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西方（全集第58卷）

 敌西方

Der Antieuropa

1975—1987年

2016年第一版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VIII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早期著作：欧罗巴，异教主神宙斯〔也就是魔鬼领袖〕的众多妻妾之一，象征着人性的堕落。本书反《敌基督》〔Der Antichrist〕之意而作之。

《敌西方》〔Der Antieuropa〕这个标题是针对性的——反对五百年来西方社会流行的“敌基督”〔Der Antichrist〕思想。本书阐述西方文明由于“敌基督”势力的作祟而日益沉沦；描述“敌西方”力量正在崛起，改造世界历史的版图。

Synopsis

This book is Mr. Xie Xuanjun's early writings:Europa, the pagan god Zeus (that is, the devil leader), one of the many wives, a symbol of the degeneration of human nature. This book deals with the meaning of Der Antichrist. 

The title of the "Der Antieuropa" is targeted - against the idea of the "Der Antichrist" popular in Western societies over the past five centuries.Describe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the "antichrist" forces of the mischievous and increasingly sink; describe "anti-Western" forces are rising, transforming the world history of the territory.

〔另起一单页〕

“欧罗巴，你可以聊以自慰了吧！把你带走的是宙斯本人。你现在成了地面上的女神，你的名字将与世长存，从此，收容你的这块大陆就按你的名字称作欧罗巴！”——欧罗巴，异教主神宙斯〔也就是魔鬼领袖〕的众多妻妾之一，象征着人性的堕落。众多的女神放荡不羁，这是文艺复兴五百年以来西方社会的象征。

〔另起一单页〕

目录

代前言

第一章

质疑人本主义

第二章

分析个人主义

第三章

还原社会主义

第四章

人道主义的限度

第五章

西方社会的晚景

第六章

同性恋的西方人

第七章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诞生

第八章

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第九章

对全球民族的展望

后记

西方文化能够起死回生吗？

附录之一

新母系社会的诞生——伊斯兰国扩张的西方内助

附录之二

最高法院与伊斯兰国

附录之三

社会主义阵营的黄昏〔1983年〕

〔另起一单页〕

代前言

一，西方，尚未死亡

西方，尚未死亡。西方文明，还在持续的衰年中闪动着最后的动人之光！这，比之东方黎明前的黑暗，更能愉悦人的耳目……要是没有西方的过去，我们迄今还在中国的衰颓中挣扎；要是没有西方的现在，我们又怎能理解西方的过去和它伟大的盛世呢？要不是“西方的侵略”，中国还在满洲人的奴役和文化的傲慢中醉生梦死……所以，清醒的中国人从此不会忘记：中国，不可能再度与世隔绝；中国事务，只是世界事务的一个部分——既受影响，也生作用。而且，中国的转机，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世界形势所提供的机会。 

西方文明尚未死亡。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尽管它将在经济与政治上日益衰落，但在文化和思想上仍然充满活力。不信，请看秦汉帝国的“关东六国”和罗马帝国的“希腊化东方”，虽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文化优势却自始至终。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希望毁灭西方的企图，都是“罪恶”的。其恶劣程度，较之罗马人毁灭科林斯、迦太基，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的经验从反面证明：世界统一的过程，决不仅仅是一个大量屠宰的过程，否则就会与“统一”适得其反，造成不必要的分崩离析。事实上，使秦与罗马得以统一世界的，是它们的“法”〔秦的“变法之法”和罗马的“罗马法”〕，而不仅是它们的强大军团。所以，没有法的蒙古征服很快就崩溃了。而阿拉伯人虽然同为野蛮的游牧民族，但因为多了一部鹦鹉学舌的《可兰》，不仅没有像蒙古那样消融，还整合出了一片天地。

合理的统一，立足于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趋同，武力不过是其前锋而已。如果只有前锋而没有后盾，那么，伟大的庖丁又如何解牛呢？

至于现在，中国人还在邯郸学步、拙劣地模仿西方。因为中国人并不愿意也没有真正地把握步态的内涵，完全没有理解西方精神。现代科学技术，对于中国人包括那些完全欧化的移民和外籍学者以及少不更事的留学生的心灵来说，还是一些不可思议的魔术。中国人的大脑，已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中国人，还没有北欧海盗式的疯狂精神，而没有这种贪婪到疯狂地步的精神，便无法理解现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因为，正是这种精神，发育了这种文明。让我们拥有海盗精神、学习他们后裔的贪婪：西欧的新大陆殖民者、俄国的哥萨克、美国的牛仔、甚至日本的倭寇。

现代中国的领袖们，根本没有吃透这个起码的道理。他们总是企图用古老的农民精神，来驱动现代化的海盗机器。他们只不过是想用现代技术的瑰宝，来点缀黄土高原上的梦魇。

但是未来的中国，并不拒绝西方。中国渴望从西方的身上吸取可嘉的营养，正如西方〔以及日本、俄国〕以前从中国身上吸取了营养。未来的中国民族并不闭关锁国，因为它渴望广大而丰饶的世界。尽管出于某种谋略，它必须学会拒绝西方的诱惑，在相对的独立中发展它的生存之“道”。这“道”，就是它自己的世界精神。

这样，有两条道路横在了未来中国的面前：

1，全面接受现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并使自己的全部生存适应这一文明的精神。进而，以整个民族的欲望和想象，来极度地贡献和疯狂地扩展这一文明。这是日本式的道路。

2，最低限度地接受科学技术文明。仅仅保持“不被它完全甩出现代生活轨道”的发展速度。同时，保持相对的朴实，以待世界潮流的完全转向——那时，中国就可以“得风气之先”。这是秦与罗马式的道路。

而不论中国最终选择哪一条道路，都必须首先彻底驱逐共产主义的死气！不论中国最终走上哪一条道路，都必须和传统的画地为牢的自我满足相决裂！不这样，中国就无法面对“奇妙的新世界”。不论中国怎样走出自己的下一步，都避免不了一场深刻而广泛的革命！

二，中国，道的重建

一群无法无天的居民，不可能主宰未来的历史；而只能沦为社会意义的被宰者——消费者群落。中国人久已滞碍了自己的法纪，现在又废弃了自己的天道。所以，古代的“文化民族”彻底化为一群丧失了纲常的“费拉居民”，一群拔掉了根基、无所归属的浮游生物。

事到如今，“法制”已经救不了中国；因为法制只能守成、不能开创。继中国之绝世、收中国之劫难者，必非“法官”，而是“豪杰”。中国的生机，不是来自守成的法理，而是来自更张的热情。对“新天新地”的巨大希望，将促使旧天旧地从速消亡！

“天”，就是“世界观”的中国说法：天，就是世界观的隐秘内核！正如“地”，乃是社会关系的隐喻。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天要是变了，道也将革。迄今为止，现代中国仅仅完成其变天革命的一半，即，“破”的一半；所以终究建不成自己的大道。

现代中国，还需要完成变天革命的另一半，即，“立”的一半；以确立全民族安身立命的“场”。这后一半，自然有待我们和我们的子嗣去干——哪怕是干下世俗意义的“滔天罪行”！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道”，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却是我们的命运。文武之道，要废除共产主义的商纣王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暴政和亡国、腐败和贪婪的象征——共产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死去。

我们的“道”，要反抗“科学社会主义”的奴役！我们的道，不是理论，不是逻辑。因为我们知道，一切规定生命、窒息生命、割裂生命的辩证戏法，都通过它们对生命的成见和定义，羞辱和毒害了我们的民族！让我们撕毁和丢弃这样的规矩！让我们把握生命的自由和独立！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聪明了。不会再抱住外来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学说死死不放，就不会再甘心为奴。中国人，做精神洋奴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共产主义的洋奴说：青春活力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生机勃勃的文化是“封建文化”。他们指责中国的一切，他们把“中国”与“封建”划上了等号。“封建传统”、“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封建势力”——变成了“中国……”的代词！共产党员，早已堕落为思想界里的吴三桂！中国共产党和明末的吴三桂一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出卖了中国”！

中国共产党员们，是应该受到永远诅咒的一群！因为他们背弃了自己的土壤。而我们，是要对他们的反中国思想进行彻底审判，讨还中华的公道。“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常”，因此，我们决不像共产党那样，站在外国猪头如马恩列斯的立场上，进行羞辱中华的批判。

一切保持着自尊的中国人，让我们竭尽全力，从马克思主义亡国学说的阴影下，解放中国的心灵！中国人，为什么要按照西方人的教化来生活？中国的头颅，为什么要向“四大洋鬼胡子家族——马、恩、列、斯”低下来？西方的真理真能救中国吗？

一百年历史的答案足够令人清醒地否定了这一点。甚至在共产党的“先行者”那里，日俄式的变法之路和法美式的代议之路，就完完全全地失败了。至于洪秀全的跳大神式的“基督教”，则连衰朽的满清都较量不过，又哪里能从虎视眈眈的国际列强的压力下，解救中国？

犹太人的伊甸、印度人的净土、西方人的逻辑，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和富强。只有我们自己，才愿意也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只有文化的开创者，才愿意也才能够以无限量的勇气，从自己的意念出发，迈出自己的步伐。

共产党杀死了中国的传统。这是劫数。现在，共产党的使命已经完成，让我们也把杀手推上法庭、判处死刑、绑赴刑场！

中国的文武之道，又将兴起。文武之道的承载者，将从中国荒原的深处走出来，他说：“不要模仿我的行为，而要参照我的精神！不要记取我的语言，而要悟出我的方向！”在他渐渐远离的身影中，我们看到了永恒的中国。

解龙将军

1991年2月28日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质疑人本主义

如果说尼采是“欧洲的张载”，那么，欧洲人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劫难，显然已经不远了，因为张载之后不久，金、元的铁蹄就踏破了神州大地。欧洲什么时候沦为南宋？人本主义，这是一切近代世界一切祸乱的罪魁！人本主义为现代全球灾难火上添油，例如，哪里有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哪里就发生战争；哪里有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宣传，哪里就建造集中营；哪里有了关于“人民解放”的许诺，哪里就充斥了阶级隔离的苦难……这都是因为，作为思想倾向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作为思想因素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指导的人本主义。人如果成为归宿，成为最高的东西，那么人间的缓冲地带就消失了。 

一，人本主义五百年

从哥伦布殖民美洲〔1492年〕到苏联解体〔1991年〕，是近代人本主义蚕食一切古代文明〔包括基督教文明〕的五百年。《孟子》曾经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那么在近代人本主义的五百年已经终结的现在，新的纪年会如何呢？

世纪之交，早已死去的现代奇幻文学〔Fantasy Literature〕作家托尔金〔Tolkien，John Ronald Reuel，1892─1973年〕的作品《魔戒》〔 Lord Of The Rings〕却大行其道，连续拍成大型影片，流行世界。尤其是反恐战争期间拍成的第三部完结篇《王者再临》〔The Return Of The King〕，在北美地区推出仅仅十一天便迅速突破两亿美元票房大关，比其第二部《双城奇谋》〔The Two Towers〕十二天才跨越两亿美元票房的纪录更上层楼。《魔戒》原著者托尔金是位殖民者，出生种族主义的南非，所以他虚构的世界“Arda”分为两块大陆，中间隔着大海，西方大陆叫“Valinor”，东方大陆则叫“中原”〔Middle─earth〕。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就在中原。

在托尔金这位反基督的欧洲中心论者的设计里，西方大陆“Valinor”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保持青春，而中原却是魔王索隆〔Sauron〕的地盘和血腥的战场。作者托尔金岂非重温五百年前的旧梦，透过西班牙海盗的眼镜，用幻想来满足殖民主义的最后遗愿？而就在2003年，《魔戒》在英国连锁书店业巨头〔Waterstone〕的读者票选中，竟然荣获“最能代表二十世纪的一百本书”中的第一名！欧洲文明的核心国家，其读者大众的趣味犹如回到了黑暗时代！

从全球范围看，影片《魔戒》的网站曾创下每日四百万人次浏览的记录，而其预告片每日也有一百七十万次的下载。这不禁让人感叹五百年时间，竟然让欧洲文明走向完全相反的路：从极力发掘历史真实的“文艺复兴文献学”，坠落到了极力营造子虚乌有的“奇幻文学构字术”！嗨，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嘲弄？《魔戒》现象仿佛总结了五百年来欧洲文明的反基督的倾向，例如其神话内容不仅是北欧神话的杂烩，也杂烩希腊神话、印度神话、波斯神话，难怪雅利安语族现代欧美人士及其文化学徒们会这样如痴如狂。

二，人本主义是文明的季节

每个文明系统都曾经有过它自己的“人本主义时代”。例如在中国，春秋战国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显例，隋唐两宋则是另一个显例。非道德化的现世精神──是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人本主义是这种意义的桥梁：既是隔断了但又连接着两个信仰时代。例如春秋战国隔断并连接着西周礼教和南北朝佛教，隋唐两宋隔断并连接着南北朝佛教和明清政教。

德国人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曾概括两个信仰时代的精神气候为“原始信仰”和“第二信仰”……在我们看来，如果两汉宗教是殷周宗教的第二信仰，明清政教则是儒佛道混合的第二信仰。原始信仰较多天然的本能，第二信仰则更为理智化。而联系着它们的人本精神和现实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跑道，这人本主义的跑道仿佛是圆形的。例如，启蒙运动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化，即把“贵族的东西”普及为“大众的东西”。当今欧洲人的折衷主义倾向〔尤其是文化上价值法则上的折衷倾向〕，表明了欧洲人的精神衰落。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体，当其强盛之际，总是满怀着对“异邦人”的蔑视。像先秦、秦汉或隋唐时代的中国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人；莫不是如此。

在欧洲，直接的人类中心思想和赤裸裸的人本主义，它在审美方面的突出表现是肉体崇拜、人体崇拜。古希腊的和犍陀罗的艺术〔Gandhara Art，也称希腊式佛教艺术，公元前后成形于现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南部和克什米尔一带的犍陀罗地区而得名〕就不去说了，就拿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来说，它先是假托圣灵圣母圣子以及众多圣徒的人形肉体；后来则移其全部的兴味于市民尤其是演员们或体育明星的肉体；最后它更要求直接接触甚至作贱人形肉体：不仅在审美意义上，而且在生活意义上……这一切，无非是为了那个欧洲雅利安肉体崇拜的习俗，这习俗也许是在草原上的放牧生活里养成的，所以雅利安人还酷爱和动物发生恋情……不仅古希腊人和古印度人这样，据说不少游牧民族都有这样的爱好。将裸体的人形与精神的至美，混为一谈，是性感而不是美感。虽然静态的裸体不如动态的那么色情，但裸体并非通往“美”的主要途径。如果说人在自己肉体部位如四肢、臀部、胴体中找到了“美”的源泉，而这种“发现”竟然与性感毫无关系，那不是欺人之谈吗？美术学院的教授为什么不能依据同样纯洁的道理，在牛羊骡马的身上揭示同样“深刻的美”呢？难道就因为人是“灵长类”？显然，这种文绉绉的狡辩，不能解释人肉崇拜者们的动机，更无力辩护，尽管这种解释把“教授”和“叫兽”区别了开来。应该公平地说，在这个领域里，印第安人和埃及人也比现代欧洲人更为高明：他们至少还懂得：崇奉石刻和木雕的神像，比崇拜肉做的人体，恶果还要少得多！

希腊的人本主义和现世精神毁灭了。问题不是出在马其顿的野蛮和罗马的残暴上，而是因为人不能完全依靠自己得救。谁说“心灵是无法奴役的”呢？统治现代人心灵的历史表明，“精神”也和肉体一样──处于某种形式的压抑和奴役之中，且常常比肉体更深更不自觉地落入陷阱，还认为这是什么“意志自由”的结果！文艺复兴以来日益露骨的人本主义，以前曾给欧洲人带来扩张的好处，但现在它正把整个世界和全球居民，推上悬崖，面对无底深渊。这悬崖就是“繁荣”、“发达”、“进步”，那深渊就是“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瘟疫蔓延”、“恐怖威胁”。相对的人类中心感觉──这是人的本能习惯；绝对的人类中心思想──这是人的意识迷误。现代世界疯狂追求权能的灾难动作表明：人类为自我中心的哲学已经付出了并将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导致道德上的惟利是图；正如股票市场证明背叛与出卖是合理的。道德上的唯物主义也就是惟利是图，导致生活上的全面唯物主义化──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真正含义！生活的全面无产阶级化，足以开辟一个残虐挂帅、物欲横流、肆无忌惮的暴力时代。

生活的全面无产阶级化，不仅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盛行于共产党国家；而且在西方生活中也具有压倒优势，所以欧洲人在许多正式场合不再穿礼服，而美国总统竟然以牛仔裤为正式服装！这意味着，全球意义的刘邦〔流氓皇帝〕，开始登上万众欢呼的戏子舞台。刘邦的成功，就是“做事没有底线”的范例；后来两千两百年的中国领袖，越没有底线的越容易成功。他们因为不受束缚而比较自如，更能发挥凶狠毒辣的力量。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雇用一批理论家，大力鼓吹“做人要有底线”，甚至要“兴无灭资”、“斗私批修”。

三，人类中心思想

人本主义的三个要义：

1、怜悯人类也自我怜悯，这是各种高级宗教也同样推崇与鼓吹的。

2、努力促进人的现世的福利，把怜悯化为帮助。

3、以人类为目的，并崇拜人类自己。这方面走得较远的有尼采的“超人哲学”，但其实在尼采之前八百多年，“人而神化”的超人哲学在中国就诞生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字横渠，1020─1077年]《四句偈》〕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四句偈》极具人本主义的自我崇拜，张载这种外强中干的自我神化，紧接下来就是金元的入侵和明清两代五百年间一代比一代更为恶劣的黑暗政治，直到两个民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乱与革命。

如果说尼采是“欧洲的张载”，那么，欧洲人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劫难，显然已经不远了，因为张载之后不久，金、元的铁蹄就踏破了神州大地。欧洲什么时候沦为南宋？人本主义，这是一切近代世界一切祸乱的罪魁！人本主义为现代全球灾难火上添油，例如，哪里有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哪里就发生战争；哪里有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宣传，哪里就建造集中营；哪里有了关于“人民解放”的许诺，哪里就充斥了阶级隔离的苦难……这都是因为，作为思想倾向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作为思想因素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指导的人本主义。人如果成为归宿，成为最高的东西，那么人间的缓冲地带就消失了。这种“成为”的实现，实际上无法通过“提高人类”、“完善人类”予以完成，而更为经常的是通过打击和消灭其他一部分人来予以完成。这是出自对于更高观念的否定、对更高事物的取消。一切高于人类和高于人生的〔如有启示的上帝或无启示的神明〕如果不再存在，人类和人生本身就会莫名其妙地失去保障。──这就是人本主义者最后将要面临的最冷酷事实之一。

上帝被诬为不实，天堂被打入地狱，来源于两种人本主义：一是暗藏的、羞答答的；一是露骨的、赤裸裸的。前一种人本主义由来已久，在多数人类的思潮中甚至包括宗教思潮中，起实际支配作用的正是这种隐身遁地的人本主义。这是由人的本能包括思维本能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极少数的超凡之士，能在认识上摆脱这一点曲见，即使如此，在行动上也不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说，人只能向往灵魂的善，却不能行善，行出来的只是肉体的恶。后一种人本主义是明目张胆的人本主义，它妄自尊大，陷各民族于国际战争，陷各阶级于国内战争，灭绝性的人本主义，最终取消了人间一切高尚和尊贵的东西，代之以冰冷僵死的物质利益。这样一种人本主义，这样一种人类中心论，不仅罪恶，且是灾难性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病症就是：所有的人都自觉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所以，人们都力图转嫁危机，用损人利己或是损人并不利己的方式，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正义”。对于缺乏更高期待如信仰上帝或热爱民族的人们来说，损人本身就意味着间接地利了己，因为铲除了更优越的参照物！试想，既然人人“生而平等”，既然“我”又是世界上最不幸、且受最不公平待遇的人──那么，不论用什么手段和借口哪怕是用损人不利己的方式，只要能改善“我”〔有时也包括“我们”即略略放大了的“我”〕的处境：就堪称“正义”。

民族战争的宣传、阶级斗争的口号，都是在这种人本主义的背景下炮制出来的心理治疗。可是它们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世界大战和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种族灭绝的惨剧，我们都曾经经历。相形之下，调和与中庸，也许不是万世不易的良方，但至少能缓冲现代世界的道德唯物主义的恶劣倾向；能折中各个利益集团，小至家庭，大至种族；中间形态有政党、国家之类。这就使得自我至上的唯物主义行动，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可以减轻。

四，人性的第三次堕落

文明的第一次堕落──人与自然的分裂，它的寓言表现在亚当与夏娃的叙事中。

人性的第二次堕落──人与人的分裂，它的寓言表现在建造巴比伦通天塔的传说中。

人性的第三次堕落──人格的自我分裂，它的寓言表现在浮士德故事中。浮士德的祖国，日耳曼的文化，并不像欧洲人想象的那样与希伯莱的叙事相互对立，而只是表现了同一个分裂进程的不同阶段罢了。伟大的中庸之道与协和万邦的秘诀在哪里？

百科全书派的自以为是和十九世纪欧洲的妄自尊大，表明欧洲人还有一点残存的原始生命力。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他们，只是一些烂熟而脆弱的苹果了。他们突然从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年〕式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却发现了一个更为糟糕的世界，一个“真相大白”的世界，十九世纪欧洲中心论的梦境分崩离析了。但旧残余还在作祟，这在当前的中国比在当前的欧美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欧美人士已经学会放弃欧洲中心论的现在，中国仆人们还要抱残守缺。仅仅因为这里存放着他们的利禄官爵、身家性命？所以现代中国比欧美远远落后整整一个周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说现代欧美的社会结构正在趋于涣散，那么现代中国简直还是没有整理好的一片瓦砾场，一片仅供洋马或洋杂种马，随意唐突的远东荒原！

要摆脱这种景况，中国第一步应学会现代欧洲的“多中心论”，以脱离过了时的欧洲中心论，不论这种欧洲中心论是社会主义模式还是资本主义模式，然后再明白无误地奠定自己的国本，建立新文明的价值体系。新文明的知识不是零敲碎打的营生，而要求某种系统性，某种明确但又抽象的神髓！新文明不称驳杂之物为丰富，而要求单纯和简洁。尽管我们这代人已被彻底败坏并可能殃及未来，失去了生命的喜悦，失去了恰到好处的省略，变得日益繁琐、枯燥……但我们毕竟知道，“人道主义”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完全等同于“无道”了，因此现代人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年〕等人的调教下，视“道”为“压迫”的等义词。后者甚至号召消灭“社会性的压抑”，亦即实现彻头彻尾的“无道暴民”，以便对“无道昏君”的秩序报仇雪恨。然则，“道”是不可缺如的，离开了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压抑”，还有人生吗？还有文明吗？还有一切值得珍视的高贵东西吗？

政治正确主义〔Politically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对所谓“人道精神”其实存有极大误解，甚至是有意识的误解。他们把“人道精神”与“纵容”等同起来，好像根本忘了宗教、哲学乃至高级文化，才是真正“人道精神”的体现。它们既非“无道”，亦非兽道〔如精神分析企图把人分析成为兽〕，而是适度的人道，是人的精神饱满状态的体现，即使“神道”又何尝不是“人道”的侧面？例如，宗教的神道宣扬慈爱、宽恕、待人如己，难道不是“人道精神”的证据？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是蛮族入侵造成的，不是宗教造成的。学者们杜撰了中世纪黑暗，但大规模屠杀和精神迫害却并不发生在“中世纪”，而是发生在科学昌盛的二十世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如果说“中世纪是黑暗时代”；那么二十世纪就是名符其实的地狱了。

在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度感染的中国“学术界”，虽然认识到了科学与伦理的差别，但奇怪的是，在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辐射下，人们却把这种差别用虚幻的“科学方法”掩盖起来，例如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还有些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老生常谈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见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好像这样就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是，这种把人的活动等同于“物质活动”〔例如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停滞现象〕，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拷贝？

再者，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实是一种拙劣的“东方不变论”。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指出，“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也是非常流行的，可是认真研究起来却毫无根据，因此研究它的起因也不能引起什么人的兴趣和重视。这种论点的来历也许是因为“东方”〔这里的所谓“东方”是包括从埃及到中国的全部地方〕曾一度比西方前进许多，而现在却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因此，当我们前进时，它却是不变的。尤其是我们应该记住，对于一般的西方人来说 ，他们所熟悉的唯一有关“东方”的古代历史就是《旧约全书》里面讲的那些故事。当近代的西方旅客们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看见了阿拉伯沙漠边缘的外约旦的人民生活在今天同在《创世记》里所描写的族长们的生活一模一样的时候，这种所谓“东方不变论”就好像获得了铁证。但是这些旅客们所遇到的并不是什么“不变的东方”，而是不变的阿拉伯草原。在草原上，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监工，在这种条件之下人们适应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它对于所有敢于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不分老幼，都严格地要求一种艰苦而很少改变的生活方式。拿这个现象来作为说明“东方不变论”的证据是无知的。譬如，在西方世界的阿尔卑斯山谷里，在有些旅客不到的地方，那里居民的生活就同在亚伯拉罕时代的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一样。如果这样推理，岂不是也可以得出一个“西方不变论”来了。

事实上，“东方不变论”的实质，是欧洲中心论，而为了论证这一错误的结论，就不得不生搬硬套。例如，《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拿欧洲历史模型来硬套中国社会，而书中描述的中国恰恰位于封建社会以后的统一帝国时代，书中大谈特谈的“封建王朝”如秦汉直到明清的政治实体，其主流恰恰不是封建的、更不是王朝的，而是统一的、帝国的，其制度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与先秦的、欧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盛行在这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下的，不是世袭的贵族制度，而是考试的官僚制度，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经济”！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超稳定结构”，那拜占廷帝国不也是超稳定结构了？埃及就更显然是超稳定结构了？殊不知，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命定进入其停止时期，然后死亡；但是，难道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是被“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所主宰的吗？若然，则此概念〔“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何新之有？岂不等于什么内容都没有说？

自二十世纪以来，马列主义和其他的西方中心论已经受到扬弃，西方意识已经意识、承认“西方的衰落”，并预见到西方文明正在步入其它文明早已步入的停滞、死亡。但是人们可以称西方的浮士德文明因此变得像中国社会那样“超稳定”了吗？这种荒唐就是企图“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所造成的。这就是企图“用科学来解释人文现象”所造成的荒唐。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些“表面上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却实际上随时查看官方脸色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其实，人不是物质，人的活动无法用物质活动来类比。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洞察宇宙方面已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何况是面对人类自身？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感知能力和观察基础上的，而人自身在自我观察并基于自我观察去研究社会演进时，怎样做到尽量客观呢？因为自我保护的生命机制，肯定会要求人们的“理论为实践服务”，演变为“理论为利益服务”，这其实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谈论“社会责任”时的真正所指。

五，神话的还原十六条

1──

我们需要一种适度的“人的本位观”，使得“人高于文化”，包括高于人道主义的文化。人的本位观，不是以“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前提，因为那只能使世界沦为生态破坏的废墟。伏尔泰说：“语言的一个伟大用途就是隐瞒思想。”这是他难得诚实的自述。这表明，伏尔泰的著作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作者自己都不相信它。这样恶劣的作风，为现代人作了示范，于是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借口与烟幕下，肆行纵欲与野兽主义。人道主义不就是人类范畴内的野兽主义吗？野兽主义的后果就是纵欲。

在希腊化的时代里，我们在斯多噶主义、犬儒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气氛中，已经闻到了日耳曼蛮族的战斗血腥了……同样，在基督教会与蛮族酋长们的联合统治下，被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等人文主义者称为“黑暗时代”的，其实是文明的酝酿期、压抑期，所谓“中世纪”不正凝聚了以后数百年西方文明外在扩张的力量吗？

难道所谓的“人道主义”可能成为生命的归宿吗？难道纵欲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败坏，可能成为人的宿命吗？难道人尤其是有能力走向明天并将他们的精神基因与生物基因传之万代的人们，除了放纵自己、追求“解放”、“自由”、“幸福”、“遂欲”之外，就不能建立一些更积极、更难得追求的目标？难道人类就没有一点再远离一点动物世界的希望了？

“归宿”是什么？历史有“归宿”吗？

2──

欧洲奉持无神论的理性主义者们，本是希腊人的精神私生子，名义上则是从基督教会的经院哲学出来的，他们既然得不到教廷哲学的承认，被迫“揭笔而起”，彻底反传统……他们的创造性在，用人道主义的神话代替神道主义的人话，如教廷哲学对于《新旧约全书》的人性化阐释，新教徒对于耶稣的肤浅阐释，相似于和印度教徒对众神以及佛教徒对乔答摩的描写……难怪他们现在提倡“宗教的普世化”、“所有的神明都是一样的”。甚至用人体而且往往是裸体且以女性居多的崇拜取代了对神的崇拜。因此，神圣的“三位一体”到了他们手里就转换成世俗的“真”、“善”、“美”。圣父是真的，圣子是善的，圣灵是美的。当然不纯是名词的转换，还有从天上到人间的坠落〔“堕落”的道学气太浓〕进程。神道主义的人话虽然仍讲人话〔否则，就不能被人们接受〕，但还敢于承认神道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人道主义的神话却只能将速朽的人体列为混乱时代的偶像──人自己被假定为宇宙的主人和可能的再生者。危机出现了！人道主义除了以暴力为归宿即“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外，没有办法整合社会。因为人的欲望是控制不了人的欲望的，唯独暴力或犯罪〔包括“起义”──这是未成的窃国者反对已成窃国者的触犯刑律〕，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其他人的欲望。

真的源泉是什么？善的源泉是什么？美的源泉又是什么？惟有理性加上暴力的统治者，才通晓其答案，并列为科学的结论。尽管人民尤其那些啃书本的人──绝对不会明白它。

科学的力、道德的力、艺术的力，都是社会的力。而社会的力，最终还是支配人们行动、身体甚至思想和意志的力。“没有社会承认，就没有意义；何时取得社会承认，何时就取得意义。而社会承认，是握在那么一小部分人的手里。真、善、美的命运变迁，只是社会把握者们命运变迁的缩影？

3──

难道“人类”只是到了巴罗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才具备了科学发现的天才？不是。人类其实早就具有这种“求真天才”了，甚至中国历史上这类证据也比比皆是，但只有等到决心承认科学发见并奖励科学发见的社会权力出现之后，科学求真的权力才成为事实，以至于变成一个似乎独立的权力。至于道德〔善〕和艺术〔美〕方面的浮沉荣辱，也和社会权力的容忍度密切相关。

4──

北欧人的精神──不是“种族特征”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否则，维金海盗的侵袭浪潮，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耶稣纪元后一千年左右，而不是或迟或早呢？也许是“维金民族”〔Viking〕首先发现了“美洲”〔Vinland〕，但可惜没有后续，因而变得毫无意义。结果维金民族的影响主要施加在英、法、德、俄诸国身上；而不是在美洲；他们既不是一群无根基的海盗，也不是什么“斯堪的那维亚民族的战士集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由殖民者构成的“民族”，并和上述地区的欧洲土著结合成为新的民族。

相反，倒是地中海的拉丁人，“发现”了美洲并结出了一系列硕果：他们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当然少不了开近代风气之先的意大利人。这些拉丁的矮种人，其实也是北欧人的混血儿，虽然缺乏北欧人冷峻的心，但却保持了他们的海外冒险精神，从而开创了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文明。

关键不是生理方面如高矮等特征，而是精神方面的倾向和力度。通俗的说，这是一个“意志”问题。意志不仅起源于受逼迫的处境、萌芽于反抗的冲动，而且是个血统问题，具有遗传和基因的背景。北欧人僻处海隅，对明媚的南方怀着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渴望。在过惯了安适日子的南方文弱民族看来，这种渴望既少根由，又是漫无边际的……这与蒙古人倒有几分相像。遭受蒙古之灾的东西两翼的文弱民族，对蒙古人的暴虐感到困惑不解，于是惊呼“上帝的鞭子”。其实，无论北欧海盗的疯狂，还是蒙古铁骑的残暴，都是基于深刻的渴望也就是“爱”。一种像海洋一样波澜壮阔、像草原一样茫无边际的贪婪和热望。只不过，这“爱”是以对邻人的杀戮和虐待为表现形式的。而那热望，终于化为搜寻、掠取和战争。这也是反抗：北欧人反抗斯堪的纳维亚的奇寒与贫瘠的山岩。这也是受逼迫：大戈壁的严酷无情铸造了蒙古人坚硬的心！

至于拉丁人，难道他们的扩张不是在反抗穆斯林的侵袭？正如俄国的扩张正是对蒙古征服的报复一样。似乎只有印度人例外，两千年来他们的命运几乎就是充任他人扩张的对象。中国人虽然不肖，还有过几次颇为像样的反击──朱元璋就是个例子。这方面的原由可能要到地缘政治方面去寻找。印度人扩张到印度支那与南洋诸岛，完全采用了和平的方式。而中国人向北扩张也受到了沙漠的阻隔。可见，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其地缘政治的格局，关系甚大。而一个民族的命运也多少取决于它生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中和有着怎样的邻人。若非包围着中国的沙漠和海洋，被欧洲人发明的新技术工具一笔勾销，中国至今岂不是依然沉睡在它自己的“天朝之梦”中……

5──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的《神圣喜剧》〔the Divine Comedy，又译为《神曲》〕真是名不虚传。他从根本上充满了喜剧性质，尽管披上了“神圣”外衣。从内容上说，它是一部扩充了的《新生》。《新生》原是献给一个死去的女子的文字花圈。用中国人的观念说，是单位领导用来安慰自己的女性工作人员的。《新生》用极度的自我欣赏，歌咏了作者与一个光彩夺人之女性亡灵的神交。当然作者在她生前是暗恋过她的。反观中国的女鬼传奇《聊斋志异》，也布遍大同小异的许多故事。非常美丽，十分动人，千百年来勾引着读者们的心，达到灵魂出窍的境界。但是说穿了，这只表现了文学上的“恋尸癖”。

作为一部幻想的、以心理体验的梦境为主导的新式《飨宴》，一场精神上的大吃大喝，一种以“禁欲”和“升华”为假面的冶游，一部心理纵欲史……《神曲》有三大特点：

一、古诗人维吉尔的鬼魂是炼狱的导游；

二、女亡灵被卑德丽彩〔她的汉译名字倒挺好〕是天堂的导游；

三、“彼岸”被充分的人世化了，灵界变得触手可及。

不论给予这三大特点以何等评价，反正这三大特点都反映了虚伪不真实的妄想，这是拿上帝开玩笑，以天国作为人世的隐喻，结果使神圣的存在作了文学的道具。

犹太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曾经说过，但丁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与新时代的第一人──这说明犹太人到底无法理解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个旧时代是个还有信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却是一个玩世不恭时代。而马克思所歌颂的，正是玩世不恭，难怪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如此看来，《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年〕不过是“十九世纪的嬉皮士宣言”。

《神曲》的多重虚伪性，是个抹不掉的事实：

A、维吉尔导游的虚伪性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年〕是个伟大的罗马诗人。但是，他是以希腊文化的闭幕者姿态，出现在罗马史上的。“罗马文化和罗马文学”──本来就是可耻的虚构和千年的迷信，因为罗马人只有法典，军团，工程技术，而没有自己的精神作品，在这一点上，罗马人可以说是比较其他两个同样照搬别人的国家──美国和日本，更为不堪。但也因为如此，罗马人在征服和政治领域的成就，也是日本人和美国人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话说回来，把罗马人维吉尔视为古典文明的代表就是不对的，但丁先生不能因为自己是意大利人，就徇私舞弊，何况意大利人大体上已经不是罗马人的后代，而是各种奴隶、蛮族的混血产物，就像罗马尼亚人与罗马人何干？我们知道，有用拉丁语写作的“希腊化文学”以及拉丁名称的希腊神祇和希腊哲学……如果一定要说这就是“罗马文学”那也可以，但这决非经典货色，正如罗马的创造物是其法律和秩序、工程和兵团、组织和凝聚力，而非什么精神方面的玩物；所以，要提出精神代表，应该找希腊人才对，或者找波斯人也行，但决非邯郸学步的罗马人。维吉尔也不是新兴的罗马恺撒〔Caius Julius Caesar，前100[七月十三日]─前44年[三月十四日]〕所缔造的元首国家的代言人，维吉尔表现的精神疲惫，是希腊文化的疲惫；他所流露的喜悦，是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的喜悦。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Aeneid〕，可以说是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的续篇，正如《奥德赛》〔Odyssey〕一样。说维吉尔是“希腊化文学的学徒”也比说他是“罗马文学的代表”更加切合一点。但丁是基督教文化的集成者吗？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哲学的艺术图解者吗？不是。否则他就不会让一个异教徒诗人维吉尔，来充当他天路历程的第一导游了。否则，在他的作品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哲学的折衷主义和灵魂生活的轻松化，使自己沦为“新时代”即玩世不恭的世俗化第一人。

但丁是“新文化”的第一人，但这同时也是玩世不恭的第一人，所以他尾随一个久死的古代幽灵，并且是异教的幽灵。从这幽灵吸取灵感？还是自己的创造性天生不足？整个近代欧洲文化的内部冲突，在但丁上已有披露──那就是在基督教的旗号下贩卖异教的货色，典型的宗教混合主义。从但丁到尼采再到嬉皮士，一代又一代的欧美文化人，再也没有从他们对希腊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刻误解中解脱出来，他们只看到了基督教的“祭坛”性质，未能看清“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化，只是从一个祭坛〔基督教〕走向另一座祭坛〔希腊异教文化〕的历史。像奥林匹克的魔鬼祭坛所召集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竟然成为现代全球生活的重要内容！可笑！可见，世俗文人所谓的“基督教文明”者，其实指的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异教文明，人本主义文明。异教徒不能进天堂？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但丁，终于克制了他对希腊文化的景仰，阿奎那似乎胜利了。但这是一种怎样的“胜利”啊？这是女权主义的胜利。是活的精神奉献于死的祭坛。

B、卑德丽彩导游的虚伪性

骑士风度，女权主义，那本是日耳曼人的脾性所致。半日耳曼化的法国人和北意大利人也感染了此风，但这与基督教全然无关。正如中国的鲜卑人也把此风传入了隋唐宫廷，导致武则天临朝称制。但丁心目中的“导游女”，也许不同于二十世纪的“导游女”，尽管如此，导游女在天路历程中的决定作用，还是预兆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物。但丁把精神恋爱的对象，置于整个《神曲》的中心位置。不仅在精神上如此而且形式上也这样。凡读过《神曲》的人都可以发现，“前六十三章”与后“三十六章”中间的那一章──正是“卑德丽彩”的幽灵开始出现的地方。这种把一位理想化的女子奉为生活中心的态度，原是骑士文学的特色和精髓。但丁的创造性在于：他还把这偶像抬到了天上，变她为一个天女散花的加百列。这与其说接近柏拉图的“精神恋爱”的范畴，毋宁说接近中国的“意淫”观念。因为前者是泛爱，后者局限于异性──如此可以说，但丁又是一个披着袈裟的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年〕，是一个十四世纪的女权主义者。现代家庭生活的全面瓦解、离婚率猛增、私生子遍地都是《神曲》的功劳？这部有趣的历史是否应上溯至但丁的“女神”呢？“进步”当然有，那是从精神到生活、从自由恋爱到自由交配的“历史性进步”。

C、文学彼岸的虚伪性

但丁对地狱、炼狱、天堂的描写，显得才华横溢、妙笔生花。里面有许多庞大的异象和空灵的仙境，但并不因为庞大和空灵就成了真实的──其不真实性，不是它的超现实性，而是它的伪现实性。但丁把好些他个人所厌恶的人物放在地狱里或炼狱里受苦，这太庸俗了，简直是阶级复仇，完全是政客宣传部长的论战手段──哪里有一点“神圣”的味道？泄私愤，对于胸怀雄图的政治家尚且是个致命伤，何况对于自命不凡的艺术大师或是神明的代言人？泄私愤，尤其是以如此神圣的刻毒形式来泄私愤──有损于艺术的完整性和纯粹〔而非“纯洁”〕性。这使人们对但丁所描绘的彼岸充满了疑虑──这真的是真的吗？如果但丁描绘的一切竟然是真的，哪怕就是象征性的意义上说──那但丁岂不成了最后审判的主持者？他不是。但他用神圣的迷雾，散布了触发怀疑主义的毒素。这些华而不实的泄愤──显然也是怀疑心情的流露。如果但丁是个坚定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必要来冒充审判者， 而应听候审判。可是他大大越位了，自扮自演起来，他和他的艺术偶像、爱情偶像，竟然成了彼岸的主宰者和时髦的走运者。《神曲》的虚伪性在此暴露无遗：它打着神圣的幌子干着报复的勾当，宗教信仰成了人欲的道具。在这种意义上，但丁难道不是二百五十年以后洗劫美洲的那些西班牙海盗的先行者？那些人不是也打着布道的幌子，肆意劫夺印第安人的财宝吗？

马基雅维利就比但丁诚实些，他较少虚饰与乔装，赤裸裸坦白自己的思想，而因此被后来居上的野心家视为洪水猛兽，但丁却因为他的严肃表演而被目为“准圣人”，这就是“历史的公道”？

有的读者就指出马基雅维利的诚实，说他的书是其智慧的精华，一点骗人的伪饰都没有，事实虽然令人讨厌但还是诚实地说出，“有点像心理学类的书”。确实，我认为可能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不该仅仅追溯佛洛伊德，而应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的自况说：“关于我的忠诚老实，应该没有疑问，因为我一直保持忠诚老实，我现在不会改变它。像我一个四十三年来一向是忠诚老实和善良的人，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性质的；而且我贫穷，就是我为人忠诚老实和善良的证据。”1512年，四十三岁的马基雅维利在对自己做人格鉴定时，写了上面的话。作为一个备受訾议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承受的恶名要多于赞扬，后世任何君主或最高统治者〔overlord〕无论于马基雅维利有多少“戚戚之心”，或是藏着掖着渴读揣摩《君主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爽快的承认：我是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主义，连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都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尽管仕途多有不顺，但是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的公众认同度还是很高的。因为他揭露了政治往往利用宗教、道德、意识形态的外衣来统治人民。作为现实主义者，奉行权力政治，无论在当时的意大利，还是在现时代的国际社会，最基本的强者即公理的准则一直未改变。正如卡尔·爱德华〔Carl Edwards〕所说：“如果无视权力这一政治现象中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思想。如果认为国际秩序可以建立在各国自愿联合的基础之上，也同样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每个国家都会竭力维护和加强自己的利益。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需要依靠一个权力单位。这个权利单位既要有足够的内聚力，也要有足够的实力，这样才会保持自己的上升地位，无需在弱小国家之间的斗争中被迫选择敌友。无论涉及的是什么样道德问题，都会存在无法归之于道德范畴的权力因素。”政治牵涉到的关键词不是道德，而是敌友，政治就是如何巧妙地划分敌友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

6──

“庸俗的”功利主义如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年〕相信，人人都在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人类一切思想言行莫不受制此一趋乐避苦的自然欲望〔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当他继续引申说，“凡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的便是好的，就是善；反之则是恶”的时候，就是在做判断了，就不再是描述而是武断了。如果能够增加快乐的就是善，那么善恶问题早就解决了，而所有刑事罪犯的恶也都成了善，因为他们就是专门在追求快乐的。边沁的理论，其实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后身，所以若把二者对立起来，是出于肤浅的偏见。至于十九世纪以后的机械倾向和科学至上，也是文艺复兴时代“全面发展的人”那里发展过来的。甚至“英雄崇拜”也并非启始于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而是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年〕和马基雅维利播种的。前者雕刻了大卫王，后者描写了恺撒波吉亚，作为“人道主义”的典型人物。罪不在跟班者，罪在始作俑者。卡莱尔认为，英雄精神的衰颓原因，在于缺乏宗教的虔敬感。这表明，他已感觉到文艺复兴以来宗教虔敬感的逐渐衰退，要对社会腐败现象的产生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但他还是犯下了一个人道主义的错误：他把宗教仅仅视作激发“英雄精神”的手段，目的仍是“人道”──说是“人欲”更为恰当些！

然而，为基督教以及一切革命性的宗教开辟道路的殉教者和牺牲品，决不是卡莱尔意义的“英雄”！而十字军将士也只是一些“半英雄”，因为十字军不是利用宗教作为激发英雄精神的手段，而是为了天国去死。卡莱尔式的英雄们没有信仰，是些杀人越货的机会主义者，战国时代的怪物：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323年〕庶几近之，恺撒好像合格；秦始皇是，项羽更是，刘邦则以一种最下贱的方式成了“伟大领袖”……至于战国四名君，当时声名显赫，如雷贯耳：齐国孟尝君田文〔？—前283年后〕，赵国平原君赵胜〔？─前251年〕，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前243年〕，楚国春申君黄歇〔？─前238年〕　，事后看来那不过尔尔。马基雅维利崇拜的恺撒波吉亚，在欧洲小邦意大利也算得英雄典型，但在中国历史上，这类人面兽心的“恺撒”多如牛“毛”，以至最后可以选出一个“主席”来。

7──

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以自己的才智与“命运”终生搏战。但在他最为成熟的《第九交响乐》中，我们终于听到了和解的声音：“一切人类成兄弟”。也许，没有人比贝多芬更深地体验到，“由于爱人，才知道恨人……”，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因此他不得不爱人；但群居生活又使他伤痕累累，所以他不得不恨人。只有到他临死，群居生活即将结束，他不再需要爱人，也就不必再去恨人了。所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和解的时候来到了。这种深沉的和解之所以留着“欢乐”的尾巴，是出于无奈的苦笑。

贝多芬从他那躲藏在永恒黑暗中的“永久的恋人”那儿，吸取了自己的灵感。谢天谢地，这种灵感并非以直接的形式表现的，而是采取了迂回的、间接的，或说是扭曲的表现形式。这样，他的音乐充满了对生活、对命运、对神明的爱，从而不再受到性爱的束缚，得以步入忘我艺术的意境。这样的一生，是人本主义衰败凋零的标本。他身上人本精神一度辉煌，但大道的尽头依然矗立一块巨碑，上面透出这样的诗句：“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宋代诗人范成大[1126─1193年]有诗云：“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典出唐代诗僧王梵志[？─670年]的两首打油诗，其一云：“世无百岁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槛，鬼见拍手笑。”其二云：“城外土馒头，馅食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后来被人们简化为：“城外多少土馒头，城中尽是馒头馅。”土馒头指坟头，馒头馅指城中的人将来都会进入坟墓。〕

8──

法朗西斯科·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年〕，被公认为“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撕下了阿利吉里·但丁为保持残存的羞怯，而着意披上的“神圣”面纱。他爱好古代文献，他钻研“异教”文化，这确实值得钦佩，因为这是“向愚昧宣战”。但是他不理解历史，而且也像一切不理解历史的大学者们一样，强打精神、振振有词地做出一付很懂得历史的唬人姿态。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把“人的学问”与“神的学问”对立起来了。他怎么理解不了，神的学问实际上正是一种间接的、变相的人的学问呢？！

他怎么不理解：一切成熟了的“人的学问”，迟早要被归结到“神的学问”的名义下？！他是一只睁着一只眼睛的“人文主义者”。歌颂情妇、从而把爱情与家庭的分裂当作一种时髦来加以倡导，这不能不说是彼得拉克的大功绩。对劳拉的歌颂，用“月桂树”来作比，从而使世俗的、肉欲的爱情变成光荣的象征，这无疑对他的下一世纪以及后来几百年的欧洲史的艺术繁荣，起了感官刺激的作用，因为一般化市民化艺术的基础除了感官愉悦外没有别的，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有所责难。但彼得拉克无疑还是要为后世色情文学的泛濫，分担一些责任。“人欲”如果是“好”的，那么试问：“正当的”界限应当定在哪儿？以不损害他人为界？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源有限，势必争夺。尤其是对于不可多得的美妇人。劳拉的形象那么妖媚动人，她既不是骑士文学中高不可攀的偶像，也不是但丁笔下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式的哲学象征；而是一尾软玉温香、活蹦乱跳的尤物。

彼得拉克的“人文主义”──也是现代极端民族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的“初级阶段”。可惜欧美意义的近代帝国主义精神，又是远远不足以缔造一个全球秩序，因为缺乏文化基础，因为其基础是脆弱的国家利益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惟有民族主义死去，全球秩序才得以诞生。由上述可见，人文主义精神，并不像学者们所理解的，与二十世纪的种种暴行根本相反。事实是，人文主义对古代的战国文化──从伯利克里斯的雅典到屋大维的罗马的迷惑，恰恰开创了一个疯狂兼并的战国时代。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战国时代，而一切战国时代的共同特征是：宗教的败坏和唯物主义的盛行；道德的崩解和功利主义的统治。

9──

透视法的发展与确立，是在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手下复兴的，这并不单纯是绘画技巧的进展成果，它也是现世精神和人本主义的逻辑完成。例如早在两三万年以前的欧洲岩洞壁画中，透视法就有相当成熟的运用。相反在中国，宋元以后的绘画界，可说是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反的历程：中国人从透视法的边缘滑了过去，越走越远，步入了写意画不分层次、不视距离、不重细节的抽象意境，形成所谓文人画的主流。看一看隋唐时代的壁画，尤其是它深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的样子，就会明白我的这一说法多么有道理。现实生活的重要性，从中国画家、文人心境中的逐渐隐却，是和宋代人文精神的衰竭覆灭、元蒙铁骑的进逼以及明清的伪神权统治〔“非宗教的宗教”〕的稳定，一同来临的。与此同时，透视法或接近透视法的那种技法，作为表现生活场景的有力手段，也一同抛弃了。

“欧洲的宗教画，中国的山水画，本质上具有相似的文明史意义。”我的这一提法也许耸人听闻，但却是真实的，因为欧洲的宗教画和中国的山水画，都是超越现实主义的，都要求远离尘俗的生活，使心灵进入较为超脱的境地。随着文明史的重新逆转，对现世生活和尘俗生活的兴趣稳步增长以后，透视的原理再度得到重视，因为写意的需要让位给了写实的原则，象征性让位给了真实性，意境让位给了细节。所以我们看到，达·芬奇即使在技巧上，也是一位人本主义者：他热衷于战车的发明。这从更深刻的底层，披露了欧洲人本主义者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其实是手拿刀剑的骑士，而不是中国式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10──

