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错解“大一统”、不解文明周期的李零

为何说李零错解了“大一统”？
因为西周并非“大一统”，而是“封建天下诸侯”。至于“大一统”，众所周知是从秦朝开始的。
为何说李零不知“文明周期”为何物？
因为迄今为止的中国文明，已有三期：第一期是到汉末为止的本土文明。第二期直到清末为止的儒释道文明。第三期是二十世纪开始展开的基督教化文明。
下面看看《李零：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文汇网2012年7月31日）里的错误说法：
中国，是咱们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地方。近百年来，中国饱受屈辱，血流成河，泪流成河。1925年，闻一多写过一首诗，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咱们的中国”。1935年，方志敏临刑前，在狱中写过一本书，字字血，声声泪，他的手稿，托鲁迅带到延安，题目是什么？就是“可爱的中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中国。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咱们这个中国，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怎么自己把自己造出来的。
这话要从头说起。
一、两次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两次大一统。
首先我要讲一下，“大一统”是个什么概念。
历史上，人群都是由小到大。塞维斯（Elman R. Service）有个理论，他说，人群，由小到大，从一盘散沙到聚成国家，要分四步：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最后一环是国家（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国家，有小国，有大国，小国变大国，怎么变？苏秉琦说，中国古代，经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如套用西方的概念，古国是chiefdom，方国是kingdom，帝国是empire。帝国最大（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107-140页）。
历史上的大帝国，欧洲古典时代，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和恺撒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的大帝国，比不了东方大帝国。东方，前有亚述、巴比伦、波斯，后有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莫卧尔帝国和中华帝国。我们要知道，东方大帝国，在西方人的心里，一直是阴影，既影响他们的历史观，也影响他们的政治观。
汤因比讲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统”，一是国家大一统，二是宗教大一统（[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235-317页）。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不是宗教大一统，而是国家大一统。（汤因比说，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现在只剩两个，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红色帝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大体系来说，对英美式的帝国主义来说，一直是两个异类，两个变数。）
“大一统”这个词，来源是《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秋是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四分五裂才讲大一统，讲孔子怀念的西周大一统。西周大一统，是第一个大一统。第二个大一统，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它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中国的大一统，是靠这两股力，热一下，冷一下，共同造就。
秦始皇是“中国的亚历山大”，但从未得到过亚历山大在欧洲享有的殊荣。因为秦朝短命，汉朝诋毁，他一直背黑锅。
历史都是由征服者撰写，由胜利者撰写。周人不可能说商人的好话，汉人也不可能说秦人的好话。几千年来，儒家掌握话语权，两个大一统，周好秦坏，这个调子，是汉代定下来的。汉受惠于秦最多，但最爱骂秦的，就是它。
《汉书·天文志》有段话：“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这段话很有意思。一个人，生命有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般只能碰到一小变。中变，百年之变，很难碰上，也许是听爸爸妈妈讲。大变就更难碰上。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的意思是，从西周开国到孔子那阵儿有五百多年（西周开国，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其他异说，大抵在此前后。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距西周开国约四百九十五年），已经该出王者，该出圣人了。这就是讲大变。他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孟子讲这话是在孟子去齐时。孟子去齐，约在公元前314年后，距西周开国约七百三十二年），早该大变，他要挺身而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中国历史，大变在于周、秦之际，有个谶言很重要，这就是司马迁四次提到，周太史儋的谶言（注意，他也是史官）：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孝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史记·封禅书》）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四条，前三条大体相同，最后一条有错字，当以前三条为准。讲话时间，据上文纪年推算，是公元前374年，有回顾，也有前瞻，很可能是倒追其事。“秦与周合”，指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周人住在周原上，秦人住在汧、渭之会，是老邻居。“合而别”，指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把自己的故土扔给秦人。“别五百载复合”，指秦灭周。秦灭西周（西周君的西周）在公元前256年，灭东周（东周君的东周）在公元前249年。“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怎么读还可讨论，反正是指秦始皇。中国出了个秦始皇。
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周克商，西北征服东南；一次是秦灭六国，也是西北征服东南，怎么这么巧？原来西北有个“高压槽”，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高压槽”，就像冬天的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中国历史大有胡气。秦汉以后的隋、唐也是依托关陇和西北地区而崛起。）
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这话很有意思，周、秦对中国东南的征服都是从陕西出发，就连毛泽东打天下也还是如此。陕西大有王气。
古人说，中国的王气，五百年后才会转到东南，东南没有王气，是始皇东巡，把它压住了。
《晋书·元帝纪》说：
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
此话见于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32年）。始皇东巡有三次，分别在公元前219、前218和前210年，离永昌元年有五百多年。金陵“天子气”，就是后人说的“东南王气”（如南朝傅縡说，“臣恐东南王气，自斯尽然。”见《陈书·傅縡传》）。秦秣陵县在今江苏江宁县南，孙权改名建业，移治今南京市。
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古都，明代开国，也曾定都于此。它是南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古都。
蒋介石的首都就在南京。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有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周恩来的题辞有段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从1840年到1949年，历时一百零九年，照古人的说法，这只是个“中变”。资本主义有五百年的历史，这才是“大变”。“中变”是“大变”的一部分。（古人说，三大变，积一千五百年，叫一纪，三纪是四千五百年。有趣的是，如从现在往前推，四千五百年前是我国的龙山时代，文明的曙光马上就要跳出地平线，确实非常关键。现在，资本主义已有五百年的历史，照古人的说法，也面临大变。）
1982年，常任侠先生给我抄过一首他的旧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东南王气沉幽冢，西北浮云锁玉关。”（《由西安飞乌鲁木齐机中作》）
历史，真是耐人寻味呀！（历史上，中国一直处在北方民族南下的压力下，宋以来是辽、金、西夏和蒙古，明以来是满族。近代不同，北方的背后有俄、日；南方的背后有英、美。民国以来的南北战争，一直是在国际势力的操控下。二次大战，日本南下，是一次南北争。二次大战后，美苏斗法，是又一次南北争。1927年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把红军赶到北方，是成就了共产党。共产党，过去是从广州、上海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接不上地气。到陕北后，西征是想接地气，西安事变也是接地气，都没接上。抗日战争后，解放军挺进东北，才终于接上。共产党取天下，是在这种背景下。）

二、年代
中国大一统是个长期准备的过程，不是怀胎十月，而是怀胎两千年。
中国，从秦代起，一直是“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秦国的大一统是在古代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实现的统一。这种局面，时断时续，一直维持了两千两百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西方有个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有偏见，但暗示了某种差异。我们是聚多散少，他们是聚少散多。他们的传统是分，即使合起来，也是合中有分。
西方的传统是小国寡民，大帝国只有两个，都是松散联合。一个是马其顿帝国，昙花一现；一个是罗马帝国，长点儿，但蛮族南下，土崩瓦解。从中世纪到现在，欧洲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号称大国者（如大不列颠），都是靠海外殖民，复制和联合。
欧洲人老说，前有埃及、亚述、巴比伦，后有波斯、阿拉伯、奥斯曼，大帝国是东方国家的特点。这些大帝国，主要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往东走，是中亚和印度；再往东走，是蒙古和中国。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欧洲人看地图，总是从西往东看，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中近东，第三才是远东。美国在英国西边，更是这么看。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轻重缓急，一向这么排。）
小国变大国，怎么统一？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
这话对吗？
也对也不对。事实上，历史上的统一，还是和杀人有关。秦就是靠杀人取天下（这很讽刺）。不靠杀人不行，光靠杀人也不行。
国家，从分到合，从小到大，是个残酷的过程。它，对内用刑，对外用兵，都离不开杀人。但光靠杀人行不行？不行。特别是马下治天下，尤其不行。
马下治天下，主要靠两条，第一是宗教，靠神道设教，靠虚拟领导，靠共同信仰；第二是国家，靠世俗君王，靠贵族礼教，靠官僚体制，靠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国家和宗教是什么关系？大体有四种组合。四种组合是四种模式：
（1）宗教、国家一元化，不但国家统一、宗教统一，而且政教合一。如埃及法老，既是神，也是王。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早期中国，都是政教合一。蒙古帝国，选过各种教，最后以喇嘛教为国教，也是政教合一。这是比较古老的统治形式。
（2）宗教、国家多元化，政和教都是分裂的。如印度，是古国中宗教最多，国家也最四分五裂的地方。英国的殖民统治强化了这一点。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方抬杠较劲，印度和中国，一直是看点。殖民主义加古老传统，“民主即分裂”，印度最典型。
（3）宗教一元化，国家多元化，宗教是普世宗教，凌驾于国家之上，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如基督教世界，源头是犹太教，犹太人是亡国奴，有教无国，他们的教，当然超国家。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也如此，他们的宗教大一统，是脑瓜大一统，比我们管得更死。
（4）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国家凌驾于宗教之上，宗教受控于国家。如秦汉以后的中国，就是一国多教，只要不造反，爱信什么信什么。有个汉学家跟我说，欧洲宗教太专制，不像中国，村村有庙，千神万鬼，有求必应，就像超市，随便挑，随便拣，还可随时退货。（中国的庙，既是烧香磕头的地方，也是村中聚议和娱乐的地方。庙门外有戏台，逢年过节热闹红火，“要民主有民主，要娱乐有娱乐”，也是他所乐道。）
这四种模式，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中国的特点是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和西方相反。现代欧洲，虽然还有教皇，宗教大一统仍有很大势力，但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
历史上，小国变大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反反复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轮接一轮。研究这个过程，中国是最好的标本。
研究中国，首先要讲年代。探源工程是搞史前，下限是二里头。断代工程是搞三代，下限是西周。年代，越往上走越模糊。
中国的大一统，严格讲，是秦汉大一统，但秦汉以前有西周封建，西周以前有夏代和商代，夏、商之前有新石器晚期的六大块、七大块或八大块，有很长的准备过程。
历史比较，有两种比法，一种是按时间比，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搁在同一个时间表下比。过去，有所谓“综合年代学”，主要就是这么比。这种比法不好。还有一种，是缩天下于指掌，十个手指不一般齐，每个指头有三节，横有横比，纵有纵比，类似进程放进不同地区，时间不一致。世界不一般齐，中国不一般齐。
人类历史，大时段、大背景的研究，主要靠考古。
旧石器时代：主题是人类起源，扩散和定点，各自寻找各自的家园。我们的祖先选择欧亚大陆，选择它的东部，选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的两河流域），这个地点选得好。
新石器时代：主题是农业起源和农业革命。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丰富，各种发明是平行传播，从人类学的观点看，风水最好。发展农业，发展牧业，可谓得天独厚，比美洲、非洲、大洋洲，条件好，起步早。过去，讲农业革命，都说两河流域最早。最近，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已改写历史（严文明、安田喜宪《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它的陶片，已突破一万年大关，距今一万四千到一万五千年；糜子、谷子和水稻，也有八千到九千年的历史。
中国，也是农业起源的中心，一点不比西亚晚。
人类早期，仍然值得回味。想起来，最可歌可泣。因为人类很脆弱。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和几千年前一样，仍然很严峻，甚至更严峻。
天灾：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泛滥、旱灾、水灾、风灾、火灾和各种瘟疫，还是人类面临的大问题。世界上，冷热不均，跟人类的贫富差不多。据说利比亚最热，格陵兰最冷，热可热到零上六十摄氏度，冷可冷到零下六十摄氏度（当然，还有很多不同说法）。哪怕再热一点儿，再冷一点儿，大家都完蛋。
人祸：饥馑和战乱，也是老问题。人，饿急了吃人，难免。生番吃人，经常被夸大，其实吃不了多少人。人杀人才是大问题。人，种内攻击胜于种外攻击，任何动物都比不了。文明人不直接吃人，就连牛羊都不直接吃，但杀人如麻，恰恰是文明人。
史前，主要是人与天斗，人与地斗。
文明，主要是人与人斗，人与人斗更突出。
中国文明是三大要素齐全的文明。城市、金属、文字，中国都有。但三大要素，我们最最突出，还是城。
中国的城市，龙山时期，遍地开花；商周时期，很高很大；春秋战国，数量很多，分布很广，很多东周古城，比明清古城还大。张光直教授领导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发掘，汉唐古城（睢阳）、宋代古城（南京）、明代古城（归德府），只有东周宋城的四分之一大。郑韩古城，比明清北京城还高。
青铜器和铁器，西北早，中原晚，大突破在二里头时期，比城晚。
文字更晚，真正的文字体系是见于商代晚期。
这些都是必要的铺垫，但三者并不是齐头并进。
当然，中国大一统，最直接的铺垫，还是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周封建，一件是秦并天下。
西周封建，合夏、商、周三国的领土为“天下”，是继承夏、商。它是三代之终结。
秦始皇统一天下，合战国七雄的领土为“天下”，是继承周。它是两周的终结。
前一件事，从夏代开始到武王克商，差不多准备了一千年。后一件事，从武王克商到秦统一，差不多准备了八百年。如果加上汉代的后续工作，也有一千年。前前后后，时间在两千年以上。中国文明史的一半，都花在这件事上。

三、地理
现代中国的疆域等于秦帝国的版图加四大边疆。
“天下”的概念，现在叫“世界”。（“世界”是日语借用佛经翻译西方的world。佛经中的“世界”，“世”是时间，“界”是空间，跟古汉语的“宇宙”差不多。）
“天下”的意思是天底下，千山万水，很大很大。
历史上，世界五大洲，欧亚大陆最先进，现在也如此。（美国现在这么强大，也是占据了类似的地理位置。）
欧亚大陆，东西长，南北短，从东到西分三段：东段是中国文明；中段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西段是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还有欧洲基督教文明。每个文明都自诩为“中心”，各自有各自的“天下”。
中国的“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子”的“天下”是他的领土，眼睛再好，抻脖子踮脚尖，不足见其大。
登高，是人类的固有冲动。《圣经》里的巴别塔，就是代表这种冲动。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摩天楼。但再高的楼也没山高。
李贺写过一首诗，叫《天梦》。他说，“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九州只是九点烟尘，大海只是一杯水，很小很小。这种梦一样的感觉，只有登临绝顶才能找到。
古人祭名山大川，叫“望祭山川”。“望”是心灵遥感。天子，君临天下，居高临下，就是这种遥感。
古人讲地理，总是祖述《禹贡》。大禹治水，足迹所至，有所谓九州，范围很大，和秦始皇的巡狩范围很接近，使人难以相信。但这类说法，西周中期就有苗头，见于保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器；上博楚简《容成氏》讲上古传说，也提到禹画九州，和《禹贡》大同小异。这些都在秦统一之前。
古代祭名山大川，和九州相配，有所谓“岳镇海渎”。（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镇：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中镇霍山。四渎：江、河、淮、济。四海：北海、东海、南海、西海。）这些名山大川，散在诸侯，并不属于某一国，而是从很大范围里选出来。当时，秦国还没统一天下，但“大一统”的观念呼之欲出，早就藏在很多人的心里。
五岳四镇配九州，加四渎四海，先秦就有。后世，除唐代加了一个镇，没什么变化（李零《古人的山川》，《华夏地理》2010年1月号，40-65页）。
邹衍的“大小九州”，《山海经》的海内海外，《周礼》的畿服制度，也都是思想走在前头。
可见，“大一统”是个非常古老的梦。
中国的“大一统”，范围有多大？历代不一样。美国汉学家，最最讨厌，就是讨厌“大一统”。这是最有特色的讨厌。他们要解构“永恒中国”，一要破其长，二要破其大。时间上要拿刀切，空间上也要拿刀切。切来切去，只有朝代史，没有中国史，只有小中华，没有大中华，白马非马，非常公孙龙。他们有个定义，自以为颠扑不破，就是“只有说中国话的人才叫中国人”（英语，中国人和中国话都叫Chinese，当中国话讲的Chinese专指汉语）。他们说，商代的安阳人肯定不说三星堆话，西周只是形状像花生中间满是窟窿的一小块儿瑞士奶酪。中国太大，历史太长，你不喜欢，可以，但不能说，它不该这么大，不该这么长，非把它切碎了不行。
过去，讲自然地理，有所谓爱晖-腾冲切割线，有所谓三级台阶。共工怒触不周山，水从西北往东南流，就是描述这块倾斜的大地。考古学家讲，中国大地，从东北到西南，有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只是一半。其实，中国沿海，也是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同样值得重视。
两个半月形地带：山区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戎、狄文化；沿海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夷、越文化。北中国海，是夷的天下，南中国海，是越的天下（从浙江到越南）。
这两条弧线，画出个大圆，是中国的核心区。天下辐辏，各种族群都往里跑，有如大漩涡，有些被吸进去，有些被甩出来。吸进去，变成华夏；甩出来，变成蛮夷。夷夏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农食于农，牧食于牧，生活方式不一样，居住范围不一样，两者是伴生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国是大国，一直是夷夏杂处，不待现代国家出，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夏商周活动的地区，秦帝国统一的地区，漩涡本身是个核心区，现代中国，二十八个省和自治区，除东北之大部（辽宁南部进入秦版图）、内蒙古之大部（包头、呼和浩特一带也进入秦版图），还有新疆、青海、西藏，都在它的范围内。
新石器时代，是定居农业的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历年发掘，把点标在地图上，密密麻麻，就是反映定居点。苏秉琦讲区系类型，分六大块：黄河流域三大块，长江流域三大块（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27-84页）。最近，探源工程汇报展（在首都博物馆）分七大块，加了北方边疆。其实，如果把南方的纵深也加上，就是八大块。
这八大块，就是秦帝国的地盘所在。早期定居点是后来中国城市的基础。秦以后，人口增多，但范围还是这么大，城市还是这么多。先秦史还原为空间，正是以此为底色。
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先是周、夏、商三块并列，后是秦、晋（三晋两周）、齐（齐、鲁、宋、卫）三块并列。
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是蜀（巴、蜀）、楚、越（吴、越）三块并列。
苏秉琦讲的六大块，你仔细琢磨吧，就是这六大块。
这个核心区以外，是拉铁摩尔说的四大边疆：（1）东北；（2）蒙古；（3）新疆；（4）青藏。这四大块，忽大忽小，经常变，但核心地区，基本没变。（[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案：民国讲“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五族]，就是以传统核心区加四大边疆。）
四大边疆，古人叫“蕃”，“蕃”的意思是藩篱。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把中国比做一块大蛋糕。他们，嘴小蛋糕大，一口吞不下，老是说，这四大边疆不属于中国，得把这几块先割出去，其他地方，也不必绑一块儿。二次大战后，大英帝国衰败，殖民主义瓦解，西方人又说，世界潮流是民族独立，每个族都该独立。这类说法，既有政治目的作怪，也有文化传统作怪。
他们一直是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对历史上的大国，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卸八块。
西方列强说，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概念，边疆也是现代概念，他们打我们之前，这两样，我们都没有，所以一切都得推倒重来，这是强盗逻辑。（国家统一是现代国家的前提。有人认为，这个前提，对资本主义的出现，比个人主义还重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一直是现代政治的主体，国家利益有时比意识形态更强有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三国际解散，美、英、苏结盟，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清代，就是因为跟这批强盗冲突，我们才知道领土和疆界的重要，赶紧修自己的篱笆墙。
中国的八大块，北方是重心。历代，中央王朝的首都几乎都在北方，从咸阳、西安到洛阳、开封，一字排开，很多最有名的城市都在这条线上。
中国北方有三条线，35°是王都线，三代王都多在这一线（中国的古都，北京、南京是两个例外。北京与包头、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差不多是一线，位置卡在通往东北和内蒙的要道上，有深厚的北方背景。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在古代南中国，比成都、重庆、荆州、武汉更重要。）；38°是汉胡拉锯线，两边你来我往，挡在前面；41°是长城线，挡在更前面。长城以北是胡人的天下。历史上，无数族团，你来我往，互为主客，谁都当过主人也当过客人，不打不成交，想分都分不开。
南方，长江以南，瘴疠之地，常被北方人视为畏途。它们和中央王朝的关系，有时还不如四大边疆。
秦始皇五次巡游：东巡，主要是奔山东，围山东半岛转；南巡，主要是去江陵，沿长江一线走；西巡和北巡，主要是视察长城沿线的边郡。东到成山头，西到甘肃、宁夏，北到辽宁、内蒙，南到洞庭湖。
然而，洞庭湖以南，山高水深路远，他没去。
秦并天下，有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但始皇南巡，湖南他没去。九嶷山，他只是望祭。里耶秦简有“洞庭郡”，是秦军南下临时设置的郡，就像四野南下，设过中南区，后来撤掉。秦并天下后，这个郡也撤了。里耶古城是大秦帝国治下的小县城，地虽偏远，民户并不少。秦的势力，前锋可达两广，但秦的重心在北方，而且偏西，洞庭郡已相当靠南。
汉代，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控制仍相对薄弱。汉武帝伐南越，发四路大军，西二路走云南、贵州、广西，中路走广东北，东路走江西，都是走水路。伐东越，还从句章即今宁波浮海（句章古城已发现）。打朝鲜，陆军走辽东，海军从山东浮海。海也非常重要。
中国，一面山，一面海，西北是依托欧亚草原，东南是依托南岛诸国，后面有更大更深的背景。
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它是这个范围内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
四、物产
吃什么，喝什么，中国人怎么驯化动植物，这是第一步。
新石器时代，主题是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是头号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文明。
旧大陆和新大陆不同，环境不一样，物产不一样。
新大陆，粮食有玉米、红薯、土豆，油料有花生、向日葵，蔬菜有西红柿（番茄）、南瓜、西葫芦（南瓜，品种很多。美洲南瓜分大果南瓜[Cucurbita moschata]和小果南瓜[Cucurbita pepo]。美国人把前者叫pumpkin，后者叫squash或zucchini。我国把前者叫南瓜，后者叫西葫芦。亚洲也有南瓜，如印度南瓜[Cucurbita maxima]，我国叫笋瓜[金瓜也属这一种]。中国有没有南瓜？1985年陕西临潼庆山寺地宫出土过唐代的“三彩南瓜”），很多都是明代才引入中国。川菜靠辣椒，辣椒是受惠于美洲。抽烟，烟草从哪儿来？巧克力，可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毒品，古柯也产自美洲。新大陆，好吃的东西很多。我们的吃喝，百分之六十是拜美洲之赐。但美洲有个大缺陷，是缺乏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除了美洲驼（llama）、羊驼（Alpaca），他们没有大牲口。他们发展农牧业，条件不如欧亚大陆。
旧大陆，非洲和大洋洲，发展原始农牧业，条件更差。条件最好，还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多。
世界的贫富差异，直到今天，还受这个格局影响。
欧亚大陆的中、西部，粮食有大小麦，油料有芝麻，蔬菜有洋白菜、菠菜、茄子、胡萝卜、豌豆、洋葱。我们吃这些东西，要感谢西方。我国的瓜，黄瓜、西瓜、哈密瓜，也是西来。水果，他们有苹果、梨、李子（欧洲李）、葡萄、石榴。毒品，制造鸦片的罂粟，也是他们的特产。（有些农产品引进更晚，如现在吃的苹果[“苹果”是佛经译语]，过去没有，1871年后才从欧洲引入[英国从烟台，德国从青岛]；白兰瓜，是1945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引入，西北地区多称之为“华莱士”。）
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跟中西部形成对比，大小米文化和大小麦文化形成对比。我们常说的中西交通，主要就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的交流。
中国，北方是欧亚草原，西部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农业离不开畜牧业，畜牧业离不开农业，乃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它是这个范围内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
我国的新石器考古，是围绕两组驯化，一组和农业有关，一组和畜牧业有关，最能说明欧亚大陆东部的特点。（以下，多承李水城先生和赵志军先生指教。）
（一）驯化植物
（甲）粮食，以五谷为中心
（1）黍、稷，是糜子。糜子，耐寒耐旱，对地力要求低，好种好活。黍是黏糜子，稷是硬糜子。糜子分三种：散穗型（稷型）、侧穗型（黍稷型）、密穗型（黍型）。《辞海》以黍为密穗型，稷为散穗型，我们从甲骨文的字形看，黍才是散穗型。甲骨文中，学者指为“稷”的字，裘锡圭先生说是高粱（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收入氏著《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54-189页）。但农业专家和考古学家说，高粱的原产地是非洲，辽金时期才引进中国，稷不是高粱。糜子，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九千年的历史。
（2）粱、粟，是谷子，和黍、稷一样，也是耐旱的作物，但种植区域比黍、稷略微偏南，晋东南有沁州黄，越是山沟里，越好。粱是黏谷子，粟是硬谷子，禾是统称。谷子，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八千年的历史。（中国原先没有高粱和玉米，高粱是借中国的梁而命名，玉蜀黍是借中国的黍而命名。）
（3）稻，是南方起源，也分黏和不黏，粳稻、籼稻不黏，糯稻黏。水稻，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九千年的历史。
（4）麦，有小麦、大麦、莜麦（裸燕麦）、荞麦，青藏高原的青稞是裸大麦。中国的小麦、大麦是西来。考古发现，它们来到中国，已有四千到五千年。
（5）菽：即大豆。豆是汉以来的叫法。世界上，很多豆类都起源于近东和中美洲，但大豆是中国起源。考古发现，中国的大豆，至少可以早到龙山时期（距今约四千五百至四千年前）。
（乙）其他
蔬菜有大白菜（菘）、山药（薯蓣）、白萝卜。辛物，有葱、姜、蒜、韭；瓜，有葫芦和香瓜；果，有桃、李（中国李）、杏、沙果（花红、林檎）、海棠（奈）、梨、枣、柿子、山楂（红果、山里红）、栗子、核桃；麻，有大麻、苎麻、亚麻（胡麻）、葛麻（葛）。这是北方。南方，除水稻，还盛产瓜果。瓜有冬瓜，果有柑、桔、橙、柚、樱桃、木瓜、枇杷、荔枝、香蕉、菠萝、椰子。棉花，分草棉（非洲棉）和木棉（亚洲棉花），草棉来自新疆，木棉来自南方。
另外，中国人还爱喝茶、喝酒，这也和农业有关。茶很文雅，酒很豪放。
喝酒，商周主要喝米酒。汉以来有葡萄酒，是从西域传入。宋以后有白酒，白酒是用谷物酿造的蒸馏酒，酒精含量高。绍兴还有黄酒。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黄藤酒就是黄酒。现在喝酒，时兴喝高度白酒，把借酒撒疯叫“酒文化”。比如五粮液，喝得神魂颠倒，还叫“中庸之道”。广告说了，“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中国酒文化，劝酒是陋习，好好一桌饭菜搁着不吃，谁都坐不住，全围桌子转，一圈一圈又一圈，好像圆舞曲，除了起哄，没句正经话。孔子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并没规定喝多少，但他说，喝酒不能喝到“乱”。喝酒喝到口吐白沫、手脚抽筋，那不叫“喝好”，那叫“乱”，商朝就是这么亡的。现在，整顿酒后驾车，根本整不到点上，问题不在马路上，而在饭桌上。这个酒文化应该改造，“大吃二喝”，最好改成“小吃小喝”或“小吃不喝”，人家不愿喝，不要逼。酒不必禁，但劝酒还是免了吧。吃饭就是吃饭，何必把什么事都拿到饭桌上办？）
中国的酒是以谷物酒为主，西方的酒是以葡萄酒和啤酒为主。西方也有谷物酿造的蒸馏酒，但俄国的伏特加，十四世纪才有；英美的威士忌，十五世纪才有，都在中国之后。中国酒的最大特色是用酒曲酿造。曲酒，才是中国特色。
茶，见王褒《僮约》，汉代就有，大盛于唐。
茶、酒和瓷器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西方的酒是放在玻璃瓶里或木桶里，中国的酒是装在瓷瓶、瓷坛或陶瓮里。瓷瓶装酒，才像中国酒。
酒，不但和瓷器有关，也和青铜器有关。
（二）驯化动物
（甲）六畜
（1）猪：磁山·裴李岗文化就有，距今已有八千至七千年的历史。
（2）狗：磁山·裴李岗文化也有，同样很古老。（狗是世界上驯化最早的家畜[近东和美洲可以早到距今一万年前]）
（3）牛：分黄牛和水牛。黄牛，南北方都有；水牛分布于秦岭以南。黄牛，龙山文化有；水牛，据说良渚文化也发现，距今有五千至四千年的历史。（黄牛和水牛，我们都叫牛，但西方人分得很清楚。英文，黄牛是cattle[公的母的，老的小的，有许多不同叫法]，水牛是buffalo，完全不是一类东西。他们把美洲野牛也叫buffalo。没见过水牛的美国人第一次见水牛，往往很害怕，还以为是野牛。）
（4）羊：分绵羊和山羊，也是龙山时期才有。有学者认为，黄牛、山羊和绵羊都是从西方引入，但水牛是南来（印度、东南亚或中国南方）。
（5）马：驯化马起源于中亚。马是草原上的动物。中原，商代晚期才有，距今约三千三百年。司马迁说，草原盛产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驘、駃騠、騊駼、驒騱”（《史记·匈奴列传》）。“橐駞”是双峰骆驼，“驘（骡）”是马骡，“駃騠”是驴骡，“騊駼”、“驒騱”是野马、野驴。这批动物是个群体。马只是其中之一。
（6）鸡：它的出现，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韩起《中国家鸡的起源从公元前141年开始吗》，《中国文物报》2009年11月27日，第7版）。中国最早的一批古书，《尚书》、《诗经》都提到可以打鸣的鸡。《左传》、《周礼》、《礼记》也多次提到鸡。特别是《书·牧誓》，周武王骂商纣王，有“牝鸡无晨”的名言，更是属于商代末年。
中国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古人是把马、牛、羊排在前，鸡、犬、豕排在后。人骂人，常说“猪狗不如”，其实这两样对我们最重要，驯化最早。猪尤其重要。（中国传统，吃肉主要是吃猪肉，牛是耕畜，不是老牛不让杀。季羡林说，他小时候吃过的牛肉都是老得嚼不动，要用尿煮。西方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传统是吃牛羊肉。我记得，小时候有张宣传画，一口大肥猪，身上标着字，说这块儿可以做什么，那块儿可以做什么，题目是“肥猪浑身都是宝”。“文革”中甚至有一场争论，说毛主席提倡养猪，刘少奇提倡养牛。）
中国的动物驯化，大问题是猫。猫，不是役畜，猫肉也没有多大食用价值。猫不是人捉来养在家里，而是因为粮食多了，老鼠不请自来，老鼠多了，又招来猫。猫爱老鼠，老鼠爱大米（也爱小米），猫是跟着老鼠跑到人的家里，被人收留（王炜林《猫、鼠与人类的定居生活--从泉护村出土的猫骨谈起》，《考古与文物》2010年1期，22-25页）。猫有非洲野猫、欧洲野猫和沙漠野猫。学者推测，猫可能是从甘青传入，来源可能是中亚的沙漠野猫（郭郛等《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412-413页）。《礼记· 郊特牲》说，腊祭有“迎猫迎虎”之礼，“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关于猫，最近还有一篇文章。参看：王子今《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2期，91-96页。）
另外，驯化小动物，中国也有大贡献。比如养蚕缫丝纺丝绸，就是大贡献。钱山漾、青台村的发现证明，中国养蚕有五千年的历史（西阴村的蚕茧，有人表示怀疑）。
还有，中国人喜欢养金鱼，宋代就有，鲫鱼经人工培养，千奇百怪。（中国人喜欢玩虫。斗蟋蟀，唐代就有；听蝈蝈，流行于明清。清代，满族人还喜欢提笼架鸟、养鸽子、熬鹰。）
（4月25日刊出拙文“地理”篇最后提到“句章古城已发现”。这个消息是当地考古工作者告诉我的。但据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曹锦炎说，这个消息并不可靠，该城到不了汉代。特此说明。）

