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中国的原理（第二卷）

 

 

（第二卷）分析

 

 

第四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世界历史的独特现象

二、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六、军阀救国论

七、割据播种论

八、军阀造国论

九、藩镇文明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其《在《历史研究插图本》第八部《英雄时代》的提要部分写道：

 

“我相信，各种文明之所以总是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都是由于本身的种种失误，而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因素。但是当一个社会给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从而濒于崩溃边缘时，通常就会遭到边界之外的蛮族的蹂躏，最终导致灭亡。

 

大一统国家边界的形成似乎是一个关键的事件，因为这断绝了满足于文明社会的和平交往，把他们拦在外边，直到他们毁灭性的入侵降临。

 

我将描述这种压力是如何形成的，我将显示，面对壁垒森严的文明，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因而他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与高级宗教不同，这种时代没有派批文明史的新篇章。

 

蛮族是一把大扫帚，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汤因比的上述分析本来不是针对中共集团的。因为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中共造反运动本来应该属于“内部无产者”而不是“外部无产者（即蛮族）”的。而且，汤因比本人还曾经期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积极的推动力。

 

我们看到：中共的造反是苏联这个蛮族集团由外部强行输入中国的，和满清、蒙古、鲜卑、匈奴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而且苏联及其牵涉呢罗斯国，本身就是以“蒙古帝国的继承人”身份大举攻占亚洲领地的。

 

因为中共和苏联的这一渊源，中共当然也具有了苏联移植的“蛮族身份”。中共也当“蛮”不让，经常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这一蛮族身份招摇过市、“支援世界革命”，从而还对其他国家造成了“蛮族入侵”的压力。

 

考虑到上述“国情”，我们依据汤因比的理论框架，特别作出“‘中共’之作为‘蛮族’”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

 

汤因比：“我相信，各种文明之所以总是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都是由于本身的种种失误，而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因素。但是当一个社会给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从而濒于崩溃边缘时，通常就会遭到边界之外的蛮族的蹂躏，最终导致灭亡。大一统国家边界的形成似乎是一个关键的事件，因为这断绝了蛮族与文明社会的和平交往，把他们拦在外边，直到他们毁灭性的入侵降临。”

 

谢选骏：中国在满清奴役下沦落到凄凉悲惨的地步，是由于明朝的黑暗和腐败，否则就凭满洲几十万人口的中国边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入住一个上亿人口的统一帝国的。尤其考虑到，满洲本来是作为明朝的一个管辖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建州女真”而存在的。

 

（二）

 

汤因比：“我将描述这种压力是如何形成的，我将显示，面对壁垒森严的文明，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因而他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谢选骏：满洲继承明朝统治中国以后，有效地管治了蒙古；但与此同时也俄罗斯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满清与俄罗斯的关系，实际上是明朝与蒙古关系的一个延伸：继承了“中国文明与境外蛮族”的关系模式。从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到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印证了俄罗斯“蛮族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从《瑷珲条约》到《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印证了“他们（蛮族）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三）

 

汤因比：“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与高级宗教不同，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

 

谢选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二十世纪的“蛮族”，驰骋在俄国和中国等“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这些破碎不仅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而更多是由于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内在瓦解造成的。俄国社会“享受”了“苏联”这个“短暂的英雄时代”大约七十年。但是马克思主义与高级宗教不同，“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中国社会“享受”了“长征”、“内战”，到了“中共”时代落入“历次政治运动”的疯狂痉挛，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

 

汤因比：“蛮族是一把大扫帚，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谢选骏：中共（蛮族）是一把大扫帚，毛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中共蛮族从历史舞台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他们把这叫做“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革命故事）和诗歌（大型史诗东方红、唱红歌）热情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得后人（新左派）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另外，毛还曾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句话常遭误读，因为毛指的“人民”其实是他自己。因此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军阀，只有军阀才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而在本书的论述中，军阀作为“文化史上的兀鹰”确实具有某种积极的功能。

 

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穹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定有生命正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

 

人类文化史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他们身披人皮，却行使着食尸者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而残忍的方法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准备沃壤……

 

可是在当代的史学研究领域中，却存在一个偏向：力求把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他的社会影响调和一致。进而，把他对当时社会的一时影响，与其长久的历史作用予以混同。结果对待“正面的”历史人物，只从正面去观察与探讨。我们就像看不见月亮的背面一样，对正面人物“不能望其项背”。对 “反面人物”，则连“正视”都是罪过，因而只应投以充满愤慨、藐视的“睥睨”。从眼科学上说，睥睨是一种“斜视”，它有碍获得正确的视象。对历史人物如此简单化的理念切割，是怯于直面真实？还是学术上的懵懂？

 

事实表明，经过这种“处理”，我们只能得到──脸谱化的历史形象、单调生硬的历史观念。我国社会久享盛誉、权威至今绵延不息的多种“官史”，就充满了这种千篇一律的记叙。平庸的工艺品（它既不合乎“科学的”、又够不上“艺术的”），目的似在应合既定的意识形态理论，佐证掌权阶层虚伪的道德完善。然而，这些理念化的历史景观，却背离历史本身的真实存在太远太远了。

 

另方面──披阅文化史，我们既看到文化的含苞待放，也看到它那“桃花乱落如红雨”的凄凉晚景。文化的“生成”与“毁灭”，各有其代表人物；因其特定的历史作用，或被目为“救主”，或被定作“灾星”。但对历史的有机透视却显示，这简单的“价值判断”，遮掩了“历史的力量”藉以体现的复杂形式，而揭示这些“形式”的丰富内涵，正是当代历史学的使命。

 

我们看到，在各色力量纷纷汇集的历史汪洋中，存在各种力量的具象形式。历史，是“人的活动”之总称。因此，历史人物，是这些形式的基本单元。其它的力量形式，如集团、斗争，文化等，都以这些基本的形式为基础。每位重要的（而非“正面的”）历史人物，都构成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

 

 

一、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

 

“一切权力归统帅部”──这句口号出自一次大战中被两线作战夹击得焦头烂额的德国。不过这种极端的动员所挖掘的潜力毕竟有限，只要美国一参战，德国统帅部立即投降，因为美国是现代世界的迦太基，而德国不过算个斯巴达，连马其顿（苏联）都算不上。到了二战，除了“一切权力归统帅部”之外，德国又加上了“消灭离心离德的犹太人”一个最后手段，可谓黔驴技穷，但还是不管用，因为德国面对的英法美俄同盟，综合国力少说也要比它大上五倍。这次德国只能捞到无条件投降，不仅再度割地赔款，　残余的国土还被四国瓜分占领了将近五十年。

 

“一切权力归统帅部”──对于各霸一方的分封建土的贵族时代也许是个好消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对科学和艺术蓬勃发展的国家主义时代却无疑是个坏消息，所谓“舔痔得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而对行王道即实行间接统治的天下国家、全球政府，它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噩耗。当前这个暴虐横行、理性丧失的白热化极端的战国时刻，是所谓“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不仅共产主义国家如此，连资本主义国家也奉行“政治正确主义”（Politically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一切权力归统帅部”的纲领，不仅是纳粹的，也是英美在战时奉行的极端措施。它是一切灾难的导火索，是拘留营、集中营、劳改营、屯垦地、难民营的设计师。英国据此逮捕亲德派，美国据此逮捕日裔公民，苏联据此流放少数民族；相形之下，只有战败的法国和软弱的中华民国比较人道一点。德国的“一切权力归统帅部”，到了俄国就变成了“一切权力归政治局”。当然，俄国人在统帅部和政治局之上加了一个“书记处”，即实现了军阀与神汉的结合。

 

参考一下罗马的历史也许不无教益：马略和苏拉在罗马城的拉锯战、前三头（公元前60年，由庞培［Pompey］、凯撒［Caesar］、克拉苏［Crassus］三人结成政治同盟，实行集体独裁，史称“前三头政治同盟”，实为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先声）、后三头（公元前43年，又出现屋大维［Octavius］、安东尼［Antonius］、雷必达［Lepidus］三人结成的“后三头政治同盟”。公元前30年，屋大维铲除其他二人而成为独裁者，至此独裁制政权建立，罗马共和国名存实亡）──形形色色的军阀先后登场。对外征服的战绩在他们的对内征服的暴行面前真是“相形见绌”，文化的薰陶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为了孵化阴谋诡计，文明的传统对于他们而言只是眩惑群众的戏剧时装。如果全球时代也有这样的军阀登场那就太令人厌恶了，为了避免支配历史的军阀们以整个地球作为他们纵横驰骋的战场，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克制他们的贪欲（他们甚至要霸占人类的灵魂，装神弄鬼地扮演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保护文化人不必成为他们的玩物，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宗教的自由，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否则即使连真理也难免沦为他们暴行的乔饰与战略的伪装……因为，在他们“肃清一切堕落的东西”、“挽回颓废的倾向”、“取消虚无的哲学”的说辞后面，其实意味着文化的末日，甚至文明的末日：因为一切文明的终结阶段都会发生堕落、颓废、虚无的现象。

 

正如庞培威胁他的老丈人苏拉时所说：“崇拜旭日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公元前80年代后期，马略和苏拉为争夺罗马最高权力展开的内战，这一局势诱使青年野心家庞培前来投靠，苏拉对庞培非常赏识，当他作为得力助手，苏拉夺得政权实行独裁后，庞培抛弃妻子和苏拉女儿结婚。婚后不久，庞培征服了非洲。非洲之役提高了庞培的威望，苏拉感到紧张，便命令庞培解散军队，但庞培拒绝接受命令，并率领大军进逼罗马，要求苏拉为他举行凯旋式。苏拉警告庞培不要违背法律，庞培却嘲讽苏拉说：“崇拜初升太阳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苏拉迫不得已，破例为庞培举行了非洲之战的凯旋式，并授予他“伟大”的称号。原来“伟大”这一称号如此廉价，即使军阀与恶霸也可以轻易获得！在“伟大的恶霸”看来，和平的居民岂不都沦为井底之蛙？要是没有了“伟大的恶霸”，繁荣的社会何异于古井的死水？要是没了“伟大的恶霸”，历史就真的成为不可想象的贫乏荒野。

 

伟大的恶霸：

 

1，他们的恶性就好像射猎行为，使生命的紧张在达到极端后反而得以缓解和转移。

 

2，鱼肉良民的做法在局部看来当然不好，但从全局看去却是无甚大害：“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

 

3，伟大的恶霸及其党徒对于社会气氛的毒化作用，反而对整个社会意识起了不可思议的净化作用，这虽然令人费解，却经常发生，大概是恶霸压制了恶人，正如惟有专制体制可以彻底消灭黑社会势力，因为专制体制就是最大的黑社会。

 

4，恶霸行为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刺激作用，并贡献出江山如此多娇的风流故事系列。

 

5，恶霸思想激发了变相的英雄行为、英雄业绩和英雄传说，如韩信，既是恶霸的受害者，也是恶霸思想的传人和行者，最后还为最大的恶霸刘邦的“统一中国”的革命伟业，贡献了力量。

 

白起（？─前257，秦国后期名将，又称公孙起）可谓是跛足帖木尔（Tamerlane，1336─1405年，帖木尔帝国创建人）的先行者。白起在赵国的长平活埋了四十万人赵国俘虏，从而用实际行动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投降是最为愚蠢的行为，降卒是不齿于人类的。白起的暴行使跛子帖木尔那几座用数万人头堆砌起来的胜利纪念碑，暗然失色、相形见绌。但为什么白起的恐怖名声反不及帖木尔显赫呢？因为白起不是自己的主人，只是秦王的工具，这与帖木尔独立军阀的身份相去远矣。此外，白起也没有渲染屠杀的残暴，他屠杀降卒的目的是由于安全考虑，而非出乎残忍的报复心理。如果说白起的暴行出于迫不得已，那帖木尔就完全是在施行一种恐怖战术了。他用这一恐怖教导了被征服的民众应该如何尊重并服从“新生的革命政权”：“用泥和砖把近两千名俘虏一个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活活地堆起来，砌成塔。”“我们的兵士堆了一座尸体山，用他们的头垒了几座人头塔。”帖木尔“不分男女老幼，从百岁老人到襁褓中的婴儿一律处死。”他还毁坏农村的灌溉系统，使得该地区永久变成了荒芫之地。“当他们来到赫尔曼德河岸，他们毁掉大坝，这一古建筑的遗迹没有留下来”。甚至今天到这儿的游人，也对帖木尔王朝的首领们如此完成成吉思汗所开创的事业，感到震惊。通过他们祖先的游牧主义和他们自己有系统的破坏手段，使自己成了“社会沙漠化”进程的代理人：帖木尔是一位有教养的突厥人，他酷爱诗歌，但却摧毁波斯文化；他是虔诚的穆斯林，却洗劫穆斯林世界各地的首府。因为对他来说，诗歌和信仰都是装潢，如何敉平自己的自卑感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孤立现象，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也看到相似的矛盾人格：诗人牌绞肉机。同样有意思的是，帖木尔终身敬畏成吉思汗家族，就像二十世纪那位发动文革的人终身敬畏斯大林。不同的是，帖木尔掳掠的对象虽是同教的人民，但并非治下的百姓而是异国的居民；而且他往往身先士卒地亲冒锋矢，而不是躲在后方和深宫里策划阴谋。这仿佛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结论：“好的天性获得好的信仰，好的习惯胜似好的智慧，好的本能驾御好的训练，领袖人物尤其如此。”

 

 

二、中国历史的兀鹰现象

 

在中国方面，我们选择董卓这个“破坏专家”，作为分析的实例，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董卓是典型的“文化史上的兀鹰”。

 

（二）董卓活动的东汉末年，是两个文化系统大交替的过渡时代。

 

（三）董卓本人身处这一交替程序的转折点。

 

（四）董卓虽然早已灰飞烟灭，但董卓式样的“文化史上的兀鹰”，其实刚刚统治过我们不久。我们并且因此而理解了董卓的巨大无比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史上的兀鹰”作为创造历史的积极动力的形式功能。

 

董卓式的暴行，是反社会、反文化的。董卓式的文化兀鹰，则是一群不懂得“虚无主义”理论的大虚无论者、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们凭藉身上的原始冲动，和基于这些冲动的强权意志；他们绝不信赖而仅仅是利用、玩弄、践踏并最终毁灭任何一种社会或文化的规范。这种充满破坏性的个人素质──恰好应合、体现了两个文化系统（如汉以前的本士文化和魏晋以后受佛教影响的混和文化；或是我们当代的清代以前的传统文明和民国以来的现代文明）──交替之际的 “文化荒原状态”。他们在实践上的含义，竟与魏晋玄学在理论上的结论相通！──都以否定的虚无的唯物论的态度，去应付那个“礼崩乐坏”、“斯文扫地”的文明间歇时期；两种文化苦苦厮斗的过渡时代（仿佛“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主义社会”）。

 

两汉文化的保存者──士族（仿佛清末民初的“地主资产阶级”）──藐视兀鹰们（仿佛清末民初的军阀、暴动集团、寻求生存的大面积武装盲流）的粗鄙。兀鹰们则以屠杀（现代术语管这叫“革命”、“改造”、“专政”）来回答这无言的敌对。董卓、曹操以及后来的刘裕、杨坚等平民出身的僭主、帝王，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早年奋发，中年精进，但晚年大都陷入某种妄想型的虐待狂，以“严酷”、“嗜杀”着称于世。我们当代的例子也并不罕见……这种貌似辉煌的“变态的人格”，是在他们的生存处境中发育成熟的。

 

他们生当两种文化的夹缝，旧的已经枯萎（“苍天已死”），新的尚未确立（“黄天当立”）。文化的荒原上仍有文化的因子游移着，但它缺乏内在的系统，各种因子无秩序地摩擦、撞击，发出野的、不合陈规的电火。从黄巾军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解放军的“不破不立”，其间是有明显的历史轨迹可寻的。

 

这就是“革命的电火”！在这电火中，既有“正”的因子，也有“负”的因子──它们相反相成，互相作用，促进旧系统的消解与新系统的疯长。

 

对文化内部的负因子（消极、颓废的）和对文化外部的逆向势力（兀鹰及其活动）的正视，有动于探查两种文化系统交替过程的内在机制，以及兀鹰在这个机制中的关键位置。

 

从董卓这个五脏俱全的“麻雀”，我们文化史研究的解剖刀开始揭示出，兀鹰们，是如何以他们贪残的本性和杂烂的食谱，“对旧文化清算，替新文化清道”。他们的野蛮行径和非文化精神，所造成的社会、文化的一片废墟，则为未来的文明生活和新文化的潮涌，准备了充满原始活力的沃野。他们恶劣的个人品质和抹煞不掉的历史作用，就这样奇特地交结。

 

（一）董卓的出身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临洮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军阀、政治家。按传统看法，他是祸乱汉室、毁灭两京（洛阳、长安）的动因。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将指出，董卓不是动因，只是历史力量的一个具象形式。在那个时代，他除了没有自命为伟大的导师以外，已经自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了。这可能仅仅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像现代人这样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

 

他出身行伍，是个“粗猛”而好斗的武夫。在战阵、军营中渡过自己风云变幻的一生。与自己的私人雇佣部队（“部曲”、“子弟兵”）有紧密的血肉关系。汉灵帝中平六年 （公元189年），东汉朝廷授他“少府”之职（相当于边区政府的职务？），他力辞不就，理由是他的部曲（“义从”）和少数民族雇佣兵（“秦胡兵”）不愿意他猝然离去。其实是他自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灵帝临终，诚惶诚恐的宦官们又假托圣旨──拜他为并州牧，意在收其兵权。他上书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蓄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陲。”（《后汉书>董卓传》）──拒绝遵命。

 

这些托辞后面有他自己的革命计划。但董卓与下层武人的情谊，确是根深叶茂。早在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他在中郎将张奂手下充任军司马之职，因军功得赐缣九千匹。他都分与属下“吏兵”，“无所留”。（见《董卓传》）

 

“吏兵”是正规官军而非私人部队，董卓此举，不是例行的 “分赃”，而是意欲建立“革命武装”的积极努力。

 

据记载，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深入到边境羌族区域的基层四处游历，与当地的地方领袖们（“诸豪帅”）交往很深。后来豪帅们回访他，他宰杀自己仅有的耕牛宴请他们，这使惯受汉官欺压、歧视的土著首领们十分感动，回去后搜求“杂畜千余头”送给董卓，董卓由此以“健侠”知名。

 

董卓死后，长安的和平居民欢欣鼓舞。但他部将李 （催左鹤左）、郭泛却以替他复仇广为号召，迅速纠集起边区部队的残部，攻陷长安、屠杀百官。董卓在社会上不得人心，但在子弟兵中的心目中具有深入人心的感召力。正所谓伟大的统帅。子弟兵，这是董卓力量的基础，是其情感的归宿。

 

（二）董卓的性格

 

作为终生从军的军事领袖，他最显着的性格特征是“粗猛”。这意味着粗犷、勇猛、鲁莽。这些特点，是东汉末年西北地区日益频繁的民族冲突的产物，行政地括今甘肃、青海一带的“凉州”，是汉化人群与羌族、氐族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族斗争比较残酷。在这种边区背景下成长的董卓及共都队，勇猛与粗鄙集于一身。

 

这种性格的恶性发展，会变成任性、残暴、喜怒无常。这在他率兵进入首都洛阳、执掌朝政以后，得到充分表现的空前机会。

 

侍御史扰龙宗向他汇报工作，忘了解除佩剑，被他大怒之下立遭“挝杀”。又一次，董卓找袁绍商谈废立皇帝的问题，谋求他的支持，袁绍刚刚谈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董卓就破口大骂，并扬言要杀死他。这种态度是在自己的私人部队中养成的，但运用到上层的政治生活中，则很容易导致流血冲突和不断的政治清洗。恼羞成怒的袁绍仗剑出门而去，逃到关东地区，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军的首领。对待属下和不同政见者如此，对待亲信他也几乎同样。著名猛将吕布，与董卓“结为父子”，又担任他的侍卫长。但董卓竟为了一件小事，拨出短戟投向吕布，要不是吕布及时躲闪，早已死于非命。粗猛的董卓，此事过后照旧信用吕布，但吕布却不能忘怀。他日益仇视董卓，终于加入反董密谋，布下伏兵，亲手杀死他的 “义父”。

 

董卓惯于虚声恫吓，以无礼的态度胁迫别人服从自卫。他仰慕蔡岂，荐他做官，蔡岂不愿受他恩惠，“称疾不就”。董卓竟以“我能族（灭族）人”相威胁，把一次任命变成了一个”征服”。

 

凡此，表明董卓是以军事领袖的暴戾习性去从事复杂的政治活动，其招致士族的反感与不合作，势在必然。所以政治冲突与政治运动绵延不断。

 

 

（三）董卓的使命

 

董卓其人及其武装，是统治集团对外战争中的得力工具。桓帝永康元年，他追随张奂残酷镇压了汉阳地区的羌族暴动军，受到奖励和晋升。灵帝中平二年，他被命为中郎将，与先零羌作战。结果势孤被围，“粮食乏绝”。这时，他施用巧计，在河中建起堤堰，伪装捕鱼济食，而使所属部队从堰下偷渡突围。等敌军赶到，他已远去。派去围剿起义的各部官军，唯独他的部队侥幸逃走，因此“军功”被封为“邰乡侯”。

 

这支在边疆上锤炼出来的虎狼之师，镇压本族农民起义却并不得力。中平元年，他替代卢植统帅东汉政府军，在下曲阳城与张角革命部队会战，结果“军败抵罪”，罢免官职。习于边疆战争的子弟兵们，面对为生存而战的武装盲流，只有溃退。

 

这支对外的利剑，人数不多。灵帝死后，董卓奉何进之召，带到洛阳发动政变、进行军事管制的部队，仅有三千。为了掩盖这一人数上的劣势，他命令部队每天半夜偷偷由城，黎明时分大张旗鼓地返回驻地，给人以生力军源源而来的假象，以蒙骗舆论、恐吓政敌。

 

但这是一支凶残 “劲旅”。尚书郑泰曾比较函谷关以西亲董卓的和关东反董卓两支军队说：“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者无若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指董卓）拥之以为爪牙，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风以扫枯叶。”这清楚表现了当时人们对陕甘宁边区子弟兵的畏惧心理。

 

这支边疆的利剑，一旦指向经济文化的中心──洛阳地区──马上化为一把砍人头如切西瓜的革命屠刀。

 

董卓刚把“并凉之人”和“羌胡义从”们引到洛阳时，那里还是一片太平景象。当时洛中地区“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董卓传》）董卓手下的兵士闯进这些贵族之家，“淫略妇女，剖虏资物”，传统上认为是董卓的无端放纵所致之故；实际上，这种“犒劳”对子弟兵有慰问以稳定军心的作用，对董卓并无长远利益，只会损害他的政治地位。这些子弟兵，在边区战争和镇压盲流暴动，已养成抢劫的习性，不满足他们的职业贪欲，就很难指挥。再加上他们家在西北边唾，与“关东”地区很少血肉联系，本无根基，杀掠起来更肆无忌惮。

 

董卓，这个子弟兵的伟大统帅，既出身于雇佣兵，也就身染雇佣兵的各种恶习。他和部下本为统治阶级的“牧羊犬”，但现已变成疯狂无主的虎狼 董卓派出部队到阳城镇压暴动，正值当地和平居民举行庙会。结果，这些 “武士”竟将与会的男性全体斩首，女性全部掳走，高唱战歌，宣布“攻贼大获”，返回京城。董卓对此并不追究，还把那些不幸的妇女，送给雇佣兵们充当军用品。

 

雇佣兵集团，这是暴行的机器。董卓，是其出头露面的人物。

 

董卓杀死何太后并与灵帝合葬时，趁机打开了灵帝的坟墓，下令取出殉葬珍宝。他“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这在当时都属“罪在不赦”，但他却大胆妄为，不惜留下恶名，招致报复。这真是军人本性的大发作。

 

董卓的使命，是化虚伪的玉帛为真实的干戈，变政治的阴谋为军事的清洗，他毁灭了东汉帝都洛阳她区，他的余部又进而毁灭了西汉故都长安地区，使这两个经济文化的中心，变为连成一片瓦砾场，点缀这荒原的，是些军营和战场。和平的居民，不是被迫从军，就是横遭屠戮──尽都卷入战乱的狂澜。

 

建安时代北部中国赤地千里、白骨累累的惨象，已经显露端倪。

 

 

（四）董卓的“机运”

 

