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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4日星期六

谢选骏:中国特有的创新并非中国特有的创新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些绕,但事实就是事实。

《汽车在中国城市称王称霸 后患无穷》(2017-06-18 09:11:25法广)报道说:

汽车在中国人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但是,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指出,汽车堪称在中国的城市中称王称霸,而这种设计正在缓慢地导致人们死亡。 他强调的是,城市建设应当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车为本。


施贺德6月16日在联合国新闻发文指出,中国许多城市目前从功能上来看为汽车设计的,而非为人设计,汽车堪称在中国的城市中称王称霸。

他举例说,宽阔的马路,宽到让行人难以在一次绿灯的时间内通过;日益增多的城市环路将原本的邻里社区分隔开;道路不设自行车道;人行道上停满汽车;越来越多的水泥和金属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分隔开。

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接近十亿。作者认为,目前城市的设计和建设,给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带来了特殊的风险。中国目前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肺癌等生活方式相关疾病高发,而如何设计环境对中国能否应对上述疾病有着重要影响。

作者指出,中国许多地方都在呼吸着高度污染的空气,空气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占中国每年GDP的3%-6%。除去污染,上班或上学的往返路 程也存在健康风险。中国每年约有26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其中半数以上为行人、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等道路使用者中的弱势群体。道路的设计缺乏对骑 车人或行人的保护。

城市道路拥挤不堪,而不安全驾驶、道路拥堵、路怒症和自我中心的心态更是形成了一种致命的组合。我们常常看到面对推着婴儿车过马路的母亲或者骑车人,汽车不是减速让行,而是按喇叭,甚至碰到行人。

作者认为中国需要有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比如规划自行车道,建设步行商业中心,让人们可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购物或吃饭。增加社会凝聚力的城市设计,让老人能够颐养天年,为社区提供活动中心、体育设施和公园,并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公平和社交孤独问题等。

不过,作者认为共享单车革命是中国特有的创新,这一创新正在改变着人们在城市中通勤和移动的方式,既有利于健康,又有利于环境。

谢选骏指出:“作者认为共享单车革命是中国特有的创新”,确实是一个谎言。因为,共享单车十几年以前就出现了,“中欧商业评论”(2017-06-02)指出:

放眼世界,原来这两年在国内大火的共享单车模式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中国2016年共享出行市场规模达到700亿元,资本追捧的共享单车,谁会最后胜出?

共享单车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6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就推出了政府主导的免费自行车,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摩拜单车,已属于第四代共享单车的范畴,其最初形式在2005年的匈牙利出现。据统计到2015年,世界各地有超过650个城市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共享单车服务。

四代共享单车模式演化

第一代共享单车起源于1965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使用的是普通自行车,为纯政府公益项目,免费供市民使用,不设固定站点,随用随还。

第二代共享单车于199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推出,为定制车辆,设有固定的桩式站点,使用时需投入一枚硬币解锁,免费使用,车辆可归还到任意站点,归还后退回硬币。

仅在3年以后,法国雷恩就出现了第三代共享单车。该类型的单车仍然采用定制化设计的车辆,设有固定的桩式站点,使用智能卡(需提供个人信息注册)取车,前30分钟免费使用,超出时间收取少量费用。

第四代共享单车于2005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首先投入运营,采用定制车辆,内置GPS、智能锁等电子设备,无固定车桩,用户在手机端安装App可以搜索到附近的车辆,随用随还,收取少量的使用费。分享推广App的用户,可以获得少许现金奖励。

从四代共享单车的演化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商业逻辑的变化。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共享单车由政府主导的纯公益市政项目,转变为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商业项目。

最初引入商业公司的目的是,共享单车投放后,后续的维护成本对政府财政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完全免费的运营模式,无法支撑项目的持续运营。因此,第二代共享单车就引入了车身广告的形式以获取收入。车辆的使用依然偏重公益性,采取免费的形式。

之后第三代和第四代共享单车开始将身份验证和付费使用引入其商业模式之中。身份验证需要用户提供身份信息或缴纳较高额度的押金,这较为有效地避免了用户的道德风险。第四代系统采用智能App进行身份验证,还可以与征信系统相连接,为高信用客户提供免除押金服务,带来差异化的用户体验。同时移动互联时代,拥有用户信息带来的数据积累,为共享单车运营公司带来移动消费入口的机遇。

在智能卡和App投入使用之后,就可以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时间、运行里程进行精确的记录,收费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表1列举了主要共享单车投放城市的押金和收费标准。目前主要的收费形式为按照时间收费,且分为多个价格阶梯。总的收费逻辑是在保持一定商业利润的同时兼顾公益性。

例如,以下四个城市的共享单车在最初的30分钟内均提供免费的服务,其后的使用费用,采用阶梯定价,使用时长越长,边际费率越高。这使得企业能够从重度使用者处获得足够的利润;较高的边际费率也避免了共享单车被个人长时间占用,影响其公益性。

共享单车的升级演变,还表现了明显的技术升级特征。除了第一代单车采用普通的家用单车外,其后每一代单车都是定制开发的车辆。到第四代共享单车,GPS系统、电子围栏、太阳能发电装置、智能车锁已是标准配置,单车再次脱离固定式的车桩,回归到随用随还的形式。而采用普通车辆,试图以低价占领市场的商业模式,在国外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

如何理解“最后一公里”

尽管已有的实证分析显示,共享单车企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但如果漫无目的地大量投放,不但会为企业带来沉重的运营成本,还会为城市带来新的交通拥堵、占道、违规停放等问题。

从图1来看,共享单车主要解决城区内市民临时短途出行,一般常识上的理解是休闲骑行,或者接驳地铁、公交站点与工作单位或住宅小区的通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最后一公里”范围。

对于“最后一公里”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单车投放策略。在国外共享单车基本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辅助工具,投放的数量主要参考城市人口和城区面积。

如图2所示,纽约和伦敦城市人口、城市面积相近,投放数量也基本保持线性关系。简单的使用相关系数分析,单车投放量与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79,与城市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19。可见人口因素远比城市面积对共享单车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共享单车主要满足短途出行,即便是中小型的城市,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共享单车的使用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而地广人稀的大城市,人们的交通出行距离较远,则有可能选择公交、地铁等交通工具。

但在我国,共享单车企业似乎不仅仅将其是做城市辅助出行的工具。如人口2 300万人左右的上海,2016年底共享单车投放量超过45万辆;2100万人的北京,共享单车的投放量也超过10万辆。投放数量的增加远远大于人口和面积的增加。

共享单车投放量的差异,是源于我国用户和西方用户使用习惯或社会环境不同?法国学者Tien Dung Tran等人以里昂共享单车为研究对象,在2015年发表的研究论文《Modeling bike sharing system using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中指出,在里昂共享单车与城市交通系统的接驳中,仅有火车站与共享单车存在显著性关系,公交、地铁站点,并不存在显著性。这可能与里昂城市规模较小(较小是与中国城市相比,在欧洲里昂属于大城市),城市公交系统发达有关。

在使用方式和时间上,早上共享单车的使用频率较低,主要集中在上班早高峰。下午共享单车的使用频率开始提升,主要集中在休闲使用上,其中影院和餐厅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短途旅游也是一个显著的相关性因素,流经里昂的罗纳河附近,也分布着大量共享单车。另外研究发现,车辆密度提高会带来使用量的提升,并具有显著性。这说明适度提高车辆的供给数量,可以挖掘潜在的使用需求。

法国里昂的人口和城市规模在放在中国城市中,与省会城市或发达地级市的情况有些类似,在这些城市共享单车的投放,可以参考该研究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策略。

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情况,国外的研究成果较少。2016年清华大学研究员杨新苗及其合作者 Andrew A. Campbell等人对北京共享单车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共享单车在北京与里昂的使用情况存在很大不同。
首先,共享单车作为公交接驳工具发挥了显著作用。除了与常见的公交、地铁接驳外,很多人将共享单车作为出租车的接驳工具。这可能与北京城市较大,且布局较为集中有关。较为偏远的地区很难等到出租车;而人口稠密的办公区、大型居民小区、高铁站、机场等地区,尽管出租车供给量较大,但对于集中出行的居民而言,仍然供不应求。因此使用共享单车驶入较为容易等到出租车的区域再打车,是一种便捷的方式。

在共享单车的使用人群上,北京和里昂表现出一致性,白领和学生是最主要的使用群体。与法国学者的研究不同,北京的温度和空气质量对共享单车的使用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冬季北京会出现严重的雾霾,公众已被教育在雾霾天减少室外活动,自然降低了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另外北京夏天常出现35℃以上的高温天气,户外活动已感到身体不适。而里昂夏季高温也在大多属于20多度的天气,尚处于适宜室外活动的范围。同时两地的研究都发现,低温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影响不大。

在出行距离上,共享单车有约90%的用户集中在0~5公里的骑行距离内。这个距离也是很多公共交通所覆盖的范围。因此共享单车不但是公共交通的补充,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竞争者的角色。

所以研究者建议,在交通密度较高的商务CBD地区,共享单车可能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出行模式。相反娱乐休闲、骑行健身、开放式景点、高校周边是潜力较大的使用区域,可以适当加大投放量,以高密度激发潜在使用需求。
中国共享单车未来何去何从?

