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人本主义
（138）
“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问得好，这个问题道出了人生最大的秘密。
一个完美主义者，要靠着“基因还活着呢”来安慰自己；于是他“善待自己，就是善待祖先活在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基因”，保存好自己也就是“保存好自己身上的祖先”，也就是在尽其最大的孝道。
换一个角度。既然死亡是每天进行的：例如，我目前好像“平安无事”，但其实我已经死去百分之六七十了，也许更多，明天如果发生车祸，我就会死去剩下的百分三四十了。理解了这一层，于是就明白了：一个已经死去百分之六七十的人，还可能达到完美吗？不过使徒保罗安慰并激励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力比书》第三章13—14节）忘记背后的，努力前面的，这种说法很好。但是用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表达则很糟：“努力花掉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不过不要紧，能够被唯物主义花掉的，其实也只是“意识”的部分——“基因不死”、“转世投胎”；正如灵魂，永远绵延。
在肉体意义上，每个人都源于（或曾在若干世代之前源于）难以想象的“杂烩”，因为我们祖先的遗传关系有时会是暖味不明的，哪怕这种暧昧不明只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的机会。在这方面，“遗传库”的概念并不能帮助我们澄清一切，有时反而使得情形更形混乱。因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差别也是那么巨大！因为出自“同一遗传库”（同父同母）的个体基因组合，却是那样的不同！但是“在灵魂意义上”，情况则别样：每个人不再是转世投胎的基因组合，而纯粹是“属于自己的”。这样说来，灵魂与肉体的定义可以清楚一些了：肉体就是遗传因子的、普遍的、浑沌的组合，灵魂就是遗传密码的、特殊的、精密的创造！
（139）
《三段论》：
a.如果我是从无中来的，我怎能可能死去呢，因为我既不可能“生”，也就不可能“死”。
b.如果我是从祖先（父母）来的，我活着，祖先怎么可能死去了呢，祖先既然不可能死，我又如何“死”呢。
c.如果我是从上帝生的，我便与永生的神同在，尽管存在的方式日新，只要我的源泉也就是上帝还存在，我虽死也不会枯竭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我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从“种族的基因库”之中……
“死”是意识的产物。不生者固然不死，无意识者亦不会死。只有生者的意识涉死，如有梦者可以梦见死，无梦者如何梦见死？死是生者的概念。——故生者有死，死者无死。所以人们（生者）描述他人（死者）出生之后的故事时，不用“生后”一词，也不用“死前”一词，反用“生前”一语！
令人惊奇的不是“人怎么会死”，而是“人怎么会意识到自己会死”！意识到死，是意识的产物；没有意识，就不会意识到“死”；没有自我意识的人，结果就会“永远不死”？所以《圣经》如此说人：吃了智慧果，就注定会死。
（140）
泪水的价码，必须由鲜血来标明？难道全球时代的伊斯兰教，正在成为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教？难道它的内部，正在酝酿新的教主？然而，当我们唱《主祷文》至“全是父的”一语时，不禁热泪盈眶。这种感动不是出乎我们的圣洁，而是发自我们的邪恶：我们是因为意识到“金玉满堂，莫之能保”而哭泣的！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并不属于自己——不仅自己无法支配和主导，而且本来就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偶然碰撞之间所偶然带来的！我们为什么如此珍视他人的即兴之作？我们由此知晓：“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傀儡，是永生上帝无限主权下的灰尘罢了。”我们的热泪盈眶，是因为对于世俗的贪恋受到了无情的摧折，并因此而伤怀的？
光年：当我们在地球上看见星系相撞、融合以及星云诞生、消失和超新星爆炸……时，已经“距其实际发生”的日子，过去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数亿数十亿光年了，也就是说，在现代科学看来，那时人类尚未出现。宇宙的每一动、每一静，无不以“光”的方式向外投射，并形成永不歇息，永世绵延的“流”──我们今日的活动，当然，也包括对于古昔的和未来的人类活动的意识，也会如此：在“近乎永存”的宇宙的光流和“暗流”中，永不歇息、永世绵延。
人的思想会不会形成物理的“光”或“电”？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但据生理学，那可能是有的，而且可以通过脑部活动测量到电波，也许有一天还可以收集、储存、发送，甚至支配世界的运动。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福音就真的成了“永不消逝的电波”，一直射向宇宙的深处……而且反过来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本来就是从宇宙的遥远处射来地球、救赎人类的。
很明显，人的声音是可以传递的，不仅通过声波，还通过无线电波，以及许多我们今天并不知道的“波”、“流”、“光”……可以一直传送到“近乎无尽”的宇宙彼岸，到我们完全陌生、以致无法想象的星际和“国度”。
这就是祈祷的奥秘所在。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我们到秘室中去祷告？因为那可以专心，不受干扰地把你的信息送到最遥远的至高处？相反，不信的人只会公祷，大声喧哗、震耳欲聋、让别人听见祷告，以便从人而不是从神，获得帮助。但我相信，我们的祈祷或能穿越我们的肉体，进入千万光年的旅程。我们的祈祷还能折返回来，呈现为圆型的弧度，折射并且渗入属灵的国度，并在那里蒙主垂听。即使“没有传统意识理解下的上帝”，我们的祷告也许能穿越陌生的地方，录在我们未知的“光碟”上，超越“现代技能工具”，抵达我们无法想象的星云和国度。“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世界无法阻挡他的爱。”
（141）
多元牵引、势力均衡，虽然可以在政治上抑制专横独裁，在哲学上开创百家争鸣，但在属灵的意义上，却因为刺激了而不是催眠了原始欲望，所以可能导出更多的罪恶纷陈。在这种角度上，民主自由比之专制独裁，并没有更多的救赎功能，所谓“中国人离上帝多远就离民主有多远”是一个伪命题，上帝和民主毫无关系，因为民主和撒但一样，都是反抗上帝的。因此，民主社会不是使得人们离上帝更近，而是使得人们离上帝更远了，因为民主与自主，使得大多数人的败坏更加广泛化、表面化了——
基督的福音之作为“精神鸦片”与“属灵道路”的区别：对世界是支持还是颠覆？对属世的权威是谄媚还是疏离？支持世界的原则，福音就沦为精神鸦片；颠覆世界的原则，福音则是通往永恒生命的唯一道路。
为掌权者祷告，并不是求上帝让他们更罪恶、掌握更大的权力；而是求上帝怜悯他们、赦免他们因掌权而格外犯下的滔天大罪。顺服掌权的，并不是顺服他们的正义，而是顺服他们的邪恶；这仅仅因为他们的恶行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要用自己的忍耐和谦卑来验证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上帝的仆人。
利用上帝，是诸多“宗教罪恶”、“信仰骗局”的渊源。如果说，为了自己而利用上帝，还潜含着一份“对上帝的尊重”；那么，替人利用上帝，则连这份尊重也被化为牟利的工具，罪莫大焉。难怪利奥十世要得梅毒，大肆贩卖赎罪券的教宗们不得好死，死后还下地狱。我们许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过上帝，甚至还替人利用上帝，这其实是一条相当危险的道路，超过普通的诈骗罪。
虔诚者比较容易上当受骗，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天性憨厚，或许是由于他先前积累了过多的罪，厚积薄发，致使他心虚，不再敢于以身试法，以致虔诚，以致变得似乎圣洁。虔诚者，你的虔诚属于哪一种虔诚？
（142）
哲学乃至神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自圆其说”，即，对断续的生活之流，作出首尾一贯的说明，这就是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以前我赞颂“零点哲学”，盖着眼于此。因为伟大的哲学无不是如此，“消解性的”；即“圆性”、“圆形”的。即便连佛教，也以“圆融”为至境。圆，不是虚无主义，而意味着自己承认有限甚至自限。
然而，“神的话语”却非如此，他是射穿时空的箭；而不是圆形的、自圆其说的；神的话语最多只有四分之一圆的弧度，有如导弹发射时的抛物线，是指向无限的，神的话语不是废去圆，而是成全圆，所以耶稣不是废去律法和先知（圆），而是成全律法和先知（圆）。耶稣的成全，乃是根本的超越，是离开一切圆，而成全一切圆。所以，如果人们以圆（逻各斯）解读福音，不免以为福音自相抵牾甚至前后矛盾之处甚多。
在人本主义的文化中，人们个个都被迫或希望扮演上帝，如“孝”与“慈”式的人际依赖，甚至隔断了人与上帝的交往，父母被迫在儿女面前扮演无所不能的上帝，而被寄予厚望“成龙”的子女则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家族的大救星。大家都因为要充当英雄面使生活不堪重负，在私有万物的千斤重担和生儿养老的终生捆绑下，永远为奴，不得超生。
尤其在中国这个家天下（其伪装是“党天下”）的社会中，“人民的大救星”往往只能是“人民的大灾难”。家天下支配下的世界观，其“良心”必然是反对圣子基督的，因为我们的良心不能把自己和万物分别开来，而主却要求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以前的“良心”充满骄傲，而主却要求我们谦卑。我们的良心具有洁癖，而主却要求我们背上十字架。我们内心的魔鬼正在以“良心”的名义作最后的挣扎，他吼叫说：“看看你自己，以前你是个多么杰出的人，现在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与白痴、病人、心理变态者、身上有异味的人们为伍，还要求自己爱他们、宽容他们，并说这体现了基督的爱！你不该这么放纵自己，你应该站起来！”
──“不。支那人的良心。永别了。因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40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我已经宣誓：效忠圣子基督。
（143）
科学与技术越发展，人所发现的世界越大，人面对的疑团不是少了，而是更多。因为眼睛越亮的人，就越能看见上帝的奥秘无所不在，从而知道人的渺小，虔敬之心油然而生。就上述意义而言，科学与信仰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在反馈中彼此推向高潮。
可能的冲突是发生在“科学系统”和“信仰系统”之间，而不是发生在“科学之流”与“信仰之流”之间。科学之流与信仰之流永远都在互辅，从而使人对上帝的奥秘日益亲近，日益敬虔，日益合一。
由科学例如遗传学和医学的角度看，美国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家族的自杀，属于家族遗传史的病态。也许这一病态成就了天才；但经由启示的真理看，天才也许就成了魔鬼的附体。确实，任何属世的天才，若不领受上帝的救恩，只会比常人更加悲苦；他的辉煌作品，成了对他命运的反讽。“精神的事物”并不总是属灵，更非理所当然地属灵；它往往是属世的，受到各种外在条件和物质利益的驱动——有时天才不幸地隶属于魔鬼，遭到某种名利之外的无名绞索的控制，直到勒毙，于是人们称此名利之外的无名绞索为“病态”，因为人们能够彼此沟通的，只是名利。
（144）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人对人像狼一样凶狠”的“罪恶的世代”。难怪耶稣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马可福音》第八章38节）
由羊（或人）变成狼都是个难难的过程，何况由狼再度变回为羊（或人），就更难了，甚至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让我们都从狼回归为羊，恢复我们身上的“高贵的天性──上帝的形象”吧。那时候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记》第一章26节）并且上帝还用自己的灵气，催活了泥土所造的人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同上第二章7—8节）
至于人间，“好心没好报”，实际上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也是某种意义的“罪有应得”——因为这里的所谓“好心”，经常是基于投资意识或还债心理，因而是属世的；由于人的罪性的作用，这“好心”经常意味某种不纯的甚至是狡黠的、并不那么好的动机，它只无法得到好报，不过是“投资失败”甚至“上当受骗”。然而，“不想占便宜的就不会吃亏”；反过来说，吃亏是由于占便宜失败引起的。甚至在我们的悔罪中，也起始于罪的动机并隐含着罪的内容，有时，是想让罪圆罪，让罪繁殖！有时，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悔罪成为罪的“午休”，安息过后，容光焕发的罪，重新出发，更加肆虐。
任何淫妇身上都有某种少女的纯真。任何邪教中都有某种变相的敬畏。任何罪犯身上都有渴望得救的心思。……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不是淫妇、邪教、罪犯。为什么“好人倒霉而坏人飞扬”？在“投资失败”的解释之外，“报应”学说有时也解释不了，于是佛教式的“前世报应”和“来世报应”发明出来，作为“延伸的理解”。但这些强解，不仅在导向上是非不分，而且具有人的理性至上、冒充判官的嫌疑。实际上，这些难解的疑团，最好列为“神的奥秘”而不予追究。“上帝的意志和恩典”，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因为，只能因信称义，无法因为好心而称为义。尤其考虑到，任何好心不仅立于沙滩，且为一柄锋利的两刃之剑，一旦反转过来，杀害无辜绰绰有余。
如果说，针对个人的“过度好心”，所起的副作用还较小一点；那么，针对社会的“过度好心”，由于人的罪性的放大作用，就会演为不受控制的庞大恶势力，造成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例如许多“革命者”、“伟大领袖”的个人罪恶，就被社会运动、历史过程，放大为“社会需要”、“历史必然性”，在“正义事业”的金字招牌下，做的却是“魔鬼工程”。没有对于至高者的信仰和敬畏，由于人的罪性的发酵与放大，也会演为不受控制的集体罪恶。“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所以我们看到，再是自信、骄傲的人，再是凶恶、有权的人，轮到自己听审判、上电椅的时候，都很可怜。秦始皇、隋炀帝、毛泽东临死时，都不像龙，而像虫。只有耶稣征服了死亡，因为他的一生都是在为上十字架作准备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十六章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18节）
