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楚怀王成全了秦始皇

网文《楚怀王》报道：

楚怀王，芈姓，熊氏，名槐，楚威王之子，楚国之王，任用佞臣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宠爱南后郑袖，排斥左徒大夫屈原，为人利令智昏，国事日非。最后被秦昭王所骗，监禁于秦国至死，楚人皆悲之。 

秦朝末年，群雄并起，前208年反秦的民变领袖陈胜败亡后，当时反秦大将项梁（旧楚国将领项燕之子）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楚王，仍号“怀王”，以争取楚人民心，史家称为楚后怀王，项羽昇怀王为楚义帝。

简介

前313年，秦国说客张仪欺骗怀王要其以断绝齐国之交换取秦国割让六百里商於之地，怀王中计，与齐国断交后只得六里地。怀王恼怒不已，派屈丐为大将、逢侯丑为副将以十万兵马自天柱山西北出兵进攻秦国，被魏章大破于丹阳（今河南西峡以西、丹水以北地区），虏获屈丐，斩首八万；怀王再召集全国的部队，发动进攻，再惨败于蓝田，其后前311年秦国攻取召陵，三战皆败，楚国由盛转衰。 

到公元前306年（楚怀王二十三年），楚国乘越内乱的时候，联合齐国进攻越国，占领越国位于原吴国故地的国都，杀死越王无彊，把原来吴国一直到浙江的土地全部攻下，并设江东为郡。越国因此分崩离析，残部逃往越国故地，各族子弟们竞争权位，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居住在江南的沿海。 

前302年（楚怀王二十七年），在秦国为人质的楚太子横于私斗中杀死一个秦国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国报复，与齐国、韩国、魏国联盟攻打楚国，杀败楚将唐眛，夺走重丘。前300年（楚怀王二十九年），秦国再次派兵攻打楚国，杀败楚将景缺。楚怀王因恐惧秦国武力，派遣太子横到齐国当人质。前299年（楚怀王三十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秦昭王约楚怀王在武关会面。怀王不听昭睢、屈原劝告，决定前往武关，结果被秦国劫持，秦王胁迫怀王割地，怀王不肯。怀王被扣留期间，楚人立太子横为王，是为楚顷襄王。 

楚顷襄王二年（前297年），韩、魏联合攻秦至函谷关，楚怀王趁机逃走，秦人封锁通往楚地的道路，怀王从小道逃到赵境，赵国不敢收留他，怀王企图逃往魏国，但被秦国追兵捉回。 

顷襄王三年（前296年）怀王在秦国病逝，秦国把遗体送还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屈原写《招魂》纪念楚怀王。

楚怀王二十七年（前302年），在秦国为人质的楚太子横在私斗中杀死一个秦大夫，逃回楚国。

楚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年），秦国报复，与齐国、韩国、魏国联盟攻打楚国，杀败楚将唐眛，夺走重丘。

楚怀王二十九年（前300年），秦国再次派兵攻打楚国，杀败楚将景缺。楚怀王因恐惧秦国武力，派遣太子横到齐国当人质。

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楚怀王因故被秦国扣留后，齐湣王让太子横返回楚国，楚人立太子横为王，是为楚顷襄王。 

楚顷襄王元年（前298年），秦国知道楚国另立新君后，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六城。

楚顷襄王在位期间，淫乐无度，“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 

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 

次年秦分兵两路攻楚，一路由武安君白起率军攻陷楚之邓城后，向鄢（今湖北宜城东南）进逼；另一路由秦蜀郡守张若率水陆之军东下，向楚国的巫郡及江南地进军。白起围攻鄢，鄢之战，楚国军民数十万人被溺死，当时白起引西山长谷水，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水经注·沔水》） 

秦昭襄王诈以公主许配给楚顷襄王，屈原长跪城外力谏不果。秦军趁顷襄王开城迎亲，长驱直进，攻入楚都郢，时为前278年。屈原投河自尽。顷襄王其后迁都于陈，楚国西北领土尽失。前263年秋，顷襄王去世。 

谢选骏指出：楚国广袤富饶，但却腐败无能，成全了秦国的统一大业；但秦国不以正道却以欺诈残暴得天下，终不能守。呜呼哀哉。秦始皇并吞六国，迅速犹如闪电，仅仅十多年时间，但却不能巩固，有点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而不像罗马帝国那样稳扎稳打。楚怀王的无能成全了秦始皇的基业，失败者造就了成功者，如果没有穷人，富人活着还有意思吗？

谢选骏：马化腾睡不着怪床

《ofo创始人戴威登上“老赖”名单 马化腾：一票否决权致ofo溃败》（2018年12月21日 全天候科技／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报道：

共享单车ofo陷入退押危机之际，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ofo创始人戴威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乘坐交通工具时，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等九种消费行为。

