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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日星期六

谢选骏:种族垃圾与政治垃圾的功能是不同的


《波多黎各笑话将让特朗普丢掉选举?关键摇摆州已行动!》(新闻 2024-10-31)報道:


喜剧演员托尼·欣奇克利夫将波多黎各称为“垃圾浮岛”。


自近十年前从波多黎各移居至宾夕法尼亚州以来,54岁的布伦达·马雷罗女士还从未在总统选举中投过票。这位中年女士难以言明自己放弃投票这一宪法权利的具体原因,只是感觉投票并非必要之举。然而,一个关于她祖国的种族主义笑话,却意外地激发了她参与本次总统选举的热情。


在特朗普的一次集会上,喜剧演员托尼·欣奇克利夫将波多黎各称为“垃圾浮岛”,这一言论迅速引发了广泛争议,并成为了总统选举中的一大丑闻。马雷罗女士对此感到极度愤怒和悲伤,她决定打破多年的缺勤记录,于11月5日前往投票站,为卡玛拉·哈里斯投上宝贵的一票。


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敦,这个曾经以钢铁和纺织业闻名的地方,如今已成为众多拉丁裔移民实现美国梦的理想之地。这里的拉丁裔人口占比超过40%,是比利·乔尔那首哀叹当地工业衰落的流行歌曲的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量拉美裔人涌入此地,为工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尽管后来工厂关闭,但他们依然在此扎根,成为了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这次的总统选举中,拉美裔选民的争夺却异常激烈。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阿伦敦有超过6.8万人自称是拉美裔,约占该市人口的54%。特朗普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集会上开出的那个不幸的玩笑,无疑加剧了当地的紧张氛围。


马雷罗女士愤怒地表示:“这是对勤劳的拉丁裔人民的侮辱……这并不好笑,也不被接受,现在也不会接受任何道歉。”59岁的何塞·迪亚兹也注意到了波多黎各社区内类似的愤怒情绪。他透露,这个笑话的消息在集会后迅速在社区内传播开来,许多老年人都表示要出来投票。


不仅如此,包括Bad Bunny、Jennifer Lopez和Ricky Martin在内的众多波多黎各全球明星也纷纷谴责了这一言论,并为哈里斯女士背书。雷鬼音乐明星尼基·贾姆在出席特朗普的集会后,更是取消了对特朗普的“任何支持”。


宾夕法尼亚州有近50万波多黎各人,在2020年乔·拜登以约8万票优势获胜的这个州,波多黎各人口无疑是一个强大且潜在关键的投票群体。从阿伦敦到伯利恒的路上,每位候选人的标语牌和标志都在争夺选民的注意力,每张选票的竞争都异常激烈。


被种族主义笑话激怒的选民们,如马雷罗女士,可能会在这个关键的战场州发挥重要作用。预计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选举之一,而这些选民的热情可能会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特朗普在阿伦敦举行集会,试图安抚拉美裔选民,坚称自己热爱拉美裔和波多黎各社区。然而,他并未直接回应这一有争议的言论,而是试图与这些评论保持距离,称自己“不知道”欣奇克利夫是谁。他的竞选团队也表示,这个笑话并不反映特朗普总统或竞选团队的观点。


尽管如此,波多黎各裔超级巨星林-曼努尔·米兰达却与副总统的妹妹玛雅·哈里斯一起,出现在了伯利恒波多黎各福利协会举行的提前投票派对上。他强调,共和党人是“机会均等的罪犯”,他们害怕波多黎各人的投票力量,因此试图远离这个笑话。


虽然拉美裔传统上投票给民主党,但对蓝色候选人的支持水平却一直在缓慢下降。然而,2020年特朗普在拉美裔中的支持率却飙升。这次种族主义笑话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拉美裔选民对特朗普的看法。


副总统的妹妹指责特朗普发表仇恨言论,不尊重波多黎各人和贬低波多黎各。她强调,当有人看不到你的人性时,他不会为你的机会而战。而唐纳德·特朗普正是这样的人,他不会为你或你的家人而战。


观众们挥舞着“拉丁裔支持哈里斯”的标语,向哈里斯女士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排队等候拍照,脸上洋溢着乐观和期待。尽管哈里斯女士因避免接受采访和新闻发布会而受到批评,但她的团队表示她当晚没有“做媒体”。然而,这并未影响现场观众对她的支持和热情。


阿伦敦当地民主党的选区队长表示,欣奇利夫的言论可能会对哈里斯女士产生影响。他认为,这些言论正在激活和激发拉美裔选民的身份认同感和投票热情。圣安瑟姆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加尔迪里也指出,关键摇摆州的拉丁裔投票可能会对选举日产生重大影响。


当伯利恒的团体因名人访问而兴高采烈地离开波多黎各中心时,民主党人群中的乐观情绪显而易见。然而,对种族主义笑话的本能反应是否足以转化为选举日的胜利?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无论如何,这场由种族主义笑话引发的选举热潮已经悄然兴起,并将对最终的选举结果产生深远影响。


谢选骏指出:人説“波多黎各笑话将让特朗普丢掉选举?关键摇摆州已行动!”——還有人説“拜登把川普支持者称作垃圾,已经把比分扳回来了。”——我看不然。因爲“波多黎各垃圾島”的垃圾是種族垃圾,“把川普支持者称作垃圾”的垃圾是政治垃圾;“种族垃圾”是先天的,是別人給的,無法更改;所以這樣的標簽攻擊會引起憤怒和對抗;“政治垃圾”是后天的,是自己的选择,可以更改;所以這樣的標簽攻擊,可能會造成分化作用。所以説,种族垃圾与政治垃圾的功能是不同的。 

谢选骏:“礼仪之争”是第二期中國文明的垂死掙扎


《利玛窦逝世400年纪念:“归化”的背后》(2012-09-28 东方早报 石剑峰)報道:


在利玛窦到中国来的那个世纪,无论中国和欧洲,都处于一个历史临界点上,中西两个文明通过传教士在这个节点上接触了。利玛窦开始进行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比,其巨大的成果也许至今都未能超越,这种对比出自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基督教文明第一次被另一种文明来审视。彼时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但遗憾的是,在中国方面,随着晚明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闭关锁国,我们要等到200多年后才重新看世界,而那时已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平等。为“归化中国”。


▲ 明末清初三位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


先“归化”于中国士林


万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公元1601年1月27日,北京城正忙于过年,此时一位自称大西洋陪臣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到北京,并带来了西方的“奇技淫巧”。这个意大利人就是利玛窦,他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秋就已经从澳门进入大明帝国领土广东肇庆,那年他31岁,离开意大利在外传教17年。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1571年,他在罗马成为一名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广泛训练之后,他在印度和中国澳门见习了5年,随后于1583年开始进入中国肇庆从事传教活动。在广东他结交的对象是地方长官,以方便传教,为此甚至用西洋物品来贿赂他们。利玛窦这个汉语名字,第三个字取自于《三字经》“窦燕山”,“窦燕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


对利玛窦在华传教起启蒙作用的是一位叫瞿太素的人,利玛窦与他的交往促使利玛窦知道要在中国传教必须获得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于是,这位之前天真地认为像佛教僧人传道的意大利人,脱下了僧服改穿儒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现实主义者。


1595年,他开始居住在南昌,并在那里用汉语编撰了《交友论》。在这里他结交的另一位重要朋友是白鹿书院的“圣人”章本清,是他四处疏通帮助利玛窦留居南昌,并在此建立一所耶稣会住院。“不必先问我们给多少人付了洗,在十四五年之间,领洗的不会超过百位。”利玛窦说这话时是1596年10月,他来中国已经超过14年了。尽管皈依基督教人数有限,但利玛窦本人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名声不断增长。史景迁在《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说,利玛窦所做的一切,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关心他的科学成就,从而使他们更易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写的《交友论》为他带来的荣誉和因此而得到的中国精英阶层的仰慕比他所写的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多。利玛窦将友谊看作是超越于获得金钱和其他物质考虑的某种东西,是一种将两个互不相干的身体连为一心的纽带。他坚信,道德的主旨会随着他的著作而显示生命力。利玛窦放弃在街头拉人入教的做法,他在与中国朋友们的宴会上、私下交流中传达上帝福音。到16世纪90年代后期,利玛窦开始将个人关系与科学方面的训练结合起来发展为一套促使别人皈依基督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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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玛窦《几何原本》本版图片 早报记者 张栋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于同礼部尚书王弘海的友谊,利玛窦获准进入南京,他在南京的2年5个月里,广交权贵,熟读儒书,讲授西学,甚至和僧人舌战论道,这为他日后进京奠定了人脉和交往经验。在利玛窦的中国朋友中,李贽这个角色常常被忽略。在最初,利玛窦和李贽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但也是李贽为利玛窦能居住在北京出了很大力。李贽对利玛窦到中国来持欢迎态度,在他看来,利玛窦熟读中国经书,尊重中国礼仪,能用流利中文交流,“是一极标志人也。”利玛窦也试图让李贽皈依基督教。1601年,他在李贽等人帮助下被获准入京居住。


是几何学在1600年将徐光启带入利玛窦的圈子,当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于1604年考中进士,并在北京翰林院获得一个职位后,几何学使他们的友谊变得更牢固。他和利玛窦在一年时间里,每天早晨一起工作,逐行研读克拉维斯翻译的欧几里得的著作,这些著作在1607年出版。史景迁说:“中国学者对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科学的接纳是值得铭记的事。这些人都不是那些通过接受西方思想而获得社会地位的下层人物。这些人受的儒学传统规范熏陶并未使他们失去对西方科学的理解能力。”“在他(利玛窦)的帮助下,他们在重新找回中国已逝去的过去。”


利玛窦的成功在于他和他的同僚们拒绝了耶稣会内部所谓“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的武力传统。他拒绝了武力传教的策略,又没有权力强迫中国人改宗,相反时刻担心中国掌权者将他打成邪教头目。因此,为达“归化中国”目的,他别无他法,只好先自己“归化”于中国士林,他从道德、学问、文章三方面向官绅展示他有资格成为“儒”,以此曲线传教。


在北京的日子里,利玛窦真的如鱼得水,融入中国上层社会,表现之一就是无休止的宴会,而这也损害了他的健康。利玛窦临死之前最后的梦想也许是成为万历皇帝的神父,可是他从来没有和皇帝说过话。当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时,明神宗赐葬于阜成门外藤公栅栏。当时有人质疑为何厚葬这位洋人,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回应说,仅凭他翻译了《几何原本》就该厚葬。


基督教持续400年的“中国礼仪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中西交流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基督教的交流有过多次高潮,比如唐朝时景教融入了中国,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明末传教和中西交流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特别是晚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为天主教传教和其他活动提供了契机;此外,晚明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科学技术有充分认识,所以当利玛窦们在传教之余向中国知识界“炫耀”西方科学技术是一个讨巧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利玛窦们的传教并没有与中国儒学传统正面冲突,相反,中国的士大夫看到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传统还有互补之处。所以从总体上讲,晚明向西学包括天主教敞开了大门。而利玛窦相回应的传教策略则是: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学术上高水准,生活上适应中国生活习俗。


谢选骏指出:人説——基督教持续400年的“中国礼仪之争”;我看“礼仪之争”的背後是兩種宗教、兩類文明的角力——這也是第二期中國文明的垂死掙扎。

谢选骏:利玛窦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

《利玛窦“记忆之宫”的12个房间》(2010年04月20日顾湘)報道:


为纪念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合作,于2月-7月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巡回举办“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展览。4月2日-5月23日,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展品共计113件(组),由中意两国文博与图书收藏机构共同提供。


利玛窦(1552-1610),号西泰,是第一个变西文姓名为中文姓名的人。1578年的春天,他搭乘“圣路易”号离开里斯本,4年半后由澳门踏上中国的土地,随后越五岭、驻江右、下江南、过山东、进京城、入皇宫。直到1610年5月中的一天,他感到大限将至,当有人问他将留给世人什么时,他回答:“一扇功德之门,但不无艰苦磨难。”次日,利玛窦溘然长逝,万历皇帝赐地安葬。那扇“功德之门”开在明王朝的封闭之上,西方的科学与文艺之风由此吹入,欧洲人也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利玛窦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毅力建造了这扇门,用的是信仰、友爱,以及欧洲的数学、天文、地理、哲学、精密仪器、绘画艺术、记忆术……


在利马窦逝世400年后的今天,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合作,于2010年2月-7月先后在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三地巡回举办“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展览,以纪念这位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开拓者。4月2日-5月23日,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展品共计113件(组),由中意两国文博与图书收藏机构共同提供,其中62件(组)意大利文物来自于罗马、马切拉塔、热那亚等地的数十家博物馆和图书馆,51件(组)中国文物分别来自于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4家单位的珍藏。


