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恩的《资本论》是恩格斯主义的大骗局

网文《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一个批判的评价》（张亮2006-04-11）报道：

内容摘要：在苏联理论界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对抗中，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得以兴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经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方“马克思学”在恩格斯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同时对其中的严重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理解、评价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当代价值，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西方“马克思学”。因为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正是西方“马克思学”主题化并系统论证了早已有之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并将它危言耸听地“升级”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从而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人对恩格斯的理解与评价。就像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一样，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在80年代的中国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严厉批判，我们自觉承袭来自苏联东欧现成观点，谴责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学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2][3]这种评论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旧时有所闻。西方“马克思学”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政治成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在于：在义正词严地批判西方“马克思学”歪曲、攻击恩格斯的时候，我们是否认真阅读过相关著作、了解它们的真实结论和理论命意呢？进而，我们是否了解到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与发展起到的客观推动作用呢？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20多年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进行严厉批判，但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却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理论盲区！结果，其中一些未经严肃对待的不正确观点反倒在理论界悄悄流行开来，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这种状况应当也必须得到改变。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进行正确认识和公正评价。

一、“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主题化与恩格斯研究的兴起

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了一篇简短的悼文，表示“恩格斯的逝世使我们感到的悲痛，远远超过马克思的逝世，因为我们觉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才完全逝世了”。[4]（P132）考茨基的这种感言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因为人们确实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完全一致的整体，恩格斯是“马克思的alter ego[第二个我]”。[5]（P108）不过，必须看到的是，支撑这些同时代人形成上述认识的主要是他们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交往过程中获得的印象和感受，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本质以及他们之间的理论分工与合作，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少理性认识。因此，当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学者巴尔特、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以克罗奇为代表的一些所谓“历史的黑格尔主义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质疑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致论时，一致论的拥护者们除了愤怒和道德谴责之外，并没有能够采取什么有力的反击。因为对于争论的主题他们并不比自己的反对者知道的更多，或许还不如后者多――尽管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怀疑、敌视、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却比一致论的倡导者们更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继承的近代欧洲文化、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这些人的问题主要在于：在并不真正理解恩格斯及其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真实关系的情况下，就将第二国际“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个责任错误地归结到了恩格斯身上。历史地看，“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第一次提出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任务相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热衷于政治实践，全然没有意识到科学的理论对成功的实践的重要性。不过，它的确开启了一个错误先河，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通过“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批判、对抗第二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提供了一条屡试不爽的出场路径。

20世纪20年代初，卢卡奇和柯尔施在辩证法、自然观和认识论等“一些地方对恩格斯的个别说法进行了论战……在这些个别的地方，作者相信，不管正确与否，他即使反对恩格斯，也是为了维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6](P41)人们通常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第二次提出。我们必须历史地、因而是客观地认识这种流行已久的观点。第一，卢卡奇、柯尔施都是根据恩格斯当时公开发表的文献、特别是考茨基等人非常推崇并曾反复诠释过的《反杜林论》来理解恩格斯、与恩格斯进行论战的，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和自己的前人一样，对恩格斯缺乏完整准确的理解。第二，卢卡奇、柯尔施意识到了恩格斯和考茨基派建构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正统或所谓的考茨基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差别，他们真实的批判对象其实是考茨基主义，而不是恩格斯；但由于在具体批判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对两者进行明确区别，所以后来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针对的就是恩格斯。第三，卢卡奇、柯尔施的批判具有自觉的政治指向，其目的是通过理论论战影响党的政策路线的制定，他们并无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所谓的“问题”与“对立”，对此，即便是他们在党内最严厉的反对者也是非常清楚的：共产国际后来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所有指控中并没有制造“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这一条。第四，他们这种基于党内路线斗争的政治论战被他们的一些追随者、尤其是美国学者悉尼•胡克进行了学术化的发挥与扩张，[7][8]从而超越他们的主观诉求在事实上发挥了第二次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客观效应。

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西方“马克思学”大约在30年代就开始萌生，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马克思学”学者的注意。1957年，联邦德国“马克思学”学者费切尔在自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从无产阶级哲学到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文，宣称马克思的哲学是“无产阶级哲学”，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建立出来的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破坏了“无产阶级哲学”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与其自觉的阶级行动之间的辩证统一，使之蜕化为政党的思想工具，进而蜕变为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9](PP148-181)“一石激起千层浪”，费切尔的论文很快就在“马克思学”界产生了扩散效应。以费切尔和胡克的相关论述为基础，英国“马克思学”学者李希特海姆在1961年出版的、后来产生相当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一书中，用两节篇幅相当详细地讨论了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观念之间的对立。[10](PP234-258)与李希特海姆相呼应，另一个“马克思学”学者霍杰斯4年后用更加学理化的方式探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而其立论基础则同样是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乃至对立。[11]

比较熟悉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西方“马克思学”得到苏联理论界异乎寻常的高度关注，后者往往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对前者的理论动向（特别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做出最严厉的批判和谴责。为什么会这样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20世纪前60年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去。

我们知道，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正是在他的直接支持和领导下，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建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献库和研究队伍。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由梁赞诺夫负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版（MEGA1）中道夭折之后，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事实上陷入了长期停滞之中。除了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实际上根本不重视这种理论研究。换言之，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苏联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正统之外，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就像当年的第二国际一样遗忘了这种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形成中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倒是在以个体的形式坚持开展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集腋成裘，最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历史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认识。就像人们现在都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这种认识的核心是认为第二国际和苏联不仅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前者进行了有意识的修正乃至篡改。苏联理论界原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等异端学说是毫不在意的。但是，苏共二十大以不恰当的方式对斯大林进行了简单粗暴的全面否定，这在将斯大林妖魔化的同时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合法性基础，并从反面证明了西方“马克思学”前述认识的真理性。于是，苏联被迫在50年代中后期用政治动员的方式重新发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以捍卫自身的理论合法性并正面回应西方“马克思学”的挑战。 由于苏联理论界实际上是把西方“马克思学”作为自己最险恶的敌人来对待的，因而前者根本无意心平气和地去面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不同意见，反倒以最昂扬的姿态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具体结论进行猛烈攻击，最终使双方之间原本正常的学术分歧不断政治化、尖锐化和情绪化。“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变得主题化的：为了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联邦德国的乌培尔城于1970年5月主办了一个小型国际研讨会，法国“马克思学”学者吕贝尔向此次会议提交了一篇简短的发言提纲“关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纲”，在这篇只有几页纸的提纲中，吕贝尔总结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既有观点，并没有太多新意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思想方法的原初产物，而是由恩格斯构想出来的。因此，就‘马克思主义’这一包含了理论上非常明确的主题内容的术语而言，马克思不应当负责，需要负责的是恩格斯”，[12]P. 17不料，这篇提纲遭到了苏联代表非常激烈的抵制，他们要求会议撤消这篇“反恩格斯提纲”，否则就集体退出会议。这一下子就使学术争论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事件，最终使“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从边缘走到中心，取代“青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理论问题。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主题化的直接后果，人们开始日益关注恩格斯的独立理论形象和理论地位，最终促成了独立的恩格斯研究的兴起。

二、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的历史性嬗变

从主观上讲，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希望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对恩格斯进行客观的学术研究，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他们却很难真正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一开始就陷入了与苏联理论界的学术冷战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恩格斯研究成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与苏联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未来等重大理论与政治问题上进行争夺的“战场”。35年来，随着新左派运动的终结和苏联解体这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先后出现，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实际上随之经历了两次历史性嬗变。以此为分节点，我们大体上可以将这35年的学术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970-1980年、1981-1991年、1992年至今。

1970-1980年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的草创阶段。尽管西方“马克思学”这一阶段的恩格斯研究成果数量不是特别多（出版的论著包括研究恩格斯的专著和以比较显著的篇幅研究了恩格斯思想的著作约10种左右）、研究也还欠深入（大都是一些通览性质的研究），但它却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在这一阶段，绝大多数研究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得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这个极具爆炸性的结论，从而使整个世界为之哗然。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80年代初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遭到了国内理论界的严厉批判，人们往往是众口一词地谴责这是从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和歪曲。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历史地看，当年持“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人是个别或明或暗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波兰流亡学者科拉克夫斯基是其中的代表。我们知道，科拉克夫斯基原本是波兰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在苏联接受过严格、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训练，60年代因为持不同政见并参与非法政治活动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后在西方一些身份可疑的组织的策应下流亡英国，之后思想立场和观点急剧右倾，最终在70年代后期投入到基督教哲学的怀抱之中。1978年，科拉克夫斯基在英国出版了后来得到西方学界很多人追捧的《马克思主义主流》三卷本。当这位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卷中摇身一变，也宣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时，[14](P496)不过表明他已经彻底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了。对此，科拉克夫斯基本人在三卷本的“尾声”中进行了清晰的供认。[15](PP523-529)第二种人是以英国“马克思学”学者大卫•麦克莱伦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倾向比较模糊的学院派学者。这些学院派学者一方面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另一方面又出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自发的信仰而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表现出了某种排斥。由于他们的中派取向，所以这批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表述比较温和，且特别注意不涉及对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批评。例如，不管是在1977年的小册子《恩格斯》中，[16]（PP65-75）还是在1979年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一版中，[17]（PP11-21）麦克莱伦都强调马克思实际上是了解恩格斯的理论倾向性的，这意味着“对立”的基础不是“欺骗”。第三种人是一些明确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却认同、追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新左派学者，他们可以说是当时恩格斯研究的主力军。《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作者诺曼•莱文、《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与异例》的作者阿尔温•古尔德纳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代表。对于这类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我们尤其应当正确对待，因为过去我们实际上由于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怀疑、甚至否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莱文为例，早在1981年，国内刊物就对他的《可悲的骗局》一书进行了非常详细地（大约是1：8）摘编，[18]（PP25-58）但这一摘编有意识地忽略了莱文对自己的理论目的进行描述的非常重要的前言部分，[19]（PPXIII-XVIII）而且还附上了三篇严厉批判西方“马克思学”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理论文章，从而使国内读者一开头就形成了错误的认识定式，对莱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及其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新左派理论诉求缺乏同情的理解。

在第一阶段上，还有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成果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对理论问题关注不够、且对恩格斯的评价比较刻薄，但英国老一代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亨德森却于1976年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恩格斯传记，[20]它在史实、史料方面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可以说西方“马克思学”在恩格斯传记领域的代表作。美国学者马库斯从文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系统解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给予了高度评价。[21]这也是迄今为止对该著作最详尽的研究。澳大利亚学者罗斯借助当时已经开始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第二版（MEGA2）的文献学成果，比较深入地解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作品，对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鲍威尔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22]而他的同胞历史学家卡明斯则旁征博引地系统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欧以外的民族运动的关系问题，[23]这两项研究在当时颇具创造性。