12月20日，马化腾在朋友圈对ofo溃败原因发表评论称，“是一个veto right（否决权）”的问题。

欢聚时代董事长兼CEO李学凌也在其朋友圈发出了相同的观点，称ofo真正的死因在于“一票否决权”。他解释称，目前，戴威、阿里、滴滴、经纬都拥有一票否决权。“5个一票否决权，啥事都不通过。很多创业公司不太注意法律的设定，留下很多的法律漏洞，这样的情况下对公司来讲可能造成致命的威胁。”李学凌表示。

据悉，在ofo董事会中，最初拥有一票否决权的是戴威、滴滴、经纬、朱啸虎，不过，朱啸虎在2017年12月初退出了。当时，有媒体称，朱啸虎将ofo的股份出售给了阿里和滴滴；其中，阿里持有多数股权，包括朱啸虎拥有的ofo董事会席位和一票否决权，滴滴只持有小部分股权。

今年3月，《中国企业家》援引投资人消息称，朱啸虎退出ofo后，在ofo董事会中，管理团队有五个席位（戴威行使全部投票权），滴滴两席，阿里一席，经纬一席。而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就变成了戴威、滴滴、阿里和经纬。

回顾ofo历次重大关头的抉择：与摩拜合并、被滴滴收购、由阿里接管，拥有“一票否决权”的戴威都充分行使了这一权利。

据ofo离职员工Raven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2017年烧钱最厉害的时候，摩拜和ofo的投资人都意识到，彼此很难打败对方，所以转而力推两家合并。“老戴不接受，没谈拢。”Raven说，戴威当时拥有一票否决权。

合并计划失败后，投资人就收紧了“钱袋子”。2017年下半年开始，ofo随之陷入了融资困境。

2017年底，ofo甚至与滴滴反目，这使得陷入资金危机的ofo雪上加霜。据界面新闻描述，在滴滴成为ofo大股东后，派驻了付强等人到ofo担任高管，“不可否认地是，付强他们加入以后确实加强了公司的各种流程和制度，变得更规范了，但是很多业务的进展也变得非常困难。”一位ofo离职员工向上述媒体说。

随着滴滴的进入，戴威也被架空。界面新闻获悉，滴滴对ofo新的出行项目强烈反对，还牢牢牵制着ofo的财政大权，直到其拒绝在ofo的投资协议上签字时，戴威才意识到问题，之后就将滴滴“请”出去了。一个被媒体反复描述的场景是，戴威冲着电话那头的付强怒吼：“滴滴的人都给我离开ofo！”

到2018年初，ofo资金情况已经非常紧张了，戴威不得不转向阿里求助。《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称，阿里当时同意戴威保持ofo独立，并拥有ofo控制权的要求；但阿里的出价非常低，只有10亿美元，仅为ofo高峰期估值（3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

最后，外界并没有看到阿里收购ofo的消息，只知道ofo通过抵押动产（单车）的方式获得阿里17.7亿元贷款。

在12月19日发布的内部信，戴威也坦言，“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没能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公司今年一整年都背负着巨大的现金流压力。”言辞中不乏惋惜和无奈，他称：“这几天都经历着巨大的煎熬和压力”，不过，戴威表示，仍在痛苦和绝望中坚持着。

谢选骏指出：马化腾把ofo溃败归咎于一票否决权，其实真是“睡不着怪床”，因为溃败来自各种因素的综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何独赖“老赖”ofo创始人戴威？再看看，“老赖”的一票否决权，其实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独裁权力的翻版，马化腾咒骂一票否决权，难道是在指桑骂槐、影射攻击共产党政权吗。

谢选骏：中国式自杀又现美国

《斯坦福教授张首晟自杀 公司遭美政府指控》（2018-12-05 BBC中文网）报道：

著名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12月1日去世，终年55岁。

就在上个月，张首晟所创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受到美国政府指控帮助中国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张首晟的家人通过多家中国媒体发表讣告，称其与抑郁顽强对抗后，在12月1日“意外离世”，终年55岁.张首晟的家人在这份英文讣告中称，张首晟“渴望通过科学研究见证世间的壮丽，他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孜孜以求的精神。”

2018年11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更新《301调查报告》，指中国利用风险投资帮助中国政府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其中就包括丹华资本。

张首晟教授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成员、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涉足中美——2009年，张首晟入选俗称“千人计划”的中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自此开始在中美两边发展。张首晟的家人在英文讣告中称，张首晟“渴望通过科学研究见证世间的壮丽，他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孜孜以求的精神。”但是，“千人计划”是中国2008年开始实施的人才引进项目。根据该项目，中国将为重点创新项目、实验室、央企等从海外引进逾2000名人才。

