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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30日星期六

谢选骏:台湾再证现代南北朝原理


《台湾成为全球半导体业超级巨星的半世纪历程与秘诀》(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BBC记者 发自台北 2023年12月17日)报道:


1969年夏天,时年23岁的史钦泰搭上飞往美国的班机,他正飞向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他在一个被甘蔗田环绕的渔村长大。后来在台湾首都台北上大学,当时的台北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城市,遍布灰暗的公寓大楼,拥有私家车的市民并不多。而现在,他要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读书了。


彼时美国刚将人类送上月球,波音747已经开始翱翔天空。美国的经济比当时的苏联、日本、东西德和法国的经济总和还要大。


现在77岁的史钦泰博士回忆道:“当我降落美国时,我感到震惊。我心想:台湾如此贫困,我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它变得更好。”


而他做到了。


史钦泰后来和一群年轻的有志之士,将一个出口蔗糖和T恤的岛屿转变成了一个电子产业霸主。


今日的台北富裕且时尚,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穿越岛屿的西岸。台北101大楼,曾短暂地被认定是全球最高的建筑物,矗立在城市上空,象征着城市的繁荣。这或许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一个比指甲还小的微小装置:矽半导体 (silicon semiconductor),薄如纸张,现在是以其制成的晶片(芯片 chip)闻名。晶片是现在当代人类生活使用任何工具必需的核心技术,从iPhone到飞机。


台湾的微晶片能否抵御中国的入侵?


台湾现在制造了超过一半用以推动当代人类生活的晶片。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台积电(TSMC)是世界第九大市值的公司。


这使得台湾几乎不可替代,但也让它变得脆弱。


因为,中国担心外界可能切断最先进晶片的供应链,所以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窃取台湾的王冠。北京还可能并吞这个岛屿,正如它一再威胁要做的那样。


但事实上,台湾通往“晶片超级巨星”之路并不容易复制。因为,台湾拥有一种“秘密配方”,由其无数工程师透过数十年的辛勤工作所磨练而成。此外,这种半导体晶片制造还依赖于一个构建于经济联系之上的网络,而不断升级的美中竞争现在正在试图断开这些经济关联。



半导体是一个全球化的生态圈,亦即一个晶片产品的完成,从原料,设计,晶圆制造到代工晶片及封测等等,常常是全球不同公司的协作。但现在各国都希望有自己的生态圈。


从糖到矽


史钦泰抵达普林斯顿时,“美国正开始半导体革命。”


当时距离诺伊斯(Robert Noyce)制造出“单晶片电路”仅有十年,将电子元件集成到单片矽中,这是微晶片的早期版本,也推动了个人电脑革命。


在普林斯顿博士毕业后的两年时间里,史钦泰先在雷明顿兰德公司(Burroughs Corporation)设计记忆晶片,该公司当时规模仅次于IBM,是电脑制造业的领先者。同时,在石油危机导致其出口遭受重创之后,台湾正在寻找一个新的产业。矽似乎是一种可能性,史博士认为他可以帮上忙:“我认为是时候回家了。”


1970年代末,他加入了台湾最优秀的电子工程师组成的一个新研究实验基地,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沉闷的“工业技术研究院”,之后却将在重塑这个岛屿的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


工作始于新竹市,一个位于台北以南的小城。今天,该地成为全球电子产业枢纽,由台积电的巨大制造厂所主宰。这些晶片厂每一座都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是地球上最“清洁”的地方之一。


晶片制造的细节是被严格保护的机密,不允许外部摄影机进入。最新的工厂“fab 18”位于台湾南部,是一座投资近200亿美元的半导体大厂,将很快开始生产下一代iPhone产品使用的三奈米晶片。


这些成果远远超过史钦泰和同事们在1970年代开办实验性的工厂时的想像。他们当时乐观的原因是他们当时拥有一家美国大型电子公司授权的技术,但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们这家台湾工厂的表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其中原因很难解释,台湾成功的精确方程式也难以捉摸。


史博士的回忆则相对平淡。他告诉我说,“产量比原来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工厂更好,成本更低。因此,这让政府相信,也许我们真的能做些什么。”


台湾政府提供了最初的资金,首先是给了联华电子,然后在1987年,注资给了后来成为世界最大晶片代工厂的台积电。后来政府聘请了张忠谋,一位美籍华裔工程师,曾是美国电子巨头德州仪器公司的高阶主管。


这是一次幸运或绝妙的抉择——今天,93岁的张忠谋被誉为台湾半导体产业之父。


当时,张忠谋迅速意识到,在已有的游戏中与美国和日本巨头竞争会失败。因此,台积电只为他人制造晶片,而不是设计自己的晶片。


这种在1987年还很少听说的“晶圆代工模式”之后改变了整个产业格局,为台湾成为半导体龙头铺平了道路。


而且当时时机再好不过。


矽谷的新一代初创公司,包括苹果、超微、高通、英伟达当时都没有资金建造自己的工厂。他们很难找到无法自行生产的晶片的制造商。


史钦泰表示:“他们当时将不得不去领先的半导体公司,询问他们是否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可供使用。但后来台积电出现了。”


现在,加州的“无厂公司”能与台湾的晶片制造商合作,而且后者对窃取设计或与前者竞争不感兴趣。


“秘密配方”


世界每年生产超过一兆(万亿)个晶片。一辆现代汽车上装配的晶片数量在1500到3000个之间。据报导,iPhone12上有大约1400个半导体晶片。由于疫情期间对电子产品需求飙升,2022年的晶片供应不足影响了洗衣机到宝马汽车的生产与销售。


台湾在该产业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功:在这一兆枚晶片中,台湾的出货量超过一半,而且几乎都是所有最先进的晶片。这种成功来自其巨大产能,换言之,台湾的制造极其高效。


因为,制造矽晶片昂贵且繁琐。它始于一个从单一晶体生长出来,超纯矽所构成的“矽晶棒”。而每个矽晶棒可能需要几天才能制成,重量可达100公斤。


当精密的切割机将薄薄的矽片切成细长的晶圆时,另一台机器还利用光,在每个晶圆上蚀刻出微小的电路。一个单一的晶圆可能包含数百个微处理器和数十亿条电路。


包括台积电所在的凤凰城,几大晶片公司的选址都并不在繁华的美国中心城市。


最终的晶圆良率很重要,也就是能够被用于生产晶片的晶圆数量与总共开始加工的晶圆数量之间的比率。


在1970年代,美国公司的晶圆良率低至10%,最好也只有50%。到了1980年代,日本平均晶圆良率达到60%。而台积电据称以80%的晶圆良率超越了所有其他公司。随着时间推移,台湾制造商成功地将更多电路塞进狭小的空间中。使用最新的极紫外光微影机,台积电可以在单个微处理器上蚀刻出1000亿条电路,或者每平方毫米超过1亿条电路。


台湾公司为什么这么擅长于此呢?没有人知道确切原因。


但史博士则认为这问题很容易回答:“我们有崭新的机器,也有最先进的设备。我们还招聘了最优秀的工程师。即使是机械操作员也非常熟练。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引进新技术,还从我们的美国老师那里汲取教训,不断进行改进。”他告诉我说。


另一名曾在台湾一家大型电子公司工作多年的年轻人也同意。他称:“我认为台湾公司在技术上不擅长有大突破。但他们很擅长接受别人的想法并加以改进。这可以通过反覆试验,不断调整细节来实现。”


这很重要,因为在半导体制造厂中,机器需要不断校准。制造晶片是工程,但也不仅仅是工程。有些人将其比喻为烹饪——就像一顿美味的大餐。给两位厨师相同的食谱和成分,能力较强的厨师会做出更美味的菜。


换句话说,台湾拥有一种秘制的酱汁配方。


但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人认为台湾公司还有另一个优势。“与美国的软体工程师相比,即使在这里最好的公司,工程师的薪水也相当差。”他表示。


“但与台湾其他行业相比,薪水还算不错。因此,如果在大型电子公司工作几年后,你将能够买房,买车。你还能结婚。因此,人们忍受了这一切。”他说。


这位先生还跟我描述了每周六天的工作,每天早上七点半开始开会,工作通常持续到傍晚七点钟。而且,如果厂内出现问题,他还会在星期天或节假日被叫去工作。


“如果人们不愿意做这份工作,公司就完了。正是因为人们愿意忍耐,这些公司才能成功。”他告诉记者。



前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去年将在美国扩大晶片生产形容为昂贵、浪费的徒劳之举,因为在美国制造晶片将比在台湾昂贵50%。


“矽盾”


2022年12月,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动工兴建一座价值400亿美元的工厂。这被总统拜登誉为高科技制造业回归美国领土的大转变。但自那时以来,新闻标题开始变得有些不大正面。譬如一篇新闻文章标题是:“他们不听话:亚利桑那州晶片工厂内部困境”,另一篇则是“台积电面临工会反扑,同时难以招聘工人!”


晶片生产原定于明年开始。现在被推迟到2025年。


前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一开始就对此深感怀疑。去年,他将在美国扩大晶片生产形容为“昂贵、浪费的徒劳之举”,因为在美国制造晶片将比在台湾昂贵50%。但台湾的晶片制造实力让其成为美中科技战的中心。


华府希望阻止台湾向中国提供先进晶片,担心北京会利用这些晶片来加速其军武及人工智慧产业发展。


再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欧洲天然气供应吃紧,美国政治人物对台湾处境感到不安。他们忧心,高端晶片生产主要集中于台湾,一旦发生中国入侵,美国经济将成为笼中鸟。


然而,台湾企业认为将生产转移出去缺乏经济利益。他们只是在政治压力下勉强地这么做。


因为自身的成功遭到指责,甚至应该减弱被视为“矽盾”的产业——这样的说法让台湾人感到愤慨。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对是否值得保护这个岛及其民主社会显得摇摆不定。


史钦泰表示,那些试图强制重组全球晶片生产的人误解了产业成功背后的核心:“如果你看半导体的历史,没有哪个国家主宰这个行业,台湾可能主宰了制造业,但供应链很长,它的每一部分的创新都有助于行业的增长。”


譬如,全球大部分的矽矿石来自中国,尽管其中大部分用于太阳能行业。德国和日本在处理晶圆所需的化学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德国蔡司(Carl Zeiss)公司制造光学零件,提供给生产晶片光刻机、来自荷兰的艾司摩尔(ASML)公司。而这繁琐的制造遵从源自美国公司或总部位于英国剑桥的安谋控股公司(ARM Holdings)之设计。


史博士对于北京能否在中国内部重建这个供应链(从原材料到设计到高端生产)表示怀疑:“如果他们想创造一种不同的模式,我祝他们好运,” 他耸耸肩说。


他补充说,“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要创新,你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人一起共事,这不是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能做到的。”


但是对于像美国一样把中国排除在外,他同样表示怀疑。他说,“我认为那可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回顾过往,我很幸运能见证台湾经济的非凡成长和长时间的和平。现在我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我担心它可能波及亚洲。我希望人们能够珍惜我们所付出的宝贵努力,不要将其摧毁。”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所谓的“台湾成为全球半导体业超级巨星的半世纪历程与秘诀”,不过是“台湾再证现代南北朝原理”罢了。台湾再证现代南北朝原理——就是“台湾虽小,却包含了半个中国的巨大能量”!没有这种能量,台湾经验是无法复制于大陆,而后构成了所谓的“中国崛起”。换言之,若是丧失了或是违背了现代南朝(中囻台湾)的发展道路,现代北朝(中囶大陆)即使一时兴盛,也会再度内乱的——就像古代北朝的北魏及其后继的西魏东魏那样——直到出现一个决心归宗南朝的中华正统的“随朝”,才能真正统一中国。

中囶北京自称中央政府包括台湾
中囻台北自称地方政府不管大陆

谢选骏:上帝不喜欢人们议论自己——故意不让凡人看透自己的奥秘


《当上帝给耶稣两个家谱时,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何理清马太和路加两个家谱之间的许多差异。》(ANDREW WILSON|2021年1月20日)报道:


《圣经》中的难题就像减速垄一样:它们可能令人沮丧,它们或会危害不谨慎的人,但它们却有效地使我们慢下来,并使我们集中注意力。张力引发思考。明显的矛盾迫使我们更细密地与文本搏斗。当上帝默示它们时,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研究福音书时,我们立刻遇到了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稣的家谱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太福音》第一章列出了由亚伯拉罕起的42代;而《路加福音》第三章由亚当起有77代。在大卫和耶稣之间的几十个名字中,只有五个同时出现在两个名单上。更糟糕的是,耶稣有两个不同的祖父:雅各(太1:16)和希里(路3:23)。