1979年和1981年，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新保守主义死灰复燃。这对欧美新左派运动产生了重大打击，迫使他们放弃自己在60年代形成的激进乐观主义情绪，进行艰难的理论反思，其中大多数人开始回归社会主流。因此，进入80年代以后，学院派学者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中的主力军，这与70年代形成了明显的反差。由于学院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较之于前一阶段，80年代的研究情绪化的色彩要少一些（最典型的变化是，尽管这一阶段人们依旧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对立”，但不再像过去那样抽象地空喊口号，而是主张立足历史文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关系进行真实梳理，以期获得有说服力的论证），大而化之的一般性研究也要少一些，所以理论成果相对要丰硕一点（尽管这一阶段论著增加不明显，但期刊论文却有了非常显著的增加）。时任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政治系讲师的特雷尔•卡弗是第二阶段影响最大的一位恩格斯研究学者，他或许也是麦克莱伦之后英国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迄今为止，卡弗已经出版了10余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从1981年到1990年，他先后出版了三本关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1981年）、[24]《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联系》（1983年）[25]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与思想》（1990年）。[26]在国内个别学者看来，卡弗是一个彻底的、全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这一判断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就像麦克莱伦一样，卡弗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问题上相当谨慎，在他看来：第一，恩格斯是一个具有独立理论个性的思想家，他并不是马克思无条件的追随者和诠释者，在与马克思的合作过程中，他们有时交替充当“第一小提琴手”；第二，青年恩格斯受到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深刻影响，这对恩格斯后来的思想发展及其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三，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诠释与马克思的原意之间存在差异或者对立。这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对立论者”的话，那么，卡弗也只能说是一个部分“对立论者”。所谓物极必反，在这一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一本很具启示意义的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活与思想：一个再解释》。[27]该书作者亨利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业余学者（他是NASA即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的一名军事史和科学史家，该书是他唯一的一部理论著作），但却旁观者清，一下子就抓住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要害：他们抽打的是恩格斯这个袋子，目标却是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这头驴！他进而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各项指控，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性。该书在学理上并不特别重要，它的重要性就在于提出了超越冷战思维和对立论模式去重新认识恩格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一个在下一个研究阶段引起人们广泛共鸣的认识。

在第二阶段，英国学者莱温论马克思恩格斯与民主的著作、[28]一些女性学者对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解读与批评[29]也比较值得关注。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它使人们用不着再将恩格斯作为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物”，从而根本撤消了人们宣扬“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意识形态动机，对立论因此开始全面退潮，一致论重新成为主导性的声音。1992年，以研究唯物史观见长的英国史学理论家雅格比出版了《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与革命》一书，[30]尽管他对唯物史观中一些与他的经验论历史哲学观念不符合的东西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但却肯定了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马克思的一致性。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公开支持一致论，这在英国学者亚瑟1996年编辑的论文集《今日恩格斯：一个百年评价》[31]以及《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杂志1998年春季刊号的恩格斯研究系列文章（它们原本是一些德法学者为1995年一个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当然，对立论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例如，美国学者施迪格就依旧坚持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修正者，恩格斯（起码是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确是对立的。[32]（PP181-196）同时，卡弗的部分“对立论”立场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他承认，“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和不同的研究者、读者的理论立场相关联的解释学问题。[32]（PP17-36）第二，它使人们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去全面审视、研究恩格斯，研究的领域空前增大。仅从上面引用过的2本论文集和1期杂志的论文就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人们彻底突破过去的狭隘视野，对各个时期的恩格斯、恩格斯各个领域的思想和政治实践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第三，它促使人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评价恩格斯及其理论遗产。过去，由于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恩格斯作为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替罪羊”来对待，因此，对恩格斯及其理论遗产的评价往往比较消极。冷战结束之后，当人们开始将恩格斯从集权主义的刻板背景还原到他那个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去的时候，认识与评价也就随之变得积极和中肯起来。这一点在美国学者尼米兹2000年出版的、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民主发展史上的贡献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们对民主突破的贡献》一书中得到了初步体现。[33]

 

三、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

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初算起，国内学界研究、批判西方“马克思学”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综观这些年来积累下来的并不是很多的批判成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方式、方法问题上存在一些突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存在一种用政治批判代替学理分析的历史惯性。20多年来，我们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承袭苏联理论界那种政治批判逻辑，习惯于根据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待现实社会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态度来判断和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在认真阅读他们的著作之前，就已经根据自己的政治直感断定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用意在于和平演变，这就使得我们始终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不能真正理解、进而驳倒他们的一些与我们根本不同的观点。第二，习惯于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非历史的解读。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我们总是倾向对西方“马克思学”采取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全然不顾它们自身存在的发展、变化，一味地按照自己的理论需要或设定好的理论类型，将不同时期、不同倾向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作品放到一起加以总结、批判，从而在很多事实性问题上闹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笑话，可我们自己却浑然不知。第三，未能批判地继承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些合理成果。由于我们从根本上敌视、拒斥西方“马克思学”，因此，我们在潜意识上就认为这些学者是不可能获得真理性认识的，从而对他们的成果形成了一种自发的排斥心理。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生存情境、思维方式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更接近，且他们阅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掌握的资料比我们更全面详实，那么，为什么他们的成果就注定不如我们这些东方人的呢？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恩格斯研究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心课题，因此，上述问题自然同样存在于这种研究之中。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上述问题，以一种客观公允的学术研究态度去面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就会看到，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史、特别是对恩格斯的理解史上，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的确是做出了一些独特贡献的。

第一，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比较全面地研究了恩格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恩格斯与马克思进行理论合作的过程与实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诠释、恩格斯对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等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立而饱满的恩格斯理论形象，并对他的独立思想史地位与价值形成了比较深入的理解。只要比较一下苏联东欧以及国内学界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确实总是在恩格斯说自己是“第二小提琴手”这个借口的名义下不自觉地忽略了对恩格斯的研究。当我们义正词严地捍卫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致性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缺乏深入的研究。如果说独立系统的恩格斯研究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真实展开过的话，那么，类似的研究在西方“马克思学”那里起码是存在的。

第二，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对一些我们关注不够的思想史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丰富和扩展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史的认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想史地位及其对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恩格斯的军事评论、恩格斯对《资本论》手稿的编辑整理、恩格斯与妇女解放、恩格斯与第二国际等等，这些都是国内学界关注明显不够、但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问题。西方“马克思学”在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无疑为我们丰富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史的认识提供了可能。

第三，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编译出版了在西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其选本，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促进西方人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恩格斯观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苏联东欧理论家参与编辑、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与选集（尤其是英文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是比较小的。人们真正广泛使用的著作版本都是由一些著名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编辑完成的。吕贝尔、麦克莱伦、卡弗等人在这一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即便是我们不熟悉、且对恩格斯评价不高的亨德森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他不仅是恩格斯军事文集《军事批评家恩格斯》的编者之一，还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新英译本的译者！

 在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第一，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中长期存在过一种影射学术的不良倾向。就像冷战结束以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都看到或者承认的那样，他们过去研究、批判恩格斯，往往是和他们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直接或含蓄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恩格斯事实上成了他们影射苏联的工具、批判苏联的替罪羊。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

第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学术心态往往不够平和，习惯于用标新立异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一些原本并不复杂的问题复杂化、政治化了。在这一方面，莱文就比较典型。现在回过头去看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我们就会发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对立”莱文不过是对前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系统化的表述，他本人并没有提供多少新东西。为了产生学术轰动效应，他用“可悲的骗局”这种爆炸性的词汇来表述自己并不新的新发现，固然引起了别人的高度关注，但却导致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感，使人强烈怀疑他的动机，从而将问题引导到了学术之外的政治。

 第三，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善于发现问题，但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者（特别是负责MEGA2的那些学者）相比，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进行非教条的、开放式的思考，特别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他们缺乏进行严谨科学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热情。因为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是一门需要长期积累的科学，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证据，改变一些既有结论不仅是非常草率的，同时也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在真实地解决思想史问题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是不能与负责MEGA2编辑出版的苏联东欧学者相比的。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吕贝尔那一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是根本怀疑MEGA2的，但现在的“马克思学”学者已经越来越经常、越来越自觉地利用MEGA2的成果了。这应当说是一个进步。

 第四，始终有个别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于这样的“马克思学”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将问题扩大化，因为这些的“马克思学”学者毕竟只是个别的。

 2005年适逢恩格斯逝世110周年。据悉，国内有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已经筹备了规模浩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加以纪念。我们相信，以此为契机，国内的恩格斯研究必将掀起一个新高潮。但我们是否能够超越以往研究、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批判地继承恩格斯研究领域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西方“马克思学”的合理成果），并加以创造性的提高。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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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Marxologist Engels-study: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Zhang Lia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NJ 210093)

Abstract: Western Marxologist Engels-study rose out of the theoretic rivalry between Marxists from USSR and Western Marxologist scholars, which went through 3 different stages from 1970’. We must righteously appreciate the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Marxologist Engels-study, and keep our eyes on those serious questions existing in the study.

Key Words: Engels; Western Marxology; Marx-Engels Problem

谢选骏指出：说“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意思，是指“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剥削他”。因为中学生恩格斯利用博士生马克思进行炒作，合作了马恩的《资本论》。但实际上，恩格斯确实是马克思的先行者，把马克思引导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幽灵行列。恩格斯主义的大骗局，就是“共产党自己搞资本主义”，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恩格斯自己当资本家，来豢养马克思著书立说。以上是我的创见吗？反正我没有看见别人这样提出过“恩格斯主义”的概念。

谢选骏：难民潮就是新一轮的民族大迁徙

《难民暗潮，已遍布美洲大陆》（2021-10-29 世界说）报道：

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居住时，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

大街小巷是他们的主战场，最懒的人抱着孩子蹲在街边乞讨，稍微勤快点的在十字路口贩卖零食饮料，或者给过路车擦玻璃赚点小费。每天，公寓楼下几波人声嘶力竭地喊：“衣食父母，兄弟姐妹！我们来自兄弟国委内瑞拉，我们的孩子已经好几天没饭吃了，好羡慕你们有吃有住；我们的要求不高，请你们行行好，可以把不穿的衣服，剩下的食物送给我们吗？上帝保佑你们！”他们的声音中气十足，在小巷里回荡。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截至2021年9月，至少460万委内瑞拉人流离失所，这个数字仅次于叙利亚。其中170万人身处邻国哥伦比亚，有100万委内难民和800万本地人共同在波哥大生活，哥伦比亚也成为全球第二大难民收容国。

但当时，他们只是我生活的背景板。难民是怎样到达波哥大的？是不是合法居留？生活没法保障时怎么办？怎么看待自己的命运？我从未思考过这些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两个平行世界里。直到我搬到玻利维亚，在这个拉美难民中转国，我在阴差阳错下开始渐渐揭开难民体系的冰山一角，看到了被迫逃离家乡的人的挣扎、各方势力的对抗和平衡以及局势影响下难民潮的转变。

一切从一场去玻利维亚边境城市苏亚雷斯港的旅行开始。旅途中我结识了克里斯和玛丽这对夫妻。我们乘黑车越过边境，在巴西的科隆巴市停留一会儿后，回到玻利维亚。返程途中，克里斯接到电话，一个在科隆巴生活的海地朋友说，晚上有一批海地难民要偷偷穿过边境，需要他在玻利维亚这头接人运送。

我能够不受检查、随意穿越边境已经是件稀奇事了，没想到还能目击一场偷渡。克里斯和玛丽已见怪不怪：三个月前，这位朋友找到克里斯，鼓动他参与难民偷渡的生意。

“有利可图是原因之一，当然我也想帮帮那些可怜人。”克里斯答应下来。海地人的逃离始于2010年1月的大地震，自那以后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拉丁美洲的每个角落。今年7月的总统刺杀事件和8月的又一场地震后，政局和经济更加不稳定，迫使更多海地人加快出逃的速度。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200多万，也就是接近五分之一的海地人被迫离开祖国。

这场逃离要经历重重考验。据克里斯的了解，首先，这些海地人要尽量向目的地国申请旅行许可，减少入境证件不全的风险；接着，要想办法买一张去巴西的船票。巴西部分州对外国人的准入管理十分宽松，从那些地方入境更容易；下一步，他们将穿过整个巴西，也就是半个南美大陆到达科隆巴。围绕难民偷渡形成的产业已颇为成熟，每一段路都有熟悉地况、在当地有关系的专人负责运送，直到交接给下一个负责人。

克里斯的朋友是科隆巴一段的负责人，而克里斯与距边境一小时车程的埃尔卡门镇的警察有交情，可以跳过检查，畅通无阻；过了埃尔卡门，他把海地人交接给下一个兄弟，完成任务，每个“货物”付给他100玻利维亚诺（折合人民币约为93元）作为这一段的"运送费"，这是正常大巴价格的10倍。难民就这样坐在卡车或闲置的大巴车中，一段段地被运送。