张首晟在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同一年，他与学生谷安佳创立丹华资本。该公司称其专注于投资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和商业创新，投资领域涵盖人工智能、虚拟与增强现实、大数据、区块链、企业级应用等具有颠覆性的新兴技术。

2018年11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更新版《301调查报告》，指中国利用风险投资帮助中国政府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其中就包括丹华资本。张首晟在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同一年，他与学生谷安佳创立丹华资本。公开资料显示，张首晟1963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他于1983年取得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后赴纽约州立大学修读物理学博士，师从杨振宁。

2007年，张首晟预言并验证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他因此被汤森路透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奖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之一。

2010年，他获得由欧洲物理学会颁发的欧洲物理奖。2012年，他获得国际理论物理学领域最高奖“狄拉克奖”（Dirac Medal）。至此，他已经获得过除诺贝尔奖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物理奖项。

2017年，他与华裔科学家王康隆、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寇煦丰等团队合作，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证实马约拉纳费米子的存在，被命名为“天使粒子”。

谢选骏指出：中国式自杀又现美国，不过这次不是舰队司令了，而是科学院士了。这是为什么呢。

《张首晟孟晚舟同1天出事 竟有神秘联系？》（2018-12-05 今日头条）报道：

今早一条新闻引爆互联网，外媒爆料华为首席财务CFO孟晚舟12月1日在加拿大转机时被逮捕，并且将被引渡到美国，理由是涉嫌将设备出售给伊朗。此新闻一出舆论哗然，虽然华为方面给出了回应，但是依旧有人幸灾乐祸，亦有人悲痛惋惜。

华为高层孟晚舟被捕？科学家在美去世！无数巧合事有蹊跷！因为，“逮捕程序不合常理”——仔细想一想，外媒报道的时候虽然说涉嫌违规出售设备给伊朗但是并没有证据拿出来。如果美国方面真的有证据，那么在早前就不会以“危害国家安全”这种万金油似是而非的理由去禁止华为与美国运营商合作了。那么美国如此针对华为是为了什么？更别提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要求他国逮捕引渡其他国家公民。不符合美国常说的程序正义。而且，科学家去世消息引人注意——正在小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条新闻映入小编眼帘！12月1日，张首晟先生在美去世，抑郁自杀？55岁正当壮年啊，哎这个名字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华为高层孟晚舟被捕？科学家在美去世！无数巧合事有蹊跷！原来，技术专家华为重视——结果小编仔细查了一下，我的天！这位科学家居然是和华为合作新一代芯片的重要人物，华为高层余承东曾经亲自到场迎接他商谈合作事宜，余承东甚至亲自在场外等候。这位科学家本身也是一位技术大拿。

华为高层孟晚舟被捕？科学家在美去世！无数巧合事有蹊跷！专家研究至关重要——这位也在量子通讯领域颇有建树，其研究结果可能带来芯片革命！无独有偶美国老牌厂商布局新晶片——看到芯片突然想起来英特尔也在近日宣布研发下一代晶片提高效能有望打破摩尔定律困局。新晶片意义重大——新晶片有望打破摩尔定律困局，提供新的增长点，就像工业革命的爆发带动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同理新晶片很有可能是新的工业革命的开始，因此新晶片更是关系到谁在新领域领头的关键。

华人科学家离奇死亡早有先例——

1、中国数学天才任伟离奇死于美国芝加哥。美国芝加哥当地时间11月16日早晨，上海留学生任伟的尸体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外被发现。昨天，晨报记者从芝加哥大学获悉，对于任伟的死因，目前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尚未确定是自杀或者他杀。截至记者发稿前，警方尚未宣布找到他杀的证据。巴西空难有中科院天才热核物理专家肖翔。

2、6月3日中国科学院最新公布消息说，截至6月3日，通过向包括法航驻京办事处等多方认真查实，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确认该所副研究员肖翔搭乘法航失事客机。目前该所已经成立以所长亲自负责的应急工作小组，相关工作已全面展开。据称，此人很可能是中国下一代核动力工程支柱人物之一，只有35岁，是真正的中国科技精英，对中国未来的核动力航母及核动力潜艇都有关键作用。此次赴巴西很可能是为了帮助巴西建造2014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研制工作。是意外还是人祸，是违规还是栽赃？

结合以上消息，孟晚舟被抓与华为合作研究新晶片的科学家离奇死亡，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到底是华为违规，但是美国试图通过非正当手段阻止华为在新领域的探索，进而维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统治地位！

谢选骏指出：中国式自杀又现美国，难怪阴谋论在中国不胫而走了。那么，是否只有中国人发抖呢？不是。

《张首晟 孟晚舟 荷兰芯片机大火 同一天》（2018-12-06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国华裔物理学者张首晟12月一号自杀身亡，同一天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而在荷兰，全球最大的制造芯片设备的厂房在12月1号发生大火。三件事都令科技界人士感震惊。

