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克思就是希特勒的爷爷——强奸德意志女佣的犹太老头

《马克思与女佣通奸生子 嫁祸恩格斯背黑锅》（2018-05-08 北京时间2018年05月08日）报道：

中共近期大肆宣传的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性丑闻广传。据报，马克思33岁那年与26岁的女佣有染，并生了一个私生子，为平息妻子燕妮怒火，马克思说服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为他背黑锅。恩格斯死前才透露这一秘密。

据报，有关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的性丑闻，早在1900年前后，在社会主义领导人圈内几乎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

1962年以后，德国历史学家维尔纳布鲁门柏格，首次以证据证实这一事实，使马克思的性丑闻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

而所有的马克思传记也都有描述，确认马克思与女佣确有私生子，如： 马克思传Paul《马克思九十分钟传》、Francis 之《马克思传》、Werney 之《马克思传》及Franz之《马克思传》，皆有较详细披露。

中国也有学者承认这一事实，但也有中共御用文人放着明白装糊涂，迄今仍否定马克思的性丑闻。

据记述，当年马克思一家和朋友们去伦敦郊区散步或郊游的时候，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一个身材壮实的女仆，她挎着沉颠颠的装满食品的篮子，背着塞满杯盘碗盏的包裹，到了目的地还要张罗吃喝，收拾残汤剩羹。

她叫海伦·德穆特，马克思一家叫她海伦。她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到马克思的岳父威斯特华伦家做佣人，燕妮出嫁时，她被当作陪嫁。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拒绝这份活礼，而是照单全收。

马克思一家对这个女仆十分信任，除了让她包下一日三餐和家常杂务，还把紧巴巴的财务交给她，于是，海伦白天要操持一家数口的衣食，晚上还要在灯下把一个铜板掰作两半，对主人的几个女儿她更是视同己出。

但是海伦对马克思的奉献超出了家务和财务。1850年，海伦怀孕了。由于海伦自从来到马克思家以来，从没有与外边的男人交往过，怀孕的原因自然与马克思有关。于是，马克思和燕妮之间爆发了可怕的争吵。

马克思需要为这个孩子说清来龙去脉，不能让人以为海伦怀的是外面的野种，因此频繁地出入他家门，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理想的入选。

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了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马克思又不能让这个私生子留在自己的家里，于是这个叫亨利的婴儿，被送到一个工人家里寄养，小亨利长大后可以去马克思家探望他的妈妈海伦，但不能走正门，可以从厨房的边门进去。

恩格斯死在马克思之后，虽然在马克思的葬礼上，他把这个半辈子靠他的钱生活的思想家赞美成了完人，但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他是患喉癌而死，临死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

亨利就是那个男孩，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海伦死于1890年，她在马克思家里干了一辈子，到头来两手空空，什么都不是，她的儿子后来当了机修工。

而马克思的妻子燕妮的整个婚姻生活中，一直承受着家庭贫困的境地。她陪伴马克思度过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的流亡生活，并始终默默地为他奉献。

沉重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到她的身上，直到1867年资本论系列第一本出版以后，家庭财政状况才有所改善。1867年燕妮被诊断患上癌症，她于1881年12月2日在伦敦去世，终年67岁。

《马克思与撒旦》一书也曾披露，马克思终生剥削女仆海伦，没有支付过任何工资，还强迫其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引发马克思与燕妮的婚姻危机。恩格斯为了照顾“革命领袖”的威信，向燕妮谎称自己是孩子之父。

一直到死前，恩格斯才透露这一秘密。孩子取名为亨利．弗里德利希．穆特。这个故事也公开在东德的纪念馆里。

后来，马克思的女儿图西听到恩格斯临终时告诉她，马克思私生子的真相时，精神崩溃而自杀。

另有资料披露，除海伦外，马克思还与其女仆德穆斯私通。马克思本身还是一个酒鬼，对自己的亲人冷漠，妻子去世后连葬礼都不参加，当他母亲去世后，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她母亲是老女人，也没表达一丝悲伤，说自己比她重要，要动身去接遗产。

而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还曾在1856年称要将犹太人“这癌肿彻底消灭”，他在其它的文章中称“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像小商贩”、俄国人为“吃大白菜的饭桶”、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甚至将无产阶级的人称为“笨蛋、恶棍、蠢驴”。

人们还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发现充斥很多猥亵下流之语，找不到他们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只言片语。

甚至马克思临死前说“我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该内容在马克思传及马克思女婿拉法格回忆录中均有记述，但一直成为各国共产党国家讳莫如深，成为历史的秘密。

马克思由于给全人类犯下深重的罪孽，自己长期缠绵病榻，浑身是病，并在极其痛苦中死去，被外界认为是遭到报应。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恩格斯也不是无辜的，这个家伙一生撒谎，结果被神封住了口。

1《恩格斯致马克思》（伦敦1870年7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关于杜邦的指示［注：见本卷第504页。——编者注］不那么明确，我无法执行。要我给他租一间房子，是带家具的还是不带家具的呢？你一点也没有提，而这是最为重要的。其次，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个可靠的女佣也非常困难；再其次，由于莉希心绪不宁和没有耐心，她的膝盖恢复得不象应该做到的那么快，因此她出不了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杜邦马上要随身带一个孩子来的计划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我认为，他的内兄弟或赛拉叶可以把第三个孩子也收养一两个星期；在目前情况下，最好是他一个人先来，我可以立即和他一起去找房子，同时关于找女佣的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打听。既然他反正得自己去接孩子，或是托别人带来，那末两个或者三个都是一样。

如果这个计划可行，马上给我回信，我好替他在他工厂附近找个临时住处，找个带家具出租的房子并带包伙住一个星期，要是他愿意的话——我想，他只需要一间卧室，他不会想花钱再要一间起居室吧？他什么时候来，也来信告诉我。我等待着你立即回复，以便我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再说一遍，如果马上把孩子带来，那是天大的蠢事了，这会大大增加他的开支，而且头一些天是很碍事的。要是他不愿用第一个找到的随便什么人，那他一下子到哪儿去找女佣呢？

至于卡尔斯巴德［注：卡罗维发利。——编者注］，象早就说过的，我赞成你今年夏天去那儿。我可以拿出四十英镑供你作旅行之用。疗养对你是绝对必要的，且不说你不好完全回避库格曼和他的一片盛情了。查·勒兹根也曾在那里呆过，我昨天看见了他；他说，那里花费不大，何况在疗程进行期间“没有什么花钱的机会”；疗养对他的肝脏（比起你的来是十分健康的）很有好处，他虽然显得稍微瘦了一点，但是健康多了。所以，你下决心吧；除了库格曼，你在那里大概还会遇到其他有趣的肝病患者。你回来路过汉堡时，也催一催迈斯纳。总之，你快下决心闭上眼睛跳进温暖的卡尔斯巴德喷泉［注：卡罗维发利温泉。——编者注］和同样温暖的库格曼的仰慕之情中去吧！注意：在奥地利边界可能发生护照麻烦，如果你有自己的私人医生陪同前往，或许会顺利些。

洛帕廷讲的种种俄国事情十分有趣，而且知道这些东西特别有用处。非常叫人高兴的是，涅恰也夫原来是个普通的流氓。

小燕妮不必提我是短文［注：弗·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编者注］的作者，因为库格曼十分熟悉我的笔迹；不过，这也可由她自行处理，至于如何改动，那就随你的便了。对于她所担心的酸浆，大概无法幸免了。

顺便谈谈杜邦的事。莉希想到一个对他非常合适的人，不过我们得找到她才行；我担心在星期日或星期一以前我们打听不到消息。这人就是莉希的表姊妹安娜·凯恩，一个不年轻、不漂亮、但非常诚实的人。杜西认得她；但是星期五以前我们未必能打听到她目前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在这星期末或下星期初以前是见不到她的。

我在此地古代法律出版委员会的官方刊物上发现了《威尔士的古代法律》[66]，并浏览了一下。里面有些绝妙的东西。如果一个男子在新婚之夜发现他的新娘不是处女，而仍和她同睡至早晨，那他就得不到她的任何财产，但是，如果他一发现她已失身便带着勃起的生殖器到介绍人那里去，由他们证明他发现她已失身之后并没有和她同睡至早晨，那她就不能在第二天早晨对他提出任何要求。按法律规定，如果乳房、毛发、月经都正常，那就没有人能肯定知道她是否真正是处女，因此，她应当找七个证人，其中将包括她的父母、兄弟和姊妹。如果她不愿或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她的内衣就要剪到齐髋处，并让她用手去抓一头一岁的阉牛的抹了油的尾巴，要是她抓住了它的尾巴，那她就得到这头牛作为自己的一份argyoren（私人财产）；要是她抓不住，那她就什么也得不到。

我们现在在窗户上已贴出“出租”广告。你们还没有找到一点线索吗？

查伦敦图书馆目录的事进行得怎样了？这对我很重要，好让我知道这里的哪些书我可以先不读。

向你们大家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注释：

[66]《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第1—2卷（《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Wales》.Volumes　Ⅰ—Ⅱ，1841）。——第45、511页。

2、《马克思致恩格斯》（曼彻斯特１８６８年３月２５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我本来想在博物馆①里给你写信，但是我突然感到很不

舒服，只好把手中的一部很有趣的书合起来。我两眼发黑，头痛得要命，胸部闷得慌。我就慢慢走回家了。空气和阳光使我感到舒服一点，到家后我睡了一会儿。照我的情况来看，本来应当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但是，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

关于毛勒：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自由市、享有特权的地主、国家权力以及自由农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作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甚至象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作用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

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我们大家被这种判断的盲目束缚得多么厉害啊：恰好在我的故乡，即在洪斯吕克，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

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当律师的父亲还和我谈到过这件事哩！另一个证明是：地质学家，甚至象居维叶那样一些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也把某些事实完全解释错了，同样，象格林那样一些有才能的语言学家也把最简单的拉丁文句子译错了，因为他们完全处于麦捷尔 （我记得，他所叹赏的是：德国人中从来没有 “自由”，但是“空气造成占有”）等人的影响之下，例如，塔西佗的一句人所共知的话：《ａｒｖａｐｅｒａｎｎｏｓｍｕｔａｎｔ，ｅｔｓｕｐｅｒｅｓｔａｇｅｒ》７３，意思是：他

