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4日星期四
应该不应该欢迎中国的崛起
谢选骏指出：许多为中国思考（为外国思考者除外）自由派人士觉得，中国崛起会让专制政权坐大得利，因而不很欢迎中国崛起。但是我认为，在中国人民没有能力获得自由民主的前提下，与其让中国“被法西斯化”，不如让中国“先法西斯化”。因为二三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先富起来了的”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并不乎在中国是否真能获得自由民主——他们首先顾及的是他们自己能赚钱。只要能够赚钱赢利，他们可以出卖任何东西，何况是中国的民主自由！因此看来，中国的“被民主化”是没有可能的，除非，那只是对于中国的衰弱和分裂的一个“回报”。中国人，你会欢迎这样的一个结果吗？如果不会，就应无条件地欢迎中国的崛起。
网文《特朗普第一次重拳出击 日本重大失败 中国国运来了》说，刚刚，BBC报道，今天2016年11月22号还未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川普在视频中表示，将在上任第一天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TPP，这可是特朗普还没上台，就迫不及待抛出的重大杀手锏。
尤其是准备上任第一天宣布，这必然成为一件标志性大事，这不但体现了特朗普的风格，说到做到，不仅仅是在总统选举时说要废除TPP，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废除，而且是第一天废除。
去年国庆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国庆节，中国被人踢了一屁屁》等两篇文章，引发全民议论，都非常害怕TPP对中国的遏制，文章阅读量数百万。
在文章中，我也分析了TPP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策，当时提出了通过合纵破连横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和一些国家、地区单独建立自贸区来破解TPP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
而且，中国也采纳了建议，在过去的一年，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自贸区协议，实际上即使美国不退出TPP，TPP对于中国的封锁也要大打折扣。
那特朗普为什么要如此迫切废除TPP呢？TPP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东西呢？
1、奥巴马积极推动的TPP，实际上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在国际贸易中的体现。
2、真正对TPP积极的是日本安倍政府、新加坡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极度仇恨中国，再拉上美国，想将中国从现代国际贸易体系中驱赶出去。
3、对于美国来说，TPP是损人不利己的，损害的是中国，但对美国又没好处，只不过将从中国的进口的商品，转移到从日本、新加坡以及其它TPP协议签订国进口，美国得到什么好处吗？完全没有。
4、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总统，商人一切从经济利益出发，政治正确不会像奥巴马那样强，既然TPP对美国没有经济利益，干嘛要费那么大力去推动呢？还不如直接废止。
5、如果美国签订TPP并最终通过，那么美国得罪的是中国，破坏的是美国和中国经济往来，为了日本、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而失去中国这个如此庞大的市场，特朗普不会这么傻，仅仅为了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付出如此重大代价，得不偿失。
特朗普废除TPP，最大的失败国是谁呢？
1、日本是最大的失败国。日本为了阻止特朗普废止TPP，安倍特意飞去美国，但是特朗普还是毫不留情，给了安倍重大的打击，日本花了太多力气推TPP，如今付之东流。
2、新加坡是重大失败国。新加坡这些年非常敌视中国，特别害怕中国的崛起，李显龙多次对美国喊话：如果美国不通过TPP，美国在亚洲的权威将不复存在。如此赤裸裸的威胁美国，结果特朗普还是废止，新加坡这是不知天高地厚。
3、其它TPP协议签订国。这些国家不过是跟风的国家，加入TPP对他们影响不大，不加入也无所谓，跟着大哥混而已，所以他们受到的影响不大。
可以说TPP之所以遭到如此重大失败，是因为这原本就违背了现代自由贸易的精神，将意识形态上的战争强加到国家贸易体系中，这注定很难顺利的。
同时也说明，中国和美国是合作共赢的关系，遏制中国，并不会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反而付出巨大的成本，美国无法放弃中国如此庞大的市场和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这也给日本、新加坡这两个一直敌视中国的国家敲响了警钟，太自以为是，太自不量力，总想将中国置于死地，接下来日本和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将大大下降，这是国力所决定的，也是经济利益所决定的。
当然，美国废止TPP，最大的受益国是中国，中国不但通过自贸区大部分化解了TPP对中国的贸易遏制，通过合纵化解连横，也让这些国家自乱阵脚发生内讧。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人能阻挡全球自由贸易浩浩荡之势，去年此时，整个太平洋被TPP搅动得天翻地覆，从此，太平洋将恢复平静，中国的国运真的来了！
……
对于上述欢呼，网友如此评论：
1、又做美梦了，没有了TPP, 可以有更强硬的措施对付中共. 而且TPP类似于奥巴马的重返亚洲, 设想是好的, 但不认真执行, 不但没有丝毫作用, 反而让中共猖獗一时。
2、中共別高興得太早，TPP撤消了，高關稅即將跟著來，經貿大戰開打。。。那時，看誰笑到最後。
3、川普的表面目标是强大美国，但强大是个比较性概念。如果美国强大了一分，他国却因川普强大了二分。那么，比较起来美国是强大了，还是减弱了呢？显然，川普的强大美国有一个潜在目标，那就是川普的美国政策需要比其它国家都发展快。不然，川普就只能以说大话的总统下台了事。否定TPP如果使美国在亚洲全面失利，川普自己还有可能继续下去吗？他的潜在目标一定会使他回头。所以，否定TPP这件事是不用急的。幻想川普会让出东亚只能是南柯一梦。
4、ＴＰＰ是欧巴马没出息的消极排拒中共经济体的防御策略，创普要的是升息，把你家资金彻底吸干，属于进攻策略，欢呼中共国运死到临头！！
……
谢选骏指出：许多为中国思考的（为外国出谋划策的除外）自由派人士觉得，中国崛起会让专制政权坐大得利，因而不很欢迎中国崛起。但是我认为，在中国人民没有能力获得自由民主的前提下，与其让中国“被法西斯化”，不如让中国“先法西斯化”。因为二三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先富起来了的”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并不乎在中国是否真能获得自由民主——他们首先顾及的是他们自己能赚钱。只要能够赚钱赢利，他们可以出卖任何东西，何况是中国的民主自由！因此看来，中国的“被民主化”是没有可能的，除非，那只是对于中国的衰弱和分裂的一个“回报”。中国人，你会欢迎这样的一个结果吗？如果不会，就应无条件地欢迎中国的崛起。
2016年11月21日星期一
导致郭川失踪的又是中国制造吗
谢选骏
网文《郭川失联最新线索 落水时穿救生衣安全绳》说，2016年11月14日，中国水手郭川失联事件发现了最新线索：郭川落水时是穿着救生衣并且系着安全绳的！
由四名法国专业远洋帆船水手昆汀、阿芒、路德维克和雅克组成的救援队登上了“中国青岛号”，一上船就开始检查郭川落水的线索，并拍摄照片，但是由于渔船上的通讯传输有限制，拍好的照片无法传回。
救援队再次登上三体船，花了半天时间调试海事卫星通讯系统，才成功把图片传回岸队，报告检查结果。在征得郭川家属同意后，郭川团队公布如下事实。
经检查，救援队在三体船右侧浮筒后方发现了断裂的安全绳搭扣。这证明郭川在落水时，不仅穿着救生衣，也系着安全绳。此外，救援队检查三体船后发现船体浮筒受损，有被硬物撞击的痕迹。但是郭川落水是否是因为船体受到了异物的突然撞击，还无法知晓。救援队的专业水手和法国专家团队一致认为，需要将来把船吊装起来，检查船底的受损情况，才能知道受异物撞击的可能性和损坏程度。
救援队同时确认，落水的三角帆是因支索断裂落水，但是支索为何会断裂，需要将来爬上桅杆做进一步调查。“这完全是一起意外事故，太令人痛心了。”郭川团队技术经理、法国专家伊冯-贝尔哈在分析了救援队传回的图片后表示。
就目前所知的情况，根据救援队和郭川岸队法国专家团队的分析，郭川落水的情况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三角帆支索断裂导致三角帆落水，郭川为了将落水的三角帆救回三体船上，在船右舷后方作业，当时他穿着救生衣并系着安全绳。但是可能因为船体受到突然的撞击或其他原因，郭川突然落水。第二种是郭川穿着救生衣并系着安全绳在船右舷后方作业，三体船可能受到了突然的撞击，导致三角帆支索断裂，三角帆瞬间落水，这一股力量汇集在一起，瞬间导致郭川落水。
通常情况下，安全绳能保证在水手落水时，牢牢地拖住水手，避免人船分离。如果水手能在落水的瞬间爬回船上，就能化险为夷。不然，情况也可能变得非常凶险，因为郭川落水的时候，三体船仍然保持着时速10节左右的船速，如果郭川是在水里被三体船拖着，那么危险的程度将不可想象。当然，也不排除郭川在落水时还有意识，自己扯断安全绳搭扣的可能性。但安全绳搭扣究竟是何时断裂或如何断裂的，需要靠岸后做同类的情景模拟实验，进一步研究才能知道。
……
2011年7月25日谢选骏发表《“和谐号”活动棺材？！中国制造关键部位经常出错》指出：
2011年6月10日，我发表了《关键部位经常出错的中国能不能与美国开战？》，指出“我一再发现：中国的产品质量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例如拖鞋和拖把的纽带部分、螺丝刀的刀口部分、电扇的马达部分、电脑的硬盘部分。更不用说食品有毒、玩具有毒了。”
从那时到现在一个半月还不到，“温州高铁追撞，近250死伤”的特大惨剧，就再次应证了我的结论：“中国的产品质量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
现在又是五年多过去了。
谢选骏提出的疑问是：导致郭川失踪的三角帆支索断裂，其三角帆支索是否有是“中国制造”？
有关部门应该好好查查，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事故责任！
网文《郭川失联最新线索 落水时穿救生衣安全绳》说，2016年11月14日，中国水手郭川失联事件发现了最新线索：郭川落水时是穿着救生衣并且系着安全绳的！
由四名法国专业远洋帆船水手昆汀、阿芒、路德维克和雅克组成的救援队登上了“中国青岛号”，一上船就开始检查郭川落水的线索，并拍摄照片，但是由于渔船上的通讯传输有限制，拍好的照片无法传回。
救援队再次登上三体船，花了半天时间调试海事卫星通讯系统，才成功把图片传回岸队，报告检查结果。在征得郭川家属同意后，郭川团队公布如下事实。
经检查，救援队在三体船右侧浮筒后方发现了断裂的安全绳搭扣。这证明郭川在落水时，不仅穿着救生衣，也系着安全绳。此外，救援队检查三体船后发现船体浮筒受损，有被硬物撞击的痕迹。但是郭川落水是否是因为船体受到了异物的突然撞击，还无法知晓。救援队的专业水手和法国专家团队一致认为，需要将来把船吊装起来，检查船底的受损情况，才能知道受异物撞击的可能性和损坏程度。
救援队同时确认，落水的三角帆是因支索断裂落水，但是支索为何会断裂，需要将来爬上桅杆做进一步调查。“这完全是一起意外事故，太令人痛心了。”郭川团队技术经理、法国专家伊冯-贝尔哈在分析了救援队传回的图片后表示。
就目前所知的情况，根据救援队和郭川岸队法国专家团队的分析，郭川落水的情况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三角帆支索断裂导致三角帆落水，郭川为了将落水的三角帆救回三体船上，在船右舷后方作业，当时他穿着救生衣并系着安全绳。但是可能因为船体受到突然的撞击或其他原因，郭川突然落水。第二种是郭川穿着救生衣并系着安全绳在船右舷后方作业，三体船可能受到了突然的撞击，导致三角帆支索断裂，三角帆瞬间落水，这一股力量汇集在一起，瞬间导致郭川落水。
通常情况下，安全绳能保证在水手落水时，牢牢地拖住水手，避免人船分离。如果水手能在落水的瞬间爬回船上，就能化险为夷。不然，情况也可能变得非常凶险，因为郭川落水的时候，三体船仍然保持着时速10节左右的船速，如果郭川是在水里被三体船拖着，那么危险的程度将不可想象。当然，也不排除郭川在落水时还有意识，自己扯断安全绳搭扣的可能性。但安全绳搭扣究竟是何时断裂或如何断裂的，需要靠岸后做同类的情景模拟实验，进一步研究才能知道。
……
2011年7月25日谢选骏发表《“和谐号”活动棺材？！中国制造关键部位经常出错》指出：
2011年6月10日，我发表了《关键部位经常出错的中国能不能与美国开战？》，指出“我一再发现：中国的产品质量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例如拖鞋和拖把的纽带部分、螺丝刀的刀口部分、电扇的马达部分、电脑的硬盘部分。更不用说食品有毒、玩具有毒了。”
从那时到现在一个半月还不到，“温州高铁追撞，近250死伤”的特大惨剧，就再次应证了我的结论：“中国的产品质量不行，经常在关键部位出错，最不应该坏的地方偏偏最先崩溃。”
现在又是五年多过去了。
谢选骏提出的疑问是：导致郭川失踪的三角帆支索断裂，其三角帆支索是否有是“中国制造”？
有关部门应该好好查查，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事故责任！
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组织
网文《欧洲议会通过“反俄”动议 普京怒极反笑》说，特朗普当选对美俄关系的缓和还未可知，但俄欧关系的确越发紧张：2016年11月24日普京对欧洲议会通过动议发表了一个。因为在23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反俄”动议，称俄罗斯正在鼓动一场反欧宣传，并将俄罗斯反欧宣传与极端组织宣传激进思想相提并论。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表示不满，称俄欧关系在倒退，欧洲议会的粗暴作法充分说明了西方社会是怎么理解“民主”的。他还对俄罗斯媒体工作者表示祝贺。
据今日俄罗斯网报道，11月23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以304票赞成、179票反对、20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EU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to counteract propaganda against it by third parties）动议。该动议号召欧盟和所有成员国反制俄罗斯的信息宣传战。
欧洲议会表示，强烈谴责俄罗斯近年来有意干扰欧洲统一进程的所作所为，以及俄罗斯在欧盟内部扶植支持反欧盟势力，比如一些极右翼政党的做法。欧洲议会还指责俄罗斯政府资助某些媒体，故意报道、散播虚假新闻，在西欧地区鼓吹欧盟怀疑论，从而实现俄方的目的。
欧洲议员称，俄罗斯利用各种工具包括多语言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T）、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Sputnik）以及社交网络，对欧洲的民主价值进行攻击，试图分裂欧洲，制造一种欧盟东部国家虚弱的印象。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议会在审议通过这项动议时，把所谓的俄罗斯反欧宣传与极端组织的激进思想宣传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这份动议既呼吁欧盟和所有欧盟成员国反俄，又呼吁他们反极端组织。
欧洲议会以动议形式谴责俄罗斯“鼓动反欧宣传”尚属首次。欧洲议会通过动议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批驳欧洲议会的做法是“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
普京表示，“人人教育我们怎么搞民主，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训话，对付敌人最恶毒的方式就是禁止他们。”
普京指出，而这和民主原则恰恰是相反的，说明西方社会的民主问题越来越大，“如果你跟我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决定好了，这就意味着西方社会的民主观念已经堕落。”
普京表示，希望人们有常识和判断力，不要对俄媒有任何实质性的限制。
普京最后还“怒极反笑”，对俄罗斯的媒体、主播和记者们表示祝贺：“居然能让欧洲议会如此大动干戈。为此，我要恭喜他们，他们的工作积极有效、极富才情。”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娅·扎哈洛娃回应指出，欧洲议会针对俄媒的动议案是信息犯罪。今日俄罗斯正研究把欧盟告上法庭的可能性。扎哈洛娃称，当有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形式的现实威胁存在，和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形式的培养环境存在时，把国际社会视线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犯罪。
法媒报道称，自从欧美就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参与乌克兰危机而采取一波又一波的制裁措施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处在冷战以后最糟糕的时期。加上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打击欧美支持的反政府武装，使双方的关系更加难以调和。
……
谢选骏指出：欧洲议会因为他们的选民和俄罗斯人多少还有些血缘关系，所以还是有些护短。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不仅普京政权是一个极端组织，而且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组织。俄罗斯从来都是邻国的灾难，还原一下，俄罗斯就是一个欧洲版本的“伊斯兰国”。为什么说“俄罗斯是一个战斗民族”？因为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而是一个极端分子控制下的恐怖组织。俄罗斯不解体，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俄罗斯为何是蒙古杂种
谢选骏：俄罗斯为何是蒙古杂种
仔细看俄国人的脸，那绝对不是轮角分明的，而是亚洲人的：他们既使头发金黄，却长着蒜头鼻子，甚至身材矮小。例如，很多中国人所崇拜的普京总统，就是如此。列宁同志就更加明显了，他不仅身材矮小，头发还是黑的，是个十足的“黔首”，列宁虽然名为欧洲人，其实是俄罗斯人，也就是“蒙古杂种”。难怪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一拍即合，因为两者都受过蒙古的“胯下之辱”，并遭到了严重的混血。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俄罗斯是蒙古的杂种，俄罗斯帝国是蒙古帝国的翻版、反面。
“乌克兰”一词，来源于蒙古语的“边境”。
克林姆林宫的辞源，来自蒙古文字“克瑞”，意为“要塞”。
蒙古入侵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的教堂不到一百，蒙古统治使得教堂数目增加到将近三百。这是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一再勾结蒙古人，甚至帮助蒙古人镇压反抗者，为此把他们开除教籍。正因为如此，即使俄罗斯的东正教，也带着一股蒙古味道。听听他们的音乐就知道，和拜占庭的是很不相同的。
毕竟，俄罗斯人被蒙古人杂交了三百多年。由于俄罗斯人是蒙古人的杂种，他们的内心也就充满了混乱，因为相异的种族特性在他们身上互相抵触，这就使得他们不仅行动迟缓，而且反复无常。和这样的人为邻十分危险，需要时刻警觉；和这样的人结盟，必定深受其害。
可是汉奸毛泽东，却把中国变成了克瑞要塞控制下的俄罗斯卫星国。
毕竟，俄罗斯人被蒙古人杂交了三百多年。由于俄罗斯人是蒙古人的杂种，他们的内心也就充满了混乱，因为相异的种族特性在他们身上互相抵触，这就使得他们不仅行动迟缓，而且反复无常。和这样的人为邻十分危险，需要时刻警觉；和这样的人结盟，必定深受其害。
可是汉奸毛泽东，却把中国变成了克瑞要塞控制下的俄罗斯卫星国。
（一）
沙皇伊凡四世1575年封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为“全罗斯大公”（Grand Prince of All Rus，拉拢他对抗克里米亚汗国），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在11个月后又让位给伊凡四世。伊凡四世这么做既是为了增加对欧洲各个蒙古汗国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想表明自己是成吉思汗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的正统继承人。
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俄语：Симеон Бекбулатович，？年－1616年1月5日），原名为萨因－布拉特（俄语：Саин-Булат），鞑靼王公，卡西姆汗国汗，成吉思汗直系子孙。但是在蒙古实力衰落之后，萨因－布拉特的家族世代开始沦为莫斯科大公家族的走卒。就像以前莫斯科大公是蒙古人的走卒那样。1573年，萨因－布拉特受洗礼入东正教，取名西美昂。由于沙皇伊凡四世自己本人就是一个蒙古女人的杂种，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于1575年也被封为“全罗斯大公”。这清楚解释了俄罗斯帝国的起源，其实就是蒙古帝国。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在让位后从伊凡四世处获得特维尔维持生活，从此他就被称为特维尔大公。后来他进入修道院当修士。1616年，伊凡四世死后三十多年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才在莫斯科去世，葬于谢苗诺夫修道院。
伊凡四世又称伊凡雷帝或“恐怖伊凡”1547年—1584年在位，出生在1530年，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第一位沙皇。1533年至1547年为莫斯科大公，1547年至1584年号称沙皇。
伊凡四世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是金帐汗国（1219—1502年）贵族马麦后裔，嫁给了年近50仍未有子嗣的瓦西里三世之后，终于生下了继承人，伊凡四世出生时正好电闪雷鸣，因此被称为伊凡雷帝，但他这个名字恐怕更主要来源于后来一次次令人震破胆的大清洗。1533年，瓦西里三世死，遗诏由叶莲娜同七位大贵族组成摄政会议，在伊凡四世成年之前代理朝政。但叶莲娜很快就与许多大贵族水火不容，她废除了摄政会议，独揽大权，很像中国的垂帘听政。1538年，叶莲娜猝然离世，据传为政敌所毒死。叶莲娜死后，她的兄弟格林斯基击败政敌，继续控制朝政，很像中国的外戚专政。1547年，伊凡正式加冕。同年，格林斯基在一次大火灾引起的民变中被打死，伊凡四世正式走上了前台，以他独特的方式统治这个国家。
他开始执政后，于1549年建立重臣会议，编纂新法典。1549－1560年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行政、法律、财政、军队、宗教等方面进行改革。伊凡四世的政府竭力巩固专制政权，强化中央集权。其军事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完善军事指挥体系，建立常备军，整顿俄国地方部队的勤务和调整俄国边境守备与屯扎勤务。这次改革奠定了俄国正规军的基础。执政时期，制订了第一部军队条令——《贵族会议关于屯扎和守备勤务决议》。伊凡四世改革，尤其是军事改革，使俄罗斯走向对外扩张。
1547年开始，伊凡四世实行独裁统治。对内政策的方针是反对大贵族分立主义，具体表现在1565年建立了沙皇特辖地区制（见特辖军），给贵族势力很大的打击，打破了领主政体对沙皇的一切权力限制。以前莫斯科大公权力很小，受领主们很多限制，伊凡四世消除了领主政体，建立沙皇专制，打击封建势力，建立中央集权。
对外政策方面，伊凡四世开始了“俄罗斯反攻蒙古”的对外扩张。在1547－1552年的远征中灭亡了喀山汗国，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也被吞并，然后又吞并了诺盖人和巴什基尔人，使北高加索许多民族归顺俄罗斯，伊凡四世时期，俄罗斯开始成为蒙古式样的帝国。灭掉喀山汗国是俄罗斯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标志着从此以后俄罗斯的力量强于蒙古人。而攻灭喀山汗国，为俄罗斯越过乌拉尔山脉吞并地域辽阔的西伯利亚扫平了道路。到1557年，西伯利亚汗国也臣服于伊凡并于17世纪被占领。1572年粉碎了被称为“奥斯曼土耳其之鞭”的克里米亚汗国政权。当时奥斯曼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前进入侵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东欧，而粉碎克里米亚汗国是给奥斯曼土耳其的迎头痛击，挫败了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俄罗斯及东欧的图谋。沙皇伊凡四世1575年封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为“全罗斯大公”（Grand Prince of All Rus，拉拢他对抗克里米亚汗国），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在11个月后又让位给伊凡四世。伊凡四世这么做既是为了增加对各蒙古汗国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想表明自己是成吉思汗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这证明，此时的俄罗斯还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地位。
（二）沙皇起源
“沙皇”，即“царь”（“凯撒”的俄语发音）称号来自伊凡四世（在俄罗斯又被尊称为伊凡大帝）。早期罗斯人认为东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是宇宙的中心。罗斯人称东罗马帝国的君主为“沙皇”，而认为基辅罗斯诸公国的大公们是东罗马沙皇的大臣，另一方面，他们也称呼《旧约》故事中的领袖们为沙皇。
在蒙古金帐汗国（1242—1502年）的统治时代，转而尊称金帐汗国大汗为“沙皇”，俄罗斯的大公群体只是蒙古“沙皇”（即蒙古大汗）的封臣。强盛的金帐汗国大汗还娶了拜占庭的公主为皇后，这一点后来被俄罗斯帝国所仿效。但随着金帐汗国在15世纪末期的衰落，俄罗斯人不乐意再尊称蒙古大汗为沙皇了，但自己还是始终不敢正式自称沙皇。
1547年，伊凡大帝发表了重要讲话，要亲政并正式自称沙皇。从此，伊凡大帝成了第一位沙皇，莫斯科公国（1263—1547年）改称俄罗斯沙皇国，俗称沙皇俄国。伊凡大帝一生采取许多令人惊讶的出格行为，他使蒙古化的俄罗斯沙皇国（1547—1721年）跻身欧洲强国之林。
对于伊凡四世时代刚刚实现了独立和统一的俄国来说，有两种选择，一是在松散的大贵族自治下组成国家，二是使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莫斯科大公国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蒙古传统和蒙古人杂交的血液，还有伊凡四世本人的蒙古式野心，都使后者成为了必然选择。伊凡四世的极端措施说起来是“维护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需要”，其实就是蒙古帝国的借尸还魂，这使残暴的伊凡四世，被认为是杰出的沙皇，也就是金帐汉国的杰出继承人。
他心理变态，从小就虐待动物，政治手腕冷酷残忍，因此被称作“恐怖伊凡”。1560年他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死后，伊凡四世对宫廷官员疑神疑鬼。于是他突然出走俄罗斯，到1565年才返回并建立了“非常行政区”，掌握处理恶人和叛徒的唯一大权。伊凡四世创立了“特辖军（oprichniki）”，穿黑衣骑黑马的特辖军成为他法外统治的特殊工具。特辖区不断扩张，最后竟达全国的一半，区内的私人财产遭到没收。估计有四千至一万贵族被杀；古老的领主家庭中存活的仅有九家，大部分土地也被充公；莫斯科主教菲利普（Philip）因谴责伊凡四世的残酷统治而被勒死。伊凡四世甚至一度伤害了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费奥多（Feodor）。
他的配偶们也遭到可怕的虐待：
安娜斯塔西娅·罗曼诺夫娜（Anastasia Romanovna），遭毒杀。
玛法·索巴吉娜（Marfa Sobakina），婚礼两周后遭毒杀。
安娜·科尔托夫斯卡亚（Anna Koltovskaya），被迫出家。
玛利亚·多尔戈茹卡亚（Maria Dolgorukaya），新婚之夜死亡，据称头骨凹陷。
安娜·瓦希尔施科娃（Anna Vasilchikova），被迫出家，死于非命。
瓦西里莎·梅伦捷娃（Vasilisa Melentyeva），被迫出家，据称死于非命。
……
安娜斯塔西娅·罗曼诺夫娜（Anastasia Romanovna），遭毒杀。
玛法·索巴吉娜（Marfa Sobakina），婚礼两周后遭毒杀。
安娜·科尔托夫斯卡亚（Anna Koltovskaya），被迫出家。
玛利亚·多尔戈茹卡亚（Maria Dolgorukaya），新婚之夜死亡，据称头骨凹陷。
安娜·瓦希尔施科娃（Anna Vasilchikova），被迫出家，死于非命。
瓦西里莎·梅伦捷娃（Vasilisa Melentyeva），被迫出家，据称死于非命。
……
伊凡·伊万诺维奇（1554—1581），伊凡四世的次子（按存活成年的子女来看，是长子）。被伊凡四世用权杖击毙。著名画家列宾曾以为题，创作了名画《伊凡雷帝杀子》。当时官方资料可能掩饰为病死。
伊凡四世这条人面兽心的俄罗斯牲口之所以如此变态，可能由于他身上的互相冲突的杂种血液所致。
（三）
莫斯科和北京，都是蒙古野兽建立的要塞，是中古时代的“鬼子炮楼”。
《莫斯科——北京》是一首创作于1950年中国大陆沦陷时候的进行曲，以苏联鬼子维尔什宁的韵律诗为词，由穆拉杰里谱曲。歌曲反映了苏联把中国变成了卫星国的得意洋洋，于是1951年获斯大林禽兽的文艺二等奖。这首《莫斯科——北京》在“新中国”殖民地初创时期是支流行歌曲。
1949年12月，时任中国大陆傀儡主席的汉奸毛泽东到莫斯科进行朝拜，这一消息令苏联举国轰动，一名普通作家米·维尔什宁觉得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于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决定要写出一首诗歌讴歌中苏两国，很快他便在苏联《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这首名为《莫斯科——北京》的韵律诗；而苏联作曲家瓦·穆拉杰里读到这首诗歌后，为它谱了曲。
“乌克兰”一词，来源于蒙古语的“边境”。
克林姆林宫的辞源，来自蒙古文字“克瑞”，意为“要塞”。
蒙古入侵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的教堂不到一百，蒙古统治使得教堂数目增加到将近三百。这是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一再勾结蒙古人，甚至帮助蒙古人镇压反抗者，为此把他们开除教籍。正因为如此，即使俄罗斯的东正教，也带着一股蒙古味道。听听他们的音乐就知道，和拜占庭的是很不相同的。
毕竟，俄罗斯人被蒙古人杂交了三百多年。由于俄罗斯人是蒙古人的杂种，他们的内心也就充满了混乱，因为相异的种族特性在他们身上互相抵触，这就使得他们不仅行动迟缓，而且反复无常。和这样的人为邻十分危险，需要时刻警觉；和这样的人结盟，必定深受其害。
可是汉奸毛泽东，却把中国变成了克瑞要塞控制下的俄罗斯卫星国。
毕竟，俄罗斯人被蒙古人杂交了三百多年。由于俄罗斯人是蒙古人的杂种，他们的内心也就充满了混乱，因为相异的种族特性在他们身上互相抵触，这就使得他们不仅行动迟缓，而且反复无常。和这样的人为邻十分危险，需要时刻警觉；和这样的人结盟，必定深受其害。
可是汉奸毛泽东，却把中国变成了克瑞要塞控制下的俄罗斯卫星国。
这样的历史应该告一段落，中国应该在本土彻底驱逐俄罗斯影响，并把西伯利亚这个锡伯族人的故乡收复过来。
这样的中国，才逆转了五百年来的反动，开始了真正的民族复兴。
从读书运动到窃国运动
谢选骏
网文《文革五十周年：文革中的地下读书运动》说，文革狂热沉寂之后，大约在1967年底，中国大陆上悄悄开始了一场读书运动。它遍布全国，参加者有66年狂热的红卫兵，有运动中的逍遥派，有被批被整的高干子女。读书的人有不少成为卓越的思想家，最早的反对派。可以说在中国黑暗到极点时，仍有一丝光亮，这证明人追求思想自由的愿望是不可战胜的。
问：文革是毛体制控制社会最严酷的时代。旧有党政机关被砸烂之后，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工宣队和军事管制。但在社会的地下，却又极有活力，尤其在思想领域，仿佛有一个和官方舆论宣传完全无关的思想世界。请你给听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答：历史事实确如你所说的，这反映出人性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先介绍背景情况：自66年底，文革运动的一些狂热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本来在66年上半年拼命鼓动红卫兵造反，半年之后，他感觉红卫兵的“冲锋队”作用已经结束，特别是66年底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开始与中央文革对抗。毛发现这些孩子已经不听使唤，就开始谈“小将犯错误”的问题。江青在12月23日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公开指责“西纠”，说他们凌驾于毛之上。她特别指出“要对这些小家伙专政”，说“这些人中有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去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这种用时捧上天，不用时打入狱的做法，让一些冷静下来的红卫兵开始产生怀疑，对自己听了毛的话，大肆造反的那些理想目标，究竟对不对。特别是对中央文革的做法产生怀疑和批判。67年1月8日，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有人以“延征”的笔名，贴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指责中央文革对青年学生的镇压，是“左倾机会主义”。
问：看来对文革中许多做法的怀疑出现得很早。
答：是的。正是这种怀疑和不满，使一些好学的青年人回头读书，而且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读书会性质的小组织，比如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湖南的“毛泽东主义小组”，上海的“东方学会”。这些喜欢思考的青年人读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一，首先读的是马克思列宁，他们想从革命理论的来源处搞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阅读和思考，有些人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比如杨小凯撰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系统阐发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二，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外国的著作，有政治理论也有文学名著。当时大部分在地下读书的人是西化派，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比如徐晓，就记载下她读《怎么办》的感想。她说：“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这故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它诠释的不止是浪漫，不止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这种思想不仅中共的教育中不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不存在。其三，文革中除了毛和马恩列斯的著作，几乎所有的图书都成了封资修黑货，所以要读书就要读禁书。那些灰皮书、黄皮书成了抢手货。当时地下读书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都是六十年代为了所谓反修防修，翻译出来供高干阅读的。读这些书是有级别限制的，像《新阶级》就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人才能看。读书按级别，这是人类阅读史上的奇闻，只有共产党能造出这种制度。所以最早的地下读书人有许多高干子弟。虽然老子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家中还留下了一些书，于是读了，而且流传起来。更有许多家里没书的平民子弟，就去偷书，像我的朋友朱正琳在贵阳被捕入狱，公安人员就从他家中搜出了3000多册书，都是贵阳那些爱书的人从图书馆撬门进去偷出来的。其四，就是读书交流。互不相识的小圈子会因一本书的借阅而沟通起来，甚至会有远距离的交流，通过书信交流读书心得。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些101中的老高中生，他们曾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讨论《新阶级》，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参加讨论，但我的一位大朋友，把他们之间的通信给我看过，当时真在心里引起了震动。比如有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专制”。
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教条啊！
