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西交流，裏外不是人

《回顾利玛窦400年前来华传教：打开中西交流大门》（2010年05月14日 南方人物周刊）報道：

引入西学第一人

“这样的事并非不常发生：大规模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壮举，年深日久趋于成熟，但其创始时的情况，对于很久以后的人们，却完全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对这一事实的原因经常加以思索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有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

1608年，利玛窦猛然发现自己已经是第一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仅存的一个。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记录在中国20多年的传教经历，以使“从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致湮没”。

的确，他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在28年的传教历程中，他建立了4个传教点，最后一个就在大明天子的脚下。到利玛窦辞世的1610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名信徒。他本人获皇帝钦准成为第一个葬于中国内地的教士。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为他们的“远征”建立一劳永逸的基础。因为罗马教廷和中国的“礼仪之争”，1717年，另一个中国皇帝康熙颁令，中国全面禁止传教。在此之后，双方虽有改善关系的尝试，终究没有打破僵局。罗马教廷废除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禁令远在两个世纪后的1934年。

所以，更具深远意义的，毋宁说是利玛窦为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叩开了大门，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利玛窦以温和的方式为他们打开了眼界。他的天文、地理知识，文化、道德观念(宗教观念隐于其后)，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并非他们以为的蛮人国度，而是极发达的文明。中国中心观虽难以克服，毕竟开始动摇了。

而在西方，除了利玛窦所翻译的《四书》，1615年，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完全取代了被欧洲人视为童话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基本读物。再加上之后的传教士发回来的报告，不少欧洲大思想家对东方的神秘古国萌生浓厚兴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发现，中国典籍《周易》的六十四卦表现出“二进制”，这使他觉得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科学领域中的新成员，他一度相信从中国能找到证据证明《圣经》纪年的精确性；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高度赞扬中国的“自然神论”，在《风俗论》中他以中国为世界文明史的开端，甚至还用中国纪年来讲述世界历史。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则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计划派人到中国研究古老的法律。

当然也有唱反调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中国法律以高压而不是智慧来统治中国人，极大地遏制了自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文明停滞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能像西方那样充分发展出自由。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谈到中国，认为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人才有可能看到“自由、平等、博爱”被镌刻在万里长城上。

无论褒贬，这些议论多少出自相隔遥远的玄想，真正的接触要在1840年才开始，到时候西方人才有可能放下望远镜，用他们的双脚丈量这个古老文明，虽然他们同时也带来了枪炮。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利玛窦和他的教友们开启了一些“重要的事”。作为沟通中西科学、文化的使者，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尽管因某些局限，他们带到中国的科学并不都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比如其中的天文学还依循地心说。但是总的来说，可以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话来概括他们的作为：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其成就超过了印度佛教的先行者们在唐朝的成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自然科学沟通的大门，而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将要以此为基点”。

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来说成果还不很丰硕的福音传播事业，在400年后的今天，已然“征服”了不少中国人的心灵。就像《圣经》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利玛窦——一个跛子的远征

跛子与皇帝

1601年的一天，利玛窦和他的同伴被召进了紫禁城，因为他们献给万历皇帝的大自鸣钟走不了。于是他们在紫禁城中的钦天监住下，向被派去学习的4名太监教授如何使用和保养自鸣钟。3天之后，太监们掌握了技巧，钟被搬回皇帝身边，令他异常高兴。据说太后获知此事后，也想见识一下西洋宝贝。皇帝怕她不还，命太监将发条先松掉。太后觉得这座“死钟”索然无味，就完璧归赵了。

神父们进贡的物品中还有一架铁琴。过了些时候，万历皇帝又派来4名太监学习演奏这种乐器。利玛窦借此机会编写了8首歌曲，名为《西琴曲意》。其中的第二首《牧童游山》这样唱道：

牧童忽有忧，即厌此山，而远望彼山之如美，可雪忧焉。至彼山，近彼山，近不若远矣。牧童、牧童，易居者宁易己乎？汝何往而能离己乎？忧乐由心萌，心平随处乐，心幻随处忧，微埃入目，人速疾之，而尔宽于串心之锥乎？已外尊己，固不及自得矣，奚不治本心而永安于故山也？古今论皆指一耳。游外无益，居内有利矣！