理清差异的努力往往集中于《马太福音》一方,部分原因是他的家谱看起来更具神学动机——不少的间断,所提及的女性,以14为一组的三个群组等等。我们假设路加“只是在列出事实”,而马太以摆弄事实来表明观点。但这同时贬低了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太的和作为神学家的路加。我认为路加的家谱有一个与马太一样有力的神学议程,甚至是更有力的。


想想他如何列出从亚当到基督的77代。这个数字指向安息日。它让我们想起了拉麦的77倍报应(创4:24)和耶稣的77次饶恕(太18:22)。它唤起了每七个七年守一次的禧年(利25:8–55)。耶稣在路加福音4:16-21中宣告祂履行禧年的应许,这一发展在两章之前已预示了,他们被召回鄕报名上册这事提醒我们禧年时各人要“归回自己的家”这诫命(利25:10)。


也值得注意的是,路加不是在耶稣生命的开始时介绍祂的家谱,而是在祂开始工作时,当时祂“大约三十岁”(3:23)。三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祭司在这年纪开始他们的工作(民4:3);于这年纪,大卫成为君王(撒下5:4),以西结看到神的预言异象(结1:1)。通过在这个阶段插入祂的家谱,路加将耶稣的血统与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工作连接在一起。通过追溯到亚当,而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他把耶稣描绘成各国的先知、各民的祭司以及全地的君王。


接着,是耶稣的祖父(们)的问题。自三世纪初以来,人们一直猜测约瑟有两个父亲,要么是因为他被合法收养,要么他是由遗孀与亡夫兄弟结合而生的孩子。(在这个犹太习俗中,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孩子就死了,他的兄弟为了替他家族中留名,会娶那寡妇。)如果是这样,那么约瑟是希里又是雅各的儿子。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总像是极端的辩护。但后来我开始注意到《路加福音》第三章中,有不同地方论及遗孀与亡夫兄弟的婚姻或合法收养。


其中之一涉及希律和他的兄弟腓力(路3:1)。希律娶了腓力的妻子,激怒了敏锐的犹太人,并最终令施洗约输被斩首(可6:17)。因此,路加在叙述耶稣成年生活时,是先讲述了一个人在哥哥还活着的时候,进行了一段犯了奸淫的“遗孀与兄弟的婚姻”的故事。


另一个是与耶稣自己有关:“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路3:23)。在法律上,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但约瑟并不是祂的生父。正如加百列向马利亚解释,耶稣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和“神的儿子”(1:32,35)。


我们甚至在施洗约翰身上找到一个例子,他把自己与一个“我不配帮他解鞋带”的人(3:16),与耶稣做对比。解鞋带就是在男子解除遗孀与亡夫兄弟婚约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申25:9;得4:7)。也许,正如大贵格利所言,约翰不仅宣称自己在基督之下,而且不配取代祂成为以色列真正的丈夫。约翰是伴郎,而不是新郎(约3:29)。


在这个更广阔的范围中,希里和雅各的难题不是巧合,而是模式的一部分——一个假如我们不放慢至几乎停顿的速度就很可能被忽咯的。感谢上帝给我们减速垄。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是伦敦国王教会的牧师,也是《圣灵与圣礼》(Zondervan出版)的作者。在推特上关注他@AJWTheology。翻译:季小玲,责任编辑:吴京宁。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虽然喜欢人们敬畏崇敬自己,却并不喜欢人们议论自己——《约伯记》记着,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这也同样适用于神职人员。马太和路加两个家谱之间的许多差异,岂是神职人员可以明白的?


我猜测,那有可能是为了说明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圣子与“人子”之间关系的这一“基督的奥秘”——故意不让凡人看透上帝的奇迹——因为《新约 马可福音》这样记载——


4:11 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And he said unto them, Unto you it is given to know 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but unto them that are without, all these things are done in parables:


4:12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That seeing they may see, and not perceive; and hearing they may hear, and not understand; lest at any time they should be converted, and their sins should be forgiven them.


4:13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And he said unto them, Know ye not this parable? and how then will ye know all parables?


谢选骏:医生就是强奸犯,地产商就是抢劫犯

 《哈佛名医、全美最大生育诊所创办人 涉用自己精子让患者受孕》(记者胡玉立2023-12-16)报道:


哈佛医学院退休教授、美国最大生育诊所创办人梅尔?伯杰(Merle Berger)日前被人告上法庭,被控在1980年秘密使用自己的精子让一名患者怀孕,并欺骗对方精子为匿名捐赠者提供。


根据向麻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诉讼,现年73岁、来自缅因州的原告莎拉?德波安(Sarah Depoian)表示,她和丈夫1979年首次去找妇产科名医和生殖生物学教授伯杰,讨论人工受孕事宜。伯杰告诉她,精子将来自匿名捐赠者,「捐赠者与她丈夫相似,但彼此不知道对方是谁。」


德波安接受伯杰进行的人工授精手术,成功怀孕;女儿卡罗琳?贝斯特(Carolyn Bester)在1981年1月出生。


今年稍早,现年42岁的贝斯特进行家庭DNA测试,结果发现伯杰是她生父。


贝斯特表示,今年稍早她探索自身历史,收到Ancestry.com和23andMe提供的DNA结果,意外发现自己与伯杰的孙女和远房表弟有亲戚关系;她与其中一人交谈,并开始拼凑谜团。当她调查得知伯杰是自己生父,深感震惊崩溃。


德波安在诉讼中要求「足以补偿她所受伤害的损害赔偿」。


德波安表示,若当初伯杰事先强调精子是他的,自己绝不会答应进行手术;「伯杰是医疗专业人士,我们从未想过他会滥用对他的信任,犯下这种极端违规行为」。


哈佛医学院发言人表示,伯杰在学术上隶属该医学院,但他主要工作地点是在哈佛附属的多家医院,这些医院并非由该学院拥有或经营。


德波安的代表律师沃尔夫(Adam Wolf)表示,伯杰清楚知道自己做法是错的;「有些人称这种可怕行为是『医疗强奸』,但无论怎么称它,伯杰医生令人发指的故意不当行为,都是不道德、不可接受和非法的。」


伯杰的代理律师平塔(Ian Pinta)形容伯杰是医学生育领域先驱,在50年执业生涯中,曾协助成千上万家庭实现生儿育女的梦想;平塔并指原告所述内容多次改变,也没有任何法律或事实依据;这些内容将在法庭上遭到反驳。


近年来陆续有其他生育医生被控使用自己的精子让患者怀孕。


谢选骏指出:这样的医生,不就是强奸犯吗。 


《中国千亿地产巨头 面临强制退市》(2023-12-16)报道: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泛海控股)股价近来连续收盘价低于1元人民币,面临被退市的窘境。


12月15日,泛海控股公司股价再次跌停,收盘报0.56元(人民币,下同)/每股,从11月30日开始,泛海控股股价已连续12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面值。按照交易所规定,如果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1元/股,交易所将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以12月15日收盘价0.56元为基准,在剩余的8个交易日内,其公司股价即使每日涨停也无法重返1元。这意味着,泛海控股已提前锁定面值退市。


与此同时,泛海控股近日发布公告称,临时管理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经调查发现,泛海控股作为上市公司已不具备重整可能,并申请北京市一中院终结泛海控股预重整程序。据此,北京市一中院决定:终结泛海控股预重整。


预重整失败,再加上泛海控股三季度末的财务数据并未改善,这意味着即使公司股价没有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1元/股,该公司股票面临的退市风险也大增。


从2020年到2022年,泛海控股归母净利润分别亏损46.2亿元、112.5亿元、115.4亿元,总资产从1800多亿元下降到1052亿元。今年前三季度,泛海控股归母净利润为亏损68.9亿元。


从2020年至今3年多的时间里,泛海控股已经亏损超340亿元。三季报显示,截至2023年9月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20.54亿元(未经审计)。


中国千亿地产巨头 面临强制退市


除此之外,截至11月28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泛海控股及控股子公司连续12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涉案金额合计56,267.2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0.30%。


总体来看,自2014年转型以来,泛海控股的负债总额快速攀升,并在2018年底达到了1836.7亿元。虽然当年泛海的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但其资产负债率仍然保持在80%以上。


2017年,泛海布局的房地产和金融业都面临政策环境的变化。泛海控股的资金状况也出现问题。受政策环境影响,2017年泛海控股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74.2%。到当年年末,泛海控股的短期负债(一年内到期)约为335亿元,公司现金流仅为180亿元。


受2020年假黄金案牵连、对海外部分项目和商誉计提减值准备、武汉房地产项目收入未达预期、汇兑损失等诸多因素影响,泛海控股于2020年由盈转亏。


面对资金及债务压力,债券人狮王资产向北京市一中院申请对泛海控股进行预重整。4月27日,北京市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


但在12月1日晚间,泛海控股公告称,根据北京市一中院出具的《决定书》,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经调查发现泛海控股作为上市公司已不具备重整可能,并申请北京市一中院终结泛海控股预重整程序。据此,北京市一中院决定终结泛海控股预重整。


有业界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基本宣告了泛海的终局,即可能面临破产的命运。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创立于1988年,公司以房地产、金融、能源、综合投资、资本经营为核心业务。公司业务分布于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杭州等城市,2018年,其市值曾经超过2000亿元。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医生就是强奸犯,那么地产商就是抢劫犯了。 

谢选骏:满清和后清坑害了中国和中国人民

《美国“排华法案”会卷土重来吗》(MAE NGAI 2023年12月13日)报道:


1923年,移民官员在加利福尼亚天使岛与一名被拘留者面谈。

上世纪50年代末,我的父母想在新泽西州北部买地盖房。但没人愿意卖给他们。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说,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当时,在整个美国,住宅种族隔离很普遍,抵押贷款的做法也助长了这种现象,而且房地产契约中往往包含种族条款,禁止将房屋出售给黑人、犹太人和亚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部各州通过了外国人土地法,禁止亚裔移民购买或租赁农业用地。这些限制的理由是为了防止被视为外来入侵者的亚裔接管美国。

现在,新的法律再次以禁止华人拥有房产为目标。上个月,在第三次辩论中,从建设美国核潜艇部队到禁止中国公民在美国购买土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出了各种建议。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夸耀说:“我禁止了中国在佛罗里达州购买土地。”

目前有一些州正在通过法律,禁止在军事设施、机场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附近向中国公民、中资企业或中国政府出售住宅、商业或农业用地,佛罗里达州只是之一。在许多州,限制也适用于来自伊朗、俄罗斯、朝鲜和其他特别关切国家的人。迄今为止,至少有15个州颁布了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的法律,包括佛罗里达州、弗吉尼亚州、阿拉巴马州和蒙大拿州;另有大约20个州的相关法案正在审议中。其中一些已被提交到联邦层面。

对于当今版本的外国土地法,背后的理由人们都很熟悉:外国对手的个人和公司如在美国拥有财产,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些法律的支持者认为,我们的对手可能会监视军事基地,危害我们的基础设施,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粮食供应。

今年5月,当德桑蒂斯称赞佛罗里达州的土地法案(该法案为一些住宅物业提供了豁免)是保护该州不受中国共产党侵害时,这无异于是在让公众将中国人(也可以推及所有亚裔)视为美国人在种族、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在美国的华裔——包括在美国出生和归化的公民——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因为他们天生忠于中国,这种观念已经融入美国政治100多年了。

自19世纪末以来,对黄祸的恐惧助长了整个西方针对华裔和其他亚裔的种族主义立法。除了土地法,相关法律还禁止亚裔在法庭上指证白人,与白人结婚,与白人孩子一起上学,持有职业和商业执照。最高法院支持1882年《排华法案》,即禁止华裔移民和入籍的国家政策,理由是他们构成种族危险,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即使美中之间并没有敌对行动。反华和反亚裔法律与非裔美国人在南北战争中获得的利益遭到逆转,以及南方《吉姆·克劳法》的出现是如出一辙的。在美国南方和西部的引领下,白人至上主义对民主的胜利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新的土地法是一波反华措施中的最新举措。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将新冠疫情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对亚裔美国人发动了种族主义骚扰和攻击。根据2018年的“中国倡议”,美国大学的中国公民或华裔美国公民的学术科学家受到骚扰和迫害。特朗普还威胁要对中国发动关税战,建立了目前仍在实施的进口限制。如今,拜登总统似乎维持了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的立场,并加大了对华贸易限制。

这些措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推行是很难被反对的。毕竟,我们不希望敌人监视我们的基地或炸毁机场。但这种威胁的可信度有多高?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外国人拥有美国约3%的私人农业财产,中国人拥有的比例不到1%。中国人拥有的农场构成的潜在威胁被过分夸大了。在另一些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威胁是捏造的——中国人是新冠病毒的受害者,而不是它的成因。