神奇的“记忆迷宫”


明代的中国是个舟多于车的国度,利玛窦远渡重洋而来,而他在中国的旅程也同样犹如长年的航行,沧桑浮沉,有时风和日丽、景色宜人,那是他与中国学者们交往、分享学识与友谊的愉悦时光;有时则会遇上风暴,或搁浅困滞,或陷于大雾、无法展望前路。糟糕的情况通常是由于恶劣的天气、盗贼、怀有偏见的乡民、贪婪的官员、爱猜忌和骄傲的皇帝以及不合适的时机造成的。他无法携带许多书,于是写信回欧洲要求那边给他多寄些书来,但那时候的邮政极为缓慢而且变化无常(利玛窦一般以6-7年作为从发信到收到回信的周期,有一次他的上司从澳门发出的一封信花了整整17年才抵达罗马)。有时,他还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失去他所拥有的书。


利玛窦拥有超人的记忆力,这大概是一个古人获得杰出成就的必要条件。在中国生活期间,他对算数、几何、音乐、天文学、光学、测量、制图、地质学以及各种机械装置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而关于这些领域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他凭着对上学期间所学知识的回忆而得来的,再加上随身所带的为数不多的书籍提供的信息。他带到中国并逐步加以翻译和重新解释的,基本上都是他在佛罗伦萨耶稣会和罗马学院文学院所学的知识,《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等著作的完成都是依靠他对大量经典文献,尤其是斯多葛学派或人文主义作品的熟记。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发现,书籍是如此匮乏,以至于我现在印行的绝大多数书籍都是我记忆库的储藏品。”也正是他善于记忆的技能,使他成功地学习了汉语。


利玛窦惊人的记忆力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95年,他在南昌当众表演了他的记忆术:“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一张纸上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方式写下大量汉字,它们之间不需要有任何秩序和关联??我将这些汉字读一遍后,就能凭自己的记忆按照他们所写的方式和顺序将这些汉字背出来……为了使他们更加惊奇,我又凭记忆,把这些字从后朝前倒背了一遍。对此,他们全都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他们马上就求我同意将形成这种记忆力的神圣法则教授给他们。于是,我的名声便迅速在这些文人学士当中流传开来??说实在的,这种记忆定位体系看起来就像专门为汉字而发明的,因为它确实行之有效,每一个字母都是一个表达意义的形象。”(利玛窦《书信集》)


“1596年,利玛窦向中国人传授建立‘记忆之宫’的方法。”史景迁在传记《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开篇写道。“记忆之宫”是人们头脑中的空间结构,用以安置鲜明的、能唤起记忆的形象,走进“记忆之宫”,便能从有序排列的“房间”中找到需要的内容,按照事物的顺序进行记忆。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完善,“记忆之宫”得以发展成为一种体系,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代,形象记忆技术可能已盛行于当时。利玛窦从罗马学院学到了这些记忆的技巧。他告诉中国人,对于每一件我们希望铭记的东西,都应该赋予其一个形象,并给它分派一个场所,使它能安静地存放在那里,直至我们准备借助记忆的方法来使它们重新显现。


本次展览就犹如一座有形的“记忆之宫”,展览的12个部分是“记忆之宫”中按照利玛窦的生平为序设置的12个房间,在这些房间里,安静地放置着一件件能够唤醒昔日记忆的文物。借助那些种类繁多、依序陈列、意义深远、带给人各不相同的强烈印象和丰富想象的物件,利玛窦的历程和那个伟大的时代在我们眼前展开,伴随着浪涛声、港口和集市热闹的人声、古钟表的滴答声??


第一、第二、第三个房间:故乡、新生、辉煌的“无用之物”


一幅宽2.5米的布面油画《马切拉塔全景》让我们看到了利玛窦的故乡,它坐落在土地肥沃的乡村中一个锥形的山顶上,被白色的城墙包围,红顶白墙的房子错落在山坡上,天气晴朗可爱,近处郊外有零零散散的人,看起来悠闲而愉快。从东面吹来的风带来海的气息。


中心广场及坐落其上的钟楼和大教堂、教皇使节的寝宫、商会会所、窄小的蜿蜒而下通向附属广场的石街以及坐落在附属广场上的耶稣会学校构成了城镇的主要景致,各式各样的街道有的顺着一道道城墙缠绕在山坡各处,有的时而一条直路急冲山下,时而又变成一级一级台阶。当地的葡萄酒芳香甘醇,在各条道路上,葡萄酒的叫卖声中,身穿礼拜袍服、手拿十字架和旗帜徒步而行的朝圣者往来频繁。然而,就是在这美丽景致中,在利玛窦步行至学校的狭窄的石头小街上,数十年来,阿拉莱诺和佩利卡尼两个家族的年轻人互相跟踪、偷袭,持续着从16世纪20年代便开始的世仇。利玛窦16岁离开马切拉塔前往罗马那年,国内和国外的战争都已蔓延到了马切拉塔。


来到罗马和佛罗伦萨耶稣会学院学习的利玛窦,心中无疑会对近在眼前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恢弘壮丽图景发出兴奋喜悦的惊叹。当我们进入第二个房间时也会立即感受到几分近似的心情——几幅顶天立地的巨大壁毯覆盖了墙壁,那是17世纪中叶戈贝兰作坊根据拉斐尔的草图织造完成的,取材自《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分别是表现圣彼得生平的《捕鱼的奇迹》、《亚拿尼亚之死》和表现圣保罗生平的《以吕马的失明》。


拉斐尔与利玛窦一样来自马尔凯。1515年,受教皇利奥十世(LeoX)的委托,拉斐尔为西斯廷礼拜堂两侧的墙壁设计壁毯。在当时,壁毯要比湿壁画和油画更加昂贵,整套壁毯所花费用至少是米开朗基罗天顶画的5倍。


能在博物馆亲眼见到这些壁毯令人感动。第一幅《捕鱼的奇迹》宽4米多,高近5米,描绘着使徒彼得和他的兄弟在加利利海,经耶稣的指点捕到了大群的鱼,鱼多得连渔网都装不下,他们必须招呼邻近的船只过来帮忙。它让人想起利玛窦交给程大约出版在《程氏墨苑》一书里的第一幅插图:门徒们乘坐的船只在加利利海的波浪中颠簸,而耶稣踏着海水而来,教彼得凭坚定的信念行在水上。站在壁毯前,你会感叹利玛窦身后丰盛华美的文艺复兴大背景,那个西方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天才集中涌现、全才式人物辈出的时代。


利玛窦生活的时代,正进入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的最后阶段,教会力图将年轻的耶稣会士训练成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生活的前沿人物。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利玛窦东方关系学院主任菲利普?米尼尼(FilippoMignini)教授说:“利玛窦通晓各种学问,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他拥有那么多出色的才能,与他当时的背景密不可分,正是文艺复兴孕育出了如此杰出的人。那个杰出的时代诞生了许多杰出人物,利玛窦是其中之一。”


第三个房间的入口左右分立着费德里科?祖卡里的皮革油画《摩西形象的米开朗基罗》和《先知形象的拉斐尔》,昭示着16世纪的艺术家开始跻身于时代伟人的行列,获得了空前崇高的赞誉,意大利巨匠的成就几乎笼罩了整个欧洲的艺术。这里摆满了“辉煌的‘无用之物’”,在幽暗的展厅中熠熠生辉:拉斐尔的《永恒的天使》、《给兀鹰喂水的小爱神》,提香的《菲利普二世像》,洛伦佐?洛托的《力量与不幸之战》,乌尔比诺制造的施釉彩陶器—怪物和帕立斯审判洗、天使骑狮首墨水瓶盒和纸张盒等等。


第四、第五、第六个房间:建筑、书籍与科学技术


“我们的书大受称羡,因为书的装订非同寻常,而且镀金美观,在有关宇宙和建筑的书中,人们能够看到全世界的众多王国和地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名城,宏伟的宫殿、高塔、剧院、桥梁和庙宇。”(《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到中国后,一直不断要求教会给他寄来欧洲,特别是描绘古罗马建筑的版画,如万神殿、凯旋门、竞技场等,他想向中国人展示他来自一块有着显赫历史的国土。在中国期间,除了一本铜版印刷的《古罗马事记》,他还渴望从欧洲得到一套精美的《普朗坦圣经》,不仅仅由于它是一部多语言的严谨的学术著作,也不只是因为它的宗教内容,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装帧高级、卷帙浩繁、纸张柔韧、封皮精美,附有由低地国家一流大师制作的一流铜版雕刻插画,总共达8卷之多。在他的有生之年,利玛窦最终得到了这套书:“我们的配有插图和镀金的书籍让我们得到信任,我们是在一个学士的国度。”


我们可以在展览中看到利玛窦当年想尽办法要让我们看到的那些16世纪铜版画,从《万神殿》、《角斗场内景》到《罗马广场景观》,它们仍旧行使着它们的使命:向我们叙述那个古老帝国首都所经历的辉煌,描绘它曾经的显赫。我们也能见到那些原版装帧的16世纪图书典籍,如圣伯纳的《沉思录》、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但丁的《神曲》。如利玛窦当初预期的,我们也会像明朝人那样,“对其精美绝伦的印刷和庄严肃穆之气氲充满了羡慕敬仰之情”,即使“看不懂书中的文字”,也能感受“其字里行间蕴藏着绝妙的教义”。展览的古书还包括阿皮亚努斯的《天象》,克拉维乌斯的《实用算术概论》、《欧几里德原本》,萨克罗博斯克的《天球论》,托勒密的《地理学》等。正如史景迁告诉我们的,利玛窦在罗马学院读书期间的数学老师克拉维乌斯深信科学知识的价值,他强调,对自然现象的细心探索有助于人对精神世界的反思。


对他的学生应该在学院中学些什么,克拉维乌斯有着明确的想法。“一年级学生可以在4个月内学完欧几里德著作的前4卷,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学习实用算术,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学习行星的运动原理,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习地理,假如时间还有余的话,他们还可以学习欧几里德的第5和第6卷。二年级学生可以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习星盘(用于测定行星和恒星的运动),用4个月的时间学习行星理论,用3个月的时间学习透视画法,其余时间用于学习钟表制造和教会立法计算方面的理论。一些表现突出的学生可以在第3年进行自学,研读更先进的天体理论,学习制造万年历、行星表以及使用象限仪,等等。”


这可以解释我们接下来看到的一系列复杂精妙的仪器,它们大多是16世纪制造的:天文工具盒、托勒密浑仪、简易经纬仪、测角仪、天体仪、地球仪、日晷??利玛窦用这些在中国学者中间赢得了声望,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乃至推动了中国重制历法。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李之藻在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的帮助下修订的崇祯历法,从清初一直用到近代。


最后,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还发现了一些看上去很新奇,有些还颇具现代感的东西,譬如一座大桥模型、一个接近球形的木制多面体、一副链轮和球轴承、一个风力飞行器、一个男孩青铜胸像形状的蒸汽鼓风机??它们都属于达?芬奇理念博物馆,证明着那个时代最勇于想象和创新的精神。


沿着在奥尔特留斯《寰宇全图》上标注的欧亚远航路线,对利玛窦的回忆终于驶向了东方。


第七、第八、第九个房间:从剃须发到穿儒服


参观者走到这里,有关利玛窦是个普通凡人的印象忽然苏醒并且变得鲜活了—他小心翼翼地在16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南方农村贫困家庭中穿行,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谨慎地为他们祝福;他并不老,可别人惊奇于他的满头华发;他争取到一块城墙外面的地,造了一座砖房,为了房子和地的事跟地方官和地主讨价还价,后来被赶走;他给地方官送礼,设法取悦他们;他的住处遭到一伙歹徒的抢劫,他试图关紧自己的房门,并从窗口跳进花园去求援,扭伤了脚,大声呼救;他乘船时掉进河里;抄着葡语和汉语对照的词,还标注了汉语字词读音的《葡汉辞典》手稿,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初学外语时的笔记,他一边抄一边希望能记住那些词:“鸽子”、“桥”、“怎么样”、“限期”??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无异于你我,因此他的筚路蓝缕之功愈加惊人、使人钦佩,而后人加之于他的种种揣度和非议,则未免有失公允。


除了古代澳门、肇庆、韶州的小地图和若干示意图,在这部分展厅里还有一些明代佛像和明代的禅师画像,它们带来了一种宁静超脱的气氛。然而,利玛窦对僧道的印象其实很坏。他起初剃了须发,身披僧袍出现在肇庆,结果发现这样的策略是错误的,因为和尚的地位在中国远比在日本卑微,僧道的名声很糟,僧人“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放纵情欲”,道士甚至更不堪,“他们的书籍叙说着各种胡言乱语”,完全是“骗子”。


