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中国的原理
谢选骏
1979年──2006年起草
2006年2月9日──2006年9月2日第一稿
2007年3月31日──2012年8月3日修订
［本书题记］第一页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肥、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圣经·箴言》三十章21—23节）
［本书题记］第二页
宝库建立在开矿的基础上，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可以征服整个地球。（考底利耶：《政事论》）
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孙文：《建国大纲》）
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1927年8月7日在武汉中共中央秘密会议发言》）“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中共扩大的第六届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目录］
导论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中国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十一、索居的灵魂
（第一卷）现象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一、走出“延安精神”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第二章
中国的二元性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第三章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二、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三、历史比较法的若干限制
四、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理论
五、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六、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分析
七、古今两个南北朝特点比较
八、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
九、野蛮化：从士族到军阀
（第二卷）分析
第四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世界历史的独特现象
二、中国历史的兀鹰现象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六、军阀救国论
七、割据播种论
八、军阀造国论
九、藩镇文明论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五、文明死，哲学生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第三卷）比较
第六章
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二、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三、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四、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五、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六、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七、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八、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九、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第七章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
一、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二、宗庙与意识形态
三、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四、野蛮化与蒙古化
五、蒙古化与苏联化
六、现代蒙古化运动
七、毛泽东与忽必烈
八、蛰居三月的断想
九、复古主义与革新运动
十、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秦与元
第八章
日本、越南、朝鲜的南北朝及其他
一、关于民族的思考
二、民族意识与文化阶层
三、日本的南北朝
四、越南的南北朝
五、古代南北朝的良贱制度
六、现代南北朝的阶级专政
七、思考天下与方国的区别
八、“人民运动”的功能
九、罗马史的例证
（第四卷）现实
第九章
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一、孙中山是一个恐怖分子？
二、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三、孙中山军政训政是军阀专政
四、军政府思想来源于八国联军
五、陈独秀《造国论》是军阀理论
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七、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八、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先卖国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
十、人们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十一、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问题
第十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六、野蛮的胜利者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八、预言书
第十一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一、从五四到六四
二、“文革”的由来
三、山沟里的“思想”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七、“政治三P党”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九、1980年代文化反思
第十二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四、新士阶层与社会中坚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全书后记·
附录
辛亥革命百年纪──“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导论：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中国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十一、索居的灵魂
本书扉页第二页上的第一段名言，出自印度孔雀王朝最初两个国王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或Chanakya）的《政事论》（Arthashastra）。考底利耶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印度政治家与哲学家，婆罗门出身，曾协助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孔雀王朝。考底利耶擅长权谋，后人称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其著作《政事论》是印度的重要政治文献。
比较一下本书扉页上的三段名言，我发现考底利耶说的，要比孙中山和毛泽东所说的更为全面，因为他不仅知道“军政”和“枪杆子”的重要，还知道“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宝库还要通过开矿也就是技术进步建立起来。而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才可以征服整个地球。三人的言论对比在无形中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孙、毛这两位近代人，其见地还比不上古代人呢？是孙、毛读书太少还是智商太低？如果都不是的，那么就可能因为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宝库”都不是建立在开矿那样的公开活动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秘密活动之上。这些秘密的宝库，有限的募款之外，主要是来自外国的援助，例如孙中山从日本获得的，毛泽从苏联获得的，就像列宁运用德国的秘密资助发动了十月革命。
未来的世界孕育在我们现在的思想中。
索居的灵魂不会幻想奇迹突然显现，更不迷信自己认定的天命，作为一个试图理解自身的哲学家，应在内心恬淡并且坚忍：在“现实里”求得“现实的超越”，在“不现实中”求得“最大的现实”也就是“显示的最大可能性”！
真的，历史上多少功败垂成！历史上多少功成而倾覆的风流人物乃至下流人物。他们的多少精力像垃圾一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腐烂，这是偶然的个性所致，还是注定的历史命运呢？而我们确认，历史上即使“偶然的不慎”也还是历史命运的威力显现。历史命运，你虽然气象万千、变幻莫测，可是你的精髓与本质又何尝失灵呢？
人性不变。思想者的命运，因此是历史兴衰的前兆？思想者与文明的命运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种种表征可以作证：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亿万年生命演化的结晶。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正如西谚所说，“以剑为生的人必须准备死于剑下”──引申到中国政治领域，考察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剑为生的王朝，无不死于剑下；凡是在马背之上建立的政权，无不是丧命在马背之下。这就构成了我所谓的“中国朝代兴替律”。
我对“中国朝代兴替律”的进一步理解是：对于不同的朝代来说，其“剑”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朝代不仅执剑的方法不同，而且所执的剑亦有不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则是，它们都死于自己的剑并且是以自己的执剑方式被来者杀死。这与其说是“以暴易暴”，不如说是“新陈代谢”──是生命向前进展的轨迹。
试以从周到清的三千年为例：
周吸取殷朝亡于方国的“殷鉴”，广为封建诸国诸侯，立国八百年，但最后却亡于方国林立的战国。
秦吸取周朝封建亡国的教训，建立郡县直属中央的集权制度，仅仅十余年就亡国于史无前例的“农民起义”。这种世界各国罕见的社会解体方式，自后支配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不绝如缕，直到清朝。好像是中央控制系统的致命补充。
汉吸取秦朝摈弃封建制而专用郡县制的教训，兼容并蓄，以“刘姓称王”的方式部分复辟封建制，结果引起“七王之乱”。七王之乱的平复削弱了宗族，引起外戚专政。怕老婆的刘邦所开的吕后专政的恶例，最后把王莽这个外戚送上了帝位。即使到了东汉，外戚依然像阴魂一样困扰汉帝，迫使他们利用宦官。东汉亡于宦官与外戚的冲突。
曹魏通过禅让从异姓夺得政权，却不得不通过禅让放弃政权给异姓，而且方式更加可悲。
严防异姓篡位的司马氏广封同姓王，引起同室操戈的八王之乱，最后进一步引起外族入主的五胡乱华，西晋就是这样因为“广封同姓王”而灭亡。
东晋吸取西晋的教训，削弱同姓王的势力，结果重蹈曹魏的覆辙，宋齐相继，皆如是逼迫前朝皇帝禅让退位──萧梁企图设藩自卫，结果同室操戈，勾引外敌内乱。陈后主只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已经被隋兵席卷。
唐承隋制，亡于藩镇，宋杯酒释兵权却亡于外族的军事力量。元残暴不仁自以为天下无敌，却亡于江南的造反势力，明朝兴起于南宋故地，不到百年（1279──1368年），主可易位。回顾隋唐故事，正如唐承隋制，虽也如唐亡于藩镇──李渊父子就是起兵于太原的藩镇。后唐的李克用就是承袭了李渊故事。
宋的杯酒释兵权虽然解除了汉末以来八百年间军事领袖的拥兵自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官政治，相权空前扩张，尤其南宋更是如此，故秦桧可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兴兵北伐的岳飞。同时中国社会在文化、经济、哲学和技术领域也达到空前绝后的繁荣地步；但却也造成比较西晋更为软弱的对外军事格局。结果先后受损于辽、金，最终灭亡于元蒙，南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沦入北方骑马民族的铁蹄。
明朝算是汉人复国，兼容并蓄唐宋两代的教训，考虑如何在藩镇割据和文官统治之间取得平衡，结果是取消相权、宦官监军，从此“太监”成为“宦官”之后的阉人的最高尊称。明朝东厂、锦衣卫的“特务政治”，其实都是太监政治，是“皇帝”取代了“朝廷”的直接后果，其表现就是“相权的消亡”。
宰相没有了，皇帝直接指挥一切，结果是特务政治造成了广泛的效率低下，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明和宋虽然同样亡于外族入侵，但方式完全不同，正是上述“中国朝代兴替律”的体现，即“兴于斯──亡于斯”。蒙古虽然强悍，横扫整个欧亚大陆，但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还花去四十五年（1234──1279年），而军事能力远远不及蒙元的满清，灭亡南明的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难怪到了二十世纪，日本竟然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虽然失败，但紧接着征服中国的苏联红军及其培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占领了中国大陆各个省区。
所谓南明（1644年──1664年），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明朝遗留在南中国的朱姓人所建立的一系列流亡政权的统称。这些政权如果经营得当或是碰巧出了一个伟大的领袖，本来有望成为“刘秀东汉”的翻版。可惜朱元璋当年造孽太深，没有给子孙留下余地，所以“南明”就不得不让位给了满清。但即使如此，满清在总体制度和基本文明方面，也承袭了明朝的东西，甚至连皇宫就是用的明朝的旧货，这是汉人绝对不会承袭的。此外，就连“清”朝的国号也几乎是模仿“明”朝的；当然比明朝还占点便宜：汉语中从来是“清明”连用（政治清明、清明节等等），而不是“明清”连用（“明清”一词仅限于对这两个朝代的称呼）。
这说明了什么？
这再次证明了谢选骏关于“秦、两汉”与“元、明清”两个文明周期论断的正确性。
正因为这个周期力量的强大，即使把南明灭亡的1664年展延到晚年反清的汉奸吴三桂病死的1678年，满清的十万部队也不过用了三十多年就彻底消灭了汉人的反抗──这不仅是因为，在圆梦之后，沦为亡国奴，对汉人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而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好像说：“世界上只有‘有过一个男人的女人’，没有‘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因为在接纳了两个男人之后，这个女人将开门迎接无数的男人列队进来。）；而且因为“统一帝国”的强大惰性足以克服短暂的分裂：在两汉之间是如此，在两明（明清）之间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与其把清朝叫做“满清”，还不如叫做“满明”：就是“满洲人重建的明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明清之际发生的一起系列“不对称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
“南明”和“东汉”的称呼是依据其首都的位置，相对于“北明”和“西汉”而言的。但由于“南明”为期甚短，所以一般人不把明朝成为“北明”，也不把南明的替代者叫做“满明”，而是叫做“满清”。在这种意义上，清朝与其叫做“后金”，还不如叫作“后明”。
1683年（明永历37年；清康熙22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降清，明郑治台结束──但这其实已经不是满人征服“南明”的活动，而是一种“海外扩张”，因为台湾本来不在明朝的版图以内。清朝征服台湾，正如清在乾隆老儿以后“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十大武功”，也把另一次“靖台湾”计算在内：“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 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乾隆因此自称“十全老人”。
看看十全武功，全是在当时汉人的居住地以外进行的：
1747年：平大小金川；
1755年：平准部；
1757年：平准部；
1759年：平回部；
1769年：平缅甸；
1776年：平大小金川；
1788年：平台湾；
1789年：平越南；
1791年：平尼泊尔；
1792年：平尼泊尔。
而其中四次是在今日中国的版图之外：
1769年：平缅甸；
1789年：平越南；
1791年：平尼泊尔；
1792年：平尼泊尔。
所谓靖台湾，是指平定台民林爽文（？──1788年）暴动。林是平和县板仔人，乾隆二十八年（1773年）随父去台，居彰化县大里村庄（今台中县大里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加入严烟地组织的“天地会”，不久成为台湾天地会的北路领袖。1786至1788年，领导了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事因1786年清人搜捕杀害天地会会员，林爽文“因民之怨”于1787年1月16日在大里村发动起义。18日克彰化，24日克诸罗，25日克新竹，又取淡水、凤山等。建立政府、建元“顺天”，林爽文为大盟主。全台参加暴动人数“号称十万”。清人派兵镇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1788年2月10日，林爽文被俘，押送北京就义。
满清承袭辽金元的异族征服政策，政权具有黩武性质，这在“十全武功”上有所体现。乾隆一朝共六十年，加上其“太上皇时期”的嘉庆三年零三天，总计六十三年。而“十全武功”的征战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军费之巨，无与伦比，都是搜刮汉人财富。一征金川，军费白银九百八十至一千一百余万两；二征金川，七千余万两；征准平回，三千三百余万两；远征缅甸，九百一十余万两；出征安南，一百余万两；台湾用兵，八百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五十余万两。“十全武功”共开支军费将近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四年的全国财政收入。
其实满清是通过对外战争来内控汉人、消耗汉人实力。就像毛泽东通过对抗台湾、美国，来发动内部镇压，通过反对苏修、备战备荒，来压榨百姓、内控反抗力量。
满清承袭辽金元的异族征服政策，实行满汉二元统治，满人成为整个中国的“太监”，其效率自然高于明朝数量有限的宫廷太监。毛泽东师法满清，用政委代替了太监，用党委书记代替了满人统治。耶鲁大学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通过对满清军机处档案目录的调查，认为“许多珍贵的清代中晚期的满文文件从来没有被译成汉文”。满文写成的官书是清代早期讯息传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常常避开汉人官员。直到嘉庆朝，清廷仍要求收到满文指示的八旗官员、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统掌军队的将领及满族官员须用满文回复朝廷。这些满文的奏折、朝廷书信和其它中央政府的公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但尚未被完全发掘出来，予以研究。
其实这些满文秘件很像中共的“红头文件”。即使尚未完全发掘出来予以研究，但已知的材料已经清楚显示：凌驾于汉官之上有一个独立的军事征服集团，它是由八旗子弟和大汗亲属组成的。对于遍布全国战略要地的八旗驻戍部队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并行于文官机构之外的军事机构的认识。八旗，无论是满、蒙还是汉的血统，都是这一世袭特权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称号和就任高官的特权受惠于他们祖辈在征服时期的杀人功绩，就像中共的“老革命”和“干部子弟”一样。尽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命令创造满文，以“满洲”来称呼联合起来的女真诸部，从而创建了满族共同体，但满、蒙、汉八旗的设制并非严格的种族划分：实际上，满旗中有蒙古人、汉人；蒙、汉旗中亦有满族人。从文化上而言，清代早期的重要差别不在于满旗和汉军旗人之间，而在于所有旗人与被征服的汉人之间。这很像中共统治之下的“共产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的关系。到十八世纪，满族统治者才重新划分民族，但是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依然存在着例外：来自汉、蒙旗的有功勋的非满家族可以转入满旗。
曾经在汉人王朝帮助皇帝把持朝政的宦官，则在清代变得相对无用，受到了在上三旗注籍的包衣们组成的内务府的监管。只是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满清晚期，“同治中兴”要仰赖汉人的实力，旗人的衰落才使得宫廷太监重新变得重要一些，但即使如此，晚清的宦官势力也极为有限。因为整个旗人和宗社党徒都在发挥太监的作用。清统治者真正信任的全是八旗集团的成员，管理政务、担任帝国周边地方的要职，都是非旗人莫属。八旗子弟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主要决策机构。
“旗人”在清朝的地位和作用，很像中共统治下的“党员”：旗人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像是党员一样；他们都不是通过能力被选拔上来的的，而是通过军功和狗一样的忠诚。这些习俗都来自于蒙古、满洲、哥萨克的游牧部落。关于1835到1850年之间满清政府决策过程的研究，显示鸦片战争期间北部中国的满蒙官员与南部中国的汉人官僚之间具有深刻分歧。后者指责满蒙将领对英作战的失败，并希望推动国民抵抗英国，但是满清却绝对不敢发动汉人群众起来抗战，就像现在中共极力压制大陆民众的反日运动。而相形之下，日本政府不论是幕府还是明治政府，都没有这个顾虑，因为他们都来源于同一个民族。
满蒙官员与汉人官僚在是否动员民众参战上的分歧，意味现代南北朝的萌芽在鸦片战争时期已经出现，而后来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起家的湘军、淮军，等汉人部队，不过是其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终于在太平天国失败四十多年之后发挥了作用，把袁世凯推上了权力的高峰，由此可见，满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北方的旗人极力垄断清政府在东北、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并禁止汉人向这些地区移民。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地区没有被纳入“省”的行政区域建置的框架。新疆迟至1884才年建省，而东北的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直到满清灭亡前四年的1907年才设立。至于蒙古、青海和西藏，在有清一代从未设省。满清灭亡后十七年，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五十三次会议决议，9月17日发布命令，才将宁夏、青海分别建为行省。凡此种种，都为后来的“分裂主义”埋下了伏笔。
