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恩的《资本论》是恩格斯主义的大骗局

网文《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一个批判的评价》（张亮2006-04-11）报道：

内容摘要：在苏联理论界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对抗中，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得以兴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经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方“马克思学”在恩格斯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同时对其中的严重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理解、评价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当代价值，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西方“马克思学”。因为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正是西方“马克思学”主题化并系统论证了早已有之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并将它危言耸听地“升级”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从而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人对恩格斯的理解与评价。就像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一样，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在80年代的中国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严厉批判，我们自觉承袭来自苏联东欧现成观点，谴责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学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2][3]这种评论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旧时有所闻。西方“马克思学”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政治成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在于：在义正词严地批判西方“马克思学”歪曲、攻击恩格斯的时候，我们是否认真阅读过相关著作、了解它们的真实结论和理论命意呢？进而，我们是否了解到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与发展起到的客观推动作用呢？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20多年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进行严厉批判，但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却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理论盲区！结果，其中一些未经严肃对待的不正确观点反倒在理论界悄悄流行开来，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这种状况应当也必须得到改变。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进行正确认识和公正评价。

一、“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主题化与恩格斯研究的兴起

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了一篇简短的悼文，表示“恩格斯的逝世使我们感到的悲痛，远远超过马克思的逝世，因为我们觉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才完全逝世了”。[4]（P132）考茨基的这种感言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因为人们确实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完全一致的整体，恩格斯是“马克思的alter ego[第二个我]”。[5]（P108）不过，必须看到的是，支撑这些同时代人形成上述认识的主要是他们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交往过程中获得的印象和感受，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本质以及他们之间的理论分工与合作，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少理性认识。因此，当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学者巴尔特、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以克罗奇为代表的一些所谓“历史的黑格尔主义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质疑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致论时，一致论的拥护者们除了愤怒和道德谴责之外，并没有能够采取什么有力的反击。因为对于争论的主题他们并不比自己的反对者知道的更多，或许还不如后者多――尽管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怀疑、敌视、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却比一致论的倡导者们更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继承的近代欧洲文化、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这些人的问题主要在于：在并不真正理解恩格斯及其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真实关系的情况下，就将第二国际“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个责任错误地归结到了恩格斯身上。历史地看，“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第一次提出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任务相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热衷于政治实践，全然没有意识到科学的理论对成功的实践的重要性。不过，它的确开启了一个错误先河，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通过“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批判、对抗第二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提供了一条屡试不爽的出场路径。

20世纪20年代初，卢卡奇和柯尔施在辩证法、自然观和认识论等“一些地方对恩格斯的个别说法进行了论战……在这些个别的地方，作者相信，不管正确与否，他即使反对恩格斯，也是为了维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6](P41)人们通常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第二次提出。我们必须历史地、因而是客观地认识这种流行已久的观点。第一，卢卡奇、柯尔施都是根据恩格斯当时公开发表的文献、特别是考茨基等人非常推崇并曾反复诠释过的《反杜林论》来理解恩格斯、与恩格斯进行论战的，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和自己的前人一样，对恩格斯缺乏完整准确的理解。第二，卢卡奇、柯尔施意识到了恩格斯和考茨基派建构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正统或所谓的考茨基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差别，他们真实的批判对象其实是考茨基主义，而不是恩格斯；但由于在具体批判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对两者进行明确区别，所以后来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针对的就是恩格斯。第三，卢卡奇、柯尔施的批判具有自觉的政治指向，其目的是通过理论论战影响党的政策路线的制定，他们并无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所谓的“问题”与“对立”，对此，即便是他们在党内最严厉的反对者也是非常清楚的：共产国际后来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所有指控中并没有制造“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这一条。第四，他们这种基于党内路线斗争的政治论战被他们的一些追随者、尤其是美国学者悉尼•胡克进行了学术化的发挥与扩张，[7][8]从而超越他们的主观诉求在事实上发挥了第二次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客观效应。