在儒释道“三个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宗教派别”中,利玛窦唯独认同“儒教”。受江南贵胄瞿汝夔的启发,利玛窦脱掉僧袍,蓄须发,改穿儒服。“这袍子用紫色丝绸缝制,褶边、衣边、衣领镶有近一掌宽的蓝色丝绸;悬垂的长袖也镶有同样的边,与威尼斯人的服饰样式非常相似。紫色绸袍上还配有一条蓝色腰带用来束腰,以使长袍敞开得更自如些。”利玛窦写信向朋友仔细描述他的新行头时大概不无自得,我们可以看到由马切拉塔国家艺术学院复制的这身装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说:“他头上所戴的四方平定巾,属于当时‘儒士生员监生’的冠制,长袍却是明代规定只有进士才可穿着的颜色,冠服搭配不伦不类,但也可能是他故意这样设计,以彰显他是与中士有别的‘西儒’。无论如何,我们中国人确实特别重视衣衫,利玛窦的新衣服发挥了神奇的功效,他一换衣服,就取得了士绅的同等礼遇,遇官可不跪,个人免税,学者们纷纷前来与他结识。”


第十和第十一个房间:交友与观星


瞿汝夔是礼部尚书的儿子,爱好炼丹术,听说西洋和尚会炼金术,就跑来找利玛窦。不久,利玛窦成功说服了瞿汝夔放弃炼丹术,跟他学习数学、天文学,利玛窦则跟他学习儒学,用拉丁文翻译“四书”。瞿汝夔皈依天主教后,“即刻就让他(利玛窦)分享了儒家的权势。广东的兵备道,韶州的知府,英德的知县,还有南雄州的知府,是瞿的老师、同乡、同学、同年。在中国,儒生的关系网络可以无限编织”(李天纲《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的交往和友谊》)。


因为瞿汝夔的介绍,江西巡抚允许利玛窦在南昌居住。南昌住着当朝万历皇帝的堂叔祖,他听说“泰西”有着和儒家一样温雅的礼仪,非常希望听一听“西儒”的“交友之道”。于是,利玛窦用汉语编辑了一本西方古典作家和神甫论述友谊的格言录—《交友论》。《交友论》第八十一条说:“凡出门会人,必图致交一新友,然后回家矣。”利玛窦每次出门,都能交到一两位新朋友。


在中国中部的利玛窦,开始出入士大夫家庭,一边探讨着学问,一边悠闲地享受宴饮的欢乐。他了解到,好友欢聚、社交宴饮是明代上流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中国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宗教事务,都是在桌边吃饭品茶时讨论的。


展览中,杜堇的《十八学士图》屏以“琴”、“棋”、“书”、“画”四个场景,描绘了唐代文人风雅闲适而考究的生活;而李岳芸笔下文征明、唐寅、仇英明补充了活跃在明代的书画家的肖像。唐寅本人,像是含笑斜倚在画面外某个地方,穿越时空目睹了崔涯与名妓李端端产生爱情的那个场面,将它画了下来;画中的李端端手持白牡丹,楚楚动人,仿佛正据理巧辩、侃侃而谈,而崔涯放下手中一页纸,静气安坐,凝神谛听,内心折服之情思流溢于眉目间。从这些画里,我们可以看到书籍、优雅的庭院、考究的家具、精美的器玩都在传达着一种雅致。利玛窦也发现了绅士阶层对古董、字画的喜爱。


展览中有一幅着官服的李日华肖像,以及器皿、饰物、印章等器物珍玩。艺术家兼官员李日华也是利玛窦在南昌结识到的朋友,他在他的日记里无意中记下了1603年艺术品商人先后13次向他兜售古董字画的事,这说明与利玛窦观察到的一样,到了明代后期,在明代前期只流传于极少数精英人物中间的具有文化意蕴的物品,被大量地带到了金钱世界。这些物品向应邀前来参观或使用的人们,展示着收藏者的独到鉴赏力和不俗的文化品位。


最后一个房间:北京,敞开的大门


1601年1月的一天,利玛窦用8匹马、30多个脚夫,将献给万历皇帝的礼物运送到了北京。这些礼物并不值很多钱,由他们千方百计募集到的一笔钱和利玛窦在中国期间随身所带的一些物品组成,其中包括:三幅宗教画,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一本金装祈祷书和一本精美的《双半球投影世界地图》,一台楔槌钢琴,还有多棱镜、日晷和沙漏,彩色的腰带和几匹布,欧洲银币,一个犀牛角,几只玻璃瓶。


中国皇帝很喜欢自鸣钟,把小的那只放在自己面前,为放置大钟专门修建了一座木楼。皇太后听说了自鸣钟,她要皇帝叫太监把它送来给她看。皇帝想到她可能会喜欢,到时候会把它留下,便叫管钟的人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使它不能发声,再给她送去。皇太后不喜欢不能鸣时的钟,就把它还给了儿子。


皇帝的钟出了毛病时,利玛窦便能获得随意进出皇宫的许可。在都城安置下来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使利玛窦有机会同那个时代最有上进心、最具才华的知识界人士交游。1603-1607年间,徐光启与利玛窦交往频繁,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尽管利玛窦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真诚、温暖、慈爱的友情”,但他仍难免感到孤独,他不太喜欢中国的音乐,更讨厌戏曲,想念在欧洲时听惯了的乐器和四线谱。


我们在展览里见到,四线谱纸上记录着的宗教音乐,旁边配有细腻鲜艳的图画。而展出的乐器不单有利玛窦随身带着穿越中国并最终进贡入宫的那种楔槌钢琴,还有一台固定式管风琴和一把腿式维奥拉。此外,一幅《野墅平林图》让人不禁想到利玛窦更多未尽数展露的才华和心底的寂寞。那幅画画在素绢上,尺幅很大,分四屏拼接通景,画的是北京郊外秋天的景色,用的是毛笔和中国产的青石、石绿、赭石诸色,采用了焦点兼散点透视法等西洋画技法,画面美丽而平静。不知是否因为那一潭蓝绿色的湖水,丰美饱满的画中透出一股冷清来。


当利玛窦在宫中教太监如何为钟表上发条、拼装巨大的世界地图、创作可以用楔槌钢琴伴奏的中文歌曲时,他可能会思量那个一方面表现得异常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又处处受到掣肘的谜一样的万历皇帝。他从来没有和皇帝谈过话,像科东神父令法兰西和那瓦尔王国国王亨利四世重新皈依天主教那样,使万历皇帝皈依天主教并成为他的告解神父,看来是一个永不可及的梦。


利玛窦为宫人们写下了这样的歌:


一个牧童一天突然感到忧伤;


他恨自己所在山冈;


他想他所望见的远山,


一定远比这座山冈美丽,


到那里去会使一切忧愁烟消云散。


于是他向远山走去,


可当他走进这座山,


却发现它不如远看的那么漂亮。


古往今来的作者都提出同样的劝诫:


让心漂泊在外毫无益处,


心神内敛,意志坚定,


方可得利。


他想象人们在宫廷城墙内外反复咏唱着他的歌词,并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畸人十篇》,记录了他同8位中国文人的谈话,涉及死亡、灵魂不灭、斋戒、灵修、善恶报应、占卜以及财富等诸多方面。在第三、四篇中,徐光启作为对话者,同利玛窦交流了对死亡的思考。书成两年后,利玛窦离开了暂时寄居的这个世界。


谢选骏指出:人説——利玛窦“记忆之宫”的12个房间;我看利玛窦雖然沒有後人,卻給後人留下了經久的记忆……這都是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當然,這就是上文所不懂得的奧秘了。

谢选骏:中國之石,用來攻歐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两大发现》(孙小礼1995年第03期《北大学报》)報道:


近代著名的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在哲学上,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齐名,是欧 洲三大哲学泰斗之一;在数学上,他与牛顿齐名,相互独立地创建了微积分,他还是数理逻辑这一重要学科的 开创者,并被誉为计算机的先驱者之一。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文化极感兴趣也极为尊重。他没有来过中国,却被人们称为“中国通”。他对中国的研 究,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一是与欧洲到中国的传教士们直接交谈和通信。


从莱布尼茨与欧洲传教士白晋(J.Bouvet)等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易图》符号的特殊的二进制 解释和他对中国文字的独到见解。我以为,这是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发现。而这两个发现又都是与 他一生重视研究符号分不开的。


在科学史上,莱布尼茨素以讲究符号著称。人们公认,在他所创建的微积分中,所运用的符号是优于牛顿 的。他以d表示微分,以∫表示积分,这些符号在全世界延用至今。莱布尼茨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总是对各 种符号进行比较研究,然后慎重地选用或创造最简便和富有启示性的符号。他认为数学方法之所以有效和发展 迅速,就是因为使用了特别的符号语言,而这种符号为表达思想和进行推理提供了优良的条件。他希望建立一 种普遍的符号语言,使逻辑数学化,把推理过程归结为符号的演算过程。他深信好的符号能大大地节约人的思 维劳动。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这两个发现,意义是很深远的,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1


大约在1672—1676年间,莱布尼茨研究了二进制算术,古代早有五进制和十进制算术,这与人们用一只手 或两只手的手指计算数目有关。后来有人提出四进制,使莱布尼茨受到启发,他想到仅用0和1这样两个数字符 号同理也可以写出一切数,并对此作了研究。


1679年3月15日莱布尼茨撰写了题为《二进制算术》(De L'arit-hmetique Binaire)的论文。文中对二进 制算术作了相当详细的讨论,不但给出了用0和1表示一切数的规则,而且对二进制与十进制作了比较。1701年 他把论文提交给巴黎科学院,但要求暂不发表,因为他还想从数论方面深入研究,况且还未看出二进制算术的实用价值。


莱布尼茨在1697年给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原名为C.F.Grimaldi)的信中讲述了他的二进制算术 。


1701年2月15日,莱布尼茨又把自己的二进制数表寄给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1701年11月4日白晋在从北 京发给莱布尼茨的回信中说到,他认为二进制数与中国《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图的符号是有联系的,并将宋代 邵雍(1011—1077)所制的六十四卦图即圆图内有按八卦配列的方图,寄给了莱布尼茨。但是这卦信迟至1703年 4月2日才辗转交到莱布尼茨手中。


莱布尼茨立即认真研究了这幅六十四卦图,他发现,正如白晋所说,把图中的阴爻—看作0,把阳爻—看 作1,那么六十四卦图中的六爻排列就恰好是从0到63的二进制数字。(见图)


莱布尼茨为获得这一发现而兴奋异常。他立即给白晋写信说:“这易图是留传于宇宙间的科学中之最古的 纪念物。但是,依我之见,这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没有人能了解它的意义。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符 合,……,我若没有早发明二进制算术,我也不能明白六十四卦的体系和算术画图的目的,望洋兴叹,不知所云。”[1]他还说虽然他认定二进制算术对于数的科学会有不可思议的效果,但是没有料到它对阐明中国的古 纪念物发生了重大的效用。他猜测中国古贤伏羲已掌握了二进制算术,后来失传了。他还认为伏羲的创世说与 欧洲基督教的创世说是同一个道理,亦即宇宙一切从阴与阳而来,也就是从0与1而来。


莱布尼茨随即对他1679年所写的论文作了补充。1703年论文发表时的题目是《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 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Explication deL'arithmetique bin aire,quise sent des seuls caracteres 0 et 1,avec des remarqu-es sur son ulilite,et sur ce quell e dcnneLe sens des aneienne-s figures chinoises Fchy,1703)。


《易》是一部创始于中国西周时代(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古代哲典,用“阴”和“阳”这样一对基本范 畴来阐述宇宙间的一切变化和发展,并有由阴爻—和阳爻—两个基本符号组成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独特符号系统 。正是这一符号体系引起了白晋和莱布尼茨的重视和研究,发现了六十四卦图和二进制数字的联系,即六爻排 列的六十四卦图与从0到63的二进制数字的一一对应关系。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的惊人发现。它促成了莱布尼茨 二进制算术的公开发表。


伏羲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易》并非伏羲之作,也不是某一位学者之作,而是经历代学者相 继修改的一种历史创作,并逐渐形成源远流长的一门易学。宋代邵雍托名伏羲所作之易图,包含有他自己的许 多创新,即所谓“邵《易》非古”。白晋神父虽然身在中国,却不知《易》的这种历史变迁,误以为邵雍之六 十四卦图是伏羲之卦图。他在信中这样说,莱布尼茨自然信以为真。当然,这一误解并不影响莱布尼茨的发现 的重要意义。