随着1759年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并入清政府的统辖，清代的领土扩张达到了顶峰。其背景是多种势力间对内陆亚洲控制权的竞争，先是满蒙之间，继而是清政府与俄国之间。影响清扩张最重要的因素来自长城之外，而不在汉人士大夫控制的政治领域内。新的研究注意到，满族能把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武士联合起来，为其事业服务，是高明的组织家。八旗军横扫长城以南，征服大明朝，而满族仅占八旗之中的一部分。对明的征战，满族依靠了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包括汉化的满人、蒙古人及居住于东北的“边境地区”的汉人。或许可以把女真──满族这种融合能力，归因于他们在东北亚家乡的地理历史条件：西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这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十六世纪中叶满洲入主中国前一百年左右，按照上述所居生态环境的不同，东北女真大致分为三个部落群体：居住在最北方的是“野人女真”，以渔猎为生；沿嫩江和呼兰河居住的是海西女真，与蒙古毗邻；居住在南方的建州女真，受到来自朝鲜和明朝的商业和文化的影响。但仅用“汉化”一词是不能充分地描述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文化的，这些定居耕作的女真人也饲养牲畜、重视骑术、装备弓箭并喜爱打猎。
后金女真主导建立的满汉蒙三族八旗的联合专政，立足于西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融合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所以能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建立“具有广泛适应能力的新秩序”。但也正因为这样，成功笼络了各种势力的满清，也就受到了各种势力的牵制，无法像日本那样集中精力，全力应对西方的挑战。满清的控制和奴化，致使中国十九和二十世纪濒临死亡状态，长达两百年之久。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于2004年10月12日举行了一个奇特反差的古代中国艺术展览，集中展出中国大陆全国出土文物，规模号称最大──在三百多件参展文物中，许多稀有珍贵的古董“从未在中国以外展出过”。展出文物的材质多样，从玉、铜、金、银、铁、石、木，到纺织品和纸。这一展览名称为“中国：盛世之初，从公元200到750年”（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中国：盛世之初，从公元200到750年”展览共分为七个部份。第一部份，重点在汉朝末年的文物上，展示汉王朝从兴旺走向没落。其余六个部份都以时间和地理顺序安排。第二部份，集中表现考古学家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部落发现的文物，时间是从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第三部份，重点放在鲜卑族的一支在山西大同建立魏朝的第一个首都。第四部份，追踪沿着丝绸之路展开的艺术交换，地点是在今天的新疆和甘肃，时间是第四到第六世纪。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中原文化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五部份涵盖了南朝从公元420到589年。洛阳是北魏灭亡前的首都。来自中亚和北方的影响被结合到大都会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去，这是这一展览第六部份的主要内容。最后一部份将焦点集中在隋唐两朝的首都长安。时间在公元581到907年。在北魏洛阳艺术形式的培育下最终开出了新的艺术传统之花。
从汉末到盛唐这一阶段历史，政治上混乱，文化上比较开放，当时有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的游牧民族，也有从印度、中亚等西域过来的商人和移民，所以当时中国受到很多方面文化的影响，以后才慢慢变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就是隋唐时代。我们都知道盛唐时代是中国文化最鼎盛时期”。但这段历史复杂，英国剑桥大学的中国历史丛书，魏晋南北朝一段就一直无法落墨──因为他们无从把握这个时代的脉络。看来，中国历史最难描述的这个时代。其总结工作还是得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尤其是由身处中国旋涡主流的中国大陆人士来做。
我们深知：一方面是缺乏传承的书面研究资料，另方面如果再忽视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
我们就是想用出土文物补史料的不足，填补历史的这段空白。当然不是说没有历史学家对此做出过研究。有的历史学家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说明。比方说中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教授。他早就对中国历史这一段时期的文明与典章文物制度作了很好的解释。我们的这个展览可以说是陈先生讲隋唐史的一个插图。可以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特别是现在，新的学术研究和最近的考古发现为对汉末到盛唐时期全面的文化重新评估提出了根据，使我们认识到这一时期并非汉帝国崩溃后的黑暗时代，而是外来想法大量涌入、使中国文化焕然一新，并为唐朝建立伟大艺术成就打下了基础的一个时代”。
历史决定论根本上是一种神话而不是一种科学，但是，神话不是常常比科学更有力地摆布了历史过程？因为“过程”比“结果”更持久也更实在。历史学的任务其关键也就不在于“预测准确”，而在于“影响深远”。
从古代南北朝与隋唐的关系来看，中国如果完全彻底的现代化并国际化，对世界的互补性贡献反而更小；因此对世界历史做出转折式推动的能力也会下降。对中国的发展来说，重要的是勿在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脱轨”──而“落后”并不可怕，而且是不可避免、极难“缩小差距”的、甚至是“有益的”。
从前人们以为五胡乱华的时代只是黑暗时代，确实当时的人民是很痛苦的，这个时代虽然问题很多，一般老百姓生活不好过，战乱饥荒大规模的移民，对农民有其不利，可是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这样的动乱，人民如此痛苦，可是它吸收了一些外来的文明，慢慢变成一个很辉煌的中华文化，这是过去史学界所没有注意到的。我们讲到初唐和盛唐就觉得自傲，不过现在想起来，根据很多出土文物的研究，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我们才知道，唐代的文明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明。虽然她是以中国传统文明为主流，但是她吸收许多外来文明，所以她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没有一些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代不完全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后来光明时代的一个准备期”。
2004年纽约的“中国盛世之初”概念，我早在1975年就发现了──那时，我称之为“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在我看来，“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与其翻译成“中国盛世之初”，不如翻译成“中国：黄金时代的曙光”。这个译名与我1975年草拟的一个书名十分接近：《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世界统治》。就大都会博物馆的这次展览说，这个“黄金时代”即是领先当时世界的唐宋文明，而黑暗乱离的古代南北朝就是其曙光；就本书的论题说，这个“黄金时代”即是未来全球统一的秩序及其地球文明，而黑暗乱离的现代南北朝就是其曙光。
从全球文明的角度看，唐宋文明尤其是唐代文明乃是一种国际性的综合文明。
例如199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发现的永宁寺遗址，是北魏的统治者胡太后下令盖的皇家佛寺。永宁寺是当时最宏伟的建筑。从永宁寺高塔下发现了一些人物雕塑。这些雕塑同中国传统雕塑风格很不相同，这是因为当时很多中国工匠其实来自西域。北魏晚期的洛阳是北魏的首都，当时有很多西域的乐工，就是音乐家舞蹈家和一些工匠都在洛阳生活。他们对中国雕塑技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批永宁寺出土的泥塑，风格跟从前，尤其是北魏早期的相差太远，不可能自己演变出来，一定是受到一些外来的冲击，这是六世纪早期的情况。
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馆有件唐代的凤首瓶，上面的装饰都是外来的图案，有波斯的，有印度，有一些是从东罗马地区来的，它的把手是动物形状的，这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品，不过这件文物一看就知道是唐代的艺术品，因为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做瓷器，它的风格也是唐代的风格。
盛世的人们回顾衰世，大多带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快慰，一种侥幸与庆幸的混杂──他们知道自己作为承衰而弊者，前代的衰落正好进了他们的幸运。我们读唐诗，就能体会到唐代居民对于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所怀有的这种隔岸观火的快慰。
（2004年10月12日）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 （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当时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当时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在比南朝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但纪思道的看法大体上无误。那就是“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作为中国文明（而非中国政区）中的少数民族，日本人对南北朝历史的兴趣超过了现代中国人，例如在“北朝的村落”这一研究课题上，日本学者做了许多研究。他们不仅集中讨论了“村”的起源、分布、村内生活状况与乡里制的关系、豪族的作用、与时代变化的关系，还发现中国与日本的城市具有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中国城市有城墙而日本城市无城墙。这是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优势。当然，作为少数民族也有劣势，例如他们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传世的古典文献，极少使用现代发现的石刻与出土文书，这个缺陷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某些基本结论。他们常基于一些外在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村”，如“都市国家”说、“豪族论”等，限制了他们对问题的全面把握。（侯旭东：《北魏村落考》）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仅十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五百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一年半年便决溢一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它意味着，对复杂环境的必要简化。较广阔的哲学视野更可以告诉我们：进步若无衰落为补充元气，不可思议;正如兴奋若不继之以安眠，是会致命的。三千年前的中国智慧就已洞悉其中奥秘，《周易》以其“阴──阳”观念，来表达它对“野蛮──文明”的看法。阳就是野蛮，阴就是文雅，阴阳是互补的，野蛮与文明也相反相成。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完全的文明与完全的野蛮，都将导致社会的不孕症？在这种意义上，《周易》的智慧又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野蛮精神”？
根据这种精神是否可以说，一个社会自新所经历的野蛮化程度，将决定它未来的文明程度？新野蛮主义，将作为新文明的曙光而打破旧文明的坚冰。圣人出而黄河清的那个圣人，就是用野蛮手段恢复了生态平衡的人？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自东汉末年“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后，五胡乱华、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辽金宋的分裂、统一与再分裂，再至元明清的统一，第二期中国文明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然而从“中央与地方”的角度来审视，不难发现即使如博学的英国人A.J.汤因比在《历史研究》（1972年版12卷55－64页）中列举的中国模式，也是阴错阳差的。他所谓“传统的中国模式”，并非自秦至清一成不变，如现代埃及学家所理解的“埃及文明”那样的“化石文明”；因为中国政治秦至清两千年的帝国时代，在文明上却横跨两个时期即相对本土时期和混合佛教时期。而且中国在次间一治一乱、统一与分裂之际的运动，掩盖不了其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变动之中，而且是主导变动的主轴。这就构成了本书导论第一节《中国朝代兴替律》一开始明言的“中国朝代兴替律”及其补充所说的：对于不同的朝代来说，其“剑”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朝代不仅执剑的方法不同，而且所执的剑亦有不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则是，它们都死于自己的剑并且是以自己的执剑方式被来者杀死。这与其说是“以暴易暴”，不如说是“新陈代谢”。
即使在现代中国，表面上“变革与保守”在斗争，其实是“地方与中央”在唱戏。基于中央与地方紧张关系，无论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实际态度如何开明，这开明只能是二元性的：即在理智的、文化意识的、尊重现实的适应性方面接受它，而在另一方面，在情感的、生命感觉的、尊重传统的保守性方面抵制它。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人前进中的躯体保持平衡，实际上即使连发达国家如欧美人也是这样的，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的近代日本人也是这样。基于人性的这种特点，基于现代国际文化对中国的巨大挑战，基于国人必须根据自身条件来有效地应对这个挑战──我们理解，只有冲突才能更好的达到融合。在“冲突──融合”的眼光不难看出，所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只是一个典型的“北魏口号”。八十年代的改革派，有如北魏时代的汉化派。其最后结局无异于一个“气胸”患者在“接受外来文化的空气”。
不论东汉末年的“党人”们其自我意识是什么，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地方代表”，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民意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组成可以进行权力分享的“议会”式组织，但已构成了分权的中心和消极抵抗的强力堡垒。而宦官势力则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分配权力的斗争中，代表着中央的皇权──尽管是业已腐败的皇权──并用皇权的余威去阻止社会变革的潮流。在这种意义上，“清谈”不仅是士人间交流思想信息的一种沙龙式聚会；而且发挥了近代社会中报纸那样的作用。对此作一番背景考察，就不难得出一些新颖的看法，甚至是建设性的结论。
元明清帝国犹如秦两汉帝国，元朝犹如秦朝，是外来力量对缺乏整合力的中原民族进行野蛮整合的时代。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元有两个新动向对后来的明清帝国影响深远：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创立行省分寄式的中央集权。
以血缘纽带和家产分配为基础的宗室分封，曾是秦两汉君主制的重要辅助。时至隋唐，分封制基本上名存实亡。到宋代，已无分封制，宋朝宗室的地位不高。正如顾炎武所说：“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而元时的草原封国、中原食邑、投下私属等分封制度，又重新抬头，大体和元朝共始终。元的分封制还波及明朝。朱元璋封皇子二十三人为王，多数就国，不仅直辖三护卫之兵，燕王、晋王等北边诸王还能号令镇兵，且有“清君侧”特权。无论是明前期的宗王出镇总兵，还是明后期的宗室优厚廪养，都有元朝分封制的遗留和“阴影”。忽必烈先后设立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河南、辽阳、岭北、征东十一行省。就职司和性质而言，举凡钱谷、兵甲、屯种、漕运等军国重事，行省无所不辖。征东行省与其它的行中书省不同的是，其设立于高丽王国所在的朝鲜半岛，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因此，征东行省的地位十分特殊，与元朝其他行省性质不同，仅在名义上受到元朝的直接管辖。元朝的行省犹如中共的大军区，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汗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犹如“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同样以行省或大军区为枢纽。行省具有两重性质，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主宰着行省分寄。元的行省制创建了“汗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对明清和现代中国的影响深重。
明清两代名义上废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区划并无大变，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仍然构成省一级官署。相反省的数目进一步增多，省级官署又裂为二、三，分掌行政、财政、司法及军事，以强化中央集权。由于布、按等司鼎立，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合，明后期和清代又另设总督、巡抚，充当统辖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布、按二司则隶属其下。显然，明清的三司督抚大体上沿袭了元朝行省分寄的中央集权模式。
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一文认为，元及明的前期，社会面貌出现了某些与汉唐两宋异质的东西。那就是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的边疆政策；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内蒙外汉”的二元体制下，造成两种文明的相互冲突与相互影响，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形态的同时发生了变态发展。社会变动表现之一：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自南北朝开始，古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盛行的“官倒”，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从政治领域扩延到了经济领域。这哪里是什么“资本主义”？甚至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是蒙古式的抢夺：元朝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于是，在南北关系上，元朝便呈现了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这种南北格局一直延续和影响到明朝及以后。清代和近现代中国，也与此惊人地相似。这种肇始于元王朝的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到现在为止几乎已经延续了近八百年。在当代中国，同样存在和传统中国一样的这一流弊：
由于商业资本受到压抑，民间游资被迫向土地买卖方面扩张，结果造成地价高涨、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盲流、民工、游民、盗匪，逐步形成遍地烽火、“农民起义”的格局。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成了一种周期性痉孪──但绵延不绝的农民暴动，并不总是带来类似王朝末年的那种全面解体。因为王朝末年除了土地问题造成的社会解体，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下层暴动的星火迅即燎原到上层；由于水位过高，局部破损，河堤告解体，其崩溃之速往往超过想象。
“农民起义”之所以能演成燎原之势的原因，就在于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之间得以镇压起义的联盟已告结束。正因为如此，任何一场大规模起义的平息，都是地方与中央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新兴的地方势力出力尤多。从刘秀、皇甫嵩到吴三桂、曾国藩的历史都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其余方面是那样地不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困扰着传统中国政治的一大难题。摇摆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间的一部中国政治史，表明中国社会没有找到类似代议制与三权分立那种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冲突的妥协方法。以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成为社会发展的定理，这是一条远比“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更为有效地解释了中国历史命运的黄金法则。如果全球有朝一日统一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可能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命运。这是后话。