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西方“马克思学”大约在30年代就开始萌生，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马克思学”学者的注意。1957年，联邦德国“马克思学”学者费切尔在自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从无产阶级哲学到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文，宣称马克思的哲学是“无产阶级哲学”，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建立出来的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破坏了“无产阶级哲学”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与其自觉的阶级行动之间的辩证统一，使之蜕化为政党的思想工具，进而蜕变为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9](PP148-181)“一石激起千层浪”，费切尔的论文很快就在“马克思学”界产生了扩散效应。以费切尔和胡克的相关论述为基础，英国“马克思学”学者李希特海姆在1961年出版的、后来产生相当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一书中，用两节篇幅相当详细地讨论了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观念之间的对立。[10](PP234-258)与李希特海姆相呼应，另一个“马克思学”学者霍杰斯4年后用更加学理化的方式探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而其立论基础则同样是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乃至对立。[11]

比较熟悉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西方“马克思学”得到苏联理论界异乎寻常的高度关注，后者往往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对前者的理论动向（特别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做出最严厉的批判和谴责。为什么会这样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20世纪前60年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去。

我们知道，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正是在他的直接支持和领导下，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建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献库和研究队伍。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由梁赞诺夫负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版（MEGA1）中道夭折之后，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事实上陷入了长期停滞之中。除了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实际上根本不重视这种理论研究。换言之，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苏联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正统之外，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就像当年的第二国际一样遗忘了这种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形成中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倒是在以个体的形式坚持开展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集腋成裘，最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历史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认识。就像人们现在都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这种认识的核心是认为第二国际和苏联不仅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前者进行了有意识的修正乃至篡改。苏联理论界原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等异端学说是毫不在意的。但是，苏共二十大以不恰当的方式对斯大林进行了简单粗暴的全面否定，这在将斯大林妖魔化的同时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合法性基础，并从反面证明了西方“马克思学”前述认识的真理性。于是，苏联被迫在50年代中后期用政治动员的方式重新发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以捍卫自身的理论合法性并正面回应西方“马克思学”的挑战。 由于苏联理论界实际上是把西方“马克思学”作为自己最险恶的敌人来对待的，因而前者根本无意心平气和地去面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不同意见，反倒以最昂扬的姿态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具体结论进行猛烈攻击，最终使双方之间原本正常的学术分歧不断政治化、尖锐化和情绪化。“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变得主题化的：为了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联邦德国的乌培尔城于1970年5月主办了一个小型国际研讨会，法国“马克思学”学者吕贝尔向此次会议提交了一篇简短的发言提纲“关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纲”，在这篇只有几页纸的提纲中，吕贝尔总结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既有观点，并没有太多新意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思想方法的原初产物，而是由恩格斯构想出来的。因此，就‘马克思主义’这一包含了理论上非常明确的主题内容的术语而言，马克思不应当负责，需要负责的是恩格斯”，[12]P. 17不料，这篇提纲遭到了苏联代表非常激烈的抵制，他们要求会议撤消这篇“反恩格斯提纲”，否则就集体退出会议。这一下子就使学术争论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事件，最终使“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从边缘走到中心，取代“青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理论问题。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主题化的直接后果，人们开始日益关注恩格斯的独立理论形象和理论地位，最终促成了独立的恩格斯研究的兴起。

二、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的历史性嬗变

从主观上讲，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希望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对恩格斯进行客观的学术研究，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他们却很难真正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一开始就陷入了与苏联理论界的学术冷战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恩格斯研究成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与苏联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未来等重大理论与政治问题上进行争夺的“战场”。35年来，随着新左派运动的终结和苏联解体这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先后出现，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实际上随之经历了两次历史性嬗变。以此为分节点，我们大体上可以将这35年的学术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970-1980年、1981-1991年、1992年至今。

