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虚无主义》第四卷 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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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天人

诺斯替教派，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他们的《创世记》有耐人寻味的启示性。他们也承认，感性的世界（即《旧约·创世记》中“上帝七日所创的世界”），是神造的。但他们同时声明：这位创世的神，不是全能全知的宇宙至上神，而是一位名叫亚勒达包斯的“劣等神”。这位劣等神，正是信徒对《旧约》中的“上帝”的称呼。这位“劣等神”，是一个更高的神──索非亚（SOPHIA，意为“天之智慧”）的“叛逆之子”。而恰恰是这叛逆的、劣等神在其“对超理性的叛逆”中，才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宇宙”的、这个“感性的世界”！

对这感性的世界，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曾经正确地称之为“感觉的复合”。按照诺斯替教派的上述理论，人类苦难的种子，并不是埋在“失乐园”的灰尘中，而是埋在“创世记”的光明中。按照如此逻辑，那位遭到万人唾弃的“狡猾的蛇”、《旧约》中的“恶魔撒旦”──反而可以被认为是基督的救恩所不可豁免的中介！因为这蛇警告过夏娃，要她食取禁果、获得智慧，以便把自己和后代，从“劣等神”创造世界、对人类进行“感性欺骗”的罪恶中解放出来。按照诺斯底派的邪说，作为劣等神的、创造感性世界的耶和华，他的自由创造活动，是以至上神索非亚的“允诺”为前提的。但是，至上神索非亚不会永远容忍劣等神耶和华限制人类净化感性世界的奋斗──终于派下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人类从耶和华创造的感性世界的泥淖中拯救出来。……

像诺斯替教派这样的创世观与救赎观，是希腊人接受犹太背景的基督教的过程中，产生的特殊混合体。因此，它是两种古典文化（希腊文化、犹太文化）相遇时，击迸出来的精神电火。透过神学的飘忽帷幕，它向我们发出如下的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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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公猩猩

关于“老公猩猩”，我们是这样看的：不能仅从年龄去判断谁是老公猩猩；而要综合以下指标去衡量：

A、他们的“生物文化”年龄，这在中国一般要到五十岁左右，而在美国到三十就差不多达标了。

B、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抗拒。

C、他们对社会权利的掌握程度以及决心滥用这种权力以维护自己或隐藏或公开的个人欲望的程度。

D、通过镇压和虐待年轻一代的活动，他们积累新生命的尸体，以及他们运用这些尸体去进行祭祖等邪恶拜物教的广泛程度。

这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老公猩猩以及是“几星级”老公猩猩的重要参考数据。老公猩猩的特性越强，则他所应荣获的级别也就相应越高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对他们授衔，像一位总统对他的将军们授衔一样。

一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平凡的老公猩猩……五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最显赫、最狂妄、最有权力、最专横跋眉、最富于残余的强烈本能的老公猩猩。

我们给予五星级的“老公猩猩”以最高的评价，他们用自己的反动性抵御自身生命的颓废，使年轻一代的精神很快像老东西一样荒废掉，正是这种被遏制的年轻的精力，像困兽的暴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青年”，这是某种要比“奴隶”和“人民”远为实际，且生生不已的力量。但在中国社会，这三者的地位是相似低下的。

我们正是在此“压制”的意义上，认可了老公猩猩们的“历史贡献”。所以我们用文字为他们堆砌了繁多的金字塔，如二十四史、革命传统等等。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须辩论或指责历史学家们的奴隶性或人民性，因为奴隶性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奴隶性。

不是“红颜，命薄”，而是“命薄的，才算红颜”。不是“良辰美景留不住”，而是“留不住的才是良辰美景”。──人的进步和人的不幸，都是由一种内在的焦虑一手造就的：如“一切道德都是暂时的伪装。是弱者保障自己所有权的临时屏障。”

人性，摒弃已然、追求未知，爱恋瞬间即逝、而厌恶长相缱绻的。多么缺乏常性的人！

“动物庄园”的寓言可以这样理解：“福利国家”虽是“理性精神”的有意识产品，却与人性并不切合。因为所有的人性都企图在福利国家的大饼中，切出一块比较大的留给自己：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它的最佳缩影无非是──现代化的养鸡场、畜牧地。当然，在更让现代人自豪的“自然保护公园”中，也有更多的“自由”和“新鲜食物”。谁说以上看法是对现代文明的诬蔑？

当然，上述看法有一项重大的遗漏：养鸡场与畜牧国的目标，是杀鸡宰羊获取其肉和其皮毛。福利国家的目标则为保证政治上的稳定，也就是保证选票按计划落入那些权力集团的囊中。至于美学方面的趣味，养鸡场和福利国家颇为相近。养鸡场的缺点在于，还缺乏动物保护主义之类的装饰品。

你要抱怨生活的贫困？但如果生活并不贫困，你又哪里会去创造什么呢？哲学家们，尤其是希腊意义或中国意义的理想（而非现代的哲学教授们的生计），一言以蔽之曰，“抵抗‘人为财死’这一生物世界的定律。”哲学家想抵抗这本末倒置、矫枉过正的反常，但现代文明和福利国家却把这反常推到了极致……现代的哲学教授正是为这反常进行辩护的进行不遗余力的文化奸商。他们拒绝从那些非人的、异化的市场中解放，拒绝挣脱“过度的文明”；相反却卖身为奴，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甚至教会学校都在拒绝性灵之真……因为他们只是教书的，不是思想的。

庄子所说的“外物”，本为促进人的健全生态而利用的手段，但现代社会却把这东西升为目标，而日趋把人贬为手段，这是人本主义伦理上的破产。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生命的活动和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附加物（或是它们的表现形式）……从这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在上帝的创造面前人人平等──一切平等。”但这决不是“人本主义”或“人类至上”的可怜附注。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然之物的“重新排列”。世界的基本元素就是那样，万物之所以分歧，仅仅在于构造及元素的比例不同。──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认定“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用来解释既成的世界十分省力，但却过分缺乏热情了。这似乎是思想的衰兆，一种精神没落的标记。

创造本身到底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这项规定同样可以用于世间万物：它们本身的性质是一回事，我们对它的看法是另回事，且是更关键、更影响我们生活的另一回事。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生存的标识，这种标记预示我们正在兴起，还是趋于没落。因此，并不是“世界观”或“知识”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命运决定了我们将选择并获得怎样的世界观和怎样的知识……“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人对人造系统是具有敌意的。这样的敌意导致文明的分裂和再生。有时，这一再生也体现为，人对人造系统的抵制、损坏甚至全面破坏。

每当人感到人造的系统正在威胁“自己的真正幸福”时，就会毫无不踌躇地这么“再生”。这时的社会与文化，多是“停滞”、“退化”的，实际上，这仅是假象。因为文化的真谛乃在于“协调”：协调人际社会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社会革命的目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科学革命、技术革新、观念进化的目标），协调人对人造系统（这甚至是文化积累、生活传统、社会习惯、知识结构的目标）的关系。协调的努力，艰难而痛苦。协调之后有大长进，大长进又会带来更大的大不协调……协调时期，往往被目为繁荣时代，但这是旧事物衰亡与新事物酝酿的“无定河边”。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

新时代的耕耘者，常被目为旧时代灾难的触发者，因此创造者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但明敏的历史家，不会把捍卫旧事物的保守份子，视为生命的卫士，因为保守份子只是伟大传统的渣滓。为了驱逐这些渣滓，新的恶棍将起来，用新的创造作为协调的利剑，剔除渣滓。

如果我们能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的创造历程，能发现什么启迪呢？一切人造系统，都属于人的领域；正如人属于自然，而自然又归属于某种不为人知的超级存在……所以，野蛮有时比文明更“进步”。例如，关于中世纪黑暗、倒退的种种说法，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宣传家们有意无意间杜撰的新神话。中世纪，就其整体而言，决不比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有着更多的罪恶。现代的人们在这一点上往往持有矛盾的看法。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们，一面攻击中世纪野蛮、愚昧、黑暗；另方面又谴责古典时代的奴隶制度，并据此提出中世纪的经济秩序来得进步、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种双重评价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虽然生产力在古典时代末期已大大萎缩了，根本不具备“突破生产关系”的能力）……类似这种出尔反尔，对持有“经济结构决定文化形态”的教派来说，是家常便饭，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弄懂了文化史的节律，就可以看到，“冬天”比起“夏天”，并非一个倒退；同样，“秋天”也不是“春天”的耻辱。用肤浅而近视的功利主义观点，分解不清文化流变史的复杂色彩；而用生物学简洁明了的刀子，必能剖析出，所谓“文化史”，不过是文明人在求生存、谋协调时的一些轨迹。对其中纷纭歧异的线索，哪里能用具体的“黑暗与光明”、“倒退与进步”、“恶与善”、“邪恶与正义”等奴隶语言来形容，甚至强行解释？而自由人的生命生长，才是至高无上的。它悄悄支配各种人间现象当然包括人的文化，犹如无言的君主。当人通过艰苦的协调，再次适应了新的人造系统和生活环境，“返真归朴”之类的野蛮之声，会相对低沉下去，创造新的人造系统、新的文明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普遍的“文艺复兴”来临了。

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崭露头角，预示一场世界范围的空前风暴就要袭来！小小的电脑已经使得世界天翻地覆，而更灵巧的新一代机器人，势必激发更大的风暴，不仅一统现代世界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构造，亦必给一切现存文化和流行心理，以系统性的变形。

世界潮流，要转向了。天变，道也变，人变，一切世界图景，都要变了。

工业化给高级文化带来的毒化作用，可能很快就要转变为相反的东西。工业主义以及为适应工业主义压力而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一切玩艺儿，就要毁于一旦了？殖民扩张和他的后裔代议制民主，大众化和他的后裔自我中心和理性虚无，将趋于式微。因为它们的基础也就是它们的父亲──人口密集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已经趋于式微了。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者们为之癫狂的那种道德败坏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罪恶，应该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清算。为此，甚至连世界人口也会日趋减少，直到恢复一个较合生态平衡的水平。那时，因为过度工业化而遭到破坏的不同种族间的人口比例，将恢复──白种人口将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如五百年前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例如，在殖民扩张前，欧洲的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现在，却以病态的膨胀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个健康的世界和美好的未来，有待于白种人口重新回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当前，西方社会的吸毒、颓废、艾滋病、低生育力，正与世界历史的这一健康趋势，相吻合。

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普及化，使低级大众成为真正多余的人。不仅从高级文化意义说，也是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上着眼。在未来的机器和信息统治的社会中，无创造性的大众要么等于不存在，要么沦为某种纯消费性的动物──比动物庄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园中的珍禽异兽还不如；因为后者尚不失其观赏价值、存种价值（作为生物基因库的价值）。那时，为不使多数人死于功利价值的压力（大众的存在，那时已无功利可言）和人本主义的悖论，亟需东方性的神道论（“神道设教”），来重新麻痹多数人的延髓。神本主义的神话，替代人本主义的神话。既然人是万物之灵的观念，已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新的世界秩序将在巨大灾难后形成，它的新文化不会糜烂悼，因为毒化文明的、人口密集的工业民主，已经式微。新的文化，将立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之上，一如古代文明立在战俘和奴隶的尸骨上。

未来世界的人，要么作为创造者而活着，要么就别再活了。例如事务性工作、日常的循环、替创造铺路砌墙的活动，本来是由习惯成性的群众来干的，以后将一一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而代之。这样的高级文化，将在未来的世界史中光芒万丈，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我们面前展示一幅何等广阔的前景！许多未知的东西，正等待未来的探险家们！他们所寻到的东西，将大于哥伦布以来的西方海盗们……因为他们猎取的对象不是黄金与技术，而是整座整座的文明──全球文明，将席卷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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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A，一个完整的知识发展过程，应该形成两大结构。第一结构可称为“知识结构”或“分化结构”。第二结构则可称为“反知识结构”或“一贯结构”。

B，多数人的知识发展过程，只停留在第一结构，第二结构对他们不仅陌生、隔膜，仿佛离奇、不可获解的谜……

C，分化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不同点；找出的不同点越多，得以识别的事物越多，就越有广度。第一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识别不同和相异的东西，认识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

D、一贯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找出的相同点越对，得以概括的事物越多，就越有深度。第二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确立相同和普遍的东西，认识共通性是事物的本质。

E，上述第一结构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知识”；而第二结构则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学问”。第一结构代表知识要素的积累，第二结构代表知识结构的确立。第一结构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第二结构的使命是消解知识。第一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世界本身的分化作用，它的方法是分析，即《老子》所谓“有名，万物之始”；第二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知识本身的一贯作用，它的方法是归纳，即《老子》所谓“万物归根，归根曰静”。故又可称此学问为“反知识结构”。

F，第一结构的峰值称为“科学精神”（古人所谓“器学”）；第二结构的峰值称为“哲学”等（古人所谓“道学”）。前者自己终究归于世俗生活的应用，后者终究归于精神生活的阐扬。地道的科学是基于实验的，地道的哲学是基于虚无的。科学的方法是理性控制的观察、实验；哲学的方法是直觉推动的概括、抽象。以科学统帅哲学是哲学的僵化，正如以哲学统帅科学是科学的腐化。

G，对精神性的生物物种来说，知识发展的过程应当而且必定是完整的，他们的认知结构也必从第一结构转向第二结构。对人的肯定，迟早会升格为否定；从而不再将人生作为一个归宿，而作为一个阶梯……

H，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对在精神生物的个体发展中，扮演上述角色。而在文明体系的知识发展中，亦然。一个文明体系，一种文化结构，在其命运深处，都存在这两重结构。（第一结构）令人欣喜的诞生和（第二结构）触目惊心的毁灭，并存。实验主义的开幕和虚无主义的闭幕，轮番交流。

I，知识的发展过程，一旦达到第一结构的饱和，即开始走向第二结构的消解。一旦达到第二结构的完满，即向第一结构反转。每结构一旦凌越了自己的中庸，即走向自我否定。它常常表现为“自杀性的炫耀”。“中庸”何在呢？中庸啊中庸，人们无法事先发现你；只能事后猜测你。

J，什么是“一贯”呢？用倭化的现代汉语说，就是“主义”，即理论体系。理论若不“一贯”，则失其力度。而如果一贯到底，又不免成为偏见的渊薮。一贯之道，不仅是第二结构的特征，也是力求简化、把握环境的“生理现象”。

K，知识发展的尽头，出现了各种知识学科之间界限泯灭的现象。这在不知不觉中，为“齐物论”的时代做了开拓工作。知识的发展尽头，是虚无主义。正如劝人为善行爱的宗教之尽头，横亘着超级专断甚至残暴。不妨认为，虚无主义乃是第一结构的膨胀迟早造成的结果，当一个知识系统膨胀过了它的“中庸”极限之后，就会进入虚脱状态、产生虚无思潮，文化的内力趋于衰微，这时第二结构就兴起，振聋发聩。

L，这时，如果虚无主义还不够，那么野蛮精神将继起，虚无与野蛮的联盟，用否定理性习惯的神秘催眠，唤醒人的本能──“大理性”（也即“非理性”），而此本能的复苏，将引导人，重新进入第一结构。

M，这样，虚无主义就成为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之间的连接点。形成自圆其说的“思想大厦”、集大成的“一贯之道”。根本动力在于总结纷纭、归于纯一的“意志”。所以，尚未经历虚无迷雾之困扰的人，又怎能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正如不知道“死”，又怎样理解“生”呢？

N，当世界陷入虚无感，被净化或抽象为“道”或“主义”时，它原有的生命元素，也就丧失殆尽了。在此意义上，抽象被叫做“抽筋”也许倒更贴切些。如此，第二结构终于向第一结构回归了。

那么，作为人类知识系统的一部分的“艺术”，又是如何呢？

尝试论述我们的“新艺术论”如下：

A、艺术是（1）人的心智对外物的艺术性的特殊感受；（2）人的心智对这些感受的艺术性的特殊表现。所以一个艺术家不一定必然创造了艺术品──他可以只是在内心有高妙的艺术感受而不表现出来；而一个制作了若干艺术品的人也不一定就是艺术家──他可以是徒具其表即艺术形式而毫无灵魂即艺术真髓的匠人。

B、艺术的真价值不在于所谓的“社会功用”即社会道德教化的功能。这种东西只是消极保守的卑微价值，其创造精神是显然易见的贫乏。因为一切社会道德之为物、为工具，其生命都不是持久的，艺术若成为其附庸与装饰品，则艺术的价值也就则逃不过“卑微”二字的局限。此种艺术怎么能够不随其主子的衰微而衰微呢。

C、艺术的真价值更不在于所谓“娱乐”及“消遣”。堕落的价值标准来自所有的娱乐和消遣，其虚幻的满足感，使庸众昏昏然，在陶醉中，顺从惰性的驱使，从而阻塞了奋发有为的途径。我并不否认娱乐与消遣具有休息的功用，但把艺术的真价值视为娱乐及消遣，则系“堕入惰性的掌握”。

D、艺术的真价值也不在于所谓“培养雅致的趣味并陶冶性情”。因为这种观点是被某种粉饰贫乏的心理状态所支配的。这种心理状态虽不满于人类低下之状况，但不思谋根本的前途，却只津津于现实的粉饰。可是，任何粉饰都必然有一定的限度：粉饰与创造不同──粉饰只能依赖于某一客体，否则无法成立。而创造却能够是独立的。创造能够毁弃它所由生的客体。而陶冶性情正恰如一种粉饰。

E、艺术的真价值与真精髓在于“创造”。“人类对外物的（艺术性的）特殊感受”之所以是艺术，就是因为这种感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尽管是未经表现的艺术。因为这种感受本身在外界并不存只存在于某一部分人类的（具有艺术性的）心智中。所以人们说，艺术是需要天才的，即遗传学上的某些要素。训练可以培养机械活动，却不能培养具有艺术性的活动。尽管，如何使你的艺术感受为别人接受，是需要一些专门训练的，但这只是技术问题，并不是艺术的真髓。

F、我是这样理解“艺术的真髓在于‘创造’”的：人类的一切创造──制作、宗教、哲学、科学（幻想及艺术本身当然更不例外）……莫不起源于艺术。人类并不是为了吃饭而创造这一切的！“吃饭问题”（“经济”）岂能将人类携至如此遥远的创造之路！原始人会被饿死，但又是什么动力使原始人成为文明人的呢？是创造的冲动，是艺术的冲动。这种例子在孩子们身上再清楚不过了，小孩子亦未为饥饿寒冷所驱使，却在游戏中不断的创造，以进行艺术活动。我们可以说，若无艺术的冲动，人一切的创造都成为不可能。所以“艺术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艺术”。

G、一般人用“艺术性的”一词来形容“美的”，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以“艺术品”代替了艺术。应当用“艺术性的”一词来形容“创造性的”：因为艺术的本质不是美，而是创造。“美”是会死亡的，会随着观众趣味的变化而变成“丑”的。可是创造却不会死亡：它永远是一个脉搏，以前的创造将不断赐福给以后的创造。美，最多只能是一个形式，一个躯壳，而创造却是使美这个形式和躯壳得以形成的冲动，也是使美这个躯壳和形式终于归入腐朽败落的冲动。

H、艺术就是创造，就是重新构造的活动；所以唯独在创造中才有艺术，才有美。因为创造活动能给人心带来最大的愉快和刺激。创造活动是人生最高的意境。这是真的美，而不是艺术的躯壳和美感的习惯延续。

I、知识，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之一种，和艺术与创造的关系又是如何呢？知识是艺术与创造的凝聚体，因而是没有生命的，激不起承受者创造冲动的艺术品。任何艺术品，都是人的创造品，故一旦丧失其活跃的生命力，不再能激起承受者的创造性的冲动时，它即沦为“知识”。换言之，则任何“知识”，只要它能重新激起承受者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即成为“艺术”──“知识是凝固的、无生命的艺术”；“艺术则是活生生的知识”。

J、道德之为物与知识近似──那亦是“丧失了活性的艺术”，所以任何道德从根本上说来都是消极的，无生命的。如果它不能重新化为艺术，从而激起感受者之创造冲动的话，它简直就是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只有没有创造能力的群众才应受到道德的辖制，而创造性人物却是可以不受这种消极之物的羁绊──因为命运要求他从事永不停息的创造活动。而道德作为丧失活力的艺术陈迹，因此无权来限制他那充满活力的创造之路。道德为什么会过时且被扬弃？因为道德的消极性质。道德被创造之初，是作为某种艺术而出现的！它是一再被多人的惰性所重复之后，才逐渐成为一种习惯被沉寂下来。这时道德就丧失其艺术特征，成为十足消极的东西了。因此在新生活文化的预示者看来，道德不过是创造、艺术、生命的点缀和附庸──并不是生活造就了艺术，而是艺术造就了生活，创造、艺术、生命的生活。

照此来看，一切艺术与精神的创造活动，都是对现实及生活的嘲讽与诅咒，甚至是污蔑、揶揄、绝望的挣扎。环境往往窒息了人的生命冲动，人要求解脱就必须从“艺术与精神的创造”中去寻求。生活即人与环境融和，其本身是无从宰割的一体，所以伟大天才的梦幻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他的梦可以片面走运，从而创造了历史，并被人们称为“成功”；但他的梦幻既然是纯洁的观念，就不可能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完全物质化。生活有其本身的物性特点，观念上的灵性拿它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上一切纯洁化运动，在物质意义上注定是要失败的，纯洁派最多只能为生活留下一堆光荣的废墟。这也使得艺术成为一种不可或离的需要，一个不朽纪念碑与墓志铭。

人既然对生活的需求各不相同，而生活的物性本身又不可能被割弃、净化，所以艺术就只能成为群众惰性的调味品。为艺术献身的人发展艺术，是作为自己生命超然状态的另一面相；他们爱艺术是因为艺术可以提供生活本身不能提供的陶醉，故世人常以酒与药物，来和艺术相提并论。酒与药物用物质来刺激神经，艺术则用灵性来刺激神经──相对来说艺术为人们提供了较为无害的冲动空间，使人从压制下得以解放……

人们感到自然美与艺术美，实际上都是自我投射所赋予。所以，人只有在把自然界人格化时，才会感到美；美依赖于人对外物的人格化过程。而人类的互相交际，不论异性之间与同性之间，也都是依赖于类似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而进行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这是人类互相交际与理解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互相战斗与误解的基本条件。这个生物界及社会人的“永恒规律”，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劫数与命运。

A、从艺术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看一切伟大艺术品的“不道德性”，所谓不道德，就是解除了心理平衡的机能，如此或是堕落，或是创造，不再沉寂。

B、艺术有赖于激情，激情有赖于心理的不平衡；而道德的任务却在于建立平衡，消除不平衡。

C、道德是艺术的砒霜，艺术是道德的春药。

D、艺术与道德的交汇地是为政治。

E、例如中国，其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什么？就是塑造了一群俯首帖耳、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政治动物……

F、中国的最持久的道德是什么？就是它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这不是二十世纪的新花样，而是从《易经》时代就开始了：“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G、中国文化以往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艺术与道德按照中庸之道予以调和了。所以，中国的艺术特别表现得道德，中国的道德特别表现得艺术──中国人从来不会为了不同的道德打仗的，中国的一切除了利益之外，都浸透着“调和”与混同的颜色。

H、众所周知，七彩的混合色就是灰蒙蒙的“阴郁色”。

在各种用文字织构的作品中，大约小说最富于“一家之言”的性质了。流行性的看法似乎认为，“理论”必须严谨、清晰、富于客观性；而“创作”则不妨带有相当的主观任意性。总之，创作要求“有我”，而理论则要求“无我”。在这里我们想指出，这种二分观念已经到了必须加以转换的时刻。事实上，在小说中、在最富于主体感受的文字作品中，往往透现着最能超越自我的内在隧道，它是客观的、它是清晰的、它还有真正的严谨性。其表现形态的一种，就是以富于个性的描述，勾勒着内容：每当生命遭到大规模的折磨与伤害，以造成大量无辜的死亡时，哲学的怀疑气氛得以流行的大气候便也形成了。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叹息更能打动人心的了。

读者的目光也许更爱逗留在那些短命而有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上。短命、不幸──与天才的艺术之间，似乎有种亲缘关系。这里，一串是真实，一串则是想象；一串是对天才的留恋，一串是对夭折的伤逝──因为没有什么比“有价值的东西之毁灭”更能打动人心。为什么“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为什么倒霉的人，才能写出好作品？以前的老牌思想说，因为人一倒霉，思想和艺术就变得纯净起来……这是“少数人的说辞”，是贵族主义的逻辑。而身在大众社会，如果代多数人立言的话，应该这样说：只有倒霉的人，才喜欢阅读或是从欣赏艺术的活动中，寻求解脱！倒霉的人当然容易与倒霉的人产生共鸣，而他们的共鸣，又像宗教经典专向下层社会传播一样，进一步传到其他倒霉蛋的耳朵里……而那些幸运的人却脑满肠肥、终日忙碌，他们与这一切倒霉艺术的传播过程，始终绝缘！“评论家”也属于这种倒霉的人……至于问道那少数养尊处优的家伙，为什么也推崇那些倒霉蛋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得不以“青少年时代的苦难情结”甚至以“附庸风雅”、“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之类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们了。否则，他怎么会纵情文字呢？权力和财富，是使人天然趋向于纵情声色的。除非，那是像纳兰性德一样的病秧子。

当然，少数人将本能地反对这种代多数人立言的“下流说辞”（顺着本性的向下流动），他们总认为自己并非“身世穷而文章工”，而是天生就纵情梦想、拒绝声色的特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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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的痉挛

A、昨夜沉思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与众不同的“汉族”，一堆散漫的人类物质。

B、我们的“汉族”，真像一颗人间的彗星那么散乱。它时而奔向太阳，时而奔离太阳──两种运动，在它自己的轨道上，这是命运？

它把“太阳”当作一个目标或“反目标”──它是依据和“太阳”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离太阳越近，它就越软化、越膨胀、越离心、越变形……离太阳远了，它就硬化、收缩、向心、整合。变形者有特色、有表现性；整合者有内力、有持久感。

哪里是我们的中庸之道？哪里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汉族性”，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汉族性，是我们特有的“中国国民性”。中国，正在汉族性中痛苦挣扎？中国，正在酝酿名不见经传、实不载史乘的空前事物？所以，他的生存形式，超出人类迄今已经认识了的形态。于是，他仿佛混乱得使人困惑，他真的反复无常得令人厌倦。但他的形式，还是不乏某种“规律牲”，这就是：“混乱加反复等于无常的汉族性（？）”。他一会儿向阳，一会儿向阴──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命。他忘了自己已有的宇宙，他苦思自己将有的洞天。

混乱感，已成为二十世纪汉族性的重要特征。

这个自秦以来形成的费拉民族，作为整体无法重抵“历史高峰”了？它早已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并从令人眩晕、使人震惊的高度上，坠落了下来。从那以后，它就在下山的颠簸中陷入迷乱，丧失必要的形式，必要的“礼”。汉魏以降，中国失礼，失义，失理，失忆。

这无序的混乱，不是生长标志。如从循环的角度看，也许是再度的、还没有开始进入生长的阶段（而只是停留在“前生长的孕育阶段”）。文化的孕育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破坏的要素”；它将选择、筛取、创新，一时间，它来不及对试验的结果，加速催化、促其生长。

其他还在生长的社会，在其既定轨道上，其中的居民，缺乏类似的体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中国的混乱，无法参与那种支配中国每个人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巨大摩擦力？所以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估价，令人发噱。包括社会混乱状态和人的混乱感觉在内的多重混乱，已成为今日“各领域中国生活”的基调，如工作、学习与爱情等等，莫不如此。社稷、家庭与公共生活，亦然。而克服这一基调的努力，业已构成中国走向新生命的道路。