根据速途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共享单车的投放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国内呈现垄断竞争格局。

截至2017年一季度,摩拜单车投放国内52个城市,365万辆单车;ofo单车投放国内46个城市,250万辆单车。从手机App的下载统计量看,摩拜单车下载量约为5 719万次,ofo下载量为3 303万次。下载量可能存在手机重置系统造成的重复统计,如果以10%的重复量计算,摩拜单车的下载量也达到5147万次,如果以每个App收取300元的押金计算,摩拜单车的押金沉淀有154亿元。其他共享单车或多或少也采取押金的形式,如此估算下来,押金是现阶段共享单车的主要收益形式。

但该形式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央行对第三方准备金的管理呈现加强的趋势,未来可能会影响到共享单车的收益。同时ofo等单车与芝麻信用合作,对高信用评分的客户,免受押金,可能引发一轮押金的价格战,进一步影响盈利水平。

从收费形式看,我国共享单车大多采用单一费率,费用在0.5元~1元之间,与国际流行的阶梯费率相比,单价较低(尤其对于重度使用者而言)。如果参考滴滴出行和优步的经验,在培养出用户习惯之后,共享单车有一定的费率提升空间,可能会为企业带来盈利的增长。

从App商业模式看。国外线下支付、电商类的App较少。而中国阿里和腾讯在智能手机电商和支付App的研发和应用上,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共享单车多数与阿里和腾讯有资本联系,App之间如果能实现互通数据,可以带来丰富的业务想象空间,这也是中国共享单车最富魅力之处,很有可能造就新的风口。

从宏观经济因素看,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的规模,是支撑共享单车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世界其他地区共享单车企业没有成为独角兽,可能与其人口基数较少,市场空间有限有关。我国人口总数世界第一,为共享单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基础。此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人口规模在未来几年,将会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将是共享单车成长的重要风口。

从行业经济属性看,共享的单车所有权并没有共享,依然由共享单车公司所有,并承担维护、折旧的费用,这使得该行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行业壁垒一旦形成,新进入者将很难打破。另外,共享单车需要配合采用手机App使用,App属于网络经济,其扩张的边际成本极低,行业最终会形成垄断竞争或寡头状态。

结合这两点来看,目前行业格局已初步形成,摩拜单车和ofo单车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最终局面可能是摩拜单车和ofo单车两强对峙;如果资本方介入,则可能会促成双方的合并或者较弱一方被收购。其他单车,可能结合当地市政工作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风口已过,已不具有挑战两强的实力。【作者齐卿】

谢选骏指出:中国特有的创新并非中国特有的创新——这个话题说起来有些绕,但事实就是事实。可悲的是,这种说法却出自法国广播公司,难道他们不了解法国的情况吗?为何要故意欺骗中国读者?是“迫于政治审查的压力”吗?

谢选骏:24史都应该禁止出版



大家注意到没有?2017年春天以来,“博讯新闻网”正在发生某种本质的变化。但愿这不会持续很久,不会毁掉十几年来的积累,就像以前的“多维新闻网”那样。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一)

《主权和猪权》说:

国家主权真是可以包办一切。既然至高无上,就可以规定其他任何权利。如此一来,人权变成猪权,并不奇怪。尤其因为,主权的谐音就是猪权。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主权(英语:sovereignty)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简言之,即为“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是对内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也是对外交往保持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主权的法律形式对内常规定于宪法或基本法中,对外则是国际的相互承认。因此它也是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国家主权的丧失往往意味着国家的解体或灭亡。

当今主权的概念正因为其至高无上的排他性,外交官不断援引之;跨国组织及企业设法规避之;政治学家、宪法、国际法学者等学者仍争论之,讨论全球化及国际及区域组织对主权概念的影响。

在主权之下,人权也就成为猪权了,在“生存权”的名义下。

犹有甚者,是直接拿猪狗的权利来代替,例如过去租界里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不能拿“猪权”来糊弄“人权”》说:

2008年新年刚到,就在网上看到好消息:说重庆实施了"人性"化屠宰,被杀的猪在死前可以享受到桑拿浴,死时还伴奏着《安魂曲》……云云。

没有核实此事是真是假,不过以前也不止一次看到过类似的在不同地点的报导,这种作秀,初一看只能说是"猪性"化:让猪安乐死去,减少死时的痛苦,并让猪的在天(或地)之灵魂(如果有的话)得到安慰。

但这并不是真的保护"猪权",如果真是这样关怀猪的生命的话,那又何必送去屠宰呢?试看为了保护生命物种多样化,保持生态平衡,我们做了多少努力啊!就是家养宠物也不会弄进屠场的,所以这只是作秀,是为了表示一种对生命的普遍关怀与敬畏。

这还是为了表示"人性",也有一说,说是猪死得愉快时,其肉也好吃些,类似于奶牛听音乐时,产的奶就又多又好……,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人享用吗?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权"。

再说这人权,它就决不等于猪权,不能用猪权来糊弄人权。当然人也与任何生物一样,首先要生存,首先要温饱,这也不假,但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负面报导,使人的生命都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在同一个重庆,近日也有报导,病危老人在西南医院因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在关怀生命上,我们总该先关怀人的生命,再去世关怀猪吧!

更为重要的是:人权还有更为本质的是作为人的存在的财产权与自由权。在财权方面,又是重庆,去年的最牛钉子户拆迁可是闹了很久啊!

在言论自由上,也是重庆去世年的彭水诗案被称为现代文狱而进入记录。

生存权是首要的,是人权的必要条件,但它绝不是人权的全部,更不是人权的充分条件,人的自由权才是当今人权的核心。

独立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调查报告指出,2007年全世界有五分之一国家违反公权和公民自由,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和中国等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自由出现倒退,36%的世界人口不是生活在自由中,其中约一半是中国人。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尚未结束。

《食品政治漫谈(4):趣谈狗权、猪权……》说:

狗有权利吗?如果有,是什么?同样可以问的是:猪又有什么权利?在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人权课还没上完的时候,又送来了一个新鲜玩意——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

普通民众对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和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往往会不加区别地混用。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动物福利指的是,人类基于各种需要(如取食动物之肉、娱乐、科研等)而使用和屠杀动物时,要人道,不能给动物造成太多痛苦。而动物权利,则具有更广的含义,而且更多指的是保护动物不被人类作为占有物使用物来对待的一种社会思潮。这都是对人类本位的一种反思。动物福利相当于人类对死刑犯讲执行人道死刑一样,而动物权利则将动物从财产提升到与人类比的生命,甚至拥有人类的精神权利。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是动物福利还是将动物当成一种工具和如附属于人类的财产之物;而动物权利则是将动物和人类相对对等的生命。动物权利的批评者认为,动物无法自我表达,无法对社会契约进行讨论并做出道德判断,对权利没有概念,因此不能谈什么类似于生命权等基本权利。还有一部分温和的动物权利批评者认为虽然将动物用于食用、娱乐或科学研究没有错,却应该立法保障这些动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温和派的动物权利批评者相当于动物权利的压缩版,基本上等同于动物福利主义。

无论是动物福利还是动物权利,人始终是参照物和中心体。人类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讲权利的时候,就开始有各种政治机制和机器去保证权利的表达和运行。动物之所以有福利和权利,不是因为他们去主动争取来的,而是一派支持动物福利和权利的人与另一派反对的人之间的博弈,前者占了上风,而使得动物有了福利和权利。所以,动物的福利和权利不是人与动物的政治结果,而实际上还是人与人之间政治博弈后的结果。因为动物无法表达和主张自己的权利,于是动物的权利基本都属于人类代为行使的状态。今日世界,大多数政府都承认大部分动物都可以为人类所使用、有的可以被宰杀用作人类肉食,但这个过程需要更人道。几乎所有发达的或有特殊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都对某些动物施行动物权利的习惯法或成文法。