张首晟的家人发声明，证实这位华裔学者周末（12月1日）在他任教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座多层建筑坠下死亡。声明提到张首晟一直都在与忧郁症对抗。警方也已经以自杀结案。

11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更新《301调查报告》，指中国利用风险投资帮助中国政府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其中就包括由张首晟创立的丹华资本。早于2009年，张首晟入选俗称“千人计划”的中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自此开始在中美两边发展。

这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的弟子，2007年与研究团队共同发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而名扬物理学界，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全球十大主要科学突破”，囊括物理学界多个重量级奖项，外界甚至期待他未来会获得诺贝尔奖。这项技术被科技界认为可以运用在制造未来的超级芯片。

张首晟之所以备受重视，在于他生前的研究被认为有望革新芯片技术。张首晟逝世后，他与“华为”关系密切的消息迅即在网上流传，甚至有报道说，“华为”董事余承东去年曾亲自开车，接送在深圳开会的张首晟。

事实上，透过科技公司争取芯片制造技术，是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大力推动的国策，并且已投入了数以千亿元在研发和购买外国技术。

中国未能掌握高端芯片科技一直是致命伤，目前国内的企业主要依赖国外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世界一带一路组织常务副主席]经济学者胡星斗认为，即使是科技巨头“华为”也受到局限。胡星斗：“目前中国只有华为还有可能实现突破。在光刻机方面可能是个弱项。中国即使有芯片的设计能力，也缺乏相应的制造能力。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更应该韬光养晦，虚心向西方学习。”

制造高级晶片的光刻机，目前全球只有美国、日本与荷兰等少数国家有能力制造。其中被视为龙头老大的荷兰的ASML，视中国为主要市场，今年首季约有2成光刻机是出口到中国。外界揣测，中国希望获取欧洲的技术，以减少对美国高端芯片的依赖。今年夏季一度传出，ASML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再招聘中国籍员工，以防止中国掌握高端芯片科技，但其后ASML否认。

星期六，也就是张首晟突然死亡，与孟晚舟被捕的同一天，ASML在荷兰的零部件供应商发生火灾。根据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早前的报道，外界推算中国厂商所订购，价值1.2亿美元的EUV光刻机在火灾里化为灰烬，但由于这台光刻机主要用于技术研发，对有关厂商的生产业务影响不大。

谢选骏指出：用于技术研发的光刻机在火灾里化为灰烬，似乎更能证明阴谋论者的疑问了。

谢选骏：逃离中国还是逃离共产党控制区

有部纪录片，英文名叫“Out of Many, One”，中文译作“合众为一”。里面讲述了许多移民故事，其中有位华人叫做张建，他说自己来到美国是为了逃离中国，追求自由。他显然不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中国，因此还没有中国，有的只是“两党控制区”——共产党控制区和国民党控制区（目前国民党控制区两党轮流坐庄，因此有时是民进党控制区）。

“Out of Many, One”（中文译作“合众为一”）出自美国国徽上的“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在国徽始创的年代为美国的国家格言之一，出现在国徽的正面。该格言由皮埃尔-尤金·迪西默蒂埃（Pierre Eugene du Simitiere）提议，于1776年被加入美国国徽，并于1782年经国会法案决议采用。“合众为一”最先出现在一首名为《Moretum》的诗歌当中，相传该诗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所作，但他可能并非真正的作者。在诗歌中，“color est e pluribus unus”描述了将各种颜色混为一色。 

把“逃离共产党控制区”误作“逃离中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误。

《马思聪：我为什么逃离中国？文革太可怕了！》（阿波罗新闻网 2018-12-12）报道：

“文化大革命”毁掉多少音乐家的梦想和人生？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

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

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份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份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讬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思聪出逃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导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导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妆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

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大陆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大陆。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1967年5月，在康生和谢富治的示意下成立的“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开始对马思聪出走的经过进行调查，株连马家亲属数十人。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逝世于美国费城，享年75岁。仅仅过了两年，六四大屠杀再次登场！邓小平终究还是毛泽东的学徒出身。

谢选骏指出：马思聪说“我为什么逃离中国”而不说“我为什么逃离共产党控制区”，又说“文革太可怕了”而不说“共产党太可怕了”——说明他到底还是一匹马奴，而不是一个中国人，更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他到死都很纠结。

谢选骏指出：马思聪说“我为什么逃离中国”而不说“我为什么逃离共产党控制区”，又说“文革太可怕了”而不说“共产党太可怕了”——说明他到底还是一匹马奴，而不是一个中国人，更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他到死都很纠结。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自由中国台湾”并不接纳中国人，就像西德人接纳东德人、南韩人接纳北韩人那样——所以中国人包括台湾人现在也就成了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了——由此可见，拒绝救人的，自己也不能得救了。