“生活是美好的”，所以，“竭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吧”。──这就是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们的信念。“世俗的欲望是正当的”，所以，“超世俗的精神不是伪善便是罪恶”。──一切“人道主义”者们都作如是想。所以，他们把“人的学问”与“神的学问”对立起来。他们的后代发现了这一错误，于是便修正说：“人的身上既有神性，也有魔质……”。但这种承认为时已晚。彼得拉克还是个假冒的“历史学家”。他的伪造史学的本领，甚至深深打动了记者出身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年〕。可惜这位现代的假恺撒墨索里尼却不是世界的主人，只是一个矮小的自视甚高的民族主义鼓吹手。而世界的主人，却须有等视一切民族、平等接纳各民族优秀分子的巨大容量。说“古罗马统治时代是意大利历史中的英雄时代”，这未免太夸张也太滑稽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是一只硕大的成果，并非一粒生机勃勃的种子。而现代意大利的英雄时代，应当到东哥特和伦巴底人那儿去找寻，到北欧海盗那里去寻找，而不是去罗马的废墟里去挖掘。罗马早就完结了，认为“恢复古代的传统”，就能重行鼓起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元气，这太荒谬，几乎绝伦。消失了的传统只能再生而不可恢复，只能再创造。而再创造的结果，肯定是新的，决非旧物。“光复旧物”是极蠢的思想，是“牛毛”主席的思想。

11──

“作为雇佣兵领袖的人道主义者”，这一提法也许使现代那些自命为人道主义者的风雅之徒和饱食之士大惑不解，甚至愤怒。“这是故意的曲解、恶意的诬蔑！”他们愤愤然了。然而先生们！这却是真实的。横行于意大利城邦间的雇佣兵领袖，就是这样一些人道主义者：他们不信来世，只贪图今生的快乐，不相信宗教的宽恕，只爱血腥冒险。他们视道德为陈腐，只要金灿灿的货币，这些“新时代”的英雄，是人道主义的卫士，他们其实比二十世纪的商人的民主国家所控制的军队更为“资本主义化”，最懂得“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是一个商业辞汇，是那些精通商人之道的哲学家们，最能心领神会的，以便用自己的“价值”压榨别人的价值。后来，下层社会出身的暴君也学会了这一手，他们收买或胁迫艺术家，来为他们进行廉价宣传，让那些懂得艺术但更懂得“人道”的工匠，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并把暴君的价值上升为普遍的主义，即“神一般的价值”。

“神的价值”的高尚处，在于超现实性，即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不过这玄虚的价值是用来骗人的，自己决不能真的相信。尽管在灵魂意义上，它是人的梦想与尝试的永久源泉，正因为它不现实、超现实──它才不会给一些人造成很大优势，给另些人带来无尽苦难。说到底，谁都可以利用“神的价值”去对抗压迫自己的那些“人的价值”。其实，普遍的“人的价值”也并非实存，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也一定接近“神的价值”。而具体的“人的价值”，永远都只是某些部分、某些类型、某些集团的“价值”，而不可能与“人类”发生什么瓜葛。至少就我们所见的历史而言，就是这么一回事。

从文明史的角度说，“神的价值”衰落破败后，“人的价值”才得以“像幼芽出于干地”。人的价值使大地湿润，重新有了生气。人的价值争妍斗奇、彼此劫夺。和平的春天就这样被夏日的战斗取代了，夏日的战斗复归于寂，结出秋天灿烂果实，这是一幅暮秋的景色，这就是新圣殿的基础，这重新开始了神的价值。神的价值不是扭头不顾人的价值，相反神的价值乃是形形色色人的价值的最高折衷，它包含始终如一的人的价值，且是“成熟形态的人的价值”。从另一方面说，对人的价值专注，反倒表明人的价值正日益丧失。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不就是一个越来越漠视人的价值的时代吗？人的价值对二十世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劳动力的价值、意味着炮灰的价值、意味着人民的选票人头或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的人数这样一些“价值”。“人的价值”，早就分裂为“民族的价值”、“政党的价值”、“派系的价值”了。这一历史性分裂是由“商人阶层”宣布的。商人阶层的利益并不是民族的利益，正如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不是民族的利益一样〔“工人没有祖国”〕，它们都是国际性的。当然从另一个极端说，它们都是个体化的。阶级利益，就具有这样极其矛盾的两重性。阶段斗争是人道主义行为的热化的表现。“阶段斗争”观念的诞生，标志着人本主义露出了本来面目，“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撕下。现在，人们可以为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而互相屠宰了，屠杀时一点罪恶感和“良心的责备”都没有──因为这合乎最高尚的人本主义──为了“争取自由”。人本精神，在雇佣兵首领的身上，得到了终极性的表现。虽说，他们的行为并不合乎有关“人本主义”的规范化定义。但这又什么大的妨碍呢？

二十世纪的战国世界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诸邦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虽然用全民性的“义务兵役制”取代了雇佣兵制度，从而节省了财政开支；但人本主义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却使用并不人道的行径来开创“人民的事业”，用“千百万人头”做成“多快好省”。“好省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本主义的实践后果”。

12──

商人阶层本无道德之可言？赢利高于一切。而道德，意味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的克己，这与商人阶层倡导的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实属南辕北辙。道德的克己性，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A、基于“良心”的克已。

B、基于“舆论”的收敛。

而“良心”又是什么？无非是个体化了的舆论，以极为巧妙的线路攻入并占领了主观世界的征服者。良心，是个比意志更专断、更隐蔽的独裁者，是它塑造并鼓动着后者，舆论的不同维度的折射──造成了良心的千形百态。

13──

A，自由是对道德的平衡甚至反抗。自由是意志的产物也是意志的渴望与理想。而道德，从根源上说，只能是对意志的遏制、缓冲、相对消解……提倡自由，无异是为道德的对立面树碑立传、寻找教理上的依据。“自由”，就是这样一头充满悲剧色彩的食尸兽，它毁灭并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道德之尸，但却无力于创造一种新道德。新道德的缔造者即使借着自由的名义发号施令，也不过代表着一种新型强制力量的曙光。尽管，它可以自下而上地发生；还可以由里及外地发展……

B，平等是对道德之虚幻本质的亵渎。秩序奠基于等量差。而道德又奠基于秩序。任何意义上的道德，只有依赖某种意义的等级制度──才能成立并发挥作用。提倡平等，无异是对普遍承认的道德实行斧底抽薪。我们说“爱情导致平等”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道德，从本质上说，无异于一种“魔法”、“禁忌”与“咒语”。在古代神话中──“爱情”却有着破除“魔法”的奇效，其实，不是别的，正是“爱情”所包含的那种超级平等〔或说“对等”更为恰当〕精神──解除了许多禁忌。“三女成奸”的意思，是无组织的集体性平等，乃是大奸大恶的可靠前提。

C，博爱是对道德的否定道德的功用就是抑恶扬善，褒此贬彼──以此维持着某种平衡。而“博爱”，却否定了这一功效──从而令社会陷于某种程度的颠乱，所以博爱学说都流行于无药可救的混乱时代。通俗地讲这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精神上的博爱，固然不失为精神净化的壮烈结晶，和一种神妙的俯视。但这只是少数伟大无我者的特权。与其说这是社会的凝聚剂，不如说是文化的玩赏品。一旦向人民群众展示这等秘不示人的珍品，就有使它堕落退化的巨大危险。博爱学说的流行〔尤其是实施〕──不难毁掉高级文化及其赖以滋生的距离感。这就最终为“博爱”准备了荒凉的坟墓。没有距离感〔以及对距离的表现上的愤怒情绪〕就不会有慈悲之精神的起源！道德，即使不意味着对个人权利的杀害，也意味着一种虐待。这决不是用“矫形”、“规范”一类的字眼就可轻轻带过的。个人幸福，即使不建立在反道德的基础上，起码也与道德的普遍要求暗自抵牾。这里永远都不会有由衷的、和颜悦色的“和解”；最多只能暂时的屈从与半带强制性的“调和”。

14──

凡是人造的东西，都可以由人来毁灭。古代的智慧在表述这道理时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何怨哉！”如此看来，只要毁灭的对象是人造的，毁灭行动本身就算不上不可饶恕的罪……因为这种破坏不必弥补，有时甚至起到了一种清道夫作用。可是，世间有多少东西不是人造的呢？“死亡本能”于是被抬到光明灿烂的众神殿里了。“破坏”也成了一种德行，甚至是更大的德行，超过重复制造的垃圾行为。从“认识论”〔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到道德论上的唯物主义──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和进度问题。从道德〔伦理〕上唯物、唯利倾向，到行为上的极端自利〔尽管打着“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等眩目的亮丽旗号〕倾向──只有半步之差。

15──

“厮杀已经近了──你们必须卖命”，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圣人们向他们的羊群发出的战斗口号，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就这样一触而发了。

人体崇拜和唯物主义──终究要被拖上“生命”的审判台！在那儿，“上帝使者”借助“人的良知”──对腐烂了的主义清仓查库。人体崇拜使人类中心思想绝对化了，它还表现为“我们这一代是历史枢纽和文化重心”的思想，从而为不负责任地“开发”即肆意糟蹋地球资源和伤风败俗的纵欲〔例如给牛羊吃动物尸骸〕大开绿灯。直捷了当并且面目可憎的唯物主义，已经危害到人的健康生存，例如疯牛病就是对“人类智慧”的一个绝妙讽刺。受到严重腐蚀的人类生存，基础已经破坏：生物圈岌岌可危，某种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和平要求我们：建立礼教的天下统治。这是一种和平的秩序，不是建立在各种国际势力均衡力敌的脆弱平衡上，而是建立在认同感和命运共同体的归宿上。可是，当代世界的居民们及其领袖人物，依然严重匮乏这些高级的心理建设，他们依然被人本精神的营养缺乏症摆布！这是唯物主义者和生理学家们，永远也解决不了的世纪难题。这不仅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缺乏合理的怀疑和思想的回旋，这还是因为，他们崇拜自己的肉体和异性的肉体，妄图在肉体中永生，基因工程和复制人都是围绕着这些心理需要打转的。自认能够“认识一切”甚至“征服一切”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结盟，错误引导了现代人的方向，唆使人们崇尚暴力和作为暴力之化身的“知识”与“科学”；以为凭借这些带有魔力的东西，就可以“把人变做神”。

16──

莎士比亚在《暴风雪》〔The Tempest〕里借着剧中人米兰达的口说：“神啊！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这时，欧洲人还懂得在赞美人类的同时把荣耀归给神明，但是几百年以后，欧洲人企图自己成为上帝了，欧洲文明怎能不归衰败呢？神之为神，因为拥有永久的神格，而不仅由于超人的手段，尽管群众只知道崇拜神的手段〔神迹〕，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神的位格。欧洲人自我崇拜已经构成某种文化精神的病症，这一病态应对现代世界的骚乱负直接责任。例如国际恐怖主义的浪潮──也是这些精神病症的反响。一方面，它本身是受到刺激而发──人体崇拜、无节制的唯物主义、堂而皇之的利己主义……

另方面，它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些病症。人体崇拜及其仪式如美容整容瘦身手术等等，不会由于自杀爆炸而消亡；消灭人本主义崇拜的，只能是精神上的震惊、生理上的恐惧，而不是单纯的身体恐怖，恐怖活动粉碎不了唯物主义和拜物教，相反，它只是再次强调并肯定了拜物教，且是出之以暴力形式。神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已经开始复苏并通过一些极度个体化的人的价值，崭露头角。但愿它不要再成为世俗权势用来敛财和迫害的工具，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再是。

六，二十一世纪的寓言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微微发亮了。一切都仍不清晰，懵懵懂懂。

从山那边，跌跌撞撞走过来三个人。

他们结伴而行，并非始终如一。他们来历不同，去向各异。但他们现在却一起行走。

──“自由了！”他们激动地欢呼。

他们刚刚从一座巍峨的哥特式大教堂里逃了出来。那座圣殿久已衰颓，几乎倾倒。漫长的居留也使他们厌烦，继续呆下去，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们决计出逃。

他们不愿被人看做忘恩负义之徒，那教堂在他们走投无路时收留了他们。他们也不愿被当作逃兵，因为他们毕竟在那儿生活过、希望过。于是，他们便在出逃时分，炸悼那座摇摇晃晃的庞然大物。看庞大的教堂隆然倒下，他们心里有些懊丧，但旋即又被疯狂充满。从冒烟的废墟旁走掉，心中洋溢着未来的懂惯：这场冒险，是多大的人生乐事！

阴郁的往日，往日的罪恶，像是随这庞然人物的倾倒而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们坐下来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们热烈争论，有时强辩，甚至互相咆哮，龇牙咧嘴，但最后达成了一顶协议：

“我们犯了破坏罪，炸掉千万群众心中的偶像。我们成了世界的罪人，十恶不赦。现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成为世界法庭甚至群众私刑的猎物！

为了自救，因此，我们必须：

1，宣传我们的主义；

2，说服群众并鼓动群众效仿我们；

3，唤醒人民的兽性，让他们在陶醉中忘掉我们的罪恶。这样，我们就将从破坏的罪人，变为创造历史的圣人。

听说，在大地的另头，有许多无首的龙群。我们要去征服它、统领它、催促它们开辟一个新世界、新纪元。时间紧急，我们不能再等待！只争朝夕，现在就出发！”

他们三人在晨曦迷茫中，消失远方……

这三个人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没有姓氏，谁也不清楚他们的来历。但热爱他们的后人，为他们编了一大段传奇，为他们取了名字，一个叫“人本主义”，一个叫“启蒙主义”，一个叫“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性情和顺，面色腼腆，常有不忍之心，对一切人和人造物，都怀有怜悯、同情。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给人带来“幸福”。

“启蒙主义”，性情沉静，但急功近利。他尊崇人类，在他眼中，人是次神；甚至简直就是神！“一切神不都是人造的吗？”他想，“人在实际上，还高于一切神呢！”他认为，宇宙应以人为中心，万物应为人民服务，人是一切的标尺──而人本主义的职责，就是给人以至高无上的“荣誉”。

“科学主义”温文儒雅，好古博今，常有奇思异想，对一切都怀抱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他视人类为万物之灵，相信天造地之钟秀。他认为，他的最高职责就是赋予人生以“权力”。

天色大亮了。现在他们都能彼此看清楚了。他们贪婪地彼此打量着，带着好奇、仰慕，夹杂着疑虑和信心……他们互相估量，静默无言地盘算……

科学主义第一个开口：“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才有力量。”

“是的，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多么荣耀。”启蒙主义应道。

“我们结成了一个团体！这样幸福！”人本主义说。

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成为一个新人，一个三头六臂的新人，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

“我们平等，我们互爱，我们自由。”

他们急切兴奋地发誓。

一个新的三位一体诞生了。不是印度教的三位一体〔梵天、毗纽、湿婆〕，而是新人的三位一体。

“我是圣父。”  人本主义说。

“我是圣灵。”  启蒙主义说。

“我是圣子。”  科学主义说。

“我是梵天。”  人本主义说。

“我是毗纽。”  启蒙主义说。

“我是湿婆。”  科学主义说。

“我们一同前进，死不分离。”他们赌咒发誓。

彼此彼此的命运使他们齐头并进。他们之间不再龇牙咧嘴互相咆哮。

他们共同感到互相依存的急迫。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是荣誉的保障。”

“团结永远指示幸福的方向。”

“团结！团结！！团结！！！”他们说。

他们经过了许多险阻。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有勇往直前，也有怯阵规避。他们横越整片整片的大陆。他们从一个星球奔向另一个星球……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龙的大地，只找到一些蟒蛇。

渐渐，他们疲累了，而征程似乎无休无止，险阻越来越多。困难、劳累，使他们暴躁，于是他们干了许多残忍的事。他们想用残忍来克服自己、击败世界、征服宇宙。

有一天，人本主义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幸福。我们肯定找不到‘幸福’了。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为了找到它，我们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现在还不行，我受不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找到越来越多的痛苦，无穷无尽的苦痛。”

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急切地说服他：“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我们还可以找到光荣！”

“那有什么用？要是没有‘人的幸福’──一切权力和光荣都是空洞的！”人本主义反驳道。

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最后，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议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开除人本主义在“三位一体”里的平等权利，并立即驱逐。过后，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安全，于是，他们宣布判处人本主义以死刑──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

这样，人本主义被赶了出去，杀死了，遗弃在路旁。

剩下来的两个人又前进了，谁知，他们遇到的阻力却越来越大；或是他们越来越衰弱了！尽管他们又干了许多更为残忍的勾当，犯下许多更为骇人听闻的罪行，但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干出更多更卑鄙的事来，卑鄙得令人作呕，连他们自己也暗皱眉头。

有一天，启蒙主义终于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光荣’。我们找不到‘光荣’了。我们离‘光荣’越来越远。现在我受不了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创造更多的卑劣、无穷的下贱！”

“你怕什么，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呢！难道‘权力’不比‘光荣’好吗？没有权力，就没有光荣，有了权力，就能俘虏一切光荣！”科学主义宽慰他。

“有了‘权力’就有了‘光荣’？牺牲人格的‘权力’我不要！”

启蒙主义激烈地抗辩。

“那我就要开除你！”科学主义说。

“你无权！我和你都平等。一对一不能开除。”

“一对一怎么不能开除呢？还能判决呢！真理只有一个，科学有终审的权力。”科学主义说完，再也等不及对方同意，就把他一枪打死，扔在荒野里了。他觉得这十分过瘾开心，尤其合乎“科学至上”的精神。

现在，科学主义一个人勇敢地前进。他坚信自己就是神的继承人。他坚信这个世界有一张为他铺好的红色地毯，等待他兴高采烈地跳跃、践踏……

他不怕残忍，他不惜卑鄙，他只要权力。

他带着已有的权力，向新的权力驰骋。他运用自如，一度有希望扭转乾坤。然而渐渐地，他感到中气不足，慢慢不支了。在朦胧中他似乎感到，“幸福”和“光荣”也是一种“权力”啊……如果没有幸福与光荣，现实的权力显得那么空洞，那么不充实。

他好像有点后悔自己杀死了两个同伙的暴行。尽管那经过了“合法的、必要的审判程序”。然而，死者怎能复生？所以他不能再同情那位向往幸福的人本主义，也不能再怜悯那争取光荣的启蒙主义，他仅仅是为自己的权力而犹疑……

他精疲力竭地爬着，爬着……

天色渐渐沉暗下来……

他还在下意识地向前爬着。靠着习惯和惯性，机械地爬着。靠着对于权力的无限信念，他继续前进。

四下里一点声息都没有。他满意了。“我的权力征服了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属于我也仅仅属于我的人类──服务的，因为承认我有至上权威的人类，才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

……那是什么？

他大吃一惊！

困惑中到处张望，怀疑自己是否看花了眼。眼花缭乱吗？不是，分明不是！

──在他前面静静躺卧着，他和同志们曾经齐心协力炸掉的那个旧教堂的废墟……原来，远征了多年，他又转回来了，围绕地球一圈──他被卷入全球化的时代，好像一个被诱骗而回头的浪子。他骇然了。他痴呆了。他麻木了。──这就是英雄远征的结果？

渐渐他苏醒过来。开始嘤嘤哭泣，就像一只绝望的小鸟。权力感消失殆尽，哎，那些永劫不复的回忆。空虚。太空虚了。

“人类在哪里？我又在哪里？同志们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他嚎叫者。一百个天问，百问不得其解。

他暗暗察觉出，那片废墟对他已有全然不同的意义。教堂，不再是死一般的奴役，在那寂灭无声中，似乎隐藏一丝捕捉不到的生机……这样，他的情绪由蔑视转成畏惧，在嫌恶中化出虔诚。

“我就这样没落了？”他如是自问，并暗自承认。但他死死不愿丢弃权力，不愿放弃“人类中心的科学思想”。他明白，这是他的本能，是人的源泉力量。

但现在，他对自己实现这一本能的方式，确实产生了怀疑，很深很强的怀疑。他觉得，那教堂也许是对的。他觉得，即使在那教堂深处的祭坛上，也渗透着很强很强的人本主义的灵魂。

他还有一点点力量。他多想重建那亲手炸掉了的建筑。但不要旧的，而要一个新的。一个散发着活力的教堂，一个拒绝远征，只要肃穆的新圣殿。这圣殿洋溢独特的风格，蕴藏无理的魅力──它以肃穆为远征。

但科学主义已经没有能力来行动了。他剩下一点心力，仅够思虑。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悄然逼近。新圣殿，要留待新一代了。他们，是真正的建筑师。他们，是创造者，不是跋涉者。他们，有余暇回味自己的丰功伟绩，并把这余暇作为最美的幸福，最高的荣耀，最大的权力。

新内容，要留待新形式。旧形式已经式微、破裂。旧的精神也已死去，伴随着它的骨骸……

他停止了哀哭和希冀，归复古老的宁静、无边的肃穆……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有些微微发亮了。一切仍不清晰，懵懵懂懂的……

“天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二十一世纪！”科学主义的遗嘱如此说。

然而，他呼唤的是哪个“天”呢？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分析个人主义

一味强调“权利”和“权力”的欧洲文化，往往忽略了其反面，即“义务”和“压力”。而我们却知道：正常的权利必须伴随着义务，正常的权力也必定带来压力或源于压力。我们发现，“权利”观念曾在西方历史上起过巨大的压力作用，虽然许多人一般只能看到权利〔尤其是个人权利〕观念“起了解放的作用”。例如，正是个人权利观念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刺激了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蜂起，并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暴民政治。与暴民政治互为表里的僭主政治，如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或回教专政等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领袖头像”为群众队伍的先导的。 

一，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一味强调“权利”和“权力”的欧洲文化，往往忽略了其反面，即“义务”和“压力”。而我们却知道：正常的权利必须伴随着义务，正常的权力也必定带来压力或源于压力。我们发现，“权利”观念曾在欧洲历史上起过巨大的压力作用，虽然许多人一般只能看到权利〔尤其是个人权利〕观念“起了解放的作用”。再如，正是个人权利观念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刺激了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蜂起，并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暴民政治。与暴民政治互为表里的僭主政治，如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或回教专政等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领袖头像”为群众队伍的先导的。 

说来可笑，备受资产阶级报纸抨击的无产阶级革命，其实都是从资产阶级革命那里邯郸学步的。例如，二十世纪风靡世界的“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独立战争〔英文原义是“革命战争”〕和南北战争；而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雅各宾专政和巴贝夫密谋也极为相似。而法国革命的前身毫无疑问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至于英法革命之间的必要环节和“感染源”，显然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因此美国人自己对独立战争的正式称呼是：“革命战争”。美国革命中抄没不同政见者家产并将他们流放国外的做法，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纳粹主义甚至中国革命，都起了极为恶劣的示范作用。谁能保证，这种大规模的人身侵犯和财产充公，不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国有化”等理论的“先行者”呢？

这种先行作用，在威廉·特库赛·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年〕身上，同样也有表现。谢尔曼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联邦军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向平民宣战”闻名于世。作为“美国内战英雄”，谢尔曼将军的名言是：“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州都鬼哭狼嚎！我要让整个乔治亚变成地狱！我要让所有乔治亚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穷人和富人，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的军团将毁灭乔治亚州而后快！”“如果人们觉得我残酷和残忍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们：战争就是战争，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博得人们的好感! 战争就是地狱！如果你们想停止这一切，想要和平的话，你们和你们的亲人就应该放下武器停止这场战争！”这些观念显然都是“超前于十九世纪”的革命观念，开辟了二十世纪的种族灭绝战争的先河。

1862年7月，谢尔曼被任命为孟菲斯军区总司令，负责对南军的坚固据点威克斯堡〔Vicksburg〕发动进攻。由于兵力不足，攻击并不成功，战局陷入僵持。之后， 北军司令格兰特将军的大部队投入进攻。由于久攻不下和伤亡惨重，恼羞成怒的北方联邦军开始迁怒于城内的南方邦联国的平民。格兰特下令摧毁威克斯堡的一切目标! 数百门重炮对城内的军事设施和民宅进行连续数月的猛烈炮击，把威克斯堡的所有建筑炸成了粉末，无数“无辜的平民”被炸得粉碎。长达一年的围困造成的饥饿和屠杀性的炮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亡。1863年7月，联邦军攻下了威克斯堡。 

1864年秋，谢尔曼被任命为西部方面军最高司令官，率领十万联邦军和二百五十四门火炮，击败南军蒋斯顿将军〔Joe Johnston〕、胡德将军〔John B. Hood〕，攻入乔治亚州，并于9月1日进占了未作任何抵抗的南方重镇亚特兰大市。谢尔曼在占领后对当地居民下达了公告，要求所有民兵放下武器，所有市民离开市区。之后，就命令北军在11月离开前纵火烧毁整个城市。成千上万名老人和妇女为阻止联邦军火烧亚特兰大，坚决拒绝离开，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还在城市里，北方联邦国的军人为了顾及他们的性命，就不会放火。但他们太天真了。当联邦军准备纵火时，老人和妇女们跪在地上，死死抱住联邦军士兵的大腿，放声大哭，声嘶力竭哀求士兵们看在上帝的份上，饶恕他们的城市和家园……但士兵们一脚踢开他们，同时在城市的各条街道纵火。 

大火迅速蔓延全城，联邦军士兵自己安全及时撤出了城市，并不理会那些老人和妇女。可怜那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妇女，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火前绝望地挣扎和惨叫，相互践踏……没有一人逃出火海。 联邦军同时严厉警告撤出城外的亚特兰大居民，任何人如果试图救火，一律格杀勿论! 大火足足延烧了半个月之久。曾经是南方最繁荣最美丽的城市亚特拉大在这次浩劫后荡然无存，全部化为废墟，只剩下了一条街幸存下来。这条街如今成为了亚特兰大的一个历史象征，被叫做地下街〔The street under ground〕。这整条街的确是在地下，要坐电梯下去才能到达。换言之，如今整个亚特兰大都是在原来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旧的市区被完全地摧毁，埋到了地下。 

那么，谢尔曼如此形势是否自作主张的孤立行动呢？不是。他是得到充分授权的。不是别人，正是林肯总统的爱将、北军司令格兰特给谢尔曼下达了那条著名的命令“create havoc and destruction of all resources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enemy。”明确要求谢尔曼对南方进行毁灭性摧毁，推行彻底的恐怖主义：即不但要消灭敌方的军队，还要消灭敌方的平民，摧毁其经济基础和民心意志。谢尔曼于是给林肯写信表忠心说：“南部必须由我们来统治，不然南部就要统治我们。我们必须征服他们，不然我们就要被他们所征服。他们除了要征服我们之外别无他求，而妥协之谈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知道，任何妥协都只能遭到他们的嘲笑。……所以我是不愿意去哄他们的，更不愿用让步去迎合他们，只有让他们饱尝战争的苦头，使今后几代再也不敢诉诸战争。”在这封信中，他还提出这样一种恐怖政策：“我们应派军官、警察、法庭深入到南部的各个角落。……至于时间，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都在所不惜。我们一定要清除和摧毁一切障碍，有必要的话，就杀死每一个人，夺走每一寸土地，没收每一件财物，一句话，破坏我们认为应该破坏的一切东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军事问题上，谢尔曼提出一套与格兰特、林肯的恐怖主义相仿的见解。他指出北方军队进入南方“好像一只船入海一样，这只船破浪前进时划了一道航迹，但随后马上就消失了，而没有留下永恒的痕迹。”因此，他竭力主张打破古典的军事传统，采取类似三光政策那样的战略战术，打出一个明显的结果来。谢尔曼的观点赢得了格兰特和林肯的一致称赞，也为自己博得了美国“第一个现代将军”的血腥称号。战后，谢尔曼于186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869年继格兰特之后任美国陆军总司令，一直到1883年退休，德高望重，举国景仰。 

1864年11月15日，是谢尔曼把冷酷的政治理论和绝伦的军事行动付诸实践的时候了。他在捣毁了亚特兰大市的全部铁路和工业设施，并把市区烧成灰烬之后，率领二百一十八个团组成的大军，带足了军火，却没有带粮食，因为他确信从乔治亚州这个号称南部同盟的“储藏室和粮仓”，可以榨取一切军需。在谢尔曼看来，对南方普通人民的打击必须和对武装部队的打击一样彻底。从亚特兰大开始，尽管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北军一直相当顺利，但为了吓住南方平民，他命令部队将遇到的民房一路烧下去，同时杀死所有的牲畜和反抗的人。1864年11月，谢尔曼大军离开亚特兰大，开始对南方进行长达一年的灭绝人性的大扫荡。谢尔曼的部队以六十英里的正面径直向前推进，彻底摧毁所到之处的一切物资设施，抢劫平民的粮食和财产，杀死反抗的平民，焚毁农田，炸毁村庄，用石灰封堵水井，捣毁铁路，抢劫和驱逐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居民，烧毁一座又一座城镇。谢尔曼的部队还没有来到，十几英里之外就可以看见蔓延而来的冲天火光，而当谢尔曼的部队离开的时候，地面上只剩下了烧焦的泥土和孤零零的几个正冒着烟的树杆。 一路上，谢尔曼大军摧毁了沿途所有车站、铁路，扫荡了所有的种植场和农场，很像二十世纪的总体战、焦土作战、三光政策。

仅仅用了一个多月，他的军队就横穿南方邦联，抵达东海岸，并于1864年12月22日一鼓作气攻下了南方著名的港口城市萨瓦纳。12月23日，谢尔曼发电报给总统林肯林肯报捷：“请允许我把萨凡纳市，包括其中的一百五十门大炮及大量军火和大约二万二千包棉花，作为圣诞节的礼物献给您。”之后，将城市本身付之一炬，片瓦不留，时值美国人民最为重视的圣诞节前夕。1865年2月1日，谢尔曼大军离开萨凡纳开始了第三次远征。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北上经过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直捣北卡罗来纳的罗利，最后与格兰特将军会师于弗吉尼亚。在南卡罗来纳，谢尔曼大军继续实行毁灭性政策。他们摧毁了一切铁路、桥梁、工厂、仓库和企业，并宣布：“反叛从这里开始，也将在这里完结。”同时，他们还以“最坏形式的战争灾难”来惩罚各地人民，一座座庄园被夷为平地，大量的财产被席卷一空，实在搬不走的就地分给黑人。此外，谢尔曼还把大片土地分给黑人居住使用，因此大得黑人奴隶的欢心。黑人们向大军提供情报，充当向导，帮助他们寻找食物、住处和衣物。有的黑人冒着危险把被敌人俘虏去的北方联邦士兵救出来。这与中共后来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十分相似。这样一来，谢尔曼部下的黑人联队就得到各地黑人奴隶的支援，越战越勇。1865年2月16日，谢尔曼大军轻而易举地攻克了哥伦比亚城，两天后，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查尔斯顿。3月3日攻占克劳，3月7日进入北卡罗来纳境内，3月12日到达法耶特维尔。3月27日，林肯、格兰特、谢尔曼相逢于西蒂波国特。北方3个最关键的核心人物对即将开始的最后一仗和国家未来前途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并做出了相应的战略决策。

在1865年初，谢尔曼大军攻入南卡罗莱纳州的首府哥仑比亚，纵火烧毀了整个城市的全部民居和公共设施，只有南卡大学和行政机关的建筑得以保留。有多少平民葬身火海已无从统计。 之后，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又一路向北烧杀上去，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在查尔斯顿，南军对他进行了顽强抵抗，谢尔曼就用数百门重炮对查尔斯顿进行屠杀性炮击，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于炮火。待到谢尔曼将军攻下查尔斯顿，已经一片断壁残垣。就这样一座已经变成废墟的城市，谢尔曼大军也不放过，照例点了一把大火。在查尔斯顿的郊外，至今还留下一堆堆被北军焚烧后的黑瓦砾庄园。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是南部邦联国总统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内战之前，该州在全美富裕榜上名列第五；内战期间，该州60％的白人青壮年被杀，90％的城镇和种植园化为灰烬，平民的私有财产损失殆尽。战后，密西西比州不仅从此沦为全美最贫困的州，而且这种贫困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按照当时的物价，谢尔曼的作战造成了一亿二千万美元的损失，然而其中只有二千万是为了作战需要而破怀的，其余的都是“毫无目的”地破坏。按今天的市值计算，谢尔曼的大扫荡给美国南方造成了两万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数十万平民死于谢尔曼军团的大扫荡、抢劫引起的大饥荒，上百万人沦为难民。当时南部邦联国的总统戴维斯称谢尔曼为“美洲大陆的阿提拉”。面对指责，谢尔曼则回答“战争就是地狱！”〔War is Hell〕显然，这正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逻辑，也是战犯法庭所要追诉的战争罪行。谢尔曼的行为彻底打破了古典时代战争的界限，他把战争扩大到了全体人民的头上。一百多来美国南方民众对“谢尔曼的大扫荡”一直耿耿于怀。从内战结束直到今天，在南方谢尔曼这个名字都几乎与“魔鬼”同意。在美国历史上谢尔曼也许是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激赏的人把他看作战争明星和胜利凶神，厌恶的人则视其为低劣的魔鬼，彼此吵了一百多年还未结束，估计将来也还会继续下去。值得注意，这位屠夫还在1870至1880年间发动了对于印第安人的大规模灭绝性作战，彻底消灭了许多地方的印第安人。

由此可见，二十世纪全球“总体战”的序幕，是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揭开的。美国能赢得世界大战，不是偶然的：不仅依靠其生产能力，而且依靠其总体战的干劲。而我们后面将要批驳的“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论，不仅被美国的南北战争所否定，而且这个南北战争还是空前残暴恐怖的一页，注定给后来的历史作出最为恶劣的示范。

是权利观念导致权力主义的兴起，还是相反，是权力主义导致权利观念的兴起？结果都是权力被看作善的源泉，尤其达尔文主义所描绘的进化故事，更加使人相信，强权就是公理。上述简单的脉络提示我们：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奴隶解放、民族解放甚至现代极权主义具有亲缘关系和逻辑联系。例如，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暴民政治为先导，走向僭主政治即暴君政治的，而不是相反。此即英国人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原名Eric Arthur Blair〕所谓的“自由即奴役，民主即独裁”的逻辑联系。当然，我们不妨把上述的逻辑联系和亲缘关系视为“一种积极的作用”。“权利”观念的兴起，给整个社会及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活力，当然，这种活力往往体现为“对某种压力的反压力”。无疑，这种活力对社会的变化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称之为“进步”的那种东西，起了促进作用。这些“进步”同时也使社会充满了危机，并迫使社会在进步的道路上冒着更加巨大的风险和危机……就这样，欧洲文明逐渐把它自身的危机扩大到了全世界，造成了全球危机。

进步观念结果导致了极端虚无主义的出现：“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从如此的进步观念来看待权利观念的兴起，可以说是“利多于弊”吧。但是，曾几何时，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了。而使现代世界富于特色的“福利政策”，作为权利观念所孵化出来的胎儿，在使欧洲及其殖民体系的社会衰老化过程中，居于关键的地位。毁灭现代文明者，其必“福利”乎？而现在，从权利观念及“权力主义”迸裂派生出来的各种魔瓶妖孽，已经把整个世界弄得疲惫不堪了。

二，权利观念的危机

权利观念其实不是欧洲的特产，而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形成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样，权利观念的危机和权利观念的分化一样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

早在古代埃及的中王国末期〔公元前1750年左右〕，史料就记载了贫民和奴隶终于作为个体起来活动，不再是集体的螺丝钉。如荷兰莱登博物馆所藏的第344号纸草所示：

《记国中灾难》

“真的，人是凶暴的……以前所预言的事，现在都实现了。好的田地落在匪徒之手，因此人们要带着自己的盾牌出去耕耘……温和的人们说……脸貌凶恶的人已变成重要的人了……是的，人是凶暴的。弓箭手已经准备好，恶徒到处都是。昨天的人都没有了……强盗遍地皆是。奴隶将要带着被盗窃的人去寻找他们……尼罗河在灌注着，可是没有人为它而耕耘。每一个人都说：‘我们不懂，到底国内发生甚么事情’……妇女不生育，不怀孕。

人们的心情是残酷的，疫病遍于全国，流血到处发生。死者的死，还在迫近人们之前，就已避免不了。……每一个城市都说：‘让我们打杀我们中间的富有之人吧。’……过去穿着白色礼服的人已经没有了，大地像陶钧一样翻转起来，强盗已变成财富的主人。……只有王宫的一些围墙屹然犹存……南部的大船笼罩着混乱，城市都遭到毁灭。南部已变成沙漠……鳄鱼和阿芬那鱼都得到丰富的食物……人们是自己走向它们那里去。……国境变成沙漠，各州被洗劫一空，蛮人从外面攻进埃及。各处不复有埃及人。黄金、琉璃、白银、孔雀石，都挂到女奴隶的颈上去了，贵妇人在国中流浪。……

全部南方因为内乱而不纳税了。王宫所需的物、果子、炭、桅……箱……其他果实、手工制品、果实、黑脂，都感到缺乏了。国库既然没有自己的税收，又能有什么用处……只有当贡物来到，呈献给国王时，国王的心才会欢乐。看！每个异邦都说，‘这是我们的水，这是我们的田。’你又用什么办法来反对这样说法，要知道一切都趋衰落……笑已被遗忘了。任何地方也听不到笑声了。

……真的，亚细亚人已经越来越变成和埃及人相似，而埃及人却变成和那抛在路上的外国人相似了。真的，所有的人毛都已脱落了。大丈夫之子和那无父之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了……

真的，贵族的孩童被摔在墙壁而死，可爱的儿童被抛到高地上去。那些本来躺在涂膏防腐地场的人们，他们现在已被抛到高地上去了。涂膏防腐者的秘密已被揭破了。真的，那全部三角洲，它已不再是有防卫的了。那北国所贵重的东西，已经摆在公然让人袭击的道路上了。……蛮人对于三角洲的工作，已经熟识了。富裕的人去做推手磨的工作。那些本来穿着精美的麻布衣的人们，现在却遭到木棍的痛殴。那些本来看不到白昼光辉的人们，现在却自由自在地出现。……女奴隶越来越擅长自己说话了。……今天的滋味又似什么？贵人饥饿而陷于绝望，奴仆们却受到服侍。因为怨言，愤恨的人说，‘要是我知道神明何在，我就可以供奉祭品了。’真的，在国内，权利仅有其名而已。罪业──这也就是人们所创造的东西，人们为罪业而撒谎，兵士就像强盗一般，向着商人的袋子奔跑。那全部财产都被盗窃了。甚至动物们的内心也在哭泣，刽子手正在割切它们。人们杀死自己母亲的兄弟……道路无人，因为路上有埋伏。当夜间旅客走过之时，人们就坐在树丛里面，为的要夺取他的行李担。所有行李担上的东西都被夺走了。旅客不断遭到棍子殴打，还被打死。那些曾经见过昨日的人，死亡了。国家在其无能为力之中，就像收割以后的亚麻田一般。

……啊，何如人类的末日来临啊！不怀孕也不生育罢。啊，安得国中呼号止息而骚乱不生啊！……人们没有农服、油脂和奶油。所有的人都说，什么都没有了。粮食被毁了。守仓的人被打翻地上去了。……档案库也被打开了。档案库中的租税公告表也被偷窃。奴隶已变成奴隶的所有者了。官吏已被打死，他们的公文书被拿走了。计算收成的书吏，他们的登记簿也被毁灭了。埃及的谷物已成为公有的财产。审判厅的法律纸卷已被抛出，在十字路口，人们就在那纸卷上行走了。在街上，穷人碎裂那纸卷上的印章。真的，贫穷之人已过到九神的地位，因为那三十官家的公务管理已失去它的隐秘性了。那宏大的审判厅已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了。穷人进出那宏大的宫殿，……这摆在他面前的一切似乎都是美丽的。

看啊，火高高地升起来了，达到国境的敌人那里，那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也发生了。国王被穷人捕捉去了，他原来依国王仪式埋葬，现在却躺在平凡的担架上了。国王的陵墓本是金字塔所覆盖的，现在却是一片荒凉。看啊：国家被一些不知法律的人夺去王权。那疆土无边的国家所隐藏的奥秘，已经为人所知。国都已在顷刻间遭毁。……上下埃及之王的神秘已为众所共知。国都已被贫穷之人所扰乱。”

上述古代埃及所遭遇的惨剧并不孤立，我们在此援引它，只是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造反记录。这类造反无疑源于社会危机。“危机”是什么？危机是生长的征兆，没有危机则创造性生长不可思议。同样，开创性的生长不是简单的重复生长，而是创造性愈大，作为其代价的“危机”亦愈深刻。

有人把危机分为两种：上升时的危机与没落时的危机，上升的危机一旦解决之后，就开始了一个生长期；没落的危机即使得以解决，伴之而来的却还是进一步衰落。我并不同意这种分类。从总体看来，不论什么危机，其后果总是转折与生长，而所有危机总是由生长时刻的失衡状态引起的。即便是最为消极的死亡，也为新的生命空出了地盘，也就是留下了最为珍贵的“位置”和“生存空间”。

内在的衰落常常并不伴随明显的外在危机。所谓“危机”，乃是生命的紧张状态，接近“痉挛”的实况，而内在的衰落常在宁静的和谐中归于死亡。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不论个人的、社会的、还是文明的“青春期”，既是发展最快的年代，也是危机最多的年代。心理危机在成人身上相对较少，老年尤其平静，因为生长已经停止，不再奢求“富于朝气的痛苦”了。一个社会更是如此。社会的严重危机，说明其中确有某种生长的势力，如果没有，社会性的危机也就无从发生。没有“没落的社会”，只有“被没落势力垄断和压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旦危机开始，就是生长的势力开始崛起，打破腐烂的平衡。危机既然不足挂虑，可悲的只是危机中的晕头转向。

2007年3月25日是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二百周年。然而，奴隶制在英国并没有成为“过去”。2007年2月26日，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和国际反奴隶组织〔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公布了一份长达七十九页报告，名为《英国当代奴隶制》，揭示了今日英国仍然存在大量“隐性奴隶”，当然，这些人是被军队和监狱以外的奴隶集团所控制的；这些人被犯罪集团和人口贩子控制，像奴隶一般被迫工作。而政府和警方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该报告的作者之一、英国“赫尔大学韦尔伯福斯奴隶和解放研究学院”的加里·克雷格〔Gary Craig〕表示，奴隶制在全球化的今天普遍存在，“事实上，鉴于交通和管理成本，现在买一个奴隶比二百年前还更便宜”。这是因为存在广阔的国外市场。“今日的英国存在奴隶……只不过这些奴隶被‘隐藏’起来了。”国际反奴隶组织的负责人艾丹·麦克奎德〔Aidan McQuade〕在报告发表后第二天再次确认了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很多人不知道奴隶制依然存在，是因为奴隶制的许多性质已经改变。《英国当代奴隶制》认为，英国的“奴隶”主要是强迫劳动力、被债务控制的人、性奴和童工。麦克奎德说，这些人受强迫或欺骗而进行工作，薪资微薄甚至没有任何收入，“雇主”通常通过精神、肉体的虐待或威胁来控制他们。《英国当代奴隶制》认为，最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雇主”并没有真正施暴，只是采取一种威吓形式，如没收“奴隶”的身份文件，但这足以起到控制作用。因为失去了身份证件就几乎踏进了监狱的大门。

报告还指出，“当代奴隶制在全世界无处不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保守估计，全球范围内的“奴隶”产业，年收益高达三百二十亿美元〔约合两千八百亿人民币〕。目前全世界至少存在一千二百三十万名“奴隶”，其中至少有三十六万人生活在工业国家，许多是被迫劳动的外籍劳工。“当代奴隶制”最严重的是东南亚、拉美、美国、非洲和欧洲部分地区。发达国家“奴隶”的重要来源欧美国家的非法移民问题。2003年，欧盟有三千四百五十万非法移民，这个数字每年至少以四十万的速度增加。2006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美国每年有六十万到八十万人被贩入，其中八成是女性，一半是未成年人。在当代奴隶中，最主要的就是卖淫和强迫劳动。至于英国，它现在不仅是“奴隶”接受国，也是中转地。粗略估算，在过去十年间，大约有一万名妇女和四千名儿童被送到英国当性奴，这些人主要来自东欧、非洲、南美和亚洲。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奴隶”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英国的，他们往往持有工作签证。但由于这些人不了解自己在英国所拥有的权利，语言不通，而沦为“奴隶”。对此，报告的解释是：英国是欧洲最灵活的劳工市场之一，工作时间、录用和解聘制度比较弹性，对于合同签订时间长短和薪资多少没有硬性规定。因此在英国，建筑、农业、清洁和家政成了外籍劳工的“天下”，这些领域也最容易发生剥削现象。雇主更愿意聘用外籍临时工，薪资低廉且可随意开除。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许多雇主威胁外籍劳工，若不符合要求就会撤消工作许可。

英国公共服务业工会〔UNISON〕在2006年《国际劳工移民》报告中指出，外籍劳工对于英国的经济十分重要，因为政府没有给予这些人应有的保护。“英国警方和内政部都承认奴隶制的存在，但由于政府内部对于‘入境外籍人士’所持的态度不同，导致奴隶制问题始终处于英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之外。”麦克奎德说，英国政客虽然口头上抨击“奴隶制”，但现有的司法和政治框架却无法进行持续、有效地打击行动。政府至今都没有签署欧洲议会的《反对人口贩卖活动公约》。非法移民不愿和警方合作，害怕会被移民局遣返回国。如果揭发“雇主”和“中介”的罪行，在得不到政府的任何保护情况下，他们还可能遭到袭击或被再次贩卖。

古人所谓的“天下溺”，指的正是某种绝大的世界性危机，可是，天下并不会真正被溺的！“溺”的状态，不过是其中一部分人的状态，而不是全体。所以一切的“溺”都会导致一种新的拯救，即未溺的部分搭救已溺的部分。例如，权利观念的危机，激起了新的权利观念和新的权力形态。危机常常激起最深刻的本能力量，使人精神弥满，如果生活没有危机，生命的波澜也就止息，沉寂变得可怕。真正的战士不惧危机，而且怀有深深的欣喜：新的势力正在生长，自然将有新的拯救行为出现在危机过程中！即使仅仅为了这些拯救行为，危机与冒险也是值得的。

三，权利观念的变化

“权利”作为一个宣传口号，使得醒觉意识向社会下层和文明边缘蔓延，从而扩大了“权力”的膨胀速度，“权利”结果成为对于“权力”的报酬和奖赏，为了继续保持这一力量扩张的势头，与“权利意识”和“权力主义”的决裂，被看作“不现代”的甚至“不人道”的。欧洲文明正是如此以“权利”和“权力”为杠杆，把传统美德所束缚的人，变成了达尔文主义背景下的野兽。尽管中国文明的末流被日本留学生鲁迅称为“吃人的”和“野蛮的”，但我们却希望“中国文明的礼教”可以把达尔文主义训练出来的野兽士兵再度驯化为文明的人──其方法可以在本书即将谈到的“历史教”原理中找到……

“欧洲”与“中国”这两个极，将在全球化过程中合一，那时候，中庸之道就会从一个抽象的观念，获得具体的实质性。“欧洲”的正在没落的一切，“中国”的正在兴起的一切，欧洲文化的“客观性”的物理科学，中国文化的“主观性”的心理玄学，在全球意识的精魂中，在大战略的布局下，可以扩大个人主义的外延，把个人的幸福与全球的合作衔接起来，从而缓和进步观念所造成的全球危机。“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这样的美化不是纯然消极的，而是创造了更高的标的。在回忆的想象里，超现实的精神出现了，危机所促成的色彩，将比平板苍白的生活更有意味。不仅在回忆是这样，理论也是如此。根据我的理解，“西方的个人主义”在生活中的面目，完全不如它的理论表达那样精彩，经常显露冷酷的粗糙，缺乏礼教的优雅。正如“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语言的韵味和理论的精致也美化了生命的腐败之处”。例如，在个人主义社会中，儿童受到虐待的比例经常高于家族主义社会，所以西方国家严刑峻法以待之。

由此可知，为现状辩护的许多理论，是建立在某种相应伪善和有害的基础上，需要对文明史、人类史、生命史甚至宇宙史的基本事实，视而不见，这样才能侈谈“人人同等的权利”。这类同等的幌子本来作为战术工具、掩盖巧取豪夺的口号，倒也情有可原，但真的拿来作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却未免太过危险了。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伪善”必须澄清，否则人类文明的全面整合必定遭到破坏。单向度的个人主义，现已堕落成纵欲的口实〔“理论”〕。当代世界中的一切灾难从心理的角度视之，都是单向度个人主义的流毒所及的结果。所谓单向度的个人主义就是“除了犯法不做之外一切可以极端利己”。而双向度的乃至多向度的个人主义，则是具有“仁”“义”“道”“德”等多层面及多向度。

双向度乃至多向度的个人主义，是全球政府的基础；它以天子为表率，它把天子列为全球文明的焦点和方向。而新型的个人主义，甚至以天子之光来导航。双向度多向度的个人主义，融合各种纷乱歧义的单向度个人主义，成为经纬的秩序。

天子不同于基督：基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天子的国就在这个世界，天子是现世与个人的融合者。

我们平心静气地期待一个天命的个人来融合一切动物的个人……而不再被古典意义的“征服”问题所困扰。我们理解：彻底的征服，就是融合：成功抵抗了那不可逃避的增熵宿命。所以，单向度的征服的观念，不外乎基于三种误解：

〔A〕自卑和弥补的努力。

〔B〕自我中心的幻觉。

〔C〕自大的炫耀。

这种意义的 “征服”既然是单向度的，就是败坏的开始，是出于一种对“文化”的不解，是暴力崇拜。双向度乃至多向度的 “征服”，不再意味着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的奴役，而是表述人与人之间一种融合的甚至融洽的关系。可见，十六世纪“殖民时代”开始以来人们沉湎其中的单向度的征服概念，应该终结了。

在全球政府的思虑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甚至人与命运的多向度的融合关系，必将建立，从而挽回地球环境横遭破坏的恶果。这些恶果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以“人类幸福”美其名曰的自我中心论，已经作为潜意识毒害了整整几代人类。其毒性浸透整个人间，使社会加速离心倾向，文明解体的现象日趋严重。是时候了──结束关于“征服自然”、“征服人类”的梦境，建立“融合自然”、“融合人类”的文明，这是挽救人类的唯一道路。