他们的目的地是智利，据说那里对黑人移民最宽容。

这段过程写着容易，实施起来困难不小。从巴西返回时，我看到玻利维亚的警察在盘问几个黑人。玛丽告诉我，中国人面孔也很少见，不过我们基本不会被扣住。而玻利维亚人对黑人最为忌惮，每一站他们都被扣留盘问，一旦回答不合对方心意就会被遣返，功亏一篑。所以难民一般选择晚上从海关附近的树林中穿越边境。

科隆巴的交接人告诉克里斯，让他晚上十点半在指定地点等待。

到了十点，我们坐在克里斯的卡车里，穿越一片枯树草原，前往边境线。公路上没有路灯，一片漆黑，点点星光在空中闪烁，草原吹来凉爽的风。这是三个月来克里斯的第六次行动，他要接25个海地人。

快到时，那位朋友打来电话：“今晚行动取消，树林里巡逻的警察太多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最近，对黑人的检查愈发严格，部分是因为100多个海地难民突然出现在圣克鲁斯附近的派龙镇。他们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穿越边境，进入玻利维亚中心地区，且没有做任何防疫措施，这引起了群众的恐慌。当时看新闻我也很疑惑，这么多难民一路走到这里，竟然没人发现。现在想来，也许他们正是坐在克里斯们的卡车里被运过来的，这一步步转移都是夜晚在偏僻的地方进行，确实不易发现。最后，那些海地人被遣返巴西。

这让今晚的25个海地人更加谨慎，宁愿打消过境念头，一旦被发现遣返，他们一路以来的艰苦跋涉和金钱付出就全打水漂。他们准备在科隆巴附近卡萨布兰卡农庄的山中凑合过一夜，等待下一个夜晚。现在是旱季，夜晚气温比较低，但比雨季无处可躲的暴雨好了不少。

第二天，我和玛丽要回圣克鲁斯工作，克里斯留在苏亚雷斯港，等待晚上继续未竟的任务。晚上7点左右，克里斯打来电话。虽然边境巡检依然严格，但滞留在科隆巴的海地人不愿再等，无论如何必须穿越丛林。他们需要克服三重困难：夜晚漆黑的树丛，潜伏的美洲狮和美洲豹，还有拿着手电巡逻的边境警察。

玛丽很同情这些难民。在前几次运送中，他们给她留下不错的印象：“（他们）瘦得皮包骨，特别疲惫。我们听不懂法语，但能从肢体语言中感觉到他们挺有礼貌。有时我会买点吃的，他们一点都不剩下，吃得精光。”汽车在检查站停住，警察上车扫了一眼，检查了唯一一个黑人的证件。玛丽向我使了个眼色，无奈地撇了撇嘴。

8点钟，我们快到圣克鲁斯了。此时13个难民经过一小时的跋涉穿越边境，成功与克里斯碰头。剩下12个人，面对乌漆麻黑的丛林害怕了，不敢再向前走。科隆巴的线人正在说服他们改换路线，那里的丛林巡逻官可能少一点，这意味着克里斯还要等至少一个小时。

9点，我和玛丽都到达住处。25个海地人也终于全部顺利穿过边境。他们钻进克里斯的车厢，踏上玻利维亚段的险途。一个小时后，克里斯将到达埃尔卡门，跟关卡警察打好招呼，顺利过关。他的弟弟在那儿等着，他不久前刚出狱，入狱原因是贩卖毒品。克里斯的弟弟接到"货物"后，将以同样的方法把他们运送到派龙。他们会从那里走一条没有检查关卡的小路，抵达圣克鲁斯北部的蒙特罗市。

这就是海地人逃离的方法：一辆辆卡车、一个个关卡、一条条小路、夜晚行动。如果顺利，几天后他们将到达科恰班巴市，从那里向南方进发，最终到达梦中的智利。

而误打误撞接触到难民运输体系的我，决定展开进一步调查。我跟随海地人的脚步，来到玻利维亚与智利接壤的奥鲁罗省。

国际刑警组织

2021年9月上旬的一个早晨，国际刑警组织玻利维亚分部的警官拉米罗·马查卡收到通知，几个警察在奥鲁罗市附近巡逻时，撞见一批正在换车的委内瑞拉难民。他们连人带车被扣押住，送往奥鲁罗警察局接受问询。

拉米罗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三年了，这几个月他的工作量尤其多。持续的疫情让拉美经济恶化，去年的损失和停滞的恶果在今年爆发。随着各国逐渐放开边境管制，难民数量激增。尤其是海地人：去年一整年，玻利维亚共抓获1600多个偷渡的海地人，而今年仅7、8两个月就抓到约800人。

这批难民共14人。他们原本分散行动，后来在秘鲁和玻利维亚边境的得萨瓜德罗镇相遇，决定共同包车通过玻利维亚前往智利。与克里斯载的海地人一样，他们支付了一笔巨款，雇佣本地人开大巴车，从得萨瓜德罗前往首都拉巴斯，再换车来奥鲁罗。他们计划在这里换乘一辆低调的小客车，从奥鲁罗到玻利维亚与智利接壤的皮西卡镇需乘车三小时，为此他们要付400-800玻利维亚诺（折合人民币约为370元-750元之间）。

被抓获后，拉米罗是他们要过的第一关。他把14个人的名字等信息收集起来，输入国际刑警组织全球联网的犯罪数据库（I-24/7），查看是否有人在其他国家有犯罪记录。如果查到，对红色通报嫌疑犯可以直接逮捕引渡，其他等级的通报则需通知相关国家的组织成员其行踪，但无法直接逮捕审判。据拉米罗说，这两个月抓住的800多个海地难民里，没人有犯罪记录。

这些委内瑞拉人也是同样的情况。通过这一关后，拉米罗把他们交到移民局。移民局的职责是审查难民的证件并进行遣返等处理。对玻利维亚移民局来说轻松的是，几乎所有难民都将这个南美最贫穷的国家当作中转站，近几年向玻利维亚政府申请避难的人数每年只有400多——想想在波哥大的100万委内瑞拉人。

与哥伦比亚移民局相比，玻利维亚政府无需过多操心难民安置的问题，只要安排好遣返国家即可。难民可以自行选择被引渡到哪个接壤国家，这些委内瑞拉人选择了智利，几天后他们被运送到皮西卡镇海关，玻利维亚移民局的责任到此为止。

难民选择的道路一直是拉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贫富差距的风向标。拉米罗还记得，三年前刚加入组织时，几乎所有经过玻利维亚的难民的目的地都是南美最发达的国家智利，只有一部分在巴西干农活的海地人会随农业时节在两国间游走。

天堂国度的美梦在2019年破碎。当年10月，智利爆发了近几年拉美规模最大的集会游行，经济陷入停滞。疫情的持续让情况雪上加霜。难民从事的往往是不稳定的临时工作，受影响最大。拉米罗注意到，最近在涌向智利的人潮中，出现了一股逆流。在智利也丢了工作的人，尤其是海地难民，索性决定离开，前往美国。

海地人是拉米罗见过的最灵活的难民群体，他们对变化的反应非常迅速，一般不会在同一地点驻留太长时间。最近，越来越多的难民选择被遣返至秘鲁，从那里一路向北，经由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中美和墨西哥，最终到达美国。

但是，既然智利和秘鲁也接壤，为何要经过玻利维亚呢？拉米罗解释道：“硝石战争时（1879-1883），智利军队在与秘鲁的边境处埋下了很多地雷。如果智秘海关不放行，难民就必须从偏远的地方跨越边境，很有可能踩到地雷。"

加入组织前，拉米罗在玻利维亚反走私特别部队工作了10年。相比之下，现在的工作没那么危险："大部分被捕难民没有犯罪记录，他们只想找个能活下去的地方。运送难民的人也都是想通过灰色渠道赚点钱的普通人，不是穷凶极恶之徒，抓到了交给法院，判不了几个月。毒贩就不一样了，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携带枪支，逼急了一枪崩了你。"

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玻利维亚分部只有十余名员工。拉米罗承认，这对覆盖所有入境人员的跟踪调查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一般在西部高原与秘鲁和智利接壤的地区行动，东部平原与巴西的边境暂时无人负责。与邻国相比，玻利维亚的事态还不算严重。但是拉米罗担心，随着今年难民人数的增长，有一天他们可能承受不住。

我想起自己居住的城市圣克鲁斯。最近，繁忙地段的十字路口开始出现抱着孩子、敲窗讨钱的委内瑞拉人。有一天波哥大的景象会在这里重现吗？

最后，拉米罗建议我直接去边境看看。“小心你的手机，还有别让海关的人看到你，那里什么人都有，唯独少见中国人，你太显眼了。”他把我送上去皮西卡镇的小巴，嘱咐道。

这里海拔3700多米，空气稀薄，天空透出纯净的湛蓝色，阳光直剌剌地洒在枯黄的荒原和远处的雪山上。偶尔能瞥见小羊驼群低头吃草，这些只有在安第斯山脉才能看到的动物长着对身体来说过长的脖子，看起来十分喜人。它们黑白棕色的毛将被制成昂贵的柔软羊驼衫，摆放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机场和高级商场里。

对在皮西卡镇伺机等待的人来说，这种环境简直是噩梦。出于疫情考虑，智利关闭了智玻边境的口岸，但这不能阻挡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来自美洲各地：海地、古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大部分人的证件都不算齐全，只能碰碰运气，他们从祖国游荡至此的一路都是这样做的。

只有生活在高原的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人能适应这里稀薄的空气和早晚巨大的温差，而来自平原的难民往往会头昏脑胀，甚至面临生命危险。就在9月份，一位刚刚到达奥鲁罗的海地女性因高反导致心脏供氧不足，在家中死亡。由于没有家属认领尸体，警方只得将其火化。此外，大部分难民都没做任何防疫措施，在高原一旦感染，风险骤增。2021年已有11个难民在跨越边境时死于新冠并发症。

一道两米深的壕沟将皮西卡和智利的边境小镇科尔查内分隔开。两个智利警察站在对面，他们的黄色军装几乎与土地融为一体。而玻利维亚这边聚集着各色皮肤的难民，他们大多拖着一个覆满尘土的行李箱或者抱着孩子，行李多的人雇佣本地人用小车推。

一个健壮的黑人跳进壕沟，爬到另一边，展开几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两个警察检查。在强烈的阳光下，警察眯着眼凑近看了半分钟，然后摇了摇头，把纸还给黑人。他很失落，再次跳下壕沟折回玻利维亚，他抱孩子的妻子在那边焦急等待着。随后的人重复着跳下、爬上、拿出文件的动作，警察的拒绝也同样熟练。没有一个人的证件合格。

被拒绝的黑人一家跟其他人一样，拖着行李箱走上一条向西的宽阔大路，成为荒凉的黄土背景中两个越来越小的黑点。一辆坦克在路旁巡逻，履带碾过的地方泛起阵阵尘土。根据两个本地姑娘的说法，这条路通向另一个村子，也许他们想换个地方碰运气，边境这么长，一定有能偷偷通过的地方。

还有些难民留在原地徘徊，不久他们就等到了机会。两个警察被叫回海关小楼，趁着这个空档，等在边境的人马上抓起行李箱，翻过壕沟，不顾一切地向对面飞奔过去。我赶快跟了上去。

