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個必要的定位：謝選駿是誰，為什麼重要
在中文知識世界裡，謝選駿是一個奇特的存在。
他不在任何主流學術機構任職。他沒有諾貝爾獎，沒有長江學者頭銜，沒有教育部重點科研項目，沒有任何一個中國大陸、台灣或香港的官方學術認證。他的著作，不在新華書店的書架上，不在中國知網的數據庫裡，不在大學課程的參考書目中。他的名字，在中國大陸的搜索引擎上，時而出現，時而消失，取決於當週的審查風向。
他是一個流亡美國的中國知識人，從1990年代至今，以驚人的產量，獨立寫作，自行出版，在網絡上流傳——據稱著作總字數已逾一億字，結集為《謝選駿全集》，涵蓋歷史、哲學、政治、文明批評、宗教神學、詩歌……幾乎觸及人類知識的每一個角落。
一億字。這個數字，在人類寫作史上，幾乎沒有先例。
中國古代最多產的作者之一，清代的紀曉嵐，一生著述估計在數千萬字；西方最多產的嚴肅哲學作者之一，康德，全集不超過兩千萬字；維特根斯坦一生寫作的筆記和著作，加起來不到兩百萬字。謝選駿的一億字，如果是真實的，在數量上超越了人類知識史上幾乎所有的個人寫作記錄。
但數量不是問題的核心。問題的核心是：這一億字在說什麼？它的意義是什麼？它在中文知識傳統中佔據什麼位置？它對「殖民主義」的拒絕，究竟指向哪裡？
本文試圖嚴肅地回答這些問題——不是要把謝選駿神聖化，也不是要把他邊緣化，而是要把他放在一個恰當的歷史和思想座標上，讓他的意義，以及他的局限，都變得清晰可見。
二、殖民主義的雙重含義：謝選駿在反對什麼
「拒向殖民主義投降」——這個標題，首先需要澄清：謝選駿所說的「殖民主義」，指的是什麼？
在通常的語境中，「殖民主義」指歐洲列強對亞非拉的政治、經濟、文化征服——大英帝國統治印度，法國殖民西非，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這是標準的反殖民主義話語，也是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共同語言。
但謝選駿使用「殖民主義」這個概念，有其特殊的擴展和深化。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殖民主義」至少指向三個不同但相互關聯的現象：
第一層：西方現代性對中國文明的知識殖民
謝選駿認為，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界全面接受了西方的知識框架——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科學主義、民族主義——用這些「進口的眼鏡」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的歷史與現實。這個接受過程，表面上是「向先進學習」，實質上是一種深層的知識自我殖民：中國人用歐洲人的概念，來思考中國的問題，得出的結論，自然也是歐洲中心主義的。
第二層：中國共產黨政權對中國文明的政治殖民
謝選駿認為，中共政權，不是中國文明的延續，而是用「馬克思主義」這個西方舶來品，對中國傳統文明進行的一次政治殖民——它摧毀了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宗教信仰、倫理體系，以一個外來的意識形態體系取而代之。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主義是對中國的殖民，而非解放。
第三層：現代學術體制對獨立思想的制度殖民
謝選駿認為，現代大學體制、學術評審制度、期刊發表體系，本質上是一個知識生產的流水線，它的目標是批量製造符合「國際學術規範」（即西方學術規範）的知識產品，而非鼓勵真正的獨立思想。任何不符合這個規範的思想，都會被這個機器所排斥——不是因為它錯了，而是因為它不合格式。
謝選駿的「拒向殖民主義投降」，是在這三個層次上同時展開的抵抗：對西方知識框架的抵抗，對中共政治的抵抗，以及對現代學術體制的抵抗。
這三個層次的同時抵抗，解釋了他何以成為一個「三無知識人」——無官方學術身份，無主流媒體平台，無任何體制性認可。他把自己的邊緣處境，解讀為獨立性的代價，解讀為拒絕殖民主義的必然結果。
三、思想的地圖：《謝選駿全集》的知識版圖
一億字覆蓋的領域，遠超任何單一的學科邊界。嘗試梳理《謝選駿全集》的知識版圖，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主要板塊：
板塊一：中國文明的重新詮釋
這是謝選駿著作中最核心、也最具爭議性的板塊。他試圖對中國文明的本質進行一次根本性的重新理解，擺脫西方社會科學框架（包括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韋伯的現代化理論）對中國的定義。