在易学中,中国早有所谓象数派和义理派。象数派根据卦形对《易》中的卦辞和爻辞作字义解释,以阐发 哲理。义理派则脱离卦形,只研究卦辞和爻辞的含意,以探求《易》之内容。莱布尼茨对邵雍卦图的新发现, 为易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天地。此后出现了易学中的数理派,即不问卦爻辞,专门研究《易》的符号体系或数学 结构。


二进制数字与《易》的符号体系的一致性,加之莱布尼茨的崇高威望,使中国的《易》在世界范围内引起 了更多学者的浓厚兴趣。现在,《易》不但与数学相联系,而且与物理学,乃至生命科学都联系起来了。“易 学热”不但出现在中国,而且出现在世界,经久不衰。


应该说,二进制算术与二十世纪诞生的电子计算机的结合,才真正是二进制算术的最成功的和最巨大的效 用。作为二进制算术发明者的莱布尼茨在当时是未能预料到的。二进制算术在解释中国易图方面的效用比起其 对电子计算机的效用,就显得轻微得多了。虽然这件事曾使莱布尼茨惊喜不已,视之为二进制算术的最成功的 和最巨大的效用,然而它对于易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却也是莱布尼茨始料未及 的。


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认为:莱布尼茨以0与1表示一切数,易经以阴和阳显示天地万有,都是天才的闪烁。这 东西方的两大天才,籍着数学的普遍的直觉的方法,互相接触,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以至于互相携手。在这 一点上莱布尼茨把东西两大文明拉紧了。他的二进制算术和《易》就是象征东西两大文明相契合的两只手掌。 [2]此言颇得中外学者的赞同。特别是他指出了数学的普遍的直觉的方法,亦即运用抽象符号语言的数学,对 于东西方两大文明互相接触、认识和理解,以至互相携手的重要作用。


莱布尼茨与白晋的通信,以及白晋寄给莱布尼茨的邵雍所制的六十四卦图,这些至今保存在德国汉诺威市 的图书馆中,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为珍贵的纪念物。这些纪念物,特别是看到莱布尼茨对六十四卦标明 数字符号的亲笔手迹(见图),使我们从中获得领悟和启示:抽象符号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语言和纽带,抽 象符号也将是今后中西文化交流的语言和纽带。


2


文字,是用符号写下来的语言。莱布尼茨重视符号,必然也重视对文字的研究。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即2 0岁那年,就阅读了一本谈论中国文字的小册子,即S.Spigel在1660年所编的《中国文学评注》(De ReLitter 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书中把中国文字形容为古埃及那样的象形文字。同一年,即1666年,莱布尼 茨写成《论组合术》(DeArt Combinatoria)一文,正是这篇论文把他引入了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行列。文中表 达了微积分思想的萌芽,也表达了他想建立一种普遍的符号语言的想法。他设想,通过少数原始概念的组合可 以得出一切概念,用符号或数字代表原始概念而构成“人类思想的字母表”。有的学者猜测,莱布尼茨在这方 面的灵感可能来自这本小书,亦即受到了中国文字的启发。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字一直很感兴趣,他很想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字。1689年7月19日在给传教士闵明我的信 中,提出了他想了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之一是询问“学习汉字有什么捷径?”[3]1692年3月21日在给闵 明我的另一信中,他又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您这次中国之行,由波斯途径乌兹别克和其他亚洲鞑靼民族的属 地,这为您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绝好机会。为此,我很希望您能够借此机会为我们设法弄到所能搞到的一切文 本的主祷文(按:是基督教常用的一种祈祷文),这样,我们进行所有语言的比较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准。” [4]事实上,因为那时陆路难以通行,闵明我是南下印度,从水路经南洋到达中国广州的。所以莱布尼茨的要 求未能如愿以偿。


莱布尼茨虽然没有如他所愿望地那样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字,但他总在不断地接触和探讨中国文字的特 点。在他与在华传教士们的书信来往中,就有关于中国文字的讨论。例如,白晋在1701年11月4日,即寄给他 邵雍六十四卦图的那封信中,就相当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一批汉字(太、一、天、主宰、皇帝等等)的笔划和结 构,以及一些汉字之间诸如大、太、天以及王、主、皇等字之间的关系。[5]


那时,在欧洲学者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以为中国文字源于埃及的象形文字,甚至中国文化也可能根 源于埃及文化。例如,白晋在1698年2月28日给莱布尼茨的信中说,他确信将有来有一天能把中国文字还原为 埃及的象形文字。[6]也许正是这种对中国文字的看法,影响了这些学者对中国文字的进一步研究。


莱布尼茨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他通过自己的比较和思索,获得了关于中国文字的独到见解。他在1703年 5月18日给白晋的信中指出“我难以相信,埃及的象形文字与中国的文字有任何契合关系。因为在我看来,埃 及的文字是较为浅俗,而十分近似感官的事物的(如动物和别的),因而它们也近乎寓言。至于中国字或者较 有哲学意义,而且似乎是建立在较有智慧的考虑上的——如给予数目、秩序和关系的那些考虑,因而只有一些 与各种物形不相似的笔划。”[7]莱布尼茨在18世纪就看到了汉字的一些内在优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甚至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未能达到这样的认识。


表面看来,和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中国的方块字难认、难记、难写,于是有人把中国文盲曾高达全人口 的80%的状况归咎于汉字之难学。鲁迅先生曾有这样的激烈言词:“汉字不灭,中国必亡。”[8]瞿秋白、吴 玉章等人提倡过中国文字的拉丁化。毛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9]至于 许多人以为“汉字无法机械化、电脑化”,“不能适应现代化”等等,更是长期流行的看法。总之,汉字曾被 认为是当前一种落后的应被淘汰的文字。实际上,这些看法是中外人士在只看到拼音文字的优点,而未认真研 究汉字的本性时,所产生的对汉字的误解,也是很自然的。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种。然而古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字都早已先后消亡,唯有汉字长期保存下来 。历史说明,汉字自有其科学性和实用性,所以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像数学符号的命运一样,凡复杂冗繁不好 运用者,必然要被人们抛弃,而简短好用又富有启示性的符号,则成为人们研究数学的得力工具而爱不释手。 汉字作为一种符号文字,其简明性特点,已日渐为世界所公认。汉字的简明性表现在:(一)汉字一字一音, 是单音节字,比拼音文字的多音节字简短;(二)常用汉字总共6763个[10],而且汉字是以字组词,增加新词 时,不必增加新字,比起拼音文字来,字数少得多;(三)汉字文法简单,不必考虑性、格和时态变化等等[ 11];(四)汉字包含的信息量大。例如联合国的每个文件都印成五种文字的文本,而中文文本总是其中最薄 的,表现了中文的简明特点;(五)汉字和拼音文字相比,还有一个能够超越时空的优点。尽管汉字在中国各 地读音不同,古今读音不同,但是只要书写出来,就能克服各地域、各时代语言不通的困难,取得共同理解。


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E.Mach,1838—1916)说:各民族的口头语言会长期保留,而书面语言正逐 渐具有一种理想的普遍性,像数字、代数符号、化学符号、音乐符号等等就已形成普遍语言,在国际上普遍应 用。中国文字作为一种真正的表意文字,也具有这种普遍性优点,“假如语言系统及其符号只具有一种比较简 单的性质,那么中国文字是会得到普遍应用的。”[12]欧洲学者之重视中国文字,可能与莱布尼茨率先研究和 推崇中国文字有关。而莱布尼茨之重视中国文字,又与他希望建立一种简明的普遍的符号语言的理想是有联系 的。


汉字是拼形文字也是拼意文字,表面看来,其结构确实比拼音文字复杂得多。所以,当计算机自如地对西 方进行文字处理时,汉字还望尘莫及。但是,汉字的结构是有规律的,而且富有哲理性。一旦研究清楚了汉字 的结构规律,就能为计算机编制汉字编码系统,解决汉字输入计算机问题。近十年来,汉字已经活灵活现地出 现在计算机上了。从现在运用最广泛的五笔字型输入法看,其输入速度相当快,甚至已超过西文的输入速度了 。


有些外国学者听说中国字可以快速输入计算机,就以为汉字已经拉丁化。实际上,汉字输入虽然借助了通 用的英文字母键盘(并不是必需的),但与拉丁化毫不相干。汉字之所以能快速输入计算机,依据的是汉字自 身的结构规律,正是体现了汉字内在的逻辑性和简明性,是汉字智慧在计算机上的显现和发挥。


汉字与计算机的结合,已是举世公认的一项创举,其意义或许不下于二进制算术对于计算机的效用。一些 语言文字专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


将近三百年前,莱布尼茨就已发现的中国文字的内在优点,现在正在日益显现和发扬,而且目前获得越来 越多的人的理解和承认。汉字正在迈向国际化,在国际交往中汉字将日益显示其优点,发挥其作用。在1993年 8月召开的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中国学者已开始建议,今后在国际会议中,汉语应该成为会议用语之一种 。


汉字的发明和运用,确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安子介先生对汉字深有研究[13],他认为应把汉字 与中国四大发明并列,视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有根据、有道理的[14]。


注:


[1][5][6][7]Leibuiz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Frankfurt,1990.本文所引译文参见Otto Franke《莱 布尼茨与中国》,关琪桐译,《中德杂志》,1940年。


[2]引自《易学讨论集》,商务印书馆,1941年。


[3][4][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8][9]吴越:《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中国人才报》1991年5月8日。


[10]根据1980年国家标准局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


[11]汉字文法的简单性,同时也伴有缺乏严密性的缺点。


[12]引自E.Mach,Science of Mechanics,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1 974,Chicago.初版1883年。[13]安子介:《解开汉字之谜》,香港瑞福有限公司出版,1990。[14]刘光裕:《 汉字需要再认识》,《文史哲》1995年第一期。


谢选骏指出:人説“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两大发现”——我看這是“中國之石,用來攻歐”。正如古人所説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聰明人的做法;而愚昧的人就會固步自封,只會炫耀已有的,不懂探索未知的。


谢选骏:中西交流,裏外不是人


《回顾利玛窦400年前来华传教:打开中西交流大门》(2010年05月14日 南方人物周刊)報道:


引入西学第一人


“这样的事并非不常发生:大规模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壮举,年深日久趋于成熟,但其创始时的情况,对于很久以后的人们,却完全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对这一事实的原因经常加以思索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有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


1608年,利玛窦猛然发现自己已经是第一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仅存的一个。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记录在中国20多年的传教经历,以使“从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致湮没”。


的确,他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在28年的传教历程中,他建立了4个传教点,最后一个就在大明天子的脚下。到利玛窦辞世的1610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名信徒。他本人获皇帝钦准成为第一个葬于中国内地的教士。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为他们的“远征”建立一劳永逸的基础。因为罗马教廷和中国的“礼仪之争”,1717年,另一个中国皇帝康熙颁令,中国全面禁止传教。在此之后,双方虽有改善关系的尝试,终究没有打破僵局。罗马教廷废除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禁令远在两个世纪后的1934年。


所以,更具深远意义的,毋宁说是利玛窦为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叩开了大门,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利玛窦以温和的方式为他们打开了眼界。他的天文、地理知识,文化、道德观念(宗教观念隐于其后),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并非他们以为的蛮人国度,而是极发达的文明。中国中心观虽难以克服,毕竟开始动摇了。


而在西方,除了利玛窦所翻译的《四书》,1615年,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完全取代了被欧洲人视为童话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基本读物。再加上之后的传教士发回来的报告,不少欧洲大思想家对东方的神秘古国萌生浓厚兴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发现,中国典籍《周易》的六十四卦表现出“二进制”,这使他觉得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科学领域中的新成员,他一度相信从中国能找到证据证明《圣经》纪年的精确性;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高度赞扬中国的“自然神论”,在《风俗论》中他以中国为世界文明史的开端,甚至还用中国纪年来讲述世界历史。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则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计划派人到中国研究古老的法律。


当然也有唱反调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中国法律以高压而不是智慧来统治中国人,极大地遏制了自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文明停滞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能像西方那样充分发展出自由。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谈到中国,认为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人才有可能看到“自由、平等、博爱”被镌刻在万里长城上。


无论褒贬,这些议论多少出自相隔遥远的玄想,真正的接触要在1840年才开始,到时候西方人才有可能放下望远镜,用他们的双脚丈量这个古老文明,虽然他们同时也带来了枪炮。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利玛窦和他的教友们开启了一些“重要的事”。作为沟通中西科学、文化的使者,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尽管因某些局限,他们带到中国的科学并不都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比如其中的天文学还依循地心说。但是总的来说,可以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话来概括他们的作为: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其成就超过了印度佛教的先行者们在唐朝的成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自然科学沟通的大门,而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将要以此为基点”。


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来说成果还不很丰硕的福音传播事业,在400年后的今天,已然“征服”了不少中国人的心灵。就像《圣经》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利玛窦——一个跛子的远征


跛子与皇帝


1601年的一天,利玛窦和他的同伴被召进了紫禁城,因为他们献给万历皇帝的大自鸣钟走不了。于是他们在紫禁城中的钦天监住下,向被派去学习的4名太监教授如何使用和保养自鸣钟。3天之后,太监们掌握了技巧,钟被搬回皇帝身边,令他异常高兴。据说太后获知此事后,也想见识一下西洋宝贝。皇帝怕她不还,命太监将发条先松掉。太后觉得这座“死钟”索然无味,就完璧归赵了。


神父们进贡的物品中还有一架铁琴。过了些时候,万历皇帝又派来4名太监学习演奏这种乐器。利玛窦借此机会编写了8首歌曲,名为《西琴曲意》。其中的第二首《牧童游山》这样唱道:


牧童忽有忧,即厌此山,而远望彼山之如美,可雪忧焉。至彼山,近彼山,近不若远矣。牧童、牧童,易居者宁易己乎?汝何往而能离己乎?忧乐由心萌,心平随处乐,心幻随处忧,微埃入目,人速疾之,而尔宽于串心之锥乎?已外尊己,固不及自得矣,奚不治本心而永安于故山也?古今论皆指一耳。游外无益,居内有利矣!