谢选骏：华为可能成为统一全球的先驱部队吗

《五眼联盟傻眼 华为拿下25份5G合同》（2018-12-19 中国基金报）报道：

近期，“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华为展开“密集围堵”，并试图拉拢法德等国家共同抵制华为。

然而近日华为却拿下25份5G商业合同，规模排名全球首位，以此方式予以“五眼联盟”还击，也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用实力说话”。

12月18日，华为宣布获得超过25份5G商业合同，规模排名全球首位，并已出货逾1万个5G基站。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在深圳总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预计华为今年总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而2017年华为营收为920亿美元。胡厚崑表示：“尽管一些市场努力制造对华为的恐惧，并利用政治干预行业增长，但我们自豪地说，我们的客户仍然信任我们。”他还说：“当涉及到安全指控时，最好是让事实说话。事实是华为在安全方面的记录是清白的。”

华为官方公布的消息显示，近日华为在中国5G推进组组织的第三阶段测试中，率先完成5G SA独立组网的性能和功能的全部测试项目。这是业界首个针对SA组网、也是迄今最全面的基于3GPP R15协议的室内覆盖方面的测试。与此同时，华为还成功完成了2.6GHz频段基于3GPP Release 15标准9月份版本、SA架构的5G NR互操作性测试。该测试的完成是2.6GHz频段5G NR产业成熟和大规模商用发展的关键里程碑。

华为在5G领域取得的成功，得益于其多年来的坚决投入。华为从2009年着手布局5G，至今已过去9个年头。

期间，华为多次取得突破性进展。2012年推出关键技术验证样机，2013年投资6亿美元用于5G研发，2015年推出系统测试原型机，2015年至2017年参与3GPP R15标准制定，2018年投入50亿元用于5G产品化。

按照目前的进度，2019年华为就可以实现5G商用，2020年5G就能全面普及。短短9年时间，华为从递交5G资质审核，到正式成为5G规则制定者，一改过去美国高通的主导局面，未来有望成为最大5G主导者。据了解，今年华为共获得61项5G专利，占比在26%左右，高居榜首。

印度邀请华为参与5G测试、芬兰意大利曾力挺华为——在部分西方国家近期抵制华为的情况下，今日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电信局秘书向华为发出参加5G测试的邀请，并称赞华为在印度发展电信行业。其他受邀公司包括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华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作为全球领先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我们仍然致力于为客户开发可信和安全的解决方案。我们继续得到政府和业界伙伴的全力支持。在印度经商的良好记录已证明，我们将继续与印度政府和其他行业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之前，华为已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大型中心。当印度政府最初向全球5G巨头发出邀请时，华为不在受邀之列，他们对某些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最终印度政府修改了政策，邀请华为参加其5G试验。

12月11日，沃达丰意大利公司CEO比西奥（AldoBisio）在一次活动中表达了对华为的行业地位、在5G领域领导能力的认可。称其在5G技术上选择华为，是“网络演变”的结果。比西奥当天指出，“华为是5G网络的最佳合作伙伴，不仅仅沃达丰（选择了华为），我可以保证，从技术先进性和性能的角度来看，华为无疑是最卓越的供应商之一。”也是11日，芬兰国家电视台引述多家研究机构和运营商的看法，表示并不认为华为技术和产品存在特定风险。值得一提的是，华为还是芬兰诺基亚的强劲竞争对手。

“五眼联盟”围堵华为，拉拢德法失败——自今年8月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展开“密集围堵”，先后向华为的5G设备、技术发出禁令。据《华尔街日报》近日透露，挑起“孟晚舟事件”的加拿大，被曝“迫于压力”也有类似计划。《日本经济新闻》12月13日报道称，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之一的软银（SoftBank）已决定逐步更换华为4G基站设备，转向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公司。

而14日路透社的一篇报道称，考虑到美国的盟友国家出于安全考虑纷纷将华为5G技术排除在外，法国和德国的公司也在考虑改变他们与中国公司的合作策略。报道称，法国通信运营商Orange的CEO说不会考虑在5G时代和华为合作。

然而前不久，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刚刚表示，对法国来说，华为是一家重要的企业，欢迎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在法国投资。

相关信息显示，华为扎根法国已有16年，目前已在法国设立了四个研发中心，2013年华为还在法国宣布了一项15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今年11月底，华为宣布将在法国东南部城市格勒诺布尔设立第五家研发中心，主攻传感器和软件研发。

法国时间12月13日，Orange的CEO史蒂芬·理查德（StéphaneRichard）接受法国新闻电视台BFMTV访谈时，对华为是否在法国被禁作了正面回答。他表示，对华为“被诅咒”感到遗憾，华为本身并不是Orange的核心产品供应商，Orange和华为在核心网络设备建设上并没有合作。15日，华为也证实了本来也未参与Orange的4G建设。没有合作，何来禁止？