现在，可以静思一下，董卓这柄对外的利剑化为对内的屠刀，原因何在。传统的看法认为，这是何太后的异母兄何进的愚蠢所致。何进想杀尽宦官，一举解决东汉历史上宦官与外戚的传统冲突。但何太后不批准这极端措施。何进的对策是，示意各地方将领声言以军队入京，扫除宦党，以此压服太后。董卓即为奉召人之一。何进的计划，直接促发悲剧的上演。

 

这值得深思。

 

何进身为大将军，麾下谋士济济，又有精通谋略的袁绍、袁术兄弟辅佐他──为什么未能阻止他一错（策划大屠杀）再错（召董卓）？曹操、陈琳、郑泰、卢植，以及一切有识之士，都知道汉室的天下将乱，但无一人能够阻滞这一进程。事实上，除了召引外兵，何进早已无能为力。朝中大臣，如皇甫嵩、盖勋，虽也反对宦党，却不愿卷入公开的斗争。

 

大臣们都曾熟读历史，自从汉和帝以来，历安帝、顺帝、桓帝，灵帝王朝，每一次外戚与宦官的斗争，都以外戚的失败、灭族而告终。最近的一幕，是窦武的覆灭。他出身名门世家，又是窦太后之父，只想杀掉一批宦官，以清理腐败的朝政。结果反被宦官所灭，窦太后也遭幽禁。

 

出身屠户无产阶级的何进，只有策划屠杀的欲望，却无决断与实力，他与妹妹何太后彼此之间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还想杀尽同为无产阶级出身的宦官──难矣哉！

 

腐败的东汉朝廷，人人自危。宁可苟安，也不愿从根本上予以变革。大家心里明白，梁木已经朽烂到家，加速解决，意味着加速覆灭。小事修补、苟延残喘，才是唯一的生路。

 

但何进却一意孤行，决计杀尽宦官。仿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他自觉生命已经受到宦官的威胁。但无孔不入的宦官势力一如既往地棋先一着，他们策动阴谋，杀死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兄弟则于危难之中聚集军队，尽杀二千余名宦官为他复仇。就这样，中央政府的分裂，使地方军阀得隙以入。董卓的机运并非来自何进，而是“天赐”的。

 

 

（五）悲剧的由来

 

董卓这群兀鹰飞入文明社会的心脏地带，揭开汉末悲剧的序幕。

 

政治素养包括权能与道德两个方面。治国者若缺乏前者则为昏君，缺乏后者则为暴君。董卓握有权能但道德不济，他来主宰政治舞台，后果充满灾难性。他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机器，但仍汲汲于争取“正名”，力求正式登上统治的宝座。这个基本的动机，左右着他入洛以后的政治行为。

 

河南尹朱俊，与皇甫嵩齐名，声望不在董卓之下。有一天，他向董卓谈起军事形势，听到意见不合处，董卓竟说，“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出言狂放而不逊。京兆尹盖勋当时在场，立即责备董卓拒听不同意见，并巧妙地以殷代贤王武丁来对比。这种文雅的批评方式，部分满足了董卓的虚荣心，他当下认错、赔礼。这也表明汉室权威彻底没落，大臣竟能与贤王等量齐观。这个来自“蛮荒”地域的粗鄙武人，闯入了奢华而萎糜的大都市，其直接后果，使他在得意之余，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有时极为老谋深算，有时简直像个顽童──使他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与不协调。他完全受形势的摆布，政策忽左忽右，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其性格中任性与感情用事的因素，更加剧了这一倾向。

 

这种处境，使这个随机而动的武夫，变得愈加心无定见。他徒有野心，却对政治艺术一窍不通。他没有理想，也不理解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只知弱肉强食的军阀逻辑，但行动起来则欺软怕硬。顺利时趾高气扬、欢娱之情溢于言表，当遇到坚强的敌手，则会刹那间成为一个懦夫，以逃避和妥协来渡过危机。

 

初到洛阳，他颇思有所为。立足未稳，就废去少帝刘辩，拥立献帝刘协。过后，又毒死少帝的母亲何太后，派人发掘何苗的坟墓，拖出尸体予以肢解，并杀何苗的母亲舞阳君。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在反宦官的斗争中态度暧昧，招致何进的败亡。

 

对别人的异议，他这时还能听进一些，并予采纳。他平反党狱，恢复党人的名誉，立祠追悼，并重新起用他们的后代。在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的劝说下，他决心“矫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

 

他不像以前的外戚、宦官那样专任自己的亲信，安插自己的党羽，相反，“（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传》）为了讨好公卿士大夫阶层，他还下令公卿吠下的贵族子弟得方皇室侍从（“郎”），以取代人人痛恨的宦官。两汉四百年的宦官制度，就此终结。（《通鉴纪事本末·宦官亡汉》）清代史学家王夫之就此发表评论说，名士蔡邕之所以归附董卓，接受官职，并非畏惧董卓的胁迫，而在于“以卓能矫宦官之恶，而庶几于知已也。”（王夫之：《读通鉴论·汉灵帝》）这表面董卓对宦官的不满，是真切的。否则，曾在“江海亡命十二年”的蔡邕怎会轻易就范，并在董卓死后还为之痛惜？

 

董卓与袁绍谈到汉末宦官擅权时曾慨然曰：“每念灵帝，令人愤毒。”灵帝与宦官势力，是相为表里的政治连体，彼此不能离异。验之董卓的行迹，表明他一贯疏远宦官，宦官也意欲抑制他。他曾两度婉拒灵帝的调度，宦官则欲削其兵权。董卓取消宦官政治，可谓发自真情。

 

但极端复杂的社会政治形势，不是他简单的意志所能控御的。受他荐举、委任的地方官吏，往往一到任所，就加入了关东联盟，而近在身旁的中央官员，也或明或暗地反对他。他曾笼络、软化过袁绍、袁术、曹操等反对派领袖，但毫无效果。（见《通鉴纪事本末·宦官亡汉》）董卓不能取得士族的谅解。他的笼络政策终于适得其反。

 

他受到那些瞧不起他、根本不会与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军事领袖真心合作的地主资产阶级名门世家的愚弄。他不是官场上周旋应对的能手，可是他又野心勃勃、不甘寂寞。于是他便以刀兵相向、大打出手。伍琼与周毖，只因谏阻他迁都，柄就被杀死。因为这二人曾劝他多多起用“天下名士”，结果“诸君到官，举兵相图”──受到愚弄的董卓，除了杀人泄愤外，简直一筹莫展。

 

董卓积极清理东汉社会政治烂摊子的努力，结果促其糜烂越甚。据《通鉴纪事本末》记载，他曾派遣司隶校尉刘嚣负责调查官员和平民中犯有“为子不幸、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等（违背两汉传统道德的）过失的人员，予以严惩：判处死刑后财产没收充公。这种严刑酷法，未能重振江河日下的社会风气，反使诬告之风到处蔓延，造成“冤死者以千数”的悲惨局面。诬告者并不能从诬告行为里直接受益，但仍乐此不疲──这表明，汉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已达惊人的地步。意欲 “力挽狂澜”者，只能被（社会、文化、道德总崩溃的）狂澜吞灭。

 

陌生而敌对的环境、被动而微妙的局面，使他趋于疯狂。雇佣兵的习性，混杂着受了欺骗的心情，外化为企图掩饰无能为力的野蛮暴行。面对日渐壮大的反对派联盟，他缺乏政治策略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反以流寇式的战略离弃洛阳，一把冲天大火，把整座城市化为灰烬。在这残暴后面，隐藏着怯懦。

 

长沙太守孙坚起兵讨卓，击败董卓部将胡轸、吕布的军队。这时，身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的董卓，竟派遣大将李（左催左鹤），以和亲、给孙坚的亲戚以高级地方官职等条件，向孙坚求和，结果仍然遭到孙坚的严词拒绝。孙继续进军，直抵洛阳。董卓在帝陵区被孙坚击溃，退守陕西，孙坚进入洛阳。他只能拿孙坚的战俘来泄愤：用布匹层层缠裹，用猪油浸透，然后纵火焚烧……董卓的“铁石心肠”是其怯懦的另一面相。

 

他除了挥舞屠刀乱砍一气之外，似乎已经束手无策。

 

这颗擅长斗勇于边塞、疆场等比较单纯的军事斗争环境的粗猛心灵，只适于过一种军营式的生活，却不能胜任文明大都市里关系复杂、形式文明、性质却同样残酷的政治斗争。尚书郑泰曾当面比较董卓与他的对手袁绍等人的各自特点，说明“临锋决敌”，董卓占有上风；但袁绍等人却是“公卿子弟，生处京师”──言下之意，说董卓在京师领域的上层争夺中，显然据于不利地位。

 

洛阳这个“文明大都会”奢侈、豪华、放纵的生活，是董卓和他的部队闻所未闻但又梦寐以求的。现在，攫取它的机会魔术般地落入了他们的掌中，其结果是迅速地腐化，滥用暴力以填充无底的欲壑。

 

逃到（“迁都”）长安前后，他的政治行为与入洛初期早已判若二人。个人的欲望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但政策上更加自相矛盾。他暗示朝廷拜他为权势无上的“太师”，在入城仪式上，命令“百官迎路拜揖”，并公然制作了一辆豪华无比、“服饰近于天子”的“竿摩车”，从而宣示了自己的意向，追逐更高的权力。但与这种野心毫不相称的是，他又在长安城外造了一座名为“（右嵋右邯）坞”的城堡。围墙高、厚各有七丈，所存食粮足够守城士兵食用三十年！

 

董卓自己说出了他的打算：“事成，雄据天下；不成，足以毕老。” 这种私欲至上、首鼠两端的心态，当然建成不了“王业之基”。这时他一反初期尽量不任用私门的政治策略──不仅排斥异己，大量起用亲信，还以弟弟董（上日下文）为左将军、封鄂侯；侄儿董璜也得到侍中、中军校尉等军事要职。显然，前期笼络反对派而自食苦果的教训，使董卓走向另一极端。

 

他的兴衰，是历史力量综合作用的千变万化所致。表面意志坚强，实则随波逐流的董卓，终于成为这一作用的傀儡。

 

 

（六）“形式”的成色

 

把董卓看作一个历史形式，则发现他的成色绝非纯一。他所面临的挑战也有前期与后期之分。综观董氏的社会活动，以入洛掌握中央政权为契机，分为前期、后期。

 

前期活动的客观作用，是维护东汉王朝的旧秩序，或为防御边患，或为追剿起义的暴民。后期活动的客观作用，则是破坏东汉王朝的残存秩序，为大变乱撕掉最后一点点序幕。两种作用并行一身，但并不矛盾。它是东汉社会急剧解体的一个缩影。

 

他应付前一挑战曾相对成功，为他进入后一挑战的角色铺平了道路。当面对巨大权力的诱惑，他的初衷何尝不想“取而代之”，但他的道德和才智均不足与此。最后， “面虎不成反类犬”──只做了一个社会大屠夫。

 

在后期董卓达个历史形式上，混和着三个层次的构成：

 

1、边塞雇佣兵式的个人品质；

 

2、企图在乱世混水摸鱼的称帝野心；

 

3、破坏性的历史作用。

 

三个层次互相渗透但并不等同。其个人品质和称帝野心，是其大规模破坏活动的直接动力，而两者都是当时东汉社会的产物。东汉的政治和社会风气，则是董卓这柄屠刀得以脱颖而出的 “社会刀鞘”。由于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这个“刀鞘”已经败坏、溃烂到这种地步，以至盛不住这柄自己制造出来、本当严加约束的“利剑”──对外的利剑化为对内的屠刀。

 

这位雇佣兵大首领的后期活动，充满了直观意义上的破坏性。他造成的社会罪恶有两个层次：

 

一是背弃了封建伦常。如兴废立、害死太后与幼帝、妄杀百官。他带剑上殿、对皇帝不恭，“奸乱公主、妻略官人”，发掘帝陵、盗窃宝物，都属不赦之罪。

 

二是背弃了各个时代文明社会的共同道德准则。如虐杀无辜的和平居民；公报私仇、纵欲无度；烧毁两百年经济文化的中心，使大量文物典籍归于消灭，等等。他导演了这场悲剧，结果自己也身受其害──成为悲剧的主角。

 

在历史上，不论谁犯不了这些罪行，都会遭到正义人士的一致唾弃与鄙视。但我们看到，董卓之死并未终止这些暴行，反而使其变本加厉。他的残部，继他毁灭东京洛阳的暴行，又毁灭了西京长安。这些狂徒消灭之后，战祸反而更深。在军阀割据和三国鼎立的全过程中，董卓式的暴行比比皆是。视野再拓宽一些，南北朝时代遍及中国每一角落的大混战，则使董卓的暴虐成为“小巫”。每一次的社会解体，都会产生一批大大小小的“董卓”。这提示我们，董卓式的暴行并非单纯的个人残暴或集团罪行所致，而是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它的背后，存在某种“历史的力量”。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让我们看看上演悲剧的“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一）新的文化潮

 

驱使董卓式的集体暴行蔓延、升级的动力，是一元化的封闭社会趋于周期性的解体运动时，迸发出来的巨大崩溃力，它充满不分青红皂白的盲动性。支配解体运动的精神，不是理性的清醒认识，而是非理性的狂热冲动。是一种长期横遭压抑的普遍情绪，通过集体暴行的极端形式，而获得宣泄、释放的“净化运动”。如要追根溯源，则在文化破坏高潮之前许久许久，解体的暗流早已泊动了。

 

两汉经学的日趋僵化和外戚、宦官的你杀我夺──是东汉社会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两个痼疾。它们最后并发为 “党锢之祸”──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陷东汉社会于溃烂、麻痹的状态。这时，董卓出来，操快刀而斩乱麻，使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又使传统的学术、遣德、思维方式，遭受“釜底抽薪”的厄运──社会、文化趋于大萧条。

 

两汉经学奠定于西汉中期。作为两汉上层建筑的支点，发挥过巨大的社会功能。但到东汉中期它已成为禁锢思想、扼杀创造的教条。两汉经学有“今文”、“古文”之争，情形复杂。大体说，今文主合时，古文主复古。古文学派学术上严谨，今文经学政治上得势。王莽代汉，曾大力推崇古文经学，以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除此而外，古文经学一直在野，在朝的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混成相生，构成两汉官学的灵魂。

 

东汉晚期，今文经学趋于没落，以郑玄和马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勃兴。对此现象，传统看法多以为今文经文的章句过于穿凿烦杂，而古文训诂取而代之，只是学术的进步。如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墨守家法、不求改善，旧注被质量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全合理的。…… 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推倒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不受家法束缚的魏晋古文经注又推倒汉魏有家法的经注。……魏晋注经家的成就超过汉经师。他们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不受家法束缚。”（《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7──228页）

 

但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魏晋新注取代汉魏旧注，其基本含义不是单纯的学术进步，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发生巨大逆转的学术表现。所以，经学在学术上的 “进步过程”，是与它作为官方哲学的崩坏过程，同步运行的。思想，一旦成为掌权阶层维护世俗利益的工具，其本身则必定停滞、僵硬、退化。要想重获活力、向前发展，必须首先脱离御用的束缚。经学的变革，即指向于此，是魏晋社会变革和文化间歇与再生的前奏。

 

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并非纯正的、复古的经学所获得的胜利：“质量较高”的新注取代旧注，亦非“完全合理”的简单进步；而是经学（今文和古文的总体）本身作为意识形态的支点，逐步瓦解的标志。因此，“质量较高”的新注与反经学的魏晋玄学一同出现，玄学家的先驱人物（如何晏、王弼）身兼新时代的经注家，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与此同步的是，玄学虽然风行，却失去了正统官学的御用位置。

 

从“桓灵时代”的东汉晚期（146年始）到魏晋年间 （311年终于五胡乱华），中国古典文化酝酿着二个根本性的转变。而董卓这个无产阶级暴君，则居于这一转变的中心位置。历史表明：从一种文化模式过渡到另一文化模式，常有“间歇现象”发生，它的特点是反对传统文化。不是有选择的“批判”，而是无选择的“排斥”──以此矫枉过正来攻破顽固而无生气的传统意识，其结果是，悲剧式的“玉石俱焚”。

 

公元144年，汉顺帝死。

 

146年，年仅十五岁的汉桓帝即位。此君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兼暴君，“党锢之祸”的发动者。但在文化模式的演变史上，暴君往往有开风气之先的气象。他派出亲信宦官到苦县祭祀老子，同时在官中设立黄老浮屠祠，这种动向对“独尊儒术”的两汉社会，意味着巨大解体的开始。终结与开始，破坏与创造，作为解体过程中的双向运动，就这样交融一处。

 

汉桓帝此举并非偶然、孤立的心血来潮。

 

早在汉顺帝（125年──144年）时代，第一部道教著作《太平青领书》一七0卷就已问世并传播。它开道教文化的先河，并为黄巾起义提供了思想凝聚力；对魏晋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影响，可说至深至远。

 

一个新的文明开始启动了。

 

公元178年，桓帝的继承者汉灵帝又创立“鸿都门学”。这是一个新型的太学。它提倡小说、辞赋、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活动。因与专讲经学教义的传统太学色彩迥异，受到正统太学生的歧视。而它的设立，又与当时激烈、残酷的党争搅在一起，被认为是宦官所立以对抗传统太学生议政的工具。因而在传统史家的心目中不被重视。但其实呢，其意义远为深刻：两汉的经学文化已病入膏肓，而推重艺术与性灵之真的洪波已经涌起──它要挣脱重义理而抑人性的经学教义！正是在此文化心理的渴求下，久已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才突然影响剧增，并透入中国民族的心。

 

“鸿都门学”对此后的科举制度不乏影响，如唐代的科举，正像它一样主考文学、艺术，“明经”之类的经学考试，等次反而低下。这种一致性不是巧合──而是新的文化思潮的制度化（最终形成所谓文化模式）表现。一个新的文化风潮，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二）文化与政争的纠葛

 

但旧的文化势力依然强大。桓灵之际，官方的“太学” 已有学生三万余人。他们是些半失业的文化人，狭隘的传统经学教育，使他们除了经学的专业而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有些类似清末的科举人士、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等等。他们无法通过拓展新的文化领域，去发挥自己的精力。而类似的拓展，也会加剧当时社会文化的不平衡状况，以致预先就受到政治当局的严厉防范。吏治的败坏、宦官的侵吞，又使他们再不能凭借自己仅有的“专长”，去博得梦寐以求的功名。唯一的出路被杜绝了。他们的绝望、激愤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普遍的情绪，只能通过抨击时政来予以舒泄求取心理的平衡。

 

这种抨击未能促使政治廉洁，反倒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这样，文化的危机与政治的危机极为复杂地融汇一体──迸发为全面的社会危机，史称“党锢之祸”。

 

研究这一复杂多层次的交叉运动，是揭开汉魏晋文化运动内在动力的关键。但由于它固有的矛盾性，极易受到忽视。这一矛盾性表现在：旧文化的代表（如名士、太学生们）恰恰是些政治上失意而个人品德、操守还站得住脚的人们。他们容易受到当时舆论和后来历史家们的同情。因此，我国传统史家就把旧文化的存在与政治上的清白、道德上的正直，联系起来。

 

新文化由于注重个人的情感、存在的价值，推崇人生的快乐和艺术的情趣，反被目为脱离了正统的道德规范。再加上“鸿都门学”曾经受到宦官势力的利用，难免受到道义上的怀疑。新兴的道教文化，因与失败的盲流革命和经学秩序的崩解直接有关──故被正统思想视为“妖妄之言”（类似于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气功等特异功能理论的评价）；类似的偏见流行于东汉末年，直到魏晋以后才渐渐淡化。但那时，新文明取代旧文明，已成定局。

 

这种时代的矛盾性格，鲜明体现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上。

 

昭明太子《文选》中所载的《古诗十九首》，是桓灵之世（东汉晚期）产生的“新文学”，它既有成熟的形式 （五言古体），又有新的精神鼎沸、飘逸着：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青青陵上柏》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上东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传来兹。

（《生年不满百》）

 

这些词句突破了两汉经学和辞赋文学中道德伪装的僵硬外壳，流露了一种生处没落的时代却执意要寻求青春、快乐的矛盾情绪。它不仅从形式上，且从人文主义，现世主义的意向上，深刻影响了建安文学、南朝文学、甚至唐代文学。它是文化新潮在艺术上的最初涛声。

 

从传统的道德或抽象的理念出发，却很难说它是健康向上的。因而，传统的文学评论家们，一方面肯定了这几首“古诗”在诗歌形式上的里程碑地位，另方面却认为它的内容不足称道──从而变相抹煞了它在文化风潮大转折中的晴雨表价值。

 

以静态的旧道德规范为准绳，去衡量、评判动态的新文化实践，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新文化必不合于旧道德。它是从旧道德的泥板中破土而出的新株，怎能墨守陈规：它清新、馥郁，朴素、艳丽，有时生机勃勃，有时虚无消沉……不论如何表现，它的内在机制都立足于旧文明的深层反省。它针对旧文化的内在弊病而发，尽管不会十全十美、投诸一切时代而灵验，但在它兴起的当时，却充满力欲摆脱单调程序的活力。

 

汉末文化发展中的这一矛盾纠葛，用和平方式难以解决。最终，它激化为，“党锢之祸”的残酷形式。无产阶级宦官势力缺乏传统毫，无文化修养之可言。他们政治上贪赃枉法，进一步毒化了本已混浊不堪的东汉晚期社会气氛；文化上不学无术，既打击传统文化，又创造不出新文化以资替代。但他们兴起的“党锢之祸”，却在客观上摧毁了旧的文化堡垒──太学，消灭了大批旧文化的骨鲠信徒。无产阶级宦官势力，是秦汉文化系统和南北朝、隋唐文化系统之间的“文化间歇时期”的最初代表；堪称盲流革命的宫廷内应！同时，也是董卓式的大大小小的无产阶级军阀在反文化行为方面的先行者。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宦官势力，无产阶级盲流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军阀僭主，在反文化行为方面，已经达成历史性的一致。这一不约而同的同盟关系，基于摧毁以名士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正直的古老统治，于是已经实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悲剧。《通鉴纪事本末》专列《宦官亡汉》一章，确有道理。因为宦官乃是世界上最为彻底的无产阶级。

 

但党锢并不持久。一八四年，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被迫大赦道德正直的 “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党人。在镇压“太平道”的过程中，士人出力远比宦官为多（因为宦官本来与起义军同属无产阶级出身），地位因之直线上升。二者的矛盾重新表面化。何进企图借助士族的武力，一举歼灭宦官，以确保外戚的执政权。但他却错误地引进像董卓这样的无产阶级出身的军阀，而没有重用像袁绍袁术兄弟这样士族出身的军阀。

 

在斗争中，外戚虽然失败，但士人重登舞台。不过，太学里高谈阔论的文士，让位给军营中运筹帷幄的谋士。同步，文化间歇期正式开始，无产阶级宦官让位给无产阶级军阀──董卓之辈跃入历史前台。

 

 

（三）政治与文化权威的低落

 

董卓登上历史舞台的东汉晚期，政治权威日益低落，最后荡然无存。汉室自和帝开始，接连五代、一百余年都是幼主临朝：

 

1、汉和帝，十岁继位（88年），二十七岁死（105年）；

 

2、汉安帝，十三岁继位（107年），三十一岁（125年）；

 

3、汉顺帝，十一岁继位（125年），三十岁死（144年）；

 

4、汉桓帝，十五岁继位（146年），三十六岁死（167年）；

 

5、汉灵帝，十二岁继位（167年），三十四岁死（189年）。

 

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央政府长期稳定地贯彻自己的政策。幼主临朝，使太后听政成为定制，皇帝的母舅家族 （“外戚”）起而掌权，以辅助幼主。但数年之后，幼主长大，必与外戚集团发生流血冲突，每一代皇帝的亲政，都以外戚家族的覆灭为代价。和帝的外戚窦宪家族，安帝的外戚邓骘家族，桓帝的外戚梁冀家族，灵帝的外戚窦武家族，以及最后一个外戚──何进家族，无一幸免。这种残酷而无结果的循环政争，既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又加速了斗争双方政治权威的共同破产。

 

皇帝反对外戚的跋扈，所倚者不是外廷那些士族出身的官吏集团，而是在深宫之中从小陪伴“寡人”一起长大的宦官。这就使宦官的权力稳步增长，最后几乎达到独占政权的程度。宦官是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出身卑贱，但接近权力中心，习于权术，同时缺乏教养，因而不具备抗拒权力腐蚀的必要操守，更不具备行政能力和军事才能。用他们来治国，犹如用毫无训练的野狗去牧羊。后果是，从根本上搅乱了社会政治的秩序，使传统的道德、文化在礼崩乐坏中威信扫地。