五、发明
第二步，是人驯化人。中国的发明有何特色？
古人常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吃饱了肚子，才谈得上礼节和道德，这话出自《管子· 牧民》。它说明，只有有了多余的粮食，才能发展，才能过文明富裕的生活。文明，谁不乐意？富裕，谁不乐意，当然是好事。但它有另一面，是无穷无尽的欲望，有人浪费，有人挥霍，有人作威作福，拿老百姓当牲口放，当牲口养。“吃饱”，不是大家吃饱，而是少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吃饱。有人饱，就得有人饿。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饱汉就是不知饿汉饥。
“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驯化完动植物再驯化人。[人对人的驯化，古人叫“教化”。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 儒效》），他很强调“居”，很强调“积靡”。“居”是混居杂处，“积靡”是慢慢磨合，文化融合，这两条最重要。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文化认同是个长过程。]奴隶制的设计，就是拿人当畜生，不管拿穷人当畜生，还是拿俘虏当畜生，反正都是畜生。畜生是人养的动物。打仗跟打猎一样。打猎，打回的猎物吃不完，可以养起来。动物，谁给吃喝，谁就是爹妈。人驯化动物，窍门是养小动物；人驯化人，也是“从娃娃抓起”。
人类社会有如蜂房蚁穴。
蜂房蚁穴，绝对专制，不是男权至上，而是女权至上。
蜂王是女皇，负责生养，她是所有蜂的妈。雄蜂是性奴，蜂王的后宫。工蜂是一帮女太监，专门干苦活。
蚂蚁，分工更细，不但有雄蚁和工蚁，还有农蚁和兵蚁。
动物奴隶制，它们最典型。
人类社会，是走父系这条路，一切反着来。
父系和打仗有关。人类文明和战争有不解之缘。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和传宗接代有关，“戎”和打仗有关。
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和学者）、刹帝利（武士和官僚）、吠舍（商人和农民）和首陀罗（工人、苦力、奴仆、奴隶）。他们也把“祀”和“戎”排在最前面。上等人的标志是“干净”，下等人的标志是“脏”。一辈子干脏活，是下等人的命。
印度最重僧侣，但中国不一样。
西周官制：太史寮，祝宗卜史，管宗教；卿士寮（世俗系统），司土（农业）、司马（军事）、司工（工商业），管世俗。后者的地位越来越高。
春秋四民：士、农、工、商。士是武士，四民之中没有僧侣和学者。后来，士的概念有大变化，武士变文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汪洙《神童诗》）。读书之所以高，是因为读书可以当官，当官是人上人，僧侣比不了。
官僚主义，中国最发达。
读书当大官，一夜之间，摆脱寒酸，这是中国最大的发明。古代的明星梦，古代的发财梦，都是走这条道。
其他发明，我也讲一下：
（1）龟卜筮占：商代就有，一直流传。龟卜属于骨卜。中国的骨卜，特点是热卜，即用动物的骨头施钻灼烧，视兆文，断吉凶。龟是古代的宝物。龟卜比其他骨卜更高级。龟卜的遗产是甲骨文，筮占的遗产是《周易》，两者都和“祀”有关。
（2）青铜器：也是古代的宝物。商周时期，古人所谓“金”，不是黄金，不是白银，而是青铜。青铜，和“祀”、“戎”都有关。它的用途，首先是礼乐征伐，作祭器和武器，而不是生产工具。中西交通，汉代输出品，铜镜很有名，仅次于丝绸。
（3）玉器：也和“祀”有关。玉是中国最典型的奢侈品和装饰品。商周时期，贵族见面要用“币”，“币”是见面礼，玉帛、龟贝、大白马，玉最重要。西人爱金银，喜欢镶金带银嵌宝石。他们说，他们有了金银，就不再爱玉，但中国人一直爱玉。[西人所谓“宝石”（gem），种类繁多，包括祖母绿、猫眼石、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硬玉、软玉、水晶、青金石、绿松石等，“玉”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所谓玉（jade），分软玉（nephrite）、硬玉（jadeite），我国所谓“玉”是软玉，不包括硬玉（翡翠、玛瑙之类）。蛇纹石（serpentine），他们不叫玉，我国也叫玉（如岫岩玉），甚至很多美石，宽泛的叫法，也可以算玉。西人爱宝，是以金银和各种硬度较高的宝石为主，不太看重软玉。我国爱宝，是以“金玉”。]
（4）丝绸：中西交通，中国的输出品，以丝绸最有名。我国古代，富贵衣锦绣，贫贱穿布衣。布衣，最初是麻布衣，不是棉布衣。西方，原来也是穿亚麻布的衣服。丝绸，他们没有，有，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5）瓷器：也是中国特色。中国瓷器，从原始瓷到白胎透明釉的发达瓷器，有很长的历史。中西交通，丝绸和瓷器，不仅销往东北亚、中亚、南亚，也销往西亚、欧洲，最令西方世界着迷。瓷器出口，唐代就有。宋元以来，明清以来，都有外销瓷。[西人所谓陶瓷（ceramics），分陶器（pottery）、炻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lain）。陶器，无釉叫pottery，釉陶叫earthenware。建筑上的琉璃砖瓦（glazed bricks and tiles）也是施釉的陶器。炻器，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他们把我国南方的青瓷，如东汉、西晋以来的青瓷，叫celadon。celadon就属于炻器。商周时期的青瓷，他们叫glazed pottery，强调它是陶器；我国则叫“原始瓷”（proto- porcelain），强调它是瓷器。西人所谓“瓷器”，更多是指元以来的细瓷。]
（6）宫室：中国也有特色，不是泥屋，不是石屋，不是木屋，而是梁柱结构的土木建筑。房基和台阶是石头的，梁柱和门窗是木头的，墙体是版筑或用土坯（墼）垒砌，屋顶是用斗拱承重，上面覆瓦（两河流域也用土坯）。北魏以来，还用琉璃（两河流域也用琉璃）。土木建筑是很先进的建筑。
（7）城市：古国变县，战国布点，已经万事大吉。现代城市，讲地理沿革，名称有变化，县界有变化，但几乎一对一，可以排下来。现代中国，领土扩大了很多，人口增加了很多，但核心地区，城市总数，没有多大变化。[说几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西汉平帝时，人口近六千万（59594978人），县、道、国、邑近一千六百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四亿，府、厅、州、县约一千七百个。现代中国，人口约十三亿，县、市约两千三百个。]
（8）交通：中国，城市密度高，邮驿制度、陆路运输和漕运系统很发达，便于政令传达，便于货物往来，便于军队调动。如秦驰道就是秦国统一的高等级公路，秦直道就是云阳到九原的国防高速。
（9）文字：古文字，楔形文字、埃及文字、中国文字、玛雅文字，只有中国文字一脉单传，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文字分宗教型（如埃及文字）、管理型（如楔形文字），我国文字属管理型。秦统一文字，是统一政令，不像拉丁文，是用于宗教。
（10）科技：四大发明是李约瑟从西方视角强调的发明，船坚炮利是来源于火药和指南针，印刷《圣经》是来源于纸张和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有争论），欧洲是用这四大发明来传教，来打我们。中国科技有很多发明，不止这四大发明。
所有这些覆盖广阔地域的大族，其实都是符号，由强族代表的符号，每个符号下的成分都很复杂，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种族。汉族也不例外。