动物福利法已经大摇大摆地进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立法,而这些法律可不是标榜的。从国际贸易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首当其冲。劳苦大众养个猪牛的,不容易,可是欧盟要是怀疑你在养猪的过程中虐待了猪,譬如,把很多猪放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猪基本的住房条件、生存空间没有达到欧盟所设定的标准;或者如果你把猪千刀万剐,杀猪杀得很暴力,也就是让猪不得好死,不给比较人性的方式让猪死得其所;对不起,你这猪或猪肉我不能要了。于是人给猪主张权利后,就不经意成为贸易的一个障碍,专业点,这里猪的福利法律成为了贸易壁垒。从刑事法角度,虐待动物,根据动物类别、情结严重等,有可能要受刑事处罚。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在香港就见报章上报道了一则内地听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大致好像说,一位宠物主忙工作结果将自己的宠物反锁在屋内,几天没有给食物。结果被警察拿去问话,据说还蹲了几天监狱。

有组数据着实把我惊着了。世界粮农组织(FAO)相当于整个地球世界的农业部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从2003年左右猪存栏数开始占到半壁江山,什么意思?世界每杀两头猪就有一头来自中国。2005年中国存栏数达到5亿之巨,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两个中国人就要养头猪。说咱是猪国,一点也不过分。

欧洲人认为动物福利与动物健康和食源性疾病有密切联系。动物在压力状态下及不良的环境下容易生病从而反过来对人造成健康隐患。欧盟实施了当今世界上最高动物福利标准。为此还专门制定了《动物福利2012-2015战略》(Animal Welfare Strategy 2012-2015)。欧盟将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连接起来,为此授权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评估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的关系。欧洲食品安全局则专门成立动物健康及福利专家组(Panel on Animal Health and Welfare)提供独立的动物疾病与福利的专家科学意见。近年来,一些动物保护组织都在呼吁善待动物,从喂养的方式、运输到加工等方面都有细致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要求供货方必须能提供畜禽或水产品在饲养、运输、宰杀过程中没有施行虐待的证明才准许进口。在动物保护和人道主义温情的背后,动物福利屡屡成为贸易壁垒的杀手锏。

2015年的夏天,广西玉林又沸腾了。猫狗和猫狗肉成为新闻头条。欧美主流媒体也参与报道,乐此不疲。玉林讨论的焦点是猫狗有没有生命权,也就是动物的权利问题。这个问题在欧美甚至在广东的对岸香港似乎是不言自明:猫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不能用来宰杀做肉吃。广西玉林人素有吃狗肉习俗,特别是夏至这一天,狗肉与荔枝、酒、火锅为当地特色,当地人摆酒,外地人蜂拥。2009年,玉林举办美食节,有商家借势猛推“狗肉节”。无独有偶,2014年,江苏沛县为声援玉林,居然临时增办狗肉节,引起舆论轩然大波。2015年的玉林可能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还大张旗鼓保留了所谓的“狗肉节”的城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沛县鼋汁狗肉进入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果反虐待动物法禁吃猫狗真的实施,那这道地方历史名菜就真的要变成历史遗产了。中国人吃猪还吃狗啊猫之类的。但是欧美人都是当孩子来养着,杀了猫狗之类来吃无异于食人肉乎?惊为天人啊?这同是世界上的猫狗,狗命在中国就生不逢时,狗命在欧美,命同人命。可以和主人同床共枕,有的还甚至拥有继承权,主人一命呜呼,什么猫狗之类的还堂而皇之地将所有家产都拥有了。跟非洲人讲动物权,人家大猩猩好像都抓来吃。我们很容易讽刺道,我们连人权都搞不好,还谈什么动物权。

有人说是有那么一伙人吃饱了没事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吃饱了撑着,总得找点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作用。于是造出这么一撮人以及被这撮人游说了的立法机器。对于此说,我是中立的。有一小撮人非常激烈,因为要动物权利,于是劝说人们素食主义。这些人不一定是宗教徒之故,可到时与佛教宣扬的效果要异曲同工。还有一部分不那么激烈,于是劝说人们不要买这些非人道方式生产出来的肉。前者很难成行,后者还真成气候了。为了说服人们动物福利是有必要的。

中国猪真的不好做,好比欧美牛不怎么好做一样。我们吃的猪肉要多于欧美人人均一倍,所以我们只好拼命地养,狠命地杀。而欧洲前些年闹出了疯牛病,大批大批的牛被人类无情地宰杀,没得商量,还要毁尸灭迹,为的是要保住人命。香港《猫狗条例》确实禁止屠宰猫狗、禁止售卖和使用猫狗肉,但同时,对于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猫狗,警察等可以进行扑杀。站在动物角度上说,动物福利和权利,实际上只是人类的一种施舍。也就是人类想给就给;但危害到人类安全时,马上就拿掉。参照物就是到底怎样才能保住人命或者让人类好过。

……

谢选骏指出:国家主权真是可以包办一切。既然至高无上,就可以规定其他任何权利。如此一来,人权变成猪权,并不奇怪。尤其因为,主权的谐音就是猪权。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二)

上述文章不知何故,却遭到“博讯新闻网”以下的公告:


谢选骏:主权和猪权
(博讯2017年06月07日发表)

更多文章请看专栏

谢选骏更多文章请看谢选骏专栏

致作者:这种自己文字只占很小一部份他人文字占很大部份的文章暂停发表。——博编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7/06/201706070919.shtml)

……


谢选骏指出:我并没有要求“博讯新闻网”刊登上述文章。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和我所看到的史料贴在了自己的博客里!博讯刊发与否是其在网络时代的自由选择,但是为何“正式隆重”地发出这一公告?是为了要一个“耐人寻味”吗?是为了向“有关方面”表达忠心吗?

况且,这里推出的理由算是什么理由?

如果这也算是一个理由,那么所有的24史都应该禁止出版。因为24史无一不是抄录了其他史料!

大家注意到没有?2017年春天以来,“博讯新闻网”正在发生某种本质的变化。但愿这不会持续很久,不会毁掉十几年来的积累,就像以前的“多维新闻网”那样。

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谢选骏:自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美科学家研发读心程序 可将大脑想法破译成语音》2012年2月5日报道说:

志愿者的头部X射线CT扫描图像,展示了负责处理声音的大脑颞叶上方的电极。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科学家研发出一款可以“读心”的电脑程序,能够破译大脑活动并将其还原成我们听到的词句。他们表示这项技术能够为因中风或者退化性疾病导致语言功能受损的患者带去福音。不过,很多人也对“读心”程序产生恐惧,担心自己的想法被他人偷窥。

研究过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学家将电极植入接受大脑手术的患者头骨,监视来自颞叶的信息。这一大脑区域与语言和图像处理有关。患者听到他人讲话时,电脑程序便开始分析大脑如何处理和重现他们听到的词句。科学家表示这项技术同样可以用于读取患者的想法,了解他们想说的话。

刊登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的研究论文指出,这项技术让读心研究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系统学教授罗伯特·奈特表示:“对于因中风或者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导致语言功能受损而无法说话的患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进步。如果能够通过分析大脑活动进行另一种意义上的虚拟对话,将有成千上万的语言功能受损患者受益。”

据悉,共有15名通过大脑手术治疗癫痫或者脑瘤的患者接受了测试。在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将256个电极安装在他们大脑表面,“窃听”他们表达的单个单词,包括名词、动词和名字。电脑程序分析电极活动,再现他们听到的词汇。研究论文合著者布莱恩·帕斯利指出,研究证明电脑程序破译大脑活动后获取的信息与在大脑内呈现的信息非常接近。

通过进一步研究,大脑活动分析将允许科学家将患者的想法转换成真实的语音信息,或者借助界面装置表达患者的想法。

研究发现人类的听觉系统将声音分解成单个频率。人类语言的频率范围大约在1到8000赫兹之间。帕斯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主要关注语言的低水平声学特征。在我看来,相关大脑区域并不只进行声学分析,还会进行其他活动。我们将理解他人的话视为一种非常自然的能力,实际上,大脑为了做到这一点进行了令人吃惊的计算。”大脑内的这些信息不会发生变化,可以进行精确测绘,电脑程序也可以破译出最初的声音。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加恩·斯库努普指出,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神经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大脑通过将从外部获取的信息转换成电活动的方式进行工作,例如语言。这项研究证明,我们也可以将电活动还原成最初的声音,至少可以达到相当接近的程度。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巨大进步,为研发相关生物医学应用程序铺平了道路。”