让我们都从狼回归为羊，恢复我们对上帝的先天认识和后天顺服，就像始祖犯罪以前那样纯粹，我们的灵气是本于上帝的。这样，“现代”这个“罪恶的世代”的痛苦和污染，将日渐清除。
（145）
人的身体成长，有个限度；人的精神发展，也有限度。过限的疯长的身体，是“巨人症”；过限的扩张的精神，必受神的报应，反弹回来，走上自杀之途。我们过限扩张的精神啊，除了皈依上主、匍匐在地以限制自我，从而获得必要的平衡，你还能干什么？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他是解放者──把我们从拼命向前所构成的社会冲突、权力意志和自相践踏中解放出来，上主把我们提升向上，到一个前所未见的新世界。但是由于人们的罪性，常常误用了福音，把“上帝”作为一种使人走向自我放松的道路甚至自我放纵的借口来使用了，信仰成了不良的自我催眠术。
现在，事情已经十分清楚了：人不可能经由自然理性而认识上帝的真理，更不可能经由此自然理性去认识上帝的现场性质、认识到上帝就活在我们中间。所谓“自然理性”，近于“普遍启示”，如基于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和对人间事务的思考。尽管人自身的理性力量也是神的恩赐，但它不像“特殊启示”那样直接的、具体的，是个体化的恩赐。经由自然理性，人们可以确认迷信、科学、虚无主义，甚至达到其极限的、最高的成就，并理解永恒的轮回；但经由自然理性，人们终究不能认识“另一维度的上帝”。认识上帝，只能经由上帝在自然之外赐予的恩典──“特殊启示”。在特殊启示面前，现象世界的全部结构、平衡、合理性，都建立在我们生物遗传甚至是罪性的基础上。“主再来”，是要清除我们的罪性，这同时意味，这个世界的全部基础将遭到瓦解，原有的结构、平衡、合理性荡然无存──这就是“最后审判”的意义？
立此为托马斯·阿奎那主义者鉴。
（146）
“青春永在”的意义在于：
一、“今天是青春”——无论你是十八岁还八十岁，和明天相比，“今天是青春”；无论你是十八岁还是八十岁，和明年相比，今年是青春。
二、“基督是青春”——正如过去是青春，未来是青春，现在是青春──如果你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就分享了十字架上的永恒与生命。
（147）
我们具有“人力无法消除的罪性”，所以便需要梦想、艺术、宗教来减轻犯罪所引起的焦虑不安。没有罪性，就无须文明：文明不仅是罪的产儿，而且是罪的弥补。总之，“在罪中”的感觉，使我们格外需要高尚的洗涤、净化；而无意识的“在罪中”，则为“无聊”，那就构成了一种“视平安为烦恼根源”的病态。这种病态是独见于人而不见于其它物种的。甚至乡居、山居的人民也是相当难以乐天知命的，尽管他们表面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像人类学家笔下的萨摩亚岛民那样氓之蚩蚩，但人性却受到内在焦虑的压力，迟早会爆发出来，推动理性的觉醒。“意识到生命短暂，倒不如放手一搏。”人在内心于是把“丧失博奕的机会”与“实在无聊”等同起来，视同最大的人生失败：“比赌输了更惨的是，连赌博的机会都没有”。
人的这一罪恶根性，导出这样的荒唐局面：同样一得与同样一失，所得时的快乐要小于所失时的痛苦，快乐与痛苦既然如此不能平衡，人生的快乐在总量上因此少于痛苦。为了渡过这个痛苦大于快乐的人生，人不能没有信仰，不得不依赖信仰来平衡上述“不能平衡的收支”。
（148）
谎言并不是人特有的罪恶。几乎全部的动物和许多高等植物，在生存战略的逼迫下，都以某种“行为谎言”、“身体谎言”来为自己谋求幸福。于是，谎言不再是耻辱，而以等同于“聪明”、“智慧”、“技巧”乃至“艺术”等美名的姿态，催化文明。只有高级文明，才在社会内部抑制谎言的泛滥，以便减少内耗，减少管理成本。除此之外，人类文明的几乎全部基础，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只有被拆穿的谎言，才是耻辱。这就像斯巴达人训练孩子盗窃财物，被抓住了一定要接受惩罚，不是因为他们偷窃，而是因为他们偷得拙劣。技术、巫术、神话、科学、哲学乃至宗教都是如此遵循着这一自然法则。所以，拒绝谎言的主，必被钉死在十字架；也必再来摧毁谎言──因而就摧毁了文明社会的基础甚至摧毁了现有的自然界。，为自然界就是奉行“行为谎言”和“身体谎言”的大本营。至于人们所欣赏的“文学艺术”，更是“特种谎言大赛”，那里盛行的就是“斯巴达式的偷窃法则”：受到嘲笑的不是谎言，而是谎言的穿帮。
（149）
我们是一种多么堕落而又伪善的生灵啊。我们表面上寻求神，实际上却是寻求自己的愿望，甚至是欲望，有时竟向神祈求赤裸裸的肉欲！“上帝”经常成为我们的幌子。“基督的受难”经常成为我们逃避责任的藉口。甚至连“复活和救赎”也被单独提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优越性——以至于值得神的儿子为我们作出如此的牺牲、显出我们多么重要等等。……
我们一边犯罪，一边自称为上帝的信徒，以便逃避可能的惩罚；我们一边巧取豪夺，一边把掳物的十分之一拿来奉献，以换取良心的平衡，甚至是为更大的犯罪打掩护。我们甚至标榜自己的忏悔，四出作见证，然后收取讲演费，还说这是在为上帝作工……我们不仅寡廉鲜耻，而且以耻为荣，还说这是谦卑，这是“放弃自己”，其实是放弃自己的责任和廉耻。这样子做基督徒，不过是伪装成基督徒的小人：难怪在中立的观察家看来，基督教的小人，比儒家的君子，更远离上帝的真理。吃洋教的基督徒，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屠夫，更远离基督的救赎。因为人格卑劣的家伙，实在无法成为好基督徒。
任何真实的信仰和伟大的宗教，最后也是被人的罪恶所利用的？不是用以敬拜上帝，而是通过敬拜上帝来为卑劣的家伙谋福利，这就是隐匿、转化、并继续滋养自己的罪性……这就是我们这些“堕落的天使”在信仰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狡猾的地方。
（150）
对基督教和基督徒的许多责难和咒骂，实际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赞颂了福音和主耶稣。反基督者和敌基督，有时比假基督徒更好地为主作了见证：并不是律法、上帝、社会的制裁等等摧毁了人的自信，而是人的罪行本身摧毁了人的自信，因为所有的罪行，都要大量地额外地消耗人的精力：“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字）醉酒，荒宴等类。”（《加拉太书》第五章19─21节）。而耗尽精力后的衰弱状态，便可以看作是对罪行的报复了：“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加拉太书》第五章21节）社会的制裁，其实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病理学的基础”之上。良心、内疚、追悔等紧箍咒，事实上是为“保全生命”效劳的，是为了免于过度的、无益的消耗，而设立的安全阀。良心、内疚、追悔等紧箍咒，并不像撒但教徒所设想的那样“是戕害生命的”。所以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第五章22—24节）
禁欲主义者之所以提倡禁欲，是因为希望借此来遏制欲念的（恶性）膨胀；而禁欲主义者之所以力行禁欲，也并非出自外部的理念或启示的进入，而是由于自身欲念过度的因而是恶性的膨胀与冲动，已经危及禁欲主义者的生活平衡，甚至毁坏了禁欲主义者的健康──使他不得不走上禁欲主义的道路。上述情况尽管有千变万化，但都是被人的罪性决定的。
以下的诡辩其实是无法成立的：──某个机能健康、生存平衡的人，由于误信某种禁欲邪说而中了毒，“违反自然本性”地厉行禁欲、压制正常机能，结果导致“病──罪──病──罪”的恶性循环。这个道理同样简单：人的罪性，避难趋易，决不允许不利于生存的思想扎根在自己的丹田，这当然包括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们的理智、怀疑、良心是罪性的最后庇护所，为了和罪性斗争，有必要承认理智、怀疑、良心本身的局限性也就是罪性，重新检讨“我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罪性的初级庇护所是习俗、经验、常识甚至科学，那么对这些初级庇护所
进行适当的清理、必要的抑制，就会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放松而不是更加沉重。
（151）
文化是民族的意志？不然。这只是世俗主义、人文主义的甚至是“异教”的典型定义，它甚至在逻辑上都不能成立：例如，个体怎么能够判断“民族”不是自己的想象、洗脑的结果？再如，假定“文化是民族的意志”，那么“野蛮是不是民族的意志”？难道自我为中心还要扩大到“民族”、“文化”的领域？难道学者也要模仿领袖，用“民族意志”来表达自己的“个人欲望”？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如此表达反倒恰如其分一点：文化是上帝的恩典，文化的毁灭也是上帝的恩典；文化病亦是上帝的恩典。一如个人的生老病死。
（152）
“靠理性反对上帝的人，已经无路可走。”
同样，靠理性测度上帝、衡量上帝，尽管这体现为“理解”上帝、“拥戴”上帝，难道就不是走上一条错误的、终将绝望的路？
只有把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建立在“凡事感恩”而不是“理性判断”之上的人，方能得救。不论这事情体现为何、落实成何并引伸出何──我们都把它当作恩典予以接受。这样的信心才能无往不胜。因为万能的主，永远是对的，永远是仁慈的，永远是活的：坚持这样的信、望、爱，才能得救；坚持着这样的信、望、爱，就是“得救了”。
（153）
“精神”并不总是属灵的，毋宁说，它经常是属世的。当有人以属世的精神来冒充属灵的精神，就无异是在崇拜撒但魔鬼的同时却标榜自己崇拜上帝。确切地说，属灵的精神是指向上帝的领域（“天国”），属世的精神则指向魔鬼的领域。属世的精神比单纯的物欲和肉欲更难救药──因为后者还只是“肉体的软弱”，而前者却是基于肉体的软弱而发展出来的“刚强”与“心硬”。我们周围比比皆是的“科学”、”艺术”、“政治”、“知识”、“智慧”、甚至“宗教”──都是这样的“刚强”与“心硬”，都是这样充满危险的属世精神，都是这样为了荣耀自己而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发作的。
良知，是属世的，它不仅体现在社会关系中，也体现在慎独的行中，但无论如何，良知都是从属于肉体并从属于这个世界的。灵魂则不是属世的，它是为这个世界的旅程结束之后，寻求新的旅程的。灵魂因此不仅在层次上高于良知，而且在人生流程中的主要功能，要晚于良知出现。
（154）
科学、艺术、政治、哲学、知识系统、理性的光照等等，都是解决人的生活问题的：让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美好、更惬意、更从容；也就是让人在这罪恶淫乱的世代，更具耐力。主的救赎因此不可能通过科学、艺术、政治、哲学、知识系统、理性的光照等等来实现，强为之名，毋宁说是能过背弃上述诸端，通过谦卑、通过放弃（包括在心理上彻底远离），来实现。
知识阶层拥有较为强大的属世手段，从科学到传媒，但都远离了主的救赎；财团和政客则通过金权挂钩操纵立法，设立假基督以代替救赎。属世的权能不仅与属灵的救赎背道而驰，而且正在侵蚀后者，导致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内在平衡遭受破坏。这是比“伊斯兰教的外患型威胁”远为根本的内乱型危害。
西方主流社会，受到世俗化支配，已经堕落为偶像崇拜的市场了。从自由女神到体育健将、影视明星的“日益加深的沦丧系列”……其上流社会的行为，已经实际落入无神的地狱。这依靠金权和毒品支撑的帝国，从街头毒贩到战地凶犯，无不典当最后的、所剩无几的灵魂。
被人说成是“以基督教立国”的社会，背叛上帝和辜负耶稣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三天两头地纵火焚烧教堂，竟成为“法治”之下必不可少的景观。而色厉内荏的警方，对此竟然束手无策。这里面许多人的良心已经腐烂了，一切都开始恶性循环、环环相报，“上帝的责罚”因此不久就会接踵而至。例如艾滋病泛滥，从主后1983至1996年的短短十三年间，从百人染病，传染到一千四百万人。这里面如果没有道德败坏的助纣为虐、火上浇油，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背叛上帝的恶果之一。
狂牛病开始，有预测认为，新传染病的为害规模将超过艾滋病。这一切都是由于现代的属世文明过于僭妄，已经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甚至毁弃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结果导致了人的鼠目寸光根本就无从逆料种种危害，直接导致文明走入“竞相自杀性的发展”，历史上所有昌盛一时的文明，最后都毁于形形色色的自杀过程：有的是黩武杀戮，有的是滥垦滥伐，有的是纵欲败德。现代世界可能还要加上一条：科技的“和平发展”，比古代的争战、近代的杀戮，更具毁灭性。
现代世界的末日已经不远，因为科学狂人和人文智士正在设计新的僭妄：他们企图改变物种甚至改造人自身的基因，其动机是以神自居，自比自然过程还要高明。如此之深地“掉入魔鬼的陷阱”，能避免“魔鬼的戕害”吗？到最后，不是仁慈的上帝“惩罚”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活得不耐烦了”，选择了自杀以终结文明。“文明的冲突”，就这样让位给了“文明的终结”。
（155）
古人说“万恶淫为首”。为什么？参照一下圣经，就知道“淫”本身并非单纯的邪恶，它能挑动人们放肆的本能、犯罪的天性，故可以触发多种邪恶：骄纵、贪婪、忘恩、背信、邪念、窃盗、杀人、嫉妒、纷争，使人无所不为、无恶不做，使本来还有些许良知的人，彻底堕落为魔鬼的俘虏。所谓“淫”，无非就是彻底的、赤裸裸的贪欲，因此我们知道，“淫”的首要意义，即在于彻底地、赤裸裸地沉缅于对象之中，所以“浸淫”也是一种淫。所以使徒保罗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以弗所书》第五章5节）其来由是：“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同上3—5节）贪心也会引导人们沉缅物欲而背离基督。哪怕是打着“传福音”、“建立教堂”、“开办神学院”等等旗号聚敛财富的贪得无厌。
聪明人，尤其具有领袖气质的传道人，能够动员别人和自己一起犯罪，甚至煽动别人为自己火中取栗，因此具有更大的罪性并常常犯下更大的罪行。这样的人特别需要救恩，一方面得到自已的救赎，一方面帮助别人得到救赎。但可悲的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7节）要避免“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就需要打掉自己属世的淫邪。这样，传道人才可以成为上帝的“道具”，用更加合乎教会传统的话来说，是“器皿”。
（156）
人，不是“符号的动物”，而是“信仰的生灵”。而符号之所以能支配人，其主要基础，也在于人对符号具有信心，相信符号与实体世界之间具有某种实质联系。正是这一信心，赐给人们能力，超越现象、透穿灵明、直抵符号彼岸的实体世界。