四，极端的个人主义

弗洛伊德生于摩拉维亚〔现属捷克〕，四岁随父母移居维也纳。医学专家却闯入文明起源的探讨，可谓不幸之至。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治疗神经错乱应不同于别的医药方法，它主要靠谈话方式进行。其实，这个方法是对天主教告解〔忏悔〕仪式的某种剽窃和滥用。这个方法还用所谓的“对自我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意识的心理过程是整个心灵的分离部分，他由此否定了传统的观点：“心理的即意识的”；第二，性的冲动，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并且性的冲动对人类最高的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弗洛伊德还吹毛求疵地认为，过失常被当作微不足道的心理现象，它的起因是由于机体的或心理的原因而引起的注意扰乱。其实，过失〔如口误、笔误等〕是有意义的，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意向”或“倾向”。过失是由两种倾向同时引起的结果。一种是干涉的倾向，另一种是被干涉的倾向。如在把“开会”说成“散会”这个口误中，“要开会”是被干涉的倾向，“散会”是干涉的倾向。干涉的倾向是由于原因藏在心底不愿说出的倾向造成的，而对干涉的倾向的压制则造成口误。 与过失一样，梦也是健康人所具有的但被忽视的心理现象，梦也有意义，梦的研究是研究神经病的最好准备，而且梦本身也是一种神经病的症候！他认为梦有显义和隐义两种。记得的、可以说出来的梦是梦的“显义”，被伪装了的、由释梦的工作所揭示出来的是梦的“隐义”。所以可以记住的梦并不是真的，只是一个化了装的代替物，我们顺着这个代替物所引起的观念，就可以知道梦者原来的思想，将隐藏在梦内的潜意识内容带入意识中。梦的隐义常被压抑，而通过种种伪装才在梦中表现出来。而儿童的梦多半未经化装，其显义和隐义一致。梦是欲望的满足。神经病的症候背后都有意向，症候是有意义的，与病人的内心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是欧洲文明急剧衰落的标志，在癫狂的二十世纪影响了西方的心理学、医学、人类学乃至史学、哲学、文学艺术，遗祸无穷，甚至对集中营、大屠杀都有间接影响。在精神分析学内部，像阿德勒、荣格等人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有尖锐的批评。弗洛伊德用性本能说明宗教、道德和文化的起源发展，可以称为“极端个人主义的”观念。他把人统统视为精神病人。他的师兄布洛伊尔曾用催眠法治疗一个癔病的女病人安娜。这个病人有个特殊症状，就是几个星期内干渴得无法忍受时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状态中，她诉述自己童年时，如何走进她不喜欢的女家庭教师的房间，看见她的狗从玻璃杯内喝水，引起了她的厌恶，但由于受到尊师传统的压抑，只好闷声不响。她在催眠中，恢复了对往事的回忆，发泄了愤怒情绪，治愈了不能喝水的怪病。这种治疗主要是通过谈话进行的，所以弗洛伊德称之为“谈疗法”，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成果，建立自己的精神分析法。

那么，被压抑的欲望又是什么性质的呢？弗洛伊德以为主要是性的欲望！而性的扰乱竟是神经病的根本原因。他于1896年出版了《癔病的病因学》，提出了诱引说〔the seduction theory〕，以为儿童幼时天真，并无性的冲动，只因受了成人的引诱，才导致了性冲动产生。到了1897年夏天，他进行了“自我分析”，发现了自己幼时对亲生母亲具有性欲、对父亲具有敌视，于是他放弃了引诱学说，而认为儿童具有性生活。但被他剽窃了理论基础的师兄布洛伊尔完全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性的荒唐观点。

随着欧洲文明中色情和暴力的持续发展，弗洛伊德的著作日益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性趣”。新的精神分析学会在欧洲大城市里纷纷建立起来。在欧洲最为悲惨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名声却达到了最高峰。1910年以后，美国报刊充满了弗洛伊德的文章，1920年后，美国出版了两百部以上的书籍论述精神分析。与这种病态理论同时发展的是他自己的病态，他在1923年患上了口腔癌，死前十六年经历多次痛苦之极的外科手术。1939年客死英国。

为什么说弗洛伊德的学说对集中营、大屠杀都有间接影响？这源于弗洛伊德的死亡学〔Thanatology〕。自1900年开始，他的思想日趋变态，到1920年，竟然模仿尼采的腔调发表了《超越唯乐原则以外》〔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直接提出了死本能的概念。他说，“死亡以死本能的形式，成为一种消灭生命的势力，而所有生命的目标都表现于死亡。”后来他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又以生物学观点，将本能区分为性本能及攻击本能。他说，“我们以为本能有不同的两类，即最广义的性本能可称之为Eros‘食色’本能及以破坏为目的攻击本能。”弗洛伊德在提出攻击本能之后，便先发制人地以性恶论的理由堵塞性善论者之口。他指出，“历史的事实及我们的经验……都证明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主张人有攻击破坏的特殊本能之说不是因受历史教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影响，而是由于估计到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现象的重要。”而就被虐待狂现象看来，“就可见它有以自我破坏为目的一种趋势。”“本能的目标在欲恢复事物的较早期的状态。”这个目标被称为“复旧的强迫性”〔repetitioncom－pulsion〕。他说，“假定远在往古，生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起源于无生物，那么，据我们的假设，那时便有一种本能要以毁灭生命而重返于无机形态为目的。又假定我们所称的自我破坏的冲动起源于这个本能，那么这个冲动便可被视为任何生命历程所不能缺乏的一种死本能的表现。”所以他相信本能可分两类：食色本能要将生命的物质合成较大的统一体，而死本能则要将生命的物质复返于无机的状态。这个荒谬的理论，对暴力进行了充分的合理化，它源于淫乱受阻的绝望：“与母亲在性的方面合为一体，或安息于她的怀抱之内，或最终到达了死的城堡，子宫内的毫无紧张的涅槃境界。”这是完全否定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主张生不如死，为极权主义的杀人和强迫自杀提供了理论根据。

为什么说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是欧洲文明急剧衰落的标志呢？因为弗洛伊德对文明的态度是毁灭性的。他的《文明及其不满》认为，文明的进步不能增进人的快乐，反而增进他的痛苦。不论色情还是暴力〔性或攻击的冲动〕，在正常的文明社会里都要受到克制或压抑，不能肆无忌惮地要求满足，所以人不可能幸福！弗洛伊德认为“爱与文化的利益相反，文化的严酷的限制威胁着爱。”他说，“就性已成熟的人们而言，对象选择限于异性，凡属生殖以外的满足多作为反常而被禁止的。……这些限制的措施可能把有正常的性能力者的性兴趣纳入合法的轨道而不受干扰。但是可以许可的异性爱情的唯一出路还要受法律和一夫一妻制的进一步的限制。”依照他的观点，人如果可以随意乱伦，甚至发生同性关系，“复返于原始的情境，我们将远为幸福了”。

显然，这些搅乱伦常的谬论，对二十世纪越演越烈的色情、暴力、恐怖活动的泛滥，无疑是疯狂的催化剂。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弗洛伊德搜集材料的方法就已经受到当时严肃心理学界的广泛批评，但这阻挡不了其谬论的扩散，因为他的变态学说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急剧滑坡，而且“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只不过其结果是“顺之者亡、逆之者昌”罢了。

　

五，走向全球化的权利和权力

1981年我看过一份报告，是个美国宗教组织制作的，内容预言某种个人主义宗教将席卷中国，而其基本论据则是中国空前的“精神真空”。

为什么有了“精神真空”就会有个人主义宗教的容身之地呢？难怪圣经上说“你们有眼却看不见”……作为职业的宗教家们，在现代意义的小乘佛教即西方议会民主主义〔1949年〕和现代意义的大乘佛教即东方社会帝国主义〔1991年〕都已经先后破产的中国，较之小乘的议会民主主义和大乘的社会帝国主义都更为原始落伍的“中世纪势力”，反而会渔翁得利？

报告的作者断言儒家传统已被摧毁。其实在五胡乱华之后几百年间，中国本土文化也是如此“已被摧毁”。但是不久之后，唐宋文明就在秦汉文明的废墟上兴起了。所谓儒家文化不是凭空生出的，它是中国土壤的一部分，长于独特的地理因素中，是中国根据自身的人种条件发展出来的。虽然这人种因素由于种种情况而被掩盖起来了，但谁又能否定它会有复兴的一天？

从入侵中国的外来文明的意义上看，相当于大乘佛教的社会帝国主义，比相当于小乘佛教的议会民主主义，更加崇拜偶像也更为宗教化。但从历史发展上解读，大乘佛教的兴盛就是小乘佛教的衰微，也是佛的觉悟的精神趋于死亡的同义语。同样，社会帝国主义的大乘专政并不能挽救欧洲的精神颓废，反而是整个欧洲精神衰微过程的活化石。

看了明代吕坤〔1536─1618年，字叔简〕所著《救命书》一文后，我明白了现代欧洲的坠落，在文明史的意义上无独有偶。不仅中国五百年前的衰落过程在这《救命书》中体现出来，欧洲当前的衰落颓废也仿佛跃然纸上。这救命书与先秦两汉之间或是欧洲古典时代的兵法不能同日而语，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文献”，而不是“修齐治平的世界战略”。个人主义文献的终极价值不过求得一命罢了，修齐治平的战略却以荡平天下、落实天下秩序为务！唐宋文明的盛极而衰，是值得现代欧洲人沉思的……而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确实是最为“个人主义”的时代，和五胡乱华前夕的西晋差不多，消费性文化也达到了极致，是中国最为繁荣也最为颓废的时代。然后就亡国于异族，长达二百六十七年〔1644－1911年〕。就像西晋亡国到隋唐的“汉人复国”〔姑且不说已经混血杂交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也仅仅少了两年〔二百六十五年：316－581年〕。但愿历史转机已经来临，让我们撇开救命书的个人主义精神，恢复世界融合者的兵学传统！

器是精神的体现。欲治器者，必先调养精神。中国人若不明此理，一切“现代化”之器都是无缘的！飞机的前身是汽车，汽车的前身是奔马，而正是训练了飞马的那种精神，创造了一切现代交通工具！是飞腾的西方海盗精神创造了太空飞船。“人类的巨大牺牲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无法回答的。就个人说，一切吸引人类为之赴死的目标如财富、爱情、权力、智慧等等，其实都是虚设的，是一些请君入瓮的圈套而已。而在超越了个人主义的角度视之，人的一切牺牲，其价值就在牺牲行为本身的壮丽，其目的就在于显示生命循环的冲击力量，在此之下的“目标”、“召唤”之类，都是虚设的圈套，是道具，是鱼网，是捕鱼的诱饵。

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天上午九时，我在北京“中央二台”听到一首“英国进行曲集锦”的曲子，把不同名曲的片段集合起来，编为一个连奏。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集唐诗”，集唐诗也是如此用不同名诗的句子组成新诗。毫无疑问，集唐诗的出现是诗的衰落，而现在听到的这支“英国进行曲集锦”也只能解释成欧洲人的创造力量可靠地衰退了。欧洲文明已经过期，“盛唐”不再，而进入“集唐诗时代”了。这个时刻看来已经不远：权利和权力的厘清，个人主义的外延扩大，单向度的自我中心意识转折为双向度多向度，效法人形的天子，并融合于他，这就是全球政府的文化基础。人形的天子又融合于普遍的天子，而普遍的天子连同他的各类分化形式，又融合于宇宙的密码，一切都返本归无、归根曰静：这不是死本能，这是再生。

一个“多向度人本主义即神道主义”的时代，快要来了！而多向度的人本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教化，可以简称为“礼教”或“历史教”，其曙光正在穿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哲学的万里云嶂，悄然透露了出来！重新得到认识的地球环境和宇宙空间，将给心身交瘁的文明人类，带来深深的安宁和愉悦，精神的天籁交响在天涯海角：“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王，就是天、地、人三才的融合者。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还原社会主义

冷战早期的中国人经常被灌输一个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所谓东风就是东方阵营，也叫“社会主义阵营”或是“铁幕国家”，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所谓西风就是西方阵营，也叫“资本主义阵营”或是“自由世界”，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因为中国当时沦为苏联的仆从国家，所以“反苏”也是刑事犯罪，那样东风自然也就“压倒西风”了。

一，蓦然回首的时刻

从哥伦布殖民美洲〔1492年〕到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联瓦解〔1991年〕，正好五百年。从此，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只是当时的世界却由于冷战结束而一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直到十年以后“九一一”袭击发生，大家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全球化已经是个严酷的现实了。其实“九一一”的发生完全是个偶然事件，例如，宾拉丹的“基地组织”早在1993年即苏联瓦解的两年以后就爆炸过纽约的世界贸易大楼，而基地组织在冷战期间本来是美国的盟友，共同对苏作战。所以，把八年以后再度进行的世界贸易大楼的爆炸定为“全球化时代的开始”，毫无道理。全球化时代的开端，还是应该定在1991年，即苏联瓦解的那一年。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瓦解，仅仅过了一百年不到，世界已经从“建立庞大帝国”进步到了“消除庞大帝国”的阶段，那么再过一百年，当人们跨入耶稣纪元第二十二世纪时，世界上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肯定所剩无几了。那时人们回顾冷战期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国家的大量扩增”，肯定具有不同的观感。在欧洲殖民体系瓦解的时代，主权国家的大量扩增也是宗主国这些主权国家的功能衰退。正如联合国职能的衰退是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会籍普遍化原则”一同来临的：将近二百个成员国，所造就的完全是一个“瘫痪了的组织”。就像中国的“人民代表”越多，“人民代表大会”就越是一个橡皮图章。

回顾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会发现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八十年代是个大转折的年代，这些转折在九十年代完全表面化了。中国作为当代世界的有机部分，亦莫能外，尽管看起来有些滞后。早在1987年，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月刊12期从上述角度涉及相关主题，苏联官方的权威评论员鲍文，在对该刊编辑部的谈话中提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改革能否成功。”此命题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它说明学理的常识，而在于它出自社会主义政治的权威之口，首次承认社会主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试验。这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终于宣告：“总的看来，共产主义运动到二十世纪末将处于复杂的困难局面，这种局面要求摆脱刻板的解决办法，主要是要面向群众、争取群众。”显然，这不是苏维埃政权敌对势力的宣传，也不是理论逻辑的推理，而是来自七十年执政经验的总结。苏维埃政权七十年的执政，使得鲍文同志作出了结论：“社会主义还没有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益的经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捷克、中国、波兰遇到过国家危机。”注意，这是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将近两年的“社会主义总结”。这表明社会主义的破产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从此理论上再也说不通，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后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事实已经相反地说明：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为了进入资本主义所使用的“急速短跑”，如列宁所说是“年轻的强盗”所从事的勾当，正如德国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俄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卫星国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所显示的。

苏联的制度好像优越，且是在资本主义之后来临的社会模式，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富于效益，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逻辑上也会使鲍文同志之流陷入一个难堪的悖论。因为很简单，从社会发展的教义图解上说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可比的，因为它们完全归属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灭亡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诞生──一个死去的东西和一个活着的东西怎能相提并论呢？所以，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拉到一起相比，就绝不是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了，而是根本的“世界观”已经转变。这一对比无疑否定了“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马列教义。虽然用一种更为经验化而非教义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两个概念，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已经名存实亡，因此才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怪现象。当鲍文论断说“世界社会主义可能正在经历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其根源来自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走进了死胡同”的时候，他也许无意识地涉及到了“社会主义也像资本主义那样名存实亡了”。鲍文的命题公然抛弃了苏联及其仆从国家所习用了的“社会主义”标准，“急速短跑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终于在其身心衰竭之后寿终正寝了。

二，马克思主义之废物利用

冷战早期的中国人经常被灌输一个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所谓东风就是东方阵营，也叫“社会主义阵营”或是“铁幕国家”，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所谓西风就是西方阵营，也叫“资本主义阵营”或是“自由世界”，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因为中国当时沦为苏联的仆从国家，所以“反苏”也是刑事犯罪，那样东风自然也就“压倒西风”了。

冷战结束，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瓦解之后，许多人终于意识到，“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里作为官学被供奉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其实，思想本身并不会全然“过时”的，即使是最古老的宗教哲学，它的内核里也总是包含着某些可以日新月异的因素。人类智慧的共通性、流变性和转化功能，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基础。思想的过时，不是由于思想本身的陈旧，而是由于思想的持有者和垄断者自身的老化。正是人员及组织的老化，阻碍了思想的活性转化为行动的力量，使得思想沦为破旗，遭到遗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和“忏悔”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中透露出来的深深倦怠，这是“西方没落时代”的声音，一种牧师的叛教狗崽尼采称为“欧洲的虚无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些虚无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异教、地理大发现的海盗精神，虽是完全相反的路向，但却是它们的后裔。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号召人们“守成”和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不再鼓动人们去“创始”和创造价值，或是从异己阶级那里夺取，或是从异己种族那里夺取。这完全是丧失了创造性的老年行为，仿佛他们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开发未来了。想以一种倾向、一座模式、一套路数来规范、指导、甚至取而代之全部生活的尝试，显然充满巨大的危险性，而且注定是短暂的和不稳定的。它是一种病态或是对病态的矫枉过正，我们称前者为“文弱”。称后者为“野蛮”。但是宿命强逼在它阴影下喘息的人们，明知极端行为或矫正路线的爆炸性，明知堕落行为或放纵路线的腐烂性，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甚至欣喜若狂地走下去，“即使这就是毁灭”……人的命运所具有的深刻悲剧性，在此完全暴露了。

克己的道德，就是如此作为致敌死命的廉价武器而耍弄着，高级宗教的教理、大同之世的梦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其背景大抵如此。它们只是一些一度有效的战略的工具，其实际作用是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对弱者，克已和道德给出了一些爽心的安慰与精神胜利的勉励；对强者，给了一些有效的保护色并教会他们去施展更隐蔽因而也更刻毒的种种策略。一切创始行为，都得付出昂贵代价，这对年轻人或许是一桩乐事，但对衰老者却是沉重负担，构成焦虑之源，难怪现代社会流行的是毒品。相形之下，守成却容易，既能宽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必冒险前往未知之境。但越是老牌的“主义”，就越不愿承认自己的老态龙钟，就越是喜欢从伦理道德上为自己的衰老涂脂抹粉。文革标兵鲁迅，早在文革之前半个世纪提出的“文革纲领”〔小说《狂人日记》〕，就提出了类似“破四旧”的主张，指控“仁义道德”等四旧“吃人”，从而为文革的所有暴行预先背书了。在文革打手鲁迅他看来，“吃人”即是一切趋于衰朽的文化所作出的自我防卫。或用文革导演毛泽东的话，是“垂死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代，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专政，毛的统治已经失去一切模糊性和诱惑力，因此不能再用仁义道德，而只能诉诸明确的暴力。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日本的天皇主义、中国的文革主义和回教原教旨主义，在某些人的眼中，它们都是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抗者在历史上出现的，保守的主流工业文明力量不遗余力地攻击它们，把它们描述成违背西方文化“人本主义优良传统”的怪物，其实它们倒真是在保守的工业民主力量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非主流工业文明”。

在我看来，上述诸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作为西方文化的自然延伸则是同一的。所谓的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呢？是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它可以具有主流形式的个人主义与纵欲主义，也可以具有非主流文明的集体主义和清教主义。但即使后者，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观念大不相同的：中国人本精神并不奉行清教主义，而是遵循中庸哲学，其社会理想不同于西欧近代之社会主义概念，可名之为“王道秩序”。在我看来，一种文化的根本命运取决于其精神方向而非其皮相的样式。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于其人性论方面的错误，结果使得其精致的分析导向了完全错误的结果。文化价值的关键不在于皮相的“丰富”，而在于精神的“独特”；有了独特的愿望，历程自然会丰富起来。例如“丰富”而无创造特性的文化如日本，谈不上真正的生命与价值，不过一堆系统、定向的货物流量而已。

撇开精细琐碎的日本，来比较一下中俄两国，虽然其大的近代史都是从十三世纪蒙古统治开始的，二十世纪又先后落入马列主义的窠臼，但其文化依然表现出深刻的差异。俄国文化的表现是既多又好；中国则反之，既少又差，例如，中国在1957年到1978年之间，竟然没有一部作品产生，即使在“地下状态”或“抽屉底下”也没有。中俄两国同处“一种制度”下，文化命运却极不同。这是为什么？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在摆脱蒙古之后依然还在世界帝国时代，数百年来处于长期的文化衰落过程；而俄国在摆脱蒙古之后开始进入民族国家时代，数百年来处于对外殖民扩张阶段。所以即使同在马列主义的管制之下，俄国也对中国形成了宗主国关系。现在，两国又以不同的形态，一同进入全球化时代。另方面，中国的前身作为远东世界帝国的核心部分〔另外加上周边先是被列强瓜分控制后来则独立了的列国〕，却具有最强烈的世界主义倾向，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竞争中非常不利，但更容易适应未来的全球化。

在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议题上，中国显然正在酝酿某种更巨大、更持久的东西；而俄国已经产生过这种东西了，所以中国不可能通过“走苏联的路”而变成强国，尽管苏联殖民化时期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制造出来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曾经这么希望。苏联解体以后中国还在痛苦地寻找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就是一个明证。一种灰暗的无目的感，正弥漫整个中国。在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和方向时，它创造不出漂亮的建树，不会有值得一提的文化，就像是无生命的霉烂果核，培育出生命的灿烂花朵。仅仅用金钱刺激，是不能长期维系一个庞大民族的健康存在的。但是我更喜爱中国的命运，不因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的人〔这种人在现代的世界大战中泛滥成灾，多如苍蝇，所以并不可贵〕，而是我终于意识到中国目前的荒凉状态正预示并逼使一个盛大的文明必须诞生。

盛大的文明兴起于较大的压力和较深的苦难中，它能配合全球化的命运，因为它不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强盗如浅陋可笑但效率甚高的日本人；它能给世界带来福泽、满足世界的渴求、使全球摆脱浮士德的梦魇，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样加深了浮士德梦魇。如此，未来的中国人不可能忘怀天下，不可能忘怀自己的命运系于天下；王道的天下统治，礼制的全球秩序，是中国文明的长项。未来的中国人要是“忘记”了这一点，或更确切地说，没有能力实现此种天命的话，中国本身的复兴与得救，也很难实现。换言之，只要中国得以复兴，它就会身不由己地前去实现摆在它面前的上述长项。这就是中国文化及其人民的第二本能：尽管它的具体化、物质化或叫“外现”需要其它一些条件和时间。命运已经把牌发在我们手里，至于这牌的底蕴是什么，只有翻开的时候才能确定。当然，对于创造性天才而言，凭灵异的直觉他可以预先猜透那隐秘的消息……如此，则我们奇特的命运及其产生的思想，足以为更大的远景作出佐证：

欧洲近代五百年来的人本主义及其物质文明，已使得人类各个种族陷入于危机，许多物种遭到灭绝。这一点现在已经真象大白，于是历史的钟摆不得不趋向另一方位──中国文明管理全球。创其始者，必非终其事者，由欧洲模式开始的，需要由中国模式来结束。这是应当的，也是自然的，这就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之道。                 

三，使天降到地的社会主义

俄国人陀斯陀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年〕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不仅是为了工人问题，而是为了在无神的基础上建成巴比伦高塔，这个高塔不是为了从天上通到地上，而是使天降到地。”

在“使天降到地”的意义上，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秩序，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看，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全球秩序或曰全球政府的世界统治，都不可能以社会主义理论为出发点；而全球秩序之普及四海，完全是由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到达了这个关头。

社会主义──不应沦为一种扼杀人们活力和生命主动性的精神压迫，更不应沦为一种可能摧残人类劳动成果和创造潜能的苛政或制度。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是乱世的理想，因此往往僵化不变。僵化的社会理想拒绝创造新的生活，而天下秩序的身体力行者却明了：僵化是无聊的。新生活与旧生活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承受动力而后者却不堪冲击。正是在“动力学”的意义上，有时某种程度的“恢复旧生活”，本身亦不失为开辟了新的生活……世间没有全新的东西，所以“复辟”有时就是革命。生物的进化、遗传以及心理、社会的演变，都可以证明这一“天道循环”的至理。

一切乌托邦，集一切不可能之“美妙事物”之大成的杂烩，其实不是建在希望而是建在恐惧之上的。正因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不是建在地心的岩石上，而是健在随波逐流的时髦上，所以，社会主义乌托邦都是保守的、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烦琐，静若死水。乌托邦的鼓吹者有些本身好像生龙活虎，但他们“活生生”，其实是为了窒息人的，他们的理想就是成为“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僵尸。这样的乌托邦显然是恐惧的结果，乌托邦的党徒们害怕生活，并视人的生活为“恶”，他们的社会主义力图割裂并愚弄人的生活，压制一切可能超过他们自身高度的东西。这不仅是一种无知。人的生活可以割裂吗？尽管许多人只拥有一种生活方式，但对其他人而言，其他的生活形态却是必须的，不论这些生活形态被社会主义者看作多么“卑鄙堕落”……在各种主义之上高高飘扬的全球秩序，不是出于一种怯懦，故无须自抑或自残。

在我看来，认为某些行为有罪而拒绝实践它，可以是某些个人的选项，但要成为强加给所有人的义务，却值得怀疑。你的恐惧对于我的生活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由于我对自己的命运更有信心，所以并不企图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不仅如此，我还相信一种命运愈独特就愈高贵，而你的人格愈伟大则别人愈无从仿效。人们的命运不同，但乌托邦却强求一致，这岂不是强求扼杀人的生机？也许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扼杀可以得逞，但这决不能长久，因为生命永远向前。我也有自己的“乌托邦”，那思想不是一个画面，而是一条无尽的流：人的全部历史及人以后的一切遭遇，都在此流中。这就是我的永不凝固的反乌托邦，出尔反尔的反乌托邦，善恶相伴的反乌托邦，一切命运都予容纳的反乌托邦，我如此爱戴这一命运及其最后结局──终极之美……即创造新生活，不被人间的善恶之争蒙住双眼。须知人间的善恶在终极之处尽将消散。

四，从社会主义的迷误中回转

从一种更为宽泛的角度看，欧洲的“民主社会社会主义”的概念及内容，完全可以并入中国的“王道”之中。相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则完全不足以概括分属于“王道”和“礼制”的全部内容。至于“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也因为缺乏“王道”、“礼制”所拥有的准宗教功能，而难以像“王道”那样可以承担全球化的压力。

当然，现代人对于“王道”的理解过于狭窄肤浅，只在“仁政”与“权术”上打转，而忽略了王道兴起的时代正是古代中国世界趋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王道其实就是世界统合之道，而王术与仁政也从属于王道的范畴，是王道的属性和功能。王道的本质，是天人之间的中介，是生态平衡的最佳护卫。王道的古代意义在于沟通天地人，现代意义则在于保护全球生命圈、保护文明的基础。不论古今，王道的使命是保护社会而不是保护既得权益者，所以“优异的统治能力”仅是王道的表面效应，而不是它的根本精神。

反观一切近代“社会主义”，不论多少流派的多少种主张，却始终在人间打转，完全没有生态保护和地球环境方面的丝毫意识，因此把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一概以纳入王道的范围，还真不能填满王道的一半。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大致相当于礼魂、礼制、礼法等内容，而不具备王道的天下统治及其回到黄金时代的功能、原则和步骤。

社会主义的含义在于以整个社会的繁荣福利长治久安为目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实现有待于王道的实现，王道实为社会主义的初步。切不可忘记社会主义尚含有礼制的天下统治一义及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择优制度──这一民主制度的升华形式。因此社会主义又最终不是民族的，而是天下的，不是暴力的而是礼制的。中国社会主义也就是天下社会主义或礼制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做太平的德音。昆仑人应做普照这一德音的等级战士。

那么，什么是“黄金时代”呢？根据我们对于历史上各个民族有关黄金时代的记载，黄金时代其实就是“生态系统被文明系统破坏之前的原生状态”。可见社会正义的完整内容，是社会主义者从未梦寐过的，而只存在于王道之中，因为完整的社会正义需要到生态系统的平衡中寻找。而王道的普照，就是生态系统的健康，需要借助礼制的天下统治和新国家的建成。其精神是和平的，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是其目的。王道并不拒绝近代精神，甚至容纳社会主义，王道承前启后，接济困厄。只是因为世界危机重重，不作根本性的变革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危机才呼唤应天承运的王道建设者，促成全球政府的出现。

科学、技术、信息工业〔包括基因工程〕，将在全球秩序下得到广泛的发展。全球秩序实际上是为了综合全球力量、平衡生态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为人类创造最佳空间的可能。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全球的相对空间，实际上还不及十九世纪闭关时代的清国那么大。因为信息工具和交通工具大大缩小了世界的相对范围：一个全球国家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必须的了。而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统治一个全球国家，也不比秦到清两千年间统治中国〔远东〕更为艰难。现在，建立超越社会主义的全球秩序的，所缺乏的不是实际需要和技术条件，而仅仅是克服惰性的意愿，需要克服的是旧文明的习惯。一方面，不可以民主与人道为借口，阻挡全球化；另方面不可以全球化为借口，破坏民主与人权。民主与人权，不仅不应作为全球化的祭品而扼杀之，反而会在王道和仁政里得到升华。须知王道即是人道和神道之间的平衡：而王道可以在未来的年代里保障人道，正如礼制作为“社会择优制”可以在未来的年代里保障地区自治，在全球规模的危机下延续民主制度。

容纳各民族的礼制和社会择优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秩序，可给世界带来一种既统一又具有地方自治功能的新格局。在解决世界种种燃眉之急的紧迫问题如军备竞赛、粮食危机、人口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战争犯罪的同时，确保基本人权和地方自治。社会主义的潜在益处要在王道中求得实现，因为社会正义已经无法局限在人的社会内部求得。王道不仅是一条社会道路和一种文明手段，更是一种天地人之间的良善状态，是把人类居住的土地变成真正乐土的方式。不同于霸术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所论，王道乃是一种精神，而霸术仅仅是策略与手段。

五，几种可能的民主制度

雅典全盛时期的执政官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前429年〕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四十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负责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作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许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不过我发现，伯里克利“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其实一个好的科举制度也能做到：例如，“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所谓“民主制度”也可有种种不同之所指。有雅典、罗马的“直接民主制”，有匈奴、蒙古的“军事民主制”，也有近代欧美的“代议民主制”，还有秦至清的帝国时代的“社会择优制”──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民主制”，区别于前面的政治民主制──平民可以充当宰相，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革命，因为暴力革命在中国文明的传统中是合法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孟子》干脆把末代帝王叫做“独夫”……其间的差异可谓千里之遥。此数种民主制度，一个比一个更多等级色彩。等级与秩序虽为人类文明的两大要素，但过分僵硬的等级秩序同样会使得文明趋于僵硬。全球政府在取得世界统治权之后，切不可模仿现代的社会主义政府如纳粹和苏维埃政权，或是古代的帝国建立者从秦始皇到亚历山大再到哈里发，去毁灭以往的文化。尽管亚历山大毁灭的是波斯文化而不是希腊文化，但不论文化属于何种类型，具有何种性质，都不可毁灭，而只应保存。即使是监禁式的保存，也可以留待未来意想不到的需要。须知任何文化都非一无可取甚至天生恶劣的，时来运转，古老的观念兴许又会对新的文明产生积极影响。

历史表明：是“全球政府”的代表恺撒和屋大维取得了决定历史的权力，而非“社会主义者”格拉古兄弟。是元明清的世界帝国取代了王安石区域性国家〔宋，与辽、金、西夏、渤海、高丽、南诏、吐蕃等等并存〕的社会主义变法所造就的一片废墟。可以思考一下，门阀专横的东汉如何取代了王莽充满仁爱的新政？王莽、王安石、革拉古兄弟的理想主义是不会胜利的，因为他们误解了人性。人的好动本能要是得不到真正满足即可以“出尔”也可以“反尔”的满足，再伟大变革也会半途夭折的。

风暴在哪里酝酿？在人心中。《福音书》透辟地说：“天国在你心里。”按照同样的道理，地狱岂不也在你的心里？社会主义对于人性的基本误解就是：人性只是白纸，黑暗都由社会造成，因此社会改造可以消除一切罪恶和弊端，可以实现人的解放。社会主义的这一误解，只能造成强制的改造行为，结果导致社会的进一步衰落，和成倍增长的黑暗。社会主义因此不仅不能挽回资本主义竞争所造成的罪恶，反而用政治手段加剧了经济犯罪，而政治强暴与经济欺诈的结合，就成为“苏维埃制度”的基石。相对来说，古代资本主义是比较温和的，主要表现为购置和兼并大地产，这种大地产动摇了农民国家的基础，造成社会信任的危机。结果只能用另一种更加非人性的形式即武装叛乱来解决信任危机所造成的种种罪恶。

社会信任的心理基础越强大，社会协作进行得越好，就表现出某种共同的信仰语言。社会信任和群体本能，原是两个东西：群体本能是人的遗传因素甚至在哺乳类的亲情关系中；而社会信任，则在文明的环境中发育培养。对人来说，群体本能的先天成份更多，而社会信任，则得力于后天的栽培。社会信任是需要人们花功夫去建立的，这有赖于每人身心深处的群体本能，另方面还要依靠社会的正义和必要的秩序予以鼓励加固，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社会信任是无法确立的。

当文明如现代这样趋于衰颓之际，必定伴随着信任的解体。社会信任遭到破坏以后，群体本能依然存在，它的继续发挥作用只是将转而采取新的方向，落实到另外的表现形式上。例如，社会信任这时被严格限定在家族和忠诚朋友的圈子，完全成了个人之间的信任或交往，从而在特定的个人之间构成特殊的社会关系网，只在其中奉行信任的原则。结果在关系网里，法律和正义被抛在一边，重视的是所谓“义气”和“交情”，在关系网外，起码的礼貌和社会同情心、责任感，一概受到藐视和践踏。而网内的义气与交情，也是个人之间用来进行交易的筹码，它因此不同于社会信任气氛下广为流传殉道精神。

学术界众所周知“社会资本驱动经济长期增长”这一概念。如1995年出版《论信任》〔Trust〕一书的日裔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经谈到，社会信任所造就的凝聚力，是日本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恢复的原因之一：“我们从经济生活的考验中学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是，一个民族的安康和竞争力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普遍深入的文化特征，即一个社会内在的信任水平”，福山如此论说。而中国人除了直系家族成员之外，通常被彼此之间的戒心所分裂，无法为了一个共同目标通力合作，因此华人社会被福山归入“低度信任社会”名单中。

中国古代的五种社会关系即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就是在“缺乏西方式的社会信任”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用现代标准看，即使连帝国时代君臣，也是一种蝇营狗苟的关系，尤其在流氓皇帝的“统帅”下，人们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打天下”的态度对待社会，破坏性无与伦比。精神媒介不过是用来进行权力遮羞的旗帜，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无论古今，在“社会主义的试验”之后，一种僵化的、官僚气十足的行政体系的出现，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了。在社会主义急风暴雨的改造浪潮中，如狼似虎的酷吏不仅合法化而且道德化了，甚至成为社会的表率和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僵化没落的官气病毒不仅侵入政治领域，而且充斥经济领域，最后侵入文化领域，刘歆的“古文经学”和王安石的“新学”多少具有这样的官方背景。社会生活的窒息好像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重要特点。这是非常不可爱的。

六，为什么启蒙运动导致了恐怖主义

启蒙主义的范本教材：“工人是天，因为上面一个工字下面一个人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天字。”

1，启蒙破坏了旧的精神鸦片，又不能立即提供新的，于是新兴势力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果，不得不以直接的恐怖手段来维持秩序。

2，启蒙运动煽起了下层的欲火，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解体过程，使得无孔不入的压制愈益成为维持基本秩序的必要手段。

3，启蒙的积极性在于唤起了新的创造者及新的统治阶级；其消极性在于不能兑现的许诺煽动了过多的欲火，使人们头脑发热，出现广泛的幻觉，自命不凡。

4，从启蒙运动开始了恐怖主义的潮流；而恐怖主义潮流适足以证明启蒙运动已经走向了文明的反面。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平衡的钟摆。即使中庸之道的高明，也要靠一阴一阳来实现，例如，“反抗一切既成事实”的倾向，可以自觉不自觉的把启蒙运动和恐怖主义的破坏性的力量，重新化为新文明的创造力量。

5，举一个例子，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观念与新文明的“全球秩序”不同，可以从康有为的《大同书》所表达的佛教社会主义，略见一斑，社会主义的廉价性在那里有充分的展示，也因其浅陋而遭人哂笑。任何社会的制度都是随世而易的，可康有为却偏要为之规定一套繁复罗嗦的细节……其目的无非在于以这种细节的描绘与夸示，来“启蒙”也就是诱惑群众，结果是煽起了和佛理背道而驰的人欲……就这一点而言，《大同书》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了。这种方式的“宗教政治”的很不可取。难道康有为不理解佛教的本义和它的社会功能就是降低多余的人口？佛教通过精神的清凉剂，熄灭了混乱时代疯长的人口和狂烧的人欲，从而为生态平衡作出重大贡献。

当然，佛教方式即釜底抽薪的方式毫无斩草除根的怵目惊心，因此是“高级宗教文明”──这比之驱使群众死于阶级斗争的屠场或对外扩张的战场，无疑要仁慈许多了。可是先儒后佛的康伪圣人理解这些吗？他瞎忙一气，生搬硬套，来了个佛教与社会主义的杂交。而新的文明其实是无法定造的，不但细节无法规定，方向也无法预定，至于整个运动的表现形式，更是难以确切指明。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充其量不过提供了一种生动的希望而已。康有为何其愚哉！

网文《中国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承认：“前几年，我就意识到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已经失败，中国的年轻一代正在走向启蒙价值的反面。当时，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现在，几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的观点受到广泛的证实。国内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自由主义者成了少数派，左翼势力茁壮成长。国外的情况呢？基本与国内类似。海外民主人士对海外华人几乎毫无影响，其言论常常引起当地华人的不满乃至反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海外华人唯恐避之不及。在英国、美国、韩国，年轻的留学生根本没有兴趣听你讲民主理念，他们在课堂上理直气壮地与持自由主义理念的西方教授们辩论。国内外的种种迹象都证明：中国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自由主义者必须正视现实。中国当代启蒙运动为什么失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主义者没有解决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关系问题。个别自由主义者固执地强调抽象的普世价值，忽略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如他们对被占领的恐怖记忆〕，因而实际上使启蒙过程变成了启蒙者的自我孤立的过程。怎么办？承认失败？放弃启蒙，代之以耐心的持续的对话？改变策略和路向？我不知道。或许，我们都不知道。”

这篇文章总结了一个现象：“启蒙过程变成了启蒙者的自我孤立的过程”；提出了一个解释：“启蒙主义者没有解决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关系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石勇则认为有些人“自由主义”弄得名声狼藉：“中国的国情是朝廷的专制权力仍在横行无忌，而资本已经与权力结盟，或者说权力常常体现为权力资本，或资本体现为权力资本。这掐死了无产，甚至殃及到中产。在这个时候，鼓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自由主义，在虚置专制权力对于资源的掠夺以及权力与资本的结盟的背景下为所谓的富人说话，怀着险恶的用心，实际上就是用来合法化权力资本的抢劫。这帮长老们没看到，中国大多数人都已经经不起类似于西方，甚至比西方还严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折腾，而且中国也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已经难以接受资本原始积累的逻辑和后果。”

显然，这两位作者都还没有揭示真正的病根：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与蒙昧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一样，带有自我神化的味道，因此他们的理论永远是对人不对己的。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愚昧来对别人启蒙，而拒绝自己也需要的启蒙；他们是用自己的自由凌驾在别人的权利之上，而自己却拒绝克制。正如不少中国的“传道人”自己并不信仰，却向别人大肆传道，就好像他就是教主，甚至与神同在的，完全和《周易》的“神道设教”同出一源。这个特点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存在了，例如，把一种明显的政治理论升格为宗教，以期达到更为显著的功利目的，而自己却不真的相信这一点。

七，社会主义与天下意识

1，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本位观念”，即认为不应以社会中某一集团更不应以某一个人为中心，而应以社会为本位，一切均从社会全体的利益出发，以社会的安宁及福利为归宿。显然，这种意义的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决不相容的。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了“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的僭主政治。

2，理论上的社会主义高谈社会中人人平等的观念，认为“社会全体”即指“社会每个成员的总和”而言，而不是空洞抽象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么一个观念。既然如此，则社会中每一个人均有同等权利来享受社会的福利，正如每个成员同时也有义务来服务社会。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极端的阶级制度，一种长期的战时的戒严状态，它的寿命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即七十年左右。

“人人平等”是一个翻译上的错误：所谓“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意思是“所有的人具有被造的同等”，指人在被上帝创造之初是一样的。但是后来就无法一样下去了，于是有了种族、阶层、基因、遗产的差异。谁现在还相信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可能的？因为“人人平等”已经成为并不高级的骗术。所谓“财产的平均”正是从“人的权利平等”引申出来的。其实任何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都不会兑现“人的权利平等”，正如它们也都不会兑现“财产的平均”。尽管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在破坏“人的权利平等”的时候，恶劣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而在宣称要追求“财产的平均”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那里，这种恶劣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由人性中的贪婪、嫉妒、邪恶、诡诈，预先就决定了的悖论。

至于天下意识，则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如此看待它：古代的天下意识是当时人类所知的文明世界，现代的天下意识是以全球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不再是以家庭、党派、国度、民族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天下意识的两个定义：

1，天下意识是天下本位观念：认为全球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所以除却以整个天下即全球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外，任何其它企图实际上都是在削弱人类整体文明系统的继续发展，换言之，只有天下意识和天下本位可以解决全球社会面临的现实危机，通过拓展人类文明到一个新的境界，来延续它，而不是用互相争斗的方式来毁灭它。

2、天下一体的择优的观念：对全球文明的通盘考虑，促成天下意识的责任感，使人抛却“集团内部人人平等”的虚伪煽情，而扩大社会择优的范围，外延到全体人类集团。

在全球天下择优制下面，全球秩序的得以合理化，恶性的生存竞争得以缓解。为使人类不再退化，并有望恢复文明环境下的进化，从而使文明的基础不致丧失，使人长久保持自我调节能力。众所周知，自从一万年前人类开始定居以来，长期遭受营养不良的困扰，而中国民族的种族退化在二十世纪末期已经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如何在全球化的同时，不再加剧人的种族退化？值得深思。而深谋远虑的人们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不足以应付全球化的需要，而且对人类目前的种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空前饥荒及其造成的种族退化，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后果。

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人类的未来必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人类将被“各自的社会本位”分割成许多小块，彼此间施展最恶毒的阴谋与最残酷的策略，而无法形成全球生命共同体。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小社会之间的阴谋及策略，并不能给全球秩序带来任何切实的收益，而只能带来局部性的互相毁灭，和全局性的共同沉沦。首先，从上述第一定义言之，社会主义的偏狭既然使其不足以承受全球历史之重托且危害人类文明之继续发展，那么为了人类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不得不像二十世纪的人们扬弃无政府主义一样扬弃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需要不计代价地粉碎可能威胁全球政治取得世界性胜利的主权国家及其民族藩篱，不论这些传统藩篱如何声势显赫，如何色彩迷人。社会主义必须让位给全球政治。其次，从上述第二定义言之，社会主义所鼓吹的原则付诸实施，导致人种退化、文化衰落、社会解体；若不付诸实现，则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而骗局到头来将使得下层自觉受欺及不公平之待遇，蔓延到全球，造成虚伪、谎言、毫无廉耻的恶性循环，看看现今的“支那”〔China，原意为“秦国”〕就可以一目了然。而能指导人类之未来者，必要克服上述恶习，建立良好的信用、信任、信仰。曲意的讨好，将败坏人类的前途；廉价的许诺，将使文化坠落、社会解体、从而使人类沦为荒漠中流浪的孤儿。天子化合太和，就是为让人类免遭孤儿的命运，免遭自相残杀的厄运。在天子的横匾上将写着“克己复礼”自我约束，他的脚下踩着“社会主义的幽灵”，纯洁的圣所闪烁着初升的光辉。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人道主义的限度

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又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中，曾有十二个段落谈到“人道主义”的限度，兹援引如下：

〔01〕

促成一代大艺术的，是无法救治的危机，以及由此触发的现世绝望〔它的结论是一个反问：“此恨何时已？”〕。缺憾与危机感既无不时，则艺术从此为人提供了一条超越无法逾越的苦难的净化之路。

但丁的《神曲》是基督教会的传统世界观，面临自我怀疑而陷入悄悄瓦解时，所作出的辉煌反抗。故《神曲》之后，文艺复兴开始，传统世界观终于崩析。《神曲》因而成为这一大危机的诗化表现，获得了纪念碑价值。

《浮士德》则相反，它是另一种精神──北欧海盗无限的时空扩张精神──在其空前膨胀的征途中，所面临的自我选择的危机心理时，迸发出来的一个生动写照。如果说《神曲》是中世纪的谢幕；那么，《浮士德》就是现代文明最令人苦恼的一面──在“林中路”里进行抉择──在艺术中的较早表现。现代文明在对待人的价值上所特有的矛盾、疑虑的心理，早在中世纪德国民间的这则故事中，就有如此深刻的表现。这是令人惊奇的，也清楚说明了艺术与危机心理的关系；而放荡的诗人歌德，不过是将此现代精神〔它孕育在中世纪的民族内心〕表述得更充分罢了。

莎士比亚可以称得上是文艺复兴末路时代极端乐观主义的最后一朵奇葩。但在他的悲剧中，我们难道嗅不出一种深沉的危机气氛吗？他代表着一个大时代的最终完结。他那无孔不入的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之余辉，仅仅不过半个世纪，便消失在英国清教革命的杀人血泊之中。取代了莎士比亚的文学至尊地位的是另一精神：弥尔顿的复仇呼声。弥尔顿是危机感的自觉意识的表现；而莎士比亚则无意识地道出了一个时代的危机：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危机。要是只认定弥尔顿是危机感的化身；而看不出莎士比亚也是这化身的另一面相，就表明文明探索的心灵，已然迷失在历史的迷津之中了。

托尔斯泰则是“俄罗斯精神”在西方文明的不断侵蚀〔横亘整整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下，终于面临没顶之灾的危机时代的苦痛表现。你在世界史上很难找出一个像他那样矛盾、那样充满自我否定〔这是自我肯定的变态表演〕精神的作家。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罗斯那样既强大又孱弱；既有高度的贵族文化又充满整个民族的蛮野；既侵略一些民族〔如亚洲民族〕，又承受另一些民族〔如欧洲诸族〕的极大压力；既有极端的放纵，又有极端的苦行；既腐朽，又孕育着活力……民族存在的危机，化为艺术的危机，透过作家自身的危机〔读一读《托尔斯泰传》就知道了〕，而获得了打动人心的力量──酝酿着相反动向的同一力量。

〔02〕

不少宗教组织“天下兄弟姐妹一家人”的思想，带有兄妹通婚的亲密暗示，不尽反映了血婚的遗迹，且是对古典世界家庭解体的应对。如果借用一下，又何尝不是在说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伴随“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乱伦意识和乱伦行为合理化与普遍化？在这方面，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因为缺了“姐妹”一环，也就比之保守得多。这样看来，孔子只是应对了礼坏乐崩的结果，而没有承认兄弟姐妹的平权。在一切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后面，都横亘着那个社会文明的尸体。因为社会文明是在流变之中。

在流变中，作为潮的文化，和时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陈列──演变──翻新──不断巡回展出。巡回展出中的思潮，可以把思想家推向声誉的高峰，也可以把他贬值、扭曲、甚至销毁。被思潮否定的思想，未必不佳。而被思潮拥戴的思想，可能毫无新的内容，经常此起彼伏、像是泡沫一样与时俱灭〔“与时俱进”〕。在这种命运前，任何现在时态的预言，都会变成过去时态的陈述。

〔03〕

为什么有的号称思想家的家伙，要怀着对于社会苦难的深深畏惧？

我再次阅读康南海的《大同书》〔第一次看它的节录，是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更加发现这种畏惧已经构成此书的基调。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这位琐屑无聊的“佛教共产主义传教士”，不惮其烦地说了些毫无创意的炉边夜话，催眠大众的梦呓。结果，他比欧洲的共产主义使徒们还要“好”，南海老人变成俨然是个“佛教─婆罗门教的人道主义者，甚至兽道主义、鸟道主义者”！但这位鸟道主义者的历史理想却是萎缩的；而他的欲念也完全是物质的、现世的。难怪他的隔夜子弟，竟然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康有为所谓的“大同”包括两个内容，一为博爱、一为极乐。他的博爱是空洞消极的，他的极乐是腐化堕落的。

要知道，“人类”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是一群群的人，除非“当全人类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威胁时”，“人类”的概念才有实际意义。而这个时辰，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个时辰一旦出现，全球性世界国家的影子，就将成为现实。南海老人的全部骗术，就明显地建立在关于“人类幸福”的虚幻的沙滩上。他哪里拥有生物学的眼光，他的观念完全无助于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生态危机。

当代“兵由此起”的危机，是由于各种族、各民族国家、各利益集团之间疯狂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所激发──故偃兵世界者，天子之明命。

〔04〕

个人的异化是组织硬化的结果，而组织的硬化则是组织之间残暴行为的结果。如果忽略时代的嗜血倾向，一味局限在某组织内部着手改善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甚至提倡组织内的个人独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那是枉然的，所以党内改革从来只能被“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封条，奉命闭嘴。

这是因为，“组织对他组织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个人的独立性。组织的意志既是个人意志的俘虏，也使个人的判断受到组织行动的扭曲。长此以往，构成了一种病态的关系：组织的决定具有充分的盲目性，但却受到了偶像崇拜式的服从。

本来，组织是由个人组成，当然可以说个人存在比组织构架更为宝贵，更何况组织的智慧归根结蒂还不是个人的智慧？病态的关系来源于：组织与组织之间展开白热化斗争的现代，个人如果不是依附甚至寄生在某组织内部，也就永远无法出头，即使商人，也要依附商业系统、寄生在金融系统内部，方能财源滚滚，实现自己的贪欲。除非你一心想当个流浪汉，否则不论党政军学商工农，无一不为五斗米折腰。况且现代人不怕折腰，就怕折了腰还得不到五斗米。这不用害臊，因为第一个折腰者，而且是“竞折腰者”，就是自称“人民大救星”的人。

这种严峻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个人的灵性比整个组织还要宝贵的良心判断。因为这个崇尚暴力行动和物质利益的时代，是个灵魂意义的睁眼瞎，这个时代看不见五米以外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个人价值的降低，还是组织扩张的结果。即某个组织内部人口越多，则每口人的价值越低。给个人以较高地位的，多是些小规模的城市国家，或是高度自治的联邦国家。古希腊的城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邦，以及近代以来欧美的联邦，都是如此。中国先秦时代的区域性国家，由于其规模较小、版图不过今天的一两个县，人口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小城市，所以还能给予个人较高的地位。当然，随着秦汉建立了长城，监禁了整个社会，放下了铁幕，个人就被淹没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第一个建立铁幕的，不是格鲁吉亚的

斯大林，而是陕西的秦始皇，其铁幕就是长城。而坚持“四大伟大手”的人，自己承认不过是斯大林的学生。

〔随着铁幕长城的矗立，个人的独立地位消解掉了。所以我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提出的长城批判，其实就是铁幕批判、义勇军进行曲批判。而1988年写作的《河殇第一稿》所批判的“黄河心理”，指的就是“延安精神”，正如“舞龙”指的就是扭秧歌。〕

人数的增多，尤其是随着“统一”而来的剩余人口的大量涌现，使个人的价值受到了蔑视。独裁者既然没有了敌人，他也就自然不再把人民视为人。因此无论是自封秦始皇还是被谥汉高祖的家伙，都有足够的理由和机会表达了他们对个性的厌烦和对独立人格的羞辱。

