破坏论吗？马克思不是力主“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吗？这与中国的保守成性的文化传统何干？再看下面这些言论，就知道陈独秀为什么加入了苏联缔造的共产党，而没有自己组织一个中国式的团体：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见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四卷）

 

“国民”成了反传统主义者攻击的主要对象。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之谴责“吾人”，与八十年代的新中年（新观念）倡导“全民族共忏悔”──实有外国思想指导下的异曲同工之妙。而具体的文学革命之所以有其必要性，恰恰就在于政治革命的失败一下子暴露了“疾视革命”这深厚的国民性。从此，“吾人”的劣根性已被认定为中国积弱的主因。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把表达民族精神的文学，列为革命的对象；继而在总结民族理想的孔教的批判上达到了高潮，结果是鲁迅在《狂人日记》（1918年）中发出了“仁义道德吃人”的反传统呐喊。虽然《狂人日记》的思想来源还是陈独秀和胡适：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仁义道德，正是中国文化的魂，是中国民族千百年来为之献身的理想。为什么在革命知识分子心目中变成了吃人的怪兽？显然，因为这只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的命题。

 

在国粹派看来，这命题大逆不道。而在一个中性的文化史家看来，这命题也是偏颇的、阀漏百出的。因为仁义道德的文化系统作为中国人生的基本价值，曾在历史上发挥过极重要的功能。否则，它就不可能统治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世界达几十个世纪之久。而在我们看来，仁义道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确实拥有全然不同的功能，它不仅吃掉坏人，也常常爱人、护人、尤其是养人。因此，这概念本身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完全殊异。“吃人的仁义道德”这一概念，恰恰是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文化的营遗失范状态中产生的，是由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型知识分子们体悟出来的。我本人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切肤之痛和所谓真诚，甚至也承认这命题当时当地的真实性：他们彼时彼地所看到的传统（即仁义道德的当时状况），也许是有吃人而不仅仅是吃坏人的一面。

 

关键不在于“仁义道德”这几个汉字会吃人，也不在于这几个汉字所代表的概念和文化传统会吃人，而在于当时当地结合了这些概念的社会权力集团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指导力量。结果仁义道德原有的积极社会功能（爱人、护人、养人）消失殆尽，而更多暴露其消极的社会后果（“吃人”）了。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五》中的自白是典型的，他援引并赞扬了一位朋友的妙语，“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需国粹能保存我们。”此语道破了天机。

 

事实上，人和人的文化（即国粹）之间的这种互保共存关系是公认的、无可非议的。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近六七十年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改革和革命的历史己经表明，中国的国粹已经无法保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甚至很难保障中国人的生存。这日益暴露出来的“不能应付”，激发了日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

 

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洋务派否定经济的技术层面的国粹，维新派否定政治理论和社分制度层面的国粹，革命派否定中国文化的最核心部分──皇权。这一步步的否定，一步步的“反传统扩大化”，才导向新文化运动的全面颠覆。其结果是把“我们”和“国粹”完全对立起来，“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鲁迅：《随感录·三十五》）这其实是“文革宣言”。而在传统文化没有面临西方文明强有力挑战之前，“我们”和“国粹”不仅相安无事而且互相提携了几十个世纪……

 

可见，所谓“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是中国文明的直接居民（“汉人”）在其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受了一系列明显的挫败之后，兴起的思潮。这显然不同于中国文明的间接居民（“藩邦”如日本）所采取的现代化道路。其特点是以文化革命为宗旨的总体革命的动员；其精神动力，则十分怪异地采纳了“从西方觅得的新经”。

 

退一步看，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反传统主义即使在爱国志士中也从未占有过主导地位。反清志士、排满的民族革命者（如邹容）和持有激进共和主义观点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也只是抨击中国两千年大一统专制的政治独裁，而从未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过陈独秀式的全方位攻击。

 

可见，危机确在深化，革命确在深入。

 

 

三、山沟里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终于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态度。这种性格要求，为中国的复兴，须在传统文化的根子上大动手术，甚至在我们的国民性上动手术：用现行的时鬃话说，也就是要在文化和民族的“基因”上作文章──这才开创了“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文革时喊出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在文革后又主张“全民族共忏悔”……形态虽异，情致则一。新文化运动开创的这一新的国民性，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紧紧依据着当时的社会形势：

 

从1916年袁世凯之死所形成的政治混乱开始，到1927年北伐战争的大致结束从而创立了一种新权威而告终。这十二年的新文化运动明显地揭示，中国文化运动的活力，恰恰是从社会政治的动荡混乱甚至解体中获得的！思想的解放，是和社会的解体相辅相成的。所以新文化运动前后夹击着袁世凯强权与蒋介石强权。这两个强权时代，当然较少政治上的扰乱，但传统主义则有所抬头，自由思想却大大减少了。政治与文化的这一反效应，表现为袁世凯时代比之辛亥革命及其准备时期，都更多保守主义的倾向；蒋介石时代比大革命及其准备时期（即新文化运动期）也更多思想回潮的意味。

 

袁世凯和蒋介石的保守主义虽不尽同，但他们都表现出对中国大一统专制时代主流文化的认同。这认同并非巧合，而是革命力量即反传统力量的退潮必所导致的。与这退潮同时来到的，则是要求“重建道统”的呼声。但正像中国的现代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中国社会危机的症结并不是道统问题所触发的。所以，临时性的重建道统，虽有助于暂时稳定社会秩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社会面对现代世界新秩序时，所遭遇的全面不胜任。这样，保守主义的抬头也就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革命的和反传统的力量，不过是暂时退避了，退到某种地下状态。如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力量，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力量。但这只是在等待一个更有利的、必定要重来的“革命高潮”。这高潮即是社会危机的再度激化。因为社会危机越是得不到解决，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的冲动就越是受到青年造反者的拥戴。他们力图在社会文化的根子上挥刀斩乱麻，以“毕其功于一役”。

 

在北伐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内战期间，革命的反传统主义主要汇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式，以此破坏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其高潮是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此相应，官方的“文化围剿”运动也就十分自然地采取了一种“准国粹主义”的立场。国民政府开始崇信宋明理学的遗绪，并以此作为其政权正统性的凭据。在“捍卫优良传统”的旗帜下，“新生活运动”的赞助者们，向他们所认定的“全盘西（苏联）化”、“不合中国国情”等左派倾向进行不断的反击。为此，他们甚至对各种谋求进一步变革的反传统主义者一律扣上了一顶“领取卢布津贴”的政治帽子，而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在组织上加入了政治反对派。

 

可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始就不是一顶单纯的书斋中的革新，而是终究要与社会变革的脉络相通的社会行为。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恰是社会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的大变局中，可谓通例。

 

进入1930年代后半期，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突出，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国共两党“一致对外”的合作过程中，文化和政治之争为要适应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做出了若干相应的调整。在民族矛盾中，反传统主义的声势自然有所缓和。“长城”等民族传统的象征物，在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受到再度的颂扬。其实这个长城就是鲁迅等激进分子所痛骂仁义道德。

 

随着边区政权的确立，一种新的、特别适应山沟国情的“理论”──毛泽东思想被创造出来。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此后支配了中国几十年历史的小传统：延安精神。“东方红，太阳升”成为延安精神的写照。

 

“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由刘少奇率先提出的，这耐人寻味。正如在几十年之后，在遭批判的《论共产党修养》中表明的那样，刘少奇的思想深处有很深的儒家背景。也就是说，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创建的毛泽东思想”，成为自己的断头台。这个“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马列主义的儒化”，是在边区内地的农业环境（“山沟”）中产生并得到发扬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取代了莫斯科工业环境来的政委们。

 

当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论证说，为什么十年内战期间中共无法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一旦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之后就赢得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归顺……显然是赞扬了山沟里产生的抗日口号，这个口号是反抗满洲国的了，而不是引导满洲国的了。显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九一八”国难后不到两个月；比“五族协和”的满洲国还要居先。（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五族协和有满族、和族、汉族、蒙古族、朝鲜族。）

 

在山沟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此后演变成一场新国粹主义。只是让“天朝意识”被“世界革命中心”的理论所取代，使反传统主义和新国粹主义获得了一种历史促成的联姻。这表现为文革之前十七年对中国传统有条件的认可甚至赞同：其途径是把中国传统一分为二，分为“封建性的”与“人民性的”。然后再从中抽绎出某些新国粹主义的原则信条。全部的历史图解就依照着这种严格的教义区分给予重写，从文学史到经济史、到社会发展史、到当代社会的分析……

 

这次新国粹主义的建立，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以一种非常巧妙的艺术即“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辩证关系，将中国权力的链条又重新衔接了起来。但这仍然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如何迅速适应这个急剧发展着的工业化进程和列强们奠定的世界格局。结果导致中国在1960年代再度陷入世界性的孤立、隔绝与落后，这一国际压力所激化的危机，再度以社会动乱和文化痉挛的方式爆发，史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全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和文化的空前失范，文革是反传统主义最无顾忌的伸张。即便在“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也从未通过如此规模的官方认可和权力推动，来达到此等爆炸性的全民运动（即运动群众）。此中因缘当然是受“五四”精神感染的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了决策作用。五四精神是以“从青年乱党到老革命家”的方式，被文革继承了。这两个“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特征，便是全面的反传统主义。

 

文革的根本精神是“反对封资修”。那么是封、资、修？

 

“封”，是指封建主义，是对中国全部传统社会的简称。文革爆发时的中国，已经逐渐放弃了前此二十年间不断确立起来的新国粹时期所奉行的新道统原则，即“封建性”与“人民性”的两分法，而重新采取了“反对中国全部传统”的激进立场。毫无顾忌的“破四旧”，作为精神暴力和社会暴力的综合联手，推动了反传统主义的再次嚣张。

 

“资”，是指资本主义，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简称。马克思主义所承认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这时也被完全否定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部传统价值和实践理性，被当作万恶之源予以铲除。这是反传统主义在新方向上的膨胀──从五四时期反对中国的传统，扩大到了文革时期也反对西方的传统。

 

“修”，是指修正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简称。尽管文革在理论上承认斯大林主义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上却否定了其制度与运作的方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三反性质”，实质上是对人类迄今为止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化遗产，进行了一场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已经象征性地说明了文革主人乃是一个文化上的泼皮，是在孔庙里喂马的无赖。文革“浩劫”之所以影响深远，迄今四十年时间仍是看不清楚其边际，就是因为它的三反主导精神是从五四就单方向（一反）开始，并在邓小平改革中被全方位继续贯彻了的文化虚无主义。而身陷其中的我们，当然不可能清楚这绵延一个世纪之久的、从五四到如今的“大文革”的复杂破坏性究竟有多深……

 

要在否定“文革”的行动中，为中国社会文化开出一条活路来，这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开路。事实上，国人至今仍在沿着文革反传统的思想道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提法与观念的更新，无法掩盖这一根部的陈腐。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四到文革的反传统主义，跌宕起伏，造成了结构意义上的沙漠。不论改革（1979──1989年）、文革（1966－1969年）还是社会主义革命（1949──1966年），都是反传统主义的。结果，无结构的文化、反文化的文化、丧失了主体性和主体感的文化，盘踞了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的沙漠中，虽有“文化残渣余孽”，但这些因素彼此之间攘扰不已，无法形成一个能够自行生长的有机系统，因此这一总体的混乱必定表现为反传统、反文化的综合症。

 

反传统构成了一种现代中国特有的“小传统”：山沟里的毛泽东思想。它鼓吹斗争，反对和谐；它力行破，而蔑视立；它主张无限制地躁动，反对安静。这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是来自西方的真理所造成的幼稚病态的焦躁不安──其极端史称“文化大革命”，仿佛是那山沟精神的全面痉挛，是一种极为夸张、自作多情的行为艺术。

 

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不断的运动构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中国现代史之圆。这其中自然也有曲折，有变形，有回流，有穿插──但反传统的要义却“像红线一样”贯穿此间。你既可以赞赏它执着不衰的持久热情；也可以谴责它一意孤行的偏执。你还可以指出其间在形式上有极端自相反对的事例……这些都可以成立，但这些对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否定之否定中，展示了反传统革命的不断激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的对象还局限在中国的传统，“仁义道德吃人”、“打倒孔家店”就是它的全部宗旨；而文化大革命则着手去反对一切传统：不仅要打倒封建主义（指代中国传统）、资本主义（指代西方传统）、修正主义（指代马列和其它社会主义传统）。这种变化确实显示了历史的发展，显示了反传统的呼声越来越激昂，反传统的目标越来越庞大，结果，反传统力量所树之故也越来越多。其症结在于把“反传统”这一振兴中国的手段错误地变成了目的本身。

 

本来，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利用西方的新潮文化来攻击中国的落伍传统，企图以此便中国走上文化更生、社会复兴、国富民强的道路。为此，它利用了科学与民主的手段，把西方文明在几百年里发展起来的这两个果实，当作改造中国社会的急功近利的杠杆来使用。这种大胆的“引进措施”，意不在使西方之果在中国生根、开花（当然，创造一种类似于西方文化氛围的努力就更谈不上了。但是实际上正是这种氛围创造了西方文化之果），所以，这必使此等果实在引进后的中国环境中变质、变味，被严重地异化了。这是问题的第一方面。问题的第二方面是，用西方的工具来攻击中国的传统，出人意料地并未达到西方文明之境，又阻止了中国的传统转化为生机勃勃的自行生长系统，结果现代人在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反传统运动后，只是拾得了一大堆七零八落的文化碎屑（如“毛泽东思想”）。

 

引进（西方事物）的失败和改进（中国传统）的失败双重相加，使现代中国丧失了社会文化的结构性。正是在这一时刻也仅仅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发现中国人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其实，这一盘散沙原来不散，他们曾在王权和官僚系统的粘附下各安其序、各守其序了两千年之久。尽管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意识，但毕竟还是那社会文化结构的有机文化成份。只是在皇权溃灭、官僚系统失去了效忠对象，从而致使监守自盗之风日炽之后，原先依附于皇权之轴和官僚系统的中国民众，才变得散漫游离起来。这是文化结构的崩溃所导致的社会失范，是社会失范招致的无组织、非道德状态。这从此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革新过程的一个基本前提。而为了克服这非组织状态，就得诉诸人为的、强制性的组织压力。铁腕人物应运而生。

 

西方传统如科学、民主及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在现代中国是被当作意识形态使用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单方向（反封建）的反传统主义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口号，发展到了文革期间三方向（反对封资修）的反传统主义，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对传统的全方位攻击，其结果是破而不立；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完全丧失了“体统”的、盲目崇信斗争的动乱史，是一个抛弃了任何一种体或仅把体当作“用”的唯利是图的时代，是一种打着“唯物主义”旗号的非道德状态与失范状态。

 

于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就被“最高指示”化为以下的咒语：“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样一来，文化结构和所谓社会规范，都成了权力的玩物。

 

这样，即使最稀薄的西方传统即苏联模式，也并未在中国土地上确立起来。苏联模式在俄国毕竟造就了一个超级大国，而在中国却成了土洋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也许是一大幸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退出苏联体制埋下了伏笔。但另方面，在体的演灭所造成的用的混乱中，短期行为成了一种受到崇敬的时代精神。林彪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一脉相承。在这种意义上，林彪是痞子精神的学生，而邓小平又是林彪的学生。

 

“急用先学”、“摸着石头过河”等反文化的喧嚣，是乘着文化结构的真空状态而肆意泛滥的。痞子精神愈演愈烈，直到毁灭了全部的社会信任，冲垮了使它可以崛起的各种社会条件，以致暴露了它的全部劣根性，使自身受到了怀疑、削弱，并使人们认识到清理这批复杂遗产的现实迫切性。这就显示了中国文化结构重建的社会必要性。

 

正因为这样，即使那个最为稀薄的西方传统即苏联模式，也并未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确立起来。苏联模式在当地毕竟造就了一个超级大国，而在中国却成了草草了事的土洋结合。这也许是一大幸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退出苏联体制埋下了伏笔。但另方面，在体的演灭所造成的用的混乱中，短期行为成了一种受到崇敬的时代精神。“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实际上是一种痞子精神的自白。

 

这股反文化的喧嚣，是乘着这片文化结构的真空状态而肆意泛滥的。痞子精神愈演愈烈，直到毁灭了全部的社会信任，冲垮了使它可以崛起的各种社会条件，以致暴露了它的全部劣根性，使自身受到了怀疑、削弱，并使人们认识到清理这批复杂遗产的现实迫切性。这就显示了中国文化结构重建的社会必要性。

 

这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命题。百年前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年）对此曾有预知：“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但这种酝酿在山野中的“新文化”，毕竟是新的国际形势所造成的。这恐怕是龚自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它的独创性远远低于它的模仿性。它的独创性不在于唾弃了中国传统中崇仰魏阀（龚自珍称之为“京师”）的情愫，以便对士大夫所创造的庙堂文化进行彻底的颠覆（《尊隐》云，“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又云，“京师贫则四山实矣。”）；而在于它突破了前此一切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各派列宁主义的定义，从而在反抗中国传统的同时，还表达了一种反对马列传统的精神。山沟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最薄弱的地区，也是现代国际文化最薄弱的地区。这种双重意义上的文化贫弱（一穷二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的痞子意义。由此可以看到，几十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非一个偶然的事故。

 

文化大革命力主反对三种传统，即“封、资、修” 即人类一切文化的态度，实际上正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山沟的野蛮精神的恶性膨胀。这种彻底反传统的山沟精神（“延安精神”），又是对“五四”单方向的反传统（只反中国渊源的“封建”传统，不反西方渊源的“帝”和“修”传统）倾向的继续和扩大。山沟精神（“延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把一切都扫入历史垃圾箱的文化大革命的阴沟精神。而山沟精神到阴沟精神，又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认为，反传统前期三十年的主流（1919──1949年）是启蒙，而反传统主义的后期（1949──1979年），尤其是其典型文化大革命则背离了启蒙的传统而导向了一种新蒙味主义。从1919年的“打倒孔家店”到1949年以后的“轮流打倒一切”──“失学青年的造反”之底气，似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无论五四的还是文革的文化界的语言暴力，后来都演化为社会的肢体暴力，甚至动刀动枪的全方位冲突，进而激起了直接的杀人放火运动。

 

进一步深入问题的症结便不难发现，五四运动的社会功能早已超过了启蒙的要求而成为一场文化革命。其基本宗旨，甚至不是站在传统的构架以内寻求改良与启蒙，而是站到传统构架的对立面，去进行一场文化界的暴力革命和彻底毁灭。尽管这场暴力革命暂时还停留在“观念“与“符号”的领域，但它确实主张“打倒偶像”。从1919年的“打倒孔家店”到195O年以后的“轮流打倒一切”──青年造反的底气似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文化界的暴力革命后来都演化为社会的全方位冲突，和直接的杀人放火。

 

进一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只是知识与方法上的观念改进，而是一场打倒统治文化的暴力革命。它以思想观念的领地为出发点，深入地摧毁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仁义道德”。没有这种微观世界的暴力革命，随之而来的宏观世界的国民革命便无法实现。统治文化的倒台，意味着社会文化结构的解体。有什么代用品呢？没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向反传统主义的后三十年。因此，后三十年占有统治地位的是一种革命文化，一种空前绝后的“独”创。

 

这里“独”创，并非限于世界史和中国史，而是指它要把历史与文化构造全给颠覆过来。那么，它的存在理由又是什么呢？──它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功能已经丧失了。原先由上层社会而非下层社会控制的历史，原先由城市而非山野推动的文化，这时应该鳌鱼翻身、换换方式了。……再没有什么比“颠倒历史”更能指明毛泽东思想的反传统性格了。这是一种在孔子庙宇里喂马的精神，这是把四书五经拿来充当炊事班长燃料的生活，这是历代“流民暴乱”的理论概述。“山沟里出马列主义”，这句旷世“格言”，就是“边区文化”发出的最惊人的呐喊。

 

周泽浩《文革中的第一次反孔运动》回忆说，1966年8月和9月，受毛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毁掉他们认为与“四旧”有关的一切东西。“砸三孔（孔庙、孔府和孔林）”运动 在1966年8月也拉开序幕。11月10日，一些北京红卫兵设法进入大院，看到了许多孔府内的“犯罪证据”：国民党党旗，蒋介石的图像和他的训导词、旧通货币、书籍图画……。11月1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以及许多当地居民在孔府前举行了一场要“彻底打倒孔子”的誓师大会。气愤和激动的人群冲向孔府前的碑匾，大喊“砸了它”，重达千斤的大匾马上被拖倒，然后用锤子砸碎。他们然后去找周公庙，把其石匾也砸碎。有人进入孔庙，毁掉更多的物品，捣毁行为持续六七个小时，然后人们进入孔林，毁掉保护匾及两只石狮。

 

11月28日到11月29日，数十万工农兵群众在曲阜师范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了持续两天的集会，誓要“彻底捣毁孔家店”。早上6点，红卫兵和农民开始在集合处汇集在一起，“来自各个方面的红色象融化了的铁一样”，人们挥动着造反旗帜，手拿毛的语录，把曲阜师范学院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他们一到达孔林就不断焚烧孔子雕塑、铲平坟墓、挖出棺木、掘出尸体和取出棺木中的金银，幷粉碎墓碑等等。在11月29日，参与者向毛泽东发了一份公开电宣誓要效忠毛，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幷告知了毛他们对孔府遗迹的破坏战果。

 

进一步的破坏行为还在持续着。1967年2月发表的来自《讨孔战报》中的“紧急通告”，表明曲阜的居民还在孔林内肆意公开挖掘坟墓及陪葬的珠宝以及随意挖孔林中的树木。根据此通告，有一千棵以上的松树从孔林中被挖出来。有一家曲阜银行购买了价值十一万一千元人民币的黄金（约合二千八百两）。一些掠夺者建议“分掉整个孔孔林”，盗墓人吹嘘“一晚一拖拉机”，意思是一个晚上掠夺的物品价值一辆拖拉机的价值。这在1960年代末期，“东方红20型”拖拉机每台售价七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正式工人两百个月的工资，相当于非正式的合同工、临时工、街道工厂工人的三百到四百个月的工资。难怪掠夺者之间经常爆发暴力冲突，就像在十九世纪加利福尼亚的非法金矿一样。

 