答：没错，正因为如此，当你看到有人你说，这个说法是一切思想专制的来源，你不能不吃一惊。再仔细想想，发现事实果然如此，从此迷信就打破了。从我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来看，文革的地下读书运动，有关键性的启蒙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我当年在工厂当工人时，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向我介绍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读这部书就是从马海德的儿子幼马处借到的。
问：你说的这位马海德，是不是那位被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外国专家？
答：对，他早年在延安帮共产党。中共夺权后，是他帮助建立了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我借到这部书就通宵夜读，有关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当时全来自这部书。那时因为书少，借书都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要抓紧读，还要抄。说来有趣儿，那会儿有些书的政治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可读书的人并不分辨，是书就拿来读。像哈耶克和科切托夫，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敌对的，可我们一样读，一样吸收，所以那时在思想中是一团混乱，像胡平那样在七十年代就能写出逻辑一贯、说理充分的《论言论自由》实在是罕见的。他是地下读书运动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
问：听你这样介绍，地下读书运动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准备。
答：对极了，正因为有文革长达数年的地下读书，才唤醒了一大批有头脑的青年人对毛对文革进而对共产体制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所以，四五运动是地下读书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别忘了，改革开放之前，先有思想解放运动。当年《读书》杂志上，最早登出来的有震撼力的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的《读书无禁区》。当年因地下读书有不少人锒铛入狱，这些人中有的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比如何维凌。他的地下读书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是当时北大青年学生中思想比较深刻的一些人，何为此入狱，文革结束后，何先生是推动经济改革的大声疾呼者之一，他的许多想法都来自文革地下读书中汲取的养料。何先生在六四前，努力调解学生和政府的关系，希望引导事件和平解决。结果六四前被秘密绑架，我想他在狱中一定会回忆起他因文革地下读书运动而坐牢的往事吧。
……
谢选骏指出：在毛泽东苟延残喘的那几年，我也读了不少书。但是从未听说有什么“读书运动”。那时候的读书，属于反体制行为，是个人的、分散的、秘密的犯罪行为，需要冒着抄家的风险。而那邪恶的毛泽东时代，一切运动都是当权派的玩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真的参加了团伙的“读书运动”的人，后来大多走入了“先富阶层”的“窃国运动”，成为三个代表的体制构件。
网文《文革五十周年：文革中的地下读书运动》说，文革狂热沉寂之后，大约在1967年底，中国大陆上悄悄开始了一场读书运动。它遍布全国，参加者有66年狂热的红卫兵，有运动中的逍遥派，有被批被整的高干子女。读书的人有不少成为卓越的思想家，最早的反对派。可以说在中国黑暗到极点时，仍有一丝光亮，这证明人追求思想自由的愿望是不可战胜的。
问：文革是毛体制控制社会最严酷的时代。旧有党政机关被砸烂之后，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工宣队和军事管制。但在社会的地下，却又极有活力，尤其在思想领域，仿佛有一个和官方舆论宣传完全无关的思想世界。请你给听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答：历史事实确如你所说的，这反映出人性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先介绍背景情况：自66年底，文革运动的一些狂热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本来在66年上半年拼命鼓动红卫兵造反，半年之后，他感觉红卫兵的“冲锋队”作用已经结束，特别是66年底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开始与中央文革对抗。毛发现这些孩子已经不听使唤，就开始谈“小将犯错误”的问题。江青在12月23日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公开指责“西纠”，说他们凌驾于毛之上。她特别指出“要对这些小家伙专政”，说“这些人中有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去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这种用时捧上天，不用时打入狱的做法，让一些冷静下来的红卫兵开始产生怀疑，对自己听了毛的话，大肆造反的那些理想目标，究竟对不对。特别是对中央文革的做法产生怀疑和批判。67年1月8日，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有人以“延征”的笔名，贴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指责中央文革对青年学生的镇压，是“左倾机会主义”。
问：看来对文革中许多做法的怀疑出现得很早。
答：是的。正是这种怀疑和不满，使一些好学的青年人回头读书，而且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读书会性质的小组织，比如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湖南的“毛泽东主义小组”，上海的“东方学会”。这些喜欢思考的青年人读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一，首先读的是马克思列宁，他们想从革命理论的来源处搞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阅读和思考，有些人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比如杨小凯撰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系统阐发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二，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外国的著作，有政治理论也有文学名著。当时大部分在地下读书的人是西化派，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比如徐晓，就记载下她读《怎么办》的感想。她说：“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这故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它诠释的不止是浪漫，不止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这种思想不仅中共的教育中不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不存在。其三，文革中除了毛和马恩列斯的著作，几乎所有的图书都成了封资修黑货，所以要读书就要读禁书。那些灰皮书、黄皮书成了抢手货。当时地下读书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都是六十年代为了所谓反修防修，翻译出来供高干阅读的。读这些书是有级别限制的，像《新阶级》就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人才能看。读书按级别，这是人类阅读史上的奇闻，只有共产党能造出这种制度。所以最早的地下读书人有许多高干子弟。虽然老子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家中还留下了一些书，于是读了，而且流传起来。更有许多家里没书的平民子弟，就去偷书，像我的朋友朱正琳在贵阳被捕入狱，公安人员就从他家中搜出了3000多册书，都是贵阳那些爱书的人从图书馆撬门进去偷出来的。其四，就是读书交流。互不相识的小圈子会因一本书的借阅而沟通起来，甚至会有远距离的交流，通过书信交流读书心得。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些101中的老高中生，他们曾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讨论《新阶级》，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参加讨论，但我的一位大朋友，把他们之间的通信给我看过，当时真在心里引起了震动。比如有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专制”。
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教条啊！
答：没错，正因为如此，当你看到有人你说，这个说法是一切思想专制的来源，你不能不吃一惊。再仔细想想，发现事实果然如此，从此迷信就打破了。从我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来看，文革的地下读书运动，有关键性的启蒙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我当年在工厂当工人时，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向我介绍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读这部书就是从马海德的儿子幼马处借到的。
问：你说的这位马海德，是不是那位被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外国专家？
答：对，他早年在延安帮共产党。中共夺权后，是他帮助建立了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我借到这部书就通宵夜读，有关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当时全来自这部书。那时因为书少，借书都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要抓紧读，还要抄。说来有趣儿，那会儿有些书的政治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可读书的人并不分辨，是书就拿来读。像哈耶克和科切托夫，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敌对的，可我们一样读，一样吸收，所以那时在思想中是一团混乱，像胡平那样在七十年代就能写出逻辑一贯、说理充分的《论言论自由》实在是罕见的。他是地下读书运动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
问：听你这样介绍，地下读书运动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准备。
答：对极了，正因为有文革长达数年的地下读书，才唤醒了一大批有头脑的青年人对毛对文革进而对共产体制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所以，四五运动是地下读书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别忘了，改革开放之前，先有思想解放运动。当年《读书》杂志上，最早登出来的有震撼力的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的《读书无禁区》。当年因地下读书有不少人锒铛入狱，这些人中有的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比如何维凌。他的地下读书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是当时北大青年学生中思想比较深刻的一些人，何为此入狱，文革结束后，何先生是推动经济改革的大声疾呼者之一，他的许多想法都来自文革地下读书中汲取的养料。何先生在六四前，努力调解学生和政府的关系，希望引导事件和平解决。结果六四前被秘密绑架，我想他在狱中一定会回忆起他因文革地下读书运动而坐牢的往事吧。
……
谢选骏指出：在毛泽东苟延残喘的那几年，我也读了不少书。但是从未听说有什么“读书运动”。那时候的读书，属于反体制行为，是个人的、分散的、秘密的犯罪行为，需要冒着抄家的风险。而那邪恶的毛泽东时代，一切运动都是当权派的玩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真的参加了团伙的“读书运动”的人，后来大多走入了“先富阶层”的“窃国运动”，成为三个代表的体制构件。
2016年11月20日星期日
基辛格向川普讨要官职
谢选骏
网文《处理美中关系 基辛格给川普2点建议》说，美中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双边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个双边关系无疑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美国新总统该如何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交道？他应该从美中两国过去的交往历史和政策失误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在这些问题上，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川普提出了什么建议呢？
为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并打开美中关系大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Henry A. Kissinger) 日前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一个市民大会上与该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Orlins）就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场对话。
美中过去的交往对今天的启示
这位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教父的人物如何看待美中两国过去交往中的教训呢？
他说：“最重要的教训是，中国与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一直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而中国周边总是有敌人。所以，中美两边的人了解对方是重要的，而两国的政治领导人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则尤其重要。尼克松做的最好的一点是，在我们最初举行的会谈中，我们没有谈论我们双方之间的差异，而是谈论我们的目标，看这些目标是否可以能够和谐。”
至于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有什么失误，基辛格说，中国领导人一般来说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非常敏感，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们不可能不涉及人权的问题，因此如何满足双方的需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并没有能够总是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在克林顿总统上任初期，美国公开要求中国当局改变他们的一些做法，但是两年后，克林顿总统改变了这种做法，之后美中关系发展良好。在他看来，美国目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也有失妥当，例如让电视摄像机跟拍美国战舰在南中国海的巡航行动，向中方发出在他看来应该避免的挑战。他还认为，美国政府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1996年访美继而引发台海危机也是一个失误。
对新总统的两点建议
鉴于美中交往中的这些经验教训，基辛格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提出了他的建议。
他说：“我要告诉总统他们的第一件事是，把一个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放在他的个人班子里，作为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这个人应当关注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以确保它们遵循连贯性。”
除此以外，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应该认清这个国家根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而不是被双方之间目前存在的一些纷争挡住视线，从而影响到看问题的角度。
他说:“川普总统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不是就双方之间在贸易、南中国海或是任何其他什么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争论进行裁决，总统应当试图与他信任的一些关键的人坐下来问这些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要防止的是什么？然后试图就这些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因为不然的话，总是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即当你们如此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在交流与贸易等方面这样，很多争端会出现在表面上，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争端，但是它们妨碍你获得一个正确的视角。”
阳光之乡的会晤模式值得川普借鉴？
在奥巴马总统任内，他在加州的阳光之乡与习近平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使两位领导人更好的相互了解。川普在上台之初是否可以借鉴这样一个模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交道呢？
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模式，但评判一个模式的好坏要看他们对对方说了什么，因为这种首脑会晤总是存在搞公关和宣传的人事先为他们写好剧本的危险。
基辛格如何看待中国领导人？
基辛格见过自毛泽东以来的中国五代领导人，与他们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对话。他认为，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有对秩序崩溃的恐惧，怕乱，而且他们都非常注重概念。
他说：“我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比美国领导人更加概念化。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人认为一个稳定的世界是正常的，所以当这个世界不稳定时，这是一个问题。当有问题时，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接着去做其他的事。中国领导人认为，一个问题的假象是走向另一个问题的门票。所以我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从概念上把政治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很类似。”
至于成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核心的习近平是否具有毛泽东的一些特质，基辛格说，毛泽东更加意识形态化，在这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
基辛格在被问到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建议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使美中关系更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果时说，他从来不会对中国领导人进行说教，而是真实的表达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应当采取圣人的姿态或是带着优越感采取行动，而我们则不应当教训他们如何在国际上行事。
美中关系面临的挑战
在奥巴马任内，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项目等国际问题上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但是在朝鲜核项目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最近一两年两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上争锋相对，使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基辛格认为，美中关系在近期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美中两国能否发展出一个对付朝鲜的共同对策以及如何与一个演变为超级大国的中国打交道的问题。
他说，他赞同习近平有关美中建立伙伴关系、不搞对抗，实现互利共赢的看法。在他看来，在没有努力建立一个比现有的国际秩序更可信赖、更加稳定和更加平衡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美国如何对待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拥有目前复杂技术的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没有经受实践考验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是对政治才能的巨大挑战。
当然，基辛格认为，美中两国今后也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包括丝绸之路、阿富汗以及打击海盗的国际维和行动等。
担心中俄接近？
针对中国与俄罗斯日益靠近的问题，基辛格说，即使你对此感到关注，但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中俄接近是很自然的事。
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有很长的边界而且有很长的交往历史。所以，他们进行合作是很自然的。当然，我们不希望它们都成为美国的敌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倾向于和它们都保持友好的关系。我想，任何有思想的美国总统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秉持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基辛格对美国目前的外交孤立主义倾向感到担忧。
……
谢选骏指出：这篇宣传性的文字所说的“2点建议”，其实都不是关于“处理美中关系”的，而是关于基辛格个人的，说白了，那就是向川普讨要官职。看来这个犹太商人的官瘾真是不小：
“我要告诉川普总统的第一件事是，把一个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放在他的个人班子里，作为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这个人应当关注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以确保它们遵循连贯性。”
（显然，这个“人”非他基辛格莫属了。）
他说:“川普总统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不是就双方之间在贸易、南中国海或是任何其他什么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争论进行裁决，总统应当试图与他信任的一些关键的人坐下来问这些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要防止的是什么？然后试图就这些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因为不然的话，总是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即当你们如此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在交流与贸易等方面这样，很多争端会出现在表面上，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争端，但是它们妨碍你获得一个正确的视角。”
（看来，基辛格不仅讨要官职，还想让总统听他的话。）
最后，被问到是否会“协助”川普总统普，基辛格奸诈地说：“我不会主动找他，退休后对每届政府我都是如此，但如果他要求我去见他，我会接受。”
（他还想重温中国的三顾茅庐呢。）
那么，川普会请他吗？
不大可能。
虽然这两个人都来自德国，但一个是“非犹太”，一个是“犹太人”——即使见了个面，也是假惺惺的，那还不如不见。
基辛格这么会盘算自己的小九九，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
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厚着脸皮讨要官职呢？
这就叫做“死马当做活马医”，亦需“无耻之尤”。
记得有次在纽约搬家，有个平日并不恭敬也不说话的犹太小孩（只有七八岁），竟然嬉皮笑脸地流进快要搬空的房间，指着剩余的东西问我们这个还要不要、那个还要不要……让人又可气又可笑。我当时就想：这人肯定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基辛格。
不过你们还别说，这个小家伙还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真的拿走了一些我们本来还想保留的东西。这就叫做“无孔不入者终于如愿以偿”。
网文《处理美中关系 基辛格给川普2点建议》说，美中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双边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个双边关系无疑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美国新总统该如何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交道？他应该从美中两国过去的交往历史和政策失误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在这些问题上，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川普提出了什么建议呢？
为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并打开美中关系大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Henry A. Kissinger) 日前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一个市民大会上与该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Orlins）就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场对话。
美中过去的交往对今天的启示
这位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教父的人物如何看待美中两国过去交往中的教训呢？
他说：“最重要的教训是，中国与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一直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而中国周边总是有敌人。所以，中美两边的人了解对方是重要的，而两国的政治领导人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则尤其重要。尼克松做的最好的一点是，在我们最初举行的会谈中，我们没有谈论我们双方之间的差异，而是谈论我们的目标，看这些目标是否可以能够和谐。”
至于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有什么失误，基辛格说，中国领导人一般来说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非常敏感，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们不可能不涉及人权的问题，因此如何满足双方的需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并没有能够总是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在克林顿总统上任初期，美国公开要求中国当局改变他们的一些做法，但是两年后，克林顿总统改变了这种做法，之后美中关系发展良好。在他看来，美国目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也有失妥当，例如让电视摄像机跟拍美国战舰在南中国海的巡航行动，向中方发出在他看来应该避免的挑战。他还认为，美国政府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1996年访美继而引发台海危机也是一个失误。
对新总统的两点建议
鉴于美中交往中的这些经验教训，基辛格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提出了他的建议。
他说：“我要告诉总统他们的第一件事是，把一个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放在他的个人班子里，作为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这个人应当关注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以确保它们遵循连贯性。”
除此以外，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应该认清这个国家根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而不是被双方之间目前存在的一些纷争挡住视线，从而影响到看问题的角度。
他说:“川普总统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不是就双方之间在贸易、南中国海或是任何其他什么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争论进行裁决，总统应当试图与他信任的一些关键的人坐下来问这些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要防止的是什么？然后试图就这些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因为不然的话，总是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即当你们如此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在交流与贸易等方面这样，很多争端会出现在表面上，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争端，但是它们妨碍你获得一个正确的视角。”
阳光之乡的会晤模式值得川普借鉴？
在奥巴马总统任内，他在加州的阳光之乡与习近平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使两位领导人更好的相互了解。川普在上台之初是否可以借鉴这样一个模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交道呢？
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模式，但评判一个模式的好坏要看他们对对方说了什么，因为这种首脑会晤总是存在搞公关和宣传的人事先为他们写好剧本的危险。
基辛格如何看待中国领导人？
基辛格见过自毛泽东以来的中国五代领导人，与他们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对话。他认为，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有对秩序崩溃的恐惧，怕乱，而且他们都非常注重概念。
他说：“我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比美国领导人更加概念化。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人认为一个稳定的世界是正常的，所以当这个世界不稳定时，这是一个问题。当有问题时，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接着去做其他的事。中国领导人认为，一个问题的假象是走向另一个问题的门票。所以我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从概念上把政治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很类似。”
至于成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核心的习近平是否具有毛泽东的一些特质，基辛格说，毛泽东更加意识形态化，在这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
基辛格在被问到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建议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使美中关系更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果时说，他从来不会对中国领导人进行说教，而是真实的表达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应当采取圣人的姿态或是带着优越感采取行动，而我们则不应当教训他们如何在国际上行事。
美中关系面临的挑战
在奥巴马任内，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项目等国际问题上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但是在朝鲜核项目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最近一两年两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上争锋相对，使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基辛格认为，美中关系在近期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美中两国能否发展出一个对付朝鲜的共同对策以及如何与一个演变为超级大国的中国打交道的问题。
他说，他赞同习近平有关美中建立伙伴关系、不搞对抗，实现互利共赢的看法。在他看来，在没有努力建立一个比现有的国际秩序更可信赖、更加稳定和更加平衡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美国如何对待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拥有目前复杂技术的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没有经受实践考验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是对政治才能的巨大挑战。
当然，基辛格认为，美中两国今后也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包括丝绸之路、阿富汗以及打击海盗的国际维和行动等。
担心中俄接近？
针对中国与俄罗斯日益靠近的问题，基辛格说，即使你对此感到关注，但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中俄接近是很自然的事。
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有很长的边界而且有很长的交往历史。所以，他们进行合作是很自然的。当然，我们不希望它们都成为美国的敌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倾向于和它们都保持友好的关系。我想，任何有思想的美国总统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秉持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基辛格对美国目前的外交孤立主义倾向感到担忧。
……
谢选骏指出：这篇宣传性的文字所说的“2点建议”，其实都不是关于“处理美中关系”的，而是关于基辛格个人的，说白了，那就是向川普讨要官职。看来这个犹太商人的官瘾真是不小：
“我要告诉川普总统的第一件事是，把一个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放在他的个人班子里，作为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这个人应当关注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以确保它们遵循连贯性。”
（显然，这个“人”非他基辛格莫属了。）