们更换（通过抽签，后来所有野蛮人法典７４中的ｓｏｒｔｅｓ〔抽签〕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田地（ａｒｖａ），而仍然保留公有地（ａｇｅｒ同ａｒｖａ相反，是ａ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公有地〕），格林等人却译成：他们每年耕种生地，但仍有 （荒）地存在！

同样，“他们个体地和分散地进行耕作”①这句话可以证明，德国人自古以来就象威斯特伐里亚的容克那样，经营单个的田庄。但在同一个地方接着又说：“他们建立村庄的方式和我们的不同，他们不是把房屋聚集在一起并使之互相毗连，而是每家住所周围都有一块空地”；象上面所描写的那种日耳曼原始村落，直到如今在丹麦的一些地方还存在。斯堪的那维亚对德国的法律学和经济学，就象对德国的神话学一样，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重新认清我们的过去。此外，甚至格林等人也在凯撒那里发现，日耳曼人总是按血族共同体集体定居，而不是单独定居的：“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一起居住的”①。

不过，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Ｓｕｎｄｒｅ，Ｂｅｓｏｎｄｒｅ〔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Ｓｏｎｄｅｒｅｉｇｅｎ〔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

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１８４７年）一书是十分有趣的，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代是有变化的。他是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物种甚至是产生在有史时代。但是他同时是农学家。他断定，农民非常喜欢的 “湿度” 随着耕作的发展 （并且是和耕作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地）逐渐消失（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到北方），最后形成了草原。

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这个人既是化学家、农学家等等，又是知识渊博的语言学家（他用希腊文著书）。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象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可见，他也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

这位弗腊斯还具有德国人的那种奇特有趣的特点。他最初是医学博士，后来是视察员，化学和工艺学教师，现在是巴伐利亚兽医管理局局长，大学教授，全国农艺实验所所长，等等。他在担任最后这几项工作时年事已高，但仍然象个精神饱满的小伙子。

他曾游历过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的许多地方！他的《农业史》也很有意义。他称傅立叶是一位“虔诚的和幽默的社会主义者”。关于阿尔巴尼亚人等等是这样写的：“各种缺德的通奸和强奸”。必须认真研究全部近代和现代农业文献。物理学派是同化学派对立的。

别忘了把库格曼的厂主①的信给我寄回来。再没有比在这里看到你更使我高兴的了。

你的 卡·马·

又及：埃德加尔②的种植场主的帽子又找到了，这一次你可以把它带给莉希夫人。

谢选骏指出：看看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充满“革命情谊”的尔虞我诈，再想想“从宏观了”，马克思其实算是希特勒的爷爷——犹太畜生马克思最喜欢的就是强奸女仆还生杂种儿子，和希特勒的犹太爷爷一样，满是历史的坏水。被爷爷强奸奶奶生下私生子父亲的历史丑剧所羞辱并被激怒的希特勒，不仅成为反犹太分子，而是成为犹太屠杀的领导者——他理所当然地痛恨强奸了他奶奶的马克思主义……结果促成了“犹太人的私生子屠杀犹太人”的种种，这都是马克思一类的人渣所造的孽啊。……利用权势和下属女佣“通奸”，其实就是一种强奸！尽管那是一个德意志女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就是产生于此强奸之中；希特勒的种族斗争行为，也是产生于此强奸之中。

谢选骏：德国人怀念君主制度

《德国抓捕25人 极端右翼团伙涉嫌策划政变颠覆政府》（保罗·科比（Paul Kirby）

BBC 新闻记者 2022年12月7日）报道：

德国当局出动3000多名警察在全国130个住处大搜捕。

德国当局在全境范围突击搜查，共有25人因涉嫌阴谋推翻政府被逮捕。

德国报道称，由极右翼和退伍军人组成的团伙计划冲击国会大厦，夺取政权。

一位现年71岁、被称为海因里希十三世亲王的贵族，据称是该颠覆政府计划的核心人物。

据联邦检察官称，在德国11个州被捕的人中，他是被指控的两名头目之一。

据说策划者包括极端帝国公民运动（Reichsbürger）的成员，该组织因发动暴力袭击和宣扬种族主义阴谋论而长期受到德国警方的关注。他们还拒绝承认现代德国。

估计有50名男女被指控是该涉嫌颠覆政府组织的成员，据说他们策划推翻共和国，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仿照1871年德国，名为“第二帝国”的新国家。

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我们还没有这个组织的名字”。

德国当局共派遣了3000名警察参加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130次突击搜查，有两人在奥地利和意大利被捕。被拘留的人将在晚些时候接受审讯。

德国司法部长马可·布克曼（Marco Buschmann）在推特上说，正在进行一次重大的反恐行动，怀疑有人“计划对宪法机构进行武装袭击”。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该组织自2021年11月以来一直在策划暴力政变，其“中央委员会”成员自那时以来一直在举行定期会议。

检察官说，该组织已经制定了统治德国的计划，包括卫生、司法和外交事务部门。成员们知道他们只能通过包括杀戮在内的“军事手段和针对代表国家人士的暴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调查人员被认为是在去年4月破获了一个自称“联合爱国者”（ United Patriots）的团伙的绑架阴谋后才知道该组织的存在。

该组织在今年4月还曾策划袭击电站造成全国停电以“创造内战条件”来结束德国的民主，并曾计划绑架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赫。

据称，最新的阴谋还牵涉到一名德国右翼政党“德国另外选择党”（AfD）前下议院议员，如果海因里希亲王成功掌权，他将被安排出任新帝国的司法部长。

海因里希十三世来自一个被称为罗伊斯家族（House of Reuss）的古老贵族家庭，该家族在1918年前一直统治着现代德国东部图林根州的部分地区。该家族所有男性成员的名字都是海因里希加一个数字。

据报道，策划颠覆政府的组织除了组建影子政府外，还计划建立一个军事部门，现役和前军方成员是政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包括来自特种部队的前精英士兵。检察官说，军事部门的目标是要消除地方一级的民主机构。

正在被调查的人当中还有一位是特别突击队的成员，警方搜查了他的家和他在斯图加特西南一个军事基地的房间。

德国联邦检察机构宣称，警方周三发动的大搜捕行动中，共有25名恐怖主义嫌疑人被逮捕。他们涉嫌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德国现行民主体制。

    

（德国之声中文网）12月7日凌晨，警方对一个疑似恐怖主义网络发动了大搜捕行动。该团伙由所谓"帝国公民"组成，据称他们策划以暴力手段推翻德国现行政治体制。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检察机构宣称，搜捕行动中共逮捕了25名可疑人士。德国司法部长自民党政治家布施曼（ Marco Buschmann）表示，该组织涉嫌"策划对宪法机构发动武装袭击"。

调查人员称，一些成员已经做好具体计划，以武装小组形式对联邦议院发动袭击。联邦检察院也发布了此次调查行动的更多细节，其中包括，该组织的目标是"推翻德国现行国家体制，并以他们自己已基本设计完备的国家形式取而代之。"

该组织的成员们显然期望，政变成功后由他们的负责人出任德国国家元首。来自德广联和明镜周刊的消息称，该组织负责人是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的罗斯王子亨利十三世 （Heinrich XIII. P. R）。检察机关称，该组织很清楚，暴力是推翻现行政治制度的唯一可能性，他们也愿意为此开展杀戮行动。

拟定出任未来帝国元首的亨利十三世罗斯王子被警方带走。

在十一个联邦州展开的调查行动目前仍在继续。共有三千多名警员和安全人员参加了搜捕行动。被捕的25名男女中，有24人是德国公民，另有一人则是俄罗斯人。奥地利和意大利境内也分别有一人被逮捕。联邦检察机构称，目前仍有27名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

德广联和明镜周刊报道称，部分组织成员以前曾在联邦军服役，犯罪嫌疑人当中也包括德国选项党前联邦议员马尔萨克-温科曼（Birgit Malsack-Winkemann），政变成功后，她将是拟议中的司法部长人选。

联邦检察机构称，该涉嫌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均"深度排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及其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他们对阴谋论深信不疑，并坚信德国目前被所谓"深层政府"的成员所统治。

联邦检察机构称，该组织成员还相信，他们届时会得到一个所谓"解放联盟"的帮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由俄美等国政府、情报机构以及军方人士组成的、高度发达的秘密同盟。该组织成员相信，"解放联盟"会在近期内发起行动。

检察机构称，这一恐怖主义组织计划对现有国家机构及国家的代表发动攻势，而属于该组织的一个武装团伙则负责消灭德国的民主法治制度。检察机构称，组织成员很清楚，他们的行动将会造成死亡，但这显然不足以阻止他们采取行动。发起行动后，他们计划成立临时政府，并同二战战胜国就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开展谈判。

检察机构称，在二战战胜国中，该组织只计划同俄罗斯开展谈判。据称，亨利十三世已经联络过俄罗斯派驻德国的代表。但检察机构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俄方代表对他们的计划做出过积极回应。"

据称，至迟在2021年11月底，该组织就开始为政变进行准备。并为此目的拟定组织架构、招募新成员，并购置了相关装备。他们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并试图招募联邦军士兵和警察。

周三和周四，嫌疑人将被递解联邦法庭，由法官决定是否对他们采取拘留措施。

谢选骏指出：德国右派密谋进行武装起义，但是类似的日本为何没有这样的右派起义？这是因为，美国为日本保留了君主制度，而德国的君主制度却在二战以前已被魏玛共和国推翻，后来崛起的纳粹不过是一个假冒君主制度的僭主制度。

《从德国城德累斯顿宣布“纳粹紧急状态”看西方极端主义》（BBC 2019年11月14日）报道：

伊斯兰佩吉达（Pegida，即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字母缩写）运动支持者2015年7月游行——

德累斯顿也是反伊斯兰佩吉达（Pegida，即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字母缩写）运动从2014年开始的地方，它们至今继续在那里举行集会。

德国德累斯顿称其存在极右势力的严重问题，宣布进入“纳粹紧急状态”，折射欧洲对极端主义思潮的担忧。

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首府，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极右势力的堡垒，是德国反伊斯兰佩吉达运动的发源地。

作为2025年欧洲文化之都的竞争城市之一，该市的议员已经批准了一项决议，称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极右翼的问题。

但反对者们说，这太过分了。

在欧洲、甚至全世界，如何维护自由、民主的环境，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和平理性地表达观点，是一个焦点争议问题。

