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虚无主义》第三卷宇宙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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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的政治意识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一）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二）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同时却认定某个聚敛小小财富的守财奴是贪婪的。守财奴不舍得吃喝，哪怕这会导致过早的衰亡；而权力欲极大的人则疯狂地揽权，哪怕这会造成众叛亲离──就是贪婪的显例。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满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统治者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权威。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治国的手段变成了治国的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统治者，都严格地身体力行、实施廉洁的政治。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陈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无理剥夺）。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但“理”是很灵巧的。当有人要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就可以把公民说成是“无理的”。这样，无理的剥夺，就根据否定之否定的神圣定律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有理的剥夺了。

苏格拉底如果活在当今世界，恐怕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风暴，已经临近。

……

如此看来，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使理想家有可能比市侩更危险的地方：他的要求是含糊的，很可能大到无边无境、全世界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文化与道德的工具性质，早已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画卷中。只要愿意平心静气地观察──就能发现这个公开的奥秘。它之所以还算一个秘密──仅仅是因为那些“美学家”不敢承认它。他们的工作与薪金，都系于“美化人生”上，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把人升格为神。

如果一位大征服者不能满怀爱意，允许比他本人更崇高、更持久的建筑物存在的话，试想在他的国度里，除了废墟和浩劫还能有什么呢？把某人当作唯一偶像去崇拜的地方，只会剩下一片残垣碎瓦──在夕阳中静静懒卧。 “恨”所招致的荼毒，常使文明遭受周期性的毁灭。当力量的转换使失败者戴上胜利的桂冠之后，类似的复仇便开始了。

现代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开始从另一极摆动──从一元走向新的多元。这种走向，是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个自我封闭的“天下”）这一大形势密切相关的。先秦多元文化合并到秦汉大一统的模式中，曾引起普遍的痉挛和精神的萎缩。现在，是进行一次历史反过程的时候了。只有在新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一元文化，才可能恢复活力，使中国文化从根部摆脱积弱不振。

已经到了去全力促成文化精神的根本转捩的时刻了，新的太阳已经开始萌动──它是没有根子的，它是脱离了有形束缚的；它只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就像自然界的太阳那样悬在空中、周流九天、普照万有，超渡各式各样的灵魂，掠去文化明镜上的灰尘。

是到了剥掉各种圣人强加给文化心灵的压制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圣人”不是处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是无形迹的，但又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人殉葬“圣人”的遗体与遗道。

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一）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二）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三）“灵”能激起更广泛的心理共鸣力。

“王”由“天命”而显现。用现代观念说，则是群体欲力的复杂呈现。是各种力量均衡而后的映象。其复杂的程度，已经到了非由特选的个体而不能呈现的地步。因此，普遍的“天命”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它的特选的个体性。然后再从自然的个体性中，抽象出人为的“普遍性质”。

人类感应中的天命，从此扮演着普遍而又不可违拗的角色。这构成了群体的一项固定信仰。心理的特点之一就是除非相信某项心念是？真的？，否则，便不愿接受他的指导。于是弊端继之而来？既然行使过拯救使命的“真的”是真的──他怎会又突然成为该被舍弃的“假的”呢？于是种种思辨缘此而生。重重阻力缘此而设。如果拓开群体心理的局促，而纵观事实的世界，就会看到另一种景观──有用的，因而迅速普及了的天命，原先是属于某些特异个体的。没有这些个体曾经巧遇的具体波折甚至“意外事件”──天命则只能悬空而不能落实。天命具象化──永远在要仰仗着“偶然中的偶然”：天才。大自然的天恩，文化史的机会，是通过个体对群体的影响（然后才是群体对个体的选择），展示出来。

一个文化世界所仰观的天命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取决于这些个体的特质以及与其他特质之间的交流。天命并不是闭锁在古代瓶中的一匹恶魔，而是潜移默化、生动灵巧地在每一个文化心灵的田野上，悄然流过的一朵多棱的晶体！要想一次性地捕捉它、表述它、弘扬它，是不可能的。否则，天命就是可以限量的瞬息之物了。

只有天才竭尽其明敏的眼光，才能在瞬间抓住天命：抓住瞬间的天命表象，而不是永恒的天命本体──并把它的片断，断断续续地传递给群体。在传递过程中，走样、变态是连续发生着的……离开震源越是遥远，震波也就越是微弱。但震动毕竟带来了世界的变化。到于震动的本身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却是无从把握的。

如此看来，“意外事件”对大人格的形成，以及通过“形成人格”而施诸心灵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这既是常人难以揣度，也使预言家们的预言一再落空而受到事实的无情嘲笑！面对这一困境，经学家们争辩说：“偶然性体现必然性（宿命），必然性呈现为偶然性……”；然而，此间的模糊之处使该论断成为虚无。必然与偶然，二者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没有界限的定义，是浑沌与虚无的伴生物。面对找不出端绪的精神之结──聪明的人“存而不论”；谨慎的人“敬而远之”；但急于行动的人却强作解人。他并不真解。但为要他人建立起对他的信仰，信他在解，信他能解，他却强作解人。但解开精神症结的智性行为本身，从来也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其实际功能，无一例外地是促成了一种意志的活动，一种仅仅是缓解了群体精神悬念的活动。

如果“必然性”与“听由天命”同质，那就是有害的。因为这世界不是属于主体的世界，只是主体所观照的世界：真的“必然”即便有，也是超越于人的必然，人怎么能知道呢。

必然性、完整性、固定性、真确性──与天命无缘。因为它们借用了科学，但又不是科学所能证明的；它们像是蝙蝠，既要参加鸟类的聚会，又要贪食走兽的乳汁。

叔本华式（也就是佛教式）的意志绝对主义，也像一切绝对主义那样贫弱。因为他忽略了，意志和迄今为止被各种哲学家奉为“第一性”的各色本原（如“颜色是视象的本原”之唯物主义论调，或“颜色是感觉的复合”之经验论调）一样，都只是派生之物，而非自在之体。意志的根是什么？本能的根又是什么？这位和尚般的哲学家没有解答。

人的问题，也许最终还是要到宇宙论中去寻找答案，这一答案早在古代的星相学那里就被揭示了出来。叔本华的智慧吸纳了佛陀之旨，却未看到满天星云，陋哉！

如此看来，“净土”的观念，实在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并囿于理智至上的偏执。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但有时，它竟达到了戕害生命的可怕程度。试想，若是苍茫大地干干净净，无际天穹澄彻空灵──它们还能产生生命吗！它们还能抚育生命吗！若是生命玲珑剔透，一尘不染──他还能抵御宇宙间的尘暴与压力吗！他能有效地忍饥耐寒吗！随机地活动、绵长地繁衍──也将不再属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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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一”的预兆

“上帝”，在他的灵性中包藏着“人的自由”的极端力量。上帝，是“人的反抗”的崇高形式。尽管他常被阴性的（甚至是“母性”的）、道德化的、半凝固态的人造形式包裹起来，从而流于刻板的教义与习俗。这在“育子观音等生殖女神”的崇拜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但是，“上帝”怎么可能是阴性的呢？作为“乾元”反压制力的蝉壳、心灵世界的太阳、我们希望所聚的“宇宙力”……他应该是最为雄性化的。他不是那作为“坤元”出现在宇宙与历史间的普遍压制，不是那不可名状的“浑沌太朴”，而是对浑沌态的反抗、破坏、再生。

他从雾（浑沌之雾）里来。人们原本看不见宇宙之雾，只是由于他的宇宙之光，人们才知道“雾”的弥漫，才看见了他破雾而来的无限奇观……他是雾之子，但不是忠实使者，而是忤逆的儿子。

但千百年来的人们没有悟解此中的曲折。人们把他叫做“上帝”、“道”、“本原”、“质”、“朴”、“物自体”、“客观规律”……人们径直冠之以“第一者”或“第一性”的圣号。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然而，这是一个古老而顽固的错误！

真正的本原和第一者不是上帝及其他（名号），而是那由于上帝及其他（如名号）才被人们悟解了的“雾”。那无限阴霾的原始状态。那“浑沌太朴”。

有“两个上帝”，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所以，就有了两个宇宙、两套法则、两条真理、两种生活。对于习于文化的人而言，则有两种文化：压制的文化与反击压制的文化。

上述两条线索交叉，相遇于“创造”。创造原出被迫的反抗，就此说，它是被动的；创造又造成能动的压力，就此说，它是主动的。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汇合于创造之地。就像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相遇于中央，凿开了中央之帝──浑沌的七窍……这一大会聚，使得创造性事业不仅成为上帝──反压制力的象征，也成了上帝造物的契机；他并不来自虚无，而来自浑沌；来自对浑沌的沉沦力量的回应。

以“上帝”和“客观规律”（这不失为人心内应力的投射）的名义，来限制人的自由，这是反压制的力量重新沉沦为一种压制形式的显例。这并不像哲学教授们所武断的那样，是由什么客观来决定的主观。

因而，“上帝”和“客观规律”作为新式的压制，比原始的压制对人的自由有着更大的慑服力。上帝及其他，已成为攻入人类灵魂“堡垒内部的第五纵队”：主客体于此，就这样混一了。

“我的心中、人类的灵魂中有宇宙”──这是对浮光掠影的捕捉。他道出了“有”，却望不见“有”之深层的“无”。“无”就是“压制”。压制之“无”使宇宙成为“有”。事实上，是压制的力量（以及反击压制的力量）使我有了“心”，使人类有了“社会”；并使心和社会在无奈之中包容了宇宙之“有”──于此，“无中生有”。

以“存在”、“自我”、“主体”的名义，去独尊反击压制潮汐的泡沫，是病态的虚弱中产生的一种僭妄？──这是把派生物从原生物中剥离出来，予以极端夸张的努力，其后果，是原创性生命的浪费、脱水、及枯竭（《圣经先知书》斥之为“偶像崇拜”）。

现代物理学已经否定了“上帝”、“物质”、“始动者”、“第一性”等传统的本原价值。它注入了“反物质”观念，并把反物质与“物质”对等起来了。

“上帝死了”？“物质也死了”！

这是说，作为本原被供奉了千百年的“上帝”、“物质”业已消亡。科学杀死了我们的神，也铲除了它自己的基础──物质。理由仅仅是，它们不是“第一者”。可以认识的实体，也许只是不可言传的神秘？又一个二律背反。我们，只能通过它的“压制”与“沉沦”，依稀感受到它的影响，却无法把握它，更无法描述它……

因为它不露端倪，无有形迹。这是人的大悲哀吗？

使人悲哀的，不仅是对象的神秘，更是自己的“精神漏洞”。

对象，就这样从我们的精神之网里溜掉了。我们还在赞美造物主、赞美这网的编织工艺有多么高超呢！但有少数人看到了这一滑稽剧，并且哭泣──对着文明的高墙、铁丝网及其圈定的心灵荒漠！

物理学，与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爱情、战争……无不在冥冥中、浑沌里，寻求着自己的“一统天下”。就此论，宗教并不比科学“原始”，战争并不比爱情“野蛮”。两极的趋同，力量的中窗。物理学所面临的寻求“统一”的目标也许更艰巨，更难企及：它毕竟需要用实验室里的奇迹，证明自己的幻想。这，既是现代物理学的困难，也是它的骄傲。这双重性的后面，正在开启的是地狱之门还是天府之窗？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强权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潜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上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可寻；因为防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骗局！

宗教的“统一”，这是“阿蒙”、“马尔都克”、“亚述的战神”、“安拉”、“大自在天”、“弥勒佛”、“天照大神”、“惠能的明镜”……

统一与再生。

艺术的“统一”，这是“美”、“性灵之真”、“悲剧的崇高”、“升腾的无我之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马行空”、“画龙点睛”……古典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无情节反情节小说。

统一与生成。

政治的“统一”，这是法老的长袍、亚述的铁蹄与枷锁、亚历山大的宝剑、秦汉的政治屠夫、罗马帝国的武装骗子、成吉思汗的烽烟与战马嘶鸣、八旗的屠杀并混一宇内……甚至是国联的理想和联合国的论坛？是列强的炮舰政策？是全球化的经济整合。

统一与衰落。

战争的“统一”，这是“胜利”，或废墟。二者在许多情境中是同一的。“统一”是不再有意义的“归宿”。寻求统一，就是剔除事物的原始含义。达到统一，就是达到无差异的寂灭状态。统一意味着终结；因此，一切统一都是隐含着的悲剧程序。但更高层次的生长，却注定建立在统一所造就的一片尸骨之上。

统一与荒原。

爱情的“统一”，这是“梁山泊与视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阿芒和茶花女”、“牛郎和织女”……总之，是悲剧性的因而是永恒的结合。我们看见，唯独在毁灭式的回归和回归式的情死中──爱情，才达到了它的纯一、独占和净化？

统一与死亡。

所有这些“统一努力”，这些狂烈地寻求着归宿的“怀乡热”──这意味着什么？

正像《庄子·天下》篇总结先秦的“文化乱世”（其特点是失去操纵、控制的百家鸣，其前提是传统宇宙景观的崩解）时写道：

“天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这种绝对良好的文化自我感觉，是乱离之世的特大压力──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促成的。“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分裂状况，促成了柏拉图所谓“哲学家帝王”和庄子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神明之容”的兴起。因为人，总需要与环境平衡，并据此协调自己的思想感情。

敏锐的哲学“家”（他具有“历史眼光”）终于在文化乱世中看到了统一的力量，他说：“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这是文明节律中“秋季”的来临，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尽管从直观上说，那也是文明衰歇的结果。'

有一个新的预言将告诉我们说，物理学、天体论（宇宙学）等本体观念景观方面重获一统的时代，将消弭人的内心里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状态。哲学的分裂、宗教的紊乱、艺术的门户、政治的壁垒、爱情的矛盾、战争的拖延、黎民的苦难，会宛如过眼烟云。使现代人感到深深苦恼的这些“战国时代的流行症”，甚至会因其消逝无痕而引起后人的深深怀恋！

在很大程度上，小赫胥黎笔下的“奇妙的新世界”，其红居民的佼佼者很可能以类似秦汉思想家看待先秦战国时代的眼光──不乏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充满动荡不安和残酷行为的“乱离之世”：革命与战争主导的二十世纪。他们甚至会为我们的“幸运”、为我们的“躬逢其盛”、为我们不幸驾临这个血肉横飞的时代，而投来嫉妒的一瞥……

悲剧对亲身历经者当然是痛苦的，但对远距离的观众来说，却有着丰富的神采。甚至，以其崇高的风格和刺人的美，而流芳百世。呜呼！

彗星──孤零零──在宇宙间飘行

彗核与彗尾──难道真是宇宙的游灵

谁能洞穿──它的秘境

谁能追觅──它的轨迹

孤零零──是在比划自己的命运

彗星──游灵

向着太阳奔驰

游灵──彗星

背着太阳远去

轨道很长很长

发出轰鸣

留下阴影

悠悠

──周期没有穷尽的时候

它一会儿膨胀

忽而趾高气扬

一会儿收缩

──但却不动情

忽而藏头露尾

──韬晦光明

它是生命还是非生命

是沙漠还是甘泉

原始的信仰

──曾在其中

寄托了恐惧和希望

机器的回声

──则断定

它是一片荒场

人间的慧眼

──透过时空之隙

在天上的彗星

──找到生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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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有各种各样的浑沌态。我们是从生活的浑沌追溯到宇宙的浑沌的。是由经验的浑沌跃升到哲学的浑沌的。

人的诞生与壮大是减熵的结果。智能发达与思想之光是减熵的结果。言语和写作是减熵的结果。所以，我们是从减熵（即反抗浑沌）中获得对于浑沌的认识的。即，与减熵过程越是相反的，即越接近浑沌。比如，为什么在各民族古代的神话中都有关于“前宇宙”的浑沌描写？原始人是如何获得这方面的惊人的知识的？如果排除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猜想，应该说，是想象力得出了这种“知识”──原始人所猜想创世之前的情态与创世之后（即人们经验着的）的世界只要完全相反就行了：没有光，没有形体（无天地），没有引力（石头乱飞），没有生命、人、文化……事实上，一切神话也正是这么描写的！反抗浑沌（减熵）的各级象征，就是逐级与浑沌相区别、逐级从浑沌中跳荡出来的象征。

有各种等级的浑沌。由于社会分层（社会的反浑沌结果）、文明分化（人类行为的反浑沌结果），对人的心智的暗示作用；由于人的心智的发展层次（就像沉积岩那样）；由于人的心智老是处于不稳定的、强度不同的兴奋状态中（否则便不会有意识；连潜意识也无从谈起），浑沌必然依其原始程度而被分为若干级别。它像易卦那样由下而上地序位，第一等级的浑沌不是最高级的浑沌，而是最原始的浑沌；然后是次原始的、再次原始的……最底层的浑沌决定最表象化的（人类视觉中的“最高”）浑沌。

我们今日设想的最庞大的、最底层的浑沌，仍是有限的，否则有限度的人智，便无法对此设想。同样，我们此处所设想的最精细的和最表层的浑沌，亦然。

有各个层与面的浑沌。如文盲，也就是处于文化浑沌中的人。南蛮惠能虽不认得汉字，却有天性,可以从《金刚经》中吸取了够多的文明因子。在各种神话中，对天神创造之前宇宙形态的描绘，都可以归之为大规模的浑沌。在每个人心灵的某个角落，则弥漫着他自己的浑沌态──“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那么，当意识“不活动的时候”呢（这种时候总得占人生的一多半吧）？显然，它就悄悄回归到某个程度的浑沌态中去了。这是规模中等的浑沌。微观物理学所描绘的“裂变”过程，则不妨视为小规模的浑沌。

由于人在认识上不幸首先是一个动物，动物本能的“过程”是人的认识过程的源泉。人们对浑沌的理解因此首先从“过程”来着眼，绝对的浑沌，当是人眼看不见、人耳听不见、人智捕捉不到的。

星云和星系的形成过程，是现代人类知识视野所望见的最大减熵过程。就其哲学意义言，支配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凝结着高度反压制的力和抗沉沦的力的“星云中心”。现代人的集团中心意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其大规模的形式，家族主义是小规模的形式，帮会团伙至上的党性原则是中等规模的形式），对此不乏推波助澜。

生命的发展过程，是人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的减熵过程。这也许是宇宙意义上的微不足道，是一偶然而短暂的“变态”。但对生物圈的依赖者──如人类──而论，生物圈的发展，却与星系、天体的发展具同等价值。没有生命的宇宙，不仅是荒凉的、窒息的宇宙，还是虚无的、不可能的宇宙。

对人而言，生命过程的漂亮象征和高能结晶乃是热血的动物。它蕴涵着较之微生物、植物、冷血动物远为巨大的能量和运为灵巧的反应力。热血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使人把它们叫做高级生命。因此，称某人为“冷血动物”，就意味着把他的生存价值贬低到了不齿于人的地步；称某人为“植物人”，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意识业已终止；而称某人为“浮游生物”，就是说他还不如死掉。

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有一相似，它们的重大转折，首先发生在某些个体（生物个体或社会成员）──“载有者”身上。

“易学”（《周易》之学），曾以“卦主”观念，表达过古人对此的深遂理解。投合时尚的士们曾灌注了太多的道学气味，与无谓的政治色彩于“卦主”之上。但若一经剔除其时代性偏见，就会发见“卦主”观念披露了古老的历史感。它对各种“过程”中伟大个体的命运，作了预告与暗示。如前所述，这在魏人王弼对《周易》的注释中，获得了意韵十足的表现。

现代生物学已从生命演化的事实，则进一步证明了“卦主”的真确性：

进化中的巨大变异，常常发生在突然之间。成千万的科学家们，用他们常常炫耀的方法，至今找不到物种演变的“中间环节”。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定型的中间环节。许多迹象显示，生命形态的历史变迁，首先要发生在那些敏感者或异常者、变态者的身上。环境中压力形态的变化，把伟大的使命降临到了这些原先不幸者的头上，他们成为新的时代、新的宇宙节律的大始祖。现代的历史心理学由此受到强烈的暗示，历史的开辟者、文化的原创者们大多是在当时社会上郁郁不得志的“异常份子”。唯其不凡（就这词的中性意义而言），他们才得以预先播下历史迁化、文化转换的种子。就此而论，“历史”是与“社会”存心作对。历史（相当于“时间”）总是要否定社会（相当于“空间”）上流行的种种习俗；社会形态的不断被否定，这才构成了“历史”。在作为各种“始祖”的“载有者”、“异常份子”身上，凝聚着令人敬畏的能量，这使得他们变得极不安定以至自相矛盾……

这些矛盾与不安，乃是发自对宇宙根本状态的感受与反应。他们身上鼓荡着巨大的反差，反差越大，动力越大。

以上四大时间历史的象征（星云与星系，生物圈，热血动物，异常份子），各各具备“卦主”的性格。他们决定了各自的表象体系、各自的“卦象”。而这些大象征──作为反压制、抗沉沦的挣脱者，充分表现他们各自的“抵抗时间的性格”。

性格的历史……就是反抗时间的进程；它注定失败，但注定光荣。

历史是对原本浑浑噩噩的时间的一种细细分割。分割得越细，说明历史的力量越强。一种历史表现得越细腻，它对付时间也就越是“残忍”──千刀万剐、锱铢必较；浑沌状态因此被推得远远的。随着一年、两年，一代、两代，一千年、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千万年、亿万年……的节奏，时间──历史就这样被剖析为含义各异的单元；就像神话里化身创世的大神，用尸骨造成了空间的种种奇观。历史，因此成为“反抗的记录”：

没有对抗与危险，也就无所谓历史，所以《韩非子·大体》篇指明“盛世”的特点是，“记年之牒空虚”。尽管它对“盛世”的理解是阴性的、反历史的，但可能却是接近真相的。

对人来说，减熵是有限的，增熵却相对无限。人从自己的有限、有为、有形透视并反思（逆向的推理，如原始人推断“创世”前的情态）宇宙的无限、无为、无形、时间、历史一切过程，往往会给人以生成、升华、向上、日新的感受。但哲学家通过反思即逆向的推理，却发现宇宙间那个惊人的奇妙──漫无止境的沉沦，不断地把各种存在与光景的命脉（包括人类的命运、个人的遭遇），吸人它那无底的欲壑及阴部；但同时，它又不可思议地赋予万物与人类的灵魂以某种“自由”之感。“自己愿意的，命运领着走；自己不思的，命运拖着走。”罗马的哲人就这样哼哼。“走”，是免不了的；“领着”与“拖着”，只是感觉上的差异。

《旧约·传道书》的作者，也许看破了这一宇宙性的欺骗，他因此议论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新的，新的，新的──也许早重复过千万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当我们看着各种“无限美好”的减熵结晶，就像古代希腊人在看着那些摧人肠断的大悲剧。这是注定被毁灭者的大会演！沉沦和热寂（增熵的结局）是对无情的孪生姐妹，她们哼着无声之歌……漠然咏叹无穷之力。压制、沉沦、增熵过程，犹如希腊神话中蛇发盘错的复仇三姐妹，她们，以其永不衰竭的“正义感”，不断毁弃着各种出类拔萃的尖子。哪儿有能量的高度集结，哪里就有了要求铲平万物、而去伸张所谓“正义复仇”的天然借口──她们的正义就是增熵、沉沦、压制。

悲哉！生活。悲哉！宇宙。悲哉！渴望不朽的反抗者……你们是只能“得逞”而不会“成功”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奋斗是力图违背并抗拒宇宙主潮的活动。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系？

完整的解放从来没有实现过，有的只是压制性力量的形式转换。四个世界的力量，盘根交错地一同纠缠人、限制人。

“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句俗谚，以及《庄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至理，形象地说明了，人是多么深地陷入缧绁之中，陷入多么错综复杂的缧绁之中。他即便得以超越心理世界的海底万山丛，也超越不得社会世界的多层困扰。社会的困扰，能够打碎内心的宁静，在风暴之下，哪有不起涟漪的水？在地震之中，哪有毫不动摇的山岳？这是力量的对比，强的克服弱的，狂热的传染冷漠的。

涅槃。这是佛教的理想境界，也是叔本华哲学的至乐王国。在我们的理解中，涅槃是以自我暗示的魔术，唤起了某种文明人身上久已沉睡的本能，这种本能有助于减轻人的精神压力，使人通过减弱生存意志的活性，与外在的世界，取得力量上的平衡。

无疑的，涅槃是心理治疗的高级方法，是人取得精神净化的必要条件，是比一切身体的止痛剂都更无害的综合止痛剂，它甚至能治疗身体的疾病（如它的低级阶段：瑜伽术）。

心理上的强大，造成生理上的孱弱；精神的升华与社会的灾难往往并辔而行。这在涅槃方面，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涅槃能使人在心理世界的崎岖中，凭借最原始的植物本能建立起返朴归真的大平台；相形之下，道家的返朴归真，只不过是将人还原为非文化的本能状态而已，甚至没有达到禽兽所拥有的本能水平。但是，即便是半植物状态的涅槃人，能够超然于社会的动乱吗？涅槃的理想，也许源于社会的风暴或对大风暴的不祥预感，并发挥着健神补气（稳定精神）的积极功能；但在实践上，它却不是动乱的时代所能供养的。因此，在兵荒马乱、缺乏思想学术安全保障的年代里，只有在精神上、经济上、自治权上拥有独立地位的大寺院里，才可能出现涅槃的空间：“封建的庄园”因此成为文化的试验田。局部的失败不会带来大面积的灾难，而局部的成就，却能通过时空上的逐渐扩张被证明为有效，为新的文化模式提供选择的样品。

没有全然封闭的系统。相对的封闭；有限度的隔离，是一个世界得以区别于它世界的必要前提。但过度的封闭与隔离，则是死亡的前奏曲。心理的世界也是这样，它可能达到涅槃的无人圣境，但又怎能与这个可以感知的、可以向我们施加压力并反馈压力的世俗社会决绝？万万千千的悲剧，并不发生在社会世界的自系统中，而是萌发在心理世界与社会世界两个系统的接壤处。

1，唯有心理世界能体察并判断社会世界的诸多不幸；能通过心理力量去捕捉社会力量的潮汐。

2，通过心理的力量推动社会悲剧向高潮涌现；使生活具有浓郁的宿命性。因此，抽掉、减弱了心理力量的悲剧，是不存在的。即便在学理上强行假定它确实存在，那也只是一具失了生气的概念的尸骸。

反压制的能量仅仅滞留在无机层次上──这就是“物体”，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物理世界。

反压制的能量上涨到有机层次上──这就是“生命”，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生命世界。

反压制的能量一旦上升到心理的层次──就成为“灵长目”、成为“人”，成为“有智慧的动物”。

反压制的能量达到灵魂的层次就成为“文化”，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相往还的高级媒介。

而反压制力一旦飞腾到更高的水平──就爆出了灼烁千古、震动苍穹的英雄和圣哲──超级的宇宙立法者与洞天创造者。

有朝一日。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层次，则不是我们今天所能限量的。

（另起一页）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它是对宇宙命运的物理学表述。压制也是不可逆的。沉沦也是不可逆的。万物命定于趋向“中庸”、“非存在”。场的作用也是不可逆的（逆，最终也只能构成一个圆的回归，然后导向进一步的异化）。增熵趋势──同样是不可逆反。

不可逆？不可逆。若说确有宿命，不可逆才是最根本的宿命。

但我们（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终究还是要趋向于“逆”，否则，又怎能维持存在呢？逆，就是反压制。逆来顺受，则压碎、沉沦、吸住、热寂的“待遇”，将会一把抱住我们，那死神的手臂！而逆，才是存在、生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仅是生活的真谛，也是物理世界的实情；不仅是感情哲学，也是“自然哲学”。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反制、升华、挣脱（自由）、减熵──归根结蒂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作为一种无机、有机、社会、心理的混和存在，难道肯让虚无主义攫住翅翼，肯让阴沉的浑沌扑灭最后一线希望──灵魂的火？