任何组织关系都是貌似强大其实极不稳定，它处在永久的流动状态下。我们看到“组织系统称霸的时代”，其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国时代”，因为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组织，就是战国。在战国的意义上，秦汉、罗马、乃至哈里发阿拉伯，也都是战国的果实。而一旦战国过去太久，这些果子也都糜烂了。

在古代的战国，争夺兵员和土地是最大的国家任务，在现代战国，争夺资源和技术成了个人和组织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控制资源与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取得了与国家平起平坐的位置。有人预测，跨国公司还可能控制主权国家本身，而成为其全球帝国的奠基者与先行者。

在这样的时代，中立的态度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只是暂时的“夹缝中的生存”，它会招致支配者的怀疑与取缔。因为全球化的膨胀，使得剩余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再也容不得回旋的余地了。谁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岂不算作社会意义的骚扰行为？其实不然。实际上个人的独立性应该包含自律，尤其行为上的自律，是一种深入到自我以内的它律，经过自律的个人独立性不仅不会骚扰社会，而且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

在战国压力下，维持一个组织系统如“党国”的运转，就成了至上的要求。这种义务已经不再是附带的、暂时的，而是主要的、永久的，否则将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积攒起来多项投资付之东流……等你看清这个越来越深的漩涡，却早已无法回头是岸了。即便你有幸“退党”，不再作为该组织的成员，但你岂能避免沦为其他组织的吞食对象？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人们只得降格以求，把自己从一个依附于组织的奴隶，变成在人肉市场上自由拍卖的货品。

历史上各大文明衰退之际，为后人留下了多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痕迹，如罗马帝国的奴隶贩卖、奴隶劳动、庄园农奴制的兴起，导致自耕农阶层的消失。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同样也有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与盛行：把自己变成领袖们的部曲、门客，通过这种自贬，尊称领袖为“主公”，就像现代人尊称领袖为“主席”，无疑强化了各种人身依附制度，并“赐予”失去传统庇护的人们以生计。这是自由劳动向工农兵学商的全面奴化制度的历史倒退，所凭藉的历史力量。这种退化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哪一个组织〔如古代的士族、现代的党团〕起了什么救世主作用，相反，奴隶干部及其组织工具的涌现如五胡的领袖、南朝的军阀和他们的家族军队、党派军队，像是魔鬼，从千年瓶子里面突然释放出来，“再也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在空前的饥荒中，人们为了乞食的生计而追随“主公”“主席”，这样的领袖可以超越公认的伦理道德，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不受饥民灾民的谴责，只要他能够提供粮食。所以毛泽东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荒是由社会分裂的危机促成的，所以要控制社会，必先制造粮荒，然后统购统销。能够统购统销粮食的独裁者，就能统购统销社会权力，能够统购统销社会权力，就能统购统销人们的忠诚，颂歌和理论当然更不在话下，只须用一点点粮食就可以买到。

在饥荒中，所谓干部队伍的建设就是如何利用形势，把妖魔释放出来。因此要想驱散群魔乱舞的政治烟云，仅仅诉诸良心和辩论，是无效的；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只有松开了鱼鹰脖子上的套子，鱼鹰才能恢复自由，否则“自由就是奴役”、“民主就是独裁”，是过于昂贵的奢侈品。

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由粮荒推波助澜，产生于秩序瓦解对个人生存所构成的压力之中。所以恐怖主义者欲获得权力，必先制造阶级斗争或是挑动民族冲突，这样才能使得多数人们的生命陷入危机，只有当多数人时刻生活在法制荡然的惶恐不安中，他们才会听从领袖的召唤，企图通过依附某强权者集团〔例如“党”〕去实现自保。这样一来，任何良心发现和精神价值，都被有效排斥于这一奴化过程之外。在明代的话本中，“强人”就是“强盗”的称谓。

各种用知识包括良知去换取粮食的脑力劳动者，之所以竞相对历史做出令强人满意的解释，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在于“肚子和屁股”，所以文革术语说“屁股决定脑袋”，即立场决定思想。这都是饿慌了的人们才想得出来的智慧语言。对已经发生的饥荒，对饥民不得不面对的饿殍遍野，脑力劳动者们就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辞令去粉饰焦虑。这是牺牲品的乐曲。如果牺牲品的最后希望受到了威胁，他的精神也会作出强烈反应，以致走向自我唾弃。所以饥民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以伪装的自我放弃，来换得“晚一点死”的机会，晚一点死也许就能不死了。于是全国上下都在等待独裁者死亡，并以庆祝再生的热情，庆祝独裁者死亡。

这虽然无助于改善个性在现代文明中孤立无援的处境，但毕竟达到了“活一天算一天”的唯物主义绝境。

〔05〕

所谓“文明社会”，常常就是“文饰社会”、“纹饰社会”，其特征就是广泛地运用象征，甚至以象征来指导、干预、控制生活。文明社会不仅充斥了贵族的纹样，也遍布了奴隶的烙印，高高飘扬的国旗下面是血迹斑斑的监狱，结果造成的“怪圈”使得人们的行为所追逐的是一回事，而人们的思想所煎熬的又是一回事，至于人们的言论则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幸的是，这种复杂的态度，在朴实的、口心一致地追求“吉利”的《周易》中，是看不到的。

人的原始动机是利害的选择，而不是善恶的选择。因此文明社会〔纹饰社会〕所显示的象征与分化，同样造成了其居民的灵肉分离甚至灵魂分裂〔如果真有灵魂的话〕。于是说教者们回避了行为的动机，而为粉饰行为的后果起见，他们启动一套套颇有逻辑性的推理，这些推理是些漂亮的象征，却远离事实真相。

道德规范之下，善恶选择和利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其实并不直接，而是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运作的，所以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常常得利。

法律也是如此，常常不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而各个社会的监狱都不约而同地成为“罪犯训练学院”。而且不同的社会还有法律观念方面的不同，如中国和西方对犯罪行为进行报复的观念就有天壤之别。西方社会认为，对于残忍而变态的罪犯进行同样残忍而变态的惩罚，是不妥的，违背了人道精神。但是中国社会的“国情”却相反，要求对于罪犯进行加倍残忍而变态的惩罚，而为了获得口供常常使用酷刑。其逼供信的酷刑依据在于：通过树立恐怖，去阻止犯罪，结果政府自己成为最大的恐怖集团。以类似黑社会的方式来对付政府不满的事宜，诚然可以通过“一打三反”、“清除精神污染”、“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结果却使得政府沦为最大的犯罪组织。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刑法和刑具一样发达，而民法和民权一样薄弱。这与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欧洲大陆法学观念差别很大，更与英美法系注重人权的陪审制度不同，所谓“杀人者抵命”的血腥含义就体现了这一差别。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看来，仅仅用出于报复心理的惩罚理论去推动法律程序，也不能简单评断为“反人道”的，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是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力求公正的、像天平一样称量调和对立双方的工具。这么一来，至高无上的镇压之权，就获得了如何解释“人道主义”的权力。在斯大林的好学生、好儿子毛泽东看来，“人道主义”只是“救死扶伤”。其实救死扶伤只是动物庄园主人的善心，是如何使自己的家畜提高产量的技术手段，和人间的温情脉脉毫不相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严酷的训练、激烈的战争、残忍的迫害，都是体现了“更根本意义的人道精神”，那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其实，即使在传统的奴隶社会中，最残酷行为的动机，也是出自爱护和保卫某些人的需要，而不是反对一切人的。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以加倍牺牲另外一些人的生命作为血淋淋的奠基石，那么它比奴隶社会的进步到底在哪里呢？况且，奴隶社会也已经懂得慈悲与仁政的重要性，所谓“轴心时代”的理性觉醒，都是在“奴隶社会”发生的。如此一算，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过于残酷了，那就比奴隶社会还不及，无异使人类文明倒退到新石器时代的茹毛饮血中了。

〔06〕

遗传学的研究显示，独裁者和惯犯一样，大多具有一种反社会的性格，甚至具有异常的生理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遗传特征。这些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和普通人之间，对“人道精神”的理解，会因天赋的不同而相异。

这些人对利害的直接选择更强，而对利害的间接选择即善恶的选择较弱，甚至没有。因此，他们对人道精神的理解主要着眼于自身的利害，而对他人的幸福或是痛苦几乎不予考虑，所以能够勇往直前，甚至战无不胜。他们冷血心肠，没有将心比心的同情，这种人十分危险，如果听凭他们“改造社会”，将是社会的浩劫。

马克思主义者从十九世纪的条件及其局限出发，作出了某些判断与“理想”，它们已经被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饥荒、大清洗等悲惨世界证明是失灵而有害的毒品。面对苏、中两国相隔三十多年但却一一应验的大饥荒、大清洗〔苏联在三十年代，中国在六十年代，但都是在“建国”之后十几年开始〕，马列主义预言家们应该及早认识到，为后人保持活力，才是最大的人道，一种大人之道；而不是要用他们自己的蹩脚理论去歼灭后人的活力。尤其，根据这种极端错误的理论，滥用死刑，甚至推行灭族的株连政策，当然是危害整个民族健康的。

从遗传学角度看，灭族也并不能消除犯罪，只能削弱可供未来人类广为选择的生命资源。这种原始简单的方法，是对世界上最宝贵的一种生物资源──人的存在──所进行的彻底破坏。

从中国的帝国时代尤其是汉朝以后的蛮族的“军事阶级专政”的统治恶果看，其损失是很难无法挽回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在俄国和中国等国畅行无阻？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曾经遭受过“蛮族军事阶级专政”，而“蛮族军事阶级专政”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队，成吉斯汗是斯大林的先锋队。用这种新眼光去观察中国帝国社会的没落，可以证实生物资源的破坏，不仅限于自然界如对水土、植被和动物资源的破坏，且扩及到了人类本身，扩及到了我们文明的基因内部！以致破坏了整个群体的造血机能。

这是悲剧。这最终窒息了文明的活力，窒塞了社会自我选择的渠道。当近代遇到外部世界的多样化挑战时，自然而然就显出“蛮族军事阶级专政”的弱不禁风来，现在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蛮族军事阶级专政”的努力也已经全面失败，我们所面对的，就不仅是个政治制度问题、社会文化问题、民族习惯问题，而且是个遗传问题，即，中国民族丰富的遗传资源遭到了破坏，至少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因此，中国民族的复兴还要增加一项内容：调整并重建我们的遗传资源。但愿专政阶级对民族活力所成的巨创，可以弥补。

切记：良好的民族前途，只能在阶级合作的互相反馈中形成。某方的良好愿望包括说教者们圆满的理想图式，其动机归根结底也还是对利害的长期判断及选择，即使不是个人的利害选择，那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利害选择！这里不存在真理问题。正是由于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道德与自我克制才获得了积极的生活意义。而鼓吹阶级斗争并推行阶级斗争，事实已经证明是民族敌人给我们设计的危险陷阱，这个陷阱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蛮族军事专政”，唆使人们在自相残杀中永劫不复，而让他们渔翁得利。

〔07〕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一味强调宗教的精神对于历史的指导作用，可能是基于误解。例如，真正以“法”为根本的宗教运动，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说穿了，“以法为根本”，最多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或教义，即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神学系统，而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或公众信仰中的宗教。以抽象的“法”作为广大群众的精神纽带，是过于理想化了。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护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造成的恶果，并非主义的错误，而是愚民的滥用所致。再好的理论，也不能超渡那衰颓的文明于残垣断壁之中。事实上，在共产主义降临恶俄国、中国之前，这两个国家已经被外敌入侵给摧毁殆尽了，所以绝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绝望了的人民产生了一点吸引力。宗教所需者，是在变态环境下的变态人格，说的好听一点叫“超常人格”，这种人格被神化以后，就能打动千百万绝望的公众。所以列宁的模仿者希特勒虽然用“种族斗争”替换了“阶级斗争”来吸引德国的公众〔一种抵抗了蒙古统治因而不同于俄、中两国的人群〕，但在企图发动“世界革命”以拯救本国社会的意义上，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不可能兑现他有关废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许诺，他不仅继续霸占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他的政权秉承沙俄的遗志继续渗透、掠夺和并吞中国，以致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都不得不和他们翻脸，并揭露这群贪婪的列宁主义者是“新沙皇。

毕竟，社会运动、国家实体所诉诸的，不是智者的理性，而是大众的感情。基于虚无主义而取消了神格的宗教〔如早期佛教、马克思主义〕将因失其超凡力量，而失去黏附群众的能力，所以无神论的宗教一旦掌权，就必定与群众妥协，开始造神运动。

这在佛教社会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个人崇拜的崛起。而一旦强人死亡导致个人崇拜破灭，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因为失去黏附力而逐渐解体。

从另一侧面去看宗教，即使在最为非理性的、最讲求神格价值的宗教中，如果要想加强自己对于智者的说服力，而不是仅仅对于群众的黏附力，它也需要诉诸类似佛学、教父学、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体系等类的理论范畴。比如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虽然不同于大乘佛教以“法”为根本的体系，但他所论证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具有普遍的秩序意义，而不仅只是满足了人类的情感。这种普遍秩序、宇宙之法，其实是人的逻辑能力〔IQ〕的投射。正如“神格或超凡魅力者”其实是人的情感能力〔EQ〕的投射。如果把“神格”的宗教和“法”的宗教对立起来，等于是把“神格”和“法”看作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核心，是缺乏洞察力的表现。

实际上，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系统中，无论是小乘佛教和在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还是大乘佛教和掌权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都包含着神秘位格和宇宙大法这两个部分，前者用以震撼人心，后者用以说明这种震撼。甚至在希腊城邦宗教的神话系统中，也有宇宙大法的存在。那就是被称为“命运女神”的神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命运女神的权柄不仅支配了人，也支配了诸神。在北欧神话中，命运甚至带来了“众神的末日”，毁掉了神界及其秩序的“命运”，正是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因此所谓“以法为根本的宗教”，即以普遍秩序为号召的宗教，并不只是大乘佛教一家。作为论据被使用的“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在交替通用的一支教鞭，更确切地说，像是乐队的指挥棒，为了谱曲者、演奏者的需要，而随意舞动。

这说明宗教信仰也和乐曲演奏一样，是“系统决定一切”的，而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大凡只要是可以独立运转的，必定具有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重因素，它既要打动人们的感情，又得说服人们的理智。宗教和乐曲都不例外。宗教当然不像缺乏宗教体验的马克思主义外行所迷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鸦片”狂迷的一时冲动，当然也并非像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成就仅仅是武力胁迫和骗术蒙蔽的结果。实际上，宗教也罢，迷信也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罢，其兴起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旧有的、干瘪了的理性范畴，已经丧失了社会效用，所以需要新兴宗教的狂热性作为替用品。因为这种多少带有“邪教”性质的起源，任何新兴宗教都必然具有“极端神秘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自命正教的传统宗教才有理由攻击新兴宗教为“邪教”。新兴宗教的说理成份，是后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以构成宗教的理论系统或叫做“宗教的理性一面”，以便吸引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这不仅在原始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广泛吸收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在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吸收中见得，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日益趋附下找到证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宗教的神在其信徒的整个历史中〔而不是在其信徒的一时信念里〕，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神会“死去”，正如亡灵的影响力很少超过百年。《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离娄下》〕

我们可以把此“泽”理解成亡灵的影响力。孟子与孔氏及孔丘弟子无缘，不得其亡灵，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孔子学说，号称“私淑”。

宗教的理性这一面，号称“宇宙大法”，其实并非客观独立的自有永有者。因为自有永有者不可能被人类表述，且其启示也不是人所克制可知。任何这种意义上的宗教之理，虽然自命“宇宙之法”，但如果脱离了教主的人格及其创立的神格，就会变成一具僵尸，在粉饰的坟墓里“关河空锁祖龙居”。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这样嘲笑并有效预言了毛泽东的晚年。林彪很清楚，在“毛教”〔毛泽东思想〕发迹的历史上，农民式的个人崇拜是特别有效的催化剂。所以林彪为了保住自己，就大力倡导这种土财主式的胡闹，什么“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是《尚书》的“百兽率舞”和《礼记》的“向父母请安”加上民间信仰的“灶王爷崇拜”的混合物。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救星人格”所包含的情感的一面，那些理论和“规律”所代表的理性一面，则将被人厌弃，支离破碎，湮灭无闻。理性的一面，只是宗教用来推行社会化的工具。“民间毛泽东崇拜”的秘密，是把毛泽东画得越来越像是观音菩萨的模样，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像是个男的。而在生活里，我们知道，他的雄性激素是分泌得相当旺盛的。

其实，正如民间毛泽东崇拜所显示的，要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因为世界上偶像多得是，女的观音不流行了就换上没有胡子的毛泽东，男的毛泽东不流行了，还可以再换上女的妈祖。据公元前九世纪巴比伦官方所作的一次统计，神的总数高达六万五千以上。每一个市镇再小，都有一位自己的保护神，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人的思想所及者，都有神明可供崇拜。美洲的玛雅人更有创造力，据现代考古学家统计，玛雅人共计有神十万还多！

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难的是在新文明道路上切切实实打动人们的感情，把感情与文明形成合力，促成民族的文化心理气候实现建设性的转变。事实已经证明，这既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思维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毛泽东的笑面佛像能够催化的。那是要仰仗某种创造性的而非杀戮性的人格，以此为核心，再加上合理思维的运用与说明，才能促成新信仰的流行。至于这种信仰本身，我并不知道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仅仅知道它或是“有效的”、或是如耶稣所批评的那样是“失了味的盐”……

在上述意义，我们说，宗教不仅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个终点：人们把对于世界的“最后评价”放在宗教里〔而不是“宗教在那里独力创造了人的命运”〕。

〔08〕

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又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永恒的困境起源于：人们用纯属个体的精神照见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所有，但我们却以为有这个世界。两个世界的差距越人，人就越和世界格格不入；生活也就是充满狂涛。

我们之所以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误认为世界上有众多的“精神个体”的存在，误认为每一个人〔即主体所看见的具有人形而和我们外形相似、能与我们的身体作各种交际的生命循环系统〕都有一个“精神”，而且这“精神”还与“我”的形态、性质庶几雷同。然而，这观念恰恰是古代万物有灵观的残余。

这种有灵观的余孽，是一种“现代化的泛神论”！它假定一种抽象的“精神”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体的身上，犹如泛神论假定“神灵”、“神质”、“神性”〔前者是多种的泛神论；后者是一神的泛神论〕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物体中！区别仅仅在于，古代的泛神论是从多神观念中孵化出来的；现代的泛神论是从一神观念中孵化的。然而，后者要比前者更狭隘、更世俗、更浅薄，是一种丧尽了神秘与虔诚的市井伪宗教！它假定有许多“精神”，犹如有许多神；并假定精神之间可以交媾而“激起火花”，犹如诸神有男有女，且能婚配，生儿育女……

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偶像崇拜的现代版！它最著名的宣言之一就是莎士比亚在其《暴风雨》一剧中对“人”的那种近乎宗教颂词的咏叹调子。“人道主义”的种种理论和一套套天经地义的假设──不过这是一原始的偶像崇拜，在论证真确然性时所搬用的神学系统罢了。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假定每一座神像〔即每一个人体〕都有“不可抹杀”的灵性〔用它的术语说，是“精神与意识的功能”〕，都有其确确实实的超自然力〔用它的术语说是“意志”、“主观能动性”、“人的觉悟性”〕。但这颇可怀疑的偶像即神的理论是否经得起认真而诚实的推敲呢？令人失望的现实是，每一个现代偶像崇拜论者，都活在自己的幽闭状态中。他们并未得到“偶像即神”所许诺的沟通！原来，并不是每一躯体，都有他所企盼的“精神”的。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大肆讥笑拜金石土木的偶像前身，斥之为“迷信”，但都视人体为至关，为神圣不可侵犯。它在政治上崇拜集体形式的人肉，如“国家”、“民族”等等，它的圣仪不仅有新形式的活人祭祖，还加上了纵欲祭祖，以供奉那不知餍足、消解了羞耻感的肉体与感官。从此，“跟着感觉走”成了这个时代响彻云霄的淫滥口号。

但愿人道精神、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不要流于这种形式的偶像崇拜！

除了“我”和“我的属性”之外──人从哪里去感受什么“精神”？“精神个体”即使存在，它们也不能沟通，因为还没有一条“精神遥感”的途径可供攀援。所谓“精神交流”必须藉助于某件非精神的工具──它怎能摆脱这一工具的限制与异化，从而达到真正的、直接的交流呢？“精神交流”因此成为一句动听但虚假的许诺。如果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感到了某种精神”或“他的精神打动了我”〔译成古代偶像崇拜的表述方式，“我看到了神”、“神赋予我以神力”〕──那就表明他已可悲地沦为这一许诺的牺牲品了。

既然精神交流不可能，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其他“精神个体”的存在呢？这表明，纵情谈论“我”之外的什么精神──是一种过于大胆、盲目的冒险。这种有害的假设，结果沦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一种现代人特别欢呼着的流行性虚伪！

我看不见精神；我只能看见一些形状、一些色彩、一些符号……。

我听不见精神；我只能听见一些风声、雨声，一些乐器的碰撞，一些人口、乌舌的磨擦，一些录音薄膜的震荡──研发出的某种声波。

同样，我已摸不着精神、唤不着精神、吃不着精神──我只能摸着、唤着、吃着一些东西；据说这些东西可以刺激我的感觉，可以让我生出精神。

〔09〕

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着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耳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科学万能和科学至上的迷信，一笔抹煞了人想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它全然不顾人的多重性和人的多种需要。在这现代迷信的“主义阴影”下，人成了可能而且必须予以标准化的躯壳。人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朽”的优美期望，被凶恶的手一起给倒掉了，如同婴儿与脏水一起被泼掉了……电视、广告、思想教育、道德训诫──甚至美容杂志、时装杂志、健康杂志、食谱杂志等等：一天到晚、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做人”……好像学会了“如何做人”的范式，就能大大提高自己的社会价值，就能从中生出新一代的生命！

然而，人的生活方式却只能是天然需要的不可阻遏的流露：它是不教而能的，它不需要现代法利赛人和大祭司团的这些凶手制定的种种规定。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是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的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所以古人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而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才是宇宙间最细腻、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未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一种青春再来广泛思潮──迅速传遍了人间……

为了提高自己而献身的人们：你们知道，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来吧，唯物主义的末日。

〔10〕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夭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而投机取巧、选取捷径、不择手段、寡廉鲜耻──从绝对值的角度去看，竟也一变为成功的前提。因为它们最无顾忌地发挥了生命的内在潜力……

平均主义、中庸之道、中国式的“做人”──是生活波澜之敌，它力图使河水变为井水；再使井水变成淤泥。使流动于两端的生命之水变成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样板，它是老化者的理想之石？但却压得青年透不过气来。青年还有着很强很强的反压制活力：这是生物的年龄特性决定的：个体在早期的发展，有助于整个物种的自保、适应与发展──他们还没有衰落到甘于“持平”的地步。因为丧失了冲力的“持平之‘平’”，不利于他们的长期发展，只对行将就木的朽败者有利。精神上的青年，渴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天平和法码，也渴望那种能够保障自己生长的和平，从速降临。为了新的平衡，他们也许首先需要攘扰和骚动；为了新的和平，他们也许先要诉诸战争。这战争之无法回避──尤如新陈代谢之轮的不可逆转，尤如长江后浪之击碎前浪……

诚然，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的胡闹”。其实胡闹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穿上了小鞋，甚至不惜为此涂上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从而用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方式，把科学和人道主义推到了“对人进行异化”的深渊边缘。而在小心翼翼的仰视者看来，这深渊却是一座神圣的悬崖──灿灿夺目、高不可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就是如此仰视悬崖的庸俗透顶的功利者──以便吸取创造力的一部分结果〔同时排出“多余”的即“超出一时之需以外”的〕，以养活自己的“系统”。

人的总能力是有恒量的。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化的表现，对其他方面的表现则潜隐着牵制甚至是抵消的作用。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有人讥讽运动员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批评了一桩十分自然的事：精力都流淌到肢体上去了，批发给头脑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同样的道理，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从相异而相近的另一现象看，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领域内失落感特强的时期，也正孕育着新王国新秩序的悄悄临近。失落感，多少实体从中奔涌出来！

〔11〕

生活──就是紧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放松”，而在于“节奏感”。紧张仿佛是与自由相对立，但实际上，紧张体现了最大幅度的自由。 

人人都叫唤着“我要自由”，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自由”就意味着危险？ 

自由，不应该成为浪子的奢侈品；它应是勇士肩负的刀剑。 

关在动物园里的野兽是最安全的──不论对己还是对人。它既不愁饥饿，又不怕天敌的袭击。而自由的野生动物却必须尽力与命运抗争！它要时时提防着陷阱！它要时时寻觅食物！它要天天警惕着敌意！它的自由是用生命换来的。 

当它因自由而死去的时候，它不会说，“唉！要是我一直在动物园里关着就好了！” 

这样的野兽本能，实高于庸庸碌碌的现代人，现代人除了天天像机器一样“上班”以外，还会什么呢。 

基于这样的野兽本能而兴起的“野兽派”，实高于伟大中世纪崩塌之后的废墟所挤压出来的令人作呕的“人道主义”。 

“自由”并非人生的真正目标。尽管诗人们这样讴歌。 

只有循环、生命的循环、动物机能的循环以及个体心理之流和精神之波的循环往复──才是真实的、令人扫兴的“目标”。这目标应被理解为一个绵延的消解了具体目标的过程，凡是有助于推进循环并消除阻滞的力量，才被主体确认为“自由”；而有害于循环过程的自由，不但会被主体拒绝，还会被轻蔑地称做“劳苦”。事实上的自由，意味主体的不得安宁；而唯有自由的感觉，才是恰到好处的人生酬劳！ 

〔12〕

任何文明的诞生，像任何生命的诞生一样──是可嘉可庆的胜利纪念碑。它不仅是一个新程序的开始，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它们的诞生，无不需要卓越努力和艰苦奋斗，但更需要绝妙的运气，甚至需要“创造者的启示”。

文明也和生命一样，在它沉着扩张的路途上，要牺牲许多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无辜”的动力、对象和材料。在这一点上，文明更像是动物而不是像植物，尤其像“肉食动物”──文明，张开血盆大口，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吞食一切可以吞食的营养物质，直到自己的心身发育成熟。过分的成熟会导致精神的肥胖症：如人道主义、兽道主义、鸟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而在文明的初年，它的表现更像肉食动物，和屠夫──而后依次蜕化成杂食动物、草食动物〔素食主义者〕甚或植物〔纯粹被他人所食者〕──这是一个不断衰落、不断退化的“自然过程”，甚至容不得咬文嚼字的道德评价置喙之。

我们的眼睛，总不该如此短视吧！我们应该有能力设想，与自己的生存现状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该不被区区人间善恶遮蔽住。人间的善恶，在“终极善”的朦胧天景中，逐渐消散、隐退，成为伟大异象的陪衬，琐屑无聊陪衬物。“终极善”的思想，就是归化自然的精神。终极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那些宿命的、必定来临的，就应该受到欢迎，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即便从本能上说，我们这是在举行被迫的、甚至是心惊胆战的欢迎仪式。只有这样于无声处的革命，才能使混乱时代的生灵们，受到洗礼，变得镇定。

虚无主义只可作为一种认识，一面观世的明镜；而不可作为行动的指南，权衡得失的尺度。在这观世的明镜中，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珍贵，是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开始了人的精神征旅。自我否定的圣光，使人亲近超我的至高，从而开创自身状态的最高潮。新的自我肯定，应是继其〔自我否定〕后而非踞其先，其功能是，把自我否定的革命持续扩大。它指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是对根深蒂固的动物习性的反抗，而非赞助。

正如生命实体要产生并排泄许多废物，文明实体也会制造并传播许多罪恶──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与罪恶斗争，结果是产生了更多更可怕的罪恶。除非你乐意看到这世界更堕落、更残酷、更野蛮，否则就千万不要“对罪恶宣战”。在文明史中，良善的意图，经常遭致了相反的报应，而不是好报。

而一个文明体系越伟大，它所吞食的无辜者就越多、它所排泄的罪恶量也就越大〔而不是相反〕！一个文明体系越崇高，它的基础就越卑下──深深没入阴暗的地底，难见光明世界。一个文明体系越具独特价值，也就越是充满了人们梦想不到的痛苦。

我们不应以一个文明所包含的罪恶性，来贬抑或抨击这一文明〔如现代人对希腊奴隶制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奴隶制度之辩护者的态度〕。美国开国元勋、后来的总统、《独立宣言》的名义起草人杰弗逊，屡屡XX女黑奴，结果生下许多来路不明的人，但他的头像依然印在美国的钞票上。据说，有些黑奴的白种主人，甚至让自己与女黑奴生出的黑白杂种拿到奴隶市场上公开拍卖，但他们仍然被称为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如果依据这样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人们倒可以根据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罪恶量”，来作为衡量这个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的一把标尺！

相反，如果我们愚昧到这般田地：竟然去动手阉割文明所产生的罪恶，并力图堵塞这罪恶的根源，我们难免不最终毁悼这文明。因为，被所谓的消毒过程所消灭的，首先不是根深蒂固的罪恶〔它深植在人的天性中，如果不消灭天性，也就杀不死天性所创造的罪恶〕；而是那脆弱的文明〔因为它只是偶然培养起来的习惯罢了〕。

例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暗示下──我们所看到的，难道不是逐渐枯竭的文明机体及其终于干瘪的死尸吗？

最彻底的压制，是精神上的压制，而不是权力的诱惑，不是性的吸引，甚至不是对各种次等快乐的饥渴……例如，恐怖而残酷的处罚，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激发对于死亡的畏惧。这种心理自古以来就一直袭击心灵，甚至渗透一切，以变形的方式，在其它领域逼使人们日渐疯狂。所以人的充实，只能靠战斗的紧张与麻痹来实现。结果，只有在战斗、征服、胜利的狂欢中，才能减轻死亡阴影的压迫……

初生的文明，像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那样被死亡的恐怖，击倒了，但也在恐怖感的支持下，重新站立起来了。你还记得一九六八年春节心酸的回忆？还记得母亲平平淡淡的一句话，怎样引起了你长达几个月的郁郁不乐？她说，“如此一别，不知何年。”这仿佛谶语，如此一别，竟是永诀。

这就构成了一个心灵历程的开端？要是没有这个开端该有多好啊！氓之蚩蚩，我们不也可以像大街上的那些失学儿童一样麻木不仁甚至作奸犯科，也可以从这种泯灭式的混迹中，得到同化的安乐。那样，我们也可以和开天辟地的苦难握别，不必冒着创造的巨大危险，并向军事管制者乞讨畜生一般的幸福。

创造和破坏，刻毒和诗意，权变与忠诚等等，都属本能的范畴。所谓“后天的教养”何有于它们呢！借口社会问题和缺乏教养而推卸天性的责任，最多是一些大众时代的无聊宣传罢了。《中庸》说得对：“天命之谓性。”确实，在人的天性中，不正深刻地隐藏着他的命运吗？在天才的天性中，不正深藏着世界的天命吗？

不要害怕“预兆”！──即使“凶兆”又算得了什么？一切都会变为陈迹、过去时态，纵然“预兆”也会变成“过去时态”。而人的最大恐惧和最大安慰，都不是来自非人的客观事实，而是来自人感受的预兆和对预兆的主观盼望！

例如，在生命的神话已经破灭的地方，只有工作的劳累可以慰藉。……神话从来就未曾完成过，除非是在“极端个性化的幻想”里……那么，灵魂的归宿，我试问你：为什么人们都倾心于自欺，而会对上述的顿悟，反而惊惧不宁？

灵魂的主人如此答称：人是生来就迎着强大的压力〔如气压〕而活着的，所以人需要神话，以便解释自己的苦难，挣回自己的脸面。

神话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心灵的工作；而工作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身体的神话。热爱悲剧，是因为热爱悲剧所包含的“壮烈的生活”。因为没有一种堪称壮怀激烈的生活，不是起源于悲剧或不进一步通向悲剧的。热爱悲剧，并不是喜爱那悲惨的结局；而是对那壮烈的暗示，怀有一种向往甚至崇拜；并通过向往和崇拜来实现征服、克服恐惧。因为“没有归宿”便是我们的宿命。所以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的心灵，才能坦然面对如此冷酷的终局，并毫无怨恨地承受如此的打击。

对群众来说，如果不能使之确立“庸俗化了的终极善的信念”，就不能帮助其生活走向正轨，如果生活的节奏由于无信仰状态，而被解构，“垂死挣扎”的风暴将如狂风卷落叶一样，横扫一切高于地表的东西。用文革术语说，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人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活着，或多或少仰赖着对于“来世”至少是对将来的信仰。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来世：有宗教的来世，有非宗教的来世；有猛攻事业的来世，也有追逐生物的来世……但人心里总须有一个来世，哪怕是模糊的、暗示性的“指向来世”。否则现世生活就将紊乱，这种“因果倒装”也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

因为人，爱寻求，喜欢探究明白，爱好打破砂锅璺到底，梦想知道自己身后的事──在人的潜意识中，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西方社会的晚景

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又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中，曾有十六个段落谈到西方文化，兹援引如下：

〔01〕

早先，中国专制政治压制、窒息了中国精神文化的活性；后来西方文化又摧垮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形式。外祸是由内祸引入的，家贼比海盗更危险。从此，名实俱亡的悲剧，困扰着中国的心。不。中国简直没有了心！

但精神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灭绝的，他最多只是暂且退避三舍而已。中华精神退避到自己的发祥地，收缩到原始的母腹之中……这母腹就是民族内心的声音──只要我们敢于重新起步，他就能重新呼唤我们前进。

他仿佛用无声的言语，向我们传达了最新的消息：

西方文明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食谱，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味觉，即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民族的人，获得文明意义的生存空间──精神的祖国。

如果我们既有力量拒绝礼拜客体文化〔西方文明〕的系统，也有力量将之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我们就获得了精神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尽管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但并不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各自未来发展走向，亦必不同。

〔02〕

这里是七段铭文：

A，人生来去匆匆！一切都川流不息，瞬间万变。没有长驻不移的元首，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长青不老的丽人。以“美”而论〔撇开其观念性，就算它“是客观存在”〕──任何被我们评判为“美的”，都不可能是某一事物，而只是这一事物的瞬间。这是因为，万物都靠着自我否定，才能继续生存。“她浑身都是宝。”这个命题的意思只是说，“她对我而言，现在浑身都是宝。”在这条命运线索上，不可能每一点都美！任何线条都是曲线，而曲线的许多截面，又是十分丑陋的。它们倏忽、飘忽、恍忽──甚至很难被我们的感觉捕捉到，更难刺激起我们神经的兴奋。

B，只有当我们被幻象困住了〔尽管并不觉得困扰〕，并被笼罩在感觉的世界里，从而认定幻觉即为世界的真相时；我们才会看出世界的固定性、确实性甚至永恒性。所谓“幻灭”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个人曾经沉浸、陶醉在自己之中，然而自己的破灭，岂能不使附庸之上的固定性、确实性、永恒性，也烟消云散了吗。面对这令人怅惘并深感孤独的景象，绝望感就沛然而生了。这绝望感就是“幻灭”。幻灭，就是从自己之中走了出来。

C，人在“幻灭”中感受的，更接近世界的本相。如，人在幻灭时感到孤独、冷漠，而人生正好孤独、冷漠。幻灭的虚无感，比之实在主义，更接近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及其变化莫测的经验。尽管天才的幻灭，并非绝望的产物，而是透视的结果。天才的眼目如此神奇，什么障眼法都蒙蔽不了他，在非人的意景中，他看透一切，看透底蕴，万象在他面前灰飞烟火。

D，现代是一个概念游戏的时代。实证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概念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但只有原始人才会相信概念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对事实的把握”──而今，概念游戏的奴隶和耽欲者，是“夏日原野上，一朵最后的玫瑰”。

E，现代科学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游戏的庞然体系。现代科学的各类细目的诞生、扩张，可谓雨后春笋，生机勃然；又如百花争妍，使观者称羡不已……可是这一切的结局与收获呢？学科分立的倾向终将走到尽头，那时，各门学科将发现各自的内容都互相沟通，各自的界限将被打破……甚至分立数千年的“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鸿沟，也会在一天早上突然弥合：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万种学科又将归一，一门系统学问。

F，这大学问以天子为归宿。世间的万象，最后无不涌聚天子之庭，以沟通天、地、人之间的固有隔阂，而且他的神〔“功能”〕就是万物的宗主。任何学术如不上溯天子，就难称完全；天子，于是成为人的性命之核。他来临，一切变质，学术又岂能独外？天子作为基因，必化合几百年间学术的有机结构，不明白这至贵情理者，又何足以谈人生的境界？

G，中国的精神内含这至贵要素。为什么中国的文化灰尘已经积累到如此腐败的地步，而中国仍能延续下来？因为中国还有天子的激励。天子是永久有效的复活剂，也是周期性勃发的生命力。以此，未来统一世界的权能，将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体：它的头脑及中枢神经类似中国的天子，它的身躯及应用系统类似西方的文明。

〔03〕

“两虎相较，必有一伤”──这古老的成语，实际上说明了生动的人际关系：两位“个人主义者”相遇，必有一位受伤、被迫转化成“集体主义者”……其实，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成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只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堪称例外。

在人的心理深处，在人的文化生活的内里，以及在人际关系的历史上和现状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存在着的”〔而非“经典化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个人主义，是公然的、扬帆的权力意志；集体主义，是荫蔽的、潜航的权力意志。二者兴许殊途同归：是为了自我的伸张而巧立名目。

每一个和睦的家庭中，都有它的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每一个运转着的事业，都依靠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的“通力合作”，来达到它的尽善尽美。我们对“存在着的个人主义者”的理解就是我们对“存在着的集体主义者”的理解──就是一个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家伙！一个乐意〔或被迫〕接受他人意志的仆从。

〔04〕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耳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欧洲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等意大利文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一类的日耳曼野人。这类日耳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05〕

对科学，我们应采取两个步骤：

首先，必须从前人尤其是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对“科学”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坚定地拒绝他们对“科学”的非科学的即僵死的、不变的阐述。彻底地拒绝他们把“科学”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的虚伪态度。我们要完成“科学的还原运动”。

然后，应该从现代科学伟大雄奇的迷宫中“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对宇宙、对人生更完整更近于直觉的“洞察”。科学本身处在永不停止的更新中，我们要是不能相对地“走出来”，就只能跟在它后面慢慢爬行，老是根据它的临时发展来改变自己的步态，因而只能处在“邯郸学步”的可怜状态里。要知道，连科学本身也不喜欢这种奴性，因为，这种仰观他者颜面的奴，匹，无疑会阻碍科学的自我更新。对现代科学的合理怀疑态度和相对超脱精神，是一个健全的心灵不可缺少的。

就我们而言，对现代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迷信，还有另一重危险。因为现代科学，不论它已取得了多么辉煌的独立成就，毕竟是“西方文化”观念的一个派生物。它和希腊人的观念、希伯莱人的信仰、北欧人的冒险精神、大西洋航海民族的扩张主义，都结下了不解的历史之缘。也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机地融合一体，难舍难分。

无条件地接受现代科学的价值准则，尤其是无条件地接受产生了这些准则的那些文化内核，这对中国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我评价，很可能会构成一种暗暗的毒化。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

中国的现代文化人，只是摇摆在两个传统文化之间：中国的与西方的。这与原创力的衰竭，是有关系的。

〔06〕

构成现代世界文化主流的西方文化，正趋于沉沦。我们，生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文化废墟上。犹如那在原子弹爆炸过后的一片烟尘中，无力摇摆或疯狂痉挛的小草。现代工业社会的奴隶们，所能“选择的自由”除了“沉沦式的生活”，就是“升华式的死亡”。而许多糟糕的情况还会导致“又沉沦又死亡”的惨淡结局，一种致命的“锈蚀感”侵袭着无望的现代奴隶。

然而，我们是有灵性的动物。我们是有智慧的生灵！我们为什么不奋起呼唤我们自己的精神风暴呢？我们缺乏起码的自信力吗？

〔07〕

在未来的挑战面前，不论东方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社会文化模式和心理观念样态，无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理由。互相接触也许不无补益，但借用却最终只能归于失败。只因为西方的传统，也同样在未来的挑战面前失去了应战的效力。而我们常常所说的“西方文化”，恰恰是西方的传统文化或是很快即过时的“流行文化”。它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现代世界面对的压力形态是新颖的，但是人们为什么没有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未来世界所用以应付新颖压力的文化，第一要义即在于它的有效的新颖性：它必不同于迄今被叫做“西方文化”的那种传统的堆积。“西方文化”概念中的“西方”如果是指传统的、已然的西方，那“西方”与“复古”又有何区别？流俗的复古，是复东方之古，流俗的西化，是复西方之古。

以“人类的”即多元的文化浮沉去透视社会价值，将发现，社会机器的顺利运转，并不等同于社会福音。效率与稳定，是衡量社会内力的一个重要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效率与稳定，不能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福祉。例如，人们为了效率而付出多样化的生活与思想自由；为了稳定，人们有义务放弃自己的爱；而这些若被牺牲了，生活的动力所剩无几。这时，效率与稳定，已不复是集约地使用力量，反是吞噬其余一切的大饕餮，甚至把人的生命作为自己的抵押品。

千年以前，还是西欧的“中世纪”，那时的欧洲社会，除巴尔干半岛一角的拜占庭帝国之外，以“黑暗”著称。同时代的中国，正当唐宋盛世。两个社会，一个民生凋弊、文化残破；一个国泰民安、文化昌盛。然而，五百年之后，局势开始了逆转：先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开始“平起平坐”了，郑和“下西洋”到了东非，比利牛斯人越过好望角前来远东。但这也并非真的“平手”──而只是一上一下两个进程之间的偶然交叉而已。郑和的东非之行是个终点，比利牛斯人的东进则是地理大发现的起点。然后又过了四百年，一切对比差不多颠倒过来了。区区英伦三岛凭其一文小舰队，就破毁了大清国全部的海上长城。这种迁化浮沉可以使人思考，唐宋元明清的效率、稳定与中国的近代衰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西欧中世纪的黑暗与其近代的光明之间，是否大有“关联”？一个旁例可以显示：横跨巴尔干与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与隋唐宋元明诸朝同时显赫，但在十五世纪却遭覆灭。与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几乎同一个世纪，一度“黑暗”的西欧则开始文艺复兴，再度崛起了。满清是外来入主中国的野蛮统治，正如奥斯曼是外来入主希腊的野蛮统治，它们的出现是中国与希腊的终结。可惜的是，中国没有半壁江山可以提供复兴的基础了。

〔08〕

文化有永生之路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不必对此强行作答，以给来者的意志、智能、天赋使命，划定一个不准逾越的囚牢这种反反复复的悲剧本是充斥了人的文化史的。

今日获得的各种视界显示，文化的“长生之道”，在于它的自我约束力量。这包括两个方面：

1，接受了这种文化的人民，有着自我约束的内在力量；

2，这种文化范型本身有着自我约束的传统。

在很多场景中，内在的约束与节制〔而不是外来的压制与禁锢〕，更合乎生命的节能原则，这就是道德规范可能具有的积极的使命。因此一般说来，各种道德招致的“不满”，总是比不上它所获得的“赞扬”。这也是它得以存在下去的理由。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富于自我约束的倾向。在把中国视为“远东”的世界地理的坐标系上，这一倾向似乎由西而东地强化着，或由东而西地弱化着。这是仅就文化的表现形态言。在根本上，各种文化都是为满足欲望〔感官的或想象的；肉体的或心理的；升华形式或沉沦形式的〕而设，它们在内心都是好表现而厌约束的。如果东方的相对拘谨不是慑于外力的恐吓而是源于内向的清静──是否说明东方文化更强大？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若想振兴一个衰老的民族。就需要整整一个世代乃至连续几个世代的虔诚者，为之赎罪。这是一种文化力量转移、替补的外在形式。即，虔诚者把自己的力转换到民族的机体中。民族的衰老，并不源于自然的、生物的原因。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由误信自己的创造物具有天生的真确性、不需重创的永恒性，而自欺欺人、不幸摧折的。这类有害的迷信，对自体创造的经验进行异体化与神圣化，这就是各种偶像崇拜的本质。用凝固的、人造的偶像〔如某个恶魔符咒、某件艺术作品、某种祀拜仪式、某项科学原理等等〕，去抵挡流动着的生活、“变易着的精神”──这就是各种偶像崇拜的实际功能。只是在异常的危机中，偶像崇拜才可能收到安定人心的一时效益。而在更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崇拜使民族的生机在不知不觉中被腌制了起来，如此深重的罪孽，是灾难深重的真正祸因。反躬自省，并准备以赎罪的行动去实行自我更新：这是一条最接近“本质力量”即大地母亲的出路。

〔09〕

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一匹亢奋的巨灵顽强地崛起……科学的功与罪──全在于此。是的，击溃旧意识形态之壁垒的，唯有新科学的利器。但科学本身却不是精神运动的归宿，所以在科学至上的实践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便涌起了新方法的热潮。但新方法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便继之以新学科的狂热。那么，“新学科”又是什么呢？如果说，新科学〔“自然科学”〕还仅仅是对旧意识形态的间接瓦解的话，那新学科〔“社会科学”〕则进一步对旧意识形态展开了直接的攻击。但这也不是事情的结束。这一切事态层进式地指向了──新意识形态的诞生。　　

〔10〕

无疑，现代文明中的教育事业，已陷入病魔的手中。

这些病如此深刻地困扰着现代各个民族的生活，以致阻碍着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之故，各个文明社会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酝酿着某种程度的教育改革。对于本来就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系统的中国社会来说，受到现代教育之弊的困扰和束缚，也就更为复杂。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从教育事业的侧面去观察一下，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及其诸多纠纷的历史。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暴力夺取政权后就干脆封闭了大学，造成许多人间惨剧不说，更重要的是像蒙古入侵一样造成社会的野蛮化。

在这个野蛮过程中，白种蒙古──俄罗斯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相反看看日本社会，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的发展，其西化程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少人包括许多日本人把日本算作一个“西方国家”！尽管日本在地理上人种上明明属于东亚，和马达加斯加的黄种人位于黑非洲边缘完全不同，且日本文化传统也是在中国的熏陶下逐步养成的。你别看日本已经拥有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外表，其实日本的根子仍然是东方的。不管多少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制度习俗，也改变不了种族上地理上以及基本的文化样式上的东方窠臼……这就使日本民族陷入一种内在的深刻矛盾。日本成功地西化了尚且如此，中国失败地师从俄国，岂不悲乎！

从苏联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制度的最大弊病是绝对化和僵硬化。

我们先谈绝对化的弊病。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即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主张应该根据接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智力特点，去开展教育工作。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主要是成人教育及高等教育，所以他的这个教育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贯彻到什么程度为宜，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苏联教育的原则却是与此相反的。在各个教育阶段，苏联摹本的教育制度大体上遵循机械的循序渐进，而实行统一教育。一个班级的学生人教约在数十人，因此，使得“因材施教”变得不可能。在大学或大学以上的教育中如硕士、博士学位的攻读者，以及博士后的课程等等，问题就更严重。在这里，分科是实行了，但受教育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统一课程的木偶。他哪里能像古代学者那样自由地钻研学术？他必须为了获得党员学生们的投票通过，而牺牲自己的天赋。等他适应了这一切，他的一切已经结束了，他已不复是他自己，成了党员同样的木偶。

其结果，教官不但未能激发出学生的天赋智慧，反而把学生变成了专业的从属，变成了知识系统的导体。这就是教育的绝对化，它把受教育者群，看作同一的存在，并以一个工具性的模子去塑造他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教育的僵硬化所造成的弊害，它主要表现在强迫教育制度上，所谓“义务教育制”并不是义务的〔免费的〕但却是强制的，和绑架勒赎差不多。尽管强迫教育制是近代工业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公民教育，但苏联及其附庸国家实行得特别非人化。它规定每个儿童都有义务受特定程度的强制教育，这个教育的源泉即执行机构，往往是统一的。因此，僵硬化的强迫教育是与绝对化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连幼儿教育和普及教育，都要为这种专政服务，并和专政的些特征结了缘，结果，使人格层次的教育质量受到了损害，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11〕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因此也产生了一个买办印度─西域文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传播印度文化的僧侣阶层和在俗的佛学拓荒者。而且早在东汉灵帝时代，西域文物就在中国广为流传了。南朝范晔《后汉书·五行志》“服妖”一节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

在作者看来，文化入侵显然是军事入侵的前奏，而董卓麾下的胡兵作为“国际主义部队”，在近代中国也可谓后继有人。不仅有八国联军，有日本兵，还有苏联红军，他们多少都有中国的内应即现代董卓作为同伙，例如北洋军阀各派往往依仗不同的外国势力；而孙中山在屡战屡败后就比北洋军阀更彻底地投靠一个外国──苏联红军这样的胡兵。引狼入室容易，驱逐狼群谈何容易，苏联红军迄今还具有左右中国局势的残余势力。

可以想见，那时中国肯定产生过一个活动广泛的买办阶层，否则输入如此之多的“西方文化”，并且在衣食住行的一切领域彻底改变了本土中国的面貌的，并非简单的“丝绸之路的交流”可以轻轻一笔带过。这个阶层的文化活动和历史影响，今天的学者们还未能充分地研究和准确地估价，这是令人吃惊的，仿佛说明，现代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出于避讳、嫉妒、以为天经地义等种种原因而对于自己的同类项──汉魏晋时代的买办知识份子的历史功勋，故意视觉而不见。人们对于自己的同类项反倒更为漠视，但有一点却已经清楚了，魏晋南北朝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与传统的本土士大夫不同。若是没有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的积极布道活动，那唐宋明的新一轮中国文化，将绝不会是这样。

当然，仅仅贩卖外来文化的成果并以此自我炫耀，那就会变成令人讨厌的卑贱。唐代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但他毕生辛劳所得的成果却很有限，因创造性不多。他主要是从事翻译佛经、介绍印度文化的工作。说来可笑，后人似乎更加记得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记》而忽略了他呕心沥血之作。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同时代的禅宗六祖惠能。惠能本人是个文盲，别说是印度的梵文，连中国的汉字也不认识。但是通过传播自己的理论，他影响了中国佛教思想好几百年的发展，他的南派禅宗，对以后宋元明清各朝文化的各个领域，均有渗透。一个文盲，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谓大矣！其历史价值岂不远在玄奘以上？