西周的分封制和秦汉的集权制，在解决这一难题时先后陷入了危机。秦汉郡县制原可视为一个历史进步，但它带来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作风，却着实断了下情上达，正如中共设立的“信访办公室”无法解决专制制度的痼疾，秦汉中央集权也只能以“农民起义”收场。这种大规模的完全彻底的社会颠覆活动，是完全不见于先秦、欧洲以及日本等“封建社会”的。由此可见秦两汉到元明清的社会除了少数民族入主的短期外，不可能是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而是“皇帝万里长城”，是毛时代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其时，中央与地方、统治中心与人民大众之间应有的反馈郡县机构有效切断了，代之以单方面的灌输与指令。这就使得社会不断出现的失调现象很难得到迅速而有效地纠正。矛盾冲突日积月累，光靠几个清官是无济于事的。
汉景帝、汉武帝取消了地方王国的建制，但却消灭不了地方势力本身。于是，地方势力就转而结合其它力量（如外戚），以不是地方割据的形式来扩充力量。在此趋向下，外戚与地方势力很自然地联合起来。首先，不少外戚出身于地方势力；其次，外戚需要地方势力与皇室的官僚机构分庭抗礼。汉武帝很理解这一威胁的实在性。所以，他特别喜欢杀死自已儿子的母亲，以防止她们的亲戚有朝一日作为外戚临朝执政。皇室与外戚之间的磨擦，使两汉社会动荡不安。
两汉地方势力的政治代表，在早期是享有广泛自治权利的汉初诸王，后来则是多为出身平民的外戚，到了东汉末年，则为所谓“党人”。（见《后汉书·党锢传》）党人与外戚在政治上的联合，不仅是机会主义的互相利用（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二章一节中所言），而且因为他们二者同具地方势力的背景。而皇帝所以依赖宦官势力，是因为二者同样追求中央的集权。我们因此可以从这一新的角度去审视问题：党锢之祸并非仅仅因为昏君的暴行所致，而且也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摊牌与决裂。党人、清流和官僚，除了是教养与舆论的产物，也是地方自治力量的代表。党人遭到的大量的捕杀，使中央政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严、信誉荡然无存，太平道的宣传才在此信仰危机造成的社会心理的真空与迷惘中突然得势。
中央集权的恶果之一，是限制工商业阶层独立发展的政策。皇帝的廷臣谋士们（如鼌错之流）认为，新生社会力量的兴起，对于政治特权具有特别的危险，因此作出种种歧视性的限制与法律性的束缚，用“规定”来阻遏工商势力获得社会影响和政治发言，并目为“巩固政权”的良方。
［有论者认为法律的好坏，不在“法条”的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唐王朝的法律，是中国各王朝法律中最完善的一种，但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唐律》自不例外。于是酷吏的酷刑就代替诉讼法，法官在侦查报告时，不追求事实，只追求口供。一个人明知道一旦诬服谋反，即将全族被屠，而仍“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这便是酷吏的功能。］
殊不知这种压抑商业资本的权术，既破坏了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合理转形，又迫使过剩的商业资本向土地的买卖兼并方面寻求扩张渠道，结果促成了土地危机，触发了失地农民连绵不绝的暴乱起义。近几十年来，大量学者出于解释“阶级斗争”的需要，对两汉土地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但他们却很少把“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列为基本的考虑，这种阿谀奉承的学风浪费了大量精力。翻阅史籍，发现单纯的土地兼并和饥荒灾害虽可引起农民战争，但却不足推翻一个王朝，更不足以结束一个文化时代。
如果说，推翻了一个王朝的力量是“人民”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人民”可以独立地、不需要依赖其它条件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推翻一个王朝的力量是综合性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因素：一是王朝的软弱和国家机器的腐败；即统治阶级的双重的老化。二是大面积的天灾，激发了生物性“民变”。
这两种因素的根源恰恰都不是“人民”的，而是有关自然的！前者是“气数将尽”之兆，后者是“天命转移”之兆。秦汉以来的中国，是个特殊的社会文化实体（“天下”），而不是政治军事的主权（“国家”）。所以它的整合功能是由意识形态而非法律制度来承担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构成了道德、政治、乃至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总枢纽。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在根本上只能由意识形态的变革来引导。
如果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和意识形态的变革配套，则将流于“社会解体的预备阶段”。不仅由于变异失去了新意识形态的支持；还将由于变革与旧意识形态的冲突。
“新的意识形态！”
在农民起义的表象后面，使社会文化的普遍解体的更深原因，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通常联盟的破裂，农民起义的作只是使这种破裂表层化、普遍化了，使暴动的星火得以燎原。统治阶级内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矛盾的水位持续增高，是封建秩序的堤防突然决口的关键所在。不仅两汉的历史如此；以后诸个皇朝被农民起义倾复的历史，也是基于这个先决条件。唐的藩镇、明的东林党人，都是使统治阶级分裂的要素。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场大规模起义的镇压，也都是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通力合作的结果。没有曾国藩，没有多尔衮，没有李克用，没有皇甫嵩，没有刘秀的镇压──则洪秀全、李自成、黄巢、张角、赤眉的“起义”是打不败的。而这些执行镇压职能的“刽子手”，其实无一不是某个地方势力的代表，尽管他们在其余方面是那样的不同。
我注意到：在明清的中间环节李自成、张献忠与两汉的中间环节赤眉、绿林之间，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他们的“非宗教性”、“无意识形态”。同样，我也注意到：在满清末年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角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他们的“宗教性”、“意识形态化”。
这又说明什么？
谢选骏认为这至少说明了两点：
1、明清的中间环节李自成、张献忠与两汉的中间环节赤眉、绿林，所体现的主要还是政治危机；满清末年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角，所体现的除了政治危机外，还有更为深刻的精神危机。
2、满清末年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角，所体现的“新的精神”，说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仅是政治周期的结束，也是文明周期的结束：张角的“太平道”代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解体，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代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解体。两者都是“外来灵感的胜利”。
各种宗教的形式和表象有多大色彩上和基本倾向上的差异；它们的内心深处毕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毕竟有其一脉相承的内在秘密。这就是──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的由衷崇拜；并使自已在这一崇拜里获取内尽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这一安宁和这一秩序有助于建立人的内、外平衡。即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但是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破旧凋敞、陈腐过时，因此必有新宗教的鲜丽时装取而代之──为那不朽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形式。一个为新的风俗和新的习惯所认可的外表……
（1988年9月30日）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公元五世纪，北魏统一北中国，与南朝的刘宋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南北朝”时代开始。在本书的论述中，这叫做“古代南北朝”，与近代即十九世纪开始按照长江划线、二十世纪依据台湾海峡对峙的“现代南北朝”，可以互相比较。
北魏是继五胡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鲜卑王朝，由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对其它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中国分裂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
鲜卑的来源大致如下：
公元一世纪五十年代，昔日盛极一时的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东汉，北匈奴西逃中亚和欧洲，广袤的蒙古草原成为无主之地。于是，乌桓人出占漠南，鲜卑人出占漠北，匈奴余众十余万落也“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公元二世纪中期，在鲜卑檀石槐当权时期，控弦十万，军力大盛。其属下的主要部落同盟有三部：中部大人慕容，即慕容燕国的祖先；东部大人槐头，就是宇文部的祖先；西部大人推演，就是日后拓跋部的祖先。
三世纪早期，鲜卑在轲比能统治下更加强大，并渐趋汉化。十六国政权当中，属于鲜卑枝系的有前燕、后燕、南燕（慕容氏），北燕（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南凉（秃发氏），西秦（乞伏氏）。慕容氏鲜卑由于肤色比其它鲜卑种落的人要白晳，故一直称为“白部鲜卑”。
（鲜卑军进攻长安城时，苻坚凭城观看，大叫：“后悔不用王景略和阳平公［苻融］之言，使白虏敢猖狂如此！”［鲜卑族人皮肤白皙，故苻坚呼之为白虏］）
世界闻名的“西伯利亚”（Siberia），现在被俄国占领，其实在古代是锡伯人的祖国。“锡伯”为民族自称，口语为“SiWe”，书面语为“SiBe”、“Xibe”等，为中国历史上头等著名民族，汉语文献记载多种译音和写法，如“须卜”、“室韦”、“矢比”、“西伯”、“席北”、“史伯”、“锡窝”、“锡伯”、“犀毗”、“师比”、“席吐”等，而最为显赫的则为“鲜卑”。经过两千年来与汉人的融合，其剩余人口现存不到二十万人，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周边地区。
“西伯利亚”（Siberia），其义就是“锡伯（鲜卑）人的土地”。不仅考古学如此结论，民族意识也是如此：锡伯族人自认是中国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的东麓，如拓跋鲜卑部落早在东汉以前就畜牧射猎在大兴安岭北段，公元48年，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南下，到呼伦贝地区，经过继续南迁，到东汉末年，到达五原郡境内，公元386年，拓跋部落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而其它部落则以“室韦”等名号，于北魏初年开始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兆儿河等流域活动。唐朝时期，绰尔河等河流域的鲜卑人归属于唐，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当高句丽势力向北方扩张时，部分鲜卑人被征入唐军，与薛仁贵军一起到扶余、前郭一带与高丽军作战。至辽代，锡伯人在契丹统治下，多数人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辽亡金兴，锡伯人又处在女真统治下，元代锡伯族被蒙古统治。元明清初，绰尔河流域是蒙古人游牧地及屯垦重地，此时，锡伯人放牧活动于该地，处在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的统辖下。1764年一千多名锡伯军人外加随军家属两千余人，征调到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现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便是他们的后代。经过两三千年的演变，多数鲜卑人以各种名目融入汉人，少数仍住在东北嫩江、松花江、绰尔河流域的鲜卑人繁衍下来，成为今天的锡伯族人。锡伯族人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和遥远北欧的萨米人十分相像，一直保持游猎的传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语言。
古代鲜卑尤其是“白部鲜卑”的作用，在现代被苏联取代。苏联白种人居多，“现代白部鲜卑”也。
刘裕击败桓玄（404年）、灭南燕（410年），镇压农民起义（411年）以后，于义熙九年（413年）攻灭割据成都的谯纵。然后他再次大举北进，于义熙十三年（417年）灭掉建都长安的后秦。这些活动，使他成为要人。420年，刘裕废东晋，自立为帝（宋武帝，公元420──422年在位），建立宋朝。宋初夺得青、兖二州，西至关中，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土地，疆域在东晋和南朝时期是最大的。
宋文帝元嘉年间，社会有所恢复，国势比较强盛。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派到彦之率军北进，被北魏打败，一度使“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军分两路北进。东路王玄谟军兵精器利，是北进的主力。王玄谟进围滑台后，“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但是他对这些反魏力量不予妥善处理，反而任意分配给自己的亲信部属，引起他们的不满。王玄谟刚愎好杀，不以守备为务；又侵夺百姓财物，因而大失人心，终于被北魏援军打败。西路庞法起、柳元景军进入潼关，释放被北魏驱迫作战的汉人军俘，支援了北伐战争。但是东路军既己溃败，西路军孤立无援，也只得退归襄阳。同年冬，魏太武帝率大军越过彭城、盱眙，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要发动渡江战役，占领建康（今南京）。但终因缺乏后力而败退。这类似于1950年左右的“金门战役”。然而江淮之间经过北魏鲜卑一进一出，赤地千里，南来春燕甚至无处筑巢，都在林中栖息。江南地区经过大规模的备战，邑里萧条，版籍大坏，所谓“元嘉之治”也就从此结束了。
这样，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
南朝概况如下：
宋文帝以后，宗室诸王和将帅连年内战。孝武帝为制止内战，缩削扬、荆、江三州之地，以分镇将权势，并把亲信的寒人派作监督镇将的“典签”。结果瓜步战役后，南北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北魏，刘宋在江淮地区的防守力量大大削弱，不断丧地折师。泰始三年（467年）刘宋边将背叛，淮北四州以及淮西之地尽失于魏。南北之间的战争虽然还是很多，不过随着北方各民族的逐步融合，民族斗争的意义已开始淡薄了。正如随着中共的改革，反共反苏力量的民族自卫性质逐步削弱。北魏及其继承人逐渐被各地民众视为正统。正如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港澳台的居民也逐渐把中共看作正统。
宋末内战中掌握了禁卫军的萧道成，在公元479年自立为帝（齐高帝，公元479──482年在位），改国号为齐。萧齐政权衰颓，无力维持统治，汉水以北的南阳和淮河以南的寿阳地区都被鲜卑魏军夺去。
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第二年灭齐，自立为（梁武帝，502──549年在位）目睹宋、齐两朝宗室重臣内乱造成的危害，力图协调统治者内部的利益，避免内战。他改定北来士族的百家谱，以保障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东南士族不在百家之内，另为一部。他下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备一人，专掌搜荐人物，实际上是为士族地主和寒族地主开辟作官的道路。他力倡佛教，广建佛寺，三度舍身同泰寺。
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北魏的继承王朝）大将侯景愿以所据河南之地降梁，不久即进据梁的寿阳。第二年，侯景联合戍守长江的萧正德，渡江进攻建康。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繁华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饿死。侯景领军横行三吴，北折广陵，沿长江西进江陵，在那里被萧绎击败，退返建康，自立为帝。侯景所至之处屠城洗劫，类似土地改革运动。大宝二年（551年）萧绎派王僧辩和陈霸先率军东下。侯景战败后由海路北逃，被部属杀死。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史称梁元帝。
西魏（北魏的继承人）和北齐（东魏的继承人）趁侯景之乱，分别向南略地，西魏取得益州，北齐取得淮南。梁雍州刺史萧詧投靠西魏，承圣三年（554年），西魏乘机派于谨、杨忠等率军攻下江陵，杀死梁元帝，立萧詧为傀儡皇帝，史称后梁。西魏军长驻江陵，监视萧誉，还把江陵财物抢夺一空，把江陵官吏和百姓数万人，一概掠归为奴。
公元557年，陈霸先杀王僧辩，废梁自立为帝（陈武帝，557──559年在位），建立陈朝。陈霸先称帝后，得不到各地武将的拥护；南方内地许多寒族豪强，也多乘侯景之乱，自署为州郡牧守，不奉陈朝法度。所以陈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既无力制止内战，又无力抵抗北朝的进攻。陈朝一度收复过江北之地，但是不久以后又放弃了。隋代北周后，于开皇九年（589年）进攻建康，俘陈后主，陈亡，南北统一。
北朝概况如下：
西晋的统一引出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引出了五胡乱华，五胡乱华造就了十六国，在十六国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北魏统治为主的北朝。
北魏起源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先为“代国”。338年，什翼犍统治拓跋部，设官分职，确立国家。公元376年，代国被苻坚攻灭。淝水之战后，拓跋珪（386──409年在位）在公元386年重建代国，但改国号为“魏”。395年，魏军大败后燕军于参合陂，歼灭后燕军四五万人。第二年魏军大举攻燕，夺得并州，又东出井陉，进入河北诸州郡，陆续占领了信都、中山、邺等重镇，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帝（道武帝），定都平城。泰常七年（422年），明元帝取得黄河以南朝刘宋的青兖二州。以后，太武帝经过连年攻战，431年灭铁弗部的夏国，太延二年（436年）灭北燕，太延五年灭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即位后，汉化累积，导致大规模改革。政治制度革包括颁行俸禄、完善考课、建设官制、改革官品、修订法律等；经济制度改革包括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等；礼乐风俗、语言服饰也都实现了汉化改革。激进改革使拓跋政权向汉式儒教专制官僚体制大为接近，其政治组织和法制的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也使南迁洛阳的鲜卑人开始丧失民族特性，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六镇鲜卑对首都洛阳产生离心倾向，导致后来的六镇起义。
所谓“六镇”是指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北一线沿长城而筑的六个军镇。自西向东，有沃野（今内蒙五原）、怀朔（今内蒙固阳）、武川（今内蒙武川）、抚冥（今内蒙四子王旗）、柔玄（今内蒙兴和）、怀荒（今河北张北），是北魏为防御更北方的柔然等游牧民族南侵的壁垒，派鲜卑族兵马长年驻守于此。六镇的汉人和其它民族的人都是内地犯罪官民或被发配到这里来的。魏朝早期对边将待遇不错。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快速汉化，王公朝士多以清流自居，六镇兵民被边缘化，还受到朝贵的鄙视和轻蔑，从前以军功得官的机会再也没有，变成南朝那样以门第、才学取人。
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南侵，怀荒镇兵民无粮可食，请示镇将开仓放粮，吃饱肚子好打仗。镇将不准许。兵民忍不无忍，聚众杀镇将起义，一时间六镇大乱。524年，沃野镇破六韩拨陵（匈奴族）起义，声势浩大，席卷边城。北魏大惊，联合柔然一同镇压，击杀破六韩拨陵，把二十多万被俘兵民全部安置到河北一带。河北本来连年水旱灾害不断，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俘囚，矛盾激化，反叛不断，接连有杜洛周、鲜于修礼、葛荣等镇兵镇将的起义，且相互兼并攻杀，乱成一团。最后，这些起义、叛乱皆为魏朝权臣尔朱荣的势力所镇压。高欢就是被俘后得到尔朱荣信任，并被提拔为尔朱荣的卫队长（亲卫都督）。
523年的六镇起义，陈寅恪认为是“胡化对汉化的反动”。一大堆具有浓厚部族和武人背景的人物崭露头角，反映了孝文帝汉化运动，掩藏着历史的阴暗面。
东魏永安三年（530年）尔朱荣死，其部将高欢率领六镇鲜卑，从并州来到关东地区。高欢自称出于渤海蓨县的大姓高氏，是鲜卑化的汉人。其祖父因罪徒怀朔镇，他自己生长边地，曾为怀朔队主。六镇起义后，他先在杜洛周军中，后投尔朱荣。高欢东来不久，即转戈相向，陆续消灭了尔朱氏在关东各地的势力。
西魏北周公元530年，尔朱天光、贺拔岳等率军入关，镇压关陇起义。贺拔岳部将宇文泰最后掌握了这支入关的队伍，控制了关陇地区。宇文泰是源出南匈奴的所谓“鲜卑别部”的宇文部人，原居武川镇。六镇起义后，他先后在鲜于储礼、葛荣军中，葛荣失败，他降于尔朱荣。北魏孝武帝在高欢逼迫下西入长安后，宇文泰酖杀孝武帝，于公元535年另立文帝，自己掌握政权，史称西魏。
东西魏分裂，是因为东西政权分别与怀朔、武川镇有密切关系，并都显示了浓厚的胡化倾向。北周还形成了一个“关陇军功贵族集团”，自西魏、周隋至唐初一个半世纪中，关陇集团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子孙，在政治上一直居最高地位。
东魏西魏的“胡化”，只是其问题的“反动”方面；但事实上胡化与汉化是彼此交织的，历史在“之”字形道路上探索出路。北齐和北周的汉化政治建设，因此胡化与汉化的彼此交织而取得了成就。结果在法制、考课、监察、考试、官品、学校、府兵、均田、三长等多个方面，北朝都得以后来居上，全面超越了保留传统较多南朝。
例如宇文泰是汉化较深的鲜卑人，他采用各种手段来联合鲜卑和汉化人群，使他们维持一致，还吸取六镇起义的教训，采取了积极措施来建立和谐社会。这样，西魏就一天天强大起来，力量逐渐超过东魏。废帝二年（553年），西魏取得蜀地；第二年又取得江陵，控制了萧詧的后梁，并驱掠江陵官民到关中作奴婢。钱穆曾就此评论说：“苏绰为宇文泰定制，即根据《周官》，下迄隋唐，遂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苏氏之功不为小”；“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