什么是“纳粹紧急状态”？

“纳粹紧急状态”的表述，类似于气候紧急状态，说明有严重的、需要应对的问题。

来自一个左倾政党、提出动议的地方议员马克斯·阿申巴赫告诉BBC，开放的民主社会正受到威胁。他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因为政治家们没有采取足够的立场鲜明的行动来反对极右派。他表示，他在地方议会提出这个动议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也想知道，在德累斯顿市议会里，他和什么样的人坐在一起。

该决议承认右翼极端主义的态度和行动等等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来，呼吁该市帮助极右暴力的受害者，保护少数民族和加强民主。

2019年11月初，德累斯顿市议会投票表决，以39票对29票通过阿申巴赫的动议。

阿申巴赫表示，市议会通过这项议案表明它致力于培养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保护少数民族，坚决反对纳粹。

不同意见与议案的作用

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议员们反对这项决议。

基民盟市议会小组主席扬·敦豪瑟（Jan Donhauser）对BBC表示，从其观点来看，这主要是有意挑衅。他表示，紧急状态是指公共秩序崩溃或受到严重威胁，不该随便轻易提出。而对右翼极端主义的关注无助于该市民众所需做的事情。作为议员，应该是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守护者，无论暴力来自哪个极端主义方面，不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符合自由民主精神。

敦豪瑟补充称，德累斯顿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是右翼极端分子，也不是反民主分子。

基民盟在反对该决议的同时表示，希望加强最适合用来打击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的机构。

德国政治学教授凯•阿茨海默曾就极右极端主义问题撰写过大量文章，他表示，该决议的主要影响具有象征意义，但这可能意味着，未来将拨出更多资金用于打击极端主义的计划。

他还说，就他所知，没有任何其他德国城市宣布过纳粹紧急状态的决议，但反对右翼极端主义的决议并不罕见。

德累斯顿长期以来一直以与极右派的联系而闻名。

阿茨海默先生说，20世纪90年代初，新纳粹组织开始在那里举行集会，纪念他们所谓的“盟军轰炸大屠杀”。二战时期，这座城市在1945年被英美军队重点轰炸过。

萨克森州长期以来也是极右翼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后来的极右翼德国替代党（或译为其它选项党，另类选择党）的据点。

在2019年9月的州选举中，对德国替代党的支持率大幅上升，比2014年上升了17.8%，最终达到27.5%。

佩吉达的支持者说，面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需要唤醒民众。他们希望德国限制移民，并指责当局没有执行现行法律。

这场运动在该市引发了大规模的反集会。

整个欧洲的忧虑

近两年来，在欧洲各地其它国家，右翼政党的势力也在上升。

在德国集会的欧洲极右翼政党领袖2017年就乐观地预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入主白宫，预示着欧洲的右翼政党也将迎来复兴。

在意大利、瑞典、丹麦、匈牙利和波兰等等国家，右翼势力纷纷日渐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数十年来，极右势力没有对西班牙政治产生影响，但在2019年的大选中，成立于2014年的极右政党民声党（Vox）取得令人瞩目的胜利，成为议会的第3大势力。

欧洲极右翼政党的通常一个特点，是和民粹主义、排外、反移民和反伊斯兰等极端思潮结合，这引发了欧洲人对传统的自由民主价值能否延续的忧虑。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怀念君主制度，得不到均值制度，退而求其次，弄个僭主制度玩玩也可以的——就像中国，袁世凯称帝不果，就拉出孙中山尸体充当国父，继而又有蒋介石、毛泽东等相继僭越，先后沐猴而冠……没有真货，就用假货——结果整个社会沦为山寨大国。

谢选骏：顾准为何不懂皇帝就是僭主

 

《理钊：中国为何有僭主之实而无僭主之名——读顾准<希腊城邦史>抄》（2017-12-09 理钊）报道：

在古代希腊史中，有一种独特的执政者“类型”，它不同于“王”，亦不同于民主政制推行开来后，由公民所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即所谓“僭主”。

所谓“僭”，中国辞典的解释，为“古时指地位在下的人冒用在上的人名义或礼仪、器物。”《论语》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如此激烈地批评季氏，就是因为季氏僭越了礼仪，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对此，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这是讲恕道的儒门不讲宽容的一个表现，凡事都拔高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对艺术评论全取政治的眼光，是儒门自相矛盾之处。且不说李泽厚先生的议论是否有点儿以今论古，只从儒门的眼光看，中国对于“僭越”的看管是极为严格的，别说是僭权，仅仅是一些礼仪、器物的僭越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了。而在古希腊的历史中，“僭主”则是实实在在窃权者或“篡权者”，亦即在下的人取得了在上者的权力。

对于“僭主”一词，用顾准的话讲，在“古代西方是把它用在很不好的意义上，中文译为‘暴君’”的。对此，顾准认为，放在古希腊时代，即公元前六至公元前七世纪时期，还是应该用一个稍稍客观的词，即“政权篡夺者”更符合当时的实际。这是因为，一是当时的僭主不称自己为王，多用一个略含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二是这一时期的僭主，在推动希腊“民主政制”的建立上，多少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与后来的“僭主”并不完全一样，贪恋权力，以残暴维护其权力，“初期的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政策。”

但是，这些僭主尽管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可在行使和运用权力上，还是很注重运用“权术”的。对于这些“权术”，顾准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中的一些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本书，正是依照当时希腊的政治现实而进行总结的。对于这些“权术”，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的几种——名称是笔者篡拟的：

第一是伐优之术。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故事：“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利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为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他的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后，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

这个故事自然是讲出了“权术”的要义，但这种讲法却是耐人寻味的。一是讲者并不是直接讲出来。对于这种“权术”，大约即使是在“篡权者”的口中，也是不好意思直言的，毕竟是一种杀人之术；再者，这种传授之道颇有一点儿中国的参禅悟道的特色，智力平者便不能解其中的深义，比如那个使者便不明白，而主人则是读懂了的，可见传授者也还有要考一考求教者是否有足够的智力的意思。

第二是散沙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意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读到这里，便想到鲁迅所曾讲过的“一盘散沙”，也想到明朝时阉党势力嚣张，查禁结党，使人“道路以目”。

第三是威严之术。还是抄亚里士多德的原文罢：“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这一种让人民大规模集会于公共场所的权术，虽有灌输、洗脑等诸多功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树立权力者的威严，这种威严既有实在的暴力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实现精神方面的统治，如果要找一位现代运用这一权术的最好的人物，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是希特勒了。

第四是选庸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这一点的意思十分明白，但在中国的儒门中，却是从正面着眼的，即儒士们一再昵喃着的君王们要“近君子，远小人”，其实就是看透了君王的心思。

第五则是防下之术或防内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意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读书至此，忽然想到清末重臣刚毅有“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话。对此，过去有些不解，以为不过是一时的气话，现在想来，倒也合乎满清统治者的心思，因为在当时，“家奴”正想要他们让出权力，而结交友邦则可以帮慈禧再“垂帘”几年的。对于掌握着极端权力的人来说，他的对手或敌人永远来自于内部，这也是所有极权者最为明白——因为他就是窃权者或篡权者，他知道他能够窃得权力，别人也能，也必定作为最大的心事。

纵观以上的“权术”，稍稍对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史，便会发现，这并非古代希腊的“僭主”们独有的秘术，以上种种，在中国历史中差不多都能找到大量的应用的案例。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清朝以前的所有帝王中，都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这部《政治学》。由此可见，在东西方的历史中，在玩弄权术方面，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并没有什么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之处。

对于“僭主”，他们是事实上的君主，事实上的王，但他们都没有得到“王”的称号。顾准在《希腊城邦史》中分析说，这是由古代希腊的特定历史决定的。因为古希腊的“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祐的光轮。”而“僭主崛起于希腊的人文主义时代，他在希腊那些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围怎样也蒙不上一层神秘的天命。所以，王和僭主事实上同样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王被视为合法的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王。”

接着顾准对中国历史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僭主”进行了分析。他说，“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于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法统’的观念看，又何偿不是僭主？”然而，中国有“僭主”之实，为何没有“僭主”之名呢？顾准说：“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凌诸侯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这意思即是说，尽管他们都是“篡权者”，但都将他们合法化了，所以，用不着再为他们造出一个“僭主”的名目。

抄书至此，笔者不免心生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会给他们“合法化”，是谁给了他们“合法化”？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非笔者之力所能拎得动的。但我们不妨从上文中古代希腊的“僭主”，为何有着王者之实而没有王者之名的原因，来窥探一二。

一是宗教的原因。古代希腊的王是源于宗教的，王权由神所授，常人不可以称王。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虽有儒、法、道、墨，但都没有演化出真正的宗教，道家及西汉时重兴的儒家，虽然有“天”的说法，但在民众之中，仅具有泛宗教的色彩，所谓的“天庭”不过是世俗人间的神话版而已。即便是后来的佛教，不但不具备颁授王权的功能，相反还有着将王者拉下王位的意思，因为这一宗教的创立者便是弃王位的人。佛教更看重的是个人自行的修行，所谓“普渡众生”只对佛教的创立者而言，并非是要设立王权而引领民众。所以，这种门槛极低的“天庭”，任何人都可以自诩为“天子”，或其他神的后代，刘邦就是将自己化为“白龙”的后代。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秦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的历史上便没有了独立的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中，儒士们虽然讲“道统在士，治统在王”，看上去是独立的，但其所谓的争“道统”的目的，不过是在为他们所认为的“贤明君王”背书，并非认为自己与所谓“君王”一样，都是凡夫俗子，一样的平等。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所以，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除了承担研究、传承学问以外，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命名者，起着为道德、权力命名的作用。秦始皇之所以要焚书坑儒，原因就在于秦之前的知识分子还是相对独立的，他们研习学问，评点政治，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秦之后，知识分子便永远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权力的附庸。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是还给儒门独立的地位，而只是把儒学扶持为国家学说，所谓的“独尊”不过是让儒学成为权力的一体的两面。百代皆行秦政制，所以自秦以后，从政治的一面讲，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了权力的命名者，使权力合法化便成为知识分子所持的一门学问，不仅“僭主”无从谈起，而且文化也成为专制主义的一部分。