他的核心論點之一，是中國文明不能被簡單地歸類為「東方專制主義」（馬克思、孟德斯鳩的框架）或「儒家資本主義」（韋伯後學的框架）或「文明型國家」（新加坡學派的框架）。中國文明有其獨特的內在邏輯，這個邏輯，必須從中國自身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中去理解，而不是套用任何外來的分析範疇。
他對秦制（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權郡縣制）的分析，對「天下體系」的批判，對儒家倫理的重新解讀，都試圖在這個框架下進行——以中國的內部邏輯，解釋中國的歷史命運。
這個取向，與近年來中國大陸興起的「文明自主性」討論有表面上的相似，但謝選駿的版本，對中共政權的批判是毫不含糊的——他不是在為現有政治秩序尋找文化合法性，而是試圖在任何具體政治秩序之上，尋找中國文明的普遍意義。
板塊二：世界歷史的宏觀叙述
謝選駿有一種麥克盧漢式的野心：試圖從最宏觀的視角，重新理解人類文明的整體走向。他討論的主題，往往以「世界」和「全球」為尺度——「世界歷史的中國時代」「全球文明的結構性危機」「人類文明的第三條道路」……
這個宏觀敘述的特點，是拒絕任何單一的文明中心論。他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批判中國中心主義，批判任何試圖把某一個文明的歷史經驗，普遍化為全人類的普遍規律的嘗試。在這個意義上，他的立場，與20世紀後半葉西方的後殖民主義批評（薩伊德、斯皮瓦克、巴巴）有某種深刻的呼應，雖然他的出發點和結論，與這些學者都不相同。
板塊三：宗教與神學的探索
謝選駿的著作中，有相當大的篇幅涉及宗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以及他試圖在這些傳統之間尋找的某種「超宗教的精神視野」。
他的宗教探索，不是神學家式的嚴格論證，而是更接近於一個文明批評者試圖理解「人類的靈魂需求在不同文化形式下的表達」。他對基督教的態度，尤其複雜：他對基督教的普世主義有某種吸引力，但他同時批判基督教成為西方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他對中國的佛教和道教有深刻的同情，但他又批判它們在政治上的軟弱性。
這個宗教探索的板塊，使謝選駿的著作超出了純粹的政治批評或文化分析的範疇，進入了一個更接近哲學人類學的領域——他試圖回答的終極問題是：在殖民主義的廢墟上，人類的精神生活應當如何重建？
板塊四：對中國現實政治的持續批評
這是謝選駿著作中最即時、最直接、也最容易引起爭議的板塊。他對中共政權的批評，從未停止，也從未溫和。他的批評，不限於人權問題或民主改革的訴求，而是更根本地質疑中共政權的文明合法性——它不是中國文明的代表，而是對中國文明的持續破壞。
他對毛澤東的批判，對鄧小平的批判，對習近平時代的批判，都以這個更深的文明論為基礎：不是說這些領導人「政策錯了」，而是說中共的統治邏輯，從根本上就是對中國的錯誤。
板塊五：詩歌與文學創作
在龐大的思想著述之外，謝選駿也寫詩，寫散文，寫文學評論。這個創作板塊，往往是他最私人、最情感化的表達，也是他的著述中最難以系統化歸納的部分。
他的詩歌，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某些形式傳統，但在意象和思想密度上，更接近現代詩；他的散文，往往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和論辯性，介於essay（隨筆）和polemic（論戰文章）之間。
四、方法論的特殊性：謝選駿如何思考
理解謝選駿，不能只看他說了什麼，還要看他如何說——他的思維方式，有幾個非常獨特的特徵，使他與中文知識界的其他人物都截然不同。
特徵一：拒絕學術規範的「野思」
謝選駿的寫作，不遵循任何現代學術規範：沒有標準的注釋格式，沒有系統的文獻綜述，沒有「本文的研究假設是X，通過Y方法，得出Z結論」這樣的論文結構。
他的思維，更接近中國傳統的「筆記體」（如顧炎武的《日知錄》）或西方的「隨筆體」（如蒙田的《隨筆集》）——思維在多個主題之間自由游走，不試圖建立單一的、閉合的論証系統，而是通過大量的觀察、比較、聯想和直覺判斷，呈現一種對世界的整體感知。
這種寫作方式，使他的著作極難進行系統的學術評價：你無法用「論證是否嚴謹」「引用是否準確」「邏輯是否一貫」這些標準來評判它，因為它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滿足這些標準。
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自由。學術規範是一種生產力，也是一種牢籠——它讓思想可以被評審、被引用、被累積，但也限制了思想可以走向的邊界。謝選駿選擇了邊界之外的空間，代價是失去了學術社群的認可，但獲得的，是一種不受規範約束的思維自由。