如果说玄奘还是一个比较严格意义的狭义知识分子，那么惠能就显然具备广义知识分子的特点了。惠能与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遥相呼应，显然是中国本土精神的脉动。如果说唐宋的“古文运动”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禅宗运动”就类似欧洲的宗教改革，虽然中国的这两个运动比欧洲的要缺乏戏剧性和群众性，因而容易受到忽略。但我们毕竟注意到，在禅宗的历史发展中，本土化与自生性的特点是其特征，所以禅宗的意义在于从西域佛教的形式下解放了中国精神，正如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从罗马宗教的形式下解放了日耳曼的精神。所以，禅宗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佛学的整个趋向，而且扭转了中国文化的命运，至少是集中体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戏剧性变化，虽然其戏剧性不及欧洲的第二代文明〔“西方文明”〕那样强烈，但毕竟对唐朝以后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包括宋明理学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看来，文化的贩卖和文化创造确实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业。它分别造就了买办知识分子和自主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多数的文化消费者来说，在外来文化的冲击波之后，远方舶来之物毕竟不如本地的产品那么自然适应本地人的口味；其次，还牵涉到民族感情的温馨记忆。

经济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常常论证关税壁垒的必要性，事实上，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生长过程中，也有一种深刻的保护主义在起作用，它要求恢复民族文化，要求对外来文化的传播进行适当限制，甚至要求建立“精神文化的关税同盟”，像三代〔夏商周〕先秦中国的天子崇拜，古代希腊的奥林匹克祭典，雅利安印度的吠陀文化，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的麦加朝圣〔陨石崇拜〕等等，但凡本土能生产的，就决不依赖进口。而凡是进口了的，也需要逐步经受本土风格的同化。

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奥秘。所以在中国，当儒学充分吸取了佛学尤其是中国化的禅宗的思想精华之后，就要开始排斥佛学以便确立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

〔12〕

在“西方文化”的总称下，隐藏着多种多样的类型与风格。像英格兰化、法兰西文化、德意志文化、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等等诸多不同。另外一方面，在时间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差异。例如每一个历史时代的西方文化，都表现出它的独特性，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是那样的不同于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化，以致表现出“西方反对西方”的奇异现象。

而东方人，尤其我们中国人，在谈到“西方文化”时，往往忽略了西方文化内部的这些反差与对立，包括种族、宗教、地域和历史时期的差别，这就像初次见到洋人的乡民，总觉得洋人个个相似，仿佛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但事实不是如此。在“西方文化”的统一名目下，许多根本不同的要素，混和到了一起，进行着名实之争。

例如，在西方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已经深到了这一步：从古典文化的角度讲，渊源于美国的现代文化是一种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四分之一墨西哥化、四分之一欧洲化的怪物，是没落的、颓废的东西。反过来，现代文化也会觉得古典文化是过时而刻板的，甚至是陈腐而伪善的。

古典西方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不相容性，已经达到可以互相背弃的程度。例如，古典文化虽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大致还在基督教影响下，但现代文化则明显转向异教，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属于大头，此外各种新兴宗教或推行个人崇拜的“邪教”也纷纷出笼，分食基督教的大饼，基督教内部也分化瓦解，赞同奸淫、堕胎、吸毒、同性恋。仿佛十九世纪以前的古典西方文化已经激发不了现代人的兴趣了。事情很清楚，西方人的“转向东方”不是由于热爱东方，而是由于西方人自身需要的转变，这种自身需要被称为“精神空虚”，尽管东方人还没有能发展出一套“东方现代文化”。

而古希腊文化和整个东方文化，不论埃及还是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相通之处则甚多，甚至常常取法东方。

严格说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西方事物，它毕竟是在整个地球范围上展开的全球文化运动，是以十五世纪海盗袭击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为基础的。在这其中，许多非西方的民族从不同方面参与和推进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形成。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各种非西方文化势力的复苏，现代文化里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因素也逐步抬头，人们越来越坚决地摈弃欧洲中心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谓“世界文化”毕竟不只是西欧人的独家专利。

西方文化表面扩张的同时，其实质性结果却是西方灵魂的死亡，其传统的文化要素在世界文化比重中的急剧下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合全球化时宜的东西被全球化过程给“扬弃”了。

这样看，西方世界的“东方化”尤其是受到东方宗教的感染，就不值得奇怪了，那是世界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这格局还将发生更大崩陷的一个预兆。其结果导致全球文明的出现。

可是在目前，我想指出，精神上陷入困境的西方人纷纷转向东方的态度却包含着一个危险的迷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东方文化，其实比西方文化的没落程度更甚。正因此，西方文化才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迅速占据了国际角力场上的有利位置，并击溃了东方国家的反抗。现在，仅仅由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没落，就来乞灵于气数早尽的失败者，这能有希望吗？比过时的西方更加过时的东方，能拯救全球人类吗？

显然，由于在现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急剧衰颓，就去转向更为没落的东方，是一条错误的出路。我们知道，这不是向生命之源的回归，而是一种摇摆，一种抽风。西方文化，只是西方人生活的产物，而不是东方文化的产物，更不是东方人生活的产物，基督教文化解决不了的世俗化问题，伊斯兰教文化也同样难以解决，只是穆斯林社会发展滞后，这一点尚未充分表现、世俗化尚未充分发酵罢了。西方的危机不是某个教义形态失灵的问题，而是一切教义形态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化压力下日益失灵的问题，这个压力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的飞速运动带给人们的头脑晕眩及思想混乱。而企图借用东方文化去反对西方文化，不过是传统文化圈子内部的争议罢了。企图借用东方传统去反对西方传统，企图借助东方的过去以救助西方的现在，其不合理性一目了然。

〔13〕

基督和佛陀，作为西方宗教和东方宗教的代表，虽然这里的“东方”并不包括本土时期〔即佛教传入以前的〕的中国宗教，而这里的“西方”也不包括基督教传入以前的欧洲。欧洲作为泰西，中国作为远东，曾经分别从基督和佛陀受教，在概念上，由于基督教西传欧洲，以致亚洲的希伯莱文化也被后人归入了“西方文化圈”。而按照严格意义的界定，“泰西”仅指西欧一隅及其文化前身希腊罗马世界。在欧洲中心论者如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除了自己以外的整个世界都是“东方”，结果从中东到美洲遍布世界各地的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而除了位于亚细亚的诸社会，位于非洲的埃及社会以及美洲的印加社会、马雅社会──也都因为欧洲中心论者的偏见，被打入了“东方”这一历史的垃圾箱。

其实，事实早就打破了从马克思主义到纳粹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各民族的扩张及其交往的密切，促使各种文化和种族发生融合，种族与文明之间的长期交合过程，使得各自的文化核心彼此渗透──越是临近现代，就越难发现一种起源纯粹的文化。

中国历史上，早在唐宋时代的新儒家学说〔理学和道学〕那里，就通过和佛学的广泛融合，发展了一整套新观念。这为中国社会文化此后近千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这是一个标志，说明随着国际交往的增长，纯粹的本土文化观念只能受到日益增多的“精神污染”，而与世界文化日趋齐一。所以八十年代推行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显然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逆流。

〔14〕

反对西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东方的精神”；反对东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西方的体制”。这两者并不需要重新制作。但是，可以取代它们的新的全球文明，却需要新的灵感予以滋润！

对于把中国的命运牢记于心的精神化身而言，他将摈弃或儒或道的或释的传统，而以双重身份同时投入一场两线的战争：

1，在国内战线，批判西方真理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思想，并抑制所谓种族自卑倾向的无度滋长。为此目的假复古之名以行革新之实，实在必要，其途径是“回归祖辈的文化”！既反抗父辈文化的专横，又反抗外来文化的放荡。

2，在国际战线，批判欧洲“传统文化”即“西方现代文明”，同时肯定西方精神与技术中有价值的部分。为此目的，需要掌握住东、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的真正分野，并善用之。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不是在亢奋与不慎中，陷入这危险的两线作战的，而是以“对世界史的正确理解”而有意深入这充满奇幻的暗礁地带！他以对传统的亲和力，深入反传统的事业；他以反西方的名义，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他不是低俗的反共主义，而是热爱精神的自由。

历史充满了类似于“既济──未济”的情调，所以，被“推翻”的东西、被“打入地狱”的恶魔──总有一天又会以崭新的形式、辉煌而飞驰的姿态，克服了往昔的敌人，重新君临天下，并引导人们继续前进──而不是继续革命，因为继续前进有时表现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那时，垃圾成为宝卷，黄金沦为尘土。这，就是我们所见所思的“自然”！

为历史而保持你高贵的思想能力，为验证你的思想而去创造历史吧！从你的冰封中，将开出春花，从你的晦暗中，将升起秋月。在“中国文化”已经涂炭的地方，“文化中国”将会兴起。

〔15〕

“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16〕

古老的延续欲，并未因现代化的冲动而断绝。 

传统文化圈根深入磐石的势力，已被现代世界文化的总体风暴扫荡得面日全非。但这只是“文化地表以上”的事件；在文化地表之下，各传统文化依然顽强。这几年来中国传统的气功术与社会预测学的综合复兴，很可能被历史证明为是民族文化复苏的前兆。时候一到，各种本土文化的因子就会沛然而起，重新占领中国人的心。形象地说，茂密的枝叶虽已零落，但文化之根尚未断绝，它还意欲“重获青春”──长出新的枝干与嫩芽，一种适应了现代文化气候的新芽……因此，人们正以“科学”的系统去解释气功与八卦学…… 

正是基于文化内力与文化表现的不一致，从表层的颓败去推断传统基础的衰弱程度，也许是危险的。伊朗革命的前夜，“西方化”运动顺利发展，传统文化的反抗似乎受到了成功的压制。但表层之下蕴藏的巨大反作用力终于冲破了最科学的社会预测、最精密的文化分析──推倒了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西方化事业”。伊朗革命借用了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以重新调整本社会的文化形态。这表明，传统文化圈在现代生活中仍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无怪在各个非西方的文化圈中，存在国粹派与西化派之争；而在西方文化圈中，也存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而这两组势力还要分别应对激进派的挑战……这些不同倾向间的冲突表明，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隔离，给现代人灵魂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分裂与混乱！ 

国粹派的痛苦，源于隔离状态破裂后的新文化格局。它表现了一个生活在颓势的文化圈中的有志者，所应有忧虑。他们认为，濒于西方的现代文化，本质上不适于本民族生活的需要。相反，西方派则对这一新格局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变革、振兴自己民族业已衰落的传统文化的时机，它千载难逢。若不借用现代文化观念的强力冲击，很难消除传统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生活的多种腐败。 

主张维持传统的国粹派对现代文化的飞速前进感到担心，害怕这会瓦解传统的美德。现代派则认为这一担心纯属本末倒置──如果“传统的美德”应该消失，就让它消失好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工具性的文化。从事实上说，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无法挽救那些应该消失的事物；从理论上说，不适于现代生活和人类发展的传统文化，就不宜再视之为“美德”──更不该用这些过时的美德观念，去阻碍人的重新适应过程。 

其实，这两种抽象谈文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决定命运的关键是你的行为反应，而不是你持有的文化观念！ 

我的思想，你终于悄悄告诉我了：不仅要否定西方的思想、废弃西方的标准：不论是其古典形态的还是其现代主义牌号的；不论是天主教新教的西欧，还是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东欧──我都看到了它们的一贯之处，那就是和中亚细亚和新疆的共同的民间音乐，以及骑马和握手的礼节。这是和黄种人的亚洲绝不相同的一种生活类型，如果不说是绝不相容的，因为其背后是绝不相同的生命类型。因此，为了自己生命的健康，我们不仅要摆脱印欧精神奴役──而且要反抗它们的方法信仰、“道路宗教”！尽管纳粹称之为“高贵的雅利安”，其实只是充满贱人的烦琐和沉闷。西方宗教的特点是不负责的许诺与荒诞的科学说教的混合！西方的政治压迫者经常以救星身分来到中国，其实连西方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由来自东方的三个博士预言的。我们更要从西方世俗主义的拜物教之下，解放中国的良心。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同性恋的西方人

同性恋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象征——因此讨论它就是在讨论西方文明最本质的东西。

〔01〕

现在，性别角色混乱了，因为，社会角色混乱了。同性恋时尚是如此，变性表演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但不值得惊愕，每当社会急剧变化，社会总构迅速变形，社会细胞也不免陷入“错位或游离”。个体与性别角色错位和游离，既产生了心情的惶惑，也可以产生行为的错认。其后果是经常性地出现了角色的多重性、角色界限的模糊、角色意识的淡化或混杂。 

〔02〕

德国和波兰的边境杂种尼采首先体验到了大众时代的本质，认识到这是庸才统治的时代。动物界是强者有更多的食物和异性，人类社会全部平均化甚至平面化，称之为公平、人权──人权是弱者互助之论，关键是技术的普及加强了弱者的地位；而且导致异种混杂、文明退化。甚至同性可以结婚！表面上悖谬之极，实际上正好降低了出生率，加快实现其种族的灭亡！有人说“同性恋是一项人权，因为动物想不出这种花样……”；尽管有些动物也会同性恋，如老鼠和大猩猩，但“同性婚姻”显然是动物望尘莫及的。

〔03〕

2007年3月3日，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举行“约有四十五万人参加的游行和狂欢”，游行的主题是“爱”，有超过一百一十辆彩车方阵，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及来自海外的同性恋支持者均有参加。呼吁给与同性恋者平等权利。游行者来自各行各业，方阵中甚至包括联邦警察、冲浪救生协会、急救中心及一些为大选拉票的政党，他们服饰怪异、发型奇特、舞步趑趄，以求吸引观众目光，不少参加者衣着暴露，甚至出现了全裸人士。游行组委会主席称，游行为全球男女同性恋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今年的游行规模是历届最大的。澳洲同性恋游行最早是从1978年开始，当年为了抗议澳洲禁止同性恋而展开的活动，如今却成了狂欢派对。澳洲政府1984年宣布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及其婚姻的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必将对全球白人人口的持续减少，火上浇油。

〔04〕

地理上的欧洲还在，只是内容和曾经的欧洲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因为，穆斯林反对同性恋，他们的出生率接近自然水平，所以和萎靡不振的白人社会相比特别高。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对穆斯林充满恐怖，认为穆斯林：“根本不把其他的民族当人看，当他们的人口还没有占到多数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很守规矩，他们对当地发生的一切政治、经济事物概不关心，只是一心发展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这种做法会给那些短视的政治家尤其是独裁者带来好感，因为他们就是喜欢那些不关心政治和社会的人，这给他们的发展带来方便。穆斯林的目的总会达到，他们的人口在不断扩大，因为一个穆斯林家庭出身的孩子，天然就是一个穆斯林，一个非穆斯林的女人和一个穆斯林男人结婚，那么这个女人要随穆斯林，生下的孩子也必然是穆斯林。然而，一个非穆斯林的男人和一个穆斯林女人结婚，这个男人也要随穆斯林，他们生下的孩子也是穆斯林，如此一来，穆斯林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而且穆斯林的出生率是很高的，他们不发愁他们的孩子的生计，因为左派种族主义自会照顾他们，抢劫总比生产要容易的多。等到他们的人口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就会控制那个地方，所有的人，要么随穆斯林，要么掉脑袋。”

〔05〕

古典欧洲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这种不相容性，达到互相背弃的程度。例如，古典文化虽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大致还在基督教外表影响下，但现代文化则明显转向异教形式，其中佛教与回教属于大头，各种新兴宗教或推行个人崇拜的“邪教”则是小头，也纷纷出笼，分食基督教的大饼。基督教内部也分化瓦解，包括赞同奸淫的、堕胎的、吸毒的、同性恋的。仿佛十九世纪以前的古典欧洲文化已经激发不了现代人的兴趣了。事情很清楚，西方人的“转向东方”不是由于热爱东方，而是由于西方人自身需要的转变，这种自身需要被称为“精神空虚”。尽管同时的东方人，还未能发展出一套“东方现代文化”。虽然古希腊文化和整个东方文化不论埃及的还是巴比伦的、波斯的、小亚细亚的，相通之处甚多，因为希腊人的商业本性常常取法甚至剽窃东方，不以为耻。

〔06〕

从医学上看，人对药物的反应确实是具有种族差异的：包括“心血管药物”、“中枢神经系统药物代谢和反应”、“其他类药物的代谢和反应的种族差异”等等，不过这与肤色关系不大。而在其它方面，“甲胎蛋白诊断HCV相关性肝癌具有种族差异性”，“艾滋病传播种族差异明显”〔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城市百分之三十的黑人同性恋男青年感染了艾滋病毒，该数字令人吃惊，这是艾滋病在不同种族间的传播差异日益明显的一个例子〕、“哮喘诊疗中存在的种族差异”〔发表在《内科医学档案》上的一项新的研究，解释了黑人更多出现严重的哮喘症的原因〕，此外，“动脉血栓的发生率存在种族差异”〔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发生心源性胸前区疼痛的患者中，与其他种族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裔发生完全冠状动脉堵塞的可能性较低〕。

〔07〕

在西方，家庭瓦解已经发展为民族性、世界性危机，好像西方的社会中坚已经断绝，而且不再有产生强力社会中坚的希望了，更不会有英雄或圣人出而统率任何潜在的社会中坚。但是我们知道，只要奉行“K战略”的人群还存在，家庭就还有救，人和文明就不会断绝生路，社会就不会重蹈罗马和西晋衰亡的覆辙。但对未来的欧美社会及其殖民地，由于家庭瓦解得如此彻底，甚至采取了“同性婚姻”这样的“绝后模式”，因此要逃避人口剧减、社会凋敝等末日劫数似乎十分困难，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领地似乎也在被“同性恋婚姻”逐渐攻克。而如果不能挽回家庭的覆灭，美国充其量是个迦太基，不可能形成罗马。正如苏联充其量是个马其顿，德国充其量是个斯巴达。

〔08〕

今天的西方人过敏异常以致神经衰弱，几乎被政治正确主义捆绑住了，这些人追求的是如何迅速耗尽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正在迅速实现，对个人权利的极度偏好，使得社会责任遭到忽略，女权主义正在演变为同性恋婚姻。感官享乐的浅显形式和市民时尚的压倒性胜利，对世界历史造成巨大转折，把一切高尚的东西都置诸无人问津的地方。这个时候的人们不会因为灵魂的死亡而惊奇，而只会对灵魂的存在感到莫大惊奇！

〔09〕

青少年时代，一个人处在全面发展阶段，智能敏锐，感情丰富，精力旺盛，他们要使自己的生命有所寄托，实在需要那种“能够与青春的短暂相匹配的永恒感”，作为稳定器。那种“能够与青春的飘忽相匹配的超级稳定”，可以帮助他们渡过生命发育的激流所造成的险滩，抵达新的天地。这时，如果不能给予他们某种关爱的温情，反去剥夺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岂不毁了他们一生的情感寄托？如果他们把剩余的、无法奇托的感情转移到不适当的即社会无法接受的方向上去，岂不“酿成一杯苦酒”？也许，这可以从社会学意义而不仅仅从医学上解释，同性恋这种现代文明中特别流行的现象。

例如，与同性恋相比，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慕亲近苟且以及混乱的关系，其罪恶性毕竟属于“自然”的范畴。在许多未受文明束缚的原始民族那里，流行着早婚习俗，那些刚刚发育成熟的少男少女就可以未婚先孕，等到生了孩子之后再举行结婚仪式，甚至，他们与她们在举行仪式之前，还进行过充分的试验性同居，以彼此测验性生活的能力，以致进一步测验彼此的生育能力，看对方能否胜任未来的夫妻生活……

甚至生了孩子之后也有因为索然无味，不再结婚而彼此分手。那并不被习俗视为罪恶。也许当代西方社会正在经历这样的再度野蛮化也未可知。也许未来的世界不再算这是一种罪恶？因为判断罪恶与否的主体，毕竟只是风俗而非哲学。所有这些被现代世界最后的良心看作是早婚早恋甚至是乱伦乱爱的堕落习俗，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它所绵延的时间亦非很短而是很长。

但愿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新婚俗，不要剥夺少男少女之间相互爱恋的机会，不要因噎废食。

〔10〕

在价值多元论的幌子下，科学主义正在侵蚀一切意识，严重腐蚀人类灵魂的智慧。结果使得生命不幸文弱化了，即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迷误。例如，与同性恋相比，少男少女之间的苟且及混乱的性关系，毕竟还属于“繁衍”的范畴：在现代城市竟然和原始民族相似，刚刚发育成熟的少男少女就可未婚先孕，生了孩子再说，而不再被习俗视为罪恶，仿佛文明社会由于腐败而正在经历“再度野蛮化”。

同性可以结婚！表面上悖谬之极，实际上正好降低了出生率，加快实现其种族的灭亡！有人说“同性恋是一项人权，因为动物想不出这种花样……”；尽管有些动物也会同性恋，如老鼠和大猩猩，但“同性婚姻”显然是动物望尘莫及的。

〔11〕

严格讲来，一夫一妻制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婚姻形态，所以一些脱离了游猎状态而进入游牧状态的民族，如贝督因人、蒙古人、突厥人、柏柏尔人那里，一夫一妻制就已经瓦解了。一夫一妻制可说是刚从群婚制蜕化而来的婚姻制度，它并不像现代殖民主义者异想天开的那样是一种“最高形态的婚姻”形态。尽管日耳曼人〔包括北欧海盗〕对欧洲的殖民以及此后千年欧洲对其他世界的殖民，使得这种原始部落的婚姻制度在全世界成为主流。可是，大多数融合民族的生活习惯毕竟与原始日耳曼人的大不相同，所以与一夫一妻制同时出现的，就是婚姻状态的极不稳定，和普遍的卖淫和道德败坏。这种道德败坏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的一夫一妻制和实际上的多妻制而付出的代价。难怪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之类要痛斥一夫一妻制为“独占的卖淫”，而犹太人弗洛伊德则悲叹一夫一妻制造成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可见原始日耳曼人中的一夫一妻制一旦移植到世界其它地方，尤其移植到像犹太人这样古老的民族中，就完全变质了。因为犹太人像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社会那样，是文化主导的、融合式的，不是种族主导的、殖民式的，其生活习惯自然并不适于实行一夫一妻制。如果法律强制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只能造成风俗的伪善败坏和道德的紊乱失调。当代中国的淫风四起、娼妓拦路，就是因为这个假晶现象所致。

我并非在此指斥一夫一妻制不好，也不是揭示它的强制普及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是想说明，全球政府的指导纲领，在于顺应历史沿革的方法而不用“愚公移山”的斧凿。我们指出一夫一妻制度的客观效果以及它的由来演变；这样它们未来的走向，也就会一目了然。在我看来，一夫一妻制的最终结局要么造成社会分离主义，要么造成家庭制度的瓦解和文明社会的崩溃。例如，例如，一夫一妻制实施于全球社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男女混同〔女性男化、男性女化以及随之兴起的同性恋时尚〕。女性男化导致男性丧失创造能力，男性女化则使女性成为贫瘠的盐碱地，同性关系则加剧人类生殖能力的衰退，直接促使文明的滑坡。

〔12〕

如果人说，鉴于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的危机，还是降低一些生育率为好……但请问这是一种怎样的降低呢？这是一种“负债的经营”。之所以称之为负债的，是基于下述事实：生育是基于自然本能，逃避生育却是基于文明，逃避生育的习惯一旦养成，就难以改变，直到这一文明毁灭，其他文明兴起。新的文明化腐朽为神奇，用本能的力量消除男女混合的世界潮流，大家意识到男性女化与女性男化是“文明败血症”，足以导致种族灭绝。在这样警醒意识下，一夫一妻制怎能不走向历史性的衰落？因为一夫一妻制作为游猎时代和殖民主义的婚姻形式，不能解决全球范围的人种危机。它在种族差异不大的小范围内的有效性，一旦扩张到种族差异太大的“全球范围的统一秩序及其政治实体”，难免造成社会惰怠和文化虚脱。更无从配合优生学的需要，振兴种族、再造文明。

这种制度包括婚姻制度会宣判自己的死刑：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精华日渐消耗殆尽，社会渣滓却日益泛滥；结果创造力不足，犯罪率却过剩……在我们看来，一夫一妻制正如其它人造的事物一样，并非生来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细细考察一下，它们其实都是受到一个发展过程的支配，支配它们的发展过程其形态都和一个抛物线相似：其兴起时也曾生气勃勃，向上挺进，其衰落时也将腐朽不堪，向下坠落。我不愿意断言当今的时代就是一夫一妻制走向彻底没落的时代，但显然这种制度正在遭受严峻的挑战，除了大量的离婚、未婚生育、婚外通奸，其中最新的挑战就是来自“同性婚姻合法化”。有的报道宣称，已经有人提出：如果同性恋一旦合法化，那么其他人是否也该拥有和自己的血亲甚至宠物结婚的权利？这意味，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大门打开，那就意味着另一种毫无禁忌的婚姻制度已经露出地表，任何可以想象的“婚姻”都可能取代一夫一妻制的地位。即使它不能完全取代，也无异于指出一夫一妻制的最大荒谬就是它已经通过殖民主义法律把自己强行推广到了全球范围。“物极必衰”一语，难道不适用于如此专断的一夫一妻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要么是诱惑，要么是奴役。

〔13〕

正确的人种比例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全球民族像是一股天籁即将蜿蜒而出，离开地下洞穴，驰往新的天体，响起出征的衷心赞美。这确实超出今天的想象，但记住，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会彻底改变，即使在未来的人们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今天出现也常常令人震惊，例如，我们自己的衰老和亲朋好友的死亡。即便始终如一的“我”，也每天都在新的形成中！而正是那些愿意改变现状的人们，其先天因素与后天遭遇所合成的命运，迫使他们干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不仅是自我满足，而且满足了世界，从而摇撼了历史、推进了文明。

所以，全球民族一定会出现，他们可能是现有种族的不同比例的混血，就像印度人和南美人那样，是灰色的民族。那时候，金发碧眼的少数民族将作为人类保护地的稀有品种受到珍藏，而纯粹的黑人也将像现代美国社会那样稀少。至于同性恋，那是生存欲望下降的结果。缺乏生存欲的人，生殖欲就会下降，也就不再充满权力欲了；生存欲强烈的人才会有“坚强的意志”，不仅是意志坚强，而且是“具有侵略性”。这样的人为了达到想象的目标，可以抑制甚至减低生存的欲望。但他不会为了意志的满足而抛弃生命本身。“有献身精神的人肯定有权力意志，尽管常常表露得十分隐晦：即使是科学上的献身，其追求成功的愿望也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所谓好胜心，正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正是献身精神的真实基础。”而所谓优胜者，无非就是那位有幸最后退出角逐的人，这意味着他必须比别人承受更大的压力与牺牲。

〔14〕

英国动物学家德斯蒙得·莫里斯〔Desmond Morris，1928─〕在《人类动物园》〔The Human Zoo〕一书中提出了有趣的异议。他以语言这一理性的重要依据、符号的突出代表为例，分析了人和符号的非理性功能，指出“语言的非交流作用跟它的交流作用一样重要”，因为人们利用语言在建立并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理性的奢侈，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特权的标志。“正如英语和法语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认同标志，同样，一位高等英国人的口音则表明了他和低等英国人的不同。”再如，化学和精神病学的行话，又表明了化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区别：我们的知识界本该将交流手段作为重要对象，但他们拟部落的分离语言，其难以通晓的极端程度却“简直相当于罪犯的黑话”。

这种非理性地使用语言魔术的契机在于，先前“朴素的部落人”已发展成为城市居民即“超级部落人”了。在这个超级部落里，他再也不认识其他所有的成员了，这导致“从人情社会到非人情社会的变化”，使得人类在那以后的几千年里，要遭受最大的痛苦。这表明理性的晨曦从一开始就是和非理性地滥用理性，一起进入人的社会的。

德斯蒙得·莫里斯认为，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野生动物通常不会发生诸如自杀、手淫、伤害后代、恋物癖、同性恋等行为的，也很少发疯或是得胃溃疡；而在人类都市居民中，这一切极端发展却比比皆是，但这并非显示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因为研究发现，当其它动物也处于一种和人类相似的“受监禁的非自然状态”时，也同样会出现以上类似人类的病态。如动物园里的动物就是如此。正基于此，作者把城市文明视同不幸的“人类动物园”，都市居民实际上是一种“受监禁的动物”。人类动物园里的居民足有闲暇，但他生来就爱探索、创造，不能长期投闲置散，“你必然急于参加越来越复杂的活动。你会去调查、组织和创造，最后你会被迫置身于一个更奴役人的动物园世界。每逢遇到一种新的复杂情况，你会发现离自然的部落状态又远了一步。”于是，现代人的历史就是他和他的艰难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做斗争的历史。按照这种理解，在当代城市极为拥挤脏乱的居住条件下，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就是一项合情合理的发展了。人们互相怨恨以至坑害、残杀，不为别的，只是因生存的紧张造成了情绪的失衡。显然，人性的这些特点，与“社会从下到上每个成员体都等于保持着独立，同时全人类又能被整合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的“递进民主制”等“准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容。因此，期待整个地球变成一个中性的电视村的准共产主义设想，是无稽的。正如莫里斯所说，“只有在城市里，革新才有真正被认可的机会。只有城市形成的一致行为方式，足以抵御作为分裂力量的独创和革新精神。反叛传统这一利剑，对于这个巨人来说只起到舒服的搔痒作用，使他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并去行动。”在这种意义上，全球政府的出现当然也就不是复古，而是革新，甚至是“托古改制”。复古与革新互为表里，意味着文明的收缩和扩展，是超级城市及其全球网络形成后必定来临的一种精神现象和行为方式。因此“礼制的天下统治”与其说是历史的反动，不如说是文明的革新。

〔15〕

文明的摧颓经常体现为教化的逐步消解，除了像中国文革式的急速消解外，还有美国嬉皮士化这样的慢性死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人们都说社会风气大大败坏了，例如六十年代汽车停在街道上被人无意中撞坏了，肇事者大都会自觉写上一个便条，把自己的地址和姓名告诉车主，以便联络负责赔偿。但这样的事情到九十年代就绝迹了，相反兴起的是吸毒和堕胎运动、艾滋病和同性恋运动，治安刑事案件也急速增加了。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1957－〕，曾经写过《创意阶层的兴起：启动新新经济的精英势力》〔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leisure,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2002年〕，后来，他又在《创造型人才的流失：全球争夺人才的新浪潮》〔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2005年〕中，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在后面这本书中，他将二十一世纪称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世纪。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兴起理论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里服务阶层兴起理论、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提出的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兴起理论，都不尽相同。他认为在当今经济环境中，“才能”和“创意”才是财富的关键来源，在这个前提下，一个城市的经济是否繁荣不再取决于优惠的税收政策，也不靠廉价的电力，新经济〔IT行业和经过信息化技术改造的老工业〕必须依赖“创意工作者”，只有那些能够吸引创意阶层去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才能获得经济的成功。理查德·佛罗里达对创意阶层的定义脱离了传统上对创意的理解，他认为，创意阶层是指所有需要创意的职业，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诗人、艺术家、设计师、卫生及法律从业者、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从业者。据他估算，创意阶层在美国的劳动力中占有30％的比例，也就是3800万人。理查德·佛罗里达指出，创意阶层不是以工作决定一切，而是首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居住地，然后再开始寻找工作。创意工作者对居住地的选择有一套非常有意思的标准，他们认为适合居住和工作的城市或地区须有多元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创造力。作为这些特点的外在表现，这些城市必然有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外来人口甚至很多的同性恋。一个创意社会必须具备3T，如旧金山和波士顿就是这样──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这样的城市需要发展出有利于经济繁荣的人文气氛。

随着《创意阶层的兴起》平装本上市，佛罗里达力图使他的论据国际化。他撰文指出：像布鲁塞尔、悉尼、惠林顿和都柏林这样的城市，正在和美国的一些创意中心与技术中心城市进行人才争夺。而布什政府对技术革新的破坏〔如禁止胚胎干细胞的克隆、加紧审查外国留学生等〕，都可能引发创意阶层的反抗。与此对应，对佛罗里达的批评也越来越猛。许多城市政策研究人员对他所提出的城市应该致力于吸引“单身的年轻人、同性恋者、时尚人士”的建议提出质疑。有人指出，当他第一次读到佛罗里达把加州海湾地区对同性恋的宽容态度与其作为新技术孵化地的成功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怀疑：“硅谷的所在地圣何塞距离旧金山有四十英里远，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此外，柯特金还对佛罗里达提出的美国有三千八百万创意阶层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他说：“我看不出来这些所谓的创意阶层比砌砖工人究竟更有创意在哪里。”难道仅仅因为他们里面的同性恋甚多？

 

〔16〕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或叫做“智囊”，酒囊饭袋的囊〕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于是，历史在鼠目寸光的他们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难理解的非人的构造。现代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上帝或诱骗顾客的他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规律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就这样，“历史”与“人”绝缘了，成为异化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成了奴役的根源，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推行极端政策的借口，不仅支配专政权力，甚至也已经渗透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尤其是文化阶层的瓦解、地主阶级的灭亡，导致灾难性的“底层朝天”。

〔17〕

君子本畏历史，害怕遗臭万年，唯物主义破坏了这一畏惧。毁灭善良传统的有两样东西：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调。唯物主义教人无所畏惧，是以君子亡矣；无神论调破坏小人对阴间惩罚的畏惧，是以小人习于犯罪矣。君子本来有位，现在有德无位，成为只能流浪的孔子和佛。于是这个时代小人得势，当局者依靠小人压服君子，构成当代世界的基本统治原则。这就是“大众时代”，美国也是如此。有个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看后令人不得不觉得“美国社会压制了英雄”。

〔18〕

在民主党籍的纽约州州长葛谟〔Andrew Cuomo〕意志坚决、不屈不挠全力游说下，纽约州议会终于在2011年6月24日深夜通过同性婚姻法，这项成就将对全美产生重大影响。不过，虽然同性婚姻法在纽约立法成功，但支持同性结婚者仍有许多障碍有待克服，他们将来需要国会或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他们的目标。 

三十年前攻读法学学位时即以婚姻平等为己任的维权人士沃夫森〔Evan Wolfson〕说：“现在我们在纽约做到了，我们将能在任何地方实现目标。”现任维权团体“婚姻自由”〔Freedom to Marry〕会长的沃夫森宣称：“如果我们努力推动这个大业，2020年或更早，我们将可达成目标。” 

“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副主席圣恩兹〔Fred Sainz〕说：“纽约州让世人知道，全美获得婚姻平等一定能实现，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维权人士希望，纽约州通过同性婚姻法将有助于说服全美的法官和政界人士〔包括尚在犹豫的欧巴马总统〕，支持同性婚姻现在已是主流观点，而且是能够导致胜选的政治立场。 

〔19〕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开路先锋是麻州，该州于2004年用法庭命令达成目标。其后，康州、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爱荷华州及华盛顿特区〔DC〕跟进，纽约州24日成为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第六州，而且是六州中人口最多的州〔共计1900万人，超过前述各州及地区人口的总和〕，使生活在同性婚姻合法地区的美国人增加一倍多，影响很大。 

美国也有八个州赋予同性恋者法定结合〔civil union〕权，使他们能享有类似婚姻的权利。加上允许同性婚姻的六州之后，使美国有超过35%的居民居住在具有同性恋者结合权利的州。 

维权人士认为，纽约州通过此法，对全美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努力，有很大助益。

而在谢选骏看来，纽约州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具有世界影响，因为纽约市还是联合国所在地，是“世界之都”。纽约州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解体阶段”。

其理由如下：

同性恋体现为一种个人生理现象，而对于同性恋的宽容与制度支持，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文明晚期现象”。我们这里说的“同性恋是文明晚期现象”，主要指的是对于同性恋的宽容与制度支持。

〔20〕

全球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不仅社会角色呈现混乱，性别角色也开始混乱了。同性恋时尚如此，变性活动也是证明。这不值得惊愕，因为每当社会急剧变化，社会总构迅速变形，社会细胞也不免陷入错位或游离于传统角色。

对个人权利的极度偏好，使得社会责任遭到忽略。感官享乐的浅显形式和市民时尚的压倒胜利，对世界发展造成巨大转折：把高于个人的东西置诸无人问津的地方。这个时候的人们，不会因为灵魂的死亡而惊奇，只会对灵魂的存在感到莫名其妙！

实际上，对于同性恋的宽容与制度支持，并非当代特产。希腊罗马文明的晚期、中国秦汉文明晚期〔汉末魏晋〕，也都有同性恋流行，与此同时出生率明显下降，导致蛮族入侵；圣经中也记载，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随从逆性情欲、一味行淫，“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创世记》十九章23-25节〕

〔21〕

从神学的角度说，灭绝同性恋风俗是“上帝的愤怒”；从人类学的角度说，这也是早期文明与晚期文明的斗争，而所多玛和蛾摩拉命运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一个“同性恋事件”：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玛。罗得正坐在所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阿，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得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得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得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得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作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作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作官哪。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得，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得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二人对罗得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得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娶了或作将要娶〕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得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得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得，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 罗得对他们说，我主阿，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倾覆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作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琐珥〔琐珥就是小的意思〕。罗得到了琐珥，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创世记》十九章1-26节〕

从“同性恋是文明晚期现象”的视角看，所多玛代表了一种成熟的城市文明，而亚伯拉罕家的希伯莱人还是一种早期文明的游牧人、乡下人。乡下人大多反对同性恋，因为他们根据自然的节律就知道：同性恋不能生育，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浪费。但晚期文明的人却热衷于享乐主义，并因为舒适的生活而腐化堕落了。

 

〔22〕

几乎所有早期文明，都在社会上、制度上压制同性恋，因为“宽容同性恋”就等于“奖励不生育”。从使徒保罗反对同性恋中，也可以清晰这一点：那是一种早期的基督教文明与晚期的希腊罗马文明的斗争。现在，全球各地宽容同性恋的社会，都呈现低出生率现象，不难明辨其中的逻辑关系──晚期文明，拒绝生育。

穆斯林禁止同性恋，所以其出生率接近自然水平，与萎靡不振的白人社会相比就显得特别高。穆斯林家庭出生的孩子，天然就是一个穆斯林；一个非穆斯林女人和一个穆斯林男人结婚，这女人要随穆斯林，生下的孩子也必然是穆斯林；然而一个非穆斯林的男人和一个穆斯林女人结婚，这个男人也要随穆斯林，他们的孩子也是穆斯林！如此一来，穆斯林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

相反，在“人道主义”的西方，家庭的瓦解却已经发展为世界性危机，好像其社会中坚已断绝，不再有复兴的希望了。由于家庭瓦解得如此彻底，甚至采取了同性婚姻这样的“绝后模式”，因此要逃避人口剧减、社会凋敝等末日劫数，似乎十分困难。甚至美国最高法院的领地，也在被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逐渐攻克。如果不能挽回“家庭的覆灭”，美国的根基也就被逐步蚕食了，这比恐怖主义攻击厉害千倍万倍。

〔23〕

有人说，鉴于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危机，还是降低些生育率为好……但同性恋合法化带来的降低，却是一种不均衡、非自然的降低，会完全改变目前的种族比例与国家实力。这一推测基于下述事实：生育是基于自然本能，逃避生育却是基于文明；逃避生育的习惯一旦养成就难以改变，直到这一文明毁灭，其他文明兴起。新文明意识到男性女化与女性男化是“文明败血症”，足以导致种族灭绝，于是着手用本能的力量加以消除。

纽约州议会终于在2011年6月24日深夜通过同性婚姻法，这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解体阶段”：其通过时间是在“深夜”，也具有象征意义。

〔24〕

从更高的角度考虑，英雄不得志也是社会的福气──为了社会的福气，让英雄们牺牲自己吧。而且我们知道，随着多国时代的过去，强者会再度抬头。例如现在各国正在发生的“右翼革命”〔包括中国形式和美国形式〕，就是前兆。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当代景观有些不同的。它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自然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这就与欧洲近世以来的绝对人文主义所主张的人与自然对立、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有所区别。

〔25〕

早在2007年3月3日，澳大利亚的悉尼市就举行了“约有四十五万人参加的游行和狂欢”，游行的主题是“爱”，有超过一百一十辆彩车方阵，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及来自海外的同性恋支持者均有参加。呼吁给与同性恋者平等权利。游行者来自各行各业，方阵中甚至包括联邦警察、冲浪救生协会、急救中心及一些为大选拉票的政党，他们服饰怪异、发型奇特、舞步趑趄，以求吸引观众目光，不少参加者衣着暴露，甚至出现了全裸人士。游行组委会主席称，游行为全球男女同性恋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今年的游行规模是历届最大的。澳洲同性恋游行最早是从1978年开始，当年为了抗议澳洲禁止同性恋而展开的活动，如今却成了狂欢派对。澳洲政府1984年宣布同性恋合法化。

同性恋及其婚姻的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必将对全球白人人口的持续减少，火上浇油。地理上的欧洲还在，只是内容和曾经的欧洲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因为，穆斯林反对同性恋，他们的出生率接近自然水平，所以和萎靡不振的白人社会相比特别高。

〔26〕

在西方，家庭瓦解已经发展为民族性、世界性危机，好像西方的社会中坚已经断绝，而且不再有产生强力社会中坚的希望了，更不会有英雄或圣人出而统率任何潜在的社会中坚。但是我们知道，只要奉行“K战略”的人群还存在，家庭就还有救，人和文明就不会断绝生路，社会就不会重蹈罗马和西晋衰亡的覆辙。但对未来的欧美社会及其殖民地，由于家庭瓦解得如此彻底，甚至采取了“同性婚姻”这样的“绝后模式”，因此要逃避人口剧减、社会凋敝等末日劫数似乎十分困难，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领地似乎也在被“同性恋婚姻”逐渐攻克。而如果不能挽回家庭覆灭的趋势，美国充其量只能是个犹太化的是个迦太基，不可能形成世界中心罗马。正如苏联充其量是个马其顿，德国充其量是个斯巴达。

〔27〕

我们知道，艾滋病是六七十年代美国反战运动的间接产物：反战运动作为嬉皮士和性解放的直接产物，而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和性解放正是传播艾滋病的针筒。毒品和卖淫造成了性解放的杂乱无章，正如汽车和堕胎的普及化造成了亲密接触的泛滥，结果“赐予”艾滋病空前的机会。在人们的性欲获得普遍解放的同时，人们的生命却受到了彻底的禁锢，医学革命的成就激励了现代的“溱洧之风”，它秉承了古代巴比伦─罗马─西晋的末日淫乱之风。现代的末日淫乱之风，从欧美出发，逐渐遍布全球。与此同时，在印度，古老而纯朴的“沙地”风俗业已开始复炽，它的寡妇殉葬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东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历史性反动，似乎要在这里揭开序幕。这不是西方哲人崇尚东方文化，而是东方民众开始鄙弃西方？东方人开始从西方的精神魔力下苏醒过来的例子，还有伊斯兰教的复兴。问题不是因为东方的复原，而是由于西方的衰竭；现在东西方的实力对比还是悬殊，但是二者的心力对比正在接近。

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城市百分之三十的黑人同性恋男青年感染了艾滋病毒，该数字令人吃惊。

〔28〕

今天的西方人过敏异常以致神经衰弱，几乎被政治正确主义捆绑住了，这些人追求的是如何迅速耗尽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正在迅速实现，对个人权利的极度偏好，使得社会责任遭到忽略，女权主义正在演变为同性恋婚姻。感官享乐的浅显形式和市民时尚的压倒性胜利，对世界历史造成巨大转折，把一切高尚的东西都置诸无人问津的地方。这个时候的人们不会因为灵魂的死亡而惊奇，而只会对灵魂的存在感到莫大惊奇！

有的报道宣称，已经有人提出：如果同性恋一旦合法化，那么其他人是否也该拥有和自己的血亲甚至宠物结婚的权利？这意味，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大门打开，那就意味着另一种毫无禁忌的婚姻制度已经露出地表，任何可以想象的“婚姻”都可能取代一夫一妻制的地位。

严格说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西方事物，它毕竟是在整个地球范围上展开的全球文化运动，是以十五世纪海盗袭击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为基础的。在这其中，许多非西方的民族从不同方面参与和推进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形成。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各种非西方文化势力的复苏，现代文化里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因素也逐步抬头，人们越来越坚决地摈弃欧洲中心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谓“世界文化”毕竟不只是西欧人的独家专利。

〔29〕

西方文化表面扩张的同时，其实质性结果却是西方灵魂的死亡，其传统的文化要素在世界文化比重中的急剧下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合全球化时宜的东西被全球化过程给“扬弃”了。

这样看，西方世界的“东方化”尤其是受到东方宗教的感染，就不值得奇怪了，那是世界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这格局还将发生更大崩陷的一个预兆。其结果导致全球文明的出现。

这使得古典西方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不相容性，已经达到可以互相背弃的程度。例如，古典文化虽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大致还在基督教影响下，但现代文化则明显转向异教，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属于大头，此外各种新兴宗教或推行个人崇拜的“邪教”也纷纷出笼，分食基督教的大饼，基督教内部也分化瓦解，赞同奸淫、堕胎、吸毒、同性恋。仿佛十九世纪以前的古典西方文化已经激发不了现代人的兴趣了。事情很清楚，西方人的“转向东方”不是由于热爱东方，而是由于西方人自身需要的转变，这种自身需要被称为“精神空虚”，尽管东方人还没有能发展出一套“东方现代文化”。

〔30〕

在文明史中，往往是随着社会反差的萎缩和社会活力的日益低落，作为各种社会器官的社会组织也不免日渐退化，它们的功能趋于衰竭。每到此时，以往的高级文化无一幸免地遭受平庸的理解，动人心魄的精义只引起平淡甚至近乎麻木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活跃着的精神文化被偶像化了──化作或恶或善的泥塑。社会生活的极端停滞，与独立精神〔及其扩大的投影团体精神和民族主义〕的失落，一同降临到由于过度的垦殖、收获和过度的禁止施肥催化，而变得越来越贫瘠荒芜的文化土地上。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一进程在秦汉帝国、元明清帝国，各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紧随其后，魏晋南北朝与二十世纪初的文化混杂、价值错乱的精神状态继之而起。在这两个社会系统崩溃的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自体的没落，而非他山之石的敲打、撞击。甚至个体的心理性征也会随着文明结构的衰落与解体而被夷平！男不男，女不女，两性的异化成为文明败血症的日常表现。极度的专制，诚然有把君王之外的男子都变成太监的危险，但雅典的民主也同样培养了大批的男妓和同性恋者。文明的困境同样困扰着置身其中的人民。对个体而言，这近乎一个宿命，但对思考的人来说，这却是和社会细胞〔个体〕的职能消解同步出现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已经到了父亲暴戾、儿子叛逆的地步，那么，整个社会机体的有机过程，就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例如，婚姻就不失为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贸易：人们互相之间出让自由，然后得到某种承诺或支持。通过以身相许的契约，达到互相之间最大限度的信任与依靠。不仅异性之间如此，同性之间亦然。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同性通过交换异性，取得加入氏族联盟的权利〔互换姊妹〕，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在现代文明的较新时髦中，同性之间甚而直接同居，这被叫做“同性恋”。

婚姻是社会的规范，是对个人的自由的一种束缚。这并不限于性自由的领域，而是涉及可能与性有关的一切事务和行为领域的自由，以至包括思想的自由或对某事物进行评价的自由的领域。人从婚姻中可能得到许多的欢乐；但婚姻既不是无价之宝，也不是无偿之爱。相反，它要求把人的精力圈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里；以爱、和谐、自然的循环等高尚名义，去划地为牢。因此，婚姻中渗透的“爱的阴霾〔这是从爱的光明、温馨转化而来的〕，对人的阳动创造力是无形的、甚至甜甜的窒息。

〔另起一单页〕

第七章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诞生

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又名《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中，曾经预言中国文化即将诞生，兹摘引如下：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01〕

国家在拼杀中，文化在冲突中……

一个席卷全球的文明，似乎注定要以无数地方文化和许多主权国家的遗体，铸造自己的纪念碑。

〔02〕

一个社会的精神活动，会诉诸特适其自我表现的形式，从而在历史中创生了一种“文明的样式”：艺术的样式、哲学的样式、宗教的或科学的样式，从此呈现出各种世俗生活或神圣生活的波澜壮阔但内在一致的苍茫景观。

〔03〕

一种文明的精神生活，借助于他种文明的表现形式而展示开来──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假晶现象”。

假晶现象〔pseudomorph〕本是一个地质学上的观念，特指一种岩石的熔岩注入它种岩石的缝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了一种混生的“假晶”，即貌似乙种的岩石，实际包裹的却是甲种岩石。例如玄武岩受到蚀变作用，其所含的橄榄石被绿泥石所取代，形成一个绿泥石取代橄榄石之假晶。再如晶洞〔Geode〕则是一个孔穴中长满矿物晶体的构造，晶体以石英为主，少数含有方解石或其他矿物。

文化上的假晶现象，渊源于不同民族的精神及其文明样式之间的竞赛、征服、杂交变形与暗中的反抗。例如，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就是借助外来文化的模式、语言、服装，来寄托了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伊期的什叶派文化，也借用了阿拉伯文化的外观〔伊斯兰教〕，注入本民族的精神。为什么日耳曼地区〔北欧、丹麦、荷兰，日耳曼部分的比利时、瑞士、英国，非日耳曼部分的巴伐利亚以的德国大部〕的宗教改革都“成功”了，而拉丁地区的宗教改革都“失败”了？“假晶现象”使之然也。对于日耳曼语系的人们来说，宗教改革就是摆脱假晶现象，但对于拉丁语系的人们来说，宗教改革则是叛乱、谋反、异化。正如宗教改革之前的几百年，希腊语地区和拉丁语地区，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宗教形式。

〔04〕

假晶现象可谓是功过参半。在特定的历史气候下，历史上极富活力的文化，常和假晶现象结下了缘份。而一种文化的光辉，常受益于他种文化的前来“交汇”。“交汇”与“交流”不同，它不是表层的、枝节上的交通互补，而是两种文化在精神气质和内在结构上的交媾，是一种全身心的汇合。而常常，如果外来文化过于强大，本地文化就被迫一时接受外来文化的外观，形成假晶现象。

比如，十九世纪俄国精神界在文学、音乐、思想、绘画方面的重大成就，就得之于俄国社会在整个十八世纪半自愿地〔在沙皇彼得的强制下〕与西欧文化圈之间进行的这类交汇。从长远看，交汇的主要得益者，似乎是接受外来文化的一方。而文化的侵略者，只是通过顺行的途径渗透，一时受益于扩张而已。尽管在近代欧洲殖民文化的扩张活动中，文化扩张势力对广大不发达地区滥用私刑，没有限制的武力征服，一时间摧残了许多文化实体。