谈到中国的历史，顾准说：“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因为顾准的对于古希腊城邦史的研究，有很多时候是在与他人的私下讨论中进行的，读这一节，似乎是讨论的一方在读了顾准的分析后，对中国历史没能有向前跨跃的一步而有点儿后悔之意。正如顾准所言，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但又有多少人对中国的历史有过后悔之感呢？我想，从现在的情势看，非但没有人为中国的这种历史而后悔，反而更多的是以有这种历史为荣耀的！

（2016年3月22日）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可能过于推崇顾准了，以至于没有发现，“顾准不懂皇帝就是僭主！”所以，顾准只知王莽是一个僭主，不知秦始皇才是最大的僭主，至于汉朝皇帝以下的各朝皇帝，那不过都是秦始皇生下来的跳蚤，只会更坏，不会更好。那么，顾准为何如此无知呢？显然，这是由于顾准是共产党，被马裂猪意“一叶障目”了。至于李泽厚的议论之所以“以今论古”，那是因为，李泽厚患有“革命大批判”的后遗症，深中他据以发家致富的“影射史学”之毒。顾准要是懂了“皇帝就是僭主”，他的历史观念就可以上一个台阶了。李泽厚要不是落井下石批判朱光潜，又如何在马列狗之中出人头地？

谢选骏：八王之间的阶级斗争迎来了五胡乱华的民族解放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事件，竟然源于一位丑女！》（2022-10-16 环宇头条世界）报道：

丑女贾南风，是西晋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史称惠贾皇后。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丑女人：据史书上记载，惠贾皇后身材矮小（约1米4左右），面目黑青，鼻孔朝天，三国群英传中贾南风形象嘴唇保地，眉后还有一大块胎记。贾南风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的三女，继室郭槐的长女。

贾南风的母亲广城君郭槐，是城阳太守郭配之女，系贾充的续弦。贾充的原配夫人李氏出身名门，端丽贤 淑，嫁给贾充后生下贾荃、贾濬两个女儿，后受其父株连被流放边地，贾充才娶了郭氏。这个郭氏夫人是个醋坛子，生性妒忌，甘露二年（257年）生下贾南风后，更是变本加厉。她对贾充身边的所有女性都心怀戒备，若是看到谁同贾充有来往，就会醋海生波，闹得贾充人仰马翻，不可招架。

这样的家庭出身，不仅使贾南风极易跻身于最高权力阶层，而且生母的妒心之盛，在贾南风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母亲的妒忌，教她学会了一个女人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地位，获得应有的权益。家世门风，造就了贾南风妒暴酷虐的品性，对她的一生影响至深。

继立的晋惠帝痴呆低能，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永平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这场动乱从宫廷内权力斗争开始，引发战争，祸及社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晋人孙惠曾评价道：“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评价说：“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

谢选骏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便秘理论，可以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八王之间的阶级斗争”则“迎来了五胡乱华的民族解放”！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士族还是寒门》（2022-05-27 孤风婉史）报道：

西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突出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如果说到西晋王朝的历史影响，它与汉唐相比却也并不逊色。之所以会这样说，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八王之乱与后面五胡乱华事件的发生。

在这场动乱之后，中国内部陷入巨大的动荡当中，上至广大统治阶级，下至平民百姓，都难以在这场动乱当中抽身。而如果说到这起动乱的发生，那么我们便不得不将其背后的原因追溯到当时作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之上。

一、西晋的政治环境相对来说较为特殊

1、士族政治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一股独特的势力——地方豪强。西汉初年，出于快速恢复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目的，西汉政府将黄老之学当中的无为而治制定为了基本的治国思想。在这一政策下，政府对于社会的管控力度大大下降，对人们各种生产生活活动的进行创造了相当良好的环境。

但是，也正是因为缺乏政府的监管，在看似和平繁荣的“文景之治”盛世之下，却是社会发展的无序状态，大量地主豪强在这一时期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获得了大量财产。直到汉武帝继位之后，“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成为社会的主流，极大威胁了中央集权统治。

此后汉武帝虽然在执政时期对地主豪强进行了大力度的打击，但当他去世后，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掌控力度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而当汉宣帝也去世后，这种掌控力度愈发下降，地主豪强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话语权则越来越重，并升级为传承数代的门阀士族。

此后东汉的建立虽然也是由于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但这场社会变革从本质上来说却并未改变地主豪强势力壮大的局面。

事实上，东汉的建立更多像是地主豪强势力内部的重新洗牌。直到东汉也逐渐迎来自身生命的末期后，地主豪强在社会当中的主导地位愈发凸显。无论是汉末军阀的争霸还是三国时期的斗争，其背后都有着门阀士族的影子。

在这种士族政治的时代背景之下，士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庞大的军事、经济、文化资源，其背后所代表的还有着足以扩散到全社会的影响力。因此，当时的军阀们如果想要取得争霸战争的胜利，便必然需要取得士族们的支持。

事实上，就连不少士族本身便是诸侯争霸战场的主角，如袁绍在汉朝末年初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他出身于汝南袁氏的家族背景，其祖上四世三公的辉煌史实在是让人难以企及。

曹丕所建立的曹魏政权如此，刘备所建立的蜀汉以及孙权所建立的孙吴政权是如此，而之后西晋的建立当然也不例外。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西晋从本身的建立看来就存在较强的不稳定性。

2、西晋本身的诞生充满复杂性

作为通过谋朝篡位手段而建立起来的政权，西晋本身的法理性其实是相当不足的。也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晋的统治者司马氏不得不与广大门阀士族联合起来。

除了将原先忠于曹魏政权的势力一一剿灭外，如毋丘俭、诸葛诞都被诛杀，他还注重于笼络忠于自己的势力，如采取联姻的方式加强自己与其他家族之间的联系，司马师的妻子羊氏家族便是“世吏两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问。”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世家大族们本就已经相当之高的地位与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司马氏本身并无法达到真正的君主专制，尤其是在西晋建立初期，这种局面更加明显。

另外，有鉴于之前曹魏政权灭亡的先例，司马炎逆历史潮流般地选择了实施分封制。由于曹魏统治者对于自己的宗室势力过分打压，这导致当时在中央掌权的曹爽一伏诛，曹魏能够对抗司马氏的势力便几乎就已经是被消灭殆尽。

此后，无论是地方上所发动的以拥护曹魏政权为名义的淮南三叛变，还是中央发动的试图推翻司马氏统治的政变，最终都因为实力弱小而只能走向失败。

因此，司马炎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将司马氏的宗室子弟分封到各个地区，试图将他们作为西晋中央政府的有力屏障。从而维持西晋王朝的长治久安。当然，这种设想在之后的发展与司马炎所想可谓完全是背道而驰。

二、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带来了西晋政权的动荡

1、西晋中央政府内部首先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晋武帝晚年，杨骏凭借自己岳父的身份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用。直到晋武帝去世之后，他更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实现了大权独揽，与其弟杨济和杨珧并称为三杨。

然而，在独揽大权后，杨骏不仅没有带领西晋王朝走向繁荣安定，相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始终持任人唯亲的政治策略，对自己的亲信与家族中人大加提拔。

同时，他还大力打压原先的司马氏宗室，导致当时的朝堂上人人自危，“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如汝南王司马亮便是害怕杨骏对自己不利，就连晋武帝去世都不敢前去祭奠，其心中忌惮之深可见一斑。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场政治动乱开始处于酝酿当中。

有鉴于杨骏专权所引发的朝堂众人的不满，当时的皇后贾南风抓住了机会，成功联合其他与杨骏有所矛盾的大臣与宗室将其统治推翻，杨骏及其党羽也在这场政变当中被全部诛杀。

而为了实现自己的专权，贾南风之后又利用汝南王司马亮、卫瓘和楚王司马玮之间的矛盾，使司马玮在将司马亮和卫瓘诛杀之后，自己又借助大义的名义将其诛杀，成功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司马亮本人能力平庸，但他与卫瓘之间的合作却是以保障司马氏政权、辅佐晋惠帝为目的，他的死亡对于司马氏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是一个之后八王之乱动荡开启的标志。

2、门阀士族对于利益分配的不满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出现

前文已经说到，门阀政治是西晋时期政治的主要特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这些门阀士族往往能够将自己手中的权力与财富传承数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便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相比之下，那些寒门子弟则由于身份的原因，即便自己拥有再高的才能，但阶级上升通道却依旧被完全堵死，难有出头之日，只能几辈人都生活在贫穷落魄之中。

另外，经历过东汉末年、三国时代、高平陵之乱等数次政治动乱之后，当时的士族大多已经抛下原先虚伪的面具，对权力和地位有着堪称狂热的追求，正所谓“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便是如此。

而即便是在士族门阀士族之间，其中也存在相当严重的分歧与矛盾。在晋武帝时期，高级门阀士族普遍掌握着更多的政治资源与财富，他们之间互相结为朋党、争权夺利，在垄断朝政后却又贪图享乐，整体陷入一种相当腐化、堕落的境地之中，同时也对其他中下层的士族造成了剥削与压迫，引起了他们的普遍不满。

但即便如此，晋武帝对于这种局面却并未做出任何改善的举动，这无疑加剧了这种士族之间的矛盾。当晋武帝死后，这种矛盾再度得到激化，中下层士族门阀看见了推翻高级士族门阀的机会，也看见了自己崛起的机会。

在司马炎原先的设想当中，地方诸侯王本来应该作为维护西晋中央政府统治的屏障。也就是说，当西晋中央政府遭遇外敌或者动荡之时，他们应该起到出兵勤王的作用。然而，在实际的情况中，现实却与他所想的完全不同。

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本身发生的动荡和杨骏、贾南风等人的专权乱政，这为地方诸侯王们进攻京师、自己去夺取朝政大权提供了机会和借口。

另一方面，当这些宗室子弟被分封到地方之后，他们迅速与当地的门阀士族结合了起来，对权力的共同渴望则构成了他们合作的坚定基石。最终，在合适的环境、强大的实力与极强的野心之下，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开始，五胡乱华的动荡时代也由此开启。

三、总结

总的来说，西晋时期之所以会发生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很大程度上便是在与当时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权夺利。

面对门阀士族争权夺利的现状，西晋的统治者不仅没有成功缓解这种局面，反倒是由于自己谋朝篡位的不当得权手段，不得不更加抬升门阀士族的地位，他们也得以掌握了更多的权力，积累下了作恶的资本。