反孔运动的后果仅仅在曲阜，就使得大约六千件文化遗物被毁掉；大约两千七百卷古代书籍、九百件以上的书法和图画珍品以及大约一千块来自各个朝代的石碑，被烧、砸。在这些毁掉的物品中，有七十件是“国家级文物”，有一千本以上被毁书籍是“孤本”。孔子出生地遭受了永久的毁灭，曲阜和中国一样，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就是五四“科学与民主”落实在中国大地的结果？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落实在孔子家乡的一个缩影。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基本主题──“启蒙与救亡”对立起来看待，认为五四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救亡代替了启蒙的历史，从而导致一种新蒙昧主义的出现。而1989年的现代，恰恰是到了倡导一个新启蒙运动以再度开发民智的时候了。在这种逻辑的推导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个误解。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的任何一次启蒙努力，甚至龚自珍式不自觉的启蒙，都是和当时的社会形势、救亡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以救亡为主题，恰恰构成了中国启蒙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特色，甚至在严复译著的移花接木式的启蒙中，也时时围绕着救亡和富国强兵的思想之轴，这并非巧合。这与龚自珍式的文化结构内的启蒙已有很大不同，而且被后继者们一直巧妙地保持了下来，甚至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翻译家们也在不自觉地执行这一传统。很难说这是“以救亡去代替了启蒙”。

 

中国现代史上的启蒙活动，并非某种文化魅力自然萌生出来的结果，而是在受到西方实力政策、炮舰政策（以及当代的“经济实力”、“经济政策”）的挤压后，被迫作出的应变之举。在外生型文明这儿，“启蒙为救亡服务”的轻重缓急位置是自然的。而当“启蒙过头”亦即单方面的启蒙可能干扰救亡的大方向时，大多数人就会相当自觉地站到阻止启蒙的一方，而去颂扬皇帝的新衣。

 

即使现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百姓中到底有多少人真心喜爱科学与民主，而不是仅仅将之作为一个改善生活的手段？这不是错误，也不是国耻，这是一种社会与文化性格。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与百姓，并无根本的分别。因为他们不论是如何的“高干”着出身，他们的父母或至多是祖父母，也都是来自底层民众。寻常百姓的困苦同样液压到了他们，“富不过三代”是中国的一个残酷现实。

 

谈论“文革”的人多，观点也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在扮演满身创伤的受害者，怀著“形形色色的义愤”，从事著“事后聪明的谴责”。所以，也就很自然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文革的结束，定于毛泽东的死亡及其工作班底的分裂──部分毛党如华国锋、 叶剑英、汪东兴祸起萧墙，干掉了其他毛党：甚至毛的侄子毛远新、毛的遗孀江青，也遭到其“接班人”华国锋的暗算，这次政变被叫作“粉碎四人帮”。

 

然而，这种以宫廷政变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其实是以偏概全。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延续到毛泽东死亡，它实际上结束于1969年的中共“九大”的“团结起来”──文革派与走资派团结起来，共同镇压了毛泽东利用完了的革命群众。

 

1966年8月老毛开始“煽风点火”，到年底，各级党委垮台，造反运动第一阶段结束。

 

1967年，军方介入群众运动，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广泛的流血冲突。

 

1968年，老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党的危亡，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施行“釜底抽薪”，扑灭了即将发生的群众自主革命。

 

1969年“九大”以后，党内文革派与走资派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团结起来”，下压群众自主革命，外骂“美帝苏修”以转移视线。

 

比较一下：1966年8月──1968年8月间的“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党进攻）和1969年──1976年间的“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清算群众）这两个时代，就知道前者激动人心，充满悬念；不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都是积极动荡、紧张亢奋的；那时，社会激烈运动，消息灵通，实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后者则是消沉窒息、迷惘颓唐的。社会表面一律、情绪低落，新闻被严格封锁，共产党官员一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并不断“追查政治谣言”。

 

老毛的这种出尔反尔，与邓小平在1979年利用“西单民主墙”摸打民意牌和利用党内民主派清除凡是派，而后翻脸不认帐，关闭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如出一辙。有识之士说毛公公曰：“过河拆桥”，邓公公亦如是也。“工宣队”的赤膊、“军宣队”的胶鞋，占领了学校，也就搅乱了学校，为毛泽东这位不安心图书馆工作的前图书管理员，出了一口年轻时代残留下来鸟气──这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那颗芒果，就是所谓“人民文革”的死刑判决书。“九大”的开幕和林彪“无限忠于”、“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声嘶力竭，乃是为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想”所开的一场追悼会。“继续革命“在老毛的主导下变成了“继续镇压”──十七年的黑线开始复活。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造反，镇压是自上而下的整肃。革命与镇压的不同基调，构成了文革的两阶段：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在事情的另外一面，这两个阶段并不是自然发展的，而是被老毛控制的。当学生们在1966年受到毛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地向他老人家卖弄风情时，他老人家一定在刻毒地嘲笑这些少不更事的笨蛋正在落入他布下的天罗地网。但学生们在1967年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思春歌曲时，他们的冲动其实也并不是来自所谓“绝对服从毛的权威”，而是试图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反对压迫的人民英雄。

 

但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和“上山下乡运动”以后，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之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不但不属于上述的“无产阶级理想”，而且与之背道而驰。这七年之间的一本血泪帐，不是革命，而是清算革命──充满了宫廷的阴谋如“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小党棍之间的倾轧，戏剧性地体现在毛的左右手之间──坐在毛左边的林彪、四人帮和坐在毛右边的周恩来、邓小平。他们的钩心斗角绝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意义，又无革命价值，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的绝妙讽刺和清晰说明。

 

这些蝇营狗苟的故事，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许诺已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关河空锁祖龙居”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加深党的分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指挥失灵”的神经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不见”的：激起了弥漫全中国、辐射全世界、从此将与共产主义运动伴随终身的怀疑主义思潮。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1980年代出现的“思想解放”。

 

按照上述观念，“文化大革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1966年8月──1968年8月，再加上一年扫尾时间。1969年9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小将”本身都被驱逐干净，这时，还说这场革命“在继续深入”，那么就是毛泽东式的声东击西，指鹿为马了。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今日滥用的“文革”一词：它起源于“造党委的反”，结束于“忠宇舞”的奴性表演。

 

这两个时代流行着完全不同的精神：革命与反革命。应该这样说：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阶段”开始于1966年，结束于1968年；

 

“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阶段”开始于1969年，结束于1976年。

 

综合起来可以说，主导文革的毛本人，一人就变脸扮演了三个角色：

 

1、雅各宾党人（1966－1967年）；2、热月党人（1968－1969年）；3、拿破仑（1969－1971年）。

 

例如，文革中北京五大造反派头目（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以及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1971年后都被毛派当局隔离审查，而在1979年以后，又被邓派再度逮捕惩罚。

 

可惜老毛这个“背叛了文革理想”的“中国的热月党分子”、“中国的拿破仑”并不敢打出国境，只敢在边界上和苏修搞搞磨擦，小打小闹。两年后（1971年）因为听说苏联可能要收拾往日的仆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饶。而对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存有疑虑的副统帅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样遭到了无情地抛弃。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毛更是放弃了所有的“无产阶级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雄”袁世凯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头一看，林彪－四人帮的垮台，何尝不在1968年他们伙同周恩来代表的党机器一起镇压革命群众（“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就注定了。不需“彻底擦亮眼晴”，就能看破老毛“变脸游戏”的此中分际。正因为这样，自1969年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亲手镇压下去之后，中国生活的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革命失败后的倒退现象，不是“文革”所特有的。1969年以后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虚伪、消沉、堕落，是一切失败了的革命都经历过的;而正是这些而不是革命高潮，才构成了众口一词的“文革的消极因素”。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却有两点积极贡献：

 

一，它使共产主义的神话动摇并最终破产了。只有经历过1950──1960年代的“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压迫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共产主义的奴役”是多么无孔不入地令人窒息，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意外解放，是多么歪打正着的珍贵。

 

二，它点燃了社会底层的“新野蛮主义的燎原大火”。这种上下乱窜的野火，跳跃在新一代中国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们的第二本能。它蔑视秩序、仇恨理性；因为在它看来，理性只是伪装的谎言，秩序只是骗术的集大成。

 

不错，这两个“积极贡献”本身并无建设性。它使“文革成了一个不能生育的荡妇”。这位荡妇以其破坏的纵欲，威胁正常的生活。但是，请允许我们有限度地赞扬这位荡妇吧──因为正是她，扒掉了一层血腥伪善的面纱：“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宗教，为了自己的特权而剥夺多人的生存；为了少数人的车库而拆毁人民的茅屋；为了少数人的游泳池而封闭了许多公园；为了“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而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民。与如此“壮丽的共产主义”相比，“文革”这位荡妇，倒体现了无知少女般的纯真。

 

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彻底打倒共产主义，所以，在它之后必有一个漫长的混乱时期。从此，1949──1966年间被强力掩盖着的社会分裂表面化了，并将长期左右中国的命运。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间（1850──1949年），中国就一直滚荡在社会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过是撕开了完好的表皮，把“里面”的烂疮暴露了出来。功乎罪乎，评说自然因人而异。毕竟从此，共产主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面纱飘然坠落，露出了不择手段的髑髅。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人为的灾难”，同时，把它的动力看作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我们说，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不过是在特定的时刻点燃了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们”与毛及其小集团一起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榨得一穷二白的人民长期酝酿的愤怒，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屈辱的国耻和严酷的革命历史，逐渐积累的。

 

正如许多其它的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大出于它的“发动者”（即“玩火者”）的图谋和预料之外。因为革命的真正动力──人民的普遍情绪──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测定其强度的；在革命爆发之后则难于操纵其方向。

 

人民的不满针对共产党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罢了。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这种情绪，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欲望所需要的方向；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否则，毛泽东后来还可以继续挑动群众互殴，也不至于无法继续其政治游戏。然而即使毛泽东自己也清楚，对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黑线专政，毛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和革命群众之间的蜜月，其实是难以持久的野合。

 

1968年以后，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群众不满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社会制度的改良也无从说起；同时，由于文革造反“冲击”的人过多，进一步积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的问题。

 

另方面，文化大革命不仅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它的许诺却始终无法兑现，“破而不立”的结局，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乱”。

 

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对立情绪，逐渐集约化到毛自己身上，并在民间逐渐凝聚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老毛不死，国难不止”。几年以后，这个认识终于在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化为愤怒的吼声：“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不难理解，1976年10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人们，其实是在庆祝毛的死亡。这都是因为，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1968年以后就撕下了“人民保护神”的假面具；所以，对他的“个人崇拜”逐渐消退，在1971年以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我们深入一层，增加一点寻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欲望，就不难发现：除了人民群众对党的统治的厌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国现代史上一连串的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竭尽全力适应外部世界压力的表现。文革的行为模式因此很像二十世纪欧洲最流行最时髦的行为模式：不是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而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表明中国社会的滞后性，六十年代重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肃反。

 

总结一下文革的动力分析：

 

（一）两股合力的社会分析：

 

A：僭主耍阴谋；

 

B：人民要伸冤。

 

（二）两股合力的心理分析：

 

A：“社会的精神病”；怀疑狂以“革命”为护身符，结果导致互相迫害；

 

B：压抑下的人性：从被迫造反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的动力形态决定了其有斗批改有“斗”、“批”而无“改”的历史命运；其结果造成了“文革拖延不决的‘改’最后演变成了邓小平的改革”这一历史的滑稽戏。而作为其中间环节的、初步结束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不过是使社会初步回到文革前的整肃阶级敌人的模式中去了。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理想”？

 

（一）打倒特权阶级、消除官僚压迫；

 

（二）在经济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现象，进行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人压迫人的政治制度。

 

（三）创立一个“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新型社会。

 

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想是否非可以操作？这是另一回事。但它通过授权人民造反的煽动，提供给文革以巨大的动力。要知道，当八百万学生1966年秋天分批云集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时，他们不是来向各级党委的领袖致敬的，而是来感谢毛泽东把他们从共产党工作组的迫害下解放了出来。要不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学生将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终身流放、牢底坐穿的厄运！难怪当时的党委干部攻击学生造反是“形左实右”，“类似右派向党进攻”。至于在1966年8月──12月“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刘少奇”）之前流行的“破四旧”、痛打死老虎即迫害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势力的活动，是由党委高干子女们带头干下的“自上而下”的镇压行为，这和后来火烧党委、炮轰书记的“自下而上”的造反行为，具有“向党进攻”的性质，方向完全不同。所以造反派据此指责保皇派“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在这样的理想下，文化大革命的象征物是什么？

 

──不是红卫兵。因为他们主要是“毛主席”的没有独立意识的应声虫，“其兴也倏，其亡也忽”──正是其命运的写照，他们的兴亡是操在他人手中的水月镜花。当他们的独立意识刚刚开始萌芽之际，他们的脖子就被毛泽东无情地扭断;因为自由与独立注定不属于红卫兵们的范畴，他们注定只是黑夜墓地里的鬼火。

 

──不是造反派。作为群众的无意识冲动的杰出代表，造反派当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他们并无真正的组织、纲领、行动方向，更无哲学、艺术、精神方向。除非，在下一个决战的回合中，构成造反派基础的那种“被压迫力量”──受命于一种新的哲学、鼓舞于一种新的艺术、规范于一个新的组织，并为一个新纲领而战。只有那样，“造反派”才能肩负新的命运，成为历史的象征。

 

──不是毛泽东。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如此看来，他的“亲手发动”实在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失算”，是出于“僭主与人民”之间常见的那种“历史的误会”；甚至，是命运对这位不可一世的“老造反派”开下的一个毁灭性玩笑：“自尔得之，自尔失之，又何怨乎！”所以，1969──1976年间他力图重挽颓势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野心和怯懦的反向，撕裂了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不是各种各样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属于过去年代的；只有在“被政治风暴清除掉的垃圾和渣滓”的意义上，这些过去时才可能在一起凑成一个可怜的整体。他们的受害并不是出于殉难，不论是主动的献身还是被迫的牺牲都算不上，而是由于即使低头认罪了也要被穷追猛打直到死亡的毛式“群众专政”的压力。这种废墟式的苦难因此无法开出原野里的生命之花；而能否开出生命之花，正是“殉难”与“受害”的区别所在。

 

──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随风摇摆的“群众”在毛的股掌中，已经堕落为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应召女郎，一个政治上的小太监。

 

既然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一种近乎无耻的实用主义，近乎麻木的顽强，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是废墟。是那一切东西，都必须低于毛泽东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像一座粉碎机，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存在，无论其为“物质”或“精神”，都包举以内而粉碎之──迫使他们“低于毛”，毛成了最高的，那还有什么不是废墟呢。那时的中国，真是没有立锥之地可供任何一人“遗世独立”，即使亡灵也无从逃此劫难的。

 

“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所幸的是，生命并没有停止：看啊！在废墟和荒漠中，生命除了表现为一股虽生犹似、虽死犹生的“仙人掌精神”外，还能表现为其它什么呢？

 

无与伦比的仙人掌精神！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诞生的新精神！它无知者无畏。它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它热爱沙漠风暴，甚于喜爱田园风光。它之爱斗争、爱苦难，甚于爱和睦、爱幸福！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立体的沙漠！窒息时间的四维沙漠！唯一与它为伍的，就是我们的仙人掌精神！我们唯一剥夺不掉的财富──自然的本能与生生不息的肉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征。头上长角、浑身带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其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之至。因为连他自己都是这一野蛮无耻无知无畏的仙人掌精神的产物。

 

 

七、“政治三P党”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僭主（毛泽东）与人民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按当时术语，这些叫花子出身暴发户叫做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党内资产阶级”。当然，由于1911──1965年之间中国已经经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所以中国并没有欧洲式的“国王”、“贵族”、“第三等级”，而只有这些“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在没有名分而且昙花一现的闹剧中尽情表演。

 

但文化大革命，多少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夕的“国王──人民的联盟”一样，有其自我运动的“三部曲”：

 

（一）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

 

（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

 

（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后文革时代（邓小平改革期间）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一手发动了文革”，这种说法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十七年压迫人民的罪孽”。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毛泽东的“政治三P”（3 Persons）：

 

1、毛本人；2、党的组织；3、革命群众。

 

这种“一龙二凤”的游戏并不是后现代的发明，而是五四青年们十分热衷的活动。老毛对此当然也不会有丝毫的陌生。所以他一会儿拉群众打党组织，一会儿拉党组织打群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性之所致则干脆“截断巫山云雨”。

 

（一）如果人民（革命群众）没有受到党组织的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就无法发挥动员作用（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的阴谋煽动就没有着力点）。例如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种种煽动就再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1976年老毛煽动否定周恩来，结果激起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二）人民（广大群众）如果不怨恨贵族（毛的干部），国王（毛本人）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这个政治三P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例如，1969年以后，毛和走资派重新修好，联合起来把学生流放农村，说明“毛的政治三角游戏”已经暂时宣告结束。造反派被逐出三角游戏，三P变成了怨偶之间的无性婚姻。

 

（三）显然，只是因为毛和走资派（分别扮演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多，革命群众不过是毛泽东临时玩弄的野花──虽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开起夫妻店的时候，家花却要比野花可靠。因此，镇压革命群众便成为毛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政治三P虽然相当无聊，但却有一项意外收获：使得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官僚体系的铁腕统治。要知道，这在苏联老大哥那里也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价值不在于文革的自我意识，不在于文革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文革使得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迄今还只在“行”的层次、没有在“言”的层次完成。

 

政治制度虽颇与文化（意识形态）、风气，心理等有关，但毕竟是直接由社会的动静中择要总结而成的。从实际出发。

 

尽管，中国的独立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

 

有一段名女人的回忆录说明了上述“文革三P”的心理来源：

 

据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中《中国有“红学”，西方也有“红学”》一节记载，毛的舞伴兼护士孟锦云女士回忆，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毛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看外国电影“红与黑”。看过以后，大家不免对影片的情节议论一番，客厅里出现了少有的热烈气氛。因为那时全国人民都被禁止观看，只有毛有权观看这种“资产阶级垃圾”。毛泽东只是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等大家走后，毛看了一眼仍坐在那里的孟锦云问，“孟夫子（这是毛对孟的爱称，取自李白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对刚才的电影有何意见哪？”没等孟锦云回答，毛就接着说，有何高见，今日可以不谈。你去借一本《红与黑》，至少看一遍，然后再谈。再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看一遍。”

 

过了几天，毛对孟锦云说，“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看，他是有些胆大，却没有包天。他只敢在小桌下面摸夫人的手，还有夜晚没有人的时候，他到夫人的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啊。即使是胆大包天，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看那个夫人就是欣赏他的这个胆量……”

 

“你说于连不值得同情，我可是多少还是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吞吞吐吐，想干的躲躲闪闪。为了感情影响了他的职守，我看也不足深怪嘛！那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呀！你说于连破坏了别人家庭，是幸福的就破坏不了。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我看于连是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十九世纪，西方的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的虚伪和残忍。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数是凑凑合合地过……”毛泽东说。

 

“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总不好吧。”孟锦云说。毛哈哈大笑，“不破不立嘛！”

 

“那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不像个堂堂正正男子汉。”孟锦云说。

 

“照你的看法，堂堂正正男子汉，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当往下爬？”毛说，“当然了，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不能走，不能跑，只能爬……”毛停了一下，突然问：“如果于连是个有钱有势的人，而夫人是个穷人家的奴女，结果将会怎样？”孟锦云想不到毛会问这样的问题。她怔了好一会儿，说，“那就好办了，于连就娶这个奴女吧。”毛说，“你看，换个位置就好办于了。有钱有势就可得到一切。关键是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毛泽东晚年的这一道白,不仅使我们理解了他的政治，也使我们理解了他和杨开慧贺子珍这两位“侯爵小姐”的替身关系。老毛毕竟是个汉人。汉人社会的可悲在于：只有于连和市长夫人而没有真正的侯爵小姐。因为汉人社会两千年没有贵族传统了。汉人社会的上流阶层成员，不过是昨天的于连和市长夫人，不是侯爵。汉武帝的推恩法斩断了中国贵族社会的命脉。所以痞子运动一呼百应。这个只有俄国式的富农而没有俄国式的地主（领主转变而来），所以中国的痞子运动要比俄国更加猖獗。这就是文革的社会基础。如此看来，被毛哥和革命小将（红帮）连手打倒的革命老将（黑帮），也是老一辈于连，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于连。在这种意义上，文革造反，何尝不是小于连们对老于连们的造反。──如此看来，文革真是一部红与黑的历史了。

 

关于毛泽东的红与黑，还有一个事件可资说明。

 

1975年8月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张玉凤、孟锦云、李玲师在一起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电影的内容是两个青年营救一个落井的小姐，一个下井营救，一个在上接应。小姐得救后，井上的青年赶紧用一块大石盖上井口，抱走小姐娶之为妻。井下的青年拣到一只小姐掉下的绣花鞋，这只鞋在黑暗中闪着白光。过了几天，小姐梦见空中飘下自己丢失的绣花鞋，井下的青年向她说了经过，结果井上青年的阴谋才被揭穿。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毛泽东和他周围的女工有这样一番问答：

 

“你们说说看，这两个救小姐青年，哪个好些？”主席漫不经心地问道。

 

“当然是在井下的那个青年好啦。”小李脱口而出。“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小孟也随着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张，你自然也和他们一样的看法了？”主席笑着，把头转向了张玉凤。“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么要问这么个问题？”小张也算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面的青年更好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便不再往下说，却把眼光移向她们三个，意思是等待她们的反驳。“那为什么，我们可不明白。”小孟直接反问。

 

“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他太愚了，还是那个井上青年聪明噢。”主席兴趣很浓地与几个姑娘争辩。“噢，他聪明？他太奸滑了，这种人太不老实。”小张首先表示反对主席的意见。

 

“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主席继续谈着自己的见解。“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啊！”小孟又说。

 

“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反正咱们也说不过主席，行了，总是您有理，对吧？”小张倒是想着结束这场争议了。

 

（以上见《毛泽东的晚年生活》165页，郭金荣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1993年2月版）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毛之将死，终于道出了他革命的秘密。那就是“于连的革命、红与黑游戏”。

 

