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一半谎言比全部谎言还有效

A：一半的真实比全部谎言还可怕。

B：一半的谎言比全部的谎言还可怕。因为一半的谎言让你看见一半的真实，然后借着这个真实把你带到谎言里面。

（一）

How To Spot Fake News是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提出如何识别假新闻的资讯图表。

假新闻（Fake news）是刻意以传统新闻媒体或是社会化媒体的形式来传播的错误资讯，目的是了误导大众，带来政治或是经济的利益。假新闻为了增加读者或网路分享，常会配合吸引人的标题或是完全假造的新闻故事。假新闻类似标题党，主要都是靠所产生的广告收入，不管内容的正确与否。假新闻容易取得广告收入、增加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因为社会化媒体的无所不在，据说Facebook newsfeed和假新闻的散布有相当的关系。一些没有标示维护者或编辑者的匿名网站，由于很难针对制造假新闻的作者起诉，也会成为假新闻的媒介之一。

新闻工作者提出识别假新闻的几点基本步骤，概括如下：

设立预警系统：不轻信令人哗然的图片或文章。

讯息源头要清楚：判断来源的可信度。

不要只看标题：可能文不对题，要看完内文才转发。

留意评论：参考读者留言澄清错误。

留意日期：留意报道日期，是否旧闻新推。

搜寻相片：利用Google图片搜索，看看是否旧相乱用，或文不对图。

有片未必有真相：要判断片段前后发生甚么事。

调查及统计数据要细心读：避免统计误用。

小心断章取义：要留意前文后理，撮录有无扭曲。


（二）

《“后真相”时代，谁来定义假新闻？》2016年12月6日说：

1987年，96名支持利物浦足球俱乐部(Liverpool Football Club)的球迷，在英国谢菲尔德市的希尔斯堡体育场(Hillsborough)丧生，他们在被迫进入过度拥挤的笼状“围栏”后，死于踩踏事故。英国的报纸听信警方的谎言，发消息称醉酒的球迷对这场灾难负有责任。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充斥着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子虚乌有的文章。

自从有新闻那天起，就有伪装成新闻的谎言。在“假新闻”正引发恐慌之际，我们要把这段历史铭记于心。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胜选，让假新闻狂潮——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狂潮备受关注，很多人都把这股狂潮视为特朗普获胜的关键助力。不过，有太多讨论忽略了假新闻的悠久历史，也没意识到当代政治真正的特别之处。

过去，政府、主流机构和报纸可以操纵新闻和信息。现在，任何拥有Facebook账号的人都可以这样做。过去的假新闻都经过精心的编排，现在冒出的谎言则混乱无序。真正的变化不在于新闻造假，而在于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权力。正如精英机构已经失去对选民的控制一样，它们定义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

对假新闻的恐慌让人愈发相信，我们生活在“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已经把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并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不过，与假新闻的情况相仿，关于后真相的真相——要是仍然用这个词的话——比许多人所声称的都要复杂。

政治从来不只建立在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之上。它还有赖于用以解释事实的意识形态框架。不妨思考一下或许会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初备受关注的某些大问题。应该推行穆斯林登记制吗？应该驱逐无合法身份的工人吗？酷刑是可以接受的吗？应该把堕胎归为非法吗？

过去，这些框架主要是由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分歧构建而成。每一种框架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透镜，用以观察这个世界，对相同的事实做出不同的解释，并就政策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些政治框架眼下已经支离破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身份而非意识形态塑造的。现如今，被关键断层线分隔开来的并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拥抱更加全球化和技术官僚化的世界的人，以及感觉自己遭到遗忘、一无所有、没有发言权的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批评他的自由派人士分别处于这条新界线两侧。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都认为，其经济上的不稳定和政治上的失语是由全球化和移民入境造成的。很多自由派人士则把这些选民视为“遭唾弃之人”。双方都借助自身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框架来解读事实和新闻。

