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德国人怀念君主制度

《德国抓捕25人 极端右翼团伙涉嫌策划政变颠覆政府》（保罗·科比（Paul Kirby）

BBC 新闻记者 2022年12月7日）报道：

德国当局出动3000多名警察在全国130个住处大搜捕。

德国当局在全境范围突击搜查，共有25人因涉嫌阴谋推翻政府被逮捕。

德国报道称，由极右翼和退伍军人组成的团伙计划冲击国会大厦，夺取政权。

一位现年71岁、被称为海因里希十三世亲王的贵族，据称是该颠覆政府计划的核心人物。

据联邦检察官称，在德国11个州被捕的人中，他是被指控的两名头目之一。

据说策划者包括极端帝国公民运动（Reichsbürger）的成员，该组织因发动暴力袭击和宣扬种族主义阴谋论而长期受到德国警方的关注。他们还拒绝承认现代德国。

估计有50名男女被指控是该涉嫌颠覆政府组织的成员，据说他们策划推翻共和国，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仿照1871年德国，名为“第二帝国”的新国家。

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我们还没有这个组织的名字”。

德国当局共派遣了3000名警察参加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130次突击搜查，有两人在奥地利和意大利被捕。被拘留的人将在晚些时候接受审讯。

德国司法部长马可·布克曼（Marco Buschmann）在推特上说，正在进行一次重大的反恐行动，怀疑有人“计划对宪法机构进行武装袭击”。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该组织自2021年11月以来一直在策划暴力政变，其“中央委员会”成员自那时以来一直在举行定期会议。

检察官说，该组织已经制定了统治德国的计划，包括卫生、司法和外交事务部门。成员们知道他们只能通过包括杀戮在内的“军事手段和针对代表国家人士的暴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调查人员被认为是在去年4月破获了一个自称“联合爱国者”（ United Patriots）的团伙的绑架阴谋后才知道该组织的存在。

该组织在今年4月还曾策划袭击电站造成全国停电以“创造内战条件”来结束德国的民主，并曾计划绑架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赫。

据称，最新的阴谋还牵涉到一名德国右翼政党“德国另外选择党”（AfD）前下议院议员，如果海因里希亲王成功掌权，他将被安排出任新帝国的司法部长。

海因里希十三世来自一个被称为罗伊斯家族（House of Reuss）的古老贵族家庭，该家族在1918年前一直统治着现代德国东部图林根州的部分地区。该家族所有男性成员的名字都是海因里希加一个数字。

据报道，策划颠覆政府的组织除了组建影子政府外，还计划建立一个军事部门，现役和前军方成员是政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包括来自特种部队的前精英士兵。检察官说，军事部门的目标是要消除地方一级的民主机构。

正在被调查的人当中还有一位是特别突击队的成员，警方搜查了他的家和他在斯图加特西南一个军事基地的房间。

德国联邦检察机构宣称，警方周三发动的大搜捕行动中，共有25名恐怖主义嫌疑人被逮捕。他们涉嫌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德国现行民主体制。

    

（德国之声中文网）12月7日凌晨，警方对一个疑似恐怖主义网络发动了大搜捕行动。该团伙由所谓"帝国公民"组成，据称他们策划以暴力手段推翻德国现行政治体制。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检察机构宣称，搜捕行动中共逮捕了25名可疑人士。德国司法部长自民党政治家布施曼（ Marco Buschmann）表示，该组织涉嫌"策划对宪法机构发动武装袭击"。

调查人员称，一些成员已经做好具体计划，以武装小组形式对联邦议院发动袭击。联邦检察院也发布了此次调查行动的更多细节，其中包括，该组织的目标是"推翻德国现行国家体制，并以他们自己已基本设计完备的国家形式取而代之。"

该组织的成员们显然期望，政变成功后由他们的负责人出任德国国家元首。来自德广联和明镜周刊的消息称，该组织负责人是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的罗斯王子亨利十三世 （Heinrich XIII. P. R）。检察机关称，该组织很清楚，暴力是推翻现行政治制度的唯一可能性，他们也愿意为此开展杀戮行动。

拟定出任未来帝国元首的亨利十三世罗斯王子被警方带走。

在十一个联邦州展开的调查行动目前仍在继续。共有三千多名警员和安全人员参加了搜捕行动。被捕的25名男女中，有24人是德国公民，另有一人则是俄罗斯人。奥地利和意大利境内也分别有一人被逮捕。联邦检察机构称，目前仍有27名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

德广联和明镜周刊报道称，部分组织成员以前曾在联邦军服役，犯罪嫌疑人当中也包括德国选项党前联邦议员马尔萨克-温科曼（Birgit Malsack-Winkemann），政变成功后，她将是拟议中的司法部长人选。

联邦检察机构称，该涉嫌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均"深度排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及其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他们对阴谋论深信不疑，并坚信德国目前被所谓"深层政府"的成员所统治。

联邦检察机构称，该组织成员还相信，他们届时会得到一个所谓"解放联盟"的帮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由俄美等国政府、情报机构以及军方人士组成的、高度发达的秘密同盟。该组织成员相信，"解放联盟"会在近期内发起行动。

检察机构称，这一恐怖主义组织计划对现有国家机构及国家的代表发动攻势，而属于该组织的一个武装团伙则负责消灭德国的民主法治制度。检察机构称，组织成员很清楚，他们的行动将会造成死亡，但这显然不足以阻止他们采取行动。发起行动后，他们计划成立临时政府，并同二战战胜国就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开展谈判。

检察机构称，在二战战胜国中，该组织只计划同俄罗斯开展谈判。据称，亨利十三世已经联络过俄罗斯派驻德国的代表。但检察机构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俄方代表对他们的计划做出过积极回应。"

据称，至迟在2021年11月底，该组织就开始为政变进行准备。并为此目的拟定组织架构、招募新成员，并购置了相关装备。他们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并试图招募联邦军士兵和警察。

周三和周四，嫌疑人将被递解联邦法庭，由法官决定是否对他们采取拘留措施。

谢选骏指出：德国右派密谋进行武装起义，但是类似的日本为何没有这样的右派起义？这是因为，美国为日本保留了君主制度，而德国的君主制度却在二战以前已被魏玛共和国推翻，后来崛起的纳粹不过是一个假冒君主制度的僭主制度。

《从德国城德累斯顿宣布“纳粹紧急状态”看西方极端主义》（BBC 2019年11月14日）报道：

伊斯兰佩吉达（Pegida，即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字母缩写）运动支持者2015年7月游行——

德累斯顿也是反伊斯兰佩吉达（Pegida，即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字母缩写）运动从2014年开始的地方，它们至今继续在那里举行集会。

德国德累斯顿称其存在极右势力的严重问题，宣布进入“纳粹紧急状态”，折射欧洲对极端主义思潮的担忧。

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首府，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极右势力的堡垒，是德国反伊斯兰佩吉达运动的发源地。

作为2025年欧洲文化之都的竞争城市之一，该市的议员已经批准了一项决议，称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极右翼的问题。

但反对者们说，这太过分了。

在欧洲、甚至全世界，如何维护自由、民主的环境，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和平理性地表达观点，是一个焦点争议问题。

什么是“纳粹紧急状态”？

“纳粹紧急状态”的表述，类似于气候紧急状态，说明有严重的、需要应对的问题。

来自一个左倾政党、提出动议的地方议员马克斯·阿申巴赫告诉BBC，开放的民主社会正受到威胁。他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因为政治家们没有采取足够的立场鲜明的行动来反对极右派。他表示，他在地方议会提出这个动议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也想知道，在德累斯顿市议会里，他和什么样的人坐在一起。

该决议承认右翼极端主义的态度和行动等等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来，呼吁该市帮助极右暴力的受害者，保护少数民族和加强民主。

2019年11月初，德累斯顿市议会投票表决，以39票对29票通过阿申巴赫的动议。

阿申巴赫表示，市议会通过这项议案表明它致力于培养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保护少数民族，坚决反对纳粹。

不同意见与议案的作用

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议员们反对这项决议。

基民盟市议会小组主席扬·敦豪瑟（Jan Donhauser）对BBC表示，从其观点来看，这主要是有意挑衅。他表示，紧急状态是指公共秩序崩溃或受到严重威胁，不该随便轻易提出。而对右翼极端主义的关注无助于该市民众所需做的事情。作为议员，应该是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守护者，无论暴力来自哪个极端主义方面，不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符合自由民主精神。

敦豪瑟补充称，德累斯顿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是右翼极端分子，也不是反民主分子。

基民盟在反对该决议的同时表示，希望加强最适合用来打击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的机构。

德国政治学教授凯•阿茨海默曾就极右极端主义问题撰写过大量文章，他表示，该决议的主要影响具有象征意义，但这可能意味着，未来将拨出更多资金用于打击极端主义的计划。

他还说，就他所知，没有任何其他德国城市宣布过纳粹紧急状态的决议，但反对右翼极端主义的决议并不罕见。

德累斯顿长期以来一直以与极右派的联系而闻名。

阿茨海默先生说，20世纪90年代初，新纳粹组织开始在那里举行集会，纪念他们所谓的“盟军轰炸大屠杀”。二战时期，这座城市在1945年被英美军队重点轰炸过。

萨克森州长期以来也是极右翼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后来的极右翼德国替代党（或译为其它选项党，另类选择党）的据点。

在2019年9月的州选举中，对德国替代党的支持率大幅上升，比2014年上升了17.8%，最终达到27.5%。

佩吉达的支持者说，面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需要唤醒民众。他们希望德国限制移民，并指责当局没有执行现行法律。

这场运动在该市引发了大规模的反集会。

整个欧洲的忧虑

近两年来，在欧洲各地其它国家，右翼政党的势力也在上升。

在德国集会的欧洲极右翼政党领袖2017年就乐观地预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入主白宫，预示着欧洲的右翼政党也将迎来复兴。

在意大利、瑞典、丹麦、匈牙利和波兰等等国家，右翼势力纷纷日渐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数十年来，极右势力没有对西班牙政治产生影响，但在2019年的大选中，成立于2014年的极右政党民声党（Vox）取得令人瞩目的胜利，成为议会的第3大势力。

欧洲极右翼政党的通常一个特点，是和民粹主义、排外、反移民和反伊斯兰等极端思潮结合，这引发了欧洲人对传统的自由民主价值能否延续的忧虑。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怀念君主制度，得不到均值制度，退而求其次，弄个僭主制度玩玩也可以的——就像中国，袁世凯称帝不果，就拉出孙中山尸体充当国父，继而又有蒋介石、毛泽东等相继僭越，先后沐猴而冠……没有真货，就用假货——结果整个社会沦为山寨大国。

谢选骏：顾准为何不懂皇帝就是僭主

 

《理钊：中国为何有僭主之实而无僭主之名——读顾准<希腊城邦史>抄》（2017-12-09 理钊）报道：

在古代希腊史中，有一种独特的执政者“类型”，它不同于“王”，亦不同于民主政制推行开来后，由公民所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即所谓“僭主”。

所谓“僭”，中国辞典的解释，为“古时指地位在下的人冒用在上的人名义或礼仪、器物。”《论语》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如此激烈地批评季氏，就是因为季氏僭越了礼仪，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对此，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这是讲恕道的儒门不讲宽容的一个表现，凡事都拔高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对艺术评论全取政治的眼光，是儒门自相矛盾之处。且不说李泽厚先生的议论是否有点儿以今论古，只从儒门的眼光看，中国对于“僭越”的看管是极为严格的，别说是僭权，仅仅是一些礼仪、器物的僭越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了。而在古希腊的历史中，“僭主”则是实实在在窃权者或“篡权者”，亦即在下的人取得了在上者的权力。