公元557年，字文泰之子字文觉废魏自立，建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字文消灭了残暴的北齐，再度统一了中国北部。宣政元年（578年），北周军政太极逐步落到外戚杨坚手中。杨氏家族出自六镇之一的武川镇，深受鲜卑影响，杨坚之父杨忠曾为府兵的十二大将军之一，为北周立有战功。大象二年（580年）杨坚自居大丞相总知中外兵马事，部署力量，作灭周的准备。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人相继发动声势浩大的兵变，反对杨坚，但都被镇压。杨坚恢复了改从鲜卑姓氏的府兵们的汉姓，并按魏晋制度改革变了北周的官制。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杨坚强迫周静帝让位给他，建立隋朝。接着，隋文帝杨坚铲除了朝廷中的异己势力，以二子杨广、杨秀分镇并、益二州，并命杨素在上游大造战舰，准备向江南进军。在经济上，他统一北方钱币，开通漕运道路，储积粮食，并且大索貌阅，实行输籍之法，以充实国家力量。在隋文帝的统治下，隋的国力蒸蒸日上，远远超过了江南的陈朝。
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以后，北方的民族关系到这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完全消失，隋对南方经常发动的战争，已经从“民族战争”（类似于现代南北朝的“阶级斗争”）转化为“统一战争”了。开皇八年冬，晋王杨广统率五十万隋军，分五路临江，向江南的陈朝发动总攻；新建立的上游水师，也在这时顺流而下，直趋建康。陈后主以为长江天险足资凭借，没有作出特别守备。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渡江，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接着又陆续摧毁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平定南方全部州县。历时二百余年的南北朝分裂结束。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历史转眼过了一千余年，现代南北朝开始。
1940年代初期，一位在中国的观察家，如果把亲英美的蒋介石、亲日本的汪精卫、亲苏联的毛泽东之间的厮斗比作“三国演义”的话，那么随后而至的中华民国分裂为“台湾的中华民国”（亲美）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就是典型的南北朝了。这就是本书所要论述的“现代南北朝”，它本来可能像古代南北朝那样，沿着长江一线构筑中国历史的分野，但最终由于苏联积极支持共产党、美国消极支持国民党，从而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失去了平衡，分界线于是转到台湾海峡。
1949年10月1日，奉斯大林之命，“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与逃往成都的“国民政府”北南分立，中国一分为二，现代南北朝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虽在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依然把守西南、中南、东南要地，中国大陆并没有全部“赤化”。紧接下来，共产党政府尚未满月，就遇到了历史性的挫败：共军三野下属的第十兵团部队一万多人，在登陆福建省金门岛的作战中，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登陆指挥，几个团各自为战，无法协调，后续无力，在金门西北角的古宁头村受到国军围歼，激战三天后全军覆没。除去一些后来被蒋介石下令释放的俘虏回到大陆，所有的共军部队一去不返。
10月金门战役的惨败，加上11月3日的登步岛作战的失利，使共军开始知道登陆战的艰巨，而不再单靠陆军发起作战。台海作战划出了现代南北朝的走向，就像淝水之战划出了古代南北朝的走向。而古宁头同时也是明末郑成功大败清军、造就台湾独立的关键地区。登陆金门的共军和登陆日本的元军、进犯金门的清军一样，都是旱鸭子，不习惯水战，不掌握潮汐的规律，运送部队的策划之竟然全都搁浅在沙滩，以至于无法返航续载预备部队。
从表面的、战术性的因素看，共军在金门战役的全军覆没，是由于过分轻敌，争功冒进，却无足够的船舶调动后续部队予以支援，难怪二十八军总指挥叶飞，在战败之后只有瞪着眼睛望海痛哭。但实际上，一个局部的战术失败，本来不会导致全盘的战略失败，就此导致台海分裂了两个中国。后来毛泽东自己就此承认，实际上是他自己在策划进军华南的过程，犯了战略错误。看来毛泽东未能吸取清军的教训，致使中国再度分裂。而毛后来采取的政策，也和清初相差不多，那就是隔绝海运、厉行海禁。
据毛泽东后来总结，他在征服南中国的作战中，所犯的战略错误是：不该先解决西南；以后再进攻台湾。他说他应该集中二野、三野、四野的全部精锐，先把台湾拿下，然后再挥军西征。也就是说，毛应该先切断国民政府的国际通道，然后再瓮中捉鳖。但他不此之图，倒行逆施，先要挥军西上。他只懂“失败乃成功之母”，不懂“成功乃失败之父”，他的战略错误被他卷入朝鲜战争的更大错误永久定格成为历史的画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金门战役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它的实际意义。1950年2月，中共与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公开地全面地倒向了苏联怀抱，苏联开始全力支援中共扩张，新的军事工作积极准备起来。4月27日中共占领海南岛，5月16日国军部队在中共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下被迫撤离舟山群岛，台湾形势日益紧张。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韩战在朝鲜半岛上的爆发，使得原把台湾已经划在太平洋防卫圈之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把美国第七舰队调入台湾海峡，用制海权和制空权把大陆和台湾一分为二。经过金门战役洗礼的台湾，从此更加固若金汤，南北朝格局不仅使得中国在台湾保留了最后的命脉，而且也给中国大陆在二十一世纪的再度文明化，埋下了伏笔。
显然，毛泽东的失败是由于他完全没有海权概念，和忽必烈进攻日本、多尔衮奸杀郑成功的母亲，犯了同样的错误；后来在朝鲜战争中，金日成也没有吸取毛泽东的教训，再犯同样的错误，让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得以顺利实施成功。忽必烈和多尔衮只是古人，且是生于没有见过大海的亚洲内陆的野蛮人，他们缺乏海权概念或许情有可原；但毛泽东、金日成毕竟都是生于现代的人，无论如何愚昧无知，毕竟都在盟军登陆欧洲作战的时候读过报纸吧，怎么就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发动中国内战和朝鲜内战的时候，他们竟然对二战的经验视而不见呢？看来他们都过于相信苏联老大哥这个背后的靠山了。而苏联偏偏是个内陆国家，缺乏不冻港口，因此向来缺乏相应的海权概念；而这个时候领导苏联的斯大林，又是一个出身于苏联最为闭塞的内陆高加索山区的街头流氓，所以斯大林策划的朝鲜战争，比毛泽东策划的中国内战，更不顺利。不仅如此，朝鲜战争还影响了中国内战的最后结果，使得中国最终分裂为“两个中国”、“现代南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从此在国内国际分庭抗礼，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南中国──北中国”的传统格局，变成了“海洋中国──大陆中国”的现代格局。海洋中国除去台湾，还包括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华侨世界。海洋中国虽小，但命中注定要带领大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这就是1988年的电视系列片《河殇》第六集《蔚蓝色》所暗示的结局。在英文中，国共内战被翻译为“Chinese Civil War”，而美国的“Civil War”则被中文翻译为“南北战争”，其实，国共战争才应该叫做“中国的南北战争”。
1950年代至于1960年代，台湾虽小，但凭借国际形势而足以抗衡大陆。因为说来可悲，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的现代三国演义，不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古代三国演义，他们的角斗不是“自主三国”，而是美国、日本、苏联的“代理三国”，是美国、日本、苏联在中国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所以位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就不得不继续受到国际局势的摆布，听凭美国、苏联甚至日本干预自己的内政。假若1949年以后国共两党沿着长江南北分治中国，那么中国和世界会怎么样呢？
现在大家知道了，1949年国民党政府及其支持者美国，以及中共的支持者苏联，都担心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望共军不要南下，图谋国共以长江为界，实行南北分治中国。只是因为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成功说服美国放弃了国民政府，共军才得以饮马长江，统一了中国大陆。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中国历史上国土分裂的时间，其实比统一的时间更长。即使后来毛泽东越过了长江，也无法越过台湾海峡，台湾没有统一于中国，更不用说遭到苏联盘踞的外蒙古了。这一分裂迄今为止影响巨大。可以说没有台湾，就不会有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不会有中国的经济起飞，这一点，对比一下苏联和东欧就一目了然了：后者虽然实行了民主，但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也无法实现经济起飞。而中国大陆经济起飞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尤其是人才、市场，也无一不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转移。
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基本保持统一，又闭关自守、自力更生，所以停滞不前、发展很慢。但是假设一下，如果1949年中国沿长江两岸分治成功，则中国、亚洲甚至世界的二战后历史，可能大不相同。不信我们可以分析有关历史事件，设想历史长河可能的不同走向。
首先我们来简单认识以长江为界，南北中国的基本地理条件。中国目前不连港澳台一共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单位，有十五个完全在长江北岸，十四个个在长江南岸，其余五个被长江分隔。
按照2007年的人口数字，长江以北约为六亿七千万，长江以南约为六亿八千万，几乎相等。可是长江以北的国土面积占63%，长江以南只占约37%。而水资源长江以北只占19%，长江以南占据81%。主要矿产资源中，石油，煤炭，铁矿石主产于长江以北；而有色金属主产于长江以南。农业长江以南以水稻为主，长江以北以小麦为主。
如果以六十年前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则南北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可能北方的重工业，采矿业较强；南方的轻工业较强。
最主要的差别将发生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北方将在苏联的指导下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南方将在美国和自由欧洲的扶植下发展轻工业，电子工业和市场经济。
政治军事上南北方将会分属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长江两岸将会是冷战的最前线。中华民国依然会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老蒋小蒋虽比蜗居台湾要神气一些，但依然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至于北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敢与苏联老哥翻脸，至今可能还屈居苏联领导下行事。其他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也很可能不会发生。
朝鲜战争。如果中国都还在南北分裂分制，金日成绝不敢贸然南侵。即使朝鲜战争发生，中共也不会轻易抗美援朝。越南战争。江南由国民党统治，越共就没有中共支持去击败法国殖民军。很可能法国还赖在中南半岛上，美国就不会卷入越南战争。
文化大革命。毛岸英不死在朝鲜，他就很可能成为毛二世。彭德怀，刘少奇都可以寿终正寝。文革不会发生。
计划生育。江北江南可能已经各有九亿人口了。时刻准备打仗，谁敢控制人口？
无需改革开放。因为没有文革的极左，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极右。六四事件和三峡工程肯定就不会有了。
台独运动难成气候，藏独疆独倒有可能。没有日本的复兴，因为没有了韩战、越战，加上美国将要主要扶植江南的国民党中国，日本肯定没有二战后迅速复兴起飞的机会。
所以有人指出：“分裂是一种制约，大多数情况下，制约下的权力要理性、节制一些。分裂，在很多时候是对百姓有益的。”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北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所谓“中共”）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资对比：例如北魏的均田制与中共的集体化，北魏的府兵制与中共的民兵制，北魏独创的“魏碑体”与中共独创的“简化字”，北魏四出开凿的石窟建筑与中共四出开凿的水利设施，北魏崇奉的西方真理大乘佛教与中共崇奉的西方真理马列主义，北魏的西伯利亚来源（鲜卑）与中共的西伯利亚来源（苏联），以及二者共同的野蛮化倾向、军事等级制度、无偿动员劳动资源以及全面征调奴工的权力、……在历史文明的比较研究上，有多重角度可对北魏这个“蛮族酋长国”与中共这个“人民共和国”进行切片观察，上述所列不过抛砖引玉而已。
但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北魏虽然意义重大但却受人忽略，因为它只有半壁江山，始终没有“统一中国”。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也是如此吗？
北魏是在“五胡乱华”之后的蛮族大混战（十六国）之中崛起的，就像中共是在“八国联军”之后的军阀大混战中崛起的。北魏，沿盛乐──平城──洛阳三级跳轨迹，在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在汉与唐这两座中国文明的高峰之间的漫长谷底，是北魏朝代实现了由弱势到强势、由分裂到统一、由五胡到汉化的三大关键转折，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入中国文明，开启了隋唐盛世的大门。但另一方面北魏统治阶层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残暴却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北魏宫廷留下的不解之谜，其数量在中国历朝中首屈一指，甚至有人说，北魏历史就是由一个个或长或短的不解之谜，串联起来的。
回首公元376年，苻坚的军队进逼北魏的前身代国，代国首都盛乐城在内外压力下。失宠的代国太子突然起兵将父亲、继母、六个异母弟弟全部杀死，引起代国大乱。他是后来北魏王族的始祖和典型。苻坚攻下盛乐城，将他车裂。但他的妻子贺氏带着年仅六岁的小太子逃到了母家贺兰部。十年后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借助贺兰部家族的势力，召集拓跋部余，建立了新的革命政权──北魏，这就是历史上的北魏道武帝拓拔珪。
魏道武帝早年精进，集结人才，使北魏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并在参合坡大破前燕，使北魏势力深入中原。但他三十岁之后就像其父一样逐渐变得狂暴昏聩。他无端杀害功臣北部大人贺千秋和卫王拓跋绍，有时上朝，突然记起某人的过失，就拉出斩首，甚至见人脸色不顺，气息不调，就认定是对他不满，于是下令处死之，以至朝廷之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为防止别人暗算，这个暴君只好都随时变换睡觉的地方。更有甚者，这位白手起家的革命领袖还立下“立子杀母”的恶例。立拓跋拔嗣为太子之时，为防止以后太子之母干政而将她杀死。后来北魏连续六代皇帝都延续了这一革命传统。道武帝看上自己的姨母，并与姨母乱伦生下一子，最后遭到报应，因宫廷内乱死在这对母子手中。
北魏第三代领袖太武帝拓跋焘年轻时也十分英武，史书上说他“聪明大度，性情俭率，不好珍丽”，他多次御驾亲征，灭掉了赫连夏国、北燕、北凉，统一了北方，屡次大破柔然，与南朝的对抗也屡占上风。但他三十多岁之后也开始变得猜忌残暴。他自称“太平真君”，并在446年大肆屠杀教徒、毁坏佛寺；450年，三朝功臣元老崔浩因为在修史时写了一些北魏先祖的“私事”，就被他满门抄斩，还株连姻亲多家。晚年连太子拓跋晃都被吓死。452年，太武帝被贴身侍臣宗爱杀死，据说死状十分恐怖，以至史家不愿描述。
北魏第二任领袖明元帝和第四任领袖文成帝都很英明，没有显示精神病的症状，因为他们一个死于三十二岁，一个死于二十五岁，没有活家族精神病的危险年龄。但紧接下来的第五代领袖献文帝就格外疯狂了。他十一岁即位，十七岁突然弃位出家为僧，这是中国历史上除大理国外唯一史书明载的弃位为僧的帝王。仅仅二十二岁，他就突然死去，据说被他名义上的母亲、北魏冯太后（文明太后）毒死。
第六任领袖就是那位因推行汉化改革而名垂千古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个胸怀广阔的人，没有异常的精神症状。而且从他以后，北魏帝王再没有出现杀人狂。仿佛这种不杀人就不快乐的毛病，遗传给北齐的新兴帝王们了。由此可见，暴君们的杀人狂大多不是生理毛病，而是王朝鼎盛的特征，是“年富力强”的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从最本质的意义说，有没有出现过与当代中国（中共或曰“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类似的局面呢？如果有，那就是北魏。“中华人民共和国类似北魏”──这是我们从整个文明史学的比较研究的角度，考察新文明的酝酿过程所得出的结论。
1、北魏专崇佛教与中共专崇马列；
2、北魏与中共同样形成新的政治制度；
3、北魏与中共同样酿成新的社会风俗；
4、北魏与中共是新文明前夜的荒漠时代
5、北魏和中共都好大喜功，营造巨型建筑。
以上五点，古代南北朝的“北魏”正与现代南北朝的“中共”具有最本质的“相类似”。况且，北魏时代与中共时代还有一共同点：作为半壁江山，虽然梦想统一、和平、繁荣，但又不得不一再陷入分裂、战乱、萧条、激情的岁月。这是“历史命运”，伟大的统一是新文明诞生的标志，不得不在多次且短暂的统一尝试后，方能实现。毋庸置疑，这样的历史命运也是我们一再亲历的。
北魏一统大部分中国之后，再次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魏、西魏），这一历史周折，恰恰证明其统一的表面化与脆弱性──其统一的基础仅仅是军事性的，其治国方式基本是军事管制。这和中共非常相似。在另外两层比较次要的意义上，北魏与中共的相似则是其它分裂时代的局部政权所共同的，例如（1）北魏与中共都未能一统中国；（2）北魏与中共都是由北方的蛮族（鲜卑人和苏联人）建立的──这也是五代的后唐、后晋以及辽、金等“分裂政权”的共同特征。
读到这里，人们也许会问：“历史可以这样比较研究吗？”笔者认为可以，而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这一认可的努力。至少，这一努力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野。至于“历史的本质”之所以永远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题目，就因为“历史的现象”之间绝无完全重复的可能。即使人们认可北魏与中共的本质相似，但二者的现象并不完全雷同，因此有关它们二者的历史命运是否完全殊途同归也就见仁见智了。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北魏与中共的相似。北魏用来控制居民关系的“三长制”，就很接近中共的“居委会”，对社会基层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北魏特殊的社会风俗，使邻里之间在丧葬、婚姻等方面也呈现出独有的特色。这些基于古代鲜卑人的风俗制度，就像基于现代苏联人的风俗制度，对往后中国尤其是北部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而北部中国向来都是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主战场。
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和少数派专政建立的中共政权，具有历史相似性，是十分自然的。北魏早期处在游牧阶段正如中共早期处在游击阶段，都是缺乏邻里关系的，《魏书》卷一《序纪》所谓“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则是这一情况的真实纪录。伴随着鲜卑族（和共产党）与汉化人群交往的加深，在从游牧（和游击）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定居生活使邻里关系开始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并进而演绎出丰富多彩的邻里关系。
薛瑞泽《北魏邻里关系研究》认为，北魏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向定居生活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如何处理好邻里关系这一问题。因为邻里关系的稳定和邻里关系的融洽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和基层政权的巩固，所以北魏的统治者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政策来规定邻里之间的交往。
早在北魏初期的太武帝就曾下诏规定民间的交往行为，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十二月，太武帝下诏曰：“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这就是要求民间犯罪之人回到故乡，以免长期逃亡在外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针对民间私下复仇现象增多的问题，他指出：“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民间的冤仇由政府官员予以解决，若私下报仇而邻里相互帮助的话，与其同罪，可见对于民间邻里之间帮助甚至包庇犯罪人员处理的严格程度。同时，他对各级官员也规定了严格的行政准则，“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扰民庶，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所实行的州郡县乡里的行政体制，要求地方官员应积极依靠最基层的乡里人员，制定“计赀定课”时不能以强凌弱，并以之作为考课官员的标准，“太守覆检能否，核其殿最，列言属州。刺史明考优劣，抑退奸吏，升进贞良，岁尽举课上台。”（北齐人魏收所著《魏书》卷四上《世祖纪》）太武帝是要通过诏令来规范邻里关系，并对各级官员的行为作了要求。在这里，之所以提到“乡邑三老”，是因为这些最基层的官员对于乡邻之间的各种情况比较了解，北魏政府正是需要依靠这些人来实现对乡里的统治。实行邻党制，可使居民相互监督，使社会“苛慝不生，上下无怨，奸巧革虑，窥觎绝心”，对社会安定颇有益处“诏从闾议”。
北魏中期的孝文帝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三长制度，使邻里关系受到更多的约束。“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荫附民的存在一方面使官府所控制的人口迅速减少，不利于赋税徭役的征收，另一方面依附民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三长负责征收民调，北魏统治者给与三长很高的待遇，依赖三长巩固基层政权。孝文帝还对邻里之间的伦理秩序予以关注，太和十一年（487年）冬十月甲戌，孝文帝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显然是要通过农闲时节对民众的道德教育，来和睦家庭与邻里。