我试图与他们攀谈，但没有人理我，他们要时刻提防警察的出现，再说我的存在实在太过奇怪：一个年轻中国人，只背着一个小包，衣服还算干净，不像是经历了一路波折的样子。

大约两分钟后，我跟着这群人跑到了智利境内。对岸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一列望不到头的卡车沿着公路绵延向远方。踏上这条路的难民有两个选择，坐车向西走17个小时到伊基克港，或者向南穿过阿塔卡马沙漠，到达2000千米外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科尔查内是个颇为荒凉的小镇，只有1700多位居民。与平静的镇子内部相比，边境线格外热闹。几群人拖家带口，靠着集装箱或坐在马路牙子上歇息，成年人的眼神里尽是疲惫和茫然，只有精力旺盛的小孩在嬉笑打闹。

跟上次去巴西一样，又是一次轻松的跨越边境之行。正当我这样想着，背后突然传来一阵枪声，我猛地回头，吓得呆在原地。身后，中途返回的警察扛着枪，追赶着四散的难民，他们没那么幸运，在越境途中被逮到。坐在马路牙子上的人尖叫起来：“快跑！”“她还带着孩子，放她过来！”这时我才回过神来，赶紧躲到集装箱后，那是唯一的遮蔽物。

有几个人成功跑到这边，但其他人在警察的怒吼威胁下，悻悻地跟着他原路返回，等待下一次幸运降临。

等他们走远后，我从集装箱后走出来，望向身后的公路。我像一条不小心卷进拉美寻求更好生活的汹涌浪潮中的小鱼，阴差阳错下来到这里。陆上交通和小旅店从不查证件，只要我想，沿着这条公路走下去，就能不受管制地探索这个狭长的国家，到达美洲大陆最南端，甚至以相同的方法到达阿根廷，再折回玻利维亚。

一切都在违法的边缘疯狂试探，但这就是拉美默认的规则，灰色地带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唯一的选择。非正规成为拉美的主旋律，“合法”“官方”反而处于弱势。

以玻利维亚为例，10月初，政府颁布一条法令，准许公职人员在怀疑公民藏有非法所得物的情况下，对其身体和住所进行检查。这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抗和罢工。玻利维亚位于南美内陆，没有海岸线，货物通过正规渠道进口的运费极高，而通过邻国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的走私渠道进入的价格则较低。因此，很多人在工作或日常采购中都或多或少涉及非正规渠道。这条法令的颁布相当于把违法的压力从走私方转移到购买方。在激烈的抗议下，该法令最终被撤回。

与我一起成功跨境的几个年轻人汇入了马路牙子队，他们是委内瑞拉人，一个月前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逃难大军。他们的组成很复杂：有的人来自同一个家庭，有些人只是朋友或熟人。大约20多人凑成一个小团体，互相照应。

玛丽亚和戴琳明显不是一家人：玛丽亚棕色的皮肤有些粗糙，头发又黑又直；戴琳的白皮肤晒出了高原红，红棕色的的头发卷成一撮撮。她们上身穿着仅有的一件棉服——在炎热的委内瑞拉根本不需要这个，棉服的帽子支起来抵挡高原炙热的阳光，紧身花裤子被磨损得破烂肮脏，脚上蹬着一双沾满土的塑料拖鞋。

玛丽亚告诉我，昨天他们也趁着警察偷懒的空档跑到这里，然后一直等到现在：“我们没有地方睡，只能在马路边凑合。晚上好冷，身上这件衣服根本不管用。”她被冻感冒了，嗓音沙哑，不停吸着鼻子。好在不用继续等下去了。刚刚智利海关通知他们可以入境，只需过几个手续。在这段需要不断碰运气的旅途中，他们是幸运的。只要过了边境，即使证件不算齐全，也有一定的被放行的可能性。

玛丽亚和戴琳逃离的第一站是委内瑞拉的边境城镇塔奇拉。这是一条大部分委内瑞拉人选择的经典线路。从那里，她们乘一艘小船，跨越位于两国边境线上的塔奇拉河，进入哥伦比亚库库塔市。这种船只大约有70多条，每天承载至少2000个缺少合法证件的委内瑞拉人偷渡到哥伦比亚。这一路非常危险，不仅有虎视眈眈的边境巡逻警察，还要面对湍急的河水对超载船只的冲击。为此，她们各付给船主200美金。那些不再有钱剩下的人会直接留在库库塔，寻找谋生的机会，目前库库塔有八万多委内瑞拉人。

两人跟着大部队一路南下，穿越哥伦比亚的高山和雨林，从伊皮阿雷斯市过境，到达厄瓜多尔的图尔坎镇。下一步是沿着安第斯山脉进入秘鲁，再从德萨瓜德罗入境玻利维亚。智利的伊基克港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他们的行进方式相当灵活：资金充足时买大巴车票，不够的话在路边拦卡车，请求司机载一程。他们尽量在钱全部花光前到达大城市，在那里沿街乞讨，直到凑够车费，再开启下一程。

他们对我感到非常好奇，倒不是因为没见过中国人：“我也想去中国，从这里去要多长时间啊？必须要坐飞机吗？可以坐车去吗？”虽然没有手机，上网时间有限，但与大众想象构建的封闭形象不同。一路的磨练让他们心态开放、敢于冒险、想象力丰富。在许多社会里，这样的心态都被视为某种更容易成功的标志，但在拉美，无法改变的外部处境才是他们难以改变的命运。

一个官员从海关小楼里走出来，叫玛丽亚和戴琳过去填写表格。接下来她们将接受核酸检测，通过后便能拿到通行证件，进入智利境内，成为该国140多万外国人中的两员。

“世界公民”

9月21日，一张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格兰德河旁拍摄的照片引发了美洲网友的愤怒。照片中，马背上的巡逻员在用鞭子驱赶两个拿着饭盒的海地人。拉美难民问题又一次成为媒体的焦点。

拉丁美洲是全球难民人数第二多的区域，也是2021年非战争影响难民数增加最多的区域。联合国难民署与难民接收国的配合并不顺利。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难民往往不受接收国欢迎。疫情期间各国更是加强了边境管制，减少接收难民的数量。

以美国为例，去年3月CDC颁布42号法令，限制外国人入境。海地难民大多被"临时保护身份"（TPS）吸引而来，却不知道TPS只保护"在美国境内的外国人"，而被42号法令的规定挡在美墨边境。拜登虽声称"将以更灵活的方式对待难民"，但目前来看，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依然是川普政策的延续。

今年2月，哥伦比亚政府向联合国难民署保证，将对境内委内瑞拉难民提供特殊保护。但是根据我的个人观察，今年难民问题反而更加严峻，流落街头的人更多了，对他们的保护也不见实施。

另外对难民来说，申请保护、人道主义签证或工作居留并不容易。他们需要支付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来说过高的费用才能获取相关文件，有时甚至需要向国籍国申请护照等材料，这不仅涉及跨国手续，其费用更是高昂。目前，难民署和接收国提供的资金援助只是杯水车薪。

摄影师拍摄那张照片时，格兰德河大桥下聚集着超过15000个海地人。在后来的十天里，美国政府将其中的4600人遣返海地或墨西哥。但无论身在何处，他们不会停止挣扎生存的脚步。为了方便，我总以"海地人""委内瑞拉人"称呼他们。在美洲，国籍是贴在他们身上的最醒目的标签：提起"海地黑人"，人们毫不掩饰对他们的鄙视，即使在巴西这种一半国民有黑人血统的国家；四处游荡的"委内瑞拉人"到哪里都会提高当地犯罪率，人人避之不及。

但事实上，国籍对于定义他们并无作用：当生存都成困难，国籍成了最无足轻重的东西，在驱赶、隔绝和逮捕的压力之下，他们褪去一切标签，成为纯粹的、只想活下去的人。

网民嚎叫：

当局者迷 2021年10月29日 17:02

海地哪能有好人？当年把海地所有的白人全部虐杀殆尽的，就是这些海地黑鬼！

这个100%黑人国家，从上到下贪污腐化、盗贼成风，几乎找不到一个好人。

对这种人发善心的，纯属当代农夫与蛇。

谢选骏：现代的难民潮，就是古代的民族大迁徙再现——难民潮就是新一轮的民族大迁徙，直到摧毁全部发达国家。

谢选骏：《开放杂志》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乏走狗

《列宁的骗局：扭曲马克思》（2012-7-17 骗局分享到微信 侯工）报道：

2011-08-06 编者按：我们郑重推荐大陆理论学者侯工寄来的这篇深入浅出的文章。要旨在於指出马克思晚年已经根本修正其早期的暴力论，明確肯定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发展，可是中苏共党恶意扭曲马克思，在二十世纪製造流血浩劫，其来源就是阴谋家野心家列寧製造的骗局。

卡尔．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两位学者终其一生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始终都没有自命「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晚年，有人命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清醒地提出：「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也明確地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標。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甚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於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共產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於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內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係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此后，关於「马克思主义」就沉静下来，直到一九一七年列寧在《国家与革命》里重提「马克思主义」。在这本书里，列寧恶毒地歪曲、篡改、背叛了马克思的学说，拋出一个子虚乌有的「马克思主义」。

▊以歷史阶段论否定早期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为甚么不认可自己的理论是主义，而只是学说呢？这要从它的起源说起。

一，早期：

马克思在大学里读的是法律，研究的是哲学和社会学，二十多岁就有著作面世。直到一八四七年六月，他发表《共產党员宣言》时，才二十九岁，可以说还是个十足的愤青。当时资本主义还处於发展初期，工人劳动条件很差，收入低微，相对来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因此工人暴力斗爭频发。马克思站在工人立场上，发表了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推翻资產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幼稚地认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產阶级作斗爭，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於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只有无產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隨著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並主张「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但是社会的发展却出乎马克思的意料，隨著工业革命了发展，採用了高科技的生產线以后，无產阶级的队伍是越来越小了，而其它阶级却反而壮大了。

二，中期：

一八六○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开始蓬勃发展。伴隨著科技的发展，自动化生產的普及，工人劳动强度大为减轻；隨著资本家的利润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相应的大幅度提升，大大缓和了劳资矛盾，工人自然地放弃了暴力斗爭。

这个时期，马克思已经不再提暴力革命了，他主要精力用於写作《资本论》。在马克思著作中，肯定和赞扬资本主义，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有一个断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態，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產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关係，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此，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的阶段论，任何超越阶段的行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晚年否定暴力革命肯定资本主义

三，晚年：

晚年的马克思，对自己的所有的著作进行梳理，反思自己以前的理论。当他想到：无產阶级夺取政权，掌握了生產资料以后，无產阶级还是无產阶级吗？马克思觉得自己的理论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他还看到，早期无產阶级用暴力革命去爭取利益，除了付出鲜血和生命，得到的依然是贫穷，资產阶级反而越斗越强大了。后来，工人放弃了暴力斗爭，採取了议会选举的方式，不用流血牺牲，反而生活改善，政治地位提高。资產阶级反而害怕竞选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股份制在欧洲已经普及，工人也可以购买公司股票，成为公司股东，参与公司利润分红。这时的无產阶级，已经不是纯粹的无產阶级了。马克思於是醒悟：股份制是生產资料公有制的一种创造，当它与竞选產生的权力公有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爆发了强大的生命力，生產力有了极大提高，生產有了数倍的发展。马克思肯定了股份制，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產业实行扬弃」。

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及时地修正了自己的学说，否定了暴力革命，否定了推翻资產阶级，否定了共產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歷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歷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雾，並且还完全改变了无產阶级进行斗爭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爭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爭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著不自觉的群眾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產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爭方式就开始被採用，並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產阶级藉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爭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產阶级爭夺每一个由选举產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產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於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瞭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95─607页)

▊完全可以用和平手段实现社会革命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转达了马克思下述新的重要观点：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马克思为甚么拋弃自己创立的暴力革命和无產阶级专政理论，认为英国「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呢？因为当时的英国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共產党有了进行合法斗爭的政治环境。有了这样的政治环境，马克思认为无產阶级就「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即议会竞选进行社会革命，有信心在竞选中贏得胜利。