对于“僭主”一词，用顾准的话讲，在“古代西方是把它用在很不好的意义上，中文译为‘暴君’”的。对此，顾准认为，放在古希腊时代，即公元前六至公元前七世纪时期，还是应该用一个稍稍客观的词，即“政权篡夺者”更符合当时的实际。这是因为，一是当时的僭主不称自己为王，多用一个略含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二是这一时期的僭主，在推动希腊“民主政制”的建立上，多少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与后来的“僭主”并不完全一样，贪恋权力，以残暴维护其权力，“初期的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政策。”

但是，这些僭主尽管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可在行使和运用权力上，还是很注重运用“权术”的。对于这些“权术”，顾准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中的一些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本书，正是依照当时希腊的政治现实而进行总结的。对于这些“权术”，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的几种——名称是笔者篡拟的：

第一是伐优之术。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故事：“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利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为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他的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后，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

这个故事自然是讲出了“权术”的要义，但这种讲法却是耐人寻味的。一是讲者并不是直接讲出来。对于这种“权术”，大约即使是在“篡权者”的口中，也是不好意思直言的，毕竟是一种杀人之术；再者，这种传授之道颇有一点儿中国的参禅悟道的特色，智力平者便不能解其中的深义，比如那个使者便不明白，而主人则是读懂了的，可见传授者也还有要考一考求教者是否有足够的智力的意思。

第二是散沙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意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读到这里，便想到鲁迅所曾讲过的“一盘散沙”，也想到明朝时阉党势力嚣张，查禁结党，使人“道路以目”。

第三是威严之术。还是抄亚里士多德的原文罢：“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这一种让人民大规模集会于公共场所的权术，虽有灌输、洗脑等诸多功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树立权力者的威严，这种威严既有实在的暴力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实现精神方面的统治，如果要找一位现代运用这一权术的最好的人物，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是希特勒了。

第四是选庸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这一点的意思十分明白，但在中国的儒门中，却是从正面着眼的，即儒士们一再昵喃着的君王们要“近君子，远小人”，其实就是看透了君王的心思。

第五则是防下之术或防内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意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读书至此，忽然想到清末重臣刚毅有“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话。对此，过去有些不解，以为不过是一时的气话，现在想来，倒也合乎满清统治者的心思，因为在当时，“家奴”正想要他们让出权力，而结交友邦则可以帮慈禧再“垂帘”几年的。对于掌握着极端权力的人来说，他的对手或敌人永远来自于内部，这也是所有极权者最为明白——因为他就是窃权者或篡权者，他知道他能够窃得权力，别人也能，也必定作为最大的心事。

纵观以上的“权术”，稍稍对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史，便会发现，这并非古代希腊的“僭主”们独有的秘术，以上种种，在中国历史中差不多都能找到大量的应用的案例。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清朝以前的所有帝王中，都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这部《政治学》。由此可见，在东西方的历史中，在玩弄权术方面，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并没有什么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之处。

对于“僭主”，他们是事实上的君主，事实上的王，但他们都没有得到“王”的称号。顾准在《希腊城邦史》中分析说，这是由古代希腊的特定历史决定的。因为古希腊的“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祐的光轮。”而“僭主崛起于希腊的人文主义时代，他在希腊那些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围怎样也蒙不上一层神秘的天命。所以，王和僭主事实上同样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王被视为合法的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王。”

接着顾准对中国历史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僭主”进行了分析。他说，“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于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法统’的观念看，又何偿不是僭主？”然而，中国有“僭主”之实，为何没有“僭主”之名呢？顾准说：“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凌诸侯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这意思即是说，尽管他们都是“篡权者”，但都将他们合法化了，所以，用不着再为他们造出一个“僭主”的名目。

抄书至此，笔者不免心生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会给他们“合法化”，是谁给了他们“合法化”？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非笔者之力所能拎得动的。但我们不妨从上文中古代希腊的“僭主”，为何有着王者之实而没有王者之名的原因，来窥探一二。

一是宗教的原因。古代希腊的王是源于宗教的，王权由神所授，常人不可以称王。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虽有儒、法、道、墨，但都没有演化出真正的宗教，道家及西汉时重兴的儒家，虽然有“天”的说法，但在民众之中，仅具有泛宗教的色彩，所谓的“天庭”不过是世俗人间的神话版而已。即便是后来的佛教，不但不具备颁授王权的功能，相反还有着将王者拉下王位的意思，因为这一宗教的创立者便是弃王位的人。佛教更看重的是个人自行的修行，所谓“普渡众生”只对佛教的创立者而言，并非是要设立王权而引领民众。所以，这种门槛极低的“天庭”，任何人都可以自诩为“天子”，或其他神的后代，刘邦就是将自己化为“白龙”的后代。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秦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的历史上便没有了独立的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中，儒士们虽然讲“道统在士，治统在王”，看上去是独立的，但其所谓的争“道统”的目的，不过是在为他们所认为的“贤明君王”背书，并非认为自己与所谓“君王”一样，都是凡夫俗子，一样的平等。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所以，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除了承担研究、传承学问以外，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命名者，起着为道德、权力命名的作用。秦始皇之所以要焚书坑儒，原因就在于秦之前的知识分子还是相对独立的，他们研习学问，评点政治，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秦之后，知识分子便永远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权力的附庸。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是还给儒门独立的地位，而只是把儒学扶持为国家学说，所谓的“独尊”不过是让儒学成为权力的一体的两面。百代皆行秦政制，所以自秦以后，从政治的一面讲，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了权力的命名者，使权力合法化便成为知识分子所持的一门学问，不仅“僭主”无从谈起，而且文化也成为专制主义的一部分。

谈到中国的历史，顾准说：“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因为顾准的对于古希腊城邦史的研究，有很多时候是在与他人的私下讨论中进行的，读这一节，似乎是讨论的一方在读了顾准的分析后，对中国历史没能有向前跨跃的一步而有点儿后悔之意。正如顾准所言，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但又有多少人对中国的历史有过后悔之感呢？我想，从现在的情势看，非但没有人为中国的这种历史而后悔，反而更多的是以有这种历史为荣耀的！

（2016年3月22日）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可能过于推崇顾准了，以至于没有发现，“顾准不懂皇帝就是僭主！”所以，顾准只知王莽是一个僭主，不知秦始皇才是最大的僭主，至于汉朝皇帝以下的各朝皇帝，那不过都是秦始皇生下来的跳蚤，只会更坏，不会更好。那么，顾准为何如此无知呢？显然，这是由于顾准是共产党，被马裂猪意“一叶障目”了。至于李泽厚的议论之所以“以今论古”，那是因为，李泽厚患有“革命大批判”的后遗症，深中他据以发家致富的“影射史学”之毒。顾准要是懂了“皇帝就是僭主”，他的历史观念就可以上一个台阶了。李泽厚要不是落井下石批判朱光潜，又如何在马列狗之中出人头地？

谢选骏：八王之间的阶级斗争迎来了五胡乱华的民族解放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事件，竟然源于一位丑女！》（2022-10-16 环宇头条世界）报道：

丑女贾南风，是西晋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史称惠贾皇后。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丑女人：据史书上记载，惠贾皇后身材矮小（约1米4左右），面目黑青，鼻孔朝天，三国群英传中贾南风形象嘴唇保地，眉后还有一大块胎记。贾南风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的三女，继室郭槐的长女。

贾南风的母亲广城君郭槐，是城阳太守郭配之女，系贾充的续弦。贾充的原配夫人李氏出身名门，端丽贤 淑，嫁给贾充后生下贾荃、贾濬两个女儿，后受其父株连被流放边地，贾充才娶了郭氏。这个郭氏夫人是个醋坛子，生性妒忌，甘露二年（257年）生下贾南风后，更是变本加厉。她对贾充身边的所有女性都心怀戒备，若是看到谁同贾充有来往，就会醋海生波，闹得贾充人仰马翻，不可招架。

这样的家庭出身，不仅使贾南风极易跻身于最高权力阶层，而且生母的妒心之盛，在贾南风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母亲的妒忌，教她学会了一个女人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地位，获得应有的权益。家世门风，造就了贾南风妒暴酷虐的品性，对她的一生影响至深。

继立的晋惠帝痴呆低能，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永平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这场动乱从宫廷内权力斗争开始，引发战争，祸及社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晋人孙惠曾评价道：“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评价说：“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

谢选骏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便秘理论，可以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八王之间的阶级斗争”则“迎来了五胡乱华的民族解放”！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士族还是寒门》（2022-05-27 孤风婉史）报道：

西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突出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如果说到西晋王朝的历史影响，它与汉唐相比却也并不逊色。之所以会这样说，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八王之乱与后面五胡乱华事件的发生。

在这场动乱之后，中国内部陷入巨大的动荡当中，上至广大统治阶级，下至平民百姓，都难以在这场动乱当中抽身。而如果说到这起动乱的发生，那么我们便不得不将其背后的原因追溯到当时作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之上。

一、西晋的政治环境相对来说较为特殊

1、士族政治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一股独特的势力——地方豪强。西汉初年，出于快速恢复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目的，西汉政府将黄老之学当中的无为而治制定为了基本的治国思想。在这一政策下，政府对于社会的管控力度大大下降，对人们各种生产生活活动的进行创造了相当良好的环境。

但是，也正是因为缺乏政府的监管，在看似和平繁荣的“文景之治”盛世之下，却是社会发展的无序状态，大量地主豪强在这一时期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获得了大量财产。直到汉武帝继位之后，“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成为社会的主流，极大威胁了中央集权统治。

此后汉武帝虽然在执政时期对地主豪强进行了大力度的打击，但当他去世后，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掌控力度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而当汉宣帝也去世后，这种掌控力度愈发下降，地主豪强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话语权则越来越重，并升级为传承数代的门阀士族。

此后东汉的建立虽然也是由于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但这场社会变革从本质上来说却并未改变地主豪强势力壮大的局面。

事实上，东汉的建立更多像是地主豪强势力内部的重新洗牌。直到东汉也逐渐迎来自身生命的末期后，地主豪强在社会当中的主导地位愈发凸显。无论是汉末军阀的争霸还是三国时期的斗争，其背后都有着门阀士族的影子。

在这种士族政治的时代背景之下，士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庞大的军事、经济、文化资源，其背后所代表的还有着足以扩散到全社会的影响力。因此，当时的军阀们如果想要取得争霸战争的胜利，便必然需要取得士族们的支持。

事实上，就连不少士族本身便是诸侯争霸战场的主角，如袁绍在汉朝末年初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他出身于汝南袁氏的家族背景，其祖上四世三公的辉煌史实在是让人难以企及。

曹丕所建立的曹魏政权如此，刘备所建立的蜀汉以及孙权所建立的孙吴政权是如此，而之后西晋的建立当然也不例外。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西晋从本身的建立看来就存在较强的不稳定性。

2、西晋本身的诞生充满复杂性

作为通过谋朝篡位手段而建立起来的政权，西晋本身的法理性其实是相当不足的。也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晋的统治者司马氏不得不与广大门阀士族联合起来。

除了将原先忠于曹魏政权的势力一一剿灭外，如毋丘俭、诸葛诞都被诛杀，他还注重于笼络忠于自己的势力，如采取联姻的方式加强自己与其他家族之间的联系，司马师的妻子羊氏家族便是“世吏两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问。”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世家大族们本就已经相当之高的地位与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司马氏本身并无法达到真正的君主专制，尤其是在西晋建立初期，这种局面更加明显。

另外，有鉴于之前曹魏政权灭亡的先例，司马炎逆历史潮流般地选择了实施分封制。由于曹魏统治者对于自己的宗室势力过分打压，这导致当时在中央掌权的曹爽一伏诛，曹魏能够对抗司马氏的势力便几乎就已经是被消灭殆尽。