在此矛盾的山谷中，一个启示应运而生，正是“不可逆过程”提供了“壮丽的机会”，它给各种存在以显示力量的不可推辞的使命。肃穆阴沉的“回归运动”──也抹煞不掉这一使命的曾经存在。这一启示对我们有两层价值：

1，它赞许并鼓励跟从命运、抓住机会的雄心。

2，它不被雄心所限，以至沦为“人为财死”的事业家。

它清醒地看到努力后面的无限虚无，从而调节了过度的行为。

（牧师的儿子、背教的虚无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被俄国人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年］称为“列宁周围的那批尼采主义者”的大宗师）在其被他妹妹阉割过的《强权意志》一书中写道：“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可怜的人啊，既然什么都是“假的”，为什么还要去“做”？

答案也许仅仅在于：“内驱力”！那是一个内力过剩者的呼声。他在最后的内战中毁灭了自己。

有人认为，拜火教的“末日审判”观念，与文革时代的“人人过关”、“个个受审”，获得了惊人的异时、异地、异文化的历史相似性。古来的拜火教徒和近来的机会主义者，都热衷于鼓吹“审判”与“过关”的涤罪性质。其实呢，在“审判”观念与“过关”现实中，统治着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充满了号码的“簿册”。这个标本被美化为活力的源泉，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塞堵活力的“息壤”，势必引发洪水滔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把这样的息壤理解为：无生命的癌肿，浑沌态的局部降临。用它来对付分化、生长中的危机，是南辕北辙，徒令混乱弥甚。它要的是取消分化、生长，退回浑沌；而决不是疏导分化，让生命顺其自然。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则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有对于罪恶感的自省力。

狭义的增熵，仅是热力学上的说法。但广义的“增熵趋势”却关系宇宙的全命运。它有形无形、或此或彼支配着：顺应它或反抗它的各种过程。它早已超出热力学的世界，而成为对宇宙沉沦趋势的大体描述。已经、正在、即将发生的各种现象，已经、正在、即将形成的各个实体，都在这笼罩一切的阴影下勉力挣扎，不时爆出灼人的回光反照，辉耀着我们。这回光反照就是“局部的减熵”的过程，也就是被我们“力量增长”的一切表现所追求的境界。

人这种敏感而勤于探索的动物，本能地察觉到类似“增熵趋势”的那种阴影、那种沉默、那种不可描述……察觉到它定命所含的大部份危险。

生活多么艰辛，每走一步都得付出绝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必须与增熵趋势作斗争。诗人们说，“悲哉！这就是生活。”武士们说，“生活就是战斗。”他们言下之意是说，“生活”等于反抗增熵的趋势。诗人与武士，一个悲悼生活的不幸，一个颂扬生活的不幸：但都一致肯定了生活的价值（管它正负）。还是把不幸当作幸福吧！这样你会好受些。甚至，号召走向另一世界的救世主，也只是在更高的层次，更纯粹的形式上，肯定了生活的不幸（“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掌管中。”）。他们的愤激之情，是指向“世俗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在他们看来太容易了，他们想要活得更艰难、更有力量；否则，便自觉是在无谓地耗费珍贵的生命的精华力量。这些力量的本来用途在于──抵抗沉沦逆境。

“背弃此世”与“隐居出世”的态度，是在对“彼岸”之追求的乔饰中，去实现一项有待完成的反压制、抗增熵的“升华”。发泄和满足──这种动物世界的普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业已沦为应予谴责的“增熵行为”。一如杀生、毁物同样应该受到唾弃那样。

人必须时刻抗拒增熵趋势的过程。他往往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这样做。

“人的本质”、“自由思想”、“强权意志”、“原欲（力比多）”、“反压制力”、“逆反倾向”……或者用更古老的称谓，叫做“上帝”、“始动者”、“宇宙的最高主宰”（假如它是阳性的、能动的）──都是为了抗拒增熵压力而“设计”出来的。它们奉天承运，作为压制之子、沉沦之子，作为增熵过程的逆向影子和久久回声……而生成着。

增熵过程对永恒者──对于人和人所看见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局部减熵”之母，儿子使母亲变得伟大。尽管，没有儿子的母亲只是虚无。对于人来说，各种层次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局部减熵”的副产品。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某种偶然的结果。必然性只存于深刻的需要之中──需要把生存予以神化，以便活得更有力量。所以，失去了扩张力量的必然论，是敌对生命的，是最糟糕不过的精神堕落。

柏拉图被那些依靠哲学分类混饭吃的教授专家们叫做“反动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罪过在于预告了一个衰世的来临。雅典的盛世消泯了，马其顿的方阵和罗马的军团将成为文明世界的主人。

“熵”在增加，反增“熵”行为日益成为徒然，它的破坏大于创造，实际上恰恰加剧了增“熵”过程。柏拉图贬低艺术，是因为他这个早年艺术家清楚不过地体验到，那个著名的民主时代的艺术，拥有的徒然与颓废。其背景就是雅典晚期“民主派”以及城邦传统的堕落。柏拉图，希腊智慧在其巅峰状态的闪耀，看破了此中的征兆。他没有试图抓住业已开始消逝的东西。相反，他勇敢地走向未来，哪怕这导向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野蛮”。对“理念”的肃穆景仰，鲜明不过地展现了伟大灵魂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情──这是另一种以不幸为幸福的“救世主态度”？

“局部减熵过程”，在人类业经升华的想象中，成为对“黄金时代”的回忆。其象征，则成为《圣经》中的“上帝”、《易经》中“元”，以及宇宙间到处活动着的逆反力量。作为这种诞生、成长、光荣、梦想的产儿，我们直接感知着它波澜壮阔的活力。它的潮汐变化，尤其是它不可挽回的退落，使我们产生了对增熵趋势的认识。这并不是什么“悲观主义”。我们不能直接把握，但能间接体察它的本原和敌人、我们的本原和敌人──增熵趋势。

如果把犹太教《旧约》和基督教的《新约》（及其对《旧约》的解释）看作同个体系，其最大的逻辑矛盾即在于对“上帝”作了完全相反的描述。一开始，上帝是作为逆反力量而扮演着创世的角色。而后，他则由反压制的力转成了压制的力──对作为新的逆反力量的文明之父、心理之父（而非宇宙及生命之父）的撒旦的大肆压制。所以，《圣经》的上帝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切近生活的真实，从而背离了宗教的、哲学的真实（弥补的理想）。在宇宙和人的真实过程里，压制力和反压制力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所以在宗教、哲学中，情形经常是恰好倒置过来。

“增熵”──这就是混同与“平等”？

“减熵”──则是分化与等差的前提。

“促进平等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平等，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平等”──这是“增熵”的行为。是反压制的力开始出现间歇的重大征兆。

加速分化、创造等差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一切结构都以合理的分化、分层、“不平等”甚至“等差”为基础），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等差”这是“减熵”的行为。是反压制的力重新走向复兴的重大征兆。在古代的观念中，前两项（心理、文化，属于圣人的事业，后两项（生命与宇宙）则属于上帝的事业……尽管在我们看来，二者是同一的。

“平等”，这是对朽败的等级结构的报应，同时，也是无秩序状态、混乱状态的前奏。“等级”，这是破开元序的浑沌之雾，是秩序状态、生长状态的前奏。

关键在于“活力”──有活力的追求平等的努力，比少活力的维持等级的努力包含着更丰富的反压制的力……因为，这是新分化、新等级、新秩序的诞生，所经历的一个节奏。在这“貌合神离”的追求中，新的、更强有力的“等级”力量正在酝酿兴起。有时，混乱状态比有序状态更可羡慕，因为那是为新的生长准备土壤，主动有力的无秩序状态比腐败无力的秩序状态更得礼赞，因为那是导向更有效的秩序状态的崎岖之路……

“争取永恒的平等和公正”，这是人的一种高贵、圣洁的创造？还是恰恰相反，是“增熵趋势”对人类行为的牵制？一种沉沦？为什么“争取平等和公正的呼声”常会响彻历史的云霄，使得血性的志士为之涕泗滂沱、不借杀身成仁？光用“强权意志”的解释并不尽意。因为“强权意志”只是心理力量和生物力量，而不是宇宙力量。实在的原因无非是，人和历史，文化和社会，都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在抵抗普遍增熵过程的矛盾中，分泌出种种的“罪恶”和“痛苦”。处在生物线索和社会线索交合之际（天人之际？）的人，首先感知的是“来自同一过程（减熵）内的不和谐”，而不是那作为本原和永久敌对势力的黑色增熵。但平等派不幸奋起反抗的，却恰恰是这（作为反抗者）创造万有的“减熵过程”。

真的罪魁是谁？是那隐藏在幕后的浑浊沉沦力。它如此这般驱使着反压制、抗沉沦的力量，并挑唆局部减熵过程中的不同产物互相残杀。它静默地坐享其阴霾的成功。它永远面带冰冷的微笑：等待着儿子们──由她分化而出的万物──复归于她的死亡怀抱。

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通过其间其里的种种过程，生存者和思想者，匍匐在增熵趋势的脚下。

人们可以反抗。存在，就是反抗，是“反抗的结晶”。但对抗增熵还是存在的前提。不同的存在，区别仅在自觉（人）与否（物）、力度不等（伟人与俗子的界限）。

但是沸腾欢欣有什么“意义”呢？须知，没有最终的胜利。只有“无可长葆”的深切悲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天父的”！这构成了各种哲学的心、各种宗教的魂、各种艺术的性、各种科学的精──吸引着解答而没有找到确切答案的“谜”，正是一系列充满着诱惑的动源。

“增熵”──这是“阴”；“减熵”──这是“阳”。这里的消息盈虚除了得自我们的生机，还能得自什么呢？是它，赋予我们以探询的希望。

希望告诉我们：“阳”从“阴”中来；“阴”是“阳”的永恒故乡。

“减熵”从“增熵”中来；“增熵”，是“减熵”的永恒海洋。哪里有“阴”，哪里终会萌发奇妙的“阳动”。“增熵过程”，到处激起“局部减熵”的浪花。宇宙充满了阴霾……但阴霾经常伴生着星光。这就是希望？无限的星光。

宇宙的崇拜论者、星空的歌咏者、生命的扶助者、文化的创造者……在那沉默的宇宙过程阴郁的笼盖下，显得多么脆弱、值得拎借。在他们自命不凡的豪迈之情、续密之理中，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无可奈何。若辈舍生忘死为之奋斗的，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分化过程之副产品。像那些被柏拉图嘲笑的“艺术家们”──他们只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投注到“影子的皂子”上面……我们知道他们。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新的眼光，把柏拉图的“理念”理解成他藉着诗人哲学家敏锐的气质强烈感受到的──“增熵趋势”。他所说的“影子”──即作为表象而存在的宇宙和人则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增熵过程最终无所谓固定的“产物”。它的永恒功能是“产生毁灭”，为了破坏而创造；为了死亡而诞生。

看，这个百舸争流、万恶竞赛的世界！

（另起一页）

五、现代人的迷惘

把“无机世界”中的问题引入哲学，并把这一“引入”的结果处理为“客观的景观”，是现代意识中的一种大荒谬。有机世界在谈论（思想离不开“谈论”）无机世界；这谈论是无机的，还是有机的？“精神”在观望、分解“物象”；这观望、分解属于精神还是属于物象？谁能对此做出众所公认的“谈论”？

人，首先是一种生物。他观察、感受、体验、思维、以及总结和创作的种种，都是生命过程的“症状”与表现。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五万年来的人类在体质上并无显著变异；而人类的灵魂在面对茫茫宇宙时，所面临的压力性问题，无论古今并无根本的变化。这就是：生命和人类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诸如此类的神秘，以奇妙的吸引力和拒斥力，组构了诞生、死亡，以及作为二者纽带的斗争、爱情等系列主题构成的雄浑交响，在各民族、各个体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神话中，有力地攫取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人与人的文化所包容的这些特点，悄悄然而顽强地注入对无机世界的认识系统──科学──之中。无生命的世界与有生命的世界，在此交汇。

在各种神话中，在各种被打成幻想的古神话和奉为真理的现代神话中，都以不同的音调歌咏了这一交汇。古神话的共同大意，是说有机模式的天神按照自己的样子（形体的或意志的），创造了无机的世界，从而给宇宙以普遍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古神话交汇了无机世界与有机世界。相反，各种现代神话更富于经验论的素养，它用倒叙方式追溯因果，肯定了“有机生于无机”。这一结论与古神话的结论虽然恰恰相反，却与《老子》“有生于无”的结论相映成趣。在此，我们仿佛看到了科学与现代神话的原始出发点。

谁要是参透了语言的性质和文字的界限，谁就“能对这里所描述的种种光景，产生恰当的理解”：既不拘于词义和字面，又不至于完全撇开它。没有实在的中庸。中庸是理想，因此它有用，其用在规范。

关于“压制”，应是这样思想：我们注意、认识压制的过程，是微观──而宏观的。而实在地说，压制则是心灵向外的投射。因而，认识压制的过程，是从体验逐步推向宏观。最终，找到其本原。但压制在宇宙诸史中起作用的过程，则毋宁说是恰恰相反的──

如果采用古典式的溯本追源的倒推法（它是由语言艺术中的倒叙法发展过来的），则会发现一个更富于哲学（而不是心理学）气质的景观。第一压制是物理层次的压制。它主宰着无机过程，但也是有机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茫无涯际的因果链上说，第一压制是宇宙间诸压制的原始状态，是“诸压制之母”。但第一压制又是宇宙诸压制本身，是诸种压制与反压制的本体。

第一压制──第二压制──第三压制──第四压制……是永远从宏观世界不断向微观世界移位、跃进、飞腾的过程。简洁地说，是某种过程在心灵中的投影，是第四压制反射了“第一压制”及其它诸层。

心灵界域的压力即便得到表层的缓解，也还会到社会界城中重获支持。而社会界域的压力之根，又深藏在生命界域周而复始的锁链中。没有人能够超脱生物之链。正如没有一种动物能摆脱它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唯独死亡给予一次“机会”，从生物链的紧紧约束、环抱下脱离开──但并不是自由，而是立即面临一个新的压力世界：无机界域的压制。“涅槃”，只能使人从生命形式的轮回中解脱，却没有教人如何从生命寂灭之后的无机压制下挣开。可见，“人”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是个排除不掉的因素。

现代物理学，为什么要拼命寻求那白己未曾发现而又无从证明的“统一场”呢？这充分表明物理学并不能超越于人，它难以成为“非人的学问”。它不可能脱离人的需要而达到“客观”的彼岸，正如再虔诚的信徒也曾到过作为客体的天国。科学不只是对经验的总结，它还是现代的人类（古代其实亦然）在生活中感到压力和困惑之际，急于寻找自身根源、自我归宿和生活之本──相对于生命之本──的一种手段。

科学与其它文化样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方法是科学的，而非艺术的、宗教的，或政治的、神话的。理解了这一点，对“科学”的全部实在性及其价值，就有了根本的参悟。

科学，与其它人文现象（人类精神之流的各色结晶）的共同背景，就是人的需要。在这宛如假面舞会之摇曳无定的世界上，为人生建立一个信得过的立足点，以及继之而来的生存网络。信得过，并不等于真实无误。因为，假如失去这个空灵但有用的基地，文明藉以生成的那种“良好气氛”就在无形中消散，文明的广度就不免倾斜。这种信任（信念、信仰亦然）和“真实”与否，只有神学上的但无逻辑上的联系。

科学与技术在近代的急剧发展，打破了自古以来神话、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之间的平衡，传统的图解已趋瓦解。作为心理逆反力量的诸种文化传统结晶，面临崩溃。这使寄居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遭遇到空前重大的精神危机。它危险，但也提供了机会。

为了重获心理平衡以及外在的世界秩序，人们需要一切手段，其中包括科学的方法、观念：以作为披着科学面纱的现代武士。

正是由于这至上的功能所驱，现代科学还有着太多的假定和太多的幻想气质。人们先去想象，然后创造，最后证实。即以“四种相互作用的场”为例：

1，“万有引力相互作用”中的“引力子”，只是一个假想的存在：

2，“弱相互作用”中的三项，除了作为参与实体的“光子、轮子、强子”外，竟有两项（场及场量子）属“未发现的存在”。未发现，怎能肯定其存在？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说明科学不可靠？不。恰恰相反。它说明现代科学还不乏生气。一种知识的内在力量，是与它的假设性成正比的。知识的力量，在于它是对于力量的认识。假设，则成为内力的投射状态；它指明了精神潮的趋向，暗示着那种驱迫、诱导潮流运行的神秘力量，如何一张一弛地汩动着。准确无误的知识，即完成了“非人化”过程的知识，但那是僵死的遗迹！

我们感到、看见并用科学方法测出了“场的作用”（吸引与压制）和与此相反的力──“挣脱”。“场的作用”无所不在，然后“挣脱”应运而生。这种关系，是难以描述的。“场的作用”，类似于“压制”与“沉伦”；“挣脱”，类似于“反压制”与“升华”。

“运动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是它原有的，而非‘场’给的”──这个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仅仅在于这一修辞上的需要：“在场的作用下，运动方向一般要发生变化。”对不可描述之事的强行描述，导致了割裂、孤立、误解、与“科学”。“系统论”的努力，阐释学的灵感，只是企图亡羊补牢。

按照我们的理解，各个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又何“原有的”之可言！物体自身的“原有”是一种断裂式的虚拟。直观地说，它们也是前此各种“场的作用”的产物。场的作用，类似《老子》所说的“万物之母”。它宛如连续不断的命运之链。片断的、忽生忽灭的人类，又岂能把握它？于是，只有用分析之刀割截它，以便自己的悟性“吃透它”，以便用自信心控御它。

而“场的作用”又认为是无所不在、近乎万能的，有各种各样的“场”。有物理的无机场，有生命的有机场，有社会的文化场，有心理的灵魂场。每个场，都是一个特殊的圈，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一个蔽于己而不知它的宇宙。只有永恒者能贯穿起各个互相游离的场。场，“抓住”万物，万物则力图“挣脱”它。支配着两种相反的运动趋向的这二者，仅仅是我们观察者的心灵之力呢？还是无机世界中客体的力量？或许，是这两种势力的混合？对此，活着的人也许难于得出绝然的最终答案。真要义在于两种相反的力量甚至在人自身、在人的心灵中也永存共处，混成混生。物与人，人与灵，灵与神──某种程度上都是两端力量相互牵扯、抗衡、分离、拥抱时涌起的层层泡影。这样说不是基于辩证法，而是出自先于法则的“事实”。或者，是先于理性悟解的“本能体验”？科学（而非“技术”手段）世界力欲解释的对象，与神话与宗教的对象有何不同？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浑沌像无底洞，吸引万物、诱惑万物，消磨世界、吞没世界。具象之为具象，在于它的原始状态极力从浑沌中挣脱出来，独立为力体。尽管“挣脱”之一如“反制─升华”，不是真正的“主动”，但毕竟近乎“自由意志”是一种貌似主动的被动态，一种迫于压力的应战。在世俗的见地里，凡是应战，就是主动行为；凡是意志，都是本性自由的。人们哪里知道──应战都是有所针对，它抵御明里或暗地的挑战。而“意志”与“自由”，在语义上则是全然相反的：“意志”导致了“自由”的固滞与完结（选择某一而排除其它），因此“意志”是取消自由（即其余选择）的行为。“自由意志”这一词组，像当代意识中的许多概念，是个十分真切的“矛与盾”的组合。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如果我们有能力“挣脱”科学（这也是一个“场”，一种压制，一条无底洞）加诸我们的程式，就发现“挣脱”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我们受到某种更深刻的神秘力的驱使，从诸多世俗文明的规范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我们就不仅完成了一种运动，而且缔造了一个新我。这其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他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只有“这种角度的挣脱”或“那种角度的挣脱”……没有全方位的挣脱。正如没有自由的意志。生活与宇宙对我们就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撇开了特定的“场的作用”──“挣脱”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可能？要知道，对一个场的挣脱，就是对另个场的趋附啊。“挣脱”只能就其从普遍的“场的作用”之“此形态”向“异形态”的游移、转换而言。故《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挣脱”作为反制的“升华力量”的物理形式，其心理上的启示是“自由”，其行动上的收益是“创造”，而其“终极价值”在于，全方位的挣脱（自由的意志、独立的反制、自在的升华等等）虽是一个极端而无稽的幻想，但挣脱一分就表明了力量存在的一分；故挣脱了十分就含有十分的价值。绝对的价值正孕于挣脱本身，它是“无量的”，即无视数量的正与负。

问题不在于“是否挣脱了”也不在于“挣脱了多少”，“挣脱了多久”……等等，而在于是否“正在挣脱”。人，是一种相对的动物；尽管他因此渴望绝对，但绝对是虚无的，是高级而细腻的幻念。我们生活者，也许正在无意识中“走向绝对”即走向自己无法把握的归宿。怀着热情，走在冷漠的宇宙中。

我们挣脱到什么地步──正如反制和升华的水平和力度，达到了何种高度和强度──就算把握着终极性的“胜利”已经抵达了那一地步，因为真正的、不消失的胜利，纯属子虚。暂时的胜利与终极性胜利的区别，仅在于后来的“影响如何”，而这一点，几乎无法预测。

万物和宇宙一样，面对着摆脱不掉的“压制”，挽回不了的“沉沦”，以及无所不在的“场的作用”的驱迫撕裂。而人类看见、听见、感到的各种“反制”、“升华”、“挣脱”运动……并不是空虚的。这是真正的实在。诗人们说：“人生如泡影。”但还有什么存在比泡影更为实在呢？实在，并不因其转瞬即逝而失去实在性。否则，还有什么实存？即便是人类视为“天地万物”的星球，在大时间的跨度中也会转瞬即逝，它的实在又岂能不是“空虚”的！宇宙爆炸的假说告诉人们，大爆炸中心的一分钟，迅速膨胀为各星系上的亿万年。因此，奇怪的事发生了：宇宙的核心部分比它的边缘还要空虚！

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古人只有极小的进步。面对古希腊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宿命”与“命运”，佛教徒称为“大劫”的那个不可描述者，绝望终于使人看见了一线生机──泡影式的胜利虽然可怜，但毕竟是可以展示我们生命力的唯一物证！仅此而已！无方向的挣脱、消解了压制的反制、逆转了沉沦的升华……都不可能。但生命却找到了他有限（如方向、反应、需要等等）的形式！这就是终极的美。

是反压制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不断再创着明天的世界。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生物学上的逆反力量、社会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以及最终的、我们本能和生存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催化了我们感知着的各层各面各体各相的大千世界。

把反压制力视为空间结构、有机结构、或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破坏者，那是颠倒的理解。耶稣是破坏者还是再生者？释迦牟尼呢？秦始皇或恺撒呢？他们是社会意义或世俗意义上的破坏者，但又是历史意义或神圣意义上的再生者？不错，他们是侵伐了“过去”，但他们又何尝未曾开启“未来”？反击压制的创造能量正在支持着空间，反击力量因此是“空间之父”。正如压制力量是为“时间之母”。

时间，是压制的使者。

宇宙间四处泛滥的压制与逆反、沉沦与升华、吸引与排斥无疑是真实的。我们凭借自己的体验，每天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但如若要在现代科学的实验范畴内检验它并解开它对我们生活的启示，则不免陷入曲士的乐观。这种乐观混淆了两个世界的界线，借用耶稣的话说，它们──分别是“上帝”与“恺撒”。但我们的上帝与恺撒也许不同于耶稣所说的上帝与恺撒。如果说，现代科学已被虔诚的博士们（其世俗作用相当于古代的修士们？）奉为新的可以证明的上帝，那么，用本能和生活（而不是理性与科学）一再证明的原理（压制与逆反），就是新的正在行动的恺撒，当然，这是一个像一切恺撒一样的、追求胜利的恺撒。

把反压制视同为“暴乱力量”或宇宙无政府（出人意外的混乱）状态的普遍肇因，是曲士的偏执之见。混乱与无序状态，本是不可描述者“……”的庐山真面目。真正的暴乱者不是反制和升华势力的具象、实体，而是那一片看不见摸不着松散弥漫混一宇内的阴性暴君。她沉着、发粘，具有古神话中的“弱水”式的奇能，在她的诱惑下，鹅毛、灰尘也沉入黑色的水底，永劫不复……

排斥力、舍弃力、毁灭为──是反抗她的压制力量的异化形式。排斥、舍弃、毁灭并不等于“增熵”，假如它们继之以吸取、获得、创造。

反压制力，要是最终不升华为创造性的冲动，就等于半途而废。破坏的反抗，始终属于很低水平的运动；高级的反抗，必出之以创造形式。继之以毁灭的，不是那荒芜，而是再生。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历史、个人的体验，无不如此。极多的具象与实体，都不会半途夭折，它缺乏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能与力──并非无此趋向。这就是反压制力的宿命！正如，“沉沦”是浑沌的基本趋向。

“充满义愤的反抗者”，实际上是创造者。根据经验，即使要逃避（哪怕是暂时的远离）那阴性暴君的无底洞，也需要超常的智慧。而逃避的途径，则为十分艰辛、形态万状的生命之路、自由之路、原创之路。

“顺引力场方向”和“逆引力场方向”，都不是挣脱的捷径。只有既非零度又非一百八十度的离心倾向──无规则地选取乱七八糟的途径，才能收取挣脱的最为灿灿之硕果。以哲学的套语做个比喻：直道的“继承”（顺向）与“批判”（逆向）都不会生下壮实的孩子。唯有在离心运动中独辟新径者，才别开生面，得为天下法。精神上的挣脱，哲学上的逆反，文化上的升华，都是非程式化的结果。但它开辟的新程式，渐渐地也会以此压人。程式与规则，是死者的遗迹与活人的祭仪，是人的头脑对外在强权的攀附、谄媚、合理化。人类的文明越是进步，就是越深地卷入精神上的奴隶社会？（仿佛自主的国民，其实是精神上的亡国奴！）

还是换一个角度吧！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遥远的星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的判断告诉我们，若干光年之前，一次重大的毁灭降落在这气数已尽的宇宙身上。但对更大的宇宙而言，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转换。当此局部的毁灭之际，一个甚或几个新的星系从宇宙的其它角落里走出来，以其涓涓再生为大宇宙的代谢注入生机。你能说这个过程的开场处，仅仅是个毁灭？或是个“悲剧”？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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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欲望是生命的忠诚卫士，没有欲望，生命就不存在了。欲望的强烈程度，显示生命的活跃程度。欲望的力量就是生命的本身；力量，就是生命的有机体对压力的综合反应。如果把生命比作一个坐标系，那么，欲望又是游移在坐标图上的红色箭头，欲望的箭镞标志着生命的度数。

欲望，产生于生命的方成之际，有时它甚至是生命之父。在生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欲望就产生了，欲望甚至是生命的创造者。植物、微生物、原生物，无不具有各自的欲望，各种微妙的、超感知的欲望力和方向感。它们的形式多彩多姿，以致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并不能按其本然状态了解这些原始的欲望，更不明了它们对其载体的生活使命所做的杰出贡献。各种高级动物的欲望因与人欲相似，故被纳入人类同感、理解的界域。其实，它一点也不见得就比其它生命形式的欲望来得强烈。