再如，在古代地中海区的历史上，希腊人之所以在短短数百年间取得那么突兀的惊人成就，主因即在，他们从米诺斯──迈锡尼、埃及、巴比伦、赫梯诸种更先进的文明实体那里，纳入了不少文化因子，充分利用它们发育了自己，从而主动地设计了新一代文化模式。希腊的海上商船队和希腊的陆地雇佣兵──这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精神扩张活动的真正先驱。苏格拉底本人当过雇佣兵，柏拉图则数次远航海外，甚至使徒保罗也利用罗马公民的身份在帝国内部四处旅行布道……从埃及的新王国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代，希腊雇佣军在整个东地中海区驰骋了好几百年。这就是希腊文化与他种文化实行交汇的最早使徒。其结果，是希腊文化对整个地中海区的渗透和统治，各种更为古老的东方文明，遭遇灭顶之灾，反被插入了希腊的稚幼清新的“古典文明”。希腊这个原先的文化受施者，这时变成文化的施予者。

〔05〕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曾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各区域民族文化的交错融汇时代。当时的中国文化圈内就有四、五种大文化主流和十几种小文化支流竞争、兼并。在新的压力环境下和新的异源撞击中，传统的区域文化开出了惊艳夺目的花：从楚文化的天地中，流生出了神话意象和《楚辞》风韵；从齐文化的海市蜃楼里，走出了仙话、方术和稷下之学；晋文化，是刑鼎和法家的发源地；宋文化，则是墨、道诸派的发祥地；而鲁文化，则与儒家的缙绅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一大批古代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交汇的硕果，它为新的远东世界大一统文化的合并，创造了条件。

经济政治的争夺，促成了文化的交媾。到战国末年终于演变成为军事政治的一体化。秦是一个缺乏文化传统的政治实体，楚、齐、晋、宋、鲁则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最后，是无文化甚至反文化的类似于“总体战”的虎狼秦国，活活撕碎并吞食了文化过于成熟的关东诸国！一如蛮野而刚健的罗马战胜了过于文明的迦太基和希腊化诸国。这种历史归宿的含义，是可怕和清楚的。

〔06〕

不论罗马帝国的一统文化还是秦汉皇朝的一元文化，比之希腊城邦的多元文化和春秋战国的列强竞争，都失去了朝气与锐气。

在汉、唐两大政治强权之间，横亘着魏晋南北朝的一片政治废墟。这片社会的废墟，却成为新文化得以分头滋生的沃壤。这无非因为：印度与佛教的文化势力〔后者还挟带着西域胡文化的诸多因子〕不断东渐，与业已一统僵化的秦汉本土文化〔这是以往四夷交汇于中原的产儿〕之间，重又开始了一场新型的交汇。其结果，就是唐宋文化的辉煌建构和明清社会体制的严谨完备。

〔07〕

文化的交汇乃至迫不得已的“假晶现象”，有其无可奈何的必要。它是文化力量的流动，由高向低、由强向弱、由新兴的向没落的运动，往往采取了征服、同化，或主动吸收等形式；因此是文明样式竞争吞食兼并消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很少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长盛不衰、拒绝其他民族的强暴般地给予；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在文化交汇的大战中置身事外。即便是以传统文化的极度丰富性而无限自豪的印度人，也曾在穆斯林文化的强暴下被迫“吸收”了许多令它厌恶的“东西”；以致印度人被分裂为几大教族。名扬四海的泰姬陵，以中亚风格见胜，就是这些行为的一个象征。

而十八世纪以来自命为世界主宰的欧洲人，自以为欧洲的社会文化模式普遍适用于全世界各民族的欧洲文化心灵〔“欧洲中心论”〕，在此之前，却曾绝对屈服于从亚洲传来的基督教势力长达一千四百年之久！那么，是“欧洲中心论”对呢，还是“亚洲中心论”正确呢？！

〔08〕

文化的交汇、甚至以他者的文化为美，有力地促进过各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然而，没有一个内在生命力强大到足以自立的民族，会长期蛰伏在假晶现象的驯化之中。即便像波斯人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但虔诚的穆斯林们也还是采取了什叶派的形式，以抵抗阿拉伯逊尼派的讨厌压力。什叶派的形成，表明波斯文化的传统更强大，它因此所遭受的压力也较其他非阿拉伯人为大。而在中国佛教文化的盛衰消长的百花园中，则崛起了南派禅宗这一有力的抗议形式。六祖惠能，不过是其开山大师，他的精神影响极为绵长，十分适合中国人的脾性，甚至到了中国佛教大大衰微的二十世纪，西装革履的美国博士的永远就读生胡适之──也还被禅宗大师深深折服，尽管胡适的研究与赞叹，多少囿于“白话文学”的框子，未能向精神复国之转折的纵深度，全面展开。

惠能，实为中国佛教史乃至文明史上又一次文化转换的触媒，他是中国人的实存精神向印度文化的繁琐性进行历史反击的一个象征人物。在他之后，印度佛学在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逐步消解了。中国精神，开始了一场脱去洋装的解放运动──精神复国运动。中国要求从假晶现象的压制下挣脱，不仅是换季更装的周期表现，也是精神独立的结果。不久，韩愈的辟佛之声及其“文必三代”的复古主义喧嚣，开始响起。这表明，中国的精神不仅要洗心，也要革面了。

最后，周敦颐来了。他宣告中国民族精神数百年冬眠期的终结，精神复国实现了。他和他的后起之秀，使中国文化从假晶现象的蛰伏中腾跃而起，翱翔在宋明诸“儒”精神苍穹的自由之中。你能相信这样的民族会长期信守外来的教条为奴吗？而这中国精神的翅膀，是类似先秦中国全方位解释《易经》的“十翼”──十面之翼。《易经》及其《十翼》成了宋明诸儒的灵感源泉。

〔09〕

《易经》作为先秦典籍中最模糊、最富于象征力与启示力的一部经典，它所感染的“时代色彩”，较之当时的其它经籍和诸子群书都少。它的风格深奥古朴，耐人寻味；它的形式有律多变，随时而“易”。这些特点，使它更能与时俱化，便于容纳新的精神、新的理解，使其文化生命获得了“不朽”的异能。

从唐人韩愈的辟佛意向到宋人柳开的古文运动──这是一场绵延不已的、通过古代文体形式的复活而达到新的精神解放的进程。正如从龚定庵的思变到邹容的白话《革命军》，是近代文体形式的解放，所象征的民族精神的复苏；后来的“白话运动”反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摘桃派。而就精神复国的活力言，它们具有相等的价值，但落实到具体的方向、方案、方位上，这两大文化运动的含义可能却是截然相反的。

白话运动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大体类似魏晋南北朝的讲经活动和佛学运动，其首要目标是“引进”、是“吸收”、是类似被异族强暴地被迫接受。而唐代的辟佛思潮到宋代的古文运动，却是对外来佛教的文化渗透进行的历史反思和实际清算。新儒学并没有抹掉佛学佛教，而是将佛学要素纳入自己的洞天中。与此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异体蛋白系统，进行了中国式的消解。

〔10〕

外来文化的渗透〔“文化侵略”〕曾有积极价值，它起码在大一统的岑寂中，激发了中国文明的再生运动。但长期匍匐在外来偶像的石榴裙下〔这裙子，曾经多么令登徒子们神魂颠倒、倾心向往啊〕，却是令人真正感到内心羞愧的。终于，他们不再愿意虔心朝拜那些面目怪异的西天之佛或是长毛胡僧。他们突然发现，对外来的偶像──尽管在趣味上也许还有欣赏的雅兴，但要奉之为生活价值的准则，却是日益困难了。洋人精神，这时最好是作为点缀品，而不再能够填充人们的心灵。洋人胡僧，不能作为民族精神的归宿，最多只能从侧面，激起灵感罢了。

新的中国精神，终于从舶来文化的烟雾下跋涉了出来，借着全方位的十面之翼，超越古经和洋人的局促──它飞到了东海之东、南海之南，划出了远东文化世界的新天新地。

这是中国旧瓶新酒式的“古典复兴”。它的文化势头一度不亚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这是中国的主人们从佛教和印度文明的形式限制中、从鲜卑的压迫和北方民族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的复国运动。不幸的是，在后来蒙古铁蹄的摧残下、在后金马褂两百年的裹缚之中，中国精神再度低沉，以致当西方的风暴再度〔从印度转换到了欧洲，换了一个源头〕无情地袭来之际，中国的精神由于长期的麻痹与萎缩，而打了无准备之仗。死死的官僚制度使得人们心灰意懒、死气沉沉。群体社会的桎梏和陈年旧俗的羁绊，严重挫伤了创造意志的锋芒……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尽管其思虑相歧、途道各异，但其归宿却不免指向于：力图把中国精神的活性，从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逢的泥淖中超拔出来，让它重展迷人而雄健的纵深度。

十翼！十翼！！十翼！！！

〔11〕

相传孔子作《十翼》〔易传〕。不管这传说具有多大的历史真实性，它的文化启示价值却无庸置疑。孔子之成为“素王”和中国文明的精神领袖，原不在于区区一部《论语》中的几条语录，而首先体现在他对《易经》神秘意境的“韦编三绝”式地反复探索之中；继而投影在《十翼》的神奇意象和理解贯通。他“述而不作”，但他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原创之作。他以“中庸”精神，把握了当年中国的现实与理想间的冲突。他的人格，中和了时髦的思潮与未来的趋向，使中国精神，从当年诸侯的贪婪与血腥中超脱出来，奠定了两千年间中华世界的基本法。

这正是玄虚的“宪章文武”的实际含义。这心理法规，这精神礼制，是中国民族特有的。近代以来被洋人的学徒目为沉重的枷锁，但在当年，却是一朵活脱脱的精神之花，它几经枯荣，但其脉息不绝如缕。

中国文化的灵魂，在全方位的、不偏执的十翼精神的鼓荡下，一直飞到自己也不曾梦想过的遥远时空。庄子近乎本能地预感到这一梦幻般的未知之地，他赋予十翼以“鲲鹏”的意象。正因为他如此深刻地浑融了各涯际，故两千年来一直保持原始的魔力，激发艺术的想象与哲学的灵思……基督教艺术中两翼天使的造型，与十面翅翼的精神相映之下，可以成趣。尽管拉斐尔们仿佛亵渎圣灵的艺人，曾以魔鬼般的美丽笔触渲染过天使的肉体……

十面翅翼的精神也不是“浮士德精神”的东方形式。它并不渴望穷尽人力不能穷尽的宇宙神秘，他有自知的智慧，他不肆行无限制的扩张，他不倾向于星球大战思想。他应时而作，注意保持社会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生态平衡。“凤凰来仪”、“百兽率舞”，难道不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动物保护法规的产物，人与动物和平相处的范例？

他的十翼具有自身的系统协调力。悲剧性的中国现实是，近现代以来，我们自己在应对殖民主义文化的挑战方面，显示了无能。结果，为了推诿失败的沮丧，我们放弃了对民族的信心，我们沦为精神的亡国奴隶，并放弃了精神复国的希望。在西方的压力面前，中国精神由于受到长期的一元闭锁造成的萎缩，终于暴露出来了。对外闭关是对内专政的自然结果。但外部压力没有像内部压力那样轻而易举地被降服，它利用技术与组织的优势，冲倒了闭锁的竹篱。

〔12〕

早先，中国专制政治压制、窒息了中国精神文化的活性；后来西方文化又摧垮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形式。外祸是由内祸引入的，家贼比海盗更危险。从此，名实俱亡的悲剧，困扰着中国的心。不。中国简直没有了心！

但精神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灭绝的，他最多只是暂且退避三舍而已。中华精神退避到自己的发祥地，收缩到原始的母腹之中……这母腹就是民族内心的声音──只要我们敢于重新起步，他就能重新呼唤我们前进。

他仿佛用无声的言语，向我们传达了最新的消息：

西方文明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食谱，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味觉，即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民族的人，获得文明意义的生存空间──精神的祖国。

如果我们既有力量拒绝礼拜客体文化〔西方文明〕的系统，也有力量将之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我们就获得了精神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尽管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但并不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各自未来发展走向，亦必不同。

〔13〕

西方文明，已从十九──二十世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欧洲中心论，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充满疑惑的多元主义的大迷惘。未来恢复了精神祖国的中国人，则负有这样的文化使命：要从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双重沦陷，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精神复国。这精神国度必定不同于西方二十世纪的玩物。因为这是两种相反的文化潮流，各自运动的结果。

中国人是否准备好，重新穿起自己精神祖国的服饰？如果中国人有了能力，重新开始用自己的精神语言，表现自己的青春和艺术──这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尽管如今的一切多少还是尘蒙着的，还缺乏一面无所不照的驱魔〔真主与撒旦；佛陀与罗刹；善神阿胡拉·玛兹达与恶神安格拉·曼纽；以及诸如此类的对立统一的连体〕宝鉴，来重新调和这个充满疏离、仇恨和困惑的“文明冲突的”世界。

请相信吧！中华文明的灵性创造力量，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蛰伏冬眠之后，也许会沛然复苏？中华精神国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后，会呈现一片春回大地的光景！到处有生的力量在喧腾，到处回荡着精神独立的声音。他在诉说精神复国的奥秘……但你却无法确认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其实这无关宏旨。重要的不在于说的是什么，而在于他想说、他敢说，并且说了……于是，有价值的、可确认的东西，才得以随之而出。

精神复国的力量，宛若劈开宇宙之雾的利剑──他将要找寻解剖活动与切割活动的对象。他用热爱来回答宇宙的冷漠，他用硬骨去支撑全球的浮沉。荣辱休咎、得失臧否──并不在它的数学程式中。他对这些淡淡一笑，甚至不屑一词以对。

〔14〕

中华精神的复国之光，即将劈开中国现代史的阴黯猥琐，洗掉中国现代史所蒙受的种种羞辱，他会借助艺术的形式，宣告自己的降临。他的轨迹纵横恣肆，他的语言很少师承，他像一个真诚的孩子，凭着自己本然的天性去做，却是做得那样自然、有力，天衣无缝。

在那里，条理化的“分析”，干巴巴的“论证”，再加上种种习用的细如游丝的叙述方式，都难以倾吐他那宏大而多样的气象。因为那是一种文明的精神气候，是一些非常细腻和无所不在的明敏感受：单凭一种感官及其特限的艺术方式，你如何去宣泄他的激情呢？同样，依靠固定的分解程式，也理不尽它的全部头绪。

那时，千百万人怀着朦胧但巨大的希望，抱定焦灼但坚定的期待──在悄悄等候他。你让他们说，他们说不清；你要他们讲，他们讲不完。也许，对你的询问，他们只是淡淡一笑、不予置答──他们的心思已经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已经不在你的眼前了。

〔15〕

不要以为你是孤独的。精神复国的新潮正席卷所有个体，并冲出传统与习惯的堤防。他澎湃不已，发出时而严肃、时而嬉戏的声音──那满怀着童贞的羞怯，和急于破除这羞怯的矛盾心情。

初起的精神复国之光，总不乏朦胧的深度，它像早晨初泛的“鱼肚白”，给人以梦幻般的新鲜之感；一股清风，注入世间。凭着它看清世界的全貌，也许困难；用它来照见宇宙的细节，也为时过早。但它已把，那因再次的青春而狂喜颤栗的众多心灵，召唤到它的微熹中。这，就是精神复国的力量。

在各种精神形式中，艺术更适于表现这初升的光。文明的方向感和节奏感，在艺术的欣喜中，得到了无声的预言。这预言不露端倪。你可以尽情感受他细腻的震颤，但却说不清震源确在哪里。你可以用自己的心灵之眼，去窥探他的奥蕴，却难以用科学的仪器或方法，去分析、测定他的弹性与力度。

他的生成，不是任何学院里的学术所能指导的。他自成系统，有自体的规律──精神复国不同于国际贸易，不同于理性世界，也不同于审美意识。精神复国是一个沸腾着特殊熔岩的特定岩层！他既不可以替代，又无法去强求。任何指令〔不论是权威教义的还是电脑程式的〕，都无从划定他的命运。

一片自我更新着的广原……他无需种子，就能化生万物。他先天地而诞生，带着许多信息、种子、动因。

一片自我更新着的广原……他无需征服，就能荣耀万物。他是一切能源中的能源，是一切核子中最精纯的核子。

这片广原无需休耕，他的内力无止境。他是一切生命的发祥地，一切生命力的活泉。这片广原沉浸在狂喜与陶醉中，他永远在起伏、翻腾、思想、创造、再生。他有自己的悲哀和自己的快乐，因为他就是自主的、拒绝为奴的、君子日新其德的“中华精神复国”。

〔16〕

现代文明，仿佛夏日的闷热窒息，各种活物仿佛奄奄待毙。一切生机都粘滞了、死寂了。……突然，从看不见的远处，传来阵阵连珠的雷声，丝丝清风似有似无地掠过酷热的荒漠。具有超级民族精神之风范的宇宙唤魂师，开始施展秘不示人的法术了。当文明大气候发生大规模转形时，情形仿佛于此。

在一派透骨的清风中，耳目为之一新的暴雨降下了！落在这曾因久久的焦渴而濒临绝境的荒原上。天空黑沉沉。电闪与雷鸣、群龙齐嚣腾，江海驰涨、氛围紧张──这是令人激动的困扰，这是创造了希望的危机。

暴雨变为霖雨，霖雨经久浸润。他洗去世界的尘蒙。一面，他有弥赛亚般的献身精神；另面，他有隐逸之士的孤傲与戏谑……他软化了坚硬冷酷的心。

大地更生了。枯燥的沙漠奔涌出浩浩浊流……不要蔑视他的污浊，那是迟早会沉静下来的生命之水，沉静为湛蓝的智慧海。

〔17〕

有一个神话曾经讲到，荒漠中有过一位孤独的猎人，以其勇敢赢得了女神的敬意。于是女神向他许下宏愿，赐给他一个特权：每当他焦渴需水时，只须默祷女神的名字，顷刻会有甘泉奔涌而来。一天，勇敢的猎人渴了，他默念女神。谁知道，面前出现的不是美丽照人的女神，而是一个丑陋肮脏的老婆婆。她拿出一个臭皮囊，递给猎人。恶臭使猎人恶心，他拒绝了这不洁之水。突然间，老婆婆显出了女神的本相，她告诉猎人，是她在使用恶臭考验他的意志力量。由于他失去了对女神的信念，从此也就失去了那个特权。在意志的考验中，体力上的勇士变成了信仰上的懦夫。

唉！洁净癖使人失去了生命之水。为了人的生存发展，甘取浊水与糟粕的精神，可以使人获得再生。古人的糟粕也许正是我们的精华！懦夫的名言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勇士的名言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这是新民族的精神冲动，对旧道德规范的胜利征服。

〔18〕

当历史潮流开始发生大规模逆转时，文明潮汐的最微妙征兆，首先被一些敏锐的心灵所捕捉。可是，旧有的语言和其他既成的花式，却很难淋漓痛快地倾吐这些崭新的感受。这些心灵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新的体验与旧的程式协调起来。在万般苦恼和千种踌躇中，他们像耶稣的敌人扫罗，在瞎眼的苦恼中，终于改辕易辙，弃绝一切现成的语言，担负起新的使命；又像狡诈的禅宗六祖惠能那样，不着形迹，经过师法自然的运化，他们终于像是古希腊的名歌手克里昂那样吹出了激越的笛音。新的心灵之笛，是性灵的天籁。他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神韵，又给处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新民族精神形式，以生命的颤栗──以微妙的变化，导出文明潮流，排山倒海的移易……

旧传统自以为光荣，满足于自己的历史，满足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业绩。

他以为自己无所不包，他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年轻。其实，这是衰竭的征兆。新文明势力则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意识到生命和精神都是有限度的──于是更加渴望用创造来充实自己，去展示生命的海洋……

旧文明盲目认定自己就是世界。其实，它不是世界，它只是世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且是行将消失的一部分。也许正因为它行将消失，所以才认定自己永存。尽管它有时标榜自己很新、很新。

〔19〕

新兴的文明，宽容甚至崇尚超乎理性解释之外的民族精神之光。他不是没有理性，而是不满足于理性。他并不“生而自由”，但他渴望自由。不是纵欲的“自由”，而是创造的自由。新兴的文明，不习惯唯理的限制，他深受限制与束缚，长久的蛰伏使他厌烦。亟思变革的心情因而崛起了。他渴望创造是因为他感到了自己的贫乏。他从旧传统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儿”！没有援助他的手，没有怜悯他的心……现在，一切都必须靠自己了！“不创造，便死亡”──这是支配着新文明势力的黄金意志。

博大精深的思想与烛照天地的民族精神？他们的背面，刻着什么？刻着伟大灵魂的痉挛。这痉挛映现着宇宙之日趋无限制的动态。

民族精神是人格之光的流露。大的人格极丰富，他所寄寓的民族精神形式则相对狭窄。大的人格所以流露为这种特定的民族精神，是因为生活的某一契机触发了他。空前的膨胀力，把别的冲动、别的契机、别的形式抑制了下去。人格的根源埋藏在自然环境和文明历史的深层中。个性的价值即在于揭示了、并用民族精神再创了这一根源。因此，否定或抹煞个性，就包含着否定、抹煞这一根源的危险。

民族精神无法脱离他的根源，只有立足于此，民族精神才可能超越时代和民族精神代言人本身的局限，升华为普遍的、前兆性的精神先导。

〔20〕

乡曲之士们只是抓住并固守民族精神的皮相。他们称平庸无奇的临摹为“真实”，他们视粗浅的描绘是“为生活写照”。伟大的民族精神却是在引导生活前进的方向──他在母腹之中就已经是生活的指导者、历史的活路标。

有人只是生活涟漪的摹写者，有人却像是生命内部的光，甚至能够照亮了生活的外在本身！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意境，而不满足于寻求新的题材。生命的奥义是这样一种主体所捕获的滋味：“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诗》其五〕

真义，是生命之味，是民族精神之味，是喜新厌旧、朝秦暮楚、自我扬弃。他拒绝摹写生活、服从生活、舔舐生活──他照亮生活、塑造生活、抛弃生活。

〔21〕

超越旧传统的民族精神之光，扫瞄着旧理性所把握着的全部表象世界，并以内在的生命力，穿过了它。他用“光”，为自己和来者，开拓了一个新的感觉世界、新的民族精神世界，以及可能的新的理性世界。就像是《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那样：说有光，就有了光；解开黑暗的浑沌，造就新天新地。

民族精神能与人类同在，是有不可能替代的代偿作用：不仅鼓起懦夫的勇气，也能弥合破碎的心灵。只要一个人“有灵魂”，民族精神就会对他施行感而化之的“魔法”。

〔22〕

一个人喜好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他的生活圈子里，大都缺乏类似的实存。他首先感到了现实的匮乏，然后才觉察了民族精神的饥渴。卑鄙小人，比伟大行者，更需要伟大的激励！因此他才需要民族精神──或创作或欣赏；或宣泄或沉湎。民族精神是在个人生活陷入失落状态时分的一个有效的招魂手段。他用民族精神之美，召唤对生活的绝望。拂去良心上的灰尘，使之重新光鉴万物。这良心曾因生活的困扰，而蔽塞不通；曾因人事的纠纷，而晦暗不明。

民族精神又是民族文化的招魂手段。他从宇宙精神的深层，重新发现被世俗的群体生活遮覆以至不幸遗忘了的重要内核〔文化核、文化魂〕。这内核，一度产生又一度失效，但在文化的循回所产生的新的需求下，他再度成为急世之用的要质。切入要害的民族精神，正要招回这业已失落的民族精魂。

〔23〕

新文明初起的时代，人们既对旧文明深恶痛绝，因而又有恨自己无力摆脱的心情。旧文明的残迹刻在他们的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一种社会性的涤罪要求，体现为追求异境的新民族精神，是不奇怪的：他渴望以此遗忘过去的阴影。这时，民族精神上升为超出民族精神形式之外的光，甚至是宇宙之光！

辉煌的民族精神，不是“对灿烂生活的反映”；而是“对暗淡生活的反应”。民族历史的文化复兴，本发自社会失调和精神衰竭的连锁困境。“多难兴邦”的启示告诉我们：宽阔壮观的河流，必定来自崎岖险恶的丛山峻岭；强盛多元的民族文化，只能孕育于心灵界域的绵延暗礁。此时的不幸，当催发彼刻的幸运。

千百万人屏住了呼吸，用灵魂静观这精神的变局。这变局激起的震波，深入地表、上贯九霄，席卷一切、再造万有。没有生灵能逃避他的左右。他陶冶现在的心灵，铸造未来的历史。

狂飙！狂飙！！狂飙！！！

〔24〕

作为精神运动的先驱，确有必要适度地“脱离生活”。没有一定的距离感，他如何引导文明新潮？如何手指那洪波涌来的神秘方向？试想，如果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之流的艺人，以及彼德拉克、薄伽丘、但丁等骚客，没有从那超现实主义的中世纪生活主流及其教会理念的模子里适度地“脱离”出来，那么意大利哪会有什么文艺复兴？哪会有文明新局？只有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罢了！

脱离生活，远较深入生活，困难得多！他不是钻到生活的细枝末节及其永远雷同的是非堆里去，而像是一只矫健饥渴的鹰或是一匹荒原上的饿狼，从生活的沙滩头上奋飞而起，盘桓在脱离了沙滩的碧蓝天上。他并没有忘掉大地，他的目光如剑，始终搜寻着沙滩上的尤物。他热爱大地上的每一个动静。他还要回来的！回到生活的沙滩上，但不是服从它，而是蹂躏它。那是另一种风情另一番意韵的“服从”──恺撒服从了小小不列颠岛夷：“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

这是我们理想中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民族精神，出现在历史阵阵痉挛、文明苦苦分娩的神秘时分。这是上品与真品。他的价值，在于提供了生活本身既缺乏又亟需的要素。这种精神循环系统中的“维生素”，所具有的再生力，使得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的生活板块渐渐绽裂开来──新的萌芽带着新的消息，生长起来了。哪里有过什么“脱离生活的民族精神”？正如，与生活无缘的思想，哪里会发生呢！思想的致命处是太切近现实；民族精神的致命处是太亲昵生活。任何民族精神与思想，不论他多么惊天动地、深邃透彻，不论其构造多么奇特、怪诞，都只能起自生活的原野。因此，民族精神、革新思想的要质，是努力挣脱生活的诱惑与威逼。要是流失了民族精神的甘泉，世界将露出荒漠的本相，生活将成我单调的劳役。不错，世界是美丽的。但若不以一颗民族精神的爱心去体味它，美丽又将是什么？不错，生活之象似乎妙趣横生，但若没有一双民族精神之眼去再生它，我们就只能看到“美妙”的虚幻性、短促性。是民族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生活与世界的存在本身，给人以永恒之感。甚至那些低劣的民族精神，也能使心灵觉得时间压力的弱化。民族精神的麻醉功能，超渡了尘世的苦痛，洞开了“无我”以至“坐忘”的天国。常人以民族精神与“夸张”划上某种程度的等号，其实民族精神有着更多的“省略性”──他将凡庸猥琐短暂的东西，从自己天国般的明澈驱逐出去。在民族文化的招魂民族精神中，省略性尤其重要！若无恰到好处的省略，民族精神将是什么呢？一片现代派杂种的狼藉而已。高贵的省略，本身就不失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夸张。省略得恰到好处，即夸张得恰到好处──这是各种民族精神精粹的“第一原则”。省略与夸张，这是民族精神真品的里与表。民族精神的力量并非外来的，他早就潜伏在人心的底里。只待适当的招魂形式和有力的民族精神手段，将之唤醒。省略去除了芜杂，而将锐利的矛尖，逼向精神的最敏感处。

〔25〕

民族精神中有宁静，民族精神包含着镇痛作用。但民族精神的第一功能，却不是上述的麻醉性，而是他在文明形态过程中的摇篮能力。民族精神的力度和民族精神的宁静，同样可嘉。摇篮的作用比镇痛的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生成的方向。健康的、正在兴起的生活，需要积攒力量。而镇痛对受伤者和失败者才更有用。人们每时每刻都需要力量，但不是每时每到都需要镇痛。更何况，镇痛效果也是内力对外力的慑服。

陶醉于伟大希望的一代新人，是推进新生活、促发新文明的动力。拂去了历史灰尘的新人们，抛弃了历史专家强加给的枯燥程式，而以自己的良知良能预感到：“过去”与“未来”正在“当前”这民族精神的汪洋恣肆中，交接、转易。他们不是背负着传统的绅士，也不是反文化的匹夫；而是新生活的行者，是激荡世界历史的正负电极。

凭着生命的力量，他起誓──各种过程的精华与糟粕，到了他的手中，都可以重新成为灵感之“极”。他们，也许是貌不惊人的一群，但却是新文明电光之阳极。精妙的民族精神和壮阔的灵性思想，将在他的手中成形。醇透的新酒，就要飘香在历史的原野。

〔26〕

新民族精神宣告新时代的破晓。霞光与长空，露水与花蕊……没有人能从这活力的拥抱中，逃开。他的无限宽容和谦卑，一如“水之就下”，使人无法拒绝他。他潜入意识的深处，别的精神样式，如何替代？

再造历史的真民族精神，免不了疾视甚至讥诮。哪有一个大思想，能被轻松地理解、吸收？大思想的出现，意味着人开始与“过去”的影子分离掉。这时，真民族精神从母体中脱胎的剧痛，折磨着他。真民族精神越巨大，他为自己的诞生，所付之代价也相形越大。他是活生生的──一方面，他是“继承”的；另方面，他又是“创造”的。他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一个文化系统、某种文化生活可以消失，但它遗留的民族精神和思想，却以其类型特征、风格魅力去打击后人的心，并俘虏他们。

〔27〕

对文明命运的上述观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文化类型都发端于：与之相应的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及创新冲动。没有长久的饥渴和灼热的好奇，是根本酿不出文化蜂蜜的。同时，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终结于对形式、技术、细节的崇拜与恪守。初起的文明倾力于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式，而成熟没落的文明则更关注道德、教义、科学、技术、规章制度等外在方面。

以文学为例，初起的文明爱好诗歌，而成熟的文明更爱小说、报告文学。这是因为，前者较后者更富主观色彩。而在文明的衰颓中，心灵则更注重“功利”──

初起的文明甚少关切直接的功利目的。不是由于它的智性薄弱、虑不及此；而是由于他的心思太高迈，眼光太深邃了。因而视功利如尘土、视富贵若浮云。他并非与功利无缘。他，是在更大更根本的方面去把握功利：以精神上的狂放迂回，完成对实存的会战围歼。

〔28〕

只有没落的文明才以其鼠目，直接为寸光的功利左右，只有当一种文明再也看不见天国的前景，才在细节上大做文章。这样，他的道路日窄一日，以至于蠹败。

就哲学领域而言，初起的文明更喜爱富于智慧的只言片语；如赫拉克里特；而衰颓中的文明则崇尚富于理性的系统学说；走向结束的文明，大多趋于经院之学。在古希腊世界，第一类的代表是赫拉克利特，第二类的代表是柏拉图，第三类代表是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在古代中国本土文明时代〔魏晋以前〕，孔丘、墨翟、老聃是第一类代表，庄周、孟轲、荀况、韩非是第二类代表，吕不韦、刘安、董仲舒是第三类代表。

〔29〕

精神现象是互相沟通的。种种精神之花的形式，诸如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科学……在各时代各文明各气候之中都不断生发着。但是，它们各自的花期、色彩、状态、气味却受时间韵律的规范，而呈现参差不齐、五光十色的特异性。

比如在民族精神的极盛时代，哲学和科学以至宗教都不等地染上了民族精神的色与味。这是伯里克里斯的雅典，利奥十世的意大利，春秋和盛唐时代的中国。而在科学和规范至上的时代，连艺术和宗教也被染上了唯理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味与态。这是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罗马的帝国时代、当前的希腊化即美国〔相当于马其顿〕化时代；以及中国的两汉经学时代以及明清理学时代……当今的世界与中国，并不同属一个文明周期，尽管，中国正在走向西方，但西方正在走向未明──两条来源与去向并不相同的轨迹，正在接近异体交叉的时刻……例如，民族主义在西方已经过时；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时代还没有开始！因为民族主义乃是步入现代社会的必要途径！

a，当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开始酝酿时──它的心灵朝向纯民族精神的意境。它的道德、它的礼法，也首先作为执着的民族精神而表现。

b，当它的有机生命趋向萌动时──追求民族精神的意象与追求道德完善的意向，巧妙结合在一起；在相反相成中，互相肯定着自己的──自己的对立面。

c，当它勃然兴起时──它的民族精神强烈剥蚀着道德的阵地：有如飞沙走石，有如新株挤破了板结的硬土。

d，当一种文明臻至鼎盛时──民族精神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二元并立、分庭抗礼。但同时，民族精神完美得如同道德；道德灵活得如同民族精神……他们独立自主，但并不厮斗。

e，当一种文明的内力衰竭了──它的民族精神变得放纵起来，目空一切地自我炫耀。他嘲弄道德，因而忘掉了克制，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f，当一种文明无力应付各种压力而僵硬了──那最后的道德热忱又会变态地炽烈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一切有独立倾向的民族精神表现。整个社会生活日趋内在的紧张与窒息。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一个隐秘的文明圆周的表象绵延。

〔30〕

哪里有缺憾──哪里才会出现文明。

文明是对缺憾的反应与弥补。缺憾不属于事实的世界。它是在与他物相比较时产生的“不足”的意识；是心理上自我鉴定、精神上自我观照之际涌起的饥饿感。它标志着，各种文明上的奇特创造，都起源于精神上奇特的不平衡状态，起源于感到了“缺憾”的自卑感，起源于对这令人苦恼的感受进行反抗。

就是这样。一切文明从尚未诞生落地的时刻起，就被吸人与“病”周旋的命运了。天才是人群之病的产儿，文明则是生命之病的产儿。不同寻常的病，是这样一种命运：它逼迫或挑逗着你去进行反抗，去逐步走向不同寻常的反抗。病的系统及其特征、性质──决定了它相应的文明特征和文明性格。

〔31〕

美，是几种压力交互挤迫时，所萌发的一种精神的亢奋与陶醉。法国人孟德斯鸠对此曾有一句极端化的表述：“美是精神的某种错乱的结果。”〔《论趣味》〕

在我们看来，美，不是古典主义式的“精神错乱”，而是战国精神全球扩张的一个升华，它来自特大压力下的反抗，来自焦急的欲念。当代一位心理学家《残疾与性》一书的作者谢松龄，对此曾有以下见解：“现代的科学主义使人丧失了传统的美感。只有在焦虑与绝望中才知道美为何物。……焦虑、恐惧、绝望，无非是一种体验，对体验是无法分析的。”尽管动物主义者犹太人弗洛伊德，以分析焦虑恐惧绝望为终身职业。正如牧师的儿子德国──波兰人尼采，以反基督教为终身志业。

〔32〕

文明是医学精神的最初结果：医术只是把文明的精髓具体化、身体化了。医术救治个人的生命，文明则救助种族的生命。医术救治实体，文明救助精神。就此意义言，文明的创造者们，首先察觉到自己的缺憾及病态，然后再把对此而发的救助式文化推向社会。

比如音乐就是一种时时发挥着逆反及补救功能的力量形态。它的音响〔低层〕是物理现象，它的结构〔中层〕则与有机结构有奇异的相似性〔所以才能愉悦生物的听觉──而不限于人类〕，它的曲式〔上层〕则随着文明史的波澜而潜易变形。最后，它的蕴涵则与人心的潮汐合拍，并引导后者进入座座殿堂……

〔33〕

音乐是这样一件“武器”：以周而复始、自成一体的声波，展示一个个新世界，用以驱散现时的寂寞。以旋律，去疏导精神的“颅压”，消解足以致人于死的郁闷。所以，有不少医士真的用音乐去医治身体的病痛、调解心理的功能。

〔34〕

文学也具有音乐式身心治疗的文明功能。作为文明的支属之一，文学成为不幸者的忠实朋友。就像虔诚的基督徒背负着献身的十字架一样，文学背负着解脱危机感的使命。

王国维《人间词话》曾引尼采的名言，以说明自己对文学的见解：“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被哲学家喜爱的文学与被哲学家理解的文明一样，是欠缺感、自卑感、危机感的产物；是追求升华、摆脱习惯势力、反抗规律统治的总体冲动的系列表现。

有个人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庄子、司马迁、陶潜、李贺。

有家族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谢灵运、曹雪芹。

有国家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屈原、文天祥。

有文明大时代的危机感：建安七子、龚自珍。

王国维《人间词话》又给李煜以特殊的眷顾：“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以李煜的人格与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相提并论，实有过份偏好之嫌；但促使王氏如此评价者，则由于李后主的艺术乃是多重危机感的交织：个人的、家族的、国家的，最后凝为普遍的“离恨”──因其朦胧抽象而获得超越时空的人类意义，此所以肩比释迦、耶稣？──“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此离恨有更多地属于个人的侧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相见欢》〕也有更多属于家族与国家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还有家国个人集于一身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

〔35〕

较能代表李白风格的诗艺，也许要算《蜀道难》了：“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梦游天姥吟留别》也同样能说明问题：“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李太白青莲居士是以讴歌“名山大川”著称的。但奇怪的是，此人并不生在剑阁或天姥山的烟霞里，而是长于秀丽平静的蜀中〔今天被叫做“成都平原”〕。也就是说，李白在讴歌那与自己的生存环境迥然相异的存在与事情。

使李白作成著名诗章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他的“自卑感”〔近乎精神分析所谓的“拿破仑情结”〕：他矮小的身材，使他热衷于歌颂高山，来路不明的家世使他到处宣扬自己出自西凉“太祖武昭王”李〔日高〕之后；但实际上，他的祖先是隋末的罪犯，被流放到西域，李白五岁时才“逃归于蜀”──据李冰阳《草堂集序》，以及异乡人的自我意识和流离之感──混成而后激起那追求相异相反的之“在”之“事”的热情。

使李白的艺术“鹤立鸡群”的，不仅是他落落寡合的风格、奔腾无稽的幻念、狂谵四溅的笔触、令人震惊的意象……更重要的还是他对公认的权力机构的大胆反抗。这是他从先祖那里遗传得来的骚动性的血液，以及融汇在这一血液中的“犯罪意识”〔对封建礼教与“权贵”的反叛，等等〕造成的。如果只研究艺术家的生存处境，而不研究他的血液〔如现代遗传学所谓的“基因”〕，那么只能算得上是半个唯物主义者。血液的物质性，应是强似食物；而食物也是通过血液起作用的！

异端的血液和反抗的冲动，本来只是个人的事件，属于生物学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是，当它升华为特大的艺术，并在全文化圈激起大波澜时，就值得我们的文化史家们好好思索一番了。就李白的案例言，一面，这艺术产自个人的危机，即缺憾、自卑感与加倍偿还的雄心之间的持久战斗及其节奏。另面，它在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冲突中得到多向的深化。

例如，李白的个人危机，经过社会化形式的滤透，就成了反抗权贵、反抗既定秩序的文化精神。这表明，在开元──天宝盛世的背面，埋藏着重大的失调危机。不久，李白的叛逆精神的合理性，就被“安史之乱”从事实世界的界域予以“证明”了。唐初，北朝贵族残余势力甚为强大。女皇武则天为抗衡它的威胁，大量起用平民出身的士人。比及李白的时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势力空前膨胀，同步，唐代中央集权文化臻至极盛，史称“盛唐”。

新力量与旧结构间的冲突，导致旧结构的坍毁，这就是“安史之乱”的文化含义。安史以后，社会政治的大一统告终，但唐文化继续发展。唐代文明的雄浑气象，实得力于多元的社会力量。传统的道统观，几乎把藩镇力量视同极恶；因为藩镇并存有着无序攘扰的一面。但是，较稳定的藩镇格局的存在，却给予文化的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也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化比两汉文化优越的地方。

〔36〕

歌颂远古黄金气象的诗人，多是生在乱离之世中〔如中国的屈原、罗马的维吉尔〕；歌颂天堂的澄彻壮观者，多是生在世俗的流放中〔如圣保罗和但丁〕；歌颂山川之美者，多是生在平原中〔如谢灵运、李白等等〕……人心向往异境，艺术亦然。艺术补充着生活的单调，有如盐对于高山居民比对滨海居民更为珍贵──文化亦然：边区对流行性文化的倾慕，往往比京畿之地更为热烈。总之，陌生者的体验比熟悉了某种事物的人更深湛；匮乏者的感觉比餍足者更敏锐。他们创造的艺术与学说，起源于他们心灵的特有焦渴。什么样的创造，暗示心灵经历着什么样的焦渴。没有焦渴的、“坦荡荡”的心灵，也许是属于“君子”的，但却是无力从事创造事业的。

对自己文化圈内〔即自己寄身其间的社会〕普遍而剧烈的危机发生感应，这是使伟大作品被社会迅速接受、理解的最大前提。当危机酝酿时，大艺术家以自体的敏感首先知道了它，并对它作出急切的反应；当危机全面爆发后，群体才开始知道它，并以普遍的危机感，对预先报导了这一危机的大艺术品，产生共鸣。就我们的文化视野来看：接受先于理解。理解，仅仅是对接受的行为所作出的理性说明罢了。而接受行为，主要并不取决于智性的沟通，而取决于对压力的共通感受。

〔37〕

理解，从功能上说，是沟通了对危机的认识：即，唤醒了危机感。

“理解了他”，也就是“被他唤醒了危机意识”，同时，也是将接受者自身对危机的特殊感受，注入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中。这里的双边关系是共生的、不分离的。

就智性的或纯粹真理的意义而论，伟大作品对后人〔尤其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后人〕，是个永恒的谜，一部不可获解的“天书”：因为，在作品与众多的“理解者”之间已没有共同的危机压力了。共同压力这一联络纽带的消失，使共生的体验随之而逝。而缺乏共同体验的理解，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语言的猜谜而已。估量、猜测、臆断、引为同调、以己度人等形式上的理解与猜谜，统治了艺术评论和审美体验的王国。客观“破译”的分析，最终还是被卷入了主观创造的旋涡里。尽管他自称能够“灵魂附体”，知道他人和古人原作何想！

〔38〕

大作品作为文化危机“先见之明”的表现，必然对旧有的形式作出革新。他不是要改新，而是出自这样一种“低能”──无法用旧瓶去装新酒。故只得为新酒创制新瓶。因此才在形式上有突破，意境上有开拓，表现上有异彩。对危机逼近的感受和焦虑，使他再也受不住形式的约束──伟大作品往往不是唯美的、形式主义的，反而是颇为粗犷的、有时失之粗鄙的反形式之作。不是刻意反形式的新形式主义〔《庄子·刻意》篇把这叫做，“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矣已──此山谷之士。”〕；而是到了忘却形式〔庄子称为“忘言”甚至“坐忘”〕的无我之境。有时，甚至达到了“非艺术”、“反艺术”的极端程度。

但另一面，在形式上或表现上囿于特定流派的作品，也可能跻身于伟大之列：这时，造成一个伟大作品的，是它对危机的敏感性和它对危机感的表现力，而不是它对流行性艺术规范的恪守或背离。要完成一件有内在独特性的作品，践踏流行规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归宿却在与危机的关系──这是“有原则的践踏”！

〔39〕

文明的同一危机，在不同艺术心灵中，有各异的折射。同一危机，触发各异的危机感。历史的压力，规范并选择了特定的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让它对后世文明发生较更为持久的渗透力。

在各异的文明环境中，历史压力对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的形态的淘汰标准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仅凭现有的智慧，是无法预先断定哪一种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更有生命力的。

〔40〕

对危机的感受，先天带有某种夸大，这就是“敏锐”的内在含义。危机感的表现，发自某种意向，这就是“魅力”的关键。伟大作家因此需要“变态”的人格，甚至“夸大狂”、“荒诞色彩”、“梦境情调”等等要素。此不寻常的怪癖被历史〔古代希伯莱人称之为“上帝”〕拣选后，就构成了超常的“典范”。这既是英雄艺术的显然特点，也是反英雄艺术的隐蔽特性。即便是最最“自然主义”的艺术家，也需要把他的艺术冲动、理想、规则、范式、表现手法等等，注入艺术作品。

危机感不仅来自危机的客观性〔事实世界的危机〕，更来自危机的主观性〔心理世界的危机〕──取决于某位灵性与危机的关系。危机感是个反馈中的混合体。

他不仅受着社会危机的刺激，还受着艺术家人格的塑造。艺术的直接来源，是危机感的形态。危机感形态的直接来源，是作家的性格。这是个“内因论”。因为，根本无法保证事实世界内的同一个危机，能在不同的心理世界中促发共同的危机感。

〔41〕

正如温度不能使石头孵出小鸡来──个性才是最终决定艺术的东西，社会是只能扼杀而从来不能制造天才。

就一个特定的文化圈〔或为地理的，或为超地理的〕而言，发展中的不平衡，带来了周期性的危机，也带来了周期性的灵性痉挛和宇宙艺术的洞天。

有春天的宇宙艺术──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往往直抒胸臆。这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主流。是《诗经》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史诗时代。古代希腊、印度的大史诗与中世纪欧洲各族的民族史诗，都是这个季节的产物。

有夏天的宇宙艺术──开始具有自我意识，表现手段如修辞等开始受到重视。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主流。是《楚辞》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古典文学”的时代。如希腊的悲剧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巴罗克时代。

有秋天的宇宙艺术──自我意识压倒了一切，技巧至上、语言崇拜的来临。这是西汉辞赋铺叙的时代。是司马相如承楚骚遗绪而予特优发展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时代。如希腊化时代的喜剧主流。这时，艺术流派的纷纷割据与各自垄断日趋激化。理论开始侵入创作的领地。“文以载道”开始成为一项明确的纲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与新古典主义，都具有上述的秋天性格。

有冬天的宇宙艺术──文明的自我意识开始衰退，让位给更“崇高”的东西。这是东汉经学抑制下的文学主流，刘向、扬雄、班固、张衡等学者哲人、史学家科学家，占领了文坛。这也就是各民族历史上都有的所谓“庄严文体”时代。如罗马帝国维吉尔的文人史诗《伊尼特》，被奉为国家的经典。二十世纪的纳粹运动，神化那位浪漫小丑瓦格纳的作品；而纳粹主义的俄国先师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则自创“钢铁式样”的“无产阶级的不朽经典”……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涣散敌人的精神！现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性文明，是否也正在朝向这个政治正确主义的方位移动？

〔42〕

宇宙艺术的季节，启人深思。

〔43〕

在各种文明世界的体系中，我们看到一个共通的星象图──上面闪烁着“正值之星”，也闪烁着“负值之星”。它们交相辉映。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各种书籍上描述的规范形态，拥有多么惊人的差异！但它们对文明世界的星空，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等价值的。

〔44〕

对比鲜明、反差强烈的文化〔如欧洲文化〕，也许不如相对中庸的文化〔如中国文化〕享祚久长。因为它大起大落：“其兴也倏兮，其亡也忽。”但是，在文化史上，它发出的“光”也许更强，“热”更炽烈；它的内心，具有更激烈的思想、更鲜明的个性、更惊人的风格……这是否也能算作文化史的又一“定律”，是从前一“定律”派生出来的。

〔45〕

经典的《礼记·中庸》篇所表述的那种理想的、绝对的“中庸”，是生于乱世之极的思想创造！而不是生物的真实实践原则。《礼记·中庸》表述了“中国文化的精魂”，但是它的中庸论述何尝不是“披着中庸外衣的创造阴谋”？如此这般的“中庸之谋”，当然应该排除在我们的上述谴责之外。

“中庸”是阴，“创造”是阳，阴阳对立又互渗；中庸与创造，实为历史的两仪。中庸与创造，本无善恶与优劣之可言，唯其“适时与否”而已矣？

〔46〕

高级文化的精品，只能在闲暇中、有距离的闲暇中产生，决非碌碌谋生者的“产品”〔如某些外行领导内行的政客大言不惭的“精神产品”〕。它们的作者，多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幸被抛入闲暇深渊中的人们。像现代阶级论的口头禅说的，他们要么是“奴隶主”、“剥削者”；要么是“自由职业者”、或“流氓无产者”甚至“残疾者”。例如在文化意义的中东地区〔在地理意义上是从北非、中东到印度甚至马来群岛链的那些“伊斯兰教”部分〕，古来就一直有许多人士自愿加入上述行列中，他们采用出家的托钵僧形式，在宗教全盛时期的“两端世界”〔即上述文化中的西方如希腊、罗马、西欧及东方如中国文化圈里的华、日、韩、越等〕──这类自愿弃家出走变成“无业游民”的运动，也曾给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和战争以深度影响。

〔47〕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48〕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远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49〕

人们感到自然美与艺术美，实际上都是自我投现所赋予。所以，人只有在把自然界人格化时，才会感到美；美依赖于人对外物的人格化过程。而人类的互相交际，不论异性之间与同性之间，也都是依赖于类似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而进行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这是人类互相交际与理解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互相战斗与误解的基本条件。这个生物界及社会人的“永恒规律”，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劫数与命运。

A、从艺术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看一切伟大艺术品的“不道德性”，所谓不道德，就是解除了心理平衡的机能，如此或是堕落，或是创造，不再沉寂。

B、艺术有赖于激情，激情有赖于心理的不平衡；而道德的任务却在于建立平衡，消除不平衡。

C、道德是艺术的砒霜，艺术是道德的春药。

D、艺术与道德的交汇地是为政治。

E、例如中国，其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什么？就是塑造了一群俯首帖耳、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政治动物……

F、中国的最持久的道德是什么？就是它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这不是二十世纪的新花样，而是从《易经》时代就开始了：“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G、中国文化以往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艺术与道德按照中庸之道予以调和了。所以，中国的艺术特别表现得道德，中国的道德特别表现得艺术──中国人从来不会为了不同的道德打仗的，中国的一切除了利益之外，都浸透着“调和”与混同的颜色。

H、众所周知，七彩的混合色就是灰蒙蒙的“阴郁色”。

〔50〕

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所谓“来自西方的真理”〕会保护它、拯救它。

唐僧的时代一去不反了！我们若不醒悟，西方的胡子们是无法代我们醒悟的。

对西方事物的盲目崇奉〔即便它采取了“科学”的形式或“进步”的口号〕，对中国的命运是不利的。就是对现代科学，中国人也不能过于拘泥地接受它。

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

〔51〕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乔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湖南变种毛泽东思想必须扬弃。否则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只能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而中国精神的智慧，原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天柱”之间的微妙平衡，拒绝全面专政的偏执。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52〕

活生生的人，是随时随地〔哪怕是在梦境中和玩笑里〕运作着一整套“生理心理程序”的个体。在有机与无机之间不断反馈〔完成其感知、体验、反应、行动、逃避、转移……〕的个人──不仅是个人意识的基础，也是集体行为的文化出发点。离开了个人的精神，集体的文化要么失血并瘫痪，要么抽象为一个禁锢活力的符咒。