之后随着晋武帝去世，这种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门阀士族再也难以抑制自己的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并最终发动了八王之乱这一间接导致西晋灭亡的动乱。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负主要责任的既不是士族也不是寒门，而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寿终正寝。就像同时代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入侵的“民族大迁徙”一样一样的！

谢选骏：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

《地方政府深陷财政泥潭，中国各地危机四起》（2022年7月13日 江真）报道：

华盛顿 — 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加速下行，严重依赖楼市经济的地方政府捉襟见肘，出台刺激政策，并且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减薪。中央政府誓言通过种种优惠政策来稳经济保民生，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多年的畸形增长模式已不可维续。唯GDP论的考核方式和不受监督的统治模式，加上今年严苛的疫情清零政策，已经把中国的经济生态逼到了悬崖边缘。

各地纷现公务员降薪潮

6月中旬，几则山东省烟台市教师集体抗议维权的短视频在网络传开。视频中，数百名老师集中在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门前，高呼“同心同德、不降不退”的口号，进行罢课抗议。这些老师称，不但近两年的奖金没有发放，还被要求退回已发的5-10万的收入。

今年3月开始，向来以高薪吸引名校硕博生当教师闻名的深圳市也传出降薪的消息。之前，深圳很多学校给清北毕业硕博生提供28-30万元的薪资，加上各种补贴和福利，引发很多人羡慕。3月以来，有不少深圳教师在网络发帖称，他们年底绩效奖金将减少60%，还有一些人的薪资直接缩水到8-10万。

深圳和烟台教师被降薪并非个例。据《财新》6月21日报道，今年以来各地教师降薪、调薪现象频现，厦门、苏州等地均有教师反映部分津贴补助被取消。

6月29日，《财新》网报道称，沿海多地公务员陆陆续续遭遇降薪潮，不仅各项福利、奖金、补贴等被取消，基本工资也被下调两三成。在此次降薪潮中，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务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这篇名为“沿海多地出现公务员降薪”的文章在发表不久之后被删除。

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美国之音，他也注意到了关于给公务员大幅度减薪甚至退薪的新闻。他说，这显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要求公务员减薪，甚至退薪，要求退还他原来发的那些奖金，从这个角度看，财政确实出了大问题。”

不过， 他认为即使减薪之后，公务员的工资依然高于一般老百姓或者工人的工资，所以暂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他们也知道自己是特权阶层。原来拿了很多很多的钱，现在少拿了一些，但是还是比普通民众要高一大截。现在中国这些工业企业经济下滑，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最严重的，所以政府财政税收减少。”

谢田说，现在地方政府还只是减薪，尚未裁人：“如果经济继续下滑，这肯定是不够的。光减工资是不够的，最后恐怕不得不裁员。”

土地经济的颓势带来巨大财政压力

2022年上半年，中国土地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同比环比下降均超五成，三四线城市环比降幅最大。今年1-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3.6%，住宅销售额下降34.5%。

据6月16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土地和房地产税收中，契税234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1%；土地增值税305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4%。

谢田说，中国政府本来一个经济的大支柱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房地产相关的，现在基本上都腰斩了。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你收入的主要支柱腰斩的话，肯定是很难支持。”他认为，土地财政或者房地产泡沫很难无限制的一直增长。“割老百姓韭菜也不会永远割下去。割到最后，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了。现在中国已经有三四亿套房地产是空着的卖不掉。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人失业，也没钱去买。需求减少导致有一些房地产公司熬不住就开始降价。原来有人以为中国的房地产可以永远无限的涨上去。”

谢田补充说，接下来会导致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很多人会害怕，他必须买。一旦房价出现下滑，他就想会不会继续下滑，反而不买。销售下滑导致整体破灭。贷款要成为呆账，要涉及到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和还贷能力。”他说，一旦房企破产，很多银行也就跟着垮掉：“现在银行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村镇银行挤兑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还有资金到期被人偷走，公款卷逃，越来越多。这个显然是跟整个经济下滑有关。”

位于上海的评估机构“远东资信”研究员申学峰今年4月发表一篇名为“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报告。报告发现，近三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涨幅连续下降，土地出让价格可能很难再上行。报告指出，202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41.47%。作者说：“在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收支比例很高的情况下，如果这部分收入大幅减少，就可能对地方财政构成冲击。”

位于美国的YouTube“小翠时政财经”的自频道主小翠在谈到中国房地产业的背景时说：“中国在九十年代进行税改以后，中央收走了大部分地方的一些税收。那么地方又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每年都有KPI，需要钱，他就开始卖地，卖地才有财政。”

小翠指出，在房地产最初高速发展的时候，地方政府其实隐瞒了大量的负债。在2020年中央出台“三道红线”规定之后，房地产业开始急转直下。“房地产急转直下的话,他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保障了。之前房地产高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很多表外的负债，因为他需要钱嘛。需要钱又不能超发他的债。”

“地方财政就这么多，税收就这么多，你能贷多少钱，是应该有一个底的。我一年财政收入就这么多，我不可能去借更多的钱，这在银行也不可能通过审批。所以通过这种表外负债的方式，我开一个投资公司，比如说什么城投啊，交投啊，各种这种投资平台进行融资。这种融资的钱不会出现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所以看起来我们地方政府负债就这么多，但是其实这些隐形的负债都看不见。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他可能只是提供了一个担保，承诺财政上会去兜底这个债务。这个东西是在报表里看不到的。所以具体隐形负债有多少，地方政府自己也不知道，中央政府就更加不知道了。”

中国各地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危机

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许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措施，包括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社保费延至年底，预计今年缓缴3200亿元。

重庆市政府在6月7日发布《关于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宣布计划把年初安排的预算支出减少50亿元，继续落实中央关于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报告还提到，4月初财政部下达了重庆市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为1350亿元的要求。

6月27日，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刘小玫作《关于苏州市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时说，全市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需对年初预算进行优化调整。报告说，除了收入预算暂不调整，债券发行需追加预算支出，其他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压减公用经费、追减各类非刚性、非紧急项目支出等费用。

据6月16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4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2047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861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7%。另外，车辆购置税为117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9%。

在6月2日财政部举行的记者会上，预算司司长王建凡表示，面对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近9.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和增幅都是历年最大，以落实中央的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之“三保”政策。

对于李克强提出的各项稳经济保民生的政策，小翠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会起到预期的效用。她说：“每次出现李克强这种的什么财政政策支持，一会儿多少万亿，一会儿又退税又补贴，又给你缓缴这个钱那个钱。到了地方那里，资金全部被挪用了。他并不会直接退给企业，真正让企业享受这种福利待遇。”

小翠指出，中国目前的官员考核体制从根本上造成了今天的恶果。“中国的这种考核都是以经济来为导向的。各个地方想要发展起来，一定需要去政府投资，因为中国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我卖地，我搞房地产，今天搞一个园区，明天搞一个中心，全部都是政府投资。因为这些投资进去了以后，KPI就完成了，GDP特别漂亮。”

小翠强调，然而这些表面GDP漂亮的东西，并不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也不能带动很多商业投资，不能产生良性循环。“我这个领导三年以后高升了，好，换一个领导。上一个领导干的这个项目，他就不要了，因为这是别人的东西，他要自己重新去弄一个。那么他又要卖地，房地产继续发展的很好。继续搞很多钱，卖很多土地，然后建条公路啊弄个高铁啊，KPI又完成了。”

“经历几任官员以后，这个地方财政就已经不能看了”，小翠说，因为这些东西严重透支了中国的经济。“地方政府的考核是跟经济挂钩的。那么他为了个人的业绩就会去搞很虚的面子工程。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东西，那这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房子盖得这么高，你进去里面看看，是空的，根本没有人在里面办公。但是债已经负好了。政府借了钱投资，然而并不会产生后来的现金流。那么你没有钱回来，只有钱出去。这是一种非常畸形的财政状态。”

谢田说，现在中国到处危机的爆发并不让他感到吃惊。他吃惊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爆发。“中国这个危机有点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有点像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危机，也有点像美国1929年的萧条。”他说：“因为现在制造业也在萎缩。制造业萎缩，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三大危机相凑在一起了。这个经济的发展畸形，过度依赖房地产。所以本来就是万病缠身的一个人，现在又出了车祸：加了一个清零政策。就病情恶化，或病入膏肓了。”

谢选骏指出：再是强权的政府，也会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而且越是强权，一旦倒台，也就越是迅雷不及掩耳。

《底特律破产背后：人口流失市政不廉洁——专访底特律大学教授迪乔瓦尼》（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07月25日）报道：

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财政上都要承担责任。

底特律，美国工业的明珠，有“汽车之城”的美誉。但而今，180多亿美元的长期负债，让底特律不得不选择了破产保护，它也成为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

辉煌不再的底特律，从某种意义上，更近似一座“鬼城”：城区40%的街道供电设施缺乏，治安状况堪忧，失业率高企，企业和中产阶层纷纷撤离……

底特律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一地步？底特律的命运，对其他城市有何启示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通用汽车公司前常务董事、底特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迪乔瓦尼。他认为，底特律申请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其教训之一就是城市必须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

实乃无奈之举

记者：底特律为什么选择破产，如果不走破产程序，将会是怎样一种状况？

迪乔瓦尼：由于债权人未能与底特律紧急财政管理人凯文·奥尔达成协议，拒绝接受奥尔提出的“便士换美元”计划，以避免损失，没有其他选择的奥尔只能选择申请破产保护。

申请破产将使底特律有机会调整堆积了60多年的债务，而高达185亿美元的债务已经让底特律“无法呼吸”。如果不进行破产程序，底特律不可能偿还如此高额的债务。

记者：申请破产程序遇到困难了吗？

迪乔瓦尼：由于底特律的破产申请是向联邦破产法院递交的，属于联邦司法权的权限，位居密歇根州司法权之上，这也为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增添了不少复杂因素和变数。例如，密歇根州政府对州养老金进行担保，这是密歇根州法律规定的内容。但是，由于底特律破产申请的审批掌握在联邦破产法院手中，联邦法院是否会推翻州政府的规定，裁定养老金必须削减，将是一件颇具看点的事情。

另外，其他一些债权人或许也必须接受债务“缩水”的现实，这也将是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而其决定权掌握在联邦破产法院法官手中。