“中国倡议”最初可能出于对知识产权盗窃的合理担忧,但很快就失控了。它成为研究型大学对中国人和华裔美国教授进行种族定性的基础。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分析的案例,在“中国倡议”下针对学术科学家提起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显示出经济间谍活动或其他知识产权盗窃的证据。该倡议于去年撤销。尽管如此,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一个团队在2021年和2022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2%的中国和华裔美国科学家在工作中缺乏安全感。美国华裔科学家的反向人才流失,加上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下降,可能会剥夺美国的科学人才。把中国描绘成敌人是美国当前的政治热点。它利用了人们对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的焦虑,这种做法已被证明具有政治战略意义。然而,这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今年夏天,拜登政府对于耸动的言论有所缓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要实行“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 上个月,拜登在加州会见了习近平主席,为稳定关系迈出了一步。虽然这种降温的做法是受欢迎的,但还不够。政府不应仅仅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同中国的交往。只要这种关联继续存在,华裔和其他亚裔美国人就会继续成为种族主义骚扰、暴力和歧视的受害者。

美国参加“二战”后,政府围捕了大约12万名日裔美国人,他们大多生活在太平洋沿岸,并被关进集中营——尽管根据军事情报,他们对国家安全没有威胁。直到1988年,美国才对拘留事件发表正式道歉。尽管最高法院在1948年削弱了房地产中的种族条款和涉外土地法,但人们想知道,在当前的法院里,大量的涉外土地法将被如何处理。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在“二战”后从中国移民过来。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在美国军队服役,并成为一名归化公民。我的父母希望全家在郊区实现美国梦。他们最终在一个种族混杂的小镇买了一套房子。他们受益于民权时代的成果,这些成果由非裔美国人赢得,也惠及了其他有色人种。我的父母在事业上都很成功,尽管他们对歧视并不陌生。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我知道他们会担心美国的对华政策,担心美国会将我们当成靶子。


谢选骏指出:《美国“排华法案”会卷土重来吗》梳理了历史的脉络,但却少了一个环节——满清和后清坑害了中国和中国人民。试想,如果不是满清和后清误国误民、害国害民,殖民者可以如此嚣张跋扈吗? 


《美两党议员呼吁提高对华关税,并进一步切断美中经济联系》(ANA SWANSON, ALAN RAPPEPORT 2023年12月13日)报道:


中国的一条汽车装配线。该报告的许多建议可能永远不会被采纳,但它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为两党就中国问题立法提供一条道路。

周二,两党议员呼吁进一步切断美中之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包括取消20多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给予中国的低关税待遇。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广泛的建议,旨在重新调整双方的经济关系。这份由众议院两党共同签署的报告认为,中国进行了“为期数十年的经济侵略”,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主导了全球关键产业,使美国在发生更广泛的军事冲突时极为脆弱。

这份53页的报告包括近150条建议,国会和政府可以采取这些建议来弥补漏洞。这些措施包括对较老型号的芯片向中国征收新关税,以及进一步切断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资本和技术流动。

该报告的其他建议包括要求美国上市公司披露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投资美国的研究和制造能力,以抗衡中国在制药和关键矿产等行业的主导地位。它还建议制定计划,在中国政府入侵台湾时与盟国进行经济协调。

许多建议可能永远不会被纷争不断的国会采纳。但在未来几个月,这份报告可能会为两党在中国问题方面的立法提供一条道路。

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众议员、该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国会在明年总统大选之前就一项重要的对华法案达成一致。他说,虽然一些美国公司反对限制与中国这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做生意,但立法明确许可范围将对许多公司有利。

“如果国会不站出来在立法方面有所作为,”加拉格尔说,“那么我们只会在不同的行政命令之间跳来跳去,这些行政命令的规则大相径庭,会给华尔街和市场带来混乱。”

这份报告切实表明,近年来两党对中国的共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十年前最流行的观点是,美中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将是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包括拜登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些人仍然表示,商业关系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促进和平。

但这一理论越来越让位于一种担忧——一旦发生冲突,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被武器化。例如,如果中国政府切断对美国的药品、矿产或武器系统零部件的运输,可能会给美国经济或军队带来灾难性后果。

北京对中国企业的补贴和知识产权盗窃事件也日益成为摩擦来源。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允许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前提是双方必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有价值的技术转让给本国企业。

报告称,美国从未遇到过与之在经济上如此紧密相连的地缘政治对手,依赖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的风险究竟有多大,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报告称,美国缺乏应对进一步冲突的应急计划。

“要应对这场新型竞争,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接触政策,并采用新的手段来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报告说。

今年,该委员会主持了一场桌面推演,模拟中国政府入侵台湾后美国将如何应对。报告称,美国通过制裁和金融惩罚来威慑中国的努力“可能会让美国付出巨大代价”。

议员们表示,他们并不主张美中经济完全“脱钩”,但美国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减少北京的影响力,并使美国在经济上更加独立。

该报告还包括其他各种建议,包括为审查外国投资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委员会赋予更多权力,并制定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尤其是与台湾、日本和英国的贸易协定。

但该报告的第一个建议,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建议,是在短时间内分阶段对中国征收一套新的关税。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开始向中国提供较低的关税以鼓励贸易。作为回报,中国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其经济符合该组织的规则。

但该报告认为,中国一直未能兑现承诺的改革,而且美国在中国留在世贸组织后给予该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没有带来国会所期望的好处或经济改革。报告称,国会现在应该对中国征收一套不同的、更高的关税。

议员们一直在讨论这一举措,并得到了前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去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国会投票决定取消与俄罗斯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提高关税会引来更多企业的反对,因为这将提高从中国进口产品的成本,并很可能减缓经济增长。

美国已对许多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期间实施的政策,但拜登总统对此仍在进行审议。国会建议的进一步改革将对玩具和智能手机等其他未被额外征税的商品加大征收力度。

牛津经济研究院受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委托在11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估计,光是此类关税就会导致美国经济在五年内损失1.6万亿美元。它还可能在世贸组织内部制造更多矛盾,该组织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已经指责美国破坏了规则。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美中经济关系“互惠互利”,国会的这些提案“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他表示,这份报告“违反了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了国际经贸秩序,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包括塔吉特、家得宝和Dollar General等企业在内的贸易组织零售业领袖协会在周二的声明中表达了对这些提议的关切。该组织表示,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只会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并招致中国的报复”。

这份议员报告承认,此种政策变化可能造成经济负担,并建议国会考虑为农户提供额外拨款,并给予工人其他支持。

加拉格尔表示,让美国摆脱与中国的“全方位经济缠结”并不容易,美国应开发替代市场,并为中国可能的报复做好准备。

两党需要经过数月协商才能就该报告达成共识,报告作者表示,这应该能让中方明白美方的立场。在由24人组成的委员会中,只有一人投票反对该报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他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担忧。

“中共关于美国的一种说法是,我们是分裂的,我们派系纷争严重,我们没有能力团结起来应对挑战,”该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伊利诺伊州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但在美国与中共竞争的这个特定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谢选骏指出:《美国两党议员呼吁提高对华关税,并进一步切断美中经济联系》的报道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看法——满清和后清坑害了中国和中国人民。试想,若非后清中囶误国误民、害国害民,美国两党议员有何借口可以呼吁提高对华关税,并进一步切断美中经济联系?美国1980年代打压日本经济,也无法做到这样的地步嘛。

谢选骏:香港的大学是香花还是毒草


《香港学术自由:大学如何在北京的控制下凋零》(2023年12月14日 BBC)报道:


Demonstrators gather in the stand at the Sir Philip Haddon-Cave Sports Field during a protest at the Chinese of Hong Kong (CUHK) in Hong Kong, China, on Friday, Nov. 15, 2019.


2019年抗议活动高潮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抗议者以雨伞为标志。


“在香港已经不再有‘红线’了。”一名30多岁的人文学科教授说道。


“如果他们想对付你,一切都可以成为借口。”这名出于后果考虑而要求匿名的教授说道。


他说,他的噩梦是被北京支持的媒体点名攻击,这可能会让他丢掉工作,甚至失去自由。


这种恐惧席卷了香港的大学和学术界,它们曾一度吸引着顶尖人才。这座城市距离中国大陆很近,但以往又足够远,在学术自由之下可以容纳先进的教室、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即便是中国相关的研究。


但一些学者和学生告诉BBC,情况已今非昔比。他们中的许多人出于担忧而选择匿名。


在2021/22学年,超过360名学者离开了香港八所公立大学。根据官方数据,流失率达到7.4%,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到中国统治以来的最高水平。自2019年以来,外国学生入学人数下降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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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存在的自由氛围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忧心忡忡。”香港都会大学政治学学者史蒂芬·奥特曼(Stephan Ortmann)说。他称,许多同事已经离开,留下来的人也很警惕——他听说有些老师从课程中删除了所有与香港和中国相关的材料。


学者们表示,“自我审查”始于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这部范围宽泛的法律针对任何被视为是分裂主义或颠覆行为,使当局能够针对活动人士和普通公民采取行动。


北京表示,在2019年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北京推动通过的这项法律使香港“由乱到治”。但它也改变了这座曾充满活力的城市。过去,几乎每个周末香港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但现在公开表达异议已变得难以想象。


公共图书馆里宣扬当局所称的“不良意识形态”的书籍已被清理,各种电影也以国家安全名义而受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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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顿”后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名单能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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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主活动人士被禁止参加上周末举行的仅限“爱国者”参选的区议会选举。最知名的一些民主人士——其中一些人亦是学者——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流亡海外。


“感觉很不一样”

在香港中文大学位于山坡上的庞大校园入口处,七名安保人员守卫着一个岗亭,进出的教师、学生和访客必须表明自己的身份。


这项安检措施于2021年推出。就在那一年,两家有影响力的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以及数十个人权组织和工会被关闭。


“感觉很不一样。”当天前往中大校园的一名校友说道。


2019年的中大曾是一个战场。身穿的黑衣抗议者和防暴警察互掷汽油弹、砖头、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现在,这里已没有任何异议的痕迹。


“大学已经不是校园了,是战场。”


曾贴满支持民主的海报和字句的民主墙现在已空空如也,并设置了围栏。


为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中遇难的数千人而建立的民主女神像已不复存在。它于2021年平安夜当天被移走。


人们不被允许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墙上粘贴海报。


“我和朋友们肯定会有一种无力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大学生说。“我选择学习社会科学,部分原因就是社会运动……我想学到更多,做出更多贡献。但现在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他已开始避开潜在的敏感课程,如有关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课程。尽管大学保证保护学生隐私,他还担心自己写的研究论文可能会被泄露。他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因为香港现在设有热线,人们可以举报他人违反国安法。


他不确定这座他称之为家的城市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未来。他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在入学一年后就放弃了大学学业,并与其他14万香港人一起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签证移居英国,该签证允许他们在英生活和工作。他表示,还有一些人计划很快离开。


“香港曾处于成为西方以外的卓越学术中心的上升轨道上。”一名2020年后离开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令人心碎的是,二十年的进步被(国安法)一手打破。”


2011年来港的奥特曼博士对香港失去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中心地位也感到失望。他说:“它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获取大量资源的渠道。随着这些渠道消失,它肯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香港理工大学;2019年抗议期间警察和学生曾在此激烈冲突。他说,即便是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也会成为被审视的目标。“我的一位同事是一名中国问题学者,从中国大陆抵港时,在边境被关了大约四个小时。”


“他们不喜欢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在2019年后,他们对我们采取了行动。”两年前离开香港的一位人文学者说道。当时尽管有不同同行的推荐,他仍被拒取得终身教职,即学术界的永久工作。


一位社会科学老师说,来自海外的教授和学者的求职申请已经枯竭,甚至连聘请研究助理都变得困难。


现在,香港很少有人文或社会科学专业招收博士生,而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完成学业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我能教什么?”


历史学家、八九学运参与者何晓清于2019年7月来香港执教,当时正值抗议活动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她知道这可能有风险,但她还是抓住了机会。


对于这位中国广州出生长大的学者来说,香港是1989年天安门民运的灯塔。她是看着港剧长大的,并目睹香港记者如何报道1989年天安门广场内外发生的事情。


今年10月,她发现自己的香港签证续签申请在长达一年的等待后被拒。几天后,她被雇主香港中大解雇。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何教授的签证被拒是常规程序的一部分,该程序用于筛出那些可能“导致安全和犯罪风险”的人士。


“我只是为这座城市和人民感到悲伤。”她说。“这将产生严重、更广泛的影响……人们会问,‘我还能继续在香港从事学术工作吗?我能教什么?’”她说,由于中国大陆禁止任何有关1989年学运和血腥镇压的公众讨论,即便是互联网也没有留下那个重大时刻的痕迹,她的过程相当“孤独”。


一场学生运动,为何以武力镇压结尾?