很多人担心这项技术将导致读心装置的出现,心怀叵测的人可以利用这种装置偷窥他们内心的想法。斯库努普表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这项技术的使用目前仅限于少数愿意接受手术的患者。非侵入式大脑扫描还没有先进到可以读心的程度。他说:“所有重视个人隐私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头骨仍旧是一个任何企图入侵大脑的黑客都无法攻克的屏障。”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祸福相依”,自由正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农耕和畜牧的自由带来了横征暴敛的奴役,金钱的自由带来了物欲的奴役,言论的自由带来了信息泛滥的奴役,科技的自由带来了更强控制的奴役。争取自由容易,摆脱奴役却不可能——这是因为,自由正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因为人的原罪控制了自己。

谢选骏:主权和猪权



网文《主权》报道:

主权(英语:sovereignty)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简言之,即为“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是对内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也是对外交往保持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主权的法律形式对内常规定于宪法或基本法中,对外则是国际的相互承认。因此它也是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国家主权的丧失往往意味着国家的解体或灭亡。

当今主权的概念正因为其至高无上的排他性,外交官不断援引之;跨国组织及企业设法规避之;政治学家、宪法、国际法学者等学者仍争论之,讨论全球化及国际及区域组织对主权概念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但是一旦被“主权”骑在胯下,在“生存权”的名义下,人权也就成为猪权了。犹有甚者,是直接拿猪狗的权利来代替人权,例如过去租界里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以及1980年的中国大陆的“外宾宾馆”。

网文《不能拿“猪权”来糊弄“人权”》说:

2008年新年刚到,就在网上看到好消息:说重庆实施了"人性"化屠宰,被杀的猪在死前可以享受到桑拿浴,死时还伴奏着《安魂曲》……云云。

没有核实此事是真是假,不过以前也不止一次看到过类似的在不同地点的报导,这种作秀,初一看只能说是"猪性"化:让猪安乐死去,减少死时的痛苦,并让猪的在天(或地)之灵魂(如果有的话)得到安慰。

但这并不是真的保护"猪权",如果真是这样关怀猪的生命的话,那又何必送去屠宰呢?试看为了保护生命物种多样化,保持生态平衡,我们做了多少努力啊!就是家养宠物也不会弄进屠场的,所以这只是作秀,是为了表示一种对生命的普遍关怀与敬畏。

这还是为了表示"人性",也有一说,说是猪死得愉快时,其肉也好吃些,类似于奶牛听音乐时,产的奶就又多又好……,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人享用吗?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权"。

再说这人权,它就决不等于猪权,不能用猪权来糊弄人权。当然人也与任何生物一样,首先要生存,首先要温饱,这也不假,但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负面报导,使人的生命都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在同一个重庆,近日也有报导,病危老人在西南医院因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在关怀生命上,我们总该先关怀人的生命,再去世关怀猪吧!

更为重要的是:人权还有更为本质的是作为人的存在的财产权与自由权。在财权方面,又是重庆,去年的最牛钉子户拆迁可是闹了很久啊!

在言论自由上,也是重庆去世年的彭水诗案被称为现代文狱而进入记录。

生存权是首要的,是人权的必要条件,但它绝不是人权的全部,更不是人权的充分条件,人的自由权才是当今人权的核心。

独立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调查报告指出,2007年全世界有五分之一国家违反公权和公民自由,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和中国等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自由出现倒退,36%的世界人口不是生活在自由中,其中约一半是中国人。

谢选骏指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尚未结束。

网文《食品政治漫谈(4):趣谈狗权、猪权……》说:

狗有权利吗?如果有,是什么?同样可以问的是:猪又有什么权利?在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人权课还没上完的时候,又送来了一个新鲜玩意——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

普通民众对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和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往往会不加区别地混用。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动物福利指的是,人类基于各种需要(如取食动物之肉、娱乐、科研等)而使用和屠杀动物时,要人道,不能给动物造成太多痛苦。而动物权利,则具有更广的含义,而且更多指的是保护动物不被人类作为占有物使用物来对待的一种社会思潮。这都是对人类本位的一种反思。动物福利相当于人类对死刑犯讲执行人道死刑一样,而动物权利则将动物从财产提升到与人类比的生命,甚至拥有人类的精神权利。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是动物福利还是将动物当成一种工具和如附属于人类的财产之物;而动物权利则是将动物和人类相对对等的生命。动物权利的批评者认为,动物无法自我表达,无法对社会契约进行讨论并做出道德判断,对权利没有概念,因此不能谈什么类似于生命权等基本权利。还有一部分温和的动物权利批评者认为虽然将动物用于食用、娱乐或科学研究没有错,却应该立法保障这些动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温和派的动物权利批评者相当于动物权利的压缩版,基本上等同于动物福利主义。

无论是动物福利还是动物权利,人始终是参照物和中心体。人类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讲权利的时候,就开始有各种政治机制和机器去保证权利的表达和运行。动物之所以有福利和权利,不是因为他们去主动争取来的,而是一派支持动物福利和权利的人与另一派反对的人之间的博弈,前者占了上风,而使得动物有了福利和权利。所以,动物的福利和权利不是人与动物的政治结果,而实际上还是人与人之间政治博弈后的结果。因为动物无法表达和主张自己的权利,于是动物的权利基本都属于人类代为行使的状态。今日世界,大多数政府都承认大部分动物都可以为人类所使用、有的可以被宰杀用作人类肉食,但这个过程需要更人道。几乎所有发达的或有特殊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都对某些动物施行动物权利的习惯法或成文法。

动物福利法已经大摇大摆地进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立法,而这些法律可不是标榜的。从国际贸易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首当其冲。劳苦大众养个猪牛的,不容易,可是欧盟要是怀疑你在养猪的过程中虐待了猪,譬如,把很多猪放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猪基本的住房条件、生存空间没有达到欧盟所设定的标准;或者如果你把猪千刀万剐,杀猪杀得很暴力,也就是让猪不得好死,不给比较人性的方式让猪死得其所;对不起,你这猪或猪肉我不能要了。于是人给猪主张权利后,就不经意成为贸易的一个障碍,专业点,这里猪的福利法律成为了贸易壁垒。从刑事法角度,虐待动物,根据动物类别、情结严重等,有可能要受刑事处罚。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在香港就见报章上报道了一则内地听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大致好像说,一位宠物主忙工作结果将自己的宠物反锁在屋内,几天没有给食物。结果被警察拿去问话,据说还蹲了几天监狱。

有组数据着实把我惊着了。世界粮农组织(FAO)相当于整个地球世界的农业部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从2003年左右猪存栏数开始占到半壁江山,什么意思?世界每杀两头猪就有一头来自中国。2005年中国存栏数达到5亿之巨,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两个中国人就要养头猪。说咱是猪国,一点也不过分。

欧洲人认为动物福利与动物健康和食源性疾病有密切联系。动物在压力状态下及不良的环境下容易生病从而反过来对人造成健康隐患。欧盟实施了当今世界上最高动物福利标准。为此还专门制定了《动物福利2012-2015战略》(Animal Welfare Strategy 2012-2015)。欧盟将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连接起来,为此授权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评估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的关系。欧洲食品安全局则专门成立动物健康及福利专家组(Panel on Animal Health and Welfare)提供独立的动物疾病与福利的专家科学意见。近年来,一些动物保护组织都在呼吁善待动物,从喂养的方式、运输到加工等方面都有细致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要求供货方必须能提供畜禽或水产品在饲养、运输、宰杀过程中没有施行虐待的证明才准许进口。在动物保护和人道主义温情的背后,动物福利屡屡成为贸易壁垒的杀手锏。