(牧童忽然忧愁起来，厌倦了这座山，而远望那座山的美好，以为可以消除忧愁。往那座山去，靠近了，近看不如远看。牧童、牧童，与其换居所还不如改变自己？你往哪儿去能离开自己呢？忧愁和快乐由心萌生，心平静随处可乐，心虚幻随处可忧。微小的尘埃进入眼睛，人马上要处理，而你对穿心的锥子反而不在意吗？在外面使自己尊荣，当然不如自得，为什么不安顿好自己的心而宁息于原来那座山呢？古今的论说要义都是一样的：四处漫游没有益处，不如安居内省！)

这已经是利玛窦第3次“进京”了，也是他最接近中国皇帝的一次。

6年前，他随兵部侍郎石星第一次往北京去。适逢大明与日本在朝鲜交战，刚到南京就被驱逐，随行的年轻教士巴拉达斯也在路上溺水身亡。石星抵京后即升任兵部尚书，但旋即因在与日本谈判时主和而被诛。

第二次是在1598年，他随在韶州传教时结识的官员王弘诲去北京。王告诉他9月17日那天，北京的官员要朝见皇帝为他庆祝生日。(此前利玛窦曾想通过建安王的帮助进北京。但他很快明白了：皇帝对他的亲戚有强烈的猜疑。走这条路不仅没有好处，还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9月7日，皇帝生日前10天，传教士们一行4人抵达北京。这是利玛窦第一次与京师的朝廷有实质性的接触。当时廷臣与宦官的争斗升级，和日本的关系再度紧张，朋友们怕遭到猜疑而不敢接待他。利玛窦意识到：“在这里，传播福音的日子还没到来。”11月初，传教士们离开北京。

而这一次，他们搭乘一个太监的船只，1600年5月从南京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河里挤满船只，遇到水闸，没有特权的船往往要等好几天。那个太监发现利玛窦是个很有用的人物。他请那些等候过闸的船老大来见他船上的外国人以及要进献给皇帝的礼物，他们往往便爽快地答应让他的船队排在最前面。在山东的济宁，利玛窦遇到朋友李贽和刘东星。他们对他上呈皇帝的奏折不太满意，为他重新起草一份，并让城里书法最好的人誊写出来。利玛窦依依惜别，希望有一天能向他们回报(但半年后64岁的刘东星就去世了。又过了一年，75岁的李贽在狱中自杀)。当年7月他们在山东临清遇到了税监马堂。发现传教士的行李中有耶稣受难像时，马堂大叫了起来，他认为这些外国人显然想用它诅咒皇帝。于是利玛窦一行被拘押了半年。眼看山穷水尽，1601年1月9日，圣旨到了，命令立即将利玛窦一行以及贡品送到北京。

1月24日一行人来到北京。按理有关外国人的事务归礼部管，但太监们想绕过这个惯例。他们把利玛窦等人带到属于马堂的一处房子，并派卫兵把守。3天后，贡品和奏折送到了皇帝那儿。

礼部官员蔡献臣派了一小队兵丁把他们从太监们手中夺了过去。之后，利玛窦和他的同伴被安顿在了会同馆。那里有许多伪装成使者的外国人，假借进贡的名义获取皇帝的赏赐。他们彼此默契，谁也不去拆穿对方。住了几天之后，利玛窦和庞迪我还参加了一次朝礼。但皇帝并不在场，自从因为立嗣问题与大臣怄气以来，他已经10多年不上朝了。那些“使臣”朝着空空如也的天子宝座进献礼物，并行三拜九叩之大礼。

长久以来，传教士们一直渴望着见到皇帝，以获得在中国传教的钦准。他们一度希望罗马教廷派遣使节促成此事。而利玛窦的上司范礼安则不断催促他尝试接近“在北京的朝廷和皇帝”，那些进献给万历的贡品就是他准备的。尽管利玛窦如今已能经常出入紫禁城，他还是没有办法一睹龙颜。不过万历倒是对传教士们很感兴趣，虽未亲自接见，却指派了宫内画师为他们画像。据目睹当时情景的太监说，皇帝凝视画像片刻后误认道：“他们是回回。”此外，万历在见到利玛窦所绘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后，吩咐钦天监用丝织出，放进屏风里。传教士们之前一直不敢把图献给他，因为在这幅地图上，大明的版图远远不如中国人以往想象的那么大。