(牧童忽然忧愁起来,厌倦了这座山,而远望那座山的美好,以为可以消除忧愁。往那座山去,靠近了,近看不如远看。牧童、牧童,与其换居所还不如改变自己?你往哪儿去能离开自己呢?忧愁和快乐由心萌生,心平静随处可乐,心虚幻随处可忧。微小的尘埃进入眼睛,人马上要处理,而你对穿心的锥子反而不在意吗?在外面使自己尊荣,当然不如自得,为什么不安顿好自己的心而宁息于原来那座山呢?古今的论说要义都是一样的:四处漫游没有益处,不如安居内省!)


这已经是利玛窦第3次“进京”了,也是他最接近中国皇帝的一次。


6年前,他随兵部侍郎石星第一次往北京去。适逢大明与日本在朝鲜交战,刚到南京就被驱逐,随行的年轻教士巴拉达斯也在路上溺水身亡。石星抵京后即升任兵部尚书,但旋即因在与日本谈判时主和而被诛。


第二次是在1598年,他随在韶州传教时结识的官员王弘诲去北京。王告诉他9月17日那天,北京的官员要朝见皇帝为他庆祝生日。(此前利玛窦曾想通过建安王的帮助进北京。但他很快明白了:皇帝对他的亲戚有强烈的猜疑。走这条路不仅没有好处,还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9月7日,皇帝生日前10天,传教士们一行4人抵达北京。这是利玛窦第一次与京师的朝廷有实质性的接触。当时廷臣与宦官的争斗升级,和日本的关系再度紧张,朋友们怕遭到猜疑而不敢接待他。利玛窦意识到:“在这里,传播福音的日子还没到来。”11月初,传教士们离开北京。


而这一次,他们搭乘一个太监的船只,1600年5月从南京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河里挤满船只,遇到水闸,没有特权的船往往要等好几天。那个太监发现利玛窦是个很有用的人物。他请那些等候过闸的船老大来见他船上的外国人以及要进献给皇帝的礼物,他们往往便爽快地答应让他的船队排在最前面。在山东的济宁,利玛窦遇到朋友李贽和刘东星。他们对他上呈皇帝的奏折不太满意,为他重新起草一份,并让城里书法最好的人誊写出来。利玛窦依依惜别,希望有一天能向他们回报(但半年后64岁的刘东星就去世了。又过了一年,75岁的李贽在狱中自杀)。当年7月他们在山东临清遇到了税监马堂。发现传教士的行李中有耶稣受难像时,马堂大叫了起来,他认为这些外国人显然想用它诅咒皇帝。于是利玛窦一行被拘押了半年。眼看山穷水尽,1601年1月9日,圣旨到了,命令立即将利玛窦一行以及贡品送到北京。


1月24日一行人来到北京。按理有关外国人的事务归礼部管,但太监们想绕过这个惯例。他们把利玛窦等人带到属于马堂的一处房子,并派卫兵把守。3天后,贡品和奏折送到了皇帝那儿。


礼部官员蔡献臣派了一小队兵丁把他们从太监们手中夺了过去。之后,利玛窦和他的同伴被安顿在了会同馆。那里有许多伪装成使者的外国人,假借进贡的名义获取皇帝的赏赐。他们彼此默契,谁也不去拆穿对方。住了几天之后,利玛窦和庞迪我还参加了一次朝礼。但皇帝并不在场,自从因为立嗣问题与大臣怄气以来,他已经10多年不上朝了。那些“使臣”朝着空空如也的天子宝座进献礼物,并行三拜九叩之大礼。


长久以来,传教士们一直渴望着见到皇帝,以获得在中国传教的钦准。他们一度希望罗马教廷派遣使节促成此事。而利玛窦的上司范礼安则不断催促他尝试接近“在北京的朝廷和皇帝”,那些进献给万历的贡品就是他准备的。尽管利玛窦如今已能经常出入紫禁城,他还是没有办法一睹龙颜。不过万历倒是对传教士们很感兴趣,虽未亲自接见,却指派了宫内画师为他们画像。据目睹当时情景的太监说,皇帝凝视画像片刻后误认道:“他们是回回。”此外,万历在见到利玛窦所绘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后,吩咐钦天监用丝织出,放进屏风里。传教士们之前一直不敢把图献给他,因为在这幅地图上,大明的版图远远不如中国人以往想象的那么大。


所幸的是万历没有答复礼部官员建议驱逐传教士的奏折。在朋友们帮助下,1601年5月28日,耶稣会士们终于结束磨难留居北京。这时距他们从南京出发已经一年有余。


此时的情形和利玛窦1592年夏天的一次经历有微妙的相似之处。当时一帮中国青年袭击了他在韶州的住所,他从窗口跳出时扭了脚。澳门的大夫们无法治愈他的腿伤,使他从此成了个跛子。现在,他在北京的事业注定也要一瘸一拐向前,一只脚拖着失望,另一只脚拖着希望。


亲人和导师


“我们在这些国家,就像是自愿流放,不仅远离我们的亲人:父母、兄弟和亲戚,而且远离基督教民族和我们的祖国,有时是来到一个十几二十年见不到一个欧洲人的地方。”(书信)


自从1578年3月离开欧洲,利玛窦终身未能回到故乡。在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有时也会怀疑向天主献身是否必须远赴海外。对于度过了生命中最初16年的马切拉塔,他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绘制的中文版世界地图上,亚得里亚海惟一有标注的地方正是马尔凯(马切拉塔所在的省)。


仿佛命中注定,他出生在弗朗西斯·沙勿略去世的1552年。那位打开日本信仰之门的耶稣会士,在当年12月2日死于珠江口一个名叫上川岛的小岛上,未能实现他进入中国传教的梦想。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利奇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在经商之外,还在教皇领地内和别的地方经营产业。据说他还热衷地方行政,代理过马尔凯地区的区长。利玛窦是众多孩子(至少7男1女)中的长子。


父亲把儿子送往罗马去学习法律,但马太(利玛窦本名马太·利奇)抵达罗马后不久就开始过严格的修士生活了。1571年8月15日,他加入了耶稣会。他知道父亲对他另有期许,就寄了一封信回家请求同意。乔万尼大吃一惊,马上动身去罗马,但他在出发后的第一天就病倒了。他相信自己的病出自天意,于是就返回家中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赞成他的选择。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仿佛一个重大启示,刺激了传教士们的使命感。明朝治下的中国在他们看来就像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一些进入中国的鲁莽尝试失败后,有的传教士认为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是没有希望的,除非用武力。一位修士这样说,“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但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勇于开辟新路。他制定的修会规则,对传教方式不做狭隘的规定,却要求它的成员必须学会所在国语言。他认为传播信仰过程中,暴力和军队不是必须的,相反可以带一些农业专家、工程师和内外科医生去当地。这种适应当地文化的精神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作出了最初始和最显著的努力。


1572年秋,利玛窦在宣誓后进入罗马学院。由于彼时到海外传教的热潮,当他听说将增派传教士去东方“远征”时,就静不下心来读书了,未及完成学业(数年之后他才在印度完成神学课晋铎),他就要参与其中。


耶稣会会长恩准他前往洛雷图圣殿参拜,好在途经马切拉塔时与亲人告别。但他急切之极,放弃了见父母的机会,也许他当时没有想到,这原本会是他和父母的最后一面。


1578年,他们一行14人在里斯本启程,往远东而去。


接下来的那些年,他过着一种带有《圣经》事迹色彩的生活,孤独地穿行在无数异教徒中。


现在,身在中国的利玛窦争取每年给家人写一两封信。尽管他常常写两份,分别经由葡属印度果阿和菲律宾马尼拉两条路线发送,这些信件还是时常遗失,或者由于疏忽,或者由于海难,或者由于海盗的劫掠。所以后来他渐渐习惯以6-7年为一个时间周期(从发信至收到回信)。这样的情形自然会影响到他写信的动力。1594年,他从韶州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如此漫长的往复不仅意味着形势的变化会使得信件内容失去意义,“而且,……我时常想,我写了那么多关于这里生活的长信,收信人却说不定早已不在人世。”


最富有戏剧性的正是关于亲人的消息。1593年,利玛窦写信给父亲时已有15年不知道双亲的音讯了(他们只是在15年前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后给他发了封信):“要是不那么麻烦的话,我就能知道家里的近况和你们是否依然健在,那我会是多么快乐啊!”3年后,他从意大利的一位密友处获知双亲去世的噩耗,连着做了好几次弥撒表达哀悼。但这个他无法求证的消息并不确切。1605年,利玛窦又震惊地获知父亲仍然健在,兴奋难抑,他马上写了封极其热忱的家信,并概述了自己这些年来在中国传教的主要成就。结尾处他写道:“我不知道这封信究竟会是在地球上找到你们呢还是在天堂:但无论如何我都要给你们写信。”


真的是在天堂。当这封信抵达马切拉塔时,父亲乔万尼·利奇已经过世了;而当报告这一千真万确之死讯的信回到他所在的中国,利玛窦本人也已经死了。


  开荒与播种


1595年6月,利玛窦被迫离开南京。他不想再回到广东去。自1583年抵达肇庆算起,他在广东呆了12年,却只付洗教徒100余人。除了某些开明官员,从一开始,那里的百姓、儒生、多数官吏就对他们的到来抱有敌意。他们肇庆的住所为当地官员所夺取,韶州的房子几次遭到暴徒破坏和劫掠。在此期间,两位协助他的传教士去世了。最初引领他进入中国的罗明坚则被上司范礼安派去罗马说服教廷吁请大明皇帝允许自由地传教。罗明坚再也没能返回中国。4任教宗相继在不长的时间内去世使他在罗马一事无成。他只好留在了意大利,直到生命的终点(1607年)。


现在,出乎意料的是,他在南昌的一切进展得异常顺利。因为瞿太素的先期铺垫和名医王继楼的引介,他结识了南昌的诸多官员和士人,还在宴会上认识了皇亲建安王和乐安王。当地著名学者、白鹿书院的院长章潢也很看重他。他的交际圈迅速扩展,江西巡抚陆万垓和他会面后也盛情邀请他留在南昌。此后拜访他的人与日俱增,以致他白天忙得没时间读祈祷书,只能在夜里补上。


有些拜访者是冲他的“炼金术”来的。这一声名早在他来之前就在南昌传播开了。他越是向他们保证他对这种事一无所知,他们越是坚持认为他会。


利玛窦决定不再设立在肇庆和韶州那样的公开礼拜堂。亲身经验告诉他传教工作需要秘密进行。依照当时的环境,将许多人聚在一起是很危险的,通过私人谈话或小范围探讨来传播福音更为安全有效。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上司范礼安任命他为中国传教团负责人,并且要他尽快进京。尽管利玛窦只是到过广东、江西和南京,离开南昌时,他已在中国当时15个省的10个中有了朋友。


那次北京之行又告失败,但也并非一无所获。利玛窦根据自己的实地观测,猜想这个国家正是马可·波罗说的“契丹”(最终证明则是另一位教士鄂本笃完成的)。归途中他和同伴利用空闲学习中文,讨论出一个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拼音的方案。