此后，无论是地方上所发动的以拥护曹魏政权为名义的淮南三叛变，还是中央发动的试图推翻司马氏统治的政变，最终都因为实力弱小而只能走向失败。

因此，司马炎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将司马氏的宗室子弟分封到各个地区，试图将他们作为西晋中央政府的有力屏障。从而维持西晋王朝的长治久安。当然，这种设想在之后的发展与司马炎所想可谓完全是背道而驰。

二、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带来了西晋政权的动荡

1、西晋中央政府内部首先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晋武帝晚年，杨骏凭借自己岳父的身份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用。直到晋武帝去世之后，他更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实现了大权独揽，与其弟杨济和杨珧并称为三杨。

然而，在独揽大权后，杨骏不仅没有带领西晋王朝走向繁荣安定，相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始终持任人唯亲的政治策略，对自己的亲信与家族中人大加提拔。

同时，他还大力打压原先的司马氏宗室，导致当时的朝堂上人人自危，“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如汝南王司马亮便是害怕杨骏对自己不利，就连晋武帝去世都不敢前去祭奠，其心中忌惮之深可见一斑。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场政治动乱开始处于酝酿当中。

有鉴于杨骏专权所引发的朝堂众人的不满，当时的皇后贾南风抓住了机会，成功联合其他与杨骏有所矛盾的大臣与宗室将其统治推翻，杨骏及其党羽也在这场政变当中被全部诛杀。

而为了实现自己的专权，贾南风之后又利用汝南王司马亮、卫瓘和楚王司马玮之间的矛盾，使司马玮在将司马亮和卫瓘诛杀之后，自己又借助大义的名义将其诛杀，成功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司马亮本人能力平庸，但他与卫瓘之间的合作却是以保障司马氏政权、辅佐晋惠帝为目的，他的死亡对于司马氏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是一个之后八王之乱动荡开启的标志。

2、门阀士族对于利益分配的不满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出现

前文已经说到，门阀政治是西晋时期政治的主要特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这些门阀士族往往能够将自己手中的权力与财富传承数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便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相比之下，那些寒门子弟则由于身份的原因，即便自己拥有再高的才能，但阶级上升通道却依旧被完全堵死，难有出头之日，只能几辈人都生活在贫穷落魄之中。

另外，经历过东汉末年、三国时代、高平陵之乱等数次政治动乱之后，当时的士族大多已经抛下原先虚伪的面具，对权力和地位有着堪称狂热的追求，正所谓“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便是如此。

而即便是在士族门阀士族之间，其中也存在相当严重的分歧与矛盾。在晋武帝时期，高级门阀士族普遍掌握着更多的政治资源与财富，他们之间互相结为朋党、争权夺利，在垄断朝政后却又贪图享乐，整体陷入一种相当腐化、堕落的境地之中，同时也对其他中下层的士族造成了剥削与压迫，引起了他们的普遍不满。

但即便如此，晋武帝对于这种局面却并未做出任何改善的举动，这无疑加剧了这种士族之间的矛盾。当晋武帝死后，这种矛盾再度得到激化，中下层士族门阀看见了推翻高级士族门阀的机会，也看见了自己崛起的机会。

在司马炎原先的设想当中，地方诸侯王本来应该作为维护西晋中央政府统治的屏障。也就是说，当西晋中央政府遭遇外敌或者动荡之时，他们应该起到出兵勤王的作用。然而，在实际的情况中，现实却与他所想的完全不同。

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本身发生的动荡和杨骏、贾南风等人的专权乱政，这为地方诸侯王们进攻京师、自己去夺取朝政大权提供了机会和借口。

另一方面，当这些宗室子弟被分封到地方之后，他们迅速与当地的门阀士族结合了起来，对权力的共同渴望则构成了他们合作的坚定基石。最终，在合适的环境、强大的实力与极强的野心之下，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开始，五胡乱华的动荡时代也由此开启。

三、总结

总的来说，西晋时期之所以会发生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很大程度上便是在与当时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权夺利。

面对门阀士族争权夺利的现状，西晋的统治者不仅没有成功缓解这种局面，反倒是由于自己谋朝篡位的不当得权手段，不得不更加抬升门阀士族的地位，他们也得以掌握了更多的权力，积累下了作恶的资本。

之后随着晋武帝去世，这种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门阀士族再也难以抑制自己的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并最终发动了八王之乱这一间接导致西晋灭亡的动乱。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负主要责任的既不是士族也不是寒门，而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寿终正寝。就像同时代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入侵的“民族大迁徙”一样一样的！

谢选骏：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

《地方政府深陷财政泥潭，中国各地危机四起》（2022年7月13日 江真）报道：

华盛顿 — 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加速下行，严重依赖楼市经济的地方政府捉襟见肘，出台刺激政策，并且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减薪。中央政府誓言通过种种优惠政策来稳经济保民生，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多年的畸形增长模式已不可维续。唯GDP论的考核方式和不受监督的统治模式，加上今年严苛的疫情清零政策，已经把中国的经济生态逼到了悬崖边缘。

各地纷现公务员降薪潮

6月中旬，几则山东省烟台市教师集体抗议维权的短视频在网络传开。视频中，数百名老师集中在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门前，高呼“同心同德、不降不退”的口号，进行罢课抗议。这些老师称，不但近两年的奖金没有发放，还被要求退回已发的5-10万的收入。

今年3月开始，向来以高薪吸引名校硕博生当教师闻名的深圳市也传出降薪的消息。之前，深圳很多学校给清北毕业硕博生提供28-30万元的薪资，加上各种补贴和福利，引发很多人羡慕。3月以来，有不少深圳教师在网络发帖称，他们年底绩效奖金将减少60%，还有一些人的薪资直接缩水到8-10万。

深圳和烟台教师被降薪并非个例。据《财新》6月21日报道，今年以来各地教师降薪、调薪现象频现，厦门、苏州等地均有教师反映部分津贴补助被取消。

6月29日，《财新》网报道称，沿海多地公务员陆陆续续遭遇降薪潮，不仅各项福利、奖金、补贴等被取消，基本工资也被下调两三成。在此次降薪潮中，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务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这篇名为“沿海多地出现公务员降薪”的文章在发表不久之后被删除。

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美国之音，他也注意到了关于给公务员大幅度减薪甚至退薪的新闻。他说，这显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要求公务员减薪，甚至退薪，要求退还他原来发的那些奖金，从这个角度看，财政确实出了大问题。”

不过， 他认为即使减薪之后，公务员的工资依然高于一般老百姓或者工人的工资，所以暂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他们也知道自己是特权阶层。原来拿了很多很多的钱，现在少拿了一些，但是还是比普通民众要高一大截。现在中国这些工业企业经济下滑，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最严重的，所以政府财政税收减少。”

谢田说，现在地方政府还只是减薪，尚未裁人：“如果经济继续下滑，这肯定是不够的。光减工资是不够的，最后恐怕不得不裁员。”

土地经济的颓势带来巨大财政压力

2022年上半年，中国土地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同比环比下降均超五成，三四线城市环比降幅最大。今年1-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3.6%，住宅销售额下降34.5%。

据6月16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土地和房地产税收中，契税234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1%；土地增值税305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4%。

谢田说，中国政府本来一个经济的大支柱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房地产相关的，现在基本上都腰斩了。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你收入的主要支柱腰斩的话，肯定是很难支持。”他认为，土地财政或者房地产泡沫很难无限制的一直增长。“割老百姓韭菜也不会永远割下去。割到最后，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了。现在中国已经有三四亿套房地产是空着的卖不掉。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人失业，也没钱去买。需求减少导致有一些房地产公司熬不住就开始降价。原来有人以为中国的房地产可以永远无限的涨上去。”

谢田补充说，接下来会导致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很多人会害怕，他必须买。一旦房价出现下滑，他就想会不会继续下滑，反而不买。销售下滑导致整体破灭。贷款要成为呆账，要涉及到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和还贷能力。”他说，一旦房企破产，很多银行也就跟着垮掉：“现在银行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村镇银行挤兑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还有资金到期被人偷走，公款卷逃，越来越多。这个显然是跟整个经济下滑有关。”

位于上海的评估机构“远东资信”研究员申学峰今年4月发表一篇名为“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报告。报告发现，近三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涨幅连续下降，土地出让价格可能很难再上行。报告指出，202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41.47%。作者说：“在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收支比例很高的情况下，如果这部分收入大幅减少，就可能对地方财政构成冲击。”

位于美国的YouTube“小翠时政财经”的自频道主小翠在谈到中国房地产业的背景时说：“中国在九十年代进行税改以后，中央收走了大部分地方的一些税收。那么地方又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每年都有KPI，需要钱，他就开始卖地，卖地才有财政。”

小翠指出，在房地产最初高速发展的时候，地方政府其实隐瞒了大量的负债。在2020年中央出台“三道红线”规定之后，房地产业开始急转直下。“房地产急转直下的话,他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保障了。之前房地产高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很多表外的负债，因为他需要钱嘛。需要钱又不能超发他的债。”

“地方财政就这么多，税收就这么多，你能贷多少钱，是应该有一个底的。我一年财政收入就这么多，我不可能去借更多的钱，这在银行也不可能通过审批。所以通过这种表外负债的方式，我开一个投资公司，比如说什么城投啊，交投啊，各种这种投资平台进行融资。这种融资的钱不会出现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所以看起来我们地方政府负债就这么多，但是其实这些隐形的负债都看不见。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他可能只是提供了一个担保，承诺财政上会去兜底这个债务。这个东西是在报表里看不到的。所以具体隐形负债有多少，地方政府自己也不知道，中央政府就更加不知道了。”

中国各地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危机

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许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措施，包括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社保费延至年底，预计今年缓缴3200亿元。

重庆市政府在6月7日发布《关于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宣布计划把年初安排的预算支出减少50亿元，继续落实中央关于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报告还提到，4月初财政部下达了重庆市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为1350亿元的要求。

6月27日，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刘小玫作《关于苏州市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时说，全市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需对年初预算进行优化调整。报告说，除了收入预算暂不调整，债券发行需追加预算支出，其他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压减公用经费、追减各类非刚性、非紧急项目支出等费用。

据6月16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4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2047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861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7%。另外，车辆购置税为117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9%。

在6月2日财政部举行的记者会上，预算司司长王建凡表示，面对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近9.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和增幅都是历年最大，以落实中央的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之“三保”政策。

对于李克强提出的各项稳经济保民生的政策，小翠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会起到预期的效用。她说：“每次出现李克强这种的什么财政政策支持，一会儿多少万亿，一会儿又退税又补贴，又给你缓缴这个钱那个钱。到了地方那里，资金全部被挪用了。他并不会直接退给企业，真正让企业享受这种福利待遇。”

小翠指出，中国目前的官员考核体制从根本上造成了今天的恶果。“中国的这种考核都是以经济来为导向的。各个地方想要发展起来，一定需要去政府投资，因为中国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我卖地，我搞房地产，今天搞一个园区，明天搞一个中心，全部都是政府投资。因为这些投资进去了以后，KPI就完成了，GDP特别漂亮。”

小翠强调，然而这些表面GDP漂亮的东西，并不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也不能带动很多商业投资，不能产生良性循环。“我这个领导三年以后高升了，好，换一个领导。上一个领导干的这个项目，他就不要了，因为这是别人的东西，他要自己重新去弄一个。那么他又要卖地，房地产继续发展的很好。继续搞很多钱，卖很多土地，然后建条公路啊弄个高铁啊，KPI又完成了。”