2015年的夏天,广西玉林又沸腾了。猫狗和猫狗肉成为新闻头条。欧美主流媒体也参与报道,乐此不疲。玉林讨论的焦点是猫狗有没有生命权,也就是动物的权利问题。这个问题在欧美甚至在广东的对岸香港似乎是不言自明:猫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不能用来宰杀做肉吃。广西玉林人素有吃狗肉习俗,特别是夏至这一天,狗肉与荔枝、酒、火锅为当地特色,当地人摆酒,外地人蜂拥。2009年,玉林举办美食节,有商家借势猛推“狗肉节”。无独有偶,2014年,江苏沛县为声援玉林,居然临时增办狗肉节,引起舆论轩然大波。2015年的玉林可能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还大张旗鼓保留了所谓的“狗肉节”的城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沛县鼋汁狗肉进入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果反虐待动物法禁吃猫狗真的实施,那这道地方历史名菜就真的要变成历史遗产了。中国人吃猪还吃狗啊猫之类的。但是欧美人都是当孩子来养着,杀了猫狗之类来吃无异于食人肉乎?惊为天人啊?这同是世界上的猫狗,狗命在中国就生不逢时,狗命在欧美,命同人命。可以和主人同床共枕,有的还甚至拥有继承权,主人一命呜呼,什么猫狗之类的还堂而皇之地将所有家产都拥有了。跟非洲人讲动物权,人家大猩猩好像都抓来吃。我们很容易讽刺道,我们连人权都搞不好,还谈什么动物权。

有人说是有那么一伙人吃饱了没事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吃饱了撑着,总得找点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作用。于是造出这么一撮人以及被这撮人游说了的立法机器。对于此说,我是中立的。有一小撮人非常激烈,因为要动物权利,于是劝说人们素食主义。这些人不一定是宗教徒之故,可到时与佛教宣扬的效果要异曲同工。还有一部分不那么激烈,于是劝说人们不要买这些非人道方式生产出来的肉。前者很难成行,后者还真成气候了。为了说服人们动物福利是有必要的。

中国猪真的不好做,好比欧美牛不怎么好做一样。我们吃的猪肉要多于欧美人人均一倍,所以我们只好拼命地养,狠命地杀。而欧洲前些年闹出了疯牛病,大批大批的牛被人类无情地宰杀,没得商量,还要毁尸灭迹,为的是要保住人命。香港《猫狗条例》确实禁止屠宰猫狗、禁止售卖和使用猫狗肉,但同时,对于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猫狗,警察等可以进行扑杀。站在动物角度上说,动物福利和权利,实际上只是人类的一种施舍。也就是人类想给就给;但危害到人类安全时,马上就拿掉。参照物就是到底怎样才能保住人命或者让人类好过。

谢选骏指出:国家主权真是可以包办一切。既然至高无上,就可以规定其他任何权利。如此一来,人权变成猪权,并不奇怪。尤其因为,主权的谐音就是猪权。人如果在心理上都变成了猪,只知生存的猪权,再想变回来就很难。

谢选骏:王岐山与孙中山都是美国公民



《网民查证 王岐山妻子美国社会安全码属实》2017年6月17日报道说: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又爆猛料,披露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夫人姚明珊乃美国公民,并提供其美国护照号码及社会安全号码(SSN)、住址等;王的妻妹姚明端亦拥有美国身份;姊妹俩都是六四后移民美国的;当时她们的父亲姚依林官居中共常委。这是今年1月郭爆料以来最令人震撼的一次。

郭文贵在美国时间16日早上接受明镜网采访直播,为防北京滋扰,除明镜网外还在YouTube、Twitter同步直播。因事先张扬,吸引大量网民收看,三网即时收视人数高峯时均逾10万人次;其间一度遭黑客攻击中断,但因有备而来,三网均很快恢复播出,至昨日估计三网点击人数逾亿,不少内地网民翻墙收看。

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专访中,郭文贵披露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妻妹姚明端的美国身份,包括她们持有美护照号码和SSN,又提供她们在加州登记的住址;其中姚明珊是1992年登记SSN,于1996年开始在加州居住;姚明端是1990年登记SSN,那一年正是六四屠城次年。姚氏姊妹的父亲姚依林在八九学运支持出动军队镇压,其后继续稳坐中共政治局常委宝座。

姚氏姊妹六四后移民美国

有网民上美国有关官网查证,证实姚氏姊妹的SSN属实。有网民直指,姚氏姊妹六四后即移民到美国,证明当时连她们任中共常委的父亲都以为垮台在即,把家人送去美国:"王岐山同志口口声声要清理裸官,并以此理由拿下了数以十万计的裸官,现在王书记如何解释?请你自刎以谢全党吧!"

郭文贵也在爆料中感慨:"美国房产、美国公民身份,这不是开玩笑,这是政治、经济、党纪的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裸官要抓起来。姚明珊是美国公民,这事大不大?被抓的26万党员、960万反腐案件,大家都要翻案,今天翻不了,明天一定翻。是对9,000万党员的巨大耻辱,你们真应该向王岐山讨还公道!"

美政府予郭全家护照保护

郭文贵同时揭露王岐山的养女孙瑶的照片和个人资料,显示36岁的她毕业于加州大学本科、史丹福大学硕士,申报住址为美国三藩市,2008年开始任香港中金公司高级经济师,曾居香港。但不清楚郭提供的这个资料来源及年份,故无法判断孙是否仍在香港。此外,郭也声称,美政府高度关注他与中共这场角力,并决定给他全家美国护照以便保护,但郭犹豫中,美方给他的宽限期到7月17日。

谢选骏指出:王岐山的妻子是美国公民,王岐山本人可能也是美国公民。即使暂时不是,事实上也和美国公民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按照美国移民法,公民配偶可以随时申请相关身份,官方不得拒绝这一公民权利。

王岐山既是美国公民,可以不可以继续执政?不仅可以执政,还可以从事革命活动。因为这是中共“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身体力行的。

《孙中山曾是美国公民 夏威夷出生证明书曝光》指出: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持有美国国籍?这件事最近在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搜集到的一批历史文件中得到了证明。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出生在广东中山市翠亨村。“中山市”也因为他,从“香山市”改名过来。那生于粤长于粤的他,怎么就成了“美国人”呢?循着革命年代里孙中山四处奔走的路线,我们一起来揭开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孙中山选择通过夏威夷来让自己拿到美国公民身份,和他初期革命活动在此展开分不开。

夏威夷出生“证明书”

“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权达变,如像伍子胥乔装出关,孔子微服过宋。这事既已救国为目的,何必拘泥呢?”据说这是革命党人杨文炳劝孙中山的一段话。看得出,当年在要不要持有美国国籍上,孙中山是比较纠结的。

孙中山的革命之路一直走得很艰难,在武昌起义之前,他领导和组织的10次起义,全部以失败告终。1895年10月26日,他指挥的第一次起义——“乙未广州起义”尚未发动就因事泄失败。孙中山等受到通缉,被迫走避日本。次年1月,他又转赴檀香山。

大元帅府纪念馆的专家指出,“因为清政府通缉和保皇党到处破坏革命运动,孙中山不得不做周密的安排。在亲友劝说下,孙中山于1904年3月14日获得‘夏威夷出生证明书’。在申请表中填写他是1870年11月24日出生于夏威夷欧胡岛。就这样,孙中山不仅能入境美国本土,还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但在1904年4月7日,当孙中山从夏威夷乘“高丽轮”在旧金山上岸时,却被美国移民局扣押进了一间码头小木屋中多日,并被判决原船送回檀香山。

孙中山在自述中称,他生于夏威夷,三四岁时被父母带回中国。由于他在1896年曾以在上海核发的旅行证件入境旧金山,并在之后依此从纽约抵达英国。因此虽然他1901年以本土出生公民身份回到夏威夷,但出具于4月15日的旧金山美国移民局判决书中认为:从他自己的声明中,他放弃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并在1895年或1896年成为中国籍,然后以上海核发的旅行者身份在这里入境,依照美国法律,只能把他当中国籍。孙中山的入境申请被拒了。移民官还告诉他,你如果不服,可以上诉。

上诉要回“公民身份”,以掩护革命活动,孙中山当然上诉了。

就在旧金山移民局的判决发出的第二天,代表孙中山的华盛顿特区律师向移民局主管提出申诉。4月28日,商务暨劳工部执行部长乔治·B·括特尔尤发出长达3页的决议,撤销对孙中山的驱逐令,要求旧金山移民专员允许他入境。

文件中这样写道:“1896年6月10日,他持中国学生与旅游文件获准自旧金山入境。后至欧美各国,再返回夏威夷。自此长居夏威夷,仅偶尔造访香港。他所提出之支持美国公民主张的文件,包括出生于夏威夷州的证明,其格式无虞,以及该地之护照,其格式无虞,护照上陈述该证件持有人为美国公民,并由夏威夷州州长签名。另有一名负责檀香山之中国警探撰写之报告,表示出生证明之陈述业经调查皆为真确。申请人(注:孙中山)并主张,在夏威夷群岛归于美国后不久,所有驻民皆已进行注册登记,他本人亦于彼时登记为出生于夏威夷之华人,并于自夏威夷出发的此次旅程前宣示对美国效忠。”