欲望是有机体的一个充满弹性的“安全边界”。借着它的动力，生命不停顿地完善自己；满怀兴致地充实、扩张，攫取那维，系、发育生命（包括繁殖、并为后代的幸福做出保证等等）所需时：各种能量──食物、空间、异性、荣誉等等。在欲望的刺激下，生命的内核才得以发芽、茁壮。

生活史，就是欲望的力量不断产生、高涨、满足、以及不断松弛、懈怠、再起、紧张、期待等周期性循环。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群体欲望（它必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不断此起彼伏的循环兴替。一种文化亦然，它也有自己的“欲望”及表现，构成文化运动的松弛、紧张及其多方的变奏。

在欲望的鼓动下，生活展开它那绚丽的画卷。在欲望的感召下，生活变得或波澜壮阔或涟漪微漾，形成迷人的景色。欲望是“生活之父”（阳性因素），是生活程序的软件。没有它，环境与材料这类“生活之母”将永远是些静止而无生气的硬件。

他使生命变为一张巨帆，鼓满清新之风。风的压力，使生命之轮节节进展，宛如庞大的风车。欲望扮演了风与帆的双重角色。他不是简单的风、帆。他是风中的帆，也是帆上的风：在互相鼓动厮扭之中前进的“风帆”……

失去欲望的生命，就像一张孤单而薄弱的帆。落在地上的帆，只是一堆毫无生气的皮革和布匹徒然被人藐视，感到自己孤独无助，充满悲切的失落感。美丽动人的孤帆远影，突然之间荡然无存。只是到了风把船帆高高扬起的时候，世界之帆才突然包容了新的气象。他突然抓住了存在的价值感。

失去强劲磅礴的风，帆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欲望，生命又在何处呢？生命不在医院、化验室、解剖间里，不在阴暗的标本柜中，他正潜伏在欲望这个充满春天气象的野性身上。

强烈的欲望，焦渴的欲念，表明了压制的过强，与反制的急躁。当某个惯有的压力转移或消失，本为抵御这压力产生的欲望就一下子变成无的之“矢”了。它茫然地射向虚无的远方日益焦虑、日益狂躁、日益非理性：它失去了针对性与方向感。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目标后，一下子跌到惶惑的深渊。现在，它会发出怪诞无律的信息，节奏感离开了它，人们说它“方寸乱矣”。没有身临其境者，无法理解此情此景。内在的精力既然“过剩”（并非真的多了），就要求刻不容缓地打出去，以免生命的护卫者成为生命的迫害者。抒发不掉的欲望、倾吐不出的思想，会转而消蚀产生它们的机体。而这，是比外敌更危险的内乱。

欲望，正是如此这般地抗拒着外在压力的生命卫士。宣泄──则是它应付内在压力的手段。

当内外两种压力平衡时，生命系统处于良性循环中，逐步臻至健旺之境。当不平衡发生时，会产生两种结果：

第一，内压高于外压，构成内压对外压的优势。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宣泄，生命处于焦虑状态。它有自我窒息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采取扩张的行动。

第二，当宣泄过度、生命力趋弱时，外压高于内压，形成外压对内压的优势。生命处于衰歇状态。它有天折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内缩。……生命因此成为两力相较（相克与相成）的疆场。生活，则成为一个钟摆，摇曳在扩张与退缩之间。日常的内缩是睡眠，日常的外扩则是行动与思想。

欲望的度数超过了抵御外压的程度，会转为生命的灾害。它将把生命推向一条理智控制不了的冒险之路。人类许多疯狂的生活场景，为此提供了生动的注释。时候一到，将有许多人会因“一时冲动”而后悔终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表明，过度的欲念，已冲决了生命的河床，无益地泛滥。“逞一时之快”，这是欲望的本性。而当欲望的压力（冲动）大大超过反外压的需要时，它就表现为盲目的、疯狂的发泄内压的行动。而“健康的欲望”，则忠于“应付外在压力”这一天然的职守，它并不寻求实现自己──实现自己，即为欲望而欲望！

对外在压制，可以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抗，但对内在压制，却难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消。叔本华说过，只有支配行动的意志，却无可以支配意志的意志。就是指此而言。内在力量的分裂，激发了“说服自己的心”，“克制自己的情”等人格的自相冲突。在许多情况下，这要么徒劳无益，要么导致身心俱伤。因此，内在冲突的记录虽然组构成文化史的交响诗，并给高级文化（而非生活的文化，如民俗文化）提供了丰盛的能源，但其内核却是悲剧性的，内在力量是消灭不了内在力量的。它最多只是巧借外力去临时说服、暂时压制对立中的同伴。许多宗教、哲理、艺术，恰恰是肩负这一使命的。

生命的平稳状态，是各种欲念的平衡和满足，是骚动相对宁盗的境界。单靠自我克制、自我平衡，难以臻至此境。即便历史上最杰出的和尚、修士，也还都借助外力，如寺院的屏障、修道院的氛围等等，去实现内在平街。因此，即便纯然的精神宁谧，也是内力与外力之间的一个对峙下的和平，是两种势力永恒搏斗的一个暂且休战，它并非像许多乌托邦的理论家们所宣传的那样，是什么完美的理想状态……

各种欲望，作为反抗环境压力的“生理需要”而存在、活动……不顾及这些需要，有机生命就会遭到解体。故欲望成为维持有机体正常生存必不可少的积极形式。“欲望很好”，因为它很有用，但当欲望走过头，超出生理需要的限度，它就成为一个威胁主人安全的“杀手”了。这种双重性和不稳定性，似乎成了人类欲望（特指人欲中那些与自然欲望如动植物的欲望相区别的欲望）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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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命的秘密武器

生命的内力拓开并幻化了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些眼花缭乱的表象世界。生命的内力。把自己的动人色彩镀在事物上，透入存在里，然后再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它、发现它、爱恋它。生命的力量，是对表象进行规定与不停推翻的主宰。生命力的形态，则隐在行为之海的底层，对表象的世界发布命令。就像上帝耶和华，用他的“信息”开创了世界的各个层面，输送了各项光谱，塑造了各种生灵。

生命的内驱为是与生俱来的？囿于与生俱来的本能意识，我们也许只能如是设想。这一假定的形成，是遗传获得的反压制力在起作用。即，生命在长期进化中集聚并传递着的逆境中的“美德”。仰赖这些物质化了的美德（“基因”），生命得以参与自然的有机循环，并在宇宙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一个位置。这是“上帝”为之安排的伊甸园，尽管不像《圣经·创世记》上描述得那么完美。环境若是真的完美了，反压制力反倒多余，世界反倒变得不平衡了。人，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载体的这一事实，使古代民族本能地体察到人与伊甸园之间矛盾，于是，他们创造了耶和华驱逐亚当、夏娃的神话，以原始的智慧，试图去解释上述矛盾。

生命界中反压制力的基点与仓库，是遗传基因。基因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制约、规定并繁衍出形形色色的生命属性。生命间断而有限，但基因却具有某种永续性。它比《圣经》的和巴斯卡思想中的弥赛亚更富永续性，也更普遍、更有活力。它也许成为未来的文化及宇宙的超渡者？生命世界的救助者，何必拘于人形？它将不仅是人的模仿者，而且是高于（并先于）人的。不仅在传统的宗教心理上，更在新兴的生命科学与哲学研究的永恒性上──因为基因比一切类型的传统救世主，更接近“生命的原质”。

生命从基因来；基因又从何处来？是从“进化”的机制中来的？这种达尔文式的理解太简单了。进化论已不能胜任生命的网络现象对其单线理论所提出的挑战。进化最多只能使生命稍稍完善而已，它并不是生命之源，它并未创造生命。生命之源这是现代科学还无力解开的谜。我们敢于向迄今遵循的心理习惯与科学定论挑战并置疑吗？我们如何应付诸多新发现的事实对智性提出的挑战？──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得求诸于智慧？

四维空间观念的发生与流行，再次证明了人这种富于抽象能力、语言联想的生物，推重空间观念远胜于时间观念，以致到了把时间贬作空间的一维的地步！而在前此的历史上，人们则视空间为理所当然，而对时间却大惑不解，故而多有伤感生命短促的悲歌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这一心理倾向的根源是，人作为反压制力量的产物，更倾向于对世界进行压制化和反制化，即在不自觉的狂迷中，把时间也尽情空间化了。

从压制的感觉看，空间比时间更直接、更表象化。人可以改变许多的空间结构，但对时间的流动却无能为力，因为时间是抽象的。

生命的有机世界，是一个跨越了众多层面的跳跃者和扩张者。也许，这只是某类有机生物（如我等）的一个偏见，但更可能近乎真实。在我们的视野间，那是跨越了无机、生命、社会和心灵诸界的文化怪物。如果允许我们对“怪”字做出新解，我们将说，“怪”即智慧（心）与神圣（圣）的结合。人就是这么一大怪物。他是异常中的异常，故而自目为“精华”。人类的悲哀与宇宙的存在是两个极端，人的意识大于他的存在；宇宙的存在则大于它的意识。人的意识及幻想（广义的），使之成为泛艺术的生灵。巴斯卡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说宇宙“无意识”，忘了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他又说，人只是两个无限之间的中间状态，忘了所谓“无限”正是从人延伸并投射出去的纪念。没有人，则无所谓无限。也许，巴罗克时代的智者是讲求中庸和人类中心的？不过现今的世界战国时代，已开始趋向全球化了──人们已经习惯用焦虑与痉挛，去崇尚极端与虚无了。

生命并非神话式地起源于梵天的造化。印度欧洲人关于生命之源的解释，再也不能使一个现代的头脑、未来的灵魂感到满意。生命也不是语学式地起源于《周易》所谓“乾坤屯蒙”的超级悬念，或孔子的古典不可知论。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对自己根源的探索，在当今巨型的宇宙冲突的背景下，实在显得过于静态化了。生命也不是来自十九世纪其乐陶陶的科学神话。各种过于清晰确定的图解，反倒凿开了战国时代全球化的疑窦。这个疑窦越来越深，它陷溺了我们的思想。又像一个无底之洞，向我们的胆量发出了挑战。但它又是一个摇篮，培植当代意识的活力。

生命起源于“被限制”的压力下。是压力，保持着生命的内力。浮动着视觉才华的法兰西，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浮的思想家：卢梭。他说，“人，生来是自由的……。”这十分动人，二百年来有无数的白痴为之倾倒。但细究之下，这条口号却是假的，是热烈的意志与精巧的诡辩的结合。实际上，越高级、越精密的生命形式，往往出现在越深刻、越严峻的“被限制的不自由”中。结构与功能越复杂，表明他所经历过的限制性的“条件”就越多──这几乎是自明的。为了在限制苛刻的境况中存活下去，才发展出了精密的组织。正如在受圈定的迫害中，才诞生不被人们称之为“文明”的各种精巧的反应。人生来并没有自由（如，毫无选择自己诞生的自由），而恰恰是不自由的状态创造了人，创造了各种使人被尊为“人”的属性与特征。就此，人生被迫成为一项争取自由与权力的不间断运动。

有了许多“限制”，才有许多“条件”，这样，才有了生命据以起源的种种可能。生命的可能性，并不寓于“自由”之中，而是寓于追求自由的奴役中。

“条件”对人的严格限定，在达尔文的学说中被美化成了“适应”；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授以“适应者”的桂冠。这是十九世纪炮舰政策和强权政治思想的生物学版。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被承认，【这是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和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等人的历史研究开始推进的】，生物学中单线直道进化的观念也被扬弃了。欧洲的霸权中落，使欧洲的思想主流放弃了绝对主义。但即使最狭隘的欧洲思想，也还变相承认了生命是“对压力和限制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拘一格，但各有价值各含力量。欧洲人已被迫承认的文化无优劣观念，中国人更加没有理由加以拒绝。

生命是欲望的载体，欲望是由种种悬念、快感勾连甚紧的内驱力的投射，它的原始功能是防御外界对机体的压力。欲望一旦产生出来，就梦想着突破各种对生命活动的限制。它追求自由，外在的和内在的。它醉心于自由的呼唤对生命，自由是个神秘而不可企及的字眼。克服限制，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

欲望以忠仆和卫士的身份随同生命而来，向“局限性”展开反击。它以盲目但执着的热忱，给生命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兴趣。它使生命忘却了孤独与死亡，使生命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原本的脆弱和虚幻之感，被欲望的膨胀所带来的辉煌之感，悄悄掩饰甚至一笔勾销了。

然而，无论多么强烈的欲望和多么辉煌的才能（它是为达到欲望的彼岸而施展的一种技巧），都消除不了生命的受限制状态。反而，它只能使生命更深地感受到受限制的难堪（尤其是在欲望落空、才能无用时），感到宇宙的漠然与浩瀚。生命注定在他固有的圈子和他的奴役中消磨时日。你能转换圈子、改变奴役；但却无法跳出圈子、消解奴役。即便是永恒的放逐，也算不得全然的跳出；即便是死亡的消解，也不是彻底的自由：你还得进入另一个世界。这种意义上的“命运”，是与生俱来的，却不会与生俱往。

多方的被限制，对生命是系列的压制。抵御无形的压力，成为生命的日课。没有胜利，只有更高一级的平衡。“胜利”只是“得意”（满足）的别名，它怎能不是昙花一现？众多个体同时“得意”，就是群体舆论、群体意识中的“胜利”。这里没有超然的客观标准。所以，一些人的胜利，就是另一些人的失败。对一种限制的成功突破，就意味着在其它方面限制得更深。依附与独立是个无情无义的两面之神。区别仅仅在于：力量的溅落点转移了！

自觉不自由，较之对自由的麻木不仁痛苦千万倍。生命越高级、自我意识（并不排除它采取群体意识的表象）越强，也就越是自觉到生存的不自由……生命越高级，就越敏锐，就越多地含茹着痛之因子──杰出者往往濒临比常人更多的悲苦之境。于是，不满（渴望那得不到的“自由”、“解放”……）和压制交织成更自觉因而更巨大的压力，煎熬那些只能“解释”而不能“解脱”的心灵。这是不是智性的悲哀？

这是普普通通的人子之心，这又是形形色色的动物之心，这还是随风婆娑的植物之心，是随遇而安的微生物之心……而不仅仅是什么“明澈的哲人之心”或全方位的“艺术家之心”。心，就是这样的普遍，因为它源于普遍的压力。佛教徒们在他们阴郁而明白的轮回观念中，确实道出了一点不经意的真谛。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他们！“众生平等”，那只是心的平等，是在受限制、被压制这一共同遭遇中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即反击力量上的平等。生存状态（生活）的不平等，恰恰是生命界域的丰富性赖以存在的基础。

这不是“泛神论”，不是机械论，不是神秘主义，不是沉沦式的物欲崇拜。这是宇宙的“力”；是像义务那样又像权利那样，牢牢属于我们的压制力和反击压制的力量，是我们永远在其中嬉戏、角逐、变幻、受苦的海洋！既古老又新奇的海洋──没有水，只有力的蒸腾与霰落！这力，就是生命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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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宗教与信仰

宗教感情曾是人类性格中最强大的生命表现之一。从表面看，它是违背理性的，带有超自然、超现实的幻觉性。但它的根须还是深深植入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压力内层。它依据主体拥有的可能条件，对主体面临的压力环境，做出特殊的反应。这反应也许是有效的，也许是无效的；也许是过时的。也许是恰当。但却无可置疑地创造了许多事物（不论你如何评价这些事物），推动了许多进程。在信徒的心中，它高于一切，它包容人生最大的肯定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

宗教与信仰──这是比心理水平高出一筹的“灵魂水平”上的反压力结晶。结晶的具体颗粒状态是在变易着的，结晶体的色泽也常在幻化之中，但结晶本身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一大桥梁，却始终恒在，以其可见或不可见的沟通力量鼓舞绝望的人。可以借助人为之力消灭一种结晶，但很快又有另一形式的结晶应运而生，填补它的消失所留下的一片空虚。这已为无数宗教兴替、信仰浮沉的历史一再证明。正如统治的意志可以改定币值却无法随意改变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一样，统治的意志也无法消灭各种信仰所追求所表象的那些价值核。凭借暴力可以破坏价值细胞核之外的细胞质（即信仰所采取的外观形态），但再寻找一种新质，并非难事。

当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渗入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心理的、灵魂的生活）时，它的反压制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另一些时空之中，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则扮演着全然相反的角色──如宗教裁判所的党委书记们，借用了基督的名义，肆虐历史、暴殄文化、杀戮天才。这时它，的压制性和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不要把这两种根本相异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功能混淆甚至等同起来即便它们使用同一个神名与“教名”，采用着同一种“教规”、“教仪”、奉行同一套“教义读本”──服装并不等于肉体，更不等于灵魂。

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不信奉宗教，不屑于去信仰任何神圣或世俗的理念。这种宣称者，在神权政治时代被叫做“无神论者”；在科学的时代则被叫做“虚无主义者”。二者都拒绝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任何神明或任何实体（包括社会、科学、和人等等）。然而在人的行为方式中，在他对命运的认同和对生活的捕捉中，却透露出了他在心灵深处所信奉的那个“目标”：谁都不会全无信仰。

信仰是心理力量的一个依托，是任何人都在赖以活动的指南。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非宗教的宗教”，这也就是巴斯卡所谓“人生最大的赌博”。人靠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对信仰的各种各样的奉献而生活下去。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唯理论者与原始的唯灵论者并无二致。因为以往的信仰从根本上说都是超验的。理性及其逻辑辩证的手段，根本上只是证明信仰确实合理或确实谬误的论证途径。在历史上的“信仰破灭时代”，信仰还是悄悄地零散地存在着。这时的信仰形式是，人们竞相树起各自“本能的偶像”，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用感觉的享乐，代替信念的追求。

现代的批判意识常将传统的宗教的精神与迷信的态度等同起来，造成这倾向的缘由，盖有两种因素：一是传统宗教的退化，使对它的仪式和附属信念的虔诚为“迷信”。热情衰退后，留下的只是习惯。宗教僵死之后，留下的才是迷信。精神的习惯失去了博大精深的象征意味，因而变成可笑的迷信。二是现代唯理主义的精神领主，不惜曲解宗教的全方位性质，以便为自己的唯权力论扫清心理上和逻辑上的各种障碍。从马基雅维里到尼采，西方精神的整个世俗化过程，把权力崇拜推上了人类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巅极。人们开始梦想着，去到诸神的精神尸骨上，建立人间的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是创建了一大批地上的巴比伦，这些权力中心──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到纳粹社会主义再到操纵南京大屠杀的倭王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把世界投入了大战国时代的血腥漩涡。所幸世界和文明没有因此而毁灭，相反，反为被压迫的民族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夺回了自己的独立与解放。权力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它自己毫无预见的情况下，遭到了“历史机制”（压制与反击）的报复与嘲弄。

在战国时代滚滚的烟云中，在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浪中，已经透现出这样一个启示：单调的权力至上论和枯燥的拜物教，满足不了人类精神需要的丰富性。如果承认宗教包含着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种低级的骗术；如果承认宗教的情感并非有意识的权谋的工具（如像周武王那样对待殷周之际的宗教），即能清醒地发现，它与权力至上和拜物教观念实属两个截然相别的精神层次，这就是耶酥曾以“上帝”与“凯撤”分别表象过的两个世界。作为人类精神的极度升华（有时“过分”了）的表现，宗教更深地扎根在人类情感需要（而非物质需要）的土壤里。更忘我地游漾在人类潜意识之梦的汪洋中──因此，有其难以简单替代（如以权能崇拜或拜物主义）的特殊功能。

宗教信仰像一切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事物一样，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的先后支配：抗者的命运与压制者的命运。形象地说，或是饥饿之极的青年，或是消化不良的老年。

具体看，行使着镇压功能的宗教信仰，迟早会使它控制的那些社会（如中世纪欧洲和明清时代的中国）趋于窒息状态：由精神文化力的窒息到社会生产力的窒息。只有当信仰作为解放者来到人民中间，挥发着自下而上的团结功能与自外而内的同化功能时，它才从正面推动了历史。我们赞扬作为反压制者来到世间的信仰，因为它透出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是一道强劲的曙光。它刺破积习的厚厚壁垒，将千万颗散乱但灼热的人心，重行催化成一簇瑰丽的生命之花。

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化的凝固式，即为道德与礼仪。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影响比纯粹的信念更强大。道德与礼仪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安宁与秩序。例如国家，虽说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但要使其运转，也离不开道德与礼仪的辅助。许多史实表明，国家的起源尽管牵涉在暴力开创的嫌疑中，但维持它、发展它，却是和平生长力量的一大成就。故一个国家若不能完成由暴力向和平、混乱向有序、战争向法治等系统转换，是根本无法持久的。中国古代贤明的政治家们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创业”与“守成”的不同方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结论至今启人深思。而欧洲人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对此还尚未吃透。他们的理论以普鲁士杰出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为代表，过于推崇绝对的暴力，忘了人类的暴行是会受到心理承受力、社会承受力、文化传统承受力等多方限制的，并将招致暴力的反击。

例如，监狱和官僚机器，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恐吓性的。与其说国家凭藉直接的暴力进行治理，勿宁说它更多作用于求安避祸的心理和习惯的惰性。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其居民自愿格守道德、自觉遵循礼仪。礼崩乐坏，将直接瓦解国家的存在；斯文扫地，则国之大难将至。一旦心性上的软件堤坊趋于溃决，那些硬件堤坊将是不堪一击的。法兰西巴黎巴士底狱的坍毁，即其一例。这时，监狱、衙门的硬度，脆弱得像是纸张一样。纵有千百万武装部队作为暴力压制的工具，最终也只是一大画饼而已，不能充饥。所以，渡过了危机、富于自信的国家都不致吹暴力（具体操作上是另一回事），而是奖励道德、倡导礼仪，它重视对社会软件的建设甚于对硬件的信赖。

但道德的压制功能一般大于它的反压制功能，因此，对文化本身的扩展说，它的消极意味过浓。只在特殊的压力状态下，反制的势力才以纯化道德的神圣名义聚集起来，向业已软化的压制力量展开反击。道德的理想境界，常常远离它的实存功能。人只在少数有情有信的受压迫者的无声幻想中，道德的理想才会闪闪发光。虚伪的道德是纯然消极的，它只追求“防范”的功能，它实际上只是一颗“压制之果”。它不仅麻痹人的心智，还绑缚着先知者。

礼仪则比道德更具束缚力。它的束缚力表现在，哪怕它是在为反抗与创造效劳时，也是以其规范的功能，而非以释放的功能去从事开拓的。它帮助一度分散的反压制力凝聚在一个构架中，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反过来，礼仪又为群体成员行为做出了细致的硬性规定。因为，它是为应付群体生活的压力而设计发明的。群众心理，是其基本的考虑对象。因此，对于负有过剩精力的杰出者，礼仪就不免是一种讨厌的限制。原始宗教或秘密帮会的入门者，须经种种图腾考验或宗教宣誓（如红旗与喝血之类）的礼仪。这对意向不坚者。确有强化其意志、固定其选择的效果；但对意志特坚者，则无异于画蛇添足。对于存心不良的投机份子，任何宣誓也起不了约束作用。尽管如此，礼仪仍不可废，人群怎样，它的礼仪就怎样。

压制若不肆其淫威，从反面促进生命与文化的代谢，世界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礼仪的积极性质除了在其促进、协调群体生活外，即在于此。在各种强制或半强制（通过主体的“内心认可”）的规范覆盖下，新的力，得以壮大──世界万物，无不因反差，而变得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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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反差的意味

神经衰弱症的表现是：患上这种病的人，醒来以后仍然昏昏沉沉，睡入梦中却是飘飘浮浮。整个生活失去强劲的、等差分明的节律，处于半醒午睡的浑沌态中。宛如心电图的曲线，业已消失掉高峰与低谷的区别，生命也就近乎中止。你说神经衰弱患者得不到休息，但他却终日都在“休息”，无所事事。你说神经衰弱患者不在工作，但他却终日蝇营狗苟，不得片刻的安宁。这是人的大不幸之一。

而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也有它的神经衰弱时代。每到这时，社会、文化的反差不禁减弱，各种节律的曲线平板得索然无味。文化的精神，因而陷于半醒午睡之间的病态里。

没有种种罪恶的社会是无法存在更无以发展的。因为，是人的价值判断把社会生活的某些属性评断为善，而把另些打入了恶的另册。故而，人为地消除罪恶、即有意识地从评断的标准出发去消除社会生活的一些属性并扩充另些属性，只会促使社会的失衡甚至导向结构的崩解。一个强健的社会，当然有它习用的善恶准则，藉以运转生活之轮。但它也能正视罪恶，即承认罪恶可以含有积极的因素。罪恶与圣洁是孪生姊妹──罪恶生圣洁，圣洁生罪恶。历史上的大圣人，无不生于大罪恶的时代。

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名存而实亡。高额遗产税的发明，是自由企业精神的又一次胜利，还是象征了它的彻底衰朽？也许我们今天还无法对此论定。但有一点却是明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ianov［Lenin］，1870—1924年）的预言仿佛对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而来的帝国主义时代，已在二十世纪（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之不是分裂崩溃，就是发生了质变──资本主义的制度与精神早已面目全非了。资本主义遭到社会主义化了，正如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化了，二者正在趋同，这是工具理性的胜利？还是各种利益的妥协？

只有在茫无归宿的乱世、在骚骚然的兵荒马乱中，或在壮烈而残醋的战斗中，优秀的文化（即强健而清新的灵魂和震人心弦的精神）才得以显现出来。在习惯的坚土上构筑起来的壁垒中，它的灵眼只能被彻底埋葬。需要埋藏多少世纪？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要知道。只有藉着“因祸得福”的意外，文化的甘泉才得以奔流在人世的荒漠上。诗人们常悲叹生活的变幻莫测，富贵宛如浮云；但在文化精神的观照下，人生却显得过于稳定了。虚假的和平令人厌倦，因为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僵持状态。于是，世界上就起了争端。而那真实的和平却是来自胜利者的和平，是刚刚经历过大规模战争调整了的新和平。这是在喘息中度过的片刻宁静。它的静态、它的安定，只是各种力量之间一个耦合的均衡，一个富于创生性的交换。它与虚假的和平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后者在不生育的死寂中度过残年、没入沉沦；而前者却指向一个新的生成。

平等了，就结构意义而言，就是破产了。废墟比之庄严的庙宇，瓦砾场比之繁荣的商业区，体现出更多的“平等精神”。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平等？那是在荒凉、寂灭中期待着残阳的一个平等。深邃的哲理曾告诉人们，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一悲伤构成了宗教、艺术、爱情的永恒源泉与不朽主题。然而，用它去指导社会生活，却未免过于消极，充满太多的破坏性了。生活，难道真像是宗教督教义灌输到人们头脑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乌托邦为理想社会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只是没落者的弥留之际的幻觉。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包藏着一种比之现代各种社会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马列］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再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及其各类亚种、变种，更为凶险的“平等精神”。在那充满了印度平原潮湿闷热气息的转世轮回观念中，雅利安人的野蛮性充分表现出来了。

雅利安人从来没有创造过文明，而只是掠夺、霸占、破坏、涂改各种文明！

在埃及（喜克索斯人），在印度（毁灭了帕哈喇文明的雅利安人），在巴比伦（赫梯人、波斯人），莫不如此。甚至在欧洲，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雅利安人也是入侵的野蛮民族。不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其创始者无一不是雅利安劫掠的受害者和至圣先师！