“经历几任官员以后，这个地方财政就已经不能看了”，小翠说，因为这些东西严重透支了中国的经济。“地方政府的考核是跟经济挂钩的。那么他为了个人的业绩就会去搞很虚的面子工程。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东西，那这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房子盖得这么高，你进去里面看看，是空的，根本没有人在里面办公。但是债已经负好了。政府借了钱投资，然而并不会产生后来的现金流。那么你没有钱回来，只有钱出去。这是一种非常畸形的财政状态。”

谢田说，现在中国到处危机的爆发并不让他感到吃惊。他吃惊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爆发。“中国这个危机有点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有点像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危机，也有点像美国1929年的萧条。”他说：“因为现在制造业也在萎缩。制造业萎缩，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三大危机相凑在一起了。这个经济的发展畸形，过度依赖房地产。所以本来就是万病缠身的一个人，现在又出了车祸：加了一个清零政策。就病情恶化，或病入膏肓了。”

谢选骏指出：再是强权的政府，也会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而且越是强权，一旦倒台，也就越是迅雷不及掩耳。

《底特律破产背后：人口流失市政不廉洁——专访底特律大学教授迪乔瓦尼》（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07月25日）报道：

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财政上都要承担责任。

底特律，美国工业的明珠，有“汽车之城”的美誉。但而今，180多亿美元的长期负债，让底特律不得不选择了破产保护，它也成为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

辉煌不再的底特律，从某种意义上，更近似一座“鬼城”：城区40%的街道供电设施缺乏，治安状况堪忧，失业率高企，企业和中产阶层纷纷撤离……

底特律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一地步？底特律的命运，对其他城市有何启示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通用汽车公司前常务董事、底特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迪乔瓦尼。他认为，底特律申请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其教训之一就是城市必须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

实乃无奈之举

记者：底特律为什么选择破产，如果不走破产程序，将会是怎样一种状况？

迪乔瓦尼：由于债权人未能与底特律紧急财政管理人凯文·奥尔达成协议，拒绝接受奥尔提出的“便士换美元”计划，以避免损失，没有其他选择的奥尔只能选择申请破产保护。

申请破产将使底特律有机会调整堆积了60多年的债务，而高达185亿美元的债务已经让底特律“无法呼吸”。如果不进行破产程序，底特律不可能偿还如此高额的债务。

记者：申请破产程序遇到困难了吗？

迪乔瓦尼：由于底特律的破产申请是向联邦破产法院递交的，属于联邦司法权的权限，位居密歇根州司法权之上，这也为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增添了不少复杂因素和变数。例如，密歇根州政府对州养老金进行担保，这是密歇根州法律规定的内容。但是，由于底特律破产申请的审批掌握在联邦破产法院手中，联邦法院是否会推翻州政府的规定，裁定养老金必须削减，将是一件颇具看点的事情。

另外，其他一些债权人或许也必须接受债务“缩水”的现实，这也将是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而其决定权掌握在联邦破产法院法官手中。

多重原因导致破产

记者：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底特律的破产？

迪乔瓦尼：首先，在过去五六十年时间内，底特律流失了大约50%的人口，其中不少人搬迁至底特律郊区的卫星城，由于人口搬迁，底特律市的个人纳税基数锐减；第二，底特律市政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廉洁，导致市政赤字常年累积；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导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底特律的支柱产业，汽车业遭受重创，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纳税减少，勉强维持工作的工人由于收入下降，购买力也相应下降。

上述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底特律入不敷出，走向了破产。

尽管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仍在底特律，但它们的规模已经减小。通用汽车公司眼下的规模甚至不足二十世纪70年代时的一半，福特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规模也在减小，而三者在美国汽车行业所占的比例也由原先的80%~90%降至眼下的40%~50%，加上不少企业和商业纷纷撤离底特律，均导致底特律现状的出现。

记者：整个城市的破产让底特律认识到了什么？

迪乔瓦尼：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财政上都要承担责任。

破产可改善公共服务

记者：申请破产保护后，底特律又该如何履行市政公共服务？

迪乔瓦尼：申请破产保护并不意味着市政公共服务的停止，公共服务仍将继续。尽管相对复杂，基本而言，申请破产保护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解决的是减少政府的债务。

眼下，底特律市政府依然有一些税收，依然可以利用这些税收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

底特律紧急财政管理人凯文·奥尔申请破产保护，意在通过“重组”底特律的债务，减少债务，以达到改善市政服务的目的，例如公共交通、教育和环境清洁等。

记者：底特律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迪乔瓦尼：眼下，底特律正发生着许多积极的变化。例如，今年夏天，我本人主管通用汽车公司下属一个学生培训项目，帮助底特律当地学生提高技能，也有不少其他公司效仿通用公司的做法。

底特律市政当局也正将一些废弃的土地变成农田，用以耕种蔬菜和水果，提供给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此外，一些房地产公司也计划将市中心年久废弃的房屋推倒重建，建成信息产业中心，吸引年轻人“回流”。

这些项目获得了联邦政府和一些基金会的支持，旨在促进底特律的复兴。而这些项目的进行也需要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减少债务负担，“轻装上阵”，使有限的税收用于投资，而不是偿还高额的利息。

当地民众期待底特律能走上复苏之路，这也是将会发生的事情。

中国城市发展应避免底特律轨迹

对于看过底特律资产负债表的人来说，在以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为躲避种族紧张局势而逃到郊区的做法破坏了底特律的收入基础后，这座城市破产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对美国梦着迷，肯定都很难相信这座曾崛起为国际汽车产业核心并象征着美国空前工业实力的重镇，如今竟沦落到要和债主交涉的地步。毕竟，这座城市的汽车制造商曾经一下子从制造汽车转变为制造飞机和坦克，并在二战期间为打败日本和德国立下汗马功劳。

底特律的衰落凸显了中国一些城市和汽车产业的崛起。伴随着“这会是亚洲居主导的世纪”的预测，不难察觉其中的象征意义。

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现在之于创新的意义，正是底特律及其周边的汽车重镇一百年前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在这里，通用汽车创造了汽车业营销和管理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如今在中国依然清晰可见。上海的崛起应该被视为全球企业与创新相互融合的范例，而不是体现了美国企业的衰落。事实上，美国的汽车业仍在发展，而这多亏了中国。

但愿底特律能够走出破产，并成为对迅速城镇化的中国很有帮助的另类范例，一个关于城市衰败、复兴以及多种经营的必要性的案例。

谢选骏指出：不仅中国的专制政府，就是美国的民主政府，也会因为“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的历史力学法则而结束自己的寿命……因为政府就是寄生虫。

《中西体制最根本差别在于负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2013-11-12 温铁军）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讨论已在各界展开。在全球发达经济体几乎悉遭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虽不被看好，却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然而，国内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问题十分突出。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众人所期盼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也屡屡近于失灵。

西方现有的经济理论，似乎很难解释清楚中国复杂的发展路径。中国究竟靠的是什么在全球危机中得以幸免？国内区域发展的种种难题何去何从？即将展开的深化改革，到底该从何入手？为解答这些疑惑，南都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

再平衡战略使中国在危机中生存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在全球危机中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温铁军：首先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原有的帝国主义侵略所得的财产，以及不论是腐败分子还是官僚垄断资本形成的财产权利，都被新中国政府没收。因此中国的风险收益起点高于零。一旦照搬西方市场体系，改变现在国内的金融资本管制，就会使金融经济成为“主权负外部性”的内涵，国家经济增长的风险收益曲线的起点重新归零，中国也就难以维持现状。

南都：中国的竞争力在哪里呢？难道如主流媒体所说，来源于照搬西方市场体制？

温铁军：主观上我也愿意相信，但经过大量客观分析后，会发现很难这么简单地认定。印度、墨西哥等等这些更西方化的国家，难道市场化程度不比中国深吗？难道自由民主的程度不比中国高吗？西方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四化”制度转轨，不论是私有化、市场化，还是自由化、全球化，它们都不比中国差。中国这“四化”都不到位，所以才导致国内激进者的不满，但却因此才有竞争力；如果都到位了，中国也会跟着一样，无论美国金融资本危机中巨大代价怎么转嫁，只能跟着承载。为什么我多次强调“成本转嫁论”？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西方危机爆发的代价需要被转嫁出去，一般是发达国家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城市转嫁到农村。总结中国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可得，只要危机代价能够向三农转嫁，城市就能软着陆。

南都：既然照搬西方市场体制不可行，那中国是否有什么独特的竞争力？

温铁军：几千年不间断的中国文明史之中，客观地形成了对国家稳定和整体利益最大化承担着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在当代，配套承担无限责任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不能破产的国家资本的运营主体。这些，是东西方最根本的体制差别。因为西方上层建筑中的有限责任政府和经济基础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制度上也有一致性。因此，美国政府关门、加州财政破产，是这种体制的结果。

诚然，历史原因形成的两种体制本无所谓对错。但是，在一些照搬的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这种无限责任政府被称为专制，这种无限责任公司被称为垄断。如果纯粹从主观上说，我也不认同专制和垄断；但如果以学者必须坚持的价值中立来客观分析，只能实事求是地认为，中国在全球危机打击之下重要的发展经验，主要是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通过无限责任的国企直接投资于缓解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就是用这种与西方个体化的“经济理性”不同的方式，中国人赶走了危机。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追求全球化，恰逢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74%之时，1997东亚金融风暴爆发了。它导致外需下降，但同时出现了乡镇企业破产、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外需下降，又无内需，怎么办？只能转向国内基本建设，这在生产短缺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而中国在1998年陷入的是生产过剩危机。之所以能够在此后15年以投资拉动增长，是因为愈益严峻的三大差别客观上使政府必须体现合于国家责任的政治理性，向具有典型非市场化的基本建设领域大规模投资。

南都：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真的具有比较优势吗？

温铁军：未必。当西方因社会成本不断上升，而在1970年代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产业时，我们作为转移产业的接受者，事实上长期为西方做“双重输出”的贡献。第一，我们在资源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向西方提供廉价商品，既污染国内环境，又为参与全球竞争压低劳动力价格。第二，我们只能把大部分外贸盈余再投资到西方债券市场，如果自主投资于海外资源和能源开发，则会因扰动西方的地缘战略格局而被污名化为新殖民主义。而对于以军事实力维护地缘控制秩序的西方来说，贸易逆差越多，资本顺差就越多。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日先后有大量过剩的金融流向生存需求基本品市场，造成能源和粮食市场价格大起大落。因为基础商品价格被推高，导致中国进口通货膨胀。这就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利润下滑，于是国内资本流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另一方面，中国抗通胀的利率调整导致融资成本大幅度高于西方，于是西方就能够用海外低成本融资来华获取高收益。若中国现在完全开放金融管制，得到的是低价格的外部资本，挤掉的是国内高价格资本，最终会导致国内金融资本竞争的失败。

地方政府公司化使宏观调控难落实

南都：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长期呈现地方化态势？

温铁军：中国所谓的差异化区域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把本来对差异化有所控制的区域发展，改为放权让利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竞争，如今则是以区域不平衡来吸引国内过剩产业资本投资，变成区域再平衡。

现在看，先富起来的沿海加工贸易型工业，其实产业收益主要在海外，这种情况无法改变。在沿海不可能形成相对有收益的产业结构的影响下，各地都出现地方化发展趋势，实质是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的趋势。也就是说，各级地方政府不以提供公共品为主，而成为公共品让位于服务资本利益的公司化政治主体。任何政府公司化的竞争都会造成风险，竞争越激烈，风险就越大。

改革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由此，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与不断增加风险的地方之间，就长期存在利益矛盾。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无论地方财政债务和金融坏账多严重，政府都不会破产。而越是发达的地方，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资坏账和债务风险就越是上交中央。