由此引发的焦灼讨论，主要围绕那些活在回音室内和封闭社会世界中，只听得见让其产生共鸣的观点的人们，以及社交媒体在此类社会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研究显示：这种担忧有夸大的成分；例如，Facebook用户就可以听见相反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并非制造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它们只不过是折射并放大了既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传统机构的权威受到了剥蚀，推动政治变革的旧有手段日渐消失，而且怒火常常在传统政治途径以外喷薄而出。
如果说假新闻问题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更复杂，那么相关方面给出的解决之道则常常比问题本身更糟糕。有人提议，Facebook应该审查信息流，清除假新闻；还有人提议，应该用法律严惩传播假新闻者。但应该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

我们真希望让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或者美国政府决定真相由什么构成吗？我们真希望回到只有“官方”假新闻这一种假新闻的年代吗？

假新闻是个问题。但我们不应夸大其新奇度，误解其原因，或者推介比问题本身还要糟糕的解决之道。

谢选骏指出：上文有些语无伦次，既然“过去，政府、主流机构和报纸可以操纵新闻和信息”，那么现在，“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权力。正如精英机构已经失去对选民的控制一样，它们定义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就不应该被看作坏事，因为这毕竟打破了谎言的垄断。而有比较才有鉴别，打破了政府、报纸、主流机构对于谎言的垄断，应被看作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三）

《VOA记者手记：郭文贵采访中没有放出的“核弹”》2017年4月30日说：

美国之音在4月19日对郭文贵的采访被迫中断，引發了外界的各种猜测。在采访之前，郭文贵曾经宣称他将会放出“核弹”，而我们在采访计划中也进行了充分细致的准备。美国之音各级领导当时为这次采访提供了从参考资料到直播技术手段等各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在4月17日中国外交部施压之后发生突然的改变。

原定采访计划中的各种细节只有我们两人最清楚。根据与郭文贵团队的谈判商定，郭预先为我们提供采访参考的文字和有声资料，我们同意对此次专访全程直播。而他在直播中提供的资料在播出之前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没有播出的资料也不能透露。因此尽管美国之音上层一再要求我们交出掌握的材料，我们本着保护与尊重消息来源的原则，信守约定与承诺，没有向上级提交。不过，我们在采访之前多次将采访的提纲报告给华盛顿总部相关的负责人。

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之后，我們在这里公布我们制定的部分采访计划。在谈到计划本身之前，想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原来的直播计划是三个小时。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电视、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同步直播，一直如此。

对郭文贵的访谈，就是在《时事大家谈》节目时间进行的。由于我们预期对郭文贵的访谈会有非常重要的内容，一小时的时间不够，因此中文部的各位节目负责人都同意将这次节目的时间增加到三个小时，包括按照该节目的传统，给予观众半个小时提问的时间。

在阅读了大量关于郭文贵的报道以及其它媒体的访谈之后，我们作出了一些关键的决定。

首先，我们会将访谈的内容只限于郭文贵本人所经历过的事情上。我们明确表示不会让他在节目中指控任何非公众人物。

第二，在采访之前，我们決定用大量的时间来与采访对象沟通，并且尽可能地检查证据。我们在电视与网络上不会出示任何没有经过多渠道查证的图像。

第三，我们将尽可能地向中国官方进行求证。我们圈点出来一批与郭文贵有关的案件，包括农行32亿的贷款、马建等国安官员与他的关系、项俊波的落马，等等。这些案件已经由中国媒体部分公布出来，郭文贵是被指控的人，我们可以听听他的说法。

在直播采访的前两天，我们两人和郭文贵交谈了十几个小时。他对我们提出的各种质询和问题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回答。最后，我们将采访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郭文贵本人发家的历史。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他从来就是个奸商。媒体用不屑的口气，说他就是个“农民”。虽然我们实在不明白出身于农民而不是红二代有什么错，但是觉得观众听众都会有兴趣了解他本人的背景，包括他实际的出身、他致富的途径、他目前的身份与国籍，等等。