行至中途,运河封冻不能通航。利玛窦命郭居静等留下,他只身从陆路前往南京。这是利玛窦第3次来南京了。尽管这座城市远离真正的政治中心已有两个世纪,但仍然完整保留了一套与北京相同的行政机构,城市的庄严壮丽依然如故。南京此时的气氛与前两次大不相同。日本关白(近似于丞相)丰臣秀吉临死前命日本军队全部撤出朝鲜,明军追击日军的断后部队,将小小胜利说成彻底打败了日本。朋友王弘诲鼓励利玛窦留下,并派两位下属为他找到了一所房子。


敌人也会变成朋友。南京御林军统领、丰城侯李环此时善意承认,利玛窦第一次来南京时他曾密切注意他的行踪,准备把这个外国人抓起来,只是因为他有一些高官朋友才没动手。


1599年4月,郭居静等其余3人抵达南京,利玛窦不失时机地买下一处因传说闹鬼而空置了好几年的房产。在南京的两年半里,他和当地高官贵胄结交了个遍。但除了六部的尚书、侍郎们,他也认识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比如被正统的儒家学者视为异类的李贽李卓吾。李贽虽高傲,却很欣赏利玛窦,送了两本折扇给他,并将一首诗(《赠利西泰》)收入其著作《焚书》。


利玛窦白天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会客上面。他特别向来访者强调天主教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的,并倡导永恒的夫妻关系。听众“大加赞赏”,但却“没人愿意照着去做”。当他们得知教宗的尊严在天主教国家高于国王时都很惊奇,在皇帝至上的中国,这是难以理解的。


利玛窦明白,中国人对信仰的态度比较随便,而且常常相当实际。无论什么宗教,有用就信。“当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时,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砸毁这些神像。他们也像这样敬礼魔鬼,希望魔鬼不要加害他们。”


此外,修订、补充、再版其绘制的世界地图,和著名僧人辩论并且“至少赢得了听众的同情”,也大大增加了他的声誉。


尽管一切顺利,致密友高斯塔神父的信中,利玛窦仍谨慎地说:“还没有到收获的季节,甚至连播种也谈不上,只是处于清理土地和开荒的阶段而已。”但他相信,在短期内信徒的数量会迅速增长,他们完成的工作“可以和其他地方出色的传教工作媲美”,尽管此时与理想状况仍相去甚远。毕竟,此时他还没有接触到“北京的朝廷和皇帝”呢。他还在等待着神圣的天意。


番僧与朋友


肇庆的圣堂中央,供奉着精美的圣母画像,墙上挂着西文标注的世界地图,周围陈列着三棱镜、钟表、日晷、天鹅绒等。没多久,利玛窦又在房舍附近建成一座高18尺的钟楼。每当准点报时,铃声悠扬,悦人耳目。“番僧”与他所带来的西洋奇器,引来远近官民艳羡的目光。


除了学习汉语、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也摸索着与中国官员的沟通之道。他曾在印度果阿向匠人学习用金属材料制造各种仪器。初入广东,他常以铜、铁为原料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慷慨分送给友好官员。通过送礼,利玛窦向中国人介绍了新鲜的西洋科技,进而传播教义和西方文化观念。


居住在韶州时,他结识了江南贵胄瞿太素(汝夔)。瞿太素出身名门却不求仕进,沉迷于炼金术而耗尽家财。当初,他主动结交利玛窦,也是因为听说这个人通晓“将水银变成白银的异术”。但后来他渐渐被利玛窦测天象的欧洲技术迷住了。在这个浮游官僚队列之外的“浪荡名士”身上,利玛窦找到了几分“天涯沦落人”的共鸣。


1583年,他初入肇庆时,“天竺僧”的身份不受官员待见。经瞿太素点拨,他开始蓄起须发,“穿儒士衣冠,出门拜访官吏乘坐轿子,有佣人跟随,作出布道说教的夫子模样”。他的新装:“儒服为墨紫色长衣,长衣边缘及袖口都镶着浅蓝色,约有半掌宽的边,几乎与威尼斯人穿的一样。束同色腰带,腰带前有两条带子,并行到脚。”据说他甚至为自己不能改变眼睛的颜色和鼻子的高度、完全中国化而感到遗憾。


新行头确实发挥了功效。他立刻获得了士绅的同等礼遇,从此拜访官员不用下跪,见面互相作揖。进入南昌后,他以“西儒”的身分“观光上国”,名声渐起。居住南昌的明朝宗室“建安王”,听说“泰西”的温雅礼仪,想了解“西儒”的“交友之道”。为此,利玛窦特意用汉语写了一本《交友论》。


此书出版后,一位热心读者自费为之刻印作序。这人就是当时著名的“异见人士”冯应京,因与宦官陈奉作对被投入大牢。他喜读《交友论》,曾经派人四处寻找利玛窦。1601年,在他即将被投入监狱前几天,利玛窦和他在北京碰面,交谈只有一小时,两人却一见如故。


狱中的3年,冯应京通过书信或托人带口信与利玛窦保持着接触,从“友道”谈到“天道”,对天主教的兴趣渐趋浓厚。他极力主张重刊利玛窦的著作《天主实义》,并决定接受洗礼。在他出狱后,为了避免引起猜疑,神父们决定等他回到老家后为他做洗礼。不幸的是,“死亡跑在了前头,冯应京生了病,几天之内便死了”。


利玛窦经常提醒会友注意:在中国,“笔”的力量难以估量,“写书起到的作用要胜于语言”。他坚信,道德的主旨会随着他的著作显出生命力。也正是他在文字方面的活跃能量,使得他能够以文会友,与人共同著书。其中首推他与徐光启的合作。


最初引起徐光启好奇心的,是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张地图展示了欧洲大航海地理发现和精妙的绘图技巧,颠覆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


1604-1607年,在翰林院任职的徐光启,常常来到利玛窦的住所,听他讲解西方科学。室内的各种科学仪器与西方科学典籍吸引了徐光启。在学习中,他发现了《几何原本》的翻译价值。利玛窦一度怀疑年过不惑的徐光启能否胜任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徐光启的回答谦逊平静:“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约一年时光,徐光启每天风雨无阻地走进利玛窦的府邸,逐行研读,利玛窦口传,他笔录。每个名词概念,他们都反复斟酌,尽量以中文已有的词汇准确表达含义,直到圆满完成对前六卷的翻译。我们现在所用的点、线、角、平面等名词术语,连同几何学一词本身,都由二人当时确定,不仅中国,包括日本、朝鲜、韩国也沿用至今。


传教初期,徐光启利用自己的高位适时上书,对耶稣会士委以修历、铸炮的重任,为利玛窦和耶稣会打开了传教局面。利玛窦说:“真难说清这人对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定居北京以后,利玛窦还结识了工部官员李之藻。在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学技术著作方面,李之藻的贡献甚至比徐光启还大。10年间,他们合作编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等多部重要著作,他还出钱赞助利玛窦刻印《坤舆万国全图》,并为《畸人十篇》作序。


李之藻是接受利玛窦亲自洗礼的最后一名教徒。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与利玛窦的友谊只保存在“文化交流”的层面。“这位特殊的热心者,在他得以实现他的愿望前,还有不少的障碍要消除……首先,除了他的合法妻子之外他还养着一个妾。当她听说他不会再去看她之时,便大发雷霆。”


1610年3月,李之藻在北京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不治。当时他在北京没有亲属,利玛窦不顾劳累,为他四处求医,在病床边悉心照料,令其大为感动。大病初愈,李之藻决心辞去爱妾,受浸入教。(瞿太素情况与他相似。他早就想受洗礼,但直到把妾升格为妻,达成一夫一妻的条件后才得偿所愿。)


他还捐助了100两银子,给耶稣会建立教堂用。可是没过多久,利玛窦自己积劳成疾病倒了。李之藻出钱捐赠了一副上好棺木。


后世学者对利玛窦在中国活动期间所结交的知名人物作过统计,共129人,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僧侣,绝大多数是文人和官宦。


归去来兮


很多年来利玛窦一直以为,要想在中国传播福音,最重要的是皇帝的认可。现在他已经看出来了:获得诏书的努力只是徒劳。只要万历默许他们住下,也就等同于默许他们传教。“中国的政情与其他国家不同……以人的力量求准在中国自由传教一事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平安生活,慢慢开教,不必急于获得皇帝的允准;经验告诉我们,官吏多次上书反对我们,想把我们驱逐出境,但是我们仍然安全地在中国居住。……”(1609年2月15日的书信)


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传教,但他的社交活动更加多了,通常一天要收到20多张拜帖,还必须礼貌地进行回访。他承认教会的大多数访问者只是抱着好奇来的,但“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向这些异教徒宣讲福音”,何乐而不为?只是,频繁外出赴宴有时是很耗费精力的。不知觥筹交错间,他是否会想起刚来到中国时穿行在贫困农村的情形。那时他还说着结结巴巴的汉语,农民提供的食物“使我们高兴的更多是从中显示的好意而不是饭菜的变化多样”。


不管怎么说,利玛窦的事业向四周辐射。一方面,天主教的影响逐渐在知识阶层中扩散开来。这为一个变化缓慢的社会营造了适宜的传教气氛。另一方面他各省的官员朋友保护了根基不深的教会不被伤害和摧毁。“不是欧洲的军队而是中国的朋友成了教会的主要保护人。”


耶稣会士王丰肃在发回欧洲的信中说:“我们的好神父利玛窦在中国人中有难以置信的声誉。……当我们说在欧洲还有些人比他更有才能,他们不相信。”远在他从未去过的贵州,总督郭子章也刊印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为避免可能的麻烦,他称利玛窦为地理学家,并说他在中国生活了那么久,已经不能算是外国人了。


在财政上,中国传教团一直很困难。教宗和西班牙、葡萄牙皇室的帮助同样匮乏。耶稣会士们在北京租了好几年房子(传教过程中,为省钱他们好几次租“鬼屋”),才在徐光启和其他朋友帮助下得到一笔借款,于1605年8月搬进了自己的房子。


到1608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大约达到了2000名。1609年2月17日,利玛窦从北京发出最后一封信:“我已年老,深感疲倦,但健康尚佳而有雄心,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的工作虽然辛苦,遭受此起彼伏的磨难,但已日渐好转。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但这些传教士务必有耐心、有学识,因为这里的百姓都是修养有素的有识之士。”显然,他开始考虑身后事了。


1610年,繁重的工作把他累垮了。当时他还不满60岁,身体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他最后几个月里的表现显示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生命的尽头。他写完了回忆录,处理了一些信件以及文件,对今后的传教工作做出指示,并选好了接班人。相比平时,他晚上祈祷的时间要更长些。有人听到他说,此时他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死亡。他的工作完成了,土地已经清理好,该是播种时节了。


5月3日,他的病情骤然加重。此时李之藻也在病中,但他还是请了最好的大夫来诊治利玛窦。信徒和朋友们都来看他。为了见到更多人他躺到了比较大的房间。5月8日晚,他做了临终告解。次日,他坚持起来领了圣餐。下午他的神志陷入紊乱,其间他不停喊叫着要使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帝皈依。直到第二天才恢复清醒。他请求行临终敷油礼。


之后他突然转向同伴,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极其热爱科东神父(当时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忏悔神父),他现在正住在法兰西国王的宫廷里。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原打算今年写封信向他表示我的祝贺,因为他为主挣得了荣誉,我还想亲自告诉他本教区传教活动的进展情况。请代我向他道歉,因为我再也不能承担这个神圣的使命了。”或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梦想着成为中国皇帝的神父。


5月11日晚,天快黑时,利玛窦微笑着为教友们祝福。7点钟时,他安静地坐在床上,身体一动不动,先是半闭着眼,好像睡着了一样,然后,完全闭上了眼睛。


随后两天,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李之藻上了一道奏折请求万历赐予这位已成了中国人的外国人一块墓地以埋葬尸骨。这一请求得到许可,皇帝下了一道诏书,拨给阜城门外滕公栅官地20亩、房屋38间,给庞迪我等“永远承受,以资筑坟营葬,并改建堂宇,为供奉天主及祝釐(祈求福佑)之用”。1611年11月1日,利玛窦成为第一个下葬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此前要送到澳门去)。他生前的预感是不错的,他的死也为教会带来益处:皇帝的诏书说明他本人获得了官方承认,而这同时也保护了他宣讲的宗教。


这些年来,他在中国的经历仿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所说的:“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在他去世之后,却仍有教友对他个人的显赫声名和在中国并不算特别成功的传教规模不无微词(这些,他的信已经答复了)。


作为一个相信文字在中国有特殊力量的人,几年前利玛窦曾写道:


百世之后人未生,吾未能知其何人,而以此文也令万世之后可达己意,如同世而在百世之前。先正已没,后人因其遗书,犹闻其法言,视其内容,知其时之治乱,与生彼时者无异也。


(百世之后的人还没出生,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人,而以这篇文章令万世之后的人明白自己的意思,仿佛在百世之前的我们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前代的贤人已经故去,后人因为他留下的文字还能听到他的格言,看到他所讲述的事,知道当时太平或纷乱,与生活在那时候的人没有差别。)


他又一次说对了。在他故去400年后,凭借他的“遗书”,我们仍然从他的言说和经历感觉到一种消弭了时空间隔的亲切。


参考书目:《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书信集》《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利玛窦神父传》《利玛窦行旅中国记》《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利玛窦的记忆迷宫》


谢选骏指出:人説“回顾利玛窦400年前来华传教:打开中西交流大门”——我看既然如此偉大,爲何傳教士們尸骨無存?原因在於,“中西交流,裏外不是人”——所以傳教士一面受到羅馬教廷的扼殺,一面受到滿洲酋長和共產黨徒的封禁……裏裏外外都不是人了!