六、民族
第三步，把天下人，甭管姓什么，团结成一家，即古人常说的“四海一家”。
二十四史只是半部中国史。它的另一半是少数民族史和女人史。我们要想理解中国，心里要有另一半。
读史，和另一半有关，蛮夷传、后妃传、诸蕃志，不可不看，但很多史料，只是“边角料”，残缺不全，充满偏见。中国近代挨打，才看重边疆史地。
我们读匈奴史、鲜卑史、突厥史、吐蕃史、蒙古史、满族史，前面都有族源追述。汉族的历史不能例外。这种追述对理解汉族的历史很重要。
族源传说，历史的成分有多大，神话的成分有多大，很难考证，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这种传说出自何人之口，什么时候开始讲。
少数民族，从氏族部落到大地域国家，联姻很重要。他们重视和亲，重视甥舅关系，女后的地位比汉族高，外戚的地位比汉族高。继承制度，从汉族的眼光看，似乎很乱。他们可以娶妈（不是自己的妈，而是爸爸的其他配偶），可以女性继承，可以兄终弟及，可以立爱立幼，这对理解中国早期的历史很重要。欧洲有女王，继承制度比较乱，也足以说明，人类早期都有这一段。
我国所谓“族”，概念很复杂。西方人类学，小到氏族（clan），中到部落（tribe）或“族群”（ethnic group，部落，现在多称“族群”），大到国家（nation），我们都可翻成“族”或“民族”。大族小族都是族。我们不能说，没有现代国家，中国就没有民族，只有种族，没有民族，现在中国有多少族，就该立多少国。（西方历史，前现代是四分五裂，现代才有统一的民族国家。他们的ethnic groups主要和种族的概念、少数民族的概念有关，属于前现代概念；nation主要指统一的民族国家，才是现代概念。他们一向是以他们的“前后”当我们的“前后”，这对解释中国历史是一窍不通。）
中国的族源追述，有个最大特点，它是靠姓氏来追述。一个姓，下面可以有很多氏（或宗）。古书所谓族，更多指的是氏。姓，强调血缘：世系和婚姻。氏，强调地缘：封邑和官爵。姓很少，氏很多。氏是姓的分支。“百姓”这个词，商周常用，本来就有族群融合的意思。汉以来，姓、氏混一，司马迁已经分不清姓和氏。后世的“百家姓”，其实是“百家氏”。
商代的姓有什么特点，还值得探讨[陈梦家说：“卜辞的‘女字’（多从女旁）实际上是女姓的来源。”见氏著《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631页。李学勤也讨论过这一问题，见氏著《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3期，253-257页]。王国维认为，族姓是西周的一大发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二册，《观堂集林》卷十，1-15页）。现已发现的两周铜器铭文，姓有二十多个，与《左传》、《国语》、《世本》的记载基本吻合，说明西周确有这种制度。西周有所谓“同姓不婚”，就是凭姓来识别。同姓，凭血缘认同，可以是一家；异姓，通过联姻，通过会盟，也可以是一家。收养子，各国都有。中国早期，有些同姓可能是养子，还有一些可能是冒姓。
我国所谓“帝系”，也是讲族源，但这种族源，很多都是血缘加地缘，一个帝，下面有很多姓。比如“黄帝十四姓”、“祝融八姓”，都是血缘加地缘，属于地域联盟。
帝系，战国流行“五帝说”。我写过篇短文，说“五帝并祭”就是战国时期的“五族共和”（李零《从“五族共和”想起的》，收入《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144-150页）。
战国时期的“五帝说”分两大系统，一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西土的“五帝说”；一种是太昊、少昊、黄帝、炎帝、颛顼，为东土的“五帝说”。两种“五帝说”都属于族群整合，属于大地域的族群整合。
中国“大一统”，首先是族群整合：一是华夏各族的整合，二是华夏各族与蛮夷各族的整合，三是夷夏各族与外藩各族的整合。里三层，外三层，大圈套小圈，古人的“畿服图”就是表达这种概念。
两周时期，中国有三大族姓集团：
（一）姬姜集团（起源于西土）
（甲）姬姓
1.按世系，可以分为八组：
（1）太王之后：吴。
（2）王季之后：虢，东虢出虢仲、西虢出虢叔。
（3）文王之后：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
（4）武王之后：邘、晋、应、韩。
（5）周公之后：凡、蒋、邢、茅、胙、祭。
（6）召公之后：燕。
（7）厉王之后：郑。
（8）其他：虞、芮、焦、滑、扬、韩、魏、随（曾）、唐。
2.按地域，可以分为九组：
（1）东周诸姬（以洛阳为中心。占领夏故地的南部）：周、郑、虢（东虢）、单、邘、原、雍、祭、管、滑、应。
（2）晋国诸姬（占领夏故地的北部）：晋、霍、扬、贾、郇、韩、魏、虞、虢（北虢）、焦。（晋六卿，四卿出于姬姓：知氏、中行氏出荀氏；韩氏出韩万；魏氏出毕万。魏与媿姓各族同居魏，彼此有通婚关系。）
（3）鲁国诸姬（占领东夷故地的南部）：鲁、郕、茅、郜、滕。
（4）卫国诸姬（占领商故地）：卫、邢、共、凡、胙。
（5）淮水诸姬（占领南淮夷故地）：蔡、聃、蒋、息。
（6）汉阳诸姬（占领汉水流域，阻挡楚国北上）：唐、随（曾）。
（7）燕国（控制周的北土）。
（8）吴国（控制周的东南）。
（9）其他：召、毛、毕、酆、芮。
西北戎狄，有姬姓之戎和姬姓之狄，如大戎（狐戎）、小戎、骊戎是姬姓之戎，白狄是姬姓之狄。姬姓之戎靠南，姬姓之狄靠北。
周，传出弃，可能是西北戎狄的一支。弃的妈妈是姜嫄，与姜姓有不解之缘。
（乙）姜姓
姜姓国家，可以分为两组：
（1）吕、申、许。
（2）齐、纪、向、逄。
姜姓，传出炎帝。周与姜姓世代通婚，如太王之配为太姜。姜出于羌。西北戎狄有姜姓之戎，其祖吾离，世居瓜州（今敦煌）。吕，初在山西，后在南阳；申，初在陕甘，后在南阳；许，前后五迁，后在叶县。齐出于吕，封于临淄，占有山东半岛北部，纪、向、逄是齐地的小国。
（二）祝融八姓（主要分布在中原）
己姓（金文作妃）：始祖樊，后代有昆吾、苏、顾、温、董五支。
董姓（金文所无）：始祖惠连，后代有鬷夷、豢龙两支。
彭姓（金文所无）：始祖篯铿，后代有彭祖、豕韦、诸稽三支。
秃姓（金文所无）：始祖不详，后代有舟。
妘姓（金文作 ）：始祖求言，后代有邬、郐、路、偪阳四支。妘姓也叫允姓。
曹姓（金文作 ）：始祖安，后代有邾、小邾（啵┝街А?
斟姓（金文所无）：始祖不详，无后。
芈姓（金文作 ）：始祖季连，后代有楚、夔、樊三支。
祝融八姓，传出颛顼。己姓之国，除昆吾是夏代的方伯，其他都是两周时期的小国。董姓、彭姓、斟姓，多是夏商古国。秃姓、妘姓之国也是小国。妘姓古国，出自允姓之戎。允姓之戎，世居瓜州，传出塞种（Scythian）[荀济《请废佛法表》引《汉书·西域传》：“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所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不见于今本《汉书》）。参看：舒大刚《春秋少数民族分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15-126页]，周室东迁后，入居伊洛地区，有所谓陆浑戎和阴戎。曹姓之国也是小国。
司马迁说，祝融八姓，“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史记·楚世家》），也是个夷夏混融的集团。如名气最大的楚国，中原诸夏一直以蛮夷视之。
（三）东夷集团（起源于东土）
风姓（金文作 ）：任（即仍）、宿、须句、颛臾。
嬴姓：秦、赵、梁、徐、郯、江、黄、邿。
偃姓：群舒（英、六、巢、宗、舒蓼、舒庸、舒鸠等）。
东夷系统的帝系，是另一种“五帝说”。这种帝系是以“二昊”为主。风姓祖太昊，世居鲁地。嬴姓祖少昊，少昊之墟在曲阜。司马迁说，嬴姓十三支，“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秦本纪》）它们，有些在鲁地，属于东夷，有些在淮水下游，属于淮夷。有趣的是，秦、赵、梁去了西北，西北嬴姓，秦为大，中原诸夏，也以夷狄视之。其他，黄帝代表姬姓，炎帝代表姜姓，颛顼代表虞、夏各族。这第三个族姓集团也是夷夏杂处。
（四）古国之后
姞姓（传黄帝后）：密须、南燕。
祁姓（金文作 ，传尧后）：杜、祝、范。
姚姓（传舜后）：微。
妫姓（传舜后）：陈。
姒姓（传禹后）：褒、莘、杞、缯。[莘，文献或作辛，又有先、姺、侁等异写。杞，传出禹后东楼公。越，传出少康后，可能是冒姓。司马迁说的姒姓十二支是：夏后氏、有扈氏、男氏（或作南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或作斟灌氏）（《史记·夏本纪》）。]
子姓（传契后）：宋。[《世本》佚文，子姓有殷、时、来、宋、空同、黎、比、北髦、目夷、朸、段、瓦、铁等族（见《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264-277页）。伯禽封鲁的“殷民六族”是：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左传》定公四年）。康叔封卫的“殷民七族”是：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左传》定公四年）。]
司马迁讲古帝系，是采周帝系，以黄帝为始祖，下分颛顼、帝喾二系。他把虞、夏、楚归入颛顼一系，唐、商、周归入帝喾一系。唐与虞，夏与商，周与楚，都是平行关系。
（五）其他
隗姓（金文作媿）：出自鬼方，为赤狄之姓。唐叔之封，有“怀姓九宗”（《左传》定公四年），其中有冯氏（河宗氏或 氏）和胡氏等分支。东周，赤狄集于今长治地区，也有东山皋落氏、潞氏、甲氏、留吁、铎辰、廧咎如等分支。（隗，文献有多种异写：嬇、隤、溃、归、怀。）冯氏，即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倗”氏（李零《冯伯和毕姬》，《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8日，第7版）。
任姓（金文作妊）：薛、铸。[薛，传出黄帝后奚仲。《世本》佚文：“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左传》隐公十一年疏引）。]
曼姓（金文作嫚）：邓。
中国西北有五大戎狄：姬姓之戎、姜姓之戎（羌）、允姓之戎（猃狁）、媿姓之狄（鬼方-赤狄）、姬姓之狄（白狄-鲜虞-中山）。这些戎狄部族，就是周人崛起的背景。
中国的大一统，要感谢五大戎狄，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这些西北旧族，姜姓之戎是羌，可能与后来的藏族、羌族有关；猃狁是允姓之戎，可能与后来的突厥有关；鬼方来自河套，可能与后来的匈奴有关。
王国维曾提出个假说，以鬼方、昆夷、猃狁三名，以音韵考之，实同族之异名，皆匈奴之前身。（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册，《观堂集林》卷十三，1-12页。）
其实，鬼方是赤狄，昆夷是犬戎，猃狁是允姓之戎，匈奴，不是单一种族，而是以匈奴为主，征服、吸纳很多族，雪球越滚越大的大地域族群。上述这些族，可能加入其中，但这些族，并不能与匈奴画等号。
中国北方，任何一族，要想把小族变成大族，小国变成大国，都不能凭一族之力，一定要联合很多部族，匈奴如此，鲜卑如此，吐蕃如此，蒙古如此……所有这些覆盖广阔地域的大族，其实都是符号，由强族代表的符号，每个符号下的成分都很复杂，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种族。
汉族也不例外。
中国，治世大一统，乱世才割据。西周封建，从主流和大趋势看，其实是大一统。古人说的“大一统”，本来就是周的大一统，它不同于欧洲封建。欧洲封建，跟“大一统”是对立面。
七、西周封建的意义
西周封建是三代之终结，夏、商、周“三分归一统”。
讲这个问题，大家最好读一下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1917年9月8日脱稿；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二册，《观堂集林》卷十，1页正-15页背），以及陈梦家对他的批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629-631页）。王氏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保皇尊孔。我们要知道，他是从他身边的历史讲西周封建，就像孔子一样，从礼坏乐崩，遥想当年的辉煌，托梦于周公。这是他的“建国大纲”。
什么叫“西周封建”？“西周封建”是一种小国征服大国，巧具心思的统治方法。简单说，就是人驯化人的方法，古书叫“柔远能迩”，《诗经》、《尚书》、《左传》都有这种说法。
“周”是个蕞尔小邦，和秦一样，原先也僻处雍州。但它居然征服、占领和驯服了一个比它大很多的国家，继承和超越了它的前辈，商代和夏代。
这是什么方法？
第一是封建诸侯。“侯”本指边镇，商代就有，汉代也有这类叫法（如甲渠侯官）。周人占领东方，把东方划分为若干占领区，这些占领区，对周的本土而言，叫“侯”，但不同于商代的侯，也不同于后世的郡县或边镇。后世的郡县或边镇，首长是政府派驻的官员，而西周诸侯，都是周王的子弟甥舅。如鲁、燕、晋、卫是封同姓子弟，齐是封舅氏，都是周人的亲戚。所谓“诸侯”，其实是殖民官。
第二是兴灭继绝。古人说，武王克商，曾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夏后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还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闾（《礼记·乐记》）。这一招，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兴灭国”，就是把被灭的国家恢复起来，比如商灭了，还得立个宋，安抚商遗民；“继绝世”，就是给断了香火的国家续香火，比如把黄帝、尧、舜、禹、汤的后代找出来，让这些圣人之后也共襄盛举；举逸民，就是把前朝遗老旧王孙请出来做官，保持政权的合法性和连续性。刘邦取天下，也用这一招。
第三是与各占领区的旧贵族通婚。比如晋，在山西找对象，跟姒姓的夏遗民、媿姓的赤狄（“怀姓九宗”）、姬姓的狐戎通婚；卫，在河南找对象；齐、鲁，在山东找对象；燕在河北找对象。当然，他们也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找对象。异姓，结了婚，互为姻娅，双方就成了亲戚。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这同汉胡和亲是一个道理。和亲是化敌为友、变小为大的重要手段。西方，亚历山大占领波斯，要在当地举行万人大婚礼，也是这个道理。欧洲中世纪，各国的公主嫁来嫁去，还是这个道理。
第四是会盟。会盟有盟主，盟主把各国首脑请来，商量政治格局、利益划分。这种国际大会，不管是兵车之会，还是乘车之会，总要达成某种协议，最后杀牛宰羊，歃血为盟，指天发誓，把誓言埋在坑里，说不如誓者，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云云。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就是这种东西。盟会谁参加？亲戚要来，不是亲戚，也要来。特别是捣乱分子，越是捣乱越要拉他入伙，让他当“负责任的国家”，打“不负责任的国家”。不听话了，也便于制裁。这也是化敌为友、以小治大的重要手段。
这些举措，必然引起大规模移民。一是组织周人到东方殖民，二是把东方的原住民迁来迁去，其中也包括后世习见的“徙豪强”。古代移民，范围之大，超乎想象。不仅周人从西土搬到东方，其他各族，也被重新分配。每个地方的居民都是“三结合”：征服者、原住民和其他外来移民。很多古代部族都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搬到很远的地方。这种情况，商代就有，比如秦、赵就是在商末，跟随商人，离开曲阜，到大西北戍边，商亡，回不来了。先周和周初，很多姒姓和妊姓部族都住在西土，与周通婚，但后来很多姒姓和妊姓的小国却住在山东。俗话说，“山不转水转”，“树挪死，人挪活”，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的能力。我们要知道，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重组，大分化、大改组、大融合。
“封建”本来是中国古书固有的词汇，日本人用这个词翻西方的feudalism，把我们的脑子搞乱。欧洲封建是中世纪封建。这种封建，虽然也是“裂土田而瓜分之”（柳宗元《封建论》），但没有天下共主，和西周封建完全不一样。它更接近的是我国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西周封建，虽然是松散联合，靠稀疏的点线连成一片，但毕竟有天下共主。
中国，治世大一统，乱世才割据。西周封建，从主流和大趋势看，其实是大一统。古人说的“大一统”，本来就是周的大一统，它不同于欧洲封建。欧洲封建，跟“大一统”是对立面。
西周的问题是小国占领大国，少数统治多数，即如何从三分天下有其一（统一陕西）变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统一晋南豫西），最后把殷人的本土拿下，三分归一统，全取天下。
这种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特别是异族征服，全得重复这一过程。比如满族取明朝而代之。王国维清楚，满人治汉人，也碰到过这类难题。
他这篇东西很有意思，不光考证古代制度，也寄托现代理想。他说，周克商，是有德胜无德，把西周制度说成道德化身，这是寄托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如何在欧风美雨和革命风潮下维持大清王朝于不坠。
他的想法，不是“走向共和”，而是“复辟帝制”。
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三大道德，亲亲-尊尊-贤贤。亲亲是讲宗法，强调国家要以家为本，立嫡立长，父慈子孝，服制、庙制是它的延伸。尊尊是讲君统，王位继承，传子不传贤，封建子弟是这套东西的延伸。贤贤是讲臣道，他说，臣道不能讲血统论，一定要选贤举能，东周世卿，大官都是贵族，这是乱之所起，官还是要贤人当。
周代的天下是“家天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父母的意思是亲戚，亲是父系，戚是母系。朋友的意思是非亲非故，但桃园结义，可以模仿亲戚，义结金兰，跟他结成拜把子兄弟。王国维说，西周封建是靠这类办法，没错。现在的民居，琉璃门面，上面写的都是“家和万事兴”，还是强调家是一切的基础。
儒家讲文武周公之道，有个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逻辑的前提是，没有小焉有大，事情都是从小到大，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个理论不能作无限推广。孔子推西周之道以言东周之世，王国维推西周之道以言民国之世，都是犯了不明时势的错误。他们以为，当初好，现在坏，回到当初不就得了。事情没这么简单。
西周制度是以宗法为本。
西周宗法是什么？
第一，它是男本位，和我说的马蜂窝、蚂蚁窝相反，不是以妈为本，而是以爸为本，天子是全社会的爸爸。动物界，男女早有分工。生育压倒一切，妈是领导。打猎压倒一切，爸是领导。比如狼群和猴群就是男本位。西方人说，女人是从金星上来的，男人是从火星上来的，火星是战神，搞暴力活动，男人最擅长。人类成天打仗，男人是领导。男人说，俺是雄鸡，“雄鸡一唱天下白”，“牝鸡司晨”，绝对不允许。但如果母鸡当了权，她会问，你们也会下蛋吗？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的“妇姑勃谿”、“丈母娘疼女婿”，都是男本位作怪。其实，男人当领导，并非天经地义。
第二，同是男系继承，有很多选择。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继？王国维说，周制是父死子继。立嫡立长，还是立爱立幼？王国维说，周制是立嫡立长。这是什么道理？道理是垂直比平行安全。我国，为人君者，多妻多子。多妻是平行关系，有争风吃醋问题；多子也是平行关系，有兄弟阋墙问题。妻有先来后到，子有伯仲叔季，必须理出个头绪。立嫡，就是立大老婆的孩子为后；立长，就是立大老婆的大孩子为后。这是树干。余子，剩下的孩子，必须分家，另外立族。兄终弟及变父死子继，就是把平行改成垂直。立嫡立长，也是为了防止老牛吃嫩草，要美人不要江山。俗话说，“天下老子爱小小”，他爱“小小”，是因为爱上小老婆。古人说，废嫡立庶，废幼立长，是乱之所起。
总之，理想的设计是：男系继承还是女系继承，一定是男系继承；父子继承还是兄弟继承，一定是父子继承；嫡子继承，还是庶子继承，一定是嫡子继承；长子继承，还是幼子继承，一定是长子继承。（陈梦家说，王国维并没讲清殷周制度的真正区别，商人也有宗法。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629-631页。）
王国维说，“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在他看来，君道臣道就是不一样，绝不能平起平坐，公平竞争。这是死规矩，不容讨论。
王国维认为，君统一定是血统论、贵族制，民主制（民主选举）不行，禅让制（主动让贤）也不行。爹就是爹，领导就是领导，不能七嘴八舌，挑挑拣拣。挑挑拣拣，势必众口难调。百姓议政，天下就乱了。要议，也是大臣在国君底下议，议完了，由国君裁决。他心里的君臣之道，顶多是君主立宪。
中国古代，臣道举贤，可能早就有，但不是常例，而是变例。王国维说，周初大臣，好多都不是周王子弟，历代的执政大臣也不固定，当时没有世卿制，世卿制是春秋才有，所以春秋很乱。这话有点夸大。先秦官爵，主体还是世官制。选贤举能，举贤不避亲，要想制度化，谈何容易。战国时期，诸子奔走侯门，大讲亲贤任贤，甚至鼓吹禅让，他们闹什么？主要就是闹这件事。知识分子，不问出身，只问本事，直接从穷乡僻壤脱颖而出，还得等很多年。中国选举制的出现、发展和完善，还得等很多年。
中国的通婚制度和继承制度比欧洲严密，汉族也比少数民族严密，不对比，不知道。女后，中国少，有之，多半有少数民族背景。我国对女后当政、外戚专权，都是极力防范。汉武帝“恐女主颛恣乱国家”，杀鉤弋夫人（《史记·外戚世家》），就是典型。历代统治者，怀柔远人，搞和亲，是投少数民族所好。少数民族，要适应汉族的制度，也搞妥协。比如北魏的“子贵母死”，就是为了适应汉族的统治方式。他们，杀鸡留蛋，连心爱的女人都杀，我们觉得很残酷，但政治家的第一考虑，不是感情，而是政治。
王国维盛称的西周封建，基础是宗法制。内服如此，外服也如此。周人裂土分封，建了一大堆卫星国，每个卫星国都是复制这套制度，从道理上讲，都是周这个“家”的分支。这是以小治大，以少治多，往往采取的办法。它的特点是松散联合。希腊、罗马的海外殖民是这样，现代的西方大国也是这样。西方的大国都是这么联合。如不列颠王国叫United Kingdoms，美利坚合众国叫United States，它们都是从同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然后United一下，拼起来的。他们特别强调复制。
西周封建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王国维的政治理想。我们要注意，其着眼点是周的开头，而不是结尾。其实，对三代而言，西周是个句号，但对秦汉而言，它只是铺垫。它的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
西周制度的缺点，对比春秋战国，才能看清楚。
先儒言，西周之盛在于“制礼作乐”，其亡在于“礼坏乐崩”。前者是建构过程，后者是解体过程，一治一乱，形成对照。
人，得意的地方，也多半是栽跟头的地方。
第一，它穷兵黩武，疲于应付，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西戎、淮夷交侵，把自己的老巢丢了，领土大了，都有这个问题。
第二，它搬到洛阳后，王畿里面先乱。如郑、虢争政，罔顾天子，连天子都敢欺负。郑本为王朝大臣，却有如诸侯；周本为天下各国的大家长，却沦为一个可怜的小国。
第三，诸侯失控，造成分裂割据，几百年混战。
第四，纲常倒转，各国内部，卿大夫专了诸侯的政，陪臣专了卿大夫的政，继承危机不断。
这种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乱”，天下大乱。
《左传》就是讲“乱”，其书两载辛伯谏周桓公语，道破天机：
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
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適（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左传》闵公二年）
这些问题，其实不自东周始，西周就已露头。孔子认为，西周盛世是因为道德好，家管得好，东周衰败是因为道德坏，家乱了套，这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其实是血缘关系罩不住地缘关系，大国把小家撑破了。地缘关系大发展，家和国已经分离，家是家，国是国，必须有另一套管法。
现在，大家都说，民主好，专制坏，民主再不好，也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古人的感觉正好相反，他们说，专制才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专制才是好东西。现在的道理不能当过去的道理，过去的道理也不能当现在的道理。

八、秦汉大一统的意义
秦皇汉武的大一统有三条：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只有第三条打了折扣。
西周，天下有很多国家，重要一点，大约有三十三个国家（《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春秋，主要有十三个国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除周，列有十三个国家：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战国，主要有七个国家（《史记·六国年表》，除周，列有七个国家：秦、魏、韩、赵、楚、燕、齐），五百五十年的战争打下来，最后只剩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秦国。
孔子做周公之梦，他想不到，最后收拾天下的，竟会是这个国家。孟子也想不到，这个统一天下的国家是个以人头求功名（“尚首功”）的虎狼之国。
敌人是最好的继承人。
孔夫子和秦始皇是一组对立的符号。他们象征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曾恶斗过一回。汉武帝继承秦始皇，王莽继承孔夫子，他们又恶斗过一回。最后，光武中兴，重建汉朝，老百姓，还得折腾一回。释之入、道之兴，是又一场恶斗。整个过程，一波三折，长达四百四十一年。
恶斗是恶补。
这是一场大变革，好像火山爆发，伴随大地震，喷完了，震完了，余震不断。制度的调适，总是反反复复，一定要折腾多少回，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也不可能一次到位。
（一）秦始皇的大一统，目标是三个大一统，但只完成了一半。
读历史，很有趣，经常充满悖论。周和秦，一个姬姓，一个嬴姓，一个是西方土著，一个是东方移民（商代的老移民），根本不是一家人，但周、秦却有不解之缘。西周时代，它们是老邻居。西周灭亡，周平王搬到洛阳，是由秦襄公护送，陕西的烂摊子是交给秦，让秦去收拾。秦的地盘是继承周，秦的文化和制度也是继承周。它是从陕西出发，沿着周人东进的路线，再一次统一中国。
我们都知道，周人的祖先是陕西土著，他们夺取天下，是把周公的后代封在曲阜。孔子复兴西周的理想就是寄托在周公身上。曲阜是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那是孔子故里，却很少注意，周公封鲁前，那可是嬴姓的祖庭。你要知道，秦人的老家，原来就在这个地方。秦始皇挺进东方，最迷的就是山东半岛。他回山东，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秦才是西周的继承人。秦对西周的继承，文字最明显。假如你学过小篆，你会有一种体会，西周铭文比战国文字还好认，为什么好认？因为两者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王国维写《殷周制度论》，关注点是头，是西周制度的辉煌，其实尾也一样重要，周之衰，秦之兴，周秦异同在哪里，太重要。我们还该写《周秦制度论》。
秦代周，秦始皇的心里有三个大一统：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
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行，这些举措，两千年有目共睹，谁也推不倒抹不掉。这是他的第一个大一统。[陈寅恪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把秦并天下说成儒家的功劳：“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制，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下册所附陈氏的《审查报告三》。]
第二个大一统，结果是失败的。“焚书坑儒”，是汉代的骂人话。“焚书”是禁民间私藏六艺诸子之书，“坑儒”是活埋了四百六十个读书人。这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前者是因知识分子内讧（周青臣和淳于越吵架）而引起，后者是因查办挟款逃跑、妖言惑众的燕齐方士而引起，并不都是针对儒生。现在，大家很能联想，说秦始皇从骨子里就仇视知识分子，所以迫害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其实，知识分子，他何尝不喜欢。秦并天下，山东的读书人，儒生也好，方士也好，都往陕西跑，利之所在，禄之所在，趋之若鹜。他把山东的读书人请到咸阳宫，让他们共襄盛举兴太平，非常礼遇，和汉武帝并无不同。问题是，他从六国之乱刚刚走出，最怕乱。当时人都认为，“百家争鸣”是天下大乱之一象，不像现在的学术史，以为“学术的黄金时代”、“知识分子的春天”。当时，光是知识分子争宠就很难办。周青臣和淳于越打起来，谁容得下谁？你让知识分子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局面更乱（他们比政治家心眼小）。这种局面，秦始皇也不知该怎么办，让李斯处理。李斯原本就是读书人，因而也最会收拾读书人。他的想法很简单，天下初定，统一思想最重要，与其让他们乱说乱动，不如让他们不说不动。冲突乃是始料不及。
秦始皇的第三个大一统，是统一宗教。他立过二百二十七个国家级的坛庙，古人叫祠畤，想把六国人民的信仰统一起来，但只做了一半。
这三个大一统，当时还很脆弱。秦始皇不放心，每两三年就要出去转一圈，像老虎巡视山林，当时叫“巡狩封禅”。最后，他是死在路上。想到他，你就会想到一个词，累。他这一辈子，很累很累。
（二）秦始皇没有做完的事，汉武帝接着做，他完成了三个大一统。
汉代，老百姓饱受战祸之苦（楚汉战争之苦），渴望休养生息，黄老流行过一阵儿。等大家缓过劲儿来，才想到搜书和整齐学术，把知识分子的“乱”收拾一下，让这种“乱”处于可控状态。
汉承秦制，在制度上还是秦始皇的一套，不用恶补。恶补是另外两个大一统。
汉武帝独尊儒术，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是满足知识分子的需要；兴立祠畤，老百姓交各种祠畤管，是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前者是统一学术，后者是统一宗教，都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
当时，人心涣散，怎么收拾？一是让六国人民出气，把气撒在秦始皇身上；二是让知识分子出气，气也撒在秦始皇身上。
秦始皇是个出气筒。
先秦学术，我们觉得特辉煌，汉代人可不这么看。班固说，“战国从（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 艺文志》）。他是把“诸子之言”，视同诸侯力政，认为秦的“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是这种局面逼出来的。李斯禁书有句话，叫“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 秦始皇本纪》），“一尊”是什么？是政府规定的说法。秦始皇禁书，让知识分子以吏为师，只学法律，只学抄文件，大家都是刀笔吏，大家都是刑名师爷，以为这样，就能息天下争。这个办法太笨。汉武帝鬼得很，他的“一尊”是孔子，不是真实领导，而是虚拟领导。愚民，抬死人，压活人，用虚拟领导代替真实领导（真实领导都活不长），效果更好。知识分子怎么愚？得靠“精神领袖”。以前群龙无首，现在就立个首。王莽集团的崛起，就是乘了这个势。它是更聪明的“焚书坑儒”，类似清代的“寓禁于征”，好像大禹治水，不是堵，而是导。从此，中国学术才有了大一统的格局。（冯友兰也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说：“经学在以后历史上中国思想中之地位，如君主立宪国之君主。君主固‘万世一系’，然其治国之政策，固常随其内阁改变也。”见他的《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上册，489页。）
汉武帝兴立祠畤，数倍于前。汉成帝时，达到六百八十三所，汉哀帝时，达到七百多所。这是继承秦始皇。秦始皇的二百二十七个祠畤，只是把各国的祠畤捏在一起，主次不分明，有点杂乱无章。汉武帝不一样，他把首都长安的亳忌太一坛（祭太一）立为中心，有如太一，而以甘泉泰畤（祭太一）、汾阴后土祠（祭后土）和雍五畤（祭五帝）环绕之，有如三一，统领天下诸祠。
这是一种国家宗教，宗教大一统。
（三）王莽废除了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
史家都说，王莽是个“大坏蛋”。他背骂名，虚伪、杀人、拿活人做解剖，还不是主要原因。历史上的坏蛋，大家都这么骂。大家骂王莽，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是外戚，乱了汉家的正统。
中国的强臣僭主，挟天子以令诸侯，都爱假扮周公（曹操也如此）。其实，撇开道德评价，要讲秦汉大一统，这个人也很关键。
王莽是儒生，以古为新，很矛盾。他的新朝，其实是个复古的朝。
秦汉时期的创新，每次都引起儒家的反动。
儒家反对新制度，总是拿西周封建和周公之礼说事。主旋律不改，但每次都有变奏。
大家说，王莽是个迷信书本、充满幻想的人，没错。但他也有他的实际考虑。
汉武帝，骨子里是秦始皇，跟秦始皇一样，活得很累很累。那么大的国土，他也是两三年一圈。况且，他还活得特别长（在位五十四年），真把天下折腾苦了。他死后，大家又想起秦始皇，哪儿哪儿都像。儒生，原来不敢讲，现在都说，他的礼，制度不合，方位不合，处处不合儒经。
西汉晚期，武帝旧礼，时罢时复，时复时罢，最后，还是王莽出来，把它彻底废了。从此，祭不出郊，要祭，也是在家门口摆几个坛，像北京六坛那样，不知省了多少钱。皇帝省事，大臣省事，老百姓也可以喘口气，
中国古代的郊祀，本来是小郊祀。汉武帝的地盘太大，为了控制领土，他的郊祀是大郊祀。王莽把大郊祀改成小郊祀，意义很大。后世都是小郊祀，这是他的遗产。
王莽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影响很大。大在哪里？主要是他把官方宗教和民间宗教分了开来。天地祖宗，皇帝亲祭，跟老百姓无关；天下山川，派员致祭，也跟老百姓无关。
汉武帝的宗教政策是“计划经济，一统即死”，王莽把它废了，一风吹，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包产到户，小商品经济，放开就是，黄老之术，听其自生自灭。但废了也有废了的问题。这事闹到东汉，留下后遗症。中国的上层，皇上、儒生倒是高兴了，但老百姓的信仰没人管。国家不管，人家自己管。所以我们看到，东汉时期，很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气功热，有个借术立教的高潮。
然后，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场恶补，是把小教纳入大教。释之入，道之兴，就是乘虚而入，填补这个空白。佛教、道教是大教，对整合宗教有意义。但中国即使有了大教，也是二教并立，下面有各种小教，所有教都在官僚化的学者和学者化的官僚（即所谓“儒教”）控制之下。中国的宗教大一统是个打了折扣的大一统。
汉以后，中国的局面是什么？
我们有国家大一统，有学术大一统，但没有宗教大一统。我国的宗教，一直是多元化的格局，和西方正好相反。（西方，十八世纪，苦于宗教大一统和国家四分五裂，曾艳羡中国，用中国的这两条批判他们的宗教专制和国家封建；十九世纪，随着“西风压倒东风”，他们又掉过头来批中国，重返古典虚构，即上面说的“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论。其实，分裂和统一，在历史上一直是互为表里，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苦恼，既不能以东西分，也不能以善恶分。此不可不察也。）
大一统当然专制。
现在，大家都说，民主好，专制坏，民主再不好，也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古人的感觉正好相反，他们说，专制才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专制才是好东西。现在的道理不能当过去的道理，过去的道理也不能当现在的道理。
过去，专制可是个硬道理，硬到让你绝望。
无可奈何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反对？而且一代一代，总是有人反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你只有理解历史的漫长、宏大、沉重和压迫感，你才能理解文学的力量。
读小说，你才知道，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挑战精神，它对所有权威都是有限承认，尽管屡战屡败，它却屡踣屡起。它敢挑战各种“天经地义”：挑战鬼神，挑战皇帝，挑战礼法，挑战规则，百折而不挠。