1970-1980年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的草创阶段。尽管西方“马克思学”这一阶段的恩格斯研究成果数量不是特别多（出版的论著包括研究恩格斯的专著和以比较显著的篇幅研究了恩格斯思想的著作约10种左右）、研究也还欠深入（大都是一些通览性质的研究），但它却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在这一阶段，绝大多数研究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得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这个极具爆炸性的结论，从而使整个世界为之哗然。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80年代初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遭到了国内理论界的严厉批判，人们往往是众口一词地谴责这是从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和歪曲。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历史地看，当年持“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人是个别或明或暗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波兰流亡学者科拉克夫斯基是其中的代表。我们知道，科拉克夫斯基原本是波兰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在苏联接受过严格、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训练，60年代因为持不同政见并参与非法政治活动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后在西方一些身份可疑的组织的策应下流亡英国，之后思想立场和观点急剧右倾，最终在70年代后期投入到基督教哲学的怀抱之中。1978年，科拉克夫斯基在英国出版了后来得到西方学界很多人追捧的《马克思主义主流》三卷本。当这位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卷中摇身一变，也宣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时，[14](P496)不过表明他已经彻底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了。对此，科拉克夫斯基本人在三卷本的“尾声”中进行了清晰的供认。[15](PP523-529)第二种人是以英国“马克思学”学者大卫•麦克莱伦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倾向比较模糊的学院派学者。这些学院派学者一方面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另一方面又出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自发的信仰而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表现出了某种排斥。由于他们的中派取向，所以这批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表述比较温和，且特别注意不涉及对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批评。例如，不管是在1977年的小册子《恩格斯》中，[16]（PP65-75）还是在1979年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一版中，[17]（PP11-21）麦克莱伦都强调马克思实际上是了解恩格斯的理论倾向性的，这意味着“对立”的基础不是“欺骗”。第三种人是一些明确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却认同、追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新左派学者，他们可以说是当时恩格斯研究的主力军。《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作者诺曼•莱文、《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与异例》的作者阿尔温•古尔德纳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代表。对于这类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我们尤其应当正确对待，因为过去我们实际上由于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怀疑、甚至否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莱文为例，早在1981年，国内刊物就对他的《可悲的骗局》一书进行了非常详细地（大约是1：8）摘编，[18]（PP25-58）但这一摘编有意识地忽略了莱文对自己的理论目的进行描述的非常重要的前言部分，[19]（PPXIII-XVIII）而且还附上了三篇严厉批判西方“马克思学”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理论文章，从而使国内读者一开头就形成了错误的认识定式，对莱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及其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新左派理论诉求缺乏同情的理解。

在第一阶段上，还有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成果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对理论问题关注不够、且对恩格斯的评价比较刻薄，但英国老一代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亨德森却于1976年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恩格斯传记，[20]它在史实、史料方面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可以说西方“马克思学”在恩格斯传记领域的代表作。美国学者马库斯从文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系统解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给予了高度评价。[21]这也是迄今为止对该著作最详尽的研究。澳大利亚学者罗斯借助当时已经开始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第二版（MEGA2）的文献学成果，比较深入地解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作品，对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鲍威尔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22]而他的同胞历史学家卡明斯则旁征博引地系统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欧以外的民族运动的关系问题，[23]这两项研究在当时颇具创造性。

1979年和1981年，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新保守主义死灰复燃。这对欧美新左派运动产生了重大打击，迫使他们放弃自己在60年代形成的激进乐观主义情绪，进行艰难的理论反思，其中大多数人开始回归社会主流。因此，进入80年代以后，学院派学者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中的主力军，这与70年代形成了明显的反差。由于学院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较之于前一阶段，80年代的研究情绪化的色彩要少一些（最典型的变化是，尽管这一阶段人们依旧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对立”，但不再像过去那样抽象地空喊口号，而是主张立足历史文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关系进行真实梳理，以期获得有说服力的论证），大而化之的一般性研究也要少一些，所以理论成果相对要丰硕一点（尽管这一阶段论著增加不明显，但期刊论文却有了非常显著的增加）。时任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政治系讲师的特雷尔•卡弗是第二阶段影响最大的一位恩格斯研究学者，他或许也是麦克莱伦之后英国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迄今为止，卡弗已经出版了10余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从1981年到1990年，他先后出版了三本关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1981年）、[24]《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联系》（1983年）[25]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与思想》（1990年）。[26]在国内个别学者看来，卡弗是一个彻底的、全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这一判断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就像麦克莱伦一样，卡弗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问题上相当谨慎，在他看来：第一，恩格斯是一个具有独立理论个性的思想家，他并不是马克思无条件的追随者和诠释者，在与马克思的合作过程中，他们有时交替充当“第一小提琴手”；第二，青年恩格斯受到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深刻影响，这对恩格斯后来的思想发展及其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三，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诠释与马克思的原意之间存在差异或者对立。这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对立论者”的话，那么，卡弗也只能说是一个部分“对立论者”。所谓物极必反，在这一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一本很具启示意义的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活与思想：一个再解释》。[27]该书作者亨利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业余学者（他是NASA即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的一名军事史和科学史家，该书是他唯一的一部理论著作），但却旁观者清，一下子就抓住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要害：他们抽打的是恩格斯这个袋子，目标却是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这头驴！他进而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各项指控，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性。该书在学理上并不特别重要，它的重要性就在于提出了超越冷战思维和对立论模式去重新认识恩格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一个在下一个研究阶段引起人们广泛共鸣的认识。