谢选骏:給美國大選製造混亂的共產黨特工


《中国留学生谎称美国公民投票后被拘留》(2024年10月31日)報道: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在密歇根大学留学的19岁中国籍学生日前在美国大选中投下了一票。调查机构称,该名中国学生没有美国公民身份,因此不能参加联邦层级的选举。


事件曝光后,密歇根州检察官以"选民欺诈"及"伪证指控"将其控罪。这名学生可能因此被驱逐出境,甚至面临刑期。


该州检察长班森(Jocelyn Benson)办公室声明表示,犯案的中国留学生在周日(27日)利用大学学生证以及其他居住文件进行了投票登记,并前往当地投票所进行提前投票,届时需要填写选民表格,其中有一项是声明本人为美国公民。这一切完成后,这名中国留学生随后联络当地书记官办公室,询问是否能取回已投出的选票,此时,案件才得以揭露。


消息人士指出,尽管该名留学生投出的选票不合法,但仍将被计算在最终票数内,因为美国选票进入投票箱中就无法取回及追踪,这项设置也是为了避免有心人士追踪特定选民投了谁。


当地《底特律新闻》最早报道了该事件并称,这名中国留学生被指控的伪证罪及非法投票都属于重罪。在密歇根州,作伪证的标准刑罚是15年监禁,非法投票则最高4年监禁及2000美元罚款,但目前尚不清楚在这起涉及投票的案件中,刑罚如何决定。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留学生谎称美国公民投票后被拘留”——我看在密歇根大学留学的這位19岁中国籍学生,在本國并無投票經驗,卻到美國冒充公民投票,顯然不是無心之舉,所以可能屬於奉命來給美國大選製造混亂的共產黨特工。


《中国留学生被控选民欺诈 引发选举安全及美中关系新关注》(记者经纬 2024.11.01 )報道:


2024年10月29日,美国选民在密歇根州底特律西北活动中心投下自己的选票。


密歇根州检察官指控一名中国留学生涉嫌选民欺诈和伪证,称其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违规投票。该事件引发美国政界对选举安全的广泛讨论,部分政客呼吁采取更严厉措施以防外部干涉。然而,多位专家认为,这起事件属于孤立个例,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有限。


美国密歇根州检察官本周三(10月30日)对一名中国留学生提出选民欺诈和伪证的指控。根据相关信息,该学生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投票,违反了美国选民资格规定。这一事件已引发广泛关注,密歇根州和联邦调查部门正就事件是否属于个例、或更深层次的外国干涉进行调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这位19岁的中国男子是密歇根大学的在读学生,居住在安娜堡市。有关部门表示,该学生是中国公民,并无资格在联邦选举中进行投票。据悉,这名中国留学生在周日当天投票,但随后便联系选举官员试图撤回其选票。检方指控他非法投票,并在选民注册表上虚假宣誓自己是美国公民。


密歇根州州务卿乔斯琳·本森(Jocelyn Benson)和瓦什特诺县检察官埃利·萨维特(Eli Savit)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大量非公民登记投票,事实上,非公民实际投票的案例极为罕见,但当此类事件发生时,我们会严肃处理。”密歇根州方面还表示,任何企图在密歇根州虚假投票的非公民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中国问题专家何天睦(Timothy Heath)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中国留学生的上述行为似乎是一起孤立事件。


“这是中国试图影响选举的一种极其低效、危险和不可靠的方式,因为许多中国公民试图在美国大选中投票可能会很快被发现。”


他认为,即使中国公民可以非法投票,但由于其数量较小,不太会对选情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在网络影响和虚假信息行动方面更加活跃,旨在改变关键选区选民的想法,这些选区可能有亲台或反华的候选人。网络影响和虚假信息是中国干涉美国大选和影响结果的一种风险更小、更有效的方式。俄罗斯已经树立了榜样,中国似乎正在学习。”


据无党派机构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的研究显示,选民欺诈极为罕见。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非公民选票仅占投票总数的百万分之一。


美国非盈利政府监督组织竞选法律中心(CLC)高级副总裁保罗·史密斯(Paul M. Smith)同样认为,该事件看起来是一个孤立事件。他说:“有人在不断努力,试图证明美国投票系统容易受到非公民投票的影响。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这种叙述。”


由于选举欺诈与伪证两项罪名为重罪,这名中国留学生若被判有罪,可能会面临包括最高达19年的监禁、罚款及驱逐出境在内的法律后果。安娜堡行政长官表示,这名中国留学生显然在注册选票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涉嫌违法。


据知情人士透露,密歇根州调查人员正在核实这一事件是个别行为,还是可能涉及更大规模的外部干涉。同时,联邦调查机构也在进行平行调查,以确定该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国家干涉的迹象。密歇根州检察长达娜·内塞尔(Dana Nessel)表示,她的办公室已启动独立的调查,以确保事件得到全面审查。


然而根据《底特律新闻》报道,由于投票一旦经过投票机便无法追溯到具体选票,该非法投票预计将被计入2024年选举结果。


这一案件引起了共和党人士和部分密歇根州议员的强烈反应。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众议员主席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张非法选票被记入下周的计票结果,严重损害了公众对密歇根州选举的信任。


“密歇根大学应该将这名违法的学生开除,而我们的州领导人也应采取严厉措施,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州的影响力。州务卿本森必须说明如何在未来一周内防止类似的选举欺诈行为,以及如何确保选举不受中共干扰。”他还呼吁密歇根州中止向一家当地建厂的中国电池制造商提供联邦税款补助,并要求密歇根大学关闭与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研究机构。


穆勒纳尔在声明中强调:“在这些措施落实之前,我们的州安全、选举系统、高校及汽车供应链将持续受到中共影响的威胁。”


原美国律师协会法治项目中国办公室主任虞平认为,此类孤立事件对美中关系影响有限,但其曝光反映出美国选举制度的漏洞,或许会成为改革的契机。


“除非出现大批中国学生在美国冒领选票,或者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干系,应该不太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美中关系。”他说:“但是很有可能让很多人更多地相信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各个演讲场合讲美国选举制度是有漏洞的,让人民不相信这个选举制度,可能在这上面他会增加一些影响力。”


这一案件同时引发了对中国更深层次干预美国大选的担忧。《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黑客组织“盐台风”长期参与复杂的网络间谍活动,为中国情报机构提供支持,近期目标涉及特朗普家人、拜登政府官员等。


谢选骏指出:人説“据悉,这名中国留学生在周日当天投票,但随后便联系选举官员试图撤回其选票。检方指控他非法投票,并在选民注册表上虚假宣誓自己是美国公民。”——我看這名“學生”的自首舉動完全不合理,明擺著是要以此製造“美國選舉造假”的示例,從根本上摧毀美國大選的公信力!


谢选骏:王朔基因有問題


《困在原生家庭里的王朔:“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2024-01-24 北方女王徐靜蕾)報道:


2022年8月16日,64岁的王朔推出新小说《起初·纪年》,取自汉武帝的故事,囊括了众多历史人物。

早在90年代,他就抛出一句话:

“要写一部牛逼的小说,最损写成《飘》,一不留神可能就写成《红楼梦》。”

王朔的这场梦,在部分人群里引起一阵骚动,他们是从同一时代走来的结伴者。

这是时隔15年发声的作品,他说:“我以往的作品多少都在写自己,可算作非虚构,只有这部作品,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虚构小说。”

沉寂太久,这次的《起初·纪年》更像是一次王朔的回归,一场人至暮年的不甘心。

大众记忆中的他是个无比叛逆的作家,睥睨众生,蔑视着伪善。

在属于他的黄金年代,王朔看不惯很多事情,他曾因报道不实,公然骂过记者。

之后,在《南方周末》上,人们看见一篇《我看王朔》的文章,王朔被骂得无地自容,且句句扎其要害,那些看他不爽的人表示骂得过瘾,骂得大快人心。

结果,人们一打听,作者是王朔自己。

他骂自己,绝不留情,在那篇《我看王朔》的文章里,他这样写道:

“王朔的下流使得他的言情小说不那么纯粹,他不下流时,又显得可笑。王朔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经验主义者,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你不至于这么傻逼吧?”

王朔的乖戾,也许源于自己童年的不幸,他对这个世界过于敏感,写得狠、骂得狠,内心却很良善。

他曾挽起衣袖,一副无畏姿态:“既然你们都说我是流氓,那我就当流氓吧。”

在大众的眼里,王朔是凶猛的王朔。在王朔心里,王朔是脆弱的王朔。


1.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


按照一些庸俗的理论,一个成年后表现得过于强硬的人物,他的童年通常都是不幸福的。


“我出生在八二三炮战这天。按迷信的说法,不知有多少冤魂托身,小时候不觉得,四十以后发现脸上带着一股戾气。”


生于南京的王朔,1960年,随家人迁往北京部队大院,住在复兴路29号的总参军训部大院,他成为了大院子弟。


那是冯小刚羡慕的“高贵出身”,可是王朔并不快乐,他的童年是在暴力与冷漠中度过的,暴力来源于父亲,冷漠则是母亲。


那代人的父母,大多数不懂得爱,也没有教过孩子如何去爱。


在那个年代,和所有军人的孩子一样,王朔是在群宿环境中长大的,直到10岁那年,他才开始和父母一起过日子。


在他的记忆中,爸爸就是一军大衣,妈妈就是一黑色呢子大衣。


父母缺席,王朔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他学坏了,跟着大院里的一帮孩子旷课、打架、抽烟、泡妞……


军人出身的父亲见状,要重新行使自己的权威,通常伴随着暴力。


王朔对父亲的第一印象就是怕。


他说:“我父亲打我的时候,一直打我打到他打不动。”


最可悲的是,王朔十岁那年从保育院回到家最紧张的事情,是不能一下认出自己的父亲,早晨父亲一离开家,面容就模糊了,陌生大过熟悉。


高压的父权滋养着王朔的叛逆,母亲那里,他同样没有得到过爱。


他的母亲薛来凤,到战争前线做过军医,后来也一直从事医生工作。


有次王朔发高烧,他很希望妈妈陪在自己身边,从麻醉中醒来,昏暗的灯光让他感到孤独,直到他手术结束,母亲才出现。


在孩子与病人中,他的母亲选择了后者。


那一刻,王朔在心里喃喃自语:“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


童年时期的王朔,在家庭里没有感受过多少温暖, 上学时老师也对他很不好,他会在上课时指出一些错误,老师直接将他提溜出去,交给工宣队,请家长,写检查。


他说:“你不敢体罚我,你让我们家人动手打我,这再次破坏了我和父母的亲子感情。”


读小学时,王朔就写过5000字的检查,在全年级的师生面前,他大声念出自己写的检查。


这种经验,以至于在后来王朔面对他人的闲言碎语时,称这算什么,自己从小就被揪出来示众,他太熟悉那种暴力。


从小缺爱的缘故,他称自己拥有攻击性人格。


“我是超级攻击型人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就是一个病人,我是一只疯狗,咬死人不偿命。”

 

2.成为京圈文学大腕儿


1977年,19岁的王朔被父亲送进了部队成为一名海军。


他过得并不开心,原本踌躇满志的王朔被派到医务室当卫生员,后来直接看起了仓库,苦闷的日子,他拿起了铁凝写的《没有纽扣的衬衫》。


看完后,他觉得自己也能写书,一年后,王朔写的处女作《等待》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


1980年,22岁的王朔退伍回京,他被分配到北京医药公司做起了业务员,任务总是完不成,可是人总要吃饭,王朔索性拉上朋友叶京跑到广州做小生意。


在当时计划经济背景下,王朔的买卖生意失败了,还被罚了钱,回到北京后,他就辞职了。


“我得找到我自己内心的自由。”