他说:“川普总统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不是就双方之间在贸易、南中国海或是任何其他什么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争论进行裁决，总统应当试图与他信任的一些关键的人坐下来问这些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要防止的是什么？然后试图就这些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因为不然的话，总是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即当你们如此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在交流与贸易等方面这样，很多争端会出现在表面上，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争端，但是它们妨碍你获得一个正确的视角。”
（看来，基辛格不仅讨要官职，还想让总统听他的话。）
最后，被问到是否会“协助”川普总统普，基辛格奸诈地说：“我不会主动找他，退休后对每届政府我都是如此，但如果他要求我去见他，我会接受。”
（他还想重温中国的三顾茅庐呢。）
那么，川普会请他吗？
不大可能。
虽然这两个人都来自德国，但一个是“非犹太”，一个是“犹太人”——即使见了个面，也是假惺惺的，那还不如不见。
基辛格这么会盘算自己的小九九，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
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厚着脸皮讨要官职呢？
这就叫做“死马当做活马医”，亦需“无耻之尤”。
记得有次在纽约搬家，有个平日并不恭敬也不说话的犹太小孩（只有七八岁），竟然嬉皮笑脸地流进快要搬空的房间，指着剩余的东西问我们这个还要不要、那个还要不要……让人又可气又可笑。我当时就想：这人肯定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基辛格。
不过你们还别说，这个小家伙还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真的拿走了一些我们本来还想保留的东西。这就叫做“无孔不入者终于如愿以偿”。
2016年11月19日星期六
香港的高等华人是否接受“民族同化政策”
谢选骏
在香港，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从他的眼神看出他是大陆人还是香港人，是“97年”以后的新移民还是被英国人统治过的。这是因为，共产党统治能给人类的心灵造成一种创伤，让人带有某种流浪狗的神情。地道的香港人站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像站在宇宙中心，虽然可笑，但那是“还没有吃过苦口的天真”。刚到日本的时候，有人教我如何区分日本人和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和香港人）：从眼神里。日本人的眼神直勾勾的，不会东张西望，不会悄悄打量别人；中国人老是喜欢偷看别人在做什么，然后决定自己该做什么。……
大概也是由于这种民族性格上面的差异，中国人很容易随风转舵，于是造成政策混乱、社会动荡。
1997年7月1日那天，香港人眼睛里的某种光彩突然失去了，仿佛灵魂熄灭了。1997年7月1日以后，日本不再流行香港旅游了——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香港不再是猎奇的对象。本来，倭人以为到了亚洲近处的香港犹如到了欧洲远处的英国，而他们又是那么崇拜英国，早年靠着英国支持才得以打败了清朝和沙俄……
时间过得真快，香港回归20年了。现在的香港青年，都是“红旗下生的了”，也许正因为这样，才变得躁动不安，因为他们的眼神已经变了。我对香港事态的如此解读，相信可以独步古今。
2016年11月，“中国内地90所大学对香港学生免試入学”，这就是说，北京承认“香港是高等华人”，同时，北京要对香港“民族”实行同化政策。
北京教育部公布2017年大陆90所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的计划。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对大陆的新政策表示欢迎，并称香港学生可以被称为“香港高考”的中学文凭考试成绩，直接申请内地高校，无须参加内地高考。大陆网民批评此举是劫贫济富。有评论认为，北京政府是出于政治考量，推出优待香港学生的政策。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国家教育部本月11日公布2017年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计划。参与计划的内地高校将增加至90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表示欢迎。
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通过免试收生计划，香港学生可以“香港高考”中学文凭考试成绩直接申请内地高校，而无须参加内地高考！
2017年参与计划的内地院校，新增了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
国家教育部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将于12月17日和18日，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举办“2016内地高等教育展”，介绍免试收生计划的程序及安排，并开设专科专题分享会，由院校代表介绍内地课程特色，以及修读相关专科的就业前景。
不过，上述消息引起中国内地学生的反弹。网民“中村俊甫”称，真的是无语了。。。闹的大就有萝卜吃？还又网民称，香港学生占了内地生的学位和教育资源，这是劫贫济富。
网民“泽解”则认为，这样做的初衷是想让香港年轻一代，到内地感受，看看，接受内地教育洗脑，相当于是在和平同化港人。另有网民认为，这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
香港时事评论人蔡咏梅18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称，该计划对学习成绩差，升学有问题的人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所有的政策都经过全面考量和以政治需要而定：
“比如说，他对台湾的一些经济政策，因为蔡英文一上台，马上就变了。所以他对香港的这样一个政策，当然会有政治考量。我想他主要还是针对香港年轻人的这种也可以叫做港独，不一定完全是港独，而是想真正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北京一直很焦虑这个问题，所以什么国教、政策，但是这方面在香港做的效益是很差的。给学生一个高等教育的计划，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利益诱惑。他们认为这个效果比较大，我也认为比较大”。
对于香港学生到内地上大学，引起内地网民不满。蔡咏梅说：“香港人进内地上学以后，就会挤掉中国大陆的学习机会。中国大学多得很，他觉得，就是你所有的香港学生都去中国大陆读书，他都可以容纳得下。说实话，即使这样，也不是很多人愿意到大陆读书的，尤其现在香港年轻人很反叛，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又不好”。
安徽评论人沈良庆认为，内地90所大学向香港中学毕业生开放免试入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国民教育问题。因为国民教育在香港推行有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是香港民意对这方面反弹非常大，前几年还爆发反国民教育教科书等。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出于统战需要”。
沈良庆也认为，这对大陆学生很不公平：“大陆学生的教育资源本身就有限，而且刚才你提到的浙大、武大，都是比较好的学校。他把这些学校让香港学生免试入学，这对大陆学生来讲，非常不公平”。
舆论认为，中国教育水平尚未普及到读大学可免试入学的程度，如今为了达到统战的目的，对香港学生免试，收效如何，目前还难下判断。
……
显然，对香港学生免试，虽然在教育上收效如何，目前还难下判断；但是在政治上，即将消灭香港独立的意识。这就像六四屠杀以后，共产党总结教训，采取政策收买了大陆的精英，并进而把这项收买总结为“三个代表理论”，终于改变了政权的性质、稳定了政权的招牌。我对大陆事态的如此解读，相信可以独步古今。
在香港，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从他的眼神看出他是大陆人还是香港人，是“97年”以后的新移民还是被英国人统治过的。这是因为，共产党统治能给人类的心灵造成一种创伤，让人带有某种流浪狗的神情。地道的香港人站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像站在宇宙中心，虽然可笑，但那是“还没有吃过苦口的天真”。刚到日本的时候，有人教我如何区分日本人和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和香港人）：从眼神里。日本人的眼神直勾勾的，不会东张西望，不会悄悄打量别人；中国人老是喜欢偷看别人在做什么，然后决定自己该做什么。……
大概也是由于这种民族性格上面的差异，中国人很容易随风转舵，于是造成政策混乱、社会动荡。
1997年7月1日那天，香港人眼睛里的某种光彩突然失去了，仿佛灵魂熄灭了。1997年7月1日以后，日本不再流行香港旅游了——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香港不再是猎奇的对象。本来，倭人以为到了亚洲近处的香港犹如到了欧洲远处的英国，而他们又是那么崇拜英国，早年靠着英国支持才得以打败了清朝和沙俄……
时间过得真快，香港回归20年了。现在的香港青年，都是“红旗下生的了”，也许正因为这样，才变得躁动不安，因为他们的眼神已经变了。我对香港事态的如此解读，相信可以独步古今。
2016年11月，“中国内地90所大学对香港学生免試入学”，这就是说，北京承认“香港是高等华人”，同时，北京要对香港“民族”实行同化政策。
北京教育部公布2017年大陆90所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的计划。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对大陆的新政策表示欢迎，并称香港学生可以被称为“香港高考”的中学文凭考试成绩，直接申请内地高校，无须参加内地高考。大陆网民批评此举是劫贫济富。有评论认为，北京政府是出于政治考量，推出优待香港学生的政策。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国家教育部本月11日公布2017年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计划。参与计划的内地高校将增加至90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表示欢迎。
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通过免试收生计划，香港学生可以“香港高考”中学文凭考试成绩直接申请内地高校，而无须参加内地高考！
2017年参与计划的内地院校，新增了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
国家教育部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将于12月17日和18日，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举办“2016内地高等教育展”，介绍免试收生计划的程序及安排，并开设专科专题分享会，由院校代表介绍内地课程特色，以及修读相关专科的就业前景。
不过，上述消息引起中国内地学生的反弹。网民“中村俊甫”称，真的是无语了。。。闹的大就有萝卜吃？还又网民称，香港学生占了内地生的学位和教育资源，这是劫贫济富。
网民“泽解”则认为，这样做的初衷是想让香港年轻一代，到内地感受，看看，接受内地教育洗脑，相当于是在和平同化港人。另有网民认为，这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
香港时事评论人蔡咏梅18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称，该计划对学习成绩差，升学有问题的人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所有的政策都经过全面考量和以政治需要而定：
“比如说，他对台湾的一些经济政策，因为蔡英文一上台，马上就变了。所以他对香港的这样一个政策，当然会有政治考量。我想他主要还是针对香港年轻人的这种也可以叫做港独，不一定完全是港独，而是想真正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北京一直很焦虑这个问题，所以什么国教、政策，但是这方面在香港做的效益是很差的。给学生一个高等教育的计划，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利益诱惑。他们认为这个效果比较大，我也认为比较大”。
对于香港学生到内地上大学，引起内地网民不满。蔡咏梅说：“香港人进内地上学以后，就会挤掉中国大陆的学习机会。中国大学多得很，他觉得，就是你所有的香港学生都去中国大陆读书，他都可以容纳得下。说实话，即使这样，也不是很多人愿意到大陆读书的，尤其现在香港年轻人很反叛，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又不好”。
安徽评论人沈良庆认为，内地90所大学向香港中学毕业生开放免试入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国民教育问题。因为国民教育在香港推行有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是香港民意对这方面反弹非常大，前几年还爆发反国民教育教科书等。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出于统战需要”。
沈良庆也认为，这对大陆学生很不公平：“大陆学生的教育资源本身就有限，而且刚才你提到的浙大、武大，都是比较好的学校。他把这些学校让香港学生免试入学，这对大陆学生来讲，非常不公平”。
舆论认为，中国教育水平尚未普及到读大学可免试入学的程度，如今为了达到统战的目的，对香港学生免试，收效如何，目前还难下判断。
……
显然，对香港学生免试，虽然在教育上收效如何，目前还难下判断；但是在政治上，即将消灭香港独立的意识。这就像六四屠杀以后，共产党总结教训，采取政策收买了大陆的精英，并进而把这项收买总结为“三个代表理论”，终于改变了政权的性质、稳定了政权的招牌。我对大陆事态的如此解读，相信可以独步古今。
霍金是英联邦垂死的哀鸣
谢选骏
网文《人类若不殖民其他星球 只能再活千年》鼓噪说，“英国天文物理学大师霍金”2016年11月在一场论坛中再度释出警告，人类在地球上可生存的时间，仅剩不到1000年。
霍金（Stephen Hawking）为知名的“牛津大学辩论社”（Oxford Union）发表演讲，其先先赞扬了人类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人类只是自然界的基本粒子，能够如此接近了解统治我们的法则和宇宙，这无疑是一种胜利。”
稍后霍金话锋一转，警告在场听众：“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日，仅剩下1000年。”
74岁的霍金多次预示人类命运，他曾说核战以及全球气候变迁威胁，威胁人类存续。他也曾警告，人工智慧发展可能让人类灭亡。
霍金不只一次呼吁人类应该要往太空找出路，因为地球经历了数10亿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是危机四伏。
霍金预言未来一定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可能是核灾，也有可能是基因变异的强大病毒，或者是越来越先进的人工智慧。
2016年1月，霍金就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年度节目“芮斯讲座”（Reith Lectures）指出，“人类正迈向灭绝，而且是我们咎由自取。”
……
谢选骏指出：瘫痪的霍金就是英联邦的缩影，霍金的怪异形象就是当代英国的写照，霍金的疯人疯语就是英联邦的垂死的哀鸣。这甚至不是“西方文明的缩影”、“西方文明垂死的哀鸣”，因为英联邦注定要先于西方文明而死，虽然它通过大肆贩卖鸦片，为西方文明的无情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于牛津，正如谢选骏《“后真相”其实也不是真相——英国完了。脱欧也来不及了！》所指出的：牛津也许是英国的象征之一，但其表现确实证实英国的牛皮已经爆裂了。因为它从贝克莱-休谟揭示的基本常识大大堕落了，竟然侈谈什么“客观事实”，而完全不懂任何“客观事实”都是人类感知（情感、信念······）的延伸。如此谁来，“后真相”其实也不是真相，只是自称为真相的“情感和个人信念”。
真的，作为血肉之躯的人，又怎么可能知道“客观事实”呢？除非，那只是某些人主观认定的“客观”。
看来，牛津提供了一个最新的示例，证明大英帝国的瓦解不仅毁灭了英国的霸权，也限制了英国人的学术视野，使其“精神青光眼”进入了晚期。
从长期来看，英国完了。脱欧也来不及了！
网文《人类若不殖民其他星球 只能再活千年》鼓噪说，“英国天文物理学大师霍金”2016年11月在一场论坛中再度释出警告，人类在地球上可生存的时间，仅剩不到1000年。
霍金（Stephen Hawking）为知名的“牛津大学辩论社”（Oxford Union）发表演讲，其先先赞扬了人类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人类只是自然界的基本粒子，能够如此接近了解统治我们的法则和宇宙，这无疑是一种胜利。”
稍后霍金话锋一转，警告在场听众：“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日，仅剩下1000年。”
74岁的霍金多次预示人类命运，他曾说核战以及全球气候变迁威胁，威胁人类存续。他也曾警告，人工智慧发展可能让人类灭亡。
霍金不只一次呼吁人类应该要往太空找出路，因为地球经历了数10亿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是危机四伏。
霍金预言未来一定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可能是核灾，也有可能是基因变异的强大病毒，或者是越来越先进的人工智慧。
2016年1月，霍金就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年度节目“芮斯讲座”（Reith Lectures）指出，“人类正迈向灭绝，而且是我们咎由自取。”
……
谢选骏指出：瘫痪的霍金就是英联邦的缩影，霍金的怪异形象就是当代英国的写照，霍金的疯人疯语就是英联邦的垂死的哀鸣。这甚至不是“西方文明的缩影”、“西方文明垂死的哀鸣”，因为英联邦注定要先于西方文明而死，虽然它通过大肆贩卖鸦片，为西方文明的无情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于牛津，正如谢选骏《“后真相”其实也不是真相——英国完了。脱欧也来不及了！》所指出的：牛津也许是英国的象征之一，但其表现确实证实英国的牛皮已经爆裂了。因为它从贝克莱-休谟揭示的基本常识大大堕落了，竟然侈谈什么“客观事实”，而完全不懂任何“客观事实”都是人类感知（情感、信念······）的延伸。如此谁来，“后真相”其实也不是真相，只是自称为真相的“情感和个人信念”。
真的，作为血肉之躯的人，又怎么可能知道“客观事实”呢？除非，那只是某些人主观认定的“客观”。
看来，牛津提供了一个最新的示例，证明大英帝国的瓦解不仅毁灭了英国的霸权，也限制了英国人的学术视野，使其“精神青光眼”进入了晚期。
从长期来看，英国完了。脱欧也来不及了！
2016年11月6日星期日
谢选骏：菲律宾透视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文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
2004年谢选骏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2007年谢选骏发表的《小国时代——中国崛起？美国衰落？》……
都逐渐在西方社会成为流行观念。
下面是一个最新的实例：
（一）
谢选骏：小国菲律宾玩弄大国吸金
(博讯2016年11月03日发表)
作者：谢选骏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2016年10月18日抵达北京，展开4天访中行程。
这位打杀毒贩数千人的强人一连四天访问中国，反映其“亲中弃美”的外交转向。他显然有意利用“以经济操控别国”的中国共产党外交政治，迫使中国不得不接住这位“来者不善”的新盟友抛出的橄榄枝，然后被破给予丰厚的回馈和贿赂······中菲两国各为彼此利益，不得不“达成多项合作”。
新闻报道说杜特蒂最近多次对美国发表负面言论，较早前更被美国取消会面行程。但自相矛盾的是，菲国外交部长雅赛前月曾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称，杜特蒂在很多场合都明确表示过，他只会有一个军事盟友，那就是美国。
据《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称，今年将向菲律宾提供逾9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菲国一向需借用美国的军援，来建立在东盟的影响力。杜特蒂也明白美国失去菲国，等于失去在南海问题上的发言权。与美国关系的维持，一方面可确保美国的军援，另一方面亦有助于与中国合作时，保持自主及讨价还价的能力。
据《BBC》引述，在东盟峰会期间，日本同意向菲国提供贷款，购买两艘大型巡逻舰，以及租赁军备。杜特蒂这一连串的举动，暗示菲国“亲中弃美”的政策背后，是为了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从中建立其在国际政治板块上的关键地位，及牵制中美关系。
杜特蒂对中美之间的矛盾，与菲国东盟霸主的想象，具清晰的“预见”。到访中国只是第一步，估计未来“南海议题”将会成为菲国在国际政治权力版图上，扩大其独立主体性的关键。
菲国团结东盟、拉拢日本，更是为了建立其政治资本。这证明其“造王者”的野心，与中国的习近平一拍即合。难怪他宣称，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俄罗斯的普京。这才是上述二人的先师。
但中美两方亦非等闲之辈，势必清楚菲国的“阴谋”。然而，政治就是互相利用，以达目的之博弈。未来，杜特蒂如何透过“势力平衡”建构菲国的国际地位，将是他在这场搏弈上的胜负关键。
······
谢选骏指出，小国菲律宾之所以可能玩弄大国于股掌之间，并借此达到“吸金”的目的，就是借助了“小国时代”的世界格局。这一点，朝鲜可以做到，菲律宾也同样可以做到。
（二）
美媒：杜特尔特非投靠中国 是让中美相争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11月07日 转载)
来源：万维读者网
杜特尔特转向中国让美国措手不及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0月访问北京，承诺要宣布菲律宾与美国“分手”，这让白宫和菲律宾军方到震惊。美媒称，杜特尔特设法让中美鹬蚌相争，以这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美国《纽约时报》11月5日报道，事情的进展并非如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所说。杜特尔特保持了菲美联盟的完好无缺，并且似乎与中国也达成了谅解，使得菲律宾渔民得以回到有争议的水域，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威胁要在地缘政治上重新站队，扰乱了美国对菲律宾日益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的反对。
杜特尔特不是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当墙头草，而是设法让它们鹬蚌相争，以这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巩固他在国内的形象：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主义者，不受外国势力所左右。他做到了这一点，同时用65年前与美国签订的一纸条约来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无论杜特尔特自己是否知道，他遵循的策略在整个冷战期间有很多领导人采用过，即通过威胁要改变忠诚的对象来进行权力平衡。这个策略以往的使用效果说明了为什么杜特尔特看似鲁莽的行为却带来了这样的成果，并且可能一窥他的目的何在。
杜特尔特的行为让人想起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Josip Broz Tito)这样的人，他在冷战头几年就与莫斯科分道扬镳，宣布自己“不结盟”。美国为了奖励他，向其提供了经济援助；而苏联一心避免他加入北约，因此让他自主领导，并对他表示了尊重。
最后，铁托从双方都获得了让步，还提升了自己在国内的形象——并且仍然留在共产党阵营中。他没有成为冷战的受害者，而是利用它来捞好处。
同样，杜特尔特也和美国保护者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从希望赢得他的中国那里获取了9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并允许菲律宾渔民回到南海一些有争议水域。然后，杜特尔特回到了他仍然受到美国军队保护的国家。
“中国没有拉拢杜特尔特。杜特尔特在拉拢中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政治学家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在Twitter上谈到这笔交易时说。
傅泰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杜特尔特要和华盛顿断绝关系的威胁，他“怀疑”他是否会真的那样做，确实杜特尔特已经回到了原路上。尽管如此，那些威胁帮助他缓解了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他认为不与中国来往对菲律宾不利，”傅泰林说。“所以他想结束那种状态。”
冷战中还有一些领导人把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作为自己获得独立的手段，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让步。例如，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就从两边都获得过援助，并且依靠他们抵御了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军队的入侵。
中国曾是最擅长这种战略的获利者之一，现在也成为了这种战略的目标。毛泽东虽然几十年来都站在苏联一边，但却自豪于能把台湾海峡上两个有争议的岛屿当作“两根指挥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跳舞的指挥棒，让他们团团转”。
这种平衡还有另一个好处：让这些领导人能够更加自由地违背庇护者的愿望。
杜特尔特不满美国指责菲律宾人权问题
在杜特尔特威胁要脱离美国之前的几周里，华盛顿取消了一笔武器交易，并越来越频繁地指责他支持导致2,000人被杀的治安队员和警察暴力。现在，美国的重心转移到了维持与菲律宾的同盟上。安全分析人士怀疑，杜特尔特从未真地想破坏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傅泰林认为，杜特尔特真正想要的是中国的经济援助和美国停止就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施压。两者更多的是内政，而非外务。
尽管美国在菲律宾民众中颇受欢迎，但这些态度夹杂着一种因为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而导致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感觉。通过让美国感到难堪（又不会真地把他们赶走），杜特尔特可以纵容这种潜在的民族主义。而通过得到中国的让步，他又能表现出一副对抗两大强国的样子。
虽然杜特尔特得罪国家军队领导层——他们与美国联盟有着更深远的关系——的做法是在冒险，成功了就能加强他对军方的控制。
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
谢选骏：孔子学院为何不受欢迎？——办个庄子学园，大概更受欢迎
（一）
每个人都在不断成长——
孔子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好在孔子没有活到八十，否则八十岁他干什么呢？
对话有曰：
A：那你六十而耳顺了吗？
B：我不行，那是孔子，我只达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程度。大概八十也做不到耳顺。
A：为什么？很难吗？
B：孔子是个混世魔王。我不是。我永远会有一个年轻的心。我看见皇帝没穿衣服，就会说皇帝没穿衣服。
A：呵呵。
B：这在中国是不行的，在美国是可以的。所以中国的孔子学院办到美国，就让人很不能接受了。
庄子说：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
一、逍遥游再现了庄子大约20岁至25岁时期的主观生活之流；这是梦幻的、诗一般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年代。
二、齐物论，再现了大约25岁至30岁时期的主观生活之流，这是思辨的、散文式的、追求终极真理的年代。
三、养生主，再现了约30岁至35岁时的主观生活之流；这是务实的、行动的、意识到生命局限性的年代。
四，人间世，主要再现了约35岁至40岁时期的主观生活之流；这是以和光同尘为智慧的、磨炼自己的适应性的年代。
五、德充符，主要再现了约40岁至45岁时的主观生活之流；这是以内在力量制衡了环境压力的年代。
六、大宗师，主要再现了45岁至50岁时的主观生活之流；这是开始了内圣而外王的年代。
七、应帝王，主要再现了50岁以后的主观生活之流；这是以外王而抵达神镜的年代，是真哲学的归宿。
（二）
网文《美国叫停孔子学院背后：中国背景冲突美国宪法 》说，在芝大决定不再续约孔子学院之前不久，排名不错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也刚终止了续约孔子学院的计划，这一次芝大的决定，恐会引发连锁反应，使其他机构在处理与孔子学院续约问题时考虑再三，毕竟学术独立是美国大学的灵魂所在。
哥大108位名教授促停孔子学院的联合呼吁主要基于对“学术自由”的担心。
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另一个争议来自它的运作方式，一方面是不计成本的巨额经费投入，另一方面却是对美国学生免费。
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落户美国，在推动汉语学习和增进民间交流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要数汉办的政府背景和孔子学问与美国宪法之间的冲突。
芝加哥大学在其网站公布了停止继续进行孔子学院续约商谈的声明，该声明称，“自2009年起与中方合作开办的孔子学院对本校的中国研究很有益处，几个月以来，学校与汉办之间一直在进行努力协商，希望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二期合作续约，但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汉办负责人对芝加哥大学的评价与双方平等合作的方式非常不吻合，因此决定中止续约商谈，芝加哥大学将一如既往支持本校师生与中国学生学者及机构的合作，但在学术重要问题上将坚持由本校学者牵头并遵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作者译）。
①事件发展：美国名校再度叫停孔子学院
哥大百名教授联名要求停办孔子学院
那么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让芝大认为违反了“平等合作方式”、并进而取消与孔子学院续约呢？
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对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干事许琳的独家采访，这篇题为《文化的困境，在于不知不觉》的文章结尾写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百名退休教授联名要求停办孔子学院，许琳直接一封信写给芝加哥大学校长、一个电话打给其驻京代表，只有一句话，‘只要你们学校做决定退出，我就同意’。她的态度，让对方着了急，很快答复，校方决定继续办好孔子学院”。这段叙述显然与芝大声明中提到的“一直在努力协商”之间有不小的出入，而且又恰好与今年初108名芝大教授联名叫停孔子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吻合。
②叫停原因：孔子学院妨碍美国大学“学术自由”
芝大108位名教授促停孔子学院的联合呼吁主要基于对“学术自由”的担心。该联署发生在加拿大教师协会和麦克马斯特大学因类似的原因叫停孔子学院之后，签名的教授中包含政治、历史、英语等七个系的系主任，联署要求校方在孔子学院合约于今年9月到期后不再续约，他们提出的主要原因是，芝大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师在聘用、教学以及研究计划资金等方面主要由汉办掌控，而汉办是一个中国政府机构，形同是由外国政府来决定芝大校内的课程，这对一个精英级别的美国高等学府来说，“完全不合理，更不符合学术自由的原则”。
如今这“一个电话就能改变芝大做法”的报道，正是当初芝大教授联署所担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芝大校董只剩下叫停孔子学院这一条路了。
③文化冲突：孔子学院政府背景与美国宪法相背
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落户美国，在推动汉语学习和增进民间交流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要数汉办的政府背景和孔子学问与美国宪法之间的冲突。在美国学者眼里，孔子学院的政府背景加上孔子学问的君臣父子伦理与美国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美国人对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等权利的认同根深蒂固，在教育领域里则具体表现为学术自由，这是一个属于依赖思辨的行当，言论自由被限制的话就等于抹杀了创造力，这也正是很多美国学者所担心的。
④争议焦点：中国失学儿童千万 学院巨额资助美学生
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另一个争议来自它的运作方式，一方面是不计成本的巨额经费投入，另一方面却是对美国学生免费。汉办从2004年起开始在全球各地建立孔子学院，10年间美国就已有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设在中小学的孔子课堂。而在美国建设孔子学院需要很多钱，根据汉办的官方数据，每所孔子学院建设费用要50万美元，每个孔子课堂6万美元，中外投资原则上各半，但美方主要以硬件投入的形式投资，如孔子学院所需的办公和教学场地、家具和办公设备等，这样算下来中国政府在美国建校方面的投入就高达6000万美元。
学院和课堂建成后还需要运营经费，汉办会为每所孔子学院提供5到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此外还要提供免费教材，支付专职教职工和外派志愿者的工资、福利、交通等的费用，如果再算上给孔子学院所在学校各种专项经费资助的话，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孔子学院的投入早已超过5亿美元。相反，孔子学院的课程对美国大、中、小学生来说不仅免费，而且还提供奖学金，组织到中国学习培训、举办演出和中文比赛等。
孔子学院的唯一收入来自走出去开办的中文课，但这部分的收入非常有限。这种不计成本的做法招致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尤其中国尚有上千万的失学儿童，边远地区的学校没教室、学生没有课本等，相反却对教育发达、生活富裕的美国学生提供高额资助，似乎与孔子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
⑤负面不断：网络孔子学院被指“史上最贵”
这两年，孔子学院的负面新闻也是不断。2010年，被誉为“史上最贵网站”的网络孔子学院进入公众视线，国家汉办中标金额高达3520万元的网站运营费用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而中标公司法人代表的另一个身份又是国家汉办副主任，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最近更有一条某孔子学院公派教师在美国当小三、插足别人家庭的丑闻传遍海外媒体，有网友人肉出了这名第三者的身份，指出是一名孔子学院公派出国人员，并挖出了她在孔子学院官方网站的照片，该女子随后被召回中国。
⑥连锁反应：孔子学院在美国命运转折 将调整策略
在美国，孔子学院一般较受资源不足的学校欢迎，因为藉此可以获得免费的中文老师和教材，芝加哥大学是大学校园里有孔子学院的不多名校之一，除芝大外，在精英大学中尚有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亦有孔子学院。在芝大决定不再续约孔子学院之前不久，排名不错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也刚终止了续约孔子学院的计划，这一次芝大的决定，恐会引发连锁反应，使其他机构在处理与孔子学院续约问题时考虑再三，毕竟学术独立是美国大学的灵魂所在。而对汉办来说，这将是调整孔子学院策略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孔子学院在美国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
如此看来，在美国办个庄子学园，大概更受欢迎。
庄子学园更加类似柏拉图的学园。而不同于中国历代的书院。
庄子学园其主旨是怀疑论的，不像儒家书院其主旨是独断论的。
谢选骏：周王拒绝称帝的典范
末代两位殷王才开始“称帝”：帝乙、帝辛（纣）。但是周朝却拒绝称帝，直到异种族的秦国和齐国才重新开始称为“西帝”、“东帝”。
这就是所谓的“齐秦互帝”，指前288年，秦国约请齐国，秦国称西帝，齐国称东帝。
前288年十月，秦昭襄王自称西帝，派魏冉建议齐湣王自为东帝，约请共同进攻赵国。齐王问苏秦，苏秦请齐王先予接受，但暂不称帝。秦王称帝后，天下各国如果不反对，齐王再称帝。秦王称帝若被天下指责，齐王不称帝，就可以收买人心。他认为进攻赵国不如攻打桀宋（宋康王的宋国）有利。齐王同意，称帝两天就放弃。十二月，吕礼从齐国到秦国，秦昭襄王也去帝号，仍称秦王。