人的罪性使他总是趋于小利益而搁置大利益，如果二者有冲突的话。事例：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冲突，则攫取前者而搁置后者；家庭利益与集团利益冲突时，亦然，攫取前者而搁置后者；集团利益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与世界秩序、世界秩序与永恒的正义，同样攫取前者而搁置后者……。所以，人们总是趋于属世的生命而搁置属灵的生命、总是趋于凯撒的国而搁置上帝的国，总是趋于撒但的陷阱而搁置基督的十字架：在陷阱里人才感到安全、热闹，十字架却树大招风、百年孤独。
草木随风摇，畜生都会随机应变，唯有正直的人保持自己的信仰。如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但因着基督的救赎得称为义。信，是使人区别于万物的标志、特性。信，还是历史的动力、人生的中枢，因为信提供了连续性。
是连续性使得人们敬畏上帝，连续性是公义与爱的保证。缺乏连续性的暴君只是激励抗拒的意志，而具有连续性的明君才会使人由衷赞叹。近代中国的最大失败，就来自于误认“革命是连续性的中断”。其实革命是连续性的修复。只有“连续性的修复”才是“上帝的意志”。即使在《约伯记》那样的极端情况下，连续性最后还是得到了恢复。上帝对待我们，要比对待约伯温和多了。感谢主，没有让那样严酷的考验落在我们弱不禁风的头上，免得我们承受不起。因为说到底，我们不仅不如约伯，甚至不如约拿。
（157）
靠情绪（“士气”）打仗的部队一定是拙劣的部队；今天士气高昂，明天就会一败涂地。说到底，战争的本钱不是缺乏连续性的“士气”，而是拼命的习惯、战斗到底的精神、武装到牙齿的装备。一个不舍得在武器装备上花钱的民族，肯定是一个不敢战斗到底的民族，就是一个做什么事情不具有拼命习惯的民族。这样的民族缺乏连续性，遇到危机，死伤狼藉。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亡几千万人，而日本在中国的关内地区不过死亡了四十多万人，在中国关外的东北地区死亡了二十多万人，其中多数还是死在苏联手下，关内关外加起来还不到百万。日本人最大的死伤是由牺牲最小的美国人造成的，不是由牺牲最大中国人造成的。这是为什么呢？观察一下：这三个国家中，美国的历史虽然最短其行事为人却最有连续性、日本次之，中国的历史最长其行事为人却最缺乏连续性。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领悟到一些什么东西吗？当然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人并不是这样的，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中国”和“中华文明”了。
信仰的战争也是如此，爱主，不是靠热情，而是靠信心，靠着那种拼命护主的习惯，靠着那种战斗到底的精神，靠着那种武装到灵魂的装备，并且配上你的最原始的克服对方的制胜本能！这就是生命的连续性。
（158）
十五年前（1981年）我意识到世界的趋向，开始结束“哥伦布时代”，着手批判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万能，倡言“中世纪万岁”的历史转型。
十五年后（1996年）我终于接触到神秘的力量，不是“我找到了上帝”、“我信了耶稣基督”，而是我受到永恒生命的触摸：我因此理解中世纪的优点，原是得自福音的恩赐、发自十字架的救赎之光。
共产主义的集中营、法西斯主义的一体化乃至纳粹清除异己的毒气室──是对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十七世纪人本主义、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十九世纪的科学万能等世俗主义思想在历史逻辑上的完成。人本主义意义的终极拯救，就是阶级灭绝、种族清洗，是秘密处决和街头屠杀。二十世纪的人间天堂的许诺，变成了人间地狱的兑现。
集中营首长指着他的俘虏说：这些人只配死。但是他忘了，他自己也是一样的。因为从罪性上说，所有的人都是“只配死”，而且终得自己的报应而死去。正如保罗所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而列宁对资产阶级的措施、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措施、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措施以及毛泽东对待阶级敌人的措施，实际上让现代世界回到了奴隶社会之前，回到了史前时代。那就是对待俘虏不要活口、格杀勿论。
凡此种种，似乎证明了人在上帝面前仅有的权利：就是“沉沦”。沉沦的人不仅只配死，而且已经就是死人了。对此，《罗马书》第六章23节说： “罪的工价乃是死。”《马太福音》第八章22节记载：“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前一个“死人”就是指活着的沉沦者，后一个“死人”才是指停止了呼吸的尸体。“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吧！”——跟随主，进入永恒的生命，因为这人已经接受了主的救恩：“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43节》）
（159）
我们可以胜过世界，却无法胜过自己。如果不是凭藉基督的救恩。想利用基督的圣名去战胜那自己对付不了的世界，堪称懦夫的心愿；以信靠基督来战胜这世界征服者的自己，姑名之曰“勇士”。
胜过世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毒攻毒，青出于蓝；一是涤除罪性，不战而胜。但胜过自己，只有一条道路：“奉父子圣灵的名”，涤除罪性。事实证明，胜过世界容易，胜过自己难。所以说“自胜者强”──这意味着强者需要降伏于基督的名下，事始有成。
（160）
回顾自己信主之前所写下的数百万言，有时依然会被那些“精采的句子”打动。其中有些段落，确实体现出人类精神与意志的强大张力。然而现在看来，那却是一种“魔鬼式的智慧”，是灵魂堕落在肉体中、并为肉体服务的证据。虽然也有些段落也体现了信心和信实，但那也多少是偏差的，其基本动向是荣耀自己和自己的同类项。
展读我二十年间的心血（1976──1996）灌铸的象牙之塔，我知道自己经历过类似于“魔鬼附体”的日子。“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德里达所说的这个“语言”，就是我这里所说的“魔鬼”，他操纵我们的心智，利用我们的虚荣和骄傲、贪婪和躁动——作为马刺，激励我们，让我们跌入他的陷阱，丧尽天良，完全忘记了“毋丧我”的古训，而自以为得计。
感谢主！亲临寒舍，来揭破这世界的虚妄，蓬壁生辉，让我知道“超越死亡”是不可能的，因为“超越”二字隐含了“自力更生”的全部虚妄。毛泽东自力更生了几十年，最后还是一穷二白；还要仰仗邓小平出卖廉价劳力，进入国际市场分一杯羹。这个比喻说明，人的唯一出路，还是要被外部的力量提升，才能脱离自己的局限、死亡的掌握。
属灵的抒写，仿佛活水注入山涧──天然储水池，若有出口（发表出去），则随注随流，流失无余；杜绝出口，方能节节升高，形成波澜壮阔的水面——这不再是人造的水库，而是赞美上帝的浩歌，自发的镜泊，天然的涛声！这样的书写，是为来荣耀上帝，愿它存于永恒的记忆。
属世的文字，“不发表就写不出新作来”，不能发表，那写作的动力，就阙如了。这就好像是水池里的水满了，如果不在腾空它，新的泉水就无法进入。这是因为，属世著作的动力来自尘世的虚荣，为的是荣耀自己。或者更为低下，根本就是在进行一个交易：商品还没有卖出去，当然也就不必制造新的了，以后如果连企业也都倒闭了，工作人员还要全部遣散如牛马。
属灵的著作则相反，一旦发表出来反而发展不出新的内容了——因为发表的后果、可能的反响，会构成一种社会的沉淀甚至噪音、污染，反过来就可能破坏了源头的活性，至少是搅乱了水的纯净。
属灵的抒写可以引导灵性的真实。感谢主，把如此自然、毫不勉强的生命，射入我的胸臆，使我得以俯视既往的境界：那小人国里的争战、小人国里的智慧……“失去了上帝之灵的泥土”，这就是莎士比亚以来的人们以崇拜的口吻所颂扬的“人”甚或“超人”。感谢主，让我摆脱了这样的“人”，看见了天国的朦胧。
（161）
“抽象的痛苦”乃是“灵性的标志”，是灵性被囚于肉体时必定发生的一个现象。沉沦的人没有灵性，因此没有抽象的痛苦而只有具体的痛苦。沉沦的人是因为肉体的不满与牢骚而痛苦的，不是因为灵性的反照带来了肉体的痛苦。
爱情中的几乎所有痛苦，都来自误解，现在的误解或往昔的误解。所有误解，都源于自我中心的判断。所有信仰中的平安，都来自放弃理解，现在放弃并永远放弃。这样，就会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不是凭着自己的修养，而是通过信靠上帝。
至于真正的、无条件的爱，不是人的努力可以达到的，而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已，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力比书》第二章6—8节）在基督的受难面前，让我们感谢基督的恩德，而不是宣传自己的爱心：“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同上9—11节）
教堂里的感恩赞美说：感谢主带领我来到这里，感谢主赐给我如此美好的时光，我知道凭自己不能得救，知道一切心身调理的技术手段包括瑜珈、气功、忘坐等等全都无济于事，只有彻底信靠主，并通过衷心的赞美，人才能在平衡世界之后，战胜自己！因为主的大能，足以匡正最危险的“心”，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使徒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的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17节）
“罪魁”的出现表明，在上帝面前，即使“人人同等”，也不是“人人平等”。何况人只是在“受造”的意义上同等。上帝给人的恩赐不同，所造就的人岂能平等？所以同样的泥土，有的做了高贵的器皿，有的做了卑贱的器皿。我因为主拿我做了卑贱的器皿而感谢主，正如保罗因为主拿他做了罪魁而感谢主。受造的同等，是具有齐一的起跑线。同时，由于人人都有的罪性，也使人人在上帝面前同等——同等地作为有限的人，或，作为罪的奴仆的同等。
（162）
“劳动创造世界”，就是“以罪与罚来创造世界”。“奴隶创造历史”，就是“未终悔改的罪犯的堕落史”。我们要以仁慈来摆脱罪与罚的循环、实现向上的生命；我们要以仁爱来帮助罪犯悔改，免除堕落的痛苦。这样的仁爱，是来自上帝的创造而不是来自我们的意志；而我们的仁慈只是发自对于神的感恩。
罪与罚：劳作不休，满脸尘土。劳作不休，不是由外在匮乏、物质贫困造成的，而是内在匮乏、精神贫困造成的。所以任何外在的、可见的满足，只能暂缓但却无法消除人的上述焦虑。饱食无虞的现代人，只能在漩涡中日益颠簸，满脸尘土变成了五内俱焚。
电脑病毒的诞生，凸显了人的罪恶天性造成的五内俱焚状态。人的罪恶天性“酷爱游戏”以至于“酷爱恶作剧”。这种游戏本能却不幸地经常会导致自杀的后果。在罪性看来，如果降低罪性，人生将趋于单调；但如果升高罪性的水平，将导致水淹良田、局面富于爆炸性。所以，在福音看来，承受了原罪的人类，注定要在这世上受苦。
难道现代人受电脑的折磨，比古代人受锄头的折磨来得少吗？不见得。只是换了另一种折磨的方式。驱使人奔向电脑的，和驱使人拿起锄头的，是同一的力量：罪与罚。从憎恶电脑到依赖电脑，从逃避锄头到热爱锄头，是因为拒绝劳作也不能免除惩罚，因为罪与罚的真理已经决定：逃避劳作者，将被补上一枪：或是饥饿，或是刑罚，或是空虚无聊、以至于死。怎么办呢？中世纪早期的修道士们发明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祈祷和劳作结合起来，他们认识到，“逃避罪与罚”这种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赞美上帝，以敬畏、赞美和感恩，来给劳作不休以神圣的意义。
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繁忙”，就是“陷入罪的捆绑”。其结果，越忙就陷在罪的捆绑中越深。繁忙，也是因罪而受到的惩罚，结果越忙，就意味着受到的惩罚越重。劳作，因为就是赎罪，但罪其实是赎不尽的。我的体会是：唯有敬畏的态度，赞美、感念上帝的恩，可以超越劳作，代替赎罪。
当人弥留之际，他会领悟此生的空虚性，面对真正迷茫的去路，人会陷入恐慌。这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成为过时的描述，因为将死者已经无法表达善意了。世界遥远了，周遭的人、物，模糊了，但通往另一时空或超越时空的道路却洞开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约翰福音》十四章6—7节）弥留的人终于了悟人生的归途，但他已无法传递此一信息，也许父神是要让人们在没有看见末日之前就知道真理。可惜有多少人在末日到来之前，有眼睛却看不明白、有耳朵却听不清楚，结果失去了与神合一的最后机会。
面对死亡，意识终于意识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反而就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人生过于荒诞——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反而是不合逻辑的；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基督，反而是不值得活下去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圣灵，就是无从升级的甚至无法更新的，一切都在老化并且坠落，远离原初的美丽。
为了“成就”，我们犯下多少“罪行”！不属圣灵的成就，岂不就是罪行？圣徒，在属世的意义上也许是病人，所以，他们追求属灵以为弥补，以为终极的救赎。如果有谁觉得自己对比恶者之下，仍在内心觉得自己显然吃亏，因而激起了竞争作恶的念头；如果有谁觉得自己对比恶者之下，觉得自己在犯罪的道路上意犹未尽的话：那么他就不必勉强自己为善，因为善意是勉强不来的。恶棍们，敬请继续发作自己的邪恶吧，你们必得“功德圆满”，收获到足量的“罪的反弹”及其惩罚。魔鬼所喜悦的事，必在恶者手中享通，并以他的身体和灵魂，为血腥的祭坛献上祭品。
在我看来，偏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其实构成最大的自我伤害。相反，承认自己犯罪且是罪大恶极之人，倒有助于恢复健康。这是对于天性比较善良的人类类型而言的，对他们来说，生活的痛苦不是源于内疚、悔恨，而是来自被损害的感觉，也就是说，来自“犯罪不够”、”上当受骗”的吃亏感。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如果以一种“对神的亏欠感”来取代“世界欠我太多的感觉”，那么强烈的罪恶感就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解放感，不仅无害，而且有益于恢复自信、自尊、自律。
爱人如己、爱你的仇敌──说的是要除去私欲。这不是说要无视他人的罪，而是把他人的罪与自己的罪同等对待，不要律己宽、待人严。另外一面，爱人如己也并不是爱鬼如己，不是纵容恶势力，不是混淆邪灵与圣灵的区别。“爱你的仇敌”，不是“爱主的仇敌”；相反，“爱自己的仇敌”，应该和“恨主的仇敌”互为表里。恨恶他人身上的魔鬼一如恨恶自己身上的魔鬼，“和解个人恩怨”与“和主的仇敌实行决裂”是一体两面，都是与魔鬼保持距离。
属世的人则相反，仿佛被魔鬼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木偶──就像股民在股市的浮沉中走向末日。人们自以为自主甚至自由，其实却是随波逐流。可怜极了的生平却极尽荒诞之能事：怀胎艰难，父母养育艰难，自己成长艰难，持续奋斗艰难，抗争疾病衰老艰难，最后仍入死亡之门，手抓住棺材不肯入内，甚至为“治病”而被医院千刀万剐，仿佛凌迟，体无完肤，榨干最后一滴油，受幻灭、绝望的最后撕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属世者的一生。不甘愿被魔鬼操纵的人们，除了皈依属灵的道路，走投无路。不是我们偏爱属灵，而是属世确非一个归属！属世没有出路，或曰出路的尽头只是墓地与毁灭！
