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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日星期六

谢选骏:“礼仪之争”是第二期中國文明的垂死掙扎


《利玛窦逝世400年纪念:“归化”的背后》(2012-09-28 东方早报 石剑峰)報道:


在利玛窦到中国来的那个世纪,无论中国和欧洲,都处于一个历史临界点上,中西两个文明通过传教士在这个节点上接触了。利玛窦开始进行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比,其巨大的成果也许至今都未能超越,这种对比出自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基督教文明第一次被另一种文明来审视。彼时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但遗憾的是,在中国方面,随着晚明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闭关锁国,我们要等到200多年后才重新看世界,而那时已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平等。为“归化中国”。


▲ 明末清初三位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


先“归化”于中国士林


万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公元1601年1月27日,北京城正忙于过年,此时一位自称大西洋陪臣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到北京,并带来了西方的“奇技淫巧”。这个意大利人就是利玛窦,他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秋就已经从澳门进入大明帝国领土广东肇庆,那年他31岁,离开意大利在外传教17年。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1571年,他在罗马成为一名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广泛训练之后,他在印度和中国澳门见习了5年,随后于1583年开始进入中国肇庆从事传教活动。在广东他结交的对象是地方长官,以方便传教,为此甚至用西洋物品来贿赂他们。利玛窦这个汉语名字,第三个字取自于《三字经》“窦燕山”,“窦燕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


对利玛窦在华传教起启蒙作用的是一位叫瞿太素的人,利玛窦与他的交往促使利玛窦知道要在中国传教必须获得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于是,这位之前天真地认为像佛教僧人传道的意大利人,脱下了僧服改穿儒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现实主义者。


1595年,他开始居住在南昌,并在那里用汉语编撰了《交友论》。在这里他结交的另一位重要朋友是白鹿书院的“圣人”章本清,是他四处疏通帮助利玛窦留居南昌,并在此建立一所耶稣会住院。“不必先问我们给多少人付了洗,在十四五年之间,领洗的不会超过百位。”利玛窦说这话时是1596年10月,他来中国已经超过14年了。尽管皈依基督教人数有限,但利玛窦本人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名声不断增长。史景迁在《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说,利玛窦所做的一切,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关心他的科学成就,从而使他们更易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写的《交友论》为他带来的荣誉和因此而得到的中国精英阶层的仰慕比他所写的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多。利玛窦将友谊看作是超越于获得金钱和其他物质考虑的某种东西,是一种将两个互不相干的身体连为一心的纽带。他坚信,道德的主旨会随着他的著作而显示生命力。利玛窦放弃在街头拉人入教的做法,他在与中国朋友们的宴会上、私下交流中传达上帝福音。到16世纪90年代后期,利玛窦开始将个人关系与科学方面的训练结合起来发展为一套促使别人皈依基督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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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玛窦《几何原本》本版图片 早报记者 张栋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于同礼部尚书王弘海的友谊,利玛窦获准进入南京,他在南京的2年5个月里,广交权贵,熟读儒书,讲授西学,甚至和僧人舌战论道,这为他日后进京奠定了人脉和交往经验。在利玛窦的中国朋友中,李贽这个角色常常被忽略。在最初,利玛窦和李贽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但也是李贽为利玛窦能居住在北京出了很大力。李贽对利玛窦到中国来持欢迎态度,在他看来,利玛窦熟读中国经书,尊重中国礼仪,能用流利中文交流,“是一极标志人也。”利玛窦也试图让李贽皈依基督教。1601年,他在李贽等人帮助下被获准入京居住。


是几何学在1600年将徐光启带入利玛窦的圈子,当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于1604年考中进士,并在北京翰林院获得一个职位后,几何学使他们的友谊变得更牢固。他和利玛窦在一年时间里,每天早晨一起工作,逐行研读克拉维斯翻译的欧几里得的著作,这些著作在1607年出版。史景迁说:“中国学者对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科学的接纳是值得铭记的事。这些人都不是那些通过接受西方思想而获得社会地位的下层人物。这些人受的儒学传统规范熏陶并未使他们失去对西方科学的理解能力。”“在他(利玛窦)的帮助下,他们在重新找回中国已逝去的过去。”


利玛窦的成功在于他和他的同僚们拒绝了耶稣会内部所谓“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的武力传统。他拒绝了武力传教的策略,又没有权力强迫中国人改宗,相反时刻担心中国掌权者将他打成邪教头目。因此,为达“归化中国”目的,他别无他法,只好先自己“归化”于中国士林,他从道德、学问、文章三方面向官绅展示他有资格成为“儒”,以此曲线传教。


在北京的日子里,利玛窦真的如鱼得水,融入中国上层社会,表现之一就是无休止的宴会,而这也损害了他的健康。利玛窦临死之前最后的梦想也许是成为万历皇帝的神父,可是他从来没有和皇帝说过话。当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时,明神宗赐葬于阜成门外藤公栅栏。当时有人质疑为何厚葬这位洋人,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回应说,仅凭他翻译了《几何原本》就该厚葬。


基督教持续400年的“中国礼仪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中西交流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基督教的交流有过多次高潮,比如唐朝时景教融入了中国,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明末传教和中西交流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特别是晚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为天主教传教和其他活动提供了契机;此外,晚明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科学技术有充分认识,所以当利玛窦们在传教之余向中国知识界“炫耀”西方科学技术是一个讨巧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利玛窦们的传教并没有与中国儒学传统正面冲突,相反,中国的士大夫看到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传统还有互补之处。所以从总体上讲,晚明向西学包括天主教敞开了大门。而利玛窦相回应的传教策略则是: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学术上高水准,生活上适应中国生活习俗。


谢选骏指出:人説——基督教持续400年的“中国礼仪之争”;我看“礼仪之争”的背後是兩種宗教、兩類文明的角力——這也是第二期中國文明的垂死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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