于连·索雷尔是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年，原名亨利·贝尔［Henri Beyle］）小说《红与黑》的主角。于连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才子，出身贫寒卑微一心一意要飞黄腾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利用家庭教师的身份先后诱惑市长夫人德·瑞那和侯爵小姐玛特尔，美梦成真的时候却身败名裂。人们认为书名中的“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王政复辟年代的僧侣黑衣；也有人认为，红是德·瑞那的鲜血，黑是玛特尔的丧服──综合起来可说红与黑象征赌盘上的黑点红点，而轮盘则象征人生的游戏。

 

从红与黑的观点看毛的革命，可以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安心图书馆工作的图书管理员，通过杨开慧的裙带关系进入文化圈子；通过贺子珍的裙带关系获得武装力量；是一个典型的“吃软饭的男人”，而且对“政治三P”有着特殊的嗜好。他的革命是于连式的红与黑：用情色与暴力的双管齐下，来不择手段地夺取原来不属于自己的地位和名望。在文化上，这位韶山愤青以革命的义愤涂抹了自己到手的所有书籍；把高利贷者的吝啬，结合了废物利用的精打细算，将自己没有摸过的书籍化做纸浆或干脆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烤暖烈火，在天寒地冻的中国大陆放肆地燃烧起来。这也许因为毛泽东“深刻总结”法国人于连失败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中国式的革命与连坐观念使毛认识到，唯有先使天下大乱，作奸犯科的于连才能逃避惩罚：法不治众的革命道理还能让个人的英雄摇身一变为人民的救星。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毛以毁灭文物的“破四旧”著称，其实破四旧的毛相当迷恋四旧：大宅院、姨太太、旧书、算命，就像于连迷恋市长夫人和侯爵小姐。但毛深知，要夺四旧（而不是破四旧）成功，就必须通过革命方法；要攫取财富就必先使全部财富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无人敢要的财富自然源源不断流入吾豰中矣！

 

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问题。

 

2007年12月的《党史文苑》杂志发表了《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一文，透露毛泽东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1.3121亿元人民币。而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毛泽东既然取消了所有人的稿费，他自己应该不会领取任何稿费的。谁知道，毛这个依靠秘书给他写文章的老家伙，在剥夺了全国人民的著作权、出版权和稿费的同时，却下令全国印刷厂昼夜不停地印刷他一个人的“著作”，其实还是那些被他杀人灭口的秘书们给他赶制出来的。毛泽东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就不断给毛泽东一个人发放“稿费”，累计到这样一个天文数字。

 

《广州日报》就此报导说，毛泽东的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的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毛泽东生前对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过遗嘱？中共中央是如何处理毛泽东的稿酬的？对这些疑问，外界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2003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得以公开。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累计达1.3121亿元人民币。等于每个中国人都欠了毛泽东一毛钱！看来现在进行网络控制的“五毛党”（为官方上贴一篇宣传文字可以获得五毛钱人民币的津贴），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一毛党”。

 

齐彧《谁说毛泽东不贪污》一文指出，拥毛派的一大借口就是毛泽东不贪污，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呢？《千年世家──黄兴家族兴衰录》的第三十九章（民主人士朋友），应该为大家找到答案：

 

“早年毛泽东打着留法勤工俭学的旗号，从章士钊那里骗到两万大洋，毛并没有帮助其它人去法国，而是据为己有。毛的同学很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阔气了？其实章士钊手中的这笔钱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教育专款，赵早年在日本参加过黄兴领导的革命团体，后来成为同盟会员，同章士钊是老友。

 

1907年日本政府为了让孙中山先生离境，送了孙两万日元，孙给同志们留下两千，其余的钱带走，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同志要求罢免孙的总理职务。现在我们无法知道那时日元同大洋的比例。可是当时日本人的工资每个月大约是二十余元，毛泽东任图书管理员的工资是八块大洋，两万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六万日元。奇怪的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出来追究毛泽东的贪污行为。”

 

中共党史说，毛泽东把其中一部分钱资助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毛泽东本人在1960年代与章士钊的女儿过从甚密之后，突然心血来潮给与章士钊大笔金钱，说是“还债”，还留法勤工俭学这一笔债。照理说，这笔钱本来就是公费，要还也不该还给章士钊，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这笔钱既然是给大家留法留学用的，为什么要毛泽东自己来还？其三，这笔钱为什么要等到毛泽东搭上了章士钊的女儿以后才开始“还”。其原由到底何在？

 

赖景瑚的《民初时代的湖南青年》一文，对于揭露谜底也许有点帮助：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忽然听见‘勤工俭学’那个吸引青年的运动。据说那是吴稚晖、李石曾二先生所发起的。任何人只要筹足一二百旅费，就可以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读书。这眞是天外飞来的好消息。我们于是到处打听长沙有无接洽‘勤工俭学’的门路。柳直荀发现第一师范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学生，名叫毛泽东，也有人说他是师范附小的教员。据说他和北京的勤工俭学组织有联系，甚至很多人传说他是介绍湖南学生到北京的负责人。我和柳直荀认为机会不可错过，有一天便渡过湘江而至岳麓山脚的一个小村庄去访问毛泽东。我们大失所望的找不着毛泽东。出来接待我的是一个名蔡和森的老学生（我们那时看见二十左右的学生都称为老学生）。他很耐心的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勤工俭学的进行办法，及学生到法后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他便是后来赴法留学而因肺病早死的一名共产党员。

 

我们访毛泽东不成而只见了蔡和森，复听了他一篇不太乐观的话，我们在精神上自然受了很大的打击，想要继续向各方查问，又因为我们的学校在北门外，和城内的交通不太方便，始终不得要领。最令人失望的，就是毛泽东不像是一个对勤工俭学有办法的人。凡去找过他的学生，都说是浪费时间而没有结果。”

 

如果说以上赖景瑚、齐彧两人都属于反毛派，其言论不足采信；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亲毛派的回忆，所透露出来的毛泽东本质──

 

《毛泽东温馨之家：私照曝光！》一文在介绍毛泽东的私家照片时指出：“这张照自含和堂的照片，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张。因为内中不但有毛泽东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更主要的有说话直得跟木匠师傅的弹线一样的张有成张木匠。张有成是毛泽东少时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建国以后，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乡下没有酒喝，不好。毛泽东也安慰他，慢慢好起来后，就会有酒喝了。”（可见毛泽东完全知道农民的苦况。）

 

1993年人们在采访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时，他说过典型故事：1949毛泽东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连便由中共四十六军的人送到了北京。在那儿住了一段日子后便准备回韶山。临走，江青以主人的身份，按照她所了解的湖南农村的风俗习惯，给毛泽连准备了一些礼物，也就是分给农村孩子的糖果。江青出手比较大方，在管理处一下就称了五公斤块糖，塞到毛泽连的手上，让他回去时一定给乡下的孩子们。毛泽连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毛泽东发脾气了：“你让他带这么多干什么呀？”江青说：“来一次也不容易，他路上吃一点，回去给孩子们吃一点，也说是从你这儿回去的呀。”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也只是笑了一下，将糖退回管理处一半，余下的让毛泽连带回来了。

 

现代人大约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毛这个“伟大领袖”怎么会如此吝啬、小气？看来还是高利贷从业人员这一家庭烙印所造成的本性难移。而这些韶山的穷亲戚，曾经为了毛泽东的“革命”，损失了一千五百九十八条人命。难怪老诗人邵燕祥写文章宣布：《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毛泽东这个出身于高利贷业者家庭的剥削阶级分子，对待自己的穷亲戚如此刻薄，又是怎样对待广大民众的呢？老实说，毛的行径已经构成了系统的“虐待工程”，饿死了几千万人，罄竹难书。别的不说，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毛泽东在1966年下令让全国大中小学校全都“停课闹革命”之后，又在1968年把中学生全部下放农村强迫劳动、和作为农奴的人民公社社员竞争口粮。1970年，虐待狂毛泽东又开始把新的初中毕业生也就是原先的小学生“分配”到工矿企业充当工奴，三年不给工资，仅仅给点生活费，数额仅有十几个人民币，相当于最低生活补助（社会救济）的一倍。而毛泽东的最高成就当然是封闭全国所有大学整整十二年（1966—1978年），因为据此毛就自封“伟大的导师”了：既然没有了大学，毛泽东的中专学历就是全国“最高的学历”了。

 

至于毛的革命小将，就是大大小小的于连片段所组成的“主席卫兵”──有“红卫兵”，自然就有“黑卫兵”，否则“于连同志”的“红与黑”就算不上是“完整的科学的体系”了。红卫兵黑卫兵红与黑的卫兵们出于自身的生物本能，也被于连式的情欲所激励──要跟随“毛主席”去夺取各自心目中的市长夫人和侯爵小姐，就像卡尔马克思占有了燕妮小姐和她的丫鬟──亦如鲁迅的心理自传小说《阿Q正传》之出自自身体验的“阿Q和吴妈”。毛的主席和鲁的旗手，就这样成为“文化革命的剪刀杀手”。

 

 

九、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

 

从五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其间整整七十年──反传统主义走完了它的历程。但正如人们看到的，反传统主义并未达到它的原初目标，即，使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相反，在某些方面，由于摧毁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基本支柱，从而破坏了它的基本结构，最后却一直未能产生有效而合适的替代品以补充其真空状态。这样，中国社会便因缺乏准则、框架解体而陷入内乱不已的事与愿违。

 

无疑，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反传统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在他们摧毁传统的征途上，却仿佛醒悟到某些东西，而对继续走下去变得日渐犹豫起来。但他们促动的这场破坏偶像运动那样的规模浩大，所以到头来终究还是身不由己。原先游离于中国社会主构之外的某些下层游民，乘此契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种结构外的、非传统的力量不断凝聚，终于成了惟一合法的组织力量（“党”），而对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言，“党”正是一种“无法无天”的、革命的颠覆力量。这股力量原先是由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给释放出来的，并在西方传来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支持下凝聚为一股合力。但到头来，多数知识分子由于秉性不同之故，终究未能与之有效地合作到底。这不是出于“美丽的误解”，也不是出于“阶级利益的冲突”，只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五四时期有限的、单方向的反传统主义，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无限的、全方位的反传统主义。如果说前者还不失为自主与理性的批判，但后者已沦为丧失理性的盲从与蛮干。正像在山洪汇聚、寻找有形式的出路时，人们还不能发现其“非理性”，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建设新中国”）。但当这一汇聚完成，更大规模的动荡、暴发及冲毁便不可避免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那山洪不把路上的一切都冲毁、冲垮，不把高于自己的万事万物一概打倒，不把自己的余力都发泄殆尽……是“决不收兵”的。

 

而评论家们一定要在早期的山洪和晚期的山洪之间分出一个优劣来，岂不陋乎？岂不显得穿凿附会？早期与晚期，在野与执政，解放前与解放后，这只是一个完整的运动的两个阶段而已。实际上，痞子运动和痞子精神，正是传统的社会文化主构瓦解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非形式化的社会动乱。正如在植被和森林结构被伐尽之地，山洪格外容易暴发。因为传统结构对主构外的游民力量所进行的节制，这时已不复存在。既然没有什么中间力量能阻止游民团伙的崛起，那么其“人民革命”也就是游民革命把世界的结构性一举扫荡，就是一个迟早的事了。

 

正因为一切有形式的、传统的屏障已作为“迷信”而被破除，而社会发展方面的压力形态依然如故，所以在当代文化反思兴起的前五年间（1979──1984年），中国思想界也就迅速重演了一遍自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批判，而后才开始了进入“文化热”也就是清算科学与民主、清算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的文化批判。从1985年开始，大学的学潮连年不断，显示中国社会正在超越1979年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向1957年的政治民主运动过渡。这种意义的“文化批判”，是在体制内的思想批评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所兴起的颠覆性的精神风暴。

 

当时有一种舆论认为，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之广度深度都未能超过五四时期。我当时就指出，这是不足奇怪的。因为那时的改革进程所提供的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构架，其坚固程度与广阔程度，还未超过五四时期。这个限量性的因素不消除，历史就只能在五四之前重演和徘徊，而无法跃进到五四以后。在这样的限制下，八十年代的反传统主义只能是“伪”的──只能批判中国传统，不能批判马列传统，其结果表现出“破”有余而“立”不足，从而不能发挥建设性的历史功能。

 

（一）伤痕文学的吹气

 

描写“文革惨痛经历”的伤痕文学，就好像在伤口上吹气一样，代表了“重返权力岗位的文革受害者们”的哀鸣。正因为它的写作，受限于狭隘而严格的政治需要（如，为“走资派”推翻“翻案不得大心”的毛牌圣旨，所以，它只是旧时代的回声，而非新时代的号角;它是掘墓人，而非奠基者。这种御用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们的作者要么是垂垂老矣、横遭蹂躏的“党的同路人”之辈;要么是涉世末深的文学青年。

 

这种意义的伤痕文学，当然只能昙花一现。随著新的政治分野的形成，伤痕文学的作者，要不然退缩为新的黑暗时代（即，邓小平专政的时代。它的牺牲品就是“西单民主墙”，和去年被捕的魏京生等一大批“民主小将”──类似文革中的“革命小将”）的夜莺，要不然只能去高歌“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随著民主运动的死亡，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的官方基础已经消失，而控制一切传播手段、严禁宪法权利的邓小平专政，很快将用行政手段和监狱电网，来迫使伤痕文学完成上述的分化。伤痕文学再也不能如此这般地存在下去了。

 

这种前景也是受限于二十世纪中国严酷的文学环境。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没有开垦出一块稳定的、专业化的“文学园地”。

 

“文学”，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意味著什么？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中国传统国家（也被叫做“大一统社会）的秦代──清代，在其死亡过程中，发出的错综复杂的呻吟，一阵阵大厦倾倒时的迸裂声。伤痕文学尤其突出了这一点。它是二十与三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暴露文学“的当代翻版，而在制造上还要粗糙得多。

 

在未来中国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是文学的实验室，但却是政治的战场！作为很大程度上是仿造的宣传品──或是师法欧美，或是师法俄国，或是师法日本，与政治上的“三国演义”相当一致。从内容到形式，在华初学者的拙劣之处都在在可见。它的声调犹如变声期的童声，听来裂人耳鼓、令人烦躁，只有他自己为此陶醉甚至骄傲。

 

伤痕文学在这些方面忠实地继承了历史遗产，而且，它也象二三十年代的历史遗产那样，都是陈年老货，并无新颖内容──被我们称作“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件，不能在外国或古代的作品中找到远较它杰出的原型！伤痕文学也逃不出这个范围。它煽动低级的本能和琐屑的怨恨；而不能远观和净化，达到真正的悲剧效果。更不能揭示人的真实处境，给人哲学的沉思。所以我们说，它只是满足某种政治需要（如，“为特权阶级鸣冤叫屈和为走资派翻案”的需要）的、有意无意的宣传品罢了。

 

（二）人权运动的膏药

 

什么是“中国的人权运动和民主运动”？就像给受害者贴上膏药一样。

 

如果说，“中国历来就有人权思想和民主意识”，那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中国古代说“人”，但不说“人权”；中国古代“民主”指的是“人民的主人”。人权和民主，原是另一种文化即西方文化的产物，这既不值得骄傲，也不必受到蔑视。

 

人权与民主，在现代中国是这样一种奢侈品；每当现有的统治者，把它作为重要的礼物许诺给人民时，就意味那个统治已经进入晚期。是统治的腐朽而不是仁慈，迫使统治者要靠透支的许诺，来进行“维持会”的活动。

 

每当被治者（尤其是“知识份子”）起来“要民主”、“争人权”之际，就意味著巨大的革命力量正在“以此为聚合的方式，开始准备夺取政权。只是由于力量的不足，它暂时还采取了”要求分享权力“的低姿态。等它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改良的摇尾乞怜，就会变为革命的易帜改朔。

 

就这样，中国现代史常常徘徊在两个极端倾向之间：

 

（一）在这个一盘散沙、自在散漫的费拉人群中，为“富国强兵”而不择手段地推行集权，结果在集权中异化，导致腐败。

 

（二）在高压的集权下，“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迫害”的人权呼声四起，演变为广泛的社会叛离。

 

任何统治者都以不同的程度和形式，倾向于“一”；任何被治者至少在宣传上都倾向于“二”。甚至史无前例的集权者毛泽东，在他“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也还是一位“自由民主的爱好者”呢！哪怕这仅是业余的、客串的、甚至是虚假的即兴表演。

 

统治者与被治者的这一区别，不仅是“阶级立场”使然，也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时髦”使然。也就是说，“如何运用人权和民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穿戴时装的问题”。这不是说，中国人在观念上不懂得人权、民主；而是说，中国还没有同化于另一种（如西方的）文化的人生态度。在社会合作方面，态度和习惯比之思想和观念重要得多！

 

是乎非乎，功乎罪乎，不一而足。

 

这样看来，人权与民主的呼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兴起，就不是什么突发事件了。这主要不是“西方思想的传播”这个外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共产主义众神的没落”这个内因导致的。最有趣的，是“西方”与“中共”这对立的思想两造，在“西方影响导致中国变化”的观念上，出于各自的目的却达成了某种同谋犯的心照不宣；他们因此而热切地共同致力于抹煞中国内部形势的决定性作用。这当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西方来源”，使它的体质过于容易受到西方影响的冲击，因而对新一波的西方侵袭，显得格外脆弱和病态的敏感。

 

从这种意义看，伤痕文学，人权运动，都有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功能。而中国的特定条件，也必定使它们的性质不同于“世界主义的流行款式”。

 

例如，人权运动在西方社会主要是左派份子的玩物，是杂交者、群婚者、同性恋者、堕落的艺术家的嬉皮士政治；但在中国，则是右派份子的玩物，是拒绝给别人自由的那些所谓的自由派的招魂幡。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的联盟也是不可能持久的。随著中国共产党的无心肝统治的垮台，中国的人权份子，必将成长为最激烈的革命者，成为人权运动的超越者！

 

 

 

第十二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四、新士阶层与社会中坚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为了自身的健康，应当有意识地保留一个“较为有利的敌人”，并通过“不断自新”（即不断提高自己）而不是“不断革命”（即不断屠杀别人）来保持不断的优势。急急于毁灭敌人，只是徒然消耗自己的实力，对自己的健康毫无裨益。对危险的敌人应予控制，必要时可以替换一个不那么危险但能促进“自新”的敌对目标……但决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因为害虫乃是生态平衡所需要的。

 

──谢选骏《全球政府论》

 

我们这里将要陈述的认知，可以穿透两百年（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的重重谜语，而只揭其问题的谜底──纷乱的现象得以缕清。多难兴邦──这不仅仅是一句乱圆的自我安慰语。也不仅仅是一剂镇静剂。现代中国遭到的报应和天谴，使他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创造力量及创造精神。但是，观察一下看看历史上曾经称雄的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尤其是罗马人和秦人的形迹吧！曾有多少灾难及困苦包围过它们，并使之几度蹶倒！然而，它们强大而坚忍的力量，不也是蕴乎彼而发乎此的吗？

 

在全球列强的环伺夹击下，在俄国和日本的蚕食蛇吞下，中国文明注定有其两百年的劫运。若从公元1840年起算，还有六十年的灾难在准备磨炼中国。这算不了什么，要知道，以黄巾之乱到李唐定鼎，中国曾经厉过足足四百年的大劫。这个现代南北朝时代，比之古代南北朝时代，从时间上说，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从文化毁灭的程度上说，尤有过之。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击打与凌辱，较之五胡乱华尤甚尤烈！两百年的苦难（还有六十年的历史债务有待偿还）给中国人什么教益呢？可以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血腥的经验，一个无价之国宝。这个无价的国宝就是：中国必须定乎内、外之分。在目前若干年代对中国不利的历史范运期间，决不与外国（特指西方文化势力，包括日、美、俄）混同。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个历史的真理：时间就是一切，坚持就是胜利。多坚持一年，最终胜利的保证也就多了一分。多坚持十年，民族的命运、未来文化的性质等等都会深受影响。牺牲决不会是平白无益的。

 

在这个百年革命所造就的荒凉时代，我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中国的新文化上，这种新文化乃是对现代中国的深切苦难的反响。是在中国对二十世纪种种灾难的持久性反应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尽管我们遭遇的宿命如此阴沉可怕，但正是在如此的绝境下，一种作为对深切灾难的强烈反思和反抗的新文化，被我们创造出来了──这种新文化对全球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呢？将是一种对于欧洲我们的颠覆性因素吗？

 

“未来的世界”，孕育在我们“现在的思想”中：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要拥有文明的体现，必先拥有野蛮的力量。

 

（一）野蛮的意义

 

人的存在有三种状态：1自然状态；2文明状态；3野蛮状态。自然状态是本能的境界；文明状态是修炼的结果；野蛮状态是重新开始：恢复本能、达到新的修炼。

 

绝对的自然状态，从个体或社会诞生的一刹那，就结束了。生命开始纳入不得不然、参差不齐的文明。“回归自然”的呼声所达到的效果，是有选择的野蛮，而不是无选择的自然。

 

绝对的文明状态，是《圣经》先知书上所描绘的那种“巴比伦泥足巨人”──一切强大的世俗国家都无异于这样的巨人。文明再好，毕竟是从自然中生长；当它的生长过大、耗尽了基础，崩溃就成为再生的开始。

 

野蛮则是对泥足的冲洗，它打倒偶象，留下真金;它以“回归自然”的名义，种下新的文明。它说：“如果这世界没了战争与迫害，那么，即使连宗教的圣殿，也会沦为商品的工厂：如果这世界没了孤独与死亡，那么，即使连艺术的洞府，也会沦为消费的市井！那时，生命所显现的，不过是其本能的幸福实相：一只又白又胖的蛆虫。所以，为了人的尊严并与白白胖胖的蛆虫幸福区别开来──让我们欢呼一种‘冰川上的孤独’”吧！

为了一种“朝向健康的绝望，让我们在必要的时刻和必要的地点──学会反对：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技术文明的奴役！

 

人与社会的三种存在状态，在我们经验的领域实际上只有两种：文明与野蛮。正如在超验思想的领域也只有两种：自然与文明。

 

厌倦文明的人们！你们已经永远不再能──在经验中回到自然。你们只能回到──意念的自然，或，在经验中共清洗文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空前野蛮“！

 

文明是野蛮之母。正如野蛮，是文明之父。

 