后来嬴政在此基础上号称“始皇帝”，以后的军阀相继沿袭了“皇帝”称号，直到民国小丑袁世凯。
为什么周王拒绝称帝？
谢选骏认为这和宗教有关。
因为周人崇拜的至上者不是“帝”，而是“天”，所以周王号称“天之元子”。
周朝以前，商王开始自称“帝”，等于神化了自己，神化自己的结果就是无法改正错误，这一点就直接导致了殷商的灭亡。也导致秦至清两千余年的统治者无法悔过自新，直到王朝末年玉石俱焚、生灵涂炭。
《周易·说卦》“帝出乎震”里面的“帝”作何解释？
有人认为，这里的“帝”意指太阳，“帝出乎震”的意思就是太阳自东引法春天。但是谢选骏以为不妥，因为《山海经》里的日月神羲和就出自帝俊。“帝”应该解为万物资生至上者
《周易·说卦传》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yuè）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读解】以上孔子所说的，是就文王的后天八卦的方位而言的。大家知道，先天八卦的方位不是这样的。后天八卦的方位如上图所示是这样的：离南、坎北、震东、兑西，乾西北、艮东北、巽东南、坤西南。
“帝出乎震。”“帝”指天帝、上帝，统治万物的“上天”，也可以理解统治万物的“天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之中，认为有一种力量在决定着宇宙中的一切、主宰着宇宙中的一切，比如，太阳为什么这样运行？地球为什么会这样运行？万物为什么会这样生长？四季为什么会这样寒暑易节？等等，一切都不是会偶然的！老子说：“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孔子说：“帝出乎震”，这个“帝”就是指主宰着、决定着万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所以，我个人的观点，不宜将帝理解为北斗、太阳、帝星之类的某一具体的事物，它应该是形而上的那个、超乎万物之上的天道、上天。理由很多，仅举其一，比如，有人说“帝指太阳”，试问，太阳虽然能够给地球上的大多数生物送来阳光与温暖，但是，太阳真的能够主宰地球上的万物吗？不能！我们现代科技已经知道，在深海里、地表的深处，都生活着不需太阳能的生物！北斗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不能将“帝”理解为北斗、太阳等，而应理解为“上天、天帝”。
“震”是八卦之一，在文王的后天八卦图中居于东方，五行属木。“震”所代表的事物是什么呢？按照传统的思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雷，但大家注意，它所代表的是雷这一类事物，而不仅仅是雷，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所以，不要将“震”理解为就是代表着雷，雷只是其中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事物而已。那么，什么是震呢？用现代的语言来说，震应该是代表着一切运动、动能，比如打雷、云行、水流、兽跑、鸟飞。为什么说帝出乎震呢？一切的物质都处在无止无息的运动变化之中，生命的现象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运动、变化现象。所以，“帝”对万物的主宰，首先在于对各种运动、变化的主宰、决定，决定着太阳这样运动、地球这样运动，风要这样刮，雨要这样下，花要这样开，四季要这样轮回，生死要这样交替、物种要这样生息繁衍延续，凡此等等。另外，按照时令来说，东方对应着春季，春季为一年之首、四季之首，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所以说，“帝出乎震。”
“齐乎巽”，巽在文王的后天八卦之中，居于东南。在八卦中，巽代表着风这类事物，但是，它并不仅仅代表风而已，而是所有象风一样的事物。巽所代表的基本物质是空气，是风，是空间。齐是整齐，比如庄稼长得整齐。可是，为什么庄稼能够长得整齐，是谁在决定着它会这样生长？当然是天道、是“天帝”！对于万物来说，对它们最为平等相待就是空气、是风了，在时间与空间上，天道对万物都是平等的，是整齐划一的，不会偏向于任何一种事物；而且，万物都需要一定的空间才能够生存、存在，也可以说，万物都平等地共存于一定的空间之内，这就是所谓的齐乎“巽”！
“相见乎离”，在后天八卦中，离居于南方。八卦中，离代表着火这类事物，火、光、热能，比如太阳。对于所有生物界来说，只有获得能量，它才能够生长，没有能量，它就会死亡。非生物界，任何一种物质也都同样离不开能量的，现代科技已经证明，任何一种物体都有自己的能量场，都在不停地与外界进行着能量交换。另外，古人对于“离”还有一各解释，就是“附丽”，万物互为依托、相互作用、互为生存的条件。在物理学领域，我们都知道有万有引力！万物之间都存在着有形、无形的相互作用。另外，离为南方之卦，对应的季节为夏季，正是万物生长、发育最快的季节，是生命最活跃的季节。所以说，万物“相见乎离”，万物都在不停地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
“致役乎坤”，坤在后天八卦中，居于西南方。在八卦中，坤代表大地这类事物，象征着仁爱、忠厚。大家知道，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归根结底都是靠地球的营养来生存的，在球上的万物都离不开地球，地球就是为万物服务、奉献、服役的。地球用自己的广大、深厚、丰富生育着万物，也可以说是在为万物服役，是谁让它为万物服役的呢？是天道、是天帝！因而，天道通过为地球服务来为万物服役，所以说，“致役乎坤”。
“说言乎兑”，兑在后天八卦中，居于西方。在八卦中，兑代表着泽这类事物，象征着和悦、和谐。我们知道，人类是有感情的，人类有所谓的七情六欲，而喜悦之情只是七情之一。其它动物也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其表现方式与人类不同而已。我们一般地说，“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是相生与相克的，从感情的角度来说，所谓的悦一般来说指的是相生的情况。你对我有利，我自然会喜悦，如果你对我不利，对我来说就是灾难，我当然就不会喜悦。大家知道，所谓的泽就是水泽，是大水积聚于某处洼地后形成的沼泽之类的地方。象泽地这类水份充足的地方，一般来说都会利于生物的生长、繁殖，所以，湿地的物种丰富、种类繁多。另外，兑还代表着雨、雪、霜、露等，雨雪霜露是水泽的不同形态，根本上都是水，是生物所必须的。另外，从后天八卦的方位图上来说，“兑”在正西、对应着秋季，秋季是万物发育成熟的时节，对于动物来说，是食物最丰富的时节。所以说“说言乎兑”，对于万物来说，都是这样的道理，所谓的喜悦，当然是就对自己有利而言的。
“战乎乾”，在后天八卦图中，乾居于西北方。在八卦中，乾代表着天、天空这类事物，象征着广博、宽容、包容、强健。万物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是阴阳交媾而生的。阴阳之间，当然也是相生相克的，二者之间，既有相生的一面，又有相克的一面，就主要方面来看，阴阳二性是以对立为主的，虽然二者是相互对立的，但又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共存、共荣。阴阳二性时刻都在相互发生着作用，就象两军交战一样，当然，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明方法。阴阳二性的“交战”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天下，而且，这种交战是非常强健的、是经久不息的，“天帝”让阴阳两性相互作用、相互交战从而产生出万物；万物生乎天地之间，也是时时在相互交战、进行着生存斗争，所以说：“战乎乾。”
“劳乎坎”，在后天八卦图中，坎居于北方。在八卦中，坎代表着凹陷、大坑、海、湖之水这类液体状态的事物。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泽根本来说也是水，那么，坎所代表的水，是大海这样的大水，河、江、溪流这样的水。“劳”在这里不是辛劳的劳，而是慰劳的劳。就我们人类目前的知识，一切生物、生命都源自水，如果离开了水，生命就会死亡。对生物来说，得水则生、失水则死。据现代人的研究，没有饮水比没有食物让人死得更快。所以，凡是水源丰富的地方，生物种类就繁多，其生长就会茂盛，比如热带雨林；而在干旱缺水的地方，生物就少，其生长就衰弱，比如沙漠。对于生物来说，水是它们最好的慰劳品，天帝慰劳万物的最好礼品就是水。另外，大江、大河、大海、溪流里的水，又对保持地球近地环境气温的相对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劳乎坎”，天帝用坎水来慰劳万物。
“成言乎艮”，在后天八卦图中，艮居于东北方。在八卦中，艮代表着山这类坚硬、相对静止的事物，除了山，它还代表着岩石等一切相对静止的、坚硬的物体。 《礼记》的《大学》篇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万事之终，就是定、就是止、就是静，所以，在这里，“艮”虽然代表着山，但所取的意义却是止的意思。
这代表从帝开始的运动，到此告一段落了。
未来的统治者，再也不可称帝了！
神人之间的界限，必须清清楚楚地划分开来。
谢选骏：有钱能使鬼推什么样的磨
中国人从殷商时代开始就是长袖善舞的“商人”，具有源远流长的“商品经济”传统，流行的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信仰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华人社会流行贿赂不是偶然的，因为华人的崇拜对象可就是“孔方兄”。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仅是形容金钱万能，而且道出了华人的内心世界。此典出自明·冯梦龙《喻世明言》：“正是‘官无三日紧’，又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能使鬼推磨”作为费拉社会的特征，早在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新鬼》就出现了。其中一段故事说，有个新到地狱的鬼，瘦弱不堪；在地狱中他遇到一个胖鬼，很是羡慕，于是就问他怎么才能变得富态起来。那个鬼告诉他，只要到人间作祟，闹出点动静，人们一害怕，就会供奉东西给他吃。瘦鬼于是高高兴兴来到人间，但他没有调查摸底，就冒冒失失闯入一户人家。见到厨房中有一口磨，抢步上前就推了起来。不巧，这家人很穷，自己都缺吃少穿，有哪有食物供奉他呢？主人听到响动，到厨房查看，空无一人，而磨在转，便感叹道：“天都可怜我，派鬼来帮我推磨了。”结果，瘦鬼推了半天，不仅没捞到半点吃的，还累得半死。
这个故事，说的是瘦鬼莽撞冒失上了当，但他的原意是“作怪觅食”，说明中国人具有崇拜恶势力的倾向，这也是“黄河心理”、“延安精神”的来由。而为了安抚恶势力，就需要进贡、行贿，只要给予一定的利益，就可以驱使鬼来为人推磨了。
谢选骏指出：华人只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却不知道“有钱能使鬼推什么样的磨”。于是问题就来了。
有时候，鬼推磨的方向是反的；有时候，鬼推磨的动机是邪的；有时候，鬼推磨的结果律师欺诈、警察抢劫、政府凶杀。
可见，仅仅清楚这鬼推的是什么磨还不行，还要清楚这个鬼。
这才是“金钱万能”的全部含义。
金钱既能造福，也能惹祸。
谢选骏：中文翻译中的帝王意识
（一）
网文《是白房子！不是白宫！普通美国人对皇权的敏感》说，我有一位美国朋友叫布雷德，多年以前曾携家在中国的一所专科学校教英语口语课。按布雷德自己的说法，他们属于很普通的美国家庭。据我的观察他们的确也没有什么财产，因为孩子多，生活甚至还常常有些拮据。
布雷德懂点汉语，我懂点英语，他希望通过跟中国人交谈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我也希望能与他交谈提高英语水平，同时我还想通过与他的近距离接触，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彼此常常用汉英混杂的方式交流。
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不知怎么的谈到了白宫这个词。他就问白宫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白宫就是white house，美国的总统府。因为布雷德懂得house的中文意思是房子，于是他说那应当是白房子啊，怎么是白宫呢？我说宫是宫殿的意思，英文是palace，中文习惯把国家首脑办公的地方翻译得好听些，所以就把white house翻译成了白宫。他马上敏感起来，立即说：“no,no,那不是palace，white house就是白房子”。他认为白宫这个词是翻译错了，宫殿是皇帝住的，美国没有皇帝。总统只是人们选出来为社会服务的，完全不同于皇帝。white house不是white palace。随后还给在座的解释了一大通有关总统和皇帝有很大区别的道理。今天似乎还记得，他当时特别强调说，总统是可以罢免的，皇帝就不能。
而对我来说，当时感触极大的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居然会对有关皇权的内容如此在乎，甚至不能容忍一个英文词汇在翻译方面的变通。而我们自己却因生活在有着悠久皇权统治历史的国度中，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不少人还十分追求与皇权有关的名号，在命名什么的时候，总想要加上龙、帝、庭、皇、殿、宫等等的字眼。
这就是在两种社会文化中人们的崇拜对象不同所造成的。在我们，大抵总是希望谋取个人或家族的最大权势，光宗耀祖，也更荣耀自己。这其中，当然最大的荣耀就是能够跟皇权皇族什么的扯上关系了，而且最好有一日能够成就帝业，荣登龙庭坐了天下。而在美国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在上帝面前人都是平等的，他们不能容忍有人独掌大权成了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地利用公共权力侵犯他人。因而处处设防，处处突击，限制和制约公共权力，防止公权被任何私人所掌控，使得公共权力就只能为公众服务才行，所以皇帝梦在美国就不容易做得成。连布雷德这样的美国“草民”都对皇权如此敏感，不容糊弄，谁还能登上龙庭呢？而且，不仅如此了，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各级政府官员也都被限制得死死的，绝不可能为所欲为，山吃海喝，独霸一方，颐指气使地当老百姓的什么父母官。
（二）
网文《对美国“总统”及各“州”的曲解》说，误译，不只是认识错误，也是客观理想。那些名词所代表的东西，是中国上下几千年没有的东西，本需求造字，却用既有名词，必然导致误译。如此以来，关于古代社会的许多名词都需求重译，如citizen不是与私民绝对立的“公民”，如果不造字，似乎就只能译成“参与之民”，freedom和liberty不是由着本人的“自在”，而是“不压榨也不受压榨”和“群己权界”，right不是以权谋利之“权利”，而是“道德”（这就有必要重新检省中国本有之道德），justice不是不容私或分私之“公正”，而是“遵照规则之游戏/生活”。
美国有没有“总统”，这难道也是一个成绩吗？是的，这的确是个成绩。在美国的政治法律词汇中，其实并没有“总统”这一概念。中国人之所以说美国有“总统”，其实是误译形成的。类似的误译还有“白宫”、“国务卿”、“州”，等等。
一、美国没有“总而统治之”的“校长”
美国法律中有两个重要职务都叫做President，一个是掌管合众国行政事务，另一个是掌管一个大学的行政事务，习气上，担任这两种事务的人也被称为 President。鸦片和平以来，大清帝国的翻译家们将这个President翻译成“总统”和“校长”——“总而统治之的校长”，这种翻译给人的感觉是：美利坚合众国的President是可以对整个国家的立法事务、行政事务、司法事务以及50个成员国的一切事务虚行“总而统治之”的“校长”，和中国的皇帝差不多。这种翻译对中国是有不良影响的。
既然美国有“总统”，可以“总而统治之”，那么我袁世凯、我蒋介石为什么就不能“总而统治之”呢？既然美国的“总而统治之”的人同时又是美国人民的“校长”，那么我袁世凯、我蒋介石为什么就不能当全国人民的“校长”呢？于是，有人称蒋介石为“校长”，有人称蒋介石为“总统”，他都乐意接受。
然而，President真的具有“总而统治之的校长”的含义吗？不然，其实践含义就是“掌管”或“掌管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总统”、“校长”。
上个世纪末，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的President克林顿先生由于性丑闻遭到国会弹劾，有些中国人议论说：“这个克林顿当的是什么鸟'总统’，搞个把美女还受审讯，这样的'总统’算什么'总统’？当这样的'总统’有啥意思？”其实，人家本来就不是“总统”嘛，人家不过是个掌管人（President），就像我们的电视节目掌管人一样。如果克林顿果真如中国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可以对全国人民和各种事务进行“总而统治之”的“校长”，搞个把美女当然不会遭到弹劾。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中国历届“总统”总是不情愿接受议会监督，总是不允许司法独立和旧事自在，缘由当然是多方面的，然而，他们将President理解为 “总统”不能不是缘由之一。既然我是“总统”，我就理所当然的该当对议会、对法院、对旧事言论“总而统治之”，不然，我还是“总统”吗？
五四运动期间，人们还将President翻译成“大总统”，将当时的美国掌管人威尔逊先生称为“威大总统”。这表明，当时的中国人以己度人，将美国的国家掌管人President当作袁世凯一类的“大”独裁者看待了。
中国古代官办大学的担任人称为“祭酒”，他们很清楚本人的地位，不过是和老师、先生一同窗习的人，只不过在祭祀的时分本人要带个头，要掌管一下祭祀仪式，要洒酒祭圣贤罢了。所以，祭酒们不会成为贪官污吏，更不会成为学匪学霸，由于他们的权力有限。古代民办大学的领导人仅仅称为夫子，如孔丘就称为孔夫子，夫子就是“文明打工者”的意思。所以，民办大学的担任人更不会把本人看成官僚。
自从将President翻译成可以对教师、先生“总而统治之”的“大学校长”当前，无论是官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其担任人的心态和古代的祭酒、夫子就大不一样了，俨然以“长”自居，以“官”自居，谁还会将本人看成“文明打工者”呢？谁还会将本人看成“师生洒酒祭圣贤的掌管人”呢？
中国大学教师们梦寐以求的教授治校（或者教代会治校）的制度，在把President当作“一校之长”能够“总而统之”的文明环境里是根本不能完成的。
二、强加给美国的民主符号——“白宫”
美国有一所著名的建筑，叫做White House，是美利坚合众国地方政府办公的地方，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掌管人（President）的住所。
为什么这座白色建筑要叫White House而不叫White Palace呢？这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有考究的。根据美国宪法，合众国的President是国家事务的掌管人，是行政事务的担任人，虽然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但他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要对人民担任，并受议会、法院和旧事言论严厉监督的公务人员，与历史上掌握一切国家权力、鱼肉人民而不受人民监督的民主帝王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因此，他的住所理所当然地也要和帝王们的住一切严厉的区别。美国人当年为国家掌管人的白色府第命名的时分，不运用White Palace而运用White House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人知道，Palace是帝王居住的地方，House是民众居住的地方。掌管人不是帝王，所以白颜色的President 的府第只能叫White House，而不能叫 White Palace。
其实，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讲究“宫”和“屋”的区别和界限，甚至是世界上最讲究“宫”和“屋”区别和界限的人。在中国，只要帝王之家，只要帝王及其直系亲属的住宅才能称为××宫。如北京的故宫、乾清宫、坤宁宫、储秀宫、翊坤宫、雍和宫、以及十三陵的地下皇宫，西安的阿房宫、大明宫、长乐宫、未央宫、兴庆宫、建章宫、南京的明故宫、大行宫、朝天宫、天妃宫，沈阳故宫，等等。官员和老百姓住的地方是不能称为××宫的，否则就是犯上作乱了。
除了帝王之家可以叫××宫之外，还有神仙住的地方也可以称为××宫，由于皇帝是天子，神仙是皇上在天上的亲属。如天宫（玉皇大帝的住所，孙悟空搞打砸抢的地方）、地宫、龙宫、月宫，等等。
供奉神仙的地方有时也可以称为××宫，如青岛崂山的太清宫、上清宫、太平宫以及台北的指南宫，等等，但是，这必须获得御封才行。青岛崂山的太清宫、上清宫、太平宫是北宋开国皇帝命名的，台北的指南宫是由满清皇帝赐封的。
因此，将美利坚合众国掌管人的府第——白屋（白房子）翻译成“白色宫廷”、“白宫”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中国人（尤其是满清王朝的领导人）不喜欢美利坚合众国掌管人的平民地位，他们觉得堂堂的国家掌管人居住的地方也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一样叫House，怎样能表现出上下尊卑？让中国普通老百姓知道了，岂不要学坏、变坏？不是都要犯上作乱吗？
满清皇帝及其臣子们没有英国君臣的本事。英国国王及其臣子不喜欢美国的民主，可以派军队烧毁那个White House，满清君臣没有本事派遣远征军征伐那个厌恶的美利坚合众国，就只能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实行意淫了：于是，他们根本不理会美国人本人的意图，完全是以帝王之心度掌管人之腹，以臣民之心度公民之腹，以民主之心度共和之腹，以独裁之心度民主之腹，将一个民主、独裁、罪恶的符号——“白宫”——强加给 White House，强加给美国人民，让你跟我在政治上保持高度分歧。于是，大清帝国不费一枪一弹就降服了美国。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成功法——翻译降服法。
可见，将美利坚合众国的President的住所——White House翻译为“白宫”，对于中国人民是欺骗，对于美国人民是凌辱。
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帝王不再是领导，领导不再是帝王，孙中山在南京的府第（办公室兼住宅）就只能称为“总统府”，而不叫“××宫”。
袁世凯当了总统后，将中南海改为“总统府”。1916年，袁世凯在恢复帝制、宣布本人为中华帝国的皇帝的同时，又改“总统府”为“新华宫”。看来，这位独裁者非常清楚“宫”字的含义和用途。
蒋介石的民主、独裁、残暴不亚于普通的皇帝，但是他也不敢公开运用“宫”字为本人效力。在南京建委员长府、总统府而不敢建什么“委员长宫”、“总统宫”，在外地建委员长“行辕”、总统“行辕”而不敢建“行宫”。抗战结束后，宋美龄将南京东郊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的官邸（即小红山官邸）据为己有，化为公家别墅，并进行豪华装修。从此，国民政府的小红山官邸获得了一个“雅号”——“美龄宫”，无知的宋美龄不懂得“宫”是民主国家的死敌，喜滋滋地接受了“美龄宫”这一“雅号”，俨然以皇后自居。此“雅号”一出，不只断送了蒋先生的一世英名，而且也断送了中华民国的美好前程。
可是，大清帝国垮台曾经90多年了，“美龄宫”的主人也终于客死家乡，大清帝国留上去的错误翻译——“白宫”却没有改正，这是令人遗憾的。
三、胡编乱造的高级政治奴隶——“国务卿”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一个重要成员叫国务书记，即The Secretary of State。然而，这个作为国务书记的The Secretary of State到了中国法学家们的笔下，却变成了“国务卿”。“国务卿”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古代，在中文里面，“卿”虽然也可以表示一种职务，但次要的是表示一种身份，是直接为帝王效命的“臣”，是能够接近皇上的“臣”。包括大臣、王侯、后妃以及其他一切皇帝喜欢的人，如称心的太监、妓女等。那些具有“卿” 的身份的臣子，在皇帝面前总是自称“臣”、“微臣”、“奴才”、“臣妾”、“贱妾”，等等，皇帝则称他们为“爱卿”。大臣是“爱卿”，太监也是“爱卿”，大老婆（皇后）是“爱卿”，小老婆（嫔妃）也是“爱卿”，大宋徽宗皇帝赵佶先生逛妓院逛到了李师师那里，对这位东京名妓也是一口一个“爱卿”。
因此，根据中文解释，“国务卿”就是“国务奴才”，就是“国务大臣”，就是“国务奴隶”，就是“国务太监”，就是“国务小老婆”，就是 “国务妓女”。美国是民主国家，哪里来的“国务大臣”、“国务太监”和“国务小老婆”呢？大清帝国的法学家们将The Secretary of State翻译为“国务卿” 与上述将“白屋”翻译成“白宫”的性质一样，是以民主之心度民主之腹，以皇帝之心度President之腹，以臣民之心度公民之腹，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对美国人民的凌辱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
可惜的是，美国有好多自称是中国通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他们对中国人将他们的国务书记称作“国务卿”好像一点儿也不反感。
三、想当然的政治部属——“州”
美利坚合众国开国时共有13个State，如今则有50个State。这些State有本人的宪法、礼法、罚错法和刑罪法，有本人的国会、法院和地方政府。这些State该当如何翻译呢？大清帝国的翻译家们又开始想当然了：既然这State是美国的一部分，当然也就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下属了，那么，它不就相当于中国的“省”或者“州”吗？那美国是西夷野蛮小国，总的地位也就相当于我大清帝国的一个省吧？至少也就和高丽、安南差不多，略高于我们的省吧？它的下面怎样可能还有省呢？赐给美利坚下属单位以“州”的名号，曾经是格外开恩了。考虑到那美利坚的官员对我大清皇帝还算谦恭有礼，格外开恩就格外开恩吧！于是乎，State就被我们高明的翻译家们翻译为“州”了，可怜那50个State就变成好像我们的苏州、扬州一样的“州”了。
将State当作苏州、扬州一样的“州”有什么不对吗？
早在周代，州就是被严厉管理的一个行政单位，两千五百户为一州。“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 賈公彥先陌生曰：州长由一个中等大夫担任。
东汉全国分十三个州，每个州管辖七八个郡。那是为了加强地方对地方的控制，加强地方集权而设立的。三国时代，东吴拥有6个州，辖81郡；西晋初年（公元 265年）全国有19个州，西晋末年（公元307年），全国有32个州；隋朝初年全国大约有190个州。这些州开始是直属地方政府的第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后来（唐宋元明清各朝代）成了第二级地方行政单位，居于省（道、路、布政司）之下，但仍然是地方政府的下属单位。州官都是地方政府委派的，都对地方担任，对委任他们的帝王担任。从来没有一个州有过绝对独立的地方自主权。怎样能和美国的50个State同日而语呢？
如今遍及全国的州（作为地名的州）正是由作为行政区划和地方政权的州演化而来的。
当然，如今的民族自治州仍然是行政区划和地方政权，也曾经有了一些地方自治权，但是没有本人的宪法、刑法和国会，因此，即便是这些民族自治州，政治地位也不能和美国的50个State同日而语。
因此，将State翻译为“州”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我们坚持将State 翻译为“州”，那么，顺理成章，我们就不能将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翻译成“美利坚合众国”，而该当将其翻译成“美利坚合众州”。如果我们觉得不能将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翻译为“美利坚合众州”，那又有什么理由将State 翻译为“州”呢？既然我们认为将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翻译为“美利坚合众国”是正确的，那么就该当将各个State翻译成“成员国”或“邦国”。
将“成员国”、“邦国”当作“州”，从根本上混淆了联邦制和单一制的区别，混淆了地方集权制与地方分权制的区别。在文明上、观念上会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心思暗示，以为美国与中国差不多。这不利于我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
五、结论——不可否认的心思暗示
虽然中文版本的政治学、宪法学教科书上对于美国“总统”、“校长”、“州”、“国务卿”、“白宫”的政治地位和宪法地位有比较明确和比较精确的阐明，但是又有多少人认真阅读过引见美国宪政制度的教科书呢？对于普通民众，对于非专业人士，对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这些文明程度不高的政治人物，他们没有工夫更没有兴味去专门研讨美国的宪政制度。他们了解美国只能从日常用语中去体悟，他们会不断接受“总统”、“校长”、“州”、“国务卿”、“白宫”这些中文词汇的字面含义的心思暗示，将President理解为An All-round Ruler of a Nation和An All-round Ruler of a University；将State理解为Guangzhou、Suzhou一类的Zhou；将The Secretary of State理解为A High-ranking Politics-Slave；将White House理解为A White Palace for the All-round Ruler。从而对“民主”、“法治”、“宪政”得出错误的、扭曲的、变态的认知。所以，纠正这些错误的翻译非常有必要。
学习和自创美国法律和法律文明，对中国古代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扭曲的翻译，可能会带来事半功倍的结果。前述“国务卿”、“白宫”、“总统”一类的翻译词汇，给人的感觉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同帝王一样，有宫殿，有“爱卿”，可以“总而统之”。这不利于中国人对民主法治的理解，会在有形中妨碍民主法制建设。为了防止翻译中的文明扭曲，必须用民主、法治的心态翻译来自美国的法律词汇，不能以民主独裁的心态对待这些法律词汇。
为了精确地把握美国法律的精神内核，有必要将“国务卿”改译为“国务部长”或者“国务书记”、“国务秘书”，将“白宫”改译为“白屋”或者“白房”、“白宅”、“白厦”，将“州”改译为“成员国”或者“邦国”，将“总统”、“校长”改译为“掌管人”。
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场合听到Chairman, President, CEO这三个词，这个三个词在一个公司里面代表着不同的意思，Chairman的意思是董事长，president是总裁，CEO我们都知道是首席执行官。这三个职位各自有什么区别吗？
Chairman, President and CEO，这三个词的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我们仍然可以把握它的精神本质。简单的说，Chairman是股东利益在公司的最高代表，它不属于公司雇员的范畴，President和CEO的权力都来源于他，只要他拥有召开董事会、罢免President和CEO等最高权力，但他从来不掌握行政权力。一位Chairman如果不兼任President或CEO，就仅仅是一个礼仪职务，一个德高望重的仲裁者，普通来说是某位大股东的代表。President掌握着公司的日常行政权，既可以译成总裁，又可以译成总经理；President这个称谓包含的荣耀和地位比 CEO要高，因此经常用于礼仪场合。
许多时分，President和CEO是同一个人，随意你怎样称呼他；但在许多大公司里，President和CEO是两个人，这时“总裁”和“ 首席执行官”才有严厉的差异，有时分两者地位平等，有时分CEO是总裁的下级（实践情况很复杂，必须逐一分析）。有时分President和Chairman一样，也沦落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礼仪职位，但至今从没有听说过CEO变成一种礼仪职位，除了在中国。在中国，有数的经理人疯狂地给本人加上CEO的冠冕，以为这就是跟世界接轨，就是拥有了最高的荣誉与地位；他们不知道，CEO这个词在东方没有任何荣誉与地位的暗示
董事长的英文是Chairman（精确的说是Chairman of the Board），总裁是President，首席执行官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 这是众人皆知的。但媒体并没无认识到这三个称谓的奇妙差异，经常把 President译成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CEO有时分又被译成总裁，情况非常混乱。Chairman这个职务可能是古代公司管理层最早确定的职务之一，由于它是股东利益的最高代表，理论上讲是公司管理层一切权力的来源。
President和CEO都由Chairman任命，董事会只能由Chairman召集，非例行的股东大会普通也只能由Chairman召集（或者由股东联名呼吁召集，这要看公司章程）。既然President和CEO都是由Chairman任命的，理论上讲Chairman也可以随时解除他们的职务；不只如此，Chairman可以随时解除任何人的职务，除了董事（Member of the Board）和监事（Member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由于董事和监事不是公司雇员，而是公司的主人和仲裁人。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一位弄砸了许多事情的CEO被罢免，却仍然保留董事职务；即便他没有多少股份，仁慈的股东往往也会允许他在董事会继续呆下去。
董事会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一个立法性质的委员会，这就决定了董事长和董事们之间没有真正的上下级关系。一位强大的Chairman可能拥有真正的生杀大权，这种大权有时分来自他掌握的多数股份，有时分来自他的人脉资源，有时分来自他早年积累的威信，这时董事会不过是Chairman的傀儡而已，President和CEO也必须真正对他担任（不只仅是名义上的担任），比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的李嘉诚，他们目前在公司都只保留了Chairman的职务，但对于行政事物他们一样拥有最高的发言权。
但大部分公司的Chairman只是一种荣誉性职务，就像英国女王一样，拥有无比尊荣的地位，却从来不说有分量的话。尤其是资产特别巨大、股权特别分散的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等，各大股东及行政人员的关系非常复杂，Chairman只是一个德高望重、用来维持局面的“活人神”而已，除了召开董事会没有任何权力（就连召开董事会都是应President或CEO的要求）。
喔，我也许说错了，精确的说还是有一点权力的，那就是President或CEO太嚣张，以致于大部分股东分歧决定发动政变把他搞掉的时分，Chairman经常是政变的主脑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儿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就发动过一次非常著名的宫廷政变，那是在20世纪初期，他是一家铁矿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是洛克菲勒家族之外的人，他与小洛克菲勒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最后小洛克菲勒不得不召开一次特别股东大会来审议罢免总裁议案。当时小洛克菲勒掌握的股份只要四分之一，远没有到达左右大局的程度，但他出色地搜罗了工人、行政管理者和小股东的心，最终以压倒优势罢免了桀骜不驯的总裁。不久前迪斯尼公司的CEO也是这样下台的，对于一位资深经理人来说，被本人的董事长发动股东赶下台无疑是最凄惨的事情。
President这个词诞生要比CEO早，范围也比CEO狭窄。被称做President的人，无论是总统、总裁还是大学校长、委员会主席，都是有一定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人，但CEO却可以随意用在哪个行政担任人身上。看过《兄弟连》的人都记得，E连的战士甚至把连长称为“CO”，连长的下级也称呼他为“E连的CO”,CO ＝ Commanding Officer。就是officer in charge，也就是（战地）指挥员的统称。而具体军衔没有关系。对于一个清洁工小组来说，组长就是CEO；对于一个极地探险队来说，队长就是CEO，这个词没有任何特权荣耀的成分，只代表着某个范围内的最高执行权和与之相伴的义务。想想中国国内的总裁、总经理们力争下游抛弃President的称谓，视 CEO为身份和地位的意味，真实让人感到好笑，难道他们不知道美英的一个下级军官、一个职工领班都可以叫做CEO吗？
普通来说，在公司内部，President是掌握实权的人；在CEO这个称谓没有诞生之前，President几乎是独一掌握实权的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经常同时给本人加上Chairman和President两种头衔，但古代企业的一切者和管理者不是同一群人，再优秀的President往往也只占有很少的股份，一个小股东是不应该成为Chairman的，就好象一个没有王室血缘的人即便再优秀也当不了国王。有时分大股东的力量太强大（比如摩根、杜邦这些大财团是许多公司的大股东），以致于President都成为了股东利益的代表，公司的行政实权就落到了其他行政人员手里，比如执行委员会主席，副总裁，财务委员会主席等等，当然也包括CEO。
President沦为大股东代表的例子，最典型的是1920年代早期的通用汽车公司，当时通用汽车创始人杜兰特由于疯狂买空股票而被一脚踢出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杜邦财团立即派遣了一位杜邦家族成员担任通用汽车的President（留意不是Chairman，在通用汽车的历史上Chairman不断是举足轻重的角色），直到赫赫有名的阿尔弗雷德·斯隆接任总裁为止。
理想上，东方的President在大部分时分与中国的总经理是一回事情。总经理可以翻译成“President”，也可以翻译成General Manager，但后者在东方企业中不是一个常见的职位。但中国企业经常同时设立总裁和总经理，如果把总裁翻译成President，总经理就应该翻译成 CEO。President和CEO在东方企业里经常合二为一（尤其是在中小企业当中），即我们所说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你称呼他President 或CEO都无所谓；你也可以在礼仪场合称呼他为President（强调身份和地位），在工作场合称呼他为CEO（强调执行权和责任）。