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有人说，汉族是个缺乏绝望感的民族。其文化原因极为复杂，如果一言以蔽之，则曰：老化。由于老化，我们在整体上说，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真相。由于老化，我们看见了努力奋斗后面的无限虚无。我们已经老化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危机意识，都无法真正激动群体的心灵。老态龙钟的汉族自以为历经诸多忧患，不会亡种亡国，故日益疲沓，不思振作。这种老化，已接近腐化，青年的腐化只是生活方式，老人的腐化却是生理现象，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但老化得进入腐化的民族，却不再产生具有危机感甚至绝望感的个体，因为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青年个体，可以像韭菜一样被一波一波地剪下！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痛感。但衰朽的结构，正是依赖精力充沛的个人，并吸取他们的血，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呢？

英雄已死，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也许不是的。一个尚未摆脱的危机、走出困难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的。这样的民族或由于幼稚或由于衰老，都离不开它的保姆。没有保姆，幼稚的民族无法长大，衰老的民族无法送终，没有英雄的今天，就没有民族的明天。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英雄，需要保姆的民族也要培育出自己的英雄来！和保姆不同的是，真正的英雄，在本能上是不受原则控制的──他拒绝“驯化”。但他善于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某个足资其驰骋的群体规范，并将个人情感皈依到能使群体趋于狂热状态的那个希望的焦点。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耳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欧洲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等意大利文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一类的日耳曼野人。这类日耳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 beare 1564—1616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蹈矩。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不同的高级文化，以其不同的核心，再加种种内外环境的影响，形成民族精神的形式。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各个中等国家，如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在民族精神的形式方面也日益混同，这实际上为高级文化的世界规模的合并，准备了条件。另方面，不论高级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独特形式具有多大差异，它们都起源于民族意识的区分，即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看法。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的意识，不仅是高级文化，也是习俗性文化的基础。如果缺失了这种“认同”或“追求差异”的意志，一个民族的文化即将被别的文化所同化、吞食、消失殆尽……因为“模仿”的引力是巨大的，而抵抗“模仿压力”的，惟有尊严与骄傲等固执的力量。

民族身份的丧失，其实是一种“惩罚”，不仅仅是一种“代价”。是加诸一个民族头上的过分沉重的勒索。

对快乐的惩罚，不仅是“付款”，且是快乐过后的深切失落！对憧憬的奖励，不是“努力”，且是憧憬过后的终极幻灭。这并不体现任何人格意味的支配，而只是心情转换、焦点移易。没有过快乐，就不会失落；没有过憧憬，就不会幻灭：命运是很公平的，有幻灭比没有幻灭好，有失落比没有失落好。生命毕竟在此搏动过。

紊乱令人痛苦，是因为它打破生物遵循的节律。但生长总是伴随着紊乱，它一笔勾销“氓之嗤嗤”的安详、宁静，所以人们憎恶它。紊乱，令人绝望，但绝望的感觉并没有把人尤其没有把某个群体，导入实际上的绝路。绝路与否，取决于人对绝望感的反应，反应好，绝望感将是新的转机，展开新的道路。因为我们看到，一切有希望、有潜力的发展，都孕育在紊乱，激活于绝望：是绝望而非信仰，逼人思考：是紊乱而非秩序，迫人调整的生活方式。人是苦虫，他受益于痛苦，也只有通过痛苦，才净化、升华，使自己成为人而不再是兽。假如压力消退了，他的生活反而迅即腐化，原形毕露。所以，为了生活的力度，请保留我们的痛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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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级诈骗犯

人，生而喜爱掠夺，为达目的，乐于采用诈骗手段。这种人性，即使从儿童身上也可以一目了然。

道德、教养、文化的熏染等等，对这生就的欺诈倾向实行文饰，或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但在根本上却是支持并进一步增强了它。因为这倾向抹煞不掉，它转过来要求道德、教养、文化等等力量，反过来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效劳。

“谋大业者，不计小利”──并不是不计小利，而是企图以小利换取大利，大业至德盛矣哉！不掠夺、不诈骗，并非目的；而只是积累信誉，以便为遂行大掠夺、大诈骗而积累必要的能量、信誉。多少禁欲者、多少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坚忍精神、道德光辉，足以照亮阴沉的宇宙千万世纪……可是我看见：他们的左颊上印着“掠夺历史”，右颊上刻着“诈骗众神”──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儿，使我茫然。

“少数人”反抗“多数人”，也就是少数人反抗社会，出以不同的形式则生不同的命运。它若出以文化的创造这形式，就有一个文化繁荣时代的来到。它若出以军事斗争这形式，就有一个强权中心确立，它若出以宗教狂热这形式，就有一种新宗教的崛起。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功镇压、严酷统治，诚然造成“暴政”；但不会马上形成可怕的僵化。只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严刻腐蚀，才会使得整个文化的活力趋于衰微……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并不是僵化的，王朝末年才风行腐败。通过系列观察和反省，我们终于认识到，“多数人意志的胜利，是文化的末日。”也就是王朝末日。末日经常不是“暴政”的别名，而是由伸张“正义”的行动导致的。如果这正义，意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和有效腐蚀；如果那暴政，意味少数人驱使多数人奔向某个聚焦的目标……

“多数人”合群，他们的个性不强、干劲不足、主动性不够并缺乏抵抗精神。“少数人”天生有反骨，他们个性独特、充满斗志，内心奔腾着想象和创造的冲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些特点，完全可用体质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工具予以检测。甚至在动物世界，我们也可以发现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对立和分庭抗礼。

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变成了“某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心灵塑造了某种文化的精神？局部地看，仿佛是这样的。可是展望整个文化史，我们就发现：统治阶级可以被摧毁、推翻、瓦解、取代；但文化的精神却依然强有力，征服一代又一代的统治人物。由此可见，可能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精神塑造了文化的精神，而很可能是它们共同受造于更大的压力。比如罗马帝国瓦解后的西欧，它的统治阶级先后是：教会、封建领主、专制帝王、国民议会、工会、政党、新闻媒体……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它的文化精神还是有其一贯之处，由此可见，文化精神并不产自统治阶级的心灵。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心灵也是派生物，虽然看起来像是独立创造的原生物。

哥伦布以他的远航新世界，来反抗他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虽然他割不断与旧世界的种种联系，最终还成为这些物理的与心理的联系的牺牲品，但他毕竟是离开旧世界的第一人。现代的美国人，为了标榜自己自别于欧洲和旧世界的孤立主义──就奉哥伦布为理想人物，但这正好反证了哥伦布命运中的那种性质，即唾弃祖国又被祖国唾弃的气质。

一切冒险家和探险家，都是这样忘恩负义的反抗者。他们的进军，是出于深切的厌倦和果敢的叛逆，这些特立独行的反抗者们，反抗社会，也就是反抗随波逐流、惰性十足、喜爱合群、毫无创造精神的“多数人”，其反抗行为的特定形式，也就决定了文化的形式。换言之：他们怎样反抗，文化就怎样形成；他们反抗了，文化就诞生了。

有时，他们的反抗是出之以“绝对服从”的形式。对旧世界的厌倦、反抗，产生了对于新世界及其主宰者的空前崇拜和无条件服从。而“无条件服从”毕竟还是有一个唯一的、未被察觉的条件，那就是：对旧世界中异己势力的蔑视和反抗。所以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有时，他们的反抗是出之以“勤恳营造”的形式，例如建设一个新国家等等，就是这样。建设，意味着某种破坏。任何建设一旦出现在空间中，必对其它东西起到瓦解作用和破坏影响；甚至对地球环境的现有平衡，发挥某种悄悄地腐蚀。不论我们这类生物，能否对此见微知著、认识总结。

历史的节奏，就以人性中这“反抗──压迫；再反抗──再压迫；再反抗──直到灭亡……”的基调，产生。归根结蒂，反抗会蜕化为新压迫，它激起新反抗，又再蜕化成再压迫……“呼吸不停，战斗不止。”

“权力”倾向于“肯定”，哪怕是欺诈式的肯定。“权力”肯定了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而这一切东西却终不免是归于否定的。其之所以是否定的，就在于它们并不像“权力”的占有者所昭示的那样积极，而是极为消极的腐蚀性存在。除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消极，都是“阴”。只有创造才积极，才是“阳”。

“权力与创造不共戴天。”应当广义地理解这句话。我不否认权力也有创造的潜能，但这只是巧合而已，是创造性导致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导致了创造性。成功的权力，只会削弱创造力，使创造力从非创造的孔道中发泄出去。有时，权力刺激也会促使创造力高涨，但权力刺激不可过大，过大反而磨灭了创造的冲动。尽管权力催化了创造潜能，但创造的高涨不是产自权力。人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用权力以求纵欲，所以权力对他们意味着灾难，“德行”与“权力”在他们身上是对立的。权力越重的人，道德越败坏，只有深受压制者，才成为“有德之士”。

如果暂时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有兴趣找一点更直捷、更切实的“原因”时，便不难发现：由于科学的进展，人们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力也相应加强了；由于“群众时代”的到来，人们干预社会进程的权力也得以强化──但结果又如何呢？心的嗜欲越来越强，人间冲突越演越烈，上述两种权力的强化，到头来都灌注到野心中，使之无比膨胀起来。于是，运用权力来“享受人生”，而不是“追求人生后面的虚无”（如“彼岸”），就成为人生唯一的目标及内容。

中人和下愚都有创造潜能，但没有艺术情趣，没有重视游戏轻视功利的贵族天性，他们的潜能最终都没有发挥出来。不会创造的人们认定创造比争权，太是隔靴搔痒了！这些感官动物视创造为逃避现实，为“懦夫本色”。这些感官颠倒的动物哪里能够理解“行为场所的转移”这样意义重大的母题？他们哪里懂得，权力无非来自先前的创造；权力只是对于创造的消极报酬？

针对自我的权力也即“行使自己的天赋权利”，俗话说就是“享有”。“享有”还可以细分为“肉体的快感”和“精神的陶醉”两种。享有作为“报酬”，其目的是使动物的生活更有兴致。除此之外，享有只是消极的，没有更多的积极动能。尤其有害的是，很少有人能抗拒享有的腐蚀。

如果说，对自然的权力，有助于减轻自然界的压力；对社会的权力，有助于减轻同类的压力；那么享有作为“消除自我压力”的方式，作为规避种种戒律的途径，显然更受青睐。对享有的限制就形成了所谓戒律。戒律的目的在于控制“无谓的精力浪费”，以控制享有带来的解放感、自由感、扩张感以及种种快意的宣泄；只是，这对生命很可能有害，因为这些权力的后果都是消费性的，原始性格十分顽强。

在上述三种权力形态的关系中，对同类的权力欲，助长了对于自我的权力欲；而对自然界的权力欲，又助长了控制同类的权力欲。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更多不是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下助长起来的，而在“力求控制同类的权力”中诞生，如多数时代的科学发展，都是以军事工业为杠杆而勃起的。技术的发明，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之类的抽象目标，而是为了反抗同类的压迫，它体现为“竞争”或“弱肉强食”。所以，科学的迅速发展，总是与分崩离析的乱世，一起来临。而技术发展则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又推动社会的无情“进步”，这种进步永远是与人的不幸福状态紧密相连的。最后直到技术发展导致环境破坏，迫使技术发展本身不得不停滞或减缓下来。只有等到社会萧条、文明解体之后，上述不平衡状态得以减轻，社会的重新统一，再度成为可能。所以，“社会政治方面的统一”（“思想统一”、“宗教统一”，只是其副产品），经常都是技术与科学发展、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致命伤。幸好，这些统一还是与动物庄园里的幸福，紧密相连的。

权力首先体现为，权力行为对创造行为的腐蚀；其次体现为，权力行为对生命健康的戕害。权力既然如此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是否应该受到必要的谴责？

不必了。人的思虑其实并不能够“改变”什么。“自由意志”耍枪弄棍的余地其实是很小的。一切由意志促成的改变，细细考察下来很多不过是前定的，而且是前定于意志之外的动因动能……人的思虑、意志，甚至天才的潜意识，都只是山雨欲来之前的微风，至多不过是信风或是“王风”罢了，哪里可能是真正的动因呢。我们在此并不指责权力，只是陈述它的始末、揭示它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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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压制者的美德

“被压制者的美德”这个命题，立论在这一前提之上：只有在遭到压制的、不自由的心灵中，人的美德才可能产生。所以，“奴隶道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奴隶才有道德──“美德”，属于被压制者。压制有各种形式。许多压制既非来自社会关系、也非来自物质的缺乏；但只要它构成压力，形成遏制，造成强使，就产生了导致美德分泌的机制。

原来，美德是作为自卫武器而制造出来的，美德是反压制力已经凝集的表现形式。人类，由于“天性如此”，当他不再感到内外交困时，当他感到已经自由，已经获得主宰能力时，他的美德就会逐渐丧失。丧失的过程越迅速，其后果也就越是灾难性的：故“暴发户”对邻人最危险。暴发户的内外平衡改变得太迅速，谁知道他会在暴发之后，要干些什么“自由自在”的罪恶勾当？往往还是变本加厉的变态勾当！

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压制，美的、善良的、崇高的、纯洁的感受，才会油然兴起，作为对苦难生活的解毒剂，作为反抗不义、建立公平的动机。所以，“受压制的人们有福了”，决非妄语；“压制，乃是上天赐给你的至福”，也不是说给倒霉蛋听的镇静剂，而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被压制者，身在重压下，如果放弃了升华的道路，就意味断绝了一切希望，这当然不行。于是，只有那些敢于面对压制、敢于嘲笑压制，同时还敢于忍受压制（以之作为锻炼自己身心强健的有力工具）的“威武不能屈的上等人”、“富贵不能淫的大贵族”、“贫贱不能移的真君子”，人生的圆满的至福，才呈现出来。

美德好像碧血，是从伤口中分泌出来的！一般说来，伤口越深重，分泌的血液也就越多；心理上的压制越残酷，则激发的美德也就越是光辉动人。我们应当用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来欣赏悲惨世界中不断涌溢的美德。这悲惨世界，是命运对天才最高的赏赐，而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体现了命运对注定朽灭之物的爱！

因此我们称“奴隶道德”为美德。因为我们看到：即将来临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奴隶社会──它并不类似古希腊罗马、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美洲大陆那样的输入外部奴隶的奴隶社会；而类似奥斯曼帝国、满洲帝国那样的蛮族入主、反客为主的奴隶社会。它们其中的一个，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罗马帝国（拜占庭），一个再度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中华帝国（秦到明）。

我们同样看到：唯有美德即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防卫方法，才能为新文化的发轫，积聚必要的能源、培育不知畏惧为何物的年轻一代。在这个议题方面，传道人的儿子尼采或因为无知或因为病态，或二者兼而有之，犯了一个绝顶的错误：基督教并不是单方面地使人驯化并弱化了人的健康本能，基督教岂不也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多少恶棍借用基督之名，犯下了比之异教世界远为血腥的暴行。这些超级恶棍往往就潜伏在教会之中，打着上帝的旗号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尽管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使弱者更加俯首帖耳。这两极分化的含义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奴隶道德”到底是强化了历史还是弱化了历史？到底还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滞了历史？答案显然是强化了和推动了而不是弱化了和阻滞了历史──为此，也仅仅为此，让我们欢呼奴隶道德的胜利！奴隶道德，虽然助长了恶行，却从反面即纵容的意义上强化了历史的邪恶动力，并推动了历史“冲浪过程”。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被压制者的不幸处境，乃是源于自己（或其祖先）的某种“罪恶”。历史证明，今日之被压制者，乃是昨日之压制者，也是明日之可能的再度压制者。而今日的压制者之所以能肆行权力，乃是得力于其昨日之被压制。同样，也要在其明天为其今日之压制，付出再度受到压制的代价，从而再度转为“被压制者”。虽然历史的线索有时并不像我这里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但我们具有历史直觉的透视已经表明：也许个体可以逃出这一报应的循环，但种类却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你就是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里的尼姑小和尚。”

真正的被压制者，乃是历史哲学意义的“伤兵”──他们曾经惨败在人生的角斗场上。他们在前一回合的放肆活动，遭到挫折，于是沦为“伤兵”。然而，通过被压制状态而实现了休息的人，有福了；正如通过静静养伤而实现了自身复原的伤兵，重新有力了──他卷土重来，扬起烟尘。这样的人不因受伤而懊丧，或从精神上解除武装；他也不因养伤的寂寞而发狂。他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知道报应的时刻即将来到，知道新的报应将回馈今日的无聊！

“伟大的伤兵”！──这决不是一个讽刺或亵渎的名号称呼，这是一个献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者的颂辞……

为什么握有社会权力的人往往罪恶昭彰？因为占有权力，就意味着行使权力。权力，也如同一切工具一样，只有当它使用时，它才存在；搁置不用，怎能避免朽坏？争夺权力，则也必消耗反压制的力。而行使权力所具有的消极性，要远远大于其积极性：这是由人贪得无厌的劣根性造成的。人的本性，逼迫人以权力来填充欲壑，这种本性远远大于人以权力来创造文化的可能，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事实上，文化上的创造者，多数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反抗，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顺从……

“含而不露”、“为而不有”，只是一种永葆青春的希望。而人的不安份的本性迟早将打破这种死寂，并以狂欢节的方式奔向毁灭……

君子的“慎独”与小人的“无忌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以强力的内在控制，填补了外在压制遭到削弱后所留下的真空。而小人，则由于这暂时的真空状态，而情不能自禁，下流地消耗了他的内在压力：于是当新的压制来临时，他就因为失去备战的抵抗力，而被内外交困活活绞死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人可百般，唯不可向下流。

理想的状态不是被压制（就更高意义说，被压制只是一种生命的准备状态），而是以被压制者之心，处压制者之势，即拥有压制力而拒不施行压制职能。理想的状态，像一张巨大的神弓，引而不发，长葆其盛。

我知道！这些只是年轻的梦想，仅仅现在，三十岁前夕，生命还有最后余辉在闪烁，我临照这变幻无定的世界，面对一切川流不息，心也升沉不已！我知道，一切力避衰落的希望，也许无益有害：它们只不过加速了衰落进程。老子倡言无为，因为他看到这世界背后的真情！伟大的心灵，追逐伟大的事业，他企图切割、役使、控制现实世界；以及探索、塑造、主宰精神世界等等，最终产生对他人身体和心理的支配并造成巨大压制，或帮助他人从压制下解放，以进入另一更为强力的压制状态──这无限优良的麻醉剂，达到一箭双雕的功能。

其一雕，使心灵摆脱日常生活的困扰和琐屑事物的纠缠，摈弃杂务充塞他生命空间的杂念──这些杂念以猥琐的希望、刻骨的嫉妒、无孔不入的欲念、自惭形秽的冲动以及羞耻怨艾、悔恨失意等等一切可以想见的形式，侵害他、腐蚀他、咬啮他，终于会蛀空了他！

其二雕，使心灵被空前博大精深、使人陶醉、令人神驰的精神高涨，紧紧攫住，开创有价值的也就是能令人振奋的活动──归根结蒂，追求伟大和不朽只是解脱的一种形式，是心理的平衡机能。这种形式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基于它被超乎寻常的痛苦所充满。他像基督走向十字架的光辉，本身就是深切苦痛的永恒象征，作为人生的“无从医治而只能麻醉”的伴随物。

“人生空虚得可怕。”──但正是这强力恐惧以及为弥补这因空虚而产生的强力恐惧，而强行分泌出来的上述麻醉剂，成就了文明社会的思想家们所高谈阔论的“历史”！历史，步步是这样刻骨铭心的血印。在这类心灵的深处，也曾激荡过五光十色的媚俗波澜，但最后都归于死寂，无声无息。因为命运给各类心灵以不同的启示，首先给他们更大的差别，这个基本的生物和心理的事实，不禁一记耳光，打在那伪善的社会平等学说的脸上！仿佛狗血淋头的“治疗”，无情破毁了社会平等的诸多魔咒。缺乏权力，就缺乏活力；权力过少，活力也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跳梁小丑一旦登上国家元首的位置，马上显得容光焕发，颐指气指了起来。虽然，过多的个体权力对一个结构来说可能意味罪恶与堕落；但毫无疑问，过少的个体权力就像贫穷一样，使得生命本身的机能遭到扼杀。

各类生物都需要它们的势力范围，由此出发都不得不创造它们的权力形态。

每个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权力形态，由此出发都不得不调试他们迈向权力的脚步。

──依靠本能冲动的方向、原始力量的度数、再加上外力或反作用力，造就了个体的权力形态，这就是他人的感觉能够确认的“存在”。人们在此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只有那些最幸运的物种及个体，才拥有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而弱势集团、弱势个体则一概阙如，但实际上，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乃是任何物种、集团、个体必不可缺的，不同的只是势力范围的大小、权力形态的形式。

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长此安宁；不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充满嚣腾。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甜甜蜜蜜；不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充满苦涩──这里有什么平等之可言？有什么互相认同的可能？

命运的“公道”就在于“区别对待”！它逼使那些认定自己所得份额为不恰当、不合适的人，去反抗、侵夺、扩张、转形。人间的斗争，就起源于上述不同的心灵感受──以致一颗有活力的心灵，宁愿毁灭也不愿默受。“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因此并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秽行，而是在光天化日下普遍风行的准则。而“损人利己”，不仅是一个争夺资源的明显需要，也是一种取得心理优越的隐秘渴求！

从心理上说，“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是不存在的。对优越感的隐秘渴求来说，损人就是利己！打击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而我们传统的道德箴言簿之所以告诫要避免损人而不利己──恰恰说明这样“幸灾乐祸”的行径乃是生命的常情。而箴言的实际含义是，不要让心理优越感的隐秘渴求发展得太员，以致干扰了资源争夺方面的明显需要！

伟大的心灵，是由于极端的优越感（“拒绝媚俗的超俗感”）而不是由于恪守道德箴言簿，才不屑于追逐这一类的幸福（１，损人而不利己的疯狂游戏；２，损人利己的赢利，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不等于说，他没有追求这类幸福的倾向。事实上，他只不过给予这种追求以更辉煌、更博大的形式；并在这种形式的陶醉中，走向更高级的生活。伟大的心灵因此显得仁慈、博爱，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得残酷和仇恨的必要性，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陷入残酷和仇恨中，他便被降低到群众的水平。他怎么能与小民争利呢？他怎么能去正法一个普通的罪人呢？所以伟大的心灵可以发动世界大战，但对讨厌的邻人却不得不礼让三分；他们流血漂杵，但脸上却是肃穆的，心里则带着谦卑的微笑。按照同样的道理，他面对群众的崇拜，也感到由衷的厌恶，尽管他呼应这种热情，但他清楚，群众哪里懂得敬畏他的价值？群众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狂欢，就像是幼童的“过家家”！

根据“禀赋”、“本能”、“内在压力的生来度数”、“隐秘渴求的基本方向”等方面的不同──每物种、每个体都有其扩张的领域，尽管具体的领域对每物种、每个体都极为不同、五光十色，而且不同的物种与不同的个体，渴望不同的标尺。

A，如果达不到他的领域之极（包括空间的深度、时间的绵延两方面），他就会感到压抑、欠缺，就会不由得兴起强烈的愤懑、毁灭的热情。B，而如果达到了他的领域之极，他也会感到满足甚至幸福的。他就以充满和谐的情调去遐想翩翩，如庄子之乌何有之乡、柏拉图之理想国、但丁之天堂，以及许许多多的近代乌托邦（这是人的内在和谐精神的外延？）……而如果超过了他的领域之极，他就会感到放纵与放纵后的虚脱，然后被烦躁、懊恼、悔恨甚至虚无精神，给吞噬掉。

“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人啊，你们差一口就饿，多一口就饱的畜生！

──权利是消极的权力；权力是积极的权利。

社会权力，是持有者的毒药。它的消极后果导致软弱、腐化；因为耗能过多，因为主体最终无力抵抗诱惑，因为人的欲望是满足不了的，一个欲望的满足，引起新一轮的欲望，而且更大、更强、更野。这些欲望是生活的泡沫，不是生活的先导，它们并不足以改造生活、革新生活，只在旧生活的死水上投入臭气翻腾的浮光掠影。

一个欲望、思想，若不化为一种冲动、一种改变生活的行为，并不是真的。一个欲望、思想，达不到“实现不了就宁愿灭亡（毁灭对手或自我毁灭）”的强烈程度，就不是真的。除非你一旦抽去了它，生活就沦为无聊的杂凑、低劣的演技，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毫无内容的空洞形式，你才能宣布，“我是真的”──只有到了这种时刻，打开那未来大门的金钥匙，才向我们显现出来。

（这也是“殉教者”的秘密与“十字军精神”的底里。）

达到你的扩张领域之极吧，避免自己的活力被暗暗戕害──这是一切生活理想的终极秘密。不论这些生活理想具体表现为多么大公无私，误解和悲剧的关键，不在于各种扩张的冲动彼此冲突，而在于伪装的保护色，给扩张的冲动，所投下的虚假阴影。外来的压力使主体改变了他的天然状态，并逼使他在不自然的状态中行走，从而造成深刻的病态。这灾祸的根源如此隐秘，以致很少有人看穿它。

一个心灵要能不受外力的逼迫而改变自己的天然倾向，是有福的。即使死在征程的半途，也还胜似那在别人的路上，走到尽头的人们。

所谓“种族特征”：其高级形态不是指物种的、群落规模上的肉体官能方面的特征。个体的“精神类型”、“意志力度”、“欲念倾向”等等；不也是“种族特征”吗？甚且是更深刻、更本在的种族特征？正如“强有力者”，也是一个广泛的甚至有些含混的概念，它决不等于身强力壮、筋肉发达，也不等于性欲亢进、食欲旺盛，甚至也不等于心地冷酷、手段残忍，或精明强干、厚颜无耻等等。虽然一般人认为，“强有力者”应该具备上述特征。

真正的“强有力者”，是能创造出别人力不能及的“始作俑者”。体力、意志力、想象力、行动力的王冠，都是他的，而这些气数是无法在他的体貌上预先推算、未卜先知的。“强有力者”的名号，是由结果追认的；除非命运的神迹……

善解人意：能够满怀同情的理解去体会别人的意思；善于倾听、吸收不同的意见，能对别人的境遇做出设身处地的感受……这些，诚然不失为美德，是合群的人类品种的优良特征，但是，这却与能够创造历史的品种特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创造历史：这是多么可怕的压力。这有时体现为外压：环境要求他这样做，否则便不让他活下去。但更多体现为内压，苏格拉底式的“内心的呼唤”，如果拒绝这呼唤，人就会因空虚、惶惑、内疚甚至精神崩溃，而悲惨死去，为了顺从这内心的声音，除了动员主观感受、在空前的磨难下坚持明确的方向感，别无办法。

这种主观的感受，经常体现为“拒绝”，唯有拒绝外压的气势，才能获得创造的喜悦。“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大都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

直截了当的“拒绝”，使主体孤独，使客体感到突兀、费解、隔阂以致愤怒。“拒绝”将招致“拒绝”，如此循环往复、日甚一日。这使得世界分裂了，社会分化了，文明分叉了，而分裂却正是历史运化的基本形式。所以创造历史的人们，往往表现出某种生硬的狂态，作为社会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程，促成整体的优美。不信，要是缺了不和谐音程，整部交响乐反而会流于平板、单调以致庸俗，使人发困的。