（163）
爱主你的上帝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上帝圣洁公义又握有赦罪的权柄。爱人如己却相形很难，因为人不完善又各怀鬼胎──我们能爱他们身上的罪恶吗？举一个例子：传道人不能“赦免罪人”反倒向罪人索取财物，结果反倒“唤醒”了别人身上已被催眠的恶势力。所以，爱上帝容易，爱人如己却难。因为爱上帝起码不会受到反证；而爱人如己却会被人为因素破坏掉。其结果就是有人这样写道：“只有主的福音能驯化我身上的魔鬼，而各种领袖、信众和教会却不能。因为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都各怀各的鬼胎。若非奉主你的名，谁也没有能力，学富五车的博士和目不识丁的文盲，同样不认识主！这正是福音的力量：定期更新教会，不断激励新思想与新崇拜。回归福音，就是最根本的创造。”
一个坏人，可以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如果圣灵感召的话。但一个坏人，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好基督徒，而只能同时是一个假基督徒。人都做不好，哪里能做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之“不是常人”，不是比常人更坏一些，而是比常人更好一些。至于圣徒，那就是好得全然改观，好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如果在“信教”之后比他自己“信教”之前还要败坏，那么他的信仰就只能是假的、“职业化”的。
为了两亩地，发明了多少主义！这就是人为他自己制定的生活目标、人为他自己制造的生命意义。只是他不知道，在两亩地之外，还有七重天。如果按照神的意思追求无限的天国，首先就意味着超越人的生命意义、不再局限于有限。但这种超越的能力，并非人所能修炼具备，而要通过神的恩赐。所以保罗书信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罗马书》第三章10—18节）
从七重天而不是从两亩地的角度看问题，“背十字架”，不是寻求死亡，而是征服死亡并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十字架，是死亡尽头的一处盼望、一个出路。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发现了登天游雾的峰顶。
除此之外，我们的生命终成孤旅，属世的意义只能带来孤独──因为无论梦想如何辉煌，终将归于破灭；而生命的老化也会带来挫折日深的磨难；我们所能交往的越来越是我们“不屑与之交往”的，青春偶像被退还给了青春。山外青山楼外楼，所以失望、悒郁、焦虑，随之而来，所以人被无形的压力粉碎掉。粉碎之后的人可以重生，但唯一的方式是被迫转向永生的上帝，并在耶稣基督中，在耶稣基督中与那些我们原本不屑与之为伍的人们的联合中，突破遭到封锁的生命。毫无生气的生命，于是得以完全，得以在更高的意义上，“破镜重圆”。
但在问题的另外一面，把属世的欲望和属灵的祈求混在一起，又是极度危险的。以属灵的祈祷去交换属世的欲望，鲜有不落空的。上帝难道是批发商？上帝需要人们“拿虔诚来作交换”？人有什么可以贡献给上帝的？赞美？
不背十字架，人也会死的，而且仿佛是遭到追杀：终其一生都在死亡恐惧的阴影下，最后还是狼狈不堪地屈辱死去。观察这样的人生，不难发现，人对死亡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来自“以生测死”，即，以生的短暂（一年、十年、百年）来度量死的绵长（万年、亿年、万亿年）。于是相对于生，死就成了无底洞甚至某种“永恒”，足以吞噬一切有形无形。其实事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事实可能是：死后的存在不同于生前，死后的一昼夜与生前的百万年，可能反而更加相似。经过上述“时间的还原”，死可能并不那么可怕，我们与古人（如七十代以前的孔子）和来者（如一万年以后的庸众），相距可能并不如时钟、年历和古迹、废墟所指示的那么遥远。实际上，古往今来，可能仅有一墙之隔。
人的一生，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实际上始终处在一种“弥留状态”。“黄泉路上无老少”，从落地几天的婴儿到垂垂百岁的人瑞，谁都面对随时可能的死亡。甚至连胎死腹中的婴儿也参与了这一生命的进程，所以杀婴和堕胎绝对是一项谋财害命的行为。认识到这一点，就能知道生命其实是神所造的。尽管千、万、亿被“计划生育”给杀害的婴儿尤其是可爱的女婴，没有来得及见证这一美好。但我们却通过自己的不幸见证了：能够不被专制制度“做掉”而活着，还能赞美上帝，则是格外美好！这美好源于上帝打在人身上的印记，尽管专制制度辜负了上帝的美好。
生命都在向前走，富有冲劲和创造力的人们，因此称为“前卫”。然而只在肉体活着，只是唯物主义的前卫。人不能原地不动，而只要向前，就连植物人都在“创造前卫的业绩”呢：这个植物人比别的植物人多活了十年，创下了植物人存活的新记录。相形之下，只有向上走的生命，日益接近上帝、得以与神合一的生命，才是向上的而不仅仅是前卫的。向上的人生而不是前卫的人生——才可能进入天国、活在基督里。他分享基督的爱，爱上帝，爱人如己，爱一切上帝的创造物……并因这种分享，使自己成为神的活祭。
向前走，是平面的生命；向上走，是立体的生命——立体的生命因为接纳了活生生的上帝，而有灵性。向上走，此生只是走向“天国审判”的短暂过渡，人间仅存的生命意义于是就只剩下了“赞美上帝”，感谢他对我们的爱。向上走，就是变人生为“朝圣之旅”——并以此接近宇宙的本体。
（164）
二十世纪的欧美主流社会，是崇拜物质的、现世的，是一种用十字架打扮起来的异教——人文主义交叉着科学万能。这些异教徒假冒为基督徒，用十足的伪善和卑鄙，把基督教脱胎换骨为撒但教——把耶稣的宝血化为魔王的资本；把道成为肉身化为生财之道。
这个世界有许多美丽绝伦的部分，实际上却是撒但的杰作而不是上帝的杰作。破坏成性的撒但，正借此离间我们对上帝的信靠，煽动我们的欲望、野心、骄傲，使我们远离上帝，并最终毁掉我们的存在。
“上帝的仆人”就是那拒绝扮演任何社会角色的人。不论扮演主人还是扮演奴隶，不论扮演成功者还是扮演失败者，不论是扮演愚夫愚妇还是扮演哲人大师。孤独的甚至无望的人生，是走向主的救恩的捷径，所以希腊教父奥瑞根割下了自己的器官，以去势的决绝告别红尘。他知道，由于人的罪性，“在基督里”的超然恩宠，只能来自属世的绝望；并来自绝望中的祈祷与信靠。他相信基督的灵性磁场，能够保护虔诚的求告者与祈祷者，所以他反而被某些教会势力目为异端。
圣洁，意味着某种自我阉割，即终极意义的舍命。“舍命陪君子”，是一种社会的美德；那么“舍命陪上帝”，显然就是属灵的恩典了。对于一个好爱思考的人来说，最大的圣洁就是在面对永生上帝时，放弃自己的神学思想；面对永恒的沉默，放弃自己的喧嚣。能够放弃自己的喧嚣，才会做出行善与让步。
行善与让步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治疗，因为行善与让步比起算计与进取来，较少遇到社会的阻力，较多遇到社会的接纳甚至赞扬。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行善者与让步者因此很少遭到挫折感的鞭打。相反，算计者与进取者则更多与挫折、愤怒甚至伤害，相互伴随——更遑论行恶者与争斗者。所以，对于体弱多病的人、心理脆弱的人、年老力衰的人，行善、让步，比算计、进取，更加有福；而行恶、争斗，对朝不保夕的人更是大忌。到了最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然，我这里指的“行善与让步”并不是慈善事业，因为慈善事业既然是一种事业，其本质上还是一种“算计与进取”。
超越于慈善事业的“行善与让步”，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治疗，因为行善与让步比算与进取较多“施比受更有福”，常常少受期望落空的“坠地感”打击。
祈祷也应该秉持“施比受更有福”的原则，这样的祈祷不会使人失望的。尤其应当注意，不在祈祷中要求、恳求具体的事务，而是求主使自己行在主看为正的道路上，求主看顾自己、怜悯自己，学会奉献给神一颗单纯的心。相反，如果提出具体的要求，就会时刻活在殷切的盼望中，反而会让自己承受莫名的压力，而极不利于心理的健康。
（165）
拒绝进入市场，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抗拒诱惑的勇气。拒绝进入剧场和“舞台”所需要的勇气可能更大，需要抗拒的诱惑也必定更大。而“上帝的仆人”则是那些拒绝进入历史、成为楷模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了“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知道：效法基督，决不是沦为表率、沦为偶像；而个人崇拜，恰好是微笑着的魔鬼为“我的奋斗”所挖好的陷阱。无论他是格鲁吉亚的神学生，还是湖南的省立师范生。
人性也就是基本罪性，是贪食与贪色。一切纵欲无不以此食色为基点。而纵欲的极致则是权力与吸毒，权力与吸毒兼有贪食、聚敛、狂嫖、滥赌的功能：贪食的镇定、聚敛的满足、狂嫖的癫乱、滥赌的迷醉，皆在权力与吸毒的狂欢中满足了：它们的共同秘密都是“忘却死亡”。
人性所可能拥有的圣洁，就起源于克制食的欲壑与性的贪婪，也就是说，抑制了有限的亲近，才能迫近无限以致溶于无限之中。而克制的极致便是禁欲：消极的禁欲不能成功，便诉诸积极的禁欲，那就是苦行。于是，苦行便是一种转变了方向的“纵欲”：从基本人性转变为特殊人性。那就是从有限转向无限、从罪性换为圣洁、从时间的恶魔归入永生的上帝……永生，不是“永远陷入有限中”，而是趋向无限、合于无限。
（166）
人的反复无常，是因为人的渺小。人背叛上帝，于是被剥夺了终极的智慧，并从此失去了终极的生命。人偷食智慧果而被剥夺了生命树？仁慈的上帝并非事后剥夺人的生命，而是人因为自己的限制而预先放弃了生命。和无知相比，死亡并不那么可怕，谁愿意像动物甚至植物那样永远轮回？“士可杀而不可辱”，连人的屈辱都不愿接受，又怎能像动物甚至植物那样轮回不死呢？所以佛教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个选项。我们拒绝用“轮回的模式”及其“摆脱轮回的模式”来思考问题。我们同时看到：软弱的人类哪有能力主动犯罪呢？人只是中了撒但的圈套，被剥夺了“信靠上帝”这一终极的智慧──人是被罪污染，而不是创造了罪。
吃掉智慧果，也就是破坏了“终极的智慧──信靠上帝”。而蛇所说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第三章5节），虽然是真的，却是为了诱骗人们从事犯罪活动。破开了智慧果，在细节上“聪明了”，在大节上却昏聩了。如果说吃了智慧果就破坏了人的平安，那么欲获平安者，必先在自己身上封闭终极的智慧──即，吐出智慧果，信靠永生上帝的圣子基督。
（167）
向上帝乞讨属世的恩赐？那么也好，不过一定小心，不要过分。否则仁慈的主一不留神给得太多，让乞讨者“吃不完，兜着走”，结果像罗马巨头革拉苏那样，被人用熔化的黄金从喉咙里灌浆下去，活活烫死、“获得圆满”。
我既然已经求主了，就应该放下一切盼望，把所有的结局交在主的手里。这样才能避免“试探主你的上帝”，同时又摆脱了诱惑的烦恼。在神面前，“施比受更有福”：因为“富足”的人才会施舍能奉献，乞讨的人“变得”穷酸。此外，在乞讨的时候，人就好像“从神分别出来”；而唯有奉献的时候，人才可能“仿佛与神合一”了。这时，唯一的烦恼是，我们很难找到向神奉献的地方，因为窃贼和骗子经常盘踞在最为神圣的地方。
（168）
“我不比别人逊色”、“人所能做，我都能做”，甚至“我开创了这一历史进程”……人们的骄傲如是说。然而，我们是看到了这一切表象后面的奥秘？──“这一切都是要毁灭的，并且不会太久。”──神的主权如此默示：“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路加福音》十二章16—23节）
一个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的，不论是民族、国家、阶级、社区还是家庭，都是它们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他们。这正如人也无法选择自己的遗传，不论是天资、禀性、体能还是寿命等等。但是有的传道人为了突出自己的重要性，经常鼓吹人的重要性，他们说：“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并决定自己在信仰的道路上行进多远、飞升多高。”但是人真的能选择自己的信仰吗？我的经历很怀疑这一点，而且《约翰福音》里耶稣也明确说过：“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十五章16节）信仰是一种超越自身意志的力量。所以人们发明了“预定论”来总结这一现象。“预定论”是否在宣扬出身和遗传互相匹配的力量？不过我们要记住：信仰的对象、至高的存在、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具有随时改变自己心意的能力，按照圣经所说，他会经常“后悔”的；这样的至高者，不会一次性的通过出身与遗传预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以下是“上帝后悔大事记”：
1、“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创世记》第六章6—7节）
2、“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出埃及记》三十二章14节）
3、“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记上》十五章10—11节）
4、“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那里。”（《历代志》二十一章14—15节）
5、“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或作草），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阿，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阿，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阿摩司书》第七章1—6节）
6、“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或作披上麻布）。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阿，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阿，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书》第三章1节—第四章11节）
看来上帝的后悔原则，主要是怜悯（第2、4、5条），也有惩罚（第1条），还有维持秩序的考虑（第3、6条）。