理查德也意识到针对华为的是一场政治斗争。他在节目中说：“让我困扰的是，这场争议属于政治层面而非技术层面。这不利于欧洲电信长远利益。”虽然美国及其盟友试图拉拢德国将华为排除出其5G建设，但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称，德国信息技术监管机构对抵制华为的呼吁提出质疑，表示有关该公司设备造成安全威胁的说法没有证据。“对于像禁令这样的重大决策，你需要证据，”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BSI）主任肖恩波姆（Arne Schnbohm）在报道中表示，其部门并没有发现相关证据。

他们的专家检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为产品和零部件，并参观了华为在波恩新开设的实验室。在这间实验室，德国客户可以检查华为的网络安全措施及其产品背后的软件。报道指出，德国三大移动网络运营商都使用华为提供的基础设施，一些德国最受欢迎的手机也都来自这家公司。德国内政部12月7日表示，“德国不想在法律上排除特定供应商或特定产品。我们认为，应该保证部署的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和隐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12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久前，德国政府官员也表示，德国政府不考虑禁止外国供应商提供5G设备，德国电信企业正在与包括华为在内的多家厂商就5G网络开发进行合作。”

谢选骏指出：综合来看，华为成为统一全球的先驱部队可能不大，因为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以和华为无法兼容。中国若不进行一场类似商鞅变法那样的“接轨世界”的运动，而是抱残守缺，像俄国那样至今固执于不同的铁轨宽度，怎能统一世界呢？仅有先进的技术而无创造这些技术的先进制度，先进的技术可能不是盗版来的吗？

谢选骏：荧屏能够改变基因吗

 《“一块屏幕”改变命运？不能夸大在线教育的公平促进作用》（教育思想网 

2018-12-14）报道：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刷屏了，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在线教育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的改变，很多人感动地得出“在线教育可以促进教育公平”的结论。但是，在线教育真的是引发巨变的“那只蝴蝶”吗？

“一块屏幕”有多少可能改变命运

诚然，“互联网+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让贫困学生享有优质资源，但我们绝不能夸大在线教育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

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无法跟上成都七中孩子的步伐，下课后失声痛哭，‘实在太难了’。很多学生看着直播，困得不行，不得不站在教室后面，因为站着不容易睡着。”

对此，冰川号张丰评价道：“课堂直播内容只是应试教育的一个手段，而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他们所付出的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努力，睡更少的觉，做更多的题。这些努力当然也很感人，但我们终须知道，这是应试，不是真正的教育，它的意义还谈不上‘打开一个世界’。人生的道路很漫长，又岂是一块屏幕可以照亮。”

成都七中的一位教育者说：“成都七中的课堂教学是应试法宝，确实精彩，但那恰恰不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课堂之外，这些学生所受的教育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而恰恰又是这一部分，在拉大而不是减小城乡教育的鸿沟。”

在线教育要促进教育公平，不是服务于贫困地区的升学教育，这无法带来农村教育的根本改变，也最多只能让少数学生受惠，而应该是服务于怎样能给所有乡村孩子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没有老师，在线课程资源对于学生来说可能只是一堆“废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如果简单地认为，只要采用在线教育，就能补上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那么必定会导致教育投入的偏差，重视硬件投入而忽视人的投入，由于没有人而让现代教育技术变摆设。

学习不是给学生看在线直播那么简单，要有教师组织，并且结合直播课进行讲解、辅导，这从根本上就要求乡村有足够的教师，教师能利用在线课程资源，组织教学。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 “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这也说明，在线教育中教师的重要程度，如果没有学校的教师配合、支撑，学生自己跟着网课学，很难起到效果。教师问题仍然是乡村教育的核心问题，这是绕不开的问题。

办好乡村教育，还是要踏踏实实办好学校

在线教育可以为乡村教育提供教育资源，但办好乡村教育，必须踏踏实实办好学校。

国外乡村教育会利用在线教育资源的前提是，乡村有充足的教师配备，由教师组织学生学习在线课程。而我国的乡村，由于乡村教师待遇低，乡村教师匮乏，乡村生活环境差，很多青壮年外出打工，留下孩子在家里。要解决这些孩子的教育，必须立足如何办好乡村学校，而不是发展在线教育，那是花大量的钱（配在线教育设备）打水漂。

从现实看，在线教育的作用非常有限，缩小城乡差距，加强乡村教师队伍投入和建设，改革乡村教育内容，才是关键。这是我国在发展乡村教育时，必须清醒认识的现实。

谢选骏指出： 荧屏能够改变基因吗？不能。那么，教育就能改变命运吗？事实上，正如荧屏无法改变命运，教育同样不能改变命运……“荧屏能够改变命运”，不过是在线教育的广告；“教育能够改变命运”，不过是一个榨取教育经费的花招。因为，决定命运的是基因而不是教育；教育最多是开发了基因的潜力，除此之外无法创造奇迹的。穷人要改变命运，有胆量的就敢于触碰法律的红线，就像那些白手起家的巨富们和老革命们一样；至于没有胆量的就吸毒，加入每年几十万人的枉死队伍。因为使人穷困的不是境遇，而是缺乏致富的基因。