中央靠什么承担风险呢？改革以来，中央把低收益产业下放到地方，地方变成产业经济代表，中央则主要是金融经济代表。当地方把风险上交中央，中央就得靠增发货币来化解。上世纪90年代以后，货币化是中央承担地方风险的主要手段，但也会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总之，中国出现了中央货币经济与地方实体经济同步增长的局面。

南都：中央的宏观调控为何总是不到位？

温铁军：中央的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时期屡屡不到位，主要是因为风险累积而成的经济危机在没有爆发前代价还不够大。中国每次能够落实的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共同受到威胁的时候。

众所周知，中央对地方的调控手段很大程度靠财政专项。但1994年之前，中央财政实际占比非常低，中央手里没钱就想号令地方，根本不可能。

当代中国的地方化起于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那时有一个说法叫“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机”。因为当时前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性援助，中国工业化需要的投资项目改为以贸易项目来进行。此时“二五”计划胎死腹中，中央财政占比陡然下降，从此长期平均在20%-30%之间；而地方财政长期平均在70%-80%的水平上。1989年经济危机与社会问题相继产生以后，1992年中央财政在严重赤字压力下放弃票证供应。同期，开放了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高风险市场，大量投机性金融资本涌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增长阶段。

直到1993年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危机严重，中央与地方谈判，于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分税制改革，此后造成了中央和地方对半分的财政比例。中央才开始用专项投资方式调控地方，有了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

中央政府各部其实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如果要某个部门按照中央的宏调体系来执行，它首先要看自己部门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如果它的利益减少，怎么能落实呢？很多人寄希望于制定一套现代政府管理制度，但现代制度本来就是多种利益集团互相制约的谈判依据。当务之急，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的资本利益转明。

推进县域经济范围内的城镇化

南都：中小企业发展与城镇化是否能够改变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状况？

温铁军：随着沿海经济的“去工业化”，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和城镇化结合，因为大量的打工者会从沿海携带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和资金，返回内地城镇。为什么返回？因为大多数打工者都不想成为工人阶级。

照搬西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和政策部门大都认为，农民应该改变身份，卖掉土地和房子，进城变成工人阶级。但有谁问过农民的意愿？问打工的农民想不想当产业工人，可能90%的人都说不想。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资产者，他愿意降低自己的社会身份当无产者吗？农民往往会回答你，他来打工的目的是挣点儿钱，将来开个小饭馆儿之类，总之想当小老板。从小资产者变成小老板，意味着从下层社会向中产阶级升级。更何况现在的生产线，是一个严格筛选劳动力的生产线，稍微过点儿岁数，二十七八岁以后，就算还能干，也干不过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了。大多数人挣点余钱以后，就要做点小本经济。这种小经济哪儿适合呢？小城镇适合，大城市不适合。所以我们会在不太久的将来，看到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主要靠城镇化和返乡的打工者们开办中小企业来形成新的一轮地方发展内涵。

而到这个时候，地方发展主体将不再是政府。中央正在从干部考核体系等方面逐步减少对地方政府GDP的刺激，地方政府也会越来越重视环境。中国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政府行为的改变。我们相信，未来会有一场新的城镇化发展，是去城市化的生态文明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果中国的城镇化在县域经济的范围内推进，那么我们相信政策选择是正确的。如果简单地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那对中国来说，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和严重的环境破坏，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

推动惠农而非惠资的农合社改革

南都：您为何不同意工商业资本大规模投资以促进中国农业产业化？

温铁军：最近很多学者抨击日本，因为日本长期以来坚持只许JA（日本农协）办企业，而近年来虽然允许企业法人进入日本农业，但事实上仍有很多障碍。大约10年前，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采取了相对激进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不仅允许个人，而且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接着，提出这个政策的政党下台了，因为社会多个利益团体知道，只要允许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一定是剥夺农民的。

国内讨论这个基本常识，认为这种产业化农业企业中，农民的工资就是全部劳动力价值。如果中国也推行综合农协政策，农民就反过来变成企业的主人了，这才叫保护农民利益。

再看，日本没有中国这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诸如苏丹红、三聚氰胺、黄浦江漂猪等，它的食品是安全的。在农业政策上，日本确实是东亚的楷模。整个东亚社会，除中国外，日韩都是日本的综合农协模式，国家给足了优惠政策，包括各种税收减免，政府投资只许给综合农协而不许给私人。中国恰恰相反，大量的优惠政策给私人，就是不给合作社。

日本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高达64岁，所以现在开始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尽管如此，工商企业仍认为，它们进入农业是竞争不过综合农协的。日本农民合作社办金融保险是免税的，是经营着82万亿资金的大型金融产业。日本农协商业经营的收入返还农民，所以日本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平均收入。这些收入，60%以上来自综合农协从事金融业、商业、保险业、房地产的收益，是非农的收益。每年日本的金融资本都提意见，但日本政府就是要扶持农业。

为什么我一直讲日本综合农协的政策固国百年？因为日本的城市经济是8大综合性商社掌控，而整个三农就是由第9个综合商社掌控——农业及其产业链的全部收益，都在综合农协，这是以惠农政策构建乡土社会稳态结构。因此日本虽自1990年起遭遇长期衰退，却完全没有动乱。相对而言，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惠资政策，在任何一个农业产业化的产业链中，农民的收益很少能超过10%。这些年造成的污染代价和农村乱局只能由社会承担。

如果我们把农村合作社从专业合作社改为综合合作社，即农民通过综合性经营，政府如果又明确规定了低税和免费制，那农民收入低下问题就会明显改善。我相信很快就有农村合作社改革的表述，但亲资本的各地政府能不能落实还得再说。

谢选骏指出：温铁军是“五毛学者”，杜撰了两个鸟人一问一答，人模狗样地弄出一篇报道混淆视听，变着法子骗人。但其实“五毛学者”都是党和人民政府豢养的寄生虫和应声虫——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就像猫择洞一样。

暗夜寻灯 seeking light in dark night @winstonywu Replying to @xxj2040：

考古病理学家研究采集狩猎部落的人身高寿命劳动时间和强度都比人类有了文明以后强的多。史记里记载周人几次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狩猎生活。可惜历史学家读不懂史记，没有明白人类有了政府，灾难就接踵而来！

不记得哪个历史学家做过这个统计了说历史上的灾难都是因为政府不善和失误造成易子而食是政府责任。

谢选骏@xxj2040：政府的任务就是进行自肥和扩张的循环，结果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无一例外。

谢选骏：文明交流导致瘟疫爆发——最新的实例是国际合作的武汉肺炎

《北匈奴的诅咒？2世纪东汉和罗马同时开始大瘟疫，历史暗藏线索》（陶慕剑）报道：

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一年里，发生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塞北鲜卑首领檀石槐也大举入寇，另外还首次出现了“清谈之风”，都会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但是，公元166年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影响却更加可怕。

东汉和罗马，几乎同时开始大瘟疫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派使节抵达洛阳，实现了与汉朝的首次官方交流。虽然极具历史意义，但史书也只是一笔带过。但一个令后人战栗的巧合发生了——罗马和东汉，几乎都在这一年发生了大瘟疫。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使节抵达东汉首都洛阳时，东汉境内正发生剧烈瘟疫。“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今天垂尽，地吐妖，人厉疫”（《后汉书-襄楷传》）。虽然疫情还没有严重波及洛阳，但已成为儒生们指责汉桓帝“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导致“灾异尤数”的证据。

无独有偶，罗马在这一年开始了史上著名的“安东尼大瘟疫”。出征帕提亚帝国（安息）的罗马大军，虽然在战争中获得大胜，在前一年攻克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但也在当地染上了奇怪的瘟疫，并将瘟疫带回了罗马。

瘟疫首先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蔓延，随后在巴尔干、意大利和高卢地区先后扩散，最后整个帝国境内都没有幸免。这场瘟疫持续了20多年，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估计死亡超过1000万），特别是罗马精英人物损失惨重，两位共治皇帝维鲁斯和马可·奥勒留先后因瘟疫去世。

此时，正值罗马帝国最鼎盛的安东尼王朝时代，强大的罗马在瘟疫打击下，人口、生产和税收遭到重创，军队也由于大量老兵死亡而受损。最终，安东尼王朝在192年结束，罗马帝国一度陷入“五帝之年”的混乱，从而走向了下坡路。

在地球另一端，东汉的瘟疫则更加漫长，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不断爆发，仅在东汉最后三十年里，就记载有十二次瘟疫大流行。特别是在汉灵帝（168年-189年）时爆发的大瘟疫，再加上天灾人祸，直接导致了黄巾之乱。

大瘟疫直到三国、两晋、十六国时代仍然多次肆虐人间，病亡数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算，导致中国古代人口一度陷入低谷，从汉桓帝时的5600万降到了晋武帝时的1600万。

由此可见，东汉和罗马帝国都是在鼎盛时期被大瘟疫击垮的。那么，两处的瘟疫会不会存在联系呢？

东汉和罗马瘟疫的共同性

从历史资料看，罗马和东汉都留下了关于瘟疫症状的记载，并且同时诞生了两位医圣——东汉的张仲景（约150年-219年）和罗马的克劳迪亚斯·盖伦（129-199）。根据双方的记载，病患都存在发烧、呕血、腹泻呕吐等等症状，罗马方面的记录更加详细，还描述到“大部分痊愈患者会在全身起疮，身上的疹也会像鳞片一样剥落”。

根据以往的一般说法，汉朝的瘟疫可能是流感、鼠疫、出血热等等，罗马的瘟疫则认为可能是天花、麻疹、出血热等等。其中，出血热最接近当时记录的症状，而且将东汉瘟疫和罗马瘟疫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说的出血热，一般指的是汉他病毒导致的流行性出血热。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出血热，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埃博拉出血热。不过，无论是汉他病毒还是埃博拉病毒，都是上世纪才被发现的。但是，这两种病毒或其近亲病毒，并非不可能出现在公元二世纪。

埃博拉病毒，源自于非洲的果蝠，比较难以流传到欧亚大陆，但汉他病毒就不同了，这种病毒源自于啮齿类动物，特别是野鼠和家鼠。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二世纪，地球开始进入一个小冰河期，气候趋向寒冷干燥，很可能对欧亚草原的植物、动物乃至游牧民族都产生了连锁影响。隐藏于草原的多种病毒，包括啮齿类携带的鼠疫、汉他病毒，牛类携带的天花、麻疹病毒等等，可能因此从野外传入了游牧部落内部，并借着游牧民族的迁移、征战活动，再传播到人口稠密的农业区。

瘟疫的起源：北匈奴的诅咒？

从起源地看，罗马瘟疫已确认来自于东方的波斯地区，东汉的瘟疫则可能来自于西方。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皇甫嵩伯父）率军征讨陇右羌族叛乱时，就发生了大瘟疫。皇甫规军中，有十分之三四的人病死。这起瘟疫，很可能就是延熹九年乃至东汉末年大瘟疫的先声。

另一个历史细节也值得我们注意。当时，北匈奴已经被汉朝和鲜卑打败，被迫向西逃窜。汉朝与北匈奴最后的战役（伊吾、蒲类海之战），正是在公元151年前后发生的。北匈奴进一步西迁，闯入了中亚的锡尔河、阿姆河地区，很可能引发了当地游牧民族（包括康居、乌孙、阿兰等民族）重新洗牌，进而发生了更多的征战和迁徙。

我们可以这么猜想，这场瘟疫原本来自于中亚草原的啮齿动物（包括野鼠、旱獭等），在北匈奴对中亚游牧部落的冲击下，沿着丝绸之路分别向东和向西，传播到河西走廊和波斯地区，进而引发了东汉和罗马的大瘟疫。事实上，这场公元二世纪开始的大瘟疫，可能包含了好几种疾病，但气候、地理和民族迁徙的因素，是我们研究瘟疫起源最需要注意的。

