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二十世纪的“西医为体、中医为用”，中国争论了一百多年。
从毛泽东的“马学为体”到邓小平的“无体唯用”，共产党也折腾了将近一百年了。
（一）
《论‘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说出了这种“不成体统”的“理论”：
梅花心易中体用关系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古本梅花以静卦为体，张延生则以动卦为体。根据我们在实践中，有些应，有些不应。重观《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之二》里边有一句：“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备矣。”这里的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应该是绍康节想要表达梅花体用关系的最完整的描述。
我们来看看上面这句话，这句话里分别从两个角度来阐述体用，一是从体的角度来说用的，即：体无定用，惟变是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体没有固定的用，在这个系统里只要是变化的卦都可以称之为用’，这里包括了梅花卦中的用卦。这也是我们传统体用来源的一个根据。
接着我们再看第二句：“用无定体，惟化是体”。这句话是从用的角度来说明的，这句话比较难以理解，因为前一句表述的是用是不定的，而这一句又说体是不定的，那么，体用都不确定，我们怎么来解断呢？不可能都瞎说吧！那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不如先从字面上来理解一下，这句话白话意思‘用没有固定的体，在同一个系统里使它发生改变的都是体’这句里的‘化’在这里是被、、、改变的意思。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梅花里的体用都需要先确定一种，这样才能确定另一种。这里有另一种比较通俗的说话可以说明它，即，先后关系，或主客关系。谁先动谁就是用，谁后动谁就是体。这里不是指梅花卦本身，而是指事情的本身。
如：一个人来求占，问‘寻人何日能归’，得到否之讼。
在得到这个卦的时候，我们要先确定谁是体，谁是用。这件事里因为有人先走失了，所以才会有求测这件事。所以先动的是走失的人，后动的是求测者，那么在这个卦里不动卦代表了求测者，动的卦代表了走失的人。即，这个卦体乾就是体，用卦坤就是用。
再如：一人来求占，请某人办事能成否，得萃之否。
在这件事里，我们再来看体用，这个求测者想要找对方办事，这件事对方还不知道，所以动在先的是这个求测者，我们说先动的为用，被动的为体，这个时候这个卦的体用关系就应该是，求测者为用，要求人办事为体。即，卦体坤为要办事的人，用卦兑为求测者。
其实体用关系说白了应该是对人事关系里的深度思考。这样才不会有失偏颇。如上面第二个例子，按常理来断的话，体为求测者，用为对方，坤体生兑，为体生用，吉凶断为小凶。但如果体用关系颠倒，则是用生体，那么这个事就是吉。在断卦的时候结果往往会很不一样。
另外，《梅花易数》里的各种占例绍康节有个重要的论点，就是‘不动不占’，为什么要不动不占，看了上面的文章我们就不难理解，他要将体和体合一，而不至于让自己处在用的位置，所以古语里‘不动不占’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先动，则你处在用的位置，那么依据体无定用，为变是用这句话，你很难理清用变关系，这一点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梅花古占里，所有例皆是动在先，绍康节占在后，以应体卦与事体的合一。所以现在我们占测不防多思考体的位置，是不是适合做占。举个例子，如有人在还没有男朋友的情况下就占测丈夫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不免要思考，求测还没有发生的事，我就处在用卦的位置。要怎么来看这个体卦，则要三思而行。
体用之道，浅则如1+1=2，深则如1+1=？。我们占测唯有从一个高度来整体看一件事情，才能做到分清体用，即‘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备矣。’
我觉的大家可以看看《渔樵问答》、《观物外篇》绍康节在这本书里对体用之道有比较详细的阐述，话虽多，然道至简，惟心而矣！
特别说明：此篇短文多是与黄睿之版主讨论而有感，随及研看《渔樵问答》、《观物内篇》二篇所得，其中还有许多错漏和不足的地方，希望能得到更多朋友的完善。
（二）
有的马列主义分子则企图逃离牢笼、回归祖先，《“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兼论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创新原则和思维方针》这样说：
“体用说”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且其分类大致有三：一是古代体用一致说，如佛教体用一致。体是根本，因为其表在形式。二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西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包括军事武器，也适当涵盖一些社会科学知识。三是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中，“洋为中用”，不仅要借鉴，为我所用，也要批评，而程恩富所倡导之“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便属此类。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和应用的同时，还要吸收西方有用的知识。“国学为根”是指我们当代人的理论研究，包括经济学理论都有其理论渊源，其思想源头甚至可追溯至中国古代。例如，人口、土地、财政、税收理论等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大量出现，并持续发展至今。
对于马学、西学和国学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范例呢？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国学中少数几个伟大的理论家之一。康有为的学说具有空前的前瞻性，其中《大同书》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严格意义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其社会政治理想与目标诸如人类终极关怀和价值观都是颇有见地的，因而只能说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依赖变法维新，这还是不成熟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达《大同书》主要思想，即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有；全球统一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如农业劳动者收入约分十个等级，工商业劳动者收入约分二十个等级；取消现存国家，成立全球政府，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甚至微观至家庭，其中也有“去家界”具体的操作建议。康有为采用国学的语言如“去财产界限”，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不谋而合，早于十月革命而提出。虽然他出身于封建社会，但留学归来，站在全世界的高度主张的是全球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社会模式。“因此，康有为在政治上虽然是保皇的改良主义者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但其《大同书》是用国学的语言和智慧表达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终极经济模式，是具有中国风格的最具想象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足以名列世界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列，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成为马学的同盟者”，而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及《资政新篇》，只是反映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世情为鉴，国情为据”，进行“综合创新”：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下，要“综合创新，推陈出新”。
“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理论研究或政策制定最终根据国情而定，但还须对“世情”有所了解。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涉及发展的重要举措，应该是先了解世情和国情，再作一定规范，然后去试点或推行。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比如先进行心中无数的试点，或者根据长官已有意志进行肯定性的所谓试点，那么很有可能处于无法、无规章的境况，推广起来往往会留下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后遗症和弊端。
（三）
谢选骏指出：从马学为体到无体唯用，再到国学为根——显示了外来（苏联）统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地化过程。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披着羊皮的狼终究不是头羊，不能带领羊群正常生活。同样，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终究是马列主义，不能带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