並且不仅是欧洲，在欧洲以外的其它地区如果具备了英国那样的政治环境，也同样「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指暴力的）」。马克思並没有固守原来的结论，而是根据政治形势新的发展，认真地修正错误，与时俱进地指明了无產阶级取得政权的新的道路。

在现代，很多国家都建立了英国那样的民主政治，並且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又何必还要坚持用暴力斗爭夺取政权呢？共產党不应是嗜血成性的暴力论者，暴力革命创造不了新的先进的生產方式。超越歷史发展阶段的武装夺取政权必然是揠苗助长，结果是对国家和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

▊马恩修正剩余价值说和剥削论

当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也有不少资本家破產的时候，他们就修正了自己的剩余价值说和剥削论。马克思肯定了股份制，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新形式，在股份制里，资本与经营已经分离，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占有公司的股份，大家都是股东，实现了阶级的融合。其实，所谓剥削，是一种双向的行为，资本家的资本不是从天而降的，原始资本也是由劳动產生的，因此，资本也可以折算成劳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也是劳动。因此，当公司获得利润后，如果进行合理分配的话，就不存在剥削。当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过多，就是工人剥削了资本家，结果就是资本家破產；相反，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结果就是贫富悬殊，劳资矛盾激化，打击工人生產积极性，工人就会跳槽，因此减少了资本家的收入。理想的状態是：公平分配，谁也不剥削谁。

但是，由於资本家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慾望，所以，靠资本家进行合理分配是很难实现的，必须通过国家来调节，国家以私有制为主刺激生產，把蛋糕做大后，国家向富人徵税，越富者交税越多，徵税后对財產进行再分配。通过不断的调节，总会到达一个理想状態：公平合理地分配，通过高福利，实现全民均富。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的模式，为了保证生產资料公有制部分不被个人掠夺，必须实行权力公有制，权力公有制是由民主选举產生的国家政府行使行政权。这个权力的特点是被关在笼子里，隨时接受公民的监督，这个政府就很难贪污。民主社会主义认可普世价值，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保护人权、自由，实行多党制，实施民主宪政。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创建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目標就是通过议会竞选取得政权，然后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斯坦做了继承人，在他的指引下，第二国际在北欧取得辉煌的成就。今天，第二国际仍有九十多个政党活跃在世界各地。

▊马克思推崇人性和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学说的演变的过程，可以这样表达：

暴力革命──肯定资本主义──歷史发阶段论──非暴力选举──民主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学说，通过认真地负责的修正，实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把暴力革命、阶级斗爭、无產阶级专政、公有制、共產主义，统统拋弃。为甚么他们有这样大的转变？因为他们把人性摆在第一的位置。他们强调：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民主制是人类的最终选择。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273页）。

为了保证个人的自由发展，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所以恩格斯说：「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號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闢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概括来说，马克思学说经过不断修正后，完全符合普世价值，因此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拋弃了的垃圾，甚么暴力革命、阶级斗爭、无產阶级专政、公有制、共產主义，统统被列寧（1870─1924）捡了起来，经过一番粉饰打扮，命名为「马克思主义」。从此列寧开始了对愚昧的俄罗斯人们的欺骗。

列寧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偷梁换柱地將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学说的「三个来源」，这样倒「流」为「源」。因为马克思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虽然是「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但绝不是马克思学说的三个来源」，马克思学说的真正「来源」在於当时的现实社会，及对现实社会的深入观察、研究，在於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

列寧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腐朽的垂死的阶段；对被马克思赞扬为向新的更高的生產关係过渡的「过渡点」「过渡形式」的股份制，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认为股份制只是「食利国」和「食利者」的天堂，培养了工人贵族，成为机会主义的温床。完全否定了马克思对股份制所作的科学分析和评价。

●列寧遗体保存至今，1943年开始腐烂，专家每周检查，18个月护理一次。不少人主张交亲属埋掉。这是工作人员在清理尸体。（本刊资料）

▊列寧崇尚暴力推翻二月革命成果

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无限夸大无產阶级专政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爭，同时也承认无產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结合承认马克思主义」，把无產阶级专政的作用提到了无以復加的高度。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学说归结为暴力的无產阶级专政了，背叛了马克思关於资本主义和平长进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寧对暴力如此顶礼膜拜，暴露了他反人类的本质，必然把社会主义运动引入灾难的深渊。

他在《论欧洲联邦的口號》一文中，由「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得出如下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內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內获得胜利的无產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並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大生產，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这就是后来被斯大林毛泽东等暴君们赞美的「列寧主义」，即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和无產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关於社会主义的条件论的阶段论，为其窃国大造舆论。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逊位，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以社会革命党和宪政民主党为主的各党派联盟俄国临时政府。列寧如果是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著想的活，他理应支持二月革命。但是，他是个野心家和阴谋家。列寧归国后，发觉自己不能进入权力中心，他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派別──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二十二比二十的微弱多数）的头头。他为了窃取国家最高权力，提出《四月提纲》，指出俄国革命必须由资產阶级民主革命向无產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反对「资產阶级临时政府」，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极左口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俄国当时的状况，资產阶级还处於初级阶段，只適合实行资產阶级民主宪政，发展资本主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进步。

▊列寧利用契卡红色恐怖杀人百万

列寧为了达到卑鄙的篡位目的，欺骗工农兵，发动了十月革命，夺取了国家大权，成了披著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沙皇，俄国从此迎来连绵不绝的灾难。

列寧登基后，首先限制新闻自由，打压宪政民主党。但是在各方压力下，列寧举行了民主选举，结果社会革命党以明显优势击败列寧的布尔什维克。列寧恼羞成怒公然露出独裁暴君的嘴脸，狂叫：「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解散了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的立宪会议並逮捕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派的议员，靠枪桿子重新建立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並用军队镇压了反对解散立宪会议的示威者，隨后称「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號，引起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宪政民主党等党派的激烈反对。

为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打击反对阵营势力，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杀人狂魔列寧决议组建了一个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契卡）。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契卡主席。一九一八年二月，列寧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法令中，亲手加入资產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负监视，反抗者枪毙。……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等內容，赋予契卡机关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一九一八年九月，列寧公开声称要製造一场针对资產阶级反革命的「红色恐怖」，给社会製造了极大的恐慌。不同学者的研究表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二年间，契卡的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可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人。受害者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成员，还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平民，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也被杀害。社会民主党人纷纷谴责列寧，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和考茨基称其统治为「恐怖统治」，普列汉诺夫也称列寧「成为新的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暴君式的首领）」。

▊实行军事共產主义导致大饥荒

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的俄国內战时期，列寧为最大限度的保障苏俄政权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同时也尝试直接向共產主义社会过渡，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实施「战时共產主义」政策。包括：强制徵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即余粮收集制），国有化所有大中企业，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禁止商品交易並实行计划配给制，对工人严格管理制度，罢工者即行枪决等。战时共產主义政策很快就导致经济崩溃，到一九二一年，俄国的重工业產量只有战前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彼得格勒失去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莫斯科人口也减少百分之五十。而余粮收集制也严重打击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成为日后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由於长期的內战和余粮收集制的实施，粮食供给明显下降。在內战基本结束后，苏俄当局却没有终止战时共產主义政策，导致一九二一年春季出现波及三十多个省的严重饥荒，据估计期间全俄约有五百多万人饿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同期的农民也对苏俄政权產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发生反抗徵粮的坦波夫叛乱。列寧则认为是「富农暴动」，下令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红军使用毒气镇压抗粮农民。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彼得格勒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曾经在十月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他们要求苏俄当局实现言论自由、解除贸易限制、重新选举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列寧派加里寧前往劝说无效后决定使用武力，令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攻陷喀琅施塔得，镇压了水兵暴动。

列寧荒谬地设置一个乌托邦式的天堂，然后用枪桿子逼著人民进入苦难的深渊。他除了对內残酷地镇压，还对外进行扩张和输出革命。当他的红军在扩张途中沉迷於嫖娼时，他下令把全城的妓女全部杀光。

列寧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寧的衣钵，其残暴手段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在党內也进行大清洗，大量屠杀党內干部，製造了三十年代惊人的红色恐怖。

一九一九年，列寧成立第三国际，一边大骂第二国际是修正主义，一边高喊：第三国际万岁！可是经过七十年的较量，列寧的第三国际和苏维埃帝国都土崩瓦解了。列寧这个骗子及其忠实的信徒將永远被钉在歷史的耻辱柱上。而被他大骂的第二国际正方兴未艾呢！

（发表于《开放》，限於篇幅，本文略有刪节）

谢选骏指出：《开放杂志》大约也是一条马列狗办的特务刊物，它的后台老板企图“舍车马而保将帅”——通过放弃已死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而保住还没断气的恩格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及其第二国际的反动组织。但是“马列主义”的称号不是无缘无故的无来由的，马克思主义不死，事情没完！恩格斯主义不死，事情没完！

第二国际不死，事情没完！

谢选骏：新资本主义就是央行放水发行国债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承诺的“新资本主义”将如何兑现》（BBC 2021年11月1日）报道：

新冠疫情封锁令解除后拥挤上班的日本工薪族。

日本执政自民党（LDP）在大选中取得超过233个众议院议席成为多数派，宣告无须与公明党组成联合政府，独力执政。这个数十年来一直掌握着日本执政大权的政党刚刚在上月产生了新任党魁，而他的核心经济政策成为上任初期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BBC亚洲商业事务记者大井真理子（Mariko Oi）给你剖析这项财富摊分的政策是否能够实现。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推出他将国内财富重新分配的计划，并将它称为“新资本主义”。

但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批评者却指，这个计划让他们听起来觉得更像是社会主义——甚至将它戏称为日本版的“共同富裕”，映射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核心政策。

“他到底知不知道资本主义是怎么运作的？”大型网上商城、堪称日本亚马逊（Amazon）的乐天（Rakuten）株式会社首席执行官三木谷浩史在推特（Twitter）上这样写道。

三木尤其愤怒的是，首相提出要提高资本增值税（CGT）；这是政府向投资领域利润征收的税款，称之为“双重课税”。

乐天的老板并不是唯一表达对这项争议性提案不满的人，很多人都担心它可能很快扼杀掉最近一波小零售业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兴趣。

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在10月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

在日本，新任首相当选通常都会带来一次股票市场的反弹，但是岸田文雄在10月的上任（在众议院选举之前），却是迎来日经平均指数的迅速下挫。

日经指数连续八天下跌，现在已经被称作是“岸田休克”。

作为回应，岸田文雄迅速撤回了他的资本增值税提案，表示他会转而寻求调整日本对资本收益和资本股利的征税，暂时如此。

除了这次令人尴尬的政策急转弯之外，岸田文雄的经济政策风格已经与他的两个前任菅义伟和安倍晋三有明显差别。

乘着新一波零售业投资者的势头，日本的顶尖网上经纪商连续多月有创纪录的新户口登记。

两名前任均推行安倍经济学，这项现在已然声名远播的经济政策，最为人所知的是所谓的“三支箭”：大力推行宽松货币政策、财政重整以及增长战略。他们的目标是运用这三大杠杆来将日本经济拉出数十年缓慢至趋近于零的增长模式。

这两名领导人在任期内取得过一些成功——该国的股票市场价值翻了超过一倍。安倍在2012年12月第二度上任日本首相时，日经平均指数低于1万点。今年二月，它自1990年以来第一次超过3万点。

1980年代末的经济崩盘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衰退数十年，日经指数用了超过三十年才从中恢复过来。

薪水跟不上

但是安倍的策略也有一些苛刻的批评者——岸田就是其中之一。他声称，安倍经济学只让日本的富人更富。他们想要看到的是财富摊分到更广大的国民当中。

尽管安倍经济学获得很多赞誉和国际间的关注，但是普通市民并没有感觉到这项政策的益处。一些人说，它甚至导致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除了一项指标——基尼系数，计量的是收入分配当中的不平等，它在过去十年有轻微的缩小。）