佛教也是在雅利安人劫掠帕哈喇文明的结果──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婆罗门教欺行霸市，制造等级，羞辱先师帕哈喇文明；非议的婆罗门教的佛教，因此把各种动物与人视为隔世的亲兄弟，而在旗人曹雪芹的《石头记──红楼梦》中，甚至连树木花草都与人获得了理念存在上的同等。据说，“石三伢子”其人惑于《石头记》的名字，十分重视《石头记──红楼梦》，并夸张地宣传说，《红楼梦》描写了一个阶级斗争造成的衰世的场景。其实，《石头记》首先道出的是一种没落思潮。在这种以平等式的虚无主义精心包裹起来的衰亡里，预示着社会的解体而不是社会的革命，预示着文化中的反文化暗流，于是石三伢子的革命，就充分体现了周树人病态幻想的“阿Q革命”。高利贷业者的儿子一旦开始反对文明，野蛮的黑暗时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无怪阿Q众多的现代中国，对“痞子革命”有种特殊的偏爱。

石三伢子所喜爱的轮回观念，对于生活在带丛林中的印度人，也许是个有用的大智慧；但对于生活在温带田野上的中国人而言，却有阴暗的消极意义。宋明诸子终于领悟到这种地缘上的先天歧异，他们吸干了佛教的精髓后扔掉了它的异域躯体。这个文化史上大规模的转形、嬗替，对我们的文化使命有无启迪？

平等精神与真正的平民精神又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种暴民的无序精神的情绪化表现，而后者的主流，则是不甘自卑、强调奋斗、尊重同等的机会等等。总之，那是一种反制升华。相反，平等精神则以深刻的自卑感作为自己顽强的劣根性。它以攻击他人的成就，去安慰自己的嫉妒心。以贪欲与懒惰替代了奋斗精神。析其成因，这是一种文明业已丧失了“同等机会”许久许久之后，方才兴起的社会心理上的痼疾。这痼疾反对有序的社会积累，足以把和平竞争的过程打得七零八落。现代国人简单地把平等精神称之为“东方式的嫉妒”，而把平民精神称之为“西方式的嫉妒”──从表面上看，这种称谓倒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这却是大谬不然的。用地域的东与西，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固属皮相，用文化的形态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又何尝不然。

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末期的“西方世界”也曾大大流行过上面所说的“东方式的嫉妒”──卑贱者的平等精神。早期宗教组织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乘势崛起。因为“平等精神”是“苛政猛于虎”的伴生物。相反，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文明”最富原创力的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着的恰恰是“西方式的嫉妒”──平民精神。许多平民士人乘机起来，布满了文化的星空。后来，大一统长城时代（从秦到清的基本大一统时代，少数分裂期应是例外），中国文明的内在力量衰颓，故而兴起了阿Q式的破坏力十足的平等精神。对此，若要作个简约的社会学分析，则平等精神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殊不鲜明的专制社会（如中国大一统长城社会）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了中国式平等精神主导的社会文化土壤──费拉社会。但平民精神则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比较清楚的贵族社会（如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以及随着贵族的没落而逐渐到来的初期平民时代。尽管这与他晚年对毛主义的屈服，似乎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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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诗人们常常咏叹当人走出了自己的窝巢家屋，无所依恃地直面大自然时的神秘感受。他站在山颠或海角，俯仰于天地之间，将不免倍觉自身的微渺；同时，又生起一种轻松欣快的感兴情绪，顿觉心旷神怡。这双重的心性来源于：

1，在自然的威压前，人的屈服与自卑；

2，自然的压制，反而助人从社会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所以，在社会间失意的人们，常乐于流连山水之间。自然的风光有令人陶醉忘忧的奇效，且赐给人们这样一种心境，在更为恒定的自然诸相面前，倏忽不定的社会诸相露出了转瞬跟，逝的特性。而这，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岂不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轻松欣快的情绪，是暂时脱却了社会压制后的心理反应。“自然比社会更强大”，这种想法反能劝说失意者回到生活中再：度挣扎。这种心境或类似的达观，令人更宽慰地看待尘世间的是非；同时，也由于它带有“虚无主义”（即真实得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感，到了受不了的程度）的倾向。而对现有文明“看破红尘”，甚至是从根本上的蔑视。其中既汩动着转向的创造精神，但对现有文明也意味着破坏的冲力。这冲力也许受到多重抑制而未曾显露（如胡人石勒年轻时的遭遇，他在城门口啸傲，却差一点被汉人恶霸杀掉），但社会气候一旦成熟，它却不难转向一种反抗文明的“野蛮”。

我们常看到，许多准备投身于重大斗争的历史人物，在投入决定性的行动之前，都曾脱离文明的环境而到蛮荒之野，去孤自思索着什么。隐居为什么能赐人以力量？因为，那是从自然的永恒中吸取到了原始的“气”，这气一旦鼓入社会，是不可避免要对旧文明的构架造成浩劫的。

在威严的自然和无垠的汪洋面前，人会顾影自怜；就是在人海之中，亦当升起如是的感触。人海像其它“多余的反制”一样，对“我”构成了沉重的压制。少数的人对“我”是不乏助益，而多余的则构成妨害。人人都想摆脱太多的人，但人人都摆脱不掉这群体生活的影子──除非他自己率先死去。现代文明甚至把“遁入空门”的狭窄道路都杜绝了。现代文明的这一特点，并不像卢梭主义者认定的那样，是由文明的恶质所注定的；而是由持续增高的人口压力（并不简单体现为人口的密度）造成的。事实上，表现得越邪恶的文明（它常体现为“极端的野蛮”，但这是比自然状态远为残酷的文明史现象，如大规模的屠杀并不见于“自然状态”），常常是困于更大的人海压制的文明。而诸多的反自然但又反文化的野蛮（实为一种变态的文明现象）行为、野蛮化，实际上是在以非理性的方式，在努力摆脱这全社会、文化圈已经难以脱略的超常困扰。

通常被称作“野蛮行为”的现象是反文明的；但同时它又是反自然的。因此，需要区分“野蛮”与“原始”。野蛮不是一种由文明到原始的倒退，而是由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过渡时，常常经历的一个节奏。不论你依据自身的处境与感受，认为它是沉重的压制还是轻松的解放，它实际上都是过渡、转换、再生时代的一个牺牲（奉献与收获的中介）。有谁在自然状态（如动物世界或许多发展极低的原始文化）中，见过文明大毁灭时刻特有的那种大规模的恐怖、集体参与的破坏？

更确切地说，所谓“野蛮”意味着文明的蜕化。如果不带褒贬地说，野蛮则是文明的特化；一种文明向另一种可能的文明转换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非理性”的痉挛或尝试。

在这里，我们确实触摸到了文明与野蛮交际之处的脉搏。这脉搏是清晰而有力的：经过了非理性的、再度野蛮化的冲击式洗礼后，旧的文明才可能被彻底抛弃，穿上寿衣，送进坟莹。经过了间歇、断裂、“黑暗时代”中的喘息、休耕、梦幻之后，新的文明才得以从“野蛮而肥沃的土壤”（它是在“文明的废墟”上做成的）中，长出自己的新株。文明与野蛮彼此对立，但却互为因果。

文明与野蛮这样会师于时空之间：

1，当文明鼎盛时，野蛮潜入地下冬眠。

2，当文明衰颓时，野蛮开始四出游荡。

3，当文明解体时，野蛮跃居统治地位。

4，当文明再生时，野蛮变成催化力量。

5，当文明拓展时，野蛮悄悄随之扩张。

在历史上，每个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默许着自己的掘墓人存在并活动，甚至相对容忍地宽待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作为旧秩序的掘墓活动的创造行为）。这种容忍不是恩赐，而是迫不得已。就此言，社会的腐败也构成一种“宽容”，腐败激发了廉洁的力量。若不然，新的社会动力是无从出现的。社会的生机随着代代新人而降生，这终将打开桎梏，注入股股清新强劲的风潮。没有他们，连黄金也会被侵蚀得锈迹斑驳！

正在生成上升中的社会，对此则是另一种态度，不是出自无可奈何的权变，而是来自明智的制度规定。容忍精神和多元文化内外相辅，因而为社会和文化向高级阶段进行的历史转换，铺上了一条和平（或低暴力）的道路。

使后人为之赞叹的，不是那如群星灿灿一般济济于历史天穹之上的创造者群像，而是那些终于容忍了他们并藉以实现自己和平演变的社会。社会待他们个人尽可以苛刻，以便大大激发内含的灵魂之火，使他们的人格趋于完满，使他们的冲力更为雄浑。──掘墓活埋也许算是一种“野蛮”，但埋葬尸体却是“文明”的体现。

“理学杀人”、“仁义道德吃人”──并不是变态的中国“封建文明”（小脚文明、辫子政治）所特有的怪现象，而是各种文明无不引以自豪的普遍成就（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这种文明方式的杀人与吃人（并以“道德文章”为其特征），也许在中国发育得更充分，引起了某种普遍的感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流行的景仰、畏惧之情，一变而为“五四”以后的烦闷与厌恶──尽管后来又有若干次的“回潮”）。世界各个文明体系所共有的这笔遗产，是再狡诈的史笔也推辞不掉的集体遗产。弗洛伊德这个性意识为尊的犹太动物主义者，从性变态的角度发现了欧洲社会与文明对人欲的控制──在他看来是某种不流血的宰杀或腌制。

但动物主义的悲观却也是多余的。文明能杀人、道德要吃人，但却不会杀光人类、也无法吞灭人类。相反，它们只是杀掉并吞灭人类的渣滓与败类，最终还能从整合的角度去超渡那为整体的“人类”。

繁荣的商业区，灯红酒绿的场景，对不想在其中牟利取乐的人，不啻为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原始的压制。这种或是激成诱惑，或是引发逃避。漂亮的姑娘，触发人欲幻想之翼，但对准备恪守道德规范的已婚男子来说，这是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野性的压力。推而厂之，对于那些可以放胆追逐她的男子，她又何尝不是一个强烈的、亟欲“抹去”她而后快的压制之源？这是文明的诱惑对浑沌情感的挑战。抹去，可以有许多的样式：或忘却，或旁骛，或占有。占有了，也就从心上抹去了。没有了压制，也就丧失了存在。

人的意志、信念、价值判断，既创造了被称为“善”的准则、范畴与实践，也创造了那些被称为“恶”的准则、范畴与实践。人的自我选择，虽是被迫的（它总带有根本的功利目的，并奉行节能的原则），但却是文明及其种种后果发生、发展的直接杠杆。就此言，文明的根子扎入蛮野；而野性的触须也同样深入文明的王国。它们彼此渗透。有时候，外表上文明之光四射的人，内心却很黑暗；有时候，外表粗野的人，倒有一颗温柔的心。

生活充满生动的、互相矛盾而活灵活现的魔力，但这是一种飘逸着的、抓不住的魔力。“执者失之，为者败之”是试图概括它的一句古老箴言。用现代的说法，对生活的希望愈高，则落空的概率也愈高。要求愈强烈，失望的机会也就愈多。说生活是一个谜，也就是说，是个无法仅用语言抓住的对象。所以，人们创造了整套整套的文化，力图解答这个谜。正因为抓不住它，所以无法预测它，甚至难以道出我们对它的真实感受──人们才因此变得格外热爱它。没有什么比行将失去的东西更可爱的了。人们常说，生活是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否决。在我看来。生活的这一性格是它的主人──人──的性格特征造就的。人们厌弃已然的东西，视之为压制；人们追逐未然的东西，以之为解脱。人们对现有的语言已经抓住了的东西，失去了神秘感。而以最大的虔敬，去探求语言之外的本原。人性的这一特征，促使相反的东西互相追逐，演出文化史上的大悲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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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个人与社会

如果社会不把榨取个人精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它又到哪里去取材，以堆积文明的大厦？如果社会不立意于压迫个人、强制个性，它又怎能去维持有效的普遍秩序？社会压力的症结并不仅在于什么“制度”、“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强权意志”、“贪得无厌的经济力量”、“穷凶极恶的生产矛盾”等等……这里的症结要更深刻；它是沟连着生物底层世界和生态平衡枢机的关键性表象（而不是随时随地可以验证的“实存”）。即，把原本独立自存的生物系统（个人），贬作一个更大机体（社会）的细胞。为了更大机体（社会）的存活，就要吞噬无数五脏俱全、感情丰富的独立机体（个人）──这是使千百年来的诗人所惧怕、武士所追求的死亡与兼并。

文明的系统、社会的结构，正像一架压力大机器，它是人造的，但到头来却不是人能控制自如的──它一旦确立，就有了恶魔般的非人“意志”（或叫惰性）。这意志和人的生存意志、创造意志之间，发生了绵长而剧烈的战争。战争的进程形形色色。但结果多是，人的个体意志的损耗、落空、毁灭；社会、文明意志的转形变相；以及人的总体意志（生物界城中）的胜利。而这一意志的胜利，体现在历史过程中往往通过击碎文明的系统去实现。故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衰亡、崩溃、消失的一天，尽管它的片断可以被后人捡拾起来，移作他用。

“在上帝、真理、人格……面前人人平等”，从可能的角度讲，从反抗僵化、反对固定模式、反对为既得权益而牺牲社会进步等角度讲，无疑有其可取之处。它不失为一个激活横遭压制者生命潜能的生动口号。但是，要把它真的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则是不可能的。我是说，任何一个社会迄今为止都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伟大的诺言。这一“食言”的原因初看起来很“玄妙”，说透了十分简单：各种形式的社会正义，都不是一种单一的社会势力所能保证的，更非一项抽象的原则可以担保：不论它们一时之间看起来多么纯净并富于效率。因此合理的期待是：只有在多种原则的相互对峙所造成的势力均衡中，社会正义和法治状态才可能实现。

人性中追求着支配世界和把握权力的倾向，使其一旦失去压力状态就有趋于沉沦、腐败的危险。人在物理的失重状态下，如不被保护，将迅即死亡；人性在生理方面、文化在心理方面的失重状态，亦复如此。所以，生理的压力使人性变得可爱；心理的危机则创造了令人眩目的文化。多重的社会组织产生出来错综的压力，可以归结为两大功能：

1，它提供了社会正义的保证力量；

2，又不至于因压力的单一化而使格局富于爆炸性。当然，社会组织的存在又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等级化，尽管是尚未僵硬的等级化。

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与个人独处时的个体，反应与表现何其悬殊！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可以是个良好的公民、模范的丈夫、优秀的父亲和贤妻良母，但独处时刻，人独自面对自己的良心、自己的上帝、自己的宇宙……时，扪心自问却不免发现自己终究是个罪人。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尊神秘莫测的两面之神！社会中活动的“我”与独处时的“我”，哪个更接近“真正的我”？而真正的我到底是实有还是虚无？社会的我与独处的我之间，又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渗透？凡此种种，都可以思索，但却很难论断。

可以说的似乎是：人，作为一种在社会形式的生命现象，与生俱来背负着双重性格。他的独立意识、自在生活，使他区别于蚂蚁、蜜蜂等生物；而他的文化与思维能力又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哺乳类动物。这一动态的事实，能使人为的巍峨建筑终不免沦为瓦砾场。社会都必然面对这严格的双重性：即，作为有机系统的个人（哪怕他的动物性也被文化色彩浸透了），同时又确是社会结构、文化系统中的一分子（哪怕是一个游离中的、失却归属感的分子）。这双重性等于是说，社会倘如不存在，个人也就消失于无形了。因而社会政治的艺术，成为协调个人与社会的艺术。它不以牺牲个性、牺牲人的天然价值（这是文化价值的活泉），为其生存代价。如若牺牲了大自然赋予人的天生丽质，那就从根本上牺牲了这些人寄身其中的那个社会，牺牲了它的文化潜能、堵塞了它的活泉。有效率的协调永远具有两个指向：个性向社会妥协；社会也对个性相契而莫逆。单方面的无度诛求，则对双方都是致命的，致命的暴力、或致命的腐败，就此结下不解之缘。

社会中的个体，有如社会有机体中的器官。在社会中，各个体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占据着相对稳定的位置。随着这种关系的展开，紧张状态产生了：人这种社会器官，恰恰是会思考的。不仅思考，他更乐于开展独立的行动，这也是人的群体不同于其它生物（蚂蚁、蜜蜂群体，的地方它必须驾驭一大群具有“自由意志”的细胞。个人的意识、意志、意念，对社会仅仅是个离心力？不然。从更广泛的角度整合考察，社会向心力的源泉不是别的，恰恰也是个人的主体力量：是个人赋予社会以超越个人的气质。是强大得足以超我的个体，把自己的热，投诸群体，使之作为一个有机的结构，进行连续运转。

一般地说，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反压制的社会，是相应建立在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至埃及马木图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

社会制度的伟大艺术，在于如何善用个性的力，以合成社会的力；在于将个性的原始冲动转换成文明的光束。为此，各种社会制度都设置了各种（显形或隐形的）等级存在，以节制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冲突，并控制个性向社会的挑战。各种层次的、各种装饰的、各种颜色的等级秩序，成为社会结构的“本质”，即“支撑”的力量。有理由认为，创造了社会结构的内在空间的，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反时间式努力。不是僵化的等级差别（社会反差力量的制度化形式），是社会效率和文化活性的坚定保证。

群体，曾是人的反压制的重要方式。正如群体所产生的文化，也是反压制的分泌物。《圣经》中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许下金口玉言，让他的子孙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古代的原始群落是生殖机能十分健旺的群体，他们以极高的繁殖率，去代偿极高的死亡率：那是由艰辛的生活和缺医少药带来的必须。人口众多在远古之梦和现代的不景气中，为什么会成为一种财富，甚至升格为一个理想：而不是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累赘、一种无可回避的恶梦？很简单，繁衍众多的人口，曾是人类群体反抗压制、自我延续的重要途径。环绕这一传统有效的方式而建立的种种理想，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追逐着人体的热气，渴望从中收集抵抗环境压力的能量。尽管在一个现代的心灵看来，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如此微不足道，而它的成本却未免太高现代人对外在压力已经获得了被称为“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反应方式，而这是比人口的增殖选为节能的反击方式。

人口的密度具有典型的含义：一方面，密度大，则抵抗力相对而强。这条规律在越古老的时代越有效。在现代，并不是这条规律的内在含义失效，只是外在效果变了：机器的力量取代了原始的人力。故多余的人力、失业的人口，反而成为负担，造成社会的拥挤与不安。另方面，密度大，则比重大而内压增强。所以我们只须稍稍翻阅一下历史与地理的经纬相织出来的人类群体之图，就看到一个大体相应的现象：密度越大的社会：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互相牵制与挤压的程度就越强。在古代，人口稀松的游牧民族比人口密集的农耕民族，从来就享有更广泛的内部自由。尽管那不是现代社会在法治状态下的公民自由，但毕竟不失为一种原始的、直接的自由。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人迹罕见之地，当然也就很少社会界域中的诸多压制。这时，人们更多面临的乃是来源于自然界的压制。如，无机世界的风雷雨雪、山水距离，以及有机世界的毒虫猛兽。为了抵抗这种不利，人需要结成团体、加速繁衍──社会压制是作为自然压制的反抗者，而诞生的。

人是一种有智慧、能进行设计并通过实施设计去改变环境与自己的生灵。因此。当人口的密集达到了彼此妨害的程度时，他便规划出种种行为规范，以把密集造成的损害，降低到一个比较能够忍受的水平──于是，克己的道德便产生了。当道德已经约束不住人们（以抵消人口密集带来的副作用）时，法律就产生了。在仅仅依靠法律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方，繁复的国家机器便被逐个发明出来，以限制罪恶的蔓延并镇压个人的自由。《庄子·马蹄》篇以激烈的反感，质问群体的文化说：“纯朴不散，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原始的和谐）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人的天性）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哲学的揭示使人明白了，文化的创造是基于（对那先于文化状态的原始浑沌的）大肆的破坏之上的。是一种强大的追求文明的压力，毁灭了白玉、道德、性情、以及天然的声色，使之化为人类文化中的圭璋、仁义、礼乐以及文采与六律。遁世的庄子看破了一点天机，但命运为此而惩罚了他：不让他把天机全部透露出来。

事实上，庄子的反文化论点是头足倒置的宣传──返真归朴在整体上是合乎不可逆转的宇宙宿命（沉沦）的，但正构如此，在可以视见的文化界城中，它却是一股逆流！这逆流的动用仅仅在于，有助于周期性地澄清文化的气氛，使人不至于沉迷于文化之象，自溺而不能自拔。

文化之过失，非文化之罪愆。并不是文化破坏了原始的和谐；文化，只是原始和谐被击破之后，产生的一个替代品而已，它多少带有无可奈何的味道。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看，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创造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体制如果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只能逐渐衰微。如果社会的效率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恒定值是递减而不是递增的。

对黄金时代的各种期待，牵引着人类的梦魂。每代骄子，都对黄金时代倾泻着自己的倾慕与热忱。社会的黄金时代是这样的；它建立在激励、保护主动精神的基础上，用革新生活去使社会避免这一危险：因囿于有形而丧失活力。次一等的社会，已经不再注意无形的个性，而只注目于有形的效率；它习惯于通过压制主动精神，维持着社会的固有效率。斯巴达的军事纪律和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但这未能阻止斯巴达社会的没落。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创造性的价值。它仔细保护他们、精心培植他们，倾其养料、促其生长以此间接的方式，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生长。生长势头较差的社会也还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无力付诸实践。因此，它更经常地对此保持无奈的缄默。糟糕的一种情况，则是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但无法接受创造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然而，社会的转机因此会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社会压制的结晶（五四时代和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攻击并反对的封建礼教和官方说教即其一种典型），原是文明的象征；这时，却成了文明的死敌。

上述情况，就其文化活力而言，分属三个年龄阶段。即，各个文明史──经历过的初起、中盛、末衰之运。从这特殊角度去测最一个社会的文化力量──即考察此一社会与生活在此一社会的创造性间的关系已经发现，创造性透过社会以对文化施加影响，利用“社会效益”促进文化变迁。从各个文明史的发展轨迹看，杰出个性才是文化的“体”，而各种社会效率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是文化的“用”。唯有体用结合，方能汇成气象万千的生活之流，结成生机勃勃的社会之构，呈现浓淡相宜的文化图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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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灵魂之火

生命，被种种软弱状态困扰着，而这以较能感受、体察到这一处境的心灵为尤甚。大汉奸周作人的兄弟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也许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活在世上，大约总是免不了要杀头的。”这种对灾难的超然态度，使他竭力画圆画押的圆圈。以往人们多用苛刻的眼光，术盯住这句死囚口里吐出的真言，并讥笑他无意识的黑色幽默式的反应。但我们却发现，这是他心灵的唯一一次真跳动。是唯一一次稍稍脱俗的行为。是的，人生在世，总难逃离形形色色非己所愿的事件。欲望之高，与实现度之低的冲突，想象之美与现实平淡之间的反差激起种种苦恼。人自身，怎去克服源于自身的种种困顿？──他最幸运的时刻，也只是击败了源于外力的挑战。于是艺术产生了，崇拜产生了，信仰产生了，灵魂之火喷发了。阿Q的悲剧，不在于没有灵魂，不在于没有灵魂之火，而在于他的“愚昧”──他最后还想完善自己，努力画着圆圈，作慷慨就义状。

人类坚信自己有“灵魂”。自我意识的扩延，不仅遍布生前，还要延及死后。但对灵魂问题，现有的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因此，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也消灭不了以科学工具去算命、招魂的习俗！尽管对于“灵魂”的具体定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它是某种可以相对脱离肉体状况而存在的意识。也许灵魂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神秘，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还要神秘。所以，宁可把“灵魂”当作一个形容的词汇使用，不把它作为一个代表实体的名词来使用；在此也仅仅在此层意义上，灵魂才存在。

有一点应该无须置疑：人大体具有动物所具有的各种察赋，但还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某些素质。正如天才具有常人所拥有的；各种优点和缺点，但还具有常人所无的某些素质。“优点”和“缺点”，“这样”或“那样”──在天才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天才身上的反差，尤其是心理上的反差和气质上的反差，要比常人大得多。反差越大，来自反差的动力化的能量也就越大。反差越大，触碰冲撞之后所释放的能量也就越大。

诸如此类的层进，极易使人确信：人具有动物所无或所缺的灵魂！而天才则比常人更可能不朽。虚无飘渺，不易捕捉的“灵魂”，就这样作为现象世界的补充物而被人的意识活动推出和设想着。

其他世界的压力，必须通过心灵或是灵魂的转换，才能化为心理上的压制感？心理上的压制感，必须通过并不常见的转化，才能在少数心灵中激起那种被称作“灵魂之火”的动力。对于这两种转换过程，尤其是对于后者，现代心理学作了许多研究，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确切的结论。因此，有关这两种转化过程的诸多讨论，大体还停留在猜测的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立论与反驳总在交叉不断地进行之中，要想清楚地讨论它们是困难的。但从这两种转化过程的结果来看，情况还是清晰的，几乎人类的各种高级精神活动、各个浪潮的文化创造活动，没有一样离得开心理上的压制感和灵魂之火的动力作用──而闭目不论灵魂之有无！

如果承认“灵魂”的定义是某种可以相对脱离肉体状态而存在的意识活动，则通常可见的病弱得奄奄一息的肉体，而能发生强大意志力量的现象，确使人极易产生关于“灵魂”可能存在的想法：肉体与意识的关系并不是绝对臣服的关系！从肉体状况并不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意识状况。所以，即便最低限度地讲，也还是可以认为有灵魂的存在。这灵魂从肉体产生，但却能相对独立地活动──他，不必事事征得肉体的同意，他有独立的意志与独立的活动领域。

柏拉图（他常常盗用恩师苏格拉底的名义说话）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生前，身体是灵魂的牢狱；而灵魂只有脱离身体的羁绊，方有完全的自由；死亡便是这两个互相依存的实体相互告别的仪式；因此，对哲学家来说，死亡并不可怕──柏拉图的这种观念是被动物主义所支配的现代心灵很难认同的。再者，柏拉图更认为灵魂有两个部分：一是理性的或不灭的部分，是灵魂的本体；一是非理性的或将灭的部分，是和身体发生联系后“沾染”的。如意志、情感等等。这种二分法显然从属于灵魂独立的原始观念，更难被现代心灵所接受。因为现代的各行知识告诉我们的，是恰恰相反的东西。即，理性是对非理性进行约束的结果。而决非心灵的本体。况且，意志和情感既然比灵魂低级，又如何能认识灵魂呢？

与柏拉图相比，还是所谓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关于灵魂的观念，更近于现代人对“灵魂”一词的抽象理解，虽然二者的文化内涵气质迥然有异。普罗提诺这样阐述心与物、万有与本体的关系：

当灵魂突然之间被照亮了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了这种所见。这种光亮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来的，这种光亮就是至高无上者。当他像另一个神那样，受到某一个人的呼吁而带着光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在面前；光亮就是他来临的证据。这样，没有被照亮的灵魂，就始终没有那种所见；但是一旦被照亮之后，灵魂便具有了它所追求的东西。而这就是摆在灵魂之前的真正的目的：把握住哪种光明，以至高无上者（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原则的光明）来窥见那个其自身同时也就是获得这种所见的方法的至高无上者；因为照亮了灵魂的正是灵魂所要窥见的，正犹如唯有凭借着太阳自身的光明，我们才能看到太阳一样。然而这要怎样才能实现呢？要摒弃万事万物。（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卷第三篇第十七章）

在普罗提诺那里，灵魂之火是外来的，而非自发的。而且，外来的方式是直接的灌注（“被照亮”），而非间接的激发（反击压制）。这表明，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比现代人更为悲观，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人的命运的信任，而把目光移到了永恒的天庭之上。