决议中指出:“他曾暂居于清国,因想造访美国而取得清国政府所发给之文件以证明其学生身份,是申请人于当时情况下入境美国之惟一方法。申请人从未于上述行动放弃对美国的效忠:因为,不等到1900年4月30日法案通过,他根本无法成为美国公民;从未拥有过的东西,他无从放弃。”

所谓“1900年4月30日法案”,指的是夏威夷政府宣布“1898年8月12日当天所有夏威夷共和国的公民皆为美国公民与夏威夷州公民”。1898年8月12日,是夏威夷正式并入美国的日子。孙中山既然是“1870年出生于夏威夷”,自动获得美国国籍自然是合法合理的。

因此,美国商务暨劳工部认为:“该申请者显然为美国公民并有权入境。”

从以上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身份,是正式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的。也就是说,至少在从此之后一直到1912年中国民国成立,孙中山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都是有着这样一重身份的掩护。

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后

美政府承认其“中国公民”身份

孙中山最终以合法的身份入境美国。从1904年5月~11月,他游历美国数十座城市,宣传革命。孙中山选择通过夏威夷来让自己拿到美国公民身份,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也和他初期革命活动始于此分不开。1894年11月24日,他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拉开了民主革命的序幕。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香港兴中会总部,并以“乾亨行”名义作为掩护。当年3月,他又在广州成立了兴中会分会,会址设在了王氏书舍。

1912年,孙中山计划再次赴美。6月27日,檀香山移民站督察主任Richard.L.Halsey发函给华盛顿的移民局主管,询问孙中山在接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职务的同时,是否便失去美国公民的身份?移民局的复函中称,“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已完全确立其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

大元帅府的专家向记者表示,孙中山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一事,于史有据,并非向壁虚造。让人踌躇的是,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出生文件,应当是伪造的,不免有损声誉。但若考虑到当时革命环境的艰险恶劣,以及一代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热血心肠,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1904年4月7日,当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孙中山从夏威夷乘“高丽轮”在旧金山上岸时,却被美国移民局扣押进了一间码头小木屋中多日,并被判决原船送回檀香山。

1904年4月14日孙中山自述证词稿,其中提到其在三四岁时被父母带回中国,父亲去世后在10岁左右回到夏威夷,到十七八岁后再回香港,1896年以在上海核发的旅行证件入境旧金山,1901年以本土出生公民身份回到夏威夷檀香山!

谢选骏指出:王岐山是美国公民了,还可以继续做官,甚至无需修改相关的“裸官条例”,因为,中央可以发个红头文件,甚至,连这个必要也没有。本来,“人和人就是不一样的”,凡是华人,都认可这个潜规则。即使华人组成的“基督教教会”,也不能免俗,所以孙中山才可以混迹于教会。呜呼哀哉。

谢选骏:真正的穷是越变越穷



《27歲畢典講者:真正的窮是沒有能力改變》2017年6月17日在台北说:

台師大2017年邀請27歲的寶島淨鄉團長林藝,擔任畢業典禮主講,她以「拚命,是為了做自己」為題,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給畢業生多元思考。(台師大提供)

大學畢業典禮請的演講嘉賓,不是大企業家,就是社會成功人士。台灣師範大學今年請來的主講者,卻僅有27歲,且這個人還在畢業5年內,換了10份工作。

台師大今年邀請27歲的寶島淨鄉團長林藝,擔任畢業典禮主講,她以「拼命,是為了做自己」為題,做了15分鐘的演講,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給畢業生多元思考。

其實台師大去年就曾邀請當時29歲的DFC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臺灣發起人許芯瑋演講,因為年齡和畢業生差不多,更能接近畢業生,引起許多迴響,也獲得媒體大篇幅報導。校方今年繼續比照,請來27歲的林藝,又將嘉賓年齡紀錄下修。

林藝分享自己畢業5年,做了10份工作,但其實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一路上努力地發現自己、勇敢地成為自己。

林藝回憶大四在高中實習時,上課上到「人類與環境」,台上講的口沫橫飛,下課後卻被學生問做過了什麼,才發現自己根本都沒做。這次震撼讓她下定決心,和7位同學一同成立了寶島淨鄉團,透過網路號召淨灘,抱持著就算沒人來,頂多自己做。

結果5年下來,他們一共辦了31次淨灘,累積約4000人次。27歲的林藝當過老師、電視外景主持人、電視節目企畫、社群行銷等工作,也曾被資遣而陷入人生迷惘,但唯有寶島淨鄉團的事情,讓她持續到底。

林藝說,「真正的窮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能力去改變。」她提到自己在寶島淨鄉團,曾被媒體捧為平民英雄、未來大人物,實際生活她卻面臨失業、迷惘,根本是「未來大廢物」。

她花了2個月時間分析人生,發現上班只是她逃避面對、迎合社會主流價值的方式。而一個人想成為的樣子,無法從為人工作中得到,而應起身為自己創造。

林藝在演講最後,鼓勵台師大學弟妹們「堅持不要臉」,她曾瘋狂地嘗試各種工作,失敗就再試,喜歡就堅持。透過大量嘗試,找到自己最喜歡且最適合的事情。她相信夢想就跟礦物一樣,埋在每個人的心底,在挖出來之前,沒人知道是什麼樣子。

谢选骏指出:二十七岁的女生,尚未到达“三十而立”,所以还是不懂人生仅仅「堅持不要臉」是不行的。而且她所说的「真正的窮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能力去改變。」也是错的——首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钱,哪怕是真正的叫花子也有几个钱;其次,真正的窮不是「沒有能力去改變」,而是越改变越穷。

网文《毛泽东谋略1.25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报道:

1936年,在保安窑洞,毛泽东曾问过斯诺是否希望美国发生革命,如果发生革命会不会参加。斯诺说:如果美国也像中国那样贫穷落后;如果人民也受到这样寡廉鲜耻的压迫和剥削,遭受那样残酷的杀害;如果美国儿童也被当作奴隶一样地买卖;如果美国一直是个专制国家,现在又由军阀统治而不受人民权力的制约;如果美国人没有参加政权,既不能参加选举,又不能行使弹劾的权利;如果工人没有结社或者进行集体交涉的自由;如果美国的统治者假公济私利用国家银行为私人经营的企业提供资金,而又不公开帐目;如果美国最有权势的家族是最富有的投机商;如果外国人霸占我们的港口,并控制了我国大部分的经济;如果我们不放一枪就丢掉了整个美国的北部;如果没有合法的途径可循来组织政治上的反对派;如果在美国也像在中国一样存在上述种种情况;如果除了进行武装反抗之外,没有办法可以改变或改善国策,也无法改变或改善生活条件本身,那么,我的确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听了斯诺这一番“如果”,毛泽东笑着说:“美国将是最后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如果马克思有幸活到二十世纪并像斯诺那样到中国来看看,毛泽东一定要和他商量一下关于物质生产力水平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社会的普遍贫穷和落后并不是革命的障碍,而是革命的源泉。穷则思变嘛!正因为穷,所以才要革命。要是富了,那还革什么命?毛泽东也许还要举出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革命作为佐证:哪一次农民革命不是因为民不聊生才起来的?人的生存渴望决定一切。美国人没有衣食之忧,所以革命的雷声迟迟响不起来,斯诺的话确实揭示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中国革命的原因。

在中国,虽然马克思所指望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工人阶级还不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中国遍地都是饥寒交迫的穷苦人,穷人多就好革命。一则革命渴望强烈,二则容易发动起来,一个人越穷,就越希望改变现状。而且,由于他穷极了,只要革命稍能为他带来一点好处,他就会投身于革命。韩素音在《早晨的洪流》中记录了一个革命者的话:“我们想的、吃的、喝的、睡的都离不开革命”。对于一个一穷二白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革命更值得向往呢?毛泽东看准了这一点,他从人的生存渴望中看到了贫穷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他说:“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

这的确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当代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也认识到这条真理,所以他们认为要在世界上避免革命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帮助那些想革命的地区摆脱贫困。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决不等于马克思曾寄望的产业大军。毛的“无产阶级”应当叫作“穷人”,其特点是“无产”,并不在乎他是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代表,是工人还是农民,或其他什么社会成份。这样,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准无产阶级可就多了,不是百分之零点几,而是占总人口的大多数。毛泽东轻易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这一难题。