谢选骏：邓小平不懂所有制决定分配制

《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2014年08月22日 罗思义）报道：

20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的邓小平。从实际结果来看，自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

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20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的邓小平。

从实际结果来看，自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如下仅列举中国创造的部分记录：

中国实现了主要经济体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

中国实现了主要经济体历史上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

中国带领6.2亿人摆脱贫困；

中国创造了单年最大的产出增长记录，按照国际可比价格计算，其2010年实际产出总额增长了11260亿美元，而单年第二大产出增长记录是由美国在1999年创下的，当年其产出总额增长了5670亿美元。也即是说，中国实现了人类史上单年产出总额超任何国家2倍的记录。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 ，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美国人口的7倍。 

总的来说，中国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影响了最多的人口。

尽管这的确是事实，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人认为这样无与伦比的成就仅仅应归功于“实用主义”，因为中国没有总体经济理论、概念或真正了解经济学(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变化)的领导人！如果真如此， 全球应立即放弃对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增长成就是在不懂经济学的领导人带领下实现的，那么经济学这门学科显然就毫无实用价值！

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完全是似是而非。就应用而论，邓小平的经济政策无疑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其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明证；就基础而论，邓小平的经济政策则非常具有理论性，正如邓小平在其作品里所说：“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显然，与同一历史背景下的西方和其他经济学家相比，邓小平取得的杰出的实际成就是以明确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

众所周知，1949年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模式是借鉴苏联。中国当时的选择是合理的，因为苏联当时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

苏联1929年后的成就的确非凡。在1929-39 年间，苏联GDP年增长率达到6%，这是迄今为止主要经济体所能达到的最快增速，是同期美国增长率的近2倍。尽管苏联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破坏，但到1949年就已恢复至其战前的生产水平。

苏联取得史无前例的增长成就的原理一目了然。从1929年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苏联实行了任何国家以前从未尝试过的经济政策——国家建设是以封闭的计划管制经济为基础。资源不是按价格，而是按计划分配——钢厂不在市场上购买铁矿石，而是由行政决定分配数量。外贸降至最低限度。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甚至如餐馆等的小规模私营企业也是采用公有制。小农场主的持有权被取消，农业形式改为以大型的集体农场为单位。

尽管斯大林口头上声称，他的经济政策是走“马克思主义路线”，但斯大林的体系实际上与马克思本人的理念根本不一致。苏联1929年实施的经济调控政策是用计划分配原材料一步取代价格分配，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用“使用价值”一步取代“交换价值”。

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文字里的“一步一步”显示，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与此相反的是，苏联1929 年基本上将所有的财产充公国有。

“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派生自“社会化”(即大型)生产，而非小农生产。然而，苏联1929年后就将小规模的农户地块收归国有，在行政撤消之前。结果，在抑制小规模私人生产的同时，大规模生产的优势被国家自己消灭了，造成了苏联经济自我封闭的特性：美国飞机制造商，如波音，能销售到全世界市场，但苏联制造商，如伊尔，只能为小得多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生产产品。

苏联经济学家曾指出，这样的问题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批评”相比苏联当时已经过检验的经济成就显得吹毛求疵。

194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29年，全球经济崩溃而产生了众多的“独裁”国家或者帝国。美国，英国，日本，纳粹德国由于关税壁垒切断了彼此的联系。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在没有替代体系的情况下崩溃了。在全球经济处于混乱的这段时期，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表现远优于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步恢复。新的国际支付体系，美元本位制建立。关税也随之降低。没有放开计划体系的苏联经济与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相比实在是太小，也无法融入其中——因为全球经济波动是无法计划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效率低下和消费品质量低劣，是源于斯大林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他看来：工业快速发展能最大化地提高投资产出率。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美国，但却远低于日本或韩国，因为他们的产品能销往全球市场。

但尽管苏联经济领先陷入危机，自由市场体系，现存的另一种发展体系，也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困境。在1973 年“石油价格危机”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幅放缓。美国经济受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而放缓，而此次危机积累的巨额债务最终引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苏联从1992年引入自由市场模式，结果造成历史上和平时期主要经济体遭受最大的经济危机——俄罗斯GDP下降30%。

眼看这两种主要的经济模式都发生了重大问题，为免重蹈任一种覆辙，邓小平另辟蹊径推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政策，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构建的模式是从借鉴苏联模式退回到马克思主义路线。邓小平1978年后对中国经济作的的深层分析， 频繁地用到的字面措辞，是引自马克思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后者这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曾引起最为广泛的讨论。