上帝无中生有、创造一切，所以即使他惩罚了、毁灭了，也并不亏欠人们什么。相反，信仰的力量告诉我们：是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果上帝从我们手中取走一切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命，这也是理所当然地“物归原主”。万物，包括我们的身体，原就是主借给我们使用的，其主权与所有权皆在于神，随时可以收回。我们只能祈求神延长我们的使用期，却无法请神赐给我们所有权。正如《主祷文》所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169）
正确的信仰是上帝给人的恩典，没有正确的信仰就是没有恩典，而错误的信仰则有如负债。有些人终生无信，结果其生命异于禽兽者几希。禽兽般的人只知道经验，有恩典的人方能获得体验并进而得到启示，从而拥有了充满信实的仰望。仰望基督乃是人生的最大恩典，也是最奇妙的体验。对基督的信仰，又是出自启示，这与其他的信仰出自体验及经典全然不同。体验及其经典再是完备，也是污泥之于荷花，是外来的养分，而不是内在的生命。领受启示的能力却是内在的生命，是上帝造人之初就放置在人心之中的“灵犀”。启示是直接来自神，体验则是间接来自于神。经验和经典的价值，则视乎它们与体验和启示的关系而定。
但是常人所说的“创见”、“创造性”却有一个误区：其幅度往往是与“人背离上帝”的程度成正比的。创见越大，罪恶亦大；创造性越强，犯罪性亦强。在全能的造物主面前，人的“创造”除了与“犯罪”同义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意义呢。除非，仅仅是“展现主的美意”。例如，有关太阳能技术的运用，实际上都从植物的光合作用中、动物的体能转换中，受到启示的。如此看来，有关人类命运的一切叹息，都是未能了解主“创造世界却让我们受苦”后面的真正美意？
“人生，进一步是座上宾，退一步是阶下囚”；人生，再进一步是座上囚，再退一步是方外人。方，就是世界。座，就是世界的统治者。
由于人性的贪婪，座上囚几乎是座上宾的逻辑发展。有时是心囚，有时是身囚，有时是身心双重的囚犯。相反，那阶下囚如果奉主的名，再退一步，则不再受魔鬼势力的捆绑，而从属世的统治权力面前离开，从而升格为属灵的人，甚至成为殉道者。
属灵的殉道者如此思考自己的命运：
“我”是谁？──撇开一切社会属性，“我”，不过是个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且不停地走向死亡的一个躯体罢了。然后围绕着这一躯体，产生了“我的意识”。然后，我的意识才可能有幸发现了自己的灵魂。
“主”是谁？──主是我们灵魂的对象，是唯一能够救出我们灵魂的。他因为要救赎我们这些被囚禁在“注定且不停地走向死亡的罪的躯体”中的灵魂，而代赎并免除我们灵魂所犯的罪，而自己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听起来似乎费解，但我通过自己的经验和体验相加的经历，知道若无主的恩典、圣灵的引导，读书乃至读经并无益处。更有甚者，梁元帝所谓“读书亡国”，也是可能的。
人在自我设计的道路之尽头，看见了神所指引的预设之路。这是不可抗拒的，没有另个选项的，除非你选择死亡，而且是孤独的、充满罪恶感和失败感的死亡。
（170）
人只能依据历史和经验去“预测未来”，因此，这种本于人的“人本主义”、自我中心的预测，就得出了并不可靠、进退失据的“社会科学”。这不仅因为人们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的体验都太有限，且由于测量者的动机总是利己的，因而无法客观，无法达到“科学地观测”。在人的自私面前，“客观的自然科学”，只能变成“主观的人体科学”，无法克服属世的、物质的壁垒，更加谈不上属灵的、洞彻的见地。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固然有理。但是“能知天下事”，并非“能行天下事”，能知不能行是文明人的通病，奈何秀才，徒呼负负。但是未来世界特别需要的，并非知者，而是行者。“知行合一”也许只是理想，如果知与行只能择一，让我们选择行而不是选择知吧！
汽车文明，电视文化，电脑技术，尤其是其综合起来的效应及趋势，正在培养“未来的世界公民”，在此之前，超民族的文明集团，业已出现。新的教养，新的信仰之光，也将以此为基础。基督不会逝去，但他的变容也许令人吃惊。
一个基督徒，不会崇拜“自由女神”。十分明显的一个事实，自从“自由像”于十九世纪的某日在纽约的一个小岛上树立起来并作为“美国的象征”受到崇拜的时候，这个被误解为“基督教立国”的美洲利维坦，就开始了外强中干的过程。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一名为“自由”实为外强中干的过程，加速发展，其间种种恶状，不过只是这一“精神病症的躯体反应”罢了。人在孤独的时候，表现比较好；一旦成帮结伙，定然为非作歹。个人如此，国家亦然。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是比较美好的。孤独时，则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人在悲伤的时候，表现比较好；一旦志得意满，定然轻狂。人在弱势时，比较富于人性；强势时，就会兽性大发。因为人的罪性是如此深不可拔，一旦得到养份，必定滋长无疑。
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也不难发现：在同一信仰的面具下，隐藏着形形色色的个性。“好人”、“坏人”，说穿了并不是信仰的产物，而是个性的体现。任何信仰集团中，都有它的“好人”与“坏人”——甚至到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程度：黑手党中有义士，教会里面却不乏败类。
在这所多玛时代，人们都在生活中追求相反的需要……真实愿望反被当作牢笼甚至讨厌的负累，加以责难。有时，人们为了追寻抽象的甚至想象的快乐，忍饥挨饿以致自蹈死地。同时又为了逃避抽象的甚至相似的痛苦，而走向黑暗、走向深渊。
社会主义者的深渊就是如此。他们的名言是：“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显示了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言行，浸泡在虚无主义的毒液中，所以他们的政治运动正如他们的文化运动，不是为了建立稳健的社会，而是为运动而运动，为寻求刺激而末日狂欢，为玩世不恭而言行分裂，所以社会主义者们还有一句名言，叫做“与人斗，其乐无穷”。
“过程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是魔鬼的口号，是“不和的金苹果”。尽管这个口号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诱惑力，我们还是得拒绝它！如果没有目的，那么过程就堕落为感官之旅——堕落为“体验”，而不再是“灵魂的操练”，而这个“无目的体验”的病态思想，正是现代文明刺激起来的多种并发症的总病源。
幸福仅仅依赖于“忘记自己”？如许多贤人所言？不。这样的幸福只是主观的幸福，尽管它还有待生存环境提供某些使我们可以忘记自己的、哪怕是暂时的把注意力从自身引开的条件如诱饵、“目标”等等——但基本上，它还是某种“幸福感”，而非幸福本身。
幸福，除了要忘记自己，还要记住自己，记住自己的归宿是在那不能朽坏的属灵国度。这样的运动是具有意义的：一幅星系撞击的画面，一堆人间角逐的场景……相似的运动，相似的意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尺度。如果局限在属世的、物质的、必死的层面，大至星系、小到蚁蝼，似乎“意义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只能这样。但灵界呢？在上帝的国度，未必如此。由此可见，“没有意义，只有运动”——这只是动物语言，是灵性被幽闭在肉体牢狱时，所发出的哀鸣。它比动物的嗥叫略高一筹之处是：它还懂得“失去意义”的痛苦。
（171）
人，就是那种小心翼翼保持平衡即保持自利状态的家伙？两足动物笑四足动物，有信仰的人笑无信仰的人──五十步笑百笑。其实，五十步（两足动物和有信仰的人）的可笑程度，往往因其“能笑而不能改变”，反而是更深了一层而非更浅了一层：从肉体层面深入到了心理层面。
既然是人，就天生带有局限甚至负债累累，其“人生不留白”的愿望往往是和某些邪念甚至罪行连在一起的。那么，怎能控制“人生不留白”的冲动呢？遗憾是永久的，满足只是暂时，只要智能够用，只要心存诚实，就知道事情本来如此……例外的是：皈依基督，可使苍白的人生，因耶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在刹那间变得红润，变得完满，变得毫无遗憾？
这时，真正的无神论者被一个他前所未有见的新奇世界的景象给震慑住了，他此时还没有发现这世界（如科学世界）的内在极限；于是他便从获得不久的自由中，依人性原则，自由落体，沦为一个拜偶像者、拜物教徒，尽管是“无神论的拜物教徒”。这个过程，会一直延续到他发现了新世界的极限与紊乱的时候为止。那时他便需要新的神学，以打破自己的孤立，摆脱命定的绝境。于是他放弃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类的“哀鸣理论”，否则他就无法解释“圣战”、“殉道”、“社会批判”等社会事实的历史功能。事实上，即使连卡尔·马克思这样的酒鬼，其“哀鸣论”中涵有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过激性”，也还是从他们所指控的“鸦片”中转换得来的。
（172）
最伟大的征服力是什么？爱。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而没有爱，注定征服不了世界。
男女双方对异性的“征服”也是通过爱而不是强制来实现的。民族扩张的最稳定方式，不是军事征服也不是文明传播，而是通婚以致杂交。上帝使人臣服的最有效形式是爱而不是惩罚。——虽然在这期间，惩罚、军事征服、强制训练的作用也是存在的。
在罪人看来，爱是没有力量的表现，而冷峻、冷酷的恨，才是强有力者的表微。在罪人看来，宽恕是无能的同义语，而策划、计谋、报复，才是男子汉的血性。按照罪人的逻辑，我们必然落入魔鬼的圈套：这样，我们是赢了，但却不是赢得了胜利，而是羸得了失败，羸得了世界之罪，成为罪恶的成功者、所多玛的君主。于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欺骗和遗弃，尽管它打着动人心弦的漂亮旗号：吐故纳新、推陈出新、长江后浪推前浪，甚至“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但是基督来，是要以上帝的爱，消解时间的魔咒：欺骗与遗弃的妖法，全部破除。
世界有什么意义？除了爱，一无所有。
人在日光下的一切劳碌有什么价值？除了爱，一无所有。
世界是上帝藉着爱而创造的，人生是基督藉着包容而救赎的，万物都是上帝藉着他造的。上帝的爱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的，但我们却可以藉着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爱，敏感到这爱，并与之共振。这共振，填满了宇宙的虚空，并使黑暗的时间熠熠生辉。
世界的快速生长过程，对灵界无异于慢性的损耗。换言之，远离灵界就体现为世界的生长。在这种意义上，说这世界的统治者“撒但同志”原是天使长，真是太准确了。因为是撒但集中体现了灵与肉和从灵到肉的堕落史。在失乐园以后的日子里，甚至个人的历史也是如此：他本是灵（“爱情”），然后落于肉（“行动”），最后生出新体（“后裔”）。在这个因为尔虞我诈而充满仇恨的世间，新的肉体如果接受了“爱”与“宽容”的教育，又会反过来因为善行而受到恶报，并充满了挫折感。他（或她）的积极性格有时会因此也转而趋向恨，甚至趋向复仇；他（或她）的消极的性格有时也会趋向冷漠，甚至趋向疏离。而那些希望不偏不倚、继续其爱与宽容的神圣义务的人们，有时也会因为性的局限而趋向虚伪。
在这个洪水滔天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上帝的支持，爱与宽容的火焰，怎能不告熄灭呢？所以，耶稣把“爱上帝”置于“爱人如己”之上，是因为如果不爱上帝，我们最终就无法爱邻人——有时不是由于我们缺乏善良，而恰恰是由于我们曾经善良过，所以对邪恶特别不能宽容，尤其不愿被人利用，不愿受人欺侮，不愿被当成傻瓜和软蛋，并因此走上了憎恨邻人的报复之路——“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这种仇恨的环环相报中，上帝征服人心的最大利器，已经不再是恐惧，而是内疚：恐惧与内疚，这是“高级宗教”与“原始宗教”的根本区别，因为文明人比原始人较不容易产生恐惧，而较易产生罪恶感。这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福音对现代人的心灵依然可以产生巨大的冲击力量，因为基督的福音比较各种人造的宗教，更能有效激起人们的内疚，尤其是当人面对耶稣的受难的时候。这时，“上帝的责备”比“上帝的惩罚”更能令人折服。惩罚可能激起反感、反弹、反抗等等“反压抑”。而责备尤其是无言的责备则会激起内疚，并由内疚而造成顺服与献身──这就是基督与君王的区别。
在基督所表达的上帝面前，国家真是邪恶得厉害——国家缺乏爱却规范文化的样式，其主要方式是强制国语和文字统一、以传播相同的传统观念、流行风尚。这样一来，即便在欧洲小邦的边界两边，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我怀疑它不仅定型人的仪态、相貌，而且导向对人种的某些筛选和培育。结果不仅“种族造就了国家”，而且“国家也造就了种族并且更甚”。就这样，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等于侵犯了上帝的主权，因而成了魔鬼的代言人、行刑吏，它甚至杀害婴儿、推行种族清洗。
有人说中国人的脸上较少兽性而较多奴性……而游移、窥视、缺乏安全感、试图随时投机取巧、“凄惶如丧家之犬”，似乎是对此奴性的更为具体的注释。这都是因为，中国人在漫长的亡国奴生涯里，失去了对于自身以外事务的关怀，失去了对宇宙终极的爱。说到底，贪生怕死还是“恋旧”者的脾性，它的根底是“对场景转换的畏惧”，它的形态是“舍不下”，既舍不下大餐，也舍不下鸡肋，唯有对眼前明显的灾祸，它才会产生逃难本能。针对这种性格，“破釜沉舟”、“置之死地”、“断其后路”才是唯一的药方，所以中国人上了战场，必须要有“督战队”、“政治委员”予以鞭策。
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对于自身以外的事务具有延伸性的关怀，对于宇宙终极有着延伸性的爱。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梦想超出了求生需要；而拒绝追求名利的纯粹精神，倒是最能打动人心的，甚至能打动敌对者的心。这样的梦想本身虽然不必属灵，但毕竟显示了人具有向心宇宙终极的潜能。这种潜能可以召唤相似的潜能，超越生存需要和角逐名利的日常活动，结成超越性的神圣同盟。
当然，神的能力也常渗透在人的事务中，例如，谁说世俗的“三权分立”中，没有“三位一体”的影子？按照某种比喻，立法是从圣父来的，司法是从圣子来的，行政是从圣灵来的，按照这种逻辑，“主权在民”也是从“主权在神”中蜕化衍生出来的。但说到底，连自己的寿命都不能决定的人们，怎么可能握有主权呢？结果“主权在民”的口号还不是为一小撮骗子窃取政权，打开方便之门。在这个悖谬的“民主时代”，这个蜕化变质的三一结构里，我们还是要切记：圣父预备救恩的计划，圣子道成肉身来成全救赎的计划，圣灵就把它运行在众人的心里。
（173）
再漂亮的鞋子，都只能穿在脚上，踩在地上，除非鞋子自己甘愿虚度一生，另作无用的摆设。再难看的帽子，也都是被戴在头上，除非只作观光，不作实用。但是，充当一双漂亮的鞋子难道不比充当一顶难看的帽子，更有价值，更有神采吗？
只是，人心却比鞋帽更加复杂：大言不惭自己是俗人的，往往真是人格卑下的；而自称不俗甚至嫉恨庸俗的人，往往也充满俗气。只有宁死也不愿沦为俗人的，才可能从人的基本罪性中，超凡脱俗。而这，还要靠上帝的特别恩典，绝非一己的努力甚至不是刻苦修行可以达致的。