在第二阶段，英国学者莱温论马克思恩格斯与民主的著作、[28]一些女性学者对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解读与批评[29]也比较值得关注。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它使人们用不着再将恩格斯作为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物”，从而根本撤消了人们宣扬“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意识形态动机，对立论因此开始全面退潮，一致论重新成为主导性的声音。1992年，以研究唯物史观见长的英国史学理论家雅格比出版了《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与革命》一书，[30]尽管他对唯物史观中一些与他的经验论历史哲学观念不符合的东西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但却肯定了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马克思的一致性。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公开支持一致论，这在英国学者亚瑟1996年编辑的论文集《今日恩格斯：一个百年评价》[31]以及《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杂志1998年春季刊号的恩格斯研究系列文章（它们原本是一些德法学者为1995年一个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当然，对立论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例如，美国学者施迪格就依旧坚持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修正者，恩格斯（起码是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确是对立的。[32]（PP181-196）同时，卡弗的部分“对立论”立场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他承认，“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和不同的研究者、读者的理论立场相关联的解释学问题。[32]（PP17-36）第二，它使人们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去全面审视、研究恩格斯，研究的领域空前增大。仅从上面引用过的2本论文集和1期杂志的论文就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人们彻底突破过去的狭隘视野，对各个时期的恩格斯、恩格斯各个领域的思想和政治实践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第三，它促使人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评价恩格斯及其理论遗产。过去，由于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恩格斯作为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替罪羊”来对待，因此，对恩格斯及其理论遗产的评价往往比较消极。冷战结束之后，当人们开始将恩格斯从集权主义的刻板背景还原到他那个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去的时候，认识与评价也就随之变得积极和中肯起来。这一点在美国学者尼米兹2000年出版的、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民主发展史上的贡献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们对民主突破的贡献》一书中得到了初步体现。[33]

 

三、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

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初算起，国内学界研究、批判西方“马克思学”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综观这些年来积累下来的并不是很多的批判成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方式、方法问题上存在一些突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存在一种用政治批判代替学理分析的历史惯性。20多年来，我们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承袭苏联理论界那种政治批判逻辑，习惯于根据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待现实社会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态度来判断和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在认真阅读他们的著作之前，就已经根据自己的政治直感断定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用意在于和平演变，这就使得我们始终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不能真正理解、进而驳倒他们的一些与我们根本不同的观点。第二，习惯于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非历史的解读。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我们总是倾向对西方“马克思学”采取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全然不顾它们自身存在的发展、变化，一味地按照自己的理论需要或设定好的理论类型，将不同时期、不同倾向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作品放到一起加以总结、批判，从而在很多事实性问题上闹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笑话，可我们自己却浑然不知。第三，未能批判地继承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些合理成果。由于我们从根本上敌视、拒斥西方“马克思学”，因此，我们在潜意识上就认为这些学者是不可能获得真理性认识的，从而对他们的成果形成了一种自发的排斥心理。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生存情境、思维方式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更接近，且他们阅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掌握的资料比我们更全面详实，那么，为什么他们的成果就注定不如我们这些东方人的呢？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恩格斯研究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心课题，因此，上述问题自然同样存在于这种研究之中。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上述问题，以一种客观公允的学术研究态度去面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就会看到，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史、特别是对恩格斯的理解史上，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的确是做出了一些独特贡献的。