但这只会加深她与香港的联系:“我知道,无论如何,每年6月4日,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维多利亚公园。他们一起举着这些蜡烛,告诉世界我们还在这里。我们依然关心,我们依然记得。”


香港一直以来都在举行规模最大的六四烛光晚会,但在2019年举行了最后一次后就被禁止了。


何教授表示,她在中大"尽可能低调",但她没有审查自己的课堂。


“我拒绝用‘有争议’或‘敏感’来形容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的基本责任是传授历史真相和普世价值。”她每周都会与学生们共进晚餐,让他们谈论城市里发生的事情。


“即使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也能够互相支持。”


在今年二月,在香港的中国国有报章《文汇报》称她为西方代理人。


作为一名政治流亡问题专家,她认为自己对这种经历足够了解。“我以为我非常理解它,但当我不得不只携带一个行李箱和所有衣服,从一间Airbnb(民宿)搬到另一间时,我开始觉得我实际上并不理解。”


不过,海内外香港人的温暖和支持让她感到慰藉。


“将会有一段黑暗的时期。但只有当自己的人民放弃时,公民社会才会消亡。我们不应该放弃香港。”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文“香港学术自由:大学如何在北京的控制下凋零”的说法,香港的大学似乎是一朵香花,最近才开始在北京的控制下凋零。根据我从1980年代开始的了解,香港的大学一直就是任人唯亲的毒草——在那里,要是没有“人脉”、“潜规则”、“暗盘交易”……什么正事也做不了的。就像香港的黑社会一样。现在的特区政府,不过是把这些东西搬上了台面,甚至无耻地加以宣扬罢了。那么,香港的大学到底是香花还是毒草呢?我看香港的大学,既是香花也是毒草——所以它的“特殊味道”吸引了三教九流的人投怀送抱。

谢选骏:美国战争罪行有益于世界和平


网文《美国战争罪行》报道:


美国战争罪行是指《海牙公约》签署以来,美国武装部队被指控犯下的违反战争法和战争惯例的行为。其中包括草率处决被俘的敌方战斗人员、在审讯期间虐待囚犯以及对平民非战斗人员使用暴力。


在美国,战争罪行可以通过1996年《战争罪法》进行起诉。然而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国际刑事法院(ICC)条约,[1]认为该条约有严重缺陷,遂不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国民的司法管辖权。[2][3]


定义

战争罪被定义为违反海牙和平会议所确立的战争法及惯例的行为,或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议定书》和《第二议定书》的行为。[4]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扩大了在军事占领期间对平民和战俘的保护,即使在没有武装抵抗的情况下,适用于在敌对行动结束后一年内,但只要“占领国于占领期间在该国于占领地内行使政府职权”,占领国应受公约若干条款的约束。[5]


美墨战争

当扎卡里·泰勒开始带领美国士兵进入墨西哥时,美国军队在泰勒的监管下,起初基本上遵守战争规则,几乎只与敌军交战。这使他们在墨西哥平民中颇受欢迎。墨西哥平民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来袭的美国人,而墨西哥军队则在他们从该地区撤退时丢下他们的伤员,任其成为俘虏。但在1846年6月,当美国援军进入该地区并开始袭击当地农场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许多驻军士兵开始对平民犯下抢劫、强奸和谋杀等罪行,以消除他们的无聊情绪。这一犯罪浪潮中,美国士兵在占领的第一个月内至少杀害了20名平民。泰勒对他的士兵犯下的罪行毫不关心,也没有试图对他们负责的士兵进行纪律处分。这导致舆论转而反对美国军队,导致许多墨西哥人拿起武器,组成游击队,袭击美国士兵的巡逻队。袭击后来变得更加普遍,特别是在蒙特雷战役之后。[6]


在此期间,反天主教情绪和种族主义助长了美国军队对平民的更多攻击。据估计,在这段时间里,美军至少杀死了100名平民,其中大多数被约翰·C·海斯上校的第一批德克萨斯骑兵杀害。作为回应,墨西哥人在蒙特雷郊外杀害了由马布里·B上尉军中的一名美国士兵。“野马”格雷对此作出了回应,绑架并处决了24名手无寸铁的墨西哥平民。


在今后几个月里,美国军队对占领职责的厌倦导致了对平民的更多暴力行为。1846年11月,肯塔基州第一团的一个支队杀害了一名墨西哥男孩,后来泰勒再次拒绝对其中任何一名士兵提出指控。


这一时期最臭名昭著的一批士兵是约瑟夫·莱恩手下的士兵。在塞缪尔·汉密尔顿·沃克上尉在一场小冲突中丧生后,莱恩命令他的手下洗劫华曼特拉镇,为死去的德州游骑兵报仇。士兵们在突袭一家酒馆后很快就喝醉了,并开始以城镇居民为目标。报道称,士兵们强奸了数十名妇女,其中许多是年轻女孩,并在烧毁房屋时杀害了数十名墨西哥平民。[7]然而,这些关于美国暴行的报道被墨西哥将军安东尼奥·洛佩斯·圣安娜在华曼特拉袭击后辞职的消息所掩盖,没有对莱恩和参与屠杀的任何士兵造成任何影响。[8]


美菲战争


战争第一天菲律宾人的伤亡


有关美军在菲律宾屠杀的社论漫画

1898年美西战争,西班牙将菲律宾割让给美国,换取了和平。这引发了美军和埃米利奥·阿奎纳多总统领导下的菲律宾第一共和国长达十多年的冲突。


美军在穿越萨马尔岛的行动中犯下了罪行,这导致了军事法庭审判和雅各布·H·史密斯准将的强制退役。[1]


史密斯向美国315海军陆战队一个营的指挥官利特尔顿·沃勒少校发出指示,要他向萨马尔增援部队,内容是:


“我不想要俘虏。我希望你杀人放火,你杀的越多烧的越多,我越高兴。我希望所有能拿武器对抗美国的人都被杀掉,“雅各布·H·史密斯将军说。


由于在菲律宾服役的美国人普遍认为,土生土长的菲律宾男性生来会使用短刀,所以沃勒少校问道:“我想知道年龄的限制,先生。”


“十岁”,史密斯说。


“十岁或十岁以上的人是被认定能够携带武器的人吗?”


“是的”,史密斯第二次确认了他的指示。


随后美军进行了持续和广泛的屠杀菲律宾平民的行动。萨马尔的粮食和贸易被切断,意在使革命者挨饿屈服。史密斯对萨马尔的战略是破坏,迫使居民停止支持游击队,因恐惧和饥饿转向美国人。他利用自己的部队在内地扫荡,寻找游击队,并试图抓获菲律宾将军比森特·卢卡坎,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游击队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接触。美军纵队横越该岛,摧毁房屋,向人开枪,并猎杀动物。


被美军杀害的菲律宾平民的确切人数将永远不得而知。利特尔顿·沃勒在一份报告中说,在11天的时间里,他的手下烧毁了255所住宅,枪杀了13条水牛,杀害了39人。[9]上世纪90年代一位英国作家所做的一项详尽的研究表明,死亡人数约为2500人;菲律宾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数字约为5万人。[10]由于史密斯在萨马尔的命令,他被称为“嚎叫的荒野史密斯”。[11]


关于在巴德达约发生的屠杀事件,事件发生地的苏鲁省长休·斯科特少校说,那些逃到火山口的人“宣布他们无意战斗,只是惊慌地跑到那里,种过一些庄稼准备收获”。


这场战斗被描述为一场“战斗”是有争议的,因为袭击者的火力势不可挡,而且伤亡人数也不平衡。作家维克·赫尔利写道,“无论如何,巴德·达约都不能被称为一场‘战斗’”。[12]马克·吐温在文章中强烈谴责了这一事件,并评论说:“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它与战斗毫无相似之处。我们清理了四天的工作,只是屠杀了这些无助的人“。[13]被杀害的摩洛族人的比例高于现在被认为是屠杀的其他事件。例如,美国印第安人在伤膝河大屠杀中死亡的最高估计数是350人中的300人(死亡率为85%),而在巴德达约,在估计为1000人的群体中,只有6人幸存下来(死亡率超过99%)。相对于伤膝河大屠杀,摩洛族人有近战武器,受害者包括妇女和儿童。虽然战斗仅限于对乔洛采取地面行动,但海军炮火的使用大大增加了对摩洛族人的压倒性打击。


在战争期间,在J.W.邓肯上校的指挥下,750个士兵和军官袭击了巴德达约的火山口,那里居住着800至1 000名村民。1906年3月2日,伍德命令第六步兵团(驻扎在省会三宝颜)的J.W.邓肯上校率领一支远征队攻打巴德达约。突击队由“第六步兵团272人、第四骑兵队211人、第28炮兵营68人、菲律宾警察51人、第19步兵团110人、炮艇邦板牙号6名水兵”组成。战斗从3月5日开始,山炮向火山口发射了40轮榴弹炮。在夜间,美军用滑轮和滑车把山炮拖到火山口边缘。天亮时,美军炮火在火山口的莫罗斯防御工事上打开了缺口。美军随后杀死了火山口里的所有摩洛族人。有一种说法称,摩洛人手持长矛短剑,拒绝投降,并坚守阵地。一些摩洛族人冲向美国人,被砍倒了。美军指责幸存的摩洛族人用刺刀进行了攻击,而摩洛族人用他们的短刀、黑火药和贝壳制成的简易手榴弹还击。关于这场战斗的各种说法不一致。一种说法是巴德达约的所有居住者都被枪杀,另一种说法是防御者在激烈的肉搏战中进行抵抗。但所有的说法都认为,即使有,也很少有摩洛族人幸存下来。


针对大量妇女和儿童被杀的批评,伍德对解释说,巴德达约的妇女打扮成男子参加战斗,男子用儿童作为活盾牌。哈格道恩支持这一解释,他讲述了戈登·约翰斯顿中尉的故事:他被一名女战士严重击伤。菲律宾总督亨利·克莱·艾德给出了第二个解释。他报告说,这些妇女和儿童是附带损害,是在炮兵炮火中丧生的。这些对对大量妇女和儿童伤亡相互矛盾的解释试图掩盖指控,增加了批评的声音。此外,伍德和艾德的解释与邓肯上校1906年3月12日行动后报告的信息不一致。根据邓肯的报告,大量非战斗人员被杀,可以解释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机关枪射击的结果。


尽管麦金莱总统宣布“仁慈地同化”菲律宾为美国领土,但美国对待菲律宾士兵和平民的态度却远非仁慈。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将军经常通过暴力手段控制记者的信息流动,以维持美国对战争的支持。马尼拉战役之后,阿吉纳尔多将他的战术从常规战争转变为游击战,使得美国将军们建立更严厉的作战方法。


奥蒂斯和小阿瑟将军下令彻底摧毁许多村庄,并逮捕和处决这些村庄的平民,目的是煽起菲律宾士兵的冲突。尽管奥蒂斯对新闻自由有所限制,但美国和菲律宾记者的许多报道都表明,美国对待菲律宾囚犯的态度非常恶劣,许多人挨饿和遭受酷刑,还有许多人被处决。


贝尔将军在1901年写的一份报告中说:“我现在聚集了约2500人,每列大约50人。我下了无可置疑的命令,目的是彻底搜查每一个峡谷、山谷和山峰,寻找叛乱分子和食物,以期摧毁我在城镇之外找到的一切东西。所有健壮的人都会被杀死或俘虏。这些人需要一顿鞭打,才能让他们明明事理,为了大家的利益,他们应该有此结果。“[14]


香蕉战争

第一次和第二次卡科战争

参见:美国占领海地


《默塞德太阳星》1921年10月的一篇文章,讨论美国指挥海地宪兵杀害海地人

美国占领海地期间(1915-1934年)发动了两次卡科战争(1915年和1918-1920年),并在其间侵犯了海地原住民的人权。[15][16]总体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地宪兵队在1915年至1920年叛乱期间,杀害了数千海地平民,但确切的死亡人数尚不清楚。[16]在1921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海军陆战队司令报告说,在20个月的持续动荡中,有2,250名海地人被杀。但在给海军部长的一份报告中,他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250。[17]海地历史学家罗杰·盖拉德估计,包括叛军战斗人员和平民在内,总共有至少15,000海地人在占领期间丧生。[16]按照保罗·法默的说法,海地以外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接受更高的估计。[18]