 

掌权阶层内部的疯狂争斗，使皇帝、外戚、宦官的政治权威一概破产。

 

随着宦官的独占政权，他们与士人及下层士族官僚的冲突趋于白热化。后者认为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要求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复古）。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桓帝与灵帝先后发起的两次“党狱”，诛杀名士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上千人。复古的理想，被血腥的现实击得粉碎。这场浩劫，使名士和清官的社会威信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他们实际的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降至新的低点。

 

这样，东汉社会已失落掉足以维护社会均衡的权威力量。心理的信念破产了，发言的将是赤裸裸的武力。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权威 一同倒在尘埃之中。

 

原先，皇帝与外戚、宦官与外戚间的斗争，还只是政治上的争夺。待到“党锢之祸”爆发，形势全变：宫廷政变和政治斗争，巳扩展为社会动荡和文化破产。宦官对士人的追击，实际上是无文化的社会暴发户，对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者，所进行的一场有意无意的反抗、报复。其结果，是直接打击了传统文化本身。道德、学术、文明，成了不受尊敬的东西。它只会给人“惹祸”，带不来任何世俗利益。这就降低了它在社会公众生活中活的功能。

 

统治阶级不论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完全破产了。

 

与此同时，在这双重破产造成的宦官势力横行不法、为所欲为的压榨下，底层民众的经济处境日益恶化、生活朝不保夕。当掌权阶级已无法维持其传统的统治秩序时，人民就被迫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对政治军事的艺术一窍不通，只会搜括民财的宦官和他们控制的中央政府，已衰腐无力了。于是，地方豪强起而围剿起义者。在残酷的斗争中，残余的政治权威、道德权威、文化权威全然毁灭──武力至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阀时代，悄然降临。

 

 

（四）无产阶级军阀成长的足迹

 

据《后汉书》载，董卓入洛阳后，曾废除两汉通用的“五铢钱”，“更铸小钱”。为此他销熔了秦始皇所铸的 “十二金（铜）人”。当时人相传，始皇嬴政的铜人是在临洮见到 “长人”（即巨人）的异象后，出于“厌之”（镇邪）的考虑而铸造的。毁掉铜人的董卓，恰恰是临洮人。达里似乎有某种象征意味。《后汉书》作者范晔就此评论说，“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焉。”

 

其实，嬴政与董卓的“凶暴”只有表象的相似，性质则根本不同。嬴政建设了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他的破坏、屠杀基本上是针对外国人的，所以他的统治称为“暴政”。董卓则无雄图远略，他的破坏与屠杀只是失败的逃遁，已经无 “政”可言。他的作为显示出，他已经沦为一个屠夫。屠夫出身的何进只想杀绝宦官，而无产阶级军人出身的董卓却无所不杀，无所不破坏。 他就只差像毛泽东那样提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阶级斗争理论来。

 

秦始皇是个牢牢控制军队的帝王，董卓则是个被雇佣兵左右摆布的军阀。秦始皇是“战国”的结束者，董卓却是“四百年野蛮化”（192──589年）的开创者。是横行其间的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军阀们的“大祖师”。

 

皇甫嵩、袁绍、董卓、曹操、司马昭──代表了汉魏之间军阀性格发屉的五个典型阶段。

 

1，士族出身的皇甫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接连发动数次大战，一手消灭了黄巾军的主力，因此握有绝大的兵权，在士族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信都令阎忠劝他趁早推倒东汉的腐朽统治，取而代之。他在内心同情这种想法，但以为时机尚未成熟，自己又是“庸才”，不能堪此天命，故作罢。 （《后汉书·皇甫嵩传》）

 

2，袁绍出身名门世家，“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他参与何进的阴谋，又结成反对董卓的关东军事联盟，名为勤王，实有静观世变、谋图割据不臣的野心。

 

3，董卓的战功不及皇甫嵩，但野心远远过之。他意已萌生了代汉自立的企图，并着手进行，但终因谋略、品德皆不足以当，而天下人心还没有对汉室彻底绝望──董卓因而自取败亡。

 

4，曹操凭持自己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北部中国，一生做着权欲梦，手握皇帝的实权，但直到临死，都不愿公然称帝。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充当董卓第二。

 

5，司马昭凭借父兄的兵权，垄断了魏廷的政事。他的目标十分明确：称帝，窃夺魏朝政权。他用手中的军队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一梦想。他对外灭蜀、平吴，是为了对内取代魏，建立权威感以谋“篡夺”。但在称帝之前，粹然死去。

 

这五个军阀，一个比一个更“成熟”，越来越懂得利用军事力量去达到政治目标。他们的嬗替微缩着，汉魏之际中国社会日益武装化、军阀当道，终于达到全民皆兵的可悲现实。

 

董卓，居于这一发展的转折点。他第一个体现出军阀力量的政治独立性，第一个充分体现了“军阀的性格”，第一个把和平地区变成战场、军营……曹操的军事屯田，和司马氏的大封诸王、遍立军阀体系──从“军阀成长”意义说，只是在完成董卓这位先行者的“未竟之业”，在这种意义上，董卓先生在其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上，确实够格再加上一个成为更高的称号──伟大的导师，因为董卓确实行了不言之教：开魏晋南北朝无产阶级为主的军阀们军事管制整个社会之先河。

 

无产阶级为主的军阀们破坏性极大，他们的“建设”，只是建设了破坏性的工具。

 

从此意义看，曹操的屯田和“恢复生产”，为西晋的“八王之乱”和随后的“五胡乱华”──“建设”了一个顽固而野蛮的军事基础。军营、坞垒，以及“五胡”们的战斗组织──成为乱世的细胞、暴力的源泉、军事管制整个社会文明的屠刀。

 

董卓的军阀性质充分表现在：

 

擅兴废立，遭到反对后，慑于关东盟兵的强大，挟持汉献帝退居关中。这不是“迁都长安”，这是玉石俱焚。

 

首先，他狠狠打击了有产者阶级，“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然后，驱迫“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此举，实开以后魏晋南北朝各民族大迁徙的“风气之先”。正如伴随着军事征服的民族大迁徙一样，洗劫式的 “迁都”、波尔布特式的董卓革命，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旧秩序的消失，与千百万生命的消失是同步的。这种革命，其实也正是中国现代史的所屡见不鲜的。

 

董卓自己则留滞于皇家花园“毕圭苑”中，完成他的伟大导师的“历史使命”──指挥“焦土措施”。宫殿、庙宇、官府、民房，尽被烧毁，黑烟冲天而起，方圆二百里内外，一片火海。真所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也是后来 “五胡蛮族”对中原社会的革命洗礼的一次大规模的预演。

 

董卓的革命造反行为，主观意图是不留与关东盟兵一个可资利用的进攻基地。它虽残暴，却并不突兀。从外部条件讲，人民久遭宦官茶毒和农民战争的苦难，经济上、生活上早已破产，士大夫久遭党锢之祸和礼崩乐坏的压力，政治上、精神上早已破产──无论人民还是士大夫，都已心力交瘁，再也不可能有效地反抗董卓的暴行。从内部条件讲，化两百年的帝京为一片废墟，只不过把镇压盲流革命中层出不穷的屠城，搬到“帝京”洛阳而已。董卓和他的子弟兵，对此感到理所当然，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兴高采烈地挺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劫夺园地：皇家花园！

 

他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了！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一切“前因”都已成熟，诸多“后果”也将滚滚而下。两百年间积累起来的社会物质财富和培养成就的文明精神习惯，就这样毁于一旦。

 

虚假的文明终结了，真实的野蛮开端了。

 

洛阳两百里的浓烟和废墟，揭开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 （如算隋末大乱，则为220──618年）民族大迁徙、政治大火并、社会大改组、文化大转换的序幕。而董卓，则成为活跃在这四百年间的无数军阀、酋长、暴君、“文化史上的兀鹰”的先行者。整个中国文化史，被这把大火烧成了两个单元：

 

一是先秦两汉的本土文化；

 

二是自魏晋直到元明清的本土文化与佛教、西域文化的混合文化。

 

而被董卓烧毁的大量典籍文物，恰都属于本土文化。

 

这把火，不管成为先秦两汉本土文化的闭幕式。也为魏晋以后混合文化的多元并进、无极生长，预放了一把苦涩但肥沃的“草木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公元三世纪的西晋史家司马彪在其《续汉书·五行志》 （即今范晔《后汉书·五行志》，粱·刘昭注补）中写道：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麻、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陵园。”他以一种历史家的超级敏感，捕捉到灵帝及世风喜好的“八胡”，与董卓赖以摧毁乾坤、军管中华的“胡兵”之间，具有深刻的超逻辑关系。即，汉文化的衰歇，率先以喜剧的消费的形式透现出来；无产阶级子弟兵随后才登上悲剧的前台，以悲剧的屠杀的形式，完成其“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

 

汉代的“社会中坚”先在心理上失去了固有的矜持（如“八胡”），而后才被新兴的军事力量（如“胡兵”）一举扫荡。

 

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认识到“人弃常则妖兴”，所谓“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左传·庄公十四年》）而所谓“服妖”，正是汉文化传统内在力量消解的外在表征。通过“胡服的服妖”，历史家们已在一千六百年前就直觉到了文化的内在间歇、消解，与文化的外在倾斜（移位）、崩溃之间的有机关联。

 

农人在春耕之前，先把陈年的杂草和无用的麦秸付之一炬，为新的种子、新的作物预先施肥。文化的毁灭者，也曾是“文化的施肥者”。他用熊熊烈火，把过时的文化积累付之一炬。这当然是破坏文物的可怕罪行。但这些文化，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非全然僵死的展览品，而是死而未僵的应用体。它们的结构，阻碍社会文化的进一步自新。这些野蛮的军阀，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气魄无意中完成了“历史的嘱托”──扮演了一个暴虐的清道夫的角色。他们是：令人厌恶、畏惧──却有利于文化世界空气净化的特殊兀鹰。我甚至由此想到，为什么汉语要把希特勒的名字译为“阿道夫”？是不是我们的这种文明史观在潜意识中起了作用？（苦涩的一笑）

 

具有内在活力的文化，则非暴力所能摧毁。即若不幸遭受铁血的洗礼，仍能柳暗花明，转折一下，精力充沛地生长下去。如唐代安史之乱，暴烈程度不下于董卓之变，但它未能中止唐代文明的连续发展、以造成文化史上的间歇、巨变。因此，继盛唐而起的中晚唐五代文化，仍然沿着盛唐文化的轨道向前运动。

 

每个社会在它生长的每个周期中，都会遭遇暴力行为的袭击和潜伏着的个人野心家的威胁。当文明兴盛时代，这些暴徒形不成政治组织；而当文明衰微，这些“社会癌细胞”就滋长、扩散开来，成为致死的祸患；当文明气数已尽、趋于解体，暴力行为就成为一门时兴的“专业”，潜伏的狂徒就化作公然盘旋的兀鹰……他们不仅以啄食文明的遗体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公然教导我们要把这一习性作为革命美德予以继承，甚至发扬光大。

 

兀鹰们的性格各有特点。因为造就了兀鹰的，说到底不是其个人品质，而是时代的荒寂。

 

以董卓为例：他的个人品质、主观意向、社会职能、历史作用──既有联系，又相区别。

 

军阀式的个人品质。纵欲与野心主导着他的意向。其 “社会职能”则是启动了一场持久的社会解体。其“历史作用”则体现为：从一个文明社会的底层悄悄滋生起来的无产阶级造反力量，对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上层建筑，进行颠覆：并以“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号召为意识形态。

 

暴力活动的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文化的大荒原：建安时代（196──220年）。

 

这是一片怎样的荒原？

 

“建安风骨”，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成就。但这 “风骨”，却是极端的社会苦难的凝聚式。在内容上，它叙说、叹息着一个白骨累累的大屠场，在形式上，它完全摆脱了两汉文学传统的主流形式──辞赋──的束缚。

 

建安文学，是两汉社会破产和文化破产的象征。它的价值，在于对以后文化发展的启迪、激励。但对以前的文化，它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告别；对当时代生活，则是浩劫的回声。它，挣脱了传统文化的层层阻滞，直面那个悲剧的时代。那是发自直面悲剧的灵魂──深沉的叹息。

 

提到建安时代，今天的人们只记得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劫难期。但对文明史，它还意味着巨大的转机、新的生命。

 

历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之大悲剧的清人赵翼诗云： “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 这意思，用到建安文学上就算对了。虽然只是对了一半。

 

社会的不幸固是刺激诗人们灵感的兴奋剂，但另一半更有持久意义：文明的不幸、生活的挑战──迫使诗人们不得不创造一种全新的声音、选用一种特殊的色调，来表达自己的灵感。这种“形式上的飞跃”，对文化的发展含义尤深。

 

建安的战祸，是董卓的遗产。董卓虽然败死，但从此再没有一个社会领袖能摆脱掉董卓的阴魂。混战、屠城、赤地千里、窃夺高位、扩充势力范围 构成了一个个历史的基调。从董卓的汉献帝“初平”，到曹操的汉献帝“建安”年间，幕幕惨剧绵延不绝……这里的“平──安”正是近人毛泽东“最最”喜欢的“反其义而用之”！

 

“初平”（190──195年）与“建安”，从此成为两个富于象征性的名字。不过，这不是总结早已僵死的东汉文明秩序，而是从相反的讽刺意义上预告了以后四百年均革命与战争，文化与再生……

 

魏晋玄学之畅行一时，是因为它高度凝练着当时社会的思潮。玄学的要质，在它推崇“无”且视无为“有” （“存在”、“世界”等）的本体。高度的思辨性和深隽的神秘感，来自它的论证方式和哲学洞天。但其精神，只是一个“无”字。

 

魏晋百年，（220一316年），是一个面对虚无、崇尚虚无、以虚无为美的苦闷时代。旧的文化巳破坏无遗，新的文化还没有树立。旧的社会也逝于无边的夜雾，新的社会还没有披露晨曦──远大的社会理想，随着历史的大风暴而飘零了，澌灭了。它遗留给才智之士的，是深切刻骨的心灵空虚，这空虚，只能依靠哲学的冥想来弥补……

 

“初平”，是兀鹰时代的草创期；

 

“建安”，是兀鹰时代的成形期；而整个魏晋南北朝（220──589年），则是兀鹰时代的制度化时期……

 

兀鹰们──从董卓到侯景，从曹操到隋文帝（他禁绝了流行了六百年以上的虚无主义的前奏──“谶纬文化”）──为唐宋新文化的形成，扫清了一层又一层的陈迹与积霜。尽管他们无一能建成自己的“王者之业”……

 

兀鹰，食尸者──是令人憎厌的，但它们对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对于保持生存环境的相对洁净、乃至于对新生命的继起，却大有裨益。文化史上的兀鹰，也是如此。两汉的社会文化，早已趋于解体，董卓，不过是对哪个由“制度”支撑着的遗体，施予了最后一击。 今天，如何审视兀鹰们的文化史功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有助于我们从“文明的断裂、间歇”这一角度，去探查文化生成的内在轨迹。而要做到这不点，首先，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因袭；用“历史力学”的方法，而非以道德说教的二分法，去正视“反面人物”，正视这些“历史形式”所蕴藏的巨大历史能量，以便也能够因此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当代的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人物的“绝对值”是什么，而不再满足于对他们约存在，筒单打上一个“正值”或“负值”的戳记。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想起埃及，就不寒而栗，因为在全球历史与地中海历史的对比中，埃及可能是中国命运的预演，正如雅典像是英国，斯巴达像是德国，苏联像是马其顿，美国像是迦太基。中国像是埃及之处，除了独特的文字，还有相对孤立的地理处境。但埃及灭亡了，先是马其顿化，接着就是罗马化，而马其顿之前的波斯统治多么像是满清对中国稳稳当当的将近三百年的占领：尊重当地原先的文明，而没有进行强迫改造。但接下来的马其顿就不同了，它像苏联人强制改造中国一样，改造了埃及文明，埃及文明终于被历史的风浪打得支离破碎、随风而弃了！

 

埃及文明的后裔科普特人至今存在，近代以前的埃及在国际上也很重要，生产力很高，是穆斯林世界的要角，但是埃及文明确实消亡了。当我潜心思索“埃及何以会这样沦亡”时，一种似曾相识的茫然感觉，就会袭占心头，因为中国的意识好像已经僵化甚至死亡。

 

我们看到：罗马虽然建立了世界秩序（Pax Romana，“罗马的和平”），但它只能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政治秩序、实现法律统一，而不能解决文明的整合问题。因此与罗马的和平同时到来的，就是不断的精神危机导致文明的急剧空洞化。罗马自己的传统价值不仅解决不了这一危机，而且泥菩萨过江，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引进“东方宗教”，来填补这一“文明的黑洞”。基督教其实具有埃及渊源，不仅旧约的摩西来自埃及，新约的耶稣也是在埃及长大成人的。当然东方宗教──埃及文明需要和罗马的既有秩序结合，才能形成新的文明，这一过程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两百年。这种整合现象可能使人迷惑不解，但却是真实的：统治民族的精神（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何以会颓废到这样的地步，以致需要从“弱磁文明”（埃及和中国）那里输入新的概念？

 

回到埃及问题上来，埃及特别值得中国借鉴的是，其灭亡的原因无非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结构过于顽硬、官僚制度过于僵化，社会等级分化严重，以致人民的意识及心理、社会的风俗及社会，逐渐遭到麻痹。文明的催眠具有化石作用，埃及人永远也不曾从这种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无论是亚述人、波斯人、亚历山大（马其顿人）、恺撒（罗马人），或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未能真正有效地打破这一熟睡状态，柯普特人至今还是昏睡着（近代中国人也有类似的病症）。

 

为什么会这样呢？仅仅由于神权结构或是教会组织的强大僵硬和官僚制度甚至世袭制度的毫无生气？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常为人们熟视无睹，也是现代思潮左右下的芸芸众生所不敢正视的：

 

军阀！埃及的死亡是因为没有军阀；故没落的文化无以振拔……严格说来，不是埃及没有军阀，而是他们的军阀被党阀（也就是僧侣、神棍、书记）管住了，这种精神的深层麻痹使得军阀的野心无从实现，不能激动社会，残废的社会失去了最后一线刷新的希望：野蛮的军事贵族。要知道，埃及历史上的“新王国”的开创者们，原来是一批不折不扣的军阀，正是他们一度给埃及带来新的气象、新的色彩，他们将喜克索斯人，一种雅利安野蛮人，从尼罗河三角洲最后驱逐出去，并在乘胜追击中完成了向巴勒斯坦及近东的扩张，要不是他们的努力，否则，埃及的灭亡将提早千年。我们可以设想，若是这批军阀的后裔们仍像他们一样尚武刚健，充满宁折不弯的战斗意志，柯普特人何至于如今仍处于阿拉伯异族的统治下？若是底比斯来的军阀们的原始风貌仅有一点遗存，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怎么能在埃及站稳脚跟？可惜埃及没有了“伟大的军阀”，“伟大的导师”的资格也就被从此取消了。尽管埃及人曾是希腊人的导师和犹太人的主人，但缺乏尚武精神却使得这个国家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只能在强敌面前惴惴不安、等待吩咐。它的文明化因之趋于衰竭，无从振作，以敌人的文化为文化，其结果，就是以敌人的意志为意志，以敌人的命令为命令了……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吧，每次社会解体之后，都是那些割据自雄的军阀集团把腐朽了的社会和发霉了的文化连同走到尽头了的时代，一起投入刑场和血泊，直到送入棺木之中。每次又有一个万恶的军阀集团，在割据自雄中蚕食并最后聚歼了其他军阀集团之后，开始扮演党阀、神棍的角色，终于“打下了天下”，开创了一个皇朝。军阀成为皇帝──这当然会给社会注入一股尚武精神，使它的文化为之一新、眼界为之一阔、身心为之一健、性格为之一变。所以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以断代来区分的，甚至文学也是“汉赋”、“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剧”、“民国白话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文学”。军阀们不仅开创皇朝，身兼武夫和神汉的双重角色，而且自己还扮演学者和诗人：曹操是诗人，梁武帝是诗人，陈后主是诗人，隋炀帝是诗人，唐太宗是诗人，宋徽宗是诗人，当然最“伟大”的诗人是满人玄烨，这位爱新觉罗家的乾隆一生写作了四五万首诗歌，差不多是毛泽东的一千倍。

 

2007年2月28日《今日美国》报（USA TODAY）《当今战争的根源》（The roots of today's wars）一文，正确地指出，战争根源其实并非意识形态。而当手握兵权的人在叫嚣“我们在打一场思想战争”，都让人感到极其伪善。战争的本质是种族集团之间的较量。这个动机比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更为坚定和残忍。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人类走过了一段奇怪的历史弯路，人们相信知识分子和吹牛大王可以设计出比自然兴起的要更好的社会政治组织体系，甚至相信自己可以把人类的复杂性压缩进入乌托邦理想。但是不可避免地，人们最终会对完美的煽动性的政治，如列宁、希特勒的政治，感到了失望。

 

作者拉斐尔·彼得斯（Ralph Peters）认为，当全球化荒谬地复活了传统社会体系的古老的信仰和部族同一性，这样错误的效忠再次变得值得为之而战。人们再次杀戮，来取悦一个愤怒的神或为种族错误复仇。伊拉克和阿富汗如今的混乱不仅在军事上失衡，而且在煽动暴力的动机上失衡。我们有思想，从普世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力到妇女的平等权力。我们的敌人有激情──对信仰的心醉神迷和物竞天择的部落痛苦──赋予他们一种凶猛的意愿力量。“对许多相信我们的思想力量的人来说，伊拉克是一个可怕的失望。我们反而释放了争夺霸权的信念和种族冲突的野性的杀戮力量。这是旧约的战争，是约书亚书的战争，是人类行为根深蒂固的模式。”

 

彼得斯所说的“人类行为根深蒂固的模式”，其实就是“军阀救国”。他说，“我发现，三千年来，没有不经重大屠杀就镇压住宗教驱动的叛军的情况。从历史来讲，成功的镇压叛乱行动的共同点是实行强硬的军事方针──不是赢得民心或谈判妥协。这和我们‘政治正确’的世界观相反，但历史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严酷的新世纪，我们必须同时对付旧式血与信仰战争的回归，欧洲帝国主义留下的有致命缺陷的边界，信息时代对传统社会的震撼效果，人类和平本质的神话的爆炸。”

 

彼得斯的言论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即使在“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人类走过了一段奇怪的历史弯路”的时候，也只是表面上相信知识分子和吹牛大王，其实呢，还是军阀在操纵一切。例如，1911年以来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军阀造国的实例。

 

 

六、军阀救国论

 

有两种军阀：一种是文化史上的兀鹰，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如张角、董卓、侯景、尔朱荣，一种是王朝开创者，如曹操、刘裕、陈霸先、高欢。这两种人一般说来都出身卑微却不甘寂寞，以“无产阶级”的身份从事“专政”这一窃国大盗的行为。

 

古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现代的无产阶级专政相似，都是基于“军事共产主义”，基于那种具有绝对掠夺性的军事管制。无产阶级专政伴随着社会的野蛮化，其形式还集中体现在“军阀的历史足迹”上。第一期中国文明解体时，就涌现出一连串的“无产阶级领袖”，其中最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领袖人物就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董卓。后来的三国魏晋、五胡十六国甚至南朝各朝的开创者，无一不是粗鄙的武夫──历历史实共同指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野蛮化的军事专政”。

 

（一）东汉末年，宦官势力横行不法、为所欲为的压榨，使得底层民众的处境日益恶化、生活朝不保夕。当掌权阶级已无法维持其传统的统治秩序时，人民就被迫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对政治军事的艺术一窍不通，只会搜括民财的宦官和他们控制的中央政府，已衰腐无力了。于是，地方豪强起而围剿起义者。在残酷的斗争中，残余的政治权威、道德权威、文化权威全然毁灭──武力至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阀时代，悄然降临。

 

（二）董卓可谓五胡乱华的始作俑者。当五胡的威胁尚未从地平线上崭露头角，凉州铁骑的红旗就宣告新时代的降临了。董卓及其部下乃是真正的战士集团。我们可以称之为独立的雇佣兵团。他们既独立于中央政权，又独立于地方势力──是自成一体国中之国。现代人喜称这类势力为“军阀”；并把一切秽物堆集在其头上，好象他们是一切不幸和苦痛的根源似的。

 