占总人口90%以上的革命动力,又有90%以上是农民。而农民,按照越穷越革命的原理,又数贫农最革命。毛泽东统计过,贫农占乡村人口的70%。其中20%是那些“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和歹做盗贼的‘赤贫’”,50%是“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次贫’”。贫农革起命来,富农和中衣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为什么不进农会!”毛说:”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所以”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一切破坏的工作都只有他们做得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组织也是他们在哪里组织,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国民党右派和绅土们说这些人都是些“痞子”、“惰农”。毛泽东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是“革命先锋”,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按毛泽东的说法,任何一个国内部有上中下三等人。中国由于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等人数量特别多,而且处境特别悲惨,这就为革命的发动者提供了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参加革命的人特别多,二是革命起来以后能量特别大。毛泽东正是看准了这两点,从而发动和领导了一切底层人民的革命。这种革命参加者甚众,能量特大,与陈独秀等人贵族式的革命方式完全不同。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所说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放屁”。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的革命是越革命就越穷了。多亏了毛泽东后来投降他大力反对的“美帝”,共产党中国才逐渐富裕了起来。与此同时,跷跷板原理,使得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陷入“越干越穷”的绝境,所以他们才有受到川普的诱惑和诱骗……所以世界上才会有破产,有走投无路,有生不如死……还有的人干脆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拿起武器枪击共和党的议员聚会……不信就看看,27岁以后的“熟女”会怎样走。人生仅仅「堅持不要臉」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好的运气,或说是上帝保佑——所以说,“坚持向神祷告是赢得胜利的法宝。”

谢选骏:金钱外交证明两个中国钱多人傻


《英媒:拿出支票本 中国展开金钱外交》(BBC 2016年11月8日)报道:

《金融时报》周二(11月8日)刊登长篇分析文章,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领导人最近到中国签大单,称中国财大气粗展开“支票外交”。

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就曾被问及中国“支票外交”问题,他回答说,不存在利用中国的金融力量来改善关系这回事。尽管有专家认为,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亲近中国而有实际的削弱,但是“在感觉比现实更为重要的外交领域,很多伤害已经造成。”

分析文章认为,这一切都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情况下,美国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又有了一个新问题。与此同时,这一切都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地位更加巩固。

习近平2012年出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悄悄地”推出了与邓小平时代不同的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越来越走向“奋发有为”。

至于美国即将选出的新一届政府,将要让亚洲的盟国们相信,在受到中东和乌克兰等危机干扰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把重点放在亚洲。文章也指出中国自身的外交老毛病。“北京在亚洲疲于争取朋友,一方面绝大部分的国家依赖中国繁荣经济,但是在安全方面这些国家更愿意依赖美国,因为美国方面不那么变化莫测。”

专家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特点是“糖衣炮弹”(charm offensive),会粉碎中国所有的善意。文章说,虽然中国越来越擅长地缘政治游戏,邻国们也越来越会跟中国打交道,“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北京不一定从交易中得到实际的好处。”

《中国的金钱外交》(IPDForum 五月 15, 2017)报道:

对非洲和拉美的贷款有助于改进当地基础设施却无助于就业市场、贸易逆差或透明度的改善——中国迫切需要获得原材料并解决本国工人就业问题,因此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量投资,引起全球关注。

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自 2000 年起,中国便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每年的货物贸易量高达 16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80 亿元)。中国领导人表示要在未来十年内向拉美投资 25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7000 亿元)。

这些投资覆盖面极广,为非洲亟需的道路、机场、铁路、电信和港口等公共项目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骄傲宣称,截至 2015 年下半年,中国已在非洲完成了 1046 个项目,修建铁路 2233 公里,高速公路 3350 公里。专家指出,尽管这些项目大多改善了非洲的基础设施,也因此赢得了债务国的善意,但这些项目往往难以达到当地投资带来的那种广泛公共效益。由于中国较少雇佣当地人并缺乏透明度,其在非洲和拉美的投资往往在收获赞誉的同时也招致批评。

本地项目,中国员工

尽管很难找到关于在非洲务工的中国公民准确人数的可靠数据,但最常引用的估计数字是在 100 万左右。

2016 年 7 月,布鲁金斯学会在一篇题为《中非接触:从自然资源到人力资源》的报告中指出:“非洲需要为其众多的青年人口创造大量工作机会。”

布鲁金斯学会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性公共政策组织。学会的这篇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劳工占据大量工作机会,留给非洲人的工作机会更少了。”该报告的作者杜大伟 (David Dollar) 曾在 2009 年至2013 年间担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他在2016 年 7 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指出,虽然中国因资助非洲多个重大项目而举世瞩目,但据他总结,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资助比例虽然“很高,但并未达到压倒性优势”。他说,中国劳工给非洲带来了亟需的技术,并对本地员工进行培训。杜大伟还补充说,非洲各国政府应集中精力满足就业需求,通过这些项目为本地人员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创造就业机会可能是非洲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据布鲁金斯报告报道,得益于现代医药和“医疗教育服务的提高与普及”,非洲在保持高生育率的同时,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非洲约有一半人口年龄在 20 岁以下。
杜大伟总结说,在非洲建筑工地上中国劳工处处可见,这一现象令人喜忧参半。中方项目没有给非洲带来足够的就业机会,但中国的建筑公司价格具有竞争优势,“以更低的成本为非洲建设亟需的基础设施”。

贸易赤字大,贷款风险高

中国在拉美和非洲的投资项目比比皆是。从计划建设价值 1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80 亿元)、横跨巴西和秘鲁的两洋铁路,到沿尼日利亚海岸修建价值 120 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816 亿元)的铁路,中国投资充分满足了发展中国家急需资金的胃口。

不过,这些债务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多数赤字高企。据《经济学人》杂志的姊妹企业、金融研究与预测公司经济学人智库 (EIU) 2016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主要从非洲和拉美进口大宗商品,并对它们出口高附加值的消费品。”

高风险贷款也给债务国带来了经济压力。

由资深记者和专门研究中国对非洲事务参与情况的学者联合打造的多媒体平台中非项目 (CAP) 报道说,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银行和企业在非洲发放的贷款超过8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848亿元)。

部分贷款以石油、矿产或其他自然资源为抵押。据中非项目报道,随着商品价格暴跌,举债经营的非洲各国发现还贷并非易事。“以安哥拉为例,该国石油出口收入大部分用于归还中国至少高达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360 亿元)的贷款。这意味着,该国石油出口没有给该国带来真正的收益(现金),由此造成的流动性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肯尼亚的情况也类似,中国现为该国最大债权国,拥有其一半以上外债。

上述布鲁金斯研究报告称,中国借给非洲的贷款有三分之一左右是以商品为抵押。此类债务国包括安哥拉、刚果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纳、尼日尔和苏丹。

报告指出,这种融资方式让这些国家能够以一定条件获得原本不可能获得的国际贷款。对中国来说,以石油为抵押物不仅可以降低违约风险,还能方便其在高风险环境下进行出口。

随着中国继续在海外投资,拉美和非洲的商界领袖开始公开表达自己对另一金融窘境的担忧:贸易失衡加剧。

2016 年 8 月,在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会面的前几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界领袖在一次商务峰会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据《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报道,阿根廷工业联盟主席阿德里安·考夫曼 (Adrián Kaufmann) 认为:“两国贸易关系情况不容乐观。近年来贸易逆差日渐加剧。这种非对称关系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不良影响。”

据《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报道,2015 年 阿根廷对中国的出口额为近 5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40 亿元),而从中国的进口额却为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80 亿元)。

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提供了一些关于贸易失衡的详细信息。

拉美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有四分之三仅由以下四种商品构成:石油、铜、铁矿石和大豆。而中国出口到拉美的大部分却是低科技和高科技消费品。报告指出:“将自然资源出口到中国,又从中国进口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品,这一过程造成了过去十年来十分常见且愈演愈烈的高额贸易赤字。”

商品价格疲软令情况雪上加霜。报告指出,截至2015 年,拉美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翻了两番,高达26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768 亿元)。

未兑现的承诺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已引起全球瞩目,但中方所提出的很多开发目标却根本没有兑现。西方投资者所面临的重重障碍也困扰着中国企业,从缺乏地方支持到基础设施落后,中国企业需要迎接种种挑战。