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其在海地宪兵队的下属,被指控屠杀平民。[16]按照罗杰·盖拉德的说法,这些屠杀还涉及到强奸、私刑、即时处决、焚烧村庄和火刑。美国陆军的内部文件称杀害妇女儿童是正当的,将他们描述为叛军的“助手”。海军部长的一份私人备忘录批评了“对当地人的任意杀戮”。对暴力行为负责的一些美国军官得到了用海地克里奥尔语起的外号,例如指挥官弗里曼·朗(Freeman Lang)被称作“Linx”,李·威廉姆斯(Lee Williams)中尉被称作“Ouiliyanm”。按照美国记者H·J·塞利格曼的说法,海军陆战队会练习“撞倒鹅”(bumping off Gooks),以类似于为运动而杀戮的方式来描述枪击平民。[16]


在1918至1919年的第二次卡科战争期间,许多卡科战俘被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奉上级命令即时处决。[16]1916年6月4日,海军陆战队处决了卡科将军米兹瑞尔·科迪奥(Mizrael Codio)和其他十人,它们是在冯斯-维雷特被俘的。[16]根据美国军官的说法,1919年1月在安什,宪兵队长、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欧内斯特·拉沃伊(Ernest Lavoie)下令杀害19名卡科叛乱分子,但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因为未曾找到杀戮的物理证据。[16]


对海地叛军和涉嫌反美的海地人严刑拷打,是作为占领军的海军陆战队的普遍做法。行刑的方法包括水刑、拉扯囚犯的生殖器,以及用两把枪托同时推胫骨的两侧。[16]


二战

太平洋战场

1943年1月26日,美国“瓦霍”号潜水艇向日本运输船“布约丸”号上的救生艇上的幸存者开火。[19]海军中将查尔斯·A·洛克伍德宣称,幸存者是日本士兵,当“瓦霍”号浮出水面后,他们用机关枪和步枪向“瓦霍”号开火,这种抵抗在潜艇战争中很常见。据这艘潜艇的执行官员说,美军开火的目的是迫使日本士兵放弃他们的船只,并非针对特定士兵目标。[20]历史学家克莱·布莱尔表示,潜艇船员首先开火,遇难的幸存者用手枪还击。这些人中后来确定包括旁遮普邦第16团印度第二营的盟军战俘,他们由第26野战军械局的日本军队押解。在最初乘坐“布约丸”号的1126人中,有195名印度人和87名日本人死亡,有些人死于鱼雷攻击,一些人在枪击事件中丧生。[21]


在俾斯麦海战(1943年3月3日至5日)时,美国的PT艇和盟军飞机袭击了日本救援船只以及大约1000名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来自八艘被击沉的日本部队运输船。[22]美军的理由是,日方人员接近其军事目标,而且可以迅速返回战场战斗。许多盟军空勤人员赞成攻击,而另一些人则感到恶心。


据诺丁汉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奥尔德里奇说,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军人会故意杀害投降的日本士兵。奥尔德里奇发表了一份关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士兵的日记的研究报告,其中指出,他们存在屠杀战俘的现象。根据约翰·道尔的说法,“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成为囚犯的日本人被当场杀害,或者在去监狱的路上被杀。“据奥尔德里奇教授说,美国军队不收押囚犯是惯例。他的分析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支持。他还说,1943年,“(美国)一份秘密情报报告指出,只有承诺吃冰激凌和三天的假期,才能...使美国军队不杀投降的日本人。”[23]


弗格森说,这种做法在1944年末日本俘虏数与死亡人数的比例为1:100时流行着。同年,盟军高级指挥官努力压制其人员中“不收俘虏”的态度[23](因为这阻碍了情报收集),并鼓励日本士兵投降。弗格森补充说,盟军指挥官为提高日军囚犯与日军死亡人数的比例而采取的措施,导致这一比例在1945年中期达到1:7。尽管如此,在1945年4月至6月冲绳战役中,“不收俘虏”仍然是美军的“标准做法”。弗格森还指出,德国和日本士兵不投降不仅仅是对纪律处分的恐惧或对耻辱的恐惧。对大多数士兵来说,更重要的是认为俘虏无论如何都会被敌人杀死,所以最好还是继续战斗。


美国日本学家乌尔里希·斯特劳斯认为,前线的盟军强烈憎恨日本军事人员,“不容易被说服”接收或保护俘虏。他们不完全错误地认为,投降的盟军人员“没有得到日本人的怜悯”。军人被告知,日本士兵倾向于假装投降,以便发动突然袭击。这种做法被1907年的海牙公约宣布为非法。斯特劳斯认为,高级军官反对收押囚犯,理由是这样做不必要地使美国军队面临风险。当囚犯被关押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时,陆军审讯官博登上尉指出,许多战俘在运输过程中被枪杀,因为“把他们带进去太麻烦了”。[24]


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J·温加特纳将美国的日方战俘数量极低的原因归结为两个重要因素。日本人不愿投降,美国人普遍“相信日本人是‘动物’或‘非人类’,不值得给予战俘正常待遇。”后一个理由得到了弗格森的支持,他说,盟军常常把日本人看成是德国人眼中的俄国人,即“非人”。[23]


肢解日本的战争死者


二战期间美国水手在把玩日军士兵头骨

美军对日军战死者尸体的肢解行为

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军人收集了人体战利品。这种“收集战利品”的现象非常普遍,报纸杂志上的讨论占据了显著位置。据报道在1944年,美国代表弗朗西斯·E·沃尔特赠送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的一件礼物就是由日军士兵手臂制成的开信刀,罗斯福后来下令归还,并要求妥善安葬。[25][26]:825这一消息也被广泛报道给日本民众,美国人被描述为“疯狂、原始、种族主义和不人道”。再加上以前《生活》杂志上一张年轻女子与骷髅战利品的合影被转载到日本媒体上,并作为美国野蛮的象征,引起了全国的震惊和愤慨。[27][26]:833?


强奸

据称,在1945年冲绳岛战役中,一些美军人员强奸了冲绳妇女。[28]


根据几年的研究,冲绳县历史档案馆的前馆长 Masayasu 写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后不久,莫托布半岛上一个村庄的所有妇女都落入了美国士兵的手中。当时,村里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所有的青年男子都被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海军陆战队扫荡了整个村庄,但没有发现日本军队的踪迹。利用这种情况,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开始“搜捕妇女”,躲在村里或附近防空洞里的妇女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出来。


“纽约时报”2000年曾刊登一篇采访报道。冲绳一个村庄的几位老人坦承,在美国打赢冲绳之战后,每周都有三名武装海军陆战队员赶到该村,强迫村民们聚集所有当地妇女,然后把她们带到山里,并对她们实施强暴。这篇文章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声称村民们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都是是一个“长期保守的黑暗秘密”的一部分,重新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历史学家所说的最被忽视的战争罪行之一:美国军人普遍强奸冲绳妇女。尽管日本关于强奸的报道当时基本上被忽视了,但学术估计,可能有多达1万名冲绳妇女被强奸。据称强奸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大多数65岁以上的冲绳人在2000年左右都知道或听说过一名妇女在战后被强奸。[29]


东亚研究教授、冲绳问题专家史蒂夫·拉布森表示:“我在冲绳的报纸和书籍上读到过很多关于此类强奸的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或愿意谈论它们。”他指出,许多当地古老的书籍、日记、文章和其他文件都提到了不同种族和背景的美国士兵的强奸行为。对美军没有强奸记录的解释是,很少有冲绳妇女对虐待事实发声,主要是出于恐惧和尴尬。冲绳警方发言人称,受害妇女羞于公开此事。历史学家认为,那些报告此事的人被美国忽视了。许多人想知道,在许多妇女都无法避免地生下了美日混血婴儿之后,这件事竟然没有被曝光过。历史学家和冲绳长老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些被强奸但没有自杀的冲绳妇女确实生下了混血儿童,因为羞耻、厌恶或可怕的创伤,其中许多婴儿立即被杀害或遗弃。然而,强奸受害者更通常地在乡村助产士的帮助下进行很原始的堕胎。当局从未作出大规模的努力,以确定这些罪行所涉及的范围。在20世纪90年代末战争结束后的50多年里,据信大多数被强奸的妇女仍然拒绝发表公开声明,比例是压倒性的。她们一般通过亲属和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发声。[29]


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了解。退役上尉塞缪尔·萨克斯顿解释说,美国退伍军人和目击者可能故意隐瞒强奸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羞愧:“在我们努力地为国家服务之后,我们成为了一群强奸犯,这将是非常不好的。”军方官员正式否认了大规模强奸事件,所有健在的相关退伍军人都拒绝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请求。社会学教授石原慎太郎认为,有很多人患上了历史失忆症,他们不想承认过去发生了什么。作家乔治·费弗在他的著作《天王山:冲绳之战与原子弹》中指出,到1946年,在冲绳记录在案的强奸案还不到10起。他解释说,记录不全部分是因为耻辱和不光彩,部分是因为美国人是胜利者和占领者。真实存在的强奸事件可能有数千起,但受害者的沉默,使“强奸”成为了这场战事的另一个肮脏秘密。[30]


其他一些作者指出,日本平民“常常对他们从美国敌人那里获得的相对人道待遇感到惊讶。根据《不满之岛:冲绳人对日本和美国权力的反应》一书的记载,美国人“没有像日本军方官员警告自己军人的那样,采取酷刑、强奸和杀害平民的政策”。[31]


据报告称,在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神奈川县的头10天内,也发生了1336起强奸事件。[28]


轰炸

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无差别大轰炸,约杀死日本70万人,绝大多数是平民,包括老人、妇女、儿童。


1945年3月9日夜间至3月10日凌晨,美军334架B-29轰炸机,对东京实施战略轰炸,投下2000吨燃烧弹,摧毁了东京63%的商业区和20%的工业区,约10万人被烧死,另有10万人烧伤。

1945 年8 月6 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小男孩”原子弹,约有70,000人立即丧生,此后因烧伤、辐射和相关疾病影响而死亡之人数,到1945年年底估计90,000人至140,000人;至1950年止有200,000人;截止2019年,统计的死亡人数达32万4129人。

1945 年8 月9 日,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胖子”原子弹,估计有40,000到75,000人立即死亡。1945年12月数据,死亡73,884人,受伤73,909人;根据日本长崎县官方网站,累计死亡人数约15万。

日本如何看待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2015年日本NHK调查:


现在也无法原谅:广岛43%,长崎46%,日本全国49%。

这是不得已的事:广岛44%,长崎41%,日本全国40%。

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碑上写着:“让这里所有的灵魂安息吧,因为我们不会再重蹈覆辙。”


欧洲战场

在拉科尼亚大屠杀中,美国飞机袭击了在大西洋沉没的德国军舰上幸存的德国人。一架美国陆军空军B-24解放者轰炸机的飞行员,尽管知道德国U潜水艇的位置、意图和英国海员的存在,还是用炸弹和扫射攻击杀死了数十名拉科尼亚的幸存者,迫使U-156将剩余的幸存者扔进海里,并进行坠毁潜水以避免被摧毁。


卡尼卡特大屠杀涉及乔治·赫伯特·麦卡弗里中校杀害意大利平民的事件。一次秘密调查曾被实施,但麦卡弗里从未被指控犯有与大屠杀有关的任何罪行。他于1954年去世。这一事实在美国几乎无人知晓,直到2005年,纽约大学的约瑟夫·S·萨勒米报告了此事,而他的父亲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32]


在包括两起大屠杀事件的“比斯卡里大屠杀”中,第45步兵师的美军杀害了大约75名战俘,其中大部分是意大利人。[33][34]


根据《明镜周刊》克劳斯·威格里夫的一篇文章,直到现在,许多同盟国士兵的个人回忆录一直被历史学家故意忽视,因为他们与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伟大一代”神话格格不入。然而,这种情况最近已经开始改变。里克·阿特金森的书《战斗日》,描述了盟军在意大利的战争罪行。除此之外还有安东尼·比弗的《D日:诺曼底的战斗》。比弗的最新研究表明,盟军在诺曼底犯下的战争罪行比以前认识到的要广泛得多。[35]


历史学家彼得·利布发现,许多美国和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期间被命令不得接收敌方为囚犯。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它可以解释64名德国囚犯的命运(在被俘的130名中),他们在登陆当天没有前往奥马哈海滩上的战俘收集点。[36]


在法国奥杜维尔-赫伯特村附近,30名德国国防军俘虏被美国伞兵屠杀。[35]


1944年的马尔梅迪大屠杀中,80名美国战俘被德军杀害。1944年12月21日,美国陆军步兵团第328步兵团总部的一份书面命令说:“党卫军部队和伞兵不会成为俘虏,抓到他们立即枪毙。”1945年,美国陆军少将雷蒙德·赫夫特命令他的部队不要俘虏,因为他们要横渡莱茵河。战后,当他反思自己授权的战争罪行时,他承认“如果德国人赢了,我就会在纽伦堡受审,而不是他们”。史蒂芬·安布罗斯表示:“我采访了1000多名退伍军人,只有一个人说他开枪打了一名囚犯。也许有多达三分之一的退伍军人也这么做了。然而,在他们看到其他士兵枪杀手无寸铁的德国囚犯的相关事件时,他们举起了双手。“[37]