充满母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爱护文明，哪怕那是非常非常腐朽的文明。因为这爱护，正是你们的本能、你们无法摆脱的职业。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耍崇尚野蛮，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本能的扼杀。

 

充满父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私淑野蛮，哪怕那是非常非常恶劣的野蛮。因为这私淑，正是你们的天命、你们无法离却的元气。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文明，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天命的背叛。

 

高贵的野蛮人，并不是蜷缩在远古石窟里的哺乳动物，不是复古主义者的幻想。高贵的野蛮人，是文明社会“最后的贵族”“他清洗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野蛮并不是“自然状态”，而意味著“从根本上打破现状的努力”。这与“自然状态”的本义，实在是南辕北辙。所以，新兴的文化，无不体现为一种野蛮的文化，甚至是“反文化”！

 

而“文明”，正是作为其“反动的结晶”而生发圆满的。文明的颓势甚至停止，也是野蛮的力量遭受过度抑制的后遗征……野蛮，健康的发难者，文明的生殖器！──“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天之德也。”

 

 

（二）野蛮的历史

 

文献学者们也许断言，人类历史“是一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但是错了。人类的历史不是“一部”，而是无数部的“轮回”。而是从文明（人刚一落地，社会刚一诞生就开始了）到野蛮，再从野蛮到文明的“一个回合接著一个回合，一部经典接著一部经典”的有始无终的循环！一个文明到另一个文明，一种野蛮到另一种野蛮──这，就是人。

 

历史表明，人们并非在天真无邪中走向文明。恰恰相反，是野蛮的动机、野蛮的动力，经过伪装，鼓起文明的风帆。但被缚于文明而变得孱弱的不肖子孙却弄假成真，把戏子当作了英雄，把装潢供奉为偶像。但是，对于那些有力量“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大能者，真正的归宿，并不是“文明”，而是“强大的生存状态”。强大的生存状态总是以自我否定的热情──“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从一重天，到另一重天。这也是“长生不老的永恒诀窍”。

 

从时代著眼，我们不妨把“野蛮时代”叫做“社会的诞生与青春期”，而把“文明时代”叫做“社会的成熟与衰老期”。至于文明的解体，则类似人的弥留与死亡。近代中国，正在弥留与死亡中“发出最后的吼声”。而在野蛮时代的黎明，则有一个短暂的“黎明期”──为野蛮造舆论，为文明做寿衣。法兰西的百科全书派，中国在1919年和1989年先后两次“思想解放”，干的正是这种事。启蒙与野蛮并不对立，恰恰是同一事物的两面镜象──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妙用，后世的评骘与其无关。

 

从要素著眼，并没有什么“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分际”。野蛮的要素，永远潜伏在文明社会中，伺机待发。文明的要素，甚至在最狂野的时刻，也存在。野蛮的要素，可以提供清新的气息、健康的还原。文明的要素可以提供华美的色彩、繁荣的富裕。它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二者的混合，又激起了改革、骚动、变态和失落感。混合的东西很难归类，所以就得背上种种的恶名。人们没有能力正视它，只能去正视“它所创造的历史”。就这样，文明与野蛮的不同配置，形成了不同的“时代主流”。

 

人及其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和！文明有其野蛮的用处，野蛮有其文明的用处。文明常是魔鬼的化身，而野蛮倒是良善的显现。所以，在不恰当的时机，强行压抑低度的野蛮──要么消灭了生命的活性，要么激起了恶性的野蛮。

 

为了生命的健康，请接受我们的新观念：“野蛮的文化”。没有这样的野蛮，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化;没有这样的文化，就不会有这样的野蛮！

 

野蛮的文化，就是“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国的难题，就在于特别需要但又特别缺乏这样一种野蛮的文化。没有野蛮的精神，哪有文化的开拓？正如，没有青春的“想入非非”，哪有中年的盛德、壮年的大业！

 

为了盛德大业，想入非非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称颂的。

 

造就文化的精神，越是野蛮，此文化的前途，越不可限。文明的来历越“不上路”，它所吸取的营养就越丰富；升华的动机越是原始、接近“低贱的本能”，它的动力就越大、弥久弥淳。而为了文明开化，野蛮的酵母也许必不可少──野蛮不仅会玷污文明，更能使它“接近泥土的芳香”。只有那真正理解了文化并参透了文明的人，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戴“野蛮的荆冠”。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救世主”的称号。所以，顶戴了荆冠的“野蛮人”，对成熟腐朽古典世界来说，就获得了“救主”的荣耀。救世主说──“我来，不是要致太平，乃是要动刀兵！”和他相比，那些假冒为善、胸怀恶意的奸佞愚蠢，才特别需要文明的华衮，来遮盖自体的丑陋。

 

（三）中国野蛮化的含义

 

近代中国日益深刻的野蛮化，正在为一种新文明打扫场地。在如此古老的文化地上上，竟然出现如此新鲜的野蛮行径与野蛮思想，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不仅不是偶然，且是顺理成章的。

 

一扇门关上，一扇门打开：繁荣昌盛的玄圃，来自彻底荒芜的旷野──这是文明史的一个逻辑。而从繁荣昌盛的玄圃，发展到“奇妙的新世界”──这将是文明的下一个逻辑。它宣示我们：不要害怕野蛮化的袭击！因为野蛮化乃是文明过程不可逃避的劫难。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在野蛮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也就可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冲击得更远。废墟清除得越彻底，将来的造楼才越容易。中国智慧想象了两千年的“屠龙之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横生的荆棘使他欢欣，纷歧的乱麻使他宁静。庄严的时刻来到了：野蛮的利剑，劈开中国再生的穆穆四门。国鼎已立，神位将定。真正的理解者、参透者，坦荡清爽地面向上苍，“野蛮人”甚至“罪犯”的恶名，只是他“帝降夷羿，革兹夏政”的证明。含苞待放的时刻，是最美的。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对野蛮现象的哲学分析：从历史学的角度说，野蛮化的过程，仿佛是对文明社会的“色素沉著”、“骨质增生”的一种清算，是对文化积尘的激烈清扫。越古老的文明社会，其增生的组织越硬，其积累的灰尘越多;它耍获得新生，也就需要更为彻底的野蛮化。“自新运动”的结束，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会抱负一个新的文化走向国际舞台。一方面，它承袭并发挥中国革命的野蛮化倾向于极致，“使一切非常手段系统化”；另方面，它以革命手段来结束革命、迫使革命成癖的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国家的宪政道路。

 

孤立地看，它的目标仿佛是矛盾的：它的前期将是“革命”，它的后期将是“反革命”。正如一切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事物一样，以惊人的反差，展示宏大的器度；它兼有阴阳，故能化生万物。请不要急于谴责这黑色的宿命。如果没有身临其境，生活在我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对即将来临的自新运动的暴烈性，很难理解的。但是，对二十世纪迄今为止的悲剧来说，自新运动的暴烈，不正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尾处的惊叹号“吗？没有这个空前强烈的惊叹，漫长的悲剧又如何结束！

 

对于“局外人”而言，上述的逻辑也许是奇怪而隔膜的。因为，不同的感受造成了不同的逻辑。对圈外人来说，当今的中国感受是“例外的”甚至是“病态的”，它的怪诞远远大于它的深刻，它的过敏远远大于它的警醒。但对中国人自己，这种“病态的反应”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以致具有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广延度。它不仅自我约束，而且将广为传布，升为响彻穹隆的世界之声。

 

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必定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英雄传奇。正如每一个民族命运的转辙，必有英雄传奇的伴奏。不是风流故事，不是才干比赛，而是民族大迁徙的神话又一次成为活生生的事实！一切文明郡起源于某种史诗，一切史诗都起源于民族大迁徙的严酷磨难。

 

当然，中国自新运动不会在一夜间创造可见的奇迹。相反，倒会有世俗意义的不祥之光降临人间。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要泼冷水，因为中国自新运动的壮烈之处，正是──替“过去”还债；替“未来”垫款。所以，可能有加倍的苦难、加倍的罪恶、加倍的毒素、加倍的不满──临到中国的头上！只有对于那些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才值得羡慕。而对于中人以下的庸碌之辈，这却是黑暗、野蛮甚至血腥的悲惨世界！

 

外来的模式作为中国人精神上的梦魇，已经原形毕露、破碎不堪了！从此，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大地上的残渣馀孽，只能处于逐渐沉沦的守势，他们冰泮瓦解、消融毁灭的结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要向二十世纪的革命传统和外国偶像宣战，并从物质上予以铲除。

 

与此同时，反传统、反文化、反对一切规矩的野蛮主义兴起了！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为当下的取暖燃料。野蛮化，是“文明病”的唯一救方。现代人把“体育”、“比赛”、“有限战争”当作治疗文明病的主要方法;但这只能小规模地救灾、结构内地调理。如果文明已经大面积地死亡、结构已在根本上失灵，那么请问：除了“野蛮地否定”之外，还能怎么办？人，总不能坐以待毙吧？虽然，我们厌恶一切野蛮──但为了文明的缘故，请接受它！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五千年的文明已经使大地过于疲劳，不经过一次完美的“休耕”，新的生长势必很难。中国的传统文明最长，所以它进入新世界所需要的革命性休克也就最长。而所谓“休耕”，在一位传统而勤勉的农人看来，显然是“野蛮的，即，让大地回归到某种荒野的状态。用“悲剧”一词，岂足以概括它？

 

这里也正像历史力学场的一切现象一样，不存在什么“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野蛮化并不是某种“进步”，但它却是一切进步的“前提”，它帮助人们轻装上阵。

 

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已经破坏了中国固有的结构。但一切洋人和洋人的仆从们也不耍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外来的模式和咒语，同样失灵了，甚至带来更大的灾难！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像洪秀全的伪基督教一样，失败了。它们不仅救不了中国，而且连自己也救不了！他们自身的最低限度的存在，将随风而弃。

 

中国人，千万不要为祖国今日绝望的野蛮状态，而灰心丧气。尽管，在中国今日的现实中看不到一点文明生长的苗头，但还是请相信：潮流迟早会逆转。一个社会实体的突变过程，肯定会在其成员身上引起连锁性反应，在无限的痛苦中会有无限的欢乐，在社会的死亡中会有民族的新生。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一些毫无价值的人，一些被看作不可救药的人，兴起，发光，在无限的痉挛中完成他们的突变──成为新意义和新种族的祖先！

 

这是被千百年的历史一再证明过的事情。既然历史曾经这样做过，它就情不自禁地还会这样做。那时，民族的志士将起来，结束共产主义，也结束被共产主义固定化了的中国的分裂局面。自从西方的侵略以来，洪秀全的伪基督教在1850年第一次分裂了中国；一百年以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则把中国逼入了现代南北朝的绝境。现在，我们多么需要一次强烈的电击，治愈中国的分裂！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寻常的人们则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小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有教养的人们也只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的外延和皮毛血肉而已，并不等于全部的“中国文化”，尤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内核”。例如，它们都是“对天子深切的信念和永恒的期待”的副产品。所谓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一信念并表达了这一虔诚的期待而已。这切都是天子的注脚与天子的见证……其余的说法不是“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读”！至于“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

 

如果失去了文化的内核，任何文化都将沦为是“病”的象征。因为文化本来就是缘“病”而起并为治病而发展。任何文化的先天不洁、后天罪孽与过程毒素，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终于发作并恶性循环：一种毒素引起的新病，又会诱发另一种毒素的泛滥。整个人类历史都因失去文化内核而蒙上了阴影……

 

“解放之方”在哪儿？谁来解放我们免于毒害？谁来消解“文化毒素”或至少将之“中和”一下？而怎能消解或怎样中和──这就是文明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思想所面对的任务。

 

索居的灵魂不会幻想奇迹突然显现，更不迷信自己认定的天命，作为一个试图理解自身的哲学家，应在内心恬淡并且坚忍：在“现实里”求得“现实的超越”，在“不现实中”求得“最大的现实”也就是“显示的最大可能性”！

 

真的，历史上多少功败垂成！历史上多少功成而倾覆的风流人物乃至下流人物。他们的多少精力像垃圾一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腐烂，这是偶然的个性所致，还是注定的历史命运呢？而我们确认，历史上即使“偶然的不慎”也还是历史命运的威力显现。历史命运，你虽然气象万千、变幻莫测，可是你的精髓与本质又何尝失灵呢？

 

人性不变。思想者的命运，因此是历史兴衰的前兆？思想者与文明的命运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种种表征可以作证：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亿万年生命演化的结晶。

 

（1980年3月10日）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二十世纪的中国，好像已经千年无人居住，到处是蜘蛛网、垃圾堆、呆若木鸡的人民、惨不忍睹的衣食住行、完全破产的精神世界……有个悲愤的声音告诉我们：即使再过百年，中国也建不成文化的大厦；精神注定消失在历史的荒原中。但野蛮的时代、军阀造国的时代我拒绝了悲愤：人要文化干什么呢？文化的大厦，对荒原中的人反倒是一座压抑游魂的囚狱。

 

现代中国，是文化的荒漠。这悲惨吗？──当我们掉进沙漠而不自知，那叫误入绝境。如果看清了沙漠的荒凉而勇敢地步入豁达地欣赏这绝世“美”景，那叫难得一乐。

 

历史精神告诉我们，只要“军阀造国”的活动不划上句号，中国迟早将再陷分裂──只有“革命军人”有权控制组织社会、只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可以主宰人类的命运、推动历史的进步：这就是“军阀造国时代”留下的社会法则与心理后遗症。

 

只要“军阀造国”的历史时期没有终结，巍巍中华即使不再分国而治，也仍将再次出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割据状态。然后几年可能出现暂时稳定的假象，尔后分化为几个大集团，接着就是各大集团之间的逐鹿中原，或长期战乱，或四周荒芜，或饿俘遍野，或百业萧条，悲惨的本质再度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个混乱局面一旦开始，大约需要十五到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可以期待一代新人从中成长，其中可以产生顺应历史趋势起而统一中国者──不仅是政治统一，而且社会统一，继而出现新的国家才可能具有内在的统一，而不是外在的征服，不是军阀造国式的“统一”。军阀造国式的统一，不论是孙文的、袁世凯的、蒋介石的、毛泽东的、邓小平的，都没有能够成功，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分裂了中国。

 

唯有超越军阀造国方式的统一国家，才能在中国内部建立长期稳定的新秩序、新制度、新文化。我的这个历史结论，将被未来中国所证明。历史精神不会错的。那时，新秩序、新制度、新文化的中国，通过议礼──制度──考文的三部曲，似朝阳光照人间。新国家的人民是新文明的摇篮，这新文明光耀四邻，使世界因之更生。历史精神在事后看来肯定是坚定不移的，人类的做作不过是为了证明它的存在而已，这不是“时代造英雄”的陈词滥调，因为奴隶出身的英雄毕竟在生物学上是极其优秀的孽种，他的应运而生就是历史精神向人间进行的“传谕”活动。让我们现在卑微的历史学家们，为他的来到做好准备。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看，军阀的末日已经来临！各时期军阀型号不同其质则一也。

 

中国现代命运较之秦、隋时代更为复杂。秦比隋少得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秦朝不存在由于佛教入侵而形成的文化失衡问题，因而它社会问题不会因这文化失衡而更形严重；隋比现代少得是一个经济问题──隋朝不存在由于西方文明而形成的中华整修文化、心理、习惯、传统的倾覆及崩溃。而这一切，从表面看来都是由经济问题赞成并催化、加深的。因而，中国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由于整个地失衡所致）从未象今天这么严重过。礼崩乐坏、秩序荡然的状况即使在五胡乱华时也没有这么严重。──那时，即使在北中国还有不少大性保存了中国文物及文化，以俾隋唐时的发扬光大。然而，吾人不必忧心忡忡，而应该深信中国文化具有本质的同化功能。如果说，继隋而起的是比汉更“伟大”的唐朝，那么现代中国在它遭受到如此深重灾难之后，它的生存及复兴能力，能否赐它以较之唐朝更“伟大”的将来？

 

历史告诉我们，秦与隋两大王朝作为开创性王朝，其意义在历史上曾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在严刑酷法、矫枉过正的方面有惊人的相似，而且在目无法纪、任意改革的上面也有极大的雷同──他们都乘乱而起奠定了汉、唐帝国的基石，并开创了历史新风格。而他们之不遵守即使自己制定的法律条文，后来则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倾向、甚至一种癖好。仿佛“这是出于历史的需要”、“治乱世之无可奈何”。读到这里大家不难明白，秦、隋的这些特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似远远超过与中华民国的相似。

 

继承秦、隋的汉、唐，不但刑政略宽而不猛，破坏法纪现象也相对较少。而秦、隋帝国之所以无法无天，是因为在长期的社会动乱下早已礼崩乐坏。人们既然都是无所措于足，临时性的应付措施、不顾前途与后果的“干了再说”的习惯，占了上风，尽管秦、隋严刑峻法，此风依然未泯。而过度矫枉过正，还使秦、隋均为暴卒而非善终。秦、隋倾覆都为暴烈，而不似汉、唐之渐渐衰微与暗淡──因其“未尽天年”也。在这种暴卒状态下，破坏法纪以延续自己生存的企图，大行其道，成为“全民共识”。尤其是因为此前的专制者已经把自订的法纪废弃不顾了，社会信用完全破产。

 

参照文革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以同样的熊熊烈火衬托出同样的“残暴而野蛮的行径”者，只有兼并六国的秦始皇、结束南北朝的隋文帝。秦皇焚儒书，隋文烧谶纬──也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但由于他们的残暴野蛮，正好发作在历史文化的巨大转型期，也就在不期然中，恰逢其会。整合春秋战国──南北朝，成为汉──唐气象的始作俑者。

 

这“三重变奏”，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一个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汉唐帝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烬中，英勇崛起吗？

 

所谓在新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技术文明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所谓以新的形式，也就是以宪政的而非王朝的形式。

 

当然，这还得需要两个“汉──唐式的前提”：

 

一，一次类似于秦末和隋末的人民大起义，以便结束矫枉过正的绝对专制政体；

 

二，汉文帝或李世民式的开明君主，他们懂得予民生息。所以，无论汉、唐，都是以老子的自然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这启发我们，是一种新哲学诞生的时候了！或是，老哲学的变相复活。以新的精神为先导，以新的方法为工具──创建一个适应于新的国际背景的新形态国家：这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空前苦难的回答！

 

而今天，能够透过历史的阴霾，而看到阴霾后高耸的山峰的人们，并不超过一位数字。

 

例如，五代时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记载，杀害兄弟、囚禁父亲、夺取政权的“英明领袖”唐太宗李世民，有次微服视察考试进士的御史府，看到许多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彀，音构，原来是张弓的意思，这里借用为牢笼、圈套及迫使就范的意思，“入吾彀中”就是“中了我的圈套”。《唐摭言》是一部记述唐代贡举制度及杂事的书，其中记述之详，一般史志所不及。

 

具有四分之三鲜卑血统的李世民，其诡诈残忍的程度绝不亚于清朝的帝王，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混血、同样杀亲夺权的明成祖朱棣，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娴熟地玩弄新的文化势力，其目的，是在野蛮的统治力量与懦弱的文化阶层之间，实行历史性的大和解，即，军阀武士阶层与文化知识阶层的再度协作。而在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暴君时代，则充满了权力与文化之间的过于残酷的斗争，用现代中国的政治术语说，就是“思想改造”。大和解的结果，是军阀们重新开始从民间广泛吸取统治的力量。因此科举制度的确立，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狭义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广义的知识分子。从此，松散的、负责运输文化业务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文化主角让渡给了有组织的、担负着社会文化创造使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推动中国文化再度进入一个高峰时期。

 

从直接的文化结果看，南北朝文化的原野似显荒凉。但从间接的文化效应看，即从文化的拓荒与土壤的耕耘看，正是南北朝为唐宋的多元文化乃至元明清的统一帝国奠定了一个长期的基础。唐宋元明清的诸多社会样式，都可以在南北朝时代的漩涡中发现其相关因子。而奠定文化高峰这一事件本身，则是和广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的意识，对此已经开始有所自觉，这是否预示类似南北朝的文明模式的转换，正在当代中国的荒凉历史上再度出现？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怀抱最后一线希望。这也许仅仅是一种信念的力量，然而它不仅在枯黄的史籍中，而现在就激荡在我们心中。

 

 

四、文化阶层与社会中坚

 

对于文化来说──政治不过是一种保护手段罢了。对于“文化圈子”来说，“政治实体”不过是它的较为僵硬的变形而已。因此要注意，在运用热情促进文化圈子的生活方面，要特别慎重。因为过分的热情可能熔化政治实体的外壳。难怪我们经常看到，历史上文化繁荣过后，往往留下政治实体的涣散。

 

首先，一切热情都易于衰落，为了抵消这一天然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多少借助于人为的方法来煽动或保持热情。这就很容易使事情过了合理的限度，并在实际上失去控制──谁能确知这微妙的平衡呢？不自然的热情，会根本伤害人们的心灵；从而使热情迅速枯竭了。这就要求有一种高超的心理战术。

 

其次，对热情的煽动、聚集（否则便构不成有效的力量）──无异在制造炸弹。热情也如同炸弹一般，往往是盲目的。它极易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作为群体的热情）甚至反过来炸毁它的制造者。这就要求有一种高超的操纵术、要有一个可靠的引信和一个牢靠的保险装置。这等于要求将热情置于某个强大机构的──容器使之成为彻头彻尾的高效炸弹。

 

中国近代史上的热情往往流于无效。并不是中国的苦难未曾激起热情。并不是这些十分虚假、不堪一击。而是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容纳这些热情的机构──来安排这些热情。终于徒令它们白白流散、无人顾惜。

 

要铸造一个强固精巧的弹壳。要选择一个坚韧精确的引信。要制造并储存源源不断的热情。要把它们贡献给一个明敏而浩荡的心灵和他那“变幻莫测之谓神”的意志！

 

要治愈中国的分裂，就需要结束军阀造国的时代，需要奠定一种新的民族意识，需要一个新士阶层的出现。这是一个充满新的甚至是野蛮精神的文化阶层，这样它才能取代军阀、构成社会中坚。

 