〔53〕

个人的文化精神的扩展，并不像是流行的看法那样，仅仅起着分裂社会和科学的规程作用。其实，它也是社会文化乃至科学规范本身得以更新的头等动力。当个人与个人在文化的荒原上相撞，他们要么两败俱伤，要么联合起来，学会共同的文化生活。因为在一个人烟日益稠密的世界上，孤独者很难找到自己的乐土。甚至连立锥之地都会被无情地剥夺掉。当个人的扩张采取了时间的形式，就促成了被称作“精神文化”事物的起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文化心灵的最大恐惧；而文化绵延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安慰这“无名的悲哀”。人，不仅希冀后人铭记自己〔哪怕是刻在一块冰冷的花岗岩上、印在一条褪了色的条幅上〕，还渴望从援引前辈的遗言、遗迹中，汲取支援意识的力量。这就是“典范”的吸引力所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人，在创造精神上堪称是贫弱的，这可以从他们以“述而不作”为典范，以“注家”自居──不敢涉猎“开创先例”的文化表现──上看出一点端倪。缺乏原创力的表征，恰恰说明文化传统的压力过于强大，以致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启示变成了桎梏。

〔54〕

尽管个人的扩张及其创造行为〔包括“思想”、“设计”〕受到社会〔空间上的〕和历史〔时间上的〕的严格文化限定，但他总是在有限中，遐想着无限；在自我中，包容着宇宙──“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

〔55〕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解，“阴”、“阳”是平行、混生、互补的。这使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性格。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性表现在：阴不是恶，阳也非善，阴阳是互补的而非相克的，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这样，整个宇宙和人生的根本趋势就不是“斗争”，而是“协调”。用《周易》的术语说，是“保合太和”。太和，就是阴阳协调的至善之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因而成为中庸的，而非极端的；从此，中国人视极端为“淫”与不祥。

既然阴阳是互补的，那它们的起源就是伴生的，没有先后之分。这与我们对“阴阳”关系的理解很不一致。在我们的理解中，阴是普遍的、绝对的力量；阳是针对阴而发的相对存在。这两种理解，分别基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

传统上对“阴阳”关系的理解，无疑以“地球现象”为根据。地球自转带来的昼夜现象，以及生物的两性现象，给这种理解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偏巧地球又有一个恒星、一个卫星──日、月，在《易经》中分别变形为“──”与“──”：因为太阳始终圆满而月亮却有圆缺。

〔56〕

我们对“阴阳”关系的解释，则超出了“地球现象”的视域，而以更广大的宇宙现象为根据。宇宙既不是一无的，也不是二元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无极”的。“建中建极”──那只是人类文明企图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理想：并非一个宇宙事实。正因为如此，用传统的“阴阳”观念，已很难说清我们的新思想。尽管“压制与反压制”的观念，也非完美，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前，我们暂且借用它。

〔57〕

混乱的时代，也就是“阳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在内心深处推崇“阴”，把它奉为本原。内在的压制是“阳”性的；外来的压抑是“阴”性的。

平安无事的时代，也就是“阴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从心底里企盼着“阳的巨灵”来到。因为奉“阳”为第一动因，他们的内在之阳骚动不安了。

常常，这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两种态度作为主导态度，也是交替出现的。

人心渴望与现实相反的东西，因此，当人们渴望什么、推崇它为第一者的时候，就是它的重要性迅速升起的前奏。这时的现实，必定极其缺乏它又极其需要它。

例如“太极”就是如此──在混乱时代，要求秩序的意识，对自身的哲学描述。

太极的“两仪”，既包含压力〔阴〕又包含反压力〔阳〕。因此，太极只是一个哲学观念。它侧重地指向压制力。因为反压力，本来就是从压力中分化出来的。尽管古代意识并未确认这一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太极与两仪关系的论述，首见于《易经·系辞上传·十一章》：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因语焉不详，遂起多重阐释。朱熹《周易序》这样理解上述关系：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形一受共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

“负阴抱阳”的断定，显以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观念为内核。所以朱熹的理解最富于二元论的气质，以致他在一元的“太极”之上，放置了一个象征空无的“无极”。“太极无极”的观念，原是周敦颐首创的，但那寥寥数百言的《太极图说》，虽道出了第一个“新观念”，却是不甚明白：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周氏肯定“无极”先于“太极”，在此，朱熹显然向《系辞传》的经典论述后退了半步。而在比周敦颐〔1017─1073年〕早生六年、晚卒四年的邵雍〔1011─lO77年〕那里，则有一段更值得现代人思索的话：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自见，故明以阳为唱。……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邵雍：《观物外篇》〕

此间所言，大大突破了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传统模式，而传达了一种新的阴阳观。它的要义在于“阳以阴为基”。可惜的是，邵雍没有将此历史性的发现予以完成；紧接着，他又退缩到“阳生阴，故水先成；阴生阳，故火后成。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的陈套中去了。邵雍在九百年前半途而废的发现，看来得由我们予以完成──

派生出阴阳两仪的“太极”，是浑沌，是普遍的压制，是沉沦的趋势。对此，古人已有本能地察觉，只是尚未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在《周易注》中把“太极”定义为：“淳和未分之气。”唐代孔颖达则在《周易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太极谓天地末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可见，周敦颐对“无极而太极”的理解，并非由《老子》“有生于无”的空想演化而来，而确有其易学学理上的渊源与依据。既然“淳和未分”〔郑玄〕，既然“混而为一”〔孔颖达，这正是“混沌”的本质、本相〕──那“极”又在何处？

无极之极，才是太极。从这种观念，去看待类似明清皇宫中的“太极殿”名号，实在展示了一种对哲学的嘲弄。在世俗的皇宫中，“太极”成了集权的象征；而在哲学的洞天里，“太极”却是一片混沌──是宇宙的气质，而非金字塔的尖端。

“太极而无极”──说破了，太极本是极端的压制。“阳能知而阴不能知”、“能知能见为有”──暗示了，阳〔反压制〕是后于阴〔压制〕而生；但又充满了，阴性压制所无的阳性活力。

中国人，经过两千年五百年，才彻悟了这个宇宙的真相？！

这是因为，人从内心深处畏惧压制。但人生的每个角落和每种侧影却须臾离不了压制。所以，人对压制的感受是又恨又爱。压制太少使人无聊得要死！压制太多使人紧张得发疯！人的一生，从一切意义说，都是在寻求某种与“压制”的平衡关系，进而力图在整个流动着的世界中，发展并维持这一脆弱的平衡。

〔58〕

在人类之中，有些奇特的天才，就扮演着“雷管”或“沟通者”的角色。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术语中，关于这种角色的观念是用“王”来表述的。“王”是什么？“王”，就是沟通“天”〔压制力〕、“地”、“人”三层次的善良天使、天命的载体。“地”〔生物圈〕和“人”〔文化圈〕──在这里都作为反压制力而存在的。

大地，是茂密着无边丛林和萋萋芳草的大地！植物都向上生长向弥漫宇宙并制造了宇宙的压制力发出无声的抗议──所以，大地负载着反压制力。在植物的生长和生物圈的喧嚣中，超俗的耳朵，听到了超过一切人造水平的宇宙交响乐。

〔59〕

我们知道，在许多民族早期神话形象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并非人类的近亲哺乳动物，而是与人疏离的爬行类和鸟类。例如，在古王国时代统一之前的上下埃及分立时期，上下埃及的各自守护神分别为蛇神与鹰神。古波斯宗教的象征性人物琐罗亚斯德，一手执蛇、一手执鹰，代表两种相反力量的并存。《圣经》中的恶势力是以龙蛇一类的爬虫为代表的〔撒旦〕；而正义的天使们则身上有翼。至于古代墨西哥城的城徽更富于戏剧性──那造型是一只雄鹰征服了并践踏着一条负隅顽抗的蛇。龙蛇与鹰鹫，是通过互相对抗的力量化身，去占领神话鳌头的。

在古代中国文化心灵的梦幻世界〔这常被称为“原始文化”即理性文化底层下的精神世界中〕，沉沦与升腾两种力量动向，分别投射到龙蛇〔沉沦〕与凤鸟〔升腾〕的象征体上。蛇，是原始阴柔力量的化身，浑沌势力的代表，它使人望而生畏。它能以人所没有的耐力渡过严冬，“死”而复生──春夏季节一到，再次隐现在草莽之中。它的眼睛闪着幽冷之光，它的嘴中含着把人带往另一个世界的神秘。鸟则是原始阳刚力量的化身，它是生命冲动的代表，令人神往。它能以人所没有的冲力脱离大地之母，周游天际，达到空前的自由。它的翅翼鼓荡着未来的风，它的眼睛满载着天庭的秘密。

龙蛇潜隐到很深很深的地下，凤鸟飞旋到极高的天穹──两种相反的力量同时激动着滞留在大地平面上的人们。人也许不得不中庸──他的生态就决定了这条道路──但他憧憬着相反的存在。

学者们有一套观念模式，认为古代中国的东夷部族是信奉凤鸟〔包括“玄鸟”〕的而西戎部族则信奉龙蛇。这种分类，就某个时期的历史横截面看，也许有道理。但任何道理都是属于人时一地的；龙蛇与风马的对立亦然它们逐渐开始了融合，完全打破了族属界限。例如，在信奉龙蛇等爬虫类的周大执天下牛耳的大时代〔八百年的“周朝”〕中，蛇神和爬虫神以鳄鱼或它种类别为原始模特儿，在演化途中，大大吸取了鸟神的诸多特征，构成一种新型的龙神。龙不仅具有蛇鳄等神的幽潜能力，更具有凤鸟等神的飞翔能力。此外，更获得了作为两者之中介的变形能力。龙神，成了一种出神入化、潜隐无形的主宰：相反的力量集于一身。大的力量，来自协调与变形能力。

〔60〕

不离宗主的迁异，师法自然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文化的观念中，被表述为“易”。《易经》就专门发挥了这一无穷变化和无限迁异的宇宙观。《周易》把生命默默遵循的大道哲学化了，浓缩为思辨的轨迹。师法自然、不离宗主的周易哲学，因而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在构架和灵感之源。从此，不懂得、不参与《周易》式的精神活动的心灵，就无法探悉并开悟中国文化的基本奥妙。

当然《易经》作为一部人为的作品，尽管讲述了师法、不离与变化、迁异的对冲原理，本身却是处在一种不完满、未完成的生成状态中。这不是幼稚与粗糙，这是深刻智慧的证明──它为自身在未来的持续发展，准备了众多的方向和充裕的空间。它保持着生命的弹性与结构的可塑性。一部着墨无多的《周易》，与其说是“体系”，不如说是“启示”，是中国式的“上天垂象”。它和围绕它而形成的易化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启示录”。

〔61〕

平等精神与真正的平民精神又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种暴民的无序精神的情绪化表现，而后者的主流，则是不甘自卑、强调奋斗、尊重同等的机会等等。总之，那是一种反压制升华。相反，平等精神则以深刻的自卑感作为自己顽强的劣根性。它以攻击他人的成就，去安慰自己的嫉妒心。以贪欲与懒惰替代了奋斗精神。析其成因，这是一种文明业已丧失了“同等机会”许久许久之后，方才兴起的社会心理上的痼疾。这痼疾反对有序的社会积累，足以把和平竞争的过程打得七零八落。现代国人简单地把平等精神称之为“东方式的嫉妒”，而把平民精神称之为“西方式的嫉妒”──从表面上看，这种称谓倒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这却是大谬不然的。用地域的东与西，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固属皮相，用文化的形态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又何尝不然。

〔62〕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都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从压制与反压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那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

社会的压制力，是维系社会结构的主力，尽管它酌归宿是反抗更大的压制。古代中国人曾用“三纲五常”之类的概念概括过这些压制力量，并在各种经典中详细记载了这些压制的具体形式，他们称之为“礼”。与“礼”并称的“法”，也是社会的压制力。礼、法的本意，都在于制约人的行为，以避免社会冲突并把社会总体的力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为在理论上促进这一点，古人通过大量的著述，详尽地阐述了他们为这些社会压制力所作的辩解。他们给这压制力披上了神圣而光彩夺目的道袍，并把它升格为不变之道与天地之极。这曾经是中国文化自我证明的装饰，它给了中国民族过去的生活以有力的启示与巨大的鼓舞。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不朽名篇《正气歌》中，就以肯定的口吻谈古论今，并以极大的热忱推崇了这些压制性的社会规范。因为文天祥的不幸遭遇已经把这些压制性的规范，变成了反击性的楷模！“正气”已经不再是人的生物本能，不再是升华了的文化情绪，不再是带有特殊社会含义的特定文化圈内的生活指南，不再趋向某种形态的社会压力。所以，文天祥的正气称为文明世界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和无上纪纲。

〔63〕

素以思想激越著称于世的反满志士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却也给予这些压制性的规范以极高的正面评价，他们宣布丧失这些范畴比丧失个人的人格还要可怕。因为个人的人格被认为只能附属于这些规范。压制的规范、生活的守则，被目的化了，被升格为客观存在的“天理”。天理不再是人性的投射与运动对象，而成了人的绝对本原。严格说，这是由唐宋文化的衰落导致的哲学大迷误。应消除这千年误解，把主体放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进行反省。

中国文化的内力，正在孕育今天还无法具体言说的一个突变。那出人意表的奇观终会一新世界的耳目。它会滋润沙漠里的居民、超度沼泽中的猎人，以其惊人的胆魄，把社会文化的命运推入一条新轨。使那些藐视它的人遭到遗忘；使那些拒绝它的人备受困苦。各种成功的突变，就其设计与完成而言，是“无为”的，就其功能与影响而言，又是“无不为”的。即它是被人所不知的机遇、意志，拣选出来并予成全的；又在人所共求的需要中，得以流通。不论突变的机制多么复杂，它都毫无例外地可有针对、可有补救──这就是庄子所问的“命矣夫”的真正答案。

〔64〕

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人，并不是道路的附属品。人，不应成为定见的“方法”这奴仆。喧宾再好，岂应夺主？可惜的是，对这一点小小的道理，今天的人们知道得太少了。人，不知不觉之中做了自己工具的奴隶。做了死人话语的殉葬品──这比之古代的人殉制还要厉害，这是精神上的殉葬。

〔65〕

要想使中国健康起来，必须先从精神下手。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矫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民族文化的自卑感，会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中国精神的智慧，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支柱”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的道德化；或道德的政治化。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66〕

现代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开始从另一极摆动──从一元走向新的多元。这种走向，是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个自我封闭的“天下”〕这一大形势密切相关的。先秦多元文化合并到秦汉大一统的模式中，曾引起普遍的痉挛和精神的萎缩。现在，是进行一次历史反过程的时候了。只有在新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一元文化，才可能恢复活力，使中国文化从根部摆脱积弱不振。

已经到了去全力促成文化精神的根本转捩的时刻了，新的太阳已经开始萌动──它是没有根子的，它是脱离了有形束缚的；它只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就像自然界的太阳那样悬在空中、周流九天、普照万有，超渡各式各样的灵魂，掠去文化明镜上的灰尘。

〔67〕

中国文化不甘岑寂的声音，迫切要求从文化宿命论的阴影下，有效地解放中国民族的创造精灵。为此历史的转折，必须真正肯定突变现象所揭示的个体化原则。至于伟大的人格和新颖的个性如何催化出新社会、新历史、新文化的具体机制──我们今日又何须断言？也许后学之士有兴趣皓首穷经于这类断言的种种证明，但对正孕育着重大活动〔因其受压而急于寻找出道口〕的当代，不去断言，较之武断地断言──更近乎真实。不急于断言效果，是对创造精神的宽容。

对中国文化再度崛起抱有信心的人们，是采取充满青春气息的宽容态度的时候了！正如现代的活人不再像原始社会的祖先那样去充当死人的殉葬品；不预定畛域、禁忌的创造精神，也不应再去充当文化宿命论的殉葬品了。

〔68〕

在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一词仍然像古典时代一样，具有颇为特殊的定义。这个词，像许多辞汇一样，既有原始义又有引伸义。原始义的“知识分子”一词，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它指的是“当本民族的文化处于劣势的时代，从先进的异族文化那里学习新知与技能的求学者们”，这些求学者，以往也被视为“文化买办”。例如从彼得大帝实行改革向欧洲开放以后，俄国的求学者，大部分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问题、希望和烦恼，曾被广泛写进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而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从明治维新或是洋务运动以来的“读书人”，也是亚洲意义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俄国还是日本，知识分子都从当时比较新潮的西欧文化那里获得灵感。就这种意义言，现代不发达国家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也可以被统称为“知识分子”了，因为现代文化确实是发源于大西洋两岸的贸易与通商中。对于不发达世界，这毕竟是一种外来〔舶来〕文化，这种意义的知识分子，与其说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还不如说仅仅是由于工作的性质而被命名的某种分散的人群。

如果放眼于整个全球历史场景，当会发现，知识分子的含义，不限于学术著作中应用的此种原始义，它的引伸义是更为广泛。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种专门从事高级文化研究甚至是社会批判的人们。比如说，白领工作人员的工作虽然也属脑力劳动性质，却无法把白领阶级归入“知识分子”的名下，因为他们并不从事文化创造活动。至于古代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具有内聚力量的精神贵族集团，拥有相当密切的社会文化交流。如柏拉图的学园，西欧社会〔尤其是法国〕的沙龙活动、中国魏晋时代的清谈以及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讲学等等，都是这种“内部联系”的著名表现。以这广泛的联系为基础，更坚实的文化核心建立起来。在古希腊文化圈，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他的社团。在古中国文化圈，先秦的墨子创建了他的教团并组织了传教活动，这与孔子在泗下的聚徒讲学，都构成了当时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核心势力，起到了在文化圈内外交流部输送文化的作用。这些活动，无一例外地向当时的统治集团输送了治世之才，使他们奉献自己的才智于本土文化的生长。他们不是近代俄国人那样的外来文化的输入者与模仿者，他们是在本土的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从事创造的幸运之子。他们生长其中的那些文化圈，确实富于自新的活力，他们不假外求，只需内索，就能发见新的洞天！既然他们的创造性大于模仿性，那么其事业的直接功利性也就没有近代的洋务知识分子〔狭义的知识分子〕那么急切，那么富于工具性。

上述两种知识分子的不同，在存其祖国的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处境。狭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于边缘文化，而广义的知识分子则产生于主流文化，并在整个文明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69〕

社会分化的第一个步骤曾是区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即区分思想和行动。策划和实施的分工，即使在最原始的战争中，仍然有战争的策划者和战争的实行者之别。有时，战争的策划者本身就是个强悍的战士，同时身兼战争的实施者。但是战争的实施者们却无法反过来代替他，成为战争胜利的策划者。保持人类组织的有效功能，意味着区分上述两种功能。

“脑力劳动”是这样产生的：当人类的群落在活动时，它在肉体意义上虽由许多单个的人组成，但在意志活动上，却要求单一性，因为意志的单一性与行动的有效性是紧密相关的。这便产生了“脑力劳动”。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上也是这样，要求人们去协调行动、互相配合。这无疑为策划者即脑力劳动者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前提。这种脑力劳动者渐渐发展为某种“精神贵族”，如祭司、史官、文化批评者等等。他们构成了统治集团的良心，是社会秩序有力的基础。统治集团的另一基础则是武士，身体与意志的强悍，使他们的战斗力化为稳定社会的均衡力量，而习惯的残忍性，则使他们的战斗力得以持久。他们和文化意义的脑力劳动者配合，是早期社会的基本结构，尽管武士的暴力也与“脑力劳动”相关，不纯粹是“体力劳动”，因为知识阶层提供的设计与诱导系统，在军事活动中大量存在。

〔70〕

在大自然面前，每种生命每个人都有生存的起点，但生存的机会却是不同的；只是在死亡面前，每种生命每个人都不得不是平等的──这一无法改变的宇宙律，正是所谓“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或“在被造的意义上人人平等”等信念之恒在基础。大自然始终是人的出发点，而死亡则时时构成人生的归宿；如果在出发点与归宿之间每个人都达成了一致，那么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平等可言呢？

只是文明才创造了相对固定的等差，同时也为社会分化带来了动力，使得社会紧张日趋增长。因此，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区别与分离，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这个区别，来自起码的社会分工，“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消灭三大差别”，并不只是“乌托邦理论”，而是文革迫害的先声，即“舆论准备”，随着悄悄布置的舆论准备，劳动人民不仅没有知识化，而变得更加愚昧了，“工农兵接管大学”这一闹剧，不仅为毛泽东个人雪了当年考不上大学之耻，而且为社会的野蛮化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具有四分之三鲜卑血统的李世民，其诡诈程度甚至超过了汉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混血同样杀亲夺权的明成祖朱棣，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娴熟地玩弄新的文化势力，其目的，是在野蛮的统治力量与文化阶层之间，实行历史性的大和解，即，军阀武士阶层与文化知识阶层的再度协作。而在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暴君时代，则充满了权力与文化之间的过于残酷的斗争，用现代中国的政治术语说，就是“思想改造”。大和解的结果，是军阀们重新开始从民间广泛吸取统治的力量。因此科举制度的确立，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狭义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广义的知识分子。从此，松散的、负责运输文化业务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文化主角让渡给了有组织的、担负着社会文化创造使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推动中国文化再度进入一个高峰时期。

〔71〕

从直接的文化结果看，南北朝文化的原野似显荒凉。但从间接的文化效应看，即从文化的拓荒与土壤的耕耘看，正是南北朝为唐宋的多元文化乃至元明清的统一帝国奠定了一个长期的基础。唐宋元明清的诸多社会样式，都可以在南北朝时代的漩涡中发现其相关因子。而奠定文化高峰这一事件本身，则是和广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的意识，对此已经开始有所自觉，这是否预示类似南北朝的文明模式的转换，正在当代中国的荒凉历史上再度出现？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怀抱最后一线希望。这也许仅仅是一种信念的力量，然而它不仅在枯黄的史籍中，而现在就激荡在我们心中。

〔72〕

从哲学的角度而非从法学的角度说，其实，在“自杀”这个名目中，隐藏着多种不同的事实。即不同的动机使

同样的自杀行为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和文化意义。特别有意思的是，随着人对动物世界的日益了解，也揭示了动物世界的自杀现象。早在《福音书》中就记载了猪群集体投海的记载，虽然那被认为是鬼魂附体，现今则不时传来老鼠投湖或是鲸鱼搁浅的自杀事件。直到今天，人们对动物自杀行为的研究，也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正如关于人类自杀行为的讨论，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自杀行为是生物体迫于内在压力或外在压力而实行的一种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戕害行为。由于自杀现象与活跃在各种生物身体上的求生本能，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成为引起广泛兴趣的一项研究对象。在这种兴趣的推动下，甚至出现了不少专门讨论自杀问题的学术专著。我个人以为，这种学术繁荣倒不纯粹是出于猎奇或隔岸观火的心理；实际上，自杀行为本身业已构成对生命本质的某种否定。它似乎暗示我们，生命的第一要务并非实现那种“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命本能，更不是为了“追求自我延续的意志”。、“好死不如赖活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要义”，但自杀却证伪了这一要义！尤其是，世纪之交统计的中国大陆居民的自杀比例，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这证明中国文化实际上正在脱胎换骨。

程颐〔1033-1107年〕，早年与兄程颢师事周敦颐，合称“二程”，以“理”或“道”为万物本原，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衡量淑女的标准。朱熹〔1130-1200年〕《与陈师中书》说：“昔伊川先生〔程颐〕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中国近一千年以来的亡国奴们，风行乞活哲学，既不理会二程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不理会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努力实践“必须以一切手段、维持家族的生存”这一“识时务” 的生活信念。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家族制度的瓦解，自杀行为普遍化了。从而，也使生命哲学的雄辩蒙上了一层擦不掉的阴影，它等于告诉人们，即使在生命体内，求生能力也并不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73〕

比较一下基督和佛陀，由此比较投生为耶稣和释迦牟尼的那两个人格，是很有意思的。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象征，基督以痛苦的形象出现在人类面前，佛陀则把他无边的宁静展示给人看──但他们都不是突然浮上天际的孤星，而是给予了两种宗教以定型般理论的人。

耶稣式的殉道者，是中东“教族”社会的特产，而释迦式的隐遁者，在印度也比比皆是。以这两位作为两种文化的象征，就像以孔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一样，庄子一类的中国隐士则为另类孔子，既不殉道，也不出家，对后来的“居士佛学”影响深远。

〔74〕

实在说来，文化混杂的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单一文化已经无法满足该社会在心理方面的需求，它种文化也就十分自然地楔入这心灵的半真空态。 

显然，从单一文化观点来看的“异端成份”，实际上就是文化杂交的历史成果。否则，任其“异端倾向”多么严重，也无法跃出本土文化的樊篱。例如，佛教的“法”无论如何也是不同于法家的“法”的──佛法只能是精神范畴而不是社会范畴，所以，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佛法如“大乘佛教的法的精神”，最后变成了中国式的尤其是北中国式的社会秩序，而不再是印度的隐遁者们所倾心的那种个人解脱。值得注意，中国尤其是北中国，正是儒家和法家学说的故乡，在这里，儒家和法家由于本土性质，因此比汉字文化圈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地都纯粹得多，根深蒂固得多。察觉了这一点，也就能悟出大乘佛教的“法”的精神和儒学的“礼”的规范之间，具有一种正式婚姻以外的血缘关系。当然，我并不是说佛教的法等于儒学的礼，或是佛教的法的精神等于儒学的礼的精神──不能这样简单的等同。我指的仅是一种倾向：大乘佛教关于法和法的精神等思想，乃是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成的混生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所谓“以法为本”而达到涅槃之境的大乘教精神，和以礼为本而达到“仁”之境界的儒学精神，是否近似？尤其是考虑到二者都不以“人格” 或“神格”为核心，只是把自己托付给了一项抽象而普遍的原则。 

尽管佛教化了的“法”的观念比纯粹儒学中的“礼”的思想，含有更多的哲学意蕴，也因为印度背景而拥有更细致的思辨性。

这种融会贯通显然是一个革命，“一个被人遗忘了的精神革命”──儒家的礼注入并融汇为佛教的法。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逆转──大乘数的法，通过北宋诸子的创造性的转化，再度演化为新儒学的“道”与“理”。这条曲折的精神线索，向我们展示了“礼〔本土儒学〕──法〔大乘佛法〕 ──理〔新儒学〕”这么一个三段发展的过程。它说明儒家精神的顽强性始终存在于中国，尽管它遭到佛教的数百年冲击，却能再度崛起于中国，并扩展到整个东亚文化圈。正如日耳曼异教精神尽管被罗马宗教压制了一千多年，在十六世纪还是再度崛起，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向天主教发起反击，并成功地混合为“新教”。

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象征之一的儒学精神，与佛教之间的上述复杂关系，标志着文化关系的典型模式，尽管像新教的日耳曼异教背景一样，迄今被人忽视。它提示我们，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到的西方冲击，比佛教和西域文明曾经造成的冲击还要大而且复杂，很可能会促进一种新的文化融和──但愿它不至于丧失自我本质。这样，一种新的“理”或许将诞生，这理不再是宋明的“天理”，而可能是“仁”与“礼”的精神，在新的全球背景下的综合。它将是某种超自然主义风格〔如基督教〕熏陶出来的现世精神〔礼制〕？这种超自然风格的动力，不仅来源于中国的国家宗教或庙堂文化中的信仰如祭祀天地的仪礼，更主要来源于西方基督教及其科学文化，来源于已经主宰世界数百年之久的航海文明。

〔75〕

从基督教精神中破壳而出的文明，在历经了几百年的盛世之后，本身是已衰颓了。但是，这并不排除它在与异文明如中国文明接触之后，刺激一种新文明诞生的可能性。我想，对中国文化的振兴来说，重要的是应该接纳“基督”名下的文化冲击力，借用那种带有殉道精神倾向的现代动力──去实现中国自身的历史变革，包括中国社会秩序、文化结构的重建等等，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一味袭用西方的现成真理模式或西方主教主义。毕竟，文化的这一特点在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史上，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过。

我们已经看到：基督的痛苦形象，是面对生活挑战的象征。他昭示一代新人：要在“无逸” 〔《尚书》的思想〕中寻求生命，而不要在“安乐”中寻求毁灭，这一形象的启示比任何具体的教义，都更有启示力。因为基督的福音是用血写的而不是用墨写的。 

是的，巧妙地运用来自“基督”名下的动力，是很重要的课题。有的人把这种动力称为“科学与民主”，有的人则将之叫做“基督精神”，有的人则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去考察，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动力只能来自列国竞争这一严峻的事实。

撇开这些分歧的说辞，有一点是可以共同接受的──中国必须从现代世界获得这种动力，然后经过转化，使之汇归于中国，使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性格中展开新一轮规模的运作。

〔76〕

“本土的中国文化”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后者是包容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新文化，前者则是东汉以前的文化。现在，我们将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再度创建一种新文化类型，以复兴中国，并推动世界历史，这就得融会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

文化的冲撞及其核心观念的杂交，是文化史上不可避免的剧目。这无法被看作是一件坏事，因为历史将此强加于人，强加于古板的传统主义者。有活力的人们，并不像种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那样去追求种族和文明的纯洁性并热衷于捕风捉影的“寻根活动”。他们也将摆脱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困扰。因为那不过是某种文化形态的自命不凡，企图追求自己文化形态的永久价值。

追求所谓“文化的纯洁性”，从而把本位文化看作至高无上者，竟不计文化只是人生的工具，只是人们安身立命的一个洞窟而已。为了振兴民族的活力，为了促成文化的汇归而不是“回归”，人们终会看到：活力，远比文化的纯正来得重要。而活力却往往不是来自纯净，只是来自宗教意义的罪恶。至于文化的纯粹感，信仰的圣洁性──本身却是活力的产儿，而非母体。 

〔77〕

以“佛”为象征的印度文化已经汇归于中国了，并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地上树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厦。以“基督”为象征的西欧文化也在汇归于中国，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酝酿新一轮中国文化。

基督与佛，汇归于中国──这并不意味着削弱中国的活力，相反，只不过是使中国更富于文化上的适应力与变通力。我们希望，中国将以此“世界历史最上复杂的活力”，劈开世界文化的新纪元。因为早在现代欧美佛教化之前两千年，中国已经经历过佛教。中国将以最为复杂的精神历程，来进入全球化的战场。

〔78〕

宗教宽容的动机，其实并不那样高尚。实际上，这只能是“对宗教进行工具化处理”的一个结果。不强调宗教的纯洁性，是因为宗教已失去了本位性。所以“政教分离”、“宗教世俗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宗教本身的逐渐消解，而不是什么宗教的复兴。重要的是，宗教的原初功能丧失了，而依附性却增强了。原初的宗教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另个世界，所以，此世的竞争在无形中也就有了缓和，“爱”因此逐渐多了起来。宗教对社会的这一稳定作用，只是它的附带功能。但周初的宗教政策及其形成的中国文化模式，却驱使这种附带的功能变成了主要的功能。例如宗教的原初功能，使人能够更达观地俯视此在的苦难，而附带的功能才是使人得以用新的奋斗去克跟此在的苦难。

〔79〕

“可见的天与作为万物之理的天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体、用概念间时关联，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基督徒区分创造主与被创造物一样，带有根本性的意见。”〔J·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从这种意义看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当断其为中国文化之衰与基督教文化侵袭的结果！因为，张氏把不可分割的体用，给分裂了。

〔80〕

“中国人对创世毫无所知，不相信灵魂永存，分不清人的灵魂与动物的灵魂，除了想象后者要迟钝些和前者精神些。他们不承认天使和单纯的圣灵，只承认物质的和肉身的……他们不承认天国和地狱，不承认来世的惩和赏，因为他们相信都会灭绝，他们对任何东西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利安当：《论在华教团的若干重要问题》第76页〕

中国哲学不是“不知道”和“分不清”，而是“拒绝承认”，是“相信另一种原理”──依据那种与万物合一的神人观念，他们“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

这就是零点的所悟！

〔81〕

方形的殷代大鼎，终于演变成后来的圆形“香炉”──这表明中国文明的精神是怎样对大自然进行妥协让步的。这一让步政策，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我们不是要评判其优劣，仅仅是指出这一事实。

崇尚方形的殷人或许还不懂得这一东方式妥协的价值，他们一味黩武，想穷尽那方形大地的神奇边缘〔希腊史诗英雄和亚历山大们都有类似的精神状态〕……其结果呢？连老巢也被那些懂得“圆形天命”的循环道理的周人，给倾覆了，即便那周人只是一些“半开化部落”。秦人和隋人，也都喜方而疏圆──他们刻薄寡恩的革命，后来都演为腐败的虐政。他们似乎都忘却了商纣的方形教训。

《周易·系辞》的作者说：“《易》之兴也，其当之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惧以终始……易之道也。”周文王在他的囚禁地，终于发明了宇宙自然之德。“惧以始终”──就是以“圆形哲学”去教人敬畏天命。无盛不衰，无危不平──一切人间的方都要归返自然的圆。深沉动人的易道，同人们展开了多么博大精深的笑容。

这，也就是《复卦》所呈示的“自知”之智。自知者，归返自然之知者，弃方从圆。

〔82〕

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的基本对立，大体可归结为圆与方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贯穿起文明史的基本旋律。《周易·系辞》是如此参透这个哲理的，它说，“蓍〔自然之物〕之德圆而神；卦〔人造之物〕之德方以智。”在它看来，人文性的智慧，大都是方形的；而自然性的神机则多属圆形。所谓“六爻之义易以贡”──那是指，以人的方智去体察自然的圆神，从而得出了圆形的易〔指流变的圆形〕变易为方形的义〔指呈示的方形〕的文化混合体。

这一混合岂不也是人的文明骚动不安的根源？

中国文化，在其可能的一切方面，都采取了与自然协调、向自然妥协的路。惟独在文字造型的发展上却大相径庭。中国宇，没有采取线型字的“圆化”拼音的发展方向，而是日益“方化”──最终铸下了“方块字”象形表意的雄确。所谓“日益方化，当指它在起步时还保留了较多的自然圆性，后来则日益弃圆以从方，凝结为不可动摇，难以通融的方块汉字。

从殷契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周宣王的籀文、以及春秋的大篆、战国的小篆、汉魏的隶书〔它在北魏的汉化复古气氛中曾一度复兴过〕、一直到唐宋时代的楷书──中国字走完了它日益“方化”的全部进程。最后，在“仿宋体”中──文字的方化形式，得到了最凝固、最彻底和最有力的呈现。与此同时，中国精神“求圆化”的强烈倾向，则以另一种方式有力干预了文字的这一方化进程：其表现，就是行书和草书的出现。

〔83〕

悲哉。我们二十世纪的“支那人”，一种“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支那人丧失了作为第一世界的、现象世界中的祖国。祖国不再，文明也丧失了保护人、哺育人的功能。人们变得手足无措、玩世不恭、开始转而弃绝作为第二世界的、文化世界中的祖国，即“精神故乡”，因为古老的幻梦已经破裂，新的外来的曙光却又是那样刺眼、令人不安。

现在，我们正在作为第三世界的、个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祖国里，进行长途跋涉，以便从一切种类的古老梦魔中解放出来！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征服东方，也征服西方──以便开辟“又一段情”，欢迎第四世界的、未来的世界，向我们奔驰。

我们怎么能做无文化的“支那人”呢？我们怎能不做新文明的中国人，“汉官威仪，仿佛天人”──老的中国已经死去，现在，让我们造就一个新型的中国！

我们的心中，没有了祖国、故乡。原先存放它们的角落，现在已膨胀为无边的虚空……这使我们不得不行动起来──创造作为我们第四世界的故乡，并使情感的故乡升格为文化的祖国。

伏尔泰说过：“要是没有上帝，我们便去创造一个……”同样的道理，丧失了第一、二、三世界意义上的祖国与故乡的“盲流民族”，现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去开辟自己第四个世界中的祖国与故乡？从而使自己还原为一个文化民族！

无论它以前怎样，无论它今后怎样，这样的开辟都将胜似第一世界的消逝了的实体、第二世界的流逝了的印象、第三世界的虚假的理解与共鸣──你说未来的第四世界的中国，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正果，能不是至善？

为此至善，我们写下了“第四世界的启示录”，回归于第一世界的开辟神话：“新的世界的创造为母题”──中华精神复国。

啊，中国文化，文化中国！我们的神往。这就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84〕

历史充满了类似于“既济──未济”的情调，所以，被“推翻”的东西、被“打入地狱”的恶魔──总有一天又会以崭新的形式、辉煌而飞驰的姿态，克服了往昔的敌人，重新君临天下，并引导人们继续前进──而不是继续革命，因为继续前进有时表现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那时，垃圾成为宝卷，黄金沦为尘土。这，就是我们所见所思的“自然”！

为历史而保持你高贵的思想能力，为验证你的思想而去创造历史吧！从你的冰封中，将开出春花，从你的晦暗中，将升起秋月。在“中国文化”已经涂炭的地方，“文化中国”将会兴起。

〔85〕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易”，而德化则是易的体现与杠杆。

“易”是方向，“德化”则是道路，然后才派生出种种措施、技术以及方法论，绵延出文化生命的历史。德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文化创造的最高形式，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无非是“德化的象征”而已。我们并不认识创造者──除非我们首先淋浴在其日新之德的化育中……那德就是他的天性、他纯朴的感情，他神奇的能量，他不渝的天命。

〔86〕

反观当今全球整体秩序的形成，毫无疑问地正从中国的世界智慧中吸取灵感。随着统一趋势的增压，这种吸取必将变得更为猛烈，甚至会应用某些重要的中国政治原则，以培育一大批俯首帖耳、机灵聪颖的政治动物。但是我预感到，推动这一历史运动的主角，必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充分吸取了中国《书经》以来思想精华的一群非传统主义者。他们是文化上的尤其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野性的人”，故出污泥而不染，排除亡国奴性，从而具有充分的政治能力以致整合能力，能把中国业已浑浊不堪的内陆河流，开拓为一片蔚蓝色的世界之海。

正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给予中华精神复国的创造潜能以更为充分的余地，也许我们永久地失去了祖国，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中国！正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包含一种广阔的、来自相反维度的力量，这种复杂处境确能化解当今不可能化解的困境！

〔87〕

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们当其年轻时，精进勇为、爱慕西方事物；当其耄老时，日趋保守甚至越超保守、重新回味国粹？ 

A〕是受限于生命的潜力──故青春时代充满扩张精神；衰落时代则退缩畏避，回恋故旧。 

B〕是震慑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剧变和文化革命的深化，转求一种较稳定的压舱石。 

C〕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神奇的勉力──像陈年老酒般对老人充满强烈的引力。 

D〕是中国的土地具有阴险的魔力──使人们的心灵在“狐死必首丘”之际，拜倒在祖宗们的阴影下？ 

我的研究表明，这四种因素同样并存，或多或少、参差不齐地支配着人们的“世界观转变” ──以致七十年历史悠久的共产教徒，竟十分奇特地转变成了孔门弟子和基督传人！ 

这也许并不由于“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而只是一种“对历史尘埃的痴迷”？ 

我们知道，任何文化模式，只有当它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代的主要问题时，──它真正的力才会透现出来。在受到多方尊荣之后，它情不自禁地意欲成为一把打开一切未来之门的万能钥匙！──这是一种文化模式，如果在其黄金时代也仅能解决社会问题、仅能减缓危机的次要方面，则不足以形成支配的影响力。 

这些思想家们在其老年时倾心于传统文化──确实由于中国文化曾在历史上取得过 “解决了当时代主要问题”的成就。但是，何以他们在年轻时却并不如此痴迷呢？──这只能解释为，老年人特有的衰退与保守。老了，风烛残年、奄奄待灭。这时，“谨小慎微”成为人们的金玉良言。人们更多关心的是保住已有的，而非开拓未知的。人们更多注目于已逝的往昔，而非展望未来的可能。 

这时，一种奇异的现象发生了，正像植物的枝叶，年轻时充满热情地向上伸展，带着无穷的好奇心探索新的领域……而一旦衰年将至，就无力地垂下了一度骄傲的枝头、收敛了凝视的心灵──他准备“落叶归根”。于是他就归返“传统文化之根”，以便为自己觅得一个已知的、可靠的、安全系数较大的“心理墓穴”。 

原来这种“文化现象”是种“生理现象”！尽管这生理现象披上了一层文化的甚至卫道士的菲薄面纱──但仍然是“生理现象”。只是“经过无意的乔饰抑或有意的伪装的生理现象”。──这就是对老祖宗的思想、艺术、玩物以及泛泛的精神的爱？这样看来，“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不是别的，只是屈原的意象“狐死必首丘”中的那个“丘”。这丘是“落叶之狐”渴望回归的根穴！但愿它不仅仅是所谓“垂死者的永恒同在”！ 

思想家们的思想，常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存在辩护”。他们的创造性思想，就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创造性存在进行的独特的辩护”。所以，我们看到先有创造性的生活，而后才有独创的思想。 

谢谢命运──这“存在”决非那僵硬的、非人的“社会存在”；它是一种难以动摇，多变而又终其一生保持着内在一致性的“生理存在”！──人的自然本来就如此丰富多彩地矛盾着的。因此，体现其节律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有待人们去“创造”──而是一种真实的“天性的流露”。这是我们最根本意义“自然主义”！ 

〔88〕

我们把曾经创造文明社会而后倒退于野蛮状态的民族叫做“野蛮民族”； 把从未创造过文明社会的民族叫做“原始民族”。 

原始民族是初生的现象，野蛮民族是倒退现象。野蛮民族所开出的文明系统，属于“复兴式”的“第二代〔或第三、四代〕文明”，如古代巴比伦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五胡乱华以后中国文明等。 

由原始民族创造的文明系统，属于“自发式”〔并不排除种种来自外部的“诱因”〕的“第一代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等等。 

在倒退现象造成的文化废墟上“复兴”起来的、由野蛮民族创造的“第二〔三、四〕代文明”，往往会结出较之“第一代文明”更美丽、更灿烂的文化硕果。道理显然，不论“野蛮状态”〔文明状态的“再度原始化”〕多么猖獗、盛行一时，毕竟不可能把已然的文明影响一笔勾销。说穿了，文明不是一件偶发的、断裂的事故，文明是人类历史的连锁反应。所以它可能一时衰竭、甚至中断，但不会不留形迹地消失掉。它的结构可能被“蛮族入侵”或社会动乱毁掉，但它的“建筑材料”作为“文化遗产”会流传下去〔通过口头传习、文字记载的形式或经由建筑遗迹、生产工具等多种符号〕，并被后人〔同族的甚至异族的〕从新的角度予以消化，再度放出光彩。成为在新结构中重获生命的古建筑材料……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区分“第一代文明”或“非第一代文明”是重要的。前者较后者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和自发性；而后者较前者显得更成熟并包含较多的继承性。第一代文明可能借鉴并嫁接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但是它的基本文化是出于自己的创造，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十分明显。有的学者怀疑六十进位制的干支记数来自巴比伦，有的学者认为早期中国文字与巴比伦文字有些瓜葛，并在中原铜器与北部中国或西部中国铜器的特点之间寻寻觅觅。有人认为甲骨文、金文和殷商青铜器是得自对某个先进文化的仿效。而这种语言文字方面与器物制作上的继承性特点，在希腊文化与更早的米诺斯──迈锡尼文化之间，则是更为鲜明的。正因为希腊文化和周的文化都不是第一代文明，所以它们的继承性特点较强。希腊不但有米诺斯──迈锡尼的渊源，而且广泛吸取了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希腊雇佣兵在埃及的活动是著名的，他们把埃及丰富的神话传统和古老的宗教观念“顺便”带回自己的祖国；就像后来的十字军把近东的物产与文化带回了西欧。而人们总还记得，希腊的诗史与相当一部分神话传说，如觅取“金羊毛”的故事等──正是发源于小亚细亚，而公元前八、九世纪的小亚细亚，正是由于亚述帝国的大扩张，才使得两河流域文化〔“巴比伦文化”〕也成了它的统治文化。 

〔89〕

所谓“世界文化”，从来都不可能起源于“世界主义的文化”，而只是来自“世界帝国的文化”。马其顿帝国造就了“希腊时期文化”。秦汉帝国造就了“中国文化”、孔雀帝国造就了“印度文化”。哈里发帝国造就了“阿拉伯文化”。相较之下，基督与佛的“工人无祖国”文化，最后形成的只是观念与教派的分裂，而不是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体系。 

每一种世界文化，都是一次剧烈而残忍的文化兼并运动的果实；而不是单纯的宽容态度一蹴而就的！ 

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烈的特征之一，就是相当成功地〔又不引人注目地〕把艺术与道德调和无迹，使之中庸一体。中国传统的艺术是颇为道德的艺术：在总体上看，它相当规范化。中国传统的道德又巧妙得仿佛富于艺术的灵气！它不像希伯莱式的宗教那么压抑人。它是以有限的宽容和无限的麻木，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的创造。那是一个幸福而停滞的时代。在西方势力尚未东渐的传统生活中，中国文化宽容得决不为了一种信仰而战；但又把迟钝无形的干预触须伸入精神领域的每一角落。所以就其压抑功能来说，它甚至比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禁锢更为完善。它奉中庸调和为万妙灵丹，不仅混同了历史上的艺术与道德，而且在我们这些子子孙孙的意识深处，也极其成功地抹煞了艺术与道德的先天对立！ 

这种成功的混淆，致使我们在从正面谈论一件艺术品时，必先盛赞其道德的功能。而在贬抑一件艺术品时，必首称其道德功能的贫弱或欠缺。这种传统的并且流行着的痼疾，使我们甚至对于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艺术和道德在人的心灵与文化中的对立统一关系，竟也需要重新发现！ 

调和无迹，中庸一体的结果，是文化上的浑沌态──你不妨试行一下，如果把五种基本色混合一处，中庸的色彩就显出了：那是灰蒙蒙的阴郁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90〕

现在我们来了。我们要结束这种灰色中国，结束蓝蚂蚁的时代。

我们看见“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光”：

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光是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英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光是吸取了西域佛教元素的王者。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光是吸取了基督教元素的天子。

 （一）一些人物

子：好的东西，也就是“有生命力的东西”、“能塑造历史的东西”──并不是唯物主义法规或共产主义理想能够炮制出来的。好的东西只能从民族生活的洪流中涌现，而不是外来征服的结果。蒙古的入侵、西方的真理，违背中国农民的天赋本能，在中国人炒地皮的恶劣习惯中，在中国人自私自利的卑劣品质中，流露了久已消失的文化倾向，那就是对抗游牧民族的“植被人类”。

丑：植被人类，向日葵一样朝向天子的神秘冲动里──一种全方位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独立，对于土地的渴望，影响、乃至支配了历史。人的意义──在于发现这一宿命并顺从这一宿命。各级的发现和更为各级的顺从。其余都是谈不上的。尽管你可以将这一顺从贴上“反抗”的标签。因为“反抗”只是“顺从”的另种形式，仅此而已。从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说──文明的命运是由类似植物的宿命预定了的，个人的努力到头来如果不是徒然，就是加剧了命运的波澜。

寅：不要试图为未来的人们设计什么“蓝图”，尤其不要设计那些牵涉许多细节的“行为规范”。一个大致的方向足矣！这就是中国。你向一个中国人问路，他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不厌其烦地给你画出精细的地图，而是顺手一指大概的方向，否则就会被目为病态的神经衰弱。个人如此，文化机体亦然；所以中国很难法治，只能人治。中国最多只能在人治的外面，涂抹一点法治的色彩、指点一个法治的方向、提供一种法治的精神、发出一阵法治的叫嚣而已。因为法治已被马马虎虎的中国人视为有害无益、自缚缚人的行为。

卯：中国人的理由是说，“应当相信未来的一代。应当相信他们健康的本能及其比我们更有活力的主动精神。应当相信未来的尺子────能够斩开纠缠未来的乱麻。历史在不断翻新。我们能用外来的法治与蓝图去阻止它吗？我们能使这些‘蓝图’完全适应它吗？若要中国历史的翻新去适应外来的‘蓝图’──那才是亡国奴的偏狭、自私、堕落、衰弱！漂亮的蓝图翻不出历史的花样。异体蛋白没有独立的价值、续存的可能。它们只是瞬息即逝皮毛。”

辰：命运驱使我走遍了世界想证明自己的错误、买办的正确，但我失败了……中国人！你是世界的弃子，但你并不灰心，是不是？是你的自我中心的信念驱使你走向一个又一个磨难，但你并不悔悟。你用你的坚忍，把错误的变成正确的；你用你的努力，让时运重新转回来。你说，方向感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基于辩认力的磨励，艰辛的磨励。

巳：为西方真理工作的社会主义买办，谁的影响越大，谁的行为对中国也就危害越大。这些买办还自封为导师，每个都要提出一套思想、蓝图、理论、学说，在它们的误导下，人们体会了迷路的痛苦。迷路是一种揪心的体验，眼看半个夕阳西沉，荒郊里野声四起……，民族陷入慌乱和绝望。

午：只有民族的灵魂，才能从集体的迷路中提炼出旁观者的沉静，才能从沉静和沉思中得到一种超越的赏心悦目──这时，你看到了平时视而不见的一切，领会出“赝品将你与自然隔离开来”的蕴奥。在其他时代、其他民族、其他社会、其他人类看来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到了中国人这里就变得那么艰难，最平常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珍贵，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复杂，最起码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难得；我们要企及它们，必须花上十倍的努力以及百倍的勇气。

未：民族的灵魂不停挥洒血汗，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血汗──为一个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国灌溉滋润……没有人知道民族的灵魂付出了多少代价，没有人知道民族的灵魂浪费了多少力气：民族的灵魂，把浪费视为消费，把代价视为赐福。

申：谁是中国民族？“真实的中国”究竟在哪里？

“你们就是中国民族、真实的。不是‘代表’，不是‘精华’，不是‘象征’、不是‘中坚’；而是中国民族的本体、真实中国自己。这个民族，一个完美无缺的战士集团，一种充满原始精神的创造冲动，一种洁身自好、不断自强的道德热忱──盘踞在中国大地密集居民的头上。更确切地说──是监护着他们的周遭。最好的统治是监护而不是征服……中国居民之命运的监护者──这就是你们，“中国民族”。

酉：中国民族在哪儿？在历史的荒原之中──正等待着一代英魂将他们突然唤醒。谁是中国民族？──新的天子及其新的仆从们！这就是人们即将看到和听到、感到和尝到的中国民族。不是“代表”；不是“精华人物”，不是“统率者”；而是中国民族本身！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民族──其余的一切都要为他们的最高战略服务；并无声无息的服从他们！

戌：居民──民族──国家──政府：我们可以反对政府，但是不能反对国家；我们可以反对国家，但是不能反对民族；我们可以反对民族，但是不能反对居民；我们可以反对居民，但是不能反对我们自己。

亥：居民──民族──国家──政府，还是政府──国家──民族──居民？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个超级警察国家”，而是“一个文明普鲁士”。