“滴泪行动”涉及8名幸存的被俘船员,他们是从德国沉没潜艇U-546号沉船上被俘的,美国军事人员曾拷打过他们。历史学家菲利普·K·伦德伯格曾写道,对U-546幸存者的殴打和折磨是一种罕见的暴行,审讯人员这么做是因为需要迅速获得一些信息——美国认为德国潜艇可能对美国大陆发动导弹袭击。[38]


在美军设立的莱茵草原大营中,数千德国战俘由于恶劣的环境而丧生。


“达豪大屠杀”中,美军在达豪集中营杀害了德国战俘和投降的党卫军士兵。[39]


在承认犯有战争罪的美国二战退伍军人中,有一位是前黑手党杀手法兰克·希兰。在传记作家查尔斯·勃兰特的采访中,希兰回忆了他在雷鸟师服役的经历——当时他第一次对杀人变得麻木不仁。希兰本人承认,他参与了对德国战俘的多次屠杀和即刻处决,这些行为违反了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以及192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在对勃兰特的采访中,希兰将此类屠杀分为四类:


在激烈的战斗中进行报复性杀戮。希兰告诉勃兰特,当一名德国士兵刚刚杀死了他的战友然后试图投降时,他的选择会是“把他送进地狱”。他描述说,他经常看到士兵们也有类似的行为。[40]

部队指挥官在执行任务时下达的命令。在描述他第一次杀戮罪行时时,希兰回忆说:“这就像一名警官要你把几个德国囚犯带到队伍后面去,然后让你‘快点回来’一样。”这是不得不做的事。

达豪大屠杀和对集中营看守和受托囚犯的其他报复性杀害。

有预谋地企图非人化和贬低德国战俘。当希兰的部队正在攀登哈兹山脉时,他们遇到了一列德国国防军的骡子火车,它载着食物和饮料爬上了山腰。美军保护了女性厨师,然后希兰和美军“吃我们想吃的东西,用我们的排泄物弄脏剩下的东西。”然后,德国国防军的骡子司机被派去铲子,并被命令“挖掘自己的浅坟”。希兰后来开玩笑说,他们这样做毫无怨言,很可能是希望他和他的伙伴们改变主意。但结局是,司机中枪后被埋在了他挖的坑里。希兰解释说,到那时,“我毫不犹豫地做了我必须做的事。”

强奸

直到2006年才公开的战时秘密文件显示,美国士兵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在欧洲有过400起性犯罪,其中包括126起在英国的强奸案。罗伯特·J·莉莉的一项研究估计,二战期间,英国、法国和德国总共有1.4万名平民妇女被美国士兵强奸。据估计,1944年6月至战争结束期间,美国军人在法国实施了大约3500起强奸。而一位历史学家声称,在解放的法国,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很普遍。[41]


朝鲜战争

老根里屠杀指的是1950年7月26日至29日,第七骑兵团的美国士兵在首尔东南100英里(160公里)的Nogeun-ri村附近的一座铁路桥上,大规模杀害人数不详的韩国难民的事件(其中包括一次空袭)。2005年,韩国政府证实163人死亡或失踪(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55人受伤。许多其他受害者的名字没有见于报告。多年来,幸存者估计死亡人数在300人至500人之间。这一事件在朝鲜战争早期引起了广泛关注,美联社(AP)于1999年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随后获得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42]


越南战争


美军士兵与身首异处的越共战士尸体合影

参见:越战罪行工作组、罗素法庭、越战中的战争罪行和越战中的强奸

据鲁道夫·拉梅尔估计,在越南战争中的1960至1972年间,美军在政府屠杀中杀死了大约5,500人,范围在4,000至10,000人之间。[43]据本杰明·瓦伦蒂诺估计,战争期间美国和南越军队的“反游击队大屠杀”“可能”造成了110,000-310,000人死亡。[44]战争期间,有95名美国陆军人员和2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被军事法庭判定犯有谋杀或误杀越南人的罪行。[45]:33


美军还建立了许多自由火力区,以防止越共战士躲在南越村庄中。[46]这种做法假定出现在这些指定区域的任何个人都是敌方战斗人员,因而可以用武器自由射击,这被记者刘易斯·西蒙斯视为“严重违反战争法”。[47]尼克·图斯在其2013年的著作《杀死任何移动的东西》中认为,不断追求更高的歼敌人数,广泛使用自由火力区,逃离士兵或直升机的平民可被视为越共的交战规则,以及对越南平民的普遍蔑视,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也造成美军犯下了地方性战争罪行。[48]:251


美莱村屠杀

美莱村屠杀发生在1968年3月16日,美国第23步兵师第11旅第20步兵团第1营C连的美军士兵,在南越美莱村屠杀347名至504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事件。受害者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一些受害者遭到强奸、殴打和酷刑,有些尸体被肢解。屠杀于越战期间发生在S?n M?的美莱(M? Lai)和美溪(My Khe)两个小村庄。[49][50]26名美国士兵最初因在美莱的行为而被指控犯有刑事罪或战争罪,而只有威廉·卡利一人被判有罪。最初他被判终身监禁,后来被减刑到10年,最终软禁三年半后被释放。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愤怒,并减少了美国国内对越南战争的支持。三名努力阻止屠杀和保护伤员的美国军人(休·汤普森、格伦·安德鲁塔和劳伦斯·科尔伯恩)遭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严厉批评,他们分别收到了仇恨邮件、死亡威胁和动物尸体。[51]30年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表彰。[52]


屠杀发生之后,五角大楼派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名为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调查美军对南越平民的暴行,并创建了一份大约9,000页的当时保密的档案(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档案,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保存),记录了1967到1971年间320起涉嫌事件,包括7起屠杀(不包括美莱村屠杀),其中至少有137名平民死亡;另有78次袭击非战斗人员,造成至少57人死亡,56人受伤,15人被性侵;还有141起美军士兵虐待被拘押平民或战俘的事件。有203名美国人被指控犯罪,57人被军事审判,23人被定罪。另外还有500多起被指控的暴行被越战罪行工作组调查,但无法核实。[53][54]


快速行动


快速行动是1968年12月到1969年5月的一项有争议的军事行动,旨在平定湄公河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陆军声称在这次行动杀死了10,899名越南人民军/越共,而美国陆军监察长估计有5,000至7,000名平民死于这次行动。[55][56]合众国际社的罗伯特·凯勒(Robert Kaylor)声称,按照行动期间美国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平定顾问的说法,该师沉迷于“无差别地使用大规模火力”“肆意杀害”平民。[57]


凤凰计划

凤凰计划由中情局协调,涉及南越、美国和其它盟军安全部队,旨在通过渗透、酷刑、俘虏、反恐、审讯和暗杀来甄别和摧毁越共。[58][59]该计划受到严厉批评,批评者称其为“平民暗杀计划”,并批评该行动使用酷刑。[60]:341-343


虎队


虎队是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第1独立旅第327步兵团第1空降营的远程侦察巡逻部队的名称,他们于1965年11月至1967年11月在越作战。[61]战争期间及其后数十年的调查显示,该部队针对平民的广泛战争罪行达数百起,声名狼藉。他们被指控惯用酷刑、处决囚犯和故意杀害平民。美国陆军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被指控的战争罪行有许多都是确实发生了的。[60]:235-238


水波事件


1967年1月31日至2月1日,据称有145名平民在水波事件中,被第1海军陆战队第2营H连杀害。按照海军陆战队的记录,有101名越共和22名平民在这2天的战斗中丧生。


山庄大屠杀


1970年2月19日,在山庄大屠杀中,16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在山庄村被第7海军陆战队第1营B连杀害。[62]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一个人被判处5年徒刑,但两人的刑期都被减至一年以下,因为那些被杀的人被报告为敌方战斗人员。[62]


零星案件

1965年8月12日,第3海军陆战队第3营M连的准下士麦吉(McGhee),穿过茱莱基地地区的海军陆战队防线,向附近的村庄走去。一名海军陆战队哨兵大声询问时,他说正在追一名越共。后来有两名海军陆战队员被派去寻找麦吉,当他们接近村庄时,他们听到一声枪响和一个女人的尖叫声,然后看到麦吉从村庄朝他们走来。麦吉说他刚刚打死一名越共,另一名越共正在追他。审判时,越南检方证人作证说,麦吉把他们家睡觉的小屋墙壁踢破了。他抓了一名14岁女孩,把她拖向门口。当她的父亲求情时,麦吉开枪打死了他。出屋后,女孩在祖母的帮助下,从麦吉手中逃跑了。麦吉被认定犯有无预谋谋杀罪,并被判处十年苦役。上诉后,刑期被减为7年,而他实际上服刑6年1个月。[45]:33-34


?1966年9月23日,一个9人小队从茱莱西北左山22(left Hill 22)的第5海军陆战队第1营出来巡逻,指挥官是一等兵小约翰·D·波特(John D. Potter, Jr.)。他们进入玄玉村(hamlet of Xuan Ngoc),抓住了道广盛(Dao Quang Thinh),他们指控其为越共,并将其从小屋拖出。当他们殴打他时,其他巡逻队员将其妻裴氏香(Bui Thi Huong)也从小屋强行赶出,其中四人强奸了她。几分钟后,另外三名巡逻队员向道广盛、裴氏香、他们的孩子、裴氏香的嫂子和她嫂子的孩子开了枪。裴氏香幸存下来,在军事法庭作证。连长怀疑报告中的“敌人接触”(enemy contact),派少尉斯蒂芬·J·塔尔蒂(Stephen J. Talty)与巡逻队一起返回现场。到那之后,塔尔蒂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并试图掩盖此事。当发现一个受伤的孩子还活着,波特用步枪将其棒杀。波特被认定犯有蓄意谋杀和强奸罪,并被判处终身苦役,但在1978年2月获释,实际服刑12年1个月。[63]医务兵约翰·R·布雷塔格(John R. Bretag)作证反对波特,并因强奸被判处6个月监禁。上等兵小詹姆斯·H·博伊德(James H. Boyd, Jr.)承认犯有谋杀罪,并被判处4年苦役。中士罗纳德·L·沃格尔(Ronald L. Vogel)被认定谋杀其中一名儿童和强奸,并被判处50年苦役,上诉后减为10年,实际服刑9年。两名巡逻队成员被认定没有重大罪行,但因蓄意强奸而侵犯人身,被判处6个月监禁。塔尔蒂少尉被发现犯有虚假报告罪,并被海军陆战队开除,但在上诉后被推翻。[45]:53-54[64]


上等兵查尔斯·W·基南(Charles W. Keenan)因近距离射击一名手无寸铁的越南老妇和一名手无寸铁的越南男子,而被判犯有谋杀罪。其无期徒刑被减为25年监禁。上诉后,谋杀老妇的定罪被驳回,监禁被缩短至五年。后来的宽大行动进一步将其监禁缩短至2年9个月。下士斯坦利·J·卢茨科(Stanley J. Luczko)被发现犯有故意杀人罪,并被判处三年监禁。[45]:79-81


?1968年5月5日,第27海军陆战队第1营准下士登齐尔·R·艾伦(Denzil R. Allen),在顺化附近率领着一个六人伏击巡逻队。他们停下来,审问了两名手无寸铁的越南男子,随后艾伦和列兵马丁·R·阿尔瓦雷斯(Martin R. Alvarez)处决了他们。当天晚上他们的基地遭袭后,他们派出了一支巡逻队,带回了三名越南男子。艾伦、阿尔瓦雷斯、准下士约翰·D·贝尔纳普(John D. Belknap)、詹姆斯·A·莫乌夏特(James A. Mauushart)、上等兵罗伯特·J·维克斯(Robert J. Vickers)和另外两人,随后组成行刑队,处决了其中两名越南人。第三名俘虏被带入一座建筑,艾伦、贝尔纳普和小安东尼·利恰尔多(Anthony Licciardo, Jr.)想将其绞死,但绳子断了,于是艾伦将其割喉杀死。艾伦承认了五项无预谋谋杀罪行,并被判处终身苦役,后因认罪被减为20年。后来艾伦的刑期又减至7年,并在仅服刑2年11个月之后被假释。莫乌夏特承认了一项无预谋谋杀罪行,并被判处2年监禁,实际服刑1年8个月。贝尔纳普和利恰尔多均承认了单一谋杀罪行,被判处2年监禁。贝尔纳普实际服刑15个月,而利恰尔多则服满了刑期。阿尔瓦雷斯因精神障碍被判无罪。维克斯被认定两项无预谋谋杀罪行,但其定罪在审查时被推翻。[45]:111-114