人们感觉自己口袋里的钱没有变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平均工资在过去三十年里几乎没有增长。

日本工人的到手薪酬在过去30年增长很小。

根据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与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相比，日本的平均薪酬在过去三十年停滞不前。

在生产力指标上的上升也有限，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即一国的人均经济输出——有起有落，但是在今天仍然处在1994年的水平。

生产力指标基本上没有变化。

岸田文雄在他的第一场议会政策演讲当中，反复提及“分配”这个字眼，共有12次。相比之下，安倍则11次提到“增长”，菅义伟则16次说到“改革”。

但是，有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却是相信岸田提出的尖锐批评，认为安倍经济学只是在大选之前拢络选民支持的一种伎俩，实际上并不会有重大的改变。

“我怀疑他有没有全面解释过他的经济政策，但是通过看他任命了哪些人——高市草苗任总务大臣以及甘利明任总干事长——显示安倍经济学将很可能在岸田执政下继续推行，”投资者村上绚表示。

高市早苗曾是执政党领导层竞选的候选人，得到了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而甘利明则曾是安倍手下的一名经济部长，也是安倍经济学的政策制订者之一。甘利明的任命具有争议性，因为他曾卷入过2016年的一场腐败丑闻，且在上周末选举中失去他所在选区的议席后，据报已经提出请辞。

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成为首相时，日经平均指数低于1万日元，而至次年二月，它却上升到3万日元，是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

回馈工人

无论日本是否会重回安倍经济学，现在岸田文雄上任，最迫切的问题将会是他如何应对日本工人当中越来越大的不满。

几家上市的日本企业在近年都得到创纪录的营利，导致人们批评，它们未能将这些收益以相应的薪酬增长回馈给那些辛勤工作的雇员。

“日本的增长并没有大到足以分配财富，”投资者村上绚说，“他们是在海外获利，不是在国内，所以当利润不是来自于国内的时候，企业很难（将这些钱）分配出去。”

她支持执政党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最近的提案，向囤积现金的企业征税。“目前，有2500家公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但是当中超过10%都有高于他们市场资本总额的现金和存款，又或者存在交叉持股，”村上绚说，“他们应该被鼓励将这些钱用作投资，通过税务政策来刺激国内的增长。”

岸田文雄当选为领袖时，他声称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但是不到两个星期就已经收回了提高资本增值锐的计划。所以，如今他在为政策定调的时候，到底会选择最主要倾听谁的声音——是投资者还是工人，尚有待观察。

谢选骏指出：BBC的蠢猪还有观察什么？新资本主义就是央行放水发行国债，然后国家破产百姓遭殃，最后主权出让全球政府……因为在此之前，富人的钱是不能动的……因为富人人控制了所有的主权国家，形成了各国反动派的联合壁垒——它们表面上斗争，实际上勾结，各自盘剥鱼肉各自的平民百姓。

谢选骏：科学如何可以杀人于无形

《殺人犯死刑前48小時翻案 這壹切竟是學術騙局》（2021-10-31 英國那些事兒）报道：

　　

1998年12月的壹天，伊利諾伊州的壹所重刑犯監獄裏，43歲的搶劫殺人犯Anthony Porter即將被執行死刑。

喪葬人員來量了他的身高，為他定制好了棺材，工作人員為他做好了上路飯，此時距離他被執行死刑還有48小時。

大限將至的時刻，外面突然傳來了壹條石破天驚的消息：壹位名叫Alstory Simon的男子在視頻裏親口承認，Porter當年的那宗殺人案其實是他做的，Porter本人是無辜的！

消息壹出，全美震驚，“刀下留人”的呼聲響徹輿論。

法院火速中止了死刑，將Porter無罪釋放，Porter就這樣成為了媒體口中的“史上最幸運死刑犯”。

更為勁爆的是，壹手揪出“真兇”，在最後時刻救下死刑犯的，竟然是西北大學教授David Protess領導的壹個大學生實習小組！

大學生實習小組挖出陳年舊案真相，最後時刻救下被冤死刑犯，還有比這更抓馬的故事嗎？

可誰能想到，這場大戲的背後，竟然還藏著壹場更抓馬的陰謀，所有的壹切，還會在多年以後再次反轉…

公園謀殺案

這壹切，讓我們從最初那樁謀殺案說起…

1982年8月15日淩晨1點左右，芝加哥南郊的華盛頓公園內，壹對年輕的情侶正在公共遊泳池邊上甜蜜地討論訂婚的事宜。

紀錄片場景還原

這個時間點上，附近不少年輕人都偷偷翻越公園柵欄偷跑進來遊泳。

這時候，泳池邊上突然有人站起來，掏出手槍對著這對情侶的頭就是幾槍，兩人瞬間倒在了血泊中，之後，這人火速逃離了現場。

情侶被殺時，泳池裏有壹些人在遊泳，附近也有人走動，因此，罪案現場其實有不少目擊者。

警方直到第二天早上接到報案，趕赴現場偵破，在檢查分析後，警方推測兇手可能是打算搶劫這對小情侶，但最終沒能發現什麼值錢的東西，惱羞成怒殺了人。

警方又到附近街區打聽了壹圈，很快找到了幾個目擊了槍擊案現場的人。

兩名玩水的年輕人對兇手的外表做了壹番描述，最終肯定他就是附近壹位名叫Anthony Porter的小混混。Porter在當地名聲很差，從踢鄰居的狗到搶劫便利店，可謂無惡不作，當地男女老少見到他就繞道走。

據兩名目擊者描述，當晚在泳池邊上，其中壹人被Porter用槍指著頭搶走了身上的兩美元。

紀錄片場景還原

隨後，另壹位在泳池裏潛水的年輕人，從水下剛探頭上來，就聽見幾聲槍響，泳池邊上的壹對年輕情侶倒在血泊中，然後看見Porter手裏拿著槍，火速從現場逃離。而池邊另壹些位置的年輕人，也站出來指證，確信是Porter開槍殺人。

壹位如今已年邁，當年罪案現場的目擊者，至今還斬釘截鐵地表示：當晚開槍殺人的就是Porter無疑！

隨後，越來越多的目擊者站出來指證Porter，案情看起來相當明白了，8月30日，Porter被送上法庭審理，經過半年的審理，法庭最終裁定Porter犯壹級謀殺罪，判處死刑。

接下來，Porter要進入漫長的死刑排隊，直到執行那壹天的到來。

這個等待期裏，不少犯人都會請律師，找法律援助，想盡壹切辦法讓自己活下來。

可是，沒有壹個死刑犯會像Porter壹樣，在最後壹刻被戲劇性地救下，從此徹底逍遙法外…Porter在重刑犯監獄裏排隊等待死刑，這壹等就是15年。這期間，他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自救，因為他也清楚，兇手就是自己。

最牛大學實習小組

誰能想到，1998年12月，在還有48個小時就要執行死刑的最後關頭，壹條消息讓壹切徹底反轉：

壹位叫Alstory Simon的男子，竟然承認Porter當年犯的那宗公園槍殺案，實際上是他幹的！

Alstory Simon

挖出幕後“真相”的，是西北大學新聞系教授David Protess領導的壹個大學生實習小組。消息很快轟動了全美，無數媒體湧向Protess教授，采訪他和他的“英雄實習小組”。

Protess面對媒體侃侃而談，說這個實習小組在做壹個調查陳年冤案的項目，他們經過多方走訪和調查，最終發現Porter是無辜的。

不僅如此，他們還將調查進行到底，他們先是找到了壹位名叫Inez Jackson的女性目擊證人，盡管當年參與辦案的警員們此前，從未聽說過這個人。

Inez Jackson

Jackson信誓旦旦表示，她當年在華盛頓公園的遊泳池邊，看見黑人男子Alstory Simon親手開槍殺死那對年輕情侶…

那麼，Simon又是何許人呢？

壹個和Porter年紀相仿，但是毫無關系的黑人男子…

Simon

Protess教授的實習小組看上去相當有本事，他們不僅找到了Simon本人，還想方設法拍下了Simon親口認罪的錄像，最終在死刑48小時前實現了“驚天逆轉”。

Protess教授和他的實習小組很快轟動全美，成了名噪壹時的國家英雄。

坐了15年“冤獄”的Porter被火速釋放出獄，被稱為“史上最幸運死刑犯”的他，不僅獲得了Protess教授及其實習小組的熱烈歡迎，甚至還獲得了州長的親自道歉，Porter就此徹底洗脫了“公園謀殺案”的冤屈…

壹切似乎塵埃落定，好人Porter無罪釋放，壞人Simon被火速逮捕，在被判有期徒刑37年後投進監獄。

然而，事實真的是大家看到的那樣嗎？

誰又能想到，這壹切的背後，竟然還藏著壹個驚人的陰謀…

真正的真相

世界上永遠不缺乏對真相尋根究底究的人。

2014年，Porter恢復自由之身，Simon進監獄服刑也快15年了。

壹位制片人從壹位審閱舊案的檢察官那裏偶然聽說了這樁案件，於是，他私下找到幾位接觸了這單案子的退休警探，開啟了明察暗訪。

這位制片人還親自拜訪了“真兇”Simon，又私底下深挖了當年翻案的Protess教授，他最終驚訝地發現，這場當年轟動全美的“世紀洗冤”，竟然是壹個徹頭徹尾的騙局…

年老的Simon

原來，Protess教授當年在西北大學壹直領導著壹個“洗冤”項目組，常年替那些排隊等候死刑的重犯洗脫冤屈。

然而被判死刑的犯人裏，絕大多數案件都鐵證如山，無從“洗”起。

Protess教授找來找去，最終挑到了“公園謀殺案”主犯Porter，隨後，Protess教授找來幾個尖子生組成實習團隊，讓學生們做壹些簡單的背景調查。

而私底下，他則雇傭了壹個厲害的私人偵探，醞釀了壹出驚人的“翻案計劃”。

這位私人偵探調查了很久，終於物色了可用來給Porter“頂罪”的對象，黑人男子Alstory Simon。

私人偵探

接下來，私人偵探又去找了當年的壹位目擊證人，威逼利誘他改變證詞，說當初其實沒看清現場，也沒看到Porter開槍。

之後，私人偵探又動身去找了Simon的前妻Inez Jackson，收買她指控Simon開槍殺人，前妻Inez Jackson就是後來莫名其妙多出的的那個女性目擊證人。

最後，Protess教授和私人偵探仍擔心這些栽贓的證據還不夠充分，又聯手使出了壹招殺手鐧：他們找來壹群人，穿上警服，戴上警徽，假扮成芝加哥警察，上門去逼供Simon。

那天晚上，Simon開門之後，就被這幫假警察按倒在沙發上，假警察們說已經掌握了他當年在公園殺人的證據。

紀錄片場景還原

隨後幾個假警察給Simon看了壹段錄像，是好幾個所謂的“證人”交代供詞，指控Simon殺人的錄像。

Simon壹下被震住了，但依舊不肯承認這子虛烏有的罪名。

在輪番威脅後，幾名假警察使出了最後壹招，讓Simon看他前妻Inez Jackson親口指證他的錄像。

紀錄片場景還原

重感情的Simon這壹下徹底崩潰了，他也知道前妻夥到警方那裏栽贓陷害自己，但Simon的反應卻是絕望了，毀滅吧：認罪就認罪吧，只要能被判死刑，離開這個惡心的世界，他什麼都不在乎…

就這樣，在幾名假警察的心理攻勢下，Simon對著鏡頭承認了他犯下公園謀殺的罪行…

可是，讓Simon沒想到的是，壹心求死的他並沒有被判死刑，而是要經受37年有期徒刑的漫長折磨，活著對他來說，反而成了壹場更為痛苦的煎熬。

在監獄裏待了幾年以後，Simon求死的念頭逐漸消退，當他得知Protess教授為死刑犯Porter洗脫冤屈的新聞後，他幡然醒悟，開會時奮起抗爭，要為自己洗脫真正的冤屈！