“今天的被压制者，将是明天的世界主宰；本来的世界主宰，常在后天沦为仆役，往往是最卑贱的仆役。”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恒理。所谓“被压制者”，不是社会学术语，而是心理学概念。现代西方的荒淫哲学，把人视为物质，一笔勾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视人与人之间的组合为机器的构造。这是源于十八世纪、风行十九世纪、统治或半统治着二十世纪的西欧海盗后裔的大众舆论。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真实的景况。真实的景况是：人是心理动物。他所谓被压制，不是一种外在客观的、齐一的标准可以度量出来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种标准），而是基于不同人的主观感受。据此，所谓被压制者，就是强烈感受到压制感的人；被压制感越强烈，则其受压制程度也越深，其反应的度数也就越高。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现象：被压制者的感觉，远比缺乏受压制感的人们，敏锐得多。也可以说，感觉敏锐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同时，被压制者的情感，要远比缺乏压制感的人们，纯洁得多。也可以说，情感纯洁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综合起来，被压制者由于其敏感及纯洁，较之缺乏压制感的人，更容易为某种感情而献身。比如，一个处于逆境的人，必定是感受很大压力的被压制者，这种人很容易被别人的善意表示，所打动。请注意，“逆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感受的表述：一个绝望的人，有时会变得异常轻信，他会把他在正常状态中决不会相信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一样全盘接受下来。甚至一个贵人在落难时，也很容易爱上一个贫贱的女人，这类贱货他在平时连看上一眼都不屑。凡此种种，又与“饥不择食”相关。因为饿汉比饱汉更机敏、更警觉，同时他们的情感也较单一，较能摒弃习惯看法，等等。

如果需要为这类现象提供理论的证明，则不妨说，被压制状态有助于排泄情感的杂质，犹如一定的压力会挤出脓疮中的液体。而在境况危险或面临死亡时，许多人便会拼命地交配，像昆虫那样完成最后的生存斗争。这样，为抵抗压制，使自己能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存在或幻想可以继续存在，生存者必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击，这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使他在情感上变得纯一，在感觉上变得敏锐。与此配套，生存者除集中精力，还要排斥内在杂质，如果他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会削弱信心、稳定、抵抗力等等；并丧失方向感。

压制是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这样看来，压制虽被一切生命所厌恶并躲开，但压制却有助提高生命的各种能力。且不说“生命起源于压制”的原理，我们称压制为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还因为压制具有提升被压制者的道德力量、情感力量和行动力量的功能。

终于，人们多少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被压制者”了。

何以被压制者能负荷如此重大的使命？他来到这世界上，带来了一个空前的预言：世界将永远成为被压制者的世界；世界是命运为被压制者预备的一份礼物。

命运之所以把这礼物，赐给最深度的被压制者，不为报答或慰藉他，不是要他放纵一番、发泄一场──而是要有秘密的事业在他手中完成：命运把这礼物交在他手里，是因为知道他是最负责任的保管者：命运让他用自己的性命，重塑这礼物，以完成愉悦命运、震惊世界的创造性工作。他是命运的棋子。

真的，这潜隐在最深度的被压制者，却是《福音书，登山宝训》中所说的“清心的人”，所以上帝才让他接管世界。诚如异教罗马的元首马克思·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年）在《沉思录》中所说：“只有当不想统治的人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可惜的是，罗马的多神宗教只能给人带来伪善。奥勒留元首装出一副对于权力清心寡欲的样子，其实却死抱住权力到另一个世界，还把权力传给自己的低能儿子。

［回归一下历史也许是必要的：公元161年，罗马元首安东尼逝世。奥勒留和维鲁斯两人共同继承元首职位。169年，维鲁斯病死。180年，奥勒留病逝。这两人执政时期，多瑙河的日耳曼部族多次南下，奥勒留去世时，边境形势更为紧张。但奥勒留却把继承权留给自己亲生的下贱儿子康茂德。这一动作，使他装模作样的“沉思”背后隐藏的伪善，暴露无遗。康茂德是一位放荡轻浮、优柔寡断的人物，他即位后，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签订了不利于帝国的边境条约，躲在罗马过起了奢侈的生活，还大肆屠杀对立的贵族，引起了臣民的不满。禁卫军官发动政变，杀死康茂德，安东尼王朝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奥勒留的前任们有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那些确有统治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继任。但是，奥勒留这个伪善的“哲学家帝王”却让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了继承人。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依靠血缘法则而不是能力法则上台的康茂德，无视自己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康茂德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禁卫军训练有素、报酬优厚，但这以后已经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权。另外一个说明奥勒留这位哲学家帝王真实面目的身教典范是：他死后仅仅两年，他的女儿魯琪拉竟然阴谋暗杀小她十岁康茂德，事情败露后遭到康茂德的监禁和杀害。这种家庭内讧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帝王、“虔诚的佛教皇帝”梁武帝。］

而“清心的人”则不同于伪善的哲学家帝王，他将接管的世界，既非彼岸，也不在天上；他不坐以待毙地等候主人，也不行法利赛人的祭祀，他拒绝售卖罗马的赎罪券，也不以布施的名义欺财诈色。如果命运悦纳的话，他就借力使力地接管，他也不推辞千古恶谥。他知道，今日的被压制者，可能被明天的权力所腐蚀，并淘空其内在精髓。这命运的路线是：久经压制──获得力量──反抗压制──掌握权力──实行压制──自我放纵──腐化堕落。

而天命之子是稀有的。且即便天子也难免一死，精神总会委顿，肉体总有糜烂的时候。于是上述的路线，成为人类的命运。牧师的儿子尼采所夸张的“主人道德”，其实反倒是贫弱无力的病态标志。那些作威作福的老爷和横着走路的暴发户，比年轻的强盗更加可恶。理想的人，应是命运的工具，而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打手。因为一旦成为统治阶级，没有不腐化堕落到底的，他们握有的权力，使他们不再创造奇迹，而是在消费生命！而我们的被压制者，则不是劣质阶层，而是传达天意的被压制者。

勿忘权力是毒药。因为权力与“被压制”是相反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在尘世间，越有权力者，越容易堕落；越无耻的人，越容易发迹。卑鄙不一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无耻一定是无耻者的旅行证。人的罪恶程度，是与他获得成功并掌握权力的程度，成正比的。权力越大，罪恶越大；罪恶最大，权力最大。由于活着本身，就意味多少拥有一点权力，所以，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真正触及到了人性的要害。不仅人有原罪，万物都因其自保倾向──即使那位“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天子。

另方面，唯有权力能解除压制，没有权力就只能受到压制。然而遗忘了天子的现代人众，却无法运用权力的压制来增进自己的生长能量，反而附庸权力的压制来消费自己的生命能量，结果使得权力的病态日趋严重。

现代人只注意权力，而不注意德行；只注意外部物质，不注意内部精神，可谓舍本逐末之至矣。因为权力毕竟是毒药，权力不能医治现代人的病态，反将毒杀千万亿病人。

权力之成为毒药，因为它不提升生命，反退化生命。握世俗权力者，鲜有不堕落的。“权力的作用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只有一句话：浪费生命。”世俗权力都导向罪恶，导向放纵，导向反压制的生命力量的消退。故一切伟人，莫不因压制感而奋起；一切大业，莫不起源于绝望中的反抗。

这绝望亦为主观感受。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有什么难过的？他们过得比我们好多了！”可见，绝望者，起自伟大心灵的天生不平，这不平注定要改变世界均势和历史定局，打出新天新地来。而世俗权力呢？使人的生命流为形式，徒具其表，蛀空性情；它只会带来舒适、享受一类的清福，这仅仅便利生命的消耗；很少人会“放着权力不用”──他们的贪婪，终于使权力成为一切毒药中最毒的。

一个有权力的人（即握有高于常人之权力的人），要想不因权力而自我毁灭，必有超强的道德情操，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所谓“自制力”，这才是《老子》所谓的“自胜者强”。自胜者，必以道德情操来凌驾生存欲望、强权意志。所谓道德情操，当然不是被动状态的自限，而是主动状态的热忱。一个真有道德情操的人，其最高座右铭必非“我不应该……”，而是“我一定要……”。

是的，正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一定要……”的固执，为他树立起千百个“不应该……”的戒律。只有在这意义上，戒律才是必要的。戒律的压制，酝酿、激起的反作用力量，使得创造的甘泉勃发。甘泉的勃发与荒漠的压制之间的关系，可与飞奔者与影子的关系作比：奔跑者为摆脱无处不在的阴影，为实现“脱离阴影的那种解放、透明的自由感”，竭尽全力地飞奔！甚至当他颓然倒下时，也本能摆脱阴影，但他却在这运动中，跑出辉煌的成绩。像流星发出触目的光，他的格言是：宁可短点也要亮点！命运作证，如果他不是怀着如此美妙的希望，是决然拿不出如许的精力来的！这叫“夸父般的疲劳而死”。如果不是疲劳地死去，他也会老死在床上或“死于安乐”。牛栓在桩子上也不免一死，而且或许死得更快！创造者与压迫力的关系也是如此。创造，是受思想的驱使，渴望摆脱压制的窒息。否则，即使死亡也不能帮助你摆脱那普遍压制的阴影！

在我看来，无论庄子的坐忘还是印度的瑜伽，都是渴望摆脱压力的努力，是以彻底的放松来对付无孔不入的压制。它们通过制造“内在的吗啡因”，通过做个“活死人”，把力量集中运到特定的方向。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这甚至可以使死，成为复活的中继站、再生的渡口：从一种被压迫状态转移到另种被压制状态；从一个地狱摆渡到另一个地狱。正如犯人在押解途中，不免设想新监狱的种种令人振奋。……并怀着期待的欣喜，来迎接可能是更坏的苦难……美哉！神啊！这就是你的救赎？这就是你对人类的最高的爱。

由于兼容了神性，那“道德情操的载体”天生就不属于这个“现存的世界”，这“可感的世界”，这“人类意义的宇宙”。所以他绝然超越这世界，他与这世界之间无牵无挂，可以一刀斩断似乎斩不断的流水，更何况离愁乱麻之类的干系！正因此，他无从滥用他的权力，即令这权力此刻体现为世俗的权力；唯有他可以免受“权力的毒害”？正如鲨鱼感染不了人类的许多疾病？这是由精神类型的异常，预先决定的！

（另起一页）

七、自寻烦恼的权力

一个人越伟大，他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也就越剧烈……伟大的天才都是些“自寻烦恼”的怪物，他们把许多莫名其妙和奇形怪状的压制，强加在自己身上，从而背负了过多的、似乎非份的东西。

这样，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便有了一场空前酷烈的消耗和折磨，在精神的意义上，这要比世界大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心理革命及其酝酿的新道德原则，缔造了一副全新的表现形式。这表现形式，古人虔诚地称之为“其德配天的人”，甚至自吹“是命运在这尘世的代表”。

由此看来，世界帝国并不发自某个妄想狂或独裁者的奇怪意念，而是一个普遍的和长期的社会运动的结果……甜的，酸的，辣的，涩的，苦的，但必定要来的。

奥斯曼帝国的事业，不是发自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1389─1402年在位）的壮举，而是土耳其民兵（加齐“贵族”及其武士们）首启其端。而罗马帝国也非恺撒的杰作，那是罗马贵族和罗马平民在实现了内部和平之后，协同攫取的世界成果。大英帝国，与英王的意志也毫不相干，那要归功于东印度公司的流氓商人、逃命的清教徒、以及罗德西之类的探险骗子的组织家才干。即如日本德川幕府的“岛国世界”，也是倭国南北朝浪人武士们的血汗播种的，和那纤弱的“天皇家族”何干？

在《强权意志》一书中，弗利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犯了一切理想家、乌托邦份子、教条主义书记们常常犯下的老毛病──把“教育”和训练等机械习惯的重要性，提高到首位，企图以非人的物质力量，制约人的生命及其内在世界。

当然，这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成功来说，也许是重要的甚至必要的，但想以人为努力战胜自然法则的努力，终究要失败的。这与他的一贯思想不无矛盾，因此只能解释为“组织力量对精神力量的再度胜利”。

“权力”是什么？权力，应该是轮廓分明的反压制力。

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有宇宙的权力，有地球的权力，还有生命的权力和人类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等等。例如耶稣就把权力粗略地分为“上帝的”与“恺撒的”，尽管这种权力的划分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亵渎上帝，因为按照《旧约》的记载，天上地下的权柄无不归于上帝……

而中国人古来的偏见与现代的迷误，却在于把“权力”观念全盘政治化了，似乎权力只是政治活动的附庸。其实呢？政治不过是权力活动的特定社会形式。权力活动还有远为丰富多彩的精神形式，如宗教（埃及），艺术（两河），科学（希腊）等等……都是高度发达的。只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轮廓分明、坦然赤裸，我们中国人便简约地称它为“权力”，仿佛其他的权力都是虚无。而面对其他轮廓较为模糊的权力，人们便也模糊地称为“生命力”。其实，影响力、同化力、再生力……尽管披上了乔饰，又如何是生命力而不是权力？从这意义言，甚至连情感也是一种权力，幻想也是一种权力，救助也是一种权力，献身也是一种权力。

人生的权力，产自其争取解脱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争取解脱的活动，就形成什么样的权力；多大程度的争取解脱的活动，便造就多大程度的权力。这里，有着最丝毫不爽的报应在；这里，闪耀着灿烂而孤独的精神力量。

升腾于历史之天的渴望，常常借助权力之翼。这权力并不消极，不是占有性的，而是再生性的。例如，历史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它终于破除了沉沦式的“幸福状态”，是因为它继起反抗“顺水推舟”这无机世界的宿命。

历史利用了参与历史的人们对权力的向心力，利用“权力”的抗拒沉沦的天然倾向，来增进自己的高度：对一种权力的离心力起源于对另一种权力的向心力，而不是相反；因为人永远都需要某个权力。

历史，宗教史，艺术史，政治史，科学史，本由权力促成。权力，还将改铸历史。而限制权力、追求平衡的理想，根本上是“反历史”的，除非它实际上推进了另一种更大规模的权力集中，除非它仅仅意在换取一个喘息，以便为更大的权力和更高创造，铺平道路。否则，平衡一旦确立，权力一旦消解，历史之天反倒混浊不堪了──历史之天的这一脾性，与老子倡导的“水”性，是正好相反的。仿佛历史借以确保自身清澄的那些巨大压力一旦不复存在，清澄的历史之天就会被再临的浑沌状态覆盖掉。

意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必须注意自己的权力。必须注意不断保持自己权力的健康状态。消费的并因消费而变得病态的权力，将毒化历史，从而导致消费性的社会和病态的历史。而所谓“病态的权力”，就是以自身为最终的目的，以占有和享有为最终的目的。这样的权力是狭隘的玩物，是堕落的权势者们所能理解的唯一权力。而恢复权力的健康本性，就是还权力以工具性质，用权力来增进权力，用权力来推进历史，用历史来“实现命运的意志”。而不是用权力来腐化社会，用权力来糟蹋历史。只有“支配命运的意志”，才是最根本的强权意志。只有恢复了对于这样健康权力的向往，权力才充满反抗精神而非浸透压迫性格，才能抵抗历史的沉沦，把历史变成天路历程！而保证历史之天的澄彻空明，就要把一切无关宏旨的东西，作为史的渣滓、道的屎溺，逐出天穹。

历史的败坏，源于权力的误解。社会的糜烂，来自权势者的滥用力量：既来自被治阶级对罪恶的趋附，也来自知识份子对暴力的阿谀。社会也是权力的外壳与形式。有怎样的权力，就有怎样的社会。静观社会之流从我们的身旁潺潺流过……体察社会之流在我们身上汩汩翻腾，就不难领悟，社会，仅仅是各种力量的会演、撞击、相摩相生、你争我夺，所形成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外观。

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权力记录”，而历史，就是权力形态的变迁移易。宇宙史，就是宇宙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地质史，就是地质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人类史，就是人类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文化史、民族史、国家史、区域史、家族史、个人史……亦然。

在那些对于历史和权力持有上述理解的心灵中，“权力”已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权力已从世俗的、狭隘的人生之谷的谷底，升起，阴沉地翱翔在寥廓苍茫的历史之天。权力，从此已不再是勾心斗角的等义词，而成为一种永恒力量的代号，所以，这样的悲剧应该可以避免：一个握有权势的人不幸犯了错误，于是他自我解救的方式就是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错误坚持到底，就是绝对正确。”这种无耻的权力要求，必须铲除！

而越是模模糊糊的权力要求，往往包含越是可怕的含义。明确而直捷了当的权力要求，虽然容易遭人反感，但毕竟是有限度的，它的明确性就规定了它的有限性。模模糊糊的权力要求，和朦朦胧胧的希望一样──则隐藏着无边无际的野心和幻想。它们的贪欲是很难满足的。它们的逐步明确，会使它们的劫掠对象，感到日益深刻的惊恐不安。如果一个人说，“我要一、二、三、四、五……”──即使胃口大到千万亿万，也是不难予以满足。因为他既然开得出口，多少带有相当的“合理性”──否则，他岂不是拿自己开玩笑了。但是一个人如果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求正义、公平……”──试问，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你知道他的胃口到底有多大？这是十分危急的信号。有时，整个世界都填不满它！因为他得寸进尺，巴蛇吞象。

而作为其贪欲对象的人们，这时往往不是昏头昏脑地上了当，就是在这虚声恫吓前屈服让步了。所以我们说，越是“道德化了的权力要求”，就越是富于上述侵略性。道德性和正义感──为权力要求所内藏的炸药，提供了坚强的弹壳；从而使得这种权力要求，对现存的力量平衡，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世俗功能的道德准则，往往是有意模糊了其内含的权力要求。其实道德要求，往往是更难填平的权力要求：它不是直接的，因而更不明确，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说，这是更加巧妙的“间接路线”。

“我无限爱你”和“领袖爱人民”一样都是极其无耻、强暴有力、胆大妄为的权力要求，它体现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高级动物的全部情感的登峰造极：完全彻底的占有。

对食物的爱如狼对羊的爱、对异性的爱即“色狼”对“色羊”的爱、对同类即“一丘之貉”的爱以及对自己领地（“祖国”、“故乡”甚至“第二故乡”）的爱，表明所谓理想也是“权力的呼声”……而道德不过是克敌制胜的权力要求的伪装，一种变态的戏剧表演。例如政治骗子宣布了他模模糊糊的、甚至南辕北辙的权力要求，叫做“不断革命”。据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富首创精神”的，其权力要求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求“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所以从那时以来好几十年，就一直造成思想规范和社会行为骚动不安。这个以“西方真理”包装起来的“底层革命宣言”，说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的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演出了权力要求的一个双向的极端形式。这种双重社会瘟疫的传播，使得“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受害者要求报复的途径，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谎言。

在宇宙的一切形态和一切漩涡里──都有着权力，都充斥了权力的要求。从这意义说，可把权力解为压制或反制，即宇宙的根本动力。这样的权力，是不仅仅局限于生命及其属性的。这样的权力，超越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这样的权力，超越市民哲学和急功近利。

对权力的世俗理解，源于人对生活的肤浅感受。这些感受给人的错觉，使人觉得权力是人生的特产，而权力在政治事务和社会活动中，表现又最为显著。但实际上，权力在人生活中的表现，有力渗透一切人间事务并起决策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切生存活动无不汇归权力，并据此揭开一切生命秘密的最终谜底。

权力，还不仅是“归宿”和“谜底”，简直就是生活本身。人们在追求生活的同时，也就在追求权力。人们在追求金钱、势力、爱情、他人仰慕、后代称颂的同时，也就在追求权力。权力是生活本身？不，权力且大于生活。尽管权力造成生活，但权力毕竟是隐藏在生活的背面。

生活作为权力的表现形式，是实现权力、体现权力的运动。

生活和权力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活是有形式的，权力则无固定形式可言。权力不断借用其它有形的事物，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自然、社会、人、文化、政治、爱情、灵感等等都是这类“事物”。权力支配一切而不出头露面：人们看到的只是生活，人们追逐的只是有形之物；但权力支配生活、宰制有形之物。这就是权力的狡诈根性！

强权意志的杠杆说，有其合理之处：追求权力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充当仆人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食欲。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需要和地缘政治的野心，促成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因为它是反抗沉沦的向上的冲动。它和人的血肉之躯有密切联系，它也支配人和动物的感情。尽管夺权意志并非“本体”，尽管针对从它派生出的社会、文化、政治、爱情、经济结构、生产方式而言──它具有根本性，但它却是服从于更高的道德，这道德可以被命名为“天神”或“宇宙之主”。如此看来，“夺权意志”的学说，却是基于极大的误解，它把人的反压制的力量给绝对化了，甚至予以“庸俗地客观化了”（这在叔本华那里尤其显著），从而极为荒谬地“使世界变成意志的表象”。因为说到底，夺权意志应该只是生物现象，用它解释整个宇宙生活，那是把“马尔萨斯──达尔文主义”推向极致的结果，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异曲同工（难怪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成为绝对权力的并蒂莲）。因为，这强权意志的主人，毕竟不是那用语言创造万物的至上主宰。如果，“世界是命运意志的表象”，那么你又如何避免你所说的“命运”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呢？有关这一点，《以西结书》说得十分明白。实际上，当叔本华和尼采等佛教徒把夺权意志本体化绝对化成为偶像的时候的，也正是他们宣称“上帝已死”的时候，然而，以“夺权意志”并不能填补“上帝”留下的真空。

就我们所见，“权力的奥秘”仅仅在于：

“没有人来压迫你，你就浑身不自在了。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适用于人类中的一些“贱骨头”，而且适用于全人类，适用于整个生命界。而对特别具有冲击力的人，尤其如此适用。生命的全部功能，在于抵抗压力，当人和各种各样的压力形态竭尽全力周旋的时候，他的生命力被调动得最大最美。一旦压力失去，人的全部功能系统将陷入空前的衰退甚至紊乱。因为生命的源泉──压力没有了，生命的节律也就随之减弱乃至消失了，生命实体因此面临空前危机。为了寻求自身的平衡，生命需要追逐压力（而不是什么权力）！四面树敌、到处冒险的生活，可以“帮助胜利者重新站立起来”（而不是躺在地上纵情声色）。

由此可见：

A，欲追求权力必先反抗权力。不从旧有权力的逼迫下解放，就不可能实现新的权力集中的优势。而若不实现新的权力集中，便不能有效地粉碎旧有权力。

B，因此，权力和反抗是一对永远处于“反馈状态”的孪生子。而反抗权力的行为，若不发展为争取权力的斗争──则始终停留在低级的、破坏性的水平上。

C，权力，这也是一个“圆”：反抗旧权力，是开端的“半圆”；争取并建立新的权力，是完成的“半圆”。二者合璧，权力的太阳方能升起。否则，留下的只是并不完满的“残月”──那又如何照亮人生的谷底和历史的天空？

D，追求权力与反抗权力，是对一个过程的两段描述。两段，构成一个过程。其实又何止两段！权力的阳光，可被分析为无数截面、无数光谱；但无数截面、无数光谱，也并不能拼凑成一个圆满的太阳。这从相反方向，充分显示出人的理性的狭隘与片面。

E，“维护权力”是腐朽的。其腐朽性在于：它阻滞权力的更新，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生命之流，遭到暗暗毒化。因为流水，方能不腐，流动的水，要比人为的消毒，更好──它不截断生物的链，而是成全生物的链，使得一切造化各得其所、各安其序、各取其乐。这样的造化，就是天国的影子？

（另起一页）

八、人性论

人有三种心的本能：欲望、意志、精神。

欲望以其动物性追求外物，意志以其人性追求理念，精神以其神性追求梦想。

寻常的人有植物性神经与动物性神经，伟大的人难道就没有人性神经与神性神经：寻常的人受植物神经与动物神经的支配，伟大的人受人性神经与神性神经的支配。而所谓灵魂，就是“神性神经的产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灵魂的？没有神性神经，没有灵魂，谈不上有精神生活，灵魂所居之位置，多数人不是空白，就是罪。

灵魂又是什么？你说一个人脑子里有不良思想，他还能忍受，但当你说他灵魂肮脏时，他就不免勃然大怒了。灵魂是比大脑更高级、更抽象、更纯粹的所在，现代解剖学还不能发现它。灵魂不是感觉，是接近神的心理状态，非物质的，像真空那样不可感触。它不是希腊哲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团火，而是文天祥所谓的“正气”，正气是灵魂的外延，灵魂是人内心的神。

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灵魂以及灵魂中隐藏的神性，才能发现真理、激荡正气。神秘感认为：知觉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消灭，灵魂却不会，它代代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直达遥远的天际。灵魂的不朽在于，它超越现象世界，它反抗物质而亲近精神。俗人没有灵魂可以消灭，超人的灵魂却永远不灭？如果真的如此，则历史发展的杠杆，不再是“争权的意志”，而是“奉献的灵魂”！

若说“谋求生存的欲望”不足以概括“争夺权力的意志”，那么，“精神献身的灵魂”又是如何呢？

“强权意志”若不升华为“献身精神”，则不可能获得更广大的征服力、更持久的同化力。“献身精神”若不以“命运的诰命”为归宿，则不可能万古常春。献身精神的人形载体，爱那“神雾朦胧的世界”，但是他依然立足于这个世界……难道他就是救世主？

争夺权力的意志，起源于“雄性嫉妒”，所以，女性是没有强权意志的，她们从来没有努力推进历史，个别的例外，大概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即由于她们缺乏女性特质，以致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那位长着马阴的武媚娘却想则天……但即使武家的媚娘，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寻找驴胎，而不是创造历史，所以她玩耍尽兴之后还是奉还了唐朝。由此可见，尽管坚持争夺权力的意志也是如此难得，它毕竟还是人心的第二层次，而不是最高层次。最高的灵魂层次，不仅女性不屑一顾，以致终生隔膜，而且绝大多数男性也望尘莫及，所以拥有灵魂的人，是希世珍品，同时也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人生如梦”，这句话的哲学意义在于：生活也像梦境一样，是人心的一种活动！实际上，梦境对人生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由于人性的这个特点，在德国，宗教哲学革命要先于社会与政治的革命。十九世纪德国在社会政治上的无能状态，提供精神革命的沃壤。因为在政治大一统时代里，官方的镇压会使一切非官方的宗教哲学的革命，化为乌有。中国先秦的王国时代，学术昌明，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当分治的政治世界一旦统一，它的精神爆发力量就会空前强大。这样看来，德国和日本的所谓军国主义，早就埋藏在它们的宗教哲学中了。而日本比起德国来，还不肯认罪，这都是因为，日本的宗教相当低级，缺乏罪恶意识，不知罪恶为何物，当然无从认罪。

世界上最麻烦的就是人！

人，既娇气又贪婪（这些名贵的品质，如“娇”、“婪”，不知为什么都被古代智慧的化身──造字者们，加上了“女”旁），他嗜欲无穷、不厌其烦。

温饱、爱情，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欲望的两个追求（如两个犹太思想家马克思与佛洛伊德斯设想的那样），人们的行为，还受制于虚荣、青春、气恼、发奋、嫉妒以及倾慕（非性的）。那时候，曲折的心理的内素，要比单纯的生理因素，起着更关键的作用。

人，一方面隶属于“集体”（种族、国家、民族、社区、家庭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集团”──阶级、组织、俱乐部、朋友圈子），另方面仅仅属于自己……而在新柏拉图份子和基督教使徒看来──这两种“归属”又都是靠不住的表象、一种偶然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真正的所有权只属于那“永恒而深不可测的虚无”，或者叫做“命运”……

这三种所有制（“集体”所有、“个体”所有、“命运”所有）互相龃龉、彼此争夺，有时甚至兴师动众、舞其干戈。使人不禁疑问：在它们后面，究竟隐匿着怎样的人性？其实，它们都各有“有道理”，因为它们各自代表了文明的三个年龄段。

文明的童年，在集体意识下生活。自我对他而言只是生理上的自卫武器，却不是心理上的扩张工具。对原始社会中的野蛮民族、半野蛮民族，乃至对文明社会中的新野蛮民族（以重新原始化重获生机）的考察，使我们相信，它们都奉行一种真诚的集体精神。