九、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有“大一统”，就有挑战“大一统”。
知识分子喜欢做梦。知其不可而为之，做梦；知其不可而逃之，也做梦。孔子有周公之梦，庄生有蝴蝶梦，隐遁山林，找个桃花源，也是很多人的梦。做梦只是表示不满，不满他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满才会找出路。但梦不是出路。
政治家不做梦，大众不做梦，他们一旦不满，就会付诸行动，行动都很暴烈，让知识分子害怕，但这世间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这些人办出来的。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古典对立。历史上，围绕孔夫子和秦始皇的争论，就是以此为背景。
秦始皇，是政治上的胜利者，精神上的失败者。孔夫子，是政治上的失败者，精神上的胜利者。它们是一对有趣的符号。
秦始皇，从“千古一帝”到“千古罪人”，他本人想不到。孔夫子从“丧家狗”到“大成至圣先师”，他本人也想不到。
历史上，围绕这组符号，有很多争论，一直争到现在。
这是一份精神上的遗产。
说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一点我想说明，政治家和老百姓，不读书的人，或读书不多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精神世界。
知识分子，上有天，下有地。天是领导，地是群众，它是夹在中间。阮籍说，他是裤裆里的虱子。裤裆就是领导和群众。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拿钱就得听喝，教育部就是我们的老板。
知识分子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不等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
我们要知道，“大一统”的“统”是统治者的“统”。统治者控制人民，头一条就是控制知识分子的大脑。学术大一统，就是把知识分子的大脑统一起来，统一到尊孔-读经-做官这条道上来。文官考试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很灵。只要上了这条道，就不会犯上作乱。这是一个精神世界。
还有一个精神世界是老百姓的精神世界。我们要知道，宗教多元化，同样是为了控制老百姓。只要不造反，你爱信什么信什么。
其实，这两条都是为了防止造反。
古人说，“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书· 泰誓下》。《泰誓》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古人常引这话（如《贞观政要》卷三）]，国君对我好，我拿他当国君，国君对我坏，我拿他当死敌。这是中国的传统。
古人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的《王制》、《哀公》。这话两见于《荀子》，据说是孔子听什么前辈讲，不是魏徵的发明。），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把船托起来，也可以把它翻个个儿。这也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老百姓最有反抗精神。
中国这条大船，历史上，每个朝代，都载一次，又覆一次。载舟是民，覆舟也是民。古代贵民，就是承认老百姓有这个力量。“贵”从“怕”生，既怕没有水，船就划不动，又怕水涨船高，最后把船给翻了。孔子如此，孟子如此，他们都怕老百姓。这不叫“民主”，这叫“怕民主”。[民主制的对立面是贵族制。古典意义的民主，从一开始就是非贵族，反贵族。学者说，孔子、孟子是倡民主，秦始皇是反民主，根本不对。孔子、孟子都是平民，他们反而热衷贵族制。秦始皇大力摧毁的是贵族社会（注意：是贵族社会，而不是贵族王权），他反而是贵族出身。]
统治者都害怕民主。
罗马统治者说，老百姓需要什么？就两条，一是面包，二是娱乐。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是宗教。老百姓，没饭吃，会造反；有苦没处诉，会造反；有劲儿没处使，也会造反。
面包、娱乐和宗教是消解革命的好办法。罗马皇帝后来信了基督教。（阿育王皈依佛教是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有相似性，但儒学不同于佛教和基督教，它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跟大众信仰无关。）有了基督教，才算齐活。但他们，皇帝信教，是为了安抚老百姓。我们崇儒，是为了安抚知识分子。
统治者的本事，全在消化造反。
知识分子，即使贵为“四民”之首，只要不当官，也还是属于“民”。更不用说被仕途抛弃的知识分子。
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愚民”，但“愚民”的“民”也包括知识分子。
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鲁迅说，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读野史，很有道理。我有一个建议，经常跟汉学家讲，你们要想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吗？读小说比读古书更直截了当。小说是我的“四书五经”。我读小说，不光当文学读，还当思想读。
小说的奥妙，是它最有反抗精神。
中国小说，传统分三大类：英雄（属“讲史类”）、儿女（属“人情类”）、神怪（也叫“神魔类”）。这个分类最好。它对中国的大一统，特别是精神的大一统，有很好的回答。
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清代有两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除《儒林外史》，都可归入这三大类。
这六本书是中国小说的经典，不可不读。
《三国演义》：主题类型是“英雄”。“英雄”一词，出自《太公》、《三略》（古代的阴谋书），三国那阵儿最流行。当时，“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英雄”是什么人？政治家，阴谋诡计一大套，能掐。老百姓拿《三国演义》当兵法，跟诸葛亮学智慧，也是学掐。说起“英雄”，我们要注意，这个词跟乱世直接有关，专门指的就是乱世英雄。乱世英雄，前因是“大一统”，后果也是“大一统”。破坏“大一统”，再造“大一统”，离了“英雄”不行。这书，开头是“桃园结义”，结尾是“三分归一统”。“一统”是司马氏的天下，三家全白掐。这书，讲忠义，关老爷是道德榜样，但好人不得好报。关羽被害，张飞被害，诸葛亮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作者同情的蜀汉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个结尾好。
《水浒传》：主题类型也是“英雄”。这是另一类英雄，草莽英雄。“逼上梁山”，分两种人：上等人，宋江为代表；下等人，李逵为代表。无论上下，层次都比《三国》低。他们一块儿造反，想法不一样。林冲夜奔，“手提着杀人刀，走一步，哭嚎啕”，“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是不得已。宋江上山，也是不得已。他们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语）。李逵造反，打打杀杀，没有目标，就是帮宋大哥夺了鸟位，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宋江倒是有目标，“杀人放火受招安”，最后是招安。他们喝了朝廷的毒酒，下场很惨。英雄，越是含冤抱恨，百姓越心疼。这个结尾也好。
《西游记》：主题类型是“神怪”。我说过，“神怪”类型的小说是中国古代的“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李零《当代〈封神榜〉--机器人与人机器》，收入他的《放虎归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3-61页）。虽然这书，“幻”则有之，“科”则全无。孙悟空的自由精神，我印象太深，一生都抹不掉，但这种精神只在开头。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这书，也就前五回有劲，后面特没劲。这也是个先造反后招安的故事，虎头蛇尾，主要讲蛇尾。孙悟空，“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特能捣乱，特能破坏，“大闹天宫”，痛快。但这只是铺垫。“西天取经”才是重头戏，绝大部分是娱乐，近乎科幻的娱乐，好像抻长的电视剧，八十一回，回回差不多。结尾也庸俗，孙悟空给唐僧当保镖，最后封了个“斗战胜佛”。当年他造反，是造玉皇大帝的反，不是造如来佛的反，但谁把他压在五行山下？那可是如来。如来很鬼，懂得转移法，你不是要打打杀杀吗？好，咱们给你找个地方。擒妖打鬼，九九八十一难，一路打打杀杀，正好释放他的暴力倾向。孙悟空，自从西天取经，前后判若两猴，鞍前马后，好像一条狗。这种结局，是造反者的宿命，和《水浒》差不多。
《金瓶梅》：主题类型是“儿女”。“儿女”是男女关系。男女关系，场景有二，一是家庭，二是妓院，有皮肉烂淫，有儿女情长。这也是一大类型。此书写一男三女，先宣淫，再戒淫，寓戒于宣，这是个讲故事的套子。很多言情小说都有这个套子。学者说，这叫世情小说，不叫色情小说，甚至下定义，床上描写，如果删掉，不影响情节发展，叫世情小说；影响，叫色情小说。我不这么看。色情、爱情，都是人情，都是世情，彼此不是水火关系。此书既写色情，也写世情，其实是一部败家史。中国人写家，总是阴盛阳衰，纲常倒转，男人败在女人和小孩的手里。这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儒林外史》：专写读书人的命运，在中国小说中是自成一类。读书人，“自古华山一条路”，唯一出路是当官。马二先生说，拆字、算命、教馆、作幕，都不是正路。不应试，不当官，没有出路。吴敬梓笔下，儒林枝头，没几个好鸟。好人主要在一头一尾。开头，王冕不当官，靠什么生活，一是卖卜测字，二是画画。他有个预言，自从有了八股取士，“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后面的故事，就是讲知识分子倒霉。结尾，“四大高士”，都是市井中人，琴、棋、书、画各一位。它的开头结尾都是赞美隐士。隐士精神，上承《论语·微子》，源远流长，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人文幻想”。我也有这种幻想，幻想有个上不仰领导鼻息，下不阿群众所好，四壁图书的“星级监狱”。他批判的不仅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而且是学术大一统和知识分子的宿命，了不起。（阅读此书，可与《野叟曝言》比较。后书是正统儒家和迂腐书生的狂想曲。）
《红楼梦》：主题类型也是“儿女”，和《金瓶梅》一样，也讲败家史。但讲法不同，色情、爱情、人情、世情，啥都有，但主要不是色情。他借用了《金瓶梅》的概念，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最后是“悟空”。但这只是个讲故事的俗套，并无深义，当时的言情小说，几乎都这么讲。（浦安迪讲明代“四大奇书”，特别强调“色空”，尤其是孙悟空对“空”的超越，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明代小说的一个套子。参看：[美]浦安迪《明代四大奇书》，沈亨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贾宝玉，生于女人堆，长于女人堆，是个出类拔萃的“败家子”，以贾政的观点看，当然是“败家子”。贾府，外面是男人当家，里面是女人当家，阴盛阳衰，二爷的脾气是这么惯出来的。（中国的末代皇帝，也都是这么惯出来的。）他喜欢弱女子，讨厌臭男人，男人的“正路”，他根本看不起。这是对“家”的叛逆。越剧《红楼梦》有段唱词，我喜欢。“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听不完献媚殷勤奉承话，谁知园中另有人，偷撒珠泪葬落花。”他喜欢林妹妹，林妹妹也不合群。他们都是“家”的叛徒。这书，结局是什么？只能是宝玉出走，离开这个“家”。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写“家”，滴水见太阳。《金瓶梅》的“家”写什么？《红楼梦》的“家”写什么？它写的是咱们这个中国，咱们这个大家呀。它象征着明清社会，中国这个大家，大厦将倾，无可奈何。
中国的众生相，从男到女，从家庭到社会，从社会精英到普罗大众，从经济、政治到宗教、文化，小说无所不包。中国近代文学，巴金的《家》，钱锺书的《围城》，很多小说，还有这个灵魂的影子。
病，有小病，有大病，有绝症。人患绝症，无药可医，总不会坐着等死。病笃才会乱投医。西药不灵，他会吃中药；中医不行，他会求巫医。病人总是在这三者间转磨磨。政治家也往往如此，传统不灵，他会求现代，资本主义不灵，他会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灵，他会再求传统，也是转磨磨。谁都以为，世上一定有包治百病的药，没准藏在哪里。
其实，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药，根本就没有。
上述小说，大部分都无解，结尾很无奈。终极关怀，难免无奈，这是小说的深刻处。
“大一统”是个几千年的大发明，是个几千年都搬不动的大石头。体系严密，有利也有弊，中国人该如何面对？
这是最重要的思想史。
读小说，你会发现，中国人很滑，中国人也很活，让你又恨又爱。
我对中国人是爱恨交织。
读小说，你才知道，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挑战精神，它对所有权威都是有限承认，尽管屡战屡败，它却屡踣屡起。
它敢挑战各种“天经地义”：挑战鬼神，挑战皇帝，挑战礼法，挑战规则，百折而不挠。
谢选骏指出：为何说李零错解了“大一统”？因为西周并非“大一统”，而是“封建天下诸侯”。至于“大一统”，众所周知是从秦朝开始的。为何说李零不知“文明周期”为何物？因为迄今为止的中国文明，已有三期：第一期是到汉末为止的本土文明。第二期直到清末为止的儒释道文明。第三期是二十世纪开始展开的基督教化文明。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呢？事实证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是秦两汉帝国，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一统是元明清帝国。大一统并非中国文明的“超稳定结构”，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都已结束了。现在是“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周期，即将进入新的隋唐周期，是为第三期中国文明，最后则会出现第三次大一统。