总的来说，古代世界虽然很大，汉朝、罗马、匈奴虽然相隔万里，但互相之间也许早就隐藏有不少联系，瘟疫只是其中最容易被史书记住的内容。

本文仅仅是提供一种粗浅的猜想，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明。

谢选骏指出：北匈奴的案例不是孤立的——十三世纪的蒙古扩张、十六世纪的欧洲扩张，都引起了类似的大瘟疫；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引起了西班牙流感，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引起了武汉肺炎——由此可见，文明交流确实导致瘟疫爆发。

《他再曝Covid是人为病毒 美资助中国实验室肇祸》（自由时报 2022-12-05）报道：

一位曾在中国武汉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美国科学家表示，Covid是从该设施泄漏的“人为病毒”。据纽约邮报引用驻美国研究员安德鲁·赫夫（ Andrew Huff）在英国报纸《太阳报》上的声明报道，两年前，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WIV）外泄，这是一家国营资助的研究机构。

流行病学家安德鲁·哈夫在他的最新著作《武汉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Wuhan）中声称，这场疫情大流行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在中国制造的冠状病毒引起的。

据纽约邮报报道，安德鲁·赫夫是总部设在纽约的研究传染病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前副总裁。

安德鲁·赫夫声称，中国的实验是在安全措施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导致武汉实验室发生病毒泄漏。他在书中指出，外国实验室没有适当的控制措施来确保适当的生物安全和风险管理，最终导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漏。

谢选骏指出：武汉病毒的出笼，不仅是中美合作的结果，还有法国和加拿大的参与——法国提供了研究室设备，加拿大提供了病毒样本。这些丧心病狂的国际罪犯，为了逃避他们本国的法律，就移师到共产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可以不顾舆论，为所欲为。当然，这里面还有台湾和日本长期提供血汗工厂和“经济援助”的“功劳”在内。由此可见，瘟疫爆发的确是“国际合作”——川普为了逃避自己的总统责任，才故意转移视线大叫“中国病毒”。其实，武汉病毒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病毒”。

谢选骏：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只能淹死

 

《法院悬赏2000万！曾靠400元起家，坐拥1200亿的他玩崩了》（环球人物杂志 隋坤 2022-11-05）报道：

这位曾掌管千亿集团的股市狂人，结局堪称凄惨。

11月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布一则执行公告，悬赏标的额为2亿元，赏金最高可达2000万元，被执行人是唐万新。

这让唐万新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据悬赏执行公告显示，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青岛永汇兴业工程设备配套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唐万新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唐万新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申请执行人提出悬赏执行申请。

申请执行标的额为2亿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等，且目前皆未履行。根据悬赏执行公告，本次悬赏金为线索提供人提供财产线索所取得的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10%，也就说，悬赏金最高可超2000万元。

当年，唐万新靠400元人民币发家，成为资本市场显赫一时的人物。其创立的“德隆系”一度发展成控资超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集团，而后又因股票崩盘走向覆灭。

近年来，“新德隆系”的身影仍会在市场上出现，但屡屡溃败。

靠400元起家

1964年，唐万新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中有5个孩子，他是家中幼子，也是最调皮的那个。

高中时，因父亲工作调动，唐万新全家搬到了新疆。

初到新疆，他因个头矮小，常受同学戏弄。但性格外向的他很快与同学打成一片，并被推举为班长。

1981年，唐万新考上了华东石油学院（现为中国石油大学）。但他志不在能源行业，一年后退学重考，结果阴差阳错又考上了新疆石油学院。

新疆石油学院曾创办过一个农场，不过由于管理不善，亏损严重。还是学生的唐万新自告奋勇去管理，虽然最后没能扭亏为盈，但他思维活跃、先执行后考虑的特点已显现。

1986年，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在翻涌。当许多人还在观望时，唐万新第二次从大学退学，问哥哥要了400元下海创业了。

他开了一家彩印店，唯一业务是洗胶卷。然而，他的店里没有洗胶卷的设备。他只是将胶卷寄到广州，然后让朋友洗出来再寄回来。

靠这种简单到离谱的商业模式，唐万新在两年内赚到了60万元。

有钱之后，唐万新没有选择一个领域深耕，而是将触角伸到了一切能赚钱的角落。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自行车保有量正冲向巅峰，外媒给中国冠上了“自行车王国”的称号。此时，唐万新携第一桶金杀入了自行车锁赛道。

他投资的车锁名叫将军锁，起初销量突飞猛进，可后来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最终连锁厂的生产许可证都被吊销了。

第一次“资本运作”失败后，唐万新又开始踅摸第二次投资，结果再次惨败。

那几年，电视陆续进入中国普通人家，唐万新盯上了卫星接收器这门生意。

1988年，他承包了乌鲁木齐新产品技术开发部，出资研制卫星接收器。没想到，产品研发成功后，他的技术团队被挖墙角，带着专利跳槽了。唐万新又一次血本无归。

之后，他经营宾馆、卖人造毛、加工玉石、设计名片，都以亏损告终，身家从60万变成了负债百万。他跟手下人说：“不如散伙，安心上班算了。”

但当时人均月薪百元，唐万新想靠上班还债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段时间，债主们天天来堵门，他实在没辙了，只能招呼他们一起开了个会。

会上，唐万新直接“破罐子破摔”，说钱肯定还不上了，自己愿意去“蹲号子”。债主们一听被吓一跳，纷纷反过来安慰他“不要放弃，愿意等他东山再起”。债务危机就这样被暂时化解。

1991年，唐万新终于等来机会，通过代理四通打印机赚到150万元。

之后，他还完欠债，并附上利息，这让他在圈内笼络了一批追随者，很多债权人都成了他的合伙人。

千亿集团

在实业市场屡屡受挫后，唐万新开始专心投机。

彼时，许多国企改制上市，其中有不少优质企业，股票升值空间很大。

但因中国股票市场刚起步，许多国企职工手握单位的股票，却不了解股票的概念。唐万新意识到这中间有信息差，开始疯狂收购这些股票。

收来股票后，他不会等待升值，而是迅速加价卖给职业炒股客，实现短期套利。他曾一口气吃下西北轴承的1000万元法人股，再以4000万元出手，几天内净赚3000万元。

通过做股票市场上的“倒爷”，唐万新加速积累财富。监管部门很快注意到了以他为首的股票”倒爷“，出台规定“一个身份证只能买300到500股”。

但这项规定没有限制住疯狂的唐万新，他又一次钻起空子。

只见他转身去往人才市场，以免费坐飞机到深圳旅游为口号，雇佣5000人排队购买认股证和股票，然后继续加价卖给职业炒股客。他甚至给这些人开出了每人每天50元的工资，远高于当时中国人均收入。

通过倒卖股票，唐万新积累了此前不敢想象的财富。后来他说：“那几年赚了七八个亿（元人民币）。”

1992年，唐万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取名德隆，专门进行资本运作。

因为财富积累太快，唐万新渐渐变得像个赌徒。他逐渐迷恋资本市场钱生钱的游戏，将公司战略定位由“实业投资”转向所谓的“产业整合”。

唐万新发明了一套自己的体系：先用一笔钱控股一家公司，再把公司抵押给银行贷款，同时公司在股市增资扩股融资，然后拿着贷款和融资去控股下一个公司，之后如此反复。这种行为就是“坐庄”。

此后，唐万新转战股票二级市场，先后完成新疆屯河、湘火炬、沈阳合金三家上市公司的收购，这三家上市公司日后也被称作德隆的“三驾马车”。

据《财经》报道，德隆系后来控股、参股企业达到200家左右，其中含5家上市公司；在“德隆系”控制和关联的金融机构中，有7家券商、3家信托、2家租赁公司、4家城商行和2家保险公司。

德隆系的收购涉及制造、农业、基建、金融多个方面，最终成为控制1200亿资产的庞大集团。

注定的覆灭

2002年，唐万新成为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的第27名。

有媒体注意到，唐万新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人物，生活中却不修边幅。他不爱穿西服、不爱打领带，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活动、不随意拍照……

而在这样的表象之下，蕴藏的是越来越疯狂的野心。唐万新已不满足于钻空子、赚快钱，而是想通过坐庄的模式打造一个民营资本集团。

可涉足那么多行业投资，却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深耕行业。这导致他手下的企业盈利越来越少，融资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股价高位，唐万新开始不择手段。他在股市里先后操控了4万多个交易账号，其中有2.7万个直接服务于德隆系“三驾马车”的股票交易。

除此之外，唐万新还会自掏腰包护盘。最夸张时，他每月光用来护盘的资金就近亿元。

唐万新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越玩越艰难。德隆商业集团看似庞大，实际上是一个缺少造血功能、输血少于失血的“虚胖”巨人。

2004年，唐万新的资产游戏终于玩不下去了，德隆系资金链危机的消息在市场上逐渐传开。当年4月14日，“三驾马车”的股票开始全线跌停，市值蒸发160亿元。德隆危机爆发。

2006年，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德隆系”三家核心企业合计被罚103亿元。

唐万新被捕。

唐万新入狱后，他的手下和拥趸沿用他的坐庄模式，在市场上继续疯狂投资各行业公司。这批人手下的公司，被称作”新德隆系“。但随着监管措施完善，这些人再也掀不起风浪。

几年之后，唐万新出狱，但其身影变得神秘，江湖上鲜有他的传闻。直到这次悬赏执行公告出来，大家才知道，原来唐万新还在走着自己的老路。

如今，被悬赏中的唐万新仍不见踪影。

这位曾掌管千亿集团的股市狂人，结局堪称凄惨，而这份凄惨似乎从故事开头便已注定。

钻空子、搞投机建起的“帝国”，必然千疮百孔，随时坍塌。也许，唐万新一直知道问题在哪，却还是选择末路狂奔。如今的一切，是他咎由自取。

网民嚎叫：

落基山99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31:52

本来就是骗子。飞猪，不能长久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家伙的浮沉史，给“摸着石头过河”做出了生动的诠释。摸着石头怎能过河？过不了河，只能被淹死——但是不要紧，淹死的人却成为后面权贵的炮灰，为权贵提供了扛尸的对象，成为先富党吸血鬼的人肉食粮了。这就是邓小平的如意算盘！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邓小平等先富党的后人也无法逃脱清算。因为，它们也是摸着石头，结果同样只能淹死。

谢选骏：2005年中华民国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

《台湾讲古： 蒋介石父子执政年代的"两会"》（威克 台湾媒体人 2018年3月10日 BBC）报道：

中国人大和政协的两会在政治体制上是中国的国会，而台湾在蒋介石父子执政的年代也有类似的"两会"。

台湾的所谓两会是根据1947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蒋介石也就是依照此一宪法在1948年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为总统，但是不久之后蒋介石江山易帜退到了台湾。

继续法统

当年许多各地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也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而为了强调执政的合法性，虽然台湾宣布实施戒严和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但是也恢复了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的"国会"运作。

刚开始的时候，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都是在当时台北市中心、并且接近总统府的中山堂开会，但是空间狭小，导致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开会时都颇有不悦情绪。

这种"两会同院"的情形到1960年立法院迁入现在的立法院之后结束，但是蒋介石的健康在同时间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少出现在总统府办公，到1964年决定在距离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台北市郊阳明山兴建"符合现代化需求"的地点。

1965年蒋介石政府兴建"中山楼"，1966年就竣工启用。在党国一体的年代，除了国民代表大会之外国民党党代表大会也是在中山楼举行，而蒋介石也经常在这里接见外宾、举行政府的行政会议。