文明的成长伴随着自我意识的成长。文明以致某系统的文化也是如此。当它进入盛年，经历某种类似个人经历中的“青春觉醒”或“自我意识觉醒”的骚动，伟大文化的种子，在此孕育并绽开初次的蓓蕾——春秋时代的中国便是如此。这时，自我保存就从被动抵抗的生理体制，变为主动进攻的心理体制了。

个人主义并不是一种“坏”的东西。它，只是盛年的意识。同样，集体主义也非人人叫好，它只对那些急于保护臣民的僭主而言，才具有超常的价值，地地道道的宣传价值……当一个社会体制、文化结构度过了自己的盛年，耗尽了最后的精力，某种有毒的怀疑主义便会刻入骨髓：“我们以前信奉的目的论，靠得住吗？”其起因在于，这时的社会体制与文化结构日益感到自身的虚弱与匮乏……更糟糕的是，它已经无法通过寻常的调整以补充自己。某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生命元素活活失去了；而某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反元素”死死地沾染上了。怎么办？

往日的年华，犹如泡影，犹如嘲弄你的梦魇……尽管呼天抢地，却无回声，可怕的沉寂已经逼近了，虽然还没有最后笼罩在头上，但已经包围了、困住了、只等最终的一击……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而日渐稀薄，它知道了，它日甚一日地知道了：个人无力回天，自我太有限仿佛一个可怜无助、行将遗弃的孤儿。宿命论兴起了。独行回天，力挽狂澜，那只是青春时代的幻想、癫狂。在宿命论的时代，它成了可笑的谵妄，虽具审美的价值，却无生活的意义。它于是成了某种神话。

原始人一度相信自己可以通神，文明人一度相信自己可以征服宇宙。但衰老的文化、被迫再度落入野蛮化的社会，最终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出路在于“回归”，回归得更接近本原。这不是向前的“信仰”，而是无可奈何的顺服。

老年的神话和童年的童话是不同的。前者较关注自己的“归宿”，后者较关注自己的根源。童年对世界的好奇，发自面对根源的兴趣，而老年对往事的眷恋，却发自面对归宿的震惧。他们用这些阳春时节的熙暖，来驱散那他们既想回归（以摆脱辛劳和病痛）的永恒、本原，又对之充满无名戒惧的空、无、黑暗。──四大（酒色财气），不就是生命的代词吗？四大皆空，不就是死亡？

只有盛年之美，以其阳春时节的喜悦、仲夏之梦的骄矜，踌躇满志，独奉“我即一切”的个体化原则。仅就此言，个体化的原则无可厚非。因为，生命初开的形态是种族，其盛开的形态却是个体，只是当落幕的时候才又回归到种族的摇篮──命运。由此可见，种族是文明的根基，而（文明的）鲜花与硕果则是由个性迸发出来。而命运，则是种族与文明的收获者。创造者们，前进吧，你们是真正的献祭者！

从生物学上说，越低级、自卫能力越差劲的物种，其繁殖的数量就越庞大，以“量”的富裕来抵偿“质”的欠缺，保证种族绵延，不致断绝。这可名之曰“均衡的自然法则”。据此法则，是否可以认为，越孱弱的个体，才越需要仰赖种族的势力，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保？而越强人的个体，反而越容易感到来自种族本身的压力；种族要求他循规蹈矩，不越种族法律的雷池。这些限制，本为保护种族成员；现在却反过来压迫其中的佼佼者……

在克服这些限制、压力的艰辛中，最奇特的个体又从种族困境中生长起来，他无可争辩地高于种族水平，然后把推进种族生命、承担种族疾病，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样，种族困境未能绞杀的佼佼者，成为种族的代表，君临天下。

他说：“生命的完美形态，不可能出现在体族整体的生存状态中，而只能通过佼佼者超越生存的形态来体现。他的完美不可能永恒，甚至不可能持久，所以他必须汇入种族，生命发展的奇妙结晶，仅仅一瞬就足以更新种族的命运！”

从这意义言，我们还要感谢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它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结果实行的是专制暴戾的个人独裁，似乎表明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还没有走向最后的黄昏……如若没落的社会表里如一地推行“集体意志”（而不是由暴君制造的集体意志的假象）──那么，命运的天国、世界的末日，可能就来临得更快了。

（另起一页）

九、天神的阴谋

天神预先培育“善”，以便为“恶”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否则，“恶”会因为受不了饥饿的困扰，而趋于消亡了？既然是天神，就不会这么不仁慈的；天神既需要善，也需要恶：以作为世界的两极。

天神，既“造善”又“作恶”：他为作恶而造善，又为表彰善而纵容恶……这就是“正义”的原始含义？

人们都称颂“爱”的伟大（因为它激发了人们的生活本能和生活热情）；但似乎忘了“恨”比“爱”更有力。“爱”固可充实生活，使生命盎然、饱满。但唯独“恨”，才赋予生活以意志的坚韧。“爱”给生活以轻柔的玫瑰色和梦一般迷人的幻觉，“恨”却使生活变成庄严弥撒。

“爱”不需要连贯，可以不要因果性，结果沦为杂乱无章的“意识流”：“恨”却具史诗般的结构，具有雄浑的气息、夸父式的献身精神。所以“复仇”成为人类情感中最强力的一种。正是它，促使许多民族从极度衰弱中奋然崛起。而“爱”呢？只不过使一个民族走向孱弱。或说，是一个民族在走向孱弱的过程中，必定要表现出他们的爱之心理病症。

若是失了“恨”，生活将成为没有盐的空虚。──这是悲观主义者的真理。是“恨”，使他们对人性的痛苦有了推卸的去处。他们把属于人性的苦难，归在他们“恨的事物”上，就像命运把世界的罪，都归在救世主身上。对乐观主义者，“爱”的作用也是一样。他若失去了他的“爱”，等于走向毁灭，所以他极力制作有关“爱”的幻梦。

悲观主义者，若失去顽冥不化的“恨”，就临到虚无的深渊，并开始下滑进入自杀的山麓……为了活得有力，无论如何也要学会“恨”！为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无论如何也要能够找到足够“恨”上一辈子的对象！使自己的一生不要迷失方向！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惜人们对此殊少认识。

尽管，一切道德信条都异口同声地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哪一位道学先生敢于否定“复仇”的神圣性？没有。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而复仇，就是最正当的防卫！因为“复仇”（它的底里就是那普遍的“恨”；“复仇”不过是“恨”的合理乔饰。一切“恨”都以“复仇”为借口，以强化自己、软化敌人）是深入人心的本能。只有佛陀、耶稣等伟大超人才具有否定它的资格。但耶稣献身十字架本身，不也是对法利赛人的末世统治所进行的强烈抗议吗？这抗议中有刻骨的憎恨，尽管他出于“神子”的口，而讲了一些相反的充满怜爱的话。

对自己人的爱和对异己者的恨，这两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答案，何须统一。

“爱意味着平等。”但是，平等却不能等于爱。爱的基础是互补，而不是平等。尽管世界上有两种爱，但它们都与“平等”无缘：

第一种是向下的、俯视的。它开始于同情、怜悯；诗人叫它“怜爱”。

第二种是向上的、仰视的。它开始于尊重、崇拜；诗人叫它“敬爱”。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压迫感的变形。

压迫者、充满自傲和扩张感的心灵，易于产生第一种爱，即俯视的怜爱。它给人宁谧的享受，使人变得深沉起来。它有助于证明优越感。它在冷静中倾向于自制，对他人的施舍肯定了自己的价值。要知道，无论怎样充满自信的心灵，总有空虚衰弱、自我怀疑的时刻！所以任何心灵都需要不断的自我肯定。这是“政治家的爱”，是需要巩固新近胜利的爱。

受压迫者、受到自卑感控制的心灵，易于产生第二种爱，即仰视的敬爱。它给人升华的感觉，使人进入想象的幻境，将事物没有的丽质奉献给它，又反过来希望受到它的保佑。要知道，这有关解放的幻想多么刺眼！对它的憧憬，是人的头等动力。这是“艺术家的爱”，是一切自觉缺陷者的爱。

社会，不论处在何种“制度”、“意识形态”、“道德系统”、“文化色彩”、“时代风尚”的笼罩下，总是“充满罪恶”。至少，从布道家和纯洁派的观点来看，只能如此。否则，还有什么“社会生活”之可言呢？

于是，请把一切个人的哀愁、血泪、愤恨、心绞、肠断之类，都抛到一边去！只有当你投入一个更大更持久的存在中，你，才可能纯洁起来。

（另起一页）

十、孤愤

当我们回首“人类历史”的时候，不禁要用一种轻蔑的眼光来斜视之！一万年的历史，不过建立了一堆貌似成就的废墟！且是日暮途穷的废墟！──谁来充任新一届救主？谁能完成“新一轮拯救的使命”？

──“人类根本无法救药。”答曰。

“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一群动物、一群比爬虫更为贪婪的欲火之载体。

在超越人类的眼光看来，也许，人的文明如荒漠。那么，有什么可以叫做光明或“希望”的东西？

尽管我们也像多数人一样学会了自欺，为自己建造了可使自己鼓足勇气活下去的思想或是海市蜃楼；然而海市蜃楼烟云消散、思想的幻象尽失后，留下的岂只是更为彻骨的虚空？

这个真相好似毒鸩的相，使我坐立不安、恍然若失──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我们自以为发现了“真理”，其实不过是用来填充欲壑的新废品：人们自以为是“善”的，不过是巧取豪夺的辅助手段──假冒为善的人群啊！甚至就连这种对人类的重新发现，也只能是动物的呼号与另一种欲念。我们于是不得不与别人一起蠕动、爬行、生活（尽其可能饰以美味的桂冠，是为了继续蠕动、爬生活！）──却要自视高贵：自视杰出，甚至是最超拔的一个，多么虚伪的人！

人类除非让位给更特别的物种，否则仅凭自己的能力，是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而人类的梦想深度，适足以从反面证明其灾难深度。人类的无梦想状态，又足以证明其僵化及近乎朽灭的停滞状态。是青年的血，使我们渴望创造，这渴望使新文化的曙光，成为可能。我们正在干着自己有时都会对之哑然失笑的“事业”。这事业也许提供人们新的感觉，然而却不能对人性也就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做出什么彻底的改变。如此看来，即使为了自己，人也需要把世界的王位让给更完善的生命。

只有遵循这命运，人才能融化于自然，从而获得永恒的生命。天才的踪迹将成为“人的象征”，因为他们代表了人对新的生命类型的过渡。尽管他们的数量诚如沙中之金，但却是“金沙”。命运珍视“人”，因为金在“沙”中，沙中有金……多数人是沙，少数人是金。对沙的关切超过了金？那是因为，一颗金就可以使一大堆沙土成为金沙，而一大堆沙土却不能使一颗金成为金矿。金，类似于人的完成状态；沙，类似人的未完成状态。

这里是七段铭文：

A，人生来去匆匆！一切都川流不息，瞬间万变。没有长驻不移的元首，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长青不老的丽人。以“美”而论（撇开其观念性，就算它“是客观存在”）──任何被我们评判为“美的”，都不可能是某一事物，而只是这一事物的瞬间。这是因为，万物都靠着自我否定，才能继续生存。“她浑身都是宝。”这个命题的意思只是说，“她对我而言，现在浑身都是宝。”在这条命运线索上，不可能每一点都美！任何线条都是曲线，而曲线的许多截面，又是十分丑陋的。它们倏忽、飘忽、恍忽──甚至很难被我们的感觉捕捉到，更难刺激起我们神经的兴奋。

B，只有当我们被幻象困住了（尽管并不觉得困扰），并被笼罩在感觉的世界里，从而认定幻觉即为世界的真相时；我们才会看出世界的固定性、确实性甚至永恒性。所谓“幻灭”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个人曾经沉浸、陶醉在自己之中，然而自己的破灭，岂能不使附庸之上的固定性、确实性、永恒性，也烟消云散了吗。面对这令人怅惘并深感孤独的景象，绝望感就沛然而生了。这绝望感就是“幻灭”。幻灭，就是从自己之中走了出来。

C，人在“幻灭”中感受的，更接近世界的本相。如，人在幻灭时感到孤独、冷漠，而人生正好孤独、冷漠。幻灭的虚无感，比之实在主义，更接近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及其变化莫测的经验。尽管天才的幻灭，并非绝望的产物，而是透视的结果。天才的眼目如此神奇，什么障眼法都蒙蔽不了他，在非人的意景中，他看透一切，看透底蕴，万象在他面前灰飞烟火。

D，现代是一个概念游戏的时代。实证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概念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但只有原始人才会相信概念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对事实的把握”──而今，概念游戏的奴隶和耽欲者，是“夏日原野上，一朵最后的玫瑰”。

E，现代科学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游戏的庞然体系。现代科学的各类细目的诞生、扩张，可谓雨后春笋，生机勃然；又如百花争妍，使观者称羡不已……可是这一切的结局与收获呢？学科分立的倾向终将走到尽头，那时，各门学科将发现各自的内容都互相沟通，各自的界限将被打破……甚至分立数千年的“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鸿沟，也会在一天早上突然弥合：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万种学科又将归一，一门系统学问。

F，这大学问以天子为归宿。世间的万象，最后无不涌聚天子之庭，以沟通天、地、人之间的固有隔阂，而且他的神（“功能”）就是万物的宗主。任何学术如不上溯天子，就难称完全；天子，于是成为人的性命之核。他来临，一切变质，学术又岂能独外？天子作为基因，必化合几百年间学术的有机结构，不明白这至贵情理者，又何足以谈人生的境界？

G，中国的精神内含这至贵要素。为什么中国的文化灰尘已经积累到如此腐败的地步，而中国仍能延续下来？因为中国还有天子的激励。天子是永久有效的复活剂，也是周期性勃发的生命力。以此，未来统一世界的权能，将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体：它的头脑及中枢神经类似中国的天子，它的身躯及应用系统类似是西方的文明。

现代社会的紊乱、骚动、文化失调及种种刺耳的叫嚣，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及源远流长的曲线。正如生命，社会与文化也有一定的“年龄征候”，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征候。尽管，由于迄今为止的文明还十分稚弱，所以我们还不具备充分的经验来鉴别社会、文化的“年轮”……毫无疑问，现代的世界的千奇百怪，只是某种“年轮”的体现，而不可能是不变的终局。所以，现在流行的代议制民主必衰，楚楚动人的西方思想文化必亡──剩下的，只不过时间问题。

人的来源迄今为止仍是神秘的，但凡千万年的演变，使得人们占有权力、支配他人的冲动，已经成为生存发展的基本模式。这不断的转换，形成历史生活的基本旋律。而过度膨胀的权力感，则是现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要消除现代灾难，唯一的药方就是降低权力感在全文化中的比重。而实现此一救赎的唯一道路，是一个空前有力的全球世界权力核心的兴起，它以其全球性使命，消除权力感造成的世界性紧张状态。

在现代世界的普遍混乱中，将产生吞没一切的漩涡（此谓“否极”），它不负荷阿提拉、成吉思汗、列宁同志的“无情破坏”，而是秘藏秦始皇、恺撒、阿育王、穆罕默德同志的“重新组合”。一切主权国家的“私权”，将付之一炬，超级权力中心，将带来强制性的世界和平。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古老的预言再次应验！它的现代文本说，“强者，莫不由舍命夺权的冲动而臻至其强；弱者，莫不由享受权力的奢侈而沉沦于弱……权力的罪恶性质，即在于“享受”，而不在于“争夺”。

在上述意义看，“进步”又何尝不是“衰落”？人们常常指着这个说“这是进步”。时而又指着那个说，“这是进步”。他们说错了没有？往往没有，他们的这类说法往往是其来有自的。只是他们太拘泥自己的经验，过分囿于当世之人所共有的某些感受，以致把这些感受当作客观的事实。“衰落”，也是如此。“进步”与“衰落”不仅格格不入，也是互相通融的。它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而相辅相成！

透视一下历史过程，就可以明白：在“衰落”过程中，往往拥塞着许多“进步”，而“进步”的大量涌现，却也不能阻止“衰落”进程。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正是某些“进步”加剧并深化了整体的“衰落”！充满恐怖色彩的真相，使现代人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的人主张，为减缓衰落的过程而取消关于进步的幻想，这是保守主义者；另一阵营的人主张，为进步的实惠而置衰落于不顾，他们称有关衰落的论述，为最大的思想骗局，这是自由主义者……在这场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厮杀中，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边，因为中国现有的条件，还轮不到对此做出选择。

但有一点是异常清晰的：“进步”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东西。它是一座冰山，有一天洋洋自得的“占领者”将突然发现，这冰山正在足下消融，从而使一切建树的基础宣告崩溃时，他们该多么惊惶！而如果事前看清“进步”的冰山性质，并在心理上做好应变的准备，就不会被恐惧和绝望所击溃？还是相反被恐惧压迫得更久？

衰落既是不可避免的宿命，那我们为何要悲观绝望？要知道，衰落之后，将继之以复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衰落有衰落的趣味，这是生活在盛世的人们，体会不到的。对他们来说，足下的土地多么实在，而望洋兴叹是空洞的。

“进步”何尝不是“衰落”？“衰落”何尝不是“进步”？只要“衰落”在深化，我们就可以说，“瞧！进步并未停止！”──这无异说，在进步中，既有吉，也有凶；进步者，既是善果，也是恶报。

在互为因果的意义上，人类可以被区分为“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而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则是永恒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幻想者，是阳的化身；生活者，是阴的形骸。所以，在他们之间永久的对垒与战争中，也有着永久的交媾与调和！幻想者，多是处在主动的、攻击性的、支配性的地方；生活者，多是被动的、接受挑战的、最终要遭到支配的……

幻想者是精神人物，是创造世界的工匠；生活者是两足动物，是创造世界的材料。工匠，并不是耽于梦想而拒绝行动的懒蛋，他的幻想是在求得生命的更高值。

幻想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观念的制造者”，一是“运动的推进者”。前者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音乐家，不是讨好观众的叫花子，不是欺世盗名的大祭司；而是驱使生活者投入运动的精神奴隶主。后者是政治、军事、世界战略上的征服者。他们的征服，服从于更高的目的：将生活者淹没在新精神、新天命的役使。所以，他们的肉体征服是实现精神征服的步骤。

幻想者的两大类型，统一为拓荒者与收获者的兼容并蓄于一身。幻想者并不是生活者所臆想的那样，是苍白无力的、缺乏生活能力的。恰恰相反，幻想者比生活者更重视力度，更珍爱力量，更懂得施展力度、力量于世界的要害，更注重提升生命的能力。

生活者，是生命的消费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本身，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他们对生命的功能，是纯然消极的。幻想者，是生命的培殖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的再生，置于首位；他们恶狠狠地对待自己和他者，仿佛乐于践踏生命，并以生命的敌视者与毁坏者而自豪……但实际上，他们才算理解了生命，并把生命的火焰刺激得发狂。生活者，在物质上延续种族。

幻想者，在精神上发育种族。生活者，在物质上繁荣社会。幻想者，在文化上支配社会。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幻想者不事生产，因为他们是文化的灵魂、社会的中枢；“劳心者”、“劳力者”──这也是古人对幻想者与生活者的某种阶级化的因而是不太确切的称呼。我们的幻想者还包括柏拉图所谓的“卫国者”，哲学王则是他们的天然首领。无疑，精神上的创制，要比肉体的寻欢作乐，更能满足幻想者。因为他容易受到观念的激励；不易感到官能的诱惑。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感受力过强，官能的快乐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是徒然使他们感到人生的空虚。于是，他们便起来创造，起来征服，起来创造性地征服，起来征服性地创造……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他的本能冲动，就是对环境的厌恶，并要自己创造新环境；他的本能冲动追求崇高、不朽，无法满足于平凡的生存，对超越物质形式的生活，才感兴趣。这种本能冲动及其意向如此强烈，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抵抗生命本身！他的全部生存史，可以归结为，“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向善？

英国人伯兰特·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年）说，“建立一种哲学，能应付那些陶醉于权能几乎无限度这个前景的人，同时也能应付无权者的心灰意懒，是当代最迫切的任务。”其实，这样的任务基督教神学早就完成了；但当代世界真的需要这样的哲学吗？当代人需要的是官能的刺激和疯狂的自恋癖，就像罗素本人一样！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所描述的那种既承认“神”的最高主宰地位，又予人类行动以积极肯定的哲学，已经被西方社会给唾弃了。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是言不由衷的，是虚伪透顶的。

伦理与政治并不同一。为什么？伦理，是教化，施之于民者也；政治，是心术，存之于治人者也。这两者并非无所间隔，而治人者受统治欲所驱又岂能遵循伦理？至于小民，则不得不成为伦理的恭顺仆人！否则，他们就将作为社会的垃圾，就像遭到遗弃的美国黑人那样。小民的伦理与治人的政治，都只是那个政治（即“社会的治理”）的一部分，小民的伦理，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治人的政治。

现代僭主政治（其中尤以托洛斯基主义在亚洲的变种最明显──文革的“继续革命”），由于其理论脱离实际的虚伪性，在治国方面无所措手足，结果，只能经常抓住一个外部的假设敌人为对象，来加强内部压力。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没有抛弃中国；而是借用来自西方的残酷活力（“西方的真理”），把中国人从一千年的腐败堕落中抽打出来。因为中国缺失了欧洲的中世纪一千年的所谓黑暗！新一代中国革命的再出发者们──将为中国的复兴，培植无情的但负责的伦理观。惟其无情，方能负责；惟其负责，方能无情。

中国为适应现代秩序，已经付出极为可观的代价，在世界史上都堪称空前。这种绝境下的努力，将化为中国民族再进军的强劲动力，只有再出发、再进军，方能把中国的命运，推上一条新路。让我们抛弃过去的美德，让我们面对凶恶的海洋，中国革命，不仅要承受过去的“罪”──也会化育未来的“孽”！

（另起一页）

十一、历史多歧路

在全球化的混乱局势下，当人们谈到“历史”时，概念往往是含混不清的。有时，历史与“过去的实况”而不是作为命运的见证和存在之王的历史……等同起来；有时，与“文化的记录”而不是作为精神之花和观照之镜的“历史”……等同起来。这含混造成许多混乱。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在使用“历史”一词时，有时取其前义，有时取其后义。这在诡辩论者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肆无忌惮地“玩弄历史”，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正是利用了“历史”这一名词的双重性乃至多重性。

但是，我们要求对“历史”的概念作内在一贯的理解！历史，不是作为精神之花的“观照镜”，不是图文并茂的学术；同样，历史也不是“过去生活的实况”或“已经逝去的一切”，它甚至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发展过程”。在我们单纯的理解中，历史，是充满了生机的有机过程。它历经盛衰兴亡、度过自己的春夏秋冬（春，兴；夏，盛；秋，衰；冬，亡。）……在我们单纯的理解中──历史，是神秘而圆满的自我实现过程。它既不受一个外在的至高者的操纵，也不是（作为表象的）人的观念。它的自在独立于庸庸碌碌之辈的是是非非之外。

历史，不是浅薄狭隘的线索；而是波澜起伏的巨流。历史，甚至不是雄浑的长河；而是万珍俱备、泥沙俱下的无边汪洋。在它无生命的汪洋中，暗藏生命、含蕴生命，汩动生命的活泉、泛起生命的色泽。

如果把“历史”与“过去的一切”等同起来，那“历史”沉浊、混乱的本相将表露无遗，因为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得足以选择精华和裁汰废物。

而我们对历史的单纯理解则告诉世界：“历史”，是“淘去了一切渣滓之后剩下的‘过去的一切’”。什么是“渣滓”？什么又是“淘去了一切渣滓之后剩下的”？──这些并不在人的视野之内，不是人的感性甚至理性所能判断的。人所擅长的只是接受既成的事实，并聪明地适应它。在我们的身后，不是无根的虚无，而是一片〇的苍天；不是黑色的死亡，而是无色的来世。这来世，集一切生命的精华，奉持“太上无情”的光。

这光，漾溢在历史之天上……

无情的时间！你是一只无情的手。你毁灭一切。随着你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运动──美的成为丑的，善的成为恶的，真的成为假的。一切都在消失，一切又貌似重来但终不重来……

然而，时间还有另一功德：在使真、善、美，成为假、恶、丑的同时，也令假、恶、丑，产生新的真、善、美！时间不但毁灭一切美好的，也医治一切损伤！时间令一切重来，还令大道永远轮转。

是的！心头的创伤，还有什么比时间这万能医师更善医治？没有！时间的医治没有后遗症，创伤愈多，在它面前愈坚强。即使短暂的幸福，也比永恒的苦难动人。“永生”本身并不可贵，除非，它含有为所欲为的快乐。人之追求新事物、创造新生活，出于对旧事物、旧生活的厌倦不满。世俗所谓“幸福美满的日子”，是新生活可怕的腐蚀剂，是幸福的迷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陷入此中，便难以自拔，世俗心目中的“苦难”总是比“幸福”，更接近生命的活泉。苦难深，则开辟新生活的雄厚资本。

只有苦难、孤独、劳顿、痉挛、绝望──得以成就伟大的人格。相反，世俗心目中的“幸福美满的日子”，却只能毁灭有价值的人格。因为，只有越过时间的无形壁垒，人格真伪才能被鉴别；因为，只有时间才能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人们长恨生命短促，不能及时行乐。对饱经苦难的勇敢者，永生才是莫大的苦役。对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躯体，长生不老是无止息的刑罚！“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由于人性，常开的，就不是好花；常在的，就不是好景。关于“好”的论断，无不极残酷的是以时间为标准的。

时间是无情的手，它剥去一切伪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走着瞧。”这就是指，时间无情的剥蚀，足以使万般本象，尽情暴露。

“愚人”的哲学是必要的！人并非单靠智慧长得壮大。人并非单靠智慧去博取高超的战略、攫取世俗的胜利。人，是靠神奇的怪质，走完他的征程、鉴定他的命运、试练他的力度。

智慧只是这怪质的表现，有时仅仅是调料装潢而已。恰如在一位身段优美、擅长歌舞的绝代佳人身上，著上一款新颖的装束。但归根到底，“佳人”的身体和她那炽热的本能，才是真正的怪质。又如一匹千里之骑，鞍辔金玉相辉，然而，是它的驰骋能力，使那装潢引人注目。而劣马的金玉其辔，不过是幽默与讽刺的写照。

《阅微草堂笔记》（清·纪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449页）云：“盖愚者恒为智者败，而物及必反，亦往往于所备之外，有智出其上者，使起而胜之。无往不复，天之道也。使智者终不败，则天地间惟智者存、愚者断绝矣：有是理哉？！”在现代世界绝对主义的苦海里，古代的真知向我们透露：智慧不能救人，强健不能救人，惟有不可思议的命运，始能宰制人、左右人，决定人的命运的，并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东西。

“无往不复”的观念，古老而生命力旺盛。天道轮回，人道亦然，历史上有无数事例。在历史中，万物并无优劣。胜利者，惟有“幸运”二字可写其德。此理昭然若揭。“社会的不幸者”，常常成为“历史的幸运者”。一些“愚人”凭强健的本能和完美的天性，尽性而为，拒绝听从智者的劝告。他们认为那劝告里有陈年的酒糟，当心酒精中毒！在一篇叫做《死亡腺之谜》的文章中谈到“DECO激素”，并称为“死亡激素”（谢谢命运，这个理论毕竟还知道“人体是复杂”的）。如果把它切断，足以替人们增加寿命若干。文章还举了“八腕章鱼”为例来说明。我并不像该文作者那么乐观。人类延长自己寿命的一切努力，终将招致无情的报应，可能得不偿失。至于切断“DECO”而无严重的副作用，更是匪夷所思，否则人类及各类动物的进化，为什么没有将这种自生的“死亡激素”淘汰掉呢？