谢选骏：满清灭亡于“满汉全席”——盛宴不一定要被吃掉才算是好的

满汉全席，清朝时期宫廷盛宴。既有宫廷菜肴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突出满与汉族菜点特殊风味，烧烤、火锅、涮涮锅几乎不可缺少的菜点，同时又展示了汉族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实乃中华菜系文化的瑰宝和最高境界。满汉全席原是清代宫廷中举办宴会时满人和汉人合做的一种全席。满汉全席上菜一般至少一百零八种（南菜54道和北菜54道），分三天吃完。满汉全席菜式有咸有甜，有荤有素，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
满汉全席号称菜点精美，礼仪讲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格。入席前，先上二对香，茶水和手碟；台面上有四鲜果、四干果、四看果和四蜜饯；入席后先上冷盘然后热炒菜、大菜，甜菜依次上桌。满汉全席，分为六宴，均以清宫著名大宴命名。汇集满汉众多名馔，择取时鲜海味，搜寻山珍异兽。全席计有冷荤热肴一百九十六品，点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计肴馔三百二十品。合用全套粉彩万寿餐具，配以银器，富贵华丽，用餐环境古雅庄重。席间专请名师奏古乐伴宴，沿典雅遗风，礼仪严谨庄重，承传统美德，侍膳奉敬校宫廷之周，令客人流连忘返。全席食毕，可使您领略中华烹饪之博精，饮食文化之渊源，尽享万物之灵之至尊。
起源简介
满汉全席起兴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乾隆甲申年间李斗所著《扬州画舫录》中记有一份满汉全席食单，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记载。
满汉全席以东北、山东、北京、江浙菜为主。世俗所谓“满汉全席”中的珍品，其大部分是黑龙江地区特产（或出产）：如犴鼻、鱼骨、鳇鱼子、猴头蘑、熊掌、哈什蟆、鹿尾（筋、脯、鞭等）、豹胎以及其他珍奇原料等。后来闽粤等地的菜肴也依次出现在巨型宴席之上。南菜54道：30道江浙菜，12道闽菜，12道广东菜。北菜54道：12道满族菜，12道北京菜，30道山东菜。
清入关以前，宫廷宴席非常简单。一般宴会，露天铺上兽皮，大家围拢一起，席地而餐。《满文老档》记：“贝勒们设宴时，尚不设桌案，都席地而坐。”菜肴，一般是火锅配以炖肉，猪肉、牛羊肉加以兽肉。皇帝出席的国宴，也不过设十几桌、几十桌，也是牛、羊、猪、兽肉，用解食刀割肉为食。清入关后，情景有了很大的变化。六部九卿中，专设光禄寺卿，专司大内筵席和国家大典时宴会事宜。满清刚入关时，饮食还不太讲究，但很快就在原来满族传统饮食方式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原南菜(主要是苏浙菜)和北菜(鲁菜)的特色，建立了较为丰富的宫廷饮食。
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记，康熙以后，光禄寺承办的满席分六等：一等满席，每桌价银八两，一般用于帝、后死后的随筵。二等席，每桌价银七两二钱三分四厘，一般用于皇贵妃死后的随筵。三等席，每桌价银五两四钱四分，一般用于贵妃、妃和嫔死后的随筵。四等席，每桌价银四两四钱三分，主要用于元旦、万寿、冬至三大节贺筵宴，皇帝大婚、大军凯旋、公主或郡主成婚等各种筵宴及贵人死后的随筵等。五等席，每桌价银三两三钱三分，主要用于筵宴朝鲜进贡的正、副使臣，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的贡使，除夕赐下嫁外藩之公主及蒙古王公、台吉等的馔宴。六等席，每桌价银二两二钱六分，主要用于赐宴经筵讲书，衍圣公来朝，越南、琉球、暹罗、缅甸、苏禄、南掌等国来使。光禄寺承办的汉席，则分一二三等及上席、中席五类，主要用于临雍宴文武会试考官出闱宴，实录、会典等书开馆编纂日及告成日赐宴等。其中，主考和知、贡举等官用一等席，每桌内馔鹅、鱼、鸡、鸭、猪等二十三碗，果食八碗，蒸食三碗，蔬食四碗。同考官、监试御史、提调官等用二等席，每桌内馔鱼、鸡、鸭、猪等二十碗，果食蔬食等均与一等席同。内帘、外帘、收掌四所及礼部、光禄寺、鸿胪寺、太医院等各执事官均用三等席，每桌内馔鱼、鸡、猪等十五碗，果食蔬食等与一等席同。文进士的恩荣宴、武进士的会武宴，主席大臣、读卷执事各官用上席，上席又分高、矮桌。高桌设宝装一座，用面二斤八两，宝装花一攒，内馔九碗，果食五盘，蒸食七盘，蔬菜四碟。矮桌陈设猪肉、羊肉各一方，鱼一尾。文武进士和鸣赞官等用中席，每桌陈设宝装一座，用面二斤，绢花三朵，其他与上席高桌同。
当初，宫廷内满汉席是分开的。康熙年间，曾两次举办几千人参加的“ 千叟宴” ，声势浩大，都是分满汉两次入宴。
满汉全席其实并非源于宫廷，而是江南的官场菜 。据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说：“ 上买卖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备六司百官食次：第一份，头号五簋碗十件——燕窝鸡丝汤、海参烩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烩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锤、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第二份，二号五簋碗十件—— 鲫鱼舌烩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拌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签、一品级汤饭碗。第三份，细白羹碗十件—— 猪肚、假江瑶、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斑鱼肝、西施乳、文思豆腐羹、甲鱼肉肉片子汤、茧儿羹、一品级汤饭碗。第四份，毛血盘二十件—— 炙、哈尔巴、小猪子、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鸽、猪杂什、羊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白面饽饽卷子、什锦火烧、梅花包子。第五份，洋碟二十件，热吃劝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彻桌，鲜果十彻桌。所谓满汉席也。”
这是扬州“大厨房”专为到扬州巡视的“六司百官”办的。从文字资料分析，满汉全席应源于扬州。此种满汉全席集宫廷满席与汉席之精华于一席，后来就成为大型豪华宴席之总称，菜点不断地予以增添与更新，又成为中华美食之缩影。
六种宴席
蒙古亲藩宴
此宴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亲族所设的御宴。一般设宴天正大光明殿，由满族一、二品大臣坐陪。历代皇帝均重视此宴，每年循例举行。而受宴的蒙古亲族更视此宴为大福，对皇帝在宴中所例赏的食物十分珍惜。《清稗类钞*蒙人宴会之带福还家》一文中说：“年班蒙古亲王等入京，值颁赏食物，必之去，曰带福还家。若无器皿，则以外褂兜之，平金绣蟒，往往汤汁所沾，淋漓尽，无所惜也。
廷臣宴
廷臣宴于每年上元后一日即正月十六日举行，是时由皇帝亲点大学士，九卿中有功勋者参加，固兴宴者荣殊。宴所设于奉三无私殿，宴时循宗室宴之礼。皆用高椅，赋诗饮酒，每岁循例举行。蒙古王公等皆也参加。皇帝籍此施恩来拢络属臣，而同时又是廷臣们功禄的一种像徵形式。
万寿宴
万寿宴是清朝帝王的寿诞宴，也是内廷的大宴之一。后妃王公，文武百官，无不以进寿献寿礼为荣。其间名食美馔不可胜数。如遇大寿，则庆典更为隆重盛大，系派专人专司。衣物首饰，装潢陈设，乐舞宴饮一应俱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六十大寿，于光绪十八年就颁布上谕，寿日前月余，筵宴即已开始。仅事前江西烧造的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吉祥喜庆图案的各种釉彩碗、碟、盘等瓷器，就达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余件。整个庆典耗费白银近一千万两，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千叟宴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嘉庆元年正月再举千叟宴于宁寿宫皇极殿，与宴者三千五十六人，即席赋诗三壬余首。后人称谓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九白宴
九白宴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初定蒙古外萨克等四部落时，这些部落为表示投诚忠心，每年以九白为贡，即：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以此为信。蒙古部落献贡后，皇帝高御宴招待使臣，谓之九白宴。每年循例而行。后来道光皇帝曾为此作诗云：四偶银花一玉驼，西羌岁献帝京罗。
节令宴
节令宴系指清宫内廷按固定的年节时令而设的筵宴。如：元日宴、元会宴、春耕宴、端午宴、乞巧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除夕宴等，皆按节次定规，循例而行。满族虽有其固有的食俗，但入主中原后，在满汉文化的交融中和统治的需要下，大量接受了汉族的食俗。又由于宫廷的特殊地位，逐使食俗定规详尽。其食风又与民俗和地区有着很大的联系，故，腊八粥、元宵、粽子、冰碗、雄黄酒、重阳糕、乞巧饼、月饼等食品在清宫中一应俱全。
全席菜谱
满汉全席一共有108道菜式：
(一)蒙古亲藩宴
茶台茗叙 ：古乐伴奏、满汉侍女、敬献白玉奶茶
到奉点心 ：茶食刀切、杏仁佛手、 香酥苹果、 合意饼
攒盒一品 ：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 （随上干果蜜饯八品）
四喜乾果：虎皮花生 、怪味大扁、 奶白葡萄、 雪山梅
四甜蜜饯： 蜜饯苹果、 蜜饯桂圆 、蜜饯鲜桃、 蜜饯青梅
奉香上寿：古乐伴宴、焚香入宴
前菜五品：龙凤呈祥、洪字鸡丝黄瓜、 福字红烧里脊、 万字麻辣肚丝 、年字口蘑发菜
饽饽四品：御膳豆黄、芝麻卷、金糕、枣泥糕
酱菜四品： 宫廷小黄瓜 、酱黑菜、糖蒜、腌水芥皮
敬奉环浆： 音乐伴宴、满汉侍女敬奉、贵州茅台
膳汤一品：龙井竹荪
御菜三品： 凤尾鱼翅、红梅珠香、 宫保野兔
饽饽二品： 豆面饽饽、 奶汁角
御菜三品： 祥龙双飞、 爆炒田鸡、 芫爆仔鸽
御菜三品： 八宝野鸭、佛手金卷、炒墨鱼丝
饽饽二品： 金丝酥雀、如意卷
御菜三品： 绣球乾贝、 炒珍珠鸡、 奶汁鱼片
御菜三品： 干连福海参、 花菇鸭掌 、五彩牛柳
饽饽二品：肉末烧饼、龙须面
烧烤二品： 挂炉山鸡、 生烤狍肉、 随上荷叶卷、 葱段、甜面酱
御菜三品： 山珍刺龙芽、莲蓬豆腐、草菇西兰花
膳粥一品： 红豆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信阳毛尖
(二)廷臣宴
丽人献茗：狮峰龙井
乾果四品：蜂蜜花生 、怪味腰果、 核桃粘、 苹果软糖
蜜饯四品：蜜饯银杏、 蜜饯樱桃 、蜜饯瓜条、 蜜饯金枣
饽饽四品：翠玉豆糕、栗子糕、双色豆糕、豆沙卷
酱菜四品：甜酱萝葡、 五香熟芥、甜酸乳瓜、甜合锦
前菜七品：喜鹊登梅、 蝴蝶暇卷、 姜汁鱼片、五香仔鸽、 糖醋荷藕、 泡绿菜花、 辣白菜卷
膳汤一品：一品官燕
御菜五品：砂锅煨鹿筋、 鸡丝银耳、 桂花鱼条 、八宝兔丁、 玉笋蕨菜
饽饽二品：慈禧小窝头、金丝烧麦
御菜五品：罗汉大虾、 串炸鲜贝、葱爆牛柳、蚝油仔鸡、 鲜蘑菜心
饽饽二品：喇嘛糕 、杏仁豆腐
御菜五品：白扒广肚 菊花里脊 山珍刺五加 清炸鹌鹑 红烧赤贝
饽饽二品：绒鸡待哺 、豆沙苹果
御菜三品：白扒鱼唇、红烧鱼骨、 葱烧鲨鱼皮
烧烤二品：片皮乳猪、 维族烤羊肉、 随上薄饼、 葱段 甜酱
膳粥一品：慧仁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珠兰大方
(三)万寿宴
丽人献茗：庐山云雾
乾果四品：奶白枣宝、 双色软糖、 糖炒大扁、 可可桃仁
蜜饯四品：蜜饯菠萝 、蜜饯红果、蜜饯葡萄、 蜜饯马蹄
饽饽四品：金糕卷、小豆糕、莲子糕、 豌豆黄
酱菜四品：桂花辣酱芥 、紫香乾、 什香菜、 暇油黄瓜
攒盒一品：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 随上
五香酱鸡盐水里脊、 红油鸭子、 麻辣口条
桂花酱鸡 蕃茄马蹄、 油焖草菇、 椒油银耳
前菜四品： 万字珊瑚白、 寿字油焖大虾、 无字盐水牛肉、 疆字红油百叶
膳汤一品： 长春鹿鞭汤
御菜四品：玉掌献寿、明珠豆腐、首乌鸡丁 、百花鸭舌
饽饽二品： 长寿龙须面 、百寿桃
御菜四品： 参芪炖白凤 、龙抱凤蛋、 父子同欢、 山珍大叶芹
饽饽二品： 长春卷 、菊花佛手酥
御菜四品： 金腿烧圆鱼、 巧手烧雁鸢、桃仁山鸡丁 、蟹肉双笋丝
饽饽二品： 人参果、核桃酪
御菜四品： 松树猴头蘑、墨鱼羹、荷叶鸡、 牛柳炒白蘑
烧烤二品： 挂炉沙板鸡 、麻仁鹿肉串
膳粥一品： 稀珍黑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 茉莉雀舌毫
(四)千叟宴
丽人献茗：君山银针
乾果四品：怪味核桃 、水晶软糖、 五香腰果、 花生粘
蜜饯四品：蜜饯桔子、 蜜饯海棠、 蜜饯香蕉、 蜜饯李子
饽饽四品：花盏龙眼、 艾窝窝、 果酱金糕、双色马蹄糕
酱菜四品：宫廷小萝葡、 蜜汁辣黄瓜、 桂花大头菜、酱桃仁
前菜七品：二龙戏珠、 陈皮兔肉、 怪味鸡条 、天香鲍鱼 、三丝瓜卷、虾籽冬笋、 椒油茭白
膳汤一品：罐焖鱼唇
御菜五品：沙舟踏翠、 琵琶大虾、龙凤柔情、 香油膳糊肉丁、黄瓜酱
饽饽二品：千层蒸糕 、什锦花篮
御菜五品：龙舟鳜鱼、 滑溜贝球、 酱焖鹌鹑、 蚝油牛柳、 川汁鸭掌
饽饽二品：凤尾烧麦 、五彩抄手
御菜五品：一品豆腐、 三仙丸子 、金菇掐菜、 溜鸡脯、 香麻鹿肉饼
饽饽二品：玉兔白菜 、四喜饺
烧烤二品：御膳烤鸡、 烤鱼扇
野味火锅：随上围碟十二品
一品 ： 鹿肉片 、飞龙脯 狍子脊、 山鸡片、
野猪肉、 野鸭脯、鱿鱼卷 、鲜鱼肉、
刺龙牙、 大叶芹、 刺五加、 鲜豆苗
膳粥一品：荷叶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杨河春绿
(五)九百宴
丽人献茗： 熬乳茶
乾果四品： 芝麻南糖 、冰糖核桃、 五香杏仁、 菠萝软糖
蜜饯四品： 蜜饯龙眼、 蜜饯莱阳梨 、蜜饯菱角 、蜜饯槟子
饽饽四品： 糯米凉糕 、芸豆卷、鸽子玻璃糕、奶油菠萝冻
酱菜四品： 北京辣菜 、香辣黄瓜条 、甜辣乾 、雪里蕻
前菜七品：松鹤延年、芥末鸭掌、 麻辣鹌鹑、 芝麻鱼、腰果芹心、油焖鲜蘑蜜汁蕃茄
膳汤一品：蛤什蟆汤
御菜一品：红烧麒麟面
热炒四品：鼓板龙蟹、麻辣蹄筋 、乌龙吐珠、三鲜龙凤球
饽饽二品： 木犀糕 、玉面葫芦
御菜一品： 金蟾玉鲍
热炒四品：山珍蕨菜、盐煎肉、香烹狍脊、 湖米茭白
饽饽二品：黄金角 、水晶梅花包
御菜一品：五彩炒驼峰
热炒四品： 野鸭桃仁丁、爆炒鱿鱼、箱子豆腐、酥炸金糕
饽饽二品：大救驾、 莲花卷
烧烤二品： 持炉珍珠鸡、 烤鹿脯
膳粥一品： 莲子膳粥
水果一品： 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 洞庭碧螺春
(六)节令宴
丽人献茗：福建乌龙
乾果四品：奶白杏仁、 柿霜软糖、 酥炸腰果、 糖炒花生
蜜饯四品：蜜饯鸭梨 、蜜饯小枣、 蜜饯荔枝、 蜜饯哈密杏
饽饽四品：鞭蓉糕 、豆沙糕、 椰子盏、鸳鸯卷
酱菜四品：麻辣乳瓜片、 酱小椒、 甜酱姜牙、 酱甘螺
前菜七品：凤凰展翅、 熊猫蟹肉虾、籽冬笋 、五丝洋粉、 五香鳜鱼 、酸辣黄瓜、 陈皮牛肉
膳汤一品：罐煨山鸡丝燕窝
御菜五品：原壳鲜鲍鱼、 烧鹧鸪 、芜爆散丹、 鸡丝豆苗、 珍珠鱼丸
饽饽二品：重阳花糕 、松子海罗干
御菜五品：猴头蘑扒鱼翅、 滑熘鸭脯、 素炒鳝丝、 腰果鹿丁、 扒鱼肚卷
饽饽二品：芙蓉香蕉卷 、月饼
御菜五品：清蒸时鲜 、炒时蔬、 酿冬菇盒、荷叶鸡、 山东海参
饽饽二品：时令点心 、高汤水饺
烧烤二品：挂炉烤鸭 、烤山鸡、
薄饼、 甜面酱、 葱段 、瓜条、
萝葡条、 白糖、 蒜泥
膳粥一品：腊八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杨河春绿
报菜名里面的满汉全席：
版本一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儿、什锦苏盘、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卤什件儿、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蚂、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鲇鱼、锅烧鲤鱼、烀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儿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儿、卤煮寒鸦儿、麻酥油卷儿、熘鲜蘑、熘鱼脯、熘鱼肚、熘鱼片儿、醋熘肉片儿、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炒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儿、烩虾仁儿、烩腰花儿、烩海参、炒蹄筋儿、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木耳、炒肝尖儿、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炸飞禽。炸汁儿、炸排骨、清蒸江瑶柱、糖熘芡仁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熘鱼片儿、熘蟹肉、炒蟹肉、烩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酿倭瓜、炒丝瓜、酿冬瓜．烟鸭掌儿、焖鸭掌儿、焖笋、炝茭白、茄子晒炉肉、鸭羹、蟹肉羹、鸡血汤、三鲜木樨汤、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氽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饹炸丸子、豆腐丸子、樱桃肉、马牙肉、米粉肉、一品肉、栗子肉、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肉、晒炉肉、炖肉、黏糊肉、烀肉、扣肉、松肉、罐儿肉、烧肉、大肉、烤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熏肘子、水晶肘子、蜜蜡肘子、锅烧肘子、扒肘条、炖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羔羊肉、五香羊肉、氽三样儿、爆三样儿、炸卷果儿、烩散丹、烩酸燕儿、烩银丝、烩白杂碎、氽节子、烩节子、炸绣球、三鲜鱼翅、栗子鸡、氽鲤鱼、酱汁鲫鱼、活钻鲤鱼、板鸭、筒子鸡、烩脐肚、烩南荠、爆肚仁儿、盐水肘花儿、锅烧猪蹄儿、拌稂子、炖吊子、烧肝尖儿、烧肥肠儿、烧心、烧肺、烧紫盖儿、烧连帖、烧宝盖儿、油炸肺、酱瓜丝儿、山鸡丁儿、拌海蜇、龙须菜、炝冬笋、玉兰片、烧鸳鸯、烧鱼头、烧槟子、烧百合、炸豆腐、炸面筋、炸软巾、糖熘饹儿、拔丝山药、糖焖莲子、酿山药、杏仁儿酪、小炒螃蟹、氽大甲、炒荤素儿、什锦葛仙米、鳎目鱼、八代鱼、海鲫鱼、黄花鱼、鲥鱼、带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儿、扒鸡块儿、扒肉、扒面筋、扒三样儿、油泼肉、酱泼肉、炒虾黄、熘蟹黄、炒子蟹、炸子蟹、佛手海参、炸烹儿、炒芡子米、奶汤、翅子汤、三丝汤、熏斑鸠、卤斑鸠、海白米、烩腰丁儿、火烧茨菰、炸鹿尾儿、焖鱼头、拌皮渣儿、氽肥肠儿、炸紫盖儿、鸡丝豆苗、十二台菜、汤羊、鹿肉、驼峰、鹿大哈、插根儿、炸花件儿，清拌粉皮儿、炝莴笋、烹芽韭、木樨菜、烹丁香、烹大肉、烹白肉、麻辣野鸡、烩酸蕾、熘脊髓、咸肉丝儿、白肉丝儿、荸荠一品锅、素炝春不老、清焖莲子、酸黄菜、烧萝卜、脂油雪花儿菜、烩银耳、炒银枝儿、八宝榛子酱、黄鱼锅子、白菜锅子、什锦锅子、汤圆锅子、菊花锅子、杂烩锅子、煮饽饽锅子、肉丁辣酱、炒肉丝、炒肉片儿、烩酸菜、烩白菜、烩豌豆、焖扁豆、氽毛豆、炒豇豆，外加腌苤蓝丝儿。
版本二
上面的是汉民菜谱的报菜名。因为马三立是回民，所以不方便说这段相声，但是这是基本功又必须说，所以马三立自创了一套清真菜的报菜名。这个本子如今已传到马三立长子马志明手里。
名现录贯口如下：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儿。什锦苏盘儿、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卤什件儿、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蚂、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儿、黄心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鲮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儿、麻酥油卷儿、卤煮寒鸦儿、熘鱼脯、熘鱼肚、熘鱼骨、熘鱼片儿、醋熘肉片儿、烩三鲜儿、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炒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儿、烩虾仁儿、烩腰花儿、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耳、炒田鸡，还有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什件儿、炒排骨、清蒸江瑶柱、糖熘芡仁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儿，后面儿还有红丸子、白丸子、熘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饹炸丸子、豆腐丸子、氽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烀肉、扣肉、松肉、罐儿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蜡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煨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氽三样儿、爆三样儿、烩银丝儿、烩散丹、熘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氽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烩长脐肚、烩南荠、盐水肘花儿、锅烧猪蹄儿！拌稂子、炖吊子、烧肝尖儿、烧连帖、烧肥肠儿、烧宝盖儿、烧心、烧肺、油炸肺，酱蘑饤、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熘饹炸、糖腌饯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鳎目鱼、八代鱼、黄花鱼、海鲫鱼、鲥鱼、鲑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儿、扒鸡块儿、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样儿，红肉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菜肴做法
·几道“满汉全席”典型菜肴的做法
◇御龙火锅
【原料】带皮五花猪肉1公斤。大海米150克，水发干贝150克，粉丝150克，酸菜400克，水发黄蘑菇150克，熟火腿150克，水发香菇150克。
【调料选用】料酒40克，精盐2.5克，清汤1.5公斤，酱豆腐两块，韭菜花50克，香菜50克麻油、辣椒油、卤虾油各适量。
【制作及食用过程】
1.用水将带皮五花肉洗净，刮去细毛。用水将香菜洗净，切去根，切成2分长的段。用刀将水发香菇、水发黄蘑菇切成长1寸5分、宽6分、厚1分的片。将粉丝放入盆中，注入开水，浸泡10分钟，涨发好后捞出，剪成长约4寸的丝。用水将酸菜洗净，切去根，切成长1寸5分、宽8分的片。将大海米放碗中，注入开水浸泡20分钟。
2.锅中注入清水，放入猪肉，上火烧开，撇去浮沫，在火上煮至六成烂时捞出，控净水，稍凉后切成长2寸、厚1分的大薄片。
3.火锅中先放入粉丝和酸菜片，然后将猪肉片、干贝、大海米、黄蘑菇片、火腿片、香菇片间隔顺序地码在酸菜粉丝上，注入清汤，加入料酒、精盐对好口味，用炭火烧开，烧10分钟。
4.将酱豆腐放入小碗内，用凉开水研成卤状。将香菜末放入小盘内。将韭菜花、卤虾油、芝麻油、辣椒油分别放入小碗中，同白肉火锅一起上桌。
◇火烤羊肉串
【菜名】[满汉全席]--火烤羊肉串
【原料】 羊后腿肉。
【调料选用】酱油、辣椒粉、椒盐、味精、麻油。
【制作及食用过程】
1、羊后腿肉切成长方片，取十根银钎，一根穿七块羊肉。
2、酱油内加调料拌匀
3、把羊肉平排加在微火上烤，随烤随将酱油刷在肉上，并撒上椒盐，3分钟后，带内呈酱红色，用同样的方法烤背面，两面刷上麻油即成。
◇金钱吐丝
【制作原料】
鲜虾350克,面包100克，面包少许，水发菜50克，猪肥肉50克，马蹄50克，鸡黄清1个,料酒10克，精盐1.5克，干玉米粉15克，花生油1公斤(约耗40克)，花椒盐2克。
【制作过程】
1.将鲜虾去头尾及外壳，挑去沙线，用水洗净；将马蹄拍碎，用刀剁成末；将鲜虾肉及猪肥肉用刀背砸成茸；将面包切成直径1寸分、厚1分的圆形片，其余剁成面包粉。
2.将虾肉茸和猪肥肉茸放入碗中，加入精盐、料酒、玉米粉搅拌上劲，再放入马蹄末、鸡蛋清搅拌成糊，用手挤成直径1寸的丸子，放在面包片上，四周用小刀抹齐。将切好的发菜旋转式地码在虾丸子上。将面包粉过细罗，然后将细面包末撒在虾托上面，用手压实。
3.坐煸锅，注入1公斤花生油，烧至六成热时下入虾托，炸至金黄色时捞出，控净油，放在盘中即成，连同花椒盐一起上桌。
◇双龙戏珠
【 制作原料】黄豆芽,蜜糖,鲜嫩肉末
【制作过程】本作品制作复杂,要有耐心
先将黄豆芽的豆去掉,接着用较粗的针将每根黄豆芽穿孔,将鲜嫩肉末(猪肉最嫩的地方),放进去,(要有耐心),将黄豆芽爆炒,放进盆里,组成两条龙的形状,龙的眼睛是最重要的,画龙点睛,用红色的圆形蜜糖放在头部,加入鸡精就行。营养:黄豆芽可治疗口唇糜烂、口角发炎的病症,等。
其他说法
说法一
“满汉全席”规模庞大，莱肴丰盛，制作程序复杂，工艺颇为考究。该席桌博采烧烤、燕菜、鲍鱼、海参、鱼翅等高级席之精华；襄括点心中油、烫、酥、仔、生、发等六种面性；施展立、飘、剖、片等二十余种刀法；汇聚蒸、炒、烧、炖、烤、煮等烹技；辅助以冷碟中桥形、扇面、梭子背、一顺风、一匹瓦、城墙垛等十数种镶法；衬垫以规格齐全、形状各异的碗、盏、盘、碟等餐具于一席，可谓集烹饪技艺之大成。
“满汉全席”这一名称来源于一段相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和天津献艺的著名相声演员万人迷编了一段“贯口”词，罗列大量菜名，名为“报菜名”，颇受听众欢迎。30年代在北京与张傻子。高德名，绪德贵，汤瞎子一同登台表演的著名相声演员戴少埔擅长这个段子（戴少埔于40年代初逝世于天津），当时仍称这段贯口为“报菜名”。
说法二
“满汉全席”系官场筵席，始于清代，然正史阙佚，仅一些笔记文集有录，名曰：“满汉席”、“满汉大菜）。最初，官场中宴请嘉宾，先吃满菜席，再上汉菜席，谓之“翻台”，盖宾客中有满族和汉族，以适应不同饮食习惯之故。而“翻台”的结果，致使制作满席和汉席的厨师间相互展开竞赛，并汲取对方所长，以求席桌更为精美，嗣后，人们遂将两席的馔肴去芜存精拼一席，故有“满汉全席”之名。
菜单由来
久负盛名的名宴“满汉全席”原来就是这位九省疆臣、三朝阁老、一代大儒阮元所创制的。
这些文人雅士除了帮助阮元翻古纸、究仓籀、勒金石外，亦有佳肴小乐。加之内有名师主厨，外有雅士品味，此时的阮元在饮馔上也就不断花样翻新。他在两广总督任内曾以府菜为基础发展出一道席面，虽不及府菜规模，但也远远超出一般市面上的水平。由于这种席面能兼顾满汉人员的习惯，因此人们便称之为“满汉全席”。孔小姐下嫁阮元时，随孔小姐陪嫁过来的，还有四名厨师。这些厨师个个身怀绝技，深谙孔府烹饪之奥秘。阮元后来仕途一帆风顺，做到如他自书的门联那样：“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由于历任重臣，俸禄充裕，阮元重用着一大批清客幕宾。
由此可见，而今流传的“满汉全席”，便始自阮元。


谢选骏指出：阮元何许人也？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1789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0年授翰林院编修。从上述纪年可以得知，满汉全席出现的时候，是满清的晚期，换言之，“满汉全席”与“满清灭亡”已经相距不远了。从此可以看出，盛宴往往是最后的晚餐。因为，盛宴不一定要被吃掉才算是好的。“全齐了”也就“全完了”。

谢选骏：消除马列主义、完成中国崛起

1950年开始，台湾海峡两岸分裂为两个中国，同时进入军事管制的野蛮时代。两个中国分别投靠外国，残酷压榨自己的人民，苏联的阴谋实现了。国共两党都是苏联培植的，虽然两者的路线有所不同，但都在竞赛着祸国殃民。

网文《真相！是“土地财政”让中国崛起，完成了原始积累》（赵燕菁）这样写道：

……

1.4“土地财政”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基础

西方国家经济崛起的历史表明，效率较低的税收财政，无法完全满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资本的需求。为避开国内政治压力，外部殖民扩张、侵略，便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快速完成积累的捷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之前的发展模式，必然带来扩张和征服，新崛起的国家一定要和已经崛起的国家发生碰撞和冲突。如果不能从发展模式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仅仅靠反复声称自己的和平愿望，很难使其他国家相信中国的崛起会是一个例外。

有人认为全球化的时代的跨国贸易和投资，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选择非武力征服的外部积累模式。尽管这一理论来自西方国家，但他们自己内心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何仍然处心积虑对中国投资和贸易进行围堵。的确，战后一些孤立经济体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依靠国际贸易和投资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也可以复制这样的发展模式。

清末和民国时代的开放历史表明，市场开放对交易双方的好处，并不像“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的那样是无条件的。国际投资和贸易既可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攻城略地，也为国际资本经济殖民敞开了大门，利弊得失端赖双方资本实力——全球化只对竞争力较强的一方有利。为何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处于更有竞争力的一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完善的“税收—金融”体制可以以很高的效率融资，从而取得全球竞争获得优势。因此，通常条件下，推动全球化最力的，往往也是资本最雄厚的国家。

但中国的“土地财政”打破了这一规则，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创造了一个比西方国家效率更高的融资模式。依托“土地财政”为基础的强大信用，中国不仅产品横扫全球，而且出人意外地成为与列强比肩的资本强国。

反倾销历来是发达国家对付其他更发达国家的经济工具，现在却被用来对付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前从来都是城市化发展快的国家资本短缺，完成城市化的国家资本剩余，结果现在反过来，是中国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在这些“反经济常识”的现象背后，反映的实际上都是“土地财政”融资模式的超高效率。