（三）董卓部──袁绍部──曹操部：灾质上具有某种继承关系。尽管从表面看来，似乎不然。它们都是一些战士集团；或是战士集团的联盟。诸如此类的集团及其联盟──在那种时代是数来胜数、多如牛毛的。从各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三国的先行者。

 

（四）三国就是这类被赋予国家形式的战士集团。西晋实际上也是战士集团的国家服饰。史家常常论道西晋政权的腐败、贪婪、毫无礼法准则之可言──但他们似乎忘了：这正是一切战士集团的常态。反过来倒是奇怪了。这样看来，西晋的崩灭并非“八王”的贪酷不义所导致，而是所导致，而是势在必然的一种历史运动。太康的承平气象真可谓“小阳春”一个。是各个战士集团间的一种偶然平衡所致的“变态”。

 

（五）“军阀──战士集团，乃是旧文化的扫灭者、新文化的发动者。”这样一个命题听起来奇怪，细细品味却不失为实况的最佳概括。

 

首先，他们是“无传统者”，因而受旧文化的束缚及潜移默化都较其它居民更少。他们更注意当前的形势以及这种形势所提供的机会；以及这机会中闪闪发光的诱人的胜利之果。他们较少思虑传统的伦理规范；如果这类规范与前者抵牾──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弃之不顾。

 

其次，为了他们的胜利：他们无所不为、竭力创造。他们的先天冲动是如此之强、后天束缚是如此之弱──因此他们常常发明并动用前人及他人所不敢设想、更不敢投入使用的新手段、新战略。这些手段、战略也许本身不是文化（和新文化）；但它们却为新文化精神的昂然升起扫平了败坏的森林，准备了新的沃壤。

 

这样看来，军阀──战士集团必定对现实较为敏感；更有抓住现实、宰制现实、吞灭现实的胆魄。也更富于这方面的技巧（至于物质力量更不用提了）和强大的本能。无怪乎他们已成为旧式国家的继承人而分别忙于一头扎进“分田分地真忙”的伟大事业了。

 

旧式的军阀──战士集团必将被新式的军阀──战士集团所取代：因为归根结底，前者只是一种过渡形态。

 

新型的军阀──战士集团不仅在社会组织中是自别于人的；不仅具有阶级意义上的自我感──而且在文化背景上也是与众不同的；它具有民族意义上的自我感。新型的军阀──战士集团有的来自异族，有的则出自本民族。前者具有全新的文化背景，后者仅是有某些方面的新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宗教方面及与之有关系的新刺激；鼓动后者的则是精神生活领域的新希望。前者起源于劫掠，后者起源于起义（暴动）。但两者其归则一：新贵族社会的建立。

 

从董卓部落到司马氏部落的演化过程表明：旧式军阀──战士集团已无力胜任创造历史的大使命了。他们储存了数百年的精力，已在统治全社会的艰难任务中丧失殆尽了。于是就开始了刘渊部落──拓跋部落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与前一进程相反的进程：前者由野蛮而进入孱弱，后者则由文饰而进于赤裸裸的暴力。总而视之，两个进程共同体现了“不断野蛮”的历史趋势。当旧式野蛮已退化为孱化为孱弱无力时，新式野蛮就取而代之、发扬光大。新式野蛮比旧式野蛮更有自信力，他们的视野更开阔，他们的希望更远大，他们的权力冲动也更持久。因为它不象前者那样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与掣肘。它更富于一往无前的精神，因而对新文化、新民族、新社会的形成作用更大。

 

正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被旧文明的废墟和新文明的漩涡搞得身心交疲的现代人，处于“无剥削”的超级剥削下，在“人民民主”、“群众专政”的超级专制下──已经日益变得奴性十足了。现代人已经丧失了热情与弹性，在营养不良与神情紧张的重压下老化、萎缩、脆弱……正是由于这种现代病，使我们开始把伟大的思想寄托在来者身上！我们预见到，新的民族将以新的文明开路，把新的灵魂点缀在新的星空上。

 

1927年的“北伐战争”，是党派军阀击败私人军阀的战争；1949年的“解放战争”则是两党军阀驱迫人民彼此残杀。这种新式野蛮与旧式野蛮的分水线仅仅在于，它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解放”……

 

回首董卓，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解体后的现代南北朝所涌现的哪位伟大的野蛮领袖比较相像？（这是不能说破的。所以这个野蛮化的领袖迄今还保持着很好的声誉，不像董卓那样遭到彻底的妖魔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名声不好的领袖往往都是不太善于钳制言论的领袖；这种领袖相对来说比较粗放。而那些为人称道的领袖大多倒是“厚黑成性”的家伙，十分善于冒充好人、收买人心，把成绩留给自己，把罪责推给别人。上述经验，是我们切身体验的人生秘密，未来的新人在健康的社会气氛里，反倒产生不了现代的病患者们如此动人的思想……其中原委简单明了：对我们这些现代南北朝的病患们来说，思想的作用首先不在所谓“陈述真理”，而主要在于“激发萎缩的生命力”──以便能充满自信、生气盎然地活下去（即使这仅仅是一种“精心的杜撰”）！因为对于生存受到威胁的人们来说，“陈述真理”即使可能，也是无聊、无益的。

 

在军阀的带领下，整个社会的兴奋点转移了，整个社会的行为场所转移了。历史力量汇演的舞台，在暴力和死亡威胁的强制下，使得有关“胜利”的神话成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一切胜利都不要长保，千秋万代的铁打江山是痴人说梦，任何胜利所保持的那段时间，只不过是“从一个行为场所转向另一个行为场所“所经历的历史瞬间而已。一旦此种转移完成，胜利之果也就不复存在了。此刻，一场战争即将取代旧的胜利，全面内战在全国范围全面展开。

 

新军阀是新王朝的开创者！甚至李渊父子这样的“明君”，也是从新军阀走向新王朝的。新军阀是新社会的开创者！不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军阀开创的。军阀们前赴后继，“救国救民”。

 

新一代的军阀面对这永恒的转移和变异的会演，持何态度？他洞悉历史力量的无穷易化，不会存有任何关于“这是最后的斗争”的臆语。他知道《国际歌》只是低级的街头煽动，是骗人送死的咒语。他知道，救国的军阀永远是孤独的──无论他取得怎样辉煌的世俗胜利，无论他怎样彻底地击溃了以往一切敌人，无论他如何顺利地达到了希冀的目的地，他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幻影，都是瞬息即逝的。心满意足的状态，本是救国行动的大敌，是敌人用来迷惑他、牢笼他的一场阴谋，目的是使他失去抵抗的力量，放弃奉天承运。因为救国的军阀本来就是无止境的英雄，他的新权威不是基于恐惧与震慑，而是基于需要与吸引。

 

救国的军阀，他的新权威带来的不是镇压、统治、奴役，而是解放：解放生命力。这决非区区的“解放生产力”之可比。“解放生产力”的概念不过是把人沦为物、降为手段，而解放生命力的革命却要把物还原为人，把手段还原为目的。人的尊严和目的感──可以唤醒多少被禁锢的力量！新的权威不再惧怕二十世纪的心理学，相反，他在心理学（迄今为止，它的下文尚未发育完全）的基础上建立他新的教义。

 

新的权威反权威。唯有以反权威为宗，才能在新的文化气氛下建立新权威。

 

权威力量的消长，其实是文化动力的变向所致。权威代表的转易，基实是社会兴奋中心的转移所致。而这些，都是由社会行为场所的变换带来的。也就是说，是由社会精华人物的行为场所的变换带来的。这变换，就是“革命”，至少是革命的先兆也是革命的杠杆。

 

救国的军阀来，重建天下的权威感。他在新的基地上，以新的精神来创造新的权力中心，新的名号席卷新的扩张力量，新的暴风漩涡新的权力中心──一扫二十世纪的玩世不恭和嬉皮文化。似乎注定毁灭的英雄厄运，得以逆转；明确的悲惨事件，快乐的死亡黑幕，将被“救国军事委员会”取缔──一扇门关了，另扇门开了。人民英雄的毁灭成为民族英雄新生的契机：民族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二十一世纪回望二十世纪，光天化日下潜伏多少生命的暗礁！然而正是在那这风云惨淡、人欲横流的时分，历史的潮流开始转向。

 

 

七、割据播种论

 

毛泽东钻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结论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不仅割据是头等好事，连流寇行为都是创造历史的举动：“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回忆史料》）其实，无论武装割据还是流窜暴乱，都不是新东西，而是老节目，是中国社会解体时代的周期性痉挛。尽管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早在五胡乱华过后的北朝就是如此，北朝大族较多保持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儒学继世，门风古朴；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历经数百年而不离其根本所在，宗族势力因而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通过事实上的割据，保留了文化的种子。永嘉之乱后，北方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遭到破坏，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各地豪强纷纷纠合宗族乡里，结坞筑垒，以为自保之计。在一段时期内，北方地区堡坞林立，坞壁部分取代了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坞壁的形成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有“险”可据，有“障”可阻；而水的供应对坞壁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坞壁就是由于运水之路被断而被攻陷的，坞壁赖以生存的田园多在险隘之外，谷物的收获又受到季节的限制，遇到“年谷未熟”或胡骑侵扰，便只能“食木实，饵石蕊”，“坐吃山空”；更多的坞主不能不常年以“抄掠”为务。与其将这一时期的坞壁视为独立的社会生产实体，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分散的军事武力集团。

 

在众多的坞主中，像庾衮、郗鉴一类魏晋大族比较少见，而像苏峻、李矩、郭默、刘遐一类的“流民帅”则比比皆是。史籍对于坞壁组织的描述中虽然常常出现“宗族”、“部曲”的字样，实际成分却相当复杂，其中“纠合”、“归附”的流民占有很大数量，另外还有一些胡人坞壁。坞壁组织很不稳固，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有时“户至千家”、“众达数万”，有时又“部众离散”、“相互攻扰”，史籍中很难见到能够长期维系的坞壁组织。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地是完全不同的。

 

坞壁作为军事实体，对于应付暂时的战事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但无承受长达数十年的频繁战争。经过十六国时期百余年的王朝更替，“中原凋弊，户口离散”；后燕与北魏统治初年，北方地区坞壁的数量和规模与永嘉之乱后的格局不可同日而语。北魏时期，坞壁作为一种军事实体在北方已逐渐消失，但坞壁赖以建立的宗族组织依然存在。北魏前期不置乡官，而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正是对北方实际情况的承认，也是拖着氏族制残余的鲜卑拓跋贵族所能理解的基层组织形式。

 

十六国至北魏前期，频繁的战乱和迁徙使北方的土地所有权变得混乱和不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太和改制以前。据学者的有关统计，北魏立三长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的情况固然存在，但社会上占多数的仍是三五口之家的小户。李安世上均田疏，谓强宗豪族“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历涉数世”，“莫可取据”。北魏前期许多过去百口千丁的大族不时受到饥荒的困扰，处境窘迫，高允《征士颂》因谓“诸士流涉远止，率皆饥寒”。

 

陈爽的《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认为土地、财产与人口的占有是世家大族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永嘉之乱北方土地所有权的长期不稳定，迫使大族在宗族关系和社会伦理其它方面作出必要的调整，以为门户自存之计。北魏的世家大族有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等级界线，一门之中，尊卑有序，凛如公府，范阳卢氏“亲从昆弟，常旦省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弘农杨氏“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父不命坐，子不敢坐；父不进食，子不先饭。家族中嫡长子的地位十分突出，“长者莫不毕拜致敬”，“诸父并敬惮之”。与此相反，庶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十分卑贱。卢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母贱则为诸兄所轻。这种现象在河北大族中很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魏晋时期，嫡庶之防在北方社会中并不十分严格，但是到了北朝时期，大族内部这种等级界线重新变得泾渭分明，成为“士庶贵贱之隔”。陈寅恪认为，北方人重嫡嗣，与北魏宗主之制有关，宗主制中之宗主，即如古代宗法之宗子。北魏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政权体制中具有强烈的宗法制色彩，这种因素也影响到家族中爵位承袭和仕途官宦。从这个角度看，重嫡庶、鄙侧出，并不是北方社会所固有的社会习俗，而是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再度封建化的产物。

 

北方的嫡庶之别使世家大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一个稳固的核心，同时也孕育了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北魏后期，随着一些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显达，宗族成员在社会等级方面的差距逐渐加剧，嫡庶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表面化，“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奴”的现象不时发生。太和改制后，汉人大族与北魏王室和鲜卑勋贵间的婚姻往来日益频繁，众多鲜卑妇女凭帝室之资，挟王公之势入为汉人之妇，对汉人高门大姓赖以维系的宗法礼教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宗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分化，在北魏末年的易代分合中，许多名家大姓因此失去固有的凝聚力，宗族成员为谋求自身的功名与权位，分别效忠于不同的统治集团，父子异邦，兄弟成仇。

 

北朝世家大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数百年不失根本之地，具有雄厚的土著根基。许多名家大姓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采取了“双家制”的生存方式，与乡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宗人少年时多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这种“双家制”的存在，在一定时期保证了世家大族的社会根基，使其不致因某些突发性的变乱而举族覆没。

 

作为家族的组织形式之一，“双家制”固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形态，但既要维系在乡里的财富和声望，又要保持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俸禄，往往要受到一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二者往往不可得兼。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入京居官的士人失去了宗族乡里的依托，生计窘迫。郑羲至京，“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卢义僖在乡，“有谷万石贷民”，入京后“虽居显位，每至困乏”。太和改制后，随着名家大族的大部分成员成为“显宦”后，“双家制”的重心便逐渐由乡里转入城市，官俸也开始成为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居于京师者即有百口之众，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与乡里的隔膜日深，关系渐远。当北魏末年战乱突然袭来之时，许多久居显宦的大族已失去了乡里的缓冲。但是在整个南北朝时代，世家大族在保存文明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名之以“割据播种论”亦不为过。

 

厌恶藩镇的唐人柳宗元曾经写过《封建论》，而明人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则承袭柳氏的思路，为大一统的郡县制辩护。指出“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王夫反对世卿，倡导选举，其实他的“选举”制比“世卿”制更加远离现代的宪政制度和选举制度。因为“世卿制度”比较“选举制度”具有更强的自主性。所谓“封建废而选举行”，布衣士子登上政治舞台迎来的并非宪政民主，而是皇帝专制。所以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庶族士人反对封建贵胄特权”，而是皇帝面前大家伦为奴仆的“平等”。

 

王氏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读通鉴论》卷一）这倒像是一派“胡言”，颇合现代专制主义之安定团结理论。但这里的“安”，其实充满外戚、军阀与宦官之间的勾心斗角，最后是走向共同毁灭的道路。王氏又说：“武帝之众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声也。一主父偃安能为哉？天假之，人习之，浸衰浸微以尽泯。”（《读通鉴论》卷三）假借主父偃单车赴齐而使齐国归服的狐假虎威，来捧出子虚乌有的“天”，颇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论。王氏还用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诡辩说“天”：“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与“反封建”的王夫之不同，其同时代的黄宗羲则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诊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黄宗羲还反问：秦以前未发生夷狄灭亡中国国，是否因为“夷狄怯于昔而勇于今哉”？答案是否定的，他解释三代之所以能够抗御夷狄的奥秘所在：“则封建不封建之故也。”“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黄宗羲全集》第一卷）这很接近现代人对于西方社会自治性质的理解。

 

清人袁枚的《再书封建论后》指出，封建制度具有政治多元性，使各类人才拥有生存天地，诸种学术拥有拓展空间。他列举孔、孟，认为圣人、亚圣无法在大一统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成长，其学说的光大弘扬，显然得益于列国并立的封建格局：“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不仅孔孟，遍观先秦诸子也都依赖封建制度提供的多元社会条件滋生发展，而从秦汉到明清的帝国时代，断无高贵灵魂的生成环境。

 

正如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所说，“封建虽然创制于殷周，周秦之际渐为郡县制取代，然而，秦汉以降列朝各种类型的‘封爵建藩’举措并未止歇，一直延到清末。”尤其是其间历次蛮族入侵，带来部落传统，更是不断为封建割据状态注入新血。秦至清两千余年帝国时代，政制的主流是大一统下的郡县，封建则是辅助性的，而且往往是作为逆流出现。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作为逆流的封建常常刷新大一统的主流：不论魏晋南北朝还是相对多元的唐宋，都比秦两汉与元明清更为丰富多彩和富于创造性。

 

我们注意到,“封建专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组合：

 

1、封建下没有真转制，专制者不会真封建；

 

2、中国近代史证明了所谓的“反封建”只能导致真专转制而非反专制更非真民主；

 

3、“封建专制”这一怪兽词组并非实有其事，而是现代专制即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全面专政、“民主共和国”等借以“登上天安门”的道具，而且是虚拟的道具。对封建专制的想象的残暴，只是虚拟的罪恶；结果却激发了“民主共和国”的现实的残暴性这一真实的罪恶。这个现实残暴性是枪杆子造成的，它也会随着军阀造国的幻灭而飘逝。

 

 

八、军阀造国论

 

至于古代，就更加充满了军阀造国的实例，军阀不仅造国，军阀还造历史。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民”就是指的他自己。无论中外，掌权者都是如此自以为是。

 

《贝希斯敦铭文》在这个方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这是古代波斯帝国最重要的铭文，刻在米底的贝希斯敦地方的高岩上，记述了国王冈比西死后波斯帝国境内王权争夺战。大流士一世（前550─前486）登上王位，镇压各地起义，连续作战十九次，擒获九个暴动首领。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维什塔斯帕之子，阿尔沙马之孙，阿黑明尼德。

 

……自古以来我们就享有荣誉，自古以来我们的氏族就是王族，在我之前我们的氏族中有八个国王。我们九个相继为王，按神的意旨。

 

下列诸省：波斯、依蓝色、巴比伦、亚述、阿拉伯、埃及、沿海诸省、吕底亚、爱奥尼亚、米底、阿尔明尼亚、卡帕多细亚、帕提亚、德拉吉安那、阿列亚、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干达拉、斯基泰、沙塔吉提亚、阿拉霍吉亚、马卡，共二十三省，归属于我，按神的意旨，我成为国王。

 

……大流士国王说：冈比西，居鲁士之子，出自我们的氏族，曾是这里的国王。冈比西有个兄弟，名巴尔提亚，与冈比西同母同父，冈比西杀死了巴尔提亚，人民还不知道巴尔提亚已被杀害的时候，冈比西向埃及出发了。这时人民在各个省份骚动起来，后来出现一个僧侣名高墨达，他领导暴动的时候是维亚赫那月十四日（公元前522年3月），他欺骗人民说：‘我是巴尔提亚，居鲁士之子，冈比西之弟。’于是所有的人民，波斯、米底以及其他诸省都骚动起来，从冈比西转向他。高墨达夺取了王国，随后冈比西以自死而告终。僧侣高墨达从冈比西手里夺去的王国，自古以来属于我们氏族。

 

人民非常怕他，他杀死许多以前认识巴尔提亚的人，为的是不让人们认出他不是居鲁士之子巴尔提亚。在我没有来到以前，任何人都不敢提及反对僧侣高墨达之事。以后我向神祈求，神帮助了我。我和少数人在米底省一个堡垒里杀死了僧侣高墨达和他的主要信徒，夺回了王国，我把我们氏族所失去的王国收回来了，并恢复了它从前的状态。僧侣高墨达所摧毁的圣堂，我予以修复。我把僧侣高墨达从人民夺去的牧场、财产、住所归还人民。我把国家无论是波斯、米底或其他诸省，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以后我从巴比伦出发前往米堤。……我粉碎了普拉瓦尔……普拉瓦尔提什被擒获了，并带到我这里来，我割去了他的鼻子、双耳、舌头，并刺瞎了他的两只眼睛。我们的大门旁边给他带上了镣铐，所有的人民都看见了他。我把他和他的一些最主要的党徒刺在木桩上，把他们吊死在堡垒里。”

 

（译文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255─265页。）

 

大流士一世出身于波斯王族（阿契美尼德家族）旁支，前525年任“万人不死军”总指挥，随国王冈比西二世出征埃及。登上王位后，继续向外扩张。前518年远征印度西北地区，建立波斯帝国第二十个行省。前513年率军西征，占领色雷斯，北渡多瑙河进入西徐亚。前492年入侵希腊，大部分舰船毁于飓风，被迫折返。前490年再次从海上进攻希腊，在马拉松被雅典军击败。大流士一世大力修筑道路并形成驿道网，还勘察了从印度河到埃及的航路，开凿了尼罗河支流到红海的运河。

 

从上述史实看，军阀、革命者、国王，常常是一体三面，成王败寇的历史经常“颠倒历史”，而历史理所当然是“倒着写的”，即由后面往前面写的，结果历史的记载权经常落入了野蛮的征服者之手。大流士赢得了帝国，所以他得以编造自己版本的“历史”、销毁其他版本的历史。但大流士和他一类的暴徒们最好不要忘了：任何政策都有其深远而难测的影响，从政者需慎之！不要急于作出如此残酷的反应，除非这些反应会被人们迅速忘记，否则残酷必然会引起新的残酷，不信就看看蒙古人，迄今仍然处在他们的前任奴隶（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奴役下；而曾长期统治阿拉伯人的波斯人也终于屈服在阿拉伯人的精神控制下，迄今已经一千四百年，不能翻身。

 

从另外一方面看，只有奉持着宽容精神的半开化民族，方能成为整合世界的人。蒙古人和苏联人都是既不够宽容，也过于矫情，虽然他们都怀有征服世界的企图，但世界总是一再从他们的指缝里溜走。同样，秦人崇拜法家思想到了革命般的狂热地步，与苏联集团崇拜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相似的偏执性──这使他们缺乏政治家的远见与气度。他们过于偏狭地以为自己的极端努力可以“持之万世”、“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结果犯下了自我孤立甚至自我封闭的错误，其代价是整个统治民族的结构化为灰烬。

 

相形之下，罗马人的成功除了得自他们的兵团战术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意志，同样得自他们严明的法律和富于人性的宽容精神。其实，这宽容精神隐藏着更为强烈的同化作用。“宽容”结果成为心理征服的有效手法。秦人拥有罗马人的严刻但缺乏罗马人的变通，故不免于“滞”，滞则朽，朽则败。

 

英格兰人之善于构筑帝国结构使得蒙古人都不免相形见绌了，其主因也在于他们相当宽容。这种新型宽容甚至达到了地方自治和代议制的形式，否则，一千几百万英格兰人，怎能胜任世界帝国殖民事业？怎能在北美独立战争和印度土兵暴动那样的叛乱之后幸存下来？

 

在楚汉之争中，尤可见到宽容态度的决定作用。汉人至少在表面上或暂时的较楚人为宽容，因此得尽宣传上的便宜就像英国人比德国人、美国人比苏联人，在战略上争取了更多的主动。这种宽容态度更能成功地愚弄一批唯利是图的冒险家，他们原以为刘邦比项羽更好说话，到头来却上了大当；国民党的许多叛将到头来也因为这样的误判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可见，宽容精神至少是宽容态度，并不是一种富于诗意的古风或雍容华贵的仪态，而是一种机敏的政治本领，《老子》第七十八章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正是政治宽容策略的最好注解。

 

为什么要宽容呢？“半开化的蛮人”本来最少宽容的精神，他们保持宽容的态度，主要是迫于某种需要，所以他们的宽容当然不会过度，从而走向疲弱，不像“文明民族”久受毒化，早已失去健朴之质。其宽容也只是无力的表现，不见得发自政治自觉。例如秦人，处于中国的边区，号称虎狼之国，是地道的半开化民族。本来楚人也具有这一野蛮优势，所以对败于秦人之手实不甘心，声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罗马人，处于希腊文化圈的边缘，也属半开化民族，他们因此能兼收文质史野，开创世界格局。英格兰人，处于西欧的边缘，和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荷兰人、西德人相比之下，无疑也具有更多的野蛮气质，这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能独排欧陆诸“史”，使半开化的岛国从“野蛮的海盗”一变为“文质彬彬的痞子”。希特勒临死前喟然长叹：“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的！”他不具备斯宾格勒那样的历史直觉，没有预见到俄国“胜利解体”的命运。无疑，他已在东方的俄罗斯那里看到了一个半开化民族；他原本误将俄罗斯视为一个未开化民族的，他为这个错误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

 