像北朝的鲜卑、满洲的八旗──这样充满野蛮精神的武装集团，但对文化感觉兴趣而不是充满敌意的“反文化集团”，无形中就代表了新的文化呼声的。精神上全副武装起来的文化阶层，不是寻求文化革命，而是寻求文化建设──他们和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文化人”等等并不等同；他们，不是文弱、阴谋尤其是怯懦与卑劣的同义语，而是类似“罗马公民”那样的尚武而有荣誉感的人。有荣誉感的人必定是个有教养的文明人。正如旧的民族意识的基本营垒，就是旧的文化阶层，即旧士阶层。

 

我们可以把欧洲文化叫做“现代文明”。辟如我们的老祖宗把印度文化叫做佛教一样。佛教在西域的成长类似现代文明在美洲的成长。现代文化，虽然源于欧洲，但现已融入多方之要素。具有非欧洲传统的若干新内容。只要欧洲文化还有吸引力，中国就建不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大厦。这有前事之鉴。汉末，佛教进入中国。两百年后，站稳了阵脚。此后（直到伊斯兰教兴起，隔断了绦绸之路的佛教渗透），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处于它不断的影响之下。部派、小乘、大乘……渐次而来。中国只有吸收之意而无拒斥之力。以民族传统相标榜的道教，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更可谓奄奄一息。

 

未来中国的文化命运，也许更糟；因此必须反对刻舟求剑的学者！“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中国不能“欧洲化”其原因不在“欧洲化”多么可怕或具有多大的“腐蚀性”，而在于中国人自身的气质不行。欧洲的事物和思想，一旦传入中国，大都走样、变质。往往成为适得其反的东西。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因此，欧洲化在中国也就成为不受欢迎的事。就连欧洲人士，也对“中国的欧洲事物”迷惑不解、侧目而视。关键在于，现代化的精髓不在于模仿形式，而在于讲求效率，在于歼灭群众的惰性。受到种族异化思想影响的人们，不分清红皂白地认为外国人种比中国人种优秀，认为外国的造型比中国的造型无可争辩地优美！受到种族异化思想影响的人们，甚至卷发甚至变色──结果“龙子龙孙”成为黄色卷毛的“变色龙”。

 

从根本上说来，一个民族不能接受其它民族的基本意识范畴的！因为其它民族的基本意识范畴──基于它们面临的问题和内外环境的特点面设计和发明出来。因而最适于本民族。借用，要么转换了原来的含义（所谓“阉割”）；要么就残害了借用民族的生活。这类悲剧，往往发生于借用民族的惨败之后。作为战败者的一种乞怜或反省──它接受了胜利者的意识形态。并狠心按照胜利者的习惯和偏爱，来改造自己这一失败群落的生活。

 

可怜的战败民族！原以为接受了优胜者的意识形态──就可以使自自己为优胜者。但事实却告诉他们：得到的并非优胜；而是精神上的被征服，也就是全面的和彻底的失败的。俗话说，“自甘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而这些被迫接受了胜利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的战败民族（如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和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人等以及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教的现代中国人）──就是这类真正的失败者。他们丧失了自已的判断能力；他们只有不切自己实际的空洞教条。这些教条本是它民族按其特定条件设计的一些“方案总目”──径行搬来，后果可知。修正、曲解也流弊无穷──毕竟窒息了本民族的真正生命力，歪曲了它的方向、偷换了它的实在内容……

 

这些不太贴切的方案，只会使得自己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像理学对待佛学那样对待外来意识形态。若以洪秀全处理基督教的方式来处理现代文明──必然不得善终。一个民族必须建立自己的统一意识！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民族──就不可能取得现实中的统一！从历史上看，一切民族的意识，都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每隔数百年──民族意识必经历一次翻天之变。通常为三百年；长不过五百年（故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于时间的推移，民族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意识为了适应这一现实，也就相应变化了。新的民族需要新的意识和新的希望，只有等到建立了新意识、新希望──这民族的新地位才得以完全树立……显出它的力量与活性。

 

历史上有些宗教之所以风行一时，甚至迄今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则是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恒定的安慰、久远的希望。这时它们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功能，而具有了神秘的性质。“超越性的终极信仰”说到底无非是希望，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建立新信仰就是建立新希望。新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黑色深渊中兴起、发光。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都是运用减法（打倒、屠杀）而不是运用加法（生生、不息）。

 

反省一下加法和减法的区别，不难发现盛行减法的社会多文明衰落的社会,盛行加法的社会多是文明兴起的社会。就先秦时代来说，徐偃王的灭亡、宋襄公的败落，就是减法时代的降临，其实说明先秦文明的内在精神趋向衰落。精神首先沦丧，社会解体随后来临。乱世之末端“法西斯”即将兴起──法西斯不是近代俄国、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的创造发明，不是古罗马的元首卫队，而是一切陷入内在危机的文明共同经历的“少数人专政”。少数人专政当然是减法而不是加法。甚至美洲的玛雅人也经历过这种意义的法西斯征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亦然──古代的亚述帝国和近代德意志帝国、“大日本帝国”都是这种文明死亡前夕的法西斯强权。

 

在中国，秦始皇则是类似法西斯征服的代表人物。相比之下，中国官僚社会主义或官僚国家主义的两大代表王莽与王安石虽然同为极权主义的改革家，但又都不能算作法西斯人物，因为他们身在治位，不是承乱而起，这就妨碍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活动”可以用一种如狼似虎的方式进行。按照中国历史的内在弧度，可以合理地推测，即使没有外族入主，宋以后也会出现一个秦朝那样的法西斯王朝；它与朱明多少会有些不同，而更加像是汉朝；因为朱明残暴，还多了一层深受元蒙影响的因素。

 

孙叔通说汉高祖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一语道破了儒学的本质：在文明衰落的困境中，抑制法西斯倾向，保留文明的种子。儒学，因此成为两汉帝国和明清帝国的有机构成，尽管在文明活跃的春秋战国、唐宋，儒学并不具有垄断地位。其实，即使在两汉帝国和明清帝国的尊儒背后，也隐藏了其卑鄙的霸术一面：“儒术加霸术”才等于“王道”。这就是王者之言的本质。当然，为了弥合儒术与霸术的分离倾向，王道还需要一个使得儒术和霸术可以加在一起的贵质：仁。

 

在绝境中，儒术和霸术尽都消亡，只有“仁”与“正气”可以存在。陆秀夫、文天祥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体会到无依无靠的仁与正气，才是超越儒术和霸术的终极盼望。在英雄业迹溃败无遗的地方，仁与正气成为鲜血谱写的历史颂歌。后来的中国志士，在孤独中学习陆秀夫的气节，效法文天祥临危不惧的镇静。

 

但从整体上看，毕竟“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有人提问：“崖山之后无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事件中国历史课本上没有呢？”原来，崖山之后既无中国，自然要小心掩盖这一事实。这表明在蒙古灭亡南宋崖山的一役这个外族入主整个中国的形势之下，中国的文化命脉和民族自尊丧失殆尽，以致不再敢于面对真实。

 

（1975、6、9）

 

从明末何心隐──李贽的时代到现在将近五百年了。他们的时代是减法时代的开端，以文明的彻底没落与社会的彻底腐败与堕落著称的。本来，如果没有满族侵入，当时中国文明在汲取基督教及其文明的过程中，也许会建立新社会与新文明。可是，由于明朝社会太腐败了，使得“蛮族的入侵劫掠”化为“有步骤的统治”。满清的统治在本质上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蛮族入侵的一个特点，就是并不是来摧毁先前的文明社会的，而是用一种更加腐朽的方式延续了它。满清皇帝甚至住在明朝的皇宫中，这个旷古未有的奇观，说明它既不同于晋宋之间的五胡，又不同于辽金元的霸主，满洲八旗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刺激了中国人，使中国社会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消极抵抗，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没落。

 

龚定庵（1772──1841年）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沈论》，《定盦续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确为至论。毛泽东深知如此，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去中国史”，迫使中国人背诵《联共［布］党史》、被迫洗脑并屈服在苏联的淫威下。史官乃是一个民族的“骨干”，所以外来征服者及其代理人一直忙于消灭中国抵抗者中的“反动骨干”。毛泽东和他的苏联主人都知道，历史意识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骨干，没有什么比历史业迹与历史教训给人的影响更为深远的了，消灭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就可以迫使中国像没有历史的民族如印度诸族那样，丧失自己的权力中心。

 

同时，历史学家──史官的贬恶扬善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它对发扬民族精神，达到天子的期望，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广义地说来，史官还是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多种知识的伟大使臣。真正的史官正如真正的天子一样，不是古时的皇帝与太史吗？而是新时代的天？？与历史命运的伟大代言人、预言家、先知、圣人。有人吹嘘曾国藩（1811──1872年），说他可称为中国士人的典范，说他学问、修养、家事、政事，样样兼通，且善执中庸之道。只是在我们看来，可惜曾国藩没有宗教感情与道德情操，只懂趋利避害。难怪崇拜他的蒋介石会一败涂地、失去中国。谁誉曾国藩为“中国士人最后一人”且说他“保有国粹”者，谁就将步其后尘？我观曾氏之修养，实为人生之修养，非人性之修养。人生之修养者，人之处世及生活之修养者也。人性修养，提高人性的品质者也。中国一般士人以人生修养为日课，而完全不顾及人性之修养，曾氏即此辈之代表。

 

曾经留学英国、创办《国闻报》、翻译出版发行《天演论》、担任开平矿局华部总办、抵制美货运动、 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参与南北和谈、执掌北京大学、民国初年依附袁世凯复辟的严复（1854－1921年），几度峰转路回之后，曾如此评论西方文明：“不佞垂老，亲见脂那（即支那、中国）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进化，只做到‘杀人利己，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因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雄所见略同！这也是德国人斯宾格勒发出“西方的没落”这一哀鸣的同一年。

 

早在1916年，严复给熊纯如的信中提及的一件事情值得注意：“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严复又有言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 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扬淘炼而已。”“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之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足下记取吾言，可待验也。”“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上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谁能料到，这正合于六十年后的我，在1975年开始的思想转变。不过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孔子之书并非“耐久无弊”，而是“堪救当代世界之弊”。严复晚年的所思必不同于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极左思想”的七十年代的青年──他生当乱世之始，但愿我们生当乱世之终。1921年10月27日，中共成立前后，严复去世了，他的遗嘱写道：“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三十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一穷二白的毛泽东时代。毛的故事从反面告诉我们：中国的财富，不是土地，不是人民，不是物产──相反那都是中国贫弱的条件。中国的财富，是它的历史感。这正是严复所说的“一线之命根”。中国当代的出路即在于复兴“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至于严复所归咎的“人心之非”的危难，已经被1921年以来发生的悲惨事实所证实了。这并非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结果不是别的，而是“新民”，即改变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心理、意识、品性等等，这才是中国复兴的现实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回归“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中国其由兴乎？

 

整个1970年代，我都痛感：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用传统的伟大力量来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动力，而不是用有限的革命力量去破坏传统，从而两败俱伤，无有余力以从事建国的伟大动力。只有用革命的力量与传统的力量凝成一股有机的伟大精神力量，才能为中国民族所亟需的团结与振奋提供一种聚合力及兴奋剂。

 

新的中国需要新的精神支柱，新的道义，没有这些新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国家生活始终都是文化的外现。没有新文化的萌芽，新国家是不可能的；关于“新国家”的梦幻，常常是一种“新文化”的萌芽。同理，新的“国家哲学”常常是新的国家之预诰……而新的国家则是新的国家哲学之物质化及外在化……如此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具有最伟大的创造潜能的时代──我们虽然无法着手创建新国家，却在着手创造新国家观念，而这比直接创造新国家更有意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即在于建立新的国家哲学，更新民族的精神……这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哲学的复兴往往是社会复兴的前奏。

 

精神上的净化，可以构筑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的契机；精神上的净化，可为一个垂垂老矣的民族注入动力甚至活力；动力能保证它持续前进，活力能保证它自我调节的能力。“精神上的净化”不是空谈，而是最为现实的复兴战略──尽管一个孤独的旅人提出了这一预想，但我们不想为一个民族或整个天下规定什么具体的发展途径，其实也规定不出来一个合适的途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把一个民族或整个天下推上一条新的道路，其余的就让“希望”去成就它吧。希望……希望……希望！！我们的心多么痛苦，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相干的事情”。

 

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直接相干的事情”，在我看来，具有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事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属于谁，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从全球主义的观点看，这一历史事件本身远比是谁在这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更为重要──不论谁在这场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对全球化的进程来说，只有色彩的差异而没有性质及方向的不同！

 

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直接相干的事情”，我们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唯有合力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解决中国问题。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善于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风俗以及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达成某种妥协。当然，这是妥协，不是放弃自己的见解，不是无止无休的让步。真正的政治家，充满斗志，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但是，他必须懂得妥协，懂得去发掘和利用“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中蕴藏的深刻力量”，而不是一味压制它。压制是最简单不过的。只要不惜蛮力，谁都会来。但那不是政治，那是暴虐，那是“文革”一样的可怕浪费和沉寂之路。

 

妥协是难的。有利的妥协更需要高超的技巧。但妥协却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学会的艺术，它不压制已成的力量，而是巧妙地把这些力量引到有利于国家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方向去。否则，必定会消费挥霍掉对立方面的巨大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懂得放弃军阀造国时代的蛮横作风。军阀造国式的“移风易俗”，是军阀造国的酋长们都企图推行的雄图大略，但历史表明，没有一次成功的移风易俗，是通过压制政策或禁令取缔来实现的。残暴的文革及其前言后记的彻底失败，充分证明了以下谎言的破产──“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毛泽东：《中共扩大的第六届全体会议上的结论》1938年11月6日）

 

“你必须拿出合乎国情民情的替代品来！”俄国的社会主义已经随着社会帝国主义的枪杆子一起轰然倒地。这个白种蒙古帝国的血腥试验不能成为中国的指路明灯，只能指示航船沉没的魔鬼海域。

 

中国一百年来的命运曲线已充分显示：中国还不适应这个西方文化主导的全球化世界。而事实上，只有中国全球化，才能导致全球中国化。而中国与全球的融合，需要进行充分的内部改革：以便做成全球最好的平台，这就是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古代的文德就是现代的法治。就中国文化的本身标准来看，文德还应该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法治状态。需要以极大的努力来维持的：“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这就是说，内政修明才是立足世界的本根。

 

现在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国如何复兴，也就是首先“如何适应这个世界”了。在我们看来，中国革命的复杂之处在于其两重性：

 

1、首先，它面临一个如何消化西方文化、如何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时代里重组中国国家、使中国人的行为适应现代文明的严重问题；

 

2、其次，它还面临一个更为艰巨的难题：如何使这个因为长期的外来军事统治而丧失了内在活力的民族恢复生机。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两重性，现在只有不多的人能够认清这一点。然而这种二重性的互相交错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曲折性及残酷性，并使中国的命运几乎陷于医学上称之为“并发症”的那种危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地步，建设力同时也是破坏力，建设与破坏成为互相为害的反作用力。或是革新扼杀建设，或是建设扼杀新，革新与建设往往处于对立的两极。

 

对历史思索一番之后，我们会承认，辛亥年后的中国革命与其说是在从事第一种斗争（如何消化西方文化、如何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时代里重组中国国家、使中国人的行为适应现代文明），不如说是在从事第二种斗争（如何使这个因为长期的外来军事统治而丧失了内在活力的民族恢复生机），即，如何进行自我更新的历史运动（我们把这种自我更新叫做“中国自新运动”）。这第二种斗争可使中国民族恢复力量，否则即使简单从事模仿西方的活动也容易患有消化不良的症状。简单说，不自新则无法有效吸取西方文化、进入现代文明。而唯有进入现代文明、吸取西方文化，中国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真正恢复活力。只有在西方的入侵威胁下，通过不断的自新运动振作起来的新的民族，才可能造就一个恢复了活力的中国。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革命的上述二重性，那么就有理由将中国革命分成三大阶段：

 

1、接触西方文化；

 

2、接受现代文明；

 

3、建成新的国家。

 

无论怎么说，通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目前已经走完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也走了一半，现在是挑战是如何结束现代南北朝、顺利完成第三阶段的任务。从而使中国的再生顺利完成。

 

当然，对以上估量是切不可绝对的。三大阶段在许多意义上都是互相渗透的。第一阶段也作了第二、第三阶段的某些尝试：如太平天国就是在第一阶段作了第三阶段的事，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就是在第二阶段作了第三阶段的事。同样，在未来的第三阶段，我们还要继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事。接触西方文化、接受现代文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吝于赐予的文化。因此“仁”与同化就是它最大的德性。中国文化的特色：不是作为其承受者获利的工具，而是作为普天下的德音……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血淋淋征服者，而是通过仪典和礼仪“保合太和”、进行催眠与同化的文明。黩武的秦朝违背了中国文化的这一基同化精神，因此自身走向灭亡。隋朝也显然忘记了仁政的重要，不论杨坚的吝啬还是杨广的浪费，都是因为缺乏仁爱，故也未能尽其天年。

 

这个世界首先需要虽然不是那抽象的、宗教化的“爱”，但确是具象的、政治化的“仁”。仁是合群，是同化，由仁才可以达到爱。仁即一视同仁地看待万民，然后再根据其“天分”来“区处”，从而使天下“各安其位”、“各守其序”。这一点“仁”是一切普遍秩序的前提，“天下为公”的概念即出于此。所以，我不把“仁”理解为“好人政治”，也不理解为“政治软弱”；相反我相信，只有坚强的政治才可能实现仁，只有放弃了“好人政治”的虚伪宣传，才可能制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培养全民包括统治者遵循一般的政治原则。毋宁说仁是爱的闪光，但却不是爱本身；只有当仁被升到一般政治原则的普遍高度，爱才有了可靠的前提。仁是奇妙的同化剂、凝聚力，它能将科学、秩序、艺术、和平、社会择优制，熔诸一炉……而后“爱”才来到人间。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近代中国，在分裂中野蛮，在野蛮中分裂；但是，中国不可能永远分裂，中国不可能永远野蛮。所谓野蛮，近代的政治术语也称为“左”。中国结束野蛮的时候，也就是结束分裂的时候；中国结束分裂的时候，也就是结束野蛮的时候！然而，单纯的文明并不能迅速结束野蛮，“拯民于水火之中”。只有把野蛮推向极端，让毒散尽；并以野蛮力量也感到极端恐惧的超级野蛮，发挥威慑，才有可能以戏剧性的方式，撕碎并吞食野蛮！为此，我们需要一头“撕裂并吞食野蛮势力的超级野兽”。他将以极端左派的方式，来推行极端右派的路线；从而矫枉过正，实现中国民族国家的强国战略！所谓野蛮化的推动者，也就是左派人物。“新左派”就是“新野蛮”。

 

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了两个结论：中国的二元性质（内陆与海洋、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农村、华与夷、阴与阳……）决定了中国必须有一个超脱于机构、党派、地区、民族、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之上的最终裁决者。尤其考虑到，由于中国的广大与复杂，不可能持久有效地旅行军事独裁而避免地方割据，因此，这个裁决者必须是由法理认可，而不能是由暴力建立。为此，中国还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选项，一种新的“国家宗教”！

 

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的“不断野蛮化趋势”，它把毛泽东的神话推向了顶峰又弃入了谷底。毛泽东的神话扮演了社会粉碎机的角色，当它粉碎了一切价值后，自身也被无形的力量所粉碎：不是毛泽东粉碎了中国，而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不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把毛和逝去的中国一起粉碎！我们称这种更高的力量为“天意”。或者，用一个经验化的词汇，叫做“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这种反应，并没有随著文革的结束和毛的死亡而消失。

 

今天，中国仿佛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由于手术没有完成而无法下地，更无从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一个合理的建议是：尽快结束中国的手术，恢复中国的正常。

 

中国：为了结束革命必先继续革命──

 

一个外科手术刚刚进行了一半，怎能停下来让病人“调理静养”呢？医师的任务，哪怕是在打开胸腔后发现这手术根本是无法做到或不须做的（或是误诊，或是发现癌症已发展到晚期并已扩散），也该继续手术，完成缝合。然后才谈得上“下一步”的事。为此，中国实在需要一场──“在形式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型文化大革命”！“借用极左方法以铲除左派势力的最后的革命”！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流血不止的伤口。我们把这场结束革命的革命，叫做“中国的自新运动”。只有通过自新的磨练，中国才能达到民族的再生。用毛泽东思想的术语说，“不断野蛮化趋势”就是“不断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结束不断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唯有“中国自新运动”。

 

在自新运动的前半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都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过火行动，都变得平淡无奇。仿佛，不把军阀造国时代的最后毒素都发散干净，就不能获得身心的宁静。

 

在自新运动的后半期，野蛮化的倾向将逐渐转移而凝练：新文化将构筑；新民族将诞生。这新的指向很可能采取“文明开化的人格形式”，通过一位“高度体现了历史节奏的人”来实现。他不让中国继续落在荒草之中，他替上天消除中国的悲哀，中国精神的微弱呼吸重新振作起来，在最后的瞬息中以最大的勇气鼓起最激烈的抵抗意志。

 

这样的命运超出自救的领域，因此只要挺住了，就等于挽救了整个世界。这不必去更新溃灭中的“后现代文明”，但新的异质将在百年之后的余温中，回馈“后现代文明”一次生机。五千年的许诺必将灌溉焦渴的大地。

 

中国的“南北合”不是用数学方法可以推断的。也不等于“大陆与台湾的统合”。南北合，是中国内部的两股力量、两个方向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分离、对抗后，重新携手的结果。我们把这两股力量叫做“传统与现代化”，或，“面向内陆的意志与面向海洋的冲动”。

 

今天的南朝自称为“中华民国”，今天的北朝自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而文明的中国，并不在今天的视野中。但是，明天的世界将撕碎今日的视野，今日的人民无法梦想的伟大感情将兴起，并推出令人赞美的奇妙。无论是今日较浮滥的南朝，还是今日较腐烂的北朝，都阻挡不了、甚至无从拖延──对于它们双方的共同的最后审判！

 

两百年的南北分裂，如传统与现代化，面向内陆的意志与面向海洋，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事变甚至战争形成的。所以，要以“完全自然”的方式（即，排除任何意外事变甚至动用战争的方式）来结束它，也是很难。为此，我们必须做好精神上的准备，这准备犹如灵泉，清水芙蓉，不假于外，只要真诚吁求，竭力寻觅，就平地趵突、奇妙应验。他精神准备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尊敬他的力量，让我们皈依他的使命，让我们顺从他的意志。他说，中国的统一与中国的文明是不可分离的。他说，统一与文明即将重返中国，只要我们相信并努力。