中国之所以能“和平崛起”，真正原因，恰恰是由于“土地财政”的融资模式，使得中国不必借由外部征服，就可以获得原始积累所必需的“初始信用”。高效率的资本生成，缓解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信用饥渴，确保了中国经济成为开放和全球化获利的一方。因此，即使在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初始阶段，中国也比其它任何国家更希望维持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更有动力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土地财政的成功，确保了“和平崛起”成为中国模式的内置选项。

2.理解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

2.1土地财政的问题

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诸多好处，但这一模式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其后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曾经带来过的“大萧条”、“经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必定要将不动产变成投资品。政府打压房价的政策之所以屡屡失效，就是没有按照资本品的市场来管理住房市场。总是想当然地企图让住房市场回归到普通商品市场。“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这就决定了土地，乃至为土地定价的住宅必定是投资品。买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并不是因为没有汽车。同样，买商品房（城市股票）的人，也并非因为没有住房。只要是土地财政，不动产就无可避免地会是一个资本品。无论你怎样打压住房市场，只要其收益和流动性高于股票、黄金、储蓄、外汇等常规的资本贮存形态，资金就会继续流入不动产市场。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梦想的巨额财富积累的故事，成为过去十年“中国梦”的最好注脚。但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不动产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动增加；而没有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房地产如同股票，会自动分配社会增量财富。这是这一功能，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造就了绝望的社会底层。

第三，占用大量资源。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房地产市场首当其冲。同虚拟的股票甚至贵金属不同，不动产为信用基础的融资模式，会超出实际需求制造大量只有信用价值却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楼”甚至“鬼城”。为了生产这些信用，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消耗掉本应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宝贵资源。资本市场就像水库，可以极大地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灌溉更多的农田。但是，如果水库的规模过大并因此而淹没了真正带来产出的农田，水库就会变为一项负资产。

第四，金融风险。既然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风险。股票市场上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上都会出现。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元。虽然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融资在全资本市场上比重的缩小。

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2%。全年土地抵押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增1.12万亿元，远超土地出售收入的减少。这些土地抵押品的价值，实际上都是通过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来定价的。打压房价或许对坐拥高首付的银行住房贷款产生不了多少威胁，但对高达6万亿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却影响巨大。

土地“净收益”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信用的基础。一旦房价暴跌，如此规模的抵押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广泛的破产不仅会毁灭地方政府的信用，而且将会席卷每一个经济角落，规模之大中央财政根本无力拯救。

2.2没有准备的税制转型，无异政治自杀

鉴于“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流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抛弃“土地财政”。谈论抛弃很容易，如何找到替代的融资？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税收财政。

当年美国“土地财政”切换到“税收财政”，靠的是联邦政府放弃土地收益同时地方政府开征财产税。今天中国，土地在地方，税收在中央。如果仿效美国，中央政府就必须大规模让税给地方政府。现在，中央税收刚刚超过11万亿，要想靠退税弥补近3万亿的土地收入和占地方财政收入16.6%的1万亿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还有6万亿的土地抵押融资）。

那么，能否靠增税弥补放弃“土地财政”的损失？在中国，“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其替代者必定是另一种对等的信用。而要把税收变为足以匹敌土地的另一个信用基础，就必须突破一个重要的技术屏障——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中国的税负水平并不低，其增速远超GDP。2012年完成税收达到11万亿比增11.2%。在此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加税的基础根本不存在。

《福布斯》杂志根据目前的边际税率，曾连续两次将中国列为“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但在现实中，中国居民负税的“痛感”远低于发达国家。为什么？不是因为税收低，而是因为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缴税方式。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06%，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如果再减去由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人纳税不过占2%。2012年个税起征点上调后，今年个人直缴的比例还会更低。在严格意义上，中国没有真正的“纳税人”。这就是为什么税收高速增长，居民税负痛感却不敏感的重要原因。

任何一种改革，如果想成功，前提就是纳税人的负担不能恶化。如果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通过直接增加财产税等新的地方税种来补偿土地收入，将足以引发比希腊更加严重的社会骚乱。这种非帕累托改进，对任何执政者而言，无异于政治自杀。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社会暴乱乃至“大革命”都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1862年，美国的税改取消联邦土地收入，改征地方财产税，纳税人从联邦政府处获得财产，然后向地方政府缴税，总的负担没变，收入在不同政府间切换。但在中国这样的税收结构下，就算是中央真的可以下决心减税，也不过是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减税并不能直接进入居民个人账户。因此，对居民人而言，增加财产税就是支出净增加。这样的改革方案，在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

有人也许会质疑，如果不对个人征税，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继续忍受如此高的税负？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资还要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借助土地巨大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其补贴规模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率都变得微不足道。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远大于税负的增长，中国企业才保持了相对竞争对手的优势。

同样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是仰仗地方政府更高的土地收益。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本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税收，中央政府的高税率也就不可持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高房价以及相关的高地价，才造就了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中国制造，才支撑了中国产品持续多年的超低定价。

2.3放弃“土地财政”意味着“改旗易帜”

直接税多一点，还是间接税多一点，并不是哪种税收模式更有效率、更公平这么简单。不同税收模式间，也不是简单的数量替换。税收的方式，决定了国家可能采用的政体：如果增加直接税，政府就必须让渡权利。如果政府不主动让，就会通过社会动荡迫使政府让。

历史上，直接税的征收比间接税的征收艰难得多。发达经济为了建立起以直接税为基础的政府信用，无不经历了漫长痛苦的社会动荡。这是因为即使税额相等，不同的税制给居民带来的“税痛”也会大不相同。

英国个税源于小威廉﹒皮特时代的1798年“三部合成捐”，几度兴废，直到1874年威廉﹒格拉斯顿任首相时，才在英国税制中固定下来。其间长达80年。德国从1808年普法战争失败开始，经历长达80余年，到1891年首相米魁尔颁布所得税法才正式建立。美国在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后开征所得税，1872年废止。总统塔夫脱再提个税开征，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直到1913年第16条宪法修正案通过，个税才得到确认。期间也长达数十年。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宪政改革是开征直接税的必要前提。历史上，无论英国的“光荣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无不同直接税征收密切相关，最终的结果都是宪政改革。这是因为在所有的税种中，个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一旦转向直接税，宪政改革就不可避免。竞争性的民主就会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就像缴交物业费的小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动摇。

谢选骏：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成为最大的恶霸地主，得以残酷掠夺攫取了大量国民财富，但是这种超经济的“枪杆子经济”，是无法转型为完全的市场经济的，也无法实现技术创新的社会。而完全的市场和创新社会的出现，就会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零和游戏。马列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只会压榨中国，而无法帮助中国完成崛起的。“十九世纪的基础是种族”，“二十世纪的基础是阶级”，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束了十九世纪的种族斗争，二十一世纪的天下一体运动（全球化），也将结束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的中国将结束，天子哲学的中国将胜出。

谢选骏：屋大维的虚无主义

关于“盖乌斯·屋大维”的词条这样说：
奥古斯都（古罗马帝国开国皇帝）一般指盖乌斯·屋大维。
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拉丁语：Gaius Octavius Augustus，公元前63年9月23日—公元14年8月19日），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Gaius Octavian Thurinus），后三头同盟之一，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君主，元首政制的创始人，统治罗马长达40年，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屋大维是恺撒的甥外孙，前44年被恺撒指定为第一继承人并收为养子。前43年，恺撒被刺后登上政治舞台，与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前42年与安东尼在腓力比之战中打败共和派首领布鲁图和喀西。前36年，他剥夺雷必达的军权，后在阿克图海战打败安东尼，消灭了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回罗马后开始掌握一切国家大权。前30年，被确认为“终身保民官”，前29年获得“大元帅”称号；前28年被元老院赐封为“奥古斯都”（意为神圣伟大）。并改组罗马政府，给罗马世界带来了两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
屋大维曾先后获得执政官、保民官、大祭司长等职衔，实为罗马皇帝。为加强统治，对军队进行改革，实行雇佣兵制度；建立禁卫军，驻守罗马和意大利。对外继续扩张，向西完成对西班牙的征服，向北推进至多瑙河、莱茵河一线。他善于审时度势、进退有节，处事机智果断、谨慎稳健。他所采取的一系列顺乎形势的内外政策，开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为帝国初期的繁荣打下基础。公元14年8月，在他去世后，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列入“神”的行列。
崛起行伍
屋大维具有良好的家庭出身，其祖上多是显赫的贵族，并担任过各种官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奥古斯都生于罗马，原名盖乌斯·屋大维乌斯·图里努斯（Gaius Octavius Thurinus）。其父亲盖乌斯·屋大维乌斯 （Gaius Octavius）来自一个尊贵但是并不出名的骑士阶级家庭，他在公元前58年逝世前是马其顿的总督。更重要的是，其母亲阿提娅是罗马最伟大的将领与实际统治者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女，凯撒领养了屋大维，并经由遗嘱指定其为第一继承人。
安东尼指控屋大维是靠充当娈童讨得凯撒欢心收养他的。罗马历史学家苏埃多尼乌斯（Suetonius）分析安东尼的指控是想泼屋大维脏水。身为凯撒的养子，依照罗马的习惯，屋大维乌斯因此接受了新的名字：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亚努斯（此后被称为"屋大维"）。屋大维从小就认真勤勉地学习演说术、人文学科和希腊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他还曾受命为凯撒的骑兵队长一年，并参加了凯撒与庞培的内战，后来被凯撒送阿波罗尼亚去接受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并负责帕提亚的军队。这些锻炼磨砺了他的意志品格，让他熟悉了军队，为日后开展军事斗争奠定了基础。
前44年3月，恺撒被刺杀时，屋大维正在阿波罗尼亚军中。他年方十八，那些对手们常常下意识地轻视这个年青人。面对混乱危险的形势，他没有逃避或鲁莽行事，迅速返回了罗马。凯撒在遗嘱中明确过继屋大维为继子并继承其财产，但他的亲属们因为惧怕凯撒的仇人而劝他放弃这一切，但他毅然接受了凯撒的过继。他反覆强调自己是恺撒的儿子以唤起人们对他的好感，改名为盖乌斯·优利乌斯·凯撒·屋大维亚努斯。这一果断的决定为他赢得凯撒派的支持，战胜共和派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元老院和军队中拥有大量凯撒的旧部，许多民众也曾受过凯撒的恩惠，因此对屋大维的支持不遗余力，这是他独具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屋大维的这一选择是他步入政坛的标志，也是赢得内战的前提。
三头内战
凯撒被刺后，屋大维行军到意大利，并招募恺撒旧部扩充军队。到罗马后，他发现首都掌握在谋杀恺撒的共和派，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与卡西乌斯手中。内战初期，屋大维争取安东尼的支持失败，便利用元老院与安东尼的矛盾，转而投向元老院。他通过讨好西塞罗赢得了元老院的支持，与执政官一起取得了穆提那战役的胜利，然后又强迫元老院选举自己为执政官。这时，逃到东方的布鲁图和喀西约通过在叙利亚和马其顿的扩张，很快征募了9万多名士兵和大量舰船、金钱，随时准备进军罗马，凯撒派与共和派的决战剑拔弩张。安东尼迅速与雷必达、普隆卡等凯撒派将领联合起来。屋大维也意识到自己必须与凯撒旧部联合，便通过各种途径试图与安东尼和解。公元前43年11月，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三人正式建立后三头同盟。11月底，后三头带兵进入罗马，发布“公敌宣告”，大肆清洗杀害凯撒的凶手和个人的政敌，并趁机聚敛财富。公元前43年，屋大维和安东尼在腓力比之战中彻底击败共和派，屋大维达到了为凯撒复仇的目的。屋大维的大军取胜，而布鲁图与卡西乌斯自杀（公元前42年）。于是屋大维返回罗马，同时安东尼前往埃及。
公元前42年，小庞培切断了海外对罗马的商品供应，使罗马粮价大涨，造成饥荒和混乱，让屋大维受到了民众的指责。他在安东尼、雷必达的支援下，经过艰苦努力，最终打败小庞培。恢复了陆地上和海上长期以来被破坏了的和平，赢得了人民的广泛赞誉。随后，他派人肃清了意大利和罗马的盗贼，稳定了社会治安，他尽职尽责地履行执政官的义务，并妥善安置了退伍士兵，稳了社会，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修复或新建神庙，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在边防事务方面，他派人恢复阿非利加、阿欧斯塔河谷等地的秩序，并征服了伊利里亚。这些政绩和胜利大大提升了屋大维的威望，人们甚至推选他为终身保民官。获得民众的支持，赢得全意大利的拥护，进而利用罗马国家的统一机构，既是屋大维提升自身实力的方法，也是他打击对手的有力手段，这集中体现在他与安东尼的较量中。
安东尼是屋大维最强劲的对手，也是他最重要的同盟者。安东尼曾是恺撒手下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军队和平民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 与安东尼联合，是屋大维战胜共和派、消灭小庞培的重要条件。但在夺取罗马最高权力这一问题上，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腓力比之战使得他们之间的冲突逐渐激烈。他林敦和约签订后，屋大维管理罗马的西方，安东尼则统治着东方，两人的综合势力旗鼓相当。安东尼渐失民心是他失败的关键原因，也是屋大维逐步取胜的重要条件。公元前35年，安东尼消灭了逃到东方的小庞培的残余力量，并将其处死，这使他成为了拥护庞培的人的死敌。公元前37年，安敦尼与埃及托勒密王朝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即埃及艳后）正式结婚，并公开宣称要把利比亚、腓尼基、叙利亚、西里西亚、阿美尼亚和尚未征服的帕提亚赠给埃及女王及安东尼与她所生的子女。 他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罗马的习俗，损害了罗马人民的利益，激起了罗马人民的强烈不满。屋大维趁机对此大肆渲染。公元前32年，屋大维将安东尼的遗嘱公布于众。安东尼在遗嘱中肯定了凯撒里昂的合法性，明确要将罗马东部的省份传给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这引起了罗马人民的公愤，他们褫夺了安东尼的一切职权，宣布他为公敌。同时，罗马人民宣誓向屋大维效忠。
安东尼忙于东方的战事及与克里奥帕特拉风流；屋大维在罗马广结人心，巩固权力，布谣中伤安东尼：安东尼越来越像个埃及人而非罗马人。局势越来越紧张。终于在公元前32年，屋大维向安东尼宣战。不久战事就见分晓：在希腊西岸的阿克提乌姆湾，屋大维打败安东尼。安东尼逃往埃及，与屋大维再战，但又再败，最后自杀。克里奥佩特拉自杀。而小凯撒则被屋大维无情杀死，以免影响其为凯撒惟一继承的身份。
屡加头衔
阿克提姆海战之后，屋大维已经扫清了他前进的一切障碍。经过多年内战以后，罗马几乎成了没有法律的国家，但罗马并不愿接受一个专制君主。屋大维很聪明。首先，他解散了军队，进行选举。结果屋大维当选执政官，即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行政官。公元前27年，他在官方场合表态要还政元老院并让自己的势力退出埃及。元老院不仅拒绝他的请求，还授予他对西班牙、高卢、叙利亚的统治权——此为罗马兵力最富的三省。随即元老院授予其“奥古斯都”（Augustus）的称号。这个称号和古代宗教有关，据说语源为“权威”（auctoritas）并和视者（augur）的灵践有关。在当时人的宗教信仰中，这个称号意味着持有者拥有超越人的权威且任何章程皆不能对其地位性质定义。此外，这种用来巩固屋大维权力的特别办法也让其即将来临的帝制与其还是个人时的恐怖统治判然分开。此外，他还被确认为终身保民官、宗教事务中的大祭祀长，获得了“国父”、“大元帅”等崇高的荣誉。他还谦虚地称自己是罗马的第一公民，即元首。
这些事情在罗马政治传统中都是非常之举。然而当时的元老院早已非昔日刺杀凯撒之贵族们的元老院。安东尼和屋大维清洗干净了元老院的异己势力，并将其党羽遍布元老院。屋大维深谙执政官并不保证他的绝对权力。公元前23年，他辞去执政官职，接受其他二职。
一为保民官职（tribunicia potestas），于是其可以任意干预元老院并在元老院之前决断。因为保民官职通常处理民事，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
二为“统治大权”（imperium proconsulare maius 高于诸总督的权力），这给予他在领土管理的任何事件上有最高权威。普遍认为奥古斯都在前23年里披上了黄袍。然而，他仍使用第一公民（Princeps）这个称号。前13年，雷必达死，奥古斯都加“大祭司”号（Pontifex Maximus）。
统治罗马
奥古斯都凭极大胆的手腕夺取了政权，用极审慎的智慧统治着罗马。罗马给了他近乎绝对的权力，他给了罗马四十年的国内和平与持续增长的繁荣，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他创立了罗马第一支常备军（包括海军），并把军团驻扎在边境，以防止他们干预内政。另创立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卫戍京畿并保卫皇帝本人。他还改革了罗马的财政与税收制度。
奥古斯都没有发动过大规模战争。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19年的北西班牙山区战役以顺利征服该地而告终。经历高卢骚乱的反复，阿尔平地区亦被征服。罗马的疆域扩展至多瑙河的自然疆域，加拉提亚省被罗马占领。公元后9年，条顿堡森林伏击战罗马失利。自此罗马向西部日耳曼的扩张停止。此后他接受莱茵河为帝国的最终边界。在东方，罗马吞并了亚美尼亚和高加索，而扩张中止于帕提亚帝国的边境。
在内政上，奥古斯都使用从帝国聚敛来的巨大财富提供给军队优厚的待遇；他装潢首都，大兴娱乐活动以愉悦罗马市民。其自夸“一座砖城在我手里变成了大理石的城市”。他建造了新的元老院会所（Curia），建造了阿波罗神庙与尤利乌斯神庙。他还在大角斗场（Circus Maximus）附近建神龛。据载，卡披扥里乌姆（Capitoline）神庙和庞培剧院（建时未署此名）俱为奥古斯都营造。其建立了交通部，并完成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促进了帝国的通讯、贸易及邮政。奥古斯都还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消防队。其还在罗马建立了一支常规警力。罗马统治者通常对经济无知，奥古斯都也不例外。包括奥古斯都在内的罗马皇帝都把从农业上征来的重税花费在军队、庙宇及娱乐方面。一旦帝国不再扩张，没有战掠品，经济就开始停滞并最终衰退。奥古斯都之治按这个视角看来也就是帝国权力与繁荣的最高点。奥古斯都曾试图安置老兵务农以复兴农业，但收效甚微。首都仍依赖埃及进口的粮食。
奥古斯都强烈鼓励对罗马神祇的崇拜，尤其是阿波罗。其把罗马战胜埃及叙述为罗马神战胜埃及神。其赞助维吉尔的埃涅阿德就是怀着提高罗马先人声望之目的。奥古斯都还整顿世风，赞美婚姻、家庭与生育；攻击奢侈、豪庶婚、滥交和通奸，但成效不大。
奥古斯都还是文艺保护人。他帮助诗人、艺术家、雕塑家与建筑家。他的统治时期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在其保护下，贺拉斯、李维、奥维德与维吉尔脱颖而出。这些人士赞美其天才，以接近其标准，以免被逐。奥维德就因伤风化（奥古斯都的标准）而被放逐。他赢得了几乎整个罗马知识界的赞誉，尽管很多人私下仍追念共和国。他运用娱乐和庆祝其本人与其家族节日的手段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奥古斯都死时，罗马已经不可能回到共和国，唯一的问题是谁继承奥古斯都。
权力继承
奥古斯都的权力控制，遍及整个帝国，是如此绝对，以致被允许自行指定继承人，罗马自从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民主习惯已被抛弃与嘲笑。起初，其属意其姊妹的儿子玛尔凯路斯，此人曾经迎娶奥古斯都的女儿朱莉娅·凯撒里丝。可是，玛尔凯路斯在公元前23年死于食物中毒。后来历史学家批评这个中毒事件，以及其后来的去世，是因为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下毒，但并不能证明为实。
玛尔凯路斯去世之后，奥古斯都将其女儿嫁与其左右手，马尔库斯·阿格里帕。两人生了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与两个女儿：盖乌斯·凯撒，路奇乌斯·凯撒，维普撒尼娅·朱莉娅，大阿格里皮娜，以及波斯图姆斯·阿格里帕，如此命名因为这些孩子生于玛尔库斯·阿格里帕死后。奥古斯都领养最先两个孩子作为他自己的儿子时，他明显有计划使他们作为他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十分爱护其养子。而与莉薇娅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尼禄·克劳狄乌斯·杜路苏斯·日耳曼尼库斯与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奥古斯都亦甚为重用，让其两人去征服一大部分的日耳曼。
在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死后，莉薇娅的儿子提贝里跟自己的妻子离婚，而且迎娶阿格里帕的遗孀。提贝里分担奥古斯都的保民官职权，但是不久之后退隐。盖与路奇分别在公元前4年与公元前2年逝世，以及他的弟弟杜路苏斯逝世（公元前9年）之后，提贝里被召回罗马，并被奥古斯都所领养。
在公元14年8月19日，奥古斯都逝世。波司图姆斯·阿格里帕与提贝里曾经被指定为共同的继承人。然而，波司图姆斯却被放逐，而且在不久后被处死。谁下令将其处死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对提贝里来说，这清除了其继承养父权力道路上的阻碍。
军事举措
屋大维在内战中打了很多胜利的战役，这与他的统治特点也不无关联。首先，作为当时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国家，罗马拥有很高的经济水平，物质富足，人丁兴旺，军队的体能素质自然是他地望尘莫及的。在此基础上，屋大维注重军队的培养，经过多年征战，军队战斗经验丰富、战斗谋略高超，身体素质高，令他军节节败退。此外，屋大维重视军队装备的购置和提高，这些方面都为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屋大维本人拥有智慧的头脑，熟悉擅长军事谋略。能够针对不同真逗清醒提供有效的应对方案。在地形观察上，屋大维擅长侦查有利地形，分析驻扎位置的优劣，使军队占尽“地利”。最后，屋大维军事谋略丰富，能提供丰富多样的作战方式，不拘泥于传统作战方式，执行能力强，目标坚定。因此，这是一种以积极进取、果敢行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特征的攻势歼灭战略。在军事策略方面，屋大维善于采用分化孤立策略，他运用过人的计谋让数量众多与此同时，为了孤立、分化敌人，屋大维运用谋略和计策分化瓦解了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心猿意马的其他部落。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他当时绝大部分军队驻扎的叙利亚、近西班牙和山北高卢的“行省军务督察权”，为期10年，后来这个期限又得到延长。屋大维凭籍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引进比较确定的报酬制度，在军队中逐渐建立起严格的纪律。“他使军队的指挥机构完全听命于元首个人，所有的军人必须意识到，只有奥古斯都才能流帅军队，只有他才能决定每个人的升迁默徙。所有在职的军官都是他的下属。
在屋大维统治时期，罗马配备了常备军。此外，屋大维同时创立了禁卫军保帝制的安全。最后，屋大维将军事制度进行改革，从此罗马军队在世界名声大噪。
注重民心
虽然屋大维重视军事统治，但在民众中也实行了亲民政策，实行仁政，获得了罗马帝国民众的心。民众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基础，屋大维的登基即使他自身能力的体现，更是民众对和平时代的希冀。
在罗马内战时期，屋大维实行仁义政策。政策的表现主要在以下方面 ：第一，屋大维大赦天下，将部分特殊性指令全部取消，民众又获得了安逸的生活环境，不再为战乱提心吊胆，屋大维的这个举措就俘获了很多民众的心。第二，屋大维在统治期间的特点是敢于放权，他“把行省与军队交给顺从点的薪水阶层进行管理，从而成功地使之规范化”。第三，屋大维善于与他国邦交，对于参加埃及战争的意大利境内的盟国，他“用赠品帮助他们，用新的建筑美化他们，并为他们设计一种邮寄邮票的方法。”
元首政治
罗马的经济发展也需要相匹配的政治制度为依托，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原本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限制了经济进步。屋大维考虑到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对政治制度进行了革新。屋大维在罗马帝国开创了元首制，对军事、经济、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独裁，这一行为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披着民主外衣的君主”。在元首制的实行下，罗马帝国的经济取得飞速进步，顺应了时代发展，罗马帝国在一定时期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强大帝国。这不但是一名君主的远见卓识，更是一代英雄的英明举措。
屋大维的元首制是在共和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约一座新型的国家管理机构的大厦，他在改造旧机构利用旧机构的同时，又赋予它们许多新跳权力。在罗马中央政府中，正式形成了以元首为中心的杠力体系，这是元首制区别于共和制的根本所在.从属于元首的一个重要机构是元首顾问会议它是由高级官吏和十五位元老组成，专门讨论拟定提交给元老院的决议草案，平时为元首出谋划策，但它有许多随意性，是一个临时的机构，参加的人员因元首的需要不同而随时更换。元首下面还有一个复杂的行政机关，它包括从属于元首的中央办公厅及其许多官职。中央办公厅是处理屋大维家庭事务的机构，它包括消费经办人、秘书、医生、厨师等。其它零散的机构有粮食供应委员会、公路委员会，供求委员会，河道管理委员会等。
地方行政
在罗马地方组织机构中，行省的职能至关重要。行省是指被罗马人征服的地区，享有许多自治权。元首制时期，加强和完善了行省的管理机构。屋大维将那些征服较早，社会比较稳定、罗马化程度较深的行省交给元老院管理，将那些征服较晚，社会比较动荡的行省亲自管辖。行省总督是行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主要职责是征集税收和执行司法。总督下面有一个配合总督完成管理任务的班子，他们是兼职的行政人员，犹如业余行政官员。这个小领导班子的任命大都由总督自己完成，在行省中除总督及一套班子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财务督察使，这是常设的官职，负责监督总督的财务税收工作。行省中另一个重要管理机构是行省议会，它的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举行宗教仪式，履行元首崇拜的任务；二是对行省总督加以监视，这恐怕是元首创设议会的本意。
社会
屋大维的成就不但体现在征集和经历的繁荣上，他在城邦建设和设施建设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罗马城市中，屋大维对首度进行了修葺，设置众多娱乐活动，丰富民航总的业余生活。对此屋大维曾骄傲的说道 ：“一座砖城在我手里变成了大理石的城市”。此外，屋大维建造了新的元老院会所，建造了阿波罗神庙与尤利乌斯神庙。
在城市运输业方面，屋大维创建了交通部，并结合城市规划制定了庞大便利的交通网。这个伟大的措施将罗马在通讯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自此，罗马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城邦，而是一个四通八达的繁华大都市。最后，屋大维在城邦内创建了一支常规警力军，用来维护城邦繁荣局面下的社会秩序。
文化
屋大维对罗马文化的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统治期间，屋大维对诗人、艺术家、雕塑家和建筑家进行了保护。在屋大维的支持下，该统治时期成为罗马文化的黄金时代，众多优质艺术家脱颖而出，其中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贺拉斯、李维、奥维德与维吉尔等。
人物评价
屋大维死后，马上被列入神的行列并被神格化。其借名凯撒和他的称号奥古斯都都成了未来四百年罗马统治者的永久性称号。1400年后的拜占庭帝国还在使用这个称号。20世纪早期的德意志皇帝号Kaiser与沙皇号Tsar都是从他的名字衍生而来。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在4世纪奉基督教为国教，奥古斯都神一直是罗马人的崇拜偶像。所以今人仍可以见到许多精美的奥古斯都雕像和半身像。奥古斯都的陵墓原先也有铭刻着“奥古斯都神的功业”（Res Gestae Divi Augusti）的青铜柱。
许多人认为屋大维是罗马最伟大的皇帝。其政策无疑大大延长了罗马的寿命，并开启了罗马的盛世，即“罗马和平”（或称“奥古斯都的和平”）。奥古斯都风度翩翩，仪容端庄，并且处事机警，悟性很高，能断大事，是极狡猾的一名政治天才。可他并不像其养父恺撒或和其对手安东尼般光彩照人。奥古斯都的名声并没有这两个人般响亮。虽然后人更常将其和朱利乌斯·凯撒混为一谈，但其留给后人的遗产比其他两人更持久。
回顾奥古斯都的统治和他留给罗马的遗产，他的高寿绝对不能忽略，这是由他而始的帝制能够长久的关键因素之一。除了第一政治（Principate）外，其臣民不知道还有其他制度。要是他死早了（比如前23年），事情可能就大不一样了。罗马共和国寡头政治时期的连年内战和奥古斯都的长寿，是罗马由共和制转为帝制的决定性因素。[10]  奥古斯都个人的城府、忍耐、手腕和他如日中天的的政治声望也起了一定作用。其创制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以后的帝国政策：维持常备军并屯军于边，皇位的继承原则与方式，使用皇帝的经费装潢首都。其最重要的遗产是给了维持帝国在未来两百年和平与繁荣的制度。在帝国时代，他的行为被奉为明君典范。虽然后世罗马皇帝都袭用“恺撒·奥古斯都”的称号，但只有少数人真正配得上。
雷劈雕像
关于奥古斯都的神迹传说有很多，比较常见的一个是在奥古斯都病重之际，奥古斯都的雕像遭到雷劈，导致名字中的凯撒Caesar的字母C与aesar分开，aesar在某些少数民族语中就是神的意思，雷劈之后40天奥古斯都死亡，迎合了C字母（代表40这个数字），另外奥古斯都死前梦见自己被四十个骑士青年抬出房间也迎合了这个数字，当然更无聊的是奥古斯都死后，抬着他的果然是40个骑士。
条条大路通罗马
屋大维统治罗马43年，他死于公元14年。这以后将近200年里罗马政局稳定，经济、文化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被称为“罗马的和平”时期。四通八达的道路把罗马大帝国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整体，罗马是罗马帝国的中心。“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就形象地描述出罗马帝国当时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的景象。
父母
盖乌斯·屋大维，屋大维的生父。
尤里乌斯·凯撒，本是其舅公，后来成为其养父。
阿提亚，凯撒外甥女。
姐姐
大屋大维亚，同父异母，其父与前妻安卡利亚所生。
小屋大维亚，同父同母，后嫁给了马克·安东尼。
妻子
克劳狄亚·普尔塔，马克·安东尼养女。
斯克里波尼亚，塞克斯图斯·庞培妻子的姑母。
利维亚·德鲁苏拉。
子女
提比略·尼禄，第二任皇帝，收养。
朱利亚·凯撒里斯，唯一的亲生子女，由斯克里波尼亚所生。
盖乌斯·凯撒，本为其外孙，收养。
卢奇乌斯·凯撒，本为其外孙，收养。
相关著作
奥古斯都著有《功德录》(Index reruma se gestarum)，一般称为《行述》（Res Gestae）。
奥古斯都还著有一些文学作品，但并未传世，其中包括一部自传，一首关于西西里的诗作，讽刺短诗和一部悲剧（《埃阿斯》）的部分内容，后者被他毁掉。提比略即位时，许多行省将《行述》的抄本摹刻于石上，其中大部分内容得以留传，即所知的“安奇拉铭文”（Monumentum Ancyranum）。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面的词条说的并不准确，因为奥古斯都屋大维还不是皇帝，而只是元首，皇帝是罗马帝国后期才产生的称号。但是谁又能把屋大维和虚无主义联系起来呢？我能。这是因为，上面的周转安吉忘记了屋大维的一个著名段子——屋大维临死的时候，要周围的人鼓掌为他送行，说是因为要祝贺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喜剧演员，扮演了一生的领袖人物。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屋大维是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什么也不真信，把一切都看作是“做戏”，他是一个无耻的骗子，可以获得全项的“奥斯卡金像奖”。确实的，在生活中，越是无耻的人，所获得机会就越多。当然，还是要好好掩饰这一点秘密，要让别人觉得你“有耻且格”。屋大维成功地做到了这两点。这一成功是基于常人的弱点。一般人为人处世的时候，遇到阻力就会停顿下来，并把不遗余力进行努力的人说成是无耻之徒，以便掩饰自己的胆怯。他们常常用自己的猜度去代替事实，结果就会半途而废、“迷途知返”、功败垂成。但内心无耻的人不会，他们会采用“试错”的方法抑制探索底线何在，而且可以暗度陈仓、巧取豪夺。这就是“屋大维的虚无主义”。