1969年3月1日上午,年龄约为13、17和19岁的三名越南女孩,和一名11岁左右的越南男孩,发现八名海军陆战队员在伏击。他们四人向被伏击的人大喊,将此发现告诉他们。这四人被海军陆战队抓住,下士罗纳德·J·里斯(Ronald J. Reese)和准下士斯蒂芬·D·克里德(Stephen D. Crider)将他们捆绑、塞住嘴并带走。几分钟后,四个孩子被发现已经死在一个小掩体中。陆战队员向掩体中投掷了一枚破片手榴弹,尸体顶部的结构受损坍塌。里斯和克里德均被认定四项谋杀罪,并被判处终身苦役。上诉后,两人的刑期均减至3年监禁。[45]:140


?1971年6月2日,准将约翰·W·唐纳森被控谋杀六名越南平民,但由于缺乏证据而被无罪释放。在13起单独的事件中,唐纳森被控飞越平民区向平民开枪。自1902年雅各布·史密斯将军以来,他是第一位被控犯有战争罪的美国将军,也是越战期间被控犯有战争罪的最高级别美国人。[65]由于缺乏证据,指控被撤销。


对环境的破坏

美军使用的橙剂、地雷、未爆弹给越南、老挝、柬埔寨带来了持久的人道灾难和生态破坏。[66]


阿富汗及伊拉克

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之后,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俘虏的分类和待遇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包括对一些囚犯适用非法战斗人员的身份、进行特别引渡和使用酷刑(“强化审讯手段”)。人权观察家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根据《日内瓦公约》,这些措施是非法的。[67]


指挥官责任

美国司法部长阿尔韦托·冈萨雷斯和其他人一些人认为,被拘留者应被视为“非法战斗人员”,因此不应该存在于法律灰色地带,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冈萨雷斯说,否认日内瓦公约的涵盖范围“大大减少了根据战争罪法案进行国内刑事起诉的威胁”。这表明参与制定这方面政策的人意识到,美国官员参与了可能被视为犯有战争罪的行为。[68]美国最高法院在“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中对这一论点所依据的前提提出质疑。法院裁定,《日内瓦公约》共同条款三适用于关塔那摩湾的被拘留者,用来审判这些嫌疑人的军事法庭违反了美国法律和国际法。[69]


人权观察组织在2005年声称,“指挥责任”原则可能会使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反恐战争期间犯下许多战争罪行,无论是在他们知情的情况下还是在他们控制下的人所犯的罪行。2006年4月14日,人权观察组织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可能要对他被指控参与虐待Mohammed al-Qahtani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2006年11月14日,德国援引普遍管辖权,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阿尔韦托·冈萨雷斯、约翰·柳、乔治·特尼特等人提起法律诉讼,指控他们涉嫌虐待囚犯。


“2006年军事委员会法案”被一些人视为对反恐战争中所犯罪行的特赦法案,追溯性地改写了“战争罪法”,废除了人身保护令,实际上使被拘留者无法对他们被指控的罪行提出质疑。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在2007年接受“星期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他愿意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伊拉克犯下的战争罪在国际刑事法院(ICC)进行调查,并且进行审判也是有可能的。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对布什没有管辖权,因为美国不是相关条约的缔约国——除非布什被指控在某一缔约国境内犯罪,或联合国安理会(美国拥有否决权)要求调查。然而,布莱尔确实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因为英国是缔约国。


在布什总统2009年第二个任期结束前不久,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开始发表观点——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美国有义务根据刑法追究虐待囚犯者责任。


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之一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特别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他于2009年1月20日在德国电视上评论说,前总统乔治·W·布什失去了国家元首豁免权,根据国际法,美国现在应当对所有参与这些违反《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人提起刑事诉讼。


法学教授迪特马尔·赫兹解释了诺瓦克的言论。他认为,根据美国和国际法,前总统布什应对采用酷刑作为审讯工具负有刑事责任。


阿富汗战争(2001-2021年)

2005年,《纽约时报》获得了一份2,000页的美国陆军调查报告,其中涉及2002年12月美军人员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的帕尔旺拘留所(又称巴格拉姆监狱)杀害了两名手无寸铁的阿富汗平民囚犯,以及囚犯的一般待遇。两名囚犯哈比布拉和迪拉瓦被反复锁在天花板上并殴打致死。军事验尸官裁定,两名囚犯的死亡都是他杀。尸检显示,两名囚犯的腿都受到了严重创伤,并将创伤描述为类似于被公共汽车碾过。有七名士兵在2005年被起诉。



2010年1月15日,一名在梅旺区谋杀案中被美军士兵杀害的阿富汗男孩

梅旺区谋杀案发生在2009年6月至2010年6月,期间有三名阿富汗平民被一群士兵所杀害。士兵们称其团体为“杀戮队”[70][71],来自美国陆军第2步兵师第5旅第1步兵团第2营。他们驻扎在阿富汗坎大哈省迈万德的萨卡里坎儿井前线作战基地。[72][73]2010年夏天,军方指控该排的五名成员在坎大哈省杀害了三名阿富汗平民,并收集他们的身体部位作为战利品。


坎大哈大屠杀是2012年3月11日凌晨发生的一起滥杀事件,当时上士罗伯特·贝尔斯在阿富汗坎大哈省的潘杰瓦伊区打死了16名阿富汗平民,并打伤了另外6人。其中有九名受害者是儿童,有十一名死者来自同一个家庭。当天早上晚些时候,贝尔斯向当局坦白了他所犯下的谋杀罪行,因而被拘留了。


克林特·洛伦斯中尉是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第4旅战斗队的步兵排长。2012年,洛伦斯命令士兵向一辆摩托车上的三名阿富汗男子开火,之后他被指控两项无预谋谋杀罪。2013年,他被军事法庭认定有罪,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后来被审查指挥官减为19年)。[74][75][76]他被关押在堪萨斯莱文沃思堡的美国纪律兵营六年。最终在2019年11月15日,洛伦斯被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特赦。


伊拉克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初期,一群士兵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对被拘留者实施了一系列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身体虐待和性虐待。[77][78][79][80]CBS新闻在2004年4月发布的虐囚照片,引起了公众对虐囚事件的注意。这些事件引起了震惊和愤怒,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受到了广泛谴责。[81]国防部指控11名士兵犯有玩忽职守、虐待、严重伤害罪和殴打罪。在2004年5月至2006年4月间,这些士兵被军事审判、定罪、关入军事监狱,并被不名誉退伍。两名士兵查尔斯·格拉纳和琳迪·英格兰,被发现在该监狱犯下了许多最严重的罪行,他们受到了更严厉的指控和判决。格拉纳被认定犯有伤害、殴打、共谋、虐囚、不雅行为和玩忽职守等罪行;他被判处10年监禁,并被剥夺了军衔、薪酬和福利。[82]英格兰被认定犯有共谋、虐囚、不雅行为等罪行,被判处三年监禁。[83]掌管伊拉克所有拘留设施的指挥官贾尼斯·卡尔平斯基准将受到了训斥,并被降为上校。还有几名军事人员被控实施或授权实施这些行为,包括许多更高级别的人员,未被起诉。2004年,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为阿布格莱布虐囚行为道歉。


2006年3月12日,14岁伊拉克女孩阿贝尔·卡西姆·哈姆扎·贾纳比(Abeer Qassim Hamza al-Janabi)被奸杀,一起被杀害的还有她34岁的母亲法赫里耶·塔哈·穆哈森(Fakhriyah Taha Muhasen)、45岁的父亲卡西姆·哈姆扎·拉希姆(Qassim Hamza Raheem)和6岁的妹妹哈迪尔·卡西姆·哈姆扎·贾纳比(Hadeel Qassim Hamza al-Janabi)。[84]第502步兵团的五名士兵被控犯有强奸和谋杀罪:保罗·E·科尔特斯(Paul E. Cortez)、詹姆斯·P·巴克(James P. Barker)、杰西·V·斯皮尔曼(Jesse V. Spielman)、布莱恩·L·霍华德(Bryan L. Howard)和史蒂文·戴尔·格林(Steven Dale Green)。[85]在这些罪行败露之前,格林已因精神疾患被美军要求退伍;科尔特斯、巴克、斯皮尔曼和霍华德则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定罪并被判处数十年监禁。[85]格林在美国民事法庭受审和定罪,被判处终身监禁,[86]但于2014年在狱中自杀。


约翰·E·哈特利是一名一级军士长,他于2008年被陆军起诉,原因是他于2006年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杀害了四名伊拉克囚犯。他于2009年被定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关在美国纪律兵营。[87]他于2020年10月获得假释。[88]


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控于2006年4月26日在巴格达以西阿布格莱布附近的小村庄哈姆达尼耶绑架并杀害了一名伊拉克男子。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局在进行调查之后,控诉了谋杀、绑架、私闯民宅、盗窃、妨碍司法和共谋掩盖事件等多项罪名。


哈迪塞屠杀事件

哈迪塞屠杀事件于2005年11月19日发生在伊拉克的哈迪塞。在准下士米格尔·特拉萨斯(Miguel Terrazas,20岁)被路边的简易爆炸装置炸死之后,上士弗兰克·伍特里奇率领海军陆战队从第3营进入哈迪塞。[89]24名伊拉克妇女儿童被枪杀。伍特里奇在军事法庭上承认,在路边炸弹爆炸后,他命令手下“先开枪,先别问”。[90]伍特里奇告诉军事法官大卫·琼斯(David Jones)中校:“那天我从未用我的武器向任何妇女或儿童开火。”2012年1月24日,弗兰克·伍特里奇被判处90天监禁,并降低军衔和薪酬。前一天,伍特里奇对一项玩忽职守罪表示认罪。[89]那天参与的其他海军陆战队员均未被判入狱。对于这次屠杀,海军陆战队向15名遇难平民的家属总共赔偿了38,000美元。[91]


参见

德国战争罪行

苏联战争罪行

意大利战争罪行

日本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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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jamin, Mark. Taguba denies he's seen abuse photos suppressed by Obama: The general told a U.K. paper about images he saw investigating Abu Ghraib – not photos Obama wants kept secret. [塔古巴否认他看到了被奥巴马封锁的虐囚照片:该将军告诉一家英国报纸,他看到的是调查阿布格莱布的照片——而不是奥巴马想保密的照片。]. Salon.com. 2008-05-30 [2009-06-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6-11) (英语). The paper quoted Taguba as saying, 'These pictures show torture, abuse, rape and every indecency.' ... The actual quote in the Telegraph was accurate, Taguba said – but he was referring to the hundreds of images he reviewed as an investigator of the abuse at Abu Ghraib prison in Iraq.[该报援引塔古巴的话说:“这些照片显示了酷刑、虐待、强奸和各种猥亵行为。”……塔古巴说,《电讯报》中的引用实际是准确的,但他指的是他作为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事件调查员所审查的数百张图片。]

 西莫·赫许. The General's Report: how Antonio Taguba, who investigated the Abu Ghraib scandal, became one of its casualties [将军的报告:调查阿布格莱布丑闻的安东尼奥·塔古巴如何成为其受害者之一]. 纽约客. 2007-06-25 [2007-06-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9-12) (英语). Taguba said that he saw "a video of a male American soldier in uniform sodomizing a female detainee".[塔古巴说,他看到了“一名穿制服的美国男兵鸡奸一名女性被拘留者的视频”。]

 琼·沃尔什; Michael Scherer; Mark Benjamin; Page Rockwell; Jeanne Carstensen; Mark Follman; Page Rockwell; Tracy Clark-Flory.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其它政府机构]. The Abu Ghraib files. Salon.com. 2006-03-14 [2008-02-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2-12) (英语). The 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 later ruled al-Jamadi's death a homicide, caused by 'blunt force injuries to the torso complicated by compromised respiration.'[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后来裁定贾马迪的死为谋杀,死因是“躯体受到钝器伤害并伴有呼吸功能受损”。]

 苏珊·桑塔格. Regarding The Torture Of Others [关于他人的酷刑]. 纽约时报杂志. 2004-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02)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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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erscheid, P.J. Abu Ghraib scandal haunts W.Va. reservist [阿布格莱布丑闻困扰西弗吉尼亚预备役人员]. 每日独立报. 美联社. 2009-06-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10) (英语).

 Soldier: 'Death walk' drives troops 'nuts' [士兵:“死亡行走”让部队“发疯”]. CNN. 2006-08-08 [2012-1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0-18) (英语).