“士可百般，唯不可俗”；唯不俗者，方有可能亲近基督；唯不惧属世的咒诅，方能获得属灵的祝福。不怕孤独，方能矜持，方得清高；若惧孤独，必随波逐流，迎合世俗，每下愈况，下斯滥矣。
（174）
母亲十月怀胎，父亲碌碌劳作，自己辛勤努力、百折不挠……直到死亡。这样的一生也许并不漫长，相比之下，通向主的道路、与宇宙的灵命合而为一的朝圣之途，可能会是十倍的曲折、百倍的漫长？充满更多难以逆料的挫折、绝望和跌倒？因此我知道，充当长途司机，需要爬行类动物那种“迟钝与警觉的高度结合”——睡觉时也睁着一只眼睛，而醒着时也像在梦游。有信仰者，也当如是：心灵的平安与行动的敏捷，并举。
（175）
主后2000年左右，在我们周围，一种新的犯罪中心的温床已经形成了：国际互联网络。互联网既然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以人的罪性、罪行为中心的，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匿名性使人更容易脱离对上帝的属灵的向心，因而更远离基督的救恩。骇客们——黑客与红客，是这个时代的宠儿和“人民代表”。假先知甚至假基督就难免趁虚而入，通过病毒软件复制自己、兴风作浪。这个时代的属世意义，其要旨于是成为：“决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论这个党是什么党，是什么教团，是什么黑社会的“中央”。因为这个扁平的世界是魔鬼统治的，而基督的启示却是：耶路撒冷圣殿上，终究连一块石头也不剩下，一切属世的中央，终将倒塌。
（176）
我在1990年代世界上恶名昭著的犯罪率极高的城市，得到了基督的看顾，并因为圣灵的感动而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这个城市充满形形色色的罪行，像是丛林，人人有可能受到人人的谋杀与抢劫……但是奇怪的是，全球人类却对这个城市趋之若鹜，犹如灯蛾扑火一样奔向这里，为此不惜投奔怒海，甚至卖身为奴。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城市“自由”，甚至对非法移民也网开一面，很少追究。由此可见：自由是与风险乃至危险，是并存的。既然人们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寻求自由，那么在自由之邦也就不得不充满了风险乃至危险。
我自己也是在当今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凯撒国家的心脏地带，领悟到这个世界的完全堕落，领悟到自己的完全堕落，领悟到只有彻底脱离完全败坏的“我与世界”，才有可能进入上帝的国。好像人生就是充满这样的矛盾：只有通过人间地狱，才能体察上帝天国；只有在弥留状态，才知道生命的特质。
在最为自由的地方，人才能完全体察到：这个世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意义的，因为人已经看清楚了人生的全部可能性。人们对自己的生命“不断投资”，但生命的过程除了在形式上有如“投资过程”和“收取红利”的过程，“回收本金”的终极可能几乎是零，这本金就是我们的生命。现在再来考察一下“时间就是金钱”的格言，发现其中的“时间”是生命的本金，而“金钱”只是生命的利息——但是人生的投资只是“用时间换取金钱”，其结果却是：只能拿到利息，却收回不了本金！这样的人生，难道不是一个“庞氏骗局”吗？
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是一种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是金字塔骗局的变体，很多非法的传销集团就是用这一招聚敛钱财的，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的投机商人“发明”的。查尔斯·庞齐生活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意大利人，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开始策划一个阴谋，骗人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狡猾的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齐成功地在七个月内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这场阴谋持续了一年之久，才让“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们”清醒过来，后人称之为“庞氏骗局”。但是“庞氏骗局”并没有因为“庞氏”的死亡而破局，“庞氏骗局”之所以历久不衰、一再得手，就是因为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
而且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得不投资、不得不下注，这就是我们预定的、可怜的、可笑的“庞氏骗局中的命运”。尤其可怕的是，人生还是一个摆脱不掉的“庞氏骗局”——所以，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轻松一些，我们还被迫忘掉这命运的可怜、可笑的预定性质……陷入“庞氏人生”的人们，不得不在苦中作乐，在注定朽灭的生活中发现真、善、美和其它镀上了金箔的垃圾。我们无耻地称之为“享受人生”、“体验过程”，其实是在玩弄死亡的游戏。只有少数人有幸离开“庞氏人生的骗局”，终于在圣灵的感动下，恢复了记忆，并决心摆脱这种“庞氏骗局”的命运。这样的摆脱，就是寻求终极的意义、终极的投资、终极的安慰、终极的回报。
（177）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概念，并以描述大工业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但最后，马克思主义者自己造成的异化如古拉格群岛的惨剧，比资本主义不知道厉害多少倍。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些犹太裔者的理论家反倒忘了圣经的启示：劳动异化、智力异化其实根殖于人性异化，即我们的祖先“偷食禁果”之后，所开始的堕落过程。如此看来，《旧约·创世记》可能真的不是“犹太人的作品”，而是真正的上帝的启示。在形式上，这不仅体现为犹太人从别的民族所接受的启示中，收集并吸收了不少东西；也体现为犹太人自己倒不熟悉圣经的基本原则，以致圣经远远超越了犹太意识形态的深度。对此可以进行佐证的是：耶稣基督并不具备起码的犹太意识形态，因为他来到世上，就是消除人性的异化，而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加深了人性的异化。消除异化，就是带领人们回到天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十四章7─10节）难怪坚持异化的犹太人要杀害耶稣基督，难怪消除异化的基督耶稣要称坚持异化的犹太人为“魔鬼的子孙”。
人的“原罪”类似于“潜伏在肉体和精神中的力比多”，那就是“疯狂的内驱力”；它产生焦虑这一“罪的源泉”，也产生为破除焦虑而动员起来的“罪的行为”。属世的胜利，犯罪的顺利──往往也为其后的惩罚准备了打击的力度。越大的胜利、越踌躇满志的犯罪果实，会招致越大的贪婪、越强的骚动，及其伴随而来的更大失落与绝望空虚！这甚至不能以“报应”一语概括，而应称为“激发”──不仅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且是“种一得十，连锁反应”。所以我们看见，凡是在赌场输掉很多的人，都曾经赢过，甚至赢过大头。而从来没有赢过或赢得很少的人，也就没有机会输掉很多。
人类生存的主要苦难，是来自这样一种误解：不是把自己的生命视为“上帝赐给的意外礼物”，而是视为“不可剥夺”也“不该失去”、“只应永远享有”的私人财产。这种错觉以为生命是必然的，所以就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其实，生命是偶然的，死亡才是必然的，而最为必然的则是生都不生，想死的机会都没有。在上述对于生命的误解下，对失去财产所怀抱的担忧和恐惧，代替了对获得礼物所具有的喜悦和感恩。于是，生者的精神压力就使人百病丛生了。
“和这个世界比起来，我以为自己是圣洁的；但在基督面前，我却知道自己是污秽的。”因为我的圣洁，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污秽；而如果自夸自傲于这圣洁，那就是一种特别的污秽了，一种“特殊材料”做成的污秽，一种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和神媲美的罪恶污秽。任何人，不论他看起来多么好，他和最坏的人在上帝面前一样，还是具有同一的本质，这就是有限、自利、堕落、死亡──生、老、病、死，即使他是那种特殊材料做成的非人物质和“先锋队”。
这个世界由于其堕落的本性，而把堕落常态化了，而不视之为病。因此，这个世界在上帝面前整个就是一场病，一个虚构，一连串的弥天大谎。能从这流行病，这统治着的瘟神手中逃脱的，只有极少数人。虽然上帝爱每一个世人，但却极少有人自爱，凡不自爱者，如何能接受上帝的爱，并逃离瘟神的管辖呢？
“不归之路”。这个世界的所有通道，其实都是指向一条不归之路。只是我们往往被视觉、期待、想象所激励、鼓舞，而故意不去意识这一点罢了。指向“不归路”，这不仅仅指向死亡，而且是指向万象的不可复现，指向“春天不再来临，夏天也将过去”的冷酷事实：再来的春天已经不是春天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洞察了事实的真相，“桃花依旧笑春风”只是诗人的感想。
（178）
宗教战争、神学辩论，与其说是灵性与灵性之间的战争，不如说是罪性与罪性之间的磨擦。因为耶稣说，人不该论断人，正如某人怎么可以论断别人的仆人呢？每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仆人，基督的门徒，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彼此争战，更不该彼此诋毁、杀戮。这是奉圣子耶稣的圣名。
人性是多么复杂啊！我发现，如果我们“祝福别人”，而且是按照对方的缺憾为他祈祷、求上帝帮助他──结果可能倒是在无形中为他求罪，而不是为他求罪的赦免。我同样发现：如果我们为自己求福，在许多情况之下其实是在为自己求罪，而不是求罪的赦免……难怪上帝曾经默示：“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申命记》第一章45节）对这样的祈祷，神要塞耳不听。但是作为凡人，我们应该拒绝祝福和求福吗？我不知道。
人如何做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很难很难。因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性是多么复杂啊！我们自己又如何呢？其实人性又很简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往往，皆为利往”——这就是人们所能做到的“惟精惟一”。那什么是“允执厥中”呢？我认为那要取决于自己能否记住：“利益最大化”往往是一条通向灭亡的道路，因为“地力不可用尽”、“机会不可强求”、“战争边缘的恐吓战略不可经常使用”。
为了避免“地力用尽”、“机会强求”、“经常使用战争边缘战略”的陷阱，我们需要经常提请自己注意：所有人类本是兄弟姐妹、同出一源，所以不克心机用尽、算计别人。但我们却分别为恶，互相区分、逼迫、残害，劣胜优异，自以为得计。于是，我们从上帝的儿女堕落为魔鬼的子孙。只有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得以藉着基督的血与上帝和解，并接受他的赎罪与恩典，得以分别为圣，从罪恶的捆绑下掉头回转。从分别作恶到分别为圣，再到统一于基督之爱──这是堕落与救赎的历程。
在这个有形、有限、有罪的世界上，暂时与永恒、痛苦与幸运、缺憾与满足，经常是互为一体、彼此勾连的。顾此者，则失彼：拥有了暂时，便疏远了永恒；承受了人间的痛苦，便分享了上帝的幸运；而贪图满足的，难免继之缺憾。我不是要自己追求痛苦与缺憾（这种追求实际上也不在我的能力以内），我只是以此告诫自己：不要畏惧痛苦与缺憾。因为你正在经历的一切（如痛苦与缺憾或反过来说幸运与满足），很快将以翻转过来的面目重新向你显现，宛如人生的魔方。所以，不要贪婪，只怕时候到了，你得“吃不了，兜着走”。
“自己当家作主”的另外一面，就是“到头来多么空虚无益”！自己当家作主，其过程多么紧张焦虑！自己当家作主，是件多么累人的勾当。而把一切交还给神，就像自己重行变成小孩，让上帝的主权重新主宰我们的生活，一切尘世苦难都会因为属灵的祝福，不仅轻如鸿毛，而且往事如烟。
如果把自己看得伟大重要，则人生只能是一场失败与堕落的过程。只有降高为卑，还原自己罪人的面目，并在基督面前俯首认罪、悔改称臣，人生才是“走向胜利”的，并通过奉献的仪式变得洁净。这，就是“信仰的秘密功能”。
依靠上帝的人，不是为得着属世的缘份，而是为了进入灵体的彼岸，归回上帝的爱中。这样就能克服死亡的阴影，切近上帝的天庭。那时，我们不仅拥有“心灵”，也不仅仅拥有“灵魂”，而是具有“灵体”！“心灵”也许人人都有，而“灵魂”却只有少数人可得，至于“灵体”，除非上帝的特殊赐福，则无从寻觅。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可以确认其有灵体者；众多圣徒，是我们可以确认其有灵魂者──愿我们把属世的心灵，转化为属灵的灵魂，并以此仰望基督的灵体，就是那复活的基督。
在魔鬼的手掌里仰望基督，在人生的泡沫中默想上帝。我们无法凭藉自己的力量克服自己的罪，正如无法凭藉自己的力量脱离地心引力──但凭着永生上帝的信实，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可以了：我们的肉体在他的灵体中净化，并进入永恒的生命。
（179）
用现代科学的观念说，灵魂乃是“信息”、“密码”。如果没有载体（如电脑、肉体、电波、质地等等），信息是“无”，密码等于零。正如没有肉体，灵魂无从“体现”。但不要忘了，最新的研究也已证实：是信息决定了载体本身的构成，正如密码决定了肉体的生长。
关键词（Keyword）不仅是打开电脑的钥匙，有时也是打开人脑的钥匙；成为唤醒久经魔法催眠的思想之神器。
我的关键词是；抽象的信仰，信仰的抽象化过程，抽象之极与具象之极合而为一的基督耶稣。世界信仰史是走向抽象的历史，基督的福音是由抽象之巅下降到具象之渊的救世。圣哉，圣哉，主的荣光充满天地，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神用言创造了世界，正如耶稣之道成肉身。道就是上帝的信息，言就是基督的密码，而载体如肉体以致欲望等，不过是信息的体现。而道的支离破碎即分化到头的体现，有如具体的软盘、硬盘、光碟。
灵魂不仅仅是信息（“遗传密码”），更是深入肉体的某种东西，灵魂是决定信息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而后决定此人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某种东西。身体的质地是容易改变的，而信息的结构却很难改变，灵魂则更难改变，这恰恰因为，灵魂是某种更深刻也更隐蔽的东西。
恐龙灭绝了，而与之相关的某些信息（遗传密码）却遗留了下来。人们据此可以发现，许多哺乳类分头继承了爬行类过去的角色，许多继承者甚至在身体形态上也与其前辈有几分相像，这用进化论是解释不清楚的，尽管可以说“这是受到环境适应方面的影响”。但从神秘的角度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是造物者的言（遗传密码），借用了不同的质料以构成物种的生命。