谢选骏：日本为何能够创造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王彬彬）说：
一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 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二
语言中的词汇， 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 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 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四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像是也不鲜见。 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五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
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他首先强调了新学语输入之必要，在怎样输入的问题上，则表达了这样几种看法：
（一）他强调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如译“idea”为“观念”，译“intuition”为“直观”，就未能尽传原意。但这也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限，是无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日译，比起中国人的译法，仍然要合理些。两害相权，还是应该借用日译。
（四）他指出了日中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这其实还是在批评严复。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
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说日本已有译语并非随意造作之词，而是“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才最终确定，这颇合实情，同时也为中国人借用日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译西文术语时，日本人习用双字和双字以上的词组，因此比中国人的习用单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意，也真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实际上，王国维这篇文章，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日本译语在中国全面获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上，西方术语多用音译。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选择得绝妙，所以能站住脚。对“Logic”，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译作“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流行，而且“逻辑”这个汉语词，也传入了日本，在现代日本著作中，这两个字也常出现，但注“logic”的日语译音。在日本，“逻辑”一词，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这当然很耐人寻味，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逻辑”这个音译术语，似乎是严译术语中最有生命力的，——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值得探究的“逻辑”。
严复和日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日本近代学人。至于汉文，日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严复的汉文造诣，无疑远在日本学人之上，但严复却败给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正在于汉语是严复的母语。因为是母语，所以对其语意有精细的体察和深切的理解，而这也就成为一种束缚，翻译起来便被汉语原意牢牢限制。而对于日本学人来说，汉语再精通，也毕竟只是一种外语，对汉语他们决不会怀有严复那般的感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驱遣汉语。日本学人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可以根据需要而赋予汉语新义，可以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可以让一个汉语词来传达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玩味那些日本学人的译语，感到他们对汉字汉语真是挥洒自如，而严复却难以达到他们这种程度。
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未能传达原意，只是把原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毋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也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
严复着力追求译文之美，刻意讲究“立名”之雅，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当时，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且说：“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面对这种诘难，严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有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严译术语虽然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但并不意味着严译在整体上是失败的，也不能说严复对译文之美的追求是没有道理的。今年，是严译《天演论》出版100周年。100年前，当《大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这首先也是与严复译笔的优美分不开的。人们争读严复译作，半是寻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学的守旧者，也禁不住将严译当作美文来欣赏。由于中国的情形与日本不同，严复对译文与日本学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启超翻译日本小说《佳人之奇遇》当作日语“外来语”输入中国的开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日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 具体地说，当“政治”。“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 因为本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 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谢选骏指出：让我来尝试回答一下作者的问题。作者没有理解到，日本就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所以与其说“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不如说“在大陆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作为海洋中国的日本”。日本为何能创造现代汉语？因为满洲人阻断了中国的民间交流，而满洲人自己有没有能力组织中文的发展进程，这样，在华人的各自为政之下，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文化市场，不仅没有向更晚开放的日本输出新的汉字词语，反而被后来居上的日本人主导现代中文词组的形成过程。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的中国依然存在，现在的中国文化圈，即使不算日本，实际上也分裂为三块——大陆、台湾、香港。我这可不是台独、港独言论，因为明摆着，许多中文词汇，都有三种不同的译法！分别来自大陆、台湾、香港。这是因为，虽然辛亥革命已然百年，中国现在依然处于满清残余势力的统治之下。正是中国的的野蛮化和分裂化，使得日本能够创造现代汉语。

谢选骏：日本的汉字译言是中国文明的产物

“知乎”上有关“日本外来词影响中国”的讨论中，有人指出：

上海的学者白珉写过一个帖子《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这个帖子在网上很容易搜索到，非常有利的反驳了汉语里大量词汇来自日语的说法，经过学者们鉴别，许多我们误以为是日本汉语词汇的原来是唐朝跟随佛经传入日本后我们近代一些白话文学者学回来，还有一些科技词汇是明末和清末一些有识之士和传教士们共同翻译的汉语词汇传入了日本又传了回来，也被误认是日制汉语词汇，经过统计，汉语里的日制汉语词汇只有那么区区小几百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夸大成70%，要知道一个大学文化的中国人的词汇量最少也有10万，而78年-02年中国新增汉语词汇2万个，都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比如“电脑”，“手机”什么的都翻译的让日本人钦佩不已。
“关于物理这个词你看看人家是怎么考证的。”
“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算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
物理居然被人说成什么格致，这就是无知的人以讹传讹。
【“词尾以“主义”、“论”、“化”、“式”、“力”，或词头为“泛”等等构成的新词，如：～主义、～论、～化、～式、～力、泛～等等，全应该属于日语外来词。】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这样的观点有着自身无法解释的矛盾。比如，持这样观点的公认“哲学”一词是日本人利用汉字创作的新词典范，属日本外来词。但是，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而且，这样的构词法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因此，所谓“词尾以‘主义’、‘论’、‘化’、‘式’、‘力’，或词头为‘泛’等等构成的新词，均属于日本外来词”的观点，也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日本在战后（也许是明治维新后），性格大变，从一个热衷将西方词语翻译成汉字词的民族变成了一个极端厌恶汉字词的民族，直接就将西方科技词汇直接用假名拼写，再也不学他们的祖先那样绞尽脑汁的翻译成汉语词汇了，这种感受只有去日本留学的留学生有所感触。不信，我将一些日本化学词汇发给大家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日语 英语 汉语
　　水酸 hydroxy 羟
　　チオール thiol 硫醇
　　アミノ ammonia 氨
　　カルボキシ carboxyl 羧基
　　アミド amide 酰胺
　　スルホンアミド sulfolipid 磺胺
　　スルホ sulfo 磺基
　　アルキル alkyl 烷基
　　二トリル nitrile group 腈基
　　カルボン酸エステル carboxylate 羧酸酯基
　　アルコキシ alkoxy 烷氧基
　　フルオロ fluoro 氟
　　メトキシ methoxy 甲氧基
　　フェニル phenyl 苯基
　　アクリル acrylic 丙烯
　　エチル ethyl 乙基
　　ベンズアルデヒド benzaldehyde 苯甲醛
　　プロピオン propione 二乙基甲酮
　　ヒドロキシ hydroxy 羟基
　　オクタン octane 辛烷
　　チオール thiol 硫醇
　　クロロ chloro 氯基
　　メチル methyl 甲基
　　ブロモ bromo 溴基
　　フェノール phenol 苯酚
　　プロピル propyl 丙基
　　チアゾール thiazole 噻唑
　　アミン amine 胺
　　アセトフェノン acetophenone 苯乙酮
　　エタノール ethanol 乙醇
　　ジェチルエーラル diethylether 二乙醚
　　ヘキサン hexane 己烷
　　ジメチル dimethyl 二甲基
　　プロパン propane 丙烷
　　オン ketone 酮
　　安息香酸 ethyl benzoate 苯甲酸乙酯
　　酢酸 acetic acid 乙酸
　　ベンゼン benzene 苯
　　ナフタレン naphthalene 萘
　　シリカゲル silica gel 硅胶
　　カラム column 柱
　　クロマトグラフィー chromatography 色谱
　　メタノール methanol 甲醇
　　ジイソブチル di-isobutyl 二异丁基
　　アルミニウム aluminum 铝
　　チオ sulfur 硫
　　ナフト naphtho 萘并
　　プロパンアミド propanamid 丙酰胺
　　ピリジン pyridine 吡啶
　　塩化プロピオニル 丙酰氯
　　テトラヒドロフラン tetrahydrofurar 四氢呋喃
　　ジメチルビフェニル dimethylbiphenyl 联甲苯
　　ボロン boron 硼
　　トルエン toluene 甲苯
　　アルゴン argon 氩
　　ホスフィン phosphine 膦
　　パラジウム palladium 钯
　　フェノキシ 苯氧
　　ベンジル benzyl 苄基
　　オキシ 羟基、氧
　　アルコル alcohol 乙醇
　　トリエチルアミン triethylamine 三乙胺
　　マグネシウム magnesuim 镁
　　ジメチルスルホキシド dimethyl sulfoxide 二甲亚砜
　　ブトキシ butoxy 丁氧基
　　カルボニル carbonyl 羰基
　　インドール indole 吲哚
　　カルボン酸 carboxylic 羧酸
　　ジイソブチル diisobutyrin 二异丁基
　　クエン酸 citric acid 柠檬酸
　　ベンゾチオフェン benzothiophere 苯并噻吩
　　メチルベンジル methylbenzyl 甲苄基
　　ベンジルオキシ benzyloxy 苄氧基
　　ビフェニル biphenyl 联（二）苯
　　ジメトキシフェニル dimethoxy biphenyl 二甲氧基联苯
　　プロペン酸 crylic acid 丙烯酸
　　ジメトキシ dimethoxy 二甲氧基
　　ベンズアルデヒド benzal dehyde 苯甲醛
　　ベンジルアルコール benzyl alcohol 苄醇
　　トリブチルホスフィン tributyl phsphine 三正丁基膦
　　メタン methane 甲烷
　　ジオキソラン 二氧杂戊环
　　ヨウ素 idine 碘
　　シラン silane 硅烷
　　アセトニトリル acetonitrile 乙腈
　　グラジエント gradient 递减
　　アンモニウム ammonium 铵
　　トリフェニルホスフィン 三苯基膦
　　イソブチル isobutyl 异丁基
　　チオ尿素 硫脲
　　ジメチルホルムアミド dimethylformyluracil 二甲基甲酰胺
　　フェニルエタノン phenylethanone 苯基乙基酮
　　イソプロピル isopropyl 异丙基
　　ヘキシル hexyl 己基
　　ブチル butyl 丁基
　　臭化水素酸 氢溴酸
　　エーデル ether 醚
　　フェニルアセトアルデヒド phenylacetaldehyde 苯乙醛
　　ｍ－クレゾール m-cresol m-间甲酚
　　キノリン quinoline 喹啉
　　塩酸 muriatic acid 盐酸
　　ジメトキシエタン 乙二醇二甲醚
　　ホウ素 boron 硼
　　ベンゼン benzene 苯
　　ブロモベンゾイルクロリド benzoyl chloride 苯甲酰氯
　　ホルムアミド formamide 甲酰胺
　　ナフチル naphthyl 萘基
　　ナフタレン napthalene 萘
　　ホルミルフェニル 甲酰苯
　　テトラキス 四
　　セライト celite 硅藻土
　　ベンジルブロミド benzyl bromide 苄基溴
　　アニリノ anilino 苯胺基
　　アニリン anilin 苯胺
　　セシウム cesium 铯
　　トリス 三
　　ベンジリデンアセトン 苄叉丙酮
　　ビス 双
　　フェニルホスフィノ 苯膦
　　ビナフチル binaphthalene 联二萘
　　リチウム lithium 锂
　　テトラゾール tetrazole 四唑
　　プロパンニトリル propionitrile 丙腈
　　アジ 迭氮
　　オキサジアゾールー oxadiazole 恶二唑
　　イミド imino 亚氨基
　　アミド amide 酰胺
　　ジイミダゾール imidazole 咪唑
　　ジオキサン dioxan 二恶烷
　　プリズム 棱晶
　　オキサ oxa 恶
　　チアジアゾール 噻二唑
　　オキシド oxide 氧化物
　　チオニル thionyl 亚硫酰
　　ジメチルアセトアミド dimethyl acetamide 二甲替乙酰胺
　　ブタノン butanone 丁酮
　　ジシクロヘキシル 双环己基
　　ホルミル formacyl 甲酰基
　　ホスホニウム 鏻
　　重曹 sodium bicarbonate 碳酸氢钠
　　アセトキシ acetoxy 乙酸基
　　ピぺリジン piperidine 哌啶
　　アゾジカルボン酸 azoformic acid 偶氮甲酸
　　へキサン hexane 己烷
　　ヘキシル hexyl 己基
　　ビニル ethylene 乙烯基
　　エトキシ ethoxy 乙氧基
　　シアノ cyan 氰基
　　ブデン butylene 丁烯
　　ブタノール butanol 丁醇
　　ベンゾトリアゾール benzotriazole 苯并三唑
　　カルボジイシド 碳化二亚氨
　　ベージュ 浅驼色
　　トルイジン toluidine 甲苯胺
　　スルホニル sulfonyl 硫酰
　　ピロリジニル pyrrolidyl 吡咯烷基
　　ペンチル amyl 戊基
　　イミダゾ imidazole 咪唑并
　　マンガン mangan 锰
　　塩酸塩 hydrated oxide 氢氯化物
　　ホスホノ phosphono 膦酰基
　　ョージド iodide 碘化物
　　シクロヘキシル cyclohexyl 环己基
　　接触還元 催化还原
　　プロホキシ 丙氧基
　　ブトキシ 丁氧基
　　ニトロ 硝基
　　アルカン 链烷烃
　　オキシイミノ 肟基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科技词汇全部来自日本简直是笑死人的谣言，汉语自己有一套给科技词汇翻译的东西，而日本显然没有这种文化就比较弱，他们就把西方的科学词汇就按照音译写成假名就完了。
日本人在开始学习西方科学的时候，非常虔诚，对于外来词都精雕细雕的写成汉字词，比如前面说的经济，就是来自古汉语经世济民，日本人提炼出经济这个词对应西方的economical是非常贴切的，梁启超对此不服气，把economical翻译成“理财”，显然就比日本学者就差了一大截。我也不得不佩服老日本人的翻译之精当。共产党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communist party的汉字词，又是非常精当的写法，直到今天也找不出更好的翻译方式了，老百姓在民国的时候一看到这个词就明白这群人是想干什么的，因此全国人民都接受了这个词。日本人在早期接触西方科技和文化的时候，非常用心。能够把留存在日本的汉唐文化和西方文化很好的结合起来，但是到了后来，极端民族主义出现在日本了，日本人认为日本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居然满篇都是从中国来的汉字非常没面子，因此极大的限制汉字在日语里的使用，日本人规定日语里出现的汉字不能超过大约1900多个。这就导致为什么后代的日本人无法把外来词写成汉字词而只能写成假名。时代越发展，新事物越来越多，1900多字显然是不够的。
只要百度一下徐寿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汉字的来历。鄙人找了一点史料，供大家参考元素周期表中的汉字是如何来的。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的确确是有几十个几百个的汉语词汇是从日本引进的，但是近一二十年中兴起计算机科学中的词汇，这种情况就完全没有了。
我列举一些中国和日本的计算机词汇大家互相对比，这些词汇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空き領域 あきりょういき space 空间：物理可存储的数据内容大小
　　記憶装置にする 　きおくそうちにする access 存取：向物理记忆体写入数据或从物理记忆体读出数据
　　圧縮 あっしゅく compress 压缩：按照一定规则把大的数据变成小的数据
　　移植 いしょく replant/repot 移植：把代码从一个程序转移到另一个程序
　　端末 たんまつ terminal 终端：没有CPU、内存等，借用其他电脑的CPU、内存等，键盘、 显示器、网络传输部件的设备
　　上書き うわがき bestrow/mantle 覆盖：一个文件被另一个文件取代
　　お気に入り　おきにいり favorice 收藏夹：IE浏览器的一个菜单，用于记忆许多网址
　　解像度 かいぞうど distinguishability 分辩率：每平方英寸最多能显示的光点数
　　解凍 かいとう decompression 解压：与压缩相反，把小的数据还原成正常的数据
　　価格性能比 性价比　　　　Hira　=　かかくせいのう
　　拡張子 extension 扩展名
　　仮 かり dummy 虚拟
　　画 pixel/painting 像素
　　画 ikon 图像
　　壁 wallpaper 壁纸
　　記憶装置 storage 存储器
　　起動 setup 启动
　　掲示板 callboard 公告板
　　携帯電話 handset 手机
　　広帯域 wideband 宽带
　　交換機 compatible machine 兼容机
　　交換性 compatibility 兼容性
　　ごみ箱 ごみばこ recyclebin 回收站
　　作成 さくせい formation/install 建立
　　辞書 じしょ wordstock 词库
　　周辺装置 　しゅうへんそうち peripheral 外围设备
　　入力 にゅうりょく input 输入
　　出力 しゅつりょく output 输出
　　情報 じょうほう message 信息
　　情報化社会 informationbased/society 信息化社会
　　情報家電 信息家电
　　新規作成 しんきさくせい new 新建
　　設定 set up 设置
　　専用回線 leased line 专线
　　外付け そとづけ outlay 外置
　　帯域幅 たいいきはば handwidth 带宽
　　大容量通信網 宽带网路
　　電子商取引 　でんししょうとりひき　 electronrc commerce 电子商务
　　転送 てんそう transportation 转送
　　閉じる とじる cut off 关闭
　　内蔵 ないぞう built—in 内置
　　２０００年問題 电脑2000年问题
　　開く あく open 打开
　　復号化 　ふくごうか declassify 解密
　　変数 へんすう parameter 参数
　　放熱板 ほうねついた cooling plate 散热板
　　文字列 もじれつ charstring 字符串
　　容量 ようりょう copability 容量
二、混合型的词汇(包括英日混合和外来语与和语混合)
　　ＩＰアドレス ＩＰ ａｄｄｒｅｓｓ IP地址
　　アドレス帳 ａｄｒｅｓｓ 地址簿
　　Ｅメール Ｅ－ｍａｉｌ 电子邮件
　　Ｅコマース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电子商务
　　インターネット専用 せにょ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网专用
　　ＯＡ化 office automation 办公自动化
　　隠しファイル かくしフェイル ｆｉｌｅ 隐藏文件
　　拡張スロット かくちょうスロット ｓｌｏｔ 扩展槽
　　仮想ディスク かそうディスク ｄｉｓｋ 虚拟盘
　　感熱式プリンタ かんねつしき ｐｒｉｎｔｅｒ 热敏式打印机
　　クロック周波数 しゅうはすう ｃｌｏｃｋ 时钟频率
　　携帯型パソコン けいたいがたパソコン personal computer 便携机
　　最小化ボタン さいしょうか ｂｕｔｔｏｎ 最小化按钮
　　最大化ボタン さいだいか ｂｕｔｔｏｎ 最大化按钮
　　ＣＤ－ＲＯＭドライブ ｄｒｉｖｅｒ 光驱
　　自己解凍ファイル じこかいとう ｆｉｌｅ 自解压文件
　　情報スーパーハイウェイ じょうほう highway 信息高速公路
　　３Ｄ画像 がぞう three-dimensional 三维图像
　　赤外線ポート せきがいせん ｐｏｒｔ 红外线接口
　　ダイアルアップ接続 せつぞく dial-up 拨号上网
　　ディスクの最適化 さいてきか ｄｉｓｋ 磁盘碎片整理
　　テレビ会議 テレビかいぎ television 电视会议
　　電子メール でんしメール ｍａｉｌ 电子邮件
　　電子マネー ｍｏｎｅｙ 电子货币
　　添付ファイル てんぷファイル ｆｉｌｅ 附加文件
　　ＤＯＳモード ｍｏｄｅ ＤＯＳ模式
　　ドメイン名 ドメインめい ｄｏｍａｉｎ 域名
　　ドライブ名 ｄｒｉｖｅｒ 盘符
　　キー入力 ｋｅｙ 键入
　　ネット商店 ネットしょうてん ｎｅｔ 网上商店
　　バッチ処理 しょり ｂａｔｃｈ 批处理
　　左ボタン ひだりボタン ｂｕｔｔｏｎ 左键
　　ピンイン入力 ｐｉｎ ｙｉｎ 拼音输入
　　ＶＣＤプレーヤー ｐｌａｙｅｒ 影碟机
　　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 ｐｒｏｇｒｍｍｉｎｇ 编程语言
　　ペンティアムⅢ ｐｅｎｔｉｕｍ 奔腾Ⅲ
　　ペンティアムＭＭＸ ｐｅｎｔｉｕｍ 多功能奔腾
　　右ボタン みぎボタン ｂｕｔｔｏｎ 右键
　　メモ帳 ｍｅｍｏ 记事本
　　モバイル型パソコン モバイルかたパソコン ｍｏｂｉｌｅ 掌上电脑
　　ＵＳＢポート ｐｏｒｔ USB接口
　　ユーザーＩＤ ｕｓｅｒ 用户标识符
　　ユーザー名 ｕｓｅｒ 用户注册名
　　読み出し専用メモリ ｍｅｍｏｒｙ 只读存储器
　　SA：分析? コンサルタント、 　　ぶんせき
　　BD：基本设计、 　　　　　　　　きほんせっけい
　　DD：详细设计（机能设计?论理设计）　　　しょうさいせっけい（きのうせっけい．ろんりせっけい）
　　PD：フロケラム设计、
　　PG:フロクラミンケ、
　　PT:フロケラムテスト、
　　ST：システムテスト
　　OT：运用テスト、　　　　　　運用（うんよう）
　　OP：运用（オぺしーシヨン）、　　　　　　オペレーション　动作，作用，工作，作业
　　SES：システムユンジニフリングサボー
三、外来语词汇
　　アイコン icon 图标
　　アウトプット output 输出
　　アカウント account 账号
　　アクセサリ accessory 附件
　　 アクセス access 访问
　　インターネットへの internet 上网
　　サイトへの site 访问站点
　　アクティブ?ウィンドウ active window 活动窗口
　　アクティブにする active 激活
　　アダプタ adapter 适配器
　　アップグレード upgrade 升级
　　アップロード upload 上传
　　アドレス address 地址
　　アナログ analog 模拟
　　アニメーション?アプレット animation applet 动画小应用程序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applicaiton 应用软件
　　アンインストール uninstall 卸载
　　ウイーサネット ethernet 以太网
　　インク?カートリッジ ink 墨盒
　　インクジェット?プリンタ ink jet printer 喷墨打印机
　　インク?リボン ink ribbon 色带
　　インストール install 安装
　　インターネット internet 因特网
　　インターネット?カフェ internet café 网络咖啡屋
　　インターネット?バー internet bar 网吧
　　インタフェース interface 界面，接口
　　インタラクティブ interactive 交互
　　イントラネット intranet 局域网
　　インプット input 输入
　　ウィザート wizard 向导（小精灵）
　　ウィルス virus 病毒
　　ウィンドウ window 视窗
　　ウィンドウズ９８ windows98 视窗98
　　ウィンドウズ２０００ windows2000 视窗2000
　　カオフライン offline 离线
　　オブジェクト object 对象
　　オプション option 选项
　　オンライン online 在线
　　オンライン?ショッピング online shopping 网上购物
　　オンライン?ショップ online shop 在线商店
　　カーソル cursor 光标
　　カーボン?コピー carbon copy 复印,拷贝
　　カット?アンド?ペースト cut and paste 剪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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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文陈述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日益明显。这说明，二十世纪的美国占领之后的日本日益西化，不再使用汉字翻译西方名词。我曾和一位日本教授讨论过这一问题。他已经开始对汉译西方名词的“意译”做法表示不解，反问我为何华人不以音译来解决西方名词，他认为，世界各国都用音译来解决外来语，只有中国沿用了意译的方式。我告诉他，这是由于汉字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中文不能使用假名那样的拼音方式来翻译来外语，而如用汉字音译外来语，一是音译不会很准，二是音符难以普及，这就使得汉字的意译成为首选。其实，中国在意译的同时，也会顾及音译的。尤其是在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上。如此看来，十九世纪出现在日本的汉字译言，其实中国文明的产物，是日本人按照中国方式进行的翻译活动——因为这些汉字译言符合汉语的规则，而不合日语的规则，所以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日本的日益西化，就被逐渐摈弃不用了。