多重原因导致破产

记者：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底特律的破产？

迪乔瓦尼：首先，在过去五六十年时间内，底特律流失了大约50%的人口，其中不少人搬迁至底特律郊区的卫星城，由于人口搬迁，底特律市的个人纳税基数锐减；第二，底特律市政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廉洁，导致市政赤字常年累积；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导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底特律的支柱产业，汽车业遭受重创，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纳税减少，勉强维持工作的工人由于收入下降，购买力也相应下降。

上述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底特律入不敷出，走向了破产。

尽管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仍在底特律，但它们的规模已经减小。通用汽车公司眼下的规模甚至不足二十世纪70年代时的一半，福特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规模也在减小，而三者在美国汽车行业所占的比例也由原先的80%~90%降至眼下的40%~50%，加上不少企业和商业纷纷撤离底特律，均导致底特律现状的出现。

记者：整个城市的破产让底特律认识到了什么？

迪乔瓦尼：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财政上都要承担责任。

破产可改善公共服务

记者：申请破产保护后，底特律又该如何履行市政公共服务？

迪乔瓦尼：申请破产保护并不意味着市政公共服务的停止，公共服务仍将继续。尽管相对复杂，基本而言，申请破产保护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解决的是减少政府的债务。

眼下，底特律市政府依然有一些税收，依然可以利用这些税收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

底特律紧急财政管理人凯文·奥尔申请破产保护，意在通过“重组”底特律的债务，减少债务，以达到改善市政服务的目的，例如公共交通、教育和环境清洁等。

记者：底特律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迪乔瓦尼：眼下，底特律正发生着许多积极的变化。例如，今年夏天，我本人主管通用汽车公司下属一个学生培训项目，帮助底特律当地学生提高技能，也有不少其他公司效仿通用公司的做法。

底特律市政当局也正将一些废弃的土地变成农田，用以耕种蔬菜和水果，提供给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此外，一些房地产公司也计划将市中心年久废弃的房屋推倒重建，建成信息产业中心，吸引年轻人“回流”。

这些项目获得了联邦政府和一些基金会的支持，旨在促进底特律的复兴。而这些项目的进行也需要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减少债务负担，“轻装上阵”，使有限的税收用于投资，而不是偿还高额的利息。

当地民众期待底特律能走上复苏之路，这也是将会发生的事情。

中国城市发展应避免底特律轨迹

对于看过底特律资产负债表的人来说，在以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为躲避种族紧张局势而逃到郊区的做法破坏了底特律的收入基础后，这座城市破产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对美国梦着迷，肯定都很难相信这座曾崛起为国际汽车产业核心并象征着美国空前工业实力的重镇，如今竟沦落到要和债主交涉的地步。毕竟，这座城市的汽车制造商曾经一下子从制造汽车转变为制造飞机和坦克，并在二战期间为打败日本和德国立下汗马功劳。

底特律的衰落凸显了中国一些城市和汽车产业的崛起。伴随着“这会是亚洲居主导的世纪”的预测，不难察觉其中的象征意义。

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现在之于创新的意义，正是底特律及其周边的汽车重镇一百年前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在这里，通用汽车创造了汽车业营销和管理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如今在中国依然清晰可见。上海的崛起应该被视为全球企业与创新相互融合的范例，而不是体现了美国企业的衰落。事实上，美国的汽车业仍在发展，而这多亏了中国。

但愿底特律能够走出破产，并成为对迅速城镇化的中国很有帮助的另类范例，一个关于城市衰败、复兴以及多种经营的必要性的案例。

谢选骏指出：不仅中国的专制政府，就是美国的民主政府，也会因为“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的历史力学法则而结束自己的寿命……因为政府就是寄生虫。

《中西体制最根本差别在于负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2013-11-12 温铁军）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讨论已在各界展开。在全球发达经济体几乎悉遭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虽不被看好，却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然而，国内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问题十分突出。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众人所期盼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也屡屡近于失灵。

西方现有的经济理论，似乎很难解释清楚中国复杂的发展路径。中国究竟靠的是什么在全球危机中得以幸免？国内区域发展的种种难题何去何从？即将展开的深化改革，到底该从何入手？为解答这些疑惑，南都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

再平衡战略使中国在危机中生存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在全球危机中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温铁军：首先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原有的帝国主义侵略所得的财产，以及不论是腐败分子还是官僚垄断资本形成的财产权利，都被新中国政府没收。因此中国的风险收益起点高于零。一旦照搬西方市场体系，改变现在国内的金融资本管制，就会使金融经济成为“主权负外部性”的内涵，国家经济增长的风险收益曲线的起点重新归零，中国也就难以维持现状。

南都：中国的竞争力在哪里呢？难道如主流媒体所说，来源于照搬西方市场体制？

温铁军：主观上我也愿意相信，但经过大量客观分析后，会发现很难这么简单地认定。印度、墨西哥等等这些更西方化的国家，难道市场化程度不比中国深吗？难道自由民主的程度不比中国高吗？西方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四化”制度转轨，不论是私有化、市场化，还是自由化、全球化，它们都不比中国差。中国这“四化”都不到位，所以才导致国内激进者的不满，但却因此才有竞争力；如果都到位了，中国也会跟着一样，无论美国金融资本危机中巨大代价怎么转嫁，只能跟着承载。为什么我多次强调“成本转嫁论”？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西方危机爆发的代价需要被转嫁出去，一般是发达国家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城市转嫁到农村。总结中国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可得，只要危机代价能够向三农转嫁，城市就能软着陆。

南都：既然照搬西方市场体制不可行，那中国是否有什么独特的竞争力？

温铁军：几千年不间断的中国文明史之中，客观地形成了对国家稳定和整体利益最大化承担着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在当代，配套承担无限责任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不能破产的国家资本的运营主体。这些，是东西方最根本的体制差别。因为西方上层建筑中的有限责任政府和经济基础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制度上也有一致性。因此，美国政府关门、加州财政破产，是这种体制的结果。

诚然，历史原因形成的两种体制本无所谓对错。但是，在一些照搬的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这种无限责任政府被称为专制，这种无限责任公司被称为垄断。如果纯粹从主观上说，我也不认同专制和垄断；但如果以学者必须坚持的价值中立来客观分析，只能实事求是地认为，中国在全球危机打击之下重要的发展经验，主要是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通过无限责任的国企直接投资于缓解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就是用这种与西方个体化的“经济理性”不同的方式，中国人赶走了危机。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追求全球化，恰逢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74%之时，1997东亚金融风暴爆发了。它导致外需下降，但同时出现了乡镇企业破产、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外需下降，又无内需，怎么办？只能转向国内基本建设，这在生产短缺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而中国在1998年陷入的是生产过剩危机。之所以能够在此后15年以投资拉动增长，是因为愈益严峻的三大差别客观上使政府必须体现合于国家责任的政治理性，向具有典型非市场化的基本建设领域大规模投资。

南都：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真的具有比较优势吗？

温铁军：未必。当西方因社会成本不断上升，而在1970年代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产业时，我们作为转移产业的接受者，事实上长期为西方做“双重输出”的贡献。第一，我们在资源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向西方提供廉价商品，既污染国内环境，又为参与全球竞争压低劳动力价格。第二，我们只能把大部分外贸盈余再投资到西方债券市场，如果自主投资于海外资源和能源开发，则会因扰动西方的地缘战略格局而被污名化为新殖民主义。而对于以军事实力维护地缘控制秩序的西方来说，贸易逆差越多，资本顺差就越多。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日先后有大量过剩的金融流向生存需求基本品市场，造成能源和粮食市场价格大起大落。因为基础商品价格被推高，导致中国进口通货膨胀。这就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利润下滑，于是国内资本流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另一方面，中国抗通胀的利率调整导致融资成本大幅度高于西方，于是西方就能够用海外低成本融资来华获取高收益。若中国现在完全开放金融管制，得到的是低价格的外部资本，挤掉的是国内高价格资本，最终会导致国内金融资本竞争的失败。

地方政府公司化使宏观调控难落实

南都：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长期呈现地方化态势？

温铁军：中国所谓的差异化区域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把本来对差异化有所控制的区域发展，改为放权让利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竞争，如今则是以区域不平衡来吸引国内过剩产业资本投资，变成区域再平衡。

现在看，先富起来的沿海加工贸易型工业，其实产业收益主要在海外，这种情况无法改变。在沿海不可能形成相对有收益的产业结构的影响下，各地都出现地方化发展趋势，实质是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的趋势。也就是说，各级地方政府不以提供公共品为主，而成为公共品让位于服务资本利益的公司化政治主体。任何政府公司化的竞争都会造成风险，竞争越激烈，风险就越大。

改革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由此，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与不断增加风险的地方之间，就长期存在利益矛盾。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无论地方财政债务和金融坏账多严重，政府都不会破产。而越是发达的地方，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资坏账和债务风险就越是上交中央。

中央靠什么承担风险呢？改革以来，中央把低收益产业下放到地方，地方变成产业经济代表，中央则主要是金融经济代表。当地方把风险上交中央，中央就得靠增发货币来化解。上世纪90年代以后，货币化是中央承担地方风险的主要手段，但也会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总之，中国出现了中央货币经济与地方实体经济同步增长的局面。

南都：中央的宏观调控为何总是不到位？

温铁军：中央的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时期屡屡不到位，主要是因为风险累积而成的经济危机在没有爆发前代价还不够大。中国每次能够落实的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共同受到威胁的时候。

众所周知，中央对地方的调控手段很大程度靠财政专项。但1994年之前，中央财政实际占比非常低，中央手里没钱就想号令地方，根本不可能。

当代中国的地方化起于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那时有一个说法叫“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机”。因为当时前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性援助，中国工业化需要的投资项目改为以贸易项目来进行。此时“二五”计划胎死腹中，中央财政占比陡然下降，从此长期平均在20%-30%之间；而地方财政长期平均在70%-80%的水平上。1989年经济危机与社会问题相继产生以后，1992年中央财政在严重赤字压力下放弃票证供应。同期，开放了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高风险市场，大量投机性金融资本涌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增长阶段。

直到1993年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危机严重，中央与地方谈判，于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分税制改革，此后造成了中央和地方对半分的财政比例。中央才开始用专项投资方式调控地方，有了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