这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必有其人功用，不然，人体以及一切动物体的“经济原则”早就把它排斥掉了！这种分析，并非“事后聪明”，从最浅处说，这种激素，虽对个体可能不利，但对种族的代谢必有极高的价值。任何物种限于生物链的束缚，只被允许定量的个体生存世上。超过这一数量，首先是饥饿的火神来“替天行道”。在生物链的外在制约下，若无“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作为生命的内在制约，怎能保持种族的青春并借以保持种族在生物链中的优势呢？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其实是对个体而言。如对种族，则适得其反，是使得种族再生的必要杠杆！它避免将整个种族的生存优势，押在一场危险的赌局上。

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批判北宋象数学家邵雍，在其巨著《皇极经世》中，宣布了一种“退化史观”。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历史，乃是一个生命力不断退化、越来越失去道德的过程。他临终大书《病亟吟》，很能说明他的历史预感：“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他反复强调的太平世，已经所余不多了。在达尔文主义尚未式微的现代中国，邵雍的观念自然成为各种互相对立的官方学者们（如极左派与自由派）交相诟病的口实。但是，只要我们敢于深入这一历史观念的底里去探其究竟，就能发现它十分有趣、并且不无道理。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邵雍的错误，不在于他指出了历史过程的退化性质；而在于他的这一论断建立在含混不清的道德基础上了。也就是说，《皇极经世》过于倚重《春秋经》的精神，却未按照编年史行事，架构上属于历史神话。可使是上，历史根本不按任何意义的道德来发展，是人的智力和诡诈，在历史的力量对比中，发现了道德的轨迹，并奉为至尊。因此，把道德作为历史评判的尺度，是事后的聪明。而所谓理想，则是复杂的历史力量借以实现其构图的心理工具，而不是历史的指导力量。毛泽东语录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他的谦虚或推卸责任。理想哪里可能是什么归宿或主宰呢。

我们对“历史在退化中”的理解，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宇宙爆炸”的事实，驱使玉碎为瓦，再驱使瓦碎为土，从核心到劫灰，怎能不是退化呢。历史也因此陷入无限的沉沦之中。仅就历史截断面而言，历史似乎是“进化”的。但这促使它进化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反压制力。历史作为压制作用与沉沦过程的派生物，是人的归宿，但只是神的表象。──这难道不是彻底的退化吗？

文明历史，是反压制、抗沉沦的摩天宝鉴，但即使在它的深部与核心，也正遭受沉沦的剥削之苦！潜藏在文明历史内部的“沉沦”，是堕落中的，它不得不显形为“历史因素的不断沉淀”。我们因此看见，文明历史总的趋向是，越来越丧失其天真自然的情趣。形形色色的繁杂而惰性日强、烦琐而含义日少的“历史纤维素”，像梦魇一样侵凌健全的人生。它们以传统和文化的名义，不断奴化我们的意识、戕害我们的发现。我们看见，历史越悠久的民族及其文化，就越容易受到这类“历史纤维素”的捆缚。困在这纤维素之捆绑内的居民们的生活，也就越变态、越不自然。这样看来，一个创造了某种文化的民族，比一个未曾创造（而只是借用）某种文化的民族，更易受到这种不利影响（如中国比日本）；而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越伟大、创造的时间越接近现代，则其也就越容易背上这该死的包袱。

这就是“成功的悲哀”。相形之下，“失败”也许倒更有益，失败可以帮助人们去掉包袱、轻装前进。失败者总是能比成功者学得更多的东西。而半开化民族的活力，也总是比文明民族更强大。例如历史记录表明，在文明门槛边上的野蛮人，是最富于“侵略性”和集体活力的。

历史本身在沉沦之中。但处在历史流星雨中的人，还会时常升起某种上升升腾的感觉。这无非因为，人的努力和奋斗，可以推使历史暂时对抗沉沦的厄运。正因为这些优秀的个人，感到历史沉沦的压制之苦，所以他便起而反抗这暗淡无望的既定命运。从终极意义而言，人的反抗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却创造了光怪陆离的痉挛！──文明的动力，使得活在其中的人信心倍增。这些激情相信宇宙的根本命运，可以上升；人类历史的趋势，可以进步。

如果相反，则文明历史将沉沦，其标志是：在历史纤维素的层层重围、不断困扰下，反压制力越来越弱，抗沉沦的意志越来越淡。如果，我们只愿以古人那样的态度和力量去生活，便根本不配生活下去。如果，我们只付得起古人那样的努力与代价，我们的生活就注定要失败。要知道，现代人所面对的历史之流，要比我们的祖先所曾经面对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暗礁和压力。活着的人，必须付出日益大的牺牲，方能抵消加速度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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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存在与虚无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所以他们被称为“智囊”，也就是聪明的酒囊饭袋。于是，历史在鼠目寸光的智囊们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难理解的非人的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命运或诱骗顾客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规律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就这样，“历史”与“人”绝缘了，成为异化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成了奴役的根源，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推行极端政策的借口，不仅支配专政权力，甚至也已经渗透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它们有些不同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非宗教的自然主义和非世俗的人文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所主张的，对立人与自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历史教化，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成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信仰崩溃的西方信徒。当然，这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们日益空洞的心灵。

二十世纪的西方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西方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这得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的多动症观念的曲解。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作用了，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宣称“上帝死了”，后来被尼采夸大为时代的最强音）；它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们的“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们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区别，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创造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暂时从“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里。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哲学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也因此自诩创造而非引进了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但这只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这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这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尽管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只有封建的精髓；它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它崇尚的是竞争，它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唯物史观”仅其一种），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史观”了。

无怪孙中山曾对此感慨地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是的。甚至现今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协约国”、“轴心国一同盟国”），也有古代的“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近来改换了“发达”一词）的欧洲蛮子，而是他们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东施”（“东方的西施”）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西方法宝”，在中国大地上互相对垒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祸乱中国的武器，日益酷烈的内战，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

他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西方世界致强之道，而是西方衰颓之光。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以治为本的思想，是对西方文明的内在危机做出的补救式反应，这对平息西方的内乱（它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也许有用；但对中国的富强，却南辕北辙。

这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严重威胁中国文化的复兴，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致弱的文化先导。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不是可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的。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只有人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才能激发社会的全面复兴。中国的命运一再证明了这一常识。尽管现代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做出充分的估价。

人人都生活在全球环境中。而这个地球，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村落”。可是在这个“村落”中，如今“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荒唐！因为人，已经意识到那看不见的、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

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一种基本被动的月光式的东西（有限的主观能动性！）──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呢？它仅仅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吗？它仅仅是种“被扭曲了的意识”吗？

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是在什么地方呢？

按照一个极端的唯物主义理论，无论如何，虚无应该就在世界中。否则，岂不等于承认了“另一世界”的真实性？

按照另一个极端的虚无主义者宣布，这世界却是虚幻的。他们认为世界的实在性，既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世界的真实性，仅仅是我们感官的某种属性；至于这个世界是否真实，“真实”又指什么，却不是我们的感性所能断定的。因为它只是空间性的存在，而达不到时间性的存在，所以时间能让真实变形。所谓理性，其实只是时间在人心中的绵延，正如感性是空间在人心中的绵延。

除了“我活着”──“我看到”──“我觉得”──“我欲望”这些，我们的感性究竟还知道别的什么呢？而“我”以及关于我的一切思想──岂不都是瞬息即逝的！这时，一个新曙光突然洞彻：“存在”与“虚无”，本来就是一回事。“虚无”，是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的断定），对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的世界）所做的判断。而以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去看，世界便是实存的了。如此，存在也是虚无；虚无也是存在──哪里有什么一定之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象与本质”：“现象”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现象”。除了“现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存在”；因此，即使最为荒诞无稽的幻想、稍纵即逝的念头，也被列为“精神现象”。

“本质”？这是别有用心者杜撰出来的神话！它的功用在于屈折人的常识和本能。一般人所说的“本质”──已经全部透露在“现象”之中了。而理论家所说的“本质”──只是他们强加给现象界的语言霸权。

现象世界的“矛盾性”，只说明了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在面对世界的时间性的时刻，所表现的软弱无能、摇摆无定；而根本无助于证明有什么“物自体”的存在。

在这种意义说，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

岂有它哉？

（另起一页）

十三、历史是什么？

历史之天，从人生之谷的忧郁中，冉冉升起。

它的寥廓，是来自谷底的局促；它的清朗，是来自谷底的阴沉。

历史，于是成为人生的“完成状态”。

“进入历史”乃是死亡的代号，是人生价值已经结束的可怕标志。

一切有价值的人或物，都怀着各自秘密的意欲，“渴望进入历史”，然后在那里被固定、被存储起来。“历史之天”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包容了，自人生的谷底升腾起来的全部悲哀和喜悦，并通过神秘的机缘将之中和了，它交汇那些在世俗之称上全然相反的存在，在它无尽陶冶之下，一切歧异全消泯，一切渣滓全廓清，一切矛盾恰到好处，一切煎熬人的苦难，化做沁人心脾的福泽。

它是雄浑的，又是清癯的；它是无碍的，又是严峻的──它严格排斥不配进入那无形圣殿的存在，又放纵那些敢于翱翔于苍窍之上的超越者。

历史之天的纯净性，不在它空无一物、纤尘不染；而在它具备一切，使它包容的万有在它里面互相抵消了。《中庸》云：“致中和，天地育焉，万物位焉。”中和，这是历史之天终归清平的无敌酵母。“历史之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困于人生谷底的灵魂，在无奈的心中酿出一片精神。就像那被圈于神瓶内的古代恶魔，在千年的孤独之后，迸发出的响彻天穹的狂烈笑声……

但它又不仅是幻想。它还是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生之最终归宿。不论是怎样的人生，不论这人生是辉煌是暗淡，多么坦荡或多么崎岖，多么丰盈或多么贫乏──都无一例外地汇归于斯、泯灭于斯……成为沧海一滴、云雾一缕……不论这人生与历史之天的奇观清彻，有多大抵牾与不协，都无可幸免地归入它那苍茫无际的沉默中。

历史之天，并非人生之谷的陪衬，也不是遥远、空洞的背景；它是自在的独立的统御者。人生不过是在它那永不停歇的巨型剧场中，不时上演的、一个个小小的剧目。有价值的人生，才得以上升为历史之天的微小但实在的组成部分──极端的苦难才能造就极端的人生，逼使它们上升到达常人不可想象的高度。

历史之天，是人生之谷的归宿。因此不能计入历史之天的人生，仿佛并不存在；而是很快地消亡。人生的精华，保存在历史之天无污染、不褪色的苍穹中。

历史之天，正是我们意义的来世。明澈而悲凉的智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存在与这来世无缘，那还有什么来世与我们结缘呢！历史之天的空灵而非物质，使它决不容纳活人。“历史人物”因而成为亡灵的代词，因为活人的血肉之躯实在而无常，不合历史之天的铁律。历史之天，是要索取人与文化的精华，而把不合其苛求的渣滓，尽行剔除……不，简直远远排斥，不是剔除，而是根本就沾不到边！仿佛渣滓无力承受苦难，如何升到令人惊诧的广寒之境？

我们的一切苦难和一切幸福，是在历史之天获得全新的形态和含义的。生存的波折，不是在那里消失掉，就是扬起疯狂的风帆。历史之天充满希望之翼的“来世”，并不同于各种宗教许诺给无知细民的“西天极乐”的另一种形态的来世！

历史之天有它的神秘感。它无穷的星光和不衰的引力，强烈吸引着那些配得上“伟大”称号的灵魂。这样的称号不是霸权者活着的时候自封的，而是基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在它面前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胜利者的评价”，并且，还要透过描述，才能品出！尽管这种“寓评价于描述”的诡计往往也是下意识的。天真的人，自欺欺人，他们自以为是在讲述“真实的历史”，其实那在是发挥自己的评判。

而常人所说的“历史”，甚至还够不上以上意义的“回顾与展望”，它往往只是“对回忆的回忆”；甚至是“对回忆的回忆所行的再回忆”……因为过往的一切业已模糊不清定，亟需读者的想象力使之生动、活跃起来。想象力，因此十分可笑地成了历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历史有意义吗？从“历史即往事”的角度讲，历史毫无意义，犹如垃圾，它只表达一个业已破碎凋零的过去。过去的生活灰飞烟灭、无有遗孑；只有一些遗物或传说在似是而非地传播，往往还是在传播病毒……而这一切残余，也注定要消逝殆尽的！

历史的意义，其实在于现在。在于它对现在人们生活的作用。“历史的本来意义”，是永远有待活人去重新发现的无边虚无：它有待生机盎然的人们，以血腥的奋斗，不断填充。事实上，实在的、纯粹的往事，对活人并无价值，也激不起真正的兴趣。人们需要的仅仅是象征的概括，而非琐细的事实。然后，人们是用自己理解的概念去串解事实，人们并不需要印证不了自己价值判断的真正事实。因为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历史感受，建立起一些概念，然后用以切割史实的。而“历史给人们的启示”，则是读者用自己的灵感，投到历史里。“历史的经验”，则是活人自己的经验披上了“历史事件”的盛装。

我们的“历史感”其实也并非来自历史的典籍，而是来自阴云密布的生活压力。我们用这灵感，来抵御压力、照亮黑穹，所以，我们一步步援引史例为自己作证，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以为自己的同调……这种莫须有的“高屋建瓴的历史透视”，其实只是我们的思想，却是驱散真实孤独的唯一良方！

天才的灵感，把历史当作一个巨型储藏室，而取用的本体则在周遭的环境。历史之海如此恣肆，任什么灵感都可以存放进去而不露印迹。无怪历史储藏的容量对个人几乎是无限的，它以那么多的时间度量、容纳那么多的回忆、幻想、评价，并鼓励人的智力，把切割下来的断片，重组为真实的整体……

啊，历史！就是这么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场，一笼任人吹云嘘雨的天穹，一堆纵横捭阖的死亡判决书，一团光怪陆离的思想、一个自相矛盾的集合体……

如此历史，仿佛幻象的影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集群、每一有性格的“人”──都会按自己的热情重新涂抹、排列，然后阐释它，这新的涂抹、排列、阐释，要是传布开来，就构成新的历史之天的曙光。

健全的历史观念，排除了绝对论。“强调是可以的，执着却大可不必。”观念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平衡作用，因此可以减缓世界弊病和时代偏差。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在观念世界里应得提倡，这有助于生活本身的健全，生活本身在不断变易，所以，观念的世界应向相反的方向流转易形；不是作为“反映者”或“镜子”；而是作为“补救者”或“锥子”！所以，只有“反动”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起到互补的功能，才最能建立精神的价值！而“消除反动”，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革命证明，其实乃是建立暴政的借口。

哲学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从上述意义说，也只能是“反生活”的。不是反对生活；而是反抗生活中过与不及的弊端，以便更好地补充生活，推动生命。相对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生活本身的变幻不定性（从“纵”的角度看）和生活现象的复杂冲突性（从“横”的角度看）。在生活的液态面前，僵硬的绝对论，是进退失据、无能为力。

宇宙，无准的。天地，随时易。尽管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生活、反抗压制──我们制出了我们的准的、练出了我们的处变不惊……但这些能力却并不永远灵验。绝对论的错误，在于诱使细人们相信：这些能力会是不变的天纲地纪，或是什么万灵的仙丹……欺骗细民和白痴的各种绝对论，无一例外地要把人造的事物，神圣化，结果沦为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只会使得我们的生活，趋于老化也就是程式化。

优秀的相对论者当然不会“绝对地排斥绝对观念”，显然，他们只是以相对的态度去反对绝对，以便使自己更强大、更灵巧，而不会在反对绝对的斗争中沦为无耻的绝对论者，从而中了绝对论者的圈套。所以，优秀的相对论者要像反对绝对的绝对观念那样反对绝对的相对观念！绝对的相对观念，像绝对的绝对观念一样，对开拓新生活的冲动，弊害无穷。因为唯一可能的绝对，乃是广大无边、空灵无碍、不具形式的“绝对”，即完全虚化的绝对，这样的绝对，才不至于对新的生命扩展，构成任何意义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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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音乐代表某种高度的内心和谐状态。即使这音乐狂暴、骚乱、惴惴不安、充满痛苦的痉挛──也还都是内心意义的某种和谐。没有这内在的和谐，音响怎能变成音乐？如果那样，任何一种音乐，都是难以激动人心的。

音乐于是成为“内心的秩序”；足以与“礼”这“人世的秩序”交相辉映、水乳并融。此中义理，早在《礼记·乐记》中，有充分的古典阐释。

音乐是文化的激动人心的象征。每一个民族的庙堂音乐，都代表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灵；每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都代表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及其对未来的希望。某种文化的“特质”（如果真有这种玩艺儿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体现在它的音乐色彩、音乐形式、音乐方向、音乐所表达的欲望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民间的主流音乐是缺乏超越性和终极关怀的、而且是现世意识主导下的享乐主义的“靡靡之音”。

一旦内心的秩序（“乐”）与人世的秩序（“礼”）这两极之间发生了龃龉；内在的灵性与外在的规律怒目相向，文化的和谐状态就完结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的分化状态。这分化给人们以繁荣昌盛的印象，并崛起旺盛的创造力量。于是人们说，“这是文化的黄金时代”。继文化的大分化时代而起的，则是文化的分裂状态；这时，文化的这一部分试图吞噬文化的那一部分；文化的某一枝桠试图毁灭文化的其余枝桠。各部分、各枝桠之间的互不沟通、不屑理解、对垒分明、亟欲决一生死……最后，某一派别胜利了，在其枝桠意义上，然后吞并、消化了文化的其它“残存”。

一场伟大残酷的扫荡战，就要展开了！继分化分裂的时代而后，风起云涌。韩非子的《五蠢》，是一部典型的宣战书。在硝烟弥漫的厮杀后，巨大的世界帝国的绝对统治的帷幕，就要降临。对此，无须好与坏的评价，只须有与无的事实描述。

和谐时期的文化主流及基本世界观是“宗教”；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军事性质的。分化时期的文化主流及其基本世界观是“艺术”；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商业性质的。分裂时期文化主流及其基本世界观，是“科学”；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政治性质的。宗教带来和谐；艺术带来分化；科学带来分裂。因为它们分别提供了“凝聚力”、“分化力”、“离心力”。伟大的政治创举，是产生于反抗文化分裂状态的努力；普遍的商业冲动，则是对文化分化状态的反（所以商业主义，是一切高级文化的致命伤。）而频繁的军事活动，是对文化和谐状态所带来的深刻寂寞无聊进行的排解。

──这就是历史的“阴阳面孔”！

大众的科学，是强化政治的有效手段；大众的艺术，则成为商业的广告；宗教为军事活动的惨酷性质，涂上一层神圣的色彩──凡此种种，真是各得其所。

任何文化，都是逃不脱上述的连环宿命；甚至甘心于此，陶然自得；甚至乐于孵化出文化之蛆！

过于热烈的“文化阳光”，孵化出繁殖过度的“文化之蛆”：这是一幅幅现代市民的生活的“疯狂剧照”。而这些“文化之蛆”，正是“文化生命的内在机制”埋伏或是派遣来彻底解构其文化机体及其一切创造品的。好一幅可敬可畏的宿命图画！

源源不断的能源供应……从粮食到石油，从电子装备到心理兴奋剂一一使得人口疯长，人们的活动目标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类似某种生产过程；于是，酒足饭饱、肥肥胖胖的家伙，越来越感到精神空虚和焦虑不耐烦。因为精神力量本来是为支持身体力量的不足而准备的，如果身体上的困难降低到零，那精神反因无用武之地而变得狂躁不安了，这就叫“饱暖思淫欲”。─这也是文化史上必定要发生、必定要来临、必定要过去的“能量大释放时代”。一个疯狂的解放、宣泄的时代：它注定要将历代的文化积累、心理积累、精力积累总之是能量的积累，统统挥霍殆尽；迎来一个苍白无力和气息奄奄的“虚脱的世纪末”。在新的世纪中，将有许多极端的心理事件和一些富于征兆性的事物来临，落在四散惊逃的人民的头上。他们将为其父辈的纵欲无度的“大释能”，付出可观的、惨不忍睹的代价。

这不仅是关乎“善恶”的永恒问题，而首先是哲学意义“历史力学”的课题，此消则彼长，此长则彼消。

“体验”是什么？体验是最大的虚无：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自觉与否而已。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敏感程度不同而已。而人人都有的东西，不会是价值很高的东西，所以，问题不在于“体验”，而在于“体验了什么”。一个人的体验既不可被人感知、也就无法作为真理受到举世接纳，又如何征服人心、催化历史、陶铸天地？那么它的“意义”又何在呢？不求遭到无谓的理解，这是对的；但还是要取得支配历史的地位，否则，除了徒然还是徒然。

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标榜为“反对唯心主义”的，术士而已。巴比伦的星象家（天文学家）、古希腊的发明者（科学家）、印度的巫师（数学家）、中国的方士（化学家）、近代欧洲的发明家们……并不是客观主义者，但确是十足地道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对自我心灵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身外之物的信仰上的。同时，他们对自己官能可靠性的信仰已经远远超过智慧的范围。所以，适度的“怀疑主义”的智慧补剂对他们的心智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即使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多数情况下也是建立在对“社会法则”的认识基础上。随着社会变化和社会法则的移易，自然规律也永远处在变化不定的状态。

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再具备道德的性质，它原先包含的压制精神、约束行为的功能，已经结束。

近古的宗教则以自我克制与道德异化的形态，垂范至今。因而，神话是失去仪礼的言语，类似童年的冲动。宗教则是固守仪礼的教义，有意无意的过年的规范。

突破仪礼拘束的神话，近乎天启。作为一切新文化的前兆，为蓬勃有力的生活，提供最持久的动力。高级宗教则相反，它的起源是为一个衰竭了的居民实体提供定心丸；为精神阳痿的民族，开出一帖内在充实的补药。

千万不要混淆清晨（原始宗教），与黄昏（高级宗教）：尽管二者都是朦朦胧胧、神秘动人。它们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热闹非凡的世俗主义时代，那也是主权国家横行无忌的日子，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启蒙轴心。

庄严而肃穆、寒冷消沉的夜！现在，我们陷入了衰竭与颓废的时代精神：当文明衰竭与颓废时：

A、讨论多于决策

B、清谈胜过行动

C、规律压制创造

D、优柔寡断的思想取代了敢打敢拼的行动

E、宣传代替了哲学

F、权力上的等级取代了赤子真情的力量

G、社会习惯强求一律、杀害忠良、鼓励背叛

H、社会舆论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之间，形不成正面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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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文化史的定律

在任何文明的“阳面”的背后──都隐藏着它的“阳面”。文明的体系，文化的有机体──如同一幅凸版印刷品：它的阳面凸起有多高，它的阳面四下就是多深。这里生成着，与那些有关平等的伟大梦想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我们的理论，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和文化的内在特性。

就拿宋词来说吧，它与妓院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就较广义的庙堂文化言──则与妓院、寺庙、宫廷、豪门大族的闲暇等一系列“寄生虫生活”和“罪恶的渊薮”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诸子的思想结晶，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客生活”的产物。没有那些慷慨的施主与独立的保护人，单靠奴才般的官吏和热衷科举的士子，深刻的思想要么夭折，要么禁锢瘐死……

宗教史显示：充满灵性的新教义，并不产自一个繁荣昌盛、“纯洁无瑕”的时代。恰恰相反，它往往是纵欲时代的产儿！纯洁化的努力，是社会危机的精神表现，是针对过分的社会放弛状态和文化解体状态的终极反抗，是“圣洁的恶之花”。正如伟大超凡的艺术，往往产自战乱时代并受到悲剧精神的激励而萌发；相反，那些向往战争的“边塞诗”，反而产自相对安全的盛唐时代。

──这些文化史上的事实表明：人心常常向往并渴求与事实世界相反的东西。

文明的阴面，在道德评价的眼光中，常被视为或需要掩饰或需要消除的杂音、“阴暗面”被视为“文明”无可奈何的副作用（例如“文明”一词，在中国的语文中，就含有某种“光明”、“反阴暗”的意味）──而且受到各种高度升华的精神文明的一致谴责。但是，这些杂音、阴暗面，却是真正的基础，若无它们作为“刺激”或“挑战”，哪里会有进一步升华的文化？正是在相反的、似懂非懂的半瓶子醋意义上，那弹丸之地日内瓦的“公民”、小邦法国的流浪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做出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道德的堕落”的论断。只是我们要指出：要是没有道德的堕落，科学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没有深刻的压迫，就不会产生壮烈的英雄精神；没有奴役的状态，就难以崛起追求自由的希望与意志──要是没有了阴暗面深陷下去的“不平”，文明的大厦在哪里立足？！人们只看见地平线以上的景观，却忘了地平线以下的地基。人们只是赞赏水平线以上的“成就”，却想消除水平线以下的“缺憾”。但缺憾与成就却是一对连体（好一个“对立面的统一”！）──它们是互补的，但首先是共生的。

──上述事物的共生的性质决定了：文明起源于“原罪”；也决定了，“原罪”常能推进文明的势头。而小邦之人卢梭的抱怨，恰在相反的方向揭示了一个机制，一个凭其小邦的阅历还不足以理解的文化机制。因为评价一种文化，尤其是判断一个文明，需要世界历史的眼光。而十八世纪的欧洲诸国，显然还不具备这种眼光。它们的启蒙主义的鼠目寸光仅能盯着文明、文化的阴暗面，望眼欲穿地看着它的幽深峡谷而痛快淋漓地历数其罪，是最简单不过，但也是最小气的。相反，那一边仰视文明成就，一边俯视文明罪恶的眼光，考察文明的整体命运，才是我们的任务。

洞察的艺术，是将射向成就与射向罪恶的两道眼光兼融起来，即足以穿透万丈壁垒。同时从两个角度、两个相反的方向，透视人的精神与失乐园后的文化奥秘。而这洞察的艺术，正有待于我们的思想家，去付诸实践，以完成精神领域无声无息的北极探险。

阴面的要素，是文化生长中的负因子，它伴随文明的扩张而悄悄滋生。这是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沉默无言的“罪恶”，声声切切，召唤新文明的创造者们，起来反抗。阴暗面每扩展一步──它所激起的新文明的反作用力，也就一丈甚至百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而，魔高一丈，道高又何尝不是百丈？如此循环，如此报应！各种“阴暗面”通过一定条件的转化，能够生出与它相应的“文明”──这是一条“文化史定律”。历史是充满活力的，不是机械的“一贯到底”。历史是有弹性的、多方位的、多选择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反作用力──表现为文化上的“报应”。

“报应”，这个弥漫多种民间信仰的信念，其实也包含文化史的高度智慧。它以前是被理解得过于狭隘和个体化了。“报应”，不仅是十分微妙的心理转化过程，也是人调节自身与环境关系的平衡过程。但传统上对“报应”的理解却是单向的，它常以卢梭式的消极色调来一贯到底。确实，它看到了“各种文明都将生出它的阴暗面”，但却忘掉了，“也只有各种阴暗面才能激发新的文明”。如果这样理解了“报应”，也就这样洞察了文化：一切文明的成就，都要向人索取可怕的“报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不付代价的午餐。在文化史上，没有不付代价的逆步？

“报应”的图景，是立体而流动的，它是难以捉摸、分析甚至难以指认的网络──它的“消──长”“盈──虚”、“凸──凹”，不仅是对一个外在过程的描写（如针对月亮、潮汐的周期性变化），且是对一个内在生长的机制解析。用消长、盈虚、凹凸等相对关系，来比喻文明的阳面与阴面的对应作用，尽管有些机械唯物论的嫌疑，但却有助于对“报应”观念，做出容易被现代意识理解的描述。