在多数情况下，董事长、总裁和CEO都是同一个人，我们称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或“董事长兼总裁”（称呼“董事长兼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真实是太恐怖了，没有必要），这种兼职大部分由公司创始人拥有（如比尔·盖茨），有时分也是由于公司的传统习气（如韦尔奇，按照通用电气的传统，他同时担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而且不存在独立的总裁职务）。
（三）
上面两文，表面上否定了中国的流行思想，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流行思想——它们否定的是表层，代表了深层。
它们都没有看到，中国为何发生这样的“误译”。
这种“误译”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合流现象。
这种文化合流现象，迟早会把中国引向一个名正言顺的君主国。
谢选骏：中山装是典型的汉奸服装
（一）
2016年3月2日，共产党中国的“两会”报道说：“民革中央”提案将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作为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在“两会”前的通气会上表示，在提案中建议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该内容是关于“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事宜”提案的一部分。这是民革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的8篇大会发言和36篇集体提案之一。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共提交集体提案300余件。
此提案一出，各类观点立刻充斥网络。支持者有的认为“应该还中山装一个历史名分”；有的认为老一辈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常穿着中山装，由于毛泽东经常穿着，西方人甚至称中山装为“毛装”。甚至邓小平等共产党“改革派”都常穿中山装。
而反对者也不少：有人认为究其根源，中山装的灵感来源于日本，以此作为国家礼服似乎不妥；有人认为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中山装仅代表近代百余年文化；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该有更具文化浸润与共识的代表性民族服装……
《左传》有云: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儿女对于服饰之美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而在代表国家形象的正式礼服上，诉求更是五花八门：有人喜欢复古的汉服，有人喜欢改良的华服，还有人给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出访时身着的特色中式礼服“点赞”。“国服”既要体现历史积淀又要兼顾少数民族特色，实在是让网友们操碎了心。
习近平穿着改良中山装“亮相”外事场合
当然，还有一种意见也不在少数，那就是未必需要以政府或法规的名义，固定一种正式礼服。毕竟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精神内涵并不一定要固化在服装上，另一方面，如果未经广泛讨论就仓促决定“国服”，若有不妥再“朝令夕改”，何谈“正式”？
在这方面，中国许多“国字头”的称谓表示毫无压力，因为中国的“国花”“国树”“国鸟”都处于“待定”状态，不差“国服”一个。
中国一直没有明确确定国花，要求确定的声音也一直存在。2009年、2010年和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都曾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建议。普通民众也各有所爱，牡丹、梅花、兰花、菊花、荷花等中国传统名花呼声都不弱，“一国两花”“一国多花”的构想屡屡出现，甚至还有人提出中国的“国花”应该包括全部十大名花。
再比如中国一直也没能确定“国鸟”，从丹顶鹤、红腹锦鸡到传说中的凤凰，众说纷纭，却一直没能成功“孵化”。甚至在某论坛进行的“国鸟”评选中，网友以“无厘头”的形式选出了心目中的“国鸟”——长相平凡、默默为生活打拼、生活在每个人身边、一如普通大众的麻雀。
中国“国鸟”的两大有力竞争者——丹顶鹤和红腹锦鸡
而中国“国树”的竞争虽没有这么激烈，却也总是“差一点儿”。在2005年由国家林业总局举办的“国树”评选中，银杏获得了超过90%网友的投票，但后来也没有结果，只差一步就能正式成为“国树”。2014年，“银杏国树论”再次出炉，不过仍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源远流长，民族异彩纷呈，无论是服装还是花鸟，想要用某一种来“代表”整个中国都挺有难度的，君不见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就一口气出了五个。以此而论，实在不必太急着确定把某一种服装定为“国服”。
（二）
中山装是仿照日本学生装而来的一种服装，连名字都和孙文的化名一样，从日本贩售而来。
网文《日本与中山装的源流》说，所谓中山装，并非就是孙中山一人所创造出来的，当时社会穿类似的服装就已经很多的了。孙中山本人大约是于1895年年底前后在日本的横浜剪辫、易服，穿上了西装和日本当时的新式服装如学生装、士官服等，以表示与清朝决裂和崇尚新文化的革命决心，由于孙中山最常穿的还是日式立领的学生装，有好事者在刊登孙中山着此装的照片时写上：“先生喜着学生服，今人咸称中山装”。孙中山不过是把日本学生制服的“詰襟”改成“立折襟”，口袋的样式作了改变而已。而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穿的也是这种学生制服。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是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费孝通说：“我们穿的这种衣服，叫干部服、中山装。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大约80年前，当时我父亲不到30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穿这样的衣服，上边没有这一条领，是日本的学生装。日本的中学生到现在还穿这种衣服。这个衣服式样是孙中山先生传到中国来的，所以叫中山装。把日本的学生服变一变，加上这一条领子，后来花样多了，袋子多了。”当时的革命党人把这种服装称为革命装。来源于日本这一说法基本是通说了，大部分著作都会采用这个说法，因为综合所有的说道，提到源于日本的是最多的。不过网络上主要流传有其他几种不同的说法，认为并非来自日本。
参照文化汉奸鲁迅1905年摄于仙台市内一家照相馆。注意其中的制服并对比孙中山的改装服：孙中山的纽扣变了，但衣领和口袋没有变。孙中山虽然加上口袋了，但衣领还是日本学生制服式的。
1922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七周年时在上海合影。这次除了纽扣，可是什么都没改。
第一种说法是：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孙中山在1902年起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委托河内一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生产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采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代替西装的硬领；第二种：也有人指出中山装的主要参考来自中国，源出中国说再分广东便服说及宁波服便服说；第三种：1916年孙中山托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裁出第一套中山装。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在学术著作的记载中都能够找出起背后有日本学生制服或者士馆制服的源流，而日本的学生制服本来就是来源于西方的军服，这些西方的因素自然也应该归入其中，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穿的服装，都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结果。孙中山本人在西方，尤其是在日本都近十几年的居住经历，看看和孙中山合影的那些日本学生穿的制服就明白其中的影响，这些都是不能无视的。
第一种说法网络上有的人援引《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东百科全书》、《广东华侨名人词典》的说法，想证明是黄隆生根据南洋的企领文装设计的。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一些转了几手资料的大众读物，根本不靠普。翻开《广东省志》1995年版第 501 页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说法：“他［即孙中山］委托其私人裁缝师黄隆生设计。黄是台山县人，曾在越南河内开设洋服店，后来加入兴中会。他根据孙中山提出的以日本学生穿的制服作基础……”就算没有省志的说法，承认是企领文装改造而来的，但多问一句，企领文装是哪里来的，还得会到日本或者是西式服装这个问题上，怎么说这样西化的服装，不可能和西方没有联系。
第二种说法是最不靠普的。在著作中基本不采用这个说法，采用次说的也会提到是结合西式风格改造而成的。所谓的便服，连照片没有，也从来没有人拿出图例来正是，到现在为止也没人知道所谓的广东便服或宁波服便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退一步说，即便是源自广东便服或宁波服便服，那再问一句，这些所谓的便服又是怎么来的，能保证不是从日本或者是西方各国的服装改装来的吗？中国的传统服装是不会有这样西式的风格的，连西装与中山装都有很大区别，更不用说这些便服。
第三种说法，就更不用说了，只要是这个说法的，都会提到日本士官服或学生装的直接渊源，所以网络上有人否认这种说法：“上海人王才运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学生制服为基样，这个其实是猜测，目前还没有看到记载。……而且王才运也是当时的名人，算是上海滩的名流，如果是他参考日本礼服设计的，怎么之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和人物词典都只记载他当时做制衣和巨富，不见记载他设计中山装…”。只能说这个作者的无知，怎么就没记载？《 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是典型的史料性出版物，其第 208 页就说道：“有一次他带来一套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以士官服为基样，依照他亲自指示的意图……后来即以这套服装定型，取名为『中山装』，荣昌祥便成为第一套中山装的诞生地。”之外也有不少著作持此观点。
此外还有其它说法，如：1、英国式猎装说。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认为中山装是改造英国猎装而来的，其他著作也提到这种说法。2、孙中山委托日本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然后返上海后，于1916年命王才运依图生产。3、1919年孙中山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成为中山装的起源。4、中山装是日本铁道工人服改造而成。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不重要，我也不想确定是哪一个，问题是其中都可以直接找到日本的影响，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姑且不说网络上流传的这三种说法，看看主流的说法。作为服装的源流问题，最权威的无疑是关于服装史的著作，而华梅着的《中国服装史》第 89 页对中山装是如此描述的：“这种服装明显接近清末引进的日本制服，而日本制服又是在欧洲西服基础上派生出来。中山装基于学生装而加以改革的国产形制……。”孙中上本来是有着帮会的渊源的。《红帮服装史》第57页陈述中山装提到：“这批在日本服装界颇负盛名的裁缝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意见，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参照日本学生装、士官服的改革思路，融人中国的服饰文化传统，根据中国人的体形、气质和社会生活新动向，试制了初期的中山装”。持有这种观点的著作多多如是，他们基本都认为是以日本陆军士官服或日本学生装等西式服装为基础进行改造的。
一些思绪
周星的《中山装·旗袍·新唐装——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一文认为中山装的款式原型基本上是外来的，它以西式服装（无论其原型模仿自英国还是日本）为样本，汲取了西式服装剪裁的不少技术，“中山装原本并非中国人的民族服装，其历史也并不很长。但是，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却把原本具有西式来源的中山装解读为自己的“民族服装”，这其间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关于中山装的原型与由来，诸说不一，尚无定论。不过，对于中山装之和孙文其人的特殊关系、中山装与海外华侨的密切关系、中山装与西式服装文化的密切关联、中山装所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属性等等，则是为大多数研究者们所共同承认的。但在分析有关中山装的问题时，我们既应承认孙文个人的巨大贡献，也必须看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服装生活变迁的时代大趋势及其深厚广大的社会基础。”这个说法已经是最中肯的话了，并没有确定具体的起源，但是能够更加全面地看真个问题。
从苏联杂种列宁和斯大林1923年的穿着看，也是中山装，所以也有人称中山装为列宁装，文革以后有人叫中山装做毛装。……这都是西瓜靠大边的结果。
但是网络上的愤青却不会接受事实的。知日部屋的屋主《中山装起源小考》是“因为无意进入内地一个讨论区，有人留言谓听说‘中山装来自日本’，结果留言者被众人围攻，被痛斥为‘小日本’及‘汉奸’。我看后纳闷不已。”“若果承认日本对中国影响这么困难，也许最好不要读中国近代史罢了。清末民初以来，日本一直在各方面都在影响中国。不过因为中日交恶，所以对日本的影响多不愿提及而已。中山装是一个好例子。明明与日本的渊源密切，欲避重就轻，偏要强说成来自南洋或中国。这种‘承认学日本就是不爽’心态百年不变。”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无论中国人是否承认，这都是事实，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如此。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根本就是无法估量的，我们现在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都是这时候建立的在近代以前，中国人的衣服根本就没有口袋的，什么东西都是往怀里一揣或者放袖子里，很不安全，而西方传教士看到这样的情况都不可思议，怎么连口袋都没有呢，结果还是西方传教士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近代以前中国人穿鞋也是部分左右的。在语言上，像“共产党、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福祉、营业中、人权、特权、背景、化石、环境、艺术、医学、独占、交流、否定、肯定、假设、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阶级、公开、希望、法律、活动、命令、失踪、投资、抗议…… ”这些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词汇，都是从日本转过来的，这些都不多说。旗袍也是如此，在很多不知情的人眼里，旗袍俨然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但旗袍也是经过满族女性的衣着演化而来的，旗袍仅仅是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中国女装，并非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族传统服装，也不是什么很古老传统的服装。
很多看起来理所当然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并非就是本来就是有的。你非要提升到爱国，民族尊严问题，你就不说话，不出行，不穿衣好了，现在的衣服基本都是来源于西式的，各国领导人穿的都是西装，坐的基本都是波音或空客，难道非要叫胡温穿着汉装或唐装整天跑来跑去？愤青们之所被叫做愤青，不仅是因为他们“愤”，更因为他们“青”，也就是无知。
（三）
谢选骏指出：“有人留言谓听说‘中山装来自日本’，结果留言者被众人围攻，被痛斥为‘小日本’及‘汉奸’。”——这是本末倒置。其实，“小日本”正是孙中山，中山装是汉奸服装。这是因为，服装乃是一个文化符号，所以改朝换代都是“易服色”，就是这个道理。犹如易服色的同时还要“改正朔”，所以“中华民国纪元”代替了“满清年号”，而苏联传来的“东正教纪元”又代替了“中华民国纪元”。毛泽东、邓小平等不肯穿西装，说明他们还不是完全彻底的共产党。
谢选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
谢选骏在《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里指出：
一百多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革命之一，却依然没有成功——相反还陷入了分裂状态。
这是为什么？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我经过仔细研究后恍然大悟：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因为没有一个需要负责的最高领导人遭到改朝换代后必须面对的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满清皇帝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袁世凯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北洋政府首领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班底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由于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所以后来者总是摆出一幅后来居上的姿态为所欲为，因为他的前辈都逃避了应有的惩罚。
不仅如此，最高领导人有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而且还得到了某种赦免和放纵。不仅满清皇帝后来得以组建满洲国，甚至中华民国也能死而复活。
有报道指出，叶剑英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所以国民党得以在台湾生存了下来。
叶剑英为何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因为他曾是蒋介石的同伙，一直藕断丝连。
叶剑英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这突出象征着中国革命的戏剧性、虚假性和不彻底性。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那样把国王送上了绞刑架和断头台，中国才能成为英法那样的成功国家。
否则，中国注定了赶不上苏联，因为苏联毕竟还处决了沙皇一家！由此奠定了其超级大国的基础。
……
对于上述看法，一位友人表示质疑：英国革命也没有流血，但是却是最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很暴力留了很多血，反而是比较不成功的。这是为何？
谢选骏回答说：英国革命把国王查理一世执行了死刑。
友人表示质疑：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相比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血腥暴力得多，而相对的革命成果也差。 这是为什么？
谢选骏回答说：我觉得，这和民族性格有关。英国人主体是日耳曼人（包括凯尔特人），但是被法国人征服过。法国人主体是拉丁人（包括凯尔特人），但是日耳曼人创建的。可以说，英国人是拉丁化的日耳曼人，法国人是日耳曼化的拉丁人。而拉丁人比日耳曼人，比较奔放而不守纪律。
确实的，普遍看法多从社会硬件的角度分析社会变动，少从心里软件的角度分析社会变动。而心里软件至少是和社会硬件同等重要的“社会变动要素”，此不可不察也。
谢选骏：把世上的所有句号变成问号
网文《中共不倒台的秘诀》说，在制约机制无法切实发挥作用的绝对权力体制中，腐败是挥之不去的一个恶魔。英国政治家与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绝对腐败必然会导致灭亡，这是世间不变的真理。然而，由中国共产党一党掌握绝对权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没有走向崩溃，其势力反而逐渐呈现出扩张趋势，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呢？
根据现代宇宙理论，人类所认识的宇宙仅相当于整个宇宙的4%（物质占0.4%，能量占3.6%），宇宙的其他部分都被神秘的暗物质（23%）和暗能量（73%）所占据，这种暗能量并不遵循人们所知的能量守则，它利用与重力相反的斥力（两个物体相互排斥的力量）不断推动宇宙的时空膨胀。我们似乎可以借用这种宇宙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一切权力来自中国共产党”，即是一个由共产党当家做主的“党主”国家。这与随时可能沦落为在野党的民主国家执政党完全不属于同一概念。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永久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章凌驾于宪法之上，党规高于法律。在中国想要通过国民审判实现政权更替，几乎没有可能。那么，由谁来制约拥有如此强大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呢？只能依靠共产党内部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便是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纪检委）。
但关于纪检委，中国宪法和法律中没有任何相关条款，甚至没有一个有关字眼，其存在仿佛宇宙中的暗物质，它散发出的暗能量便是阻止中国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下不因为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败的一个秘诀。
拥有2300年历史的总理级监察机关
“英雄打天下，制度定江山”。自古以来，中国当权者都将法制视为富国强兵和维持体制稳定的最有效工具，他们就像理工科人士发明东西，艺术界人士进行创造一样热衷于创建法制。早于西方1200年的公务员考试——科举制度以及比西方早400～500年出现的纸币与票据等都源自这种创造。由丞相级别官员担任监察机关首长的监察制度也是中国第一位皇帝在世界上首次创造出来的。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之后，创造了一套行政事务由丞相掌管、监察事务由御使大夫负责、军队由太尉（非常设机构）管理的三公制度。
中国的这种统治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只有组织的名称和形式发生了轻微变化。身穿人民装的共产王朝第一任“皇帝”毛泽东同样效仿了自己的历史导师秦始皇，他像秦始皇一样将党权和军权掌握到自己手中，而后任命自己的左右手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担任相当于丞相的总理和相当于御使大夫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此后中国历届中纪委书记均由中国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一名常委（总理级别）担任。
首长的地位如此之高，决定这一组织必然拥有莫大的权力。从中国被称为“腐败分子的阎王爷”、拥有足以“打落飞鸟”的强大权力的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中纪委负责指挥与监督号称中国五大司法机构的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国家安全部的领导机构中央政法委员会，这便是中国的现状。中纪委利用安排在中央和地方所有党政军组织以及媒体机关、大型国有企业中的数十万名工作人员对所有共产党员行使监察责任。
情报机关公职人员被排除在监察机构之外
作为中国情报机关的国家安全部不知是否真的怀揣“在暗处工作，心向阳光”的信仰，它的地位和权力出乎意料地非常低。国家安全部并非从属于相当于国家主人的共产党，而是国务院下属机构。历届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党内级别都居于中国25个部委与委员会首长之末。比起苏联的克格勃（KGB）、东德的斯塔西、朝鲜的国家安全保卫部等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同等机关，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存在感非常低。
事实上，据了解中国国家安全部仅负责与台湾相关业务以及有关反体制人士、分裂主义者的情报搜集与查处工作。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一早就认识到，由情报机关高层公职人员负责稽查工作不仅无助于根除腐败，反而会催生更多腐败，带来国家纪律混乱等严重弊端。推测认为，这是中国从明朝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横行霸道加速朝代灭亡的历史中汲取的教训。
中国的双轨道反腐机制
如同高铁列车走高速铁路、普通火车走普通铁路一般，中国对于不同身份的腐败嫌疑人也制定了由不同机构负责处理的双轨反腐机制。如果涉腐人员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将由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处置；如果其身份为普通人，则由公安和检察部门负责处理。腐败案件从受理到初步调查、立案、案件调查、移交检方、检方公诉到最终的法院判决，整个“死亡旅程”都由纪检委担任总指挥。
在这趟“旅程”中，位于第三步“立案”到第五步“移交检方”之间的“双规”处分是中国贪官污吏最惧怕的地狱“区间”。所谓双轨，是指纪检委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对嫌疑人进行调查的一种措施。从纪检委作出双轨处分决定的瞬间开始，嫌疑人将被停止所有职务，人身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在采取没收、扣押、追踪账户等措施的同时，嫌疑人的所有财产都会被冻结。双规期间，嫌疑人不仅与普通人接触会受限，与家人及律师的会面也会受到限制。双规期间可以从3～4个月延长到2年，几乎没有嫌疑人可以挺过双轨的调查，最终都会把一生所犯的所有罪行交代清楚。其中在被判处死刑之前自杀身亡或丧失心智的嫌疑人也是不计其数。
纪检委的三大弱点
如果将中国比作一辆汽车，纪检委就是刹车装置。它虽然可以提前阻止颠覆国家的事件发生，相当于一种高性能防抱死制动系统（ABS），但并非完全没有缺点。大体上来看，纪检委共有三项弱点。
首先，习近平政权一直特别强调“依法治国”，而在这个“法”中包括共产党党章和党规，这就是问题之一 。中国内部可能把这种逻辑视为一种伟大的学说，但对于普遍意义上的文明国家来说，这种逻辑不过是一种诡辩。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依据的纪检委严格来说只能算作一个法外团体或秘密组织，其存在完全不符合中国与美国并称世界G2国家的国际地位。
其次，党章和党规由于其在资格、稳定性、透明性、公开性等方面较为不足，并不足以取代国家法律。党章和党规随时可能被最高权力者修改。第三，权力必须受到牵制，竞争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则进行，而纪检委的问题在于其权力过度集中。如果纪检委本身涉足腐败，举国都将束手无策，届时纪检委可能成为导致中国这一巨人猝死的元凶，将被一击致命。
韩国必须恢复监查院的职能、铲除腐败
现在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对政策进行具体法制化规定以及领导层大力推动政策实施的坚定意志。中国由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和情报机关等三大权力机关分别负责公职人员腐败、民事刑事案件及情报工作的治理系统值得我们参考。
中国的纪检委堪称一个无名有实的机构，韩国的监查院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存在。如果把纪检委比做一个不明身份的黑骑士，监查院则相当于睡在树林间的公主。中国纪检委虽然没有宪法依据，手中却掌握着强大权力。相反，被宪法赋予强大权力的韩国监查院却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现在是韩国恢复监查院职能的时候了。韩国有必要根据宪法精神向监查院赋予铲除权力型腐败的准司法权，赋予监查院长相当于国务总理的地位和权限，积极发挥好监查院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职能。
……
读者评论之一指出：棒子不懂世界历史。德意志第二帝国也经历过绝对权利，把德意志从农业国一举推升至仅次于美国超过英国的工业大国。还信心满满地要走不同于欧洲的路线。结果很快在一战中毁灭。中国的绝对权利得以为继2000年，秘诀就是不断地政权更替，权利不断腐败，不断被动更新。
读者评论之二指出：只要简单想想中国在土共领导下短短30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变得财大气粗，满世界任性买买买，连美国也给中国10年签证（比比你们10年前申请美国签证的经历吧），就知道土共为什么不会倒台？！也要感谢美帝在全世界树立普世民主的好榜样：前有伊拉克，中有颜色革命，台湾陈水扁全岛骗子，现在的乌克兰，叙利亚！
读者评论之三指出：中纪委还是有法律依据的，这就是著名的“每两人杀一个，必有漏网的，每个人都杀掉必有冤枉的”中纪委现在采用的每万人 或者10万贪官杀一个，有一点作用。但是中纪委解决不了饱肚子的下台，饿肚子的上台的问题。更解决不了贪官越查越多的问题！
读者评论之四指出：作者快离开韩国，申请加入中国籍吧。
读者评论之五指出：秘诀是：暴力和谎言！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姜孝百，曾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韩国驻华大使馆担任过12年外交官，座右铭为“学问源自把世上的所有句号变成问号”，著有《中国的巨富》等18本关于中国的书籍。
现在，也让我们把他的座右铭“学问源自把世上的所有句号变成问号”，运用到自己身上：给他的“中共不倒台的秘诀”打上一个问号。
其实，“中共不倒台”无需秘诀，而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一定的惯性、寿命、周期”。
就中国历史而言，和共产党中国比较接近的是秦朝、隋朝、元朝，它们都是在长期分裂动乱后，通过强力残暴的方式所建立的“空前统一”。
秦朝十四年（前221年—前207年）
隋朝三十七年（581年—618年）
元朝八十九年（1279年—1368年）
在技术条件的支持下，专制政权的寿命似乎越来越长，但是总是有一个限度的。
这就是“中共不倒台的秘诀”？
2016年10月7日星期五
谢选骏：中国为何失去了“工匠精神”
网文《日本戏耍了全世界 被人们严重低估》说，2016年度的诺贝尔奖正在陆续揭晓，其中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获得。大隅良典是2000年至今的17个年度里，第17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而且这17个奖项全部是自然科学奖。至此，日本已经有25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22个为自然科学奖。日本获得自然科学奖的人数，超过了德国、英国、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诺奖大户”。
综合媒体10月7日报道称，上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谷底，被外界称之为“失去的二十年”。然而，恰恰在这20年里，日本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全球最低水平。今年7月，日本的失业率是3%，创下了21年的最低点。美国经济目前脆弱复苏，但失业率仍然维持在5%左右，欧元区的失业率则高达10%。
在日本经济衰退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一个被人们低估的日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日本的经济成就？
日本：科技创新+工匠精神
早在1995年，日本就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后制定了多个5年计划，试图通过这些战略举措，将日本建设成为：能够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2001年3月，在第二基本计划（2001－2005年）里日本明确提出“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
今年1月22日，日本内阁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该计划提出，未来10年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为此，日本政府未来5年将确保研发投资规模，力求官民研发支出总额占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
其次，是日本人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而且将这件事做到极致。有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
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这些年全球都在货币放水，也就是用债务刺激经济。日本放出的水流进了产业整合、重组、创新、研发环节，中国的放水流进的是地产、基建和“城市化”。也就是说，日本的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中国的债务附着的是“土地产能”。
日本经济在沉寂中凝聚力量
目前，日本企业正从B2C领域，逐渐向B2B领域扩展、转型。松下从家电DNA，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今后，夏普将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食品、水、空气安全领域和教育产业；索尼复兴电子业务的计划遭遇挫折，电子领域今后将强化手机摄像头等核心部件。
风靡一时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电池是由松下提供的，松下还与特斯拉合资在北美建设一座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超级工厂；松下、三菱等还在研发氢燃料电池，今后一旦石油供应不足，日本的创能、蓄能技术将在全世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三菱电机发明了可涂沫式电池，将一种新材料涂到墙上，墙就可发电，涂到汽车上，汽车就可以发电，那么今后人身上穿的衣服也可以发电，多余的电可以并入电网。
如今，日本企业依然在核心零部件、上游化学材料方面保持优势。夏普、JDI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许多明星零配件，隐藏在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产品里。
中国制造商多数采购日本高端零部件，产品线涵盖范围广泛，从显示屏到WiFi模块，再到微小的储能电容陶瓷等不一而足。拿中兴来说，该品牌部分手机的显示屏购自日本夏普，镜头组件则交由索尼生产。
……
谢选骏指出：日本并为戏耍世界，而是具有世界最多的“二百年企业”。而中国呢？所有的老字号企业都被“社会会主义改造”给毁灭了。不仅如此，从蒙古入侵以后，中国就失去了“工匠精神”，亡国奴隶做起事来不可能认真，所以庞大的蒙古舰队才会在日本沿海遭到毁灭。明朝汉人好像复国了，却像俄罗斯人一样无法泯灭蒙古影响。接下来的清朝，中国再度遭到奴役，“工匠精神”更无从复活。民国刚刚刚喘息一下，苏联的入主再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工匠精神”其实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温床。
说“日本戏耍了全世界 被人们严重低估”的那些个“人们”，正是缺乏“工匠精神”的人们。
中国何时能够重获“工匠精神”，中国何时就能走上全面的复兴。
谢选骏：一带一路仿佛现代大运河
（一）
网文《一带一路高铁驶不出中国》说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称，针对泰国政府的一份今年11月的高铁线路招标广告，泰国民众调侃其是“哪儿都不了的铁路。”有消息称新投入施工的铁路全场仅为3.5公里。