从上述观察不难看出，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候选者，未开化民族甚至也比已开化民族更有希望，他们如俄罗斯还有机会成为半开化民族，而已开化民族如德国反而永远失去了这一优势。历史昭示我们：从未开化向半开化（如蒙古人）以及从半开化向已开化（如罗马人）的征途中，一个民族会释放出它的最大能量。至于那些过早释放了精力的民族，也许是不幸的，尽管他们也创造了文化硕果，却只能留给后起之秀前往摘取了。这个“后起之秀”，正是以世界统治为其天职的半开化民族，他们恰逢其会，像罗马人 和秦人一样，不以文明的修养和艺术的能力见长，而是善于安排一种储藏文明的新秩序，而所谓“宽容精神”，正是他们安慰已开化民族和怀柔未开化民族的“弱水”。古代神话中的“弱水”，会使鸿毛都沉浸其中的。在宽容精神方面，秦国由于嬴政的私生子情结而大打折扣，结果旋即覆灭。汉朝人吸取了秦国的教训，在吕氏专政之后恢复了中原国家的宽容传统，终于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东亚世界的秩序。

 

 

九、藩镇文明论

 

下面我们以唐代的藩镇割据现象来说明“军阀救国论”、“割据播种论”，这虽然多少含有一些戏谑的意味，但绝不是一个谬论。而且用唐朝的藩镇来作比，也许更能凸现割据势力对文明发展具有“温床作用”。其实宋末的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就已把唐末藩镇纳入“封建”行列，认为肃宗、代宗以下，“强藩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于列国”。更有学者把汉唐以下诸朝颁赐周边属国的朝贡关系，也视为一种“封建”关系，如此则“天下一体”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唐朝中期以后，府兵制度破坏，募兵制度产生，驻守边防城镇的节度使大量招募军队，在防区内的兵权以外，逐渐取得政权和财权，势力日渐壮大。唐朝的中央权力被藩镇势力所分割，节度使们不服调遣，甚至联合起来向皇帝兴师问罪，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割据势力。相比之下，京师的禁卫军力量寡弱，不足以控制外地部队，形成外重内轻之局。到划时代的天宝元年（742年），全国有五十五万军队，其中四十九万驻守边境，归各地藩镇的节度使掌握。河北边防重镇平卢（今河北卢龙县）、范阳（今北京市）节度使更是兵多将广，势力强大。各地节度使都以养兵起家，士卒骄横跋扈，常以废易主帅为常事。如河北幽州（今北京市）、成德（今河北定州市）、魏博（今河北大名县）三镇在位的五十七个节度使中，由唐朝任命的只有四人，其余五十三人或擅自充任，或为将士拥立，其中又有二十二人遭到部下逐杀。正是这种局面使藩镇节度使铤而走险，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以讨伐权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反唐。安禄山率军由范阳南下，一路攻陷藁城、陈留（河南开封市）、荥阳，直逼洛阳。唐朝命荣王李婉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抗御安禄山军。安禄山军的田承嗣、安守忠进攻洛阳，守将封常清被安禄山军的骑兵冲杀，大败溃逃，安禄山军攻占洛阳，封常清逃走。安禄山军乘胜追击唐军高仙芝部，唐军大乱，人马践踏，死者不可胜数。直到唐军退守潼关，才挡住安禄山军队的西进。在河北，平原（今山东德州市）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兄弟，相约阻击安禄山军。史思明率兵攻打常山，颜杲卿昼夜拒战，终因粮尽无援，常山失守，颜杲卿及一家三十余口被害。756年初，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唐玄宗任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哥舒翰采用以逸待劳的战术阻击叛军，等待决战时机成熟。但玄宗屡次催促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结果唐军大败，哥舒翰力战被俘，投降了安禄山。潼关既破，长安已无险可守，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安禄山兵进长安，纵兵劫掠，搜捕百官、宫女、宦官押赴洛阳。最后经过了八年抗战，唐朝才得以平定安史之乱（755──763年）。

 

当然,安史之乱后的四五十个藩镇中，真正割据的只是少数，最为典型的是“河北三镇”，其他大多数的藩镇还是忠于唐朝的。这四五十个藩镇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便是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代表就是河北三镇──卢龙， 成德和魏博。这类藩镇的藩帅不由中央任命，而是本镇将士拥立，他们的赋税也不上缴中央，全部留作自己瓜分。他们表面上忠于朝廷，事实上却像一个个独立的王国，虽然代、德、宪、穆诸朝多次讨伐这些藩镇，但是全部以失败告终。安史之后的藩镇动乱，以这类藩镇居多。

 

第二种是遏制型，主要在中原一带，譬如宣武、武宁、河阳、河东等。这些藩镇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遏制上面的割据藩镇，他们平时常宿数十万重兵，防备河朔割据藩镇的侵扰，同时他们的赋税也基本上留作自己用，主要是为了维持强大的驻军。他们既是唐朝中后期平乱的主要力量，又是乱兵频生的是非之地，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接受中央的管辖的， 虽然也有暂时割据的情形，但是不久就被讨平；虽然有时候也抗拒中央命令，不听从调遣，但是都不长久。

 

第三类是守边型，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边疆，防备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这类藩镇也驻有重兵，但是他们必须依赖中央供给。与中原藩镇不同，他们的驻地并不富饶，不能自给，需要中央财政供养。这些藩镇相对安定些，当然也有少许叛乱，主要原因是衣粮欠缺或是藩帅太贪，克扣粮饷。

 

最后一类是赋税财源型，主要是东南一带的藩镇，这类藩镇没有多少军队，但却极其富裕，是中央的赋税之地。这类藩镇很少叛乱，所以史称“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这些藩镇之间相互制衡，东南藩镇有财无兵，西北藩镇有兵无财，必须中央集中调度，听从中央指挥；河朔藩镇与中原藩镇之间则有割据与反割据的相持。中原偶尔也有藩镇想联络河北三镇一起造反的，但是很快就被周围其他忠于朝廷的藩镇平定；而河北三镇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灭掉中原的藩镇，像安史一样打进长安。不过比较有趣的是，为什么区区三镇（宪宗以后，割据的基本上就只有河北三镇了），唐朝一百多年都平定不了？

 

对于唐代的藩镇，宋人尹源有一篇著名的《唐说》：“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在我们看来，宋人尹源所说的唐代诸侯也就是藩镇的双重作用，正是割据势力对于文明的重要贡献；日本后来兴起的“武家政治”就有可能是模仿唐代藩镇的。而武家政治对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日本的现代化，更是功不可没。近代中国正是由于地方势力过于薄弱而趑趄不前、左右动荡。

 

《唐说》全文如下：

 

［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

 

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时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燕、赵，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尔，其亡也，臣实主之。请极其说：唐太宗起艰难有天下，其用臣也，听其言而尽其才，故君臣相亲而至治安。以及后世，视太宗由兹而兴，虽其圣不及，而任臣纳谏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听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无所不至，所以败也。何哉？夫君一而臣众，大圣之君不相继而出，大奸之臣则世有之。大圣在上，则奸无所容，其臣莫不贤。苟君之才不能胜臣之奸，则虽有贤者不能进矣。如是，然未至于失道，犹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贞观之

治，而驭臣之才不能胜林甫之奸，于是有禄山之祸。德宗非不欲平暴乱、安四方，而君人之术不能胜卢杞之邪，于是有朱泚之变。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乱而即治也，而才不逮于明皇、德宗，辅臣之奸邪或过于林甫、卢杞，求国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岂有失道乎？于时天下非无贤，由君不能主听也。故至贤之主与夫失道之主，其兴其亡，皆自取之，此系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胜邪则治而安，邪胜正则乱而亡，此系乎臣者也。然则唐之亡非君之为，臣之为也。”（《宋史列传文苑四》）］

 

《宋史》说尹源“余文多不录”，而其传记如下：尹源，字子渐，少博学强记，与弟洙皆以文学知名，洙议论明辨，果于有为。源自晦，不矜饰，有所发即过人。初以祖荫补三班借职，稍迁殿直。举进士，为奉礼郎，累迁太常博士，历知芮城、河阳、新郑三县，通判泾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也。”涣遂获免。尝作《唐说》及《叙兵》十篇上之。

 

唐代藩镇曾被看作“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但是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多数藩镇经常对中央保持效忠和恭顺，跋扈和割据只发生在特定时间（如德宗贞元间和僖宗以后）与特定区域（如河朔地区）。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划分藩镇为不同类型：如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另有学者则认为藩镇类型可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五辑）。也有一些文章对武宁镇、忠武军、宣武军等个别藩镇做了专题研究。何灿浩《唐末地方动乱的新特点》认为唐朝末年动乱的主体力量由军士变成了刺史和军将，动乱的地区也以州为主，地方独立化的趋势明显增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先用党派之分来解释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岑仲勉《隋唐史》则力主李德裕无党，旧史“牛李”的李指李宗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提出牛党为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的代表，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是门荫出身的门阀士族地主的代表，对陈寅恪观点进行引申。胡如雷的《唐代牛李党争研究》曾以“对藩镇的态度”来划分唐朝著名的“牛党”和“李党”两大阵营，认为李党反对藩镇割据，而牛党支持豪强集团。

 

李鸿宾《唐朝对河北地区的经营及其变化》认为“河北道节度使原本是防备外族而设，但是它却被军事将领所利用，成为他们进攻中央的工具”。其关键在于，府兵制时代的将领是朝廷为了出征打仗而临时委派的，打完仗后将领和士兵就各自返回原来的单位，将领与士兵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权力十分有限。但到节度使时代，每个节度使都领属数万军队，士兵归将领领导，形成双方长期而密切的关系。节度使从掌握所属地区的兵权，发展到掌管监察、经济、财政、民事等权力，成为各项事务和权力的控制者。这样，节度使个人的权力就迅速增大。节度使集权能有效调动军队对抗外族反叛，在这过程中，原来由中央掌握的调兵权和领兵权就全都由节度使掌握了。从行军到节度使军，是形势发展演变的结果。

 

其实上述论点不出宋人见解的范围，如尹源另有一篇《叙兵》，就涉及相关话题：

 

［

唐杜牧当会昌中河朔用兵，尝为文数篇，上论历代军事利害，继以本朝制兵、用将之得失，下参以当时事机。牧，儒者，位不显，其术未尝试，然识者谓牧知兵，虽古名将不能过。今观牧所著，大要究极当世之务，不专狃古法，使时君可行而易为功，此其善也。

 

今兵之利钝所以与唐世异者，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讨淮西、青、冀、沧德、泽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

 

今则不然，国家患前世藩镇之强，凡天下所募骁勇，一萃于京师。虽滨塞诸郡，大者籍兵不逾数千，每岁防秋，则戍以禁兵，将师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何则？兵主于外则勇，主于内则骄，勇生于劳，骄生于逸。夫外兵所习尚皆疆埸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且唐之所失者势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势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为而不为也。

 

然则为今之计当如何？曰：“稍革旧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战敌。以内兵为声势，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而不得连州郡之势，斯可以获近利而亡后害也。

］

 

表面看来，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就河北地区而言，叛乱的结果是河北地区事实上不再听命于朝廷。如《新唐书》的《藩镇魏博传》说：“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协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寇生，迄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其中“效战国”一语，确实点破唐朝藩镇的性质。读到这里，不禁想到比唐朝为西周，而五代十国、两宋接近春秋战国，元明清相似于秦两汉，并非我的凭空创作，而是有古人为之背书的。

 

其实，安史之乱也罢，唐朝藩镇也罢,其兴起都有较之“政治因素”更为深刻的“文明因素”。当时西北地区的安西、北庭距离唐朝本土过远，唐朝无力经营，河西、陇右因唐廷抽调兵力对付河北的叛乱而使吐蕃有机可乘地占领；这些都属于“边患”性质。但是偏偏始作俑者的河北地区的自行独立，却并非外力入侵的结果，而是内部叛乱导致的。具体说，河北北部（现代的内蒙和东北地区）外族并未威胁唐朝的安全，但藩镇叛乱却使河北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南部（现代的河北、山东）的核心之地落入抗命的节度使手中，这些节度使多是安史叛军的组成部分。唐朝之所以对这些叛将予以保留，是因为河北在九世纪已经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如《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汉化人群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可见当时河北是一个各族杂居的社会。所以牛僧孺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种种迹象显示，藩镇之乱是一轮一千多年北方民族对中原社会的侵蚀开端，直至满清、日本、苏联。正因为北方民族的入住和渗透相当成功，河北北部的外族也就没有必要向南挺进，特别是契丹与唐朝的冲突反而减少。《新唐书》《北狄·契丹传》说：“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岁选酋豪数十人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

 

韩愈的《送董生邵南序》可以对此提供一些线索：“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自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况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是一篇赠序，约作于安史之乱后一代人的贞元十八或十九年（782－783年间）。是临别赠言，内容表示安慰、劝勉、赞许之意。安史之乱后，中央力量削弱，藩镇掌握地方军政大权，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局面。韩愈的朋友董邵南，才能卓越，但不得志，所以要到河北藩镇去寻找出路，韩愈同情他的命运，写序送别；但却担心他投靠藩镇会有不测。清人刘櫆说此文：“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即。”“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说出了藩镇的精神；“风俗与化移易”，挑明了藩镇的危险；“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说明韩愈对“国统区”的信任。可见当时士人投靠藩镇，有点像抗战期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情非得已，否则就没有出路。

 

唐朝中期以后的藩镇并非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广泛的文明现象，是某种类似于先秦文明的春秋时代的“中央文明本土化”的过程。例如安禄山节度河北的时候，就使用了大批胡人。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风靡河北的汉人社会，所以韩愈暗讽董生河北的“风俗与化移易”，并不是一句空话。而且我们看到，河北藩镇在五代就作为著名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然后就成为辽、金、元入主中国的“革命根据地”。至于满清、日本也都是从这个方向入侵中国的。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也都是以此为基地占领整个中国大陆。而其地之“边区政府”的性质，在一千二百年以前唐朝的河北藩镇时代就确立了。可见历史的因果报应之周期多么漫长，而文明史的鸟瞰又是多么重要。

 

从公元907年唐灭亡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同时，在这五朝之外，中原周边还相继出现了前蜀等十个割据政权，构成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从“中央文明本土化”的历程看，这一时期不仅是由唐朝到宋朝的政治过渡，其实也是唐朝藩镇制度的延长。从民族学视角，看唐代藩镇割据现象，安史之乱后的河北藩镇与中央政府的冲突，可能还具有种族文化的分歧：由于河北地区实际上早已胡化，因此蕃将势力强盛，与中央政府离心，“虽为一朝，实系二国”。近年毗邻河北地区的山西一带出土的瓷质皮囊形贮水器具，以实物证明了，那一地区当时并存不同文明的实况。于是，中原人士为避祸乱移徙到长江以南的“中国”，由此南北交流，拓深了“中央文明本土化”的过程。可以说，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促进南中国的发展、并使中国文明的中心渐渐转移到南方，五代十国是一个关键时期。

 

五代的政治中心主要为汴梁与洛阳，称为东京与西京；十国的史学与诗词、绘画都具有历史地位。而在我的“古今南北朝”的历史观念中，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唐朝的前期与中期，相当于西周；唐朝后期、五代十国、宋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相当于春秋战国的“国际体系”。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五、文明死，哲学生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文化的僵尸，刺激了兀鹰的贪欲，触发了文化的兀鹰运动。它不仅摧毁可见的文化物质，还否定了不可见的文化精神，从而开启了一个虚无主义横行的哲学时代。

 

行动者的暴戾和思想者的玄虚，更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完整映像。魏晋玄学之畅行一时，是因为它浓缩着当时的大思潮。玄学的要质，在于一个“无”字──视“无”为“有”的本体。

 

高度的思辩牲和深隽的神秘感，是为了力图挣脱时代的苦难，在此，魏晋玄学，与新柏拉图主义达到了历史的相似性。即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毁灭与悲惨的景象，转而观照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将来有机会对它们作一通盘的文化哲学考察，想必是有意义的。

 

魏晋百年是一个面对着虚无并崇尚虚无的苦闷时代。旧的文化破坏无遗，新的范型还没有建立。它遗留给才智之士的，是刻骨铭心的空虚。这空虚只能依靠哲学的洞天来填补。

 

例如，在“以无为本”的否定中，却潜合着对一切可能性的肯定。对两汉宫学而言，魏晋玄学带有精神文化领域中兀鹰运动的特质：它以真切的虚无主义否决了经学幻构起来的实在主义，从而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思想空间。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军阀建国，不是董卓的专利。说了董卓，再来看看董卓的前因后果。简单说，其前因是张角，其后果是曹操。他们都是文化的兀鹰，都作为残暴的军阀载入史册，都再造历史，比董卓更加善于玩弄两面手法，黄鼠狼给鸡拜年，通过“解放人民”，使自己成为舞刀弄枪的圣人。

 

先看张角及其“黄巾”：据记载，太平道设置三十六个“方”，方就是国中之国，类似古代的方国；在汉代被人理解为“将军的称号”，其实不然。史称“其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这个“渠帅”才是将军的称号。

 

黄巾之败，直接原因是缺乏作战经验和政治能力。但是其内部组织形式还是很为严密的，区别于秦末和西汉末年的游民起义，它是用宗教形式组织、以精神煽惑动员炮灰。因此它得以先遣信徒分布全国各方，建立了根据地，用思想来控制民众。如果聚于一地，力量是很集中，强大不少，但是作为造反大军，相对于官军仍然不够专业化。特别统一的中央政府极易聚集大军围而歼之，所以游民军阀的战略是暗地里分布信徒于天下，同时举兵，虽然力量分散，但有若星星之火，绵延不绝。令汉室的兵力调集难以周全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讨伐，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故黄巾之乱，扰乱天下十余年而不绝。但在张角死后，黄巾军失去精神领袖，同时失去有效的组织、领导、规划的枢纽，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打击下，遭到分化、围攻，逐步陷入消亡。黄巾军流动性过大，虽然声势浩大，但粮食军械战马等供应并不稳定，易为对手各个击破。

 

更有意思的是，黄巾军的太平道与长毛军的太平天国颇为类似，都以“太平”号召信徒。黄巾起事前，朝廷昏庸、宦官弄权，灵帝任用十常侍，卖官售爵；尽管州郡武装割据，地方世族盘踞郡府，中央集权统治无力执政，但仍保存了“君尊臣忠”的礼数式。而在经历了黄巾起义十数年的冲击，君权进一步削弱，地方州郡割据形势形成，地方与中央的联系限于表面。州郡长官可以独自举荐良材，授以官职或引为幕僚，人事权的旁落使得野心的州郡长官招降纳叛，囤积兵力，中央集权驱于崩溃。此时，虚君“共和”──人民共和国其实早在汉末那时已经诞生过一次了。君主虚悬而军阀主政，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十分相像。从国舅何进为独揽大权而消灭宦官，徵调凉州军阀董卓入京戒严，到事情败露、何进身死，董卓继而夺取政权……董卓之后有李、郭，而后有曹操，军阀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

 

以曹操为例。曹操本姓夏侯，沛国谯人。其父曹嵩为太监曹腾的养子，曹腾是相当于中共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级决策干部“中常侍”。东汉后期的中常侍以贪污弄权，干涉朝政而闻名于世。“党锢之祸”也是东汉后期一个宦官势力与士大夫清流势力斗争的一个表现和缩影。只是曹腾本人虽然身为中常侍，但尚知韬光养晦，收敛声名，曾上书举荐荀爽等名士，与士大夫、清流多有交结，这就给其后代留下了活动余地，所以曹操在政治基础上不仅拥有宦官集团的支持，同时也可以轻易打入士大夫官僚集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曹操个人也下过一番苦心，先交结太尉桥玄，取得了他的赏识，再加上而后辗转相识的汝南许劭也给他高度评价：“治世之名臣，乱世之奸雄”。由此引起了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关注，因此轻易进入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了。从其参与何进军事集团谋诛“十常侍”及其一系列军事部署便可知道，曹操是一个“数典忘祖”、不可手段的人。因为他竟然是依靠剿杀自己祖父一类的宦官起家的！

 

其实我们也应该清楚看到，这不是曹操个人的缺德，也是所有成功了的军阀所必备的应变能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籍，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不论作为讨伐黄巾军的骑都尉，还是治理地方的行政长官，曹操不仅凭借关系，还有手段服众，并取得政绩。

 

乱世争雄，政治势力无不基于强力的军事集团，然后控制甚至直接夺取雄厚的经济实力。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而唯有粮草先行，三军才能后动──要建立军阀力量，必先建立经济管制。民国初年，军阀们要战胜对手，都需要向外国列强贷款；共产党专政，索性用公私合营、统购统销来任意抽头。东汉末年，十常侍弄权，就像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专政，造成制度紊乱。而东汉官员的选拔制度即州郡长官举荐的方式，本来就任意性强、透明度低，极易营私舞弊。汉灵帝更有一种“别具一格”的授官方式，就是直接卖官授印。正是根据这种制度，曹操的老爹曹嵩出钱一百万买官，表明不法商人阶层在汉末发展壮大。

 

商人势力从未放弃进入统治阶层，通过与官僚的联姻、交往，通过政治混乱，成功实现了自身目的，但也同时瓦解了社会秩序。特别战乱时期，由于兵器、粮食、马匹等流通频繁，商人要垄断一些暴利行业，势必需要依附政治势力。曹操起兵声讨董卓，得到商人阶层的支持，陈留孝廉卫兹便出资助曹。而黄巾起事，中山富商张世平、苏双也曾出钱资助刘备起兵。商人所以支持军阀，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政治投资，进入统治阶层。

 

曹操初起时，并无割据地盘，故其部队给养上不得不仰仗陈留太守张邈接济，在其军事行动上也受到张邈的一定节制。曹操攻徐州，陈留太守陈邈联络驻屯东郡的曹操部将陈宫，迎吕布出任兖州牧，共拒曹操，立时“郡县响应”。只有鄄城、范、东郡为曹军所占，且鄄城中“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曹操好读书，倡节俭，知人善用；但为人却好猜忌，性格反复无常。因其父曹嵩路过徐州，陶谦派遣部将张闿护送曹嵩，不料张闿见财起意，劫杀曹嵩，曹操勃然大怒，兴兵攻打徐州，屠杀徐州人民数十万人，充分体现了军阀的本性。

 

曹操正是凭此击败（抗击董卓的）关东盟主袁绍，而成为最大的军阀。袁绍祖籍汝南汝阳，自高祖父安下，四世三公，家门显赫。其父袁逢也曾位列高官，其族叔袁隗亦为当世之太傅，可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本来并非军阀大族，而是文官世家。《三国志》说“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可以理解袁绍的出身高于曹操甚多。袁绍出身士大夫阶层，且是名门望族之后，而曹操不过一宦官之养孙，在东汉时期，门阀制度已经形成，此二人之出身可谓天壤之别。难怪曹操能击败袁绍，因为两人的差异就像刘邦和项羽的差异──出身卑贱的刘邦和曹操显然比出身高贵的项羽然和袁绍，更能适应流氓辈出的混乱时代。这个道理在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同样适用：胜利者的出身都是一个比一个卑贱。

 

曹操击败袁绍的官渡之战，有点像毛泽东击败蒋介石的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曹操也曾坑杀袁绍降兵数万人。曹操还定下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条文，简直是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祖师爷。在对待汉帝的态度和手法上，也引人垢病，令人不耻。杀董贵人、废伏后，都是“直入宫廷，持刃以胁帝”，可谓仗势欺人。曹操的“胁天子以令诸侯”，不顾君臣之义，不仅持刃犯上，而且对象是孤儿寡妇，其作为比当年建立汉朝的刘邦还要卑鄙下流。但卑鄙下流者创造历史──所以列宁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曹操毕竟比列宁有自知之明，没有杀害汉帝全家，还以文王自居，还不肯在有生之年代汉而立。这也是因为列宁公报私仇，为了报复自己的哥哥因为谋刺沙皇而被处决一事，对沙皇进行血腥复仇。相比之下，毛泽东因为和满清、北洋军阀、亲日汉奸没有血仇，因此只是血仇报复的目标主要指向了另一个党派军阀国民党人。

 

舞刀弄枪的圣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表演都企图用利刃割断历史，因此造成文明的死亡。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上面提到的《三国志》是蜀人陈寿（公元233－297年）所撰，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公元372－451年）注。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此书有三个特点：

 

（一）分别叙述了三个大体上平行发展的国家魏（公元220一265年）、蜀（公元22－263年）、吴（公元222－280年）的历史，生动描述了那个“三足鼎立”时代文化间歇、民族分裂的社会政治格局。这种平行政权（国家）并存一书的笔法，在传统的正史中并不多见。

 

（二）三国分立前的人物多被收入《三国志》的历史中。董卓、李傕、郭氾等社会屠夫自不必说，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等建安人物，也都毕济于三国名下。名为《三国志》 实则描写了黄中起事“震荡天下”之后，直到西晋重新统一中国之间的整个大乱。