所幸的是万历没有答复礼部官员建议驱逐传教士的奏折。在朋友们帮助下，1601年5月28日，耶稣会士们终于结束磨难留居北京。这时距他们从南京出发已经一年有余。

此时的情形和利玛窦1592年夏天的一次经历有微妙的相似之处。当时一帮中国青年袭击了他在韶州的住所，他从窗口跳出时扭了脚。澳门的大夫们无法治愈他的腿伤，使他从此成了个跛子。现在，他在北京的事业注定也要一瘸一拐向前，一只脚拖着失望，另一只脚拖着希望。

亲人和导师

“我们在这些国家，就像是自愿流放，不仅远离我们的亲人：父母、兄弟和亲戚，而且远离基督教民族和我们的祖国，有时是来到一个十几二十年见不到一个欧洲人的地方。”(书信)

自从1578年3月离开欧洲，利玛窦终身未能回到故乡。在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有时也会怀疑向天主献身是否必须远赴海外。对于度过了生命中最初16年的马切拉塔，他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绘制的中文版世界地图上，亚得里亚海惟一有标注的地方正是马尔凯(马切拉塔所在的省)。

仿佛命中注定，他出生在弗朗西斯·沙勿略去世的1552年。那位打开日本信仰之门的耶稣会士，在当年12月2日死于珠江口一个名叫上川岛的小岛上，未能实现他进入中国传教的梦想。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利奇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在经商之外，还在教皇领地内和别的地方经营产业。据说他还热衷地方行政，代理过马尔凯地区的区长。利玛窦是众多孩子(至少7男1女)中的长子。

父亲把儿子送往罗马去学习法律，但马太(利玛窦本名马太·利奇)抵达罗马后不久就开始过严格的修士生活了。1571年8月15日，他加入了耶稣会。他知道父亲对他另有期许，就寄了一封信回家请求同意。乔万尼大吃一惊，马上动身去罗马，但他在出发后的第一天就病倒了。他相信自己的病出自天意，于是就返回家中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赞成他的选择。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仿佛一个重大启示，刺激了传教士们的使命感。明朝治下的中国在他们看来就像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一些进入中国的鲁莽尝试失败后，有的传教士认为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是没有希望的，除非用武力。一位修士这样说，“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但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勇于开辟新路。他制定的修会规则，对传教方式不做狭隘的规定，却要求它的成员必须学会所在国语言。他认为传播信仰过程中，暴力和军队不是必须的，相反可以带一些农业专家、工程师和内外科医生去当地。这种适应当地文化的精神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作出了最初始和最显著的努力。

1572年秋，利玛窦在宣誓后进入罗马学院。由于彼时到海外传教的热潮，当他听说将增派传教士去东方“远征”时，就静不下心来读书了，未及完成学业(数年之后他才在印度完成神学课晋铎)，他就要参与其中。

耶稣会会长恩准他前往洛雷图圣殿参拜，好在途经马切拉塔时与亲人告别。但他急切之极，放弃了见父母的机会，也许他当时没有想到，这原本会是他和父母的最后一面。

1578年，他们一行14人在里斯本启程，往远东而去。

接下来的那些年，他过着一种带有《圣经》事迹色彩的生活，孤独地穿行在无数异教徒中。

现在，身在中国的利玛窦争取每年给家人写一两封信。尽管他常常写两份，分别经由葡属印度果阿和菲律宾马尼拉两条路线发送，这些信件还是时常遗失，或者由于疏忽，或者由于海难，或者由于海盗的劫掠。所以后来他渐渐习惯以6-7年为一个时间周期(从发信至收到回信)。这样的情形自然会影响到他写信的动力。1594年，他从韶州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如此漫长的往复不仅意味着形势的变化会使得信件内容失去意义，“而且，……我时常想，我写了那么多关于这里生活的长信，收信人却说不定早已不在人世。”