当年南京时代从地方、行业、少数民族选出了将近3000名的第一届国大代表，到了台湾之后，政府以无法在"沦陷地区"举行定期选举和冻结宪法为由，这些国大代表和当年一起到台湾、选区在"沦陷地区"的立法委员都不用改选。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会被说成是"万年国代"、"终身立委"，而为了维持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合法开会代表人数，当年选区在"沦陷地区"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虽然在出缺的时候不能补选，但是采取"递补制度"。

也就是说，一旦这些地区的国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员因为某些原因而出缺的时候，就由在台湾同选区的递补代表接任，例如北平市国大代表因为退休、去世等等原因而出缺，就由在台湾的北平市国民大会递补代表接任。

以国大代表为例，递补代表的待遇不如在职优渥，但是政府会有补贴。不过许多递补代表从1949年一路等到1991年第一届国大代表全面退职也还是没有递补成正式的国大代表。

选举总统

在第一届国大代表到台湾的42年时间里面，国民大会总共开会10次，大部分是和选举总统有关，也閙出了不少现在看来啼笑皆非的问题。有一位担任国大代表的长辈曾经说，当年选总统，为了表现民主，故而希望投票的时候不要出现全体通过的结果，因此投票的时候要安排部分代表投下反对票。

这位长辈表示，当时国民党党部指示他投下反对票，但是到了投票的时候，他左思右想，还是投下了赞成票，结果开票之后，他就被党部找去开会，指责他为何不按照指示投票，他回答说，因为党部没有书面保证，他担心日后会被找麻烦，所以考虑之后还是投下赞成票。

中国的媒体会在不同的平台上直播两会，台湾当年国民代表大会开会也会电视转播，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的第一届国大代表也会穿着民族服装与会，表现出一团和气、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的气氛。

旅游景点

现在曾经金碧辉煌的中山楼成了游客参观还有赏花的景点，带领参观讲解的导览志愿工作人员会介绍这栋建筑的点点滴滴，尤其会讲到蒋介石虽然说是笃信上帝的基督教徒，但是也很注重风水。

导览人员说，中山楼前有纱帽山，后面是七星山、位置与蒋介石的士林官邸、圆山行馆以及总统府连城一线，左有松溪，右有磺溪，形成"玉带围腰"之势。

中山楼又是盖在硫磺坑口上，附近的山间不时飘出温泉蒸汽、颇有"仙气袅绕"的样子，但是中山楼落成之后不到9年的1975年4月，蒋介石就去世、蒋经国在1978年5月20日担任总统，在1988年1月去世。

曾经是被号称"历史伟人"的蒋介石、被说成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蒋经国、在台湾贫困年代耗费巨资兴建的中山楼，如今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风光不再，而当年台湾版"两会"、"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种种轶事也逐渐消逝在时代的巨轮之下。

谢选骏指出：台湾两会消失，非同小可，绝不像上文轻描淡写的那样可有可无——因为这意味着中华民国丧失了大陆代表权。不像共产党的各种会议，还保留着台湾席次。

网文《国民大会》报道：

国民大会（简称国大）是中华民国已停止运作之最高权力机关，现在其职权已经交付中华民国国民直接行使或转移到其他机关。依据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大会为五权宪法中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国民于中枢行使政权。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仍继续在台澎金马运作至2005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修正，该次修宪后冻结所有与国民大会相关的条文。

国民大会

National Assembly（英语）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机构

Seal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Republic of China (ROC).svg

2005年6月10日，由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选出之“任务型”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公告实施，冻结国民大会。

在《中华民国宪法》原文中，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国代）组成，其最重要职权为选举中华民国总统与中华民国副总统，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总统选举人团或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后来成立与其相类似的代议制立法机构还有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韩国总统朴正熙时代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人民会议等。

在法理上，《中华民国宪法》原文虽未改动，但依据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所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宪法半数文本已经停止适用；但由于《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有效期限为国家统一前[1]，所以与国民大会相关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等相关法律仍然没有废止[2]，故国民大会处于冻结中止状态，而非废止。国民大会冻结后，2012年3月第8届立法院院会由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出上述三法的废止案，但因届期不连续原则，并未完成审查[3][4]。

历史

国民大会由孙中山提出。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设计中，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亦即管理众人之事。照此，他将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而治权则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提供人民必要的协助。其中，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中央政权交由国民大会行使，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如此一来，人民透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人民权益不受政府侵害，人民也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

桂宏诚认为国民大会为孙中山规划中的政权机关，代表人民主权，他们委托专门人员，组成立法院，进行立法[5]。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权能区分等理论。李鸿禧等台湾学者认为这接近于民主集中制[6][7]。

制宪与行宪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增选代表、政府改组、宪草修正完成后，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当年，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爆发。

制宪过程中国民大会之组织与职权沿革

法案 组成 集会频率 职权

五五宪草 国民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3年一次 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及各院主要官员（含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

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

期成宪草 国民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国民大会议政会议政员由国民代表互选

政协宪草 国民大会代表包含立法委员、监察委员、

与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之代表 6年一次 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

（创制复决延后实施）

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大会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1946年10月11日，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等待第三方面提交名单而延期三天，1946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与会者基本上是1936年选出的代表，通过《中华民国宪法》[8]。

更多信息：行宪、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

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全国依照宪法同时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在南京集会，正式召开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为应付第二次国共内战之扩大，会中首先启动修宪程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举行了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选出了总统和副总统组成了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此届国民大会亦被称为“行宪国民大会”。

历次修宪

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经由修宪程序，在1948年4月18日议决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年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并且优于宪法而适用，使得南京宪法于公布后不久即无法真正落实。国民政府迁台后，宪法的适用性以及国民大会的职权逐渐受到质疑。于是在1991年确立了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退职，并开始遴选新任国代以及调整宪法，其后历届国大于1991年、1992年、1994年、1997年、1999年与2000年共完成六次宪法增修，此时期的国民大会亦被称为“修宪国民大会”。对于国家中央的行政体制以及宪法内容作了多次修正：

国民大会首次于1991年4月，在不修改宪法本文、不变更五权宪法架构原则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十条（今为12条）。

1991年确认两岸分治之事实，区隔台澎金马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监察委员改由总统提名产生。

1992年通过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

1994年为“原住民”正名。

1997年通过精简台湾省政府的组织层级，称为冻省。

1997年取消立法院之阁揆同意权，总统任命行政院院长不必经立法院同意。赋予立法院倒阁权与总统被动解散国会权。

1999年国代通过延任案，立法委员连任数月，而国代则延任两年，引来舆论哗然。后司法院大法官宣布违宪无效。

2000年更改立法院组织，以及将国民大会虚级化甚至之后废除，皆朝向一院制国会体制。

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任期至2000年（民国八十九年）5月19日止。按照第六次修宪后之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2000年4月25日公布），国民大会组织变更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为三百人，在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或提出总统、副总统弹劾案时，于三个月内采比例代表制选出，国民大会于选举结果确认后十日内集会，集会以一个月为限，国民大会代表任期与集会期间相同，即俗称任务型国民大会。其职权为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及议决立法院提出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中山楼，位于阳明山，地址为台北市北投区阳明路二段15号，为国民大会1972年至2005年之集会场所。

 

国民大会秘书处设于台北市中华路一段53号，直到国民大会停止运作。

人民直接行使政权

更多信息：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结果

 

政府党派 249 反对党派 51

  民主进步党 127   台湾团结联盟 21

  中国国民党 117   亲民党 18

中国民众党 3 民主行动联盟 5

农民党 1   新党 3

公民党 1   无党团结联盟 2

建国党 1

无党籍 1

同意宪法修正案 反对宪法修正案

随着中华民国政治发展，选举总统的权限由国民大会下放

至全体人民，国大亦不再常设，仍透过选举组成，任务完成随即解散。

2004年8月，宪政史上首次立法院修宪院会，以198位出席立委全数赞成，三读通过“国会改革、公投入宪”宪法增修条文修正提案。依此次立法院通过的修宪提案，将废除国民大会，未来立法院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将交由公民投票复决。此修宪案仍须经过选出的国大代表复决通过，才正式生效。因此于2005年动员选出第四届国民大会以表决该修宪案，并广泛被认定为最后一届国大，称为“任务型国大代表”。

2005年6月7日该届大会第二次会议，由主席团主席叶菊兰轮值大会主席，任务型国大以249票赞成，48票反对，跨过修宪门槛的225票，复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修宪案共六个条文，包括国会改革案、公民复决、废除国民大会等三大议题。

第一条规定公投复决入宪、废除国民大会；

第二、五、八条是配合废除国大后的职权移转；

第四条是国会（立法院）改革条款及总统弹劾流程修正；

第十二条则是订定公投复决门槛。

同年6月10日公布前述条文，实行58年的国民大会制度走入历史。

国民大会职权

1947年公布施行之《中华民国宪法》中有关于国民大会职权之条文为第四条（国土）、第二十七条（国民大会职权）、第三十条（国大临时会之召集）、第一百条（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第一百七十四条（修宪程序）。国民大会之职权整理如下：

1947年《宪法》中国民大会之职权 现行《增修条文》规定

第四条 决议领土变更案 由立法院提出“领土变更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

第二十七条 选举总统、副总统 自由地区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

罢免总统、副总统 由立法院提出“罢免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决定

第二十七条及

第一百七十四条 修改宪法 由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

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

第三十条及

第一百条 议决监察院所提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由立法院提出“弹劾案”，声请司法院大法官审理，经宪法法庭判决

另外《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于1992年第二次修正至2005年第七次修正之间对中央政府机关做出改组。国民大会做为宪法中由直接民选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暂时取得以下人事同意权以维持权力分立原则。

人事同意权 原《宪法》 (1947–1992) 早期《增修条文》 (1992–2000) 现行《增修条文》

司法院 院长、副院长及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第七十九条） 三院之人事，由总统提名，

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 三院之人事，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考试院 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第八十四条）

监察院 监察委员，由各省级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第九十一条）

院长、副院长由监察委员互选。（第九十二条）

国民大会自2005年冻结之后，上述职权已经分别转至国会（立法院）、宪法法庭（司法院），修改宪法条文须交由公民投票复决。依照现行《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宪法修正案”及“领土变更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后提出。经公告半年，于三个月内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即为通过。（第一条与第十二条）

总统、副总统之“罢免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后提出。交由自由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有效票过半数同意罢免时，即为通过。（第二条）

历届国民大会

更多信息：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和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之集会原依宪法规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举行，另依第三十条有关规定，得召集临时会。然而预定改选的1953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已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从而导致第一届国大代表原选区（除台湾、金门、马祖与大陈）无法办理选举而全体无限期延任，曾被讥为“万年国会”。[9]

届别 法定任期 实际任期 会议 选举 名额 附注

第一届 原为六年，

后改为无限制 1948年3月27日－1991年12月31日

（各次当选者任期见右附注） 会议八次，

临时会二次 1947年选举 2961 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唯一一次选举。该次台湾省亦选出19名代表。

政府迁台后来台报到者1578名，至1991年底仅剩565名代表。

1969年增选选举 15 仅在台湾地区（福建省除外）举行。选出代表之任期同1947年选出者。

1972年第一次增额选举 53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受国际情势延为八年。

1980年第二次增额选举 76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

1986年第三次增额选举 84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至1992年底，与第二届代表有交错。

第二届 1992年1月1日至

第八任总统任满前 1992年1月1日－1996年5月19日 会议一次，

临时会四次 1991年选举 325 在台湾地区全面改选。

第三届 四年 1996年5月20日－2000年5月19日 会议五次 1996年选举 334

任务型 一个月 2005年5月20日－2005年6月7日 会议一次 2005年选举[10] 300 末代选举

历届国民大会选举及任期

国民大会历次集会

届别 会议 日期 重要决议 与会代表选出年份 集会地点

第一届 第一次会议 1948年3月29日－1948年5月1日

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

1947年 国民大会堂 南京市

第二次会议 1954年2月19日－1954年3月25日

决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继续有效。

通过由监察院提出之副总统李宗仁弹劾案。

第二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陈诚）。

中山堂 台北市

第三次会议 1960年2月20日－1960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冻结《宪法》对于总统连任之限制。