中央政府各部其实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如果要某个部门按照中央的宏调体系来执行，它首先要看自己部门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如果它的利益减少，怎么能落实呢？很多人寄希望于制定一套现代政府管理制度，但现代制度本来就是多种利益集团互相制约的谈判依据。当务之急，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的资本利益转明。

推进县域经济范围内的城镇化

南都：中小企业发展与城镇化是否能够改变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状况？

温铁军：随着沿海经济的“去工业化”，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和城镇化结合，因为大量的打工者会从沿海携带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和资金，返回内地城镇。为什么返回？因为大多数打工者都不想成为工人阶级。

照搬西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和政策部门大都认为，农民应该改变身份，卖掉土地和房子，进城变成工人阶级。但有谁问过农民的意愿？问打工的农民想不想当产业工人，可能90%的人都说不想。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资产者，他愿意降低自己的社会身份当无产者吗？农民往往会回答你，他来打工的目的是挣点儿钱，将来开个小饭馆儿之类，总之想当小老板。从小资产者变成小老板，意味着从下层社会向中产阶级升级。更何况现在的生产线，是一个严格筛选劳动力的生产线，稍微过点儿岁数，二十七八岁以后，就算还能干，也干不过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了。大多数人挣点余钱以后，就要做点小本经济。这种小经济哪儿适合呢？小城镇适合，大城市不适合。所以我们会在不太久的将来，看到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主要靠城镇化和返乡的打工者们开办中小企业来形成新的一轮地方发展内涵。

而到这个时候，地方发展主体将不再是政府。中央正在从干部考核体系等方面逐步减少对地方政府GDP的刺激，地方政府也会越来越重视环境。中国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政府行为的改变。我们相信，未来会有一场新的城镇化发展，是去城市化的生态文明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果中国的城镇化在县域经济的范围内推进，那么我们相信政策选择是正确的。如果简单地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那对中国来说，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和严重的环境破坏，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

推动惠农而非惠资的农合社改革

南都：您为何不同意工商业资本大规模投资以促进中国农业产业化？

温铁军：最近很多学者抨击日本，因为日本长期以来坚持只许JA（日本农协）办企业，而近年来虽然允许企业法人进入日本农业，但事实上仍有很多障碍。大约10年前，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采取了相对激进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不仅允许个人，而且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接着，提出这个政策的政党下台了，因为社会多个利益团体知道，只要允许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一定是剥夺农民的。

国内讨论这个基本常识，认为这种产业化农业企业中，农民的工资就是全部劳动力价值。如果中国也推行综合农协政策，农民就反过来变成企业的主人了，这才叫保护农民利益。

再看，日本没有中国这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诸如苏丹红、三聚氰胺、黄浦江漂猪等，它的食品是安全的。在农业政策上，日本确实是东亚的楷模。整个东亚社会，除中国外，日韩都是日本的综合农协模式，国家给足了优惠政策，包括各种税收减免，政府投资只许给综合农协而不许给私人。中国恰恰相反，大量的优惠政策给私人，就是不给合作社。

日本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高达64岁，所以现在开始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尽管如此，工商企业仍认为，它们进入农业是竞争不过综合农协的。日本农民合作社办金融保险是免税的，是经营着82万亿资金的大型金融产业。日本农协商业经营的收入返还农民，所以日本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平均收入。这些收入，60%以上来自综合农协从事金融业、商业、保险业、房地产的收益，是非农的收益。每年日本的金融资本都提意见，但日本政府就是要扶持农业。

为什么我一直讲日本综合农协的政策固国百年？因为日本的城市经济是8大综合性商社掌控，而整个三农就是由第9个综合商社掌控——农业及其产业链的全部收益，都在综合农协，这是以惠农政策构建乡土社会稳态结构。因此日本虽自1990年起遭遇长期衰退，却完全没有动乱。相对而言，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惠资政策，在任何一个农业产业化的产业链中，农民的收益很少能超过10%。这些年造成的污染代价和农村乱局只能由社会承担。

如果我们把农村合作社从专业合作社改为综合合作社，即农民通过综合性经营，政府如果又明确规定了低税和免费制，那农民收入低下问题就会明显改善。我相信很快就有农村合作社改革的表述，但亲资本的各地政府能不能落实还得再说。

谢选骏指出：温铁军是“五毛学者”，杜撰了两个鸟人一问一答，人模狗样地弄出一篇报道混淆视听，变着法子骗人。但其实“五毛学者”都是党和人民政府豢养的寄生虫和应声虫——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就像猫择洞一样。

暗夜寻灯 seeking light in dark night @winstonywu Replying to @xxj2040：

考古病理学家研究采集狩猎部落的人身高寿命劳动时间和强度都比人类有了文明以后强的多。史记里记载周人几次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狩猎生活。可惜历史学家读不懂史记，没有明白人类有了政府，灾难就接踵而来！

不记得哪个历史学家做过这个统计了说历史上的灾难都是因为政府不善和失误造成易子而食是政府责任。

谢选骏@xxj2040：政府的任务就是进行自肥和扩张的循环，结果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无一例外。

谢选骏：文明交流导致瘟疫爆发——最新的实例是国际合作的武汉肺炎

《北匈奴的诅咒？2世纪东汉和罗马同时开始大瘟疫，历史暗藏线索》（陶慕剑）报道：

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一年里，发生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塞北鲜卑首领檀石槐也大举入寇，另外还首次出现了“清谈之风”，都会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但是，公元166年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影响却更加可怕。

东汉和罗马，几乎同时开始大瘟疫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派使节抵达洛阳，实现了与汉朝的首次官方交流。虽然极具历史意义，但史书也只是一笔带过。但一个令后人战栗的巧合发生了——罗马和东汉，几乎都在这一年发生了大瘟疫。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使节抵达东汉首都洛阳时，东汉境内正发生剧烈瘟疫。“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今天垂尽，地吐妖，人厉疫”（《后汉书-襄楷传》）。虽然疫情还没有严重波及洛阳，但已成为儒生们指责汉桓帝“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导致“灾异尤数”的证据。

无独有偶，罗马在这一年开始了史上著名的“安东尼大瘟疫”。出征帕提亚帝国（安息）的罗马大军，虽然在战争中获得大胜，在前一年攻克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但也在当地染上了奇怪的瘟疫，并将瘟疫带回了罗马。

瘟疫首先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蔓延，随后在巴尔干、意大利和高卢地区先后扩散，最后整个帝国境内都没有幸免。这场瘟疫持续了20多年，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估计死亡超过1000万），特别是罗马精英人物损失惨重，两位共治皇帝维鲁斯和马可·奥勒留先后因瘟疫去世。

此时，正值罗马帝国最鼎盛的安东尼王朝时代，强大的罗马在瘟疫打击下，人口、生产和税收遭到重创，军队也由于大量老兵死亡而受损。最终，安东尼王朝在192年结束，罗马帝国一度陷入“五帝之年”的混乱，从而走向了下坡路。

在地球另一端，东汉的瘟疫则更加漫长，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不断爆发，仅在东汉最后三十年里，就记载有十二次瘟疫大流行。特别是在汉灵帝（168年-189年）时爆发的大瘟疫，再加上天灾人祸，直接导致了黄巾之乱。

大瘟疫直到三国、两晋、十六国时代仍然多次肆虐人间，病亡数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算，导致中国古代人口一度陷入低谷，从汉桓帝时的5600万降到了晋武帝时的1600万。

由此可见，东汉和罗马帝国都是在鼎盛时期被大瘟疫击垮的。那么，两处的瘟疫会不会存在联系呢？

东汉和罗马瘟疫的共同性

从历史资料看，罗马和东汉都留下了关于瘟疫症状的记载，并且同时诞生了两位医圣——东汉的张仲景（约150年-219年）和罗马的克劳迪亚斯·盖伦（129-199）。根据双方的记载，病患都存在发烧、呕血、腹泻呕吐等等症状，罗马方面的记录更加详细，还描述到“大部分痊愈患者会在全身起疮，身上的疹也会像鳞片一样剥落”。

根据以往的一般说法，汉朝的瘟疫可能是流感、鼠疫、出血热等等，罗马的瘟疫则认为可能是天花、麻疹、出血热等等。其中，出血热最接近当时记录的症状，而且将东汉瘟疫和罗马瘟疫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说的出血热，一般指的是汉他病毒导致的流行性出血热。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出血热，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埃博拉出血热。不过，无论是汉他病毒还是埃博拉病毒，都是上世纪才被发现的。但是，这两种病毒或其近亲病毒，并非不可能出现在公元二世纪。

埃博拉病毒，源自于非洲的果蝠，比较难以流传到欧亚大陆，但汉他病毒就不同了，这种病毒源自于啮齿类动物，特别是野鼠和家鼠。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二世纪，地球开始进入一个小冰河期，气候趋向寒冷干燥，很可能对欧亚草原的植物、动物乃至游牧民族都产生了连锁影响。隐藏于草原的多种病毒，包括啮齿类携带的鼠疫、汉他病毒，牛类携带的天花、麻疹病毒等等，可能因此从野外传入了游牧部落内部，并借着游牧民族的迁移、征战活动，再传播到人口稠密的农业区。

瘟疫的起源：北匈奴的诅咒？

从起源地看，罗马瘟疫已确认来自于东方的波斯地区，东汉的瘟疫则可能来自于西方。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皇甫嵩伯父）率军征讨陇右羌族叛乱时，就发生了大瘟疫。皇甫规军中，有十分之三四的人病死。这起瘟疫，很可能就是延熹九年乃至东汉末年大瘟疫的先声。

另一个历史细节也值得我们注意。当时，北匈奴已经被汉朝和鲜卑打败，被迫向西逃窜。汉朝与北匈奴最后的战役（伊吾、蒲类海之战），正是在公元151年前后发生的。北匈奴进一步西迁，闯入了中亚的锡尔河、阿姆河地区，很可能引发了当地游牧民族（包括康居、乌孙、阿兰等民族）重新洗牌，进而发生了更多的征战和迁徙。

我们可以这么猜想，这场瘟疫原本来自于中亚草原的啮齿动物（包括野鼠、旱獭等），在北匈奴对中亚游牧部落的冲击下，沿着丝绸之路分别向东和向西，传播到河西走廊和波斯地区，进而引发了东汉和罗马的大瘟疫。事实上，这场公元二世纪开始的大瘟疫，可能包含了好几种疾病，但气候、地理和民族迁徙的因素，是我们研究瘟疫起源最需要注意的。