 

他说，“为了中国的文明，我们必须启用更加野蛮的精神，以消灭现有的野蛮状态！没有野蛮的灵性，便无法消灭──野蛮的僵持。共产主义的野蛮僵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必须死亡！为此神圣的民族使命，新一代的中国人，将不惜动用：最野蛮的精神、最野蛮的方法、最野蛮的武器、最野蛮的逻辑！──来实现我们无拘无束的生长。为了无拘无束的民族生长，让我们热烈欢迎一种“高贵的宿命论”──凶猛残忍的反戈一击，面向无限生机的自我否定，他说：“我们的苦难已经预定，请不要退缩回避！”只有以骇人听闻的忍耐，努力填补宇宙的虚空，方能征服世界的苦难。积极刚健的野蛮，撕碎并吞食了软弱的衰朽！

 

我们的超级野兽，知道“以暴易暴”之必不可免。他的以暴易暴，不是私怨的报复，而是公仇的清算；不是公仇的清算，而是“以暴灭暴”的拼死努力！它的最终功能，是在以毒攻毒的净化中，挖出共产党员的心脏，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货色！以此，或许实现“两暴的同归于尽”。这样的以暴易暴，正是古典武德的最高体现。

 

武，是“止戈”的合形、合义。武，就是制止刀兵，打断暴力至上的野蛮循环。请授权我们：为结束野蛮而实施一次外科手术般的空前野蛮！这样的以暴易暴，就是拓荒，就是耕耘，就是播下文明的新种。他──坚定而灵巧；无情而感人；严肃的个性与仁爱的涵养、冷峻的战略与随缘的禅思，是如此协调地汇聚于他。毫不奇怪。

 

要消除毛泽东及其徒子徒孙的全部恶劣影响，就需要一位比毛泽东更强大的人！要消解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就需要一场铲除文革的全部社会基础的民族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为了中国的自新──让我们来拥戴一位！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新，那么，为了中国的再生──让我们来创造一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美国经济学家伯利（Adolf A. Berle, Jr.1895－1971年）和米恩斯（Gardiner C. Means，1896－1988年）1932年合著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提出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命题，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说，开创从激励角度研究企业之先河。这就构成了所谓“委托代理理论”的起源。在这以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论，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而伯利和米恩斯正是看到了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会产生的弊端，才提出了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度的远见卓识，才催化了以后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兴起。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规模化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一方面是由于一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方面是由于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世界──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议员、公民与官员、原告被告与其律师，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

 

同时，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济中将会出现经理人员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的趋势。这种趋势既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使经理人员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而使社会利益服从于公司的利益，即经理人员的利益。米恩斯和伯利认为，要设法控制公司的活动，使公司的活动置于社会利益之下。为了预防和惩治代理人的败德行为，委托人有必要采取“胡萝卜与大棒”政策：一方面是对其代理人进行激励，力求实现激励相容；另一方面对代理的过程实行监督，充分发挥“经理人市场”的作用。

 

历史经验的引证可以证明，其实在政治领域早就出现过委托代理理论，那就是中国的丞相制度。

 

而在近代中国，“人民公仆”的概念，也是一项委托代理理论的实施，虽然它并不成功。

 

而在未来的中国危机中，更需要在“人民公仆”已经失败的基础上，确立“中国之本”的概念。

 

什么是“中国之本”？

 

（1）“有限委托权”就是中国之本！在民族危急时刻，把社会权力的最终裁决程序委托给“对历史负责的道德化身”。这是必要的。他对历史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因为他具有最高的名分。但无论如何，不可赋予无限委托权；免得袁世凯、毛泽东的闹剧重演。

 

（2）这位握有“有限委托权”的道德化身，可以集中精力应付社会面临的危机，而不必分神去与屑小人物争夺社会权力。握有合法的有限委托权的道德化身，可能犯错但却不可能故意制造烟幕来掩盖制造错误。他可以下“罪己诏”而不必担心丧失权威。因为他不与官员在同个水平线上，故可以超脱党争、政争、派系之争的困扰。

 

（3）他听取采纳顾问们的意见而不必忌贤妒能，不必担心顾问们功高盖主。他不是靠能力而是靠道德，处理与顾问们的关系，因此不必顾虑别人的能力损害自己的威信。

 

（4）国民对这样的人抱有信心，也就是对自己抱有信心。他如何滥用国会的授权，破坏有限委托权的规定期限？他面对历史的压力而没有党派或集团的私利；他面对舆论的批评而保护民众对他的抗议权利。中国历史的支持力，迫使他起而应战。中国人民的反抗力，簇拥他无畏无惧。“我来，为历史立定法规；我来，宣告军阀时代的终结和宪政时代的开始；我来，把世界的命运指出来；我来，打开间接统治的宝贵城府。”

 

历史经验的引证可以证明，“中国之本”的概念，可以引入“生物学上优越、遗传学上优越的人”，作为中国的最高经理人。生物学上优越的人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受力，是天命的晴雨计；遗传学上优越的人具有强大的政治爆发力，是道德的载体。

 

颠扑不灭的道德象征，才是取之不竭的权力之源；超级道德才能超越帝王。承载光荣的委托，才得以克服家天下的传统。

 

议礼、制度、考文──中国乱麻的松解、中国结构的重建、中国内力的复活。

 

（一）中国需要一场市民革命。而这，有待于一个成熟的城市人格的伟大召唤。不完成这一人格，整个民族就没有方向感，不实现这一召唤，革命就不可能获得动力。就此而言，中国是不可能象西方那样发生纯粹自下而上的历史性变革的；而只能遵循中国特有的王朝模式──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交互进行。

 

（二）中国需要的不是西方意义的“革命”，而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中国的症结不仅在于政治危机、制度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而是根本的生态危机！不论西方意义的“Revolution”，还是中国意义上的“革命”──其具体进程，都是理性指导下的努力，因此无法胜任“生态使命”。看看中国的历史经验，就可以知道每个王朝末日，也大都是先发生“一个自然过程”，尔后奉天承远者才起而“革命”，即建立新天命以鼎革朽烂的旧秩序。

 

（三）中国需要新的建设性人格，而不是军阀造国的老调重弹。这新的建设性人格是在国际压力下产生的超级抗体，他用“中国文化的原教旨运动”取代“中国文化的破四旧运动”，他把一种接近“原教旨主义”的原文化状态，再次注入混乱的现代生活，他在“理论上的矛盾”，成为一种默认的“自限性”。

 

（四）“必要的恐怖”和“正确的方向”综合，可以构成从爱情到政治的行为动力。甚至连哲学的思考、宗教的冥想，也得力于此。恐怖是强烈的动机，正确的方向则提供了胜利的保证和使动力持续的后继。桓温将军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列宁主席：“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他们都共同致力于提示理论的这一前提：“总是有人被害，总是有人独裁，所以，从宏观来看，谁被害谁害人，谁独裁谁被制裁，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和韩非、马基雅维里的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作为法西斯和暴力革命者，生长在文明衰落了的时代；我们作为原始人与和平生长者，却生长文明毁灭了的时代。生在绝世的我们，不主张法西斯道路，而主张平和的扩张。这是汉人在一千年来的亡国状态下，扩展了最大的生存空间的秘密所在。“逃难”这就是中国式的、被动的殖民道路。在逃难而式的殖民状态下，中国主张的民主，不是西洋的政治民主，而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为了新文明的生长，在西洋的沦沉中，我们要创新，驶往未来的新世纪！

 

（五）历史并不是法医的解剖学。历史把阴谋和爱情、疾病和药物、时尚和决斗……统统扫入了废弃场；人们很快就忘掉了谣言龃龉、争风吃醋、无病呻吟或苦痛的哀嚎──留下的只是惊人的业绩和英雄的传说，因为人是贪婪的动物。战略是弱者的朋友。如果具有无限的强大的力量，那么，任何战略都是多余的；因为战略的设计只为弥补力量不足。“当初汉尼拔要是多有二十头大象，就可以完全改变他的战略”。一位成熟的、羽毛丰满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不受任何意识形态（伟大的导师）、组织系统（伟大的领袖）、战略构想（伟大的统帅）、战术法则（伟大的舵手）的支配。相反，他是这一切有形之后的“无形”，他是“天意”。就军阀时代的情势而言，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民主。即，只有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伪装成人民公仆的窃贼）才能担保人民的主权。不敢担当主人之义务的，何足语治国？这是我们的毕生奋斗这所悟。把民主和自由当作礼物送给并不准备为之而战（甚至仅仅是付出一些财政上的代价……）的人民，是危险的。无疑，这样的礼物会成为一颗定时的社会炸弹。会成为“金元政治”甚至军阀政治”的温床。对新权威主义的政体来说，必须进行一次自由选举，哪怕仅仅是一次！下不为例！”

 

（六）在一个除了官僚机构外无一组织与价值的社会里，和平演变是不可能的。在一个除了现世原则（与此对应的是”彼岸目标”）以外没有动机动力的社会里，演变的非暴力形式（“和平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人是唯一的原则”。坚持正确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跟着被以为正确的人走。对此的最彻底的表达，体现在一句众所周知的成语中：“成者王侯，败者贼寇”。国家的消亡是难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遇到愈来愈多的限制。否则文明的大厦将会崩毁。这样，国家不论其形态如何变幻，总是愈来愈强大，使整个人类都成为他的附庸及材料。这样看来，“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是人生的重要美德。要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就需要反抗特权阶级的奴役化。所以，从巴士底狱到雅各宾专政，是一个逻辑的完成。从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到拿破化帝国，是内在逻辑的外化。巴士底狱仅仅囚禁了七个人，而雅各宾专政却屠宰了数以千计的人。

 

（七）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以极端手段来重新确定对马列主义的爱心。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以稳妥的步伐来表达对夷狄主义的恨。然而，对夷狄主义的恨能达到一种世界意义的伟大性吗？换言之，对马列主义的爱能达到一种生命意义的可行性吗？因为，神权政治已经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君权也就不再能神授了。除了选举式“民意”，检验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已经厥如。“贱民资本主义”是个很能妥贴表达东西社会实情的词汇。我必须试图说服自已，在中国的是中国的产物而不是西方（包括被西方称为“东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和基于对这传统的反抗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利诱的结果，我才克制反对它的冲动。然而，我无法为此而说服自已。

 

（八）城市人格：城市革命的象征。城市革命充满活力，其首要回合，在它推出的新政治权威心中展开，而后波及世界。这个人要在自己心中先定胜负，然后把净化的战争，引向志同道合的心中，最后定出中国的命运。他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行动，他的责任十分重大，不先胜自己，怎能赢得世界？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社会流血不止的伤口。在城市革命的前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也许会进一步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以往的过火行为，变得平淡无奇。不把旧世界的最后毒素都挥发掉，难以获得身心洁净。城市革命的人格化，是天生的历史学家而兼天生的心理学家，他驾驭多变的潮汐，推波助澜！他不是毛泽东式的机会主义份子，不是邓小平式的利禄之徒，他具有修行者的一切美德，克己，无欲则刚。他令人惊奇。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美德，中国转型超巨大压力也将迫使他产生这样的美德！他因此成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人格化。他说：“以法律治国，国之大幸；以政策治国，国之大贼。”法律是恒定的、公议的、普遍的；政策是多变的、私设的、“土著”的。我们呼唤城市人格。他带来空前的“城市力度感”，使得有限委托权与最终裁决权成为走向宪政制度的关键。

 

 

 

 

·全书后记·

 

“军阀造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思想，而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有一段往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1965年5月14日，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核空爆试验。为了摸清我军武器装备中防护力最强的坦克在遭核武器袭击时的战斗能力，有关部门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挑选了最优秀的测试人员，组成坦克分队，驾驶我军现装备坦克和新研制的坦克，在核爆后的瞬间，通过爆心投影区，获取珍贵数据，搞清楚在未来核战争条件下我军如何运用装甲兵。

 

任务交给装甲兵某研究院，科研试验人员以极大的热情踊跃报名参加试验。经过严格挑选，装甲兵核效应试验队通过核爆心投影区试验分队正式组成。决定由王秀忠、张田祥、方玉麟、张树林、李秉太、李汉旭、杨彦堂和马树仁8名科研测试人员，分别驾驶59式中型坦克、121（即后来的69式）中型坦克、62式轻型坦克和63式装甲人员输送车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试验。

 

坦克通过核爆心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试验人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核空爆试验时，停放在爆心的一辆SU一100自行火炮由于核幅射剂量太大而没有收回。这次要乘车通过爆心测试，坦克和个人防护器材的防护能力能否保障人员绝对安全心中没底，在爆心强大的核幅射下人员沾染过量有导致人员终身致残危险。装甲兵试验队的科研测试人员，毫不畏惧，决心亲身去核禁区探险。

 

这次试验要在坦克高速运动中作几次短停，而且测试员要在狭窄的坦克战斗室内，穿着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操纵测试仪表，观察测量结果，要做到即时、准确地测试是很困难的。为保证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他们练战术、练技术、练适应能力，为之进行了4个半月的训练。测试员方玉麟还达到了穿戴防护衣和防毒面具连续乘车操作十个半小时的记录。

 

5月14日凌晨2时，测试分队出发，4时到达预定位置并做好各项测试的准备工作。9时30分，乘员就位，车辆发动，等待冲击。10时，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试验人员在耳机内清晰地听到核爆倒计时的报时声音：“30秒、2 0秒、10秒……，起爆！”试验人员的心都“咯噔”一震，车外一道闪光，约过20秒钟，听到一声“轰隆”巨响，车辆随即震动，此时大家都明白核冲击波已过。顿时铁骑迎着迅速上升的蘑菇烟云和迅速扩大的茫茫雾海，以最大的速度向爆心区挺进。

 

测试人员通过潜望镜向外观察，核冲击波卷起几十米高的尘浪滚滚扑向坦克，使人明显感觉到尘浪卷起飞沙走石打在车上，啪啪作响。铁骑越近核心，灰尘烟雾越大，土壤越松软，前进越困难。车内很快暗下来，能见度很低，驾驶员沉着地操纵车辆，测试员们在每段距离的预定测试点上，全神贯注地操纵、观察身边的各种测量仪器，迅速记录下每个数据。爆心区的地面被烧焦，可燃物在燃烧，土层蓬松，坦克附着力很差，驾驶员把车辆的速度由四档换成一档慢慢行驶。首车59式中型坦克终于在爆后22分钟通过爆心，尾车于爆后50分钟通过爆心，整个分队在28分钟内安全通过爆心。通过爆心后各车立即进入洗消站继续完成各项测试任务。

 

这些人的命运后来如何？没有人知道。这就是现代中国的特点。

 

笔者曾经在1989年6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称赞1989年5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因为三百五十年来的异质统治──包括异族统治和异化统治即本族人执行的异族统治，已经使得中国人明显地丧失了“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能力。而1989年的短暂春天却提供了一个“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瞬间。这个瞬间的窗口被粗暴而迅速地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下了的记忆、显示了可能，并印证了我此前十五年的思考（1974─1989年）。这一思考就是本书所要展示的。

 

在孤立者遭到扼杀的同时，中国的灾难与日俱深。大众的无能与社会的灾难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是骈生关系──“老化”往往和顺世伴生。但孤立者已经宣告：欲消除中国的灾难，必先恢复“思考自己”和“自己思考”的能力，从而激起“中国思想的复兴”！

 

这一思考的最初结果，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作出如下发表：1《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美国合众国际社电讯1981年10月18日。参见本书第十三章《近代中国的野蛮化》）、2《文化史上的兀鹰──兼论董卓等历史形式》，原载《华人世界》1987年第1期、“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40─4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l版。参见本书第四章《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3《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读<三国志>及其它》（原载《科技日报》1989年2月19日及26日、以及《向东方》之第三章《文明的毁灭》，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参见本书第五章《文明的毁灭》）、4《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原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参见本书第十四章）、5《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原载《书林》杂志1989年5期。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文学的奴仆）、6《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分治》（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九七年十二月号。参见本书第六章《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7《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原载《北京之春》杂志1998年号。参见本书第七章《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其间的时间跨度为整整十七年。而从那以后到现在又过了八年。一共二十五年过去了。如果从“第二南北朝”概念开始孕育写作的1975年算起，其间经历了1980年的大纲（《新南北朝的曙光》大纲之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1980年5月2日）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这说明什么？在现代中文世界，若不替党派或是财团摇唇鼓舌，发表每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都要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

 

我们所生活、所置身其中的这个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艰苦卓绝努力的泥潭和漫长无谓等待的荒漠。我因此称之为“第三中国”，一个涵盖了、凌驾于有形的中华民国（现在的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大陆）之上的那个隐形的无君世纪！这个第三中国不仅无君，而且无父无夫──是一个被乱党和黑帮等“组织”完全盘据的黑暗时代！这个“第三中国”的称谓还取义于第一中国的王国时代（先秦）与第二中国的帝国时代（秦至清）之后的“共和时代”──名为“共和时代”的无君师时代。而惟有大陆与台湾之上的第三中国、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三中国的相加，才是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

 

有人把现代中国看作血腥的祭坛，有人目之为腐败的典型。但作为第三中国的发现者，我则目之为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并且相信它必能以自己的独特性而在人类人文明史上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不是由于它标志着中国的巨大牺牲，不是由于它预示着中国的盛运即将开始，不是由于它暗含着人类命运最凄苦最惨痛的一页──而是由于它蕴含着某种巨大的创造潜能。

 

我们在茫茫的历史中走着……孤独、寂静，连脚步的回声都没有──好像茫无涯际的宇宙已把一切声波都吸收了，回声连影子都没有──天色朦胧，是黎明还是黄昏，瞬息的混浊，没有白昼也没有黑夜，只有蒙蒙一片……这个茫茫就叫“现代南北朝”……没有方向，没有星辰在头上闪耀，没有人认识道路，因为四周是一片同样无边的荆棘……

 

走着走着，缓慢不停地走着，谁对时代的命运有深遂的直觉？心灵的嗅觉充满了我。我对自己说：“可怜的生灵，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你的自以为是和你的时代很快都将过去，错误正确全都一笔勾销。”债主和帐目全都销毁，遗忘才是人类的本性。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早已被畏惧所粉碎。

 

为了对抗如此混乱的“历史”，人们需要一个“统一的观念”，以便驾驭混乱的时局。而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统一观念，就是“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军阀造国”像是一束手电，使得我们眼前的黑暗豁然开朗，照亮山洞里的奇形怪状。

 

2006年9月2日

 

 

 

 

本书援引著作列表

 

001《三国志》

002《易经》

003《蒋介石日记》

004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

005《孙中山全集》

006《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

007《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

008《中国与八国联军》

009《辛丑条约》

010《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011《清太宗实录》

012《满文老挡》

01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014《晋书》

015《魏书》

016《酉阳杂俎》

017《唐律》

018《后汉书》

01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020A.J.汤因比《历史研究》

021支娄迦谶译传《道行般若经》

022康有为《大同书》

023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

024《诗经》

025电视政论片《河殇》

026许信良《新兴民族》

027《尚书》

028《楚辞》

029《山海经》

030《隋书》

031《说文解字》

032《颜氏家训》

033贾思勰《齐民要术》

034《春秋》

035《春秋左传》

036吴兢《贞观政要》

037清雍正《大义觉迷录》

038《淮南子》

039《华严经》

040《尔雅》

041《明史》

042《毛诗正义》

043《礼记》

044《竹书纪年》

045《论语》

046《史记》

04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048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满洲移民读本》

049《周易》

050《老子》

051《庄子》

052《切韵》

053马员生回忆录《旅苏记事》

054《氏族志》

055《资治通鉴》

056《大业杂记》

057姜士彬（David G．Johnson）《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058《世说新语》

05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060《通鉴纪事本末》

06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062《太平青领书》

063昭明太子《文选》

064《续汉书·五行志》

065《红军长征回忆史料》

066王夫之《读通鉴论》

06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068《黄宗羲全集》第一卷

069马端临《文献通考》

070《宋史》

071《新唐书》

072《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073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

074《列子》

075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日本文部省译本）

076《后汉纪》

077赞宁《僧史略》

078《出三藏记集》

079《历代三宝记》

080《艺文类聚》

081谢选骏《向东方》文集

082马克思《资本论》

083《古事记》

084《日本书纪》

085《北史》

086《高僧传》

087《南齐书》

088《通典》

089《资治通鉴》

090《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091《氏族论》

092柏杨《中国人史纲》

093《周礼》

09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095《中国公务员法》

096《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

097顾欣《夷夏论》

098切·格瓦拉《游击战法》

099《鲁迅全集》

100格列科夫等著《金帐汗国兴衰史》

101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102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103邹容《革命军》

104恺撒《高卢战记》

105（意）卫匡国《鞑靼战记》

106《联共（布）党史》

10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08格罗托《希腊史》

109《广雅》

110梅毅《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人的另类历史》

111《隋炀帝研究》

112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年）《历史上的英雄》（The Hero in History，1943年）

113韩昇《隋文帝传》

114洪迈《容斋随笔》

115朱乾《乐府正义》

116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

117朱熹《朱子语类》

11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19《新唐书》

120《宋书》

121《隋唐嘉话》

122《旧唐书》

123《薛司隶集》

124《毛泽东诗词选集》

125《唐书》

126王国维《人间词话》

127《元史》

128《明律例》

129《清律例》

130《唐律疏议》

131《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132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3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34谢选骏《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35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

136《中庸》

137《仁学》

138《韩非子》

139《吕氏春秋》

140《春秋繁露》

141班固《白虎通义》

142王符《潜夫论》

143仲长统《昌言》

144崔寔《政论》

145荀悦《申鉴》

146雅各·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年──1897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147《荀子》

148《淮南鸿烈》

149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

15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5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52张戎《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

153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

154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155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

156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年）《红与黑》

157谢选骏《全球政府论》

159《圣经》

160龚自珍《定盦续集》

161《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附录

辛亥革命百年纪──“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谢选骏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之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他祭祀专制暴君朱元璋的文告，就是这一司马昭之心的表露。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暴君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真正的宪政。这是因为，从军政和训政里，只能培养小人，培养不了君子。

 