第一，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比较全面地研究了恩格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恩格斯与马克思进行理论合作的过程与实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诠释、恩格斯对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等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立而饱满的恩格斯理论形象，并对他的独立思想史地位与价值形成了比较深入的理解。只要比较一下苏联东欧以及国内学界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确实总是在恩格斯说自己是“第二小提琴手”这个借口的名义下不自觉地忽略了对恩格斯的研究。当我们义正词严地捍卫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致性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缺乏深入的研究。如果说独立系统的恩格斯研究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真实展开过的话，那么，类似的研究在西方“马克思学”那里起码是存在的。

第二，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对一些我们关注不够的思想史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丰富和扩展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史的认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想史地位及其对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恩格斯的军事评论、恩格斯对《资本论》手稿的编辑整理、恩格斯与妇女解放、恩格斯与第二国际等等，这些都是国内学界关注明显不够、但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问题。西方“马克思学”在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无疑为我们丰富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史的认识提供了可能。

第三，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编译出版了在西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其选本，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促进西方人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恩格斯观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苏联东欧理论家参与编辑、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与选集（尤其是英文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是比较小的。人们真正广泛使用的著作版本都是由一些著名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编辑完成的。吕贝尔、麦克莱伦、卡弗等人在这一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即便是我们不熟悉、且对恩格斯评价不高的亨德森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他不仅是恩格斯军事文集《军事批评家恩格斯》的编者之一，还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新英译本的译者！

 在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第一，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中长期存在过一种影射学术的不良倾向。就像冷战结束以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都看到或者承认的那样，他们过去研究、批判恩格斯，往往是和他们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直接或含蓄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恩格斯事实上成了他们影射苏联的工具、批判苏联的替罪羊。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

第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学术心态往往不够平和，习惯于用标新立异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一些原本并不复杂的问题复杂化、政治化了。在这一方面，莱文就比较典型。现在回过头去看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我们就会发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对立”莱文不过是对前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系统化的表述，他本人并没有提供多少新东西。为了产生学术轰动效应，他用“可悲的骗局”这种爆炸性的词汇来表述自己并不新的新发现，固然引起了别人的高度关注，但却导致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感，使人强烈怀疑他的动机，从而将问题引导到了学术之外的政治。

 第三，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善于发现问题，但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者（特别是负责MEGA2的那些学者）相比，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进行非教条的、开放式的思考，特别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他们缺乏进行严谨科学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热情。因为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是一门需要长期积累的科学，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证据，改变一些既有结论不仅是非常草率的，同时也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在真实地解决思想史问题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是不能与负责MEGA2编辑出版的苏联东欧学者相比的。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吕贝尔那一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是根本怀疑MEGA2的，但现在的“马克思学”学者已经越来越经常、越来越自觉地利用MEGA2的成果了。这应当说是一个进步。

 第四，始终有个别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于这样的“马克思学”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将问题扩大化，因为这些的“马克思学”学者毕竟只是个别的。

 2005年适逢恩格斯逝世110周年。据悉，国内有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已经筹备了规模浩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加以纪念。我们相信，以此为契机，国内的恩格斯研究必将掀起一个新高潮。但我们是否能够超越以往研究、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批判地继承恩格斯研究领域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西方“马克思学”的合理成果），并加以创造性的提高。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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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Marxologist Engels-study: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Zhang Lia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NJ 210093)

Abstract: Western Marxologist Engels-study rose out of the theoretic rivalry between Marxists from USSR and Western Marxologist scholars, which went through 3 different stages from 1970’. We must righteously appreciate the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Marxologist Engels-study, and keep our eyes on those serious questions existing in the study.

Key Words: Engels; Western Marxology; Marx-Engels Problem

谢选骏指出：说“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意思，是指“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剥削他”。因为中学生恩格斯利用博士生马克思进行炒作，合作了马恩的《资本论》。但实际上，恩格斯确实是马克思的先行者，把马克思引导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幽灵行列。恩格斯主义的大骗局，就是“共产党自己搞资本主义”，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恩格斯自己当资本家，来豢养马克思著书立说。以上是我的创见吗？反正我没有看见别人这样提出过“恩格斯主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