该线路原为始发于中国南部的云南省昆明市，路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到达新加坡的全长3000㎞的高铁路线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见平将其视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核心工作，2014年经军事政变掌握政权的泰国军方也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一年度12月两国还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然而如今该项目能否成事变得前景不明。面对中国提出的年利率2.5%的贷款，泰国政府声称“日本提供年利率1%左右的开发贷款”，要求中国降低利率。虽然名义上是利率问题，但实际上泰国国内“一条比起国内需求，更多的是为中国提供便利的高铁线路，政府对中国做出了太大让步”的舆论批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两国协商破裂，泰国政府仅对最初规划的250km第一区间线路中的3.5㎞挂出了招标广告。而且就是这么长的铁路，泰国还对中国施压，说是要用本国的资金与他国的高铁技术建造。中国被泰国军方搬起石头砸了脚背。对于迎来“一带一路”三周年的中国，这样的情况是痛心疾首的。
习近平主席的招牌项目“一带一路”在作为始发站的东南亚等邻国出现了不少差池。一带一路是穿越东南亚、西南亚与中亚，通过一带与一路连接欧洲与非洲的项目，是在周边的65个国家铺设道路、铁路、输油管以及建设港口与机场的超大型的土木项目。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该设想后开始着手实施。
昆明始发至新加坡的高铁项目在这当中又是中国政府尤为重视的项目。因为这条线路可以实现一石三鸟，即出口，进军东南亚市场，以及建设不经马六甲海峡通往印度洋的渠道等。然而中国在东南亚区间连1m的铁路都未能铺设成功。
2015年12月曾在首都万象举行了盛大开工仪式的老挝也停止了施工。开工不过几天的时间，老挝政府就中断了施工。老挝政府在中断施工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提交关于该项目可能对老挝造成的社会与经济影响的报告。美国之声（VOA）报道称：“停工的真正原因是老挝国内的舆论批判。”多数舆论称，中国竟然要求GDP仅为120亿美元的老挝，在高达70亿美元的施工费用中自行解决30%的费用，这样的条件实在太过卑劣。甚至连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全给中国了”的批判声。
有消息称，泰国始发至马来西亚区间的线路也极有可能选择第三国的高铁，而非中国的高铁。
一带一路项目在非洲与欧洲等距离中国较远的地区进展顺利，却在亚洲地区与邻国陷入如此苦战，有分析称是因为周边国家的警戒心，担心对中国的依赖度会因此而加大。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称：“对于那些向中国借钱用于建设的国家而言，如果项目进展不顺利，就有可能因为负债而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一带一路”并非单纯像中国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实现互惠互利，稍有差池便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主权落入中国的手中。而且实际上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分施工都由本国的建筑公司与人力来完成。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乔纳森·胡斯拉格（音）教授称：“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为消化中国生产过剩的强制出口项目。制造业根基不如中国扎实的国家蒙受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二）
网文《隋炀帝为何要开通大运河？》则说，隋炀帝登基后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第二件事就是开通隋朝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隋朝大运河始建于公元605年，隋炀帝利用已有的经济实力，征发几百万人，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动用百余万民工挖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同年又用十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构成下半段。三年后，用河北民工百万余，挖永济渠，通涿郡(今北京)南，构成上半段。又过两年，疏通江南河，直抵余杭(杭州)。至此，共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隋朝大运河是在已有天然河道和古运河基础上开通的。它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的开通，对我国以后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隋炀帝实施大运河开凿计划，最初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是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主要有“交通说”、“经济说”、“政治说”、“军事说”四种说法，从这些说法来看，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完全是出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富国强民的考虑。但千百年来，民间一直持有异议，其中以唐王泠然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其《汴堤柳》中称：“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清流。”晚唐秦韬玉也认为，隋炀帝“种柳开河为胜游”。明末袁于令在《隋史遗文》中的评价更为直白：“秦政之筑长城，为防胡计，非为游娱也。开河之役，诚有功于后人，若论杨广，则只为流连之乐耳，未可与秦皇并也。”
从古人这些观点来看，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的原始动机不过是为了个人“游幸”的需要，即所谓“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在隋朝大运河尚未全线贯通前，即在南运河通济渠与邗沟刚开通时，隋炀帝便乘龙舟，率领着皇后妃嫔、文武百官、僧尼道士和大批兵士，大张旗鼓，大讲排场，前往其最早封地江都(今江苏扬州)巡游去了。隋炀帝先后巡游了三次，最后就死在扬州。
所以，历代都在传颂“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杜牧《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王许浑的《汴河亭》：“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汪遵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
显然，认为隋炀帝开凿隋朝大运河是出于“私意”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可是，为何民间会对隋炀帝的评价这么差？这主要是缘于开凿隋朝大运河和后期“龙舟巡幸”劳民伤财过甚，民众苦不堪言所导致的“民怨”。
据韩偓《开河记》记载，当时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者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最后征到民工360万人，但开凿到今天徐州境内时，民工已死了150万人，“下寨之处，死尸满野”。加上后来的“巡幸江南”大操大办，隋炀帝自然为天下人所痛恨，巴不得杨广早死，隋早亡。
对于隋朝开凿大运河，民间还有一种更为玄乎的说法，称隋炀帝出于“凿穿王气”的考虑。古代帝王都迷信，隋朝是刚结束南北分裂不久的统一王朝，隋朝皇帝更忌讳他地有“王气”。当时一位叫耿纯臣的人发现了他地“王气”。《开河记》开篇即称，“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于是，杨广的小舅子、谏议大夫萧怀静听风就是雨，提出了一个“破王气”方案：“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睢阳境内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
隋炀帝信以为真，遂开凿了隋朝大运河。明代齐东野人撰写的演义小说《隋炀帝艳史》中描写的“耿纯臣奏天子气，萧怀静献开河谋”，说的就是这事;民间大骂萧怀静也是缘于此事。
所谓“王气”，又称“地气”、“天子气”，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诞，但古人深信不疑。隋文帝杨坚为灭南朝王气，将陈都城建康(今南京)毁为菜地。所以，继承了隋文帝治国理念的隋炀帝，不可能不迷信“天子气”这套宣传理论。而且，从历史上看，隋炀帝并不是通过开凿河渠“泄地气”的第一人，秦始皇嬴政当年就曾在金陵“凿方山、断长陇、引淮水”，开凿河道，以泄东南“天子气”，形成了今南京市区著名的景观河“秦淮河”。
隋炀帝开凿了隋朝大运河后，民间很快就传出了“河不利隋”的传言，认为在全国境内开河反而动了隋朝杨姓的“地气”，让隋之国运“江河日下”，不要说500年了，连50年都没有，仅历37年隋朝就被唐朝取代了。显然，这是一种“附会”之说，开凿大运河耗尽了隋的国力、财力、民力，才是不争的事实。据《隋书》等史料记载，国家承平日久，“户口益多，府库盈溢”。隋文帝末年，国库能够隋王朝吃60年，即《贞观政要》中所说有“计天下储积，得供王六十”一说。大运河从公元605年开凿，到610元完工，仅6年时间就将隋文帝时可吃60年的家底全耗光了。此外，再加上在上隋朝大运河贯通后，隋炀帝加速对外扩张，东征高丽，让本已元气大伤的隋王朝雪上加霜，这些才是隋王朝快速灭亡的真正原因。
晚唐学者皮日休认为，隋朝大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但同时他也肯定了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其在《汴河怀古》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三）
从谢选骏“现代南北朝”历史分析看当今中国，类似南北朝晚期。中国真的会出现一个统一中国的隋炀帝吗？
谢选骏：匈牙利人是伪欧洲人
说“匈牙利人不是欧洲人”似乎有些奇怪，匈牙利明明在欧洲，匈牙利人怎么不是欧洲人呢？
首先，匈牙利语不属于印欧语言；其次，匈牙利人不是欧洲种族。最后，匈牙利人和欧洲人的关系并非源远流长的。
（一）
匈牙利有一些自称是“匈奴后裔”的人，他们日前要求官方承认其少数民族地位，但被驳回。此事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到“匈牙利人与匈奴人有没有关系”这个话题上来。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
匈牙利人是欧洲不属印欧民族的群体。目前，在匈牙利史学界有关匈牙利人（也称马扎尔人）来欧洲定居后的历史基本没有什么争议：一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长年向西跋涉，一位杰出的部落领袖阿尔帕德大公把7个主要部落联合起来，公元896年大举进入欧洲中部的喀尔巴阡盆地（现匈牙利）；公元1000年，阿尔帕德家族的后代圣·伊斯特万建立了匈牙利王国。为了纪念这一历史，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上有一座气势宏伟的纪念碑，7位古代骑士组成了精美的青铜群像。7位骑士的装束与古代欧洲骑士的不同，有东方游牧民族“胡服骑射”的特点。
那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吗？对于匈牙利人到欧洲定居前的历史，现在仍存有很大争议。
公元4至5世纪时，匈奴铁骑一度占据过喀尔巴阡盆地。现在，许多匈牙利男子还使用“上帝之鞭”匈奴王阿提拉的名字。
19世纪前，匈牙利史学界普遍认为自己的民族与匈奴人是亲戚。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匈牙利学者克勒什·乔莫·山多尔前往中亚和中国寻根。但到了奥匈帝国成立（1867年）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支持的“芬兰—乌格尔”历史学派的观点被官方采纳。这一历史学派依据语言学研究成果认定匈牙利语属芬兰—乌格尔语系，由此确定匈牙利人的祖先同芬兰—乌格尔民族较亲近，与匈奴人没有关系。现在，由匈牙利科学院支持的官方历史结论也认为，匈牙利人的祖先最早来自欧亚大陆交界地带乌拉尔山麓附近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不是匈奴人，也不是匈奴人的亲戚。
现在，匈牙利以马扎尔人为主，依据1993年实施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法律，官方正式承认国内的13个少数民族，如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吉普赛人等，没有“匈奴人”。
但在匈牙利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就是“匈奴后裔”，要求官方承认“匈奴族”的合法地位。诺瓦克·伊姆雷·约叔华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以“匈奴后裔”身份为骄傲的诺瓦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诺瓦克金发碧眼，肤色白里透红，和记者想像中的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相貌大相径庭。
诺瓦克介绍说，当年匈奴王阿提拉去世后，曾强悍一时的匈奴人迅速溃败，但他们并非彻底从喀尔巴阡盆地消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后来，阿尔帕德率领部落进入这个盆地定居时，所带队伍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匈奴后裔”。
“匈奴后裔”为了获得承认，去年征集了2500个签名，并得到匈牙利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确认。他们的倡议合法地进入国会议程。虽然几天前国会负责人权、少数民族事务的委员会拒绝了这项倡议，但诺瓦克认为事情并未结束，稍后将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据他估计，匈牙利目前约有10万名“匈奴后裔”。
据了解，官方认为“匈奴族”并不存在，理由是那些倡议者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三方面缺乏特性，他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谁。
（二）
马札儿人（匈牙利语：magyarok，英语：Magyars）为匈牙利主要民族（于2001年人口约为1千万），因此又称匈牙利人（英语：Hungarians），为乌拉语系，曾经在中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因此现代马札儿人带有突厥血统。他们为匈牙利主体民族，也分布于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及乌克兰，少数生活在美国、加拿大、巴西与澳大利亚。有人认为，他们最初生活在西伯利亚西南方巴什基尔一带；与他们最似的民族为曼西人。
波斯一位无名氏地理学家和葛尔廸齐提出有两个马札儿部落，一个是仍然停留在乌拉山脉的曼西人，另外一个就是离开了乌拉山脉，前往南俄的马札儿人。
在政治上，马札儿王室向来被认为源自突厥人的贵族，最早提及马札儿人源自突厥，为公元9世纪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斯，他说有个突厥部落卡巴尔进入中欧。马札儿人的王室，即阿尔帕德大公被认为出自可萨人。有位可萨可汗以马札儿人宗主身份，任命名为阿尔帕德的年青贵族作为马札儿人的大公，在潘诺尼亚生活后，马札儿人仍然为可萨人的臣下。后来在南俄因为受到佩切涅格人攻击，马札儿人前往喀尔巴阡山，有10个部落前往，突厥文为“on ogur”，即十箭与十回纥（7个马札尔与3个可萨部落）。他们进入中欧后到处侵扰，最远一次到达普罗旺斯。直到公元955年，萨克森人奥托大帝在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彻底击败并重创他们。他们（其中包括大摩拉维亚留下来的西斯拉夫人，也是马札儿人血统的真正来源）转为定居务农生活，在伊什特万一世圣斯提芬统治下，改宗基督教，不再对外族构成威胁。
在文化上，马札儿人与东亚文化圈在某些方面相近。例如，匈牙利人名命名方式是先姓，后名，最后身份，和周围的印欧语系完全相反，和东亚民族（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及韩国人等）同样，顺序为前姓后名。
所以在本质上，匈牙利人是比突厥化、鞑靼化的俄罗斯人，更加不是欧洲人的“伪欧洲人”。
谢选骏：保险业亵渎神灵
（一）
巴特·K·霍兰《机会的概率有多大》一书在谈到“保险与亵渎神灵”时写道：
缺乏可靠的死亡数据意味着保险业在一段时期内不涉足寿险，只专注于其他的保险。例如，大约公元200年罗马法学家Ulpian就已计算了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生存的比例。尽管Ulpian这方面的著作已失传，但他的数据在Justinian的《法规汇编》中所引用的一段有关养老保险金计算方法的文字中得以保存（《法规汇编》是一部源自公元533年的罗马法律汇编）。虽然这些统计数字的利用率有限，但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保险是针对海运货物的。巴比伦和腓尼基时代也一样。西塞罗（公元前160年一公元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在公元前49年曾把他的日用品的海上运输交由私人保险公司担保。保险费用依据承保人的险损经验和货物的价值而定。某些举世无双的艺术品总被认为是不可予以保险的，人们认为同时产生的多重损失对私人承保商来说巨大。因此，保险商不愿意因多起船损而破产。例如，公元58年克劳蒂斯皇帝给商人安排了抵御暴风雨的损失，很有点像今天的联邦机构负责赔偿保险公司赔付能力外的灾难损失。
尤其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对寿险的反对达到了巅峰，其他保险仍然盛行，包括为去圣地朝圣者保险：投保人付了保险费，如在途中被俘，则由保险公司支付赎金。但是基于投保人死亡的保险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那时的欧洲已是基督教世界了。雅克.迪帕克尔在他1996年版的《死亡率表》中写道：
推断生命长短与传统的基督教死亡观念不符。在封闭的中世纪思想体系中，死亡有着神圣的特点，不仅不能成为推测的目标，而且企图借助法律来控制生命也是不合时宜的，是对神灵的亵渎。每个人的命运隶属于神圣上帝的意志，神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其生命，要么出于对善的回报将其招入天堂，要么为了惩恶将其打入炼狱，使其遭受永久的毁灭。这排除了所有的预测，甚至所有的计算。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态度变得不是那样强硬了，而且社会组织、银行、财会和其他金融机构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复杂，提供人寿保险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可行。与此同时，反对人寿保险的意见也失去了根基。因此，尽管保守的统治集团基于道德的原因反对人寿保险，但必须通过法律来禁止这种保险，因为光是道德说教是不够的。例如，1570年在西班牙人寿保险成为非法，在1598年的荷兰人寿保险也成为非法。但是，思想的变化很快。不到100年，对死亡率的计算以及对寿命的预测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是以数据、概率和统计学为坚实基础的，似乎也没有人认为应予以反对。神学家或宗教上层人物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或出面阻止。“更妙的是”，迪帕克尔写道，“在人类各种现象中的统计规律的发现很快被解释为神谕存在的一种新的证据”。
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让世人认识到宇宙的各种数理规律。另一个英国人约翰.格兰特使人们对生死概率的数理规律的看法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格兰特1620年出生在伦敦，他一开始的工作是做买卖，尤其是做零星服饰用品交易。他担任过多个公职，并获得过少校军衔。1662年格兰特出版了《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此书一出版即大受欢迎。1663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至1665年该书第四版印刷发行，这一年伦敦发生大火，而一年前大瘟疫最后一次肆虐英国。
死亡表是根据伦敦堂区工作人员呈交的有关死亡人数的报告而编制的报表，这些报告含死亡年龄和死亡原因的分布。这些报表的编制在伦敦至少始于1532年，从1625年开始便以印刷形式发放，这有助于政府追踪瘟疫及其他流行病的传播情况。格兰特仔细研究了这些数据的质量及其可能的缺陷，借助于均数与分布情况来分析这些数据。而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则是构建了当今统计学家们所称的寿命表。他认为这种寿命表可以说明并能控制死亡的隐含规律的存在。
表3-1 格兰特关于存活率的数据
每100个新生婴儿中
在满6周岁时 64人存活下来
在满16周岁时 40人存活下来
在满26周岁时 25人存活下来
在满36周岁时 16人存活下来
在满46周岁时 10人存活下来
在满56周岁时 6人存活下来
在满66周岁时 3人存活下来
在满76周岁时 1人存活下来
在满86周岁时 0人存活下来
资料来源：格兰特，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伦敦，1662
格兰特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连串实际观察到的人群中的特殊数字，而且向人们说明死亡是怎样减少一组有共同特点的人群数量的。挑选一个假设的“整数”人群来制作与生命表进行对比的死亡表，将观察所得的死亡率用于这个整数，他发表了表3-1中的数据，一半以上的人于16岁之前死亡。
现在我们起用该表是从0岁开始，而不是从妊娠开始，不同年龄范畴都会用到。但是在追踪适当的共同群体经历时，运用不同年龄段死亡率的概念是相同的。
戈特费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曾在微积分发明者的归属上与牛顿有过激烈的竞争，他对生命表的分析有重要贡献。他设想出如何在获得像格兰特这样的数据时计算出不同年龄段的预期寿命。这一发展使当今更为精确的生命表成为可能，这些生命表是有关人类生存各方面信息的来源，内容非常丰富。
从死亡率到预期寿命
什么是预期寿命？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张当代生命表，那么这一统计量的含义及其与死亡率的关系就会更加清楚。表3-2是一张最近的生命表。这些数据是关于1996年美国女性的死亡率，来自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分支机构——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网站（www.cdc.gov/nchs/data）。大多数国家生命表都是几年之后出版的。这些数据的依据是死亡证，因此要确保几百万死亡人数的精确性和完整性，然后将其以计算机格式保存，以便分析，这确实是项艰巨的任务。
（二）
网文《从中美癌症存活率对比看中美医疗差距》指出：
以三种中国和美国致死率最高、最高发癌症为例：
肺癌：在美国和中国，肺癌都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2013年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16%。然而，由于早期筛查在美国的开展，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已达到70%到90%。其中，非创伤性的立体导向治疗 (SBRT/SABR) 结果与手术相似。中国肺癌整体存活率没有准确的报告数据，但一般认为五年存活率为8%-10%。
乳腺癌：美国乳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89%，早期患者治愈率已达98%。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增长很快，为每年3-4%，但治疗水平很低, 五年生存率仍不到60%。美国乳腺癌在Ⅰ期阶段即诊断出的概率为80%多，中国在Ⅰ期阶段诊断出乳腺癌的概率不到20%，一旦查出，多数已经转移或扩散。
前列腺癌：在美国，前列腺癌幸存患者接近280万，即每5例癌症幸存患者中就有1例是前列腺癌患者。美国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接近100%，15年生存率也高达91.4%。在中国，5年生存率仅为30%，差距显著。
不管是从整体还是某种疾病的相关数据来比较，中美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严格的医生培养制度：美国比中国多6年甚至更长时间
教育水平是国家医疗体制的基础，医生教育是医疗保健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医生教育理念和美国的完全不同。在中国，中学毕业就能进医学院，医学院学习5年，毕业就可以做医生。中国的医生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无明显优势，而劳动量却很大，因此不能吸引优秀人才。
在美国，只有最优秀的大学生才能报考医学院，而所有报考者中大约只有15%可以被录取。所有医生都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考入医学院以后，还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医生。大学4年毕业后考入医学院，4年医学博士毕业后还当不了医生，必须在指定的一些基地医院继续进行resident training（住院医师培训）。只有具备训练经历，才有资格参加医生从业资格考试。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专科医生，比如心、胸外科医生，5年的普通外科培训后之后还要到指定专科医院（如德州心脏中心,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2至3年的fellow。这样通过考核后才能成为拥有专科行医执照的专科医生。加起来，一个专科医生的培养，从中学毕业开始，至少需要13至15年。毕业行医时，医生的年龄都在31岁以上。在经过这样的培训以后，才可以成为主治医生，可以开始独立诊治病人。住院医生不同于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可以从政府获得资助，在他们成为主治医生后，他们的薪资会提高3到10倍。
如此严格漫长的培训使得美国的医生不仅训练有素，更较之其他国家的医生更显学术和严谨。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还有什么比人的健康和生命还宝贵呢？可以说在美国从事为人的健康服务的医生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和社会的精英。除了爱心，美国医生最直接的动力就是医生的高收入。一般来说，医生的收入在美国所有行业收入中排名前10%，有的科室收入可以排到前3%。医生的年薪从10几万美元到超过百万美元。如此，高专业性及高收入，使得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非常受到尊敬，也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职业。
2、中国的医疗资源相对紧缺，资源分配不均
在美国，看病实行预约制度，“预约”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医护人员有足够的时间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服务。一个医生一天只看几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可以享受到完善的诊断和治疗。美国医院非常重视培养医生要善于与人沟通，要有同情心和合作精神，特别是与患者的沟通。病人在门诊都是私密性较好的一对一服务，医生不厌其烦地解答、检查患者，一般初诊约45分钟，复诊约20分钟左右，遇到复杂病例可能时间还会延长。病人都知道：如果需要，他们有权利占用医生更多的时间。
在公立医院，美国医生的收入和诊治的病人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医生自己开私人诊所，收入是与病人量有关的，但是与药品，诊断或实验检查无关，只与其行医的专业行为有关。
相较而言，在中国，医疗资源十分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资源却仅占世界医疗资源的2%，也就是差不多1/4的人口只占用1/50的医疗资源。导致医疗资源紧缺的原因也包括中国政府医疗投入不足：美国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是13.6%，英国6.8%，日本7.2%，德国10.7%，而中国仅为2%。
同时，中国的医疗资源还有分配不均的问题。因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资源多集中在一线城市，进而造成了全国的病人蜂拥至上海、北京、天津或广州的三甲医院。病人数量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常常是病人通过彻夜排队好不容易挂上了号，真正见到医生以后的问诊时间却不过短短5分钟。患者根本无法和医生进行全面详细的交流问诊。这对患有肿瘤等重症的患者来说，当然难以接受。
3、中美的医疗技术尚未实现同步
美国高度发达的医疗产业带动医疗技术创新——美国医学界不断涌现治疗新技术和新手段，尤其是在药品研发和诊疗设备研发上全球顶尖。但是这些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手段，由于进入中国医院需要通过相当复杂的审批机制，因此时间上会比美国晚很多年，并主要集中在大医院。这方面中国的医院很难做到与国外同步。
4. 监督机制：三方监督美国医生
美国有较为完备的医疗差错或者纠纷善后体系，包括调解和医疗诉讼。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会有相对客观的司法评价体系。患者极少会走上血腥维权的无奈道路，而医生也极少会遭受血腥暴力。但是受到投诉或者遭受巨额罚款在美国医疗界倒是并非少见，一旦因医疗差错或者事故接受处罚，其后果对医生的经济和工作获得均是灾难性的。因而，所有的医生都必须有医疗事故的保险。
除了法律的监督，美国运行有效的医生自律组织，如行业协会等，以及医院董事会、保险公司，均会对医生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出现违法或失职，医务人员面临的就是终生被吊销执照，失去工作。因为医疗市场供需的平衡，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行为是不被允许，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美国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而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相关法律和善后机制却相对滞后，各类医学会也没有发挥应有的责任。就目前现状而言，医患冲突或者纠纷的高发是一个客观现象，其减少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三）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保险业亵渎神灵的话，那么现代医学就更是如此了：它不仅预测人的寿命，而且敢于人的寿命。
但是，为什么许多医生还会信神呢？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最终还是无能为力的，就像黑心律师尽管玩弄法律，最终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审判或神秘的厄运。
2016年10月6日星期四
谢选骏：族群分裂是阶级划分的结果
网文《当今中国最大隐患：族群分裂无处不在》说，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极端的思想（无论左右）在社会中永远都只占少数，大多数人，都会有彼此认同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历史、政治普遍都会有一种共识。这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争议永远都有，分裂随时存在。但因为是极少数人，所以他们间的分裂无碍大局，加上有制度保障，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安定。
华人社会（无论海内外华人）正面临着严重的族群分裂。这种分裂，我们时时处处事事都能感觉到。打开网络，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各种文章、微博、微信，都展现出这种分裂。左右两种思潮（姑且言之左右吧）截然相反，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就是朋友间、亲戚间，甚至兄弟姐妹夫妻父子间，只要谈及社会政治，谈及意识形态，就有可能出现分裂，互掐起来。有些朋友、同学因此断交，兄弟、父子因此反目，夫妻因此离异。
更有些人为此诉诸武力，大打出手。如广为人知的，北航教授韩德强殴打不同观点老翁事件；一些左派极端人士冲击围攻袁腾飞事件，等等。至于各种恫吓、谩骂、威胁，则无时无日无之，种种最肮脏最下流的语言都被用来攻击对方。如果以此比作"文革"，则文革早就开始了。
这种分裂的根子是因没有共同信仰（这种现状就不可能有共同信仰）。这种分裂就是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分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分裂又源于对历史事实的不同认知，源于对一些基本事实缺乏起码的共识。争议或者分裂的焦点，是对文革的看法，对毛泽东的评价，进而是对社会制度（宪政）的看法，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看法，对美国和西方的看法，等等。持相反观点的两个群体比例如何，很难作出统计。从网络、微博、微信对掐的情况看，约为一半对一半。但不同社会阶层的比例也会有所不同。按概率论，则这种分裂在党内、军内，甚至在高层都可能存在。只是因为他们处境不同，这种分裂不会轻易暴露出来。
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分裂。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任何种族出现这样的思想分裂。举例说，就是像俄罗斯这样民主政治还不那么成熟稳定、具有争议的国家，他们都存在共同的价值观。东正教仍然是俄罗斯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俄罗斯无论朝野，包括最高领导者和普通民众，对前苏联的专制历史都有深刻认识，并因此作出全面反思。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这些历史写进教科书，让世世代代记住这些历史教训。
当然，一个社会存在不同思想观点是正常现象。但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极端的思想（无论左右）在社会中永远都只占少数，大多数人（或者按我们的说法95%以上的人），都会有彼此认同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历史、政治普遍都会有一种共识。这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争议永远都有，分裂随时存在。但因为是极少数人，所以他们间的分裂无碍大局，加上有制度保障，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安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民间有三亿枪支，而不会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人能说服谁，没有人会理性地听对方的话。纵然不乏资讯，但人们都只是选择性的参阅资讯，形成越来越顽固的立场观念。这种族群分裂显然充满潜在危机。中国社会一旦出现风吹草动，这种分裂就会迅速发酵，就会失控，产生巨大灾难。其后果只能比国共内战、比文革更加恐怖更加惨烈。这也是中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进步的最主要障碍。
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是长期对历史事实真相的掩盖、封锁，是对自由讨论的干预。在1980年代，社会比较开明，思想讨论相对活跃，已慢慢接近这些历史真相。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当局为了现实的利益（统治的需要），搞历史虚无主义，将讨论历史真相列为禁忌，又将一些虚假信息列入教材，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举例来说，电视节目常常根据需要，随意删除镜头中的某些历史人物；出现在电影《开罗宣言》海报上的是毛泽东头像，而真实历史是毛泽东与"开罗宣言"没有关系。又如，一幅油画《开国大典》，因政治的需要反反复复涂了又改。
但在现代资讯时代，封锁这些信息显然不容易做到。许多人还是知道了部分真相并进行独立思考。这样，掌握了不同资讯、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就形成对立，形成今天这样的分裂局面。
其实，历史事实就摆在那里。如果能有个公正的公共平台，如果不受任何限制，让人们畅所欲言，自由讨论，事情总是能说清楚的。许多证人还在，证据还在。事实就是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否定不了。真相出来了，是非也就明白了。真理也就明确了。
事情也许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归纳起来，只要能弄清楚如下几个事实，也就离真相不远了：
一、共产党在建政前是否极力主张、争取民主自由，主张建立宪政；是否主张军队国家化；是否强烈反对一党专政？如果是，为何现在就不准说了？