然而Simon發現，想洗脫冤屈談何容易，陷害他入獄的Protess教授在芝加哥新聞界人脈極廣，當年栽贓Simon入獄，救出Porter時，就沒有任何媒體對這壹切提出異議。

更何況，Simon這樣壹個毫無背景的人，想再度翻案，談何容易…

然而，Simon終究還是等到了伸冤的機會，十幾年過去，他的案子被壹位“好管閑事”的檢察官偶然看出了問題，案子重開後，檢察官發現了更多的疑點。

2014年，壹位紀錄片制片人又從檢察官那裏聽說了這個案子，決心深入調查，幾股正義的力量集合在壹起，最終為Simon查明真相，洗脫了冤屈。

案情再壹次反轉，真相也最終大白於天下，這壹年，Simon終於獲釋出獄，他被冤屈在監獄裏，白白耗費了15年光陰…

然而，整件事的幕後黑手，Protess教授，私人偵探，及其當年的幾位實習生，卻沒有任何壹個人站出來負責。

Protess教授只是被西北大學解雇了事，他自始至終都不承認自己陷害了Simon，說自己只是用“技巧”讓Simon認了罪。

而在死刑前48小時被救出的真兇Porter，從1999年釋放出獄後壹直逍遙法外。

由於根據美國法律，壹個人不能被兩次指控同壹罪名，因此，哪怕Simon洗脫了冤屈出獄，哪怕Porter依舊是真兇，他都不可能再遭受法律懲處了…

Porter就這樣以自由之身，壹直活到今年7月去世，終年66歲。

壹個利欲熏心的教授，為炮制壹個轟動全美的實習項目，為了給自己的學術添上幾筆金燦燦的業績，不惜將壹個真正的殺人犯救出了監獄，還陷害了壹個無辜者入獄。

盡管最後壹切都真相大白，可這壹次，正義實現了嗎？

谢选骏指出：上述故事说出了“科学如何可以杀人于无形”的道理。别说这是伪造的科学，即使真的科学，也没有辨别善恶的能力，科学就像一把枪，落在好人手里可以干好事，落在坏人手里可以干坏事——枪本身是中性的或中立的，因此可以杀人；至于科学，就更加危险了——可以杀人于无形。

谢选骏：散步和白日梦都无助于提高创造力

《科学家：在户外散步可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球网2016-05-09）报道：

据俄罗斯“Vladtime”新闻网5月8日消息，科学家称，在公园散步可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力。

为证实在户外散步是否可对人的创造性思维产生影响，科学家共邀请180名志愿者参与实验。实验参与者主要完成三项任务，其一是坐着不动，其二是在跑步机上运动，其三是和科学家一起在公园散步。之后科学家对实验参与者的创造能力进行分析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在公园等美丽的场所散步，志愿者们可想出50%的创意，此外，他们会变得更健谈并可进行多方对话。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散步相比坐在家里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刺激，因而有助于活跃思想，但是，这和创造性思维力，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做白日梦对提升创造力也有好处》（艾勒·梅茨 2017年5月11日）报道：

上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英国交通部都发布了新的禁令：来自北非和中东的飞机旅客不能携带尺寸大于智能手机的电子设备上飞机。

因此，皇家约旦航空公司专门为旅客提供了"在没有笔记本或平板电脑的情况下度过12小时飞行时间可做的12件事"。第11条就是"思考生活的意义"。

这条建议本身并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人们之所以会被逗乐，是因为在当今世界的长途旅行中安静地思考，而不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屏幕进行娱乐，实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人类做白日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而如今，我们的闲暇时光早已被智能手机和各种各样的设备占据——刷社交网络、听语音播客、收发电子邮件——但我们的思维却很少有机会随意漫步。这种变化看似毫不起眼，但它却会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群体性创造力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甚至可能阻碍我们产生创新想法的能力。

2012年，研究人员发现，让思维随意漫步可以引导我们更有创意地解决问题。而白日梦和创造力之间似乎有着紧密联系。从爱因斯坦到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再到即时贴发明者，很多全世界最伟大的思想者都相信，让思维休息放松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你或许也已经注意到，最好的创意往往是在洗澡或外出散步时想到的。

《工作时间做白日梦：唤醒你的创造力》（Daydreams at Work: Wake Up Your Creative Powers）一书的作者、《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作者兼编辑艾米·弗雷斯（Amy Fries）表示，当你可以胡思乱想时，它便可以获取记忆、情绪和随机的知识片段。

"我们是通过白日梦了解思维整体状态的。"弗雷斯说，"当你处于白日梦的思维状态时，就可以对各种事件进行视觉化，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模拟这些事件。"

这种视觉化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看待问题的新视角，或者将之前相互隔离的两种想法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新的构想。

根据尼尔森公司的统计，美国人每天花费10.5小时消费媒体。根据eMarketer公司的统计，英国居民每天消费媒体的时间也接近10小时——

"我的大脑在休息的时候最有创造力。"建筑和工程公司exp Global Inc图形设计师梅根·金（Megan King）说。作为一名设计师，梅根·金希望随时都能想出有吸引力的新想法。"我有的时候会一整天做项目，但却感觉没有做出一个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东西。"梅根·金说，"于是我决定好好睡一觉，而第二天，只用了15分钟时间就做完了项目，还更有创意。"

但"我对智能手机很上瘾。"她说。

她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根据尼尔森公司（Nielsen）的统计，美国人每天花费10.5小时消费媒体。根据eMarketer公司的统计，英国居民每天消费媒体的时间也接近10小时。正是因为长时间与屏幕相处，使得我们已经不习惯独自一人安静地思考。科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两种可选方案：可以没有打扰地独自静坐6至15分钟，也可以忍受温和的电击。很多人都选择电击。

不同状态

当眼睛盯着手机时，你的思维状态与做白日梦时截然不同。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威林厄姆（Daniel Willingham）表示，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我们的大脑有两套隔离的注意系统——一套外部系统，一套内在系统。内在注意系统会在人们做白日梦时激活，我们称之为默认网络。

"当你思考自己、思考过去、思考未来时，默认网络会特别活跃。"威林厄姆说，"你不能让两套注意系统同时活跃，但它们存在某种联系。"

如果两套系统无法同时激活，而我们每天在一套系统上花费10小时，那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会对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何种影响？

"我们会因此对自己产生不小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影响时间都很长。"威林厄姆说，"尤其是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更关心这会在长达多年的时间内对人们产生何种影响。"他说。截至目前，结果还不完全明确，但如果人们总是盯着手机，总是把时间花在一套注意系统上，或许的确会产生长期影响。

数字化"戒毒"

好消息是，有的人已经开始自我约束这种行为。在意识到自己闲暇时光使用Facebook的时间过多时，梅根·金最近停止使用Facebook。

"我最近一直在对自己过度使用数字设备的行为培养一种自我意识。"她说，"我一直在反复尝试遏制这种行为，但却很难做到。"

有的人已经开始自我约束频繁上网和使用电子设备的行为，还专门安排了一些隔离科技产品的时间——

威林厄姆原本会在步行锻炼时听播客或有声读物，但他现在开始抛弃电子设备。安静的环境让他更加高兴。而弗雷斯也在有意识地限制自己使用手机和电视的时间，如果可能，她还会更进一步。

"我这么做已经一年了，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她说。

如果做不到，弗雷斯建议首先从自我意识开始。首先要用心关注你会在何时查看手机，以及这种行为令你感觉如何。如果你感觉缺乏创造力，那就出去散散步，或者做做其他不需要集中精力的活动。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允许自己做白日梦。这种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当今繁忙的文化氛围之中更是如此。

"我认为这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弗雷斯说，"接受自己做白日梦时的思维状态简直就像一场革命。"

她还表示，如果企业能让员工有足够的空间放飞思绪，同样可以受益于此，因为员工可以因此想出更好、更有创意的点子。

"我敢保证，任何地区的任何领导者肯定都喜欢做白日梦。"弗雷斯说。

除了戒除Facebook外，梅根·金还会尽可能不在开会时携带手机或电脑。她说，这可以帮助她想出更好、更独特的点子。另外，她还会给自己留出时间来锻炼身体、睡个好觉，而且会利用中午时间休息一下——例如，只带着纸笔前往附近的公园。

"这是我获得创造力的终极法宝。"梅根·金说，"当我坐在那里时，感觉时间都停止了。"

谢选骏指出：白日梦有助于提高创造力？真的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2010年的时候，我已经编完了《谢选骏全集》，总结自己创造了几个东西：1、天子观念的探索；2、礼制的天下统治；3、现代南北朝的发现；4、神话民族精神的研究；5、新王国的概念；6、第三期中国文明；7、基督教中国……这些东西都可以说是“具有发前人之所未发之处”，但即使加起来，却还是缺乏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突破！

上面这些概念及其著作仿佛一组城堡，但却还是缺乏一个思想的塔尖……

这怎么办呢？

于是我每天沿着一个公园转圈，希望能从大自然获得灵感，完成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突破。

整整一年过去了，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于是我知道了——散步和白日梦都无助于提高创造力，也无法产生创造性的思维！

过了很久，我碰到了一些事情，并且陷入了一些困境，在柳暗花明的反面，有一天，我期待已久的塔尖突然在无边的深渊中呈现了，并一举超越了我以往的思想世界——原来这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仅如此，人类的所有知识也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所有的科学与艺术，都是思想的产物，都在“思想的主权”之下！

于是我写出了《思想主权》。

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

散步和白日梦都无助于提高创造力，真正的创造力来自神秘的赐予，这是一份不可承受之重的礼品！

谢选骏：印第安战斧归来复仇——欧洲人回到欧洲去！

网文《印第安战斧》报道：

印第安战斧是一种北美印第安人用来捕猎野兽时的轻型短柄飞斧。由于生产力所限，这种斧头的斧刃原来只是由石头打造。

16、17世纪殖民者逐渐统治美洲新大陆，并看中美洲这块肥沃土地上丰富的资源。

那时做皮毛大衣生意在欧洲的利润奇高。欧洲商人们纷纷去到美洲淘金。他们以极低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里买来后者捕获野兽的兽皮，作为交换，欧洲人给他们带去了金属铸成的斧头，以帮他们猎取更多毛皮。

这样，制造铁器的技术就连同金属斧头一起通过贸易公司从欧洲带到了美洲。当地印第安人学会了造铁斧以后，也学会了拿起这种武器抵御疯狂掠夺他们土地，剥削他们血汗的侵略者。

斧刃

无论是出土的真品还是后来的模型，烟斗斧上最突出的是斧刃上那个挖空的心形。希望永远和平，让斧头远离血淋淋的砍杀场面或许是这个设计的真正初衷吧。

斧饰

烟斗斧的斧柄通常由生牛皮和与殖民者交易换来的布料包裹起来，此外还在柄上用火鸡毛、玻璃珠、铜珠以及水牛皮等作装饰。

斧柄

改装过后，斧柄和斧刃分离。斧柄可以随时换上不同的“烟锅斧刃”。当然，装斧刃一头的空心斧柄上当然要开一个和烟锅底下差不多大小的洞。

烟斗嘴

要显示一个烟斗斧的价值和它代表的地位有多高还要看斧柄末端安的是什么烟斗嘴。印第安部落酋长的烟斗斧上一般用的是精心加工过的水牛角。

烟锅

烟斗斧最初的烟锅是由石头打制而成，只有单一的六角形。后来，随着其装饰作用日益突出，仿制品中出现了铜、铁等金属制成的各种形状烟锅，甚至配上了拨弄烟丝的针，俨然成了一杆别致的烟枪。