而某种文化形态内在生长的最佳时辰，就是它那个过度的紧张与过度的放弛；生命力寓藏在过度的原始淳朴与过度的文明罪恶之间的“临界期”──这时，文明中的罪恶还可以令人忍受，而文明的成就则使人倾倒。当一种文化形态还没有达到它内在的生长的“临界期”，罪恶不够，但成就也少。它的形式单调、它的内容简单。这时，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成就的升高，罪恶也升高了。

平均主义的理想是动人的。因为它违背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道路。因此背诵这种理想，有助于缓解社会生活中的反差，有助于淡化这反差中产生的冲突性力量对人的精神所造成的压力、紧张。但是，社会活力正好来自某种潜在的冲突，如果拿平均主义一味消除社会的分化与反差，其结果将是“玉石俱焚”：黑暗没有了，光明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团浑浑噩噩的灰蒙蒙……这是灰色蚂蚁的国度，不是我们的理想。相反，当一种文化形态已经越过它内在生长的“临界期”，成就多，但罪恶也多。它的形式多样，它的内容放肆。这时，抑制新的罪恶，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问题。文化的发展趋于没落。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的理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道学立场”，对文化的“阴暗面”（凹面）做出全面的批判与攻击，从而取得很高的思想成就。但是他们好像忽略了，要是真的瓦解了阴面的存在，阳面的衰萎也就立时可待了。对消极面的人工破坏，事实上加速了积极面的凋零最终是对整个文明体系的全面打击──文明史正如生命史，其成就与其说是来自善恶的斗争，不如说是来自阴阳的调和！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十全”不仅意味着“十美”还暗示着“十丑”，尽管后者常被悄悄地掩饰起来，甚至被说成是（可以避免的）偶然失足。但实际上，“十丑”不仅坚韧、深刻到了不仅要与“十美”并存的地步，而且要凌越“十美”──所谓“十丑”，岂不恰恰寄生于人们对“美”的依恋中？在这种意义上，大团圆可以说是最糟的结局：仿佛混沌。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中，文明的上述特质已经得到朴素的描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马列学者，认定这段文字仅仅流露了“朴素辩证法”的精神，或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描述。其实差矣！这段文字，重在揭示人心中“追求相反要素”的特质，以及发自这心理特质的文化要义。

我们的研究显示，“文化史的定律”，并不来自外在的压力，更不是自然律在文化事象上的“被动反映”。恰恰相反，此定律首先是从人的灵魂中生出，而后扩及人的文化，最终扩及六合，泽被宇宙，成为人心中的“自然规律”。

“文化史定律”还昭示我们：随文明进化，罪恶亦进化。如，随人类集群的外在扩大，其内在的压力也会持续增长：社会约束增多，个人自由遭到压制。随社会物质的增产，心灵自由反而减少：灵魂中隐藏的虚无主义将表面化。随技术力量的强化，人的智能和体能反而退化。而与食品产量的膨胀同步出现的是：食品的味道淡化、质量下降。看来看去，种种新的事实反倒证明一个古老的智慧：“有一利，必有一弊。”医学的发展，诚然给人以健康、长寿，但是，它却使人陷入对技术、对“身外之物”的依附，人在医疗系统中日益难以自拔，保育了大量的白痴和遗传病。而那初衷意在追求健美与力量的体育锻炼，却通过激烈的竞赛，使人疲惫、畸形甚至残废。

我们面对着一个：永远都只是得失相抵的世界。充实是以空虚为代价的；高出水平的度数，恰与低于水平的度数，惊人相似。美好的东西，需要付出艰辛；痛苦常会得到意外的补偿──主观感受和外在情境，交融于此。

只看到文明的阴暗面，说明我们已被文明“宠坏”了。我们应该看到文明事实上的可贵。这仲可贵当然包括它的阴暗面本身。文明的发展是超道德的，如果强调道德本位，那么，就算阴暗面是“超道德的道德吧”！阴暗面甚至还是维系文化有机体、保持文明水平的必要手段。从寻常的道德评价出发，去攻击文明的存在──正是王国维所谓“以奴仆命风月”。风月浩荡，难以从命，结果道德与风俗被文明的浪潮冲激得面目全非……而不是道德与风俗指导文明的发展。

这很说明问题的要害。其实，道德、正义，又从哪里来？从文明的阴暗面中来！它为矫正人性的偏颇而设。所以，大凡被列为“恶”的，都是人人急于投入的，为维持秩序、缓和焦虑，故把它打入恶；大凡被列为“善”的，都是人人急于规避的，然而，为鼓励勇士、为填充空白，请把它奉为善吧。

“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贯穿人类命运的始终。借用神话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起初，人类生活在原始的、虚幻的“幸福”里。这是“阴”的、静态的、死气沉沉的伊甸园的幸福。接着，那个阳的、动态的、生气勃勃的“恶魔撒旦”来了，他“诱惑了人类”，逼迫他们去寻求与既定的幸福相反的要素。于是，人类有了“罪恶”（原罪）被剥夺了乐园里的居住权，并受到“死亡”的惩罚。

尘世的悲苦，激励着追求相反要素的灵魂，去创造那种甚至在“命运的天国”里也闻所未闻的文明。文明的本质，就其原意来说，不是建立什么什么的天堂，而是建立不折不扣的机遇帝国。而“命运的国”──天国，却是要毁灭世界，甚至以最后审判毁灭我们如此爱惜的地球。

机遇的帝国即人的文明里，充满了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永生与死亡的鲜明对比，怵目惊心的反差，构成文明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尽管“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驱使人们蔑视已经获得的成就、蔑视这“尘世”中千奇百怪的机遇帝国。对“天国”的向往之情，正是燃烧在世俗的犯罪和厌倦之后，而决不是在这之前！因为，如果让一个年轻的心灵真的生活在“天国”里，连最迟钝的人也会憋死的！

在各种文明世界的体系中，我们看到一个共通的星象图──上面闪烁着“正值之星”，也闪烁着“负值之星”。它们交相辉映。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各种书籍上描述的规范形态，拥有多么惊人的差异！但它们对文明世界的星空，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等价值的。

对比鲜明、反差强烈的文化（如欧洲文化），也许不如相对中庸的文化（如中国文化）享祚久长。因为它大起大落：“其兴也倏兮，其亡也忽。”但是，在文化史上，它发出的“光”也许更强，“热”更炽烈；它的内心，具有更激烈的思想、更鲜明的个性、更惊人的风格……这是否也能算作文化史的又一“定律”，是从前一“定律”派生出来的。

追求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幸福的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不衰的美丽？为什么？因为和谐难实现，幸福终归是泡影。这样，“价值规律”得以发挥：越是受到珍爱的东西，恰恰越是难以抓住的东西。一时的“得到与满足”，并不是真正的抓住，因为缺憾依然常在。而一时的、肤浅的“得到”──只使缺憾更深，命运变得更难捉摸。

假定在人的文明中真有“幸福”，那社会本身所产生的幸福又有几何？人们生活在各个时代，但仿佛同在受苦受难。所不同的，只是用不同的音调、不同的节拍在呻吟。呻吟的形式变了，至于呻吟本身，那是不会消失的──这就是一切被称为“高级文化”的那种精神现象的持久性基础。

即便是恰逢“黄金时代”的新兴社会，它的“幸福与苦难之比”究竟是多少，也只有躬逢其盛的人才能知道！强大的社会并不总是幸福的社会，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对外胜利扩张，奠定了“世界和平”，但内部却战火连天，苦难重重。而伯利克里斯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盛唐时代的长安，就堪称幸福的社会吗？哪里哪里。

粗略检验一遍，就知道它们都有各自的危机和暗礁，所以败亡不旋踵之间也。可见，富于巨大文化创造力的社会，常常也并非幸福的。它们也许很优雅，很有创造的力量，但并不“幸福”。

幸福，这是一种希望，一种想象。它不能实现，假定实现了，反而失去了幸福的内质。如其规定人类必须“永远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那么，恕我们直言──这样的幸福，就不幸福了，且将成为超级的苦难。

“文化史的堂奥”可以这样表达：“山有多高，海有多深”。

“山若颓倒，海也夷平”──这是对文化史的一个隐喻。

科学以海平线作为地形高低的界标，这本是一个假借。真正突兀的山和高原，其实都在海平面之下。正如喜马拉雅山的高耸，其实借助了无数的高原上的丘陵。是海平面的掩饰，使得巨大的“高原”成为我们足下的“平原”甚至“低谷”。

文化史上的退潮与涨潮；衰与胜；颓唐与锐进；堕落与建树；罪孽与升华；破坏与创造……都可借用“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海有多深，山有多高”的公式予以象征的表达（而非“科学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挖下去”的自然结果就是“堆起来”。而“堆起来”的成就，也只有建立在“挖下去”的苦难之上。

一方面是文明社会的灿烂成果；一方面则是它的历历罪恶。一方面是文明人类的无限欢欣；一方面则是他们的永恒哀哭……

消灭了一方，就在无形中铲除或填平了另一方。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光秃秃、平芜芜的“地球”可是，“地球”却从来不是一个数学意义的球体！

最使历史学家们感到迷惘，因而也最能迷乱世人之视线的，是这个事实：地质上“地平线”（或“海平线”）是可以测定的；但文化、社会上的“地平线”却不是那么容易测度……于是简单而粗糙的人们就不惜彻底否定它的存在，以掩饰自己的思想贫乏。于是构成历史研究中最大的迷误！

现在，让我们来铲除这经久不衰的迷误！

伟大的政治，只能从伟大的思想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一种政治，不论它本身具有何等价值──都不可能产生相同品级的思想：“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手中，仅得其下。”政治，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只有思想才是政治的法。

渺小的政治，从本性上说，则是思想的奴役者。董仲舒思想，并非汉武帝政治的基石；而仅是其装饰。汉武帝政治思想的源头──应上溯到《荀子》。同样，塞内加也并不是罗马元首们的思想指导者；后者的指导者是柏拉图与斯多噶。实际政治，是思想界的探照灯与现实界的可能性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政治上的创造性，在于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妥协；而根本不在于什么“开创理想的世界”。

伟大的思想，只能从伟大的艺术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色彩的思想，不论其本身的得失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出相应的艺术图解。依据某种思想（不论这思想多动人）炮制出来的艺术──犹如缺乏魅力的老处女，它尽管“有贞操”，但却干巴巴，还喜欢专门找别扭。这样的贞操是危害健康的，不仅危害自己的健康，更危害读者的健康。

我们应把宋明诸子看作是唐宋文人的文化继承者，尽管二者在“精神上”是不同的。前者他们的思想性学说，实际上是对后者艺术化生活的提炼。所以，正确的路线是“艺术──思想”或“感性──理性”；而不是“思想──艺术”或“理性──感性”。

伟大的艺术，只能从伟大的宗教情感来，而决不是相反。激荡不安的宗教狂热，借助艺术的恣肆得以倾吐。

不论是先秦的诗人、魏晋的名士、唐宋的文人，都是这样。屈原、谢灵运，李白不过是其佼佼者。屈原在萨满教巫术与儒家精神的矛盾中，充当了一个杰出的牺牲品。谢灵运，在对神秘易理的宗教崇拜和对山水的留连中，毁掉短促的一生。李白，则在功名与成仙的交叉梦想中，实现了一个优美的悲剧。……唐宋文人，在文化史意义上，只是汉隋之间诸人高僧与众多名士的变相继承者。

伟大的宗教从哪里来？

从高度而详尽的政治压迫、全面而残酷的精神专政之中来……

秦汉帝国，作为完善了的国家政治之楷模──只是引导了佛教的内流并激发其崛起。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也绰绰有余地证明了这一自杀的命运。

人生而陷于奴役、不幸，因而渴望精神的自由。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为宗教的寻求。这是人心上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教义之成为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所以在不同宗教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相似的玩意儿：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变成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决不是由于什么“宗教本身的非逻辑性质”使之然；而是更深基于社会组织的惰性和人性对异己者的扼制中！这样看来，是人性使宗教堕落，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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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偶然论与必然论

偶然论者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由“偶然性”支配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偶然的、完全是巧合的因素，能一举改变整个历史进程。如此，则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必然”，一切现象都是偶然发生又偶然消失的。是一些偶然事变的偶然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是人的解释欲望的不甘寂寞，才强为之说，于是在偶然中找到“必然性”！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偶然的偶然再加上偶然……无论我们怎样试图发现“必然”；也只是事后聪明而已，除此之外，一切枉然！所以思想骗局的制造者们也只能在事后说必然，因此所谓的必然，既然是无法预知的，又从哪里去发现呢？相反，世界从来没有按照人们臆测的去发展。既然如此，人们谈论必然性，就不过是在谈论一种希望──有时是一种谎言，有时是一种疯狂。这种谈论不能带来清醒的认识，不能增添真正的力量；只能带来一种自以为是的昏庸，以及希望落空爆发巨大的幻灭。人们津津乐道的“必然”，是些过去的经验，一些通过观察所得知的现象联系，如果凭借这些来预测经验之外的规律，焉能避免马夫前蹄？

必然论者的观点：世界是由“必然性”支配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是必然性的体现。“局部的偶然性，在全局而言就是必然性？”一切偶然因素，只对一个小圈子而言才是偶然的，如果放在宇宙的宏观之下，所有偶然都由必然联结一体：没有一物、没有一点偶然，是无来由的！我们能否在一事上成功，这也是被必然性的体现──种种已知或未期的条件，预先注定的。你可能会说：“不，那与我们的努力程度有关。”也许是的。可是甚至连你的努力程度，难道不也是被其他条件和可能性给预先注定了的吗？你哪怕为了使神的预言破产而去改变自己的行径──但是，这种超常的努力也不是人人都可做出来的──仿佛注定只有像你这样一个人，才会这样做。而你的来临，又因此“绝对不是偶然的”？

有人说，世界上最偶然的事，莫过于一个人的诞生了。是的。如果我们能使人们相信任何人的诞生，都出于必然，也许人们就会更容易相信世界上的一切，莫非预先注定的。下面，让我们就这个“偶然事件中最偶然的事件”，看一看必然性的实质吧！

你的诞生，不过是一长串（长到人类无法想象）因果链的一个环节。因此，你的诞生是必然的。你的父母具有他们那样的素质，这也是“必然的”，甚至你的父母的偶然结合，也“并非不受必然性的支配”？他们的结合也是一长串（或二、四、八、十六等等长串因果链的汇流……）因果之链的一环。这是无须论证的。

一种偶然的动作吗？不！偶然的动作，那也是被必然的刺激决定的。这种刺激何时发生，以及对相关的反应何时发生，以及反应的强度与形式，也都是必然的、早已被决定的。人是什么？

人就是被那无数的线给死死牵制住了的活傀儡！

许多线索未被发觉，有些线则永远不能被人们察觉，剩下的许多线，则被人们涂上了臆想色彩。

但是，哪里有什么偶然呢？

况且，论证“人的诞生是基于偶然性”，其尽头，还会使人沦为没有尊严的畜生。我们当然反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必然论。但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必然论者：人人都是被必然性宰割的，都是被无可摆脱的必然性，约束在绝路上。即使你想摆脱命运，那也只是必然性挑唆你这样做的，以便达到他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

我们被一面名叫必然的天罗地网笼罩着、拖曳着，我们看不见它而只看见偶然，也就是说，只看见必然性的支离破碎的头绪，却看不见整个的网络。我们迷惘着……有些人被偶然性给征服了，沦为屈从的、堕落的仆役；有些人臆想出自我中心的必然，抓住一些可怜的头绪，堆砌一个乌七八糟的思想体系，来安慰自己的幻想，甚或为自己的特定目的，骗取流氓群众的信仰……

这一切在亿万年前就注定了？……无穷的互相影响，像是天罗地网笼罩宇宙！任何一点偶然，都出自它的微妙决定？甚至连生物种类的随机突变，也是必然的？为什么不在别的个体上，而在此一个体上，发生突变！是此体的天生素质和后天机遇（机遇不仅在个体且在宇宙命运上，都“不是偶然的”）相乘，突变才得以发生──

这一切都无可逃避，这一切都命中注定？且注定到这样的程度：必然性本身，永远无法被人洞察！人们探测它的一切努力，都在真相意义上枉费心机；因为人们从中仅仅能获得盲目的陶醉，并达到“无痛死亡的快乐”。因为，向人显现出来的“必然性”，也并不是“客观神的必然性”。

我们所感到的这无所不包的网，它在无限的残酷中，有着无限仁慈的威力！它那无始无终的“道”──（感谢命运）使我们有幸认识了“命运”。

和上述必然论不同的是诡辩论的观点：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诡辩家说：“这个东西是这个又不是这个；那个东西是那个又不是那个。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必然的又是偶然。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夹。”……

啊，这是多么无聊的系列废话！德国式的，犹太式的，还是俄国鞑靼式的？！痞子运动哗众取宠的辞令，只对驴的耳朵有些用处。所以有人说“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个牛克思”──悲哉！中国！你的灵魂已经死去？

在希腊史上，随着诡辩派哲学的兴起的，是苏格拉底式的怀疑论与柏拉图的洞穴理念！诡辩论是替唯心主义而不是替唯物主义准备土壤的？不见得吧！唯物主义不是还发扬光大了诡辩论吗？思想史的发展，虽然需要诡辩师们的辛勤劳动，但这并不等于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对的。

超越在偶然论与必然论之上的论点：如果我们撇开了“偶然”、“必然”这些人造的藩篱呢。例如，“轮盘赌”的偶然结果，也体现了“宇宙必然性”吧？乍看之下，把上述两个打了引号的概念硬扯在一起，是骇人听闻的！但这决不是荒谬的。因为，被摇动的轮盘会在哪一点上正好停下，是完完全全受到“力的交织”的支配的，推动力、阻滞力、感觉不到风力甚至难以验证的意志力即巫术的力等等。……也许，偶然的风力和神秘的巫术也并非偶然的──而是若干年代之前就注定要在此时此地发生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也许正是一些我们的认识鞭长莫及的“力之交织”，决定了格局之美！所以，“必然”与“偶然”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其实说的却也是同一东西（也许是其不同侧面？），正如盲人之摸象。

从哲学上言，所谓偶然与必然并不是世界运动的属性，只是人心企图解释这种运动，以求在其中发现规则时产生的一种心灵属性。人们对有规则的可以预料的世界运动称为必然性，对无规则的仿佛猝发的世界运动称为偶然性。

A，就实存说，偶然性与必然性可以这样理解：越是小的、敏感的感觉体，越容易发现偶然性（小的感觉体往往比大的感觉体更敏感）。越是大的、迟钝的感觉体，越容易发现必然性（大的感觉体往往比小的感觉体更迟钝）。

B，越动荡、越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越安稳、越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必然性。

C，在理解力方面，自我感觉越片面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自我感觉越能全面理解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

也就是说，小的、敏感的、飘泊的、自我感觉狭隘的感觉体，感到的偶然性多；大的、迟钝的、安稳的、自我感觉广大的感觉体，感到的必然性多。

若要举例，从蚂蚁到猛兽；从庸众到圣人；从技术专家到通才：梯级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若从我们想象的神的意义视之，则全宇宙没有丝毫偶然性，而所谓偶然性早已被消融在全宇宙运动的宏大必然中了。若由细菌视之，则存在并无必然性可言：缺乏水分甚至可以使它休眠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养料充足它又可以在一夜（对人何短，对其何长）之间繁衍到无数……这细菌环境并不像人的环境那么大、迟钝、安稳、自我感觉广大；而完全可以瞬息万变。至于位居另一极的“神”，他的存在无限，他无喜怒哀乐，他的环境永不变，他是必然的化身。

例如自由──在一个近乎“绝对必然”的世界里，人还有行为（思想也是某种行为）的自由吗？创造性天才，还有发泄其创造冲动的余地吗？（反对绝对必然的唯一理由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根本无从谈论“绝对”。）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绝对必然性”怎样与“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协调起来呢？所谓“自由”并非“自为”或“自在”：它不表示自我的绝对独立、毫无依附性；而仅仅表示自我有选择的可能性。

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在于：通过对易化──终极善的深透体认，领悟天命，从而按照天命的所指示的方向，去开始“自由创造”。这创造是自由的，因为并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限制它或规定它的道路。而在相等范围内，它当然可以凭借创造者自己的取舍，来任意行事──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自由要受生命极限的影响、左右甚至规范。

这样看来，创造者对天命的“主动皈依”（甚至是“创造了天命”，因而达到了“朕即神明”的癫狂状态）──也就是最大幅度地发挥了自由！这尽管不是诡辩大师在虚无党宣言中喷吐的那种自为自在、独立不倚的肉体自由，但却是高贵的心灵自由──并不因为它是天命，就丧失了它的创造性。

创造者为什么获得自由？这伟大的特权之被创造者领有，是因为他身上储蓄了丰盈的“历史力量”或叫“报应的数”──这综合性力量所具有的动感，甚至使他渴望为此死去并且也真的能够为此死去！这样的死亡可使历史生辉，也可使他心满意足。

──“绝对必然性”作为信仰，因此不会成为天才人物的障碍，反而成了他的保护者：命运注定他实现使命，并完成命运赋予他的一切工作！

天才能认识客观的命运、宇宙的真实或所谓的必然性吗？并不。但他却有一只独特的慧眼，足以直觉自己的必然于瞬间，这样他可以知道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去获得心灵的自由。这自由是桂冠：先声夺人，博取易化的无上宠爱！

哲学家作为生活者，较常人远为迟钝，所以哲学家较常人更容易感到必然性。他通过必然性来认识周围的事物，所以哲学家较常人更富于对于生活的耐受力。耐力的另一面就是迟钝和愚蠢，这也是报应──特别在民众看来。

在一个迟钝和伟大的感觉体视之，宇宙被必然性支配，甚至最不可逆料的事他都能理解，最微妙的蛛丝马迹他都能洞悉！那么，在他面前，还有什么是偶然的呢？心理变化？不。这神秘变化的曲线甚至已经定局于他降生之前！虽然他的人形限制他，使他说不出这“必然”是“什么”。

一个优秀的行动者，不会因为命运已经前定，而感到失望、沮丧，好像他的奋斗多余，并且无意义。恰恰相反，他知道奋斗乃是他的本能活动，是他命运的契机！

说一个人的行为是他命运的契机，并不过分。所以他的奋斗不是多余，是“命运得以显现的前提”。

行为是命运的关键。命运人人不同，不仅在于环境差异，更在人人的不同反应及其构成的“行为差异”：这正是命运及历史寓于人身的终极秘密。优秀的战士尽管知道一切前定，仍然勇往直前，因为他要对得起“身上凝聚的历史力量”！除此，别无选择──只有这“必然的命运”，可以使他喜悦：

问：既然一切都必然（尽管人类不能认识和说出这必然），一切都前定，仿佛安排好了，那我们的努力和向善奋斗，还有意义吗？

答：有意义。尽管我们并不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力量属于自己，但这力量毕竟体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我们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体现了什么！不在于我们能怎样，而在于我们所体现的力量是怎样……命运前定，所以没有必要忧虑。要逃避那最终的结局，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企图逃避，也是命运给你的安排；为什么有人就不企图逃避呢？这是因为你与他的命运不同！

如果你知道了前定，就消极无为，这也是你的命运。真正的战士，即使面临必败的命运也会以高傲的反抗，去迎接死神的光临。所以积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逆境，最终还会积极；消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顺境，最终仍是消极。乐天安命不是消极的哲学所致，而是基于本能的惰性：天才的命运虽然和反抗、战斗、征服、同化紧密相连，但他们可以乐天安命──乐于反抗、安于战斗，对流离颠沛的激赏！因为乐天安命，不是逆来顺受的同义语。

我们信仰命运的前定，因为我们信仰终极的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命运的具体，虽然我们得以创造种种信念，但摆脱不了生物的根性！这时，命运的力量显现：我们被造就成各式各样的人！这些人都是那终极的善，为实现其秘密意图而应用的工具！我们的强大，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光辉，我们的罪孽，都不属于我们，而属于那主宰。所以，我们各就各位吧！各守其分，各安其序吧！

如果我们过的是合乎秩序与伦常的生活，这种生活就能够产生新文化，所以这种生活就是新生活……然而我们怎能知道我们的位、我们的分、我们的序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都知道，因为现存的一切都要变化，并非“常驻不变”的。如此，我们又怎能知道什么生活才合乎终极的善？我们当然并不可能全能知道。但是，在这索然无味的世界上，要是没有天才的创造冲动所赋予超然玫瑰色，生活将是多么阴沉可怕！人人都变成行尸走肉，我们的激情沦为和死人的亲吻！如此，沉浸在感官的满足中，永在动物界轮回。

在幸福美满中了此一生，让高贵的情感麻木不仁地死去……这并不能与“太上之忘情”相提并论，这只是仿佛爬行的小甲虫。在某种意义上，上升的小甲虫，比之堕落的人类还要高贵──因为它们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它们也许将占领全世界：用它们的创造，奉天承运地占领地球。

当一个天才人物意欲躲避命定的堕落而另有所图时，他一定会痛苦万分、进退维谷。命运不可抗拒，命运终于使他不得不抛弃自己的情感和幻想，勇敢地自觉成为命运无情的工具。这一切也许是随着鲜血，一起淋漓而下，但我们早已认定：命运所安排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信念，而成为不可征服的生灵！

我们所理解的天意，就是某些通天者所感到的启示，正如命运的语言就是先知的书。天意要求创造性天才“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他的命运不是占有，而是创造；不是享受，而是付出；不是安平泰，而是流离颠沛：唯其如此，他不失为一个天才，不在创造的路上停下休息，拒绝毁灭自己的创造性，拒绝提早结束创造的生命。他的命运，是在千秋万代的历史上打下烙印，他于是无法休息，只有死亡才是他的安息日。日常的休息不能带来轻松感，反使他备感沉重。这一方面由于心理原因，因没有尽到责任而焦虑；另方由于生理原因，因缺乏刺激而无聊疲惫。大倦怠的时辰来到了，幸而，有一个隐秘的声音呼唤他，使他不至于沉沦下去，并终于振作起来……于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在他身上珠联璧合。

（另起一页）

十七、灵魂的历史：零

灵魂不灭吗？肉体质量的彻底毁灭是不可能的──可能有的不过是序列的重新构造罢了。不错，每一个新人都是一个新的序列，一个永不重复的、有其特性的序列；但每一个体序列本身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断重组之中，直到这序列最后解体……

灵魂也是这样──每一个特殊的灵魂，在不同时空，又是特殊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普遍的灵魂，而只有特殊的意识流。许多意识流都互相交通，不论方式如何。因而，所谓普遍的灵魂如何存在？

传统意义的灵魂存在吗？哪怕不是宗教意义的，而是心理学意义的？哪怕只是意识流的，而由于意识流的功能，渗透、感染、返观、抽象、扩张、臆想、投影、归纳、远近法、透视法……所呈现灵魂的假象。

个体生命的终止，被认为是意识流的里程碑，但这不等于意识流终结。此意识流，已永远侵入彼意识流，并将其中某些元素，顽强传递下去……这样传递，才构成“灵魂”的要义。是否可以认为：意识流在跨越个体的程序中跳跃易化，仿佛流浪徘徊……产生某一意识的生命体，虽改组而不复延续，然而这并不等于意识之流的消解，也不等于这意识之流的运化本身业已毁灭……