即使到了北魏末年，政权机关仍对三长制的统治作用寄予厚望。熙平二年（517年）灵太后下诏严禁私自度僧，“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邻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兔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因为佛教的盛行和封建赋税徭役的加重，众多的百姓遁入空门，而这一现象的存在必然使封建的赋税收入大大减少，所以灵太后下诏限制百姓过多的进入佛门，并对管理百姓的三长严格要求，以降级和连坐进行威胁，但因“时法禁宽褫，不能改肃也。”（《魏书·释老志》）使灵太后的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北魏中央企图通过建立严格规范的三长制来实现对民众的有效统治，在三长制中“三长”和中共政权下的“居委会”“人民公社”具有类似作用，是“联系民众”和县级政权的中介人物，担负地方治安和处理邻里纠纷的重任，同时，也将中央政府的政令贯彻到民众中去。
和现代中国相似，北魏控制地区与当时的南朝相比，在邻里关系方面有不少差异，正如中共控制下的大陆与中共控制外的台湾在邻里关系方面有不少差异。北魏时代，南北两朝的风俗习惯很有差异：北朝在冬至岁首要行吊礼，而南朝则“修书”或“过节束带以申慰”；在送客方面也有差异，北方迎送符合古道，而南方地区则“送客下席而已”。婚礼方面，“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数十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礼仪》这种恶劣的婚姻习俗是典型的野蛮化产物，并对后来社会习俗产生了恶劣影响。
对比中共，其建立政权后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所推行的野蛮化过程，以“文革”达到高潮，然后逐步退却。北魏由于少数民族的背景而与南朝明显不同，中共由于少数人专政而与港澳台湾明显不同。但是从长程发展来看，南朝不仅暗弱，而且保守，缺乏新的气象。虽然它保存并发扬了中国文化，但在社会组织和精神形态上，它是相对陈旧的，甚至在制度上也不如胡人入主的北朝具有创新能力。这就说明了南朝政权何以一代不如一代，格局越来越小，因为它失去了中原文化精神的内核。
如果上面的例子还不够，那么我们再举一个著名的实例。
北魏的野蛮化过程具有著名的家庭成份制特点，这一点中共也有。2004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一部重量级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该报告发现，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障碍在强化，社会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十四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的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其后果是，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而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相对少。
北魏统一了北中国的大部地区，但这统一很不巩固，因为它的制度并不成熟，社会组织也还在酝酿之中，它虽为后代奠定了基础，但是本身却注定夭折，只能作为一个“过渡时期”载入史册。它不但不成熟，还充满了狂悖的不合理之处。尽管如此，但是诸如北魏的三长制与均田制，不是仍为隋唐奠了牢固的基石吗？北魏的政治制度与人民风俗不是在隋唐得到发扬光大吗？中共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即使对那些推翻了它的未来势力的影响，也将是举足轻重的。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随着丝路的开通，中原与西域月氏、龟慈、安息等地商贸往来频繁而逐渐内传的。无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的“伊存授经”，还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的“白马驮经”，都是有所本的传说。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比基督教传入欧洲还早，在中国名义上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势态；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已经完全异化，也就是同化于中国。随着岁月的流逝，竟有人把中国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支娄迦谶所译传的《道行般若经》之所以在中国比安世高所译传的数息禅法更有影响，以致支谦、竺叔兰、竺法护等对《般若经》一译再译，且形成颇具影响的“六家七宗”，其原因是他们传的“性空”说，与魏晋玄学中的“本无”和“贵无”说，相近。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和“心性本觉”，不同于佛教“心性本寂”的出世倾向，是调和出世与入世，平衡儒家与道家，同时也为近代的更加远离佛教的“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的佛教消解，作好了准备。清末民初的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都在这种不是佛教的佛教中寻寻觅觅、构建学说。这既说明佛教的影响，也说明佛教的异化。
还有一种“民俗佛教”，更是离谱。但竟然成为“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延续和弘传的真正基础”。因为民俗佛教的基础，是佛教的仪式、禁忌、节日等转化出的民俗，虽然不同于欧洲的国教，但在封闭社会中却具有某种全民性。“三武一宗”的灭佛，主要消灭了寺庙佛教，但使得民俗佛教更加沉浊。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还表现为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中的作品，在思路、手法上均受印度艺术即间接受希腊艺术影响。译经事业的高度发达，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带来了众多新的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诵经的开展和普及，印度的“四声”已成了汉语的基本发言标准。佛教带入的交流遍及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各个领域。
然而，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廷以佛教教义君临天下而获致长治久安的？萧梁？北魏？
再者，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反传统的朝代善始善终、享尽天祚的？蠃秦？曹魏？蒙元？中共？
我们这个面对欧洲带来的灭顶之灾的时代，在内心深处不可能喜爱儒学，因为儒学面对欧洲的挑战相当无能。我们因为儒学的无能甚至对它注重人际关系、压抑个性倾向的特征，也一并予以深恶痛绝。
但我知道，从长程的文明来看，印度佛教在中国不能成功的地方，苏联“佛教”即社会主义也不会成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直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吞噬中国的情感，但中国终究会拒绝它的。
现在满天下的人们都称道社会主义。这说明什么？强迫灌输和舆论控制的结果？这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旺盛，还是适足以说明它的衰朽？我看社会主义已经包容过多，患了消化不良症，甚至胃癌……它的原则已经过时，沦为人性的反动。社会主义的动机，本是社会本位及社会公平学说；但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只不过加强了国家权力，甚至使得国际之间斗争更加白热化。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成为国家至上的怪兽利维坦借以吃人的口实……
这样的“现实社会主义”其沦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理论社会主义”除了帮助资本主义打气补胎之外，还有什么价值？结果社会主义必须先于它的病人资本主义而死亡。是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缺乏国际性和全球价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加不能互相容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市场可以调节，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依靠几个寡头的操作，稍有不慎，就车毁人亡。中苏关系、中越关系、越柬关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唯有“天下主义”包容万象的宽洪大量，可以成全国际性和全球价值。天下精神之中，也有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部分存在……天下主义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雌雄二煞的终曲。天下精神的狂飙席卷全球、风行天下。
是社会主义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而不是天下主义杀害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以人民的名义强化主权国家（“国家机器”）的暴政，以平等的名义建立了最残忍的军事管制。我常说“资本主义冷酷，社会主义残忍”──残忍显然比冷酷更坏。
由于苏联势力曾大举对中国实施印度势力所不曾施加的暴力革命──中国的反抗则必非仅仅是禅宗的或道学的。它的形式，必然充满了行动的特质，而不仅仅是思想：
（一）中国的精神复兴，必须从清算“康有为主义的沉浊”起步前进！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发轫的，然后在孙文的“三民主义”中逐步落实。《清议报》与《民报》的论战，哪里掩盖得住二者在脉息上的这一相通？陈独秀之辈扬其波──说教虽异、精神则一；毛泽东之流承其绪──大同之路血成河。五四时代的“科学与民主”，长成到文革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难道在这里我们还看不清楚一个“康有为主义大时代”自始至终的运行吗？
（三）正本方能清源，拔本方能塞流──我们必须反对“康圣人”的《大同书》！
（四）也许，社会主义包含一些美好的设想，但是它诉诸社会改造而不求求诸人性改良的做法，实在是基于胆大妄为的假定──人性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既然社会主义的基础本身是这种靠得住的人性白纸论，那么它关于新社会可以造就新人的许诺，也就只能是一种欺骗了。
（五）社会主义的本性，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理想，是文明白热化的战国时代对文明婴幼期的眷恋。你能说亚述帝国、秦汉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是“社会主义”的吗？如果能，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然并非“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皇权，是“新沙皇”。如果亚述帝国、秦汉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并非“社会主义的”，那我们以及未来的人们当然永远也无法望到社会主义之尘。
（六）正因为社会主义大致建立在“对于人性的高度假定”这么一个虚拟的前提、空中的楼阁之上，所以（对中国尤其这样），可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客们所吹嘘的那样，什么未来时代的免费午餐，而是早被埋葬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埋葬在大饥荒时代万人坑里了。
（七）在种族社会主义和阶级社会主义的带领下，当今世界产生了两个种族隔离主义政权：
1、南非共和国：在本国居民之间实行种族隔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之间实行种族隔离。
（八）中国民族在其自我改造以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苦难历程中，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灾祸（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以及由之而集聚的种种经验与精力，会不会随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成而即刻消亡？还是会进一步发展扩张，将中国带入一个自己未曾梦想的全球境界？
（九）将来若有闲暇，我多么希望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这一著述。追述社会主义运动、探索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洞察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天下意识气候的先导……
思考题：
1、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社会主义的制度与伦理之间的界限及其不同功能。
2、社会主义真的是一种经济制度吗？或者仅仅是一种政治依附关系？
3、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理想，政治依附的社会主义才是冰冷的现实。
4、政治依附的社会主义如何变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就是社会帝国主义。
5、作为政治依附关系的社会主义之解体。
6、社会主义的遗产将帮助人们走向天下意识。
………
（1986年1月17日）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中国
根据人们的社会经验可以看到，中国的多数居民自私自利，对公共事务实质上极为冷漠，而且不愿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民族性格不仅缺乏政治能力，而且缺乏自治能力，所以危机一到，只能四分五裂、莫衷一是、自相践踏、一哄而散，结果只好开门揖盗，周期性地接受外国统治，习惯性地沦为亡国奴。
孙中山根据他的下层社会的生活经历和流窜海外的亡命生涯，评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中国人本不是一盘散沙，而是由大家族为单位的宗族组织为社会结构的。孙中山“一盘散沙”既出，就由毛泽东这样愚蠢的蛮干之徒，穷凶极恶地破坏中国人的家族制度，结果真的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文革期间最为突出，儿子告发父亲，女儿杀害母亲，不一而足。“一盘散沙”论终于成为“不言自明的魔咒和毛咒”。毛泽东于是站在“一盘散沙”之上，登上了天安门，登基成为“红都女皇”。但也正因为这个没有胡子的变态人格是站在“一盘散沙”的“基”上耍威风的，所以他的伟大也就很容易滑坡，最终成了自娱自乐的闹剧，尸骨未寒，冰泮瓦解。而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盘散沙”变本加厉，竟然发展到“宰熟”就是专拣熟人来欺骗和坑害的地步。
根据我的历史研究，自从周武王入主中国以后，中国的多次征服都是由外国势力完成的：灭周的秦国本是西戎，到周赧王时，秦昭襄王基本上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周赧王五十九年，姬延驾崩，秦灭周，东周遂亡。
以后的北魏、隋唐，都有鲜卑族的影子，五代多有沙陀的影子，辽金元，则是典型的殖民政权。蒙古以后，中国社会好像完全失去了自治能力，连汉人自己组建的明朝都带有明显的军事专政的性质。不过其军事首领是废除了宰相的独夫皇帝，为了在深宫中遥控他的部队，不惜派出宦官去监视军队（监军），开创了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并使“宦官”从此改名为“太监”。
清朝被推翻后，仅仅二十年，民国就遭到颠覆：1931年苏联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满洲国”，1945年苏联迫使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割让外蒙古，使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随后，毛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其一场典型的蛮族入侵，十分类似的历史上西戎、鲜卑、沙陀、女真、蒙古、满州、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国有化改造”。
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改革是北魏孝文帝的翻版，表面上是“佛教化”、“西方化”，其实是汉化，是外来统治向本地习惯的让步政策。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并没有走进“世界主流文明”，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旧社会”，也就是回到了中国传统。
参考一下八百年前蒙古统治：忽必烈死后，蒙古人才迟迟恢复科举，1313年，深受中国影响的元仁宗才批准中书省的请求恢复科举，1315年，才正式开办科举。这距离1294年忽必烈（1215－1294年）死亡，已经二十年了。而中共在1976年毛泽东（1893－1976年）死后仅仅两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不能不归功于国际大环境，不能不归功于历史的偶然和邓小平个人的复仇意志。相比之下，北朝鲜的金日成1994年死后到现在也已经十四年了，北朝鲜的内外政策也基本没有改变。
元朝的“邓小平改革”以后，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产生进士一一三九人，只是明清两朝进士及第者的零头都不到。而据《元典章》所记，当时元朝的官员数目则为二六六九〇人之多。两相对照，从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全体官员中所占的比例很低，科举在整个政治系统中的地位也很低。很像中共统治下的“无党派人士”甚至“民主党派”的地位，因为中共民主党派虽然唯唯诺诺，但在整个政治结构中所占有的比例，依然微不足道。而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清两朝考中的进士则有五一六二四人。
清朝吸取了元朝经验，很快恢复了科举制度来羁縻汉人，但是清朝的“科举制”就向中共许诺的“人民当家作主”一样虚伪。明朝实行科举制，所有官员一律通过科举选拔，保证了民间的优秀人才能够为国家效力。而清朝呢？也实行科举制，但是只针对汉人；同时规定官员要满汉各半，所有要职均由考不上科举的满人来担任。结果国家要员不是通过科举选拔的，而是通过野蛮的血缘关系产生的。这个伪科举制度，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倒退了两千年。从人数上看，貌似满汉平等，但从人口比例上就不对称了。清末满人废除科举，把中国落伍的责任推给科举选拨制度，其实真实情况正好相反，是满州人的伪选拔制度害了中国。这种伪选拔制度就是在科举制度之上，设置一个亲贵制度；同时保持科举考试内容的千篇一律、永不更替：这就从两个方面成功地保持了制度性的腐败。
现代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脱离外来政权的野蛮形式，真正走上本地化、民族化、文明化的道路？那就意味着，废除亲贵制度，其当代意义，就是废除“党的领导”；更新科举制度，其当代意义，就是保证文官制度的独立性。
无论如何，回顾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其所经历的途径，是文化──政治──经济──政治──文化，此谓“革命的循环”！而最终体现为“最后一次革命”、“结束革命的革命”，它类似于英国的光荣革命，其含义为：
1、政治革命必须以文化革命为其开端，为其准备；
2、而仅仅是为了粉碎观念的障碍，政治革命才是必要的；
3、政治革命的价值，只是为经济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护及巩固；经济革命的成功则可以反过来发挥某种稳定政治革命成果的作用。
苏联电影木偶戏相当发达。这不奇怪，因为那个“假面舞会”（即所谓“党社会”，“党”就是“舞会”：Party）本身，就是一项木偶戏般的东西。在党社会里面，人们一概成为牵线的木偶，从工农兵大众到最高的领袖个人，莫不如此。党的纲领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结果木偶们的生活促成了木偶艺术的发展。
但是命运，我们已从你那样听到了一个消息：从苏联的殖民统治手里拯救中国并使中国文明弦断再续的，必定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为陈旧的教育永远无法缔造新人。新人，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因为，你是一种更持久的民族活力的外在表现。因此你更接近驱逐了秦的刘邦和驱逐了元的朱元璋；而不是败于这两位手下的“反秦联盟”、“反元联盟”。但愿你功成身退、虚君共和，而不要效法刘邦和朱元璋的流氓作风，不要重温袁世凯和毛泽东的皇帝梦。
在他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所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分，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臆造的，这个所谓“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一对范畴”中，价值理性是指“非自我利益的理性”，是指人们把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用于追求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同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观有关，这种价值理性又必然地表现出“选择取向”上的“团体性”和“行动动机”上的“情感性”特征；工具理性是指人的“自我利益的理性”，与物质的、眼前的、可见的利益相关，引导人们重视现实的利益，以可计算、可衡量标准看待问题。……不过就我所见，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就我所见，无非是“短期的工具理性”和“长期的工具理性”、“皮相的工具理性”与“骨相的工具理性”的区别！因此，要把不同的“工具理性”（如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价值理性”（如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调和一处的尝试，是无益的、徒劳的、甚至是祸乱之源。类似的错乱，在每一个王朝末日几乎都曾发生过，岂独今日哉。
共产党何以征服中国？因为中国的多数居民自私自利，对公共事务实质上极为冷漠，而且不愿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民族性格不仅缺乏政治能力，而且缺乏自治能力，所以危机一到，只能四分五裂、莫衷一是、自相践踏、一哄而散，结果只好开门揖盗，周期性地接受外国统治，习惯性地沦为亡国奴──所以，继中共的苏联殖民系统起而有效管理中国的，必非“民主共和国”，而是“立宪新王国”。只有新王国的精神焦点，才能把中国的各个碎片凝聚在一起。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并迄今，其特点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方向。