 

（三）《三国志》是正史中唯一缺乏《表》、《志》等文化史录的著作。这表明，三国时代中国文化的温度已接近零点，以至后来的各个混乱时期，在这一点上郡无有出其有者。自从司马迁的《史记》首创十表人书，《汉书》继之以八表十志，表志之作已构成一个史学传统。但生当乱世之余的陈寿，却无力绍续这一传统。这是时代的大震撼造成的“学术缺陷”。

 

南朝宋时的范晔所作《后汉书》有八志，时隔两百年后的范晔尚可收录到东汉的文化史料，这说明，三国时代的社会破毁与文化凋敝，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

 

在二十五部正史中，只有记叙持久分裂时期的《南北史》像《三国志》一样不著《志》、《表》但它尚有“文学”、“儒林”、“隐逸”、“文苑”、“艺术”等文化列传以为补充。而《三国志》 仅仅保留了一篇记载古代科技史录的《方伎传》 就文化素养而言，这已跌落到秦始皇时代的水平。三国时代，已成为一个斩杀故有文化之根的文化虚无主义时代。文化人若不托庇于某个军阀，就会大祸临头，无法容身。那是一个甚至容不得隐逸之士的时代。即便屈节托庇的，也难免除危殆：

 

蔡邕死于王允之手，孔融被曹操杀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来最少文化气的军营，这时反倒成了文化人的避难之所和文化的残存之地。遥无了时的暴乱和军事行为，使军营一变为相对的安全岛。

 

即便是决心适应新野蛮状态的文士，即便他努力把自己改造为军阀的谋士，只要还保留一星一点的独立人格，就也很危险。名倾一代的荀或 、崔琰，本为曹氏夺得政权立下绝大功劳，仅因一事不合“孤意” 即可招致杀身。

 

检视一下《三国志》的本文，就赫然得见全书充塞了军事味十足的动词：征、伐、侵、略，遣、破、斩、获，拒、守、击、拨，攻、克、围、陷，禽、纵、解、救，募、讨、屯、督，避、退、降、没，伏、胜、平、定……诸如此类，无法枚举。在这些戾气蒸腾的动词后面，隐伏着攻城略地、赤地千里、白骨蔽野、高级文化被涤荡的事件。一个现代的头脑可以理解，这已不是寻常意义的战争，这是场场相连、绵延不绝的连台屠杀。

 

据多种记载综合分析，这些“战事”的死难者中，和平居民的人数要大于作战人员。“大相砍”的劫运突然降临中国，它不分青红皂白，不把郁积的能量消耗殆尽，就“决不收兵”。

 

暴力化的动词结构，指代着文化结构被暴力所崩解的现实。

 

深入《三国志》的本文，当发现全部叙事都以军事行动及其后果为轴线。甚至《后妃传》中的宫宫闱秘事，也与此相扣。倾城倾国的文昭甄皇后那凄婉的命运，不是被曹袁二氏决死一斗的官渡之役一分为二了吗？战前，她是袁绍的儿媳；战后，成了曹丕的禁脔。而曹丕登基的政治事件，却成了这旷世丽人个人命运的绞索。她被遗弃，并被杀死。以致多情善感的后代凭吊者纷纷猜测，她竟是曹子建《洛神赋》中女神的原型！

 

《三国志》中众多的列传人物，也依具和战争与屠杀的关系而分为三类：

 

1， 军阀首领，如董卓、袁绍、曹操、张鲁、刘表、孙氏父子、刘备、吕布之流;

 

2，军阀干将，如曹操、孙权的部将，和刘备的关、张、马、黄、赵之辈；

 

3，军阀的谋臣，包括指导战略的荀 、郭嘉、诸葛亮之辈；也包括被迫滞留在营垒之中的“建安七子”和其他文化人。甚至曹操的同乡、千古神医华佗，也逃不过军事结构的清算。

 

囿于当时社会政治的氛围和文化观念的框架，陈寿的《三国志》以魏帝为正统，而以“蜀主”、 “吴主”作陪衬。但这只是史籍本文的表象。“本文之外，别无他物”。而《三国志》却也提供给后人一种体例与概念之外的、真正的叙事本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而折服当时史家的陈寿，以其敏锐捕捉了那个时代的脉搏──他在尊魏的空泛形式下，着实缕出了自董卓到孙皓（吴国末帝〕的整整一个世纪的“暴君系列”。

 

此系列及其主角，恰是三国时代主流精神──一种反文化的主流精神──的代表。这似可说明，把董卓、二袁、刘表、张鲁列入三国时代有充分理由：他们都是势力不等、程度不同、割剧一方的“军阀” 是文化的兀鹰。在生年上他们属于东汉，但在精神和行为的模式上，却全然归属后来的魏晋南北朝。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董卓一把冲天大火，烧毁了两汉的物质文明；关东盟军的讨董战争与彼此残杀，则倾覆了整个社会结构。从建安到三国近百年间中国的社会从整体上被夷平了，中国的文化从整体上荒漠化了。只有零零落落的文化士人负笈而逃（王粲就是一个显例），或被迫集中到军阀们的营地去，勉勉强强把文化的因子保留下来，但传统文明的结构则土崩瓦解、随浪淘尽。

 

汉代的文明社会，同步退化为三国野蛮的军事组织。这是一些攘扰不息的战乱集团。其中，不仅有正规军人，有部曲、民兵，还有被席卷而走的民工甚至妇女儿童。社会与军营，在此混为一体。失去军阀资格的君王，等于走向了死亡。汉少帝、汉献帝自不必说；蜀后主，魏明帝以后的魏主们，也都是这样。谁控制了军队，谁就控制了社会。

 

而社会，倒成了军队的附庸和随心所欲的战利品。这时，残存的一些文化表现，也只是对暴力的颂扬：如曹操的诗；或者哀悼：如建安七子的作品。

 

太学里高谈阔论的文士，让位给军营中运筹帷幄的谋士；地方豪强则变成了全国军阀。这正种军阀正是当时所谓 “社会上最具有活动力量的集团”，他们的动向即构成了历史的方向。他们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与之同步，广泛的文化革命现象开始发生。宦官们合法的、控于结构以内的破坏性工作，被非法的、在结构以外活动的军阀一步步接管。原先隐伏的兀鹰，升入文化史的天穹。宦官势力是罪恶的渊薮，军阀集团则挥动着复仇的屠刀。而在汉末三国时代可能制止他们的各种自治组织，早已在两汉皇权的持续高压下，分崩离析了。

 

要对文化破坏的势头予以推波助澜，需要掌握世俗的权力。而在文明社会趋于解体的急世之中，此种世俗的权力，只能体现为赤裸裸的暴力──不是结成小规模的犯罪团伙，而是组成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所以，反文化的兀鹰集团必定身兼军阀的角色，他因此带有一切军阀的劣根性：

 

1，实用性。用人之际，不惜礼贤下士，事成之后，“狡兔死、走狗烹”。

 

2，自我中心。凡可用以扩张自己权力的理论、方法，不惜曲解以为己用；而对于己不利的事实，则要予以抹煞，结果造成历史文化的随机颠乱。如曹操一方面鼓吹以“孝治天下”，并与文士们坐论古今，为己声援；另一方面却对文化人大开杀戒，甚至对技术专家（如华佗）都不放过。

 

3, 帮派至上，任人唯亲。随着文化秩序的崩解，公益的原则已无所依附。原则的丧失，使人和人之间的纽带，从精神的变成物欲的；使社会的组织原则，从公认的传统礼法变成个人的即兴好恶。

 

4, 迷信暴力。传统文化的动摇状态，使各种规矩和界限趋于模糊，武力成了唯一可以托庇的东西，成了生活和信仰中的王牌，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军阀们于此尤甚。他们只信仰武力。好一点的相信武力可以改造社会；坏一点的则以武力去掠劫天下。如曹操在他的《让县自明志令》中说，决不“慕虚名而处实祸”，所谓“实祸” 盖指放弃了武力至上原则之后的处境。他显然信仰“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颗子弹都不能交出去”的原则。

 

从董卓到孙皓，三国时代的兀鹰真可说是风起云涌，集一时之盛。其中，曹操是颇为典型的。不仅由于他的行为，还由于他的言论。

 

他在给孔融的信中借古喻今、施加压力：“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这段自白，在坦露兀鹰的社会职能上，达到了惊人的准确度：兀鹰们，对“建德和人、风化海内”的文化事业无所补益；但“抚养战士”却不失为军阀的命脉；而“杀身为国”则是对他们日常工作的合理化解释，只是“杀身”恐怕是以牺牲他人的性命为主;而“为国”不过是为己之国。至于“破浮华交会之徒”，正是对文化人的剿灭。相当于“破四旧”、“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对此剿灭文化人的活动（比较一下二十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军阀们确是手到擒来、十分胜任的。

 

我们特别提出曹操作为新时代兀鹰的代表，意在破除一种关于曹操的革命迷信，撕开曹操作为“文化保护人”的面具。

 

不错，曹操堪称一位杰出的诗文家，但以诗文家的身份而兼暴君与文化破坏者角色的，历史上不乏其人，如隋炀帝。再者，有人认为曹操搜尽天下名士，集于邺下，组成“文学集团”堪称 “彬彬之盛”。其实，此颇为皮相。

 

曹氏倡诗文，除有自己的个人偏爱并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华以外，实乃顺应桓、灵以来经学衰而文学盛的文化转变，如汉灵帝设“鸿都门学”，奖励文艺创作。“邺下文学”不过承鸿都门学之遗续而已，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创举。与提倡诗文写作并行不悸的，是对文化人士的广泛搜罗、威胁、软禁、剿杀。在这类“文化活动”方面，曹操所下的功夫，远在两汉诸帝之上。

 

收集与屠戮文化人的双重措施，显示曹操早已懂得如何玩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1942年）一类的政治伎俩。毛泽东思想的新意，是建立在禁止他人著作、烧毁他人著作的愚民政策的基础上的。

 

颇能显示各个时代的兀鹰们共同具有的复杂性格。其收集的动机，不仅出自爱惜，也出于占有欲，即把文化人当作私产，降为御用的奴仆。这与兀鹰时代的社会军事化倾向，甚为契合。三国时代比秦皇时代的文明程度显然要高，始皇帝只能用一种方法镇压异己── “坑”，而曹操却至少能用三种方法去消灭独立的人格：

 

1，借刀杀人。文士祢衡数忤曹操，结果被送到刘表那里，又由刘表遣派到黄祖那里，终被杀害。

 

2，指使杀人。文学家边让，对曹操“多轻侮之言”，后受人诬告被曹操“告郡就杀之”，根本没有进行 “审理”，死后，“文多遗失”。

 

3，诬陷杀人。大名士孔融曾经触犯过曹操的尊严。“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种批评对“寡人有疾”的曹操不是一般的刺痛，而构成心理上的打击，曹操积怨在心。再加上孔融不愿参与曹氏的政治阴谋，更使曹操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慑于孔融名望，曹操竟指使郗虑和路粹两人先后上书进行诬陷。即使如此，所罗列罪名也不过只是“言论罪”，可见孔融并未触犯公法。但兀鹰对待言论罪，往往是更不容情的。孔融被杀之后，其九岁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因说了几句间接同情父亲的话，也被曹操下令杀死。由此可见，出身卑猥的曹操，比秦始皇还要狠毒。

 

与魏国奠基之主曹操有计划的整肃异己者相比，吴国的末代君主孙皓，表现得更像一个随机杀人狂。“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妾以诉皓，皓大怒，假他事烧锯断声头，投其身于四望之下。”这直接体现了孙皓这头末日兀鹰的“人格”。

 

在这里，我们并不想探讨孙皓其人的滥杀动机，而只想指出：这种不负责任的食人者，竟能稳坐在统治的宝座上长达16年之久，正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气氛使然的，文化的兀鹰时代，尚远末终结。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文化的僵尸，刺激了兀鹰的贪欲，触发了文化的兀鹰运动。它不仅摧毁可见的文化物质，还否定了不可见的文化精神，从而开启了一个虚无主义横行的哲学时代。

 

行动者的暴戾和思想者的玄虚，更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完整映像。魏晋玄学之畅行一时，是因为它浓缩着当时的大思潮。玄学的要质，在于一个“无”字──视“无”为“有”的本体。

 

高度的思辩牲和深隽的神秘感，是为了力图挣脱时代的苦难，在此，魏晋玄学，与新柏拉图主义达到了历史的相似性。即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毁灭与悲惨的景象，转而观照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将来有机会对它们作一通盘的文化哲学考察，想必是有意义的。

 

魏晋百年是一个面对着虚无并崇尚虚无的苦闷时代。旧的文化破坏无遗，新的范型还没有建立。它遗留给才智之士的，是刻骨铭心的空虚。这空虚只能依靠哲学的洞天来填补。

 

例如，在“以无为本”的否定中，却潜合着对一切可能性的肯定。对两汉宫学而言，魏晋玄学带有精神文化领域中兀鹰运动的特质：它以真切的虚无主义否决了经学幻构起来的实在主义，从而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思想空间。

 

正如那些实干的兀鹰们摧垮了一元的社会模式，从而为新的社会力量及其多元化的组织形式，拓开了广泛的生存空间。欲行彻底的专制者，反倒为专制掘下了坟墓。此功实不可没：军阀，只有军阀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反观这部趋向专制的历史，自秦始皇开辟新纪元以后，中国文明就被一元化的宿命给紧紧裹胁住了。那文明对人的多元化的个体活力进行无微不至的压抑，遂被吸入这外观统一坚固、内里解体衰朽的沉沦之运。它散发出死亡的气息，激起了众多的兀鹰，招致了自己的消解。

 

由于这种原因，文化的兀鹰就决不只是三国时代的特产，而几乎贯穿在各个时代的文明历史中。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思想，也算得一头示范式的“化及无穷”的文化兀鹰。他一举荡平战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实践虽然成功了，但建立反文化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吏为师”）的企图却遭到惨败。秦皇对前代文化的兀鹰式行为，激起了对他的“大业”的新一轮的兀鹰运动。“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认为“书足以记名姓而已”的西楚霸王继起，不仅活埋了秦兵降卒二十余万，更统率关东诸军大肆屠杀咸阳人民。烧毁秦宫，火三月不灭；发掘始皇陵，使本来就所剩无几的秦文化真的面临末日。 军阀，只有军阀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秦汉如此，魏晋南北朝亦然。西晋“五胡乱华”尽扫中原文物不说；南朝有出了个侯景，北朝出了个尔朱荣──把南北各朝几百年间好不容易形成的文化势头又一一击毁，大肆吞食其余孽。从反面推动了文化的革命。这些军阀狂人比起二十世纪那位“世界几千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军阀超人的四个伟大，可能“稍逊风骚”，但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已经是青出于蓝，一代胜过一代了。

 

隋唐以降，几乎每一皇朝寿终之日，必有大批兀鹰腾空而起，落地而食，争当反文化的先锋。是在“三国”这个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佛教的夹缝时代，这种兀鹰运动展开得格外引人注目罢了。我们的文学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制度史常以朝代而断。论者有以为此非科学分期法。其实，只要考虑到我们特殊的国情──文化兀鹰周期性的历史大盘桓──就不难发现，这种分期法还是有其参考价值的。因为，在大一统帝国的历史上，文学、思想、经济、社会制度的转换，常与政治的大变乱一同来临。

 

军阀都有其“革命根据地”。这种根据地不是今人称为“庄园”的“封建大地产”，而是军事力量主导的“驻地”。这些驻地甚至军事屯田并非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独立的经营单位，也没有什么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因而不具有欧洲式“封建庄园”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即使大地产的所有者，也未见“族长”，也并非都是世家大族，其居住关系也不是以“庄园”为范围的“聚族而居”。因此，“庄园与家族二位一体”的看法，并无事实根据。这些所谓“庄园”，并不具有“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态结构的重要特点，同时南北朝时期“整个宗族的有组织的聚族活动”，也并不多见。因为“军队”而非“家族”才是“根据地”的要素。

 

有些“阶级斗争为纲”的看法，其实是为了图解欧洲式样的理论而弯曲中国历史的图画。如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就认为，这一时期家族组织与地主庄园形态结构重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家族与地主庄园的二位一体。即“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庄园，族长就是庄园主。族长占有大量土地，将成片的土地用沟堑围圈起来，形成很大的院落或者园林。庄园内部独立地进行农业和日用手工业的生产，基本上不需要同外界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少量的物品交换也在庄园内部各户族众之间进行，即所谓的‘闭门成市’”；（2）以庄园为范围的聚族而居。“魏晋以后家族聚居的形式，除了那些族众尚未向同宗大地主依附、大地主尚未建立庄园的地方，仍然以村落为单位聚居以外，一个庄园即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单位，好像同姓聚居的村落一样。庄客多数为同宗族人，他们的住宅就建筑在庄园内部，而且大多环绕着族长的别墅建造”；（3）庄客的族众兼依附农民的双重身份。“一个庄园主（即族长）必须胁迫大批小农为庄客，把他们附着在庄园里，为自己耕种庄田，供自己驱使服役。这种庄客，在文献中又有佃客、庄户、徒附、私附、部曲、奴客、人客等等名称。名称虽然不同，身份却是基本相同的，大多都具有族众兼依附农民的双重身份”。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类似欧洲中世纪和日本的那种“庄园制”，史学界历来有争议。

 

持庄园说的学者所说的那些“封建大地产”，亦即所谓“庄园”与所谓的家族、宗族“组织”是否存在于南北朝时代？

 

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认为，纵观当时的“园”、“宅”、“墅”等名目的“封建大地产”，似乎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它们都不是最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也没有什么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因而不具有“封建庄园”的基本特征。更谈不上“将成片的土地用沟堑围圈起来”。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些大地产实际上很难连成片。实际上，这些大地主所拥有的大地产多为占山固泽依地势而建，如：袁广汉于茂陵“北山下筑园”，石崇建别庐于“金谷涧”，谢灵运所修别业“傍山带江”等。仅有梁冀“广开园囿，采土筑山”，但也未见其用沟堑圈围。在“园”“墅”“别业”等“大地产”上，完全自给自足式的生产，完全“闭门为市”，也不太可能。从上述实例中可以看出，这些大地产的生产能力较为强大，有些既有农作物种植业、园林业，畜牧水产养殖业，个别的甚至还有手工业中的纺织、酿造、工具制造、造纸、药物生产等。但因受到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的限制，很难做到农林牧渔与各种手工业齐备。所以说，尽管这些“园”“墅”“别业”能够做到多种经营，但仍很难满足大地产所有者的全部消费需求，尤其金银铜器及香料、珠宝、绫罗绸缎等奢侈品的消费需求。

 

 

五、文明死，哲学生

 

从远景看，汉末董卓冲天大火造就了魏晋玄学的虚无主义。

 

牟发松《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一文认为，魏晋之际兴起的恣情任性、不拘礼俗的士风，时人及后世多名之以“达”。实际上儒家和道家，对“达”及“达人”有不同的理解。竹林名士基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周思想的“达”，重在真率、淳至、自然而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然表现，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至两晋之际，“达”的内涵及其表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魏晋放达士风的基本方面，仍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中高远、浪漫的一部分。

 

其实在我们看来，“魏晋名士以任放为达”的后面，是完全彻底的精神颓废，和文革以后流行的“思想解放”、“裤腰解放”、“贪污腐败”十分相像。

 

《世说新语·德行》“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条刘注引《魏氏春秋》称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俗。”“宏达不羁”，《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作“旷达不羁”。《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条刘注引王隐《晋书》，则称阮籍“达而无检”。史载阮籍之“达”，主要表现为“恣情任性”、“倜傥放荡”、“嗜酒荒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一言以蔽之，即“不拘礼教”，特别是在居丧、男女交往以及社会交际等方面的违礼败俗行为。

 

《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澄）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刘注引邓粲《晋纪》：“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尽管后世对王澄“解衵脱衣上树、裸形扪鹊”之类行为颇为不齿，甚至视之为“无赖妄人、风狂乞相”，但《晋书》本传却称王澄“夙有盛名”，“士庶莫不倾慕之”，甚至有天下第一名士之誉。对于他的放荡违礼之行，如上所引，当时人称之为“达”。

 

又《世说新语·容止》“林公道王长史”条刘注引《语林》：“王（濛）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王濛则为东晋第一流名士，《晋书》本传称他“有风流美誉”，也记载了他直呼父字（父讷字文开）之事，又称其因“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对于当时士人，无论直呼父字，还是亲自入市与屑小交往，均为礼俗所不容，但当时人亦称其放荡违礼之行为“达”。

 

总之，对于魏晋名士如阮籍、王澄、王濛等人的放荡不拘、违礼败俗之行，当时人率名之以“达”。又《世说新语·德行》：“王平子、胡毋彦国（辅之）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可知名士们对于自己的任放败俗之行，亦自视为“达”。两晋之际与胡毋辅之“俱为放达”且交往密切的，还有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等人，他们时常聚会，“闭室酣饮”，通霄达旦，“散发裸裎”，被“时人号称八达”，而以胡毋辅之为“达伯”。辅之的儿子谦之亦厕身其中，他在酒醉之后常常直“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

 

对于两晋名士“以任放为达”，论者往往溯源于魏晋之际的阮籍。上揭《世说新语》德行篇刘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风俗淫僻，耻尚失所……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由。”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曰：“贵游子弟，多祖述于阮籍，同禽兽为通。”《世说新语》专载士人放达言行的“任诞”“简傲”二篇，前者以竹林七贤“肆意酣畅”开篇，阮籍固列于七贤之首，而第二条也是叙述阮籍居丧饮酒食肉事。“简傲”篇亦以阮籍在司马昭庄严的宴会上“箕踞啸歌”开篇。《文选》卷二五刘琨《答卢谌诗序》，琨自称“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籍）之放旷”。可知晋人以及时代稍后的刘宋前期的《世说新语》作者，均将阮籍视为魏晋“放达”士风的始作俑者。

 

魏晋的“放达”不合古义。因为从兼通儒道的葛洪的解释，亦可证“通”、“达”的儒家古义，为“通于道德、达于仁义”。道家对“达”和“达人”，也有自己的理解。如《庄子》中齐万物、等生死，从而因仍自然、随遇而安的达者，对事物的流变性和暂时性有深刻的领悟。

 

关键的变化出自《列子》。《列子》及张湛注中的“达者”，“知万物之无常，财货之暂聚”，他们鉴于人生不过“一气之暂聚”，故而鄙薄“刻意从俗”、“惜名拘礼”，倡导并实践“任情极性”、“尽当生之乐”的人生生活。学术界一般认为，《列子》的《杨朱篇》可能产生于西晋。我们从《杨朱篇》所描述的“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的达人形象，以及东晋人张湛注中对达人的肯定，可知这样的达人，其原型就是两晋时期“以放浊为通”、“以任放为达”的名士，他们是庄子齐万物、任自然思想的实践者。

 

《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裸体原本是在自家房屋，更重要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裸体，因为他是以天地为房屋，而将房屋当作衣裤的，是别人未经允许擅自闯进了他的衣裤之中。《世说新语·文学》“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条刘注引《名士传》：“（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又引《竹林七贤论》曰：“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刘伶在这篇“意气所寄”的唯一一篇传世之作中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可知刘伶之裸体绝非无故，实因他“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书》本传），连宇宙他都嫌太逼仄，而力图突破时空的局限。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其“纵酒放达”，大概也是以酒为媒介，达到一种“悠悠荡荡”、浑浑沌沌的境界，其裸体，则是试图摆脱代表礼法的冠服的羁绊，以体验“纵意所如”的境界。

 

我们的传统心理，因为景仰一元模式而贬损多元竞争。这是对一元现实的无奈承认：一元结构的根深蒂固，迫使多元竞争只能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下发生。这在每个王朝的终始之际，表现得清楚不过了。

 

我们历史上很少领受过有序的多元。竞争中的“游戏规则”很少得到真正的尊重。多元时期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上，只流于旧一元向新一元之间一哄而起的“乱云飞渡”。

 

而世界史却悄悄告诉我们，只有允许多元并存成为一种秩序，浩劫才能避免。而这，恰是使文明的发展减少周折的一条大道。当然，这里所说的“多元”并非现代意义的有序的多元竞争；而是与无序的攘扰、社会的分裂，结伴而行的。这是它的消极一面。但是，设想一下吧，如果兀鹰们不对文化传统作结构上的击溃和精神上的唾弃，则旧的社会文化结构照常可能继续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这时光，对人类历史不过瞬间而已，但对困扰其间的具体个人，却是过于漫长的文化徒刑！