特徵二：文明比較的宏觀視野
謝選駿的思維，習慣性地在不同文明之間進行比較，而且往往是非常跳躍的、非線性的比較：從周朝的封建制，跳到羅馬的共和制；從印度的種姓制度，跳到中國的科舉制；從伊斯蘭的烏瑪概念，跳到基督教的天國概念……
這種跨文明比較，在專業的比較歷史學家看來，往往過於粗糙，缺乏對具體歷史語境的把握。但它的優點，是能夠提出一些專業學者因為過度聚焦於細節而無法看見的宏觀問題：為什麼某些文明產生了民主制度，而另一些沒有？為什麼某些文明有強大的商業傳統，而另一些傾向於士農工商的等級秩序？為什麼「世界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都誕生於特定的歷史時間窗口，而不是均勻地分布於歷史長河中？
這些問題，不一定能從謝選駿的著作中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提出這些問題本身，就有其價值。
特徵三：對「常識」的持續懷疑
謝選駿有一種強烈的反常識衝動。凡是「眾所周知」的判斷，他都傾向於從相反的方向思考：「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開端」——他要問：五四是一種自我文化殖民的開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的繁榮」——他要問：這個繁榮的本質是什麼，誰是受益者，誰是代價的承擔者；「民主是普世價值」——他要問：西方民主輸出的背後，是否隱藏著一種新的文化帝國主義？
這種反常識衝動，有時產生真正的洞見，有時走向矯枉過正的極端立場。但它的存在，使謝選駿的著述保持了一種持續的智識緊張感——讀他的著作，不能用「我已經知道他的結論是什麼」的心態去讀，因為他的結論，往往在你意料之外。
特徵四：個人性的「我」
謝選駿的著作，始終有一個強烈的第一人稱主體——「我認為」「我發現」「我的觀察是」——這個「我」，在中文學術著述中，是相當罕見的。中文學術寫作的傳統，傾向於使用非人稱的表達，把個人判斷包裝成客觀陳述。
謝選駿的「我」，不是謙虛的「我」，而是一個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判斷的主觀性，並且以此為榮的「我」。這個「我」聲稱：我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因為我站在別人不敢站的位置——流亡者的位置，體制外的位置，拒絕殖民主義的位置。
這個「我」的強度，在讀者那裡引起的反應是極端分裂的：有人覺得這是思想的勇氣，有人覺得這是自戀的傲慢。這種分裂，本身就值得思考。
五、流亡的條件：在體制外如何可能？
謝選駿的思想，是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產生的——流亡美國的條件。這個條件，既是他獨立性的保障，也是他局限性的來源。
流亡的自由
在美國，謝選駿不受中共審查的直接管控；他不需要在任何機構任職，因此沒有職業風險；他不需要通過任何官方渠道發表，因此不受編輯或審查機構的意識形態過濾；他不需要向任何資助機構申請項目，因此沒有研究方向被資金導向的問題。
這種自由，在中文知識世界中，是極其罕見的。中國大陸的知識人，受制於黨的意識形態；台灣的知識人，受制於選舉政治和媒體市場；香港的知識人（在2020年後），受制於國家安全法；海外華人知識人中的大多數，在大學任職，受制於學術評審體制和簽證身份的政治敏感性。
謝選駿的流亡，把他置於一個真正的「體制外」——他不隸屬於任何一個必須服從的知識生產體制。在本書的框架下，他是卷一至卷六中，幾乎唯一一個真正不是「王奴」的中文知識人。
這個「非王奴」的身份，是他寫作的根本條件，也是他被大量中國讀者關注的根本原因：在一個幾乎所有知識人都以某種形式服務於某個主人的世界裡，一個宣稱拒絕所有主人的聲音，本身就是一個異象。
流亡的代價
然而，流亡也有其代價——不只是物質上的（沒有穩定收入，沒有機構支持），更是知識上的：流亡使謝選駿與中國的現實生活拉開了距離。他分析中國問題，但他長期不在中國；他批評中國的現實，但他的信息來源，主要是文本和網絡，而非直接的田野觀察和人際接觸。
這個距離，既是洞見的來源（他可以用局外人的眼光看全局），也是局限的根源（他可能對許多細節和質感，缺乏真實的體感）。
歷史上，流亡知識人的著作，往往帶有一種特殊的「流亡腔調」：他們對所離開的故土，懷有強烈的情感——可能是憤怒，可能是懷念，可能是兩者都有——而這種情感，往往使他們的分析帶有某種超出純粹認知判斷的激情。這個激情，有時使他們的著作比「在地」的知識人更有感染力，有時使他們的判斷比後者更不準確。
謝選駿的著作，展示了流亡腔調的全部特徵：充滿激情，視野宏大，情感濃烈，但在細節的準確性和判斷的節制性上，有時顯得粗糲。