总的来说，古代世界虽然很大，汉朝、罗马、匈奴虽然相隔万里，但互相之间也许早就隐藏有不少联系，瘟疫只是其中最容易被史书记住的内容。

本文仅仅是提供一种粗浅的猜想，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明。

谢选骏指出：北匈奴的案例不是孤立的——十三世纪的蒙古扩张、十六世纪的欧洲扩张，都引起了类似的大瘟疫；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引起了西班牙流感，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引起了武汉肺炎——由此可见，文明交流确实导致瘟疫爆发。

《他再曝Covid是人为病毒 美资助中国实验室肇祸》（自由时报 2022-12-05）报道：

一位曾在中国武汉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美国科学家表示，Covid是从该设施泄漏的“人为病毒”。据纽约邮报引用驻美国研究员安德鲁·赫夫（ Andrew Huff）在英国报纸《太阳报》上的声明报道，两年前，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WIV）外泄，这是一家国营资助的研究机构。

流行病学家安德鲁·哈夫在他的最新著作《武汉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Wuhan）中声称，这场疫情大流行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在中国制造的冠状病毒引起的。

据纽约邮报报道，安德鲁·赫夫是总部设在纽约的研究传染病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前副总裁。

安德鲁·赫夫声称，中国的实验是在安全措施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导致武汉实验室发生病毒泄漏。他在书中指出，外国实验室没有适当的控制措施来确保适当的生物安全和风险管理，最终导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漏。

谢选骏指出：武汉病毒的出笼，不仅是中美合作的结果，还有法国和加拿大的参与——法国提供了研究室设备，加拿大提供了病毒样本。这些丧心病狂的国际罪犯，为了逃避他们本国的法律，就移师到共产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可以不顾舆论，为所欲为。当然，这里面还有台湾和日本长期提供血汗工厂和“经济援助”的“功劳”在内。由此可见，瘟疫爆发的确是“国际合作”——川普为了逃避自己的总统责任，才故意转移视线大叫“中国病毒”。其实，武汉病毒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病毒”。

谢选骏：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只能淹死

 

《法院悬赏2000万！曾靠400元起家，坐拥1200亿的他玩崩了》（环球人物杂志 隋坤 2022-11-05）报道：

这位曾掌管千亿集团的股市狂人，结局堪称凄惨。

11月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布一则执行公告，悬赏标的额为2亿元，赏金最高可达2000万元，被执行人是唐万新。

这让唐万新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据悬赏执行公告显示，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青岛永汇兴业工程设备配套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唐万新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唐万新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申请执行人提出悬赏执行申请。

申请执行标的额为2亿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等，且目前皆未履行。根据悬赏执行公告，本次悬赏金为线索提供人提供财产线索所取得的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10%，也就说，悬赏金最高可超2000万元。

当年，唐万新靠400元人民币发家，成为资本市场显赫一时的人物。其创立的“德隆系”一度发展成控资超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集团，而后又因股票崩盘走向覆灭。

近年来，“新德隆系”的身影仍会在市场上出现，但屡屡溃败。

靠400元起家

1964年，唐万新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中有5个孩子，他是家中幼子，也是最调皮的那个。

高中时，因父亲工作调动，唐万新全家搬到了新疆。

初到新疆，他因个头矮小，常受同学戏弄。但性格外向的他很快与同学打成一片，并被推举为班长。

1981年，唐万新考上了华东石油学院（现为中国石油大学）。但他志不在能源行业，一年后退学重考，结果阴差阳错又考上了新疆石油学院。

新疆石油学院曾创办过一个农场，不过由于管理不善，亏损严重。还是学生的唐万新自告奋勇去管理，虽然最后没能扭亏为盈，但他思维活跃、先执行后考虑的特点已显现。

1986年，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在翻涌。当许多人还在观望时，唐万新第二次从大学退学，问哥哥要了400元下海创业了。

他开了一家彩印店，唯一业务是洗胶卷。然而，他的店里没有洗胶卷的设备。他只是将胶卷寄到广州，然后让朋友洗出来再寄回来。

靠这种简单到离谱的商业模式，唐万新在两年内赚到了60万元。

有钱之后，唐万新没有选择一个领域深耕，而是将触角伸到了一切能赚钱的角落。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自行车保有量正冲向巅峰，外媒给中国冠上了“自行车王国”的称号。此时，唐万新携第一桶金杀入了自行车锁赛道。

他投资的车锁名叫将军锁，起初销量突飞猛进，可后来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最终连锁厂的生产许可证都被吊销了。

第一次“资本运作”失败后，唐万新又开始踅摸第二次投资，结果再次惨败。

那几年，电视陆续进入中国普通人家，唐万新盯上了卫星接收器这门生意。

1988年，他承包了乌鲁木齐新产品技术开发部，出资研制卫星接收器。没想到，产品研发成功后，他的技术团队被挖墙角，带着专利跳槽了。唐万新又一次血本无归。

之后，他经营宾馆、卖人造毛、加工玉石、设计名片，都以亏损告终，身家从60万变成了负债百万。他跟手下人说：“不如散伙，安心上班算了。”

但当时人均月薪百元，唐万新想靠上班还债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段时间，债主们天天来堵门，他实在没辙了，只能招呼他们一起开了个会。

会上，唐万新直接“破罐子破摔”，说钱肯定还不上了，自己愿意去“蹲号子”。债主们一听被吓一跳，纷纷反过来安慰他“不要放弃，愿意等他东山再起”。债务危机就这样被暂时化解。

1991年，唐万新终于等来机会，通过代理四通打印机赚到150万元。

之后，他还完欠债，并附上利息，这让他在圈内笼络了一批追随者，很多债权人都成了他的合伙人。

千亿集团

在实业市场屡屡受挫后，唐万新开始专心投机。

彼时，许多国企改制上市，其中有不少优质企业，股票升值空间很大。

但因中国股票市场刚起步，许多国企职工手握单位的股票，却不了解股票的概念。唐万新意识到这中间有信息差，开始疯狂收购这些股票。

收来股票后，他不会等待升值，而是迅速加价卖给职业炒股客，实现短期套利。他曾一口气吃下西北轴承的1000万元法人股，再以4000万元出手，几天内净赚3000万元。

通过做股票市场上的“倒爷”，唐万新加速积累财富。监管部门很快注意到了以他为首的股票”倒爷“，出台规定“一个身份证只能买300到500股”。

但这项规定没有限制住疯狂的唐万新，他又一次钻起空子。

只见他转身去往人才市场，以免费坐飞机到深圳旅游为口号，雇佣5000人排队购买认股证和股票，然后继续加价卖给职业炒股客。他甚至给这些人开出了每人每天50元的工资，远高于当时中国人均收入。

通过倒卖股票，唐万新积累了此前不敢想象的财富。后来他说：“那几年赚了七八个亿（元人民币）。”

1992年，唐万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取名德隆，专门进行资本运作。

因为财富积累太快，唐万新渐渐变得像个赌徒。他逐渐迷恋资本市场钱生钱的游戏，将公司战略定位由“实业投资”转向所谓的“产业整合”。

唐万新发明了一套自己的体系：先用一笔钱控股一家公司，再把公司抵押给银行贷款，同时公司在股市增资扩股融资，然后拿着贷款和融资去控股下一个公司，之后如此反复。这种行为就是“坐庄”。

此后，唐万新转战股票二级市场，先后完成新疆屯河、湘火炬、沈阳合金三家上市公司的收购，这三家上市公司日后也被称作德隆的“三驾马车”。

据《财经》报道，德隆系后来控股、参股企业达到200家左右，其中含5家上市公司；在“德隆系”控制和关联的金融机构中，有7家券商、3家信托、2家租赁公司、4家城商行和2家保险公司。

德隆系的收购涉及制造、农业、基建、金融多个方面，最终成为控制1200亿资产的庞大集团。

注定的覆灭

2002年，唐万新成为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的第27名。

有媒体注意到，唐万新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人物，生活中却不修边幅。他不爱穿西服、不爱打领带，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活动、不随意拍照……

而在这样的表象之下，蕴藏的是越来越疯狂的野心。唐万新已不满足于钻空子、赚快钱，而是想通过坐庄的模式打造一个民营资本集团。

可涉足那么多行业投资，却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深耕行业。这导致他手下的企业盈利越来越少，融资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股价高位，唐万新开始不择手段。他在股市里先后操控了4万多个交易账号，其中有2.7万个直接服务于德隆系“三驾马车”的股票交易。

除此之外，唐万新还会自掏腰包护盘。最夸张时，他每月光用来护盘的资金就近亿元。

唐万新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越玩越艰难。德隆商业集团看似庞大，实际上是一个缺少造血功能、输血少于失血的“虚胖”巨人。

2004年，唐万新的资产游戏终于玩不下去了，德隆系资金链危机的消息在市场上逐渐传开。当年4月14日，“三驾马车”的股票开始全线跌停，市值蒸发160亿元。德隆危机爆发。

2006年，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德隆系”三家核心企业合计被罚103亿元。

唐万新被捕。

唐万新入狱后，他的手下和拥趸沿用他的坐庄模式，在市场上继续疯狂投资各行业公司。这批人手下的公司，被称作”新德隆系“。但随着监管措施完善，这些人再也掀不起风浪。

几年之后，唐万新出狱，但其身影变得神秘，江湖上鲜有他的传闻。直到这次悬赏执行公告出来，大家才知道，原来唐万新还在走着自己的老路。

如今，被悬赏中的唐万新仍不见踪影。

这位曾掌管千亿集团的股市狂人，结局堪称凄惨，而这份凄惨似乎从故事开头便已注定。

钻空子、搞投机建起的“帝国”，必然千疮百孔，随时坍塌。也许，唐万新一直知道问题在哪，却还是选择末路狂奔。如今的一切，是他咎由自取。

网民嚎叫：

落基山99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31:52

本来就是骗子。飞猪，不能长久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家伙的浮沉史，给“摸着石头过河”做出了生动的诠释。摸着石头怎能过河？过不了河，只能被淹死——但是不要紧，淹死的人却成为后面权贵的炮灰，为权贵提供了扛尸的对象，成为先富党吸血鬼的人肉食粮了。这就是邓小平的如意算盘！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邓小平等先富党的后人也无法逃脱清算。因为，它们也是摸着石头，结果同样只能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