 

主体力量在理性无法予以有序解开的困境中，往往诉诸非理性的暴乱以求解脱。

 

个人的这种盲动，从历史的远景来看，却不失其合理性。

 

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三国志》和其它魏晋文献，所领悟出来的意义吧。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为什么在魏晋以后，唯有野蛮、最富有独立性、最顽固不化的鲜卑拓跋部才能统一北中国，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北朝”呢？问题决不会简单到这种地步：“因为它野蛮与残酷，所以就容易在战争中取胜。”现代即使连群众都知道，战争是一项政治行为，而孙子早在春秋时代即认清了这一点：所以仅凭野蛮与残暴是不足以取胜的。甚至，再加上谋略与机智也不行：还要看社会心理的趋向。所以，综合起来说，最野蛮、最“生”的鲜卑拓跋部之能够统一北中国，可说是基于一种“历史的需要”。

 

现代人要探究这“历史的需要”决非易事，而要彻底弄清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倒有了一点感想：似乎没有这么一种可怕破坏力的冲击，中国社会就不会自动地接受新文化。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学习能力是与被破坏的程度成正比的：破坏愈大，学习的愈多，因此也可能成效愈大。

 

没有拓跋部暗无天日的迫害，似乎中国社会的传统习惯与文化都不会自动作出相应的改变，而不做这些改变就无法抵御游牧人的军事压力──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矛盾。游牧人好象倒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教师爷了：他们给中国以种种苦楚，以逼使中国作出她本来不愿做出的改变与牺牲。而这一切改变又都是为了更有效地抵抗他们和他们的同盟者！

 

我相信，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及其“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袭，在本质上也无非如此。虽然他们在文明的形态上比古代的蛮族入侵远为“进步”。进步的侵略者仍然是侵略者，就像一个文明人杀害了原始人仍然是杀人犯。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倭人对中国的甲午之战及八国联军之役与304年的刘渊自立为单于及316年西晋灭于石勒相提并论的理由。

 

我相信，五胡乱华也好，八国联军也好，这些侵袭者唯一积极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迫使中国社会瓦解，迫使中国在文化和习惯上作出根本的改变，从而进入一种全新的文明。从文明史的意义上不妨欢迎这些侵袭──它们越是强烈，日后的中国就将崛起得越高！中国社会是惰性有余而弹性不足，没有强大的压力就不足使它改变，而不及早作出根本改变，就无法在这列强环伺的世界上谋求自立。这种看法也许只是一种“产生于南北朝末世的心理”吧！但是很明显，不论是古代南北朝时代还是当今的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旧文化体系的破败和外来文化的鸠占鹊巢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我看到了某种奇怪的一致性：外来文明的侵袭总是不迟不早，刚刚正好在中国原有文明已经进入了“末期”之末才开始大显神通的！进一步看，也许正是外来文明的初显神通，加速了中国原有文明的“进入末期”。

 

（三纪：西周、春秋、战国、唐、五代、北宋、南宋；三期二秦、西汉、东汉、元、明、清──外加“一会”：南北朝……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妙！我穷智殚精的结果仅仅是“发现了它”，我其实是自认无能为力于“说明它”的。）

 

接下来，公元450年宋魏间的大战实为整个南北朝时代的枢纽，南北对立的形势从此被固定下来。在它之前是一百四十余年的分裂与屠杀。在它之后是一百四十年的南北僵持。公元450年宋魏间的大战在政治军事形势上的意义，与494年孝文内迁在社会文化上功能是近似的，二者都不失为划时代的分水岭。验诸当今现代南北朝时代，450年的大战似乎相当于1950年“两个中国的正式对峙”（尽管在此之前，南北朝的格局已经存在了）；而494年的孝文汉化运动则相当于1978年的非毛化改革。

 

在前者之后（即战争的分水岭），南北朝一方而趋于因定化，一方面又在内部各自酝酿着各自的统一──不仅是权力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上的统一：完成消灭酋长制的历史任务，从贵族制过渡。

 

在后者之后（即文化上的分水岭），南北双方在文化上又各自有所发展，谁能说梁武帝的建树与孝文改革毫无关联呢？南北文化的分道扬镖，不是阻碍了新文化的合成，反而有助于更大规模的新文化之合成。合成的结果就是唐宋文化的灿烂。

 

公元502年，梁武帝在南朝制礼作乐，使全国人士无不为之向往。实在说来，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与北魏孝文的改革改革相去不远，同为新文化的曙光，是南朝开始摆脱刘裕野蛮化（420年）的标志，并开北周六官制度的历史先河。梁武帝的礼乐绝非古代礼乐的简单复兴，而是新融合的结果，是汉末三百年以来社会痛苦代价的主要文化收获。

 

梁武帝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而言，任何定评都值得商榷，如果我们不去考究他这个人怎样，而是考察他的历史作用是什么时，就不难发现，他是未来八百年历史潮流的开创者。萧衍老头在佞佛方面可能走得有点过了头，以致最后连同政权一道倾覆。不过这不影响他的文化地位，我们不把他的悲剧仅仅看成他个性中的缺点所致。在我看来，更大的导因似乎在于那个时代还未成熟，还未达致各条文化流交汇而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用士族制度如何腐败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似乎不能完全解释这个问题。

 

从历史上看，梁武帝第一个出来倡导“三教合一论”，虽然其三者的先后顺序不同于后代（先佛），而后代如宋明理学不用三教之名而行三教之实，但梁武帝毕竟是三教合一的新文化曙光，此文化合流亦即“南北朝的曙光”。

 

梁武帝的制礼作乐，是纯粹的南朝内部问题呢，还是受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刺激而激发起来的应战行为？在他之前的宋、齐两朝为什么没有类似的举动呢？这是一个过于专门的学术问题，无法在此展开。但我深信，梁末的侯景之乱，其基础绝非侯景的暴力和暴虐，而是整个南朝社会缺乏生气。不要忘记，远在侯景之前，梁朝就遭到几次很可笑的军事失败，这在军阀时代不仅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而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梁末的大毁灭，是一种畸形发展的文化“水到渠成的结果”。

 

侯景本是东魏大军阀高欢手下的一员大将，高欢让他带兵十万，镇守黄河以南。高欢临死，怕侯景反叛，派人召侯景回洛阳。侯景听说高欢死了，就拒绝命令，带军队投靠西魏。西魏大军阀宇文泰也不信任侯景，一面接受献地，一面召侯景入长安，准备解除他的兵权。侯景不肯上当，转投萧梁。梁武帝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派自己的侄儿萧渊明带兵五万，接应侯景。派萧渊明率大军北上接应侯景，结果被东魏在彭城打败，萧渊明被俘。东魏又攻侯景，侯景大败，剩下八百残兵逃入萧梁境内的寿阳。高欢的继承人高澄爲挑起侯景与梁朝的矛盾，表示愿与梁重新通好。梁武帝同意通好，并答应以侯景交换萧渊明。侯景走投无路，于548年八月反于寿阳。

 

侯景很快打到长江北岸。梁武帝派侄儿萧正德在长江南岸布防。侯景诱骗萧正德，只要肯做内应，推翻梁武帝之后就拥戴萧正德做皇帝。萧正德就派了几十艘大船，帮助侯景的叛军渡过长江，还亲自带领叛军渡过秦淮河。侯景顺利地进入建康，把梁武帝居住的内城──台城包围起来。

 

侯景围攻台城一百三十多天，各地救援的诸侯有二三十万人，却在建康周围按兵不动。因为梁武帝做了四十多年皇帝还不肯退位，他的儿孙都十分厌恶他。侯景的叛军终于攻进台城，梁武帝成了俘虏。侯景自封大都督，掌握大权。他杀了同伙萧正德，又把梁武帝软禁起来，让他活活饿死在台城里。梁武帝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爲傀儡皇帝。侯景虽然攻下了建康，但却遇到了梁军和萧氏其他势力的强烈抵抗。萧衍第七子、湘东王萧绎派大将王僧辩东讨，连败侯景，并乘胜东下。梁高要太守陈霸先也从广州率兵北上。侯景见形势不利，急于称帝，于是废萧纲，立梁豫章王萧栋爲帝。551年，又废萧栋自立，改国号为“汉”，大杀萧衍子孙。552年，王僧辩、陈霸先攻下建康。侯景企图逃胞，被部下所杀。

 

侯景之乱长达五年，各方势力连年混战不止，致使百姓死亡无数，千里之内罕见人烟，社会经济遭受破坏性打击。侯景之乱是南北朝历史的一个转捩点。战乱后，南朝在长江下游以北的土地，尽爲东魏及其继承人北齐所占；汉中及长江中游以北的土地，尽归西魏所有。残暴的侯景在江东烧杀抢掠，南朝从此一蹶不振。梁朝经过大乱，四分五裂。在侯景被灭的同年，萧绎在江陵称帝，同时，其弟萧纪也在成都称帝。次年萧纪发兵攻江陵，兵败被杀。西魏乘机攻陷成都，占有益州。梁元帝萧绎即位第三年，其侄萧詧勾结西魏攻陷江陵，杀了萧绎。江陵陷后，陈霸先、王僧辩立萧绎第九子萧方智，称梁王于建康。次年，萧詧在江陵称帝，建立后梁（555－587年），实际上是西魏控制的傀儡。北齐又立战俘萧渊明爲帝，王僧辩与北齐勾结，迎萧渊明回建康。陈霸先乘机起兵，杀王僧辩，仍立萧方智爲帝，梁朝政权落入陈霸先手中。557年（陈永定元年），陈霸先废萧方智，自立爲帝，国号陈。梁亡。557年，陈霸先在建康建立陈朝，是为陈武帝。三十二年以后，陈朝灭亡于隋。

 

可以说野蛮的侯景是文雅的隋炀帝“统一中国”的急先锋。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就曾指出，侯景之乱对西魏、北周、杨隋所具有的意义：西魏能够由三国中最为贫弱的国家，一跃而为三国中最具优势的国家，与侯景之乱有极大关系。西魏乘侯景之乱取得大片梁土，使版图几乎扩展一倍，经济实力得以增强，战略地位得以提高，外交环境得以改善，政治制度得以改革。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周绝难灭齐，隋绝难灭陈。西魏由弱变强实是在宇文泰未死，西魏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未至矛盾不可调和之际，能够乘侯景乱梁之机而取大片梁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实为机会使然。而以往的学界往往注意侯景乱梁，对侯景乱东魏较少留意。学界对侯景乱梁，往往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去寻找原因，较少关注侯景乱梁与北方政局的关系。这是因为，人们对于“野蛮如何毁灭了文明”更加敏感，而对“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比较迟钝，缺乏必要的理解力。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侯景其人作为伟大的骗子、领袖、军阀、舵手，也不是一无是处。西魏乘侯景乱梁之机收剑北、定蜀地、及平江陵、取雍荆，都与侯景在江北建立的防线有关。这主要由于此防线牵制了北齐，使得西魏所受到的来自北齐的压力变得不大，从而有力量伺机取得梁地。结果造成南北朝形势的根本改观，为南北朝的合一准备了条件。

 

西魏能够顺利取得剑北、剑南，之所以与侯景防线有关，是因为侯景进逼江陵，萧绎被迫向西魏求救；而侯景能进逼江陵，又是由于侯景防线抗拒了北齐的军事压力。西魏取得剑北，为其取剑南提供了可能。正是由于北齐受到萧梁的牵制，西魏在萧绎平定侯景之后一年时间里，未见北齐有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出兵的迹象，因而西魏敢于并且能够出兵取剑南。

 

不可否认，宋齐梁陈面对的是残酷野蛮的北魏及其继承势力，这个以鲜卑人为主的政治势力除了“保护佛教”外，其主要历史作用就是通过破坏文化、屠杀人民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吹捧说，这是“为文化交汇运动的更大成功、新文化的更新诞生，扫除障碍”，甚至是“人种革新”、“人类基因的新陈代谢”……但是恐怕人们的感情难以接受这样的品评吧！所以北魏的特性无论在文化上、政治上，至少在作战方式上，都是大大的野蛮化过程。它们奉行了“必须以兽性来回答兽性”这么一个信条；它们仿佛宣告：“不野蛮化就无以生存”。就像我1974年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看到1927年被处决的共产党人恽代英的名言：“我们必须奋斗，因为不奋斗就不能生存。”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帮助我理解了南北朝的可怕现实。这个现实即使在古代也决定了南朝的宋国之野蛮程度也不亚于北魏多少，否则南朝无法使其社会文化幸免于北朝式的彻底毁灭。这正如国民党逃到台湾才开始实行“白色恐怖”，以便对抗共产党在大陆推行的“红色恐怖”，并在红色恐怖的压力下求得存活的机会。

 

即使如此，我们总不至于把南朝与北朝等量齐观吧！毕竟，南朝人的伦理道德还有底线，其文化的厚度也要比北朝的为甚。可是，为什么最后南朝会被北朝所灭呢？除了：一、北朝的蛮族有更充沛的精力及更强烈的欲望、更坚定的决心；二、北朝的控制地通过侯景之乱而远大于南朝；三、北周的吏制较佳，北周所受的压抑为“后三国”中最大（北周、北齐、梁，或西魏、东魏、梁）──以外，我想，必然还有文化上的更深刻的原因在内！否则，隋统一后，为什么一旦接受（注意，不幸的似乎是全盘接受了，除了在官制方面以外，而即使在官制上，杨坚也革除了北周之六官制！）了南朝文化之后，不过区区十余年（隋是在杨广继位之后才开始全面南朝化的）就重蹈亡国之覆辙──它本来应能避免这一点的！可以说，“六朝文化”到隋末已经真正走到绝路尽头了。

 

而这对后来唐宋元明清的文化定型具有巨大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梁朝能如此而不遭到大毁灭，陈朝又能如此而不亡国，则隋唐以后的文化将定型为“另一种很不同的样式”。由于中国民族当时生存的内外条件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梁朝必须毁灭而陈朝必须败亡”，所以后来的文化定型就有了更加尚武的北朝气质。尽管在总体上，唐宋文化是魏晋南北朝文化的重演……文中子王通的弟弟王绩，初唐四杰，陈子昂等，则是南北朝与唐宋之间的枢纽。

 

文中子王通的失败，正是隋朝覆亡的一面镜子：隋室拒不接受王通的北方气质的思想学说，而一味沉醉于临近末路的南朝文化，怎能逃离劫运呢？

 

只有真正做到“南北的文化合流与有机融合”，才能开创一代新文化──相当于西周和东周的唐代和宋代，正是这种意义的“新文化时代”。这就是“在更大基础上、更完满地发育了的六朝文化”（唐宋文化）。

 

为什么宋齐梁陈的祸乱那么多，而描写战争及民间疾苦、“干政”的文学作品却那么少呢？这一点是与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南渡后的宋朝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极可深思的问题。显然，这后面的文化背景说明唐宋的重镇毕竟在北方，在黄河流域的忧患之乡……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到底是什么？它们的差异究竟何在？这么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但有一点很明显，既然宋齐梁陈时代的灾难并不比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南渡之后的宋朝为少，而文学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反应与表现，则这两个时代的文化必有某种大差异。

 

从性格上说，南朝太放纵了，它们已经不再具有那种需要强烈反抗力量的激情和冲动，而只流于浮浅与病态。另外在政治上，南朝属于“家族政治”，具体表现为士族头目的统治权；而不同于游牧人的“部落政治”那样具有更大的代表性。甚至到了唐代，部落制度的残余仍然富于广阔一些的历史视野。

 

真的，梁武帝在各方面说来都不失为那个时代的解毒剂。我理解他的苦心孤诣，他真不愧为一个力求“力挽狂澜”的人，我甚至有点同情他的结局呢！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覆灭就是南朝文化覆灭的预兆（以后又经历了五八九年陈灭及六一八年隋灭两大劫难，南朝──严格说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化就寿终正寝了），而我也并不反感南朝文化，虽然不太喜欢它的末流之绮糜。我决不作这种愚笨的选择：在梁武帝与侯景的斗争中偏袒一方──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历史性战争，侯景的区区八百战士竟然毁灭了整个梁朝──这难道不是南朝文化的最好写照吗？所以，我们不妨认为梁武帝是集六朝文化之大成的大象征，他的惨死不仅是他自己的悲剧，且是整个六朝文化的悲剧，是六朝文化已经走到绝境的象征。我还可以说，梁元帝所谓“读书误国”，并将他所藏数十万卷书策一举焚毁，真可谓整个古代南北朝时代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最有声有色的一幕；堪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以前人们都把文革比作纳粹，其实焚书中国自古有之。至于打砸抢烧杀“五光政策”，比日寇还多了二光，则体现了更多的革命精神：外敌以杀人开始，然后烧和抢；内寇则以打人开始，然后砸抢和烧杀。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一幕视为整个南朝文化的破产声明。梁元帝的自杀焚书，体现了比外敌和内寇更加强烈的破坏精神！自从这一幕之后，南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它的残躯尚待扫除而已……

 

这最后一幕是由梁元帝演出的，可是它的序幕却是梁武帝在他即位之初就拉开了的──梁武帝的制礼作乐、舍身佛寺等诸项“伟大的创举”实际上都是在为这最后一幕的熊熊烈火预作准备的。我这样说，也许犯了“事后聪明”的古老毛病，可是却一点也不失真。真的！梁武帝这位把六朝文化推向全盛的人，也是六朝文化的掘墓人。这从他对六朝文化的精通程度和他身后六朝文化的萧条景象，就可以得到互相印证了。至于陈氏王朝（从陈霸先到陈后主“叔宝”），则是末流之极，实不足道。而梁元帝的小朝廷充其量不过是西魏－北周的一个马场……

 

梁武帝未能解去那个时代的毒──历史中本来就没有“解”法，而只有亚历山大式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无解”。所以梁武帝的种种“善举”最后不过是使危机的爆发更为延迟，以致有一天忍不住要爆发时变得更为猛烈而已。如此，后人从梁武帝的身影中，可以窥得的却是公元六世纪前半期的南朝社会的命运缩影。

 

再推展一步，梁武帝的例子还使我想到，在中国历代的“统一皇朝”中，只有赵宋是最为中国化的，因为它最少“北方的包袱”。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纯粹中国色彩”的世纪。这个感觉也许很难论证、不应搬到纸面上来，因为这只是我的私意，尽管它很强烈。

 

除了赵宋以外，较少异族色彩的就算“纯粹汉人”建立的汉朝了。可是，由于汉朝建立了强大的权力中心和广褒的版图领域，就势不可免包含许多异族在内居住，因此汉代所容纳的非汉因素，就比宋代多了许多。董卓的羌胡兵事迹，就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一点。这个胡人集团，对东汉政权给予最后一击。我想，惟有胡化分子和胡化集团，才敢于烧毁洛阳、长安，这与后来实际结果了南朝的侯景胡化集团的野蛮行径，如出一辙。好像很残暴，其实却仁慈──避免用慢性死亡来折磨文明的、垂死的、汉化程度较高的政权。

 

魏晋的异族色彩显然重于汉代。文化上姑且不论，就是种族上也涌进大批异族异种，种族界限开始混淆，从而启导五胡十六国的大乱、南北朝的长期对立。

 

唐代呢？一个文化上西域化、风俗上鲜卑化、人种上混淆化的时代。五代和元代更是如此。就连以反元为口号的明朝，也深深染上了蒙古习气、容纳了大量色目余孽，构成所谓“回族”起源。终其一代，也未能脱脱，为后代留下巨大的隐患。如此而满洲又侵凌中国矣！至于现代，则更莫论矣。说来使人悲伤，中国不但体无完肤，而且心无所定、神无所归了。

 

为什么“五代和元代更是如此”，而夹在中间的宋代却能享此纯粹呢？我以为其原因在于宋朝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而只是系列战国之中的一个──虽然历来汉人中心论者们都把宋朝视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并非仅仅南宋不是一个如此大一统的王朝，北宋也是这样。北宋北与契丹西夏为邻，南有南诏、大理、越南，西有吐谷浑、吐蕃，东有高丽、日本……所以北宋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到金国勃兴后就更为表面化了，因为金国占领了汉化人群传统的根据地黄河流域。而蒙古的兴起则使这一点达到极致──连长江流域也在历史上首次沦陷于异族脚下。同时，蒙古人也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带来大一统局面──先后兼并列国，像秦为第一期中国文明带来大一统局面。尽管元蒙一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东征日本，南征爪哇，但那并不是在传播中国文化，结果种下了日本敌视中国的萌芽。由于蒙古人未能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保护并发扬中国文化，凝聚整个中国文明实体；因而很快覆灭，并被决心这样做的明朝所取代。而日本国王也就是足利幕府，因此也就自然向明朝称臣了。

 

换一个角度。在我看来，所谓“唐宋文化”应该是“六朝文化”的翻版，是一种在更大规模上的，用一种更精妙的形式和更深切的体验作成的再现和重演，这一点是我在1980年初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相关课题时发现的。六朝文化的六朝，严格讲就是魏晋南北朝，当然以南朝为主；至于社会制度则以北朝为主。可以说唐宋文化所开出的一切花朵，都无不育种在六朝时代。公元220年至589年或干脆618年（唐兴）这将近四百年间，实已孕藏了618年至1279年（宋亡）这六百六十年间文化的种子，甚至使之发芽成长了。我确信，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政治史、军事史等，都可以作为这一想法作出注解……至于元明清的文化，就有所不同了，就不再是作为“六朝文化的重演”而存在的了。元明清的政治固然有其黑暗的创造性，特别是在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方面，如野蛮杀人、废除宰相等等。为什么唐宋可以一枝独秀呢？因为唐宋仍然处在“文化潮流交汇之后的消化期”，至南宋一代，这种消化过程才基本结束了，所以文化的发展到了元朝以后就进入了“落幕”的新时期，一个黑暗时代来临了。

 

我们不妨将六朝时代看作文化潮流交汇之后的“第一消化期”，隋唐则为“第二消化期”，五代及两宋则为“第三消化期”……到元明清终于形成一种固定的文化模式时代。所谓固定模式，就是不再有创造力的模式。而此前的极富创造性的时代，则是不同的文化潮流汹涌交汇的时代──不是文化流的交汇，就是交汇运动的余波。例如，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汇运动，始于汉末（东汉虽有接触，但还谈不上“交汇”），而终于南宋末年的“理学独尊”。元明清三代则沿着理学独尊的道路前进，尽管有所曲折蜿蜒（如元代），但终究一往无前（至近代）。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与现代南北朝相形之下，古代南北朝的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底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北方农业地区而被汉人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这就涉及拓跋部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代北地区活动的早期的拓跋部和代国，大体与五胡十六国同步，开化程度不如其它胡族，却是这个时期唯一的地域固定、年代世系明晰可考、历史大体完整的一“胡”一“国”，虽然史家并未列之于五胡十六国之中。拓跋部百余年来孳生繁息于代北，没有远距离迁徙，没有太多参预北方混争，获得了发育、成长和完善自己的稳定环境，终于乘时崛起，走出代北，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这大体就是拓跋部和北魏的历史定位。我要强调的是，没有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也就没有足以稳定地统一北方的北魏。

 

十六国历史纷纭复杂，宏观言之似又简单。一个胡族乘时崛起，介入北方政治冲突，立国建号，一时貌似强大，经过后继民族几个浪潮的冲击，立刻趋于瓦解。再来一个胡族，过程大致也是如此。只有拓跋，在百余年与乌桓共生中磨练了自己，丰富了自己，造就了自己，使自己进入中原时具有比较充沛的力量和较高的文明，经得起风吹浪打。如果拓跋未曾经历这一过程，而是猗卢乘晋室之衰，与刘、石一起逐鹿中原，可以肯定地说，它只能跟刘、石一样匆匆登场，又匆匆下场，使十六国成为“十七国”而已。

 

在与乌桓共生条件下经过历练的拓跋部，生命力强，富有经验，与各胡族骤兴骤灭相比，即令在衰败之后也不曾出现一个堪与匹敌并取而代之的对手。六镇浪潮的冲击不亚于十六国中任何一个胡族代兴造成的社会动荡，但是继起的任何一种力量，不论从族属还是从文化方面来看，都是脱胎于拓跋，从拓跋衍生而来，与拓跋有很强的继承关系，同前此的五胡交替极不一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大体与五胡同步兴起的拓跋鲜卑，历史地位大不同于五胡。

 