在我们看来，“灵魂之火”是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动力，它起于压制的底层，但却不同于反抗原先的压制源。它被某种压制触发；但一经出现，却不因为原先压制源的消失或压力的他移，而自行减弱甚至消失。它这时所照见的，并不限于先前它意欲反抗的那一物；它这时所要焚烧的，也不仅限于先前逼迫它兴起的那种势力。它充满了要给整个世界带来光明的热望。它变得想要为整个人生驱除严寒。从百接的实用立场看，灵魂之火也许是一种“病态的反应”，它业已超越了“合理的范围”。它的目标不再受到世俗性和物欲性束缚，仿佛宇宙之象。它因此被常人目为变态。

灵魂之火可以由各式各样心理的折磨而触发。它既可以冲天而起、蔚为壮观；也可以悄然蛰伏，不动声色。其情形有如火热的熔岩在顽冥的岩层下──或喷薄而出、杀气腾腾；或汩汩潜流，寻找突破口。它有时击碎了岩层，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归宿。有时则孤芳自赏，孕育着重大的思想。灵魂之火没有预定的去处，不怀功利主义的企图，它只知道它必须爆发或向外（行动），或向内（思想），否则它自己就承受不了这巨大的膨胀力，那无法由自身力量予以控制或消解的膨胀力。

他注视那茫茫世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他只知道他必须向前、向前──至于究竟哪里是“前”，他却无从知道。至于如何向前，他自己更无权决定。──这是一个权力狂热开始冷却的时代。他清醒地看到，牺牲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他从未渴望得到报偿。最好的报偿，就是千年一度的喷发。除去万世罕见的“自由”瞬间，他根本不再奢望其他。

世人之见，对于从功利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单纯意志，一概称之为“盲目的”、“非理性的”。这仅仅是因为，用合理主义的逻辑，已然难以解释它！这已是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更改的思想习惯了……他并不奢求改变世人的习惯，他被目为“非理性”冲动的象征，这将是一种非正确的表述；因为将来会有许多理性起来解释他，将来会有一大群理性主义者起来，为他热诚辩护，因为那时求职的方式，已经转变。──那时，人间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灵魂之火，以那些陷于不幸而臻至伟大之境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燃料。伟大的灵魂在自己的牺牲中，射入一道闪闪发光的力量──成为历史的超渡者和灵魂的打捞者，这样的牺牲、射入、发光、超渡、打捞，是孤独的。

灵魂之火，燃尽了灵魂本身。它一经发出，就不再属于这个界魂。他扬起无数张翅翼，向整个被压迫的世界纵情跃下……他给其余的灵魂，送去星星点点的激活；他激起他们死区已久的热情，他擦亮他们久已暗淡的智慧和皑甲，他鼓荡无数的灵魂，发泄最大的精神动力，向心域的规范展开攻击，他是一个绝对自我中心的利他主义者。

灵魂的力量，冲破了心理规范的禁锢──这就是灵魂之火兴起的预兆。

当心理上的规范禁锢突然发生地震式的根本动摇，反制之心也就突然照见了禁锢以外的广袤天地。那时，“豁然开朗”的感受，对规范的残余约束力而言，是最后的扫荡。当人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智慧果，从而看见了以往熟视无睹的新视象，新一轮的文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类似于“河伯望洋兴叹”时的狂喜，席卷心界。这种心境，是各个灵魂曾以层进式的方式不断地体验着的：一个接一个的豁然开朗，一个接一个的河伯兴叹……王国维曾借用辛弃疾的几句词，点破过“一个接着一个”之间的过渡情态：“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豁然开朗的情境，是富于目的感的心理动力，经过久久的幽闲，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甚至意想不到的目标时，所特有的喜悦与安详的交织。它因为成功而带有清醒的、有节制的情调，含有激动与宁静的混成。

它的表现及预后，与灵魂之火的熔岩状态大不相同，它更有建设性和目的感；它不意味剧烈的突发，只是自然节奏的渐进。凡是分别体验过这两种情境的心灵，都能接受这种比较。从心灵的角度看，正积极吸收外部刺激的心灵，更易体验到“豁然开朗”的心境：正在抵御外部压力的心灵，更易体验到灵魂之火的存在。后者的原创性、主宰性，要大于前者。──但它们都是同一心灵可能先后经验着的。

年轻的、健康的、幸运的人，容易陷入乐观主义情绪。他们完全有理由谴责宿命论是消极有害的，不利于人的奋斗。这种非议者，可能没有看到生活的另一面相。在那里，奋斗是没有用的。陷入泥沼的人却能理解生活的这一脾性，在那里，你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这时，唯一的救助只能是心理上的。在那里，宿命论不仅因此变成了神圣的，而且因此是有用的它使你下沉得慢一些，或许拖延到可以迎来一个转机。所以我们看到，在各个急趋没落中的文明社会里，宿命论成为一种继怀疑主义而勃兴的文化心理现象。宿命的思潮，使无法摆脱困境的人们，更易于忍受那失去希望的生活，那不以你的意志与努力而移易，反要一再任意摆布你的“生活”。宿命论的兴起，并不是消极的思想禁锢；而是积极的思想运动所触发的。

在文化趋于没落的各个时代中，宿命论的统治，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灵魂之火不愿意自我否定，只要它敢于走向自我肯定（哪怕有时披上了宿命论的语言外衣），就势必点燃起高贵的精神。生命的全部希望和文化的各类精华都被集聚在这一点，形成一个不期而成的热点。这一超白热化的灵魂运动使各种生命力找到了自己共同的出路。在宿命名义下的窄窄夹缝里透露出新的宇宙之光，照见了受到侵逼而灿烂自如的异象，即此世所无的“大象”：

至高无上者在其进程中，是绝不能乘任何没有灵魂的车而前进的。但他也绝不直接乘驶灵魂：他是以某种不可名状的美为其先导的。在伟大的王的行程前面，最先走出来的是较小的行列，随后出来的就一行比一行伟大，一行比一行高贵──越接近于王，也就越富于王者气象；再后便是他自己的尊荣的近侍。最后，在这一切荣耀之中，便蓦然出现了至高无上的君主本人，于是，一切的人──除了那些只看到在他来临以前的景象，便心满意足地走开了的人们而外──便都匍匐下来，向他欢呼。

（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卷第五篇第三章）

普罗提诺在此所言，与《老子》三十五章的开头数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他们都强烈暗示了灵魂的“执大象”者或投影于“大象”者，也就是“看到了大象的心灵”，所具有的浩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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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梦幻的力量

强有力的人生这是最高的目标。寻常的目的、世俗的成功，反倒只是为了促进人生的强有力状态而使用的必要“诱饵”和刺激方法。

强有力的人生！不论它出以什么形式。即便从一时一地看来，是“罕见的形式”、“反常的形式”、“可怕的形式”──这三种说法在日常语言里的含义，实际上非常接近──但只要能使人变得更强健就行。不必顾虑“他人目光”投下的各个标尺。基督徒但丁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这句话甚至折服了反上帝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x，1818—1883年）！而更加适合21世纪的语录则是：“让别人的非议，变为你前进的动力！”

强有力的人生常常体现为丁种人生的独特性。宋代诗人黄庭坚对此曾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士可百般，唯不可俗。”干什么都可以！但必须要与众不同！──这算是领悟了人生的旨要。物以稀为贵，人与文化亦然。稀有的人格、稀有的文化对文化史尤为贵重。“俗”，就是屈从于他人的目光，屈从于实体世界的压力。“俗”，就是“沉沦”，其含义十分接近佛教徒所谓“永世不得翻身”。即在众生轮回的“西西福斯运动”中永远沉沦。西西福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暴君，死后被罚入地狱，他每天的工作是把巨石推到山上，巨石随后自动滚下；他再重新推到山上，如此循环，毫无结果，永不止息……

有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唱道：“到哪里去寻找往日梦境？”人们很喜欢听，人们很喜欢想，但决不喜欢真的去找寻！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为那些希求弥合矛盾、消除冲突、解脱智性困境的大师们，所预备的一瓢浇头凉水。人们并不要梦境，除非他抓不住生活；人们并不要往日，除非今日遗弃了他。“往日的梦境”也许还可以求得近似的“复得”，问题是那复得又有何意味。当它无一例外地变了味的时候？那时，你得到的盐巴诚如《福音书》所说，是失了咸味的盐巴，不仅毫无用处，且破坏了你对盐巴的动情向往。况且，要是人们真的寻回了失去的往昔，那不等于陷入了西西福斯式的永无休止的苦役了？

梦幻的力量，是与实体的世界相对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很难重复的东西。梦幻的力量，与实体世界既分离又沟连。就其与实体世界相异的特征而论，可以说，“梦”是生命世界的高级象征。因为它是心灵世界可以相对独立的一项证明──独立并不意味着与它者失去联系。相反，独立是平行关系的前提。如国家的独立是国际间平行交往的前提；个人的独立是民主政治的前提。

正是在梦中，许多新的意象，可以通过无拘束的组合形式，突然诞生。许多实体世界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正是在人类的梦幻中，开始萌动，并走向完善。工程师在梦中构思了建筑的蓝图，征服者在梦中酝酿了他的革命运动。这仅仅因为，梦是相对自由的，它可以脱离实体世界的种种限制（“规律”）而自行运作。

生命的各种机制可在梦中剥离开去，然后自由结合；心理动向（“欲望”）的诸种要素可在梦中充分展开，然后随机化生。甚至身体的各器官也可在梦中重新嫁接组合；整个外在世界的形状、声音、颜色、温度、硬度、气味等等，会在梦中发生戏剧性的怪异之变。

现代生理心理学所作的“幽闲试验”（即把人幽闲在一个无光、无声、无动静的黑箱子里，使人丧失各种感觉的刺激；以观其生理心理的变化）表明，由于内在活力的驱动，人在这黑箱里会自动创造并体验到一系列幻觉的世界。从而看到、听到、闻到种种不属于实体世界的幻象。此幻觉世界，是人在非梦的清醒时刻体验到的，但其形态却与梦幻的世界十分接近。

梦与幻觉，无疑都借用了实体世界中的感知材料：就好像人类的建筑借用了自然界的物质材料。但人的建筑并不因为取材于自然而从此臣属于自然材料。梦幻与实体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它借用了后者的材料；但促使梦幻出现的动力，却不是被梦幻所借用的那些材料。因此，你即便切断了梦幻者与实体世界的各种联系，他依然在用梦幻创造着幻觉的世界。幽闲试验正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重复的试验。它还表明，人被隔离得越久，他的幻觉也就越丰富，变化的频率也就越快。这意味着确有一种心灵的力量在起作用；它用梦幻的活动，去补偿被抑制了的感觉场中的活动（人在实体世界中的活动）。

人本来是为在实体世界中找到一席之地而诞生的，为此，大自然赋予他许多精力，以资应付。被抑制，就意味着精力不白然地过剩了；于是它就情不自禁地要寻找一个出孔。其形式或为梦与幻觉（这是最极端的）；或为其它种类的与实体世界纠葛甚少的心灵活动，如想象、单恋、自我牺牲，等等。

心灵的这种特性使我们相信，诸如神话宗教艺术中的各种“异象”，正是人的精力在实体世界中受到抑制之后，为自己创造的一些“孔道”，它们之所以长保其青春般的活力，是因为代表了生命希望：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努力！它卓越奇谲。正因为生命在最基本的方面（如要求活动以宣泄精力）受到了无情的抑制，他才调动了更大的动力去追寻自由。这种追求在实体世界中常常落空（除非它有幸完成了先行一步的转化），但却创造了另一种世界：梦幻、想象、单恋、艺术、宗教、自我牺牲等。

古人相信梦的占卜，今人相信梦的分析。前者试图预知未来，后者试图解开心的奥秘。两者本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下一点上却不期而遇了：它们都承认梦具有一种非凡的力量。这力量或可以捕捉神秘的预兆；或可以显示人的全部灵魂。

梦是人在无意识条件下创造的一种艺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并都大力创造着这一艺术。它常常冲破习俗的禁忌与道德的规范，表达了人内心深处最隐蔽的愿望。通过梦对于欲望力量的宣泄，人可以变得轻松一些，不再那么深地陷于难以自拔的紧张与专注。这，实际上也就是各种艺术的根本功能。相反，如果在清醒的状况中，心灵的力量就会受到意志的控制，很难获得这么淋漓尽致的自由活动机会。

“好梦令人心碎，恶梦令人陶醉”──这是就梦幻的另一效果而言。太圆满的好梦，只会给清醒过来（即脱离梦幻世界，进入实体世界）的人，带来过多的惆怅──失去好梦以及不可能实现这一好梦的惆怅！相反，恶梦却会给苏醒过来的人，以庆幸自己逃脱恶境的欣喜感。《庄子》对这一“心理转换机制”有过形象的表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梦幻世界与实体世界的隔绝；另方面展示了建立在这隔绝之上的互存甚至互补。人的心理过程充满转折，有时就是这么奇特。

“拼凑”、“嫁接”、“混成”──这些都是对梦幻现象的特征描写。而梦幻的力量却来自心灵的不停顿的感受和运动。如果没有外在的刺激，它就创造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感受世界──为存在而感受，为活动而感受，为感受而感受，“无目的”的感受……所以，梦的“过程和内容”很可能迅速遗忘了，但梦的作用却已充分实现：梦幻的力量已经改变了心灵的样态。

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己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实体的世界通过各种心理的渠道，渗透同化的压力，迫人就范。例如，人在面对广漠无垠的时空时，就会产生深刻的孤独感。有时有人会帮助他，有时则没有。有时别人可以帮助他，有时则爱莫能助。也许只有极少极少的人从未体尝过全然无人援助的滋味。而当他真正孤独、无人救助时，梦幻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及时雨”的超渡功能。梦幻助人渡过无法在实体世界中即刻渡过的难关。而当梦幻消逝时，实体中的困难也许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复存在了；也许因心灵的迟钝而变得不那么沉重了。──梦幻就如是完成了救助；虽然它并不能直接改变实体本身，却可以改善人对实体的感受。

“梦话和呓语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愿望的流露即所谓“梦是心头想”。同时，通过语言的流动，内在的反压制的焦虑，得以缓解。一个真正的孤独者，只有通过梦呓去和虚无进行对话，与心灵中的另一个“我”进行交谈。这个对话者，在实体世界中无从寻觅……这种对话尽管无法使在者获得解脱，但可以赐给他刹那间的解放与片刻的宁静。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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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情结的形成

星术家、相面者们说，从一个人的脸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命运，可以看到他以往的经历。任何一点生活的快乐和苦痛，都融刻在你的面颊上！每个人的遭遇和情绪，都是个代化的、不雷同的，它凝缩在内心世界，打成一个个感情的结。现代心理学，哪怕是习惯以普遍规律去以偏概全的精神分析学派，也越来越倾向于重视对人的情感变化作具体的研究。这是因为，他们终于开始察觉到了在心的世界中，个体化的原则是至要的。用齐一的理，去规划各异的心，难免陷入玄学的陷阱中。如果，科学只是研究“一般的”；那么谁来研究“特殊的”？对特殊之缘（包括心象、情象、“情结”之象）的研究，须以相近的体验为基础，尽管这并不切合于科学的方法……

嗜好可卡因的犹太人弗洛伊德在《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的问题》一文中宣称：“我想人生的目的主要还是由享乐原则所决定。”但是由于“神在创造天地并没有设计‘幸福’这个字，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不过意指着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比以前较好的状态而已。因此，所谓‘现实幸福’，实是属于一种乌托邦心态。”这位动物主义者（以动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思想”，在这里显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即享乐原则与幸福乌托邦之间巨大的裂壑与空档。怎么填补这个深渊呢？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药方：“恋爱──我想这是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好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严格地讲，去爱人的行为本身亦是一种防卫机制，因这可以避免被爱的失败。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这是种人生观？但许多人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充分指出过，这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并无成效。如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以剖析北京的官妓历史为引子，指出统治者设官妓以引诱天下英雄去追求弗洛伊德式的、动物主义者的幸福，结果却不能吸收并泯灭人的全部精力：“人生有此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这些代代出现的“一二豪杰”，显然是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动物行为学（犹太人称为“精神分析学”）的视野。其实，按照这位开脱一切恶行因而鼓励一切恶行的犹太人的说法，他自己的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思想，而不过是某种动物行为的引子罢了。

我们所注意的“感情纠葛”，不同于弗洛伊德基于心理的分析而使用的“情结”观念。我们的“感情纠葛”（以下简称“情结”），是指具体个人“心态”而言──每人各有特殊的纠葛。而如“俄狄浦斯情结”、“拿破仑情结”等等范畴，却企图达到更大的概括性，它自认为是普遍的、超个体的。犹太人计划的集中论、决定论倾向，抹煞了人的个体独特性；而我们则更倾向于肯定个体的独特性。个体心理的体验完全可以告诉人们，人的具体行为是很难以类别来分析清楚的，你只能在宏观上、哲学上去“悟”它。同样，要想把具体个人的感情之结解析清楚，又不流于生搬硬套，不是犹太人的计划可以办到的。

“情结”产生于对“综合的心理压制”的综合反应。它是在心理防卫体制的不断作用下不断生成着的。情纠，是无从纳入一些既有模式予以解剖，因为其样态决非固定不变，而随压制形态不断蜕变，这种变化即便是科学的分析也难以把握。情绪的变化，再加上情结的个体化，使实验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对之只能猜谜，却无法确切解谜，因为那是在不断改变自己谜底的系列之谜。

伟大的人格，则必有其特殊的情结作为心理的支撑物。是情纠的波涛与浮力，为人格的出现，开辟了心理的空间。就像是神话中上帝的意志，为万物的生成，开辟了宇宙空间。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向上的力量。伟大的人格，既是理智的产物，也是情感世界的一个个结晶体。这是由一系列难以分解的因而不可思议的感情纠葛，形成并变幻着的──他波澜壮阔、浮沉万端，满挟着历史的消息虚盈，悄悄来到人民之中──“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以力量重新塑造社会的良知！他不是用物质手段改造人，而是先用登山宝训去转折人们对生活、对世界、对他人的基本态度；而后，新的物质手段自然会从中涌出。新的态度，自会产生新的需要；新的人心，自会产生新的世界。他不用理智去造化人心，而以泣鬼惊神的超级情感──设立新的理性规范。新的理性不是靠说服别人实现的；而是来自更大的综合压力，和对此压力的群体反应。这个命运负载着伟大人格、伟大情绪的使命。

探索普遍规律的心理学，如何探测这洪波涌起的独特汪洋？伟大的人格，对心理学来说是怪诞的、不规则的；而心理学对他则是陌生的、遥远的。心理学家试图剖析伟大人格的结果，无一不是新观念的发明和新规律的发现。因为每一伟大人格都是新颖的──足供学者们从中总结出若干条新的“客观规律”。

心灵越发展，越难寻得同道。“曲高则和寡”──古老的经验早已点破。飞得越高，就越孤独。同样，越孤独，则飞得越高！他力图用质的提高，以弥补量的丧失。那么。当你面对一个经过特优发展的心灵时，一般的心理学方法是否依然适用？进一步说，用分解自然现象的普遍科学方法，去分解颇为特殊的人文现象，是否灵验？

越伟大就越孤独：因为可以与之匹敌的事物越发少了。越伟大的人格，就有越奇妙的感情纠葛，光怪陆离、五彩斑斓……这不是点缀品，而是动力之源；没有他的情纠，就无法照见他的世界，光怪陆离和五色斑斓的奇观。

他的心不是生来面对芸芸众生的。他不思俯视而更愿仰视。他仰观自己的天地之精，在他的往来观照中，有欢乐之源汩汩而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羡慕的酬劳呢？他宁愿流浪也不愿长驻，因为他所看见的世界秘密就是“流浪”，而不是恒定的滞留。在云游世界的秘境中，他谛听自然的节律。但越是这样，他就越是得不到理解，而只能受到“故乡日以远”的误会。

伟大的人格、超凡的天才之所以“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是因为他的“感情纠葛”具有新颖奇异的结构，已经与寻常样态的人类情绪格格不入，致使无法沟通。生活层面上的沟通，乃至心理层面上的沟通还是可能的，不过灵魂的对话却是太困难了！以至让人们怀疑“到底有没有灵魂”。

没有此种特异情结者，又从哪里去就其本来状态地理解他呢？有的人说，天才往往在俗务上显得幼稚，甚至不近人情。这是因为天才与寻常人之间有道鸿沟──难以捉摸的天才情结，使他面临一个世俗化的“障碍”。从此，孤独成了天才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子。他们生前被遗弃、遭扼杀，死后被捡回来，分解后，腌制起来。“这只风鸡味道美极了！”后人就这样品尝着他的遗骸。

世界那么广大，而他却蜷缩在可怜的一角里，他能心甘情愿、泰然处之？宇宙之流滔滔，可他的生活却像死水（闻一多的《死水》歌颂过这一悲哀）一样，他能心安理得，听天由命？于是他要冲决这樊笼──投身“他应该前往的地方”去。他不喜欢这熟悉了的一切，而更憧憬那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类，在那里他或许可以扇动一下想象的翅翼……

世界虽然广大，但却是圆滑的。没有一个角落作为支撑，不去品尝某片死水，你就无法接近这圆滑的世界。于是你被迫牺牲自己的年华，等你巩固了你在某个角落里的地位，等你已经学会被这个狭小的世界接受的时候，你却成了这世界之角的一个部分，而不再是它的观察者、感受者和判断者了。就这样，改革者与再生者的候选身份，早已离开行尸走肉的躯体。

这就是“扩张者”和“理想家”的巨大悲哀？他必须做出让步，达成某种可以忍受的妥协，或者，是在一意孤行中化为一股无名的历史力量，一阵轻烟似的无名英雄。

无怪乎，怎样评价一个“超常”的历史人物（即“非常之人”），就是古往今来学者们聚讼纷纭的问题。而人们却更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人们不懂，失败者对历史的贡献经常远远多于所谓的胜利者。人们太容易被视觉的感受束缚住，我们因此要问一句：有没有一个人能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许多失败中，体现着极深的个体力量和勇于尝试的锋芒；而往往，在世俗的成功中，却陈列着连串的陷阱与墓穴。

在那些创造历史的天才身上，时间像梦一样地流逝掉……心中荡漾开淡淡的雾……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哀伤？他是为自己的内心力量而满怀悲怆？一个谜团开始扣击他的心扉──世上还有哪一出悲剧，会比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为凄婉的呢？

他，也许不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不断酝酿着、不断生产着反制力量的人。他并不要求大规模战争的用武之地，但却梦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试行着对抗压制。一个声音告诉他，心的力量若不能坚定地指向某个外在的目标，就会运转过来反对自己、障碍主体的有机生成。唐·吉诃德向风车开战而被人耻笑，但谁曾想过，这并非出自愚蠢，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敌对目标，以便保持自己的存在。他并不期待从这对抗中得到可见的利益，他是希望以此摆脱一种致命的窒息感，那种不能用其他方法加以驱逐的悲哀和绝望。

他并非无病呻吟。他的呻吟来自那隐蔽的灵魂疼痛。他秘密的苦难，源于他那边强的意志力量。这层压制要比外在的压制更善于咬啮人心……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

在他的暗礁从中，闪耀着一朵冷艳的热情……他渴望走到很远很远的异地永不回头。

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早已厌烦透了。他已然沦为这一大片木头手下的木头。他坐在一间豪华的房子里，但是却成了这间房子的摆设，人们把这间房子叫作“主人”，而把他当作一幅风景画中的淡淡一笔油彩，尽管人们酒后茶余时而说起这一笔油彩十分传神……但毕竟是一笔无足轻重的摆设。

他要启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去。他只知道，他必须去，而且，即刻就要登程。

他并不期待奇迹。他没有幻想他能抵达理念的彼岸。他知道，即使在其具的宇宙中确有那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在他抵达那里以前很久很久，他就精疲力竭，虚脱而死了。更可能的是，也许在他启程之前很久很久，那个美妙的地方早已毁灭了，只是消息走得太慢。他需要孤身一人，死在很苦很苦的汪洋中央，没有一个心灵知道，没有一面镜子照见此事。

啊，他的遗体将是鲨鱼的佳肴，他的骨骼会变成某一类化石。到底将属于哪一类，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来者告诉他。他的命运无人知晓，他的意志不如一颗鹅卵石。

为什么远离已经熟悉的一切，迈入未知的茫茫夜雾？是哥伦布式的幻想在激励他？不是。哥伦布是为了钱财，为了虚荣，为了满足因一再延误而焦灼起来的野心……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在鞭策他？不是。他并不渴望统治世界。他怀里没有揣着建立一个宇宙帝国的蓝图，没有那种要为之死去的狂热荣誉感（谁说荣誉感仅是条顿骑士特有的呢？亚历山大和项羽才是更高的典范）……

一种热情，这是冷艳的热情，仅仅不想回来，并无“义无反顾”的雄壮。他的厌弃之感，是无人劝阻的热情。──他只追寻自己所依恋的。他宣布：即使对方是虚无，即使对方并无同感！

在他的爱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厌倦。唯其厌倦，所以去爱。他想用爱的热情，忘却厌倦之苦。他宣布了他的受，他收起了他的厌倦，于是他走了。他悄悄地不辞而别，也没有送行的人。他真的忘掉了曾经那么熟悉、那么眷恋的地土？

他知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收容他的爱情。他知道一切地方都只能误会他的度诚。他的命运将是要么受到真诚的冷遇，要么遭到热烈的歪曲。各方的人们都涌来，阉割他，人们多么需要他啊！

尽管预知这些冷漠和不幸，他还是要去。他要证实他的不幸，他要体验他的苦难，他要让预感的东西成为已然的事物──因为他太热爱生命了。

当他熟悉了新的不幸，他的生命又撕掉了一页；他又厌倦了：世界太相似，不同的人类之间也是太相似了。正如他在一部讲述“超人”的书里看到的，却是到处充溢着“人”、“人”、“人”！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只是没有一个超人！哎！新新人类的嘴是超人族的，骨头却依然属于原始人类！

超人书里的超人还没有出生就死掉了。被令人作呕的试管婴儿和残缺不全的复制人体取代、腌制。

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区别只在衣饰和相貌；而心地和气质却永远齐一。区别只在群体的风俗和个人的爱好，但到处都飘扬着各种样式的阴郁和压制。

以后他到哪里去？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于是，他想起了很古很古的书上有一句话，说是人生在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悄然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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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理性与非理性

与隐蔽的潜意识和动荡的情绪相比，意识是种既带从属性、又较合规范的思维程序。在有些科学幻想小说中，它被描写成有一天意识终于消亡，起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善而全自动化的植物式的神经调节系统。那时人类控制自己意识，有如今天人类调节呼吸与心律那样，自然省力而合乎程序。但这一天还很遥远。意识，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独立，它还陷于和潜意识及l灵魂的“三足鼎立之势”的苦苦缠斗中。

潜意识比意识更深刻地支配着人的行为与生活。因为它更接近本能，更接近原始的生命动力。它对人类意志的活动，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理智的分析与判断、选择。潜意识往往是“非理性”的，它不可以理喻；但比各种纯智力活动更为本能地卫护生命。其表现之一，就是所谓“心理防卫机制”。

人之所以不同凡响不仅在于他有“意识”，有“理性”；而且在于他的意识与理性乃是从那潜意识丰富而茁壮的盘根错节中，灿然开启的一枝花。它的理性是从不规则的、未经条理化的情感迷宫中，支撑起来的一座灯塔。尽管灯塔的背后是一片昏暗。

理性，一个狡猾的两面神。

在人生千奇百怪的纠葛中，理性扮演着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它奉持着类似于“中庸”、批判的神牌，到处充当至高的裁判。它说它调和“爱”与“恨”；它说它消弭极端倾向；它说它的最高宗旨是那不可言喻的“仁”之圣境。