一、名为祭祖，实为登基

 

孙文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暴君制的？孙文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直接称帝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乔治·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因为没有法国国王的援助就没有美国的独立，何况美国还有许多法国后裔的居民呢。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杀害异己的先行者。这也说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都是奉行独裁制度的。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孙中山名为祭祖，实为登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孙文不仅祭祀大杀同党的暴君朱元璋，而且他的祭祀还模仿了另一个大杀同党的暴君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洪秀全、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孙文从小就崇拜其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心在作帝王梦想。孙文后来没有大杀同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孙文只能偷偷摸摸杀害陶成章和新闻记者。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就做到了这一点，学习朱元璋、洪秀全，大开杀戒。如果说，孙文“祭明太祖”是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那么，孙文为什么要用日本人姓氏的“中山”来给自己命名，从此改名为“孙中山”？据统计，“中山”是日本的第五十七大姓氏，总人数在二十七万二千左右。孙文在日本苟且偷生，化名“中山樵”，情有可原，但他当上了中国总统却改名“孙中山”，确实是认贼作父的行为，为日本侵华打开了精神通道，羞辱中华，不可原谅。而且，尽管众所周知，但孙文还要瞒天过海──他的所谓“中山装”就是日本的学生服，这岂不是他连名带服完全臣服于日本的印记？

 

中国古制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推翻满清后，国家正朔成了“民国纪年”，孙文的名字却成了日本的姓氏、孙文的服色却成了日本学生服，孙文这样，哪里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作为呢？孙文晚期勾结苏联，与孙文早期勾结日本，可以互相参照来解读。从这种意义说，汪精卫后来追随日本，岂不正是仿照了孙文的“日本姓氏加学生服”的路线吗？恰巧，汪精卫早期也是一个亲苏派。

 

 

二、孙中山效法洪秀全

 

我们只要拿出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和上面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其所作所为并不比满洲妖孽更为光明，也不较少血腥。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肉麻的口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亡灵：“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里哪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并顺便把自己打扮成“我太祖”的法定接班人。这无疑对袁世凯后来自称“中华帝国皇帝”的逆举，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然，从其内心深处看，孙文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但是，这次祭祀明孝陵的活动虽然丑恶，却是一次“集体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娱乐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等“共和主义者”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洪秀全等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孙中山连自己的坟墓都要效法明朝皇帝予以安排：他不仅要把自己葬在朱元璋附近，而且还要号称“中山陵”──比肩于“明孝陵”。这体现了孙中山的终极追求，一个广东赤脚医生的帝王梦，这和后来的民办教师毛泽东“挥手登上天安门”的帝王登基梦，可以说是别无二致，充分暴露了“中山陵体制”的实质所在。

 

现在百年之后的反思，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拖着满洲人的猪尾巴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向满清的酋长牌位低头下拜，心里只能充满了奴性意识，最多不过是也想当一回奴隶主的冲动，所以孙中山的幼名就叫做“帝象”，毛泽东晚年要住进中南海、一直霸占到死。但是理解归理解，我们决不会认同他们，更不会继承他们。我们必须清算他们的腐朽，以便整个民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继续前进。

 

 

三、“中山陵体制”溯源

 

据《文汇报》“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揭秘”（2009年6月4日）承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用死人来压活人。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死人压活人”的闹剧：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比半个世纪以后的毛泽东葬礼，还要唬人。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志哀──这预告了1925年孙中山死到1976年毛泽东死，将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五十年。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国家权力强迫大家去崇拜一个死掉的匹夫，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山陵体制”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

 

“中山陵体制”这一闹剧不仅体现了帝王思想，而且还有充当“东施效颦”的嫌疑。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共产党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二十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这一事件也象征了：苏联的事物必难在中国成活。

 

中山陵是“中山陵体制”的象征，但“中山陵体制”决不是一个人的葬式问题，而是独裁制度的宗教化，是一种真正“邪教”即活人崇拜的本质体现。这一邪教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死人压制活人，全面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山陵体制”的实质就是列宁式的个人崇拜，人而神化之，在此之下，当然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

 

 

四、中山陵体制背叛辛亥革命

 

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孙中山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了更为彻底的民主精神与共和主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说得多好，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中山陵体制”，在辛亥革命面前，不仅没有丝毫进步作用，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这种倒退和反动，最后通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可以说，中山陵体制背叛了辛亥革命，为独夫民贼登上天安门城楼，消灭了一切社会良知上的阻力。

 

这一倒退并非必然的，而完全是悲剧性的──因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所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思想，值得我们在一百年之后予以重温：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孙中山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这篇革命文告，不去祭祀“我祖轩辕”而去祭祀“我太祖”？显然，“我祖轩辕”是遥远的上古传说人物，不是历历在目的皇帝陛下，继承轩辕远远不及继承太祖来得实惠。但是孔子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第二十四节）”孙中山不是朱元璋的后人，为什么要去祭朱元璋的鬼？难道他只是在玩弄“反清复明”的帮会把戏？非也。因为满清已经推翻，根本无须再动员明朝的记忆。可见孙中山的“昭告”另有所图──那就是觊觎明太祖的实权，而不要轩辕氏的虚名。这正好暴露了孙中山不是“中国的华盛顿”，而是“袁世凯的同类项”────后来的蒋、汪、毛开创的“新三国演义”各霸一方，完全是继承了孙中山的“太祖遗风”。

 

与孙中山的太祖情结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军发布的另一篇同样振聋发聩的《奉天讨满檄文》，不仅有旗帜鲜明的宪政思想，更有人权、平等、自由之表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

 

可以说，《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才是宪政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其价值远在孙文对朱元璋的阿谀之上，请大家花点时间也重温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绝非孙中山思想的体现，更是其《祭明太祖文》望尘莫及的。

 

《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全文如下：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1911年）八月（10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羶，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拿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与《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和《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多么彻底──从轩辕倒退为朱元璋，从文明创造者倒退为专制暴君：孙中山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为一个迷恋旧式皇权的专制主义者了。

 

五、如何补救辛亥革命的失误

 

当然，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完全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正因为辛亥革命本身具有这样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漏洞，也就给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等层出不穷的窃国大盗，留下了一个畅通无阻的鼠道。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 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

 

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现在的台湾，表面上已经走上了民主轨道，但公共权力却同步萎缩了。这是因为台湾虽然“民主”了，但并未脱离“中山陵体制”：政府机关到处都挂着孙文遗像，这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完全没有的一大怪现象！这说明，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根本不是人民的国家，而依然是孙文的国家──甚至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代（2001—2008年）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依然是不伦不类的“五权”的，而非国际通用的三权分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制”，更是直接承袭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父子的独裁路线，完全不合中国统治权分离的古制。“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五权宪法下的总统制”，徒然造成政党恶斗、政出多门。最后“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了争当总统不惜开枪、贪污、内斗、挑动省籍情结、甚至策划发动军事政变。至于2009年国民党复辟之后，更是对孙文的僵尸敬礼有加，每到节庆就不失时机地顶礼膜拜──仿佛国民党复辟不是台湾选民的作用，而是“总理引魂的庇护”。

 

若说今日台湾的局面是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的结果，那如何解释日本今日的局面呢？是僭号“天皇”的倭王开恩所致吗？不是的。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综合压力所造成的。我相信，只要美军退出西太平洋，日本和台湾等“岛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改变，南韩、马来西亚、泰国等“半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六、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之后，没有回归唐宋的开明，而是继承甚至发展了辽金元的黑暗，登上了中国历史的野蛮顶峰？其理由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宪政道路，而是在迄今为止将近百年的军阀专政、僭主坐庄的“中山陵体制”的鬼影憧憧黑暗中，摸爬滚打。

 

孙中山以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历尽坎坷，因为这两个“国”迄今都还供奉着孙文遗像，迄今都还在“中山陵体制”里，缺乏真正意义的制度创新。不说别的，中华民国的首领蒋介石父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领毛泽东，死了以后还都是按照“中山陵体制”的方式，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明显。这种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在这种恶劣示范下，中国社会无法走上正轨。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明·冯惟敏《耍孩儿·骷髅诉冤》）这是因为，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入土为安”的反义词“弃尸荒野”，文革期间，许多死刑执行后，就把受害者的尸体弃之荒野，不准家属收葬。这种做法十分野蛮，但毕竟还是符合中国传统中比较恶劣的一面的。惟有中山陵体制下的孙尸体与毛尸体的处理，却完全不合中国习俗，是苏联征服中国的可耻象征。孙僵尸与毛僵尸若不能入土为安，则中国的海峡两岸还将继续陷于长期动乱之中，中国社会还将不得安宁。不论这些僵尸是白毛僵尸、红毛僵尸还是绿毛僵尸。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难道要中国带着这些僵尸一同崛起，一起登上历史舞台吗？现在还有人企图打着“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幌子，准备明年要把孙文僵尸与毛泽东僵尸一同抬出来欺世盗名、示众嚇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2010年3月19日

 

 

评论问答

 

1

 

A.阿妞不牛的评论：

 

谢教授此文很令人深思。

 

孙洪两人的《祭明太祖文》以及祭明太祖之举，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当时提出打倒满清时，也没有亮出“复明”。现在满清倒台，国家继承，也没有再说满人是外国人，而是要“五族共和”。这时候高调祭奠明祖，联系到水晶棺与中山陵，孙中山及其紧密追随者的以“解从百姓倒悬之急”为名，“借吾皇在天之灵”“成兹鸿业”行帝王之实，不说昭然若揭，也是呼之欲出。

 

不过，孙中山以辞掉“临时大总统”来圆皇帝梦，还是有些费解。他也没有指令或指望有太子接位。

俺是历史的外行，就这么一点推理而已。

 

 

B.谢选骏回应：

 

首先多谢深思。

 

其次关于“孙中山以辞掉‘临时大总统’来圆皇帝梦”，这也并不令人费解──是孙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为之策。……后来的“二次革命”、“宣誓效忠”、“广东军政府”、“联俄容共”，在在说明孙的“中山陵心志”不死。孙之所以没有指令或指望有太子接位，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元首。孙后来的继承人蒋，不就传与儿子；同有“中山陵心志”的毛没有儿子可传，不就发动文革，整死有儿可传的潜在接班人？大家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死亡，为什么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毛为什么一边反对“干部特权”，一边自己大搞特权？就是这个“中山陵体制”在发酵呢。

 

 

2

 

A.hukan的评论：

 

下面几段写得不错。中国人当奴隶当得太久，似乎已经把秦制当初天经地义的事情。

 

周厉王时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走（三年，乃流王于彘），之后有段西周共和，最后政权又还回其子周宣王之手。充分表明先秦的性质。中国历史上多有暴动，但正统史家认可的恐怕也只有这次“暴动”。

 

这种事情秦朝后绝对不可想象。

 

中国农民造反和西欧农民造反的根本区别是西欧农民造反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中国农民造反为了活命，性质完全不同。

 

（以下谢选骏原文）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

 

B.匿名者评论：

 

中国较之西方，最可怜就在社会体系中太少形而上的概念，没有上帝，人权，自由，这些神圣不可侵凌的术语。

 

中国文人总是图口舌之快肆无忌惮地当街悍骂摧毁中国人的形而上的部分，实在可恶。实际上这样做，侵蚀的是文人自己的话语基础。没了基础的文人，当然只有抱着西方术语卖身为奴一条路了。

 

孙中山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包含着汉正统的回归和家天下完结共和开始两重含义。

 

晚清时候，汉正统回归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是凝聚政治力量的最主要的手段，其作用远超共和。洪秀全孙中山的祭文作用也在于此，以此来向天下宣示正统，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当时政治家都不可不为的当下之选。

 

中国的共和开始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中山先生象征的是共和的正统，谁继承了中山先生的事业，谁就拥有了中国当下的正统。如此就够了，文人们不妨打住。

 

 

C.谢选骏回应：

 

一个人的坟墓竟然成了“形而上的概念”，这就是“中山陵体制”必须铲除之后中国才能崛起的理由──否则，中国永远无法成长得“比坟墓更加高大”。

 

现在，孙中山其人在上述匿名者的评论中竟然和“上帝，人权，自由，这些神圣不可侵凌的术语”相提并论了，这就充分显示了“中山陵体制”长期压制所造成的灵魂扭曲与人性堕落。

 

洪秀全虽然冒充基督教，但他祭祀朱元璋毕竟还用了一个“天王”的名份。孙中山既然声称共和，为什么不去祭祀抗元起兵的元末诸雄，而而单单祭祀一个暴君朱元璋？更进一步看，中山陵、毛纪念堂所展示的僵尸崇拜，并根本不是所谓的“汉正统”，而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国耻：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

 

 

3

 

A.励施浙宁的评论：

 

本人对历史不熟悉，对合下评论孙中山不想表示异见。

 

现行皇朝的历史，是由现行皇朝之引领人物及统治集团创建的。读一读皇朝创立前所作出之诺言，看看皇朝建立后之所作所为，就像二股道上跑的车，完全是二回事。该集团之引领人物称孙中山只是民主革命者，而自称是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把自身与孙中山区别开来。结果怎么样，纯属骗人之谎言。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阁下把中山体制视作现代中国万恶之源，请问该如何界定“现代”，其理何在？

 

B.谢选骏回应：

 

“现代”中国，依照一般史学概念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就是中国人追求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辛亥革命的本意，在于建立满清无法建立的宪政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满清拖延立宪，最后导致立宪派转向革命的根据所在。

 

现在，在百年大乱之后，许多人批评辛亥革命在路线上的失误与方法上的不足，这是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帮助中国朝向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可以说是立意良好。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辛亥革命力图建立宪政的努力，除非这些人希望中国永远不能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地位。

 

在我们看来，孙中山集团的错误在于：背叛了辛亥革命的立宪努力，反而转向个人崇拜的泥潭，并且投靠那个奉行个人崇拜邪教（列宁主义）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帮助斯大林分裂了中国，而且为日本的进一步入侵准备了“松土”的工作。

 

孙中山因此成为现代中国的罪人,他在中国开创的“中山陵体制”是从苏联引进的，但在毛泽东手里得到了恶性发展。“毛主席纪念堂”比“中山陵”虽小，但毒性更大，并且盘踞在首都的心脏，毒化了环境，造成令人痛心的流血事件。

 

中山陵体制不除，国无宁日也。

 

4

 

A.励施浙宁的评论：

 

历史学家如何划分历史，那是历史学家之事。

 

现行皇朝之引领人物称孙中山只是民主革命者，而自称是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把自身与孙中山区别开来。结果怎么样，纯属骗人之谎言，而且比封建皇朝更糟。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阁下把中山体制视作现代中国万恶之源，请问有什么理由把中山体制跟现行皇朝放在一起？现行皇朝之创建者的鬼蜮伎俩可多得很，且是依靠武装暴力取得政权。

 

B.施化的评论：

 

我理解谢教授的“中山陵体制”指的是一种象征，象征“朕天下”，“家天下”以至于“党天下”，与此相对立的是“共和”与“联邦”。从孙中山一生的实践来看，他更倾向于前者，不论生前死后，都致力于揽权和揽天下。当然，美其名曰“革命”。

谢先生对台湾现状的描述，我也是认同的。

 

C.谢选骏回应：

 

谢谢施化先生的理解并答复励施浙宁的评论：

 

我用了一个新词“中山陵体制”，指的是现在的海峡两岸共通的“僵尸崇拜”、“亡灵主义”、“死人压制活人”等“陵墓系列现象”。这一现象含有一种有毒的邪教成分。

 

我没有用“中山体制”，因为台湾的政治制度虽然并不理想，但还是可变的，没有完全僵化。如果把台湾的这种现状叫做“中山体制”的话，那么确实与大陆的“毛邓体制”在政治制度方面具有很大不同。但是从古今中外的较大视野来观察，海峡两岸的这一政治差别，是“中山陵体制”的内部差别。除非台湾埋葬孙中山的遗体、拿掉孙中山的遗像、废除孙中山的遗教、告别苏联式的中山陵体制──消除个人崇拜、去掉孙中山的宗教性质。

 

5

 

A.阿妞不牛的评论：

 

谢谢楼主的回复。俺尤其欣赏楼主在9楼10楼13楼的回复。

 

同时，俺还觉得Goon博的留言很有道理。国民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一直到马英九，都不能跟共产党等同。哪怕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在理念本质上以及党员的成分上，都是泾渭分明的。如今的台湾，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甚至快速成长的民主政体，在政治社会结构与公民组织和素质上，大陆都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大陆的“国力”强大多少倍。

 

简单来说，俺支持对孙中山其人其事根据历史史料来进行客观评价，尤其是着重于研究他的真正思想与对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俺对孙中山以及民国历史知之甚少。在大陆从小受到的灌输不能不说没有先入为主的影响，尽管俺这方面有限的知识还是出国后恶补的。因为知识浅薄，所以比较开放，不会太顽固。

 

现在根据俺已知的信息，进行一下逻辑推导，有这么几个看法与疑问，希望楼主与行家指教。

 

1）在孙中山的时代，不但是中国，世界上许多被欧洲新型资本主义抛到后面的传统大帝国，都在挣扎求变。德国走向法西斯，俄国走向共产主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共同的特征是全民动员做“强国”，但是德国苏俄是标新立异，日本是仿照英国，并且以内部和平改革成功再向外扩张。土耳其和中国就是另外的内外挣扎的突出代表。象凯末尔以世俗主义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政教合一一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至少在形式与法统上废除了王朝帝制。同时，也象凯末尔一样，孙中山以民族主义为号召，革命为手段，集权甚至独裁。但是他们都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也没有用西方的基督教来改造本国的传统信仰，当然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向这些主义或信仰挑战。不同的是，孙中山实质上得到了苏联的援助或扶助，而且不是主权政府之间平等条约的互助，确实是苏俄共产势力渗透打进中国的楔子。宋庆龄是确实的苏共间谍。因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主观上是孙中山个人或者国民党要统一中国而同苏联的利益结盟，客观上是引狼入室，使得中国成为共产国家的起因。

 

2）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真正的个人抱负与政治理想是什么。前面俺讲了，他没有接受法西斯主义，也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也没有以基督教来感召国人。他的著作文章，确实宣扬了民主共和。也确实拜祭推崇了朱元璋。死后也确实引进了列宁式的水晶棺并享有了一个近乎皇帝的陵墓。但是，这个水晶棺与帝王陵是不是真正他自己的意愿和遗嘱？哪怕是他自己的意愿，可是他从来没有权倾天下，不象列宁毛泽东和蒋介石，独揽掌控国家政权社稷。他死后的尊荣，恐怕也就不能简单以孙中山自己的意愿来解释。

 

3）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旗帜，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塑造的，中共并没有举起来。中共对孙中山的供奉，从口头到实际都是因为不能否认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而国民党一直扛下来的东西，除了国民党这个政党之外，确实还有同共产党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瞎子都知道“蒋管区”同“解放区”真正的区别；一个是有各种问题的正统社会，另外一个是土匪窝；一边是有政治高压控制但是经济相对自由，一直发展到同自由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的发达区域到政治民主化，一边是三十年血腥镇压荒谬空前民不聊生，到庆父归西才迷途知返厚颜无耻学国民党一星半点。。。

 

总结起来，俺觉得楼主和施化去探讨研究孙中山其人其思想主张的历史局限甚至象“中山陵”那样的负面象征，都是应该的，但是完全否定或者砍掉孙中山这竿历史坐标与旗帜，是不适合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是中国历史顺应世界潮流的壮举，不容否定。这跟毛泽东的1949年坐龙庭完全性质不同。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不但是以极为暴虐野蛮的暴乱血腥得手的，而且掌权之后建立的是极为反动专制非人道的制度，推行的极为荒谬的运动与政策，制造的是人间浩劫。如果这也要跟孙中山的人品思想挂上勾的话，未免太牵强了。

 

B.谢选骏回应：

 

基本赞同，但有几点还可以进一步明确：

 

1）日本不是仿照英国，而是由明治倭王模仿普鲁士国王先统一各邦、然后对外扩张（1870年普法战争还算收复失地，但1914年一次大战就性质不同了）──所以日本虽和意大利一样是一战的胜利国，却会在二战之前就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2）孙中山虽然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却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正如毛泽东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孙、毛都是唯权是图的机会主义者，虽然他们在斗争中不屈不挠，但那不是为了主义，而是为了自己要不择手段地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只有这样看待孙毛二人，才能理解孙中山“排满”与“勾结日本”的矛盾、“反帝”与“联俄容共”的冲突；也才能理解毛泽东“反美、一边倒入苏联怀抱”与“反苏、搁置台湾与美建交”，也才能理解毛的继承人何以会有“化公为私”的政策逆转。

 

3—1）根据我的历史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差别、台湾与大陆的异同，基本上类似于中国在汉朝瓦解以后、印度—西域化（相当于清朝瓦解后、欧洲—苏俄化）的南北朝的差别异同，所以我把中国现代史叫作“新南北朝”。这是由地缘政治和文明改组之间的巨大张力所造成的演变，意识形态的外衣不是根本的动力。

 

3—2）台湾的民主化，和南韩的民主化相似，都是美国压力的产物，甚至连日本的民主化也是如此。没有原子弹的投射，日本的议会民主不过是像德皇威廉和俾斯麦（伊藤博文就是学他的）控制下的议会民主，随时可以翻盘的，和英美的民主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想想毛泽东晚年向美国屈膝投降、邓小平六四以后对美国节节退让，就明白台湾为什么不得不“民主化”的原因了。但中国的体积较之台湾毕竟大了许多，所以毛、邓无论如何对美妥协，都还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避免民主化这一“下策”──这和俄国当局在苏联瓦解后仍与西方对抗、不像东欧小国那样归化“国际社会”，异曲同工。

 

3—3）其实东欧小国的民主化也是极为表面与脆弱的，随时可能转向的。不仅东欧如此，西欧也有同样问题：西班牙、葡萄牙刚刚脱离法西斯阵营不过一代人时间，而法国和意大利经常摇摆在共产党与法西斯之间，德国就不用说了，是英美占领制造出来的民主国家，内心依然包藏着新纳粹主义的蠢蠢欲动。至于北欧那几个小国，不过比东欧国家先走了一步。世界上真正稳定的“民主国家”，其实就是南非以外的那么几个“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因为“民主”是它们自己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不是迫于国际竞争的需要而模仿出来的工具。