六、一億字的問題：數量與質量的悖論
直面這個問題是必要的：一億字，是財富，還是負擔？
在人類知識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往往不以字數取勝。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只有七萬字，卻改變了哲學的走向；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不到十萬字，卻是20世紀人文科學的奠基文本；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三十萬字，改變了整個20世紀的宏觀經濟政策。
一億字，平均到每天，如果謝選駿從三十歲開始寫，寫到七十歲，相當於每天寫六千八百字——連續四十年，一天不停。這在物理上是可能的（許多多產作家的產量超過這個速度），但它必然引發一個質量問題：在這個速度下，沉澱、修改、反覆推敲的時間從哪裡來？
謝選駿的著作，以「流水帳式的思維記錄」為主要形態——更接近日記或思維流，而非精心打磨的論著。這種形態，有其獨特的價值：它保留了思維的生動性和即時性，記錄了一個思想者對世界的持續反應，是一部「思想的素材庫」。
但它也因此缺乏許多偉大著作所具有的東西：結構的嚴密性，論証的精確性，文字的錘煉，以及「有所不說」的節制——知道什麼不必說，往往比知道什麼必須說更難，也更重要。
謝選駿的一億字，需要一個清醒的讀法：不要把每一頁都當作最終結論，而要把整體當作一個「思想的地形圖」——它顯示了一個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世界的全面感知，包括它的山峰（真正的洞見），也包括它的谷地（倉促的判斷和重複的觀點）。
七、謝選駿與中國知識傳統：他站在哪裡？
把謝選駿放在中國知識人的長河中，他屬於哪一個傳統？
他不是卷一意義上的「王奴」——他沒有服務於任何政治體制，也沒有試圖進入任何政治體制。在這一點上，他與那些在野的、隱居的、被邊緣化的知識人傳統更接近：黃宗羲（[45]）在明亡後拒仕清朝，王夫之（[46]）隱居湘西著書，顧炎武（[47]）流亡北方遊學，方以智（[390]）出家為僧。
這些人，都是在政治失敗或政治拒絕之後，選擇以著述代替仕途，以思想代替行動的知識人。他們的著作，往往因為距離政治中心更遠，而反而保存了更多的個人思想的純粹性。
謝選駿，在這個意義上，是這個傳統在21世紀的延續——一個在政治失敗（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選擇流亡和獨立著述的知識人，試圖在政治體制之外，建立一種新的精神家園。
但他也不完全屬於這個傳統——因為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在內心深處，依然是儒家知識人，他們的「隱居著述」，是暫時的退守，不是永久的拒絕。他們相信，在正確的政治條件出現時，知識人應當入世，應當服務於善政。他們隱居，是因為當下的政治是惡的，而非因為政治本身是惡的。
謝選駿的立場，更根本：他似乎不相信存在一個「好的政治」，他的知識事業，不是在等待一個可以服務的善政，而是在為一種超越現有政治形式的文明願景建立思想基礎。這個立場，比中國傳統的「隱士知識人」更接近西方的「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傳統——薩特、加繆、漢娜·阿倫特、喬姆斯基——他們批評所有現有的政治形式，同時試圖為人類文明的未來提供思想方向。
謝選駿，是一個試圖在中西兩個傳統的邊緣，尋找自己位置的知識人——這個尋找，既是他的困境，也是他的獨特性。
八、「殖民主義」批判的核心張力：反殖民需要什麼樣的語言？
謝選駿「拒向殖民主義投降」的核心困境，是一個深刻的語言學和認識論困境：他用什麼語言批判殖民主義？
批判西方知識殖民主義，必須使用某種語言。這種語言，是中文——但現代中文，本身已經是深度西化的語言，大量的現代概念（民主、自由、革命、科學、哲學、經濟……），都是明治日本翻譯西方著作時創造的新詞，通過日語傳入中文。謝選駿批判殖民主義所使用的語言工具，本身就帶有殖民主義的DNA。
這個困境，不是謝選駿獨有的，而是所有反殖民主義批評者共同面對的困境：薩伊德用英文批判東方主義（英語是他在埃及接受的殖民地教育語言）；斯皮瓦克用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批判西方中心主義（解構主義是西方哲學的前沿流派）；非洲的後殖民理論家，用法語或英語——殖民者的語言——書寫對殖民主義的批判。
「能否用主人的工具，拆毀主人的房子？」——這是奧德里·洛爾德（Audre Lorde）的著名問題，也是謝選駿隱含面對的問題。