《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个鲜明的例子:一家大型中国企业和乌干达投资者投入15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20 亿元)开发乌干达部分最落后地区。投资者设想在维多利亚湖西岸打造一个占地约 500 平方公里的新型自由贸易区,自贸区内将建设一个太阳能机场、一个配送中心,以及众多生产设施、民居和涉农产业。

但这些项目却没有一个得到落实。

中国曾筹划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投资 1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8 亿元)开发油棕种植园。但据《经济学人》报道,开发工作启动后,中方却发现该地区无公路可用,虽然有一条河,但却几乎无法通航。最后总算在一小片地区完成了种植,才种下的作物却转眼就被偷了个精光。这个项目最终只能搁浅。

环境问题

拉丁美洲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对中国的环境管理能力提出了质疑。

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指出,对可能给环境带来重大影响的大型基建项目,世界银行之类的多边银行已经制定了非常详尽的管理政策。杜大伟说,例如,世界银行资助的大型开发项目就需要进行环境评估,征求公众意见,落实缓解措施以减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建设所遵循的原则是依照东道国本地的准则行事,这种做法表面上看起来通情达理,但布鲁金斯报告指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规章制度往往执行不力。”

报告提到:“对中国在非活动持批评意见者指出,中国自身的国内环境破坏情况也令人堪忧。”

中国的环境破坏情况已经被广泛曝光。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和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健康影响研究所联合进行了一项研究,并于 2016 年 8 月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题为《燃煤和其他主要来源造成的中国疾病负担》的研究报告指出,2013 年,燃煤导致中国约 366000 人过早死亡。

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 2015 年 7 月发布报告称,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排放量之和,中国 60% 的地下水不适合人类饮用。这份题为《中国的环境:问题严峻、力度加大、机遇无限》的报告指出,有鉴于此,中国政府目前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支出史无前例。

鉴于中国过去的表现,拉美部分商界领袖和社会贤达敦促政府谨慎行事。中方提议由其出资修建一条全长 5000 公里,东联巴西大豆农场和铁矿,西接秘鲁南端伊洛港的铁路。该铁路建成后可缩短自然资源运往中国的路程,降低运输成本。不过中国希望的路线将穿过森林茂密的亚马逊地区,还需在亚马逊雨林中大兴土木,新建一座城市来容纳铁路工人。

2016 年 8 月,巴西国有铁路运营商对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的路线选择提出了批评,称其穿过原始森林保护区,势必对当地敏感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波士顿大学 2015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在拉美:南南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教训》也同样认为,拉美的“中国潮”可能造成环境破坏,应引起警觉。报告指出,对中出口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增加,这是因为对中出口大多和自然资源开采直接相关。不过,“造成滥砍滥伐的最主要原因并非出口货物本身,而是为将这些货物运到港口而修建的公路、运河和铁路。”

该研究报告称,这些通道为人类定居亚马逊雨林打开了门户,干扰了动物的迁徙模式。

回报跟随自己投票的忠实追随者

在中国将投资目光落到某国身上时,该国不仅要担心贸易失衡和环境问题,还要考虑到中国在非洲的资金投入往往还附带有政治条件。

位于弗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实验室的一个研究项目显示,中国会回报在联合国决议上跟随其投票的非洲国家。

该项目表明,虽然中国会相应给予更贫困国家更多资助,但大致来说,它对跟随其投票的国家资助力度更大。

例如,投票时与中国保持一致立场次数最多的埃塞俄比亚和津巴布韦两国,在 2000 年至 2012 年期间从中国得到的开发援助也最多。

缺乏透明度

与民主国家生意往来,往往要求政府官员进行财务披露,就开发项目进行公开听证和竞价投标,但和喜欢遮遮掩掩的政权做生意则会面临透明度方面的挑战。

在 2016 年 9 月国际经济论坛“20 国集团峰会”召开之前,中国提议世界各国领袖在会上通过追逃追赃原则,促进国际合作,将外逃腐败分子引渡回国接受司法审判。致力于反腐工作的非营利组织透明国际写道,应当对中国牵头展开这些讨论引起警觉,因为中国政府还在采用包括“逼供在内的种种手段,且该国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搞清楚被拘捕者是否为中国政府的政治目标。”

“中国一直努力在世界各地争取生意机会,”透明国际写道,“如果它能更认真地致力于调查和起诉对外国官员行贿的中国企业,则能对 20 国集团的反腐工作产生更大影响。”

其他世界领袖呼吁中国在报告经济数据时应增加透明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本·贝南克 (Ben S. Bernanke) 在 2016 年 3 月和他人一起,联合为布鲁金斯学会撰写了一篇报告,指出中国必须对政策倡议做出更好解释,并提高数据透明度,报告更可信的增长数据,但“这种转变对习惯了遮遮掩掩的政府来说并非易事”。

对全球金融市场伦理学问题进行分析的全球金融与伦理七柱研究所 (Seven Pillars Institute for Global Finance and Ethics) 认为,中国政府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掩盖了中国投资一些不好的方面。

七柱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在非投资的最大来源是出口信贷计划:中国将钱借给目标政府,该政府再用贷款从中国进口。例如,中国可以为非洲国家的建筑项目提供融资,但要求对方使用中国的建筑公司、工人和设备进行建设。

七柱研究所在报告中还指出:“中国就出口信贷向非洲国家开出的条件是该计划之所以受到道德质疑的原因。”

报告提到,贷款利率不符合国际公认标准,往往低于市场利率,还款期限则远比正常期限长。尽管这些出口信贷协议对雇佣本地人员有着严格的配额规定,但“鲜有证据表明这些规定得到了遵守”。

不过,拉美和非洲各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早该完成的现代化项目,所以中国贷款还是颇受这些国家欢迎。

乌干达驻美大使奥利弗·沃奈卡 (Oliver Wonekha)将中国视为美国等西方借贷国的补充。在 2016 年 7 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沃奈卡提到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曾五次出访中国,得益于此类中乌协作,乌干达两个机场正在升级翻修。她还指出,中国向乌干达提供了 3.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3.8 亿元)的贷款援建连接首都坎帕拉和恩德培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项目。沃奈卡说非洲需要愿意承担风险的借贷者。她简练地对中乌日益密切的关系进行了总结:“中国的风险承受度很高。”

《美議員:中國「支票外交」 兩岸的危險挑釁》2017年6月16日说:

美國德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15日發布聲明表示,他對巴拿馬與台灣斷交深感震驚,呼籲其他國家不要屈服於中國的經濟脅迫,應拒絕加入孤立台灣的行列;眾議員瓦格納(Ann Wagner)也表示,中國的「支票簿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是對兩岸關係的危險挑釁。克魯茲並說,德州支持台灣,他期待著與台灣合作,加強關係。克魯茲指出,對於巴拿馬切斷與台灣關係,轉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深感震驚,這舉動進一步孤立美國在亞太地區最親密的盟友之一,而且是在美國於全球最重要地區之一的地位受威脅時,讓北京取得重大的外交勝利。

聲明寫道,美國對於台灣的安全、繁榮,以及擺脫中國威脅與侵略的承諾堅定不移,不應該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台灣是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與美國密切合作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擁有中國沒有的民主、法治與人權。

「我呼籲其他國家不要屈服於中國的經濟脅迫,並抵抗加入孤立台灣的行列。」克魯茲說,如同他今年1月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所說的,德州支持台灣,他期待與台灣合作,強化所有共同利益與共同關切領域的關係。

眾議員瓦格納15日在眾院亞太小組「重申保證:加強美台關係」聽證會上也提到中巴建交表示,中國的「支票簿外交」是對兩岸關係的危險挑釁,以及廉價的手段進入美國的後花園,讓她深感憂慮。瓦格納指出,美方應該透過高層訪問、軍售、促進台灣加入國際組織,與台灣充分交流;「台灣永遠不會是美中關係的議價籌碼」,必須確保川普政府支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民主夥伴。

谢选骏指出:「支票簿外交」其实就是“金钱外交”,并非大陆特产,台湾也是与有荣焉。需要明白的是,这并非什么“廉價的手段”,而是钱多人傻的结果,是非常昂贵而且得不偿失的——当年毛泽东用在阿尔巴尼亚、北越身上的钱不是打水漂了吗?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用在北韩身上的钱,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吗?这就是钱多人傻的恶果。现在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不是智慧的体现,而是愚公的蛮干。至于议员们的夸夸其谈,那就叫做“外行领导内行”,难怪美国的亚太政策一败涂地。呜呼哀哉。

谢选骏:友谊和亲情不会因为政客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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