最富有戏剧性的正是关于亲人的消息。1593年，利玛窦写信给父亲时已有15年不知道双亲的音讯了(他们只是在15年前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后给他发了封信)：“要是不那么麻烦的话，我就能知道家里的近况和你们是否依然健在，那我会是多么快乐啊！”3年后，他从意大利的一位密友处获知双亲去世的噩耗，连着做了好几次弥撒表达哀悼。但这个他无法求证的消息并不确切。1605年，利玛窦又震惊地获知父亲仍然健在，兴奋难抑，他马上写了封极其热忱的家信，并概述了自己这些年来在中国传教的主要成就。结尾处他写道：“我不知道这封信究竟会是在地球上找到你们呢还是在天堂：但无论如何我都要给你们写信。”

真的是在天堂。当这封信抵达马切拉塔时，父亲乔万尼·利奇已经过世了；而当报告这一千真万确之死讯的信回到他所在的中国，利玛窦本人也已经死了。

 　开荒与播种

1595年6月，利玛窦被迫离开南京。他不想再回到广东去。自1583年抵达肇庆算起，他在广东呆了12年，却只付洗教徒100余人。除了某些开明官员，从一开始，那里的百姓、儒生、多数官吏就对他们的到来抱有敌意。他们肇庆的住所为当地官员所夺取，韶州的房子几次遭到暴徒破坏和劫掠。在此期间，两位协助他的传教士去世了。最初引领他进入中国的罗明坚则被上司范礼安派去罗马说服教廷吁请大明皇帝允许自由地传教。罗明坚再也没能返回中国。4任教宗相继在不长的时间内去世使他在罗马一事无成。他只好留在了意大利，直到生命的终点(1607年)。

现在，出乎意料的是，他在南昌的一切进展得异常顺利。因为瞿太素的先期铺垫和名医王继楼的引介，他结识了南昌的诸多官员和士人，还在宴会上认识了皇亲建安王和乐安王。当地著名学者、白鹿书院的院长章潢也很看重他。他的交际圈迅速扩展，江西巡抚陆万垓和他会面后也盛情邀请他留在南昌。此后拜访他的人与日俱增，以致他白天忙得没时间读祈祷书，只能在夜里补上。

有些拜访者是冲他的“炼金术”来的。这一声名早在他来之前就在南昌传播开了。他越是向他们保证他对这种事一无所知，他们越是坚持认为他会。

利玛窦决定不再设立在肇庆和韶州那样的公开礼拜堂。亲身经验告诉他传教工作需要秘密进行。依照当时的环境，将许多人聚在一起是很危险的，通过私人谈话或小范围探讨来传播福音更为安全有效。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上司范礼安任命他为中国传教团负责人，并且要他尽快进京。尽管利玛窦只是到过广东、江西和南京，离开南昌时，他已在中国当时15个省的10个中有了朋友。

那次北京之行又告失败，但也并非一无所获。利玛窦根据自己的实地观测，猜想这个国家正是马可·波罗说的“契丹”(最终证明则是另一位教士鄂本笃完成的)。归途中他和同伴利用空闲学习中文，讨论出一个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拼音的方案。

行至中途，运河封冻不能通航。利玛窦命郭居静等留下，他只身从陆路前往南京。这是利玛窦第3次来南京了。尽管这座城市远离真正的政治中心已有两个世纪，但仍然完整保留了一套与北京相同的行政机构，城市的庄严壮丽依然如故。南京此时的气氛与前两次大不相同。日本关白(近似于丞相)丰臣秀吉临死前命日本军队全部撤出朝鲜，明军追击日军的断后部队，将小小胜利说成彻底打败了日本。朋友王弘诲鼓励利玛窦留下，并派两位下属为他找到了一所房子。

敌人也会变成朋友。南京御林军统领、丰城侯李环此时善意承认，利玛窦第一次来南京时他曾密切注意他的行踪，准备把这个外国人抓起来，只是因为他有一些高官朋友才没动手。

1599年4月，郭居静等其余3人抵达南京，利玛窦不失时机地买下一处因传说闹鬼而空置了好几年的房产。在南京的两年半里，他和当地高官贵胄结交了个遍。但除了六部的尚书、侍郎们，他也认识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比如被正统的儒家学者视为异类的李贽李卓吾。李贽虽高傲，却很欣赏利玛窦，送了两本折扇给他，并将一首诗(《赠利西泰》)收入其著作《焚书》。