謝選駿的回答，似乎是：可以，但必須對工具本身保持批判的自覺。他使用現代中文，使用西方哲學的概念，使用比較文明史的方法——但他試圖從內部解構這些工具的西方中心主義預設，把它們轉化為服務於不同目的的工具。
這個嘗試，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在實踐上充滿了滑倒的風險——你可能以為自己在用工具拆房子，實際上是在用房子的邏輯強化工具。謝選駿的著作中，確實存在這樣的時刻：他批判西方民主，但他使用的「民主」概念，依然是西方定義的；他批判西方個人主義，但他的「我」，是一個強烈的西方式個體自我。
這不是要否定他的批判，而是要指出：反殖民主義，不是一個可以完成的狀態，而是一個需要持續進行的過程——每一次批判，都可能引入新的殖民性；每一次試圖脫離殖民框架，都需要再一次審視自己是否又在使用新的殖民工具。謝選駿的著作，是這個過程的持續記錄，而非這個過程的最終完成。
九、評價的尺度：如何讀謝選駿？
謝選駿的著作，需要一種特殊的閱讀方式，既不是大學課堂裡讀學術論文的方式，也不是讀暢銷書的方式，而是更接近讀一個思想家的日記或筆記的方式。
以下幾個閱讀建議，或許有助於接近他著作的真實價值：
第一，把他的著作當作問題的集合，而非答案的集合
謝選駿提出的問題，往往比他給出的答案更有價值。「中國文明的本質是什麼？」「殖民主義在知識層面如何運作？」「流亡知識人在全球化時代的角色是什麼？」——這些問題，值得認真對待，即使他的某些具體答案讓你不同意。
第二，選擇性地閱讀，而非試圖讀完一億字
一億字是一個無法被任何讀者「讀完」的文本總量。正確的閱讀策略，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問題，選擇相關的板塊深入閱讀，而非試圖全面掌握。他關於秦制的分析，他關於流亡者身份的反思，他關於西方知識殖民主義的批判——這些板塊，各自有其相對獨立的閱讀價值。
第三，帶著批判性，但不帶先入之見
謝選駿的著作，引起了強烈的兩極反應——崇拜者把他視為當代最重要的中文思想家，批評者把他視為自大的獨斷主義者。這兩個極端，都是閱讀的障礙。更有益的閱讀姿態，是把他的每一個判斷都當作一個待檢驗的假說，用你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去核對、去質疑、去修正。
第四，把他放在他所在的歷史情境中
謝選駿的寫作，發生在1989年之後的流亡處境中，發生在後冷戰時代的知識重組中，發生在中國崛起與西方相對衰落的歷史轉型中。脫離這個情境讀他，可能會錯解他的激情和他的憤怒；把他放回這個情境，才能理解他的聲音為什麼以那樣的方式發出。
十、最後的話：一個不完美的抵抗，是否仍然有意義？
回到最初的問題：謝選駿的「拒向殖民主義投降」，是否成功？
以任何現有的「成功標準」衡量，答案可能都是「不」：他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他沒有在學術界建立廣泛的影響力；他的著作沒有被主流翻譯和傳播；他的一億字，在中文知識世界的整體影響，目前依然是邊緣性的。
但「成功標準」本身，是需要被質疑的——這正是謝選駿會做的事。
如果成功的標準是「改變政策」，那麼大多數偉大的哲學家都是失敗的——柏拉圖的哲王從未實現，盧梭的公意從未以他設想的方式在歷史上呈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預言以他從未預料的扭曲形式在歷史上展開。
如果成功的標準是「提出值得追問的問題，並且在最誠實的條件下追問它們」，那麼謝選駿的一億字，無論其中有多少需要修正的判斷和倉促的結論，依然是一個真誠的知識抵抗的記錄。
在本書的框架中——《古今中外的王奴與經蟲300人》——謝選駿是一個特殊的案例：他試圖在這三百個名字所代表的王奴體制之外，找到一個知識人可以存在的位置。
他是否找到了？這個問題，沒有最終的答案，因為他還在寫，歷史還在展開。
但他提問的姿態——站在體制之外，不向任何主人低頭，用一億字的執著追問「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對的，什麼是我們失去的，什麼是我們還可以尋回的」——這個姿態本身，在一個幾乎所有知識人都在以某種方式服務於某個主人的時代，是罕見的，是值得正視的，也是值得我們帶著批判性的尊重，認真對待的。
一個不完美的抵抗，依然是抵抗。
一個帶著缺陷的獨立，依然是獨立。
在王奴遍地的世界裡，一個拒絕做王奴的聲音，即使它並非完美，也有其不可取代的位置。
這是《謝選駿全集》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們閱讀它的理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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