理性的两面性在于：它既压制又反抗。它对心灵内部的情感与意志，以及各种向往冒险的冲动，实施压制。对外部的环境、异己者、一切隐隐威胁的暧昧之物，实施反抗它们。人类的理性，就是这样的集“压制功能”与“反抗压制”于一身的法官或律师。无怪理性自命“智慧”，在身心之间做仲裁。

即使在充斥神经气氛的宗教团体生活中，“说理”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压力手段。至于各种世俗的社会生活，仰仗“说理”武器的地方就更多了。

人们为什么甘愿接受理性说理的统治或庇护？这是由人性本身的两重性决定的。有谁一生只会扮演单一的生活角色呢？他必须从儿子、丈夫一直“做人”做到父亲、祖父……从兵士、曹长、一直做到将校元帅……从婴孩做到母亲。或在得与失的浪涛中反复浮沉……这种变化，使人在各种深切的矛盾冲突中，不断地徘徊、犹豫、前进、后退，诸如此类。有谁，敢于直直面对赤裸裸的单一自己──即使只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良心上”？

人，是在受到教育之后才产生了公益之心和利他行为。他的行为一开始只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也以自我的种种折皱作为自己的掩体和归宿。其差别只在强烈的程度不同。这本是被生命的本质与自卫的本能预定了的。但是，道德的驯化则要他反其道而行之，为的是保障群体内部的和平与稳定。以便节省更大的力量以应付群体外部的压力。于是，人在群体内的行为表现上，就尽力呈现为一个利他者。最低限度是不要做出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或大损人而小利己的事。等价交换是受鼓励的，这体现为爱情与友谊；小小的欺骗还是可以容忍的，这体现为种种交易；而为他人做出牺牲，则会受到人们由衷的赞誉。在这一系列难以分析的纠葛中，性格的力量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坏的性格，是做不出好事的；坏人干好事，是要引出更大的邪恶来。这只要看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就一目了然了。至于环境及人际关系的因素，仅作为性格的参照与激素而存在。性格的群峰充满了痛苦、疑惑、矛盾。为了摆脱或至少为了解释（以便心安理得）这些摆脱不了和解释不尽的纠缠──人们便再次求助于理性。

绝对的持平，只是理性的自我感觉，决不是理性的实际使命。

理性的实际功能，是使情感合理化，使个人意志趋于社会化，是对性格做出说明。这一切本来仅限于语言的天地之间。而语言作为一种被言语和逻辑发展起来的东西，便也受到言语和逻辑的先天限制。

“纯粹理性”是没有的。纯粹理性是对性格、对生活、对历史过程不发生实际功能的虚无幻象，一套纯文字纯概念的封闭系统，一套有趣的智力游戏。而可能发生实际功能的心智活动则被冠以“实践理性”这个矛盾的字眼（下面将谈到的“非理性主义”这个字眼也是如此）。可是，各种争相撕裂人们的意识的教授们显然忘了（为了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不是理性），实践与理性原属两个分立的世界。实践所需要的是接近并把握那作为性格、生活、历史和人的宇宙的文化“自在之物”（感情和意志），而不是供奉这个作为表象说明的理性。

“实践理性”的发明，也许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为了弥补启蒙学者的不足），但现在看来，它却代表着一个语义学上的错误，一个逻辑学上的矛盾，一个对事实世界与性格世界的大误会。尤其是用它来解释中国精神天地中种种超乎语言文字之上的蕴涵，其剽剥之害，尤为剧烈。

绝对的理性主义者会走向一个极端──要求损害生活的丰富性，以成就理性的纯洁性。这种喧宾夺主、本末倒置的现象，仅用“变态”来解释，是太皮相了。实际上，号召抛弃生活的人，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生活（如克尔凯郭尔）；号召独尊理性的人，是因为除了空虚的理性外他已失去了对实存世界的感受力（如黑格尔）。还有另一种情况：极力宣扬一种理念的行为，意味着行为主体企图用这号召来抵制他内心更强大的相反动向；或用这号召来抑制他的外部敌人。理念是不可能剥夺生活的，剥夺生活的是生活自身。

人们经常容忍绝对理性主义，是因为，许多人在放任自己情感与意志的奔腾时，也有一种暗暗的恐惧同时萌发。人们虽然追求生活的丰富性，但又对丰富的另一面──动荡──怀着原始的恐惧。这种矛盾心情发自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惊怖──不少智能较高的动物身上均可见到。但人类智慧的自尊却迫使他自己标榜对未知事物的热忱（其实是满腹狐疑和满怀戒备），以此和他们所认为的动物世界的浑浑噩噩区别开来。他需要宣称热爱生活的丰富性和可变性；而反对“不安定”、“无秩序”等。秩序与对已成事物的承认，是连在一起的。至于方成未成的事物，多被习俗认为是无序的动乱之源。

其实，理性主义也是人身上潜伏的一种原始力量（存在的、反抗的本能）的表现，即此较弱的，尚可为习俗所容纳的力量，采取了合乎规范（理性）的形式。

“非理性主义”，是一个荒谬的悖论。“非理性”与理性的产物──“主义”──如何凝结一体？但许多大师以及他们的信徒正倾泻着大量的精力，去泡制诸多悖理的理论，以便建筑哲学的殿堂。“非理性主义”，就是用理性的方法去论证超理性的主题。其结果如何呢？应该说，那既是辞不达义，又纯是多此一举。辞不达义在于它用两种不同范畴、不属同一的观念互相论证，带有诡辩的性质。多此一举在于超理性的意念，怎能用理性来证明？“非理性”这一含混的字眼，引起诸多的误会。以致流俗几乎将之与“疯狂”、“丧失理智”等同起来了。在实际运用中，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语，就是用它来为极端行为辩解。二者都可悲地指示了人类智慧的一般界限。

大智者，想突破这界线的限制，他试图说明，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而是与理性的不同或对理性的超越。不完成此种超越，智慧将为理性所缚。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荒谬感与它的实存地位，交织成一幅发人深省的怪诞画面。荒谬的东西为什么存在？显然，这说明实存之物（现象）有相当部分是在我们的理性视线之外，是在我们的理性所能企及的视界之外。超出人类寻常理性之解的东西即为荒谬。

非理性的精神世界，是理性主义与神秘态度（它常被理性主义者叫做“神秘主义”）之间的中介。神秘态度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失去的世界一个被理性的视界遗漏了的存在世界。神秘态度也有它的局限它的超语言的非逻辑性格，使它难以被拘于语言和逻辑等一般文化界线的知识所理解。因此，非大智者不足以语此。而大智者寥寥，而寥寥者即为荒诞。

谁曾想到，“荒诞”却也为人类视界提供了一个个冒出了于一般文化界限（“知识之格”、“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等等）的奇怪现象。

什么是“主义”？对于这个当代生活中得到过度使用，因负荷过重而疲惫不堪、面目模糊的词汇，在权威性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里，竟然不列条目、毫无解释。倒是那本通俗的《新华字典》根据流俗的习用（而非从词源之根上）对此作了一番解释：

1，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文艺等问题所持的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

2，思想作风。

显然这两个定义相距甚远。

尤其是后者，在“思想作风”的名义下可以无所不包，根据任何一种“思想作风”都与他种“思想作风”互渗的事实，那任何一主义都包含着反对自己的因素。因此，“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一种难以确认的东西。而根据“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的第一层含义，则各种主义必然遭受两方面的批判：

1，一个主义中不无包含着与主义对立的“次义”、“再次义”等。

2，主义，一般意味着以线型的理论与主张贯穿意识，贯穿难以被线型贯穿起来的意识片断。那么，非主义的“理论与主张”（它以众多的平行次义构成一面非线型的意识之网），算不算主义？

非理性的精神和神秘的态度（态度与“思想作风”相近），不同意对意识进行线型的分割。既然如此，它当然不能算第一层含义上的主义。它们也许不失为一种“思想作风”，但思想作风的模糊，与线型切割的清晰，正好相反。可见，“主义”这一语汇本身就包容着两种并不相容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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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他人的目光

他人的目光，不仅是社会准则的表现，也是生物准则的表现。它暗含着嫉妒、敌意、爱慕、欲求、崇拜、鄙视……它是通过相邻的心理体验的方向延伸过来的无形绳索，它羁绊着、支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甚至思想。这一心灵窗户所透出的压力，对于不同的人，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古代的隐士，在孤芳自赏、睥睨世人的时候，为了逃避这透过“心灵的窗户”放射来的压力，他们不惜躲藏到深山老林里，忍受寂寞之苦。或是无所不在的挤压，或是孤独地与鸟兽同群，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是被“千夫所指”的目光压力赶走的心理难民。他们躲入陶渊明式的田舍──那里虽清贫，但耳目却少。或是爬上谢灵运式的“山间小路”──那里虽崎岖，但口舌也少。“个性孤僻”是“不善于社会化”的结果，而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善人，舍此何由？

他人的目光还会凝聚成一种“群体的注视”。它紧紧追随、跟踪各种社会的生灵。它甚至能从最古最古的书籍上注视着你。它甚至透过最寂静的山林──默默地盯着你。儒家的圣贤们被这无形的群体注视给镇慑住了，他们发出了“慎独”的呼叫。社会的注视，化为内心的良知、良能。超过了策略范围而达到了洁癖的“慎独”，奉承着想象中的社会注视──唯恐这目光伤害了自己。

在他们的慎独中，悄悄藏匿着一个极大的妥协。这就是，把社会的注视予以特化，将之升格为普遍的真理：不仅是社会的道德真理，还是宇宙的秩序真理。庸俗的主宰（他人的目光，披上了神圣的衣冠；对它的屈服也就不显得那么屈辱了。神化自己的主人，为的是提高自己。

因为有了这层乔饰，“君子慎其独也”，就不是向他人的世俗群体力量臣服，而是向内在的道德良知、向崇高的天命天道的虔诚皈依。但在事实上，任何崇高的归顺与光荣的臣服，都是以自身的软弱与对权力的敬意为基础的。任何貌似虚无飘渺的理想，都是缘起于极其卑微的生存纠葛中。所以，“君子有三畏，畏大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畏惧的对象分别是世俗的偶像、神圣的偶像、世俗与神圣的混合体──而首先受到敬畏的还是世俗的偶像。

《周易·系辞》曾经阐述过一种带有“仿生学”意味的社会心理观念：“尺蠖之屈，以求信（意为“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尺蠖的委屈，龙蛇的冬眠，是为了积蓄力量，等待自然和文化气候的转变。理想，目的，原在经世致用；而和光同生、与世浮沉，则是为了有朝一日去发扬自己的天赋之性（“崇德”）。

这种对社会心理压力（透过各种“注视”交加而下，既屈服又反抗、以求最终征服它的古代“方法论”，不仅取自原始仿生学的启发，还得自天象的垂范：“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主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在《易传》作者的智慧中，天象的节律，成了宇宙间对立力量进行大规模贸易交流的象征。这一象征，促成了一种弹性战略意识的诞生。它要求一个人在进行此项奋斗（力量伸张）时，必须在彼项有所敛息（力量收缩），以此确保行动的有效性。

人生的艺术、社会行为的艺术，因为弹性战略而成为一项“妥协的艺术”。它注重针对性、阶段性，以及与各种力量的广泛联盟（结成统一战线），以确保在“解牛”过程中游刃有余：对各个障碍，各个击破。实践的艺术家与灵性的艺术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正系于此，他不把经过升华的自我（理想）与他力图制服的世界对立起来；而是把经过贬损与隐蔽的自我，投入到一个大群体，通过此群体去制服世界；最后，可能的话，再让自我显现出来。

《礼记·大学》篇宣讲的正是这种实践的艺术：“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让行为的主体即便处在社会的注视下，也要显得无可指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同“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只有通过“明（显示）明（明智）德（天性）”式的收缩，才可能把力量集中到“新民（征服社会）”的大业上。这是实践的艺术，因为它承认“至善”的存在，并以“止于至善”为理想的境界。在流动的灵性看来，至善是不可企及的，更无法留住。但实践的艺术却认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被奉为归宿。

这意味着通过克制并牺牲更高的精神要求，以满足居中状态的“多数的世俗利益”以减缓他们眼光中射来的压力，并认为这是合乎实践规律的良策。《大学》与《中庸》从两个相异的侧面阐述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沉重的原理。二者有些细节看起来矛盾，其实却圆融一体、互为表里。例如舆论，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注视。它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受到操纵的，但同样都发挥着保障、监督和施加压力的社会功能。任何人都不能超然舆论之上。虽说日本有句俗话叫作“谣言过不了七十五天”，但要紧的谣言，却足以致人死命，使你活不到七十五天。这是真正的“软刀子”，“以口杀人”的杰作。

渴望创造历史的人，须得打破社会的成规，这就会遭到舆论的压力。因为舆论毕竟是“现在”而不是“未来”的代言人。

创造者既然摆脱不掉异己势力和他人日光的注视，则只好取法于儒家的社会心理方法，对之做出，“一屈一信”的反应。屈与伸的方法是自如的、可创造的。但效果则限定了它，有些方式更起作用，因此，选择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到头来总是以社会的承受度为尺度的。即便是“金钱社会”、“西方民主社会”也无从例外。

关键在于：不要被这一压力吓阻住，从而放弃创造的意向，退入庸庸碌碌的生活圈子里去。生活是容易的，创造则很难；人的本能大多是舍难而就易。只有很少很少的机会提供给敢于破常规的人。创造性的生命是，利用社会舆论与他人注视的压制，在承受中将之默默化为一种变态的动力──以此逼使自己的反压制的创造力，乘势集中到特选的突破口上。

完成这种转化，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价值系列表作为杠杆。一种全新的方向感，一种对自身的全新意识，一种对世界和他人的特殊感受，一种善于折射他人眼光的天赋──这就是我们的创造者。

在以人为主体（表象意义上）的文化力量的消长势力中，心理的力量往往胜过物质的力量，决定着各种物质材料的取舍及命运。通俗地说，“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沙利·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年）对此颇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写道：“迦太基凭借自己的财富向罗马宣战，但正因为如此，却有它不利的一面：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二章）

而后来的罗马人为什么先盛而后衰竭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是个谜底永远在变化中的谜。但我们注意到，罗马的衰落是与少数优秀人物对社会影响力的下降及其公共事务的冷漠，成正比的。他们终于疲惫了，肩负不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他们终于屈服于正在沉沦的大众文化的压制下；而一切上升的文明，却要求少数英勇无畏的精英，在孤独和贫困中反其道而行之。

善于折射、转化他人目光中的普遍压力，才可能从生物群体准则的支配下和沉沦中解放出来。进而再从社会习惯准则的钳制中，解放创造的精灵。人类文明的各代先行者们，不论其动机、动力是什么，都是这么表现的。以此为先决条件，然后根据精神潜能的雄厚度，才可能升到众生的生命之海上他们如是摆脱了（或叫忘却了）旧有的纠葛而面对一个新境。他们把原先射向他们的社会注视的目光聚集起来，经过独出心裁的重新酿制，反射到他人、成规、历史等茫茫夜海的深处去、投向天宇的无穷黑洞中……

在震惊与迷惘造成的一片沉寂过后，群体的阻力突然变成热情；“他人”变成了崇仰者。热情与诅咒同样盲目，但却给新的光提供了迅速传播的机会。新的崇仰把该诅咒的异端，变成了必须皈依的新巅极。这巅极早先受到众目睽睽的压力，现在却像磁石一样吸引他们的眼光，并对他们的眼睛构成一个强烈的刺激。我们把这种怪现象叫做“历史力量的对流”。峨眉山的金顶上不时隐耀在人们眼中的“佛光”，就是自然力量之间的这种“对流折射”。而所有的圣者、大师、先驱，所有为世界历史的航道树立航标的人们，就是那折射并对流在文化心理界域的“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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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压制之存在，并不仅限于生命界。“压制”不是生命的属性（如“痛苦”之类然）“压制”作用是遍及全宇宙每一角落的铁律。“压制”不仅作为“铁棒”存在，“压制”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一切费解秘密的源泉……在没有生命的地方，同样有着压制！存在，因此成为“卑贱的”。向往永恒的宗教心灵，因此充满了自罪之感。

我们需要创造──创造“反制”、创造新“抗体”：以此保持我们内在世界与外来压制间的脆弱平衡。这个平衡一旦破裂，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的全部宇宙，便会破产、瓦解。生命的根底即在于发展自我以抗压制发展有效的精神军备（“自我”），而不是夸大自在之物──自然、上帝、物质、世界精神等等。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解，“阴”、“阳”是平行、混生、互补的。这使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性格。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性表现在：阴不是恶，阳也非善，阴阳是互补的而非相克的，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这样，整个宇宙和人生的根本趋势就不是“斗争”，而是“协调”。用《周易》的术语说，是“保合太和”。太和，就是阴阳协调的至善之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因而成为中庸的，而非极端的；从此，中国人视极端为“淫”与不祥。

既然阴阳是互补的，那它们的起源就是伴生的，没有先后之分。这与我们对“阴阳”关系的理解很不一致。在我们的理解中，阴是普遍的、绝对的力量；阳是针对阴而发的相对存在。这两种理解，分别基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

传统上对“阴阳”关系的理解，无疑以“地球现象”为根据。地球自转带来的昼夜现象，以及生物的两性现象，给这种理解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偏巧地球又有一个恒星、一个卫星──日、月，在《易经》中分别变形为“──”与“──”：因为太阳始终圆满而月亮却有圆缺。

我们对“阴阳”关系的解释，则超出了“地球现象”的视域，而以更广大的宇宙现象为根据。宇宙既不是一无的，也不是二元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无极”的。“建中建极”──那只是人类文明企图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理想：并非一个宇宙事实。正因为如此，用传统的“阴阳”观念，已很难说清我们的新思想。尽管“压制与反制”的观念，也非完美，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前，我们暂且借用它。

混乱的时代，也就是“阳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在内心深处推崇“阴”，把它奉为本原。内在的压制是“阳”性的；外来的压制是“阴”性的。

平安无事的时代，也就是“阴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从心底里企盼着“阳的巨灵”来到。因为奉“阳”为第一动因，他们的内在之阳骚动不安了。

常常，这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两种态度作为主导态度，也是交替出现的。

人心渴望与现实相反的东西，因此，当人们渴望什么、推崇它为第一者的时候，就是它的重要性迅速升起的前奏。这时的现实，必定极其缺乏它又极其需要它。

例如“太极”就是如此──在混乱时代，要求秩序的意识，对自身的哲学描述。

太极的“两仪”，既包含压力（阴）又包含反压力（阳）。因此，太极只是一个哲学观念。它侧重地指向压制力。因为反压力，本来就是从压力中分化出来的。尽管古代意识并未确认这一点。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太极与两仪关系的论述，首见于《易经·系辞上传·十一章》：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因语焉不详，遂起多重阐释。朱熹《周易序》这样理解上述关系：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

“负阴抱阳”的断定，显以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观念为内核。所以朱熹的理解最富于二元论的气质，以致他在一元的“太极”之上，放置了一个象征空无的“无极”。“太极无极”的观念，原是周敦颐首创的，但那寥寥数百言的《太极图说》，虽道出了第一个“新观念”，却是不甚明白：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周氏肯定“无极”先于“太极”，在此，朱熹显然向《系辞传》的经典论述后退了半步。而在比周敦颐（1017─1073年）早生六年、晚卒四年的邵雍（1011─lO77年）那里，则有一段更值得现代人思索的话：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自见，故明以阳为唱。……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邵雍：《观物外篇》）

此间所言，大大突破了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传统模式，而传达了一种新的阴阳观。它的要义在于“阳以阴为基”。可惜的是，邵雍没有将此历史性的发现予以完成；紧接着，他又退缩到“阳生阴，故水先成；阴生阳，故火后成。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的陈套中去了。邵雍在九百年前半途而废的发现，看来得由我们予以完成──

派生出阴阳两仪的“太极”，是浑沌，是普遍的压制，是沉沦的趋势。对此，古人已有本能地察觉，只是尚未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在《周易注》中把“太极”定义为：“淳和未分之气。”唐代孔颖达则在《周易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太极谓天地末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可见，周敦颐对“无极而太极”的理解，并非由《老子》“有生于无”的空想演化而来，而确有其易学学理上的渊源与依据。既然“淳和未分”（郑玄），既然“混而为一”（孔颖达，这正是“混沌”的本质、本相）──那“极”又在何处？

无极之极，才是太极。从这种观念，去看待类似明清皇宫中的“太极殿”名号，实在展示了一种对哲学的嘲弄。在世俗的皇宫中，“太极”成了集权的象征；而在哲学的洞天里，“太极”却是一片混沌──是宇宙的气质，而非金字塔的尖端。

“太极而无极”──说破了，太极本是极端的压制。“阳能知而阴不能知”、“能知能见为有”──暗示了，阳（反制）是后于阴（压制）而生；但又充满了，阴性压制所无的阳性活力。

中国人，经过两千年五百年，才彻悟了这个宇宙的真相？！

这是因为，人从内心深处畏惧压制。但人生的每个角落和每种侧影却须臾离不了压制。所以，人对压制的感受是又恨又爱。压制太少使人无聊得要死！压制太多使人紧张得发疯！人的一生，从一切意义说，都是在寻求某种与“压制”的平衡关系，进而力图在整个流动着的世界中，发展并维持这一脆弱的平衡。

压制，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助产者，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生身母亲；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母亲，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父亲（反压制的阳）！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父亲，且是这个世界的教化者。他教训一切存在去抵抗他！否则，你便不配存在。

压制，有时现形为“需要”，这时它成为“发明之母”和人类文明的不朽源泉。压制，有时现形为“苦难”，这时它成为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起点和崇高气节的基础。因为“压制”本身就暗藏着“反制”的种子！只要时节和气候一旦合适，它就有力地萌发了。它使世界震动，它改变世界的形态。它迫使“压制”却步，流向“反制”较弱的其它空间；可是它本身却是“压制”的变形变相！多么“奇妙的新世界”……

普遍压制的“力”，你，在古代意识中曾被抽象为“道”与“无”。

普遍压制是“力”。一切“力”都从它来，甚至“反制力”与“抵抗力”也从它而来。这里的机缘瞬息万变，难以测度，无路问津、无言描述。“精神上的再现”，只是美好而空灵的希望。

“普遍压制”，既不是作为一种观念的“物质”（如十九──二十世纪的各色唯物主义杀手所断言的……），也不是作为一种实体的“精神”（如柏拉图或朱熹、黑格尔们所幻想的）。它既是“物质之母”，又是“精神之母”。它，实际上永远超越于物理学的考察之外；它永远超越于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的考察之外。我们只能从各个界域捕捉到它的一些形迹、影响，一些现象，至于本体，却只可感应而无法证明。《老子》所谓“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只是试图理解它，并试图表达这一理解的语言努力。人的语言、人的理解，只能接近它的外延，而无法接近它本身。

它，不被人类窥见，也不被它的各种衍生物或衍生现象所照见。人，只能发现“普遍压制”投影在自己身上的影子或“存在”，并试图根据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去“分析”它。万物（甚至那万古照耀的日本鬼话“天照大神”──太阳）只是照见了他自身包容的那些影响，普遍压制的特殊投射……除此而外，他们茫无所知。只有“它”所造就生成，并且不断流易出的“现象”，才可能被我们这些作为“现象”的“意识”所发见。人难道不是只能发现自己拥有的吗。

对抓不住的大意象的哲学表述就是“道”（《圣经》上的《传道书》就是一篇典型的“虚无主义宣言”），就是“规律”，就是“自然法则”，就是“天理”──可惜这些枯燥乏味的观念，在其流传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人格化了。徒然增添了许多的混乱与迷惘。我们这些瞬息既逝的、泡沫般的“现象”发见不了，尤其捕捉不到──那永恒超神的“大自在天”。于是，便徒然神伤地称它为“无”，称它为“虚无之君”。不因为它等于“没有”，而因为我们无法和它相始终……无法和它相表里……伟大的悲哀使我们幻灭：“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从此幻灭出发，形形色色的“反压制力”被赋予特定的形式：

反压制──正如普遍压制──也是一种不可触摸、不可描述的“力”。我们只有藉着它们引发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才能间接感觉它们之“有”。这因为人类是“有”，若不藉着“它有”，便不可能有所感受。这，就是传统哲学所谓的“观照说”。

然而，反制与压制不一样，它，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它具有特定的、具体的形式。每一种反制力、每一种抵抗力，都有其特定形式。至于“普遍的压制力”──说到底，除了是我们精神升华的反相，还能是什么呢？

反制的冲力，所塑造的特定的形式，被现代人依据时间的压力，而分成三大类型：

a：过去的、记忆的、文化遗留意义上的世界；

b：现在的、实体的、物质存在意义上的世界；

c：未来的、想象的、精神运动（或精神观照：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义上的世界。

每一世界又可分出无数的较小洞天，每一较小洞天又可再分出无数的更小洞窟（如培根意义上的……），无有尽期。对三大时间世界的理解，就分别构成玄学与历史学的模型；科学与哲学的模型；艺术与宗教的模型。

他们一一诉说：压力是绝对自在的，反压力只相对存在，并不断转换其存在形式。藉以逃避（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是“绕过”，是“避免更大阻力”……）普遍压力的默默钳制。它是在逃避中，才得以形成自己奇奇怪怪的式样和特点，所以，决定形式的不是形式自身，而是形式以外的力。

反压制力的某一特定形式，就被人们理解为“某一存在”或“某一范畴”。没有反压制力，就没有各色形式；没有不可胜数的形式，就没有“存在”、没有“世界”，没有我们所有或所知的一切──甚至，连“我们自己”也踪迹全无了。所以，文化，是反压制力的文化；现实，是反压制力的现实；想象，是反压制力的想象；科学，是反压制力的科学……。一切“存在”，都是反压制力的存在。尽管，我们在经验上只承认特定的、具体的反压制力的形式；但在情感上，却希望有一个普遍的反压制源的存在。并衷心祈求赞美它的永恒胜利，切望它给我们这些反压制形式，以不朽的化育和强大的根本动力。

──上帝，其实就是人格化了的“普遍的反压制源”。因此，各个文明民族的上帝都是雄性的；只有原始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才崇奉女神（普遍压制的偶像）。

压制力与反制力的搏斗，体现为压制力的非人格性，而反制力却多少带上了人格性的色彩。人本身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形式，他就有意无意地把各种反制力量统统人格化了；甚至连压制力也被他正确地冠上“恶魔”或错误地冠以“上帝”的称号，从而多少予以半人格化了。

压制力虽然不带人格色彩，但在人的心日中却天生有着“报复”的本能。这是因为，它具有无机的反作用力。任何针对压制力的挑战与反抗（这包含强烈的反压制力），都会转换成某种形式的压制力，最终都会激发起针对压制力的反作用力。这有时候也就是所谓“大自然的报复”。其实，叫做人格色彩相应少些的“报应”更合适。人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史，足以表明这一点。你向自然索取多少，自然就向你讨还多少。你在这儿进了一步，在那儿却不得不后退一步；你怎样糟蹋自然，自然就怎样凌辱你：这里只有永恒的你争我夺和互相勒索，转换、运化、变易──决没有不付代价的得到。

压制力量诚然压制着反制力量；反压制力又何尝不在压制着压制力？

到处都是压制，到处都是反制。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就是反压制力的世界；我们窥见的宇宙本体，就是压制力的宇宙本体。没有休战，更没有和平！没有停滞，更没有尽头。只有一个无边界的“圆”粘连着又一个无形迹的“圆”……