换一个角度看，一个人身上的细胞质料（“物质”），大约六七年就新陈代谢、换过一遍，但其遗传密码（“信息结构”）却沿袭下来，他的记忆储存也随之传递下来，因而这个人还是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所以，决定此人是此人的并非他的物质材料，而是他的结构或密码。而唯物论者却把“密码”等同于“精神”——这是极其肤浅的，也是十分愚妄的。
事实上，精神只是密码的最表象，几乎是其影子。密码不仅创造了精神，也创造了物质，而密码本身却不是一种物质。在这种意义上，想通过身体的修行来改变灵魂的品级，非愚即诬。表面的影子怎能改变内部的实体的构造呢？正如人的后天习得，是很难通过生殖行为而遗传下去一样，类似遗传密码的灵魂，怎么可能能过最表层的修行来更改呢？但这话不宜广为宣告，免得摧毁许多人的梦想，尽管那些梦往往也是充满贪婪欲念的。
（180）
“人本主义的兽性”这句话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恰恰说明了人对自身的骄傲，是以兽为标准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通过他剧中人物的口，赞美人类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外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时，他实际上是拿禽兽作为座标，来实行“人的发现”的！如果完全不提人的堕落与原罪，而仅仅与兽性相比，人类确实值得骄傲，他有科学、艺术，还有武器、权能。但几万年来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帮助人的道德完善起来，只是使人变得更加虚伪，更会乔装打扮，这还是一种“技术的进步”。
在《暴风雨》一剧里，莎士比亚又通过女主角米兰达的口赞美人类说：“神奇啊，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多出色的人物！”而这位米兰达却是从小就与世隔绝，没有受过世俗污染的，这是她首次见到人们时，发出的惊叹。莎士比亚通过米兰达颂扬了自己的同类，因为人类很容易骄傲，却很难顺服下来。而顺服，才是进入上帝属灵国度的前提条件。在顺服方面，顺服可见的利益容易，顺服难见的荣光不易——而一个社会必须学会服从抽象的“荣誉”，才能走向文明与强盛。而要顺服荣光，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思想不出善，实践不出善，所以基督才降卑为人，来救我们，但如果我们固执、骄傲、拒不卑微顺服，又怎能虚己以待上帝荣光的引导呢？
撒但诱惑人堕落的方法是“鼓励”；“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世记》第三章5节）这样一来，追求“像上帝一样”的努力，就成了一切灾难的开始。而使徒劝人重生的方法也是鼓励：“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二章5节）保罗还作了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比喻：“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第四章13节）“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以弗所书》第六章5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一章1节）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第四章13节）——这还可以说仅仅是一个美好而空洞的祝愿。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以弗所书》第六章5节）——这则是让信徒像服从基督一样服从奴隶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这还可以说仅仅是一个美好而空洞的自我鞭策。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这还可以说仅仅是一个美好而空洞的自我鞭策。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一章1节）——这则是让信徒像服从基督一样服从保罗。也许保罗的意思仅仅是“你们该基督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不过，我们原则上可以承认保罗的比喻，因为这些书信毕竟是被归入了圣经的，被等同于神的话语。但是比喻毕竟是比喻，“……像基督一样”当然还是假象，而非真的可能达到基督的实相。但后来的教父们则将此比喻冒充了实相，把保罗的追求当成了平安，仿佛肉体的人真的可以在这撒但统治的、罪恶的、物性世界上，达到基督的圣洁。这样一来，追求“活出基督的样子”也就是企图通过努力，成为天国的钥匙或至少掌管天国的钥匙——这是亵渎、这是僭越、这是偶像崇拜、这是背叛基督而归顺撒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赞同的。
但是如何区分撒但的诱惑和使徒的劝勉？这是千古之谜。而我仅仅知道：是卑微，使我们像尘土一样得以上升，见到上帝的国。而富贵，却以黄金般的的沉重分量，把落水者带到河床的泥沙中，形同“富贵只能使人下地狱”。如果我们自封为圣，甚至自立为神，那我们就永远沉在河床的泥沙之下了。相反，我们越是自己卑微，就越容易见到上帝的伟大、救主的圣洁。卑微等于是在开发自己的潜力、接近自己的永恒。儿童为什么进步迅速？因为卑微。成人为什么日趋腐朽？因为失去了卑微。而处在儿童与成人之间的“青春期”、“反叛期”，则是失去卑微的关键过程。青春期一过，人的创造性也就结束了：因为失去卑微的过程，已经把人固定、使人僵化了。由此可知，如果我们骄傲了，我们的前途也就封顶了。我们除了面对“顶峰的绝望”之外，还能面对什么呢？“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这不仅独裁者面对的末日（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也是一切自命为“顶峰”的蠢才，所面对的绝境。自我神化，不是自我毁灭的开始，而是自我毁灭的完成——所以奉行个人崇拜的社会会，实际上就是僵尸统治的社会，它们需要僵尸和木乃伊来坐镇“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充满了邪恶，而且需要经常流血作为邪灵的祭祀。
例如现代南北朝格局之下的中国，就是由两块僵尸分别统治的，第一块是统治现代南朝中华民国的孙中山，第二块是统治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两块僵尸坐镇“国家”，而僵尸统治的起源是个人崇拜。唐朝人章碣在《焚书坑》一诗中曾经如此描写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社会病态：“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就秦末的群雄并起，对秦始皇焚书的暴虐行径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谴责。
（181）
人类社会是个“坏个市场”，不论在“买方市场”还是在“卖方市场”的意义上，都是由坏人主导的市场。在这里，越坏的东西越出众，越邪恶的事物越受赞扬。领跌领涨的都是不择手段、坑害别人的投机家。而在上帝的国度里，一切都是相反的。因为那是为“义人”也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准备的。
“能顺利签证到美国的中国女人，形貌大都欠佳”，人们说“这是由美国领事们的嫉妒心决定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都被嫉妒心支配，嫉妒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结果，免得被邻居的优势所危害。尤其考虑到，优势者的心地大都已被训练得很黑，所以嫉妒心作为“弱者的心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和同情。例如靠女人养活的男人，在对待不靠女人养活的男人的时候，往往特别凶残。靠魔鬼养活的人们，在对待不靠魔鬼养活的人们时，也是如此。嫉妒心造成了数量巨大的“伤害”，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大宗货物进出的“上海”，这是由撒但魔鬼的恶作剧决定的。
在我看来，对福音的“不需要”这一状态，从世俗生活的角度看其实也是很幸福的，这表明上帝一直很恩待人，使人觉得足够，不再需要格外的恩典。而对福音“有需要”，就更幸福了。因为那将给人带来属灵的境地。有了属灵的国，就看淡了属世的国，故能“入火不热，入水不濡”，可以登天游雾，与造物者同在。生存是生命的一种波动、波长、波光；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波光、波长、波动。对于那些在基督里的生命而言，死亡只是生命的波动而非生命的结束。基督已经收容了一切因信他而变得美好的生命，已使死亡包容成全在基督的生命里，这正如基督成全包容了律法与先知。
世界上有三种知识：启示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人文的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主义者拒不承认启示，而将之归入人文知识的范围。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以“找出来”和“塞进去”来概括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特性，他没有提到还有一种更为高级的“启示的知识”，而在我看来，启示的知识具有重要的特性：与其说启示知识接近人文知识，不如说启示知识接近科学知识——启示的知识和科学知识一样没有国界、不被民族特性所束缚。
启示的知识不是以人为本位的，所以其本性既非以人为本位的“找出来”，亦非以人为本位的“塞进去”，而是以神为本位的“光照”的结果，故可以称之为“照进来”。启示的知识是无国界的、不被民族特性的束缚的，因为它比科学知识更客观，更具有全人类的、乃至超人类的普遍性。
（182）
学生时代的富足感乃是基于一种世俗意义的无知，而不是基于一种神圣意义的洞识。惟有经历过世俗的富足感并因此而幻灭之后，因此而登山看见变容，人才更能涤除玄览、拜见主宰。
“信仰就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减少了许多权利，而不是赢得了许多权利。”──也许这样表达更中肯：“信仰就意味着你在这世界放弃了一些机会。而这将使你得到平安，而不是赢得赞扬。”福音所传扬的，不是“奴隶道德”，而是“远离危机”、“放弃危险的机会”等平安至福。所以福音在那些通过危机甚至通过制造危机来控制他人的绑匪看来，是一种革命的精神与颠覆的思想；所以任何升格为王者的绑匪，都本能地不喜欢福音所传扬的平安至福。升格为王者的绑匪，都喜欢通过危机来诱惑并驱赶“下家入场”，从而让百姓在“恭喜发财”中沦为他们“庞氏骗局”的鱼肉。现在传扬平安至福的福音来了，怎么办？不要紧，把它改造成奴隶道德！所以，在升格为王者的绑匪所统治的社会中，“远离危机”、“把当权派放在火上烤”，就被篡改成了“服从上级”、“尊重在位掌权的魔鬼”。
当然，福音所传扬的平安至福，其实并不是革命精神、颠覆思想，因为平安至福不是类似革命精神和颠覆思想的“你往我来”、“你下我上”的权力更迭，而是属灵的信息，是根本取消世界统治者的宝座。因此在这个魔鬼统治的世界上，属灵的信息在表面上也就成了“革命与颠覆”。但平安至福其实宣告的是：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上帝；种族中心论可以休矣。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基督；文明中心论可以休矣。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圣灵；国家中心论可以休矣。据此，欧洲中心论当然是魔鬼的东西。中国中心论亦然。白人至上论和其他种族的至上论同样是属于撒但的诡计。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陷阱——因为除了上帝崇拜之外，一切其他崇拜都是偶像崇拜。
拜约柜算不算拜偶像？拜圣殿算不算拜偶像？拜西奈山算不算拜偶像？甚至崇拜《圣经》的文本算不算拜偶像？──尽管，这些物体并非属于“他神”的异教偶像。
由于我们的有罪的存在，人也如普通动物无异，若不透过物的媒介，无以达到灵的领悟，此“物”或为形象或为文字（包括语言）。上帝的消息，化为人的语言；但人的语言，并不足以表达上帝的消息──这就是各种圣书的极限。由于我们有罪的存在，我们已经和上帝隔绝开来，所以崇拜某种圣物，便成为罪人的较好的选择，好于在神面前的骄傲与僭越。
（183）
绑票、杀人、强暴、窃盗……这些都不是终极的恶。因为即使不干这些，即使德高望重，也还是得死。“罪的工价乃是死”，终极的恶就是令人走向死亡的东西。这种东西因此也不是凭藉人自己的力量和修养可以克服的，甚至无从逾越一次，因为人只能以待罪之心、带罪之身，默想基督、祷告上帝。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魔鬼的绑架、勒赎之下”。不论我们是否决定交付赎金或如何交付赎金，最终注定仍要被他百般凌虐以致于死。因为这是一个毫无心肝的、超然物我的家伙，他不让任何见过他的人走出他的城堡。这就是罪人的宿命。尽管他常常看不到这一点，而拼命赚取钞票、交付赎金，并在兴高采烈的希望和日复一日的盼望中，走向终极的灭亡。
生命是靠杀生来延续的？在魔鬼看来肯定是如此的。因为属世的、属物质的、属肉体的“现象学原理”似乎就是如此呈现的。动物要吞吃植物，食肉动物要吞吃食草动物和其他食肉动物。但从爱的角度看来，事情也许恰恰相反：生命的转换和代谢，需要这一食物链的存在，食物链的合理范围内的代谢并不等于杀生；因为这样的代谢虽然看起来有些残酷，但不仅可以帮助生命的世界维持必要的清洁和活力，也可以帮助它们维持必要的循环。
人类的社会也是如此，具有自己的食物链：“搜刮民脂民膏”，也许是在帮助人民进行“有助健康的减肥运动”。民之堕落，不以其贫穷，而以其油多；油多不减肥，百病就丛生。不仅个人、家族如此；社会组织、国家政权亦然，甚至连政治的乃至精神的革新运动，都需要某种减肥功能。
“这个腐化的物质世界”——是个多么恰当的表达，它描述生命本身就是趋于腐化的，而且生命的循环还要取决于物质腐化的过程，这被叫做“进食”、“消化”、“新陈代谢”。灵的境界是肉眼看不见的，而灵界的堕落状态便是火，星球是火的堕落，熔岩是星球的堕落，大地是熔岩的堕落。大地的腐化则为山川气土，山川气土的腐化则为植物，植物再腐化为动物。
文明的力量、社会的系统，并不能救人脱离灭亡；相反，由于自恃这种力量，可能反倒“速其死耳”。因为自恃必招致敌对，自恃的力量越大，敌对的力量越大。而即使毫无文明的装备，只要有爱，就有和解，就可以化敌为友，化险为夷。因为宇宙的主是全能永生且爱我们的，凡信靠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既然宇宙的主是良善且爱的，一切邪恶势力最终无不蜇伏于他之下，爱上帝者，苦难终将消亡。所以在关键时刻，懂得信靠上帝而不自恃，是最大的智慧所在。