谢选骏：民主中国的共产党文化

《我与刘晓波往事》（刘水，2017年9月30日）这样写道：

（此文文图版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7/10/201710041449.shtml#.WdTvv8B97VR）
这封电子邮件通过民主中国网刊的公共电子邮箱来往。原由是我投稿《街头政治家刘祥章》给民主中国，未被采用。随后，我致信该刊创始人、主编刘晓波，询问退稿理由。于是，他回复这封邮件，邮箱自动显示时间是2007年12月15日。我咨询的目的是试图抛开以前的个人成见，就事论事。显然，他曲解了我作为作者的权益。
（图1，原始邮件截图，时间显示2007年12月15日。）
为便于内容看得清晰，照录如下：
刘水：
这篇稿子不是我审的，但不管是否我审，编辑都有权决定是否采用。你这样投稿，很有点兴师问罪的的劲头，这样有意思吗？
笔会内的分歧，我从来不会与编辑民主中国混淆，你的稿子，我们也不是没有用过。包括阿海在内的许多笔会“反对派”的稿子我都用过。
既然如此，我还是想跟你说几句私人的话。我觉得你的心态不平衡，内心深处充满怨恨，这样的心态如果不调整，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我自以为是个客观、大度的人，包括你在内的一些人对我的批评，都不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做了四年会长，我之所以不怕批判和攻击，就在于我自己知道我都作了些什么。
如果你能调整心态，再看看你所参与的那些笔会内部之争，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事实上的。
我们的编辑人员只有两人，不可能答复每位作者为什么不采用或为什么采用的的理由，请原谅。欢迎你继续来稿。
尽管你来信的开头用了“刘晓波主编”，但我已（依）然把你作为会友。
晓波 上
原邮件有两处错漏，我在括号内予以更正。
我做过10年报刊编辑、记者，在南方都市报，是记者、编辑（采编）同时干；也做过杂志主编。先后在八家大型报刊、杂志工作。从大学时在校刊蜡版刻字，手持蜡滚印刷，到当报刊编辑，在版样纸画版、铅字印刷；再到激光照排，电脑排版。报刊社的所有职位——记者、编辑、校对、印刷、发行和广告，除印刷和发行没有做过，但也了解，其它职位我都干过。我或非优秀编辑，但知悉流程。
1991年，我出狱失业大半年，进入甘肃一家文化公司主办的报社当记者兼编辑，重新捡起大学文学社当编辑的业余爱好。报社一位资深编辑教会我，如何审阅稿件，如何手书回信作者，如何画版样、校对。他说，一篇文章变成铅字，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编辑必须回信作者，提出编辑意见，不能简单地通知作者采用/退稿就完事。我也恶补新闻采访和写作书籍，扩展知识结构。此后，新闻人、写作者成为我一生的职业。
此次诉求主编刘晓波，我所为合乎职业流程。
采用或退稿理由，也即编辑对来稿的处理意见，可长可短，短者数句，长者可很具体。这是编、作双方正常平等的互动方式，当然也是尊重彼此。
编辑拥有来稿决定权，自是无疑。刘晓波当主编不专业，也罢；而他把自己的不专业，十分霸权地理解为作者“兴师问罪”，连带诛心“这有意思吗？”明显，他将我此前在笔会批评他的个人情绪，带入了公共职位的主编身上，尽管他在邮件中予以掩饰。
“编辑人员两人”，所以未给出编辑处理意见。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可见前述。当然，刘晓波说“请原谅”，态度诚恳。同时可见，他没有受过编辑专业训练，不懂编辑职业和编辑流程。写作与采访、编辑，这是不同的专业。普通人会错以为，有文化就会写作，会写作就能当编辑；写作的细分门类很多，编辑也均有规范。譬如，政论时政文章，其学术思想、知识点、文体结构、价值立场、文笔语言、事实论据等等，编辑可从这些方面提出用稿或退稿理由。
海外中文异议媒体，大多获得西方基金会等资金支持。民主中国网刊，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金支持，目的是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刘晓波当主编定期领薪水，更应该按照基金会要求以专业水准运作该刊。
《街头政治家刘祥章》一文，是2006年4、5月间，我在昆明老街偶遇一位上访维权者，先后两次与他在街头交谈所写。这次西南地区流亡旅途，国保步步紧逼、毫无浪漫可言。在投稿民主中国时，我特意附上当时为这位乞讨维权者拍摄的一幅图片，以便编辑核查事实。
民主中国拒发此文后，议报主编张伟国先生采用。（原文链接http://blog.boxun.com/hero/2007/liushui/44_1.shtml）
（图2，访民刘祥章手拿收集的一叠贪官报道向围观者展示，口中不停大骂“共匪”。昆明，2006年5月。）
邮件里提及的“阿海”，即轰动天下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主角桂明海。阿海北大毕业，留学瑞典，定居德国，是一位诗人和自由出版人。2015年10月，他被中共特工从泰国绑架回国，隐秘关押至今。阿海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笔会内部论坛对会长刘晓波多有公开批评。
刘晓波提及的我的“怨恨”和“批评”，实则是针对我批判他在“余王排郭事件”中，偏袒余杰和王怡，给笔会带来负面影响，作为会长而不出面公开澄清的作为；其次，他作为著名异议人士和写作者，也曾数次被官方“因言治罪”，而他居然在笔会“因言治罪”开除会员高寒，高曾批评笔会管理层、监督笔会财务和修改笔会章程。流亡美国的高寒，为此将笔会告上美国法庭，迄今仍未结案。刘晓波逝后，高寒不计前嫌参加了纽约追悼会。
这是我对“余王排郭事件”的一篇评论：
《在余杰王怡的伤口上撒把盐》http://blog.boxun.com/hero/2006/liushui/24_1.shtml
2006年6月，我作为发起人之一，专门起草了罢免余王笔会职务的联署信，依照笔会章程在笔会内部征集签名。
《独立笔会会员罢免副会长余杰副秘书长王怡的联署公开信》http://blog.boxun.com/hero/2006/liushui/32_1.shtml
因笔会管理层不配合和网络小组摄于压力而不作为，联署信在笔会内部论坛被雪藏，部分会员未能看到和收到此信，为此被迫延长签名时限。
《独立笔会会员罢免副会长余杰副秘书长王怡的联署公开信不定期延长公告》http://blog.boxun.com/hero/2006/liushui/36_1.shtml
此次罢免活动因笔会管理层阻挠，最终流产。
我的批评建立在事实之上。余王排郭事件，我是社会公众；开除高寒，我是笔会会员。两起公共事件，我均有义务提出建议和批评，捍卫笔会荣誉。我与余杰、王怡，特别是郭飞雄和高寒，均无私人交往，不存在利益关联，完全出于公心。直至2012年，我与首次出狱不久的郭飞雄见过几次面，忘记提及因声援他而招致刘晓波“怨恨”这档事。
我们追求自由与民主，当以公正、透明的民主规则行事，这是基本道义伦理。否则，我们与所反对的中共有何区别？
此文内容是访民乞讨维权，吻合民主中国刊物主旨。还在于主角刘祥章是医学专业人士，拿着贪官报道批判当局，有理有据；更在于他，长年盘踞繁华街头，以非凡的勇气，揭批当局。实话实说，除开八九民运期间，我没有刘祥章长期坚守街头的批判勇气。
刘晓波回复的这封邮件，让我大怒。怒在非他不专业，而是带有极端个人成见，并乱扣帽子——将自己作为主编的不专业，以一种臆测思维和傲慢指责，强加给作者。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因此，我在回复他此封邮件时说出：“我当主编比你更专业。”和“假如有一天你当选总统，我照样会批评你！”他勃然怒骂：“你不脸红吗？”；我以“脸红的应该是你！”回击。
两人从此再无来往。一年后他被重判入狱。

（二）
我依然对刘晓波抱有基本信任，他是值得尊重的同道。原本期望等刘晓波凯旋出狱后，有机会与他继续探讨，未料生死永隔。
刘晓波是我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的介绍人之一。在我2004年第四次入狱时，他曾两次撰文，为同道呼吁和声援，还曾委托律师代向我问好。在出狱后，他协助我出国，虽然最后未能如愿。就事论事，不涉私情，这是处理公共事务应抱持的基本立场。异议组织及领导者的公共权力，同样需要监督。何况“余王排郭事件”，我判断是当事双方出于观念、品行和行事方式不同的非常对峙，远未到利益之争。
这些个人情谊，我记取在心。尤其在政治环境残酷的中国大陆，异议者情谊更来自不易。更须警惕私谊的圈子化，防止演变为党同伐异的工具。私谊与公共事务，各有边界，我自认分得清。我批评的刘晓波，是担任公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和民主中国主编的刘晓波。就批评权利而言，我仍将坚守。至于批判恰当与否，各位读者依据上述事实，可自行判断。
权力需要监督，对于异议民间组织和民选会长，更应带头践行民主原则。而作为专制的反对者，却不愿接受监督，甚至滥用开除权力，有违民主底线。如果将公共监督和批评等同于个人“怨恨”，那的确是他的狭隘。这两起公共事件均已公开披露，当事人均在，自有公论。
瑕不掩瑜。我对刘晓波的敬重，非与他的个人情谊，也非他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敢言不屈，屡次入狱，拒绝流亡，直至被谋杀。一个思想者、反抗者，在黄金年龄莫名而逝，这是残暴专制者向每个良知者举起屠刀，也是施加于异议者集体的莫大人格谋杀和巨大侮辱。
美国知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先生，2017年9月8日，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刘晓波与中国未来”纪念研讨会上发言：“我们不该把他的人生写成一部圣徒传。他的英雄主义在于他在回顾人生时为过去的错误懊悔，纠正它，克服它，之后才成为一位民主铁人。”
林教授眼中的刘晓波不完美，但更鲜活、真实：“他是个叛逆的孩子，五兄弟中排行老三，他的与众不同在于，11岁学会了抽烟，也因此学会了撒谎和偷窃——偷爸爸的烟，骗父母的钱。”（原文见9月9日VOA，再祭刘晓波：民主铁人是如何炼成的）https://www.voachinese.com/a/how-liu-xiaobo-was-tempered-20170908/4021649.html
刘晓波的命运，实则就是六四以来，坚守在中国大陆，披胆沥血，推进国家民主化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最勇敢、最决绝的表达。但是，由于遭受长达二十多年的封杀，他的人生不为中国人所熟知，他的著作和文章不能出版发表，他的思想不能得到传播。他的一生就像一股风潮，荡起几圈涟漪，却未能荡涤堤岸，就复归平静。这并非他个人之不幸，而是所有中国人的损失。他的价值将在未来逐渐被人们所汲取。
（三）
刘晓波年长我10岁。平心而论，他对我的思想成长没有直接影响。1989年6月3日，他等“四君子”绝食当日，我和同学冒着枪林弹雨，出现在长安街抗争现场。当年正逢我大学毕业，当夜我与部分兰州高校同学匆匆撤离广场、北京。
我记不清楚，是从纪念碑座“四君子”绝食宣言广播，还是在从北京返回兰州的京包—包兰铁路上，甚或是我不久后入狱，同学送来的官方“六四平暴”小册子，第一次知道“刘黑手”这个新鲜的称呼。“四君子”其中的侯德健，其知名度远远超越其他三位。侯德健等台湾音乐人，带有自我意识和反抗传统的清新气质，在八零年代中国大陆校园，掀起巨大震动。我对八零年代的“文坛黑马”刘晓波，一无所知。可能跟我学经济专业有关，也或是我孤陋寡闻吧。
1994年在海口，我因编辑出版六四作品，二次入狱。然后，1997年辗转上海、深圳，并在深圳长期工作和生活，首次从港台报刊，读到刘晓波的文章，但是了解仍很肤浅。
感谢翻墙利器自由门。我在2002年初始翻墙，方才陆续读到刘晓波写的文章。次年，机缘巧合，一位朋友跟刘晓波熟识，将刘的电子邮箱告知于我，彼此才开始联系。但是，刘晓波至逝，双方从未有机会谋面。
2007年年末，两人断交，接着刘晓波入狱、获诺奖。我撰文并以行为艺术方式，传播被封杀而鲜为人知的刘晓波、零八宪章和诺奖信息。这并非出于私谊的回报，而是无怨无悔的道义责任。
《与刘晓波在一起，我们从未被专制征服》（https://boxun.com/news/gb/china/2010/10/201010091838.shtml）
（图3、图4，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当天，我在艺术村传播获奖消息。）
我公开这封邮件的目的，是供刘晓波研究者所用，还原一个全面的刘晓波和他所处的时代。于我个人，也是放下压抑10年的心结。断交，于我成为自省和自我完善的激励，也是新的勇气的起点。
民主作为异议者的信仰，但尚不能在社会中普遍实践时，人们对其纯净度要求极高。但它天然又与异议人士的社会成长环境格格不入，所以，民主规则易于被忽视和践踏。践行民主，不可避免地需要从当局高压和同道批评中获取养分。更应该以公开化抵消组织圈子化；以公开的民意替代个人神化。
刘晓波是个具有自我道德感的人，同时又秉持诗人浓烈的率性气质，二者常在他身上产生冲突。他的率性气质成就他的真实和勇气，而过分的自我意识又限制了他的视野和自醒。因此，他仅是一个民主前行的呼号者，而非合格领导者。
我们还应看清，自刘晓波2008年12月入狱，就被那些自称的朋友们，以零八宪章首签者、代领奖者和病危探望签名朋友等暧昧面目，定义他的公众形象。对此，他保持了最后的沉默。在他弥留的十多天，我每天趴在电脑前发推文，真切地体味到同道的共同命运，那份焦灼、愤怒和期盼，不亚于他的亲人。
其实，全世界在刘晓波危亡时刻，所做极为有限，整个地球弥漫着厚重的功利主义和懦弱自保气息。所有人只是被动地跟从中共官方“消灭肉体”预案，发出无奈和绝望的声音，采取微弱甚至与官方合作的祭奠行为。那本是正面对抗的时刻，全世界却被专制政权打败。好在刘晓波在最后的十八天，非常清醒，他没再给那些围绕他的朋友们留下一句遗言。我理解为这是他在狱中近10年精神自省最精彩的部分，符合他惯常的独立人格与自由尊严。他的61年生命，就是一个透明的事实存在。最为遗憾的则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黄金年龄，付诸监狱；他更为成熟的思索，连同当局刻意安排的癌症和骨灰罐，都被精确地抹杀在深沉大海。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展示的，是一种“民主中国的共产党文化”——不仅是以往的《民主中国》这个刊物已经体现出来的共产党文化，而且是未来的“民主中国”这个政权所可能上演的共产党文化。这并不奇怪，所以也非孤证。在第一期中国文明那里，“汉承秦制”就是如此，取代了秦朝的汉朝并未回到先秦文明，也未达到反秦理想，而是继承了秦始皇的下流，许多方面还不及秦朝。在第二期中国文明那里，“唐承隋制”也是如此，取代了隋朝的唐朝并未回到唐虞之治，也未达到反隋理想，而是继承了隋炀帝的下流，许多方面还不及隋朝。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抱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人性的罪恶永存，所以需要基督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