结构

源于19世纪的烟斗形印第安战斧印第安战斧手柄长度通常都不会超过0.61米，传统上以山胡桃木、梣木或槭木制造。印第安战斧的重量约在260-570克，斧锋通常不会长过4英寸。印第安战斧可以是锤形的、尖锐的或球形的。石制印第安战斧的上端通常以磨光的块滑石（英语：soapstone）所制的，在印第安人的仪式上则会用华丽雕饰过的印第安战斧。这些印第安战斧的上端中通常都刻有烟碗，以中空手柄来吸食烟草 。金属制印第安战斧亦有相类似的情况。烟斗形印第安战斧是北美洲特有的手工制品，过去经常作为与欧洲人交换的外交礼物。当印第安人面对欧洲人时，便会以印第安战斧来展示力量，印第安战斧的两端分别是和平的烟斗，以及战争的斧头。

在法国殖民地，有一种非常不同设计的印第安战斧，那种战斧与古时的弗朗奇斯卡（英语：Francisca）很接近，由法国殖民者和当地土著所使用。在18世纪后期，英国军队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将印第安战斧发配给殖民地正规兵作为武器和工具。

现代用途

投掷印第安战斧（英语：Throwing axe）是一项大众运动，有些新式武术自殖民地时代便开始设法让印第安战斧成为流行的对打技巧。印第安战斧也是扔刀（英语：knife throwing）竞赛的其中一个范畴。时至今日，手铸印第安战斧的工匠已经遍布整个美国。

传统形式的印第安战斧2001年初，美国印第安战斧公司（英语：American Tomahawk Company）与订制刀具制造商欧内斯特·埃默森（英语：Ernest Emerson）的埃默森刀具（Ernest Emerson）合作推出了“越南印第安战斧”（Vietnam Tomahawk），使印第安战斧重新获得重视。现代印第安战斧由彼得·拉加纳（Peter La Gana）设计，手柄是木制的，有点像短柄小斧，并配上皮护套，在越南战争时被美军所采用，并称为“越南印第安战斧”（Vietnam Tomahawk）。

冷钢（英语：Cold Steel）在现今亦由生产类似的木制手柄“越南印第安战斧”。后来，美国印第安战斧公司将印第安战斧设计成人造手柄，并取命为越南作战用印第安战斧（Vietnam Tactical Tomahawk，简称VTAC），并由费夏曼刀具（Fehrman Knives）大量制造。SOG刀具公司亦投入这领域，生产另一版本的越南印第安战斧—融合战术越南印第安战斧（Fusion Tactical Tomahawk）。原本的越南印第安战斧变得珍稀和昂贵。

现代印第安战斧大多打造而成，有别于冶炼的合成钢。不同的热度处理使斧锋和尖端位置比两者中间的部分硬度更强，导致防震力度更强。

军事应用

R&D印第安战斧美国印第安战斧公司的越南作战用印第安战斧（Vietnam Tactical Tomahawk，简称VTAC），现正被美军在阿富汗的史崔克装甲车团所使用，包括在温赖特堡（英语：Fort Wainwright）的第172史崔克战斗旅、刘易斯堡（英语：Fort Lewis）外围的第二步兵师及第三旅、第116步兵旅战斗队2-183d CAV的侦察排和其他大量士兵。越南作战用印第安战斧的国家手柄号码（4210-01-518-7244），这战斧获一个叫快速菲尔丁的程式提议将它归类为第九类营救包（Class 9 rescue kit）。所有史崔克装甲车都配备越南作战用印第安战斧，作为他们的“基准入门工具组合”（Modular Entry Tool set）。这款设计受到位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军所喜爱，用来作为工具或近身搏斗。

三洋-温克勒刀具2的“R&D印第安战斧”由ABS（英语：American Bladesmith Society）的丹尼尔·温克勒（英语：Daniel Winkler）研发，而三洋作战组印第安战斧指导员拉菲尔·卡亚娜（英语：Rafael Kayanan）则将它设计成适合现代使用。

据军事行动后的报告，除了近距离作战外，现代的印第安战斧的用途包括：非爆炸性进入、清除障碍、打破条板箱、弄破油鼓、挖掘阵地、自我防卫和移除简易爆炸装置。

网民嚎叫：

曹長青@CaoChangqing

美国各地大型体育比赛现场，全场喊F拜登，传递人们对窃选的愤怒！而川普总统出现时，人们则喊“我们爱川普”！昨晚在亚特兰大比赛现场，川普夫妇和万众一起做出“印第安人战斧”的手势（代表勇敢劈砍，获得胜利）。拜登窃选后，国内搞得一塌糊涂，国际上丢尽美国脸面，天怨人怒，人们更强烈期待川普归来。12:11 PM · Oct 31, 2021·Twitter Web App

谢选骏指出：网民不懂这是“印第安人亡灵归来复仇”？这个手势等于在说——欧洲人回到欧洲去！非洲人回到非洲去！亚洲人回到亚洲去！

知乎《白人恐惧的印第安战斧不光能砍人还能抽烟！还是和平与战争的象征》（夏虫欲饮冰）报道：

这篇文章送给某位一直催我写印第安战斧的粉丝~

印第安战斧是北美印第安人用来捕猎、战斗用的短柄直斧，兼具战斗和工作于一身，形体轻巧、灵动，既可以手持战斗还可以投掷当作飞斧使用，很有地域特色。

英雄和英雄手里的战斧

印第安战斧（英语：tomahawk）在造型上极具辨识度，凭借高颜值的外表收割着每个男孩们的梦想，和博伊刀、印第安战棍一道都是美洲冷兵器的代表。

这种斧子和印第安人的历史纠缠在一起，是居住在今天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用于日常狩猎和战斗用的斧头，因为印第安人在白人殖民者到来前还没有掌握青铜和钢铁的冶炼技术，虽然有的部落占据“红山”（铁元素丰富），但其主要武器都是用燧石或黑曜石凿成的，所以最初的印第安战斧都是石器，由皮条固定木柄上的圆形或带刃石头（燧石）、鹿角制成，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

后来的那种标志性的印第安战斧都是金属斧刃，而这种金属斧刃的印第安战斧和欧洲来的白人殖民者脱不了干系，不光是这种粗暴的斧头总是喜欢和白人的头皮过不去，还在于这种金属斧子最初就是白人带到北美，并交给印第安人的。

白人殖民者登陆北美洲后，经常会和当地原住民产生互动，伴随着这种友好或不友好的互动，双方不光文化上产生了交流，在工具和武器使用上的交流也非常频繁，印第安人总是对白人的火枪和能极大提高工作效率的金属刀子、金属斧子有着极大兴趣。

不管是笨重的双手伐木斧还是轻型的单手工作斧都能和印第安人交换到好东西，如毛皮、粮食等，据说1626年荷兰人就用一些不值钱的金属壶、钢刀、钢斧、枪支、篮子（现值24美元），从当地印第安人手中得到了曼哈顿。

在这些斧子中，对后来印第安战斧影响最大的是一种海军士兵使用的接舷战斧。

皇家海军进行接舷战时使用的战斧

但这一时期，欧洲殖民者还未深入美洲腹地，只在沿海地区打转，连殖民地都没有稳固下来，随船带来的工具自己都不够用，更不用说进行大规模商品交换了，真正让印第安战斧在印第安部落流行起来的原因其实是后来的皮毛贸易以及印第安人学会了冶炼钢铁导致的。

早期欧洲殖民者只在大西洋沿岸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狭长的地带建立殖民地——在北美的北方地区，虽然温度不适宜种植烟草、棉花、甘蔗等高价值农作物，但却有着欧洲少有的软黄金——毛皮。

在很长的时间里，欧洲人对华美的毛皮大衣有着远超一切的念想，不只是女人，就算是男人也需要一件既保暖又能显示自己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华美衣服。丝绸虽然贵重，但却不保暖，能制作内衣却不能帮助人度过漫长的冬季，而富人们又不满足于平民穿戴的羊毛衫，于是纷纷追求起海狸皮、海獭皮、紫貂皮。

但欧洲经过多年的开发，这一类动物已经不多了，并栖息在森林深处或在遥远的国度，不易获取，那怕是毛皮资源丰富的沙俄，也要为此进军荒蛮的西伯利亚。

但北美洲的发现却为欧洲人提供了一座巨大的猎场！这座猎场里面似乎有着无限的毛皮资源等着猎取（奥斯卡获奖影片《荒野猎人》就是毛皮贸易的背景），但是刚到北美的自由白人太少，选择这一行当的白人更少，而且其狩猎技巧也无法跟世代居住于此的印第安人相比。

于是，猎人们在猎取皮毛的同时纷纷转变成毛皮商人，携带廉价但土著人缺少的商品到印第安人部落交换毛皮，利润率高达1000%以上（是的，10倍以上）。在双方的交易中，钱是最没用的东西，因为很多印第安人部落远在白人还未接触过的五大湖某些地区、阿巴拉起亚山脉西侧、密西西比河流域等，根本找不到用钱的机会！火药、火枪、铁刀、铁斧才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

凭借着毛皮贸易，还处于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不但得到了大量铁器，还直接进入了铁器时代，甚至是火器时代。印第安人不只是从欧洲人手中购买武器，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掌握了钢铁加工，可以自己制作钢铁武器，这也是印第安战斧的起源（曾有印第安部落和欧洲殖民者起矛盾，结果印第安人把所有人都杀了，只留下了铁匠）。

由此铁斧这种最初由白人殖民者输入的商品，被印第安人进行了本土改造，变成了著名的印第安战斧，而印第安人不但学会了制造铁斧，也学会了拿起这种武器反抗欧洲殖民者的侵略。

在全美洲的所有印第安人当中，北美的印第安人不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但却是反抗最激烈的，也是给白人殖民者造成最多麻烦的！曾给欧洲殖民者和新生的美国以重大打击。

为什么这些落后的北美印第安人这么能打？就在于这些欧洲传入的技术和武器被他们掌握了。火枪和铁质武器的传播让印第安人有了抗争的资本。在这些抗争中，印第安战斧成了印第安人很常见、很流行的一种武器，他们甚至还创造了一些特殊战斧，如烟斗斧、道钉斧。

其中烟斗斧是最具特色的印第安战斧，它由金属斧刃、烟斗锅和一个中空的斧柄组成，其中空的木质斧柄通常由生牛皮或染色的布料包裹，还会装饰着鲜艳羽毛、玻璃珠等，装斧刃一头的斧柄上还有一个连接烟斗底部的小洞用于吸烟，手柄尾部还会按上不同材质的烟斗嘴（常见的有水牛角）。

烟斗斧不但可以砍人还可以抽烟，这种奇葩的斧头沿着印第安各部落间的商道迅速传播，成为印第安文化中“和平与战争”的符号，这种抽烟杀人两不误的硬汉武器，究竟是谁发明的，现代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烟斗斧在最初就是野蛮的印第安人象征。

在印第安社会里，烟斗斧会被当作外交礼物互相赠送，有时也会赠送给白人殖民地，既代表着和平（烟斗），也代表着战争（斧头）。

这种印第安烟斗战斧总重量大概在260-570克之间，其手柄长度通常都不超过61厘米，使用山胡桃木、梣木或槭木制造，内部中空。金属斧刃不超过4英寸，使用能找到的任何金属材料制作（印第安人甚至会扒固定铁轨的道钉制作道钉斧！）。

印第安战斧的金属斧刃形状其实是不固定的，有很多种，有锤形、三角形、长方形等，因为这毕竟不是啥制式武器，铁匠想打什么样，就可以打什么样。

谢选骏指出：现在，川普代表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们竟然要来乞灵于印第安人战斧了——这说明他们真的走上了最后一程——迎接他们的将是“印第安亡灵归来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