利玛窦白天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会客上面。他特别向来访者强调天主教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的，并倡导永恒的夫妻关系。听众“大加赞赏”，但却“没人愿意照着去做”。当他们得知教宗的尊严在天主教国家高于国王时都很惊奇，在皇帝至上的中国，这是难以理解的。

利玛窦明白，中国人对信仰的态度比较随便，而且常常相当实际。无论什么宗教，有用就信。“当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时，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砸毁这些神像。他们也像这样敬礼魔鬼，希望魔鬼不要加害他们。”

此外，修订、补充、再版其绘制的世界地图，和著名僧人辩论并且“至少赢得了听众的同情”，也大大增加了他的声誉。

尽管一切顺利，致密友高斯塔神父的信中，利玛窦仍谨慎地说：“还没有到收获的季节，甚至连播种也谈不上，只是处于清理土地和开荒的阶段而已。”但他相信，在短期内信徒的数量会迅速增长，他们完成的工作“可以和其他地方出色的传教工作媲美”，尽管此时与理想状况仍相去甚远。毕竟，此时他还没有接触到“北京的朝廷和皇帝”呢。他还在等待着神圣的天意。

番僧与朋友

肇庆的圣堂中央，供奉着精美的圣母画像，墙上挂着西文标注的世界地图，周围陈列着三棱镜、钟表、日晷、天鹅绒等。没多久，利玛窦又在房舍附近建成一座高18尺的钟楼。每当准点报时，铃声悠扬，悦人耳目。“番僧”与他所带来的西洋奇器，引来远近官民艳羡的目光。

除了学习汉语、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也摸索着与中国官员的沟通之道。他曾在印度果阿向匠人学习用金属材料制造各种仪器。初入广东，他常以铜、铁为原料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慷慨分送给友好官员。通过送礼，利玛窦向中国人介绍了新鲜的西洋科技，进而传播教义和西方文化观念。

居住在韶州时，他结识了江南贵胄瞿太素(汝夔)。瞿太素出身名门却不求仕进，沉迷于炼金术而耗尽家财。当初，他主动结交利玛窦，也是因为听说这个人通晓“将水银变成白银的异术”。但后来他渐渐被利玛窦测天象的欧洲技术迷住了。在这个浮游官僚队列之外的“浪荡名士”身上，利玛窦找到了几分“天涯沦落人”的共鸣。

1583年，他初入肇庆时，“天竺僧”的身份不受官员待见。经瞿太素点拨，他开始蓄起须发，“穿儒士衣冠，出门拜访官吏乘坐轿子，有佣人跟随，作出布道说教的夫子模样”。他的新装：“儒服为墨紫色长衣，长衣边缘及袖口都镶着浅蓝色，约有半掌宽的边，几乎与威尼斯人穿的一样。束同色腰带，腰带前有两条带子，并行到脚。”据说他甚至为自己不能改变眼睛的颜色和鼻子的高度、完全中国化而感到遗憾。

新行头确实发挥了功效。他立刻获得了士绅的同等礼遇，从此拜访官员不用下跪，见面互相作揖。进入南昌后，他以“西儒”的身分“观光上国”，名声渐起。居住南昌的明朝宗室“建安王”，听说“泰西”的温雅礼仪，想了解“西儒”的“交友之道”。为此，利玛窦特意用汉语写了一本《交友论》。

此书出版后，一位热心读者自费为之刻印作序。这人就是当时著名的“异见人士”冯应京，因与宦官陈奉作对被投入大牢。他喜读《交友论》，曾经派人四处寻找利玛窦。1601年，在他即将被投入监狱前几天，利玛窦和他在北京碰面，交谈只有一小时，两人却一见如故。

狱中的3年，冯应京通过书信或托人带口信与利玛窦保持着接触，从“友道”谈到“天道”，对天主教的兴趣渐趋浓厚。他极力主张重刊利玛窦的著作《天主实义》，并决定接受洗礼。在他出狱后，为了避免引起猜疑，神父们决定等他回到老家后为他做洗礼。不幸的是，“死亡跑在了前头，冯应京生了病，几天之内便死了”。

利玛窦经常提醒会友注意：在中国，“笔”的力量难以估量，“写书起到的作用要胜于语言”。他坚信，道德的主旨会随着他的著作显出生命力。也正是他在文字方面的活跃能量，使得他能够以文会友，与人共同著书。其中首推他与徐光启的合作。