第三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陈诚）。

临时会 1966年2月1日－1966年2月8日

讨论宪政研讨委员会宪法草案，决议不修改《宪法》。

修正《临时条款》，解除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权之限制并同意其设置宪政研究机构。

第四次会议 1966年2月19日－1966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授权总统调整中央政府组织与订颁办法增补选中央民代。

第四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严家淦）。

第五次会议 1972年2月20日－1972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改为定期改选。

第五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严家淦）。

1947年、1969年 中山楼

第六次会议 1978年2月19日－1978年3月25日

第六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经国，副总统：谢东闵）。

1947年、1969年、1972年

第七次会议 1984年2月20日－1984年3月25日

第七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经国，副总统：李登辉）。

1947年、1969年、1980年

第八次会议 1990年2月19日－1990年3月30日

第八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李登辉，副总统：李元簇）。

1947年、1969年、1986年

第二次临时会 1991年4月8日－1991年4月24日

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一次增修）

第二届 临时会 1992年3月20日－1992年5月30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二次增修）

总统、副总统改由自由地区人民选举。总统、副总统与国大代表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

1986年、1991年

第二次临时会 1992年12月25日－1993年1月30日

第三次临时会 1993年4月9日－1993年4月30日 1991年

第四次临时会 1994年5月2日－1994年9月2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三次增修）

第九任起总统、副总统改由自由地区公民“直接选举”。

第五次会议 1995年7月7日－1995年8月17日

第三届 第一次会议 1996年7月7日－1996年8月30日 1996年

第二次会议 1997年5月5日－1997年7月23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四次增修）

第三次会议 1998年7月21日－1998年8月10日

1998年12月7日－1999年1月25日

第四次会议 1999年6月8日－1999年9月3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五次增修）

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本次修宪经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判定违背修宪正当程序而失效。

第五次会议 2000年4月8日－2000年5月19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六次增修）

国民大会改为“任务型”非常设机关，需要行使职权时才进行选举。

任务型 第一次会议 2005年5月30日－2005年6月7日

修正《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七次增修）

国民大会停止运作，其权力交由国民直接行使、立法院及司法院宪法法庭。

2005年

历任首长

主席团与议长

第一届、第二届国民大会采“主席团制”，集会时由代表互选主席若干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主席轮流主持会议。依1994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次增修规定，第三届国民大会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代表互选产生。[11] 2000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次增修后规定国大复采主席团制，故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不设议长、副议长。

中国国民党/未知   青年党   民社党   无党籍

第一届国民大会[12]

第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团

第二届国民大会[12]

第二届国民大会主席团

第三届国民大会

第三届国民大会议长、副议长

会期 议长姓名 议长政党 副议长姓名 副议长政党

1996年7月8日－1999年1月13日 钱复   中国国民党 谢隆盛   中国国民党

1999年1月13日－1999年9月8日 苏南成   中国国民党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1999年9月8日－2000年5月19日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副议长代理议长）

任务型国民大会

编辑

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主席团

排名 姓名 政党 排名 姓名 政党 排名 姓名 政党

1 叶菊兰   民主进步党 5 周清玉   民主进步党 9 许志雄   民主进步党

2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6 蔡政文   中国国民党 10 葛永光   中国国民党

3 李安妮   台湾团结联盟 7 李元贞   民主进步党 11 顾立雄   民主进步党

4 叶耀鹏   亲民党 8 赵丽云   中国国民党

秘书长

国民大会设秘书处处理会务，并设秘书长一人。1996年国民大会设议长前，秘书长为其事实上的“常任首长”，对外代表国民大会。自1948年至1997年，秘书长在国民大会集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提请大会决定任命，不集会时只设置代理秘书长，由政府任命；国民大会设议长后，秘书长改为常任制，1997年至2001年，秘书长改由国民大会议长遴选；2001年后，秘书长又改于开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遴选。2003年，国民大会未集会期间之业务依法移交至立法院，秘书处和秘书长改于任务型国民大会集会时临时设立。历任秘书长除洪兰友外在任职时均为国大代表。[11][13][14]

历任国民大会秘书长

任期 姓名 选区 政党 国大届次 任命代表选出年份 附注

1948年4月5日－1958年9月28日 洪兰友 （非国大代表）   中国国民党 第一届 1947年 国民大会不集会时为代理秘书长

1959年12月10日－1966年6月8日 谷正纲 贵州安顺

1966年6月8日－1972年6月6日 郭澄 山西阳曲 1947年、1969年

1972年6月6日－1976年9月15日 陈建中 陕西富平 （未经大会正式任命）

1976年9月15日－1980年9月29日 郭澄（二次） 山西阳曲 1947年、1969年、1972年

1980年10月2日－1990年9月19日 何宜武 福建寿宁 1947年、1969年、1980年

1990年9月19日－1992年1月22日 朱士烈 湖北竹山 1947年、1969年、1986年

1992年1月22日－1996年9月1日 陈金让 全国不分区 第二届 1986年、1991年

1996年9月1日－2003年5月19日 陈川 第三届 1996年 常任秘书长

2005年5月26日－2005年5月31日 钱林慧君   台湾团结联盟 任务型 2005年 代理秘书长

2005年5月31日－2005年6月7日 叶俊荣   民主进步党 秘书长

宪政研讨委员会

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任内，国民大会曾设置“宪政研讨委员会”（简称宪政研讨会、宪研会），作为常设机构，由全体国民大会代表组成，负责研讨宪政问题。宪研会的活动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1966年，第二阶段为1966-1991年。

历史沿革

1960年3月1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于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闭会后，设置机构，研拟办法，连同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由总统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根据总统蒋中正核定的《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同年7月1日，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总统蒋中正为主任委员，副总统陈诚为副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谷正纲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同时，设若干研究组，研究两权行使及修改宪法问题。[12]

按照《组织纲要》规定的任务，宪研会经过一年半的研讨工作，于1961年12月25日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草案初稿”案及“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对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研讨结论”案（即所谓“宪研宪草”；宪研会并建议国民大会将此项研讨结论“留俟大陆光复后国民大会集会进行修宪时，作为研讨之基础”）。1962年2-7月，宪研会就上述两案广征社会各方意见，最后于当年12月16日将两案及相关意见文件一并呈报总统蒋中正，完成阶段性任务。[15]

1966年2月，蒋中正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将宪研会呈报的两权行使办法及宪研宪草提交大会。国大临时会审查通过了关于行使两权的《临时条款》修正案及“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并决定在大陆光复前暂不修改宪法本文。同时，国大临时会还决定继续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问题，不以两权行使为限，因此于2月7日修订通过《临时条款》，将上次通过的关于研究机构的条文改为：“国民大会于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同年3月23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重新制定了《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12]

1966年7月1日，根据新的法源，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重新成立，仍以总统为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由国民大会秘书处办理日常事务；同时，根据《组织纲要》规定，由主任委员指定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并设置常务委员和若干研究委员会。宪研会平时研讨宪政问题，每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全体会议，国大代表因此得以借宪研会名义实现每年定期集会。[16]

1991年5月，总统李登辉公告废止《临时条款》，宪研会失去法源基础，于当年7月1日终止运作。[17]

历任主要负责人

第一阶段（1960年7月－1966年6月）[16]

主任委员（总统兼任）

蒋中正

副主任委员（副总统兼任）

陈诚

秘书长（国民大会秘书长兼任）

谷正纲

第二阶段（1966年7月－1991年7月）[18][17]

主任委员（总统兼任）

蒋中正（1966年7月1日－1975年4月5日）

严家淦（1975年4月5日－1978年5月20日）

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1988年1月13日）

李登辉（1988年1月13日－1991年7月1日）

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指定）

谷正纲（1966年7月1日－1990年3月31日）

陈建中（1991年1月18日－7月1日）

秘书长（国民大会秘书长兼任）

郭澄（1966年7月1日－1972年6月6日）

陈建中（1972年6月6日－1976年9月15日）

郭澄（1976年9月15日－1980年9月29日）

何宜武（1980年10月2日－1990年9月19日）

朱士烈（1990年9月19日－1991年7月1日）

设立初衷与法学界评价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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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国民大会是用来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政府权力的权力机关，立法院是政府的立法机关，当时起草宪法的人对五权宪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因为五权宪法中的五权不是五权分立相互制衡，而是五权共治，前提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拥有五个职能机构，分别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考试机构，监察机构。

从性质上的分析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的区别就是：一是前者是民选专业官员（设计游戏规则），后者是人民利益代表（选择游戏规则），二是前者是选区选举，后者是按照地区（县）或利益团体人口比例选举出来的。相当于把美国三权分立中的参议院打造成了一院制的立法院，把众议院提升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位置。

国民大会的性质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书中将其作为政权机构，负责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的原始构想是将其作为类似美国选举人团性质的非议会组织。孙中山提出了政权，治权分离的思想，即“国大有权，政府万能[19]”。在这个思想下，国民大会不能视为有立法权的议会，而是一个掌握政权的机构。孙中山又把立法院作为议会，并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五院之间互不牵扯，无须互相负责，仅需对国大负责，以达到政府万能的目的。有学者认为[20]，孙中山设想的国民大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作为议会，则它人数太多，议事效率低下；作为选举人团，它的人数又太少，难以代表四亿国民。且立法院间接民选又失去议会的直接民意基础。

国共内战时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草采取中共建议[21]，则将国民大会虚化，各省议会合为无形国民大会，即联邦制。但在各方对联邦制的反对下，张君劢重新设计了宪草，巧妙地限制了国民大会职权，将其开会次数减为六年一次且创制权与复决权被变相拖延。这是减小国民大会权限，且绕过联邦制的折衷办法。

有观点认为[22]，国民大会只有选举罢免总统权和修宪权是危险的，国大既为全体国民选举，而权力较少，将致使其频繁运用修宪权以扩大自身职权，导致国家因频繁修宪而政局动荡，即有学者所谓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23]。1948年第一届国大召开时即有张知本等人要求修宪扩大职权，后播迁台湾又出现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国民大会的认受性受到质疑。

但亦有观点[24]认为：中华民国宪法前言在整部宪法中可以做为宪法解释与适用之依据，亦是宪法本文的一部分，且具宪法效力与拘束力之性质。然宪法前言所云之“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制定本宪法”，至今日国民大会虚设化、立法院作为国会独大治权一相比较，似有违宪之疑虑。

参见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制宪国民大会

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立法院、监察院

南京人民大会堂（原国民大会堂）、中山堂 (台北市)、中山楼 (阳明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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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会组织法

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

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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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国民大会官方网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46年南京制宪国民大会电影纪录片 中华民国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最新待审一览表 2012-4-10（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机关

空缺

上一位持有相同头衔者：

  中华民国国会（第一届复会）

  制宪国民大会（1946年） 中华民国国会

（国民大会、立法院以及监察院）

1947年12月25日－2005年6月7日 继任：

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

全国性公民投票

立法院

司法院宪法法庭

中国国家机构

前任：

  国民政府 中国大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中共和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不承认其合法性）

1947年12月25日－1949年9月21日 继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谢选骏指出：中华民国缺乏大陆代表权，因而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台湾地区政权了。1990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请国大代表休致，2005年，国民大会选出的“任务性国代”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自己裁撤。至此，中华民国自我阉割完成，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