“人所能在自己身上成就的最深入的事情，是信靠永生的上帝，从而获得灵魂。而不是仅仅“获得灵魂的平安”；因为不信靠上帝，就意味着根本就没有灵魂之可言了。人所能在这个世界上成就的最大规模的功业，无非是神权国家对文明的总结清算。科学──技术、宗教──艺术，也在其掌中。更深一层看，这些事情的总和，在上帝的灵里又算什么呢？他的灵超然物象，远在人所见的世界以外，近在咫尺，远在天边，不可预计、企及，也无从污染、摇撼。千福年，于灵界何有哉！新文化战、神权国家的复临，于千福年又何有哉！”（《胜利者的书》［现名《全球政府论》结束语）
而在物质和肉体世界之上，还有灵界和属灵的奥秘。信仰对于这些奥秘常常难以言明，更无从“开释”得头头是道。因为信仰虽是自明的，却非自我证明的；它不是投向信仰者自己，而是投向信仰的对象──而信仰的对象无论如何肯定要大于信仰者自己，所以，信仰者如何能说清信仰对象的奥秘呢？于是这信仰便需要仪式：平时是自己做主，举行崇拜仪式的时候却是让上帝的法则、上帝的代理人来替自己做一下主——因此，参加崇拜仪式是“最好的放松”、“最好的涤除”；而在神秘超验仪式中，虔诚者可以获得恬美的镇静、忘我的交流。
（184）
世界正在走向日益广泛与深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全球政治的雏形，已经出现。与此同时，这也是“国际罪恶的空前集结”。齐头并进、迎头相撞的世界需要一个刻不容缓的属灵运动，作为全球一体化中“空前苦难”的解毒剂。属灵运动，是要树立另一重标准，即属灵原则；以便人们在根本上无视那无法回避更无从“解决”的罪恶。
全球公民的意识，只能以全能的、全知的、具有普遍之爱的上帝为前提，这样的上帝超越家族与国体、种族与文明的限制；把人类连结起来。相形之下，希腊──罗马式的城邦神明，只能保证小集团的公民政体，而无法提供广袤领土上的公民政体，所以城邦宗教只能与所谓“奴隶制”连襟，而旧约的圣经信仰也被解释成为歧视外邦人的“地契”。但是从先知那里，“外邦人的光”已经出来了。在耶稣基督那里，和外邦人对立的犹太人，已经被定罪为“魔鬼的子孙”。到了使徒那里，基督成为全人类的救赎。
信耶稣复活并奉基督为主，常被无神论者打上“失败者”的标签，无神论者还把虔信者叫做“精神失败者”，仿佛世界上只有无神论者自己真勇敢，敢于对抗整个世界并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其实这都是表面的，只是由于他们经历浮浅，没有尝过弥留或破产的极境罢了，更没有尝过“主的甘甜”，这个甘甜的至福像是微微的通电，带有一种奇特的甜甜的麻酥酥，比吸烟、喝酒的感觉更加强烈，因为带有一种强烈的感动。
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看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灵性诞生、精神转折，并非所谓“神秘主义的训练”所致，而是“圣子耶稣亲赐的恩典”，是真正的圣餐，可以激发内在的吗啡，但是其源头却绝对是外来的而非内省的；是灵魂的而非技能的——如打坐、瑜珈、气功等技能造成的自我感觉。即使基督徒的所谓“自省”，也是指“与外来的源泉接通”，基督徒的“祷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85）
《新约》上的文字，如果从希腊文学写作的角度来看，是“过于通俗甚至平庸”的，难怪异教的古典作家们会认为它的流行乃是文学上的哲学上的末日，是古典文明的世界崩溃和坍塌的开始。然而，如果你有了属灵的信仰，面对《圣经》，就耳目一新了。那些平实的文字，终于以愚拙而不是以聪明，把你带入上帝的灵界，至少是抵达其边缘……所以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作为启示，人不能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它。
相反我们要记住：只要我们自己活在这罪恶的世代中，人的两重性就始终存在并折磨我们：灵与肉，趋向上帝与趋向魔鬼。人的祷告与赞美因此并不能消除人的沉沦，有时反而以暂时的解脱与休整帮助他在下一步，沉沦得更深。这样的情形，使得祈祷与赞美的唯一功能，仅在获得上帝的怜悯，从而赦免而不是消除人的沉沦与罪。
谁要是忘记了这一点而一心指望自力更生，指望脱离了上帝随时随地的光照，仍然凭着修持和律法可以达到圣洁并保持下去，他便落入了耶稣痛斥的法利赛主义的圈套。而法利赛主义之于中国，与儒释道相去各各不远，都是“行为得救”的律法主义、伦理模式，但其实“那是救得了肉体救不了灵魂”的：那能助人在这世界得胜，却无法让人进入上帝的国。
利用信仰、利用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来自利，这是人的“神圣的罪恶本能”。这种罪恶本能可以区分为两种形态：（1）自欺；（2）欺人。自欺者是为隐士，欺人者是为神棍。在这光谱两极的中间，绵延着无数群众，他们有些是作为神棍的追随者出现的，有些则称赞隐士的自私。但凡此种种，都行不出义来，因为他们的义本非上帝的义，只是为了（1）自欺，（2）欺人。
（186）
谈论信仰──进入信仰──实践信仰（“行出来”），是人与信仰的三层关系。谈论信仰，主要是一种审美活动，是“艺术”，接近“高明的欺骗”；进入信仰，则是孤独的浸入，是“洗礼”，接近“纯粹理性的洞观”；实践信仰，是为新造的人。这三环之中，“信仰”是关健，“实践”是成果——如果仅仅“谈论”，弄得不好，极易流于玩世。
科学诚然无从证明上帝是虚无的，正如科学亦无从证明上帝是实存的。所以在我看来，以属世的科学证明属灵的上帝，正如其否定式，具有十分浓重的渎神嫌疑。类似的证明是两刃剑的方法论，尤其在现代世界，拙劣地证明有神，反而为证明无神，开辟了道路与空间；拙劣地证明有神，无疑是以无神论为前提而展开的。
统治世界的魔鬼无处不在，甚至就在教会里向我们进攻。他常以令人讨厌的人与事，侵袭我们，这些魔鬼，其中也不乏居于“被压迫地位”的——统治世界的恶势力常是以被统治的可怜、被压迫的善良等形态，显现出来，目的是俘虏人心，以曲折变态的方式，肆其荼毒，达到最大的破坏力。他们的目的，是以不择手段的“正、反、合”，迫使我们变得和他们一样：或通过屈服，或通过反抗。
人不如势（友人不如强势），势不及神（强势不及上帝的怜悯）；跟人不如顺势，顺势然后应神——所以基督徒在世上的活动，没有比祷告更重要的；立德、建功、著文章，在最好的意义上，不过是“祷告过后的作为”。恶人说性善，善人说性恶；以其座标皆出于已，故恶的尺度量人为善，善的尺度量人为恶。不仅如此，善人常被人谋害，损之又损，世界对他因而多显出恶意；恶人常谋算人，并因而得益，世界对他相与为善，狼狈为奸。性恶抑或性善，争论千古，无有定论，盖因人性不同如此。
有人尖锐地指出：现代风俗使其居民喜欢和狗同居并和狗交流思想感情，因为人们的互相“独立”使得他们和狗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更加自在，有些过分的人因此视自己宠物权利高于他人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人本主义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是一个病态的成就。但这样“爱狗如己”的成就，距离“爱人如己”的上帝教诲，却相距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有人尖锐地指出：如果没有基督示范的服务精神（“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马可福音》第九章37节），像美国这样“半犹太化半黑人化”的国度，是无法体面地屹立迄今的。“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马可福音》第九章35—37节）但现在流行的人本主义、东方宗教、巫术爱好已经大大瓦解了健康的生活，所以现代人才会热爱自己的狗和猫，远远超过了爱邻人。许多人以诉讼为生计不说，连学校的校工都克扣孩子的饮食，下一步的堕落会否恢复吃人的巫术？
犹太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造了一座大博物馆，来控诉上帝。难道，具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希特勒一意孤行的屠犹政策，不正是迦勒底王与巴比伦王们的屠犹、掳犹政策在二十世纪的继续和发展？如果按照圣经的《申命记》和先知书所传达的启示，这岂不是上帝对犹太人的背叛所进行的回答和管教？奥斯维辛，本当成为犹太人悔改信主的起点，但不幸犹太人在总体上却丝毫没有学到什么教益，而只记住了仇恨。他们完全拜倒在马克思式的历史偶像面前，用纳粹对待它们的方式去对待别的民族，而拒不承认历史偶像不过是上帝手下的的区区造物，是根本经不起崇拜的。他们眼中没有上帝，他们也不敬畏神。犹太人表面上咒诅上帝的鞭子，实际上是咒诅上帝的管教，正如他们咒诅迦勒底王和亚述──巴比伦的铁蹄。这实际上等于拒绝了上帝的启示。而上帝是怎样对待敢于背离上帝旨意去抵抗巴比伦王的“犹太人的王”的？当面杀光他的所有儿女、挖去双眼、一步一步地把他牵到宰杀之地，然而却不杀他，把他囚禁到死。
有一个事情作为旁证是很有说服力的。美国第三十五任（四十一届）总统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年，1961—1963年在位）的家族，受到了“肯尼迪诅咒”，结果不断有家族成员非正常死亡：肯尼迪总统的哥哥小约瑟夫·肯尼迪二次大战期间（1944年）担任空军轰炸机飞行员时殉职；肯尼迪总统本人1963年于任内至德州达拉斯访问，遭到枪击头部而死；三弟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于1968年在参加党内总统初选活动记者会上，遭阿拉伯裔伊斯兰教激进分子枪击，隔天伤重不治。 “肯尼迪诅咒”十分犀利，在小约瑟夫·肯尼迪死后，他妹妹凯瑟琳于1948年在法国坠机身亡，年仅二十八岁。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大卫于1984年吸毒过量而死，也是二十八岁，另一个儿子麦可1997年滑雪时撞树身亡。肯尼迪总统的儿子小约翰·肯尼迪也在1999年带着妻子驾驶飞机时一头扎进大西洋，失事身亡。肯尼迪总统的小弟弟爱德华1964年乘坐的飞机意外坠落，他虽逃过一劫，但脊椎因此受伤，自此终生承受脊椎的病痛；1969年他车载一名年轻女子夜归，车身意外从桥上坠入河中，车上女子溺毙，而他匆匆离去未向当局报案，也让自己形象重挫，甚至被判缓刑，入主白宫之梦就此破灭。 几年后，爱德华的儿子被诊断罹癌切除一腿，第一任妻子也因饮酒过量、酒精中毒而让婚姻出现裂痕，两人终以离婚收场，之后爱德华再娶。
看似光辉耀眼的肯尼迪家族为何遭到“诅咒”？报导指出，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在银行界发迹后进入政坛，在二次大战期间曾经担任驻英大使时，因为拒绝五百名犹太人的签证申请，导致这些犹太人后来惨死纳粹集中营，结果种下了“肯尼迪诅咒”之因。
为什么屠杀犹太人超过五百名以上的纳粹分子，并没有遭到类似的诅咒，而无意导致犹太人死亡的肯尼迪家族却要遭此厄运？
有种解释指出：这是因为，《申命记》判决背信弃义的犹太人命中注定要流亡，但约翰·肯尼迪却不给犹太人签证，等于阻止犹太人流亡，这就违反了神的旨意。相形之下，纳粹虽然大量屠犹，但这一屠杀却是迫使犹太人流亡的极端措施，并没有干扰犹太人的流亡，反而推行了犹太人的流亡，因此纳粹仅仅受到了人间的审判，反而没有像肯尼迪家族那样受到神秘的诅咒。
（187）
世界在“进步”，个人在“堕落”，其实这二者是统一进程的两个侧面描述。正如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灵性虔敬的堕落是同步的。现代社会的风尚堕落，说到底其动力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表面上爱人，实际上恨人，因为它没有更高的爱。“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甚至“爱你的仇敌”都是违反人本主义的，因为那是以神为本的精神、是以上帝之爱为终极依据的。
人本主义和现世精神，除了加剧争竞嫉妒、点燃仇恨的火花、走向种族清洗与文明灭绝之外，岂有他哉。个人灵性的堕落，尤其是由一些外部因素加剧的，如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普及、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现在又上演了最大的魔剧：电脑及其网际网络。未来的百年间，极可能还有更大破坏力的新技术出现。这些发展都削弱了灵性回归上帝的国，并混淆了真理与道路。
这时候有一句话开始流行了：“神迹必须有人的参与”──但其实，这是人本主义者诱惑神的信徒去参与他们的犯罪活动的话。这些人本主义的罪犯们进一步说明，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竟然是因为有人尤其是有密切关系的人们在场，从而使得这次神迹得以发生。
我们需要思考：这些谬论得以扩散的非个体化的、非个性化的传播手段，是否几近魔鬼的专制？这是因为，这种传播手段说到底还是按照某些人的利益、某些人的意志，制定并运作的。而神对人的启示则经常是独特的、个别的，具有出人意外的特质。所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约翰福音》第八章31—47章）
只有在基督里，人才能得到自己的真自由，因为在那里上帝对人的启示和保护，是个别的、灵性的，具有明显的“拣选”性质。
（188）
为什么“在后的却要在前，在前的却要在后”？为什么无神论教育可以培养出基督的仆人，宗教教育却可能产生了魔鬼的随从，例如神学院就培养出了约瑟夫·斯大林这样一个典型的病例。
从生理学上解释，是“气质”、“禀赋”；从社会学上解释，是“遭遇”、“命运”；从神学上解释，是“灵命”、“恩典”……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些是我们的经验与理性可以解释的，有些则离奇难解──于是“预定论”便有了它的合理性，因为预定论正是从耶稣的“窄门”论中派生出来的。
这不是虚伪。所谓虚伪，所谓儒家式的礼貌、和亲、秩序，正是企图在爱与恨、宽容与报复之间保持平衡与兼顾的属世智慧。有人胡说“伪善比不伪善好”，其实不然，因为在一个伪善后面，往往隐藏了一个阴谋，一个更大的罪恶。
神秘家们一再强调修行路上的危险，而且对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提出警告：祥和与平静才是真正的神秘主义表现。但现代世界却是一个毫无祥和、毫无平静的马蜂窝，因为现代世界拥有一切，却惟独没有任何一个稳定的权力来源和精神中心，因此一切权力都必须随时处在高度的竞争和紧张中，它怎能有祥和与平静呢。
（189）
计划不等于异象；意志不等于信心。然而我们周围有多少假冒为善的“教友”在高谈阔论“异象”和“信心”。他们把自己的计划叫做“上帝的异象”，称自己的意志为“属灵的信心”。这种“名词的颠覆”和毛派分子把奴役叫做“人民的民主自由”、把特权独揽称做“无产阶级专政”一样，加剧了世界的混乱，而非表明了上帝的恩赐。
假冒为善的“教友”，应该想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奥秘：当圣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慈爱的全能的天父在哪里？在做什么？他的表情和心意又是怎样的？如果你们解答不了这样的奥秘，你们就应该承认自己无知，不要强作解人，不要再售卖自己的“异象”和“信心”。
主受难的图像，与我们的本能中有关祭司、君王的模型，是多么格格不入。由此可见，本为良善的信仰历史和宗教传统，也会造成作茧自缚式的困扰。这里难道没有一种“劣币逐良币”的人性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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