成为无业游民后的王朔,又和兄弟合伙开了一家北京烤鸭店,来来往往的总是熟人,这个店成为了他和好友聚会的场所,没多久这饭店就倒闭了。


屡屡碰壁的王朔,决定不瞎折腾了,开始全职写作的生涯。


事实证明,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天赋的。


1984年,王朔写了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文学》,讲的是一个水兵和空姐的恋爱故事,他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文学新人奖。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王朔进入到空前的创作高潮,从《浮出水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到《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年轻人追捧的文学偶像。


1988年,王朔的四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送上大荧幕,其中《顽主》是一部喜剧讽刺电影,那是八十年代的悲剧。


电影的选角非常成功,张国立、葛优、梁天三个人在街头一站,就是当时北京青年的生动画像,他们开了一家“三T公司”,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


在王朔看来,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与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


这年,他正好30岁。


他没想到,自己写的小说拍成电影后,火到一发不可收拾:


“一不留神儿,成腕儿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社会上有了知名度,有些不成器的人开始羡慕我。”


3.动物凶猛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朔开始移步文学圈,在影视圈占据主流位置。


1990年,由张凯丽与李雪健主演的电视剧《渴望》,成为一部现象级国产剧。


当时中国没有室内剧,有次偶然的机会,王朔与好友郑晓龙、李晓明、郑万隆等人,坐在一起吃涮羊肉,边吃边聊剧本,最后就聊出了《渴望》剧本的雏形。


没成想,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贤良淑德的刘慧芳,是当时王朔、郑晓龙心目中完美的中国女性。


向来以叛逆示人的王朔,参与到像《渴望》这种特别有主流价值的作品中去,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可在王朔本人内心,自己从来就没有那么强的差别心。


郑晓龙是王朔小说的忠实粉丝,他爱惨了王朔文字中的那股劲儿。


那年,王朔32岁,郑晓龙38岁。


两年后,王朔发表小说《刘慧芳》,讲述了刘慧芳遭遇车祸后的康复故事,不过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给王朔扣上了一定“与主流同流合污”的帽子。


王朔不理解,自己拍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就成了背叛知识分子价值观了。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王朔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特别受欢迎,冯小刚是受王朔影响最严重的一位导演,他几乎把王朔的风格奉为日后拍摄贺岁片的旗帜。


冯小刚还辅助王朔写了《编辑部的故事》,赵宝刚担任导演,讲述了几位知识分子的有趣日常,他们在迎合主流话语的同时,又调侃解构着它。


有人说王朔是冯小刚的精神支柱,没有王朔,就没有冯小刚。


可是在王朔看来,冯小刚不是依靠自己的语言风格起来的,是整个北京的语言风格,甚至在因为出现自己名字就导致冯小刚作品被毙时,他选择主动离开。


冯小刚著名的贺岁片《甲方乙方》,就改编自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


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意味深长: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她。”


渐渐地,冯小刚希望进入主流,王朔想继续扮演边缘人,两人渐行渐远。


4.阳光灿烂的日子


王朔的小说,多是写自己的青春,那无处安放的青春,所涵盖的也是八九十年代的故事,关于那一代人的躁动过往。


1991年,他写了一本叫做《动物凶猛》的中篇小说,讲述了文革时期北京一个部队大院里,一群少年的成长故事。


他取名为《动物凶猛》,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又带着纯洁赤裸的原始欲望,最后的破灭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望。


33岁的王朔以中年男人的姿态去回忆过往,他知道那美好躁动的青春早已离开,残忍中带着几分不舍。


两年后,32岁的姜文根据这部小说,拍了自己的处女作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立马走上神坛,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天才导演”。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大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在看似无关紧要的独白中,其实暗涌着个体与时代紧张的关系。


一群生活在部队大院的男孩女孩,在那个无聊热烈的夏天,度过了自己的青春。


有悸动的爱情与性的冲动,也有不可言说的革命精神。


马小军被一个叫米兰的穿红色泳装的女孩所吸引,他长时间地凝视着她。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部队大院的男孩女孩在混沌中长大了。


电影朦胧美好,给的全是内伤。


姜文凭借这部处女作,完美地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的蜕变,王朔在电影中客串了“小坏蛋”一角,显得意味深长。


王朔的小说,相继被拍成影视作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圈导演,几乎都拍过他的作品。


他戏谑、黑色幽默,不喜欢搞深刻。


王朔看完叶京拍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眼睛湿润,随后泪流不止,他怀念自己的青春。


这是根据王朔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改编的。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


5.徐静蕾著名前男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起王朔,徐静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


1994年,还在读大二的徐静蕾遇到了王朔,两人相差整整十六岁,却相互吸引。


王朔欣赏徐静蕾的才气,在他看来,摇滚出身在北京女孩中是范儿最正的:“我就喜欢那种摇滚女孩,玩的就是邋遢帅,不修边幅,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人。”


面对“北京大飒蜜”徐静蕾,王朔选择了离婚,女儿王咪随母亲远赴国外。


净身出户的王朔,没钱租房子,徐静蕾用自己的积蓄,还跟父亲借了钱,给王朔买了一套房子。


王朔毫不遮掩地说自己是软饭硬吃,谁有钱谁出钱。


王朔成名后,也不惜余力地给徐静蕾最好的资源,让她成为知名演员,也蜕变为了导演,不过两个人,后来也没有走到一起。


那年,徐静蕾30岁,王朔46岁。


就在分道扬镳后,徐静蕾遭受非议时,他还是为她挺身而出。当年有一位青年男作家,为了博人眼球,对读者说与徐静蕾有肉体之间的关系。


得知这件事后,王朔对着镜头大骂:“你让他当我面说一句试试,我还不抽丫他几个大嘴巴子!”


6.无法和解的母子


2001年,王朔的哥哥与父亲相继离世,在此之前几个月,他的挚友作家梁左也在北京的家中去世。


那一年,王朔43岁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悲痛与慌张。


在此之前,他感觉生活是永恒的,遥遥无期的,王朔哭了好几年,他们的离世,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尽头,死亡是如此靠近。


“他们在的时候,我和他们很疏远,他们走了我很孤单。”


那段日子,王朔浑浑噩噩,他开始读与佛教相关的书籍,《我的千岁寒》就取材于《六祖坛经》,他要把过去自己的东西全部砸碎,可以理解为在痛苦中的自我救赎。


千禧年之后,王朔感到无尽的迷茫,甚至有些崩溃。


从来都拒绝煽情的他,说:“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于活着的时候相互温暖。”


父亲去世后,王朔曾给自己定了一个要求,不要再和母亲吵架,也是想看看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自我中心主义。


很遗憾,他失败了。


清明节,两人去扫墓,王朔穿了一件磨边军装式上衣,母亲对他的着装不满,不停地说教,王朔终于忍无可忍,怒吼道:“你少关心我,你就不会尊重别人,你不知道你一直让家里人不舒服吗?”


母亲薛来凤沉默,她现在最怕儿子不管她。


王朔有次跟她说自己可能要出家修几年密宗,母亲的第一反应是:“那我怎么办?”


王朔觉得母亲还是如此自私,首先想到的永远是自己,他歹毒地回答:“你靠自己,还抱什么幻想,还不明白人最后总是要孤独。”


薛来凤哭了,王朔安慰她就是那么一说,也不见得来真的,其实他还是在意母亲的感受,当年他在国外时,父亲给他写过一封信,上面有一句特别让人揪心的话:“你妈妈对咪咪比对我好多了。”(咪咪:王朔的女儿)


至今,他都克制着自己,没对母亲说过这句话。


2007年,他带着母亲薛来凤上了一档心理访谈节目,一个49岁的儿子,一个79岁的母亲,两人坐在一起面对大众,讲述这些年母子的僵硬关系。


王朔多次哽咽,他看着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合照,心里很不是滋味。


采访末了,王朔追问母亲:“如果我是一个杀人犯,你还爱我吗?”


母亲薛来凤回答:“我会举报你。”


显然,一向以乖戾示人的王朔,在渴望着从母亲这里得到无条件的爱,但母亲薛来凤没有意识到儿子心底的脆弱。


他甚至不愿意为了让母亲高兴,假装忽悠她一下,王朔认为让别人高兴,委屈自己的时候太多了,现在绝不委屈自己,成全他人。


在王朔被问及母亲是否会为自己的文学才华感到骄傲时,他说:


“我不允许她为我骄傲,不许你们这么贪天功为己有,我是自己成长起来的,孝可以,但我绝对不顺。”


王朔与父母之间的矛盾,也许终生都无法和解。


小的时候他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


再后来,王朔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7.《致女儿书》


一个没有被爱过的人,是很难学会爱别人的。


成为父亲那年,王朔刚好30岁,后来离婚,6岁的女儿王咪随母亲远赴国外,她自小缺少父亲的陪伴,内心非常没有安全感。


王朔一直对女儿心存愧疚,还非常动情地写了《致女儿书》。


那是他对自己家庭与个人情感的真实叙述,每一句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字里行间是深沉的父爱,还有那永远不会被弥补的歉疚,他再爱女儿,内心还是有太多对不起。


王朔还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女儿一些道理:


“你必须内心丰富,才能摆脱这些表面的相似。煲汤比写诗重要,自己的手艺比男人重要,头发、胸和屁股比脸蛋重要,内心强大到混蛋比什么都重要。”


他觉得最为悲凉的是,作为父亲,自己成为了童年时期最讨厌的那种大人。


在女儿王咪结婚当天,王朔没有出现在现场,到场的是他的朋友赵宝刚、刘震云、陈丹青等,冯小刚做证婚人。


陈丹青在现场说:“我知道今天王朔为什么不来,他扛不住,他没有勇气站在这儿。


8.骂人不是本意


从2006年底开始,重出江湖的王朔,开始频繁接触各大媒体,迅速成为焦点人物。


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骂人。


有人怀疑王朔人格分裂,甚至疯了。


对此,王朔回应:“大家伙好心给我治病,发现我没病,我严重正常。”


王朔站在舆论中心地带,一顶又一顶帽子往他头上扣,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少年时所经历的景象似乎重现,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他,回家挨打,他只能接受。


刘震云说:“如果中国文坛上没有王朔,那么一定就会少许多乐趣。”


王朔被朋友称为“文坛钉子户”,他时常语带讥讽,稍显刻薄,不过他从不血口喷人,只是敢说敢言,他擅长批评与自我批评。


2007年,王朔与好友在做节目的间隙,随口提到了杨澜的丈夫吴征,称其是个骗子,谁知这私下谈话被一女记者捕捉公开。


王朔大怒,他背着斜挎包,到电视台找到了那位女记者,不带脏字骂了整整十三分钟:“你们媒体怎么这么下流,我告诉你们,你们深刻地得罪我了,不要再来找我了。”


之后,自知理亏的王朔主动给杨澜道歉,他笑着说:“给女人道歉不丢人,我这辈子净跟女的道歉了。”


王朔习惯了用不正经包裹自己的正经,嬉笑怒骂中,他对那些还真正追求真善美的人,怀有着恻隐之心。


在当年陈凯歌拍的《无极》上映后,大家把他从神坛上拽了下来,引发了群嘲,在陈凯歌遭到口诛笔伐时,王朔却表示自己和女儿一起看完这部电影,很感动。


“他讲真善美,我就感动,我没那么复杂,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讲真善美,陈凯歌就好意思讲了。尽管站在中国的现实,很多人认为在今天讲真善美,有点虚伪,可我不觉得。”


王朔一直夸张了自己的攻击性,回避了自己的良善与温情,好友俞飞鸿曾说:“王朔是我见过世上最善良的人之一。”


9.他也老了


王朔的人生理想,是做酒店的大堂副经理,“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室,又不负太大责任,谁愿意尽那么多社会责任,多累啊”。


王朔64岁了,他拥趸无数,在他的身上,有很多个标签,京圈才子、顽主、徐静蕾著名前男友、骂人作家……


可是抛却掉这些大众认知,王朔不过是一个缺爱的儿子与普通父亲。


王朔再凶猛,也是有柔软与脆弱的一面,童年的创伤让他的内心在不断地重建。


他的一半人生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人至暮年,他养了一只小猫,仍孑然一身,过着早睡早起的生活,很少出门。


当王朔怀念阳光灿烂的那年夏天时,秋风已经毫不留情地吹过他的脸,他知道自己不可避免地老了,他不再那么爱骂人了,更多的时候是沉默。


不过唯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没人会年轻很久。


谢选骏指出:人説——困在原生家庭里的王朔:“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我看——王朔的基因有問題。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和父母共享了基因。這就是宿命。你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你父母也不記得愛過你。”

“王朔基因有問題”,意思是説,“他是坏種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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