 Gedacht, Joshua. Alfred W. McCoy; Francisco A. Scarano , 编. Mohammedan Religion Made It Necessary to Fire: Massacres on the American Imperial Frontier from South Dakota to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伊斯兰教必须开火:从南达科他到南菲律宾的美帝国边境大屠杀]. Colonial Crucible: Empire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麦迪逊: 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2009: 397-409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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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mitt, Eric. General finds senior Marines lax in Haditha killings probe [将军发现高级海军陆战队员在哈迪塞屠杀调查中松懈]. 芝加哥论坛报. 2006-07-08 [2022-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02) (英语).

扩展阅读

概述

杰里米·布雷彻; Jill Cutler; Brendan Smith (编).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merican war crimes in Iraq and beyond [以民主之名:美国在伊拉克及其它地区的战争罪行].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2005. ISBN 978-0-8050-7969-2 (英语).

Michael Haas. George W. Bush, war criminal?: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liability for 269 war crimes [乔治·沃克·布什,战犯?布什政府在269起战争罪中的责任]. ABC-克利俄. 2008. ISBN 978-0-313-36499-0 (英语).

Jordan J. Paust. Beyond the law: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unlawful responses in the "War" on Terror [法律之外: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非法反应].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0-521-71120-3 (英语).

Mark Selden; Alvin Y. So (编). War and state terroris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Asia-Pacific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漫长的20世纪中的美国、日本和亚太]. 罗曼和利特菲尔德. 2004. ISBN 978-0-7425-2391-3 (英语).

Frederick Henry Gareau. State terrorism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unterinsurgency to the war on terrorism [国家恐怖主义与美国:从反叛乱到反恐战争]. 泽德图书. 2004. ISBN 978-1-84277-535-6 (英语).

文森特·布利奥西. The Prosecution of George W. Bush for Murder [起诉乔治·沃克·布什谋杀案]需要免费注册. 先锋出版社. 2008 [2022-11-05]. ISBN 978-1-59315-481-3 (英语).

Leave No Marks: 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and the Risk of Criminality [不留痕迹:增强审讯技术和犯罪风险] (PDF). 人权医生/人权第一. 2007年8月 [2010-08-17].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0-08-09) (英语).

伊拉克

理查德·A·福尔克; Irene L. Gendzier;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编). Crimes of war: Iraq [战争罪:伊拉克]. 民族图书. 2006. ISBN 978-1-56025-803-2 (英语).

拉姆齐·克拉克. War crimes: a report on United States war crimes against Iraq [战争罪: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罪的报告]. Maisonneuve Press. 1992. ISBN 978-0-944624-15-9 (英语).

Nafeez Mosaddeq Ahmed. Behind the war on terror: western secret strategy and the struggle for Iraq [反恐战争的背后:西方的秘密战略与伊拉克的斗争]需要免费注册. 新社会出版社. 2003: 86. ISBN 978-0-86571-506-6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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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rike Demmer. Wanted For War Crimes: Rumsfeld Lawsuit Embarrasses German Authorities [因战争罪被通缉:拉姆斯菲尔德讼案令德国政府难堪]. 明镜. 2007-03-26 [2022-11-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9-19) (英语).

Patrick Donahue. German Prosecutor Won't Set Rumsfeld Probe Following Complaint [德国检察官不会在投诉后对拉姆斯菲尔德进行调查]. 彭博有限合伙企业. 2007-04-27 [2022-11-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6-14) (英语).

越南

Greiner, Bernd; Anne Wyburd. War Without Fronts: The USA in Vietnam [没有前线的战争:美国在越南]. 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0-300-15451-1 (英语).

Deborah Nelson. The war behind me: Vietnam veterans confront the truth about U.S. war crimes [我身后的战争:越战老兵直面美国战争罪行的真相]. Basic Books. 2008. ISBN 978-0-465-00527-7 (英语).


网民嚎叫:


美国是世界警察,美国用武力介入了很多国际纠纷,如此说来,美国就是战犯。

问题是:

如果美国不介入,事情会更好还是更坏?

没有世界警察的世界,是否更和平?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战争罪行”,我看“美国战争罪行有益于世界和平”。为何如此双重标准、强词夺理?因为“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察”、“理论决定事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没有全球政府,那么联合国也难断主权国家的家务事——地球村内……以毒攻毒,以暴易暴,人是苦虫,不打不招。所以,警察虽然流氓,但是没有警察的以毒攻毒,以暴易暴,还是不行。因为人是苦虫,不打不招——没有警察犯罪,街头罪犯就会失控了。


谢选骏:联合国形同虚设


《以巴冲突:美国一票否决联合国加沙停火决议案》(杰里米·鲍文(Jeremy Bowen)BBC国际事务编辑 发自耶路撒冷 2023年12月9日)报道:


12月8日,加在沙地带中部代尔巴拉赫,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空袭后被摧毁的房屋废墟中救出一名伤员。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加沙冲突“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提到敌对行动蔓延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


古特雷斯触发了《联合国宪章》第99条规定,促使联合国安理会在周五(12月8日)进行表决,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提请安理会注意的非常紧急的问题。


以色列政府对联合国及其秘书长表达了憎厌。


以色列拒绝接受古特雷斯对事态的描述,声称他实际上是世界和平的威胁,因为他在以色列完全摧毁哈马斯之前就试图结束战斗,是在迎合哈马斯。


以色列这种不愉快的情绪不会有所改善,尤其是古特雷斯还提到,还有一个风险是加沙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大批巴勒斯坦人越过边界进入埃及——这也是埃及政府非常担心的问题。


古特雷斯说,“加沙人道主义支持系统完全崩溃”的风险很高。巴勒斯坦人认为,这正是以色列想要的,因为以色列想要把所有巴勒斯坦人赶出加沙。


以巴冲突:休战结束后,下一阶段战争为何将是决定性

卫星图像显示加沙近10万座建筑可能受损。


以色列不允许记者进入加沙,因此BBC记者无法亲自到那里进行报道,但从我们看到的图片和视频,以及与我们交流的人来看,古特雷斯所言非常准确。


尽你所能地想象,那里平民的处境绝对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遭受了无情的军事打击。以色列说,他们正在尽其所能拯救平民的生命,但坚持认为哈马斯应该承担把平民当作人盾的负责。


在联合国投票阶段,美国否决了这项呼吁停火的决议,美国人称,以色列已说过会遵守战争规则,避免不必要平民伤亡。但对于那些担心大量生命逝去的人而言,这听起来有些空洞,他们认为以色列的言行之间有差距。


我认为,秘书长决定进行表决——他知道这很可能会被否决——背后的策略是要促使美国人对以色列说:“够了够了,你们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杀了足够多的人,是时候停火了”。


我接触过的一些外交官说,他们可能会再给以色列一个月的时间——我认为古特雷斯的策略是试图缩短这个时间,一方面是通过增加国际压力,另一方面是通过羞辱美国人,让他们自己意识到不能继续坚持这个立场,因为它越来越站不住脚。


今天,随着以色列国防军(IDF)在加沙关押的囚犯被扒光内衣,用卡车运走的镜头的公布,这种压力也在增加。当地社交媒体上的报道显示,这些人可能多达700人,这是一幅残酷的战争画面。


这些消息来源(包括其中一些人的家人)称,他们是从一所联合国学校被带走的,当时他们正在那里避难,还有一些人试图逃离,但被杀害。


昨天流传着一段可怕的视频,视频中六人躺在街上死去,据说他们来自同一地区和同一所学校附近,其中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躺在他携带的一面白旗上面。


以色列国防军说,他们正在努力查明谁是嫌疑人,谁应对10月7日的可怕袭击负责,而且他们一直在遵守有关冲突的国际法。


但是,对于那些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没有多少同情心,或者因为加沙的屠杀程度而失去同情心的人来说,这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和健康漠不关心的又一表现。


现在这里天气寒冷,所以被迫穿着内衣在街上走动,有些人像视频中那样被蒙住眼睛,有些人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这无疑是令人不快的。


以色列人说这无法避免,其他人则说这非常野蛮。


决议草案遭美国否决


星期五(12月8日),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呼吁立即在加沙实行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


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呼吁立即在加沙实行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


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呼吁立即在加沙实行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


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权阻止安理会提交的任何动议。


美国的盟友英国投了弃权票,其他13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该决议草案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出,有97个成员国签署该决议草案成为共同提案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早些时候表示,加沙局势正处于崩溃边缘,现在是“世界和历史的眼睛都在关注”的时刻。


该决议草案遭否决后,美国寻求捍卫其决定,而其他国家则继续提出批评。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称该决议“是一份脱离现实的不平衡决议”,并补充说,该决议没有包含他们所要求的措辞,包括明确谴责哈马斯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平民的行为。他们还再次呼吁“两国方案”是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美国代表说:“这项决议本质上是说以色列应该容忍这种行为,应该允许这种恐怖行为不受控制。”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利德·埃尔丹(Gilad Erdan)感谢美国总统拜登“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阻止了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埃尔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表现出了“领导力和价值观”,而且“一点光明驱散了很多黑暗”。


英国代表解释了为何对停火决议投了弃权票,表示不会投票赞成一项不谴责“哈马斯所犯暴行”的决议。


英国代表表示不会投票赞成一项不谴责"哈马斯所犯暴行"的决议。


这位代表表示,“以色列需要能够应对哈马斯构成的威胁”,但他补充说,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英国并重申了为实现“两国方案”做出切实努力的重要性。


美国的否决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批评。


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中国在发言中称,北京对这一草案被美国否决“表示了极大的失望和遗憾”,该草案的核心是要求加沙立即停火并释放所有人质。


北京还指责美国拒绝支持停火草案的作法是“双重标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说,“需要指出,一边纵容战事延续,一边声称关心加沙民众的生命安全和人道需求,这是自相矛盾的。”


而俄罗斯则指责美国“偏袒自己的盟友”,称他们“无情”,并表示投票反对停火决议的决定是对巴勒斯坦人的“死刑”。他告诉安理会,“我们不能也决不能”让无辜平民受到“地缘政治游戏”的摆布。


拥有联合国常驻观察员地位的巴勒斯坦国称,联合国无法通过一项新的决议来履行其职责,“是令人遗憾的,也是灾难性的”。


支持该决议草案的巴西则表示,它担心如果不在加沙采取紧急行动,两国方案将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拥有联合国常驻观察员地位的巴勒斯坦国称该决议未能通过是“历史的转折点”,并指责安理会在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却无法通过一项新的决议来履行其职责,“是令人遗憾的,也是灾难性的”。


该代表指出,“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岌岌可危,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且值得拯救的”。


加沙的哈马斯官员此前表示,以色列在行动中杀害了超过17177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他称其承诺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


人权观察表示,美国利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停火决议,有成为“战争罪同谋”的风险。


该人道主义组织的联合国主任路易斯·夏博诺(Louis Charbonneau)表示,“在以色列犯下暴行时继续向其提供武器和外交掩护,包括集体惩罚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美国就有可能犯下战争罪。”


美国乐施会首席执行官艾比·麦克斯曼(Abby Maxman)表示,拜登政府错过了“兑现其支持人权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崇高言论”的机会。


麦克斯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界“已经准备好结束加沙的可怕大屠杀,并集中精力释放人质并帮助巴勒斯坦人重建生活”。


美国在联合国捍卫以色列而遭到孤立


BBC记者纳达·陶菲克(Nada Tawfik)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


美国在历史上一直保护其盟友以色列免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几乎所有批评。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今天的结果都是意料之中的。


不过,鉴于加沙人民遭受的严重苦难,许多非政府组织认为,美国在今天的否决损害了其在人权方面的信誉。


医疗慈善机构“无国界医生”将其称为“反人类的一票”。


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在不到24小时内,97个国家签署该决议成为共同提案国——象征性地与迫切希望停火的13个安理会成员国一起投票。


拜登政府认为停火将使哈马斯获益,美国加大了对以色列施压以保护平民。但联合国的一些人指责美方是以色列军事行动后续事件的同谋。


风险在于,这场冲突将被视为美国的战争,而不仅仅是以色列的战争。


谢选骏指出:和遇到其他重大事件的时候相似的是,联合国瘫痪了,形同虚设了,因为它使用的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朝鲜战争的时候,联合国军得以出动,就是由于苏联故意不在场,让联合国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苏联真狡猾,让中囶交恶美国长达二十多年,饿死了上亿大陆民众。联合国形同虚设,罪该万死。 

谢选骏:美国已经陷入两條路线的斗争、临终病人的死磕

《百日新政 川普將優先實施減稅 還有終止疫情補貼、限制糧食券、驅逐無證…》(記者胡玉立綜合報導 2024-12-01): 共和黨全面執政後,白宮與國會計畫推出新政,在川普上任百日內推動減稅、限制社會福利、削減預算赤字等重大施政。 川普與國會共和黨人贏得大選並全面掌權後,正雄心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