最初引起徐光启好奇心的，是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张地图展示了欧洲大航海地理发现和精妙的绘图技巧，颠覆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

1604-1607年，在翰林院任职的徐光启，常常来到利玛窦的住所，听他讲解西方科学。室内的各种科学仪器与西方科学典籍吸引了徐光启。在学习中，他发现了《几何原本》的翻译价值。利玛窦一度怀疑年过不惑的徐光启能否胜任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徐光启的回答谦逊平静：“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约一年时光，徐光启每天风雨无阻地走进利玛窦的府邸，逐行研读，利玛窦口传，他笔录。每个名词概念，他们都反复斟酌，尽量以中文已有的词汇准确表达含义，直到圆满完成对前六卷的翻译。我们现在所用的点、线、角、平面等名词术语，连同几何学一词本身，都由二人当时确定，不仅中国，包括日本、朝鲜、韩国也沿用至今。

传教初期，徐光启利用自己的高位适时上书，对耶稣会士委以修历、铸炮的重任，为利玛窦和耶稣会打开了传教局面。利玛窦说：“真难说清这人对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定居北京以后，利玛窦还结识了工部官员李之藻。在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学技术著作方面，李之藻的贡献甚至比徐光启还大。10年间，他们合作编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等多部重要著作，他还出钱赞助利玛窦刻印《坤舆万国全图》，并为《畸人十篇》作序。

李之藻是接受利玛窦亲自洗礼的最后一名教徒。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与利玛窦的友谊只保存在“文化交流”的层面。“这位特殊的热心者，在他得以实现他的愿望前，还有不少的障碍要消除……首先，除了他的合法妻子之外他还养着一个妾。当她听说他不会再去看她之时，便大发雷霆。”

1610年3月，李之藻在北京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不治。当时他在北京没有亲属，利玛窦不顾劳累，为他四处求医，在病床边悉心照料，令其大为感动。大病初愈，李之藻决心辞去爱妾，受浸入教。(瞿太素情况与他相似。他早就想受洗礼，但直到把妾升格为妻，达成一夫一妻的条件后才得偿所愿。)

他还捐助了100两银子，给耶稣会建立教堂用。可是没过多久，利玛窦自己积劳成疾病倒了。李之藻出钱捐赠了一副上好棺木。

后世学者对利玛窦在中国活动期间所结交的知名人物作过统计，共129人，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僧侣，绝大多数是文人和官宦。

归去来兮

很多年来利玛窦一直以为，要想在中国传播福音，最重要的是皇帝的认可。现在他已经看出来了：获得诏书的努力只是徒劳。只要万历默许他们住下，也就等同于默许他们传教。“中国的政情与其他国家不同……以人的力量求准在中国自由传教一事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平安生活，慢慢开教，不必急于获得皇帝的允准；经验告诉我们，官吏多次上书反对我们，想把我们驱逐出境，但是我们仍然安全地在中国居住。……”(1609年2月15日的书信)

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传教，但他的社交活动更加多了，通常一天要收到20多张拜帖，还必须礼貌地进行回访。他承认教会的大多数访问者只是抱着好奇来的，但“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向这些异教徒宣讲福音”，何乐而不为？只是，频繁外出赴宴有时是很耗费精力的。不知觥筹交错间，他是否会想起刚来到中国时穿行在贫困农村的情形。那时他还说着结结巴巴的汉语，农民提供的食物“使我们高兴的更多是从中显示的好意而不是饭菜的变化多样”。

不管怎么说，利玛窦的事业向四周辐射。一方面，天主教的影响逐渐在知识阶层中扩散开来。这为一个变化缓慢的社会营造了适宜的传教气氛。另一方面他各省的官员朋友保护了根基不深的教会不被伤害和摧毁。“不是欧洲的军队而是中国的朋友成了教会的主要保护人。”

耶稣会士王丰肃在发回欧洲的信中说：“我们的好神父利玛窦在中国人中有难以置信的声誉。……当我们说在欧洲还有些人比他更有才能，他们不相信。”远在他从未去过的贵州，总督郭子章也刊印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为避免可能的麻烦，他称利玛窦为地理学家，并说他在中国生活了那么久，已经不能算是外国人了。