六镇军阀多是鲜卑等族，一般官吏也出身鲜卑或中原强宗子弟，他们戍边求勋，本来升迁很快。柔然衰弱和都城南迁后，他们不再受到重视，出路狭窄起来。他们把这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看作是迁都和改革旧俗的结果，因此人也对北魏统治心怀不满。主要由鲜卑人和高车人组成的洛阳禁卫军“羽林”、“虎贲”，也曾在神龟二年（519 年）进行暴动，打死主张限制鲜卑武人特权的张彝父子，这更助长了六镇一般官吏反对北魏的声势。因此当六镇兵民酝酿起义的时候，六镇的蛮族官吏也参与其间。

 

正光四年（523 年），今张北县以北的怀荒镇民乘柔然人塞掳掠的机会杀掉镇将于景，起兵反魏。接着，今五原西北的沃野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杀镇将起义，附近各镇胡汉边民响应。正光五年，高平镇（治今宁夏固原）军阀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军阀起义，推羌人莫折大提为秦王。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继统其众。这些军阀在关陇地区广泛展开活动，连败中央军。

 

孝昌元年（525 年），破六韩拔陵渡黄河向南进攻，有众二十多万。这支军队由于组织不善，在北魏分化之下丧失了战斗力。北魏害怕他们回镇后重整旗鼓，于是逼迫他们到冀、定、瀛三州（今河北中部）就食，他们就在这一带的民间起兵反魏。同年，流浪在上谷（今河北怀来）的柔玄军阀杜洛周称王，把这一带的汉化人群和其它各族反魏军阀集中起来，占领幽州。流浪在定州的五原降户敕勒军阀鲜于脩礼，也带领流民起义。不久以后这支军阀遭到分化，鲜于脩礼被叛将元洪业杀死。脩礼部将葛荣又杀元洪业，于孝昌二年（526 年）称帝，建国曰齐。

 

杜洛周的队伍向南发展，在武泰元年（528 年）被葛荣并吞。葛荣拥有数十万众和河北数州之地，力量强大。他率军继续南进，前锋越过汲郡，指向洛阳。关陇起义军各部也已统一于鲜卑人万俟丑奴（万俟氏原来是役属于匈奴的牧民）之下，力量也很强大。魏军在夹击中望风披靡，节节败退。

 

这时，被起义军震撼的洛阳朝廷中，发生了胡太后与孝明帝争权的斗争，秀容（今山西忻县境）地方的契胡部落酋长尔朱荣，于公元528 年挟持他所立的孝庄帝入京。契胡部是羯人的一个畜牧部落，这个部落镇压了一部分起义队伍，又陆续吞并了不少六镇流民，收容了一批从起义军分化出来的六镇官吏，力量很强大。尔朱荣在洛阳附近的河阴，溺死胡太后，围杀北魏的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史称“河阴之变”。接着，尔朱荣入洛，完全掌握了朝政。

 

葛荣军围攻邺城，尔朱荣从晋阳出兵，攻击葛荣。

 

葛荣受到河北地主武装的阻截，进展缓慢；又面临新投入战斗的凶悍敌人尔朱荣，没有及时警惕和戒备，在军事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邺城附近一战，尔朱荣击破了葛荣军，把葛荣军强制分迁各地，葛荣本人也被俘牺牲了。那时在青州的河北流民，已由邢杲领导，进行反魏斗争；葛荣余部韩楼、郝长也回到幽州，坚持战斗。但是不久以后，他们相继被尔朱荣击败了。关中的万俟丑奴，在尔朱荣所派尔朱天光、贺拨岳等人率军镇压下，力量也趋于瓦解。

 

腐朽的北魏政权经过各族起义的打击，陷于分崩离析状态，旋即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中国北方又出现了东西对峙的局面。

 

上面是北朝的情况。那么南朝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是否也使军阀创造历史、野蛮创造文明呢？不错。正是如此。韩树峰的《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一文就曾经指出，西晋永嘉（307─313年）年间，五胡乱华，中原民众为躲避这场灾难性的战乱，以大族为核心涌向南方，拉开了流民南渡的序幕。自此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间，相继出现了数次流民南迁的高潮，而小规模的南迁则始终络绎不绝地进行着。永嘉乱后的流民迁徙，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

 

据谭其骧统计，南渡人口占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强，而在流民最多的南徐州，侨口已过全州人口的半数。其迁徙范围则遍及今江苏、山东、安徽、四川、湖北、陕西、河南、江西、湖南诸省，甚至远及福建。流民迁徙时间不同，经历有异，从而造成际遇有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大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都先后走上了东晋、宋、齐、梁四朝政治舞台。文化士族始终把持中央高位，次等士族即边境豪族构成南朝武装力量的主干是四朝政权的共同特色。许多学者将东晋南朝政权称为侨人政权。其中不仅包括南迁的王、谢等文化高门，也包含了次等士族的武力集团。这很有些像1949年的知识分子集团和军人政客一起逃往台湾、香港、美国。

 

古代的南朝，每个新政权都是在次等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即使宫廷政变也不例外。南朝历史可说是以次等士族为主体的历史。而北归的次等士族，就像现在的“台胞”、“台商”、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台湾的“亲民党主席”一样，也在北方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相当于邓小平改革）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次等士族在南北政权中所起的这种双重作用，对这一特殊阶层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遂成为必要，这也是理解南北政权互动性的必要条件。

 

从历史上看，南北政权的对立多以江淮地区为缓冲地带。辽阔的江淮地区基本上是作为边境线而存在的。但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对立却比较特殊，南北政权之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条较为固定的边境线。北方少数族政权如石赵、苻秦固然可以做到胡马临江，而东晋政权也曾数次收复旧都洛阳。而且南北政权在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倏忽来去，其所占领的地区也因此很难巩固，这就使得南北政权之间的边界线变得更加难以确定。由于江淮地区经常遭受军事威胁，边境豪族很难在这一地区立足并发展起来，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边境豪族此时并不存在。而且其时胡汉矛盾尖锐，即使有豪族存在，南北政权也不会允许其反复于南北之间，因此，东晋十六国对立时期的边境情况基本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东晋末年，刘裕灭南燕，亡后秦，收复青齐和关中地区，但关中旋复即失，南北政权东以三齐为界，由此往西，则以淮北、沔北地区作为缓冲地带。此时，北方已统一在北魏政权之下，而南方东晋政权则由刘宋代替。宋魏对峙时期，南北力量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双方均无力向前推进。崔浩所说的刘宋不能守河南，北魏无力定江东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这为强宗豪族在这一地区扎根并发展起来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末年（450年）以后，北魏政权力量有所增强，遂采取逐渐南进的蚕食政策，将本来是缓冲地带的地区逐步纳入自己的疆域范围。而南方政权的防线则步步退缩，由防河退而防淮，由防淮退而防江。北魏向南推进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北方疆域的扩大和南方疆域的缩小，更深层的影响在于，随着北方政权的南进，许多居于缓冲地带的边境豪族入北，成为北方政权的臣民。即使仍旧效命南朝的豪族，由于家乡沦陷，也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不得不四处漂泊。因此，北方政权向南推进的过程，实际就是逐渐消灭南朝有生力量的过程。当隋政权南下灭陈之际，在江淮及襄阳一带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边境豪族已不复存在。这样，以边境豪族为支柱的南朝政权随着边境豪族的衰落，在难以寻找到也不可能寻找到新的支撑点的情况下，其灭亡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了。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中国民族的解放”，其社会政治的意义，是建立一个纯粹而强大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复兴”一个秦汉式的世界帝国）；其历史文化的意义，则是开辟一个融合了现代文明的“第三中华、”第一中华“是南北朝以前的”本土文化时代”（可考的记载约两千二百年）；第二中华则是民国以前的“传统文化时代”大约一千八百年）；1911年以来的“革命文化时代”（迄今为止已经将近百年，还需要五十年左右才能结束），只是第三中华的序幕，它的一切宣言，不过是第三中华（它也将持续一千年以上）开场白……第三中华的形成，将取决于对两种压力的抗衡、转化与再生：

 

一，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外部压力。

 

二，以“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西域等地的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第二中华的核心）为资源的“老中国人”的内部干扰。

 

先看外部压力。百年来，中国首先在外部压力下趋于崩溃，而后，一再的重新组合都先后宣告失败（1912年、1928年、1949年、1966年……），时至今日，这种压力仍然支配着中国生活，以“马列主义”的称号肆其荼毒。环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外来侵略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

 

1、英国与日本的岛国形式；英国以罪恶的鸦片开路，用炮舰政策在中国割取“租界”，日本急起直追，要把中国完全彻底地租界化。这两个岛国是“旧殖民主义”的代表。

 

2、美国与苏联的大陆形式；美国反对瓜分中国的领土、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又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在中国兴办西洋式的学堂；苏联比美国更“好”、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其实完全是梅毒患者列宁同志的宣传伎俩。两个领土扩张已经过度、“吃饱了撑得难受的殖民帝国”，于是转而要改变中国社会的体质，以便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卫星国。作为“新殖民主义”的代表，它们分头赢得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的掌声。由于采取了比国际化的策略，美国与苏联对中国的扩张方式，比英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接近全球时代的“民族平等”风格。

 

再看内部干扰。满清为了保持满鞑子的特权，极力阻烧中国的改革。满清溃灭之后，中国又陷入失控和战乱不息。共产党掌权后，中国（大陆地区）好不容易统一了起来，然而，中国却陷入了更深的动乱。因为这个中共，种族上虽是中国的，文化上却是外国的，是不折不扣的“共鞑子”，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东西，比一般的汉奸更加缺乏一颗中国心。他们和满鞑子一样，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不惜崇拜红毛番鬼，屠杀民族志士，他们“治国”的日课，就是对中国民族的最大歼灭战。而他们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患有梅毒的“列宁同志”。

 

苏联崩溃后，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早在1895年医生就建议列宁去治疗梅毒。1923年，列宁的医生给他使用了用于治疗梅毒的六零六和碘化钾。解密文献提及，主管尸体解剖的病理学家阿波利科夫（Alexei Abrikosov），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受命证实列宁并非死于梅毒。虽然阿波利科夫在尸体检验中没有提到梅毒，但是血管损害、瘫痪和无力都是典型的梅毒症状。现代医学指出，晚期梅毒病人由于出现幻觉，经常能够迸发出异常的“思想光芒”，十九世纪的欧美（包括俄罗斯）著名人物，许多人都得过梅毒，例如思想闪光的尼采等人。“列宁主义”说到底不过是“梅毒病人的思想闪光”。列宁主义所创造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怪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尽管显赫一时，不过就维持了短短的七十多年，其寿命还比不上头号屠夫成吉思汗所创造的蒙古帝国。

 

现代中国的一败涂地，也不完全是像满清、国民党、共产党所推卸责任的那样，是由“外国侵略造成的”？比外国侵略更为重要的内因，是因为近代中国断了自己的社会脊梁骨。这一点不仅是现代中国的特点，其实在明朝末年就显示出来了，否则满清鞑子断不可能以区区十万之众，就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中国大地。中国的脊梁，就是它的“文化阶层”，古代意义的“士”。中国近代的灾难，就是由于先秦的“士”后来演变为成分复杂、功能衰退的“读书人”和“官－僚”们。“学而优则仕”，却不能承担起创造的责任，结果社会文明陷入群龙无首的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

 

满清社会解体的时候，具有秘密会社特点的“党”趁乱而起，虽然“专政峻法”，但终不脱“乱”的本质，专政却失政，峻法却无法，只是加深了中国的危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党”完全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但“党”的本性又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是其“既定方针”，所以，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党”就要拼死阻止国家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派组织”的士。现代的中国，因此具有典型的“外强中干”的双重性：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亿人民一条心”，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钩心斗角、各怀鬼胎，“消极抵抗”成了民间的第二本能──故，“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已是不可克服的社会顽症。

 

中国社会的混乱，靠什么来消除？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靠什么来平息？──新的文化阶层即“新士阶层”的崛起！

 

一个新士阶层，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也不仅仅是“读书人”，甚至不仅仅是“名士”、“大儒”，而是先秦意义的“贵族”和从贵族派生出来的“士”！新士阶层，不是舞文弄墨者，不是技术专家，不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更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而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

 

新士阶层，相当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宇；他们的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化的爱好”。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隐士，而是积极的社会干预者。

 

新士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一身。文化阶层，堪称各种社会共同的一个中坚力量；即使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是靠着它的文化阶层，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一个社会固有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造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的有计划的消灭文化阶层的手段，不仅未能固其根本，反而且速其死亡。

 

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覆汉廷的黄巾之乱？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十八路流寇”也烧不掉明朝的皇陵！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是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摆不脱的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预言家般的伟大英明”，而是由于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知识界”也没有，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散了架的知识分子……所以，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现代中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运动周期”。这样“国将不国”地运动连天，是为“史无前例的以乱治国”。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一切革命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秦、汉、明、清，都立于这样的革命；在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复灭，黄巢当然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他之前很久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清朝廷亡于“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同治中兴”，那是因为，洪秀全（相当于毛泽东）的邪教拜上帝会（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中兴名臣”）的强烈反抗，终告失败；而后者的主干，原非统治集团中的人，而是来自各个社会角落的文化阶层。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而不是像毛泽东伪善的夸夸其谈：“与工农兵相结合……”），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个关键的区别已经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士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只有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才是新文化、新士阶层的摇篮。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士阶层正在一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的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而决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胡说八道。

 

新士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他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被塑造者，而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他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是彼岸的。他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足他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的创造力；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垒，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对于他们的挖苦？成了痞子运动的倡导者所谓“臭老九”那样的泼妇骂街”？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系统，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欲──只是下等人类（其中许多自命为“中产阶级”或被其他贱货视为“上流社会”）处心积虑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精神贵族拒绝“与民争利”，否则他们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优势。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此叫做“运动”）。这种“治理”，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施行“间接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在王道，“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作用，因为所谓“独立的舆论”，就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影响的证明。

 

新士阶层，决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能仅仅充当“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新士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虚荣、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惟一道路！“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言！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鲜卑、沙陀、辽、金、蒙古、满清八旗直到“党”……）所形成的“军事管制下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化阶层的头上。

 

新士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一，新士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生活的污泥浊水。他们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消极的状态，污泥能使荷花得到活力。

 

二，新士阶层到统治集团中间，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提升统治者的品质，并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性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三，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地同情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压榨的自我保护。

 

而文化阶层受到这激励，又会进一步发展被“民族”所渴求的这种“精神食粮”。这种精神又进一步激发了这个民族（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所代表的现实力量）的热情──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

 

三个社会层次拧成一股绳──共同应付他们的环境压力、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更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已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命脉。于是，“社会和谐”成为千年一度的景致。

 

对这一点的思考，倒使我想起了另外一种前景，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之间基本上是分离的。尽管国君也要聘请名声显赫的高僧和士人做他们的国师、幕僚、门客或思想指导者，但总的看，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人和具有社会行动力的人之间，并不相通。而新知识分子阶层即文化的运输者与布道者，和那种真正执掌天下兴亡的“世袭大族”（相当于近代中国的“帮”或“党”）之间，却甚少同一身份。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步改变了，表面上是科举制起了作用。其实“举孝廉”的制度在汉代就有了，但后来魏晋时代却废弃不用了，就像是科举制在清末以后也同样废弃不用了。

 

随着文化精神的逐渐本土化，知识分子们也十分奇妙地渐具一种新的身份：同时开始着手掌握社会的权力。

 

这一历史变革虽然是通过科举的推广而实现的，但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举制度的确立者则是肤浅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统治集团在新文化势力的压力之下，所采取的一个收揽政策。新文化势力由新的“士”组成，不仅有武士，还有文士：文士和武士所合成的“新士阶层”，把新的文明推向高峰。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新士阶层”，我们可以借助一下“精英主义”理论。

 

精英主义（Elitism）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早期的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莫斯卡、帕雷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如伯纳姆、米尔斯等人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大众民主的保守态度。

 

人们而常常使用“权力精英”、“社会精英”、“寡头”、“统治阶级”等概念来称呼精英。帕雷托在区分“精英统治”和“民众”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高度”和“素质”两个方面来定义精英；韦伯、熊彼特等人倾向于将精英视为民主政治的获胜者；拉斯维尔则试图以“高度”的概念作为定量地分析精英的标准。但时至今日，即使是精英主义者内部，精英的含义亦并不一致。

 

早期的精英主义有一种贵族倾向，把身份、地位、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在不断的发展中，精英主义逐渐接受并融合了民主的某些要素，发展成为精英民主。精英主义民主否认古典民主理论中“人民主权”、“公意”、“共同福利”等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将民主视为一种方法或是一种程序，对民主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这种程序民主的概念直接影响到达尔、亨廷顿等人的民主理论。

 

精英主义关注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特性。早期的精英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把社会中的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种类型，并提供了“精英—大众”的两分法。精英主义蔑视大众，崇尚精英。甚至在主张民主制的熊彼特那里，大众也被认为是政治领域里的“原始人”；相反，精英阶层则适合作为大众的统治者。他们相信，人们对精英的偏见是出于嫉妒，而普通大众没有精英是绝难实现自治的。

 

精英主义主张精英治国，普遍对民主政治抱有悲观主义情绪。在他们眼里，民主制刻意去迎合大多数人的爱好，常常发展成为“暴民政治”，只有政治精英才是民主政治的堡垒，佑护民主免于暴民政治。他们主张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对二战后兴起的政治科学有重要影响。

 

典型的精英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认为少数人可能拥有各种权力资源，却不一定占有生产资料；而且未来社会只能由少数人统治，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与精英统治社会相抗衡的。精英主义还遭受到来自多元主义的挑战。多元主义者认为，当代发达的自由社会，其特点就是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的政治组织为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而相互竞争。一个小规模的团体很难全面地控制局面。相反许多变化着的不同的团体则可能一向到决策的各个领域。他们认为精英主义者对权力的研究方法有缺陷。

 

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雷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年）是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即各行业的专业人才。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事业精英大量补充到政治精英集团，从而有效引导社会各项事业走向专业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推向进步。

 

1887年帕雷托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注意到十九世纪英国人财产和收益模式。发现社会80%财富落在20%人手中﹐而其中50%财富由5%人拥有﹐财富分配是极之不均衡的。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部分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仍是如此。今天世界称此一财富分配现象为“帕雷托法则”。西方政府透过税制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苏联及中共也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结果证明﹐社会财富分配一旦离开帕雷托法则﹐经济便停滞不前。换言之，“均富论”只能存在理想主义中﹐在现实世界一旦出现，社会经济便进入停滞期。

 

以1973年至1995年美国为例﹐扣除通胀一般人实际收入上升36%﹐但蓝领阶级工人收入扣除通胀实际收入下降14%﹐即80%美国人收入上升了﹐20%美国人收入下降了﹔新增收入大部分集中在居于社会上层20%人口手中﹐其中64%更集中在5%人口上。换言之﹐社会愈富有﹐财富愈集中在20%人口手中﹐其中50%或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5%人口手中。经济愈繁荣﹐富者必然愈富﹑贫者生活水准亦提升﹐但所占社会资源比例反而下降﹐不可能产生“均富”现象。

 

责任政府的责任不是改变帕雷托法则﹐而是阻止阶级流动性屏障出现﹐即不是把人按出身﹑成分而列入某一特定阶级﹐而是各展所长﹐随时由下层社会晋身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同时，上层人士亦不获保障﹐一不小心便跌回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社会。换言之﹐没有阶级屏障出现。人人凭自己本事在市埸上找寻自己本身定位﹐整个社会财富自然增加﹐富者（社会上20%人口﹐尤其是最富有的5%）必然愈富﹐但整个社会因财富增加﹐甚至穷人虽然所占财富比例有所下降﹐但生活素质仍可改善。例如2005年香港一般人生活条件较五十年前香港富人生活条件更好﹐又何惧富者愈富？

 

请不要用行政力量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如此做法﹐否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社会财富一直以来都无法平均分配﹐无论透过税收或透过制度﹐最后仍返回20/80比例。20/80现象无处不在﹐例如一间企业80%利润来自20%产品﹔企业内20%员工努力成果才最重要﹐余下80%员工对公司盈利所起作用十分微弱。因此自80年起﹐美国企业开始裁减公司内80%员工数目﹐发现对公司营运真的没有影响﹐企业反而因节省开支而纯利上升。又如企业明白80%纯利来自20%产品﹐因此把80%非核心产品外判或结束﹐结果企业营业额只减少一点点﹐但纯利反而因节省发展80%非核心业务而上升。企业要简化产品而非多元化﹐明白哪些才是企业核心产品（20%产品带来企业80%利润）﹐企业员工宜精简（20%员工提供企业80%盈利来源）﹐把无关重要事项外判甚至不做。社会也一样﹐20%人口才重要﹐政府应研究如何吸引20%人口而非推行均富方法。因为社会财富贫富不均的出现，主要是人对金钱态度的不同﹐最后产生帕雷托法则。这方面无法以制度或税收去改变﹐即一个人可从下层社会爬升到上流社会﹐但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永远是20%人口拥有社会上80%财富。

 

自从莫斯卡和帕雷托首创精英理论以来，许多政治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一流派的行列中来，对它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使之能在当今的政治社会学说中保持自己鲜活的生命力。莫斯卡最早（1896年）提出，“最漫不经心的人也能注意到，在一切政治制度共有的、恒常存在的事实和倾向中，有一种极为明显的现象：从最原始的、几乎还未跨入文明世界的社会，到最发达、最强大的社会，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属于统治阶级的永远是少数人，他们行使着各种政治职能，垄断政权，并享有政权带来的各种利益。”在帕雷托那里，“统治精英”的概念取代了“统治阶级”而成为他理论关注的焦点。据他看来，在各自活动领域内获得最高指数的人都可以确定为一个阶级，即精英阶级。精英阶级又分为两个部分，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

 

米歇尔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化日益加剧的世界中，哪里的组织程度越高，哪里运用民主的程度就越小，这是一条“铁律”，是一个不可逆转或阻止的过程。由于精英集团内部结合紧密，联络便利，行动配合默契，因而他们与大多数民众那种典型的一盘散沙、不能本能地迅速行动的情况相比，总是具有组织优势，从而使得他们可以迅速动员起来，制定决策，采取主动并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永久化。

 

但是到了熊彼特、罗伯特.达尔等新多元民主理论家们那里，通过对民主概念的修正，精英的概念与民主不仅不再相互对立，反而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他们认为，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的统治，而是意味着精英的统治，即多元的精英通过竞选获取权力的过程。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政治决策者和自己的统治者，这就是民主的全部含义。同时，公民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影响决策，其组织者和领导者构成了政治精英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上升为精英。

 

这种意义的精英集团，比较接近我们所说的“新士阶层”。

 

新士阶层与精英阶层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来加深对它的理解。

 

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曾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十年之久。他在1974年接待来访的《英国游记》作者勃鲁斯·查特温时谈及当时西方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他说，当今世上最需要的莫过于对人自身的改造，古代罗马人所以能在数世纪的时间内统治如此广袤的疆域，全靠罗马造就了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马尔罗认为，苏联人在这方面未能成功（美国人更不必说了），在近现代只有英国人能像罗马人那样培养出一个精英阶层，它不是贵族，也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绅士；英国绅士不愧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英国公学是英国绅士的摇篮。

 

英国公学像小型的国家，在等级次序森严的公学成长意味着学会顺从与领导，明确责任与特权。公学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教书，还不如说是育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公学学生是社会乃至大英帝国的栋梁，他们的举止言谈和精神气质无形中成为英国绅士的原型特征。公学已有几百年历史，但它们的办学特点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给人留下系统的印象。马修·阿诺德之父托马斯·阿诺德博士任拉格比公学校长期间（1828-1842年）使该校成为公学的样板，在学校新哥特式的回廊里，秩序、权威和传统被奉为神圣。从此公学学生以遵守纪律、富有公民责任感、热心服务社会和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著称。拉格比公学还是英式橄榄球的发源地。他们提倡“体魄强健的基督教”，向学生灌输基督教伦理观，一边鼓励他们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勇敢、公道、忠诚和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不幸的是，崇拜希腊异教魔鬼的奥运会的恢复，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奥运会遭到职业化、赏金和“金牌战略”的彻底败坏，只时一个时间问题。但在当时，英国公学广泛开展的体育运动中，参加者还是精诚团结、各尽其力的，“费厄泼赖”的精神焕然成风。

 

一个没有公学精神的英国是不完全的英国。在讨论十九世纪“绅士”的概念时，我们要意识到“绅士”不是唯我独尊的人，也不是玩弄生活艺术的人；而是诚实、克己、正直和社会责任感的化身。英国绅士正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台柱，绅士的道德观才是政府官员清廉品行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