中国现代化两阶段，是从我们开始的、即将到来的时代，其特点是“回到传统中去”，是隋唐式的、文艺复兴式的战略路线。
不回到传统，我们就消化不了学来的西方事物。因此二十世纪的中国主流患上了文化的消化不良症。他们拒绝透过传统的胎盘，自然建立不了新文化必须的免疫系统。
1988年10月1日，当时在中国学界很有影响的《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我，彼此进行了这样一番问答：
记者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谢选骏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记者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谢选骏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记者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谢选骏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记者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谢选骏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记者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谢选骏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七十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记者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谢选骏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记者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谢选骏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它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那时我已经预感，“复古主义”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这种复古主义与文革毛时代诬蔑的“复辟”具有本质不同，而是积极的创造，就像先秦的中国那样。
十一、索居的灵魂
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的时光洗练了我的见解，而不是埋没了它。
我们总结二千年（秦──清）政治史时，既应将伟大的统治──治理精神的胜利归之于中国史官传统，又应揭露二千年帝王皆贼也的真谛，使后人见槛于兹，知一切腐败之所由与如何杜绝之！这虽不是哲学与历史学，但却是政治学所需要者。
我们所应留意的不仅是明清的黑暗腐败，还应是中国文化当其衰落之极还能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如此庞大、如此繁复的一个帝国使之不灭。这种“伟业”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由此可见，中国文明惊人的复原能力！
政治革命的成果一经稳定，则新文化沛然苏矣。故历史上一切革命（不是叛乱及政变）必以文化启其端，以文化承其泽。我们革命的最高理想即在于新礼制文化的实现！新的史官文明的复苏，伦理的深化。
1840年－1895年──1911年－1927年－1937年－1945年──这可以说是中国命运转折的几个关口。中国从老大帝国，面临瓜分的危机，经过亡国的边缘，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命运和中国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抗战胜利使中国失去了蒙古，共产主义革命使中国脱离文明世界整整三十年（1949──1979年），而随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摧毁了中国社会的所有禁忌。
我们希望，在这些惊人的破坏之后，会有一个持久的建设。
我们看到，中国西北部分在唐朝以后的衰落，使得宋朝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西北的衰落，可能与干旱有很大关系，而干旱无疑也是蒙古绝其扩张的重大诱因之一。从此，北方的压力一直未断，蒙古人的毁灭性征服甚至进军中亚、西亚、东欧，并且由于两河流域的毁灭，使得往日的繁华商道灰飞烟灭。西夏被征服以后，中国的甘肃衰落了；到了明朝，西安几乎沦为边境城市。这种状况又加深了中国对西北的漠然态度──西北已无过多价值与魅力力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在清明两朝，而在现代南北朝的殖民化时期，也无根本改善。所以，中国的北方、西北方要复兴、繁荣，仅仅加强与白匈奴苏联俄国的关系是不行的，而是要改善那里的生态环境。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不论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抑或敌对抗争的，都无法造成文明的兴盛。伟大天才之所以不同凡响，不在于他们从不失败，而在于他们能从失败的击打中学会教训，并且因此能够迅速恢复。他们从失败的耻辱中汲取教益与自新的力量，从而经过一番重新酝酿后，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勇气，技巧与狂妄投入新的战斗，血洗失败的耻恨，此谓“失败者成功之母”也。而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一番重新酝酿”就是积极恢复中国北部、西北部分的生态平衡，在这一点上要向欧洲学习，甚至需要向俄国学习──他们的绿化程度都是让我们自愧不如的。
我们上面陈述的“现代南北朝”的认知，终于穿透了两百年（十九、二十世纪）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的重重谜语，而直揭其问题的谜底──纷乱的现象得以缕清。多难兴邦──这不仅仅是一句乱世的自我安慰语。也不仅仅是一剂镇静剂。现代中国遭到的报应和天谴，使他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创造力量及创造精神。但是，观察一下看看历史上曾经称雄的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尤其是罗马人和秦人的形迹吧！曾有多少灾难及困苦包围过它们，并使之几度蹶倒！然而，它们强大而坚忍的力量，不也是蕴乎彼而发乎此的吗？当然，仅仅多难是不足以兴邦的：多难与兴邦之间还需要一个中介环节，那就是“修德”：多难──修德──兴邦。
在全球列强的环伺夹击下，在俄国和日本的蚕食蛇吞下，中国文明注定有其两百年的劫运。若从公元1840年起算，还有六十年的灾难在准备磨炼中国。这算不了什么，要知道，以黄巾之乱到李唐定鼎，中国曾经厉过足足四百年的大劫。这个现代南北朝时代，比之古代南北朝时代，从时间上说，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从文化毁灭的程度上说，尤有过之。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击打与凌辱，较之五胡乱华尤甚尤烈！两百年的苦难（还有六十年的历史债务有待偿还）给中国人什么教益呢？可以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血腥的经验，一个无价之国宝。这个无价的国宝就是：中国必须定乎内、外之分。在目前若干年代对中国不利的历史范运期间，决不与外国（特指西方文化势力，包括日、美、俄）混同。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个历史的真理：时间就是一切，坚持就是胜利。多坚持一年，最终胜利的保证也就多了一分。多坚持十年，民族的命运、未来文化的性质等等都会深受影响。牺牲决不会是平白无益的。
在这个百年革命所造就的荒凉时代，我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中国的新文化上，这种新文化乃是对现代中国的深切苦难的反响。是在中国对二十世纪种种灾难的持久性反应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尽管我们遭遇的宿命如此阴沉可怕，但正是在如此的绝境下，一种作为对深切灾难的强烈反思和反抗的新文化，被我们创造出来了──这种新文化对全球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呢？将是一种对于欧洲我们的颠覆性因素吗？
未来的世界孕育在我们现在的思想中。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寻常的人们则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小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有教养的人们也只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的外延和皮毛血肉而已，并不等于全部的“中国文化”，尤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内核”。例如，它们都是“对天子深切的信念和永恒的期待”的副产品。所谓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一信念并表达了这一虔诚的期待而已。这切都是天子的注脚与天子的见证……其余的说法不是“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读”！至于“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
如果失去了文化的内核，任何文化都将沦为是“病”的象征。因为文化本来就是缘“病”而起并为治病而发展。任何文化的先天不洁、后天罪孽与过程毒素，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终于发作并恶性循环：一种毒素引起的新病，又会诱发另一种毒素的泛滥。整个人类历史都因失去文化内核而蒙上了阴影……
“解放之方”在哪儿？谁来解救我们免于毒害？谁来消解“文化毒素”或至少将之“中和”一下？而怎能消解或怎样中和──这就是文明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思想所面对的任务。
索居的灵魂不会幻想奇迹突然显现，更不迷信自己认定的天命，作为一个试图理解自身的哲学家，应在内心恬淡并且坚忍：在“现实里”求得“现实的超越”，在“不现实中”求得“最大的现实”也就是“显示的最大可能性”！
真的，历史上多少功败垂成！历史上多少功成而倾覆的风流人物乃至下流人物。他们的多少精力像垃圾一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腐烂，这是偶然的个性所致，还是注定的历史命运呢？而我们确认，历史上即使“偶然的不慎”也还是历史命运的威力显现。历史命运，你虽然气象万千、变幻莫测，可是你的精髓与本质又何尝失灵呢？
人性不变。思想者的命运，因此是历史兴衰的前兆？思想者与文明的命运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种种表征可以作证：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亿万年生命演化的结晶。
（第一卷）现象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一、走出“延安精神”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治；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文化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
一、走出“延安精神”
在1988年1月写作的《走出“延安精神”》（出版时改名为《走出黄河心理》，电视政论片《河殇》解说词之前身）的第四集《两种选择》中，我曾经提到，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这也许就是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以上见《向东方》文集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所谓延安精神，就是长城精神的拙劣翻版，是内陆的、封闭的、退缩的精神，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必须加以扬弃的恶习。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治；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文化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
2006年4月30日台湾TVBS电视报道说，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将在党部展出一系列五四文物，其中最特别的，是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时期的书信手稿，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毛泽东是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他。报道说，“老式的十行纸印着红色的国民党字样，看起来真的很有历史，上头的毛笔字迹，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还是国民党员时，写给党部的一封信。除了亲笔信，还有毛泽东当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新青年刊物的文章。”显示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企图挤入大学生们推动的五四运动不遗余力。毛泽东的亲笔手稿，5月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展出。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毛泽东也曾是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毛泽东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当选了后补执行委员，在宣传部得到了一份工作。
而2006年4月12日《凤凰周刊》2006年第10期也曾报道，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而其中收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信件首次公诸于世。其中包括作为“国民党干部”的毛泽东所写下的信函。报道指出，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
这些秘密资料显示，共产党员如何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很多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陈公博以及毛泽东等人的亲笔文稿，都能在国民党中央找到。其中毛泽东写的书信有三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职员时，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书。
第一封报告是1924年5月毛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写的，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三报告都是毛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可见他当时掌管的都是请假、提干、加工资等鸡毛蒜皮的“人事工作”。作为小职员面对诸多上级长官书写报告，其毛笔字的风格就有所收敛，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内，比较他日后夺取政权后放肆挥洒的字迹要工整得多。尽管如此，毛的霸道依然可见，信中流露对于小职员日常工作的不耐，向上级请假用“特此奉告”，信封上“报告中央”四字压在红线上，毫无敬意。据心理学分析者认为，这是潜意识里强盗性格的表现。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可能与缺乏适当的教养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因为身体的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重要依据。
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李大钊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收容毛泽东为图书馆管理员。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到北大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次年7月，各省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中共的发展实际上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里的演讲，以召唤知识青年为主，对“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跟孙中山联俄后，毛泽东在农村随便一拉就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何以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很难迅速壮大队伍。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势力一日千里；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苏联控制的政治──军事机器，学者型党领袖逐渐由暴力革命实践者取代。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1921年“南湖会”上诞生的，不如说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诞生的。
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性质。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党国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十分滑稽；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八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朗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坛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别具一格的说明。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治；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治。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治，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治、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朝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六百三十二年间，竟有三百五十六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州人的关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州“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蕃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袁绍与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１）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说来也许奇怪，在许多方面，北方的内陆中国的革命，有时比南方的海洋中国的革命，所触及的底部更深。行为方式因而更野蛮，国民性的改造也更彻底，文化上更偏离传统，创新也就更多。因此，保守僵化的内陆中国在它无以为继的绝境中所兴起的革命中，表现更甚：
（一）过激主义的泛滥泛滥、极端精神的兴起，成为潮流。在这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文化荒原期，“中庸之道”的古训不是被忘却，就是被嘲弄。人们不再理解宽容的正面价值，高级精神被急于采取行动的人群，视为万恶之源。而各种极端主义者却在互相淹没的旋涡中厮咬不息──他们如此执拗地牺牲他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为抵达期许的天堂；他们宣称超凡救世，结果带来屠城不断的恶梦。在这种时代，纵欲与清教、欺诈与献身、强权政治与自甘为奴、虚无主义与工作狂热……奇妙地交织，有时竟在一个人身上并存！幅幅光怪陆离的历史画卷，弄得人们眼花缭乱。这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残忍、弥漫梦想与疯狂的英雄时代。
（二）旧的社会组织的普遍解体、新的社会制度的摇摆不定，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意味无政府状态和严酷的军事专政轮流交替；为了在组织解体和制度阙如的沟壑中一步登天，就得求助于“从肉体到精神的屠城不断”──他们将此叫做“运动”，视为社会控制和天路历程的万妙灵丹。这种屠杀，通过文化思想、社会身份乃至阶级和种族肉体的灭绝，“确保新文化生长的方向”。结果，以强悍的战士集团（在古代南北朝为“部曲”；在现代南北朝则为“党”）为“核心力量”。社会分裂，越演越烈。这些“核心”为屠杀机器的组就提供了支点；但一切高级的、精致的文明，却在他们的运动中销毁了。
（三）文明的荒原化、社会的野蛮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无法无天，非法之法，非天之天，主宰中国。
马立诚《是谁诱发了中国人的暴力倾向》写道，2006年8、9月间发生在陕西深山道观的血腥大案，“震惊社会”。作案人邱兴华因为怀疑道长熊万成“摸了我的媳妇一下”，就在深夜用斧头砍死道长，接着还杀死了另外九名熟睡的道士和香客，理由竟然是，“不把他们杀了，我跑不掉。”有人以邱某是“变态狂”为由，解释这起惨案，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看法，容易忽略生活中正在累积的一个令人惊心的变化，那就是近年来暴力在社会上的蔓延愈演愈烈。
“记忆犹新的是，就在半个多月前，北京市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在中关村执行检查任务时，被无照摊贩崔某用尖刀刺中颈部，抢救无效死亡。骇人听闻的是，2005年10月，北京726路公共汽车上，一售票员因怀疑一个十四岁小女孩买票时少报一站，竟当场把小女孩掐死。杀人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几乎每天的媒介上都能找到暴力事件的踪影。暴力正象野火一样蔓延。暴力倾向的普遍化，很难完全用个体的‘心理变态’来解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残忍的暴力，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恐惧不安的阴影，也给建设和谐社会带来严重的困扰，应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并提出相应对策。