所谓意识变成潜意识等等，即缘此而发。但其机制的复杂，到今日人类不能解释的程度，更不必大言不惭去“彻底认识”了。不管我们认识到什么程度，只要能够中立，不以生命的终结而伤感，不以意识绵延为灵魂而自封为神……就是活脱脱的人生。例如天命，岂不也是类似灵魂不灭的绵延吗？

“天命”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理论，似乎非常高明。历史何以呈现这种状态？而不是那种状态？历史的命运，将会怎样？等等。这些不断骚扰现代史家和古代史官们内心的永久的谜，逼迫人们用各自的意向、方法、论据，一一解答。而惰性很强的中国人并不像乐于探究的西方人那样乐于探讨“规律──法则”之类的东西，结果便提出最终的观念──天命。这不仅是懒惰，不仅是所谓“不懂科学方法”──而且含有省略的习惯与意向。西人重测量，而形成科学；华人重感觉，因而形成艺术。

西人的科学方式，是基于其社会之外向扩张方面的需要，故可以“针对发展性的问题”；中国的艺术方式，是基于其社会内向统合方面的需要，故是“针对稳定性的问题”。而西人的科学所留下的漏洞与片面，可以通中国的艺术来贯穿与弥补。在相异条件下，不能解决问题而只是增加问题的科学崇拜，应该抑制。新的中国艺术，将在新的信仰基础上，向前推进，依据对历史的自觉与领悟，也就是依据“天命”，来展开自己统合全球的行事──天命。不是通过传统的迷信与独断，不是拷贝宿命论与教科书上的“必然性”；而是活生生的，追随情境的流异、思想的迁化而推移的易化冲浪──因而有生命，可调节。新的艺术说：“天命”、“气数”、“时运”、“易化”，名词并不神秘，现在，请以最现实的全球化现实，来充实之！

节奏、周期、循环、规律等等，是由阴阳的互动互补而形成的。阴阳的消长，本是万古如一，问题仅仅出在，运动所造成的空间的变化及其时间，可谓与日俱新。

节奏、周期、循环、规律，是阴阳调和（阴阳搏战是其变奏）的结果。阴阳有其各自的上风，但没有最终的胜利，因为阴阳是依靠对方而显示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终的胜利”只是人的单一性观念，而不是宇宙的交响性事实。所以，社会拥有胜利者，历史没有胜利者。

“历史因素”是指历史过程积累的泥沙，与“传统”的有形不同，历史因素缺乏形式。历史因素的来历四面八方，它没有去处，要么分解，要么堕落。角度与方向，是传统的特性，也是被排除在历史因素的领域外，它也不会传递任何精神。

历史的生长，是伴随大量死亡而来的。没有死亡，生长可能吗？而死亡制造了历史因素，使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阴阳消长、此起彼伏的运动罢了。历史的幸福？这是关于理想状态的观念集丛：历史中没有客体的幸福，历史迫使一切人的幸福感变得相似，因为幸福和苦难一样，也是彼此模仿的！

然而我们却不能称彼此模仿的陶醉本身为实在的幸福。由于人间的利害冲突，一个人的幸福往往要建立在他人的牺牲上；而只有举世的陶醉才足以构成举世的幸福；只有超越历史的陶醉，才构成超越历史的幸福。巨大的难题之解决，构成了巨大的幸福：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幸福的思想及争取陶醉的实际行为，没有也不可能给全球的人带来幸福，反使实际存在的舒适和安宁，遭到局部的解构。而实际上，不论多么巨大的幸福和陶醉，也是依据实际存在的舒适与安宁，逐渐扩充而成的。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命运已经注定，争取幸福的思想、赢得陶醉的行为，除了导致更大灾难外，势必一事无成？幸福啊幸福，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鬼怪？

这也许证实了悲观主义者的断言：人间的幸福，是互相对立的；人类的陶醉，是一团把握不了的鬼火，它的功用，只是把人引向隐秘而更大危险的未来……

犹太人是这样歪曲《圣经》的：幸福要到原始社会找，到那浑噩不辨善恶，没有知识没有羞耻的伊甸园里找……因为心灵的安宁和听天由命，使人们对一切都不抱希望，没有追求、没有热情。那么“一万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岂不也填充了弃婴者卢梭和一切复古家的乌托邦？惜哉。归返伊甸园之不可能。太阳可以由东到西，再由东到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不会遵循旧路哪怕仅仅一次地“由西向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宿命，使人为的强制归返，不仅不幸，反而使得苦难雪上添霜。

那么，道德评价和利害权衡，仿佛只有趋向虚无的“零”，才是更为圆满的？

“零”，是对“绝对值”取消。零的使命，判断了世界的“正”、“负”。在零的上边，“正值”增多；在零的下边，“负值”就增加。“零”的上下移动，则决定了世界，决定了文明体系的成败。

人们津津乐道的“客观标准”，其实只是这个零！

一个文明体系倘若坚守自己的零点，保存自己的张力及特点──它就不可战胜？一个文明体系倘若丧失自己的零点，丧失自己的张力及特点──则将不战自溃。

多少外加的数字，并不能赐予他生命的力。在这种意义上，零点乃是不增不减的灵魂，因此也就是不灭的灵魂！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源已荒废，流安在哉？

所以，要有效攻击一个事物，就攻击它的源泉（零与灵魂），从而分裂它的源与流、撕裂它的骨与毛。要有效攻击一个事物，就指陈它已背叛了自己，它已丧失了最低限度的秩序和内在逻辑……如果放弃这“最小阻力的征服之路”，而以另一套价值来攻击某物，必定事倍功半。韩非早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用：它刺入人心的弱点，所以战无不胜。

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权利去攻击那保持着自身张力的文明。如果一个文明体系本身没有陷入紊乱和自相矛盾，如果它还能继续创造而不是仅仅只制造悲剧──那么，请原谅它的“阴暗面”。

对某种文明的正面攻击，只应在这样一个前沿阵地发起：它已开始毁灭自身特点和价值，所以，即便是为了保卫它或拯救它，也应该努力攻击它。这就是《书经·仲虺之诰》指示给我们的、世界征服者的道路。

争取局部的社会幸福如民族幸福的途径，还是以庄子式的退避、孔子式的互让为上策？

大家若能退一寸，全社会就比开发出了一个新大陆，还更宽裕？

可惜的是，互让如果不是出于单纯的礼貌，则在理论上行得通，在行动上却行不通。不仅因为真正的退避多么违背人的生物本性，而且因为人的大部分快乐，是来自与邻人的对比中。一个人的优越本身，就会剥夺其他人的快乐：“你的幸福，只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于是，随着个人生活压力的加大，人们在总和上反而只能生活在幸福的总量也越来越少的互相残害的空间里。

既然社会和谐与民族幸福的目标，根本上只是不切实际的希望，那么努力促成它们的行动，就要落空。伟大的例外仿佛在于：用不和谐的行动去促成意外的和谐，用反幸福的手段去创造不期而遇的幸福！

我们借此警告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尤其要警告利用乌托邦的幻想，来进行诈骗活动的用心者：当心，身（实践）首（理论）异处！

悲哉，我们看到太多血，仿佛白流了；太多精力，遭到浪掷！拯救人类整体的努力，从来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人们，只是从一个苦难的历程，走向另一个苦难的历程……陪伴人们的是一些闪烁着奇光异彩的──苦难之花。除此之外，人生还有什么呢。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更长久？是苦难？不，那似乎太消极了。是追求幸福、摆脱苦难的努力？不，那似乎注定要落空，从而带来更大的幻灭与消沉。那么，是那些在沉沦与挣扎的不经意间，生出并留下的注定要毁灭的花？仿佛是的。在人们走过的片片不毛之地上，惟有这注定要毁灭的花，发出苦涩的清香，安慰疲倦的远人异客……同时告诉我们──永远的虚无和永远的实在。

遵循天命的人，并不抱残缺或是眷恋那永劫不复的“过去”……他们的目光热切但不迷惘、专注但不痴情。他们的心中装着超然的谋图、不欲的恋情。他们的爱，投向历史，投向历史的主宰。愿他们的罪，得到特别的谅解。这就是灵魂的不灭？

（另起一页）

十八、公理与启示

“公理”也者，原先也是从发明者的个人体验中得出的，逐渐得到经验的认可，而后才被确认为举世叩拜的偶像。所以首先须有丰富深厚的体验，否则即使有了“公理”，也无法诉诸经验，敷衍成文，使大家都能理解它……例如，表述一个思想比产生一个思想，更艰难；而让人接受这思想，比表述它，更艰难。在公理形成之前，体验与经验先被总结为哲学三部曲：

相对主义：破除一切固定的迷信，确立类似《周易》的天垂象哲学观。

绝对主义：排除各种怀疑，确立关于客观神与终极善的思想。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绝对主义的功能在于，提出有神论──证明唯神论──归入向神论。

而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只有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才能达到协调一致：新的生命是向善的运动；而在决意向善运动以前，需要恰当的怀疑，以为除草剂。

生活愈丰富、感受愈深刻，就愈能认识神、愈能相信神、愈能与神合一？

原先，个性与自我的鼓吹者，可能是些超乎庸众的天才人物，所以，他们所讲述的个性与自我，不可能是普遍的个性与自我（因为普遍的个性与自我只能是天才与庸众的平均数），而是他们的超乎庸众的个性与自我。结果他们发扬个性、扩充自我的普遍号召，导致了名实不符的：他们这些聪明人难道理解不了，许多“未经发扬的个性”、“发育不全的自我”，即使是走到其潜力的尽头，也不可能再发展一步以达到天才的边缘，以理解天才世界的皮毛？世界的秩序原是这样等差安排的，但鼓吹个性与自我的宣传家们却公然无视之。

这就是个性与自我的鼓吹者，所面临的陷阱。如果不能理解生命的差别为何物，如何振振有词地谈论它！

个性、自我，并非最高的判官（伪判教者），亦非根本的归宿：个性及自我，不是自为而是被造的，最多只是被造之物的表现。

个性、自我之真价值，在于体现了自然的差别性。否则，个性与个性之间、自我与自我之间，无从呈现如此巨大的不等呢？这正说明，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力度，体现了天道的特性。正如一出戏里须有各种角色，才能从不同方向促成剧情的交织发展，各种角色的价值，终于殊途同归。

梦与醒觉的区别，也是如此。梦可以促进醒觉，醒觉也可以深化梦。

这样，“梦”成为生物界的最高象征之一，也洞然开启为艺术的不朽源泉……

在梦中，可有许多新的生命，突然涌现，仿佛诞生。生命体的各种机制可在梦中自由结合；生命体的各种要素可在梦中自由同化；生命体的各器官可在梦中随意组织。好像是在说，神话中半人半兽的神怪们（异象），也是先在天才人物的梦中出现，而后才成为群众宗教的崇拜对象的。

这种自由拼接，体现了生命的最高状态？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如，人或是神），意欲创造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神或是人）──如神话与宗教一再重复的……（或兽、虫、菌类等等）──如现代生物遗传工程正在试图做的……的最早尝试与最美建树。

艺术是梦境的外化？梦境是生命的表现？不同的生命形式有其特殊的梦境，不同的梦境都有其特殊的艺术形式……所以，人格特立的艺术家，并没有共同的表现形式。

“梦”──因此成为“上天给予的艺术”，也有人把梦占看作上天的启示。梦境因此是人渴求而不可得，欲避而不能免的。

古人相信“梦兆”，良有以也。在梦中，有不同凡响的创造，这是人们在“清醒时”无法达到的。当然，单纯的梦境往往无法“完成”这类创造，也就是难以按照现世的规则和需要加以编排组合；所以才有了神话、宗教，甚至艺术、科学。但无可否认，许多创造的契机，是在神秘梦中埋下的。“梦的内容”可能已被“遗忘”了。

可是，“梦”还是改变了生命，并以一种奇特而难以明了的过程，激起持久而剧烈艺术灵感──神奇怪诞的“拼凑”、不可思议的“嫁接”，惊人魂魄的“混合”……──可笑！这些贫乏而干枯的词语，怎能再现梦境的丰富情状于万一！

“好梦令人心碎，恶梦却令人陶醉。”──也就是说，好梦只能给苏醒后的人带来“得不到”或者“失去”的伤感，恶梦却能令人生起一种快感，一种终于避祸的“庆幸感”，一种类似看过悲剧后的轻松感。

《南华真经》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正是对人奇特的心理转换过程的良好表述。

一个梦，一个大梦，一个破碎了的梦，一个不断“物化”着的梦，一个不断挣扎、不断变形的梦──这就是上帝之子……这就是创造之子的临在人间？

那么梦与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对“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智者而言，怎样破除“死”这毒刺的威胁？

对寻求荣华富贵等尘世欲望之满足的众人，生活可以是麻木的、顺从习惯的、因而是机械的──他们并不会因此切感死亡毒刺的威胁。甚至许多现世的杰出奋斗者也多属此类。然而，对帝乡（彼岸、乐土、天国等等）怀有深切向往的心灵，却将众人称颂的此岸看得轻轻，仅仅因为这经验中的东西已经不足为奇。

他们寄希望于自己不知道的世界，所以愿意相信个体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端，否则，这世界的无聊就是生命的全部领域？不堪设想！对此世的倦怠，只有用超验的信仰来克服！而信仰者，又怎能不鄙弃此世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心思不能忍受“规划好的日子”。

对他们来说，彼世并非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是真实的甚至是肉体复活的，就好像但丁的《神曲》描写过的那样。

死亡的威胁，说到底是基于对此世生活的依依不舍，就好像要和一所住惯了的房子永别那样，“纵有千种风情，更待与何人说！”──也是那样依依不舍？

但这只是“感情”，是只对具有这种感情的人来说才有意义，而且也仅仅是这样的意义，消极而无法医治，积极而无从生长。

最切感死亡痛苦的，曾是留恋生活的人！这些智者仿佛具有穿透生活的眼光，他们的代表是庄子，释迦；对于他们来说，物理上的天国，是虚无的；而物理上的此世，也不真实。所以他们寄情于心理革命，造就僧侣的迷幻世界。如，真实的永生，并不是肉体生命无聊而平凡的延续；真实的永生，是将一己融于超然神示。过去的人们，把永生幻想为肉体的复活（如古代埃及人和某些基督徒）；更为高级的，把永生幻想成自我精神的孤独永存（“灵魂不灭”）或“活在人民心中”（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职丹心照汗青”）。

但即使这样也不是真实的永生，也许还是囿于一己的幻想，尽管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从一己变成了类人──人民……但这“人民”是渺茫的，“类人”只是在某些具有超然想象的个体的心中活着！“活在人民心中”，说到底还不是一种新的灵魂不灭的想象：这些狭隘的永生观念是无益的，反倒使人们的善行与慈悲，蒙上一层可疑的色彩。仿佛说它不是出于知足的爱，不是出于对神恩的感念，不是设身处地的义举──而是希图获得加倍的报酬。希图以此世的有限牺牲，换取来世无限的幸福？──这是什么？这仿佛超级的罪恶。

这实际是与恶行同出一源，却比恶行要善于伪装，在罪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是神的道路，使我们降生世界？只要真的体认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马上就可以成为完人？

用知足的、感恩的、设身处地的爱来回报世界，茫茫众生马上就可以脱离苦海，日臻一日于光明世界。那儿完美、和谐、幸福。在那儿，痛苦经过知足、感恩、设身处地的涤除，成为献给上天的最好祭品。这就是“无罪的羔羊”。

正像神的道路所启示的春天那样美丽。无需等到此世结束而到另一个世界去实现，无罪的羔羊能在此世实现比众人幻想的天国更加美丽的知足、感恩、设身处地。关怀弱者和不幸的人，实际上具有和观赏悲剧一样的灵魂疗效！因为它通过更惨的经历，净化了你心中的不满足！这就是“慈善活动”的不慈善内情，这是真实无幻的──它的实现，并不期待超然命运的额外恩典，而是早已授予我们在万恶的天性中了。驱除人间罪恶，光复宇宙正道，竟要期待这样的一闪念？

客观的神恩久已降下，是我们的不满毒化了他，使这光明世界原本的完美、和谐、幸福，未能实现，反成为科学家们的笑柄。

呜呼！天国就在我们的手边，可是我们却不能得到。这天国，得来甚不费力，只要知足，只要感恩，只要设身处地，心里必定得平安。当爱充满，洁净即实现。

痛苦常有，即使在光明里也免不了痛苦！但借着知足、感恩、设身处地，就能以“爱心”与“和谐”而克服它。这就是“爱”的止痛功能，这就是“和谐”的医药性。痛苦常有，只有神的道路在激励人，永远奋斗，日臻完善。“靠自己是不能得救的”，当然，因为人根本不可能得救，所有的得救只有在死后也就是在人们无从感知的地方，才有希望兑现。即便乌托邦是现世的，也要在千年之后至少也要百年之后再兑现，否则就将被无情地证伪。所以说，在光明世界里，痛苦会有另一番意义：它不使人畏惧，而使人欣喜。

真实永生的意义：一个人虽然死亡，可是由于他的知足、感恩、设身处地，把生命看作一个意外的收获，把死亡看作是意外收获的证明。结果，他不是“死灭”了，而是“将一己融合于神的道路”。这听起来令人振奋多了。由此看来，一个生物的自身反应，才是“决定一切”的。这和动物主义者所谓的心理原则一样──相似的境遇在不同个体，结出不同的果；不同的境遇却可在不同个体，得出相似的结果。这全视那位个体对境遇的反应，这种反应，事实证明，才真正决定下一步命运。所以人们说，“一个人的遭遇加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于是，“命运”是比“遭遇”更深刻的遭遇。这正如所谓“痛苦”、“幸福”等感觉，以主观感受为转移。对敏感的人，痛苦不堪，幸福也不堪。但事实上，带给他痛苦及幸福的那个事物本身，与带给他人的，并不相同。

伟大天才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的遭遇异常特殊，而在于他的反应与人不同，因而造成了不同的“命运”。伟大的命运，渊源于奇特的反应。此之谓“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所谓“苦”，却是依据不同的人而有不同感受，决难从外观以放四海而皆准的反，去衡量。所以在他者看来极为顺利的人，自己内心却吃尽苦头，结果也就可能和吃尽苦头的他人一样，获得真正的考验。

所谓“小我”，称为“生存欲望”，所谓“大我”，称为“升华倾向”。小我的规范是“情绪”，大我的规范是“理性”。有人号召他人“斗私批修”，仿佛听命者必须打破自己的小我才能确立发令者的大我，于是这二者似乎是对立的。发令“斗私批修”者差矣。须知，小我是大我的基础，如感情是理性基础；若非人人都有小我（即“私”、“修”），生命早已完结（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打破听命者的私、修之后，听命者已经被迫沦为发令者的家奴。难道权力可以使得发令者达到神明之境甚至超神状态吗？抑或权力只不过使发令者养成最大的自私与最大的淫恶？

天才不满人的卑下生存，必推动小我的质变；小我并不自我毁灭，而是攻入大我。没有小我，谁能在这充满危险的世上生存？又何超越之有？

现代生物学的巨大进展，已摧毁了二十世纪哲学（更不用说是十九世纪了）的藩篱。现在，二十世纪（更不用说十九世纪了）哲学的社会桎梏已经被证伪。这些过往的哲学起过作用，但需要指出，时至今日依然被这些哲学阴魂所缚，或被这些灵魂的梦魇压服，将无异于僵死。社会生物学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催生新哲学的契机。

就公理的意义说，“正反理性”似乎是值得留意的孪生现象。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其实只是假象。真相只是──反理性主义的内容常常由理性主义的外衣来包装；反理性主义的外衣常常被目为“理屈词穷”的同义词。而信仰者的学说是：“由反对旧的理性主义出发，以达到新的理性主义。”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的精神发展，轮转在“理性主义”和“生命哲学”之间，而生命哲学其实是某种反理性主义──在这永不消沉的一张一弛中，不断流传易形，不停日新其德。

从文献的观点看，理性主义较之哲学，更多思辨的建设性；但也许生命哲学倒比理性主义更接近宇宙的真实？因为极度的建设性，难免导向精神的僵化与窒息；而极度的真实性，又纵容虚无与混乱。所以健康的生存，要求在这二者之间求取平衡。

理性主义会陈旧，所以需要生命哲学刷新它。生命比理性更真实，尤其当他相对超脱动物生活的时候。

通过人的生理演化，我们知道现今的人类无法通过生理演化自动达到理性的生活，唯一的道路是通过理性的约束或是命运的怜悯（或干脆是现今人类灭亡，一个新种族的继起，正如人类发展史上各种古猿的灭亡为智人的继起），来奠定基础。──先有新的种族，而后有新的道德。

结构？一切结构都是人造的！在自然界里，哪里有什么结构。为什么？因为所谓“结构”的言外之意，是指某种固定的、有案可察的东西（否则还谈得上什么结构呢）？而自然界中，不存在这种固定的而有案可察的东西的。所谓“结构”──岂不也是人的观念或观念的产物？

自然界是存在各种形态的，但是，其“内在的结构”并非可被我们这些作为动物而存在的单纯形态的“人”，所能把握的。人所知道的结构，始终只是基于人自己的形态，依据其生物特性而制成的“普遍结构”，即伪结构。

再者，即使自然界真有某种可称为“结构”的东西，也并不与人依据自身形态设想出来的结构相似：自然的结构永在万花筒般的易化中，不会固结，也无法观念化，因此如何言语化？如时间和速度，只是人的感觉，无法在人的观念世界以外得到验证，所以，事物排列的顺序，并不等于结构。

人的感觉、情绪、思惟、心理、意识这些所谓“主观”的东西，除了能有效帮助人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活下去并发展起来，并没有独立于人的意义。所以，人类凭借自己，无法达到那种“和客观世界相切合的真实”感觉、情绪、思维、心理、意识等等；只能达到“自我感觉仿佛真实联贯于客观命运”。

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走到了：

还有什么比“有效帮助人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活下去并发展起来”──对人更重要和更真实的呢？于是，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感觉和梦想，直接替代为“最大的客观事实”吗？

在上述道理的思考者看，人的主观其实要比流变中的客观（即相对于人的“外物”）──更有意义也更实在。

于是，“历史”、“世界”、“宇宙”，不过只是人的梦幻。然而如此一来，任何其他的生物类型，也就会有了它们自己的“认识模型”！它们自己的方式！并画出不同的梦，从中提炼一个新而奇特的历史、世界、宇宙！

“存在的──流变的客观”，不但比人的主观所画出的梦与认识──即“主观化的客观”更加真实；且比人类自己的主观本身也远为重要──人的主观不也是宇宙客观的一个类型吗？因此，1人的主观──2主观化的客观──3假定是脱离了主观的客观：实际上也是高于人的力量的逐渐升高的层次……某种对人生坦然无畏的接受（不是试图用伪饰来降低恐惧感），某种深沉的凝视……是不应该被打入虚无主义地狱的。

虚无主义是这样的哲学：由于困顿、丧气的煎熬，人的精神结构垮掉了；于是他盗用上述的“清彻如玛瑙的认识”来为自己的怠惰辩护，并称自己丧失结构的惰性，为“看破红尘”。因此，虚无主义有可能被庸人的头脑，沦为无聊的遁词、卑微的呻吟。虚无主义还可能导致这样的危险：认识不是认识，生活不是生活，两者之间丧失了距离；清彻的认识，使生活索然无味。其实，认识与生活，分属两个天地：认识是观念世界的现象，生活是生命世界的现象；认识与生活不能彼此取代。群众可以没有认识而去生活，因为他们还停留在未入观念世界的生物世界中；可是哲学家有了认识却还不得不需要生活，没有人能够逃避生物基础而只进入观念的象牙塔中。

生活比认识更为基本：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者”会被淘汰；而神汉们却不会为了自己的吹牛而稍稍舍弃他生活中的蝇头微利。神汉们不是在逃避生活之后，被迫拣起一个理论来作掩护，以便溜掉；而是把自己不信的东西也就是不要的东西，兜售给听众。如果他是神甫或是牧师，这样的做法就是所谓“出卖基督”。

让我们否弃“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但奉行那清彻如玛瑙的虚无主义──勇敢的虚无主义！勇敢的虚无主义者，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激浪，而以冲浪激情投入生活苦海！尽管他知道，宿命不可免，但并不气馁，反而激起更加激荡的激情。

二十一世纪，可能流行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这样的虚无主义者们，失去信仰及希望，只为低贱的本能而活，没有观念世界的高贵属性──其希望已经霉烂，也许从来就没有诞生过。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永远在动物界轮回！一生被生物欲望驱策！

好的信仰，则需要另一种虚无主义来洗涤；那洗涤来自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没有经过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洗涤的实在论信仰（宗教），结果沦为群众膜拜的偶像。僵硬的化石也许显得坚强，但却没有生命……尽管生命之流是脆弱的，但却是宝贵的。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而言，它的现代版本则可以是：“穷而独善其身则虚无主义；达而兼济天下则帝之玄观。”

虚无主义在此成为低级生活的慰藉和解毒剂──虽然服用过多会导致麻木不仁（因为解毒剂本身往往就是某种毒剂）。但愿清醒的、玛瑙般虚无主义，沁入头脑，给以透彻的认识；而让烈焰般的帝之玄观，给我们以行动的神韵！

虚无主义的功能还在于：旧瓶不能装新酒者，甚明矣。所谓新酒，不是旧瓶产生出来的余孽，而是从新花中获得的精华。旧瓶装新酒，一者使旧瓶破裂，二者使新酒变质，三者必使得人们还用看待旧酒的成见来看待新酒──新酒难逃旧瓶的污染，新的不再新，旧的不再旧，浑然一锅煮，不知为何物。我们要求分别为圣，纯洁，分道扬镳；新酒，新世界，于是诞生。而新的公理，是从启示的个性中，而不是从述而不作的个性中，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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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阶段性的胜利者

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胜利者”！

怀孕是一个胜利。诞生则是一个更大的胜利。

成长是一个胜利。长成则是一个更大的胜利。

“胜利”固然不失为胜利，“失败”也不失为胜利。若无某种程度的前此胜利，根本就谈不上有所“失败”。你若没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在争取，“失败”又从何谈起呢？然而，崇拜胜利者，并不等于崇拜每个活着的人。胜利者之上还有胜利者，正如强中还有强中手……正如山外有山、楼上有楼。崇拜胜利者，其实是崇拜“人杰”；崇拜胜利者，其实是崇拜胜利者的源泉和护符。

怀疑胜利者的人们，像病人对风流女子的奇妙吸引力那样──吸引多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众，吸引多少心地狂妄和想入非非的大众情人。战国时代，是“迷信”最少的时代。因为处在此刻的人们，最讲求效率，以在紧迫的战斗中，击败对手，把那些不利于发挥自己优势与力量的神秘情绪，彻底扫光。

战国时代的一大特征：有两种文化并行，流行性文化和暗流性文化。流行性文化的主要用途，在娱乐时人。或为官僚主义的，或为商业主义的……尽管它们的形式不同、色彩各异──但总是向大多数人的情趣献媚，来交换自己的影响力。而大多数人的情趣，不论处在哪种社会的框架里和哪种文化的光环中，其性质都相去不远。例如，各民族的习惯虽然差别，但人性却是共通的；所以流行性文化，尽管形色上不同、味道上差别，其“水向下流”的趋向，却极类似。

暗流性的文化，则更多从文化的积层本身发展而来。这种发展本身是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它，虽然也受当代重大事务的直接刺激；但它的蕴含，却来自几千年文化所固有的内驱力和重大母题。文化有机体，也像生命有机体一样，有其自身的内驱力，且受内部压力、内在欲望的驱遣，并在这驱遣中完成它的宿命行程。

这类暗流性的文化，并不著称当世。因其所能赐与同时代的快乐，比流行性文化要少。相反，它们往往还缺乏流行性文化的那种“轻松的情趣”和“快乐的刺激”。暗流性的文化，不是迎合，而是忤逆大众的爱好；且正是在这忤逆中，引导着未来世界的趋向……