 

总结起来，所以你也赞同研究孙中山其人其思想主张的历史局限和“中山陵”那样的负面象征。尤其历史已经表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这一“中国历史顺应世界潮流的壮举”，是中国西方化的体现，就像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印度化、西域化、胡化一样……这当然不是孙中山个人的功劳，所以不能被用来为一家一姓的陵墓作基础。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山陵的奢华，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纪念堂，恰恰为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坐龙庭”的僭主行为，作出了恶劣的示范。如果从毛派的观点看，是否可以说“从中山陵的奢华到毛堂的‘俭朴’”，还可以算是一个“从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进步”呢？当然，孙、毛二人，都算不上什么阶级的革命家，它们都只是“中山陵体制”的代表。不是“三个代表”或五个代表（五星红旗），而是自己的代表──用斯大林的话说，是自己代表自己、自己任命自己、自己授权自己。用毛语录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中共扩大的第六届全体会议上的结论》），用孙语录说是“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孙文：《建国大纲》）。这里有什么“本质差别”呢？难怪毛说孙是“先行者”。在我们看来，是“中山陵体制的先行者”。当然，如果从孙派的观点看来，中山陵毕竟比“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要好一点，是从皇帝制度向独裁制度的“革命转化”，是“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说：“中山陵体制”是“帝制”向“宪政”的过渡，而不是宪政；中国要像英、美那样崛起，而不是像德、日、苏那样崛起然后扑倒在地，必先终结中山陵体制。

 

而且在葬仪以外的意义上，中山陵、毛纪念堂要比“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更多“邪教”性质，中山陵、毛纪念堂不是“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那样的“家族墓地”，而是全民崇拜的对象，不破此“邪教”，中国的崛起如何期待？

 

6

 

A.风声雨声读书声的评论：

 

如果用中华文化的“正统”性或“合法”性来看中国国家政权的历史变迁，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比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正统的多，合法的多。当然这两者都是杀人革命的造反派。

 

从变革的角度看，也是孙中山和他的的国民党的变革比较合乎正道，也就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主流。

 

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那套是乱世妖魔。这点用KAN博的历史事实排列一下就明白了：“中国造反用的都是‘邪教’意识形态。 方腊和明末用波斯的拜火教，太平天国用变种基督教，共产党用变种马列教，中间还有数不清的佛教，道教变种，如白莲教，弥陀教。”

 

孙中山和他的的国民党用的起码不是“邪教”意识形态。当然用中国传统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有中国传统的帝王专制风范。可是老毛那套是上不了台面也入不了流的乱世妖魔。

 

要是刨坟，我看把老毛的刨了就好。孙中山的就不必了。毛墳太难看，放在闹市广场上，什么样子？也太不合乎中华文化习俗（正统）了吧？再说它那个建筑太难看，不中不西，象个破棚子。一点美学价值都没有。孙的那个起码就选地来看，还是比较近乎中华文华的正统。从建筑上看，民国建筑确实是东方建筑艺术和西方建筑艺术的美妙结合。不能毁。

 

B.谢选骏回应：

 

谢谢关注，请允许我摘录一些以前的文字以资说明──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治；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个时代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

 

2006年4月30日台湾TVBS电视报道说，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将在党部展出一系列五四文物，其中最特别的，是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时期的书信手稿，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毛泽东是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他。报道说，“老式的十行纸印着红色的国民党字样，看起来真的很有历史，上头的毛笔字迹，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还是国民党员时，写给党部的一封信。除了亲笔信，还有毛泽东当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新青年刊物的文章。”显示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企图挤入大学生们推动的五四运动不遗余力。毛泽东的亲笔手稿，5月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展出。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毛泽东也曾是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毛泽东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当选了后补执行委员，在宣传部得到了一份工作。

 

而2006年4月12日《凤凰周刊》2006年第10期也曾报道，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而其中收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信件首次公诸于世。其中包括作为“国民党干部”的毛泽东所写下的信函。报道指出，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

 

这些秘密资料显示，共产党员如何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很多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陈公博以及毛泽东等人的亲笔文稿，都能在国民党中央找到。其中毛泽东写的书信有三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职员时，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书。

 

第一封报告是1924年5月毛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写的，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三报告都是毛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可见他当时掌管的都是请假、提干、加工资等鸡毛蒜皮的“人事工作”。作为小职员面对诸多上级长官书写报告，其毛笔字的风格就有所收敛，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内，比较他日后夺取政权后放肆挥洒的字迹要工整得多。尽管如此，毛的霸道依然可见，信中流露对于小职员日常工作的不耐，向上级请假用“特此奉告”，信封上“报告中央”四字压在红线上，毫无敬意。据心理学分析者认为，这是潜意识里强盗性格的表现。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可能与缺乏适当的教养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因为身体的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重要依据。

 

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李大钊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收容毛泽东为图书馆管理员。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到北大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次年7月，各省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中共的发展实际上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里的演讲，以召唤知识青年为主，对“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跟孙中山联俄后，毛泽东在农村随便一拉就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何以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很难迅速壮大队伍。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势力一日千里；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苏联控制的政治──军事机器，学者型党领袖逐渐由暴力革命实践者取代。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1921年“南湖会”上诞生的，不如说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诞生的。

 

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性质。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党国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十分滑稽；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八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朗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坛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别具一格的说明。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治；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治。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治，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治、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朝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六百三十二年间，竟有三百五十六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州人的关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州“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蕃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袁绍与曾国蕃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１）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摘自《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第二章“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之第二节“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第三节“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7

 

A.施化的评论：

 

在“定见”之内还是之外做文章，差别很大。我感到了谢教授研究的那种锐利之气。

 

B.hukan的评论

 

我对谢先生上一贴的兴趣很大。

 

谢先生试图重新解读中国历史。我觉得极为重要。

 

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架构其实是秦后郡县制王朝眼里的历史架构。谢先生眼里的历史则大不一样。从谢先生眼里看，秦后历史可以分成三段，秦到第一次南北朝这800年为第一阶段。唐宋为一段，元到今天新南北朝为第三段。

 

我眼里的历史和谢先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对先秦和秦朝后区别，比如对秦和元的看法。

 

区别也有。我眼里对秦和元对之前社会的摧毁看得更重。在我看来，因为秦元和被征服六国性质大不一样，最后完全摧毁了之前的社会上层和文化，所以才有刘邦和朱元璋的机会。

 

在历史上刘朱都面临一个重建中国文化的任务。汉代不那么成功，明更不成功。很多事情朱比刘更强势，统治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八股文就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从这点看，孙中山要继承明太祖衣钵的确是大倒退。所谓驱除鞑虏不过是宣传而已。

 

从明史看很难说明太祖心里有多少汉族意识。明太祖父子对文人折辱，喜欢把“罪臣”妻孥送到妓院，似乎比元朝有过之而不及，至少非汉族主流。

 

──────────

 

明史引文 （太祖本记一，二）

 

二十四年……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

 

洪武元年…谕达等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三年……李文忠捷奏至，命仕元者勿贺。谥元主曰顺帝。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C.励施浙宁的评论：

 

阁下是历史学家，本人零零星星从网上阅读过一些历史，有些问题使本人一直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国帝王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想杀谁就杀谁，无人能阻？满朝的文武大臣只是帝王之奴隶、走狗和打手。

 

本人将类似问题问过施化博，“你又如何判断你所找之理由是正确的？你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帝王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想杀谁就杀谁？满朝的文武大臣只是帝王之奴隶、走狗和打手。” 施化博之答案是：正因为人的认识有限，所以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好过追求正确。

 

未悉合下是否能从历史之研究中能给出一个合理之注释？

 

历史学家用成败论英雄，在本人看来不仅是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且是在怂恿恶魔。希特勒曾狂妄地宣称：只要他能打羸战争，他就是英雄。

 

虽然此问题与本文主题无关，但本人很想听到对此评论有何反应？

 

 

D.hukan的评论：

 

我想谢先生文内已经提到。

 

欧洲下对上的抵抗权来自传统。一旦传统瓦解，臣民对君主就缺少抵抗之力。同理，臣民对贵族的“抵抗权”也起源远古。

 

拿英国说，1215年贵族可以强迫君主签订大宪章，但玫瑰战争后新封的贵族就多对都铎君主“百依百顺”。

 

人一旦失去权利，再想重得就难了。这是最重要的教训。因为臣下的权利代表一种历史演化出来的共识。既云共识，就涉及一大批人，人越多，就越难形成共识。何况这种共识还得为君主承认？

 

所以在我眼里秦统一以及秦朝崩溃对中国影响极大。

 

E.励施浙宁的评论：

 

谢谢hukan博之评论，施化博之答案是：正因为人的认识有限，所以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好过追求正确。该回复本人是无法认同,既然未知正确方向何在，所谓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只能是无的放矢。

 

在评论文革时，有人说：“文革全民之罪”；亦有人说：“文革全体成人之罪”。有人说：“ 一般说，在反抗面前，专制政府都会有所收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极端残忍贪婪的政府也是它的百姓娇惯出来的，有怎样的百姓，就有怎样的政府。”这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六四责任”如出一辙。其目的就是为中共所犯下之罪行推卸罪责，变成错误人人有份。笔者在网上读到过阿妞不牛《强权，主权，民权，人权：政权根基与法理源泉──答马力安明博及诸网友》一文，“欧洲的蛮夷们在一口气互相杀戮讨伐了三十年之后，弄出了个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整出个国家主权概念。管你是番邦蛮夷还是姑表亲家，你在你的地盘立国，我在我的领土称王，井水不犯河水。俺是卢森堡蓝血大公，在境内至高无上。你们一伙尼德兰烂人，互相共和称兄道弟，只要能推出个首领来，洒家也尊你至尊无上。这一招挺灵。欧洲人虽然并未因此罢弃干戈，但尼德兰那些烂人兴起的一些怪招，比如什么主权在民，共和民主等等，乘势传播泛滥。其他国王大公看着很不爽，但也必须尊重人家的《主权》。实在看不下去了，交起战来还真文明许多，以至1864年整出个日内瓦公约。1907年海牙公约，居然规定打仗还要有五花八门的规矩，例如不得屠杀平民与妇孺，不得故意伤害红十字救护人员，不得屠杀虐待俘虏等等，叫做人道法，还出了个名称叫国际公法。

 

主权实际上是强权与神授皇权同民权平权势力平衡要求的妥协。在主权的大旗下，强权仍然大兴其道。但是，民主共和民权人权这些毒素也不断蔓延。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等，用主权在民，来偷梁换柱，把好端端的王国一个接一个地改造成民主共和宪政国家。主权是国家的，国家是民众的，民众和贵族和国王都是人格一律平等的人。元首不能世袭不能终身，要公民们（当然，母民还不算）投票选举，这样才算合法。拼上身家性命几千万人头打下江山夺来鸟位居然不算数，不合法！”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而现实世界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强存弱亡，弱肉强食，体现的是瞬时效应：强权就是真理。所以现时中国的万恶之源就在中共统治集团及其头子妖魔猫（毛）。一个声称要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竟然搞成现在这个鬼样。中国之民众真是何其不幸。

 

 

F.谢选骏回应：

 

多谢各位。让我们一起澄清历史的迷雾。

 

我同意hukan先生的评论：“秦统一以及秦朝崩溃对中国影响极大”，所以我主张：“回归祖辈的文化”，复兴夏商周三代的区域自治传统。以下是《光明日报》1988年10月6日的采访记录《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

 

［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 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一民族意识” 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70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 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

 

限于当时的官媒语境，无法把话讲透，但是这个题目，确实使我从1975年以来一直思考的。现在凭借网络时代的闪电，竟能以文会友，真乃人生的一大幸事奇缘也。

 

 

8

 

A.阿妞不牛评论：

 

难得谢先生在明镜这里能够主导这样一次深入严肃理性的大思考。

 

俺反复看了几遍博文与跟贴评论，觉得这个“中山陵体制”的提出，加上“南北朝”的中国历史观，跟当年“河殇”提出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一样，很有创见性，而且概念更加明确深入。联系到谢先生多年前提出回归“祖辈文化”，从先秦文化中再次寻找出中国人的能够与世界其他主流文明融合会合的基本价值观，这是非常启迪思想的。

 

说真的，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灿烂，就是在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而这个百家争鸣，就是在于先秦的各国互相竞争与自主发展，也就是楼主提出的“小国时代”的环境下，即在没有出现秦始皇一统天下专制之前。其实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繁荣，也是在对中世纪天主教大一统的分裂与反思之后的自由自治解放而出现的。期待谢教授继续开拓探索，将其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大众化。

 

B.hukan评论

 

26楼谢先生提到回归祖辈文化。 我个人看法，这也是儒家思想家（不是儒家官僚）一千多年的梦想。某种意义也是我的梦想。

 

但我个人比较悲观。在中国历史上，祖辈父辈文化基本也就是分封和郡县制度的争论。一派等要回归封建，一派则强调大势不可逆转。

 

用白话讲，所谓郡县制度的大势本来就是秦统一的产物。我觉得秦已经摧毁了“祖辈文化”的基础。

 

历史上不少征服毁灭了不少文化。不要说亚述，蒙古的征服，就是汉人在南方的扩张也有类似的效果。古代楚国和现代苗族之间多少就可以看到征服的效果。离开汉人文化圈的壮族可以在东南亚创造泰国，但留在汉人圈内的傣壮族则处于两难，没有融入汉族，也无法走自己的路。

 

秦和六国文化差异相当大。秦社会结构极其简单，基本是个军国，人才极其单一。不要说文人几乎全靠进口，就是武人也不能全部自产（蒙驁来自齐国）。第二点，秦人（至少商殃变法后）唯利是图。按贾谊的说法“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崇拜始皇的人常常看到商鞅变法产生的激励，但没有看到其长远的危害。我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特别是北方）转入物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社会远比西欧为早。所谓礼仪之邦仁义之国不过是后来儒家的理想。

 

很难设想氏族社会或英雄时代普通人会有“将相宁有种”这类的感慨。所以陈胜可以算是第一个平民个人野心家。

 

贾谊说“以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这是后果。这恐怕是”父辈文化“的社会基础。

 

汉初也许有一个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没有成功。

 

C.谢选骏回应：

 

秦始皇与忽必烈其实都不是中原人，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像是罗马人和希腊各国的关系、闪族人和苏美尔各国的关系、波斯人和闪族各国的关系。事实上，类似秦的转辙，各个文明的历史上都有，像是罗马人和希腊各国的关系、闪族人和苏美尔各国的关系、波斯人和闪族各国的关系……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既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也不是“千古一帝”。毛崇拜秦始皇，说明他无知：不知有罗马恺撒，无论巴比伦汉穆拉比、波斯居鲁士。后来在中国，忽必烈也重演了秦始皇的故事。而毛还不如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毛分裂中国；秦始皇北击匈奴、南扩闽、粤，毛对北部苏联称儿称臣、对南部越南搜刮民脂民膏予取予求──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无能，而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还不到那一步。所以毛泽东只能做北齐高欢那样的事情，无法做隋炀帝、唐玄宗，更无法比肩他所崇仰的一代天骄。由于毛只懂中国帝制时代的“儿臣关系”，不懂先秦战国的纵横术，更不懂现代国际战略，因此只会“一边倒”，白白向斯大林投怀送抱，断送了中国三十年（1949──1979年）发展的黄金时代，没有好好利用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来开拓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结果让日本捡了便宜，受到美国栽培，成为经济强权。

 

而中国的封建制比西欧早了两千年，使得中国进入现代举步维艰，不像日本，可以从封建制直接现代化──因为西欧就是这样发展的。一直到今天，西方文明还没有产生过自己的秦始皇与忽必烈，拿破仑与希特勒都夭折了──因为西方文明的征服者，一定不会是法国人、德国人这些西方人。

 

汉初虽然失去了“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是唐朝却实现了这一盛世。根据文明史的对比研究，唐朝类似西周，五代与宋朝类似春秋战国，而在唐宋之前的南北朝分裂，则类似我们现代中国的“两个党国”分裂。所以我们的艰巨任务，就是开辟唐宋那样的首屈一指的文明。为此我会写一本书，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阿妞不牛说，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灿烂，就是在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而这个百家争鸣，就是在于先秦的各国互相竞争与自主发展，也就是“小国时代”的环境下，即在没有出现秦始皇一统天下专制之前。……可谓一语中的。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不是绝后的，中国有过一个“第二次百家争鸣”，那就是唐宋诸子，因为中唐以后到南宋末年是中国文明历史上第二次春秋战国，就像中国现代史像是第二次南北朝一样。相比之下，明清就相当逊色了。明清只是相当于“第二次两汉”，同样的大一统板块，但是死气却多于活力。

 

我们在南北朝的荒凉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北朝几乎是文化沙漠，南朝则是靡靡之音……我们正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黎明前，在深不可测的矿坑中，用我们的骨头打基础……

 

2010年清明节

 

[转贴]中山陵的风水如同一条死掉的干瘪的长虫

文章提交者：小杨乖乖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清明节出差到聊城，正在拜谒傅斯年先生陈列馆和祖茔，有个媒体朋友打电话，让我谈一谈陵墓风水问题。我感到一时无从谈起，就一问一答地简单说了一下中国历史上的陵墓建造与规矩等等问题。其间，朋友对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建造的失败与连带的一系列问题，似乎没有听明白，也不太理解。回京后，我较详细地又向她说了几句，现把大意写出，以就教于方家。

 

    孙中山陵的源起是国民党内部一帮拍马屁的糊涂政客所一手促成。同历代皇帝在年轻时就想到或者就正式建造陵墓一样，这位孙大炮早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与手下一位叫胡汉民的帮闲者等一干人马到南京郊外打猎，眼望山区景色，不禁满心欢喜。便道：“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抷土，以安置躯壳尔。”后来入京师谈判议和，病危，又对汪精卫等人重述：“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云云。于是乎，孙中山撒手归天，生前围在身边拍马溜须的一帮政客在争权夺利之余，又怀揣不同的阴谋与阳谋，就“国父入葬”问题忙碌起来。

 

    结果如下：由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紫金山修建中山陵，并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后由青年设计师吕彦直的方案入选。经过为期四年的建造，耗银一百多万两，终于将一座堪比历代帝王的陵墓建成。其靡费之巨，规模之大，在20世纪世界现代造陵史上实属罕见。

 

    但是，这样一座造价奢侈，建筑浩大的陵墓工程，却是一个失败的创作。整个陵墓看上去，就如同一条死掉的干瘪的长虫，混担在紫金山上，有一种“龙死金山”的感觉。这个布局排列，正是刀劈紫金/破坏风水的典型范例，或许，正由于这龙死金山，使得国民党政府寿命短乍，很快就在大陆地区烟消云散，成为一具僵尸供人凭吊了。──当然，这个失败和不祥的建筑要细说起来需要至少几万字的长文，才能说得稍清楚，此处不赘。只要记住，中山陵是一个失败/糟糕加暗含不祥之兆，用易经上的卦相解，就是“主大凶”的建筑物就行了。

 

    那么，要排除“主大凶”，搞一个“主大吉”的陵墓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成例？回答是：“有！”从汉唐以下至明清，只要现在还能看到的陵墓，只要稍加注意就心领神会了。中山陵应该是什么样子？回答是：不要刀劈紫金，也不要像一根长长的木棍或僵尸混担在山腰，而是借助山势，如龙一样顺势而行，呈龙腾虎跃状。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把陵墓往横向的宽/竖向的短方面建，不要往窄而长的路线上走。其成例除了可观的明清两朝陵墓，还可由布达拉宫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看到。

 

    相同的说法还可见胡适日记。1934年2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作了这样记载：

 

    饭后与叔永/莎菲同出城，上孙中山的墓，此为我第一次游此墓的全部，前此皆到墓门而已。

 

    墓的建筑太费，实不美观。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四百级石筑，即便游观，也可少不少的费。

 

    此墓修的太早。若留待五十年或百年后人追思而重建，岂不更好？今乃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

 

    胡适之言，就陵墓建筑的批评在乎情理，但要说待五十年/一百年再重建，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要说这个建筑令中山先生蒙受恶名却是真的。

 

    在当时国力衰微的情形下，仅盛殓孙中山遗体的美国造铜馆，价值就达1。5万两白银。造陵更是需要大量征地，据杨杏佛/孙科会同有关方面人员最初圈定的范围，陵墓占有山地包括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平地北至山脚，南至钟汤路，东西以距墓基中心左右各1。5华里之直线为界，估计约6500多亩，其中需占民地超过千亩，而实际上占民地超过了两千亩。这一强占民地的作法，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1925年9月，坐落于紫金山南麓的江宁县钟灵乡孝陵卫各村村长联合向江苏省省长呈文，列陈建造孙陵将迁其祖坟/占其祖产/夺其衣食来源等等罪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文曰：

 

    ……伏思民等先人既于洪杨乱时死于非命，而百年以后复将有移尸之惨。谁无父母，谁非人子，言念及此，心胆欲裂。……况中山生前事事以民义为依归，为埋一人之骨，用墟万人之坟，在天有灵，当亦弗取。至测量界线内之田地，为民等七村千数百口衣食之所需。生死以之，更义难听人圈买。（南京市档案馆文档）

 

    尽管这些百姓痛哭涌涕，嗟号悲天，结果仍是被当作一堆挡道的垃圾被扫入圈外，一根呈死蛇状的中山陵就此在紫金山麓横亘而出。中华民国政府的大厦就此向东向倾斜，直至倒入台湾孤岛。

 

    1928年，在孙中山去世三年之后的12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孙中山先生说政府是诸葛亮，国民是阿斗。政治诸公诚然都是诸葛亮，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期，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可是我们乡下人有句古话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尽管胡适如此说，但臭皮匠就是臭皮匠，即是三千个甚至三万个臭皮匠，也不会成为诸葛亮，至少在自家的土地被官府强占之时是这样的。君不见，发生于2010年春天的四川成都强拆自焚案，这个事件始作俑者──当时现场主要指挥者之一、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地说道：“唐福珍自焚是法盲的悲剧”，并表示，对唐福珍之死“不存在歉意”吗？

 

    从中山陵到成都拆迁，似是一脉相承。关于陵墓风水与附带的的故事大体如此。

 

 

（参见《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Google）

 

2010-4-13 2:3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