（二）中国政府指责郭文贵行贿。我们会问他到底是否非法行贿，还是被索贿。如果有行贿或者被索贿的情况，是给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通过什么方式来支付的。有什么样的人证物证。尤其是按照政府的指控，他行贿的对象是中国政府一大批高级官员。这些官员有的已经在监狱里面。是否还有没有进监狱的官员。如果有的话，他们是谁，受贿多少。在受贿之后，他们给予郭文贵以及他的商务的好处是什么？如果是索贿的话，这些官员给他的威胁是什么？我们会追问他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让他谈这些事件的前后经过。比如为开发商业房地产廉价购买土地，这里面存在着数额惊人的利益，也是中国最近二三十年来有些人能够迅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中间大量腐败的细节，外人无从得知。我们希望能通过对郭文贵的采访揭露出重要的黑幕，特别是希望他能具体地谈谈所谓“白手套”的问题。

（三）郭文贵与国家安全部门长期合作，已经是被公开的事实，他自己也丝毫不否认。他是否安全部门的成员？亦或是安全部门通过某种方式来胁迫他合作？他在自己拥有的旅馆中安装录像设备，监视入住的人，尤其是政府官员。这种做法是他的授意还是国安的做法？如果他是国安的忠实成员，那么这是不是他得以发财致富的手段之一？如果他不是国安的成员，那么他又是如何被胁迫的？国安与他合作的方式有哪些？根据郭文贵自己的说法，国安在他的大楼中设有办公室，从来不交房租。都有哪些人在他的高档旅馆中被录像或录音？他手里是否掌握这些资料？其中有的高官被揭发、起诉、判刑，但是否还有许多仍然在高位的？中国国安部门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安全部门与大批商界富豪的所谓“商务挂靠”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希望郭文贵以亲身的经历来为公众描述这种政府操作形式。

（四）郭文贵在2014年夏天离开中国，之后他的女儿曾经被当局逮捕，他的兄弟们以及数百员工与生意伙伴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没有判刑。根据郭文贵的说法，与他有关的这些人在被逮捕与监禁时遭受了酷刑与人身侮辱。我们希望他就这种说法提供具体的证据。我们也希望只身在海外的郭文贵能够谈谈他在这种境况下的个人感受。

没想到的是，我们这次采访竟然引来了中国政府出乎意料的反弹。采访定于4月19日星期三举行。我们在4月14日星期五那天进行了预告。星期一，大连公安局对已经在国外将近三年的郭文贵发出了逮捕令。当天下午，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被中国外交部约谈，指责我们的采访“单方面让一个中国政府通缉的罪犯说话”、“干涉中国内政”、“干预十九大进程”，等等。

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促使我们决心维护新闻独立与自由的原则。当美国之音上层强力要求我们停止直播的时候，我们争辩说，如果改变直播计划，将导致外界认为美国之音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对美国之音的声誉将造成巨大损害。不过我们同意加倍谨慎，包括按照华盛顿方面的要求，多次播出免责声明。

就在采访的前夜，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色通告。这个没有法律效力的通告经常被误译为紅色通缉令。这条突发新闻也让我们稍微改变了原定的采访计划。郭文贵对“红通”的反应，成为采访中的第一个问题。这也是被中国政府发出红通令的人首次通过自由媒体对中国以举国之力发出的指控进行辩解。不幸的是，在各种压力之下，我们原定的直播被突然中断，也使得这次采访成为我们记者生涯的终身遗憾。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的“记者手记”说“没有核弹”，但是既然没有核弹为何引起如此激烈的国际反弹？这次访谈的爆炸力，似乎超过了北朝鲜的核爆炸。一半谎言比全部谎言还有效，因为这是一种“谎言交织的混战”。鲍彤写到：“尽管朝鲜半岛核危机是当今第一等大事，郭文贵爆料却是北京街头巷尾议论的大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