二、国民党军队是否抗日战争的主力？如果是，为何不承认？蒋介石是否躲在峨眉山上不抗日，抗战胜利后就下山摘桃子？
三、土改、三反五反将地主杀死，将地主资本家财产没收，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的，为何现在资本家更多、更富，他们还可以入党；土地、房屋也都可以出租，而且公开承认私人财产是合法的？
四、反右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的，为何几乎所有右派都平反？如果是错的，为何不准讨论？
五、三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原因是什么？如果是真的饿死数千万人，为何不承认？连杨继绳研究大饥荒的书也禁？如果是假的，为何不让专家自由研讨？为何不将真相公布（如，这三年的气象资料、苏修逼债的资料等）？
六、彭德怀冤案真相是什么？彭德怀如果证实是蒙冤被害，那么责任人该当何罪？
七、朝鲜战争的真相是什么？这场战争是谁发动的？应如何评价？越南战争的真相是什么？是谁先发动的？
八、如何评价文革和毛泽东？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如果文革是错的，为何研究文革却成为禁区？作为文革执行者的从犯江青被判死缓，那么主谋该当何罪？该如何评判？（举个简单例子，抓住一个犯罪团伙，如果从犯判处死缓，主犯该判什么罪，是幼儿园小朋友都懂的逻辑）。
九、真的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吗？如果是，它的本质、核心是什么？中国现在实行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吗？
好了，就举这么几条，如果能讨论清楚，事情就七七八八了。当然，造成这些思想混乱的原因还有多种。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贪污腐败；如教育、医疗改革的失败，等等，都会让一些人转而怀念过去，错以为回到左的道路会更好。这些问题都互有关联，错综复杂，关系到政治改革。这是另外的大题目。本文暂不讨论。
话说回来，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这种族群思想分裂已积重难返。人类的观念形成于婴幼儿时期。从幼儿园、小学阶段就灌输的信息，已经在人脑子里深深刻下印迹。人的脑子一旦装进什么，就很难改变它，很难再磨去。这些人成长后思想已经固化，不愿或很难接受不同观点不同看法。他们会拒绝承认事实，所以还是比较悲观的。
真正能起作用的是国家政权。只有通过国家行政立法，从小学教科书开始，从幼儿园开始，让孩子们知道历史真相，避免接受虚假的东西，从小听真话，讲真话，真诚做人。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只有让少年都知道真相，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当然，知易行难。这与重建民族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是一体的系统大工程。任重道远。
……
上文大致不错，但没有说到族群分裂是阶级划分的结果……在中国，从来都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从来都是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社会基础的。
中国社会的这一现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批驳。
谢选骏：毛泽东是一把扫帚星
（一）扫帚星原始
毛泽东是一把扫帚星，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但是这个基本常识却容易却人们忘掉。
所以有人赞他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救星，有人说他是千年不遇的妖魔鬼怪。
其实毛泽东不是什么，只是一把扫帚星星：
1、他是“男人”却不长胡子，
2，他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一旦死去就烟消云散了。
3，毛泽东思想是“扫帚星宣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4，扫帚星的学名是彗星，毛泽东就是彗星，所以他就是靠一个名叫“杨开慧”的女人开始进入如上流社会的。开慧这个名字的历史作用，就是“开发了彗星毛泽东”。
5，彗星以其拖拽长尾而得名扫帚星。汉族民间传说扫星主扫除，见则有战祸，或天灾。现代理解成将会带来灾难或厄运的人。
6，扫帚星的名称，原本主要针对女性而言。例如帮助文王兴周的姜子牙的妻子（马氏要求姜子牙休了自己，后姜子牙发达后上吊自杀。所以只能算是前妻）马氏就被封为“扫帚星”。但毛泽东没有胡子，所以他是一个变形扫帚星。
7，扫帚星得名缘由以后拖拽长尾而得名，寓意将会带来灾难或厄运的人。
（二）扫帚星引申
1，封神台上的姜子牙封马氏为“扫帚星”后世均目为晦气女子的象征。
2，古代命理学家认为铁扫帚是个凶星，女人命中犯了铁扫帚最为不吉，克夫再嫁，乖背破家。根据披廨老人的口传，男命同女命一样，命犯铁扫帚也不吉。
3，基本属相：
凡是以下属相的男女，犯铁扫帚：
申（猴）子（鼠）辰（龙）： 男出生在正月 女出生在十二月
亥（猪）卯（兔）未（羊）： 男出生在二月 女出生 在八月
寅（虎）午（马）戌（狗）： 男出生在四月 女出生 在七月
巳（蛇）酉（鸡）丑（牛）： 男出生在六月 女出生 在九月
铁扫帚也有吉凶之说。生在上午的人，命犯铁扫帚是把家财向外面扫，越扫越穷，才是真正的不吉；生在下午及晚上的人，命犯铁扫帚，是把外财向家里扫，越扫越富。
对于女命来说，犯了铁扫帚是夫家所忌讳的。披廨老人说：当女方出嫁之时，在娘家凑足“五谷”，让陪同出嫁的送客随身带到夫家大门口抛在地上，新郎递给新娘一把新扫帚，让新娘把“五谷”扫进院内，然后用红布包起来，放在夫家的柜子里，以示旺家。
五谷，五种不同的粮食。例如：小米、大米、玉米、小麦、高粱，豆类等等。
如此看来，扫帚星毛泽东的生日大有问题，他很可能不是生在1893年12月26日的。
（三）彗星科普
定义
彗星除了离太阳很远时以外，彗星的长长的明亮稀疏的彗尾，在过去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认为彗星很靠近地球，甚至就在我们的大气范围之内。1577年第谷指出当从地球上不同地点观察时，彗星并没有显出方位不同，因此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它们必定远离地球。每当彗星接近太阳时，它的亮度迅速地增强，对离太阳相当远的彗星的观察表明它们沿着被高度拉长的椭圆运动，而且太阳是在这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与开普勒第一定律一致。彗星大部分的时间运行在离太阳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它们是看不见的，只有当它们接近太阳时才能见到，大约有40颗彗星公转周期相当短（小于100年），因此它们作为同一颗天体会相继出现。
发现
公元1066年，诺曼人入侵英国前夕，正逢哈雷彗星回归。当时，人们怀有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夜空中这颗拖着长尾巴的古怪天体，认为是上帝给予的一种战争警告和预示。后来，诺曼人征服了英国，诺曼统帅的妻子把当时哈雷彗星回归的景象绣在一块挂毯上以示纪念。如果用中国思想来解释，这就是扫帚星横扫一切的结果。
中国民间把彗星贬称为“扫帚星”、“灾星”。像这种把彗星的出现和人间的战争、饥荒、洪水、瘟疫等灾难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在中外历史上有很多。
典型的彗星由彗核、彗发与彗尾这3个部分组成。彗核由比较密集的固体质点而组成，周围里云雾状的光辉便是彗发。彗核与彗发合称做彗头，其后面长长的尾巴称彗尾。此扫帚形的尾巴，并不是生来便有的，而是在接近太阳时，因受到太阳光的压力而形成的，因此常背着太阳的方向延伸出去。而彗星的体积，太阳系里面随便哪一个行星，都没法和大彗星相比较，闻名的哈雷彗星，它的彗星部分直径便有57万公里。有记录的最大的彗星，其彗发部分直径长达185万公里，至于它的长度，最大的，自头到尾竟然长达几亿公里。当然宇宙空间有很多彗星，可绝大部分全是小彗星。
史料记载
在《天文略论》这本书中介绍西方科学近代太阳系学说时，书中写道：“天文之学，由来久矣，然古人皆谓天圆地方。”此“古人”当包括中国人，“天圆地方”明显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在介绍彗星时，书中写道：彗星为怪异之星，有首有尾，俗象其形而名之曰“扫把星”，同时与“扫把星”类似的词语还有“扫把佬”“扫把眉”“扫把头”等。
相关报道
欧洲航天局“罗塞塔”彗星探测器的成功发射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彗星又被称为“扫帚星”，它吸引人类的“魅力”何在呢？“罗塞塔”所要观测的是一颗什么样的彗星呢？“罗塞塔”将要探测的彗星名为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是以1969年发现它的两位原苏联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它是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彗星，彗核直径约为3到5公里，围绕太阳飞行一圈的时间约为6年零6个月。
预计这颗彗星运行到距离太阳约5亿公里的最近点后，其冰冻表面开始蒸发，扩散出的气体与尘埃会构成长长的彗尾，它的彗尾可延伸数万公里，当彗星被太阳照亮时，地球上人们肉眼可见的“扫帚星”便出现了。
天文学家认为，彗星是由太阳系诞生初期的物质构成的，由于它自身温度极低并处在温度极低的宇宙空间，因此太阳系诞生46亿年来，彗星几乎始终保持着形成初期的状况，对彗星的研究将有助于人类揭开太阳系形成之谜。一些彗星上可能有外来的有机成分，而数百万个有机分子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聚合物，进而可能形成生命所必需的蛋白质、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分子。因此正如欧洲航天局专家所说，探测彗星可有助于释解地球上生命的起源。
此外，彗星撞击地球会引起灾难，地球上的水也可能来自彗星。因此，研究彗星也将有助于揭示这些长期困惑人类之谜。探测彗星的本质及组成成分，还可了解太阳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
（四）结论
扫帚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泽东之谓也！
谢选骏：封建制度不是封建社会
（一）
网文《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的区别》指出：
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00年左右的欧洲历史，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世纪”。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消亡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段历史。中国历史学家习惯上称之为西欧封建社会。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应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一直到清朝前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与农民阶级构成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还是有区别的。
第一，经济基础不同
中国封建制度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而西欧实行的是土地领主所有制，这是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土地关系上的区别是最重要的。正因为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才导致中国的封建社会始终以统一或局部统一为主导，而西欧自法兰克王国分裂后再也没统一过。
（谢选骏指出：这显然错误。因为在中国先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显然不是土地私有制。）
第二，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不同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中央集权的，地方官吏由皇帝任免，不世袭，地方军队也由中央控制，地方官无法私自招募、调动军队。而西欧的贵族诸侯在自己领地拥有行政、财政、军事等所有权力。可以招募私军，爵位也是世袭继承，可以自行指定继承人。除了要承担对中央的纳税等有限的义务以外，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
第三，贵族的地位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贵族领地很小甚至完全没有领地，往往集中在中央，享受尊荣和富贵，大部分时候无法对政治产生太大影响。某些特殊时期出现过“七国之乱”之类的地方贵族对中央王朝的叛乱也很快被平定。所以中国的皇帝绝大多数时候都保持了对贵族的绝对优势。可以说，贵族是依附于君主而存在，中央政权灭亡了，前朝的贵族往往就烟消云散了。
但西欧不同，西欧封建国家的君主和贵族之间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君主是贵族的代表，必须维护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君主对贵族缺乏绝对的控制力。在贵族的领地，君主的命令和法律往往无法直接起效，而要经过贵族的认可才行。因为君主是依靠贵族而存在，如果君主无法维护贵族利益，他的地位就非常危险，甚至会被贵族联合起来推翻。
第四，君主的产生和继承不同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王朝的更迭主要不是以血统来决定的，而是武力。改朝换代往往是某个杰出的英雄造反推翻前朝建立新朝。然后君主的继承往往是在直系后代中传承的。而西欧的封建社会，君主的更迭更依靠血统。由于受基督教影响，西欧君主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君主出现绝嗣的情况非常常见。于是就会在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地方贵族中产生新的君主。甚至跨国的政治联姻会产生某君主同时成为几个国家君主的情况。比如查理五世是西班牙国王和卡斯蒂利亚女王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孙子，还有其它几个国家的王室血统。他后来同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那不勒斯国王、西西里国王。但是即使是这样，他并不能把这些国家统合成一个国家，因为他的王位只是重叠了，相当于他“身兼数职”。他死后，这些职位仍然会分别选择继承人。这就是西方君主和中国君主的一个很大区别。西方是贵族中产生君主，而中国是英雄人物成为皇帝，与他相关的人才会成为贵族。
第五，与宗教的关系不同
在中国古代，宗教是依附国家存在的，宗教权力从来没有超越过世俗权力。即使在佛教势力极盛的南北朝和隋唐，佛教的尊崇地位的基础也是皇帝和国家。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宗教马上陷入灭顶之灾，如历史上几次“灭佛”之举都使宗教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因为在中国不存在能与“天子”抗衡的宗教领袖。
但西欧基督教社会，教皇的权威一度是凌驾于各国君主之上的。教会和皇室的权力斗争贯穿在中世纪历史的始终。著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权力斗争就很有意思。教皇以开除教籍的手段逼迫亨利四世低头，亨利四世在当时也算是很有能力和势力的君主，也不得不跪在雪地里请求教皇的饶恕。因为一旦真的被开除教籍，不但他自己皇位马上不保，其它基督教国家也可以堂而皇之以讨伐异教的旗号联合起来对他宣战。但是亨利四世在暂时隐忍之后也找机会放逐了格里高利七世，另立了一个教皇。他们两人的争斗是中世纪教权和皇权之争的一个缩影。直到宗教改革运动，教会对西欧国家的强大控制才逐渐瓦解。
（二）
西欧封建制度指的是西欧中世纪与贵族骑士相对应的法律地位及军事责任制度。主要围绕着三个中心：领主、封臣及土地。
定义封建制度要求很多的条件，因为现阶段还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义。然而自从1960年代，许多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在封建制度中包括了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加入了被束缚在庄园制的农民阶级，而被称为“封建社会”。
还有一些人自1970年代起，重新审视了之前的证据并得出结论——封建制度是一个不可行的术语而需要被从学术和教育讨论中去除，或者至少在使用时需要加上严格的限制和警告。
封建制度形成于第八世纪；11世纪开始定型；之后的两百年是全盛时期；13世纪中叶之后，王权巩固后封建逐渐没落，但他的影响至今仍在欧洲各个层面留下痕迹。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封建制度的概念一般仅仅用于类比（称为“半封建”），最常用于讨论在将军们统治下的日本，有时候也用于中世纪和贡德尔时期的埃塞俄比亚。然而，有些人把封建制度类比更广，把古埃及、帕提亚帝国、封建制的印度（封建印度），甚至于19世纪的美国南部（美国南部历史）。
最早使用“封建”（Feudal）字眼的是17世纪（1614年）的英国和法国律师，当时此词用来指称的这种制度正在迅速地消失或完全消失。封建制度盛行的时期，没有作者曾经用过此字。封建制度来自法语“féodalisme”，是法国革命期间所造的字。此字具有贬义，是用来形容任何视为不公或过时的法令或习俗。这些法令或习俗大部份或多或少与中世纪采邑制（拉丁语：Feudum，首次出现是在西元884年的一份法兰克语的文献中）有关，并且因此合成为此单一名词。英国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在其作品《汉弗雷克林可》“Humphry Clinker”（1771）嘲弄此字：“每个政策、习俗、甚至性格的古怪之处都可上溯至此（封建）源头……我预计可以看到男用短裤及buttered麦酒都会归因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
（三）
封建制度的历史传统有以下区别：
1、罗马传统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治形式，但跟土地的支配有密切的关系。罗马帝国在戴克里先前，田租是根据土地的大小而非收成而定的。这使得在荒年时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在这种经济压力下，许多农民就将自己的土地献给了大地主，由自由民转而成为佃农。接收到土地的大地主则保证贡献土地农民的使用权。所以一个拥有了“所有权”另一个则是“使用权”。农民不再需要被课重税。这些大户通常是不用缴税的元老特权阶级，为了保障这样的约定而有了"Precarium"这种契约的出现。大户取得土地，而农民可以不用烦恼税付。而这种契约形式更衍生出了“增地契约”（Precaria remunerate）以及“赐地契约”（Precaria data）这两种契约。这些契约形式成为了这种土地支配方式的法律依据跟保障。而戴克里先冻结了各种行业，农民属于土地不能转业，更使这种制度定行下来。
2、凯尔特传统
高卢地区的凯尔特人有“随从”的组织。其职务是平日执行酋长命令，战时协助酋长抗敌。这是一种主人与附庸的关系。封建制度中的“Vassus”（附庸）一词就是来自塞尔特语。
3、日耳曼传统
中世纪封建制度发达的地方大多是日耳曼人的所在，日尔曼传统对封建发展也有直接影响。日耳曼特有的战友团（Commendatio），也是封建制度的起源之一。其中的年轻人向老战士宣示效忠，并且共享其社会地位，这就是罗马传统所没有的。两者在这样的仪式下共享社会地位，皆为贵族。而日耳曼建国以后，也使用这样的私人军队。用土地来作为雇用私人军队的代价。封建制度的军事意涵可以从这个传统一窥一二。
4、墨洛温王朝传统
墨洛温王朝有两种制度跟封建制度有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一个是“赐地”（Benefice），一个是“豁免权”（Immunity）。墨洛温时代，国王将地方政府托付给郡守（Counts）；其大多是国王的亲近，为了感谢其贡献，国王会赐给他们土地。此外国王也会给教会一片土地，作为宗教服务的代价。国王保有土地的主权，而所谓的受惠者（Beneficium）有土地权。到了加洛琳王朝，这种赏赐成为了世袭的制度，而赏赐的土地开始转为“采邑”（fief）。而豁免权则是不受到地方政府管辖。而这种豁免权也在后代赏赐的土地中承接了，而不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让受封的领主有了对土地的政治控管权力。
5、加洛林王朝传统
加洛林王朝为了对付阿拉伯骑兵，铁锤查理也开始组织骑兵队。为了赏赐骑兵队的战功，开始没收教会土地作为赏赐。这也是封建制度的军事层面一个重大意涵的起源。
（四）
封建制度的构成因素：
1、附庸之权利与义务
附庸在封建时得到了领主的保护，举凡其生命、声誉、财产受到威胁时，领主有义务要保护。领主也不能对附庸有损害其权利的行为，否则附庸可以提出终止关系的要求。这可能会导致战争，这也是封建制度稳固的原因其中一点。而附庸如果有违反封建制度法律的情势时，有权利要求同等地位之附庸群组成陪审群，来裁决这个案件。领主不能独自审判，这也是日后陪审制度的起源。
附庸的义务在于提供领主军事服务，农奴与骑士都是封建庄园的构成要素。但两者工作截然不同，农奴负责生产，骑士则保卫庄园。而如果是多重的分封，其对自己领主的领主也有相同义务。有时也要为领主有经济上的援助，平日封建社会贵族不纳税，但他们在战争时仍须对领主有经济上之援助。
2、领主之权利与义务
领主在附庸未成年时可以成为其监护者。也可以控制附庸的婚姻权，如同附庸的父母。也可以没收采邑以及再分封。
3、政治的形式
封建制度不只是土地的分封，国王同时把一些国家行使的主权让与封建领主。如司法、财政、军事等。因为土地成为了私财产，国家也开始成为私产。原则上国王还是以国家为出发点，但是封建领主得到权力不是因为国王的认可，而是土地的拥有。使得国家的权力让渡到私人手上；地方政府的势力开始庞大；政治权力分裂。这种情形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迦洛琳王朝的崩溃无法有效控制各地方政府的缘故。
4、土地的占领
封建制度的根本在于土地，有土地才能有封建制度，后者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封建领主必须有一块领土，否则无法行使统治的基础。而采邑的拥有主要是因为军事的服务。附庸之所以有一块土地，即由于附庸给予领主一定的军事服务。封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契约，军事服务是一种商品，土地则是代价。领主给予武士土地换取其效忠与保护。但虽然称为一种契约，却没有终止的情况。只要武士继续履行其义务，就可以继续拥有土地。在封建社会中，没收采邑是最严重的惩罚。同样的，如果受土地者死亡，只要继承人继续履行义务，就不会收回土地。这样让封建制度渐渐走向世袭的制度。而长子继承（Primogeniture）也是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土地固然可以分裂继承，但为了完整性还是会由长子全盘接收。
5、私人间的臣属关系
封建制度的契约性质造成了领主跟附庸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维持这种制度，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这样的制约。领主跟附庸都是同一个贵族阶级。所以臣属关系不是说身分的高低，而是一种权利跟义务的对等关系。这种关系跟土地的赏赐构成了封建制度。虽然这种关系是封建制度的必要条件，但臣属不一定会形成封建制度。
（五）
封建特色：
封建制度有三大最基本的特征：领主、封臣和采邑；封建制度的结构由这三大元素配合。领主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封臣是拥有领主所分封给他们土地的人，而这些分封出的土地就是采邑。封臣要为领主战斗，作为对领主给予采邑的回报。在领主、封臣和采邑之间的关系与责任构成了封建制度的基础。
在一个领主把土地分封给某人之前，他得先令那人成为封臣。这需要一个正式的象征性的仪式，称为赞誉仪式（commendation ceremony），该仪式包含两个部分，忠顺誓言（act of homage）和效忠宣誓（oath of fealty）。在忠顺誓言中，封臣承诺听从领主的命令作战。“效忠（Fealty）”来自拉丁语“Fidelitas”，也就是忠诚；效忠宣誓因此成为一个保证，即封臣会忠于领主。一旦赞誉仪式完成，领主和封臣就建立了封建关系，拥有了双方承认的相互间的义务和责任。
领主对封臣的主要义务是给予一块采邑或是其收入；采邑是封臣建立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此外，领主有时还需要承担别的义务。其中一个就是维护这块采邑。由于领主并没有割让这块土地而仅仅是租借，所以维护这块采邑仍然是领主的责任。而封臣拥有权力获得该采邑产出的收入。另一个领主需要承担的责任是他必须保护采邑和封臣不受伤害。
封臣的主要责任是向领主提供“援助”，也就是服兵役。封臣用采邑的产出来配备自己的武器装备，并响应领主的征召服兵役以保证领主的权益。这种军事上的安全机制是领主建立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此外，封臣有时候还需要承担对领主的别的责任。其中一个就是向领主提出“忠告”。这样当一个领主面临大的抉择，比如是否进入战争，他会召集所有的封臣并召开一次参议会。封臣也可能被要求上缴采邑产出的一部分给领主。封臣有时候也被要求在领主所有的磨坊和烤炉中磨碎谷物和烘烤面包并向领主缴税。
封建制度中的关系都是围绕着采邑。根据领主的权力，封地可以是小至一块小农田或大至一个区域的土地。现在封地尺寸的标准和过去相当不同。封臣关系并不限制于圣职者；主教和男修道院院长也可以是统治者。
因此，有很多不同“级别”的统治权和封国。国王是一个领主，他租借采邑给贵族们，他们是国王的封臣。
同时，贵族是他们的封臣，是他们的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的领主。这一传统形成的基础的'君主制'来作为一个帝国联盟与世界秩序。
（六）
封建社会指实行封建制度的社会状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常用的学术名词。
封建这个字的由来，马克思主义史家基于法律的论点，认为它主要强调划分土地所有权。目前一般将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做为对比。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社会”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封建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都使用了同一个名词，使人混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封建社会”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而不是一种“社会”，属于政治制度范畴。
许多中国大陆及西方史家并不认为中国有过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分封制度），或者认为中国封建制仅限于先秦时期。但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原本，马克思本人曾声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仅适用于西欧，不适用其他国家文明社会，但其后的列宁、斯大林等人想将这一史学思想推向全世界），此一独特史观认为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封建社会时期，如欧洲从9世纪到大约15世纪，都算是封建社会时期。而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也历经很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社会中除了强调土地划分拥有权之外，通常也有上对下，很明显的阶级制度。
2003年后，在中国大陆一些进行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地区，教科书中已不再出现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表述。关于人类社会阶段的划分，则使用诸如“史前时代”、“农耕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等短语。欧美史学家通常把商朝和周朝称为“封建领主社会”，把秦朝和汉朝称为“封建地主社会”。
另有中国史家梁漱溟批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主要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中国“土地革命。梁漱溟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近代社会的产物，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国情与欧洲不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马克思以机械观的眼光来解说社会的蜕变改进，我想在欧洲或是适用的，……倘必以此为准据要普遍地适用于一切民族社会，恐其难通；尤其本此眼光以观测印度文化或中国文化已开发后的社会是不免笑话的”，他说。
（七）
“封建社会”一词在中国的使用情况
“国民政府”曾使用过“封建社会”一词。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生效。宪法生效前，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发布广播讲话，庆祝国家走上宪政之路。
1947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广播讲话摘要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就是耶稣降生一九四七年的圣诞节，将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全体人民统一独立平等自由新生机运肇始的一天。我们新宪法特点，就是它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普遍的给予我们全国的同胞。这个新宪法确认了全国国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它在国家统一与自由之下，于一个自由人民的精神中孕育诞生。我们认为新宪法的实施，只是完成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最后目标的初步。但这对我们中国三千年来专制政体和封建社会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我愿我们全国同胞，凭着信仰和虔诚，共同一致，努力前进。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大陆的教育系统对“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两个概念的内涵的并不做区分，统一指中国秦朝以后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造成极大的混乱，以便于共产党趁乱夺权。
近年来，始有大陆学者提出廓清这个概念的要求，认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忽略中日、中欧历史差异，引入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的语用范式。……建议秦至清主要时段社会形态的名目，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更替‘封建社会’；秦至清两千余年可简称‘皇权时代’（谢选骏称之为‘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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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马克思主义对封建社会的叙述
1、封建社会的定性
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生产资料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或封建领主）手中，故而能够形成“地主（封建领主）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根本即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使用土地的农民通过榨取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其他阶级。同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有通过契约租赁、缴纳地租、雇用佃户等方式实现，但其本质依然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会改变封建社会作为一个阶级社会的本质。
2、独有的封建思想
封建社会中往往存在相当明显的阶级制度，如中国的宗法制，西欧的教主-国王-领主-爵士制，形成金字塔式的统治架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也是如此完善的，通常领主分封的爵士不会再对国王效忠，也因此有了一句名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西欧的社会习俗，在罗马法衰落以后，事实上是由习惯法所安排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论之以完善或者不完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一句话虽然著名，但其出现的时代不会早于14世纪，其时已经接近欧洲封建社会晚期）然而这种统治结构能够长期维持下来的，就是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通常以“君上大权”为骨架，融入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汇集成，其中也含有一些道德价值观，如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日本的武士道。
3、封建社会的变化
在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的，就是对其生产关系的破坏，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旨在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改变整个封建制度）的阶级斗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力。
最早的资本主义诞生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意大利，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区。
代表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由于生产的目的由单一满足转变为向社会提供产品，从而决定了生产关系将有别于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自然经济受到冲击，开始瓦解，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丧失生产资料，成为无产阶级，再由工厂主——最早的资产阶级与他们签订雇用协议，形成新的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力。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对原有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进程，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有能力扫清一切有悖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如“天赋神权”、“三纲五常”等思想，“男耕女织”等生产结构，最终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国家。
4、封建社会的归宿
通常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据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各种关系，形成君主立宪制（英国、沙皇俄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等）或共和制（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等）。
……
谢选骏指出：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或基于社会形态的特殊变化，还有所谓“由封建社会形成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之类的白痴说法。但实际上，封建制度不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其实指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指的是，中国社会逐渐西化的过程。
谢选骏：人对死尸的恐惧程度根据亲疏而定
人对死尸的恐惧程度根据亲疏而定。
例如，人最害怕哺乳动物的尸体，对一只老鼠的死尸，比对一条大鱼的死尸，更为敏感。
人对昆虫的死亡作不敏感，而在哺乳动物中，和人越像的动物，其死亡就越让人们印象深刻。其生理原因可能是，越接近自己的动物，其死因就越是可能威胁人类。而且，越接近自己的动物，其尸体就越可能造成人类的传染病。
同样的道理，人对与自己属性越为接近的种族，对其尸体最为敏感。
如此看来，人应该对自己亲属的尸体，最为恐惧。
因此，人们发明了葬礼。葬礼就是用来美化死者的。