什么原因诱发了暴力心理，使暴力行径四处蔓延？有人说，“文革”遗害是一个因素。在“文革”中，用批斗、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粗暴手段对付异己，把肉体暴力和话语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什么理性，什么沟通，什么耐心，通通在人的内心深处被否定掉了，伦理道德和知识理性被肆意践踏，暴力哲学俘虏了整个社会。“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将会影响两代人、三代人，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后果。‘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其心理基础、范式影响并未根绝。君不见，网络上某些话语暴力，不就是大字报的翻版吗？”这种说法显然有意忽略了文革和网络暴力之间的纽带：1989年在北京，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镇压，以及更为可怕的，紧接下来的扭曲人格的逮捕、处决、清查、人人过关。
有人说，官员、执法人员和资本势力中的害群之马对老百姓采用粗暴手段，缺乏法律公正，是诱发社会暴力特别是报复性暴力的原因之一。的确，在各地“拆迁运动”中，颇有一些官员和开发商沆瀣一气，以暴力对付拆迁户。少数执法人员徇私枉法，以刑讯逼供手段折腾老百姓或嫌疑人，导致冤假错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媒体在这方面披露很多，无须赘言。“有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抑制暴力动机，有的社会条件则可能诱发暴力。”
作者认为，以上看法各有各的道理，再深入现实生活反思一番，也许会更有助于对暴力蔓延的解读。目前，中国社会正在高速发展，不同群体的利益也在急剧变化之中。诸多问题凸显，引发深度焦灼。比如资源紧缺、污染严重、城乡分割、贫富分化、腐败成风、监督乏力，住房、医疗、教育成为“三座大山”。再比如权力介入市场，官煤勾结大发横财；矿工惨遭盘剥，性命难保死不瞑目。欠薪经年累月，农民工呼救无门；假药行销市场，受害者义愤填膺。凡此种种，使弱势人群往往处于无助的困境之中，其中更有人陷入绝望，铤而走险。去年，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未果遭到羞辱连杀四人然后自首就是一例。当然，这种报复性暴力只是习见暴力的一种。因琐细小事而大动杀机，是当前暴力行为又一个突出特点。类似的暴力事件，突出说明了社会中存在的狂躁情绪。至于见利忘义图财害命，应属一般刑事犯罪，近年来也出现了高发势头，比如从南方城市肇始而蔓延各地的骑摩托车抢包案件。从根源上看，更多地与贫富分化相关。
马立诚的现实分析很好，但是缺乏历史深度。他不知道，中国当下的苦难有其延续性，是一百多年来“野蛮化”过程的结果。而常人说的“共产党文化”，就是“野蛮化”过程最主要的收获。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在现代南北格局下，中共的统治特征，始终是“内陆”的、“北朝”的、封闭的保守的，而且是野蛮的。中共取胜于北方；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和组织取自北方主子──继犬狨、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而起的──“俄罗斯──苏联”。这北朝甚至连国号（“人民共和国”）也取自北方的老子党苏联。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于中国，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
长征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归化北方，北靠贺兰山（这正是民族英雄岳飞梦想“驾长车踏破”的巢穴），得以拉开继续野蛮化的新一幕。后来，毛与他的北方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创作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本质，是代表了“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颠覆”，它依据的北方农村，由于海洋文明的工商业袭击而陷入了破产。相形之下，国民党则是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城市工商业。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党抵制海洋中国的成长，而大力扶持内陆中国的发展，甚至把大量知青下放为奴，恢复农奴制，再企图驱迫中国回到石器时代；这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是其内陆特性使然。
试比较“国民党的海洋中国”和“共产党的内陆中国”，即“现代南朝”和“现代北朝”，从一九四九年迄今的对峙以来，海洋中国（台湾）与内陆中国（大陆）似乎不成比例：面积一比三百；人口一比五十。然而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大陆向来具有强烈的对北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1976年4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祖龙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了，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台湾排除在外也罢。而从整个渤海湾到东京湾的海洋中国，也是时刻抵制着黄土高原上的尘暴、延安窑洞里的油灯。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其实就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是“海洋中国在内陆中国内部的发酵”。对此，毛泽东这位隋炀帝式的北朝诗人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而毛的“人民公社”，实与北朝的“均田制”异曲同工。
对比一下古代南北朝。
均田制是历史上蛮族入侵造成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它是在大屠杀过后北中国土地荒芜、自耕农民稀少的时刻出现的。蛮族王朝按照均田令规定的土地项目载入户籍，并且限制桑田的买卖，不许人民迁移，以加强人身控制，保证“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征发。至于均田农户的土地，如果不足均田令规定的分额，是否可以补充，其实没有保障，是因时因地特别是因本乡官府掌握的荒地的有无和多寡来决定的。所以现存的西魏大统年间敦煌残计账中，就有许多“未受地”的记载。均田的目的，主要是利用荒地来诱使农民耕种，通过“交公粮”来榨取赋税徭役。
“交公粮”所榨取的赋税徭役，使得解放军获得大量的军饷。观察一下1949九年解放军的神速征服，像当年的蒙古和满洲一样，把人们的想象力都甩在了后面；甚至急于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军来不及接收海洋中国的遗产。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例如南方的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就被日本人赶走了。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共产党北朝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败如同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海洋中国的北伐火力下。
历史已经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例如，当年共产党接管海洋中国时的人手紧缺，使得“南下干部”的素质低劣，这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1961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在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所谓“海峡两岸”之间，也无法就国家的发展达成相近的观念；而中国大陆本身的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之间更是利益冲突严重。这些，都是由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性质、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来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南方海洋中国对北朝内陆中国的反击所致。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琅上口，但却忘了他并不是刘邦，只是苻坚式的北朝领袖。
当年苻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
因为“南──北朝”的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以逾越。
这一格局，其实在著名的“赤壁战役”就开始形成了。
赤壁战役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产物。作为最大的军阀，曹操击败袁绍之后把黄河以北诸州收置自己控制之下。208年，他出击襄阳（湖北襄樊）的刘表。恰巧刘表逝世，他的儿子刘琮投降曹操。原先投靠刘表的一支散兵游勇的首领刘备，当时正驻扎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的城镇），仓促南撤，到夏口（湖北武汉）会和刘表的另一儿子刘琦。曹操部队尾追南下，打算一举歼灭二刘和江东（鄱阳湖以东地区）的孙权。这时双方的兵力极端悬殊，曹操有二十万人，对外宣称八十万；孙权不过四万人，二刘联军不过一万人。但二刘和孙权决心结盟，共同抵抗曹操。刘备进驻樊口（湖北鄂州西北樊口镇），孙权坐镇柴桑（江西九江）并派大将周瑜率领主力三万人投入战场，逆流迎战。曹操则率领二十万大军从江陵（湖北江陵）顺流而下，双方在赤壁（湖北蒲圻西北处）会战。结果曹军大败，三国演义的局面开始浮现。
远在成都的刘璋，受到北方五斗米教教主兼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张鲁的威胁，邀请刘备为他抵挡张鲁。211年，刘备率军进入益州（四川及云南）与张鲁作战，第二年刘备与刘璋决裂，214年，刘备攻陷成都（四川成都），刘璋投降。220年曹操逝世，其子曹丕改朝换代，灭亡了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王朝灭亡。曹丕自称魏帝，把首都从许县迁回洛阳。当消息于221年传到成都时，一向以刘姓皇族后裔自居的刘备宣布继承汉献帝刘协的帝位，建立蜀汉。222年，孙权在武昌（湖北鄂州）称吴王，稍后迁都建业（江苏南京）。
三国的形成花费了整整三十年：自190年袁绍在关东起兵讨伐董卓，到220年汉亡。就像1911年清亡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全面争夺满清的遗产，也是三十年。
毛的枪杆子，虽然渡过了苻坚的刀斧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也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明他至死不知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理”。而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留下后患的痛史，在在警醒人们注意“南北朝”的事实。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野蛮化过程是多方面的，从“砸烂国家机器”、到“废除《六法全书》”，从“土地改革”到“院系调整”，然后就是连绵不断三十年──血腥的清洗、不断的淘汰、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运动群众”。下面仅举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侧影。
李刚《扼杀思想──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一文记载：中国现代学术建制在195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的、整体性的转型。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
1、自主权丧失 大学成政府附属物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通大学管理学校，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等等。
中共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1952年秋季，中共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迄1952年底，整个中国大陆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以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地区的调整较为彻底。经过这一调整，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前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大学得到了整顿，这样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953年的院系调整工作，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调整的原则仍着重改组尚为进行调整之旧的系科庞杂的大学，以利于加强与增设高等工业学校和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院系则采取适当合并集中的作法，以便进行整顿。”据此原则制定的调整方案于“1954年5月29日经政务院第180次政务会议原则上批准后，即积极进行酝酿准备工作。其后又经过与各方面往返商洽，方案经过若干修正，至10月11日由政务院正式颁布，立即实施。” 1952年院系未调整前有高校二一一所，1952年调整后为二〇一所，经1953年调整后全国高校总数为一八二所。
院系调整中另一个重点是对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根本性的改造，下面以南京大学为例说明这个变动过程。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和私立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调整前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七个学院共三十五个系，经过这场伤筋动骨的调整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十三个系，并且严格分成文科和理科，文理科又各自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进行真正综合，就自身专业之间也缺乏渗透和交融。南京大学由一个综合性大学变成了虽然名义上叫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却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类似欧美的文理学院，其他的十二所综合大学也大体如此。
实际上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国家对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的全面控制。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控制，1953年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1953年中央有关文件认为 “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材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中央高等教育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从此以后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
2、肢解人文学科 大学蜕变为技术培训学校
院系调整的确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院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大量增加。据杨东平统计，“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
，1952年达到35.4%，为各科学生之首，改为了此前以文法科为主的学校和学科结构。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十二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体来讲是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而遭到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1949年就被并入政治学系，政治学系在1952年调整中又被取消。原来分布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社会学系经过1952年的调整，只剩下两个（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院系调整后，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到1953 年底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南京大学的哲学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曾一度集中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但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 “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
大学、院系、专业、学科、学报、学会是构成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单位。中国近代学术建制从清末发轫，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到民国1940年代已达到相当的水准，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已具备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资格。一些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在国际上已有相当之地位，“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在大学里已成为基本的理念。
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孕育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提前建立了到1956年才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推行的“计划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大学的设立、院系专业的设置、招生分配，甚至教什么、如何教，都受各级教育官僚（科层）机构的直接管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被取消后，正如博克所言“大学严重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大学教师被一个大学因政治原因开除就意味着被整个国家大学系统开除，将没有其他的生活出路。
院系调整一方面吸收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突出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照搬了苏联培养技术干部的办学模式，而且把他们绝对化，教条化。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自此从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世人所谓大学，实质上不过职业培训、技术培训学校而已。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这样总结教育制度：“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 此言堪称精当。
“院系调整”被后来的教育改革、废除大学、五七干校等野蛮化措施，铺平了道路。此后，炸药俱全，只等引信了。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考古学称良渚文化为距今五千三百年至四千年前，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约三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比台湾岛略大）的新石器文化。良渚文化中物质因素已经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人挖掘的井，既在现代的高丘上，也在现代的湖底深处，这是水陆演变的痕迹，良渚人的村落随之搬迁。当然，也有人把井的变迁看作战争的结果：在江阴横塘峰，土墩高达七米，面积约二三千平方米，竟然发现四口水井。一般的灌溉用井当选在较低处，在高墩上挖井，是战争期间一方困守高墩时的无奈选择，这也说明古代部落战争的紧张和残酷。再看井中出土的器物，夹沙陶贯耳壶、双鼻高颈壶、宽把带流杯等，都明显地带有龙山文化的特点，这暗示昆山赵陵山、嘉兴雀幕桥、江阴横塘峰、上海马桥等处，当是古代战争的历史舞台，它们的发掘，为现代人展示了良渚文化集团与龙山文化集团既相互抵御又互相交融的千古遗址。四千年前，良渚文化终于在其发祥地太湖地区失去了生存环境。有人联想到《尚书·尧典》上所谓“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可能就是那个山崩地裂时代的记载。考古地层里不含任何文化物的断层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在阜宁陆庄有良渚遗址，在徐州新沂花厅有良渚遗址，在石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都发现有良渚文化因素。顺着这些遗物延伸的轨迹，似能见到良渚人或其文化四千年前的大迁徙路线，由南渐北，深入中原。有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曾与周围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以玉琮和玉璧为代表的玉器文化曾对周围地区以强烈的辐射，其影响范围向西北抵达中原甚至甘青地区，向西南到了广东。