以马克思的分析为例，可以看出这两者间的密切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至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马克思提倡按劳分配原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但他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随著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後，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邓小平1978 年后的政策构想几乎是一字不变地源自马克思的话：“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至于按劳分配原则，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他还指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但既然邓小平在某种意义上退回到马克思主义路线，他就必须解决许多马克思从未预料到的现代经济问题。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曾对一些现代经济问题进行过理论分析。他在作出“投资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结论时指出：“产出波动……几乎完全是取决于现时投资量”(统计数据已充分证实了凯恩斯的结论)。因为他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投资融资是靠借款，因此他主张低利率以刺激投资。但他也认为，单靠这些不足以维持投资水平。因此，政府必须在设定投资水平时发挥直接的作用：“我现在对仅仅利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多少有点怀疑。我希望看到国家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组织投资。”他还指出：“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现时投资量的职责安全可靠地放在私人手中。”

但凯恩斯也意识到，如果现时投资量是由国家设定，那么这意味着投资将对解决就业发挥大作用：“我感觉到，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将证明是确保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

凯恩斯指出，“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并不意味着消灭私营企业，而是国家投资和私营企业投资协作：“这并不排除政府当局和私人主动性合作的一切折中和馈赠的形式……保证充分就业所必要的中央控制，当然会扩大政府的职能。”因此，凯恩斯设想的经济是有私营企业存在的，但国有企业在在设定总体投资水平时具有充分优势。

但凯恩斯的分析仍处于纯粹的理论研究阶段。由于一个无法逾越的原因，其无法在西方得到切实执行，这也是西方“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自己的作品几乎毫无联系的原因。资本投资是“生产资料”。如果最重要的投资决策不是由私人投资决定，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将会不复存在。虽然凯恩斯已完成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但它不能在其所生活的社会得到切实执行。

然而，凯恩斯在西方无法逾越的障碍对邓小平来说没有问题，因为他没有打算建立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说明的是，没有证据显示邓小平的经济理念是受到了凯恩斯的直接影响。但邓小平的理念完全是源自于马克思，这导致他的经济结构与凯恩斯相同。国家保持大型(即社会化)经济部门的所有权，从而确保控制投资水平的能力，同时规模较小的经济部门(非社会化生产)被开放为私有或非国有制。也即是说，国家不需要拥有总体经济，只需要足够大到能设定总体投资水平。

显然，中国1978年起实行的政策是用小规模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接着，随后实行的被称为"抓大放小"的政策，保留了大型国有企业，对小型国有企业则放开为非国有/私有制。因此，尽管创建了一批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但国有企业仍足够大到设定总体投资水平，即国有企业仍然维持主导地位。正如《华尔街日报》概述：“大多数经济体可以用两种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有第三种选择……加快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凯恩斯理论中设想的经济结构被邓小平在实践中实现了。

邓小平的经济结构同时解决了从重工业转移资源和制造丰富消费产品供应的问题。因为重工业属于国有，这个行业的价格可以由国家控制。与此同时，放开对农业和轻工消费品产业的限制，带动了农业和消费品行业的价格相对上涨，资源也流入这些行业促进其产量猛增。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受益于削减军费开支获得的财政补贴，免受了价格上涨而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负面损失。。这种结构创造的异乎寻常的增长速度转化为大规模储蓄。然后，这种良性循环反过来能在新的基础上融资为建设重工业服务。

在引入小规模“非社会化”生产的同时，中国经济还实行了对国际开放战略，这让其得以参与最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分享全球化红利。

因此，邓小平的经济政策绝不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而是将基本的理论原则结合自身具体国情，从而去解决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这帮助中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

邓小平经济体系独有的综合性特点也解释了走回头路必然会导致经济问题的原因。重回管制经济会造成无法利用小规模生产优势和结合全球经济市场的优势。任何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体系将会失去国家设定投资水平的能力，从而再现凯恩斯和邓小平已找到解决办法的危机。简而言之，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像邓小平一样，能将实践成功的经济政策与这样深刻的经济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追求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带领逾6.2亿人摆脱贫困。他也为人类整体福祉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但还不止这些，邓小平还有另一个成就。二十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而是邓小平和那些随他一起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人。

（作者为“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谢选骏指出：这个作者是条白痴走狗，见钱摇尾，只看经济数字增长，不看社会形势恶化，更不看生态环境毁灭。当然，上述作者的白痴也是来自邓小平的白痴——他不懂得，或故意装作不懂——所有制决定分配制，一份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邓小平白痴不懂所有制决定分配制，更不懂分配制的结果会反过去决定了所有制的形态——所以他的改革注定了是一盘自相矛盾的死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