人本来就是惰性十足的：愈趋向什么就愈容易趋向什么。于是，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于是，“马太效应”等等，不论是趋向或是善还是恶，是功还是罪，都证明了人的惰性。超人不可能变为凡人？这是否也说明超人也受这一生物规则的支配？但我们的善恶功过观念，毕竟与世俗大相径庭！我们所说的恶，是劣败；善，就是优胜；罪，即逆天命；功，即顺天命。

而世俗所谓善恶功过，本是割裂客体以为自身的利益计，以为自欺欺人、互相蒙骗的把戏？上述所说的“惰性”，并非懒惰、消极，而是接近于力学上的“惯性”：没有一种强大外力的推动，已经落实在生物身上的惯性，是不会自动改辕易辙的。为了能毫无遗憾地死去，必须创造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为了能心安理得地活着，必须接受一个心理上的归宿。

这是人生的“心安理得术”。一切创造者，都是此等意义的艺术家。

被世俗的成见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人们！在命运的法庭上，你们也许会被证明有罪；但在自然的过程中，你们是无辜的。有“客观的命运”，有“绝对的命运”，有“无尽头的终极善”……他们是“未识之神”。但对我们是那么遥远、陌生、不可理解。我们怎能去谈论他们呢？我们谈论他们，何以为？

我们只是关注，“主观的命运”、“即将来临的命运”、“阶段性的终极善”。这是一切健康哲学的出发点，是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啊，后继者！一个有信仰的人，活的时候富于奇趣，死的时候也充满热望？

如果我们相信“现在”只是一种“准备”，是向某种大方向、大目标的无穷动的环节，我们心里是否会好受一些？那样，现在的生命所包含的快乐和痛苦的烈度，很大程度上就被降低了。由于“感觉”相对迟钝了，“道心”反而明敏起来。──这是哲学家和煽情家，共同利用的一个现象，高贵的和下贱的，所具有的共性，是多么奇特啊！

在一个更新的阶段上，王道与霸道，谁为体，谁为用？王道为体、霸道为用？霸道为体、王道为用？这里的体用，有别于一般的体用吗？一般情况，体为里、用为表。而王霸的体用却是王道为表，霸道为里；即，以体为表，以用为里。

革命者的目标在于王道的实现──德音的普及、礼乐的成就，也就是同化力量的扩张、被同化者作为“奉献牺牲”……这是表，十足的王道。但王道社会的建立，却需要排除不义（不义，即被同化者之的拒绝奉献、拒绝被牺牲），这时就不得不仰仗霸道了。霸道是一种生存能力，但仅有霸道的人却不堪称王，不论他技能多么优越，都无法征服不义，达到“霸”的成效。在这意义上，征服“不义”和征服“不廷”，是一个意思。但一个真正的王者，毕竟不是为了征服而战斗的，也不会沉溺于霸道而流连忘返。他采行霸道，是作为手段来作成王道的冠冕。

精神附庸的层次：征服不义，须有仁的引力。

乐观主义者之乐观，是由于不明白人生的底蕴。

悲观主义者之悲观，是因为对人生有过多的奢望。

悲观的乐天者，是爱好悲剧的幸运儿。

乐观的悲天者，是聊以自慰的潦倒客。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胜利者莫不自称是“优秀的天使”。

而神呢，又并非人格的神；所以神的使者也就不是世俗理解的使者。神的使者成了那些“苦心孤诣地理解神”，并“付出一切以执行神的命令的终极善的人”。天使的奇异处在：他的神经系统与精神状态，不同凡响。

神的使臣并不高人一等，他不为日常事业的成败，去战斗；他仅仅为了神的意图而运动，至少在他自己的理解中，是如此。所以天使不同于神汉、神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只有透过物质化，才能传达；所以天使仅仅冥想天意而不去行动，并不能完成使命：所以天使和神汉、神棍，没有多少瓜葛。天使为上天服务，神棍为人民服务。

世人总喜欢用善恶来匡定人们的行为，结果所有的行为都被分为善恶两造。然而，这是一时的价值标准。神的使者懂得神意，永远朝向终极的善；他懂得历史，世人的价值标准因而对他无用：世人确立价值标准，是为保持社会的和平；而天使的价值标准，则是为了打破社会的和平，打破“阴”的局面，开始新一轮的向善的运动。对天使而言，善是绝对的、永恒的，恶只是相对的、暂时的。有关“恶”的一切，可以在无穷的易化、神意的广大中，化为虚无。所以，对天使而言，善恶永远是模糊的。他尽管“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但却不像罪犯那样作恶多端，又非议善。他确乎超越善恶，善恶观念对他而言，已是镣铸；尽管对世人那是规矩、是楷模。

他的至善，就是用刀插入历史的脊背，把人类推向百炼成钢甚至万劫不复的向善运动！

一切新的生活，均为幸福生活；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善的；并是向善运动的，因为向善就是新。据此，世上只有一种不可原谅的恶：旧，或曰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这恶在易化的新潮中也将化为善：一切运动中的，都必定是善的，并使障碍承受报应！这是易化的冲浪者所喜悦的事。

易化的冲浪者！你的情感健全与否？意志价值如何？让我们从那终极善的大角度来看！那才是准确的。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情感与意志，只要对“接近终极善”有利，我们就欢迎，因为冲浪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终极善的来临、神意的圆满成功，至高无上！为此，肉体的损失，对全体而言几乎是零。

损失值得！而且一本万利。

即如爱的情感，也不能一概视为“善”；恨的情感，也不能一概斥为恶。同样，“颠倒过来”亦非正道。既不能简单地把杀害行为归诸“恶”；也不能把盲目的爱归诸“善”。爱憎的价值、善恶的标准，只有在“终极善”和“易化冲浪”的无限制雄浑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肯定，并一笔勾销在此之前的一切阎王债！

除此之外，哪有和“客观的神”一样美丽的伟人呢！既便是创造之子，最多也只是像“主观的神”罢了。

这其间的区别提醒我们：真神（即“客观的神”）哪里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呢？人如何企及神？如何理解其启示？如生命的痛苦，会使智慧者觉得，永生不仅不幸福，反而是无休止的（因而是恐怖倍增的）苦役啊！

“所有这些小民的灾难，除了在强有力者的感情里之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那普鲁士人与波兰人后代所婚配的产儿、牧师之子哲学家尼采，评论“小民”与“强有力者”的关系时，发出的论断。这个论断同样可以比喻主观之神与客观之神的天壤之别。

“所有这些主观之神（百神）的灾难，除了在客观之神（命运）的可能存在的宇宙感情之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任何伟人的想象，正像小民的苦难一样，只是个别的、贫乏的、自生自灭的、没有宇宙意义的；而“客观的神的存在”却像君临万众小民面前的伟大天才一样，是普遍的而浑然一体的！万众小民无法设想伟人天才的感同身受；伟大天才也无法设想客观的神的完美善良，超然和谐。

这就是我们有关“阶段性的胜利者”和“痛苦意识”之思索；也是对客观神意的可能领略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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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生灵的命运

生物是离不开“命运”的。因为它只能循着自己的特殊轨道前进，既无法倒退，也不能旁行，受制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所形成严密的网络。人也是这样。生物性，构成人性的基础，迫使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反应，不得不基于预定的人性──所以，人就把自己不得不屈从的生物性投射到外界，从而发现了“客观规律”……

人的生物局限性，使他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而他的可能性又带来意外的喜悦（发现时的喜悦、创造时的喜悦、尤其是获得成效时的喜悦）──这两者互相牵制，有助于“命运”观念的确立。

“命运”也体现为“意念”——意念是一个内在的命运。在落实自己意念的时候，我主张在认真的前提下，不必“顶真”。生命何必那么沉重？人们在世上所走的每一步，最终会被时间擦掉重来，“从零开始”。让我们有时间嘲笑一下的意念吧。

局限性使我相信“必然”，可能性却使我获得“偶然”的观念。人生在根本上只有一种“必然”──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的一切，纯属偶然。所以，必然论是死亡的逻辑。相形之下，人生的可能性极富潜力，于是“偶然”就被目为一个多头的、不可捉摸的活怪物。

为什么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一种体现”？因为人生虽有众多的可能性──但最后都不得不归于最终的冷峻，它代表人生根本的局限和遗憾。终极意义的虚无，是因为，人生是以毁灭为归宿的。

但是偶然论者不甘于此，他们的乐观精神使自己相信“人的自由精神终能战胜死亡”。如果这个理想最终能确立并被证实的话，人，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命运”的羁绊……从而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与虚无的人相对应）。但这是难以证明的。

宗教，表面上是这类乐观精神的朋友，实际上却是其敌人。宗教并不相信人有全然超脱死亡的能力，因而它才创造关于不朽的神话──用以满足人类自找肯定的心理消费模式。宗教，经常出之以否定人类及其现世生活的形式；但其中却掩藏着人类更高形式的自我肯定。人所认识的神，不就是人自身的愿望吗？想象力的发展并不等于人生的质变！例如“最虔诚”的圣经宗教（后来分化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本性，其实还是更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例如比之佛教和道教）。这仿佛是说，越虔诚，就越自我中心？

而所谓“人的自由精神”，不过是以完全世俗化形式，表现了类似的自我肯定；它不假于神，而是赤裸裸地宣告人欲的宣泄。只是，完全世俗化的自由精神，最终只能是落荒而逃的受伤的野兽；自由精神开始是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盟友，但结果却因为过于沉重，不得不沦为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叛徒，托庇于各种形式的超验的精神。人，尤其是个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到这一步。而披上了宗教与必然论外衣的集体情绪的产物，则类似羊群挤在一堆互相取暖的倾向；可以提供安全感。

有伪装的自由精神。它表面上肯定现世、肯定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深切希望──但在实际上却为人间的恶霸势力服务，用来镇压特立独行者的活思想和活精神。它的自由就是：“把一切不符合自由主义规范的动向，扼杀在萌芽状态！”

还有伪装的宗教精神与宿命论。它表面上倡导服从，骨子里却充满了蔑视权威的反抗精神。它把自己的情绪上升为“天命”与“启示录”。所以，牧师的儿子尼采对所谓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的批判，其实是故意的伪善的曲解：不是基督教创造了奴隶道德，而是奴隶道德侵入了基督教；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奴隶道德早就繁荣娼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奴隶道德”能够更为有效地“为恶霸势力服务”（为“民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主人集团鼓励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成全了奴隶头上的主人集团；正如信徒的愚昧成全了神职人员的狡诈。牧师的儿子为何无的放矢攻击基督教？原来他看到了教会组织的邪恶内幕？吃奶水长大而后背叛了他的奶头，是人的常情，却不是真理。被罪恶感毁灭的人，多少是个有良心的人。他的残余的良心变成了他的命运。

他面前有两种命运：大命运和小命运。人们常说的“命运”，是指“小命运”而言。书生说，“命途多舛”，老妇说，“我的命苦”……他们的“命运”，是指生活遭遇和生活环境而言。俗话说，“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这里的“命运”，同样是生活遭遇意义的“小命运”。生活遭遇是可以改变的。性格，之作为一种内在的小命运，即使已经“成形”，如风云际会，仍可导向截然不同的小命运。这就形成了“运气”观念。因此，“小命运”是可以反抗的，而世间也不知流传过多少成功地反抗了小命运的故事。

在“小命运”显而易见的桎梏后面，隐伏着难以察觉的“大命运”。对它，人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小命运，是大命运浮幻的表象。人的能力，把握不住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说，一个勇士克服难以逾越的障碍，完成了他的复仇使命──成功地反抗了常人对之俯首帖耳的小命运。可他怎么知道，他正顺着大命运的隧道乖乖滑行呢！这大命运，把他吸入他自己和他的邻人根本茫然的深渊里。那深渊里，既有可人的幸福，又有灼人的苦难。

人与人的气质不同。人与人的天性悬殊极大。人与人有着千差万别的“小命运”……但“理想社会”却强求一致，迫使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模式的压力下。这是对人的生命力施加的最大酷刑。这难道不是宇宙意义上的“犯罪”？所以它必遭人的天性之反抗。人在追求生命的不停冲动中──终将摧毁这等陈腐的限制，将人的生活重新带入有声有色、万珍汇集的历史之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

而我们的理想世界，不是一个凝滞的画面域横断面；而是一条滔滔无尽、万化千变的“流”。我们的理想，就是各种理想的对垒、厮杀！

人生的最高理想，是穿梭在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而不是停留在任何“美妙的截面”上……停留，就是腐朽；腐朽，就是罪恶；罪恶，就必予驱逐──以便再次跃入大清湛鉴人（或浊流滚滚）的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

不要斥责比我们更伟大的东西吧。因为我们不可能“理解”它，更无从判定它的含义。不要以横断的镜片，自以为是地批评比我们更伟大的“流”吧！无论如何，人只是一“点”──即使所谓的集体，不也只能是一“线”吗？而惟独一切集体之总和，才构成一“面”！（离开“网络”还差得很远呢。更别说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些系统。）

而我们人自以为“美好”的一切，不过是“适应”的结果！

适应性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全部秘密。这种适应性不仅仅是我们意识到的东西，更多是我们无法意识而且还是被它（适应性）支配着的东西。如有学者就认为，生物的适应性，是导致生物进化的主因。他们甚至把器官的“用则进，不用则废”，推演为宇宙的真理。

为何贵族们（这只能是世袭制的产物）不但不能使他们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合理，反而总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断由盛而衰，步入最后的灭亡？如果说，他们的天性就是善于统治别人，那么这种能力必定是可以遗传的，以此，他们的子孙也将在累代遗传的“进化”中，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强的统治能力。但实际情形却是恰恰相反的。

相反，贱民的子孙经常成为一代天骄。在由贱而贵者的奴隶祖先的天性中，似乎找不到明确的统治能力以资遗传，以至这些奴隶生受贱视。如此，则奴隶们的子孙的所谓高贵气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正确的答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正如他的思想能力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命运和可能的成就，也是如此从天上掉下来的！

在中国，最具有连贯性的明显观察事例莫过于，孔子的子孙，可谓受三千年不断之教化（从殷王那里开始）；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是所有家族中最富智力的。“用则进，不用则废”这个科学市侩炮制的“伟大的真理”，在这里似乎并非站得住脚的。

我们知道，在生物演化或叫“进化”中，有一种惯性使得某一物种恒常向一个人方向演变，如无特殊的变故及外力迫其改向；物种本身的自我调适能力，会推动它在与环境的互动下，沿着这方向一直进展到灭亡的日子。生物史的过程就是如此。

这种演化的方向性，在开始时，可能是由特殊环境、偶然遭遇触发的。但这并不能导致“用则进，不用则废”的结论，须知，有时不仅无“用”，甚且有“害”（至少是无用）的特点仍在“进化”不已，最后给物种送终。如恐龙过于庞大的体型就是这样。

生物不是命运的理想制品，更非自在自由之物，而是“命运那无穷好奇和无限残忍的心肠的试验品”！经验地说，则是环境、命运的偶然产物。

为什么在饲养场中，人工杂交禽兽的结果，可产生姑且称为“进化”的现象（如果产生了比较肥胖的公猪或产蛋较多的母鸡），而人种之间的社会杂交，却只能产生被有识之士称为“退化”的现象？因为──

A，禽、兽的人工杂交具有人为目的，故可以测度其成效；虽然这种杂交对禽兽本身是有害的。但人种之间的杂交，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却是盲目的、无从测度其成效，或只能测度其失败的。因为促使人种杂交的是乱七八糟的性欲，而往往不是对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退一万步讲，即使人种杂交是基于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那么，人又怎能确知其长期的后果呢？

B，杂交的禽兽，是在人为条件下生长的，而且往往只能生长在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中，饲养员要的就是它们的“畸形发展”，因为这才符合饲养者的私利（坏牧人是不会为畜生舍命的）；而人种的杂交就不可能有一个更高的饲养者在“做主”；所以，人的畸形（这是杂交的必然后果）不仅不可能成为他生存的优势（如饲养场中的禽兽），反而造成他的劣势。

对付禽兽的方法（如为达到高产而进行的杂交），之所以不适用于人类，是因为人类对自身和对禽兽，采取了“双重标准”──其观点、要求及做法、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人不会把自己工具化而只能把自己目的化。

人种间的杂交，会使种族特性消失或减弱，这非常危险，在人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样，种族特性混杂了的“中性的家伙”（介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杂种，最典型的如印度某类型人种和拉丁美洲的某类型人种）之所以罕见，不是不能在社会的退化条件下出生，而是难以在真正严格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因为消灭了种族特性，也就等于在根本上剥夺了人与环境间在长期的协调过程中培植起来的适应力！

尽管有那个退化的社会在提供人为的保护，但杂种毕竟还是显而易见的劣种。

换一个角度阐述上述论题：

“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存竞争。

这正如马列官方教科书上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食物状况决定了社会的治安状况”……（在这里，我们看到伊壁鸠鲁的十九世纪版：对自己获益最多的先师，叛教者往往破口大骂得最厉害。卡尔马克思，这是多么富于黑色幽默精神的混血的叛教的犹太人啊！）但我们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纯正的历史的常识的：历史上生产形态的革命，是无法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一定要处于某种匮乏状态，才有条件发动一场生产技术的革命，可是一切暴力革命都是由于饥饿（也就是劳动力的过剩）引起的。因为劳动力的过剩，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廉价的甚至是义务的兵源，如果劳动力匮乏，其市场价值必高，劳动者的日子必定好过，谁去充当志愿兵？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征服活动，实际上都有可怕的饥荒作为其杠杆（其杠杆作用是使得劳动力极度贬值）。暴力革命及军事征服，带来的不可能是新的生产能力及其“生产方法、生产关系”而只能是更换一批主宰者，往往是更喋血更野蛮的──从而“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由此可见，杂种不仅身体病态，连思想都是病态的。

再换一个角度。

“生命流”观念的产生，说明作为生物的人，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不论环境如何变化，都喜欢设想它是不变的（即把环境也多多少少生物化了），正如不论人种多么混杂，都喜欢设想那是无害的。其实，谁规定“人类生命是生命之流的最高表现”？真实的情况只是：“生命之流是生命（人）的作品”！正如柏拉图所谓洞穴说不自觉地表达的那样。其他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偶像，亦复如是。

正因为生命是不确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有──某种永葆其自我调节能力，

“好制度”和“永葆其再生能力的人间事物”既然子虚乌有，于是生命的要害问题只好在于，鼓吹某种富于调节力的哲学，激励不断更新的精神！

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在生命所造就的这个千奇万妙，变化莫测的世上，即使有“必然”，也无法被平庸的、残缺不全的人眼所认识啊。而人们所谓“必然”──不都是一些经不起严格考察的想当然吗？

A、各种创世记，即以感性世界为基础的创世景观，都不是永恒的。所以，至上神（最高的精神状态），终会派下他的“儿子”（即某位道成肉身、体现了最高精神状态的人）──前来打破已然的、既定的感性世界的僵局，他即将（和已经）把人类的命运，带入超感性的境界，从而构成“世界的毁灭”与“最后的审判”。

B、创造了感性世界的“神”，或说感性世界所创造的“神”（圣经正确地称之为“偶像”），只能是自私的“劣等神”。他在一次性的创世之后，就懈怠歇工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懒惰，为了维持自己的领主地位并享受人类供奉的香火，他刻意软化人类，意欲永远将之囚禁在感性世界的笼子中。为此，也仅仅为此，他禁止人类服食智慧果，是要他们固定在蒙昧中。他不让人类享有生命树，是要他们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伊甸园”是片极美极美的乐土，但那是感性世界的因笼。生活在乐园中的人类，是没有个性的囚徒。他们不自知，并以受奴役、被保护，为乐事。……

C、被动的人类，终于在某个“不安定因素”的鼓动下，行动起来，打破了感性世界的沉闷。

“世界是怎样的，对于更高超者来说，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上帝是不会在世界上显示的。”──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逻辑哲学论》6.432，

多么绝望！正因为他拒绝显示，他才是上帝？但基督的上帝却不是这样的，他为毫无价值的人舍命！在人本主义的意义上，新宗教的兴起取决于两个条件：A、群众需要一种超现世、非物质的安慰与寄托；B、天才需要一种超现世、非物质的升华与陶醉。因此，宗教的兴起，有待尘世生活的令人绝望、使人厌倦。这时，历史的需要，才来到我们身边。历史不是由少数天才随意创造的，因为越是伟大的天才，就越是命运的恭顺奴仆！

人生的最高成就，甚至全人类及其文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活下去？面对反复无常的世界，人们终于可以明白：人可以达到的，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超越感性的世界！征服，是肯定，是对感性世界的吹捧：人的每一个进步，都体现为征服，人的每一个动力都由征服的意愿来提供。这样，每一个事业都意味着征服，例如克服一个壁垒、解决一个问题、爱上一个女人──无不意味着“征服”。

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经济甚至演说、演戏、做人、做梦，无不意味着征服。如果没有征服的刺激，人生将何其平淡？世界将何其荒凉？文明有何意义？然而，只有征服而没有超越，犹如只有收获而没有对收获的使用，除了使自己沦为守财奴之外，还有什么呢？“金玉满堂，莫能保之”（《老子》），此之谓也。感性世界的消解，将使金玉沦为败絮。

在种族秩序中的人民生活，仿佛大为不同，但还是属于同一范畴──受基本肉欲的驱使。群众的物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仅是一种生物现象。所以，人民运动的性质，也是不会改变其物性的。一切试图改变人民生活和人民“精神”的努力，都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谁也无法改变上述的物性，更不能遏制这种物性带来的肉欲。受限于感性世界的人民生活，完全是一种物质运动。从精神现象看，各时代、各区域、各种族的运动，仿佛性质不同；其实呢，大同小异，任何认真的精神载体，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一个实干的战士，因此用人民的物性来达到自己的精神。因为他对天人关系的新认识，是以天作为调整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的一个标尺。在他看来，天与人，实际是同受一个最高造因的支配，对其中一造（如“天”）的认识，有助于对另一造（如“人”）的调整。当宇宙形态出现特定倾向，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也会出现相应的倾向。所以不同地区的不同人，感受到不同的宇宙形态，地区与人的差异，使天与宇宙形态，拥有不同的影响力。而时间差异，又给表面相似的空间形态，以各不相同的特性。严格说，这既非人受到天的移易、感应，也非天受到人的感应、移易，而是它们同时受到更高造因的感应，据以调整了共同的状态。

如果使用更洒脱和超越的眼光，并借助更高级的角度来看，有理由认为，土壤与植物、环境与动物、天与人，并非谁决定谁，或谁决定于谁：而是共同受制于一个更隐秘更不为人知的因素，某个就人的感觉而言的“虚无之君”。并不是“天人交感”，而是天人受制于更高的造因，这“虚无之君的造因”，能够使得天人同时现出相似的特征。

由于人容易习惯社会状况的改变，所以自然状况的突变──灾异，才会对人暗含一种警告意味。现存的社会状况，既然已经背离常轨，那么对文明人类而言，社会感受已经不足以像自然感受那样直接、敏锐地射入灵魂了。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社会灾难，不再察觉它对文明人的命运所造成的损害。暴君可以把暴政美化成仁政，也可把恶意曲解成慈悲；但他决难把自然的灾异，说成是上天的赐福。所以，用灾异学说来对暴君进行最后的制裁，不能不说是西汉今文经学家们对文明世界的一大贡献。其合理基础在于：人的动物本能比人的社会习惯，更基本也更强大，且还派生了前者。因为决定事态发展的，最终是动物本能而不是文明习惯，所以对社会状况的认识，不得不受权势者宣传左右摆布，但对自然状况的感应，却独立于社会意识形态之外，因为天毕竟高于人。

水土与植物、环境与动物、天与人──这是不可分割的两造。没有植物，水土是什么？没有飞禽走兽，大自然又是什么？没有了人，天是什么？天之骄子又是什么？在这“不可分割的两造的对立”中，有深刻的统一。是土壤决定了植物的品类及繁萎盛衰之理？还是植物改变了土壤的成份及其质地？是环境（水土、气候、经纬度、毗邻的生物链等等）决定了动物的种族特征？还是动物及其连锁活动改变了环境的风貌？

天人感应，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不仅天决定人，人也改变天。天人交感意味着：A、天的态势及运行，对人的心理及行为的影响；B、人的希望及命运，对天的状况及天人关系的再影响。这里的机制是有机反馈的、生龙活虎的，无法用西方的机械观念来解释。理解的金钥匙在于中国式的直觉。

“宅地学”起码是“有道理的”。不同的居处、住宅，对居住者的生理、心理，可能没有影响吗？这一点无须精明的心理学家就能认可。而精明的心理学家，只是可以对此做出更精细、更系统、更有趣地分析罢了。而不同的生态和心境，又将酝酿不同的行为方式、思想风格等等，以至于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地步。而这一切，又给居住者带来不同的命运！──世界在他心目中的影象和模式，因此大相径庭；他在世界上的定位也因此发生微妙而不断的变化。任何拥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可对上述所言做出自己的注解，难道不是这样吗？

宅地的位置、建筑的样式、水流与朝向、大的背景环境，从此与人的命运结下不解之缘。“风水”也是如此。它对心理动向、行为反应、世界图景的形成等等，影响巨大。不但活人周围的“风水”是这样，死人周围的“风水”亦复如此，特别是在一种崇拜祖先、深信死者境遇将影响活人命运的文化系统中，就更是如此了。

至于更深一层，人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宅地、这样的风水，就是一个更重要、更是休戚相关的问题了。例如，古代帝王对祖坟以及现代独裁者对故居和寝宫修葺盲，也含有宅地意义的巨大风险（和“机遇”）。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修葺不失为一种破坏，穿凿不失为一种泄漏。所以，极盛的穷奢极欲，实为破败的预兆和伊始。

中国传统中的“风水”观念，也可解为反压制观念的古老表述。“风水”好的地方，也就是压制得恰到好处的地方。所以，任何“开放状念”，也都是对好风水的釜底抽薪和致命一击。

一定要有所压制，而后才有所兴起。开放诚然是兴起之果，但又何尝不是兴起过程的终结呢。一切世俗的伟大及繁荣，都是对开放过程消费，没有不终得其报的。

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Francis of Assissi

这是教会圣徒法兰西斯的话，大意是：整个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毁灭一支蜡烛的光辉。

而《庄子》笔下的圣王却不懂这一点，这大约体现了东西方精神的差异：《逍遥游》说“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中国人的精神注重“天下”，欧洲人的精神注重“灵魂”——此东西方精神差异之源？

我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写完了以上所有。

这并不只是个人的倾吐，而是代表了中国现代生存状态下必定会涌起的精神潮涌。

它澎湃，它迟滞，它周流，它也会凝固下来。这时，一种多么强烈的空虚感袭击了我此刻的心境！

我终于意识到，我这就不得不和八年以来陪伴我的旅程的这些“思想纸牌”握别了！

不是因为我放弃了它们，而是因为我修订了它们从而完成了它们！

写完了，“作品”就不属于你了，而成了你的身外之物。

有的人写书，只写结论，只写那些为使读者接受其结论而操纵的论证过程；有的人则把整个思考过程向读者也向自己呈现出来。前者显得光滑而后者似乎矛盾；前者凝重而后者富于动态；前者是“说完了”，而后者是一种探索。

──愿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我想把读者当作活人，而不仅仅当作对象。

思想其实是不可凝固的。写在纸上的思想恰如刻在碑上的铭文一样──都不再是思想，而是遗烬。

写完一本书，尤如关掉一座大厅的灯。以后，游览者就得用自己的心灯去照亮这厅里的展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