压制力与反击力之间的关系？一言蔽之：互为压制，互为反击。

反击力作为压制力的分化形式，是压制的产物，而反击力对压制的反抗，又对压制力构成小小的挑战和小小的压制。压制力以新形式、新性质前来压制它……它又重新形成令人惊奇的反作用力……

在压制力与反制力之间，还有着神奇的、肩负沟通使命的“天使”。试以炸弹为例：弹壳，象征着压制；弹药，象征潜在的反击力：雷管，是反压制力的精华，也是沟通压制力与反制力的“善良天使”。

在人类之中，有些奇特的天才，就扮演着“雷管”或“沟通者”的角色。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术语中，关于这种角色的观念是用“王”来表述的。“王”是什么？“王”，就是沟通“天”（压制力）、“地”、“人”三层次的善良天使、天命的载体。“地”（生物圈）和“人”（文化圈）──在这里都作为反压制力而存在的。

大地，是茂密着无边丛林和萋萋芳草的大地！植物都向上生长向弥漫宇宙（并制造了宇宙，的压制力发出无声的抗议──所以，大地负载着反压制力。在植物的生长和生物圈的喧嚣中，超俗的耳朵，听到了超过一切人造水平的宇宙交响乐。

“普遍的压制”──在古中国哲学中，这一观念是用“阴”来作模糊表述的。《周易》所论的“阴”，至今仍给我们关于“普遍压制”的观念以变相启发。“阴”先于“阳”，“反制”（阳）是“压制”（阴）的派生力量。“反制”由于压制作用而产生，而且随着情势的演易，一切“反制”将成为“压制”。于是，“阳”终将寂灭，归于“阴”──能量终于耗散，达到死一般的平衡。所以哲人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王弼《老子注》）

“万物归根、归根曰静”──这，就是普遍压制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生命世界的最终灭绝，以及宇宙在普遍压制下的最终热寂。

她无情而默默地摧毁着，又强塑着。她不吭一声，坚决执行她的既定方针……尽管，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我们，很难对此吓出彻底而“科学”地证明，但凭着大自然赋予的本能，我们还是明白无误地发见了她！发见了她的威力和她的“仁爱”。“增熵趋势”，成为难以抗拒的宿命。而在佛教徒的脑海里，“增熵”的结局似乎就是“大劫”。

唉！我们对“压制”的这些表述，是那样鸡毛蒜皮、残缺不全！“压制”普遍存在的广度，它的深刻影响、它那“无情决定”的深度，是人类难以设想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的产物又怎能看清它的全部面目？人类一切成员的想象力理解力加到一起，仍不能印证那个“普遍压制”的广延度（存在的及其影响力所塑造的存在）的百分之一，尽管生物学已表明，人类的智力有可能认识百分之一的宇宙……就当我们枯坐于此，默然书写与阅读时，那压制并未隐退，她像魔影一样不断挤迫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精神。

看着茫茫的宇宙，凝视着茫茫的历史，听着令人茫茫然的无情风吼，听到了一个“神灵”向我们倾诉的秘密……她诉说这个世界的阴郁秘密，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压制”。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一切“本质”、一切“意义”、一切天翻地覆的易化，莫不是压制的结果，是那无所不在的阴性本体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影响”罢了。

尽管，我们的希望是反抗“增熵”、渡过“大劫”──我们的心眼望到了劫灰之后展翅而起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的颂歌说──

“罪恶”，就是“增熵趋势”。

“罪恶”，就是能量的耗散。

“罪恶”，就是向压制势力屈服了。

《福音书》中的耶稣几乎这么说了……

一切自强不息的圣人，都用他们的生命这样说了。

（另起一页）

十八、真理与认识

世界是压制又是反制。

对人，对创造者来说，世界是压制，是必须予以反抗的一片阴云。

对普遍的压制而言──世界又是反压制，是为了抵抗那个永恒的、沉默的女暴君而崛起并不断波动的。

世界的本质是压制；人生的本质是反抗。人生有多种反抗的形式，所以有各种生活方式；人生有多条反抗途径，所以各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局。但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一个形式、一条命运，确然握有成功的利剑。它的意义贯穿新的历史，连接历史的残章断简；这价值就是新文化衡量一切的尺度。

《老子》对“水”德的赞美，其实是种精神疲惫的可靠标记。是一种“老年的智慧”。

水，是下行的。作为一种战争的谋略，不能不说“水德”达到了深刻的见地。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水德，就是向压制的妥协，向沉沦的屈从。这，是与生命的根本精神完全反对的。是应当加以驱逐的真理！不是“我们发现了真理”，而是“我们具有形态特异的反压制力”。正因为他形态特异，所以才照见了别的心境不可能照见的秘密。就语言的本性说，这秘密只能独享而不可传递。它被这特异的反压制力彻底独占了，如其分享，势必走样。因为，这一个心镜和那一个心镜，不可能映出同一个镜象。所以《老子》也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理解了，就完成了；说出了，就完结了。最好的意象，是那尚未宣布、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意象。

作为有限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并圆满阐述无限而普遍的压制，和近乎无限而近乎普遍的反制。但作为一个人，他还是力图理解这些，他很想统一阐述，以便卸去自己心上的一块负累。以便获得驱逐了迷惘情绪的自豪感，把握了行动准则的确定感，从而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合理化的根据。人，就是这样一种渴望“正名”的心理怪物。在这里，《老子》开宗明义的那句话又用得上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出来的东西，被定了名的存在，就与它的承受压制的真如之性，相去越远了。尽管人的存在本身，就注定了他还是要说，还是要定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人的“认识”是什么？是反抗沉沦。

沉沦的趋势，要求或强迫人们和光同尘。“混同”，是其最高的理想。认识，则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自别于物，强行分析异己的世界。最后，当它自认为已经将世界分解完毕，它就渴求剖析自我/分解自己……从而把宏观世界里的对外斗争，化为微观世界里的对内克服。如此看来，认识只是升华的一个步骤：认识是升华的启始。升华是认识的完成。认识这是横亘于沉沦与升华之间的一道彩虹。认识起源于人的自我意识，起源于自我与世间之间的诸层对立。从这点而言，婴孩与动物是“没有认识”的或很少认识的。

认识的这一起源决定了：在任何条件下，认识都不会是客观的、公正的、无我的；认识，永远都服从于人的生活需要、服从“反制”这个理解和精神的核心要质。

真正的人，不甘心于“一般”。他，要从齐一化的中庸水平上奋不顾身地崛起。他要出头拔尖，反抗惰性为他预定了的轨道。他有他自己的轨道！他的轨道隐藏在他的心底深处……闪烁着超语言的意象之辉。这是他的至宝，是他存在的特点和价值。他对抗非人的、沉沦中的客观规律，用自己的幻丽气质涂抹整个宇宙的无边灰暗。

人，是力的产物。所以，人只能通过力去认识世界。人，不是原生力，只是派生力的一种形式，是较为娇柔、较为灵巧、较有弹性、较有智慧的形式。于是，人只能从派生力的立场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原生力。所以，“从上帝的立场”也就是从人自己假定的上帝立场──这要比丧失了上帝的立场更加危险！这种局限，构成各种哲学的先天不足。所以人生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恐怖，就是真的回到原生力那里去（而不是假装以便行骗）。宗教家，称这一回到为“皈依”；生物学家，称这一回到为“死亡”；哲学家力图调和这两种极端，他称这回到为“涅槃”──庄子则用“心死”和“坐忘”，模糊地表述了它。

一切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地球引力”（普遍压制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反制）能力。人和一切生命，都用自己的鲜血和节奏，反抗着沉沦的趋势。

一切精神活动的最终用意，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宇宙惰性”（永远沉沦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升华）能力。伟人和庸人，天才和常人──都用尽他们的心力和意志，极欲挣脱命运的奴役。

是苦难造就了人类，而不是幸福。幸福，只是苦难的间歇和偶尔停步。苦难，则是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普遍压制的一丛丛感受。“要是”没有了苦难，人类怎能生存下去？“要是”没有苦难，人类又何从诞生呢？基督教的原罪说，以最模糊的方式认识并肯定了这一宇宙事实。虽然它意欲用赎罪的行为，摆脱这一摆脱不掉的宇宙事实。

人和万物一样──是这么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他要反抗并力图否认他的主宰、他的至圣造物主。这一反叛倾向，在文明人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人本主义，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经典思想。功利主义，就是摧毁人类生存、进步之原始基础的精神推土机。它们都意欲通过消解个别的苦难，去逐步完善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却是与人的生存基础，背道而驰的。

对于压制的认识，对于沉沦的认识，对于无限阴霾的浑沌的认识，是发自对阴郁冷酷的压迫者的恐惧。从这恐惧中油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一片绚丽的幻想──要求从这无形铁蹄的蹂躏下解放出来，至少是暂时挣脱出来…“要挣脱就必须反抗”。尽管事实上的挣脱何尝容易！于是人们便去认识，以求得心理上的抵抗，并在这一抵抗中弘扬寓于自己天赋中的“宇宙玄德”。他告诉自己：这玄德是天赐的，不是你追求你。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创造了玄德，以此和宇宙分庭抗礼。

自由，因此不是“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只是人的反压制呼声。它既不是本原，也不是归宿，它只是本原和归宿之间的一道希望。

绝对自由之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这意味取消了自由的前提──普遍的压制。如果没有普遍压制，作为反压制的特定冲动的自由或绝对自由根本就无从生发。

人生的价值在于：人，生为一个受制于冷酷现实的奴隶，却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反抗，争取那空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在这永远徒劳而永远不息的争取中，人的反压制本性，得到了光辉的表现。

破环，这只是反压制力量的初级活动。反制力量的高级活动是“建立”。

只有当有效的建立已经初具规模，聚集起来的反压制力，才能有效地对抗压制。

而建立，就意味着对自由做出限制，甚至预示着“自由的背面”。

这是一元破碎的时代。

哲学上的一元论为社会上的集权和文化上的萧条铺垫着道路。一元的大地是荒漠：甘泉则会促成分化。

一元，既不是人类文化的伊始状态（如犹太人或穆斯林们所设想的一神论……），也不是某种文化历史的终结状态（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董仲舒、朱熹等象征性人物所设想的……）。它只是哲学观念上周而复始的一个意象，一个反复出现的变奏。对一种文化的发展史而言，对一元的崇奉与祀拜，属于中晚期现象。文化和历史的初生时代，不是一元时代，而是充斥着不确定的神秘感的“多元时代”。否则，初生的文化便会因为营养缺乏而软骨、夭折。文化和历史的末路时代，一元也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十分明晰的虚无情调和纷乱不定的无归宿感。这是对独尊一元的报应：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反动。

普遍的压制并非一元。

它不体现为一元。一元是太极，却不是无极。在普遍压制的无极状态和无定命运中，有反制的身影不断闪现。普遍压制得以分化为各色各样的反压制。因此，一元是哲学的假定而非宇宙的事实，它是一个神经衰弱者，内心充满了恐慌和自我的怀疑，但却强打起精神去冒充一个坚信者。在这里，一元成了一副镇静剂。然而，这只是迷信罢了。

我们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之一，就是破除对程式化的一元迷信。有活力的一元不是程式化的一元。而对一元的迷信，使现代人不是患上了苍白的软骨症，就是得了四海横流、千篇一律的妄想狂。只有废弃了一元的魔法，才能还生命以积极，赋活人以精气，给文化开辟广泛的创造空间──文化场。

一元论者老是企图“总结”这个世界，自欺欺人地为这个世界制订蓝图、规划。但是请问，这个世界如此容易总结吗？强调是可以的，但论断就过分了！不论尼采的“求权意志”、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还是费尔巴哈的“物质”、李嘉图的“经济力量”、圣西门的“新基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十九世纪欧洲迷信的呻吟。他们的乐观主义本质在于：以为用人的语言可以说明宇宙的实在。从而，陷入了一种“语言崇拜”的信仰中。一元论者的悲剧性就在于此：他们力图沿着一条固定的路数向上攀登。结果到头来，却顺着它飞速地坠落了下去──这是精神的死亡，这是到了家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真正的升华，只能在不择途径、不囿于言词崇拜的锐进中，才能实现。当我们把某些手段（如语言、逻辑、理论、科学等等）升为目的时候，活生生的存在便告凝固了。

我们需要一种适度的不可知论与合理的怀疑主义：以免我们的生活过于僵化，以免我们沦为神经迟钝的螺帽儿。否则，我们的心智乃至于我们的生活，都会顺着永远沉沦的惰性法则滑落下去。怀疑，因而成为升华与建立的前提；提问者，因而是解答者的真正先驱。

那么，可以替换一元模式的，是什么呢？

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绝对值”的怀抱信念。这样有助于我们从绝对论和决定论的宿命下挣脱开，更健康地直面自己时代的文化气候。

绝对值的原理是：

反制力原是压制力的虔诚儿子和忠实跟班。反制力的能量，取决于压制力的消长。压制力的突然减弱或突然转移，有助于反压制力的急剧增长或加倍崛起。长期稳定或逐步加强的压制力量，有助于反压制力的坚定凝聚或稳步增强……

另方面，反压制力的能量越大，则其所承受的压制相应越大。枪打出头鸟──这不仅是腐朽社会的顽冥规矩；也是自然界域，尤其是生命界域的一个平均律原则。

没有善恶问题，只有绝对值问题；一种绝对值决定另一种绝对值；不多也不少，完全像是“回报”：“正”值成为“负”值，“负”值又化为“正”值。正负恶善，那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一项项评判价值的临时性标尺。而压制力与反压制力不断比试着力量与压强的世界，却无视这些道德风俗气味过于浓重的“诫命”。

现代世界的真正悲剧在于，漠视了“绝对值法则”。漠视的结果，致使社会的反差变小，因而一切活力都趋于萎缩了。我们应该恢复充满阳刚之气的古人对绝对值的崇拜，使社会趋于消沉的反绝对值的清规戒律，受到实践和反思的检验，有些民间宗教就很懂得绝对值观念的价值，它们崇拜那些为害人间的“恶魔”。因为这些恶魔有力量，祀拜他们，可以为人带来安宁。恶神因而具有了绝对值意义上的“善德”。龚自珍也崇敬绝对值观念，他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拘一格，就是打破了清规戒律的──“绝对值法则”的──胜利。那些“人材”，是绝对值意义上的人材。他们，不是世俗法庭所能宣判的历史之子。

追求绝对值，这是宇宙力量所遵循的法则。绝对值至高无上，其余都是它的陪衬。必须受到刺激，而后才有反应，必定感到了压制，而后才会兴起。而那宇宙力量的汹涌潮汐，却以超人的言语告诉我们的心：刺激、反应、压制、兴起──这都从属于绝对值的运动形态。力量的绝对值──这才是默默的主宰。

（另起一页）

十九、内在的力量

一切高级文化，诸如宗教、哲学、艺术等等，其最大的社会功用之一，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内化为人与自我的斗争。这样，社会趋于相对的安定。文明就获得了一个短暂而可贵的喘息。

而宗教、哲学、艺术的伟大成就，即在于使人终于（即一度）战胜了自我，达到“无我”或超我的境地；本不可能的“和谐”，竟成为现实。不是社会的和谐，而是心境的和谐。这样，大和平的帷幕就降临在这块焦渴疲惫、因过度兴奋而趋于衰竭的大地上。

而“客观的世界”似乎为此提供了充足的根据。因为那个“稳定的静态”，那个“缄默的浑沌太朴”，在布道家看来不是“上帝”就是“天命”（圣灵）；在哲学家的心中，它就成了“物自体”或“真如”、“佛性”；而艺术家的眼睛里，则映出了“永恒的美”与“生命的骄傲”……尽管在实际上，他们全都搞错了！

必须要有所排斥，才能汲取到什么。

有所毁损者，才有所创造。

以学习为例，一个人要是无论什么知识什么技能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下来，那他至多是个庸才，注定没有独创性。才能，也必须有所偏废，有所集中，然后闪闪的光辉方能透出。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决不是创造性人物的心理特征。

接受力与创造力，大体是互相排斥的。

接受，这是屈服、适应；创造，这是反抗、升华。而内驱力，是盲目的反对力量。它不择手段、不择目标地要求外扩。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他们的内驱力不是无谓的，而是微妙的反压制力。不自觉的心理反制力，这就是内驱力。这就是使他们不同凡俗的根本魔力。

即使绝情弃智的佛陀与庄生，超凡入圣的耶稣与心思缜密的柏拉图，不也在希求着什么朦胧之象、空明之境？尽管他们追逐的客体，是某种远远出人意表之外的本原，是某种不生不灭、超越善恶、不拘形迹的虚无之君……但那追逐，毕竟是一种希求、一场执劫、一个至死不渝的定向努力。精神之花的主人！有着独特的“心理场”：他们的创造因而举世无匹，始终占据其生命活动的支配地位……这是精神之花的前提。他们对人类的生活给予强力的指导与启示，唯独如此，他们成为人类渴求的精神甘泉。

他不寻觅追随者，却有参差不齐的大量信徒蜂拥而至。他的内在力量，构成了强大的人格力──这是反制力异化成为压制力的显著例证。

欲求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仅是欲求。欲求总与憎恶相伴而行。一方面的欲求有多大，另一面的憎恶就有多大。追求，同时意味着拒绝。追求与拒绝，这是内驱力的两个侧面。它们奇妙交融着。

单纯的欲求，充其量只能达到“贪婪”的境界：而憎恶却是创造之母。因为“憎恶”造成了心理上的真空状态，才为“欲求”提供了真正创造的可能地盘。憎恶比欲求更有力……

“憎恶”的动用，正在于杜绝了孔道的多元性，从而为“一个欲求”提出了强有力的保证。这样的一个欲求，在俗人眼中是可怕的欲求。《书经·咸有一德》篇却把这叫做“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并认为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的必要前提。

与其说“希望”是人类文化的灿烂火炬，不如说“绝望”是这一火炬的黑色燃料。绝望过后产生出来的希望是充满内在爆发力的希望。它已成为反压制力的唯一突破口与宣泄孔道。所以，富兰克林说过，正因为没有希望，我们才充满希望……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些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学上的概念，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能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

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是宇宙间最细赋、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末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

对于伟大天才及其事业而言，压制与迫害实质上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成全”。精神之花，灿然于一片死寂的精神奴役之后！天才，不惧压制，不怕迫害。真天才不会毁于压迫之下，只会消磨于幸福之中。因为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激发起来”的。

孟子对此有真知灼见。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是什么？不是现代人所误解的“人格神”，而是“无言”又“阴沉”的普遍压制。

“大任”是什么？

“反压制力”的社会化说法。你反抗了压制，你就实现了大任！

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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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击

普遍压制无所不在。

普遍的压制是我们感觉到的宇宙本原。反倒近似斯宾诺莎泛神论中的所谓“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神学的上帝，而是聪明的流浪的犹太人所进行的报复──对上帝本质的极端歪曲。

普遍的压制也不等同于斯宾诺莎的上帝，同样，她也远离今日的人们和过去的人们对宇宙本原的一切理解。她，是首先侵入智慧视野的阴郁罗网。她无所不在。她不是存在，存在也不是她的“属性”──但没有任何存在能逃离她的控制和压榨。

普遍的压制是宇宙的基调和永恒的主题。她不是存在，但也不退出存在。她决定存在，正如在宫廷阴谋中，女人决定男人。不论人们是否察觉她，是否承认她──她都无微不至地支配我们，照顾我们，并赋予我们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各种性质和形式。

她，几乎是“惰性”的别名。但她不仅仅是惰性；宇宙间的活性和精力也由她而来。这一“来”在人们心中现形为“激发”。

中国的灵性早就发见了这一点。他们早在《周易》时代就曾透露：普遍压制近乎阴。而阳正是从阴的压制中发动、衍生而来的。所以《乾卦》说：“初九，潜龙勿用”──阳还需要集聚反抗力。而“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阳已足够强大，能够开始反击压制的搏战了。

中国的灵性还表现在：他们认为“乾”与“阳”是世界的肇始。

这，就默认了在“天地开辟”之前，还有一片浑沌，一片阴沉无声的“惰性”、“压制”、“原始物质”甚至“劫灰”……而《圣经》中的“耶和华”，实际上是古代希伯莱人（不同于现代犹太人）给予“乾元”的别号。所以，耶和华不是第一者，而只是世界的起初，只是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一个媒介，是宇宙的创造者……中国传统理解中的可怕错误，在于将“阴”、“阳”并列起来，混淆了二者的主从关系。这是用“人”来解释“天”的又一失误。两千年前的这一错误可以谅解；今天的这一错误就不可原宥了。

普遍压制是一切宇宙的本质及根源。

如果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宇宙，真的有什么“本质”的话，那这本质就是：普遍压制。如果说，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摸到、尝到、想到、甚至梦到的万事万物，真的有什么可以想象并可以体验的“本原”，那这本原就是：

充斥于、支配着一切存在与非存在、超存在的浑沌及其沉沦的属性：普遍的压制，无所不在的杀害。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我们自身在内，都是无孔不入的普遍压制下的变形和影子，文明则是浑沌的偶然现形。

普遍压制的解放者是“太极”──有些类似于“上帝”。但不能将一切解放者统统理解为太极──因为这将引起无尽的误解。有些解放者本身是类似雌性的，像那位没有胡子的阴谋家，他怎么能是太极的化身呢？“极”与“普遍”，是难以调和的。受到普遍拥戴的家伙，不可能是极。尽管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极、救星，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普遍压制，具有太极的本体性。但她不具有太极的阳性。她是无极的太极，是阴柔的太极……她像观世音一样由男变女，但不具备观世音的生育功能，而是以杀戮为己任。

现代意识的迷误使人们幻想着只有一个宇宙，这是古老神话和灿烂童年的遗物。其实，宇宙不是一个，而是无数。它们不断地生、灭，不断地兴、衰，不停地交、替──于是构成了人类难以洞悉而无限纷繁、无限复杂的神秘“超级太空”。永远流动、永远无常、永远在发出无声咆哮和无音交响的超级太空。

阴性的主宰是沉默的。不像阳性的上帝那样会发出人声的启示；并向不割包皮的摩西口授经典戒律。阴性的支配者永远坠落、永远向下运行。不像印度人想象的那样不断向上超升；那样渴望摆脱轮回之苦──她宁静地驱使一切宇宙的兴替浮沉、新陈代谢……但愿这不要被斥为“将无机界生命化”。因为她就是笼罩一切、扭曲一切、消磨一切的普遍压制；她，就是酝酿一切、塑造一切、激励一切的普遍压制。

压制与反击的机缘是这样的：

在普遍压制的不断作用下，浑沌自身开始分化。这种分化，对普遍压制而言，是自我分化。反击力量，就在这分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突起。

在永远沉沦的惨淡光景中，一个个世界，作为满怀朝气和活力的转折，宣告诞生了。他们是沉沦趋势的派生物，用自己的诞生去反击沉沦，否定沉沦无上威权。

分化的过程就是反压制力的不断转易、增强的过程。反制力量，出自对压制力量的抵抗，不是机械的、固定的，而是伸缩的、弹击的。这抵抗不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而是盲目的、随机的、见缝插针的。他热切地向沉沦趋势宣战，对他而言，固定的战场是没有的──无数个宇宙就是超巨型的、漩涡般的战场。

普遍压制分化为特殊的压制，特殊压制又激起独特的反击。具体的（特化的）反压制力的增长，是随着某一存在实体的壮大齐头并进的。虽然有不平衡，并充满不可思议的神秘气氛，但凭着灵性之眼，还是可以朦胧地看到。凭着灵性的耳朵，还是可以依稀地听到……

一个东西一旦被创造出来，立刻产生自己的独立倾向。奴仆是主人买来的，但他却怀着抗命的意图。儿女是父母生育的，但却背离父母的意愿。……这种永恒的趋向，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和独创性。

在历史中这类情况比比皆是。诗人写出了诗篇。但这东西却立即有了自己的命运，脱离了创作者的原先设想的轨道。上层建筑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吗？历史表明，上层建筑一旦成立，马上就有了自己的主体要求。他要求从经济基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反转过去要求左右甚至支配经济基础的命运。他斥责经济基础的庸庸碌碌，他蔑视经济基础的鄙俗，他抵制经济基础对它的制约，他是经济基础的主人。……由此可见经济决定论者多么缺乏人性。学术就更是这样了。一个学科一旦分离出来，马上或不久就显露出它对故主即原先从属的学科的“反抗力”，它要靠损毁自己的恩主，来壮大自己。

科学的发展，正是以牺牲恩主的恩将仇报为前提的。

科学的分化过程，实际上是一连串的背叛行为与忤逆行径。

虔诚的教徒们指责科学是“魔鬼的玩艺儿”，从上述意义而言，还真是不错。但是，难道每一种新宗教本身的诞生，不也是这类背叛行径的结果吗？每一个新兴的宗教组织，不都对哺育过他的固有组织的背叛和敲骨吸髓吗？

不犯下深刻的分裂罪和遗弃罪甚至乱伦罪和弑亲罪，就不会有新的圣殿和组织。犯罪，这是升华的前提。犯罪倾向，成为实现圣洁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种新的反压制力，一旦体现为新的存在而出现在宇宙的角力场上──立即受到双重压制：

A，普遍压制力（它表现为“问题”、“危机”、“挑战”、“困难”等等）的压制；

B，衰朽的反压制力（它表现为陈腐过时的“认识”、“路线”、“方针”、“价值感”等等）的压制。

这样就迫使一切发展，只能建立在背离的基础上。

背叛与谋财害命于是称为至上的美德！世界，从一片沉沦着的浑沌状态中，就这样不清不白地分化而来、脱颖而出，世界上有多少伟人和天才，是被强暴而生的啊！

谁能热烈希望地否定这“天地之始”的无名浑沌呢？

世界上有多少伟大的领袖是通过最卑鄙的手段称为伟大的？例如那位杀害哥哥弟弟、逼死父亲、僭称唐太宗的李世民同志。伟大的领袖将自己的恩人贬为“丑陋陪衬人”，他还狡辩说，宇宙的诞生本身，就是背叛浑沌的结果。

压制力量和沉沦趋势占统治地位的时空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反击力量。但它不一定立即脱颖而出，施展反攻。他也许潜伏着，仍然处于貌似驯顺的半阴状态里。他也许飘流着，转移到另一个压力薄弱的时、空之中。但是迟早，一个辉煌灿烂的反抗，会形成的。

古人不理解这一“机缘”，他们称这种现象为“欺软怕硬”、“恃强凌弱”……但是，宇宙是不讲道德的。道德，只是人间的“游戏规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对宇宙来说，力量和节能是至高的；规矩与范式，只是力量运化的轨迹。

在“种瓜”与“得瓜”之间，在“种豆”与“得豆”之间，有一个漫长而曲折、混乱而莫名其妙得以致不可理喻的过程。结果，种瓜的不是得瓜的；种豆的不是得豆的。由于生长过程太长，窃贼也太多就是了。于是人们觉得称之为“命运”更令人舒心。因为“命运”一来，大家都不必对此承担责任。浅薄的理智与科学，尚不足以理解它；僵硬的语辞、狭窄的范畴，实在不足以概括它。