河南省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被推测为是夏王朝的都城。它是良渚文化消失约三百年之后的遗址。有观点认为，大洪水之后良渚的人们先移到了二里头，并且带来了玉器文化，如果这样，则中国最早的王国夏，就是由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融合而诞生的了。例如，历史学家们人工复原了怀疑是“夏朝宫殿”的建筑，结果发现其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建筑宫殿的方法，与良渚文化十分相似。在那里，还出土了黄河流域以前从未发现过的象征军士统制权的“玉钺”。进一步看，良渚玉琼到了商代不仅为殷人所继承，而琼上雕刻的神徽，更成为商王朝青铜礼器装饰上所具有的饕饕纹，呈现出一派庄严威武而又神秘的气氛。三代以降，良渚玉璧融入中原文明，且其功能仍具有良渚遗风。良渚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富、雕琢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首屈一指。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其最早墓葬为西周早期，因此与良渚文化之间的断层长达千年。“湖熟文化”、“马桥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商”、“奄”、“越”三族居民，均源于中原地区，他们迁徙江南地区均在周成王时，迁徙原因均与商禄父及三监叛周、遭周公东征讨伐相关。可见距今四千年左右，有一千多年文明史的良渚人可能是被大洪水覆灭，而不是被外来征服毁灭的，否则就会有征服者在其故地继续活动的文化遗存。
共产国际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及其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不难看出，“社会主义阵营”与“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正好吻合。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它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变态反应。
而蒙古帝国的传统，并不只是从1206年铁木真自称“成吉思汗”开始的，而是源远流长。
罗新《北魏直勤考》一文考证南朝文献及出土石刻史料所记北魏直勤称号，确认其意义指神元帝力微子孙，也就是北魏的宗室范围，并且探寻这一古老部族制度与古代北亚草原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由此分析出，拓跋鲜卑在其社会发育和政治进化的过程中，经历了重要的转折，才改造了蒙古式的部族传统制，走向华夏国家体制，而这个过程无疑是充满曲折甚至痛苦的。
研究表明，直勤和敕勤等名号，不是政治组织中的一种官称，而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这一身份所反映的内容，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英文中的royal clan，是对血缘范围的界定和认可。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种界定和认可，首先是对统治权继承权利的界定和认可。继承权利的实现要经由继承顺序的制约，而继承权利又是继承顺序的前提。从民族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看，这种血缘身份源自古老的部族传统及其社会制度。拓跋鲜卑、嚈哒和突厥，以及某一难以确认的胡族，都有这种直勤、特勤的社会制度，反映了这一制度在中古时期北亚草原民族的普遍存在，而不是某一民族、某一部族的孤立现象。
在鲜卑之前，由于现存的匈奴史料过于稀少，使匈奴社会的类似制度已无从考辨。在突厥之后，契丹的部族社会传统中，可与直勤相比类的，是横帐制度。辽代所谓横帐，大致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宗室”。刘浦江说：“历代中原王朝的所谓宗室，都只包括开国皇帝以下的子孙，而辽朝横帐除诸斡鲁朵皇族外，还包括由太祖的两个伯父和五个弟弟的族属所构成的三父房，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我认为，三父房正是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出长契丹部落联盟以后，耶律氏家族内具有世选可汗资格的大致范围。”可见所谓横帐，正如直勤、特勤一样，代表着继承权利，界定和确认继承权的范围。当然，中原王朝的所谓宗室，也并非只包含开国皇帝的子孙，事实上往往要扩大到开国皇帝的同父兄弟及其子嗣，甚至及于从父乃至从祖的子嗣。这与北魏直勤包含神元帝子孙、辽朝横帐包含三父房，还是有一定近似的。与此相类的，还有著名的蒙古“黄金氏族”（Altan Urugh）。所谓黄金氏族，指姓乞颜（乞牙惕）·孛儿只斤（Kiyad Borjigin）的氏族。拉施特《史集》明确说，把儿坛把阿秃儿的“第三个儿子为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把阿秃儿。乞牙惕-孛儿只斤[部落]出自其后裔”。这就是说，黄金氏族包含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元烈祖神元皇帝）的所有子孙，这与辽朝横帐包含三父房完全一样。可以认为，直勤、特勤、横帐、黄金氏族，在北亚草原游牧社会的部族背景之下，就显出漫长岁月里游牧部族制度的相似、相同和一致。
从直勤制度看拓跋部族的汉化，正如田余庆所指出的，北魏前期宫廷政治的核心纠葛，是解决君主继承问题，消除部族传统的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代之以中原王朝式的嫡长子继承制。道武帝为此思虑最多，用力最巨，但是他本人仍然死于亲子弑逆，可见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明元帝以太武帝监国，太武帝以景穆帝监国，显然都是意在及早树立储君的地位和影响。景穆帝的早死，是对成立未久的嫡长子继承制的考验。虽然经历了宗爱和吴王余的小小波折，有嫡皇孙身份的文成帝终于即位，这可以看作北魏嫡长子继承制完全成立的象征。后来献文帝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遭到大臣强烈反对，咸以奉戴皇太子为辞。这更进一步显示，北魏的嫡长子继承制，在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至此，拓跋鲜卑游牧部族的国家机器，已经具备了全面改造为传统中原王朝的条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孝文帝才能够展开其激烈的汉化改革。
对照一下不难发现，困扰现代南北朝党国政权的最为严重的难题，也是所谓“接班人问题”。越是强大的专制政权，就越是容易倒在接班人的手下，不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是如此。毛泽东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发动文革，企图预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然而背叛他、逮捕其亲属亲信的还轮不到“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而是“中国的马林科夫”华国锋！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就二十世纪的北朝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北魏式的大军营；企图把文弱的汉人训练成俄国式的亡命徒……但这也不是中共的创举。远处看，古代南北朝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等内陆铁蹄们，均精于此道；毛只是把这一切应急反应推向了高峰，他以此自称“人民的大救星”。但第二次南北朝格局的巨大旋涡，终于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说：“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这不仅是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灰心：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与和谐富强的幸福无缘的！
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中国百年来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他们的反对在逻辑上是多么合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逻辑发展的，历史不是定向的实验室，而是复杂力量的汇聚。事情没有到此结束──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的手术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但并没有成功……现在即使停止手术，对病人也是远水不救近火的。此外，这一停止对主刀的大师，固然是政治死刑；但对病人也岂不等于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改组方式“重建中国”的孙中山时代，至少将囊括我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以后的某时刻。它的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特征，如上所述就是两个中国并存的南北朝格局。
张云初《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一文指出：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纠偏，读史可以解惑。近日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一文（实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第一章《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谢选骏注），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颇。吾生得不早也不晚，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长期经常受到党的教育，包括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教育。譬如五十年代，作为乡村小学学生的我，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国的“父亲和导师”（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如大右派龙云三条大罪全是反苏）……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亲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似乎比天安门的红灯更明亮，而且暗暗地想：斯大林似乎也比毛主席更伟大更英明。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作为“参加工作” 后的我，从前受的关于苏联的教育又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我们认真听广播，学文章，什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什么《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什么“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才知道，原来苏联在长期欺负我们。不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现在又撤专家又逼债，还在我们边境外屯兵百万；就是早在斯大林时代，甚至早在江西时期，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受到斯大林派来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辈（据说有二十八个半从莫斯科回来的马马维奇）的排挤打压、无情打击，而我们的毛委员坚持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革命之路，终于在不受莫斯科控制的遵义会议上，才战胜了莫斯科派来的李德、博古，确立了领导地位，从此才把中国革命引上了正确道路。虽然以后莫斯科还多次干涉中国革命，如派王明回来取代毛泽东，如什么斯大林阻挠“宜将剩勇追穷寇”，主张国共“隔江而治”，然而我们伟大领袖“不可沽名学霸王”，不听斯大林那一套，把革命进行到了底。等等，等等。
张云初说：“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对中苏关系问题也是一知半解。据说沈志华先生近年根据俄罗斯的解密档案，澄清了中苏两党关系的重重迷雾，有心人可从中去探寻真相。今天我提出这个话题，是从我个人说，原来在中苏两党问题上，我们一直都在受着瞒和骗。在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上，受瞒和骗最深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先生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莫斯科支持王明、博古、张闻天……，长期排斥打压建国前从未去过莫斯科的从山沟里出来的毛泽东，毛泽东长期抵制来自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成为了中共领袖，夺取了革命胜利。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才知道：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是斯大林为主宰的共产国际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传的中华苏维埃领袖。
下面，仅摘编该文要点于下：
△1927年，莫斯科《共产国际》、《革命东方》等杂志广为转载介绍毛泽东为农民造反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译东是享受此殊荣的中国党第一人。毛泽东随即晋升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开始，毛泽东名字频频出现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真理报》赞扬毛泽东上井冈山当“山大王”的行动，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毛泽东是“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被推举为主席，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
△1932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搬来江西苏区，博古等排挤毛泽东，妄图送毛去苏联养病。然而俄国人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示中共中央：“……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1933年以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压制毛泽东，拟把毛泽东苏维埃主席连同政治局候补委员都取消掉，但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从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9人政治局正式委员。苏共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当时在莫斯科的王明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1934年，莫斯科出版毛泽东关于苏维埃的报告单行本。王明为此极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称该书中文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
△1934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称毛泽东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在注重统一宣传口径的斯大林体制下无疑是具有特定含义的。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毛泽东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享有如此殊荣的唯一中共领导人。大会后，苏共喉舌《真理报》长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一一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给予毛泽东的地位，传统党史认为是中共有幸同莫斯科失去联络、违反莫斯科意志的一种决定。杨文认为，恰恰相反，这正与莫斯科重视毛、肯定毛、宣传毛是十分合拍的。如果是莫斯科此时来改组中共中央，无疑会选择毛为中共领袖。
△1936年7月初，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接通，莫斯科派王明等人回国，长期以来，党史宣传说莫斯科派王明是为了取代毛泽东。杨文以资料证明，王明回国，不仅没有搞掉毛泽东的用意，而且是把毛泽东推上名副其实的中共领袖地位。在王明主持作出的为准备召开的中共七大而“改造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决议中，王明提议的主席既非一把手的张闻天，也非奉莫斯科之命的他本人，而是毛泽东，而且破天荒地要求全体政治局委员签名赞成。这显然并非王明本意，而是执行莫斯科的安排。毛与王的矛盾斗争曲折复杂，非本文主题，从略。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传达斯大林的主张，“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要树立领袖的权威。
△1938年9月，王稼祥回国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莫斯科指示后，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康生、陈云等提议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就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宣称：自已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周围。
△1939年春，一把手总书记张闻天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当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了。”进入1940年，张闻天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种权力统统交给毛泽东了。
△毛泽东终于成为了中共最高领袖了！
张云初确信杨奎松文章有关史料的真实性。张云初相信毛这个“苏维埃领袖”确由斯大林、莫斯科、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装出来。张云初十分不解地是，这样的真相为什么长期被隐瞒？有关人士为什么要篡改历史，编造历史？张云初最后愤怒地叫道：“没有斯大林，没有莫斯科，就没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张云初不知道，毛泽东其实就是高欢、石敬瑭一类的汉奸儿皇帝。毛后来与苏联的冲突，就像吴三桂和清廷的冲突相似。
我们注意到，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曾经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chiefdom）形态。
同时我们相当惊讶地发现，这种“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的“酋邦”，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概念的来源！
在历史上，随着这些“酋邦”的势力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这就是从酋邦向国家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部族传统的利用与扬弃，值得特别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鲜卑代北集团部族传统的一部分。从考察直勤制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着探寻北魏国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变化。
在现实中，而中共政治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与北魏的汉化过程显然具有某种相似性。
在这方面，比较一下南北朝之间的差异，看一看南朝的特点，也许不无裨益。
阎步克的《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指出了古代南北朝之间一些很有意思的对比现象，可以用来思考近代南北朝的异同。
文散官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官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官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例如，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而北魏的“三清九流”则主要出自皇权的法令，与江左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
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
南中国的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北中国五胡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北方民族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专政权力中的军人因而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在北朝比在南朝得到更大重视──不仅古代如此,现代也是一样。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 ；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可以说：印度的挑战造成古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欧洲的挑战造成现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印度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一次外来挑战，欧洲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二次外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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