在财政上，中国传教团一直很困难。教宗和西班牙、葡萄牙皇室的帮助同样匮乏。耶稣会士们在北京租了好几年房子(传教过程中，为省钱他们好几次租“鬼屋”)，才在徐光启和其他朋友帮助下得到一笔借款，于1605年8月搬进了自己的房子。

到1608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大约达到了2000名。1609年2月17日，利玛窦从北京发出最后一封信：“我已年老，深感疲倦，但健康尚佳而有雄心，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的工作虽然辛苦，遭受此起彼伏的磨难，但已日渐好转。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但这些传教士务必有耐心、有学识，因为这里的百姓都是修养有素的有识之士。”显然，他开始考虑身后事了。

1610年，繁重的工作把他累垮了。当时他还不满60岁，身体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他最后几个月里的表现显示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生命的尽头。他写完了回忆录，处理了一些信件以及文件，对今后的传教工作做出指示，并选好了接班人。相比平时，他晚上祈祷的时间要更长些。有人听到他说，此时他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死亡。他的工作完成了，土地已经清理好，该是播种时节了。

5月3日，他的病情骤然加重。此时李之藻也在病中，但他还是请了最好的大夫来诊治利玛窦。信徒和朋友们都来看他。为了见到更多人他躺到了比较大的房间。5月8日晚，他做了临终告解。次日，他坚持起来领了圣餐。下午他的神志陷入紊乱，其间他不停喊叫着要使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帝皈依。直到第二天才恢复清醒。他请求行临终敷油礼。

之后他突然转向同伴，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极其热爱科东神父(当时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忏悔神父)，他现在正住在法兰西国王的宫廷里。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原打算今年写封信向他表示我的祝贺，因为他为主挣得了荣誉，我还想亲自告诉他本教区传教活动的进展情况。请代我向他道歉，因为我再也不能承担这个神圣的使命了。”或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梦想着成为中国皇帝的神父。

5月11日晚，天快黑时，利玛窦微笑着为教友们祝福。7点钟时，他安静地坐在床上，身体一动不动，先是半闭着眼，好像睡着了一样，然后，完全闭上了眼睛。

随后两天，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李之藻上了一道奏折请求万历赐予这位已成了中国人的外国人一块墓地以埋葬尸骨。这一请求得到许可，皇帝下了一道诏书，拨给阜城门外滕公栅官地20亩、房屋38间，给庞迪我等“永远承受，以资筑坟营葬，并改建堂宇，为供奉天主及祝釐(祈求福佑)之用”。1611年11月1日，利玛窦成为第一个下葬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此前要送到澳门去)。他生前的预感是不错的，他的死也为教会带来益处：皇帝的诏书说明他本人获得了官方承认，而这同时也保护了他宣讲的宗教。

这些年来，他在中国的经历仿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所说的：“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在他去世之后，却仍有教友对他个人的显赫声名和在中国并不算特别成功的传教规模不无微词(这些，他的信已经答复了)。

作为一个相信文字在中国有特殊力量的人，几年前利玛窦曾写道：

百世之后人未生，吾未能知其何人，而以此文也令万世之后可达己意，如同世而在百世之前。先正已没，后人因其遗书，犹闻其法言，视其内容，知其时之治乱，与生彼时者无异也。

(百世之后的人还没出生，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人，而以这篇文章令万世之后的人明白自己的意思，仿佛在百世之前的我们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前代的贤人已经故去，后人因为他留下的文字还能听到他的格言，看到他所讲述的事，知道当时太平或纷乱，与生活在那时候的人没有差别。)

他又一次说对了。在他故去400年后，凭借他的“遗书”，我们仍然从他的言说和经历感觉到一种消弭了时空间隔的亲切。

参考书目：《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书信集》《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利玛窦神父传》《利玛窦行旅中国记》《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利玛窦的记忆迷宫》

谢选骏指出：人説“回顾利玛窦400年前来华传教：打开中西交流大门”——我看既然如此偉大，爲何傳教士們尸骨無存？原因在於，“中西交流，裏外不是人”——所以傳教士一面受到羅馬教廷的扼殺，一面受到滿洲酋長和共產黨徒的封禁……裏裏外外都不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