种瓜者并非得瓜者，种豆者不是得豆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是就瓜、豆生成过程而言的；至于作俑者和得报者，究竟是谁，那就无关紧要，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这是历史中的最大未知数。一切历史研究的法则和所谓的历史预测，都无从解答这无限之谜：到底谁是种瓜者？而最终的得瓜者又将是谁？像庭院里的松鼠一样忙忙碌碌的人们，真能参透此中奥妙吗？结果似乎是，谁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照此看来，怎样“理解”反制力量的突起，就成了一个头等的难题。“突起”是否就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虚无之物？不能理解的东西、难以释义的奥秘，就一定是假的吗？反过来说，难道能够解释、能予合理化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的？这样时兴的推理很难令人信服。人类的毛病，就是“不知──知”。这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虚荣心，毒害着我们的家园，使整个高级文化毁灭。普遍患有的社会浮肿病（庄子称之为“伪”），使得“知──不知”式的合理怀疑，变成反社会的代号。而要做到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却是最难的。因为哪里有个对裁判，去断定什么是“知”，什么又是“不知”。例如，孔子本人的“知”，就多次受到他者与后人的怀疑、嘲笑和否定。

在压制力与反击力、在沉沦趋势与升华作用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比例。这里既没有“正比”，也没有“反比”；有的只是冲决了思维的框架、混淆了语言界限的比例失调。但无论如何，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神秘线，沟通了压制与反击。就像月下老人用他的“红线”，沟通了一对痴男怨女的野心。他们也许早已熟知，也许未曾谋面，也许曾经分属于死敌世家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许几度悲欢离合如破镜重圆……但只在这时，才融和到一起。

这里的机缘，无法用语言去破译、更无法用感官去看清。这是新陈代谢。而新陈代谢是无声的革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党夺权”。

新陈代谢，是年轻一代替代没落一代的和平革命。新陈代谢体现了宇宙最高的道德（如果说，宇宙中真有所谓“秩序”的话）……新陈代谢，意味着更强大的反压制力，突破并粉碎了业已衰朽的压制力对自己的压制，取而代之，行使天命。这是新生事物将自己的“独立宣言”付诸实践的行为，是类似美国独立战争的那种分裂社会与背弃祖国的造反运动。所不同的，在于它的普遍性──小至细胞和量子，大至星球和星云，都在无休无止地重演令人作呕的节目……

“反压制的反击力”就是这样诞生的：每一项存在，都包含一项反压制力，否则它就不再存在。

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他的反压制力就随着生命的壮大而日益增强。终于，他成了一个好战者，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勇于革新者，一个满怀创造热情的人……随着生命的日渐衰落，他渐趋平缓、稳定；他的反击性日益薄弱。最后，“第二童年”来临了，他平安了。

但反击还存在。他感到自己的羸弱，于是尽力维护自己，采取越来越坚硬的自我防护措施。于是，他就显得越来越顽冥不灵、泥古不化。

最后，生物水平上的反压制力终于消歇。──死亡来临了。

什么是“崩溃”？什么是“解体”？

崩溃，是无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解体，是有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对普遍的宇宙而言，压制的力量是根本的要素。所以，崩溃与解体是万物最终的宿命。

只是对特殊的个体存在而言，反击力量才是他自己命运的标尺和水平线。

反击力量的状态，决定个体的一切形态。反击力量的水平──物理水平、生物水平、社会水平、心灵水平──是各种存在形态的直接决定者。有怎样的“水平”，就有怎样的存在。这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的。

疯狂吸食可卡因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原欲（力比多）”学说，还不应当寿终正寝？这样的思想毒品正是蔓延世界的药物毒品的前驱。

原欲并不“原始”，它，只是生物或心理反击力量的别名。还有比它更根本的欲望在！这个源泉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化育者。──是那“众妙之门”。

众妙之门是什么？是雌性的太朴。是“玄牝”。是那迫使一切派生物永远沉沦的女暴君。

人们，曾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迷茫了无数世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切好古的理想家的灵感源泉。这，很能说明我们当代的问题。因为共产主义声称是一个“尚朴”的社会，是个崇拜女性的“母系社会”。社会制度和经济问题方面的原因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那是一个依附心理占了上风的社会，那是一个听天由命、不思进取、企图不劳而获的等级社会。因为，它在精神上崇尚“阴”，在行为上表现出十足的“惰性”（这很合乎太朴的沉沦趋势，很能与压制机理协调无间！）；如果它也有什么“文化”的话，那也是反文化的文化，用别人的真诚创造来点缀自己无聊假面的“玄牝文化”……

尖锐而勇敢出击的反搏力量，是现存世界之外的破坏性因素和创造性因素。他因此雄踞宇宙之巅，他永远改换着这个世界的面貌、性格、以及广度和深度等等。

如果说，这个世界及其一切附庸属性是“存在”，那么普遍而不可测度的反压制力量就是“反存在”。它比存在更有力。它是“存在之父”，犹如普遍压制是“存在之母”。

我们的生命力，以及植物界的、动物界的，以乃至于整个生命界的内在力量，尽管光怪陆离，但都是普遍的反压制力量的分化形态。

这里面有多少矛盾、冲突、争夺、纷扰；有多少在那至上的永恒者看来，是如此可怜的互相抵触、琐屑的此起彼伏啊……但是，伟大而明澈的心眼，却在其中窥见了“壮阔的和谐”。它是如此庄严神秘，高临万有之上。

只有在漩涡中，才有对立和互相追逐，

只有在分化中，才有自我及其千奇百怪。

在那伟大而普遍的反制力量“看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天下何思何虑！”

但作为思想者的我们，却要用思虑的扁舟，试图抵达无思无虑、超脱万有的空明之境……用痛苦而反抗的航程，创造幸福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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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浑沌太朴──犹如无边无涯、不见端倪的“祭坛”。

她，阴沉沉地通向一切存在，并力图压碎他们，使他们顺着命定的轨道沉下去。她，要求一切存在为她无偿地献身……

她，只有一种顽固的倾向：

要把一切宇宙、一切世界、一切可以睹见的形体，都搁置在她那无形的、永恒的祭坛之中。以便慢慢盘剥他们、细细咀嚼他们……直到把他们重新拉回她那冷酷的永恒中……使他们重行变成她那广漠无垠的一部分……在无动于衷里，她好像哈哈笑起来了……

可怕的宿命！这就是她！一切存在都在为她默默地“流血”，直到耗竭虚脱而死。不止是生物，不止是人类，不止是思想的精华，不止是灵性之花，而是一切存在与现象！一切已经存在的，以及一切过去存在的和将来可能存在的现象，都要为这最基本的（而不是“至高的”，暴君而默默牺牲，毫无报偿。因为她的本性如此：强行牵引万物下沉、并粉碎之……

她预支给存在物以报偿，那就是他们的存在，然后再夺去这存在的权利。幸福与不幸，在此汇合。

悲哉！印度人的“轮回”观念，并非仅仅强词夺理。浑沌太朴，默默“赐予了”一切，然后又同样默默地“夺走了”一切。这里有一圈又一圈的旅程，一个又一个的巨型之“圆”。

她既是可怕而沉寂的祭坛，又是喧闹而无形的摇篮。她不住地摇、摇、摇……终于摇出了一番又一番新的光景。摇灭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宇宙。

在她的“摇”中，我们才得以窥测出那个“稳定的静态”。如果她不摇了，就化为一片连静态也不是的“冲漠虚无”。

对浑沌太朴最贴切的描述，只能是：“〇”。因为具体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不可知”，并不是不可直觉，而是“不可说”。因为一切知识都立足于语言，并通过语言来传播。

“〇”──这是浑沌太朴的徽号。

“〇”包含着无限的神秘，不可言说的感受，我们的眼睛也看不见她。我们的心说，她是“〇”。

人类活动和一切文化的反压制、抗沉沦性质，决定了它们的散朴性质。用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到底是情人杀死了情妇？丈夫杀死了妻子？还是儿子杀死了母亲？使之不再是原来的她？也许还是《庄子·应帝王》篇末的浑沌之死，最为象征性地描述了文化和生物的命运──怎样一步步致朴于死地的。当然，这仅是人的视野所及范围之内的补，是文化洞天的朴。

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文化，注定了要在浑沌太朴的无限阴霾里，开创出一条条的幽径或大道。而对浑沌太朴来说，如此后果无疑分解了她自身，有如情人使情妇开窍，丈夫使妻子成熟，儿子使母亲衰老──这些杀手，都割裂了太朴的圆融。对“浑沌太朴”，这意味着“罪恶”；但对“人”，这是“进步”，是“反抗罪恶”……

对于人类来说，“返朴归真”从其本义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存在、以及万物的存在、甚至星系的存在，宇宙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朴与真的抗议和反击，是对浑沌与原始状态的破坏。“返朴归真”，只是当某种文明系统已经深陷于它的病态泥沼中，作为一个振奋人心、刷新历史的口号，才是可取的。《老子》的哲学错误，是以文化史的暂时波澜，充当了宇宙本原的永恒秘境。

浑沌太朴的基本属性是压制与沉沦。它是沉浊的、惰性十足的。只有作为她最高的对立者和分化形式的人类幻想，才是空灵的、充满活力的。

作为压制的分化形式，反击兴起了；作为沉沦的分化形式，升华展开了。他们，一直要升腾到很高很远的未知之境，被一种压制不住甚至自制不了（自我压制）的冲动驱使着，不能自已！

沉沦与压制结下了不解之缘。压制的本性是迫使你沉沦。但沉沦又不同于压制。沉沦，是就浑沌太朴的自我运行而言；而压制则是就它与表象世界的关系而言。此外，沉沦也是每一存在体的自身宿命，而压制则表现为存在体与它存在之间的关系。

压制导向沉沦……沉沦显示压制。对于人而言，浑沌太朴既是至善又是极恶。人的矛盾心理，在任何地方也不及这儿如此突出而醒目。不通过压制与反制的奇妙机缘，不通过沉沦和升华的神秘际会，作为生物的我们，是根本感受不到浑沌太朴，那个不可描述的“〇”，那个麻木不仁的阴黯暴君。

作为生物的我们，是在压制与沉沦所激发起来的反制也就是反击的升华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高级形式（人们自认如此），一片光彩夺目的浪花……我们因此认识了我们的“父亲”──反击过程与升华过程。并通过我们的父亲，察觉到我们的母亲──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

对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的思想，我们推测了作为宇宙第一者（不是宇宙创造者，而是前于创造者的原始质地）的“〇”──浑沌太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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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不论人与人之间纷陈着多少深刻的差异，并由此生起多少层面的力量比试与文化波澜，在以下这些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稳定的近似：

1，每个人都活生生地存在着，这意味着流动、变化，对各种刺激进行特殊的反应。

2，每个人都在活生生的存在过程（这被叫做“生活”）中极力表现自己，用各种方式展现自己的生命。

3，每个人都努力在空间上扩张、在时间上绵延自己的存在，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现只是其手段。只有当人确切知道了自己的极限之后，他才学会克制自己（所以，让人格守社会规范的灵丹，是用一定方法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极限）。

4，意识到上述三点，并通过语言和范畴来思索它们，从而形成群体的文化世界和个体的意识世界。

由于人的文化意识的泛时空性（我们现在思索这些问题，正是文化意识的结果），上述四点，事实上是交融在一起的。有时我们甚至难以区分，什么是动物的人，什么是文化的人；什么是基于科学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什么是基于文化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但相对说，区别它们恰恰是摆设在思想者面前的一个令人神往之谜──它诱使思想接近它。

文化本体论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的本体论。各种本体论虽在体现宇宙观念方面，有着深层的一致；但当人类的智慧以其不同的侧面去探索不同的问题，并把自己的光，投影到了不同界域中的刹那之间，必定会产生不同的视象。一种真实的科学本体论，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实验的（而不仅仅是“实证的”）基础上，它尽量排除猜测或假设的部份。这样一来，一个巨大的空白就出现了：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时空诸相的繁复则显得相对无限。在“实在”的背后和四周，存在着巨大的“虚空”。这虚空，是现有的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的。

这一虚空，正是文化本体论所意欲探索的空间。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之科学已经证实了的实在世界远为广袤、远为神秘的地方，但它又是近乎无所不在的，甚至就在我们身边。

极力在生活中表现自己，以此来赢得自己也赢得生活，这是现代人已经瞥见的普遍的文化精神动力。它不同于科学的精神，即便是在那如此千姿百态、充满生气的动物世界里，人们也看到了（并用摄像机悄悄拍下了）这一精神的冲动。人们观世的眼，决定了他所捕捉到的视象。人们把越来越多的人情味儿，注入他们不再对之感到恐惧的动物世界。人们越来越多地发见了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所具有的“人性”：这就是自我表现。人自己，无愧于那顶自我表现的大众情人一般无异的无耻王冠：他比四脚畜牲有更强烈的动机、更明确的意识、更耐久的毅力。不可否认，这正是帮助人类这种两脚动物得以战胜群伦、垄断地球的最大力量。

耶稣早在他短短三年的悲剧史诗般的反击生涯中，就发现了这个“精神决定物质”的现象，他认为这是“魔鬼”迷惑住人们的感官，从而蒙蔽了人们的真知。耶稣想完成人间的驱魔仪式，结果，反被魔鬼的子孙、毒蛇的种类钉死在十字架上。撒旦再一次取得了实有世界里权力核心必定拥有的光辉胜利，为自己的饕餮贪污的晚餐又多上了一道“纯洁的菜”。

耶稣的乐观主义，认定人类有能力战胜自己“精神决定物质”的（充满幻想气质的）文化天性（就上述意义而言）。而现代的生理心理学却证明了一个又一个反耶稣的定理！──人必须先对某物感受到兴趣，然后才能将之纳入视觉注意的中心；人必须对某物感到了“需要的压力”，然后才会把关于它的深刻印象，输入到意识的库存、行为的反应中去。

活生生的人，是随时随地（哪怕是在梦境中和玩笑里）运作着一整套“生理心理程序”的个体。在有机与无机之间不断反馈（完成其感知、体验、反应、行动、逃避、转移……）的个人──不仅是个人意识的基础，也是集体行为的文化出发点。离开了个人的精神，集体的文化要么失血并瘫痪，要么抽象为一个禁锢活力的符咒。

个人的文化精神的扩展，并不像是流行的看法那样，仅仅起着分裂社会和科学的规程作用。其实，它也是社会文化乃至科学规范本身得以更新的头等动力。当个人与个人在文化的荒原上相撞，他们要么两败俱伤，要么联合起来，学会共同的文化生活。因为在一个人烟日益稠密的世界上，孤独者很难找到自己的乐土。甚至连立锥之地都会被无情地剥夺掉。当个人的扩张采取了时间的形式，就促成了被称作“精神文化”事物的起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文化心灵的最大恐惧；而文化绵延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安慰这“无名的悲哀”。人，不仅希冀后人铭记自己（哪怕是刻在一块冰冷的花岗岩上、印在一条褪了色的条幅上），还渴望从援引前辈的遗言、遗迹中，汲取支援意识的力量。这就是“典范”的吸引力所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人，在创造精神上堪称是贫弱的，这可以从他们以“述而不作”为典范，以“注家”自居──不敢涉猎“开创先例”的文化表现──上看出一点端倪。缺乏原创力的表征，恰恰说明文化传统的压力过于强大，以致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启示变成了桎梏。

尽管个人的扩张及其创造行为（包括“思想”、“设计”）受到社会（空间上的）和历史（时间上的）的严格文化限定，但他总是在有限中，遐想着无限；在自我中，包容着宇宙──“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

人的本质是什么？

这取决于人与其它动物间的区别。古代神话说，人是上帝从动物世界里挑选出来，用以贯彻自己意念的优秀者。那么，是否可以据此判断：人，是上帝与动物之间的一个中介？或是上帝与动物的混合体──精神上的神，肉体上的兽？无怪有句谚语说，人具有半神半兽的双重构造。

意识与语言，也许并非人的专利（现代生物研究表明，动物甚至植物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人类的独特成就却把它的发展推向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理智的判断（趋利避害）和情感的冲动（以欲力为基础），更不是人的专利（这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前提）。但人的文化表明，它们是在人的活动中，得到了迄今最充分的发育。而综合了人的这些超动物特征的“有机文化”就构成了“人的本质”。人为自己创造了“文化”。文化的本体论，事实上是人在探索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巨大空隙时的“道路”。每个文化时代，都产生了自己的文化本体论，每个文化时代，也都扬弃了前人的文化本体论。

这种新陈代谢，正是“人的本质”的有力表现之一。

所谓真理是多元的这个命题，其含义是：多个真理可以相悖而共存。关于多个真理的观念，是否属于怀疑主义的一种羞怯表现？凡此种种，都很难确证。有关的论断与证明，常常取决于语言（及其定义）的安置及其巧用。因此，那只是语义学上的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但“世界观”与“真理”则不同：世界观是无法检验和公认的。那是一种存在。即便在一元真理控制着整个文化意向的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在“一元”的旗帜下，也是各各不同的。

“世界观”与“真理”的关系是这样的：真理虽然来源于实践的总结，但其具体形成却受到世界观网系的严重过滤。因此，就文化的本体论而言，它并不把自己的观念世界升格为普遍的甚至局部的真理；而仅仅自认为，是诉说了在某个时代、某种文化气氛之下，某个心灵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有机的看法。

这里展示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甚至不是一时的、片断的真理。因为这里诉说的一切，与真理本不属于一个范畴、一个界域。这里提供的，仅是一些有趣的说法、别致的思想而已。它并不试图建立固定的定义，而仅只表现了精神探索的多项可能性而已。也就是说，这是轻松的探寻，并非去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宇宙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人为的文化构造，都有其特定的限数。许多古旧的哲学原理，也像是文化本体论一样，在理论的原则上是承认文化乃至文明实体本身的这一新陈代谢的。差别在于，文化本体论还勇于兑现这个文化论上的承诺：它在实践上对异己的新文化力量，持发自内衷的宽容态度。这样做，不是出于文化道义感的克制，而是发自对文化命运的洞识。文化的嫉妒心是与缺乏自信，是成正比的。文化方域中的狂热嫉妒，是一种类似尼采所谓“追求权力的意志”之类的心理冲动，它来自潜伏在文化人类身体深处的攻击性本能。它的各种极端表现，在古代的暴君、排除异己的教会集团（以犹太会堂和基督教会以及他们的现代世俗化的继承人──政党，最为“杰出”）、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甚至相互攻击着的尼采主义者（如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表演中，早已为人熟知了。但新哲学并不出此下道，它知道过无济于事──建立在沙滩上的纪念碑是不可靠的。它看到了掩蔽在文明光彩后面的漫漫黑暗，它指着壮人视听的文化实体后面的无边虚无，对所有的“耳朵”（包括他自己的）悄然而说：学会宽容！

它的话语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开拓性的。正如弗兰西斯·培根说：“现在流行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事功；现有的逻辑，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现在流行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

也许，科学本体论的规范无法实现的文化功能，要靠文化本体论的探索去实现。

文化本体论，只是在追求着自己处身其中的文化大时代的文化本体──“我所自任的角色不是一个裁判官，而是一个向导员。”（《新工具》第l卷32节）

为此，需要区分科学的本体论和文化的本体论，即绝对的本体论和相对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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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在人的心灵深处，存在极反的心理动向，它们共存共荣、互相滋补。诸如，爱与恨，行善与作恶，受痛苦与寻欢乐，绝望与希望，求生存与觅死亡等等，这些对立面都在“我”的名义下奇妙地融合。越富于创造的活力，他内部互相对峙、冲突的心理动向间的反差，也就越是引人注目。克服世界，原本发端于克服自己。在这里，反差的存在，以及为协调反差而行的努力，成了心理驱力的源泉。大有抑制并称合反差的能力。为了生活，他必须寻求有效的行为方式，他必须做出确切的判断与反应等等；这就要求内心的反差尽可能不要外露。换言之，外露的言行，尽量避免以反差的形式出现，以降低不必要的阻力。具体支配行为的是一种当时主要的心理动向；相反的动向则经过抑制、转换而曲折地显现，担任隐秘的配角。这就形成了心理形态与行为形态之间的不同。因此，各种言行本身，都是个体的内心世界与环境之间的一项妥协、中和、或装饰。是个人试图适应环境或改变他人行为的一部分。各种言行在根本上都是随机而变的，具有试探性、即便在极为原始的心灵中，就已共振着动向相反、互为生成的颤音。

我们知道，在许多民族早期神话形象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并非人类的近亲哺乳动物，而是与人疏离的爬行类和鸟类。例如，在古王国时代统一之前的上下埃及分立时期，上下埃及的各自守护神分别为蛇神与鹰神。古波斯宗教的象征性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琐罗亚期德，一手执蛇、一手执鹰，代表两种相反力量的并存。《圣经》中的恶势力是以龙蛇一类的爬虫为代表的（撒旦）；而正义的天使们则身上有翼。至于古代墨西哥城的城徽更富于戏剧性──那造型是一只雄鹰征服了并践踏着一条负隅顽抗的蛇。龙蛇与鹰鹫，是通过互相对抗的力量化身，去占领神话鳌头的。

在古代中国文化心灵的梦幻世界（这常被称为“原始文化”即理性文化底层下的精神世界中），沉沦与升腾两种力量动向，分别投射到龙蛇（沉沦）与凤鸟（升腾）的象征体上。蛇，是原始阴柔力量的化身，浑沌势力的代表，它使人望而生畏。它能以人所没有的耐力渡过严冬，“死”而复生──春夏季节一到，再次隐现在草莽之中。它的眼睛闪着幽冷之光，它的嘴中含着把人带往另一个世界的神秘。鸟则是原始阳刚力量的化身，它是生命冲动的代表，令人神往。它能以人所没有的冲力脱离大地之母，周游天际，达到空前的自由。它的翅翼鼓荡着未来的风，它的眼睛满载着天庭的秘密。

龙蛇潜隐到很深很深的地下，凤鸟飞旋到极高的天穹──两种相反的力量同时激动着滞留在大地平面上的人们。人也许不得不中庸──他的生态就决定了这条道路──但他憧憬着相反的存在。

学者们有一套观念模式，认为古代中国的东夷部族是信奉凤鸟（包括“玄鸟”）的而西戎部族则信奉龙蛇。这种分类，就某个时期的历史横截面看，也许有道理。但任何道理都是属于人时一地的；龙蛇与风马的对立亦然它们逐渐开始了融合，完全打破了族属界限。例如，在信奉龙蛇等爬虫类的周大执天下牛耳的大时代（八百年的“周朝”）中，蛇神和爬虫神（以鳄鱼或它种类别为原始模特儿，在演化途中，大大吸取了鸟神的诸多特征，构成一种新型的龙神。龙不仅具有蛇鳄等神的幽潜能力，更具有凤鸟等神的飞翔能力。此外，更获得了作为两者之中介的变形能力。龙神，成了一种出神入化、潜隐无形的主宰：相反的力量集于一身。大的力量，来自协调与变形能力。

“具备创新个性的人，会在行为中表现出各种相对立的特征。”奥地利犹太人荣格这样说。这些人因为内心的反差过于强烈，以致无法协调得大圆大满，从而在外部的行为上留下了内心冲动的踪迹。创造性的个性，显然违背了“中庸”的原则。甚至可以说中道与创造二者完全相反。中庸反对极端，信奉“过犹不及”的理念──之所以称之为理念，是因为“中”永远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但这不等于说凡反极端即是中庸。创造性的个性则爱好在主体的能动中，找到了一种发泄的类，一种表演的美，一种自我愉悦的美。他的第一要义，就是击破现有的平衡，并以此来缓解他的压制感。而中庸的第一要义是力求调和各种冲突，避免恶性的行为循环，以便达成一项合理的社会方案。

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是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涂上了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

原始的创造力，则是一种不计成败结局如何的自我显现力。他的目的只是显现某种广大的映象。假文化市场上忙忙碌碌的买主和卖主却无力对此层含义做出理解。在他们眼中，创造行为似乎是经过了仔细演算的数理方程式。有篇讽刺小说（西德作家约·洛德曼的《成功之路》）真是一针见血，它说一个作品的社会成功，“与什么都有关系，就是与作品本身毫无关系。”这说法也许极端了，但对今天迷信于“接受美学”、“阐释学”的人们却不失为一副心与理之际的清醒剂。

人的认识能力是通过“好奇心”的诱发喷涌而出的。创造性的秘密就在于无拘无束地试探：它被好奇驱动，被想象烧旺，被意志鞭策──这试探所包含的功利性，是不确定的。只是在其以后，它才经由社会的功利目的所拣选，成了一种“有用之材”。以不同的心理动向为视线，去交叉地观测同一个世界，将获得全然不一的映像。于此世界成了费解的，因而是矛盾的。但“我”所具有的统一力量，却容忍不了无法自圆其说，容忍不了两个视象的重叠（眼科学上的所谓“复视”），所以他使要综合不同的映像，以求得统一的理解。这个刺激源，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的智力活动。从此他学会分头从两个角度去观察同一个世界应付同一个生活和“矛盾的世界”。否则，世界则无法理解。从行为的世界看，人必须面对一个不容疑惑的世界。你不是顺从它，就是抵抗它，二者都是“适应”的过程。总的原则，是采取一条相对稳定的“路线”──相界的心理动向，必须在这里求得一个实行的妥协。这妥协的方案，在古代中国思想中，是“中庸”。因此中庸不是一项理想，而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行动准则。

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创造力就相形逊色。已形的东西抑制了未形的东西。它使人不容易从经历和记得的事物中脱开去，开赴到比较新颖的境界里。我喜欢这句格言：“忘却与记住同样重要。”思想特别深奥的人，语言表达能力反而软弱──思想总想突破语言的囚牢，而最后又不得不蛰居其中，既痛苦又混乱。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他所表达的思想，只占他实际思想的十分之一。不是由于言论的恐惧，而是由于言论的无力。爱因斯坦的事例更能说明深一层的问题：他直到五岁才学会了自己的母语！《老子》所谓“大辩若讷”，真是灵验了。看来，语言不仅限制思维，有时还妨碍思维。一种表达越“精确”，对智者的启发反倒越少。

人的总能力是个恒量。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优的表现，对其他表现潜隐着牵制的作用；甚至抵消。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

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

信仰，是危机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危机感的产物。生命面临无所不在的挑战，每到力不胜任之际，危机就发生了。信仰，的力量在于：它是某一经验、感受、信念的特化，它因此有助于人在变幻无定的生活世界中，维持一种恒定感，以此去抵消生活的动荡。尤如在波涛中，压舱石显得特别重要。相反，在生活中跋涉过久的人们，也因极其疲惫而失去生活的节奏感、失去作为依托的信仰本身。这时，危机依然存在，但危机感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人们对危机的感受力已失去曾有的敏感度，故用以克服危机感的信仰本身亦随之冰释瓦解。这是因为，过深的危机反使危机感趋于淡化人们知道救助无望，反而不愿正视危机，只求醉生梦死，以求逃避现实了。每到这种时刻，虚无与纵欲结成孪生兄弟。这就是二十世纪现代风靡全球的“末世感”？

思想必须有力，且有助于人的生活──世俗的或神圣的生活。苍白贫血的思想无人问津，甚至激不起要把它记录下来的冲动──“思想力”，归根结蒂也是一种“力”。没有力量的思想，因其不能被寻求力量的人心所捕捉，因而没有价值因而也就不是“思想”。

思想力，有时发挥着压制的功能；有时发挥着反击压制的冲力。而“力”的性格，从根本上注定了它是动态的。思想力的倾向因而主要是反压制的，是革命性的。维持与保守的压制功能，只是它在文明衰退情境中的暂时表现。

思想力推动人们去远征。他们的身体或许已经形容枯槁，但心却在燃烧：心灵界域的精英，牺牲别的界域的精华。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相反，他带来的多半是“不必要的痛苦”。而对他周围的人们来说，他的出现则意味着骚扰和惊吓，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打破生命的寂寥。而生命之花的重启，又以“牺牲种种现存之象”为代价，以推动历史的轮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