从《人类死亡学》第十七章“人类死亡的安葬方式”，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从灵魂观念的出现到有意识地安葬死者，而后形成固定的葬俗，其间经历了十几万年的过程。原始人类最早有意识的埋葬，始见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普遍安葬见于新石器时代。对死者有意识的埋葬表明原始人对自己集团成员的关怀，也是原始宗教观念的反映。本章将论述人类对死者尸体的处置，安葬的葬法、葬式与葬制，葬具与坟墓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墓室中的建造、装饰和石刻等，将归纳在死亡的艺术篇章中介绍。
第一节 人类对尸体的处理方式
人死亡之后，埋葬之前大多都要对死者尸体进行处理。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做法各有不同，但总的原则是对尸体进行清洗、防腐、修饰，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与怀念，此外还有请求死者对生者的庇护保佑的意义。
一、古埃及尸体的防腐措施
古埃及人擅长对尸体的处理，金字塔中的木乃伊闻名遐迩。古埃及人的死亡观念中，一个人能否永生，主要取决于肉体外壳能否被保存完好，为此，对尸体特别注重采取防腐措施。防腐处理时，先从尸体的头部取出脑、从体内取出除心脏之外的全部内脏器官，清洗内腔后放上香料，然后把尸体放入泡碱中经过70天，用至少15种不同的材料如蜂蜡、肉桂、葱、各种树脂等对尸体进行处理。然后给尸体戴上饰物，在腹部切口贴上一层厚金箔，再用经树胶和树脂浸透的亚麻裹尸布将尸体裹起来。脸戴面具是木乃伊的特色，一般人面具是用麻布制成的，而法老和贵族的面具是用金字制成的，最后再用白布殓衣覆盖起来。这种防腐工作进行的时间长，程序复杂，一般从死亡到安葬要花两个半月以上。
除了古埃及之外，智利北部阿利卡的木乃伊防腐法也很普遍，在这里，千年古尸到处可见。据测定，在阿利卡出土的木乃伊中，有一具竟有7千多年的历史，其年代比古埃及最古老的一个木乃伊还早3千多年。除了复杂的防腐过程外，当地干燥的地理环境，也使阿利卡成为可靠的天然护尸地。
二、形式各异的尸体处理方法
（一）尸体处理的基本方法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有着不同的办法，基本的原则在于净化尸体。宗教视尸体为搬运灵魂的工具，肌肉被视为是可以丢弃的，而骨头则被视为具有永久保存的价值。许多民族和天主教、基督教的尸体处理过程是洗尸、施膏与修饰，有时要将口与窍填充，或是为尸体穿上衣服或用布匹、皮革包裹尸体，有的甚至在尸体上绘画或加上装饰陪葬物。还有的民族用种种方式表示对尸体的抚爱或尊敬，例如将尸体放在活人腿上加以抚摸，甚至与尸体躺在一张床上。有些民族先把尸体予以干燥后放入坟墓中永久保存，印度尼西亚及美拉尼西亚有以火或烟烧烤尸体的习俗，南美洲部分地区以及现代美国的部分地区，尸体干燥防腐的办法仍然广泛地被使用。
（二）注重骨骼的处理
许多民族有再度埋骨的习俗。尸体被埋在土中若干年后，骨头与肉身分解，再将尸体挖出来，把骨头清理干净。经过这种处理后，才把骨头放置在其最终的长息处所。美拉尼西亚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岛民用亲人的头骨作为汤匙及其他生活用品，认为这样做才是孝道；其后将这些骨头放在岩洞内，作为骨头永久栖身场所。有些民族则把尸体放在水里，直到肌肉腐烂消失为止。这些做法似乎类似尸体的埋葬，实际上并不是埋葬。所有这些习俗，都是为了提供一个暂时存放尸体的处所，直至尸体只剩下骨头，然后把骨头经过净除并放到种种类型的藏骨坛中，才算作埋葬。中国南方这种尸骨处理习俗也很常见，如广西壮族就有死后三年洗骨埋入坛中的习俗，其实是检骨葬或洗骨葬的一个步骤。
三、尸体处理中家属的心理
在尸体处理过程中，家属的心理情感表现复杂。有学者认为多数家属对死者怀着深切的爱，从而毫无厌恶和恐惧，尽心尽力地对死者尸体进行清洗等处理措施，这也是宗教信仰的核心。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却认为，在对尸体处理时，亲人大多表现的是对死者的怀念、对死尸的反感和对死者鬼魂恐惧的矛盾心理。他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中说：“一面是对于死者的爱，一面是对于尸体的反感；一面是对于尸体的人格所有的慕恋，一面是对于物化了的臭皮囊的恐惧。这两方面似乎是合而为一，互相乘除的。这种情形，在当前行动的自然流露上可以看得见，在丧礼的程序上也可以看得见。最近的亲属，如母之丧子、妻之丧夫、子女之丧双亲，不管在尸体的装殓或处置上，也不管在葬后的礼仪或祭祀上，都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反感与恐惧同真诚的爱恋混在一起，从不曾单有消极的素质表现出来或者是占了优势。”这种矛盾心理可能与金钱、财产、道德等等多种因素有关。
第二节 死者尸体的安葬方法
死者尸体的各种葬法，是在相关死亡观指导下的处置尸体的具体操作。中国传统意识，人死之后，肉体变为“尸”，精神演成“魂”与“魄”，“魄”附于“尸”之上同归于土，“魂”则归于天堂或地狱，人死便成了“鬼”，“鬼”即“归”也。中国的丧葬文化由此即重视“尸”的安葬问题，也重视对“魂”的各种安排。现今葬法常用的方式当属土葬和火葬，富有现代气息的水葬和树葬正在提倡。
一、土葬与火葬
（一）土葬
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土葬的尸体安葬方法。土葬是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的民族最普遍的葬法。中国古代除汉族外，匈奴、突厥等民族也多以土葬为主。有人推测，土葬最原始的原因是始于对动物行为的模仿，因为许多动物都有埋葬同类或异类尸体的行为，如大象。而大象之所以这样做，据分析是为了驱除死尸的恶臭气味，净化环境，以利生存。人类最初埋葬尸体，也可能是基于此目的的一种本能的物质性行为。后来萌生了鬼魂观念后，才逐渐演变为精神性行为，成为生者畏惧死者而采取的一种处理死者的办法。中国孟子则把远古时代由弃尸不埋，到有意识地埋葬死者这种转变的原因，归结为人们出于对死去亲人的怜悯。
（二）火葬
古时火葬，是将死者尸体放在篝火上当众焚烧后，将遗骸收拾起来，再进行埋葬，这种仪式至今仍在印度广泛进行。火葬后骨灰的处理，有的经一定仪式后洒弃荒野，有的贮藏于陶瓮，有的弃之于水，也有埋葬在地下的。考古证实，火葬习俗自新石器时代就遍于世界许多民族，最初目的是尽快消灭尸体，希望灵魂能挣脱尸体的束缚，轻松自在地升入天堂。
最重视火葬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人。每当火葬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围观，高耸入云的祭祀塔和熊熊燃烧的大火，称为巴厘岛上的一大奇观。巴厘人认为，未经火葬的死者灵魂污秽不堪，将会给活人带来灾难。如果不在一定时间内为死者举行火葬，死者的灵魂就无法升天，成为无所归宿的幽灵。
中国秦代的仪渠人就有火葬的习俗，但当时的汉族一般崇尚土葬，把火葬视为异端，焚尸常常被看作最大的耻辱和最严厉的刑罪。汉代以后由于佛法东移，僧侣多火葬，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火葬也传入了汉族地区。由僧侣开始，先是信奉佛法的人，后传至一般百姓，到了唐、宋时代火葬已比较流行。尽管宋、元、明、清的统治阶级把火葬视为丧伦灭理的行为，屡次厉禁，尽管如此，民间仍有火葬流行。
因为火葬有许多优点，比土葬科学、卫生、经济、方便，所以火葬现在已成为流行的丧葬方式，愈来愈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二、天葬、悬棺葬和腹葬
（一）天葬
天葬又称风葬、鸟葬、裸葬，这种方法在许多民族中流行，具体方式略有不同。有的把尸体放在悬崖或树上，让鸟兽吃掉。有的如原始印第安人将尸体放在露天的尸架上，待肌肉全部化尽，再将骨骸收集起来，装在树皮桶里，放在专为收存尸骨而建造的一间屋子里。袄教教徒崇拜火，故而不便火葬，而把死者的尸体停放在空旷处让白兀鹫和野兽啄食，被啄食光的遗骸晾干之后再把它收敛起来埋葬。伊朗玛兹达教视死人为“不洁”，为了不让死人触及圣洁的自然元素──土、水和象征光明的火，玛兹达教实行“天葬”，即把尸体安置在特制的一种圆塔式建筑“达克玛”上，任凭猛禽啄食。“达克玛”顶层呈凹状，四周有台阶，中央为井穴；塔顶分三层，外层置男尸，中层置女尸，内层置童尸。由专营此术者，将尸体移于其上，均赤身露体，任凭鹰隼啄尽尸身，骨殖则投入井穴。
中国藏族的天葬习俗文明遐迩。天葬，藏语称“杜垂杰哇”，意为“送（尸）到葬场”，又称“恰多”，意为“喂鹫鹰”。在天葬场，司葬者按一定次序肢解尸体，待鹰鹫食尽尸肉后，再将骨架等捣烂，拌糍粑投以喂鹰。若尸体被完全吃光，说明死者已升入极乐西天。蒙古族也崇尚天葬,蒙古人将死人的尸体放在荒郊野外，面孔朝天，盖上一方写有经咒的布。三天后亲戚家属前去探视，如果尸体被鸟兽吃得所剩无几，就认为死者生前行善，灵魂已经升天。
现在美国有了真正的天葬，那就是“太空坟场”或称“太空葬”。1986年美国成立了天葬公司，利用休斯敦空间服务公司研制的“科内斯塔二型”火箭，将载有数千骨灰盒的“天葬卫星”送入高空轨道，让其在冥冥太空中漫游。这些骨灰在距地球3040公里的高空轨道上能呆6300万年之久。据说日本还计划在月球上建造坟场，也可算做天葬的一种。
（二）悬棺葬
悬棺葬又名崖葬，是中国古代南方濮越民族的一种特殊葬俗，被认为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方法是利用天然岩缝或人工木桩把棺木悬置于峭壁之上，或者放置于天然或人工凿成的岩洞之中，葬地多选在面临江河的绝壁高崖上。其葬具多为船棺，长度为2~3米，宽约半米多，形体似一只船，头尾翘起，仓为棺柩，安放尸体。古濮越人惯于水上生活，善于用舟，故死后以船为棺安葬，并且与其先民习惯居住在山洞有关。他们认为船棺可以运载灵魂到一个适当的场所，不让它与活人纠缠、捣乱，而本身也会得到安宁。
（三）腹葬
将尸体食入人的腹中，是为腹葬，又称食葬，是古代一种奇特但并非罕见的葬法。据考古学、民族学资料，原始先民为了达到“使尸体早一点消灭”的目的，对死人尸体的处理方式，最早很可能是将尸肉吃掉。早在人类直系祖先的南方古猿时期就已经流行这种处理死尸的方法，许多学者认为北京猿人也存在过“同类残食”的现象。
这种做法在后世民俗中有许多遗存与变异。《墨子·节葬》记载：“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刳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这与近代苗族、瑶族流传的丧葬习俗出现之前“分食尸肉”的做法是一致的。世界上的一些原始部落，亲人死后要举行“人体圣餐礼”，认为吃了亲人的尸肉，能得到死者的保佑。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些部落还存在着腹葬，由死者的亲属吃掉尸体的一部分。委内瑞拉南部的雅诺马米人，不直接食尸体，却把火化后的骨灰碾成粉末，拌到沸腾的笆蕉汤内，在仪式上由死者的亲朋好友们喝掉。据说这样可使死者的部分灵魂升华为云，进入天堂。华裔日本旅行家芥川玲司于1970年，在坦噶尼喀西北部贝拉尔部族目睹了食葬的情形：先是族长带领大家向遗体告别，经过一番仪式之后，族长将死尸切成一块块的肉块，并将它们按一定的规矩，分给在场的表情严肃的全族人吃掉，约两个小时左右遗体就被全族人分吃一光。它们认为，生吃遗体，是表明死者在死后仍能返回本部族来，活在每个人的心中，与全族人永世同在。
从人类学史的角度来看，腹葬与人类的生存有极大的关系。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同类残食，所以，吃掉死者身上的可食之肉是很自然的事情。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的腹葬葬式又渗入了诸多信仰、崇拜的因素，成为带有巫术性的一种文化现象。弗雷泽将腹葬归入“顺势巫术”，他在《金枝》一书中写道：“我们发现一个很普通的风俗，把神当圣餐吃，或是吃代表神的人或动物，或是吃人形或动物性的面包。从原始的观点看，这样吃神的躯体的理由是相当简单的。野蛮人大都认为吃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肉，他就不仅获得了该动物或该人的体质的特性，而且获得了动物或人的道德和智力的特性。”
三、水葬、树葬与植树葬
（一）水葬
美拉尼西亚人盛行各种形式的水葬，如把尸体沉到水中，或者用小船放到海上去。各国的海军、水兵一般也是水葬。中国西藏及其临近地区也流行水葬，葬时用牛驮尸至江边，喇嘛诵经后把尸体抛入江中。云南傣族对暴死、难产死、凶死、童丧者实行水葬。中国沿海还有置棺海滩，任海潮浮棺入海而水葬的。现代社会中，开始流行将火化后的骨灰抛洒在江河湖海的安葬方法，也可以算作水葬方式之一种，与传统整个尸体水葬相比，已不存在污染问题。
（二）树葬
又称“挂葬”、“空葬”、“悬空葬”，也有归纳于天葬或风葬的，是种古老的葬式类型。把死者的尸体置于深山野外的树上，在树杈上架以横木，然后将死者置于其上任其风化；也有的将死者悬于树上或陈放于专门制作的木架上。古代文献记载较多：《魏书·失韦传》载：“失韦国，......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以往鄂伦春族人死后，用靴皮将尸体裹起，择日舁出，架于树上。待皮肉腐烂，骨坠下，然后拾起埋土中。据葬式和木架结构，树葬可分为悬尸于树、缚尸于树、置尸于台和悬尸于架等类型。一些学者认为树葬与游猎经济有着密切联系，也有学者认为树葬来源于树居。
（三）植树葬
这是一种新的葬法，也称为绿色安葬。最早由中国的一位护林员倡导的。80年代，湖
北鄂西山区的森林防护员林勤励在临终前对儿女提出，自己死后要埋葬在山头，不用棺木，然后在上面栽上一棵树，该浇水时浇点水，让它成长起来，为山区增添绿色。[1]1993年，英国布赖顿议会倡导用一种易于分解的纸质棺材，将死者安葬在作为大自然保护区的的新型公墓里。死者安葬后，人们就在墓地上撒下野花的种子，再种一棵树。自此之后，绿色安葬就在许多国家流行开来。现在中国一些城市提倡火化后的植树葬，得到了积极的反响。
四、二次葬、瓮棺葬与复合葬
（一）二次葬
二次葬又称为检骨葬或洗骨葬，即人死后，等到死者的软组织皮肉腐烂脱尽，把骨骼收拾起来再葬一次。文献中有不少二次葬俗的记载，至今广西壮族民间二次葬仍很盛行。土葬后3或5年时开坟验骨，尸骸腐朽时才能捡骨，否则虚掩棺盖，复培土待来年再来捡骨。捡骨时，将骸骨按蹲坐姿势放在陶瓮“金坛”内，再另埋入土中。所谓洗骨葬，是将遗骨掘出放于水中洗净再置于瓮中或木匣内埋葬。这种葬法在广西瑶族或汉族中仍有流行，台湾也有此葬俗者。
（二）瓮棺葬
瓮棺葬是将尸体或骨灰殓入瓮具之中，而后或埋入地下或投入水中，此葬式和制陶文化相联系，属于二次葬的一种。中国半坡遗址氏族公共墓地中，小孩墓葬76处中73座是用陶瓮作葬具的。如上所述，至今中国的瑶族、壮族还有行瓮棺葬的。现代也有火葬后将骨灰盛入陶瓮中择地深埋的，这与瓮棺葬的文化习俗意义不同，仅是一种为了既不占用耕地、又保持传统土葬习惯的解决新旧观念交替时期两难问题的措施而已。
（三）复合葬
复合葬是指先后采取几种形式埋葬死者的葬俗，方式很多。有的先火葬再土葬、水葬；有的先天葬再土葬；有的先土葬再树葬等。例如先火葬再水葬者，“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导从，舆至水次，积薪焚之，收其余骨，王则收金罂中，沉之于海；有官者以铜罂，沉之海水；庶人以瓦，送之以江。”朝鲜族有葬俗，先行土葬，数年后再挖坟捡骨进行火葬，最后把骨灰撒入江河水葬。这就包括了土葬、火葬和水葬三种形式。
五、存尸与冷冻
（一）存尸
印度尼西亚松巴岛居民有保存整尸不葬的习俗。人死后就用土布包上几十层，以坐姿将尸体安放在一块牛皮上。有的人家在屋里存放好几具尸体，有的甚至存放了十几年、几十年。即使有许多层布包裹着，腐烂的尸臭仍时而可闻，但子孙们不作任何回避，仍照常祭祀。这种显然不合卫生的存尸风俗，据推测可能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死人仍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影响着生者的生活。
（二）冷冻
最早实行冷冻葬法的是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居住的地区天寒地冻，掘地挖穴绝非易事，火化则燃料缺乏，其它葬式也无法使用，所以将死尸以特制的棺木盛殓，浮厝于冰雪之上。这说明人类的葬式，不仅与宗教相联系，而且与当地当时的生活环境及生产条件紧密相连。
现代的遗体冷藏不仅仅是单纯的保存尸体，而是期望未来医学的发展能够“起死回生”。目前在美国的冷冻遗体有几十具，都存放在纽约人体冷冻学会的地下室里。遗体冷冻的方法是，当一个人死时，立即把他的血液抽出，注入一种化学液体药水，使尸体既不收缩也不枯萎，保护血管及器官免受深冻的损害，人体被冷冻到－199℃的低温后，装进不锈钢制造的盛有液体氮的容器内保存起来。
六、其它安葬方法
（一）竖穴壁安葬
古印度、伊朗有竖穴壁安葬的方法，人们把死去的贵族埋葬在很深的竖坑底下，上面再用土丘盖上。而对平民百姓，则根据他们的身分被简单地埋在土中。
（二）洞葬
洞葬在新石器时代大量出现，就是把尸体葬在天然或人工挖掘的岩棚、石崖内。例如马里的多贡族，由登山能手攀上山崖，用绳子系上尸体吊进深深的山洞之中。悬棺葬也应属于洞葬的一种。
（三）塔葬
塔葬，多用于佛教僧人圆寂后的存尸方法。僧人死后，在地上立石塔，塔形如鸟卵，故把埋葬僧人的石塔称为“卵塔”。
（四）树皮葬
中国云南金坪牛塘寨的黄苦聪人盛行树皮葬，有人死时，即派几个人外出剥树皮，用来包裹尸体，再到墓地掩埋。实际是土葬的一种，只不过盛殓尸体的殓具不同而已。
第三节 人类死亡的葬式与葬制
葬式是指尸体在葬具中安置的姿势。葬制则是有关丧葬的规制，诸如单身葬还是合葬，是单独建坟还是实行氏族、家族、公共墓地制，丧葬的等级（墓穴、棺椁、殉葬、陪葬）等等。相比较说来葬式受自然环境、生存形态、文明程度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大些；葬制则受社会形态、社会意识的影响大些。
一、死亡的葬式
（一）仰卧直肢葬
自古至今最常用的葬式，认为死亡是肉体的长眠，而以死亡时的自然状态入睡，这样可以使死者更好地安息。
（二）屈肢葬
为古代人类葬式之一，在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均有流行。又分卧式屈肢葬和蹲坐式屈肢葬两种。在历史文献中，屈肢葬不乏记载。至今云南、四川、台湾的一些少数民族还残留屈肢葬俗。其意义可能是为了节约墓地或节约人工；或是认为屈肢合乎休息或睡眠的姿态；或是屈肢葬时用绳子捆绑死者为了阻止死者灵魂跑出来向活人作祟；或是由于这种姿势像胎儿在子宫内的样子，有死后回到子宫里的象征意义。
（三）俯身葬
为古代奇特的葬式之一，出现时间早，分布较广，延续时间也长，但多零散发现。对其意义说法不一，主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和生活习惯有关。人们认为此种葬式可以使死去的人更快地转入地府，回归本源。
（四）坐姿葬
伊特鲁里亚人在安葬男人时采取坐姿，下颏托在膝盖上，石棺的高度要在 1.5米以上。而安葬女人，则取卧姿，墓深只需60公分。
（五）折头葬
意外死亡者，被认为是恶魂附体所致的死亡。人虽然死亡，但是恶魂还在死者的尸体之内。为了制服恶魔，就将头颅强制地折于背后将其埋葬。
（六）捆尸葬
也由于意外死亡恶魂附体，所以将尸体的四肢被紧紧地绑在胸前，以制服恶魂。
（七）倒立葬
小亚细亚的古鲁人安葬死者的方式极为特别，他们把死者倒立在墓穴中，其意义不明。
（八）葬尸方向
古代民族对死者安葬的取向、死者头部的朝向都极为重视，多与宗教信仰有关。在中国中原地区基本都是头向朝西，大约和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有关。穆斯林在安葬死者时，规定死者面部一定要朝向圣地麦加。基督教规定在安葬死者时头要向西，这可能与耶酥在安葬时尸体的头朝向西的传说有关。还有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回老家，所以将死者头朝老家方向。
二、死亡的葬制
（一）单身葬
最原始、最通行的规制之一。人大多一个一个死去，自然也就一个一个安葬。
（二）丛葬
这是个宽泛的概念，分指多个死者安葬在一具棺木或一窟墓穴中。可由几种类型：一是同性而葬，即性别相同者安葬一处；一是男女分边合葬，即男女同葬一处，但依性别划出界线。丛葬有一次完成的，有的则是第一次单身葬，第二次检骨丛葬。丛葬者可能是同一氏族中相近时间内的死者。如侗族葬俗，在村寨外建一座小木屋作停放棺材的地方，待死人多了，一同下葬。前述伊朗宗教玛兹达教，把尸体安置在圆塔式建筑“达克玛”上，分别置放男、女、童尸，故也属丛葬的方式。
（三）合葬
合葬专指有婚姻关系的死者合葬在一起，如夫妻合葬、夫妻妾合葬，是专偶婚姻的产物。商代就有夫妻合葬的遗址，“并穴合葬”、“异穴合葬”、“同坟异穴合葬”等，属于非同穴合葬的类型。后来发展的是同穴合葬，即夫妇中一人死后先入坟，若干年后另一个也去世了，就重新掘开墓穴，男左女右，并置棺椁，棺木上横搭一红布带，有代表夫妇婚姻契约的意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还有夫妇同棺而葬的，如白裤瑶的崖葬就是如此。关于墓室合葬则比较常见，如皇室陵墓中的墓室合葬，明朝十三陵、清朝东陵，均为此种情况。
三、随葬与陪葬
随葬是指将一些生活用品随同死者一起安置在地下坟墓中；陪葬是指将活人杀死后随同死者一起安置在地下坟墓中。这两种死亡安葬形式都与人类死亡社会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关，反映了社会经济和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
（一）随葬与陪葬的起源
人类初始的随葬的原因，是相信有个死后世界，在那里死人是活着的，需要随葬些食物、武器，供死者营养、狩猎、作战。随葬的另一个原因是感情色彩，为了表达对死者的恋情，随葬些死者生前用过、喜欢的东西，以此来减轻感情的痛苦和弥补生前对死者的歉意，企图使死者在阴间过着比生前还要好的生活。从世界各个民族的墓葬史来看，随葬或陪葬是随着个体安葬形式的出现而出现的。随葬与陪葬的另一目的是对死者及其家族地位、财富的炫耀。
（二）随葬与陪葬的内容
随葬的物品多为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物品，如陶器、瓦灯、油盒、首饰、武器等，供死者以类似于生者生活的方式存在。古埃及，人们对陪葬品毫不吝啬，他们相信死者在到达死亡之地的旅途中需要大量物品。坦卡家陵墓中随葬大量的财物，有马车和马、休息用床和典礼用床、安乐凳子、匣子和箱子、权杖和手杖、整套武器、首饰、玩具、宗教礼仪用品及贵重器皿，肉类、禽类、各种酒、粮食等不计其数。世界上许多民族在安葬他们的统治者和首领时，都要在墓中放置一些马、马车、贵重物品及装饰物。有的古代宗教葬礼还要以人陪葬，如古墨西哥的米斯特克人在安葬贵族时，要将他的侍从一起埋葬。在挖掘巴比伦王乌尔的陵墓时，发现为他陪葬的有35人。中国自秦朝以来，随葬和陪葬规模宏大，秦始皇兵马俑为世界瞩目，为秦始皇陪葬的人估计达3000人之多。
第四节 人类死亡的葬具与坟墓
葬具指盛死者遗体或遗骨（骨灰）的器具，如棺、椁、骨灰盒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死者采取装裹措施，都要将遗体或遗骨盛放在一定的器具里进行安置。坟是指埋葬死者尸体墓地地面上突起的土丘。上古的墓是没有坟丘的，即没有凸起土堆，《礼记·檀弓》说：“古也，墓而不坟”。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才出现了有坟丘的墓葬，起坟丘的初始目的是为了使人能够识别墓地所在。
一、安置死者的葬具
由于各地区、各民族所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葬法习俗及科技水平的不同，他们所使用的葬具就表现出不同的时代色彩。同时，从葬具的材料、加工方式、形状规制等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性、时代性、及信仰观念等。
（一）简易葬具
在物质资料不发达的远古社会，或在文明社会中的贫苦死者，或是在特殊环境情况下，多使用树皮、草帘或苇席等简易物品作为葬具安葬死者，用这类葬具安葬死者的葬法俗称“软埋”。
（二）棺类葬具
瓮棺与陶棺是古老、原始的葬具之一。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发达，当时的瓮棺大多用来掩埋夭折的婴幼儿，或是用来进行二次检骨葬。古代黑海沿岸的丧葬中，小孩子死后不装棺木，而是先打掉双耳罐的罐颈，再把婴尸放入其中。中国汉代以后，一度出现与木棺形制类似的陶棺，但可能因烧制难度大，未能普及。
石棺与石椁则属于以石头为原料制作葬具的方式。石棺可用整块巨石打凿，也可在墓地坑的坑底、四壁铺竖石板。用石头垒筑石室、石棚、石墓来安葬死者，也属于石制葬具。古埃及法老墓中，先把护有金面罩的木乃伊放在形状一致的银制棺材里，再把这具棺材置于黑花岗岩石棺之内，最后再将这只石棺放入里外都绘有神的方形石棺。
随着金属冶练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金属棺。金属棺多为铜制，此外还有金、铁等，但因价格昂贵或易于锈蚀，故都未能普遍使用，远不如木、石制葬具普及。匈奴领袖阿提拉葬在层层相套的金、银、铁3只棺椁里。广西、贵州少数民族有铜鼓葬者。
历史悠久、最为普及的还是木质棺。除一般棺椁外，还有特殊的形制，如独木棺、船棺等。中国汉族讲究内棺外椁，棺是直接盛尸体的，椁则是包在棺外边的大棺材，贫穷人家则只能单用棺。棺木以柏、樟木为上乘，一般用榆木、柳木、杉木等。棺内要装裱，棺外要油漆、彩画，甚至加用绸锻制作的棺罩。西方的棺木注重装饰，或用丝绒包裹棺材。
其它棺类还有玉棺、锡棺、钛棺、玻璃棺、水银棺、水晶棺以及顶端装有化学制冷设备的棺木。对战争中阵亡者或要作长途运送的死者，多使用锌制棺材。因放射致死的人则应用铅制棺材。
（三）骨灰盒
随着火葬的普及，骨灰盒已逐渐代替棺材用来盛殓死者的骨灰。骨灰盒有木质、陶质、玉石、有机、金属等各种材质，可寄放或埋葬于公墓，为现代最流行葬具。
二、坟墓
随着坟墓制度的出现，有了许多有关坟墓的名称。特别在中国，坟墓制度繁杂，坟墓有坟、墓、丘、冢、陵、山等之分，这些都是埋葬死者的地方，统称为阴宅或墓地，但其大小及形式是有区别的。
（一）坟墓的种类
中国对坟墓有坟、墓、丘、冢、陵、山类别之分。坟的本义为土堆，屈原《九章·哀郢》中有“登大坟以远望兮”的句子，此处的“坟”即为土堆成山岗之类较高的地方。后来，坟与墓连称，即为死者的墓地。坟的高低、大小则是墓主人地位等级的高低、身份的贵贱、财富多寡的具体体现。上古时代，墓是王者葬地的通称，后来凡是葬人的地方都可称为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与“粉”、“丘”、“冢”、“陵”等结合起来，才能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财富及权势等。
丘的本义是土山，称丘的墓一般都比较大，多是王公贵族的墓地，如赵武陵王的墓称灵丘、吴王阖闾的墓称虎丘。王公之墓曰丘，臣子之墓曰封，帝王之墓曰陵。冢的本义为山顶，后来称高坟为冢。陵的本义为大土山，帝王的坟墓本身高度毕竟有限，为了显示帝王的威仪，就用高不可仰视的大土山作为坟墓的称呼，这样帝王墓地的宫殿就称为“陵寝”。山的本义为石头山，秦代称帝王墓为山，所以山也是帝王墓的专称，不过用的时候较早，后来多以“陵”代之了。
（二）兴修坟丘的原因
在墓之上兴修坟丘的原因很多。一是为了识别墓葬的处所。中国从春秋时期起，宗族社会单位已然瓦解，有些个人或家庭流动迁徙，客死异乡，为了不忘记葬地位置，就垒土为坟以示标记。二是防止人为的破坏。虽然可在墓地上进行建筑，但荒郊野外很易遭到人为的破坏，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堆土为坟。三是受民族习惯的影响。南方吴越民族早就有“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做法，渐对中原产生影响，接受了吴越墓的墓外形状。四是社会等级表现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封建等级制度的完善，要求人们在墓葬的制度上也有相应的表现，只有以突出于地面的坟丘的高低、宽窄、大小才能表现出来。
三、墓地
（一）墓地形制的发展
死者墓室形制的发展与人们的住宅有明显的关系，棺材、墓坑或墓室的形状大多是按照活人生活的房屋形制炮制而成。从出土的兵马俑坑来看，《史记》记载的犹如豪华宫殿的秦始皇坟墓并非虚传：“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久之。”[1]汉代出现的洞室墓，其规模形制表明它是模仿生时房屋建筑式样的。汉代以后，时兴在砖墓、崖墓上雕横楣、画藻井、置瓦当、砌窗棂、设耳室。唐代帝王——
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形制、装饰。明代蜀王朱氏墓有大门、前庭、二门、正庭、正殿、中庭、后殿、左右两厢和耳室，还以巨大的石料砌成门殿等，这与当时王府的建筑形制基本相同。墓室形制体现了为“事死如生”的丧葬原则服务，为体现墓室主人生前的地位权势服务。所以，墓室形制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宫殿建筑和居民建筑形制发展的缩影。
活人住的房宅讲究风水，即地势环境，墓地也要讲究风水。同阳宅一样，人们相信阴宅墓地有风水，会给子孙后代带来运气，否则就要倒运。如果墓地“前有洿池，后有丘陵，东有流水，西有长道，谓之正穴”，则为“风水宝地”。实际上，风水在其封建迷信的背后，也有其科学之处。坟墓所在地的地下水位的高低、地气的干湿、土层的厚薄及土质的砂粘，都与棺木、尸体能否长期保存有关。墓地环境选择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把人们或神仙生活的环境，也同样安排给死人，使他们长眠的环境也和活人或神仙一样。
（二）现代墓地的特点
现代西方墓地则很少类似中国的形制。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和印度泰姬墓陵属于东方习俗。西方多为公墓，教堂是著名神职人员的墓地。许多国家都有陵园或称公墓，较为集中地埋葬一些人，有着森严的等级。世界上最大的墓地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皮斯卡列夫公墓。莫斯科共有61处公墓，总面积达15000公顷。其中最著名的有新处女公墓，主要安葬党政要员及社会名流，如米高扬、赫鲁晓夫、果戈里、契诃夫等。红场克里姆林宫宫墙下的墓地则多安葬国务活动家，大约150人之多。美国的阿灵顿公墓有23万人埋葬于此，多为执行公务的牺牲者。法国巴黎有安葬作家巴尔扎克、音乐家肖邦等名人的拉雪兹神甫墓地，安葬法国历代君主的圣但尼大会堂，安葬伏尔泰、卢梭、雨果等名人的先贤祠等。伊朗的尼沙普尔死难者公墓，葬有两伊战争期间牺牲的400名年青人，一排排紧紧相靠的墓碑全由铝合金制成，墓碑上嵌有装玻璃的小龛，龛里则摆放着饰有假花的死者照片和一本小巧的可兰经。中国武汉市辛亥革命纪念陵园、北京八宝山公墓、石家庄白求恩烈士陵园，也是著名的陵园墓地。许多陵园墓地体现了各自国家地区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并折射出死的意义和衬托出生的价值，有着较大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教育意义，以至成为旅游胜地。
（三）墓地规制
世界上许多地区或民族坟墓的组合和排列有着一定的规制，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阶级、宗族的组织情形，并体现了该社会公众宗教、宗族和道德意识。以中国为例可以有氏族墓地、村社墓地和家族墓地的区别。最原始的墓地规制是氏族墓地，即氏族所有的成员死后公用一块墓地，而且布局规整有序，墓坑排列井然。村社墓地是指同一个村落的人不分家族都安葬在同一个公共墓地，至今云南崩龙族的村落就有这种村社墓地，现代农村的公墓或骨灰堂，也具有这种性质。传统上持续最久的墓地型制是家族墓地，并受到历代法律和道德习俗的保护。家族墓地的被占、祖坟的被掘，是家族莫大的耻辱。家族墓地只接纳同一血缘的死者，而村社墓地则是对笼统的地缘关系的肯定。家族墓地坟墓的安放顺序，如同家谱一样，依男性来计算世系、排列墓次，成为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缩影。
（四）墓志铭
墓志铭，一般是将文字刻在石质的物体上，来表现生者对死者一生行为品德的总结和评价。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墓志铭体现的是人类的表现欲，或是死者生前的表现欲，或是生者的表现欲，即通过对死者的颂扬来表现作为死者后代的荣耀。东西方各个民族皆有墓志铭的习俗，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对死者不同的评价，墓志铭的内容有较大的差异。
东方墓志铭以中国为代表，较多采用长文来叙述死者的生平、善行和人品，以求彪炳青史。但武则天的无字碑却以无字的方式，要求后世对她作出评价。这些墓志铭较易流于程式，表现出矫情。某些西方的墓志铭却有不少言简意赅的文字。有的表达出达观的人生态度，有的表现出某种幽默，有的显得寓意深刻，这可能是不同的民族性格所造成。例如德国数学家鲁道夫的墓碑上，刻着他计算出的圆周率；科学家波兹曼的墓碑上刻着著名的热力学公式；德国科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刻着自己的名句：“在我头上者群星的天空；在我心中者道德的法则。”；萧伯纳的墓志铭是：“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迟早会发生的。”表现一种豁达；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墓碑上写道：“恕我不起来了！”表现出一种幽默。一位美国黑人母亲为她的14岁的“打工仔”的儿子题写的墓志铭，仅仅两个字：“收工！”这两个字体现了人间的全部苍凉和感叹，实在令人为之动容。可以说每个人的生命过程，最准确最生动的归宿，莫过于这“收工”二字了。
（五）盗墓的防止
坟墓是为了死者的安宁而设，然而由于对灵魂的崇拜和对死者的敬畏，随葬和陪葬制式的采用，使得坟墓成为文物财宝集中的处所，所以导致盗墓现象的产生。为使死者安宁，人们一直设法防止坟墓的被盗。为此，古埃及法老坟墓所在的金字塔中，特地修建了一些假墓室和陷阱。成吉思汗的坟墓隐藏在广阔的草原牧场下，他的墓地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究竟在哪里而没有被迁移，也没有被盗。杀掉参与建造陵墓的人，被认为是一种防止盗墓的最好方法，所以秦始皇陵墓和匈奴首领安季拉墓地的建造者全部被杀。哥特人首领亚拉里克死后，为了修建他的坟墓，在河上筑了临时水坝，拦断河流，在露出的河底下挖好坟墓，放入装有亚拉里克尸体的金棺后，再把水坝毁掉，河水重新流下将国王的坟墓掩盖起来。
第五节 人类死亡安葬的社会意义
人类对死者尸体的处理、对尸体的安葬，以及由此衍生的坟墓陵寝规制，明显地受着经济发展、宗教文化、科学技术以及民间习俗的影响，随着地区民族的不同而有着其不同的社会意义。
一、灵魂崇拜的具体表现
人类对待尸体之所以讲求葬法葬式，究其根源，还是一种灵魂崇拜的具体表现。远古时代，灵魂观念未出现或灵魂崇拜尚不发达时期，人们弃尸体于野外，盖上一些树枝，不积土为坟，不植树为标记，亦无服丧期限之规定。《周易.系辞传》云：“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灵魂观念萌生后，人们便根据灵魂与尸体关系的种种想法，以及关于灵魂阴间生活的幻想，来安放尸体，于是产生了各种葬法葬式。
二、表现对魂魄认识的差异
人类葬法葬式之所以千差万别，主要是由于人们对神魂与形魄之关系认识不同所造成的。鬼是神魂还是形魄所变，或者是形魄、神魂共同变幻而成，古代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看法是，人死之后，肉体变为“尸”，精神演成“魂”与“魄”，“魄”附于“尸”之上同归于土，“魂”则归于渺渺天堂或冥冥地狱，所以，人死便成了“鬼”，“鬼”即“归”也。中国丧葬文化因此重视“尸”的安葬和对“魂”的安排，于是在葬法中就有土葬、崖葬，又采取在棺椁中放置石灰等方式，以使“魄”的寄寓之处“尸”能尽量地延续时日，免受各种人为的或野兽的伤害。另一种看法是，人死后魄随肉体消灭而消灭，只有魂离开肉体变成了“鬼”，这样，尸体便变得无足轻重。为了能使灵魂迅速升天，就希望尸体尽快化消，唯恐给灵魂增加负担，于是出现了火葬、天葬、树葬、水葬等葬式葬法之。
三、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人类由埋葬而引发的葬礼与哀悼的习俗，实际上是帮助人们克服死亡恐惧的方法。学者认为，死者的埋葬、葬礼及哀悼习俗有三个主要目的：一是死者的尸体必须加以处理；二是许多社会相信，死者的灵魂须经过丧葬仪式的协助才能达到安息的地方；三是家庭因死者死亡而中断了的各种社会关系，必须经过重新调整或塑形。当然，也应该承认埋葬是人类的本能，人们想躲开死者腐烂的尸体，同时又眷恋着死者活着的情形。
四、企求对生者的庇护
人在死亡之后，常见的安置处所是土葬，而土葬的陵园、坟墓以及墓室等的建筑、绘画、雕刻等，还有相应的祭祀礼仪，固然表现出生者对死者的尊敬和怀念，但在祭奠和怀念的深层，则是寓意着企求死者对生者的庇护保佑。生者用认为死者满意的方式来取悦于死者，以化解生前与死者之间的怨恨，增强与死者之间的亲情，希冀死者的在天之灵对自己的遗属后代予以保护。
五、维护社会等级制度
人类死亡安葬方式，如棺椁厚薄大小、坟墓的高度、葬礼的规模等都以上下尊卑而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维护家族等级制度。孔子时期对坟丘的高低大小及形状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规定，使之能够体现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财富和权势。在整个丧葬过程中，无不贯穿着明尊卑、别亲疏、序人伦的道德要求。由此，死的称呼也不相同：《礼记·曲礼下》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表面上看是“事死如事生”，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但实际上死者是无法看到和体验的，本质还是做给活着的人看，使活着的人面对已成神灵的死者，再一次明确男女之别、长幼之分、尊卑亲疏的不同。
六、反映社会发展状况
死者尸体的各种葬法，是在相关死亡观指导下的处置尸体的具体操作。而这些死亡观又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于是，在安葬方式上的操作，自然就会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例如在原始社会人类的安葬方式较为简单。到了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安葬的材质、制式、规模都有所进步。坟墓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土丘，而是包括反映建筑、文化艺术等在内的复杂的综合体。及至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唯物思想的主导，人们对死者安葬的观念有了极大的飞跃，对坟墓之类传统的安葬方式有了重大的观念改变。一具小小的骨灰盒，甚至将骨灰洒在江河湖海，回归自然，成为安葬的发展趋势，这些显然是由于社会发展趋势所使然。
……
《人类死亡学》第十七章“人类死亡的安葬方式”，写得十分周详，但是它没有指出人对死尸的恐惧程度根据亲疏而定的。例如，人最害怕哺乳动物的尸体，对一只老鼠的死尸，比对一条大鱼的死尸，更为敏感。
人对昆虫的死亡作不敏感，而在哺乳动物中，和人越像的动物，其死亡就越让人们印象深刻。其生理原因可能是，越接近自己的动物，其死因就越是可能威胁人类。而且，越接近自己的动物，其尸体就越可能造成人类的传染病。同样的道理，人对与自己属性越为接近的种族，对其尸体最为敏感。因此，人们发明了葬礼。葬礼就是用来美化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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