这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压力集团，不是从政府到居民〔政府──国家──民族──居民〕，而是从居民到政府〔居民──民族──国家──政府〕。也就是说，不是超级警察国家，而是超级普鲁西亚──通过空前的内在压力，造成一个严密、有力、充满生命的机体，催化一切、瓦解一切、重新凝聚反压抑力量。

（二）一束思想

甲：每一个民族都是某一种文化的产物。

乙：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倾向性、方向性。

丙：这种命定的、不可动摇的倾向性、方向性乃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脉。执之者生。弃之者死。扬之者长，避之者短。要想减缓或削弱这一倾向倾向性、方向性，无非就是摧残、扼杀它的携带者的生命本身。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激发这一倾向性、方向性的那个秘密原因的偶然副产品。生命本身的一切功能：都是准照这个秘密原因而发育成熟的。

丁：伟大的民族也正像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正像其不朽的活泉一样：注定要实现其自我表现和自我完成。要么摧毁这一表现、破坏这一完成，要么就成全它、丰富它、使它得到充分的“纵欲”──这里根本不存在“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

戊：一种至死不渝的倾向、一个锲而不舍的方向，是一个文明、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任何个人都无法逃离这天罗地网般的宿命！任何个人──任何生存于活动于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民族实体中的个人──他们的价值、意义、影响，都以其与这个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而定。无价值的人有如过眼烟云的琐屑──就因为他们脱离了至死不渝的倾向、丧失了锲而不舍的方向。谁脱离了至死不渝的倾向，就死了；谁丧失了锲而不舍的方向，就废了。谁与至死不渝的倾向紧密联系，谁就不死；谁与锲而不舍的方向紧密联系，谁就神圣；谁能左右至死不渝的倾向、谁能摆布锲而不舍的方向，谁就伟大。

己：有两种人物在联系至死不渝的倾向、摆布锲而不舍的方向：顺势者被历史判定为好人、志士、正义的化身；逆势者被历史目为坏蛋、奸邪、反动的人物。用“历史数学”的语言说，前者是“正值人物”〔而不是“正直”〕；后者是“负值人物”〔而不是“邪恶”〕。虽然历史只承认识“绝对值”，但社会却只看得见横切面，从而不断否认自己的生命之源。就这种横切面的镜头观察，有两种“伟大的个人”：那就是伟大的精华和伟大的渣滓；或叫伟大的栋梁与伟大的败类。

庚：就古代中原民族而言，前者是明君们，后者则是暴君们。由于中原文化的现世特质，统治者也就成为“文化英雄”，成为文明的代表与象征。这种意义的史官文化爱好按着某类标准来区别统治者，分别冠以“明主”与“昏君”、“贤主”与“暴君”的名号。并不是按照他们的“私德”〔因为帝王们的人性总是相去无几的〕，而是按照他们的公德，也就是看他们的统治原则是否“合乎传统”即历史的惯例或曰合乎礼与习惯法。有时，亡国之君并不都是昏庸的人物，如明思宗〔崇祯〕之类，还显得特别地狡诈与残暴。看看他如何虐杀袁崇焕的，就可以理解吴三桂为何斩尽杀绝了明室的残渣余孽。尽管后人十分同情煤山的孤独亡灵。

辛：基督教曾经指出权力的腐蚀力量；简捷地说，是看透了人们的动物性。不论统治者们追求的东西是否合拍于民族的倾向与文明的方向，他们自身怎能不是一个个充满原罪的家伙？沐猴而冠的猴子，依然是一只猴子；登基做王的人，依然是一个人。

壬：新的天子及新的仆从，不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而是福音精神的孩子。这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光。

癸：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光是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英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光是吸取了西域佛教元素的王者。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光是吸取了基督教元素的天子。

〔另起一单页〕

第八章

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01〕

文明的西方与野蛮的中国，开始会师在全球化的平台之上。

谁是未来的赢家呢？

“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同样可以受到新的批判之光的透视，以便我们更健康、更自主，更顺利地走上民族的创业路，实现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千年大计！

我们不是来“复兴东方文明”的。我们生来是要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并为之搜寻一串新的目标！我们并不把道路贬作工具，我们也不把目标升格为目的──恰恰相反，新的目标只是作为新的道路的里程碑，而使用的，是为我们欣赏新路上的风光，而制定的标识。

如果我们举起了“复兴”的旗帜，那么请原谅我们──那只是为了创新的气象而开展的一项便民措施罢了！志士仁人，谁会为了传统的阴魂而牺牲新人的未来？他们的降生，是要把历史推向前去，而不是把当下拉回到古昔。“复兴的形式”下，必定有一颗炽热的创新之心！它发自对当下的不满，而非对远古的“祖辈文化”的原始依恋……否则，它岂能赢得新人的心？

即便新的全球文明，从形式、色彩和技术上说，也必定是多方融汇的。但它需要一个新颖的灵魂，这个灵魂现在就在我们的梦中。……我用灵眼看见它了，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不是欧洲、美洲、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更不是“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的──而是需要趁热打铁、重新锻铸的。

全球文明发自我们的丹田，而非取材于尘封的历史符号和博物馆里的展品，历史、传统，是一些象征，是一些被精华人物有意识运用的障眼法，被群众无意识接受的唤魂术。

东方的文明已被西方的体制给冲毁了，复原它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西方的精神已因西方的扩张而衰颓了，它因此越来越容忍、越来越热情地吸纳东方的精神……如此看来，对西方期待过高，也是注定要落空的。新的全球居民，将凭借自身的天性，在东方树立一种新体制，在西方树立一种精神，然后融会贯通，济渡苍生。

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东方和西方的需要因而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恰恰相反的！这“相反”，决定了两股潮流最终可以在世界史的洪水中，合一。

反对西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东方的精神”；反对东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西方的体制”。这两者并不需要重新制作。但是，可以取代它们的新的全球文明，却需要新的灵感予以滋润！

对于把中国的命运牢记于心的精神化身而言，他将摒弃或儒或道的或释的传统，而以双重身份同时投入一场两线的战争：

1，在国内战线，批判西方真理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思想，并抑制所谓种族自卑倾向的无度滋长。为此目的假复古之名以行革新之实，实在必要，其途径是“回归祖辈的文化”！既反抗父辈文化的专横，又反抗外来文化的放荡。

2，在国际战线，批判欧洲“传统文化”即“西方现代文明”，同时肯定西方精神与技术中有价值的部分。为此目的，需要掌握住东、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的真正分野，并善用之。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不是在亢奋与不慎中，陷入这危险的两线作战的，而是以“对世界史的正确理解”而有意深入这充满奇幻的暗礁地带！他以对传统的亲和力，深入反传统的事业；他以反西方的名义，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他不是低俗的反共主义，而是热爱精神的自由。

历史充满了类似于“既济──未济”的情调，所以，被“推翻”的东西、被“打入地狱”的恶魔──总有一天又会以崭新的形式、辉煌而飞驰的姿态，克服了往昔的敌人，重新君临天下，并引导人们继续前进──而不是继续革命，因为继续前进有时表现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那时，垃圾成为宝卷，黄金沦为尘土。这，就是我们所见所思的“自然”！

为历史而保持你高贵的思想能力，为验证你的思想而去创造历史吧！从你的冰封中，将开出春花，从你的晦暗中，将升起秋月。在“中国文化”已经涂炭的地方，“文化中国”将会兴起。

〔02〕

现代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融为一个巨型的“全球社会”。日益密切的国际联系，导致国际约束力的加强。在向这整体秩序行进的步履声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文化群落的重要性都已经并将继续有所降落。这与他们古老的自尊心和有关的光荣传统及其种种教育是相抵触的。因而对每个个体、每个群体的心理，这一转换过程都带来诸多的痛苦和彷徨。“未来的震荡”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就是变换迄今流行的基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社会体制、价值观念、文化傲慢等一系列的既定观念。这一变换的动力不可能来自书斋里的教育，而是来自“国际社会趋于一体化”〔“全球化”〕的压力。现代国际冲突的剧烈，只是大规模整合各个横征暴敛的主权国家为一个至仁至爱的全球秩序的预演。

〔03〕

悲剧是否可以定义为，为了保卫一种注定要消逝的东西，而作出慷慨的牺牲？当然，这一定义与古希腊人和古典主义的悲剧观，也许不尽相合，但却合乎历史上充满慷慨悲歌和空前堕落的矛盾时代。为了即将胜利的事业而牺牲，这是新时代的正剧。而英雄般的业绩拒绝对即将消亡之事物承当义务，这是新时代的喜剧和黑色的幽默。但这两者都不如上述意义的悲剧那么有力，不如悲剧那样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与人的命运中的深刻矛盾与巨额反差。

当代西方世界，充满了此种悲剧。它在形式上有时很美，但内容上却不免流于呆板。为了自己的文化方式〔包括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而战的武士们，也许恰恰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是为了挽救急剧消亡的往昔而战。为了夺回日益流失的主动，他们投入狂热的斗争，不惜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以致背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头来，这反倒进一步加速了自己的衰败。例如，西方社会使用蔑视基本人权的测谎仪，正是这种衰败的迹象之一。这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的没落。

〔04〕

新时代的图解：

A，我看到了新时代的“蒙娜丽莎”──这是一位瘦削而贪婪、疲惫慵倦而双目欲火灼灼的女巫（物欲至上的解放牌）。包围这位美丽的女强人的，不再是那层淡淡远雾，而是炙热的现代感（“地狱之火”）。这现代拜物教的女巫──已经恢复了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本来……这是生机衰竭的淫乱状态……

B，我看到新时代的“西斯庭玛利亚”。那是绝望的母亲怀抱着一个流产的婴孩。平和雍容的气象，早已让位给紧迫得发抖的现代气氛。这婴孩应出之以第三世界那些饥饿的死婴的图象。双重的寓意！人口爆炸的肇因，从技术上说是医术的发展；从哲学上说是人体崇拜（人本主义的偶像崇拜）的终局。

C，我看到了新时代的“大卫王”。他是集中营、战俘营中的垂死囚徒。他双日深陷，眼光呆滞、颤颤巍巍，弱不禁风。他不是“胜利之王”；而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生动显现了现代文明的破产。对“人”的过度尊崇，除了导致“人”的更大堕落以至灵魂破灭（被盘剥殆尽）以致最终的世界屠杀（如秦坑赵战俘四十万，项羽杀秦降卒二十万）外，无一用途。正如女性的“解放”，也是这样毁灭了妇女的存在。现代的时髦女人，以在职业、风尚、心理上变成男人为时尚，其终极目标是在生理上也变为男性，所以女权运动的方向，是从产房到变性手术室？性的模糊，性的多余。复制（克隆）人的诞生。

D，有哪一位画家，能用他的线条来展示这样的图解：他就是新时代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裴尔。他，将不再为一个纷争的宗教（罗马式的）打点行装；而是为新时代曙光──驱逐那久已失色的残星（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的偶像崇拜）！他必定不是区区艺人，而怀着对“现世”的厌弃；以及对“来世”的希望！尽管这希望朦胧、神秘、无边际──但其力量正在于此！

E，如果有一位政治家（而非各类牌号的政治食客）像是身患梅毒的罗马教宗利奥十世那样深刻理解并全力赞助这些新时代的图解，就会有一股文明新潮，反转过来，冲裂雅利安肉体崇拜的海岸？古希腊形态的、印度教形态的、虾夷形态的、意大利和近现代以来西方（包括一切“欧化”即西方化了的地方）的人肉崇拜──要被更高的崇拜取代，泛神论将被还原为“邪恶的欲望”……

F，感性的美还能让位给灵性之美？哲学理性关于既成世界的种种冷酷分析和刻板断言，还能让位给超理的关于将来世界的热烈憧憬及其生动造型？人的文明还能再次返老还童？

G，“测谎仪”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也许不应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效率与机器向人道和个性的宣战，是尊严和隐私权开始死亡的记号，是西方文明开始背弃其原有价值、信念的又一征兆。诸如此类的事件提示我们：科学正与它在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母体“人本主义”不断分裂。“复制人”的出现表明，人对机器文明的利用程度越深，自己的独立性也就越脆弱。随着依赖性的加强，人也就越来越不能无视机器文明对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人的生物存在所提出的挑战、作出的控制。满足这些压力，对人性来说，意味着某种牺牲──“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古老的箴言再次凸现了新的含义？

越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用来为一个反文化的目标服务，所造成的文化破坏也就越大科学的盲目性由此可见一斑。

〔05〕

各种现代社会，在不同形式下面临一个共同危机，个性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总的趋势则是个性的发展、公民在法治下的自由权利，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社会在体积上的日益膨胀，它留给个体的空隙也就越小。所以我们看到小国或中等国家的居民才相对富于自治的能力和自主进取的精神。国家越大，留给自治、自主的余地反倒愈小。这是横亘于无机与有机之间的大阴影。越大，对个性也就愈苛刻，居民的个性也就磨灭得愈甚。体积的惰性与迟钝。带来了文化上的恐龙时代。

生命世界也是这样，在同一种类的生物中，体积大的一般不如体积小的反应灵活。小的生命所消耗的能量按比例说也相对较小。这是被宇宙的普遍压制本能所决定了的。体积越大，所承受、所需应付的各种无形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它的内在压力，作为反压制力，也就越大，各部分自由回旋即余地也就越小。这种因盛〔体积大则生长、盛大的结果〕而衰〔丧失或降低了生命的回旋余地、创造空间〕的事例，像反复不尽的变奏一般，一再出现在各种西方文明形式的生命旋律中。

〔06〕

社会的困难、人类的痛苦，一个深层的造因并非来自文明在时间上的延伸〔这造成了顽强的传统〕和空间上的扩张〔这形成了标准化的惰性〕及其造成的反差扩大。，来自人自身的疲软；来自人面对自己所创建的文明形迹时，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贫乏、越来越不主动的力量对比。现代人的错误，在于不明此理，反倒由于尴尬而更狂放地追求外物，希冀借外物去抵御外物对自身的压力。这就陷于外物更深的包围、更多重的压力中。自身的解放越来越渺茫了，却在变本加厉的侈谈“征服宇宙”──这是多么无可奈何的表现。

〔07〕

作一个对比是有趣的：长城时代的清国，对内弱化民族活力，对外“以夷制夷”，以求内外力量对比的一时平衡。他们把这叫做“和谐”？这样的和谐，给中国文明带来的是稍稍延迟的死亡，但却给中国民族带来更大的灾祸。我们的文明已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没有死亡，我们的精神没有死亡！精神要激活民族，民族要创造新的文明！

外部压力高一丈，内部的力量反差却消一尺，文化系统的有机调节力横遭毁损，它的崩溃岂能幸免？

〔08〕

出路不在于责詈对方，而在强化自身。放松对自然反差力的人工管制，必要时甚至默许它在文明环境中的自然扩大；同时，用新的反差力量与之形成多维互助〔而非互相抵消〕之势：这可以帮助中华精神复国。

〔09〕

当历史气候发生大变化时，统治力量会因无力实现相应的转换而受到削弱。逆反的再生的力量开始上升。经过千百次的试探、冲突、失败之后，它终于胜利从而化为压制的力量。原先的压制力被粉碎或被遂入“地下”〔即被压制状态〕；但它虽散犹聚、虽死犹存──历史气候的“循环往复”与重行演变，终将赐它以复出的机会。这样周而复始的运动，构成宇宙生活的古怪节律。正是在这“反复其道”〔《周易·复卦辞》〕的节律中，宇宙一次又一次地诞生了，又破灭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确立了，又解体了。这种运动因其宇宙性，被佛教徒叫做“轮回”。艺术家们，则本能地体察这一宿命，他们以充满苦痛的本能、极为细腻的感受、出神入化的手法，总之，是以各种艺术的回声，表现这令人敬畏的宿命。尽管艺术家们看不见这一宿命的完全线索，只抓住它的断断续续。大宿命的往复运动则暗示着，社会不断地生成、毁灭，以及一成一毁之间的膨胀与收缩，裹胁了、支配了所有个人的小命运。

〔10〕

历史的气候是微妙难明的，它常常“欺骗”许多人。但它瞒不过明敏者，反而它会把自己最细腻的端倪和最神奇的预兆，显露给人类命运的预知者，让他们尽自己天性地看到为的是让他们尽自己天性地说出。正如自然气候中的大季节，大冰期：的存在，会被天文家、地质家所“探明”；生物史、文明史上大气候及其转折，也被渐渐“认定”。尽管这都是学理上的“事后聪明”的追认，并非“先见之明”的预知。“验诸以往而征诸未来”的体验，却对历史气候不会改变的成见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上，不但历史的气候、潮流会变，人们对历史的观念、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的希望也会因之而易图像不断，扭曲、破碎、重组，以致新的显像……这边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那边的确然性只能有一个，居中的可行性则有几种：到底怎样，大智难穷，而变易本身却无可置疑。

〔11〕

历史也像人和社会一样，有其“需要”吗？其实，通俗意义的“历史需要”取决于历史家对历史趋向的理解与评价。而为历史创造需要并满足这一需要的人们，则对其趋向有趣俗的感知。

这一感知，超出许多人察觉和明了的范围，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去理解、不愿去接受。回过头看，历史的需要是唯一的，清晰的，不可能纷歧无定。它超越于个人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甚至全民社会的需要和民族文化的需要之外……只是藉着这些需要之力的“和”显现出来。但在当时当地的生活者心目中，情形恰好相反“凡是遥远的，都是虚幻的。”这一流行性见解抱定了盲人摸象式的经验论宗旨。

〔12〕

对历史需要的明晰判断，难免会忤逆许多人的奢望并打击了他们的幻想。因为感情受到了伤害而断然拒绝事实，曾经造成了悲剧中风格的崇高。

〔13〕

乐于体察气候的微妙变化者〔无论体察的结果与实际的变化相距几何〕，才有兴致谈论“历史的趋向”、“历史的需要”。但人民需要什么？尽管具体要求年年不同、岁岁翻新──但性质无非是对“幸福生活”和“太平盛世”的永久性向往。这不是因为“和为贵”，不是因为“宇宙秩序”至高无上地监护着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人，而是由于，幸福生活太珍贵，太平盛世太可贵了。人们厌弃到手的东西而追求难得的奇货，对不可能的事物，则往往会迸发出献身的热情。乐于体察历史气候者，往往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失意者。

由衷的惊叹正为此而发，因为一切存在着的社会、秩序、结构，先天的具有深刻的惰性。这是由宇宙之力的漩涡注定了的。而力量转换的体现者们，那些对历史气候见微知著的预感者们，凭藉宇宙的另一些力量，前来打破已然的“宁寂”。其最强大的是创造动力，世界缺乏什么，他们就舍命地为之提供什么，这已经几乎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自然律”。他们自己本来也是一贫如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在大气候的转换中，他们首先为自己创造出原本没有的奇观，而后又在无偿中与整个世界共同分享……

〔14〕

社会组织得好，宛如一架上足了润油、开足了马力的大机器，不再像解体时代那样发出生涩的嘎嘎嘶嘶的噪音。这时的社会，各部件间磨擦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无疑，这种令人振奋的社会状态，对于生在乱离之世的灵魂，有极大的吸引力，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从更宏大的历史场景、从更多的和平时代的立场来看，难道这就意味着理想的境界？这种状况也许能够提高社会的产量，却无法创造文化的质量；可以给多人带来物资上的丰收，但无法向思想者提供思索永恒的动力。动力，是来自危机，来自危机触发的对“命运”与“永恒”的探询。这探询有助于群体从根上调整人的生存模式，以建立更富于自省能力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灵魂的价值。而文化的灵魂，则是从众多的有一时性锋芒的个性中淘汰、拣选出来的。社会的进展和历史的转机是要从某些个性提供的内驱力出发的，这个事实表明了某一些个性甚至是某一个个性可能具有的无上价值。

〔15〕

社会的生生灭灭无异于是在说，这种不断兴亡的东西，是难以作为一个衡量万物价值的绝对坐标而存在的，因为它不可能是终极性的归宿。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是不断交易着的、不断自我否决着的；因而也是无法用语言、概念去牢牢把握的。比社会更大的归宿，是历史的流动，是历史气候的转变，那是超出人力之外的宇宙之象。到头来，不是社会的舆论决定了历史气候，而是历史气候决定了人类的喃喃声。这就构成了“悲观论者”的论据，这就构成了否定意志可以是自由的论据，甚至构成了否定自由选择的论据。

〔16〕

庄严而肃穆、寒冷消沉的夜！现在，我们陷入了衰竭与颓废的时代精神：当文明衰竭与颓废时：

A、讨论多于决策

B、清谈胜过行动

C、规律压制创造

D、优柔寡断的思想取代了敢打敢拼的行动

E、宣传代替了哲学

F、权力上的等级取代了赤子真情的力量

G、社会习惯强求一律、杀害忠良、鼓励背叛

H、社会舆论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之间，形不成正面的反馈

〔17〕

诗人们常常咏叹当人走出了自己的窝巢家屋，无所依恃地直面大自然时的神秘感受。他站在山颠或海角，俯仰于天地之间，将不免倍觉自身的微渺；同时，又生起一种轻松欣快的感兴情绪，顿觉心旷神怡。这双重的心性来源于：

1，在自然的威压前，人的屈服与自卑；

2，自然的压制，反而助人从社会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所以，在社会间失意的人们，常乐于流连山水之间。自然的风光有令人陶醉忘忧的奇效，且赐给人们这样一种心境，更为恒定的自然诸相面前，倏忽不定的社会诸相露出了转瞬即逝的特性。而这，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岂不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轻松欣快的情绪，是暂时脱却了社会压制后的心理反应。“自然比社会更强大”，这种想法反能劝说失意者回到生活中再：度挣扎。这种心境或类似的达观，令人更宽慰地看待尘世间的是非；同时，也由于它带有“虚无主义”〔即真实得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感，到了受不了的程度〕的倾向。而对现有文明“看破红尘”，甚至是从根本上的蔑视。其中既汩动着转向的创造精神，但对现有文明也意味着破坏的冲力。这冲力也许受到多重抑制而未曾显露〔如胡人石勒年轻时的遭遇，他在城门口啸傲，却差一点被汉人恶霸杀掉〕，但社会气候一旦成熟，它却不难转向一种反抗文明的“野蛮”。

〔18〕

我们常看到，许多准备投身于重大斗争的历史人物，在投入决定性的行动之前，都曾脱离文明的环境而到蛮荒之野，去孤自思索着什么。隐居为什么能赐人以力量？因为，那是从自然的永恒中吸取到了原始的“气”，这气一旦鼓入社会，是不可避免要对旧文明的构架造成浩劫的。

〔19〕

在威严的自然和无垠的汪洋面前，人会顾影自怜；就是在人海之中，亦当升起如是的感触。人海像其它“多余的反制”一样，对“我”构成了沉重的压制。少数的人对“我”是不乏助益，而多余的则构成妨害。人人都想摆脱太多的人，但人人都摆脱不掉这群体生活的影子──除非他自己率先死去。现代文明甚至把“遁入空门”的狭窄道路都杜绝了。现代文明的这一特点，并不像五个孤儿的老爹卢梭所宣扬的那样，是由文明的恶质所注定的；而是由持续增高的人口压力〔并不简单体现为人口的密度〕造成的。事实上，表现得越邪恶的文明〔它常体现为“极端的野蛮”，但这是比自然状态远为残酷的文明史现象，如大规模的屠杀并不见于“自然状态”〕，常常是困于更大的人海压制的文明。而诸多的反自然但又反文化的野蛮〔实为一种变态的文明现象〕行为、野蛮化，实际上是在以非理性的方式，在努力摆脱这全社会、文化圈已经难以脱略的超常困扰。

〔20〕

通常被称作“野蛮行为”的现象是反文明的；但同时它又是反自然的。因此，需要区分“野蛮”与“原始”。野蛮不是一种由文明到原始的倒退，而是由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过渡时，常常经历的一个节奏。不论你依据自身的处境与感受，认为它是沉重的压制还是轻松的解放，它实际上都是过渡、转换、再生时代的一个牺牲〔奉献与收获的中介〕。有谁在自然状态〔如动物世界或许多发展极低的原始文化〕中，见过文明大毁灭时刻特有的那种大规模的恐怖、集体参与的破坏？

更确切地说，所谓“野蛮”意味着文明的蜕化。如果不带褒贬地说，野蛮则是文明的特化；一种文明向另一种可能的文明转换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非理性”的痉挛或尝试。

在这里，我们确实触摸到了文明与野蛮交际之处的脉搏。这脉搏是清晰而有力的：经过了非理性的、再度野蛮化的冲击式洗礼后，旧的文明才可能被彻底抛弃，穿上寿衣，送进坟莹。经过了间歇、断裂、“黑暗时代”中的喘息、休耕、梦幻之后，新的文明才得以从“野蛮而肥沃的土壤”〔它是在“文明的废墟”上做成的〕中，长出自己的新株。文明与野蛮彼此对立，但却互为因果。

〔21〕

文明与野蛮这样会师于时空之间：

1，当文明鼎盛时，野蛮潜入地下冬眠。

2，当文明衰颓时，野蛮开始四出游荡。

3，当文明解体时。野蛮跃居统治地位。

4，当文明再生时，野蛮变成催化力量。

5，当文明拓展时，野蛮悄悄随之扩张。

〔22〕

在历史上，每个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默许着自己的掘墓人存在并活动，甚至相对容忍地宽待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作为旧秩序的掘墓活动的创造行为〕。这种容忍不是恩赐，而是迫不得已。就此言，社会的腐败也构成一种“宽容”，腐败激发了廉洁的力量。若不然，新的社会动力是无从出现的。社会的生机随着代代新人而降生，这终将打开桎梏，注入股股清新强劲的风潮。没有他们，连黄金也会被侵蚀得锈迹斑驳！

正在生成上升中的社会，对此则是另一种态度，不是出自无可奈何的权变，而是来自明智的制度规定。容忍精神和多元文化内外相辅，因而为社会和文化向高级阶段进行的历史转换，铺上了一条和平〔或低暴力〕的道路。

〔23〕

使后人为之赞叹的，不是那如群星灿灿一般济济于历史天穹之上的创造者群像，而是那些终于容忍了他们并藉以实现自己和平演变的社会。社会待他们个人尽可以苛刻，以便大大激发内含的灵魂之火，使他们的人格趋于完满，使他们的冲力更为雄浑。──掘墓活埋也许算是一种“野蛮”，但埋葬尸体却是“文明”的体现。

〔24〕

“理学杀人”、“仁义道德吃人”──并不是变态的中国“封建文明”〔小脚文明、辫子政治〕所特有的怪现象，而是各种文明无不引以自豪的普遍成就〔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这种文明方式的杀人与吃人〔并以“道德文章”为其特征〕，也许在中国发育得更充分，引起了某种普遍的感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流行的景仰、畏惧之情，一变而为“五四”以后的烦闷与厌恶──尽管后来又有若干次的“回潮”〕。世界各个文明体系所共有的这笔遗产，是再狡诈的史笔也推辞不掉的集体遗产。弗洛伊德这个性意识为尊的犹太动物主义者，从性变态的角度发现了欧洲社会与文明对人欲的控制──在他看来是某种不流血的宰杀或腌制。

但动物主义的悲观却也是多余的。文明能杀人、道德要吃人，但却不会杀光人类、也无法吞灭人类。相反，它们只是杀掉并吞灭人类的渣滓与败类，最终还能从整合的角度去超渡那为整体的“人类”。

〔25〕

繁荣的商业区，灯红酒绿的场景，对不想在其中牟利取乐的人，不啻为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原始的压制。这种或是激成诱惑，或是引发逃避。漂亮的姑娘，触发人欲幻想之翼，但对准备恪守道德规范的已婚男子来说，这是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野性的压力。推而厂之，对于那些可以放胆追逐她的男子，她又何尝不是一个强烈的、亟欲“抹去”她而后快的压制之源？这是文明的诱惑对浑沌情感的挑战。抹去，可以有许多的样式：或忘却，或旁骛，或占有。占有了，也就从心上抹去了。没有了压制，也就丧失了存在。

〔26〕

人的意志、信念、价值判断，既创造了被称为“善”的准则、范畴与实践，也创造了那些被称为“恶”的准则、范畴与实践。人的自我选择，虽是被迫的〔它总带有根本的功利目的，并奉行节能的原则〕，但却是文明及其种种后果发生、发展的直接杠杆。就此言，文明的根子扎入蛮野；而野性的触须也同样深入文明的王国。它们彼此渗透。有时候，外表上文明之光四射的人，内心却很黑暗；有时候，外表粗野的人，倒有一颗温柔的心。

〔27〕

生活充满生动的、互相矛盾而活灵活现的魔力，但这是一种飘逸着的、抓不住的魔力。“执者失之，为者败之”是试图概括它的一句古老箴言。用现代的说法，对生活的希望愈高，则落空的概率也愈高。要求愈强烈，失望的机会也就愈多。说生活是一个谜，也就是说，是个无法仅用语言抓住的对象。所以，人们创造了整套整套的文化，力图解答这个谜。正因为抓不住它，所以无法预测它，甚至难以道出我们对它的真实感受──人们才因此变得格外热爱它。没有什么比行将失去的东西更可爱的了。人们常说，生活是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否决。在我看来。生活的这一性格是它的主人──人──的性格特征造就的。人们厌弃已然的东西，视之为压制；人们追逐未然的东西，以之为解脱。人们对现有的语言已经抓住了的东西，失去了神秘感。而以最大的虔敬，去探求语言之外的本原。人性的这一特征，促使相反的东西互相追逐，演出文化史上的大悲大喜。

〔28〕

平等了，就结构意义而言，就是破产了。废墟比之庄严的庙宇，瓦砾场比之繁荣的商业区，体现出更多的“平等精神”。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平等？那是在荒凉、寂灭中期待着残阳的一个平等。深邃的哲理曾告诉人们，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一悲伤构成了宗教、艺术、爱情的永恒源泉与不朽主题。然而，用它去指导社会生活，却未免过于消极，充满太多的破坏性了。生活，难道真像是宗教督教义灌输到人们头脑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乌托邦为理想社会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只是没落者的弥留之际的幻觉。

〔29〕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包藏着一种比之现代各种社会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马列］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再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及其各类亚种、变种，更为凶险的“平等精神”。在那充满了印度平原潮湿闷热气息的转世轮回观念中，雅利安人的野蛮性充分表现出来了。

雅利安人从来没有创造过文明，而只是掠夺、霸占、破坏、涂改各种文明！

在埃及〔喜克索斯人入侵〕，在印度〔毁灭了帕哈喇文明的雅利安人〕，在巴比伦〔赫梯人、波斯人入侵〕，莫不如此。甚至在欧洲，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雅利安人也是入侵的野蛮民族。不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其创始者无一不是雅利安劫掠的受害者和至圣先师！

佛教也是在雅利安人劫掠帕哈喇文明的结果──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婆罗门教欺行霸市，制造等级，羞辱先师帕哈喇文明；非议的婆罗门教的佛教，因此把各种动物与人视为隔世的亲兄弟，而在旗人曹雪芹的《石头记──红楼梦》中，甚至连树木花草都与人获得了理念存在上的同等。据说，“石三伢子”其人惑于《石头记》的名字，十分重视《石头记──红楼梦》，并夸张地宣传说，《红楼梦》描写了一个阶级斗争造成的衰世场景。其实，《石头记》首先道出的是一种没落思潮。在这种以平等式的虚无主义精心包裹起来的衰亡里，预示着社会的解体而不是社会的革命，预示着文化中的反文化暗流，于是石三伢子的革命，就充分体现了周树人病态幻想的“阿Q革命”。高利贷业者的儿子一旦开始反对文明，野蛮的黑暗时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无怪阿Q众多的现代中国，对“痞子革命”有种特殊的偏爱。

石三伢子所喜爱的轮回观念，对于生活在带丛林中的印度人，也许是个有用的大智慧；但对于生活在温带田野上的中国人而言，却有阴暗的消极意义。宋明诸子终于领悟到这种地缘上的先天歧异，他们吸干了佛教的精髓后扔掉了它的异域躯体。这个文化史上大规模的转形、嬗替，对我们的文化使命有无启迪？

〔30〕

平等精神与真正的平民精神又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种暴民的无序精神的情绪化表现，而后者的主流，则是不甘自卑、强调奋斗、尊重同等的机会等等。总之，那是一种反制升华。相反，平等精神则以深刻的自卑感作为自己顽强的劣根性。它以攻击他人的成就，去安慰自己的嫉妒心。以贪欲与懒惰替代了奋斗精神。析其成因，这是一种文明业已丧失了“同等机会”许久许久之后，方才兴起的社会心理上的痼疾。这痼疾反对有序的社会积累，足以把和平竞争的过程打得七零八落。现代国人简单地把平等精神称之为“东方式的嫉妒”，而把平民精神称之为“西方式的嫉妒”──从表面上看，这种称谓倒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这却是大谬不然的。用地域的东与西，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固属皮相，用文化的形态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又何尝不然。

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末期的“西方世界”也曾大大流行过上面所说的“东方式的嫉妒”──卑贱者的平等精神。早期宗教组织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乘势崛起。

在第一期中国文明最富原创力的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着的恰恰是“西方式的嫉妒”──平民精神。许多平民士人乘机起来，布满了文化的星空。后来，大一统长城时代〔从秦到清的基本大一统时代，少数分裂期应是例外〕，中国文明的内在力量衰颓，故而兴起了阿Q式的破坏力十足的平等精神。对此，若要作个简约的社会学分析，则平等精神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殊不鲜明的专制社会〔如中国大一统长城社会〕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了中国式平等精神主导的社会文化土壤──费拉社会。但平民精神则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比较清楚的贵族社会〔如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以及随着贵族的没落而逐渐到来的初期平民时代。尽管这与他晚年对毛主义的屈服，似乎是矛盾的。

〔31〕

求安欲，是有机体躲避压力，把反压制活动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的聪明本能。因此，生命都趋向寻求自己托庇的一个角落，一个可以控制的生存空间，为的是以更少的精力从事更多的业务，享受更多的乐趣。对以求安去减少消耗的战略，慷慨的大自然报以安静的、食草兽式的清福。从相异角度说，年轻的有机体并不热爱“安逸”剩余精力捉使他积极寻求行动的机会。衷心求静、不思变迁──这是垂暮者的倾向。不多的精力节制了他的行为，使生命活动水平渐趋低落。这也算得是发自本能的自保战术。

从相同角度对生命现象作一鸟瞰，将会发现各种性情、各种年龄阶段、甚至各种竞技状态的动物，或多或少都带有求安性。它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同等功利效果之下的节约原则，庶几成为一个“规律”。这是在本能指导下“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综合说，一时的求安是再度运动的起点，正如狮子在出击前先睡足了“懒觉”。耶稣在审判式的传道前，先在旷野隐居多时。而主流的求安倾向则是生命开始没落的标志。“生命在于运动”。与运动相背的思安甚至苟活，是不会带给生命以真正福音的。

我们所以采纳了上述说法，也许还是出自精神上的无奈：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实在的安全之岛，是困难的。

求安欲的一种派生欲望是对空间的占有欲望。不受侵犯的、享有主权的边界，独占或分享〔这是独占的力量不够时采取的一种妥协方式〕的版图〔国家〕、稳定的地产〔庄园〕、崇山峻岭、无际山林──是作为生命安全的各层保证，而被各种生命样式追求、把握着。甚至连植物界也有它们关于领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在我们人类看来是采取了沉默的、根须校体伸张的形式。生命的世界，是依其占有生存空间的形式，而悄悄分化为各物种、各种族、各社会、各阶层的多层面的大立体：从山麓到海底，从冰点到沸点，从最潮湿的沼泽地到最干燥的黄土高原。即便在同一个池塘中，不同的水层也生活着不同的鱼种。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现代工业文明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西方社会没落的一大标志，是流浪者队伍的日益扩大。这在以西方世界的首脑自居的美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我们知道，流浪生涯并不总是由于物资的匮乏〔如缺乏建筑材料〕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导致的流离感，会使它变得更危险。难以平息或控制。

现实中的蜂窝状况，使现代居民因不断受到挤压而一再变态的心灵〔如果还有一个器官可以被叫做心灵的话〕，不断向超现实的方面去寻求慰藉与出路。所以，电影、艺术、科学幻想，受到欢迎，甚至连远古的神话，也成了文化市场上的畅销货。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之追求精神上的目标，不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餍足感，而是出于奢望！出于奢望与新的匮乏之间的矛盾所激起的空前物欲。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达到了惊人的优雅、神秘，而现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却沦落到街头化〔即流浪者化〕的境地里。很显然，古代人用以抒写性灵的东西，被现代人一再投放到应因物欲高涨与精神苦恼之间剧烈冲突而起伏不已的文化市场上去了。于是，“市场规律”就侵入了性灵的领地。它使文化的外观徒增一时的光辉，而失却了原本含有的那种特异功能。那种功能不是投俗所好地满足市场需要，而是来自体验与本能中的真诚，因此具有文化的永恒。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症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原始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如爱邻人、宽容性、合作精神等等〕，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各种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这使社会的内部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再强固的社会结构，也经不起这种压力的持久冲击。

占有空间的冲动，在农耕居民身上也许比在城市居民身上表现得更充分。它生气勃勃，充满了良好的自我感和永恒感〔和大地母亲亲近而激起的一种感情〕。农耕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切近人性的原始，他们渴望攫取空间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预防饥饿，而不是陷于人海中而实行自我隔离的冲动。后者较之前者，是一个更高的生存目标。因为，没有必要的独立欲甚至“孤独感”，现代的灵魂几乎无法生存下去；因而，这又不失为文明世界中一个更有持久力的冲动。当然有一天，文明的大厦也许会倾倒，人们追求自我隔离、自我放逐的倾向，也会随之消失；但控制生活资源的意志，却与产生了这一意志的生命本身一样，是永久不灭的。

在文明取得外部胜利的节节扩张的喜悦中，有个恒定的、复仇式的隐忧，在各种文明的进程里产生并日渐扩大了，许多占有欲在文明的狭窄轨道上迎面相撞。它们相互挤压、相互抑制。各形式、各个体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自觉“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一种普遍的怨恨以令人惊诧的理由和速度迅速传遍人间。对不曾身临其境的人们，这些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但其被接受的速度却是吓人的。压力的作用〔且不谈文明外部的险恶环境，仍在向文明和文明圈内的居民不断施压〕，使有机体再不能轻易遂其占有空间的欲望；这受挫的欲为反弹回来，落在他自己和文明体系其他成员的头上，转换为一层新的压制！因此，节制个体的欲为，并从宏观上调和它们，以便使社会降低内在的紧张状态，就成为伦理学的一项永远不得安宁的任务。

〔32〕

为什么有许多世俗生活的失败者，以悲惨的自杀来了却一生？是因为他们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投射出去而后加倍反弹回来的欲望之力。有机体被自己身上产生出来的反压制力量以十分悲惨的方式给压碎了。这是不愿意接受失败厄运〔即屈服于失败的局势〕的意志，所能采取的一种较原始、较果决的出路。即以死去摆脱永无止境的压制感──如果战胜不了它。除了遁向另一个遥远世界的自杀，在无以挽回的失败以后，还有一条出路，升华与变态，如流浪与自我放逐。一开始的流浪，往往是被迫的，是失去自己固定的生存基地的结果。但后来，流浪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嗜好。然而即使在最无所牵挂的流浪中，也仍遗有对故土〔或想象中的“故乡”、“祖国”，精神归宿等〕的深刻依恋，有着对“属于我的生存空间”的空灵追逐，有着对无意识的占有欲念的神往，尽管这种种意念被寄托在了漫漫的行程之中。

〔33〕

野蛮精神的光辉

A，三种状态，两个归约

人的存在有三种状态：1，自然状态；2，文明状态；3，野蛮状态。

自然状态是本能的境界；文明状态是修炼的结果；野蛮状态是始基：恢复本能、达到新的修炼。是绝对的自然状态，从个体或社会诞生的一刹那，就结束了。生命开始纳入不得不然、参差不齐的文明。“回归自然”的呼声所达到的效果，是有选择的野蛮，而不是无选择的自然。

绝对的文明状态，是《圣经》先知书上所描绘的那种“巴比伦泥足巨人”──一切强大的世俗国家都无异于这样的巨人。文明再好，毕竟是从自然中生长；当它的生长过大、耗尽了基础，崩溃就成为再生的开始。

野蛮则是对泥足的冲洗，它打倒偶像，留下真金；它以“回归自然”的名义，种下新的文明。它说：“如果这世界没了战争与迫害，那么，即使连宗教的圣殿，也会沦为商品的工厂：如果这世界没了孤独与死亡，那么，即使连艺术的洞府，也会沦为消费的市井！那时，生命所显现的，不过是其本能的幸福实相：一只又白又胖的蛆虫。所以，为了人的尊严并与白白胖胖的蛆虫幸福区别开来──让我们欢呼一种“冰川上的孤独”吧！为了一种“朝向健康的绝望”，让我们在必要的时刻和必要的地点──学会反对：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技术文明的奴役！

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虽有三种，在我们经验的领域实际上只有两种，文明与野蛮。正如在超验思想的领域也只有两种：自然与文明。

厌倦文明的人们！你们已经永远不再能──在经验中回到自然。你们只能回到──意念的自然，或，在经验中清洗文明，这样才能超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空前野蛮”！

文明是野蛮之母。正如野蛮，是文明之父。充满母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爱护文明，哪怕那是非常非常腐朽的文明。因为这爱护，正是你们的本能、你们无法摆脱的职业。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野蛮，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本能的扼杀。

充满父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私淑野蛮，哪怕那是非常非常恶劣的野蛮。因为这私淑，正是你们的天命、你们无法离却的元气。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文明，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天命的背叛。

高贵的野蛮人，并不是蜷缩在远古石窟里的哺乳动物，不是复古主义者的幻想。高贵的野蛮人，是文明社会“最后的贵族”！高贵的野蛮人，清洗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野蛮并不是“自然状态”，而意味着“从根本上打破现状的努力”。这与“自然状态”的本义，实在是南辕北辙。所以，新兴的文化，无不体现为一种野蛮的文化，甚至“反文化”。而“文明”，正是作为其“反动的结晶”而生发圆满的。文明的颓势甚至停止，也是野蛮的力量遭受过度抑制的后遗症……野蛮，健康的发难者，文明的生殖器！──“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天之德也。”

B，时代与要素

文献学者们断言，人类历史“是一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错了。

人类的历史不是“一部”，而是无数部的“轮回”。而是从文明〔人刚一落地，社会刚一成型就开始了〕到野蛮，再从野蛮到文明的“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一部经典接着一部经典”的有始无终的循环！一个文明到另一个文明，一种野蛮到另一种野蛮──这，就是人。

历史表明，人们并非在天真无邪中走向文明。恰恰相反，是野蛮的动机、野蛮的动力，经过伪装，鼓起文明的风帆。但被缚于文明而变得孱弱的不肖子孙却弄假成真，把戏子当作了英雄，把装潢供奉为偶像。但是，对于那些有力量“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大能者，真正的归宿，并不是“文明”，而是“强大的生存状态”。强大的生存状态总是以自我否定的热情──“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从一重天，到另一重天。这也是“长生不老的永恒诀窍”。因为所谓原始人，尽管没有教养和技术，但在力量和整体意志方面却是绰绰有余的。一百四十年来的国耻一再证明：现在的中国人所亟需的，首先是攫取力量与整体的意志，而后才可能得到新的教养与新的技术！而只有彻底地卸除过去文明的重负，才能使中国年轻化。当青年中国的朝霞，血一般的满天红，那时，盘踞在中国的社会渣滓，才会死绝！

1，时代

从时代着眼，我们不妨把“野蛮时代”叫做“社会的诞生与青春期”，而把“文明时代”叫做“社会的成熟与衰老期”。至于文明的解体，则类似人的弥留与死亡。近代中国，正在弥留与死亡中“发出最后的吼声”。而在野蛮时代的黎明，则有一个短暂的“黎明期”──为野蛮造舆论，为文明做寿衣。法兰西的百科全书派，中国在1919年和1979年先后两次“思想解放”，干的正是这种好事。启蒙与野蛮并不对立，恰恰是同一事物的两面镜象──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妙用，后世的评价与其无关。

2，要素

从要素着眼，并没有什么“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分际”。野蛮的要素，永远潜伏在文明社会中，伺机待发。文明的要素，甚至在最狂野的时刻，也存在。野蛮的要素，可以提供清新的气息、健康的还原。文明的要素可以提供华美的色彩、繁荣的富裕。它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二者的混合，又激起了改革、骚动、变态和失落感。混合的东西很难归类，所以就得背上种种的恶名。人们没有能力正视它，只能去正视“它所创造的历史”。就这样，文明与野蛮的不同配置，形成了不同的“时代主流”。

人及其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和！文明有其野蛮的用处，野蛮有其文明的用处。文明常是魔鬼的化身，而野蛮倒是良善的显现。所以，在不恰当的时机，强行压抑低度的野蛮──要么消灭了生命的活性，要么激起了恶性的野蛮。

为了生命的健康，请接受我们的新观念：“野蛮的文化”。没有这样的野蛮，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化；没有这样的文化，就不会有这样的野蛮！

野蛮的文化，就是“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国的难题，就在于特别需要但又特别缺乏这样一种野蛮的文化。没有野蛮的精神，哪有文化的开拓？正如，没有青春的“想入非非”，哪有中年的盛德、壮年的大业！为了盛德大业，想入非非是值得称颂的。

造就文化的精神，越是野蛮，此文化的前途，越不可限。文明的来历越“不上路”，它所吸取的营养就越丰富。升华的动机越是原始、接近“低贱的本能”，它的动力就越大、弥久弥醇。为了文明的发育，野蛮的酵母必不可少。野蛮不会玷污文明，只会“使它接近泥土的芳香”。

C，中国野蛮化的含义

近代中国日益深刻的野蛮化，正在为一种新文明打扫场地。在如此古老的文化大地上，竟然出现如此新鲜的野蛮行径与野蛮思想，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不仅不是偶然，且是顺理成章的。

一扇门关上，一扇门打开：从过于人为的玄圃，发展到彻底荒芜的旷野──是文明的一个逻辑。而从过于荒凉的旷野，发展到“奇妙的新世界”──将是文明的下一个逻辑。

它宣示我们，决不要害怕野蛮化的袭击！更不要逃避它！中国在野蛮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也就越是会深刻地现代化！废墟清除得越彻底，将来的造楼才越容易。

中国智慧想象了两千年的“屠龙之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横生的荆棘使他欢欣，纷歧的乱麻使他宁静。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野蛮化的利剑，劈开中国再生的穆穆四门。国鼎已立，神位将定。

真正的理解者、参透者，坦荡清爽地面向上苍，“野蛮人”甚至“罪犯”的恶名，只是他“帝降夷羿，革兹夏政”的证明。

大仁大智者把握之！

他说：长治久安、永享太平，只是乱世的理想；如若真的实现了，人类不免将绝种。含苞待放的时刻，是最美的。

隔岸观火的学者们！请求你们不要把中国革命的血腥历程简化为“一连串的政变与屠杀”！尽管，近代史的全部运动都围绕一个主轴：“野蛮化”。这是不足为怪的。早在辛亥革命前后，计多无德无行者就倡言了社会野蛮化这一主轴的必要性，甚至把强化这一主轴，视为中国复兴的内在基础。野蛮化，成了费拉民族追赶文化民族的“马刺”，甚至成了“扫帚星”。

宋元以降尤其明清以来的中国人，以文弱清癯的病体为美，认为那方是才学修养的表征。其实，这只是受催眠者的借口，而发布指令的动机则是：统一帝国为了有效地集权、保持自身的稳定，遂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以为代价。大凡统一的帝国为保持自身的存在，都是如此压抑社会活力，无不导致文明的衰落。这时，它的居民外表文雅内心则怯懦；野性的力量与活性的力量一同消除，应变能力与生存能力，一同降低──这是一种病恹恹的美，一种化妆品的美，一种圈养动物的美，一种走向死亡的美！

现代的全球世界则完全相反，它陷入“列国纷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为了胜利女神的血腥祭坛，而把技术武器化、绝对化、偶像化。为了争霸全球，它不自觉地崇尚中国“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逐鹿中原的古王国美德”，而摒弃中国“秦至清二十五史时代”尤其是元明清的奴性时代的“大一统的中王国美德”！所以，它奖励体育、召唤尚武精神。而这，对习于文弱的社会来说，无异于鼓动野蛮的风潮。它仿佛意识到，不具有现代的野蛮气质，则达不到现代的文明境界！

一百年过去了。由于欧洲的压力而逐渐激发起来的野蛮精神和“解冻状态”，正在反过来使欧洲文明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谓“解冻状态”是指：中王国后期元明清三朝六百年的社会大一统和道学大催眠，使中国进入了人性意义的“千里冰封”、文明意义的“万里雪飘”；但“野蛮的欧洲侵略”则以其铁的暴力打碎了这一催眠的冰封，以其人的煽动搅乱了这一沉静的雪飘。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己经不是“野蛮化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一百年以前还有意义，但今天已经相当落伍，野蛮化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必要，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而是“如何把握野蛮化的火候”以及“在什么恰当的时机结束野蛮”。因为不结束“近代的野蛮化”，则开辟不了“现代化的文明”。

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和平地建设了！”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上风的人。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下风的人。

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其实，他们都对。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所谓“建设”，不过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罢了；所谓“建设”，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以后，突然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轮回。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的行动更暴烈。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

这里有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命”，也体现为“革命”，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国革命的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的革命者，统统打入“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狱。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继续野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到骇人听闻的深度。尽管，它的标语口号将一再改变。它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的催眠：野蛮──活力的象征。

越野蛮越好！只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蛮，方能召唤人类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记忆力。野蛮精神，不仅应是社会重建的法宝，也该是个人生活的指南！

从历史学的角度说，野蛮化的过程，仿佛是对文明社会的“色素沉着”、“骨质增生”的根本清算，是对文化积尘的激烈打扫。

越古老的文明社会，其增生的组织越硬，其积累的灰尘越多；它要获得新生，也就需要更为彻底的野蛮化。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五千年的文明已经使大地过于疲劳，不经过一次完美的“休耕”，新的生长势必很难。中国的传统文明最长，所以它进入新世界所需要的革命性休克也就最长。而所谓“休耕”，在一位传统而勤勉的农人看来，显然是“野蛮的”，即，让大地回归到某种荒野的状态。用“悲剧”一词，岂足以概括它？

这里也正像历史力学场的一切现象一样，不存在什么“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野蛮化并不是某种“进步”，但它却是一切进步的“前提”。它帮助人们轻装上阵。它意味着，对复杂环境的必要简化。较广阔的哲学视野更可以告诉我们：进步若无衰落为补充元气，不可思议；正如兴奋若不继之以安眠，是会致命的。三千年前的中国智慧就已洞悉其中奥秘，《周易》以其“阴──阳”观念，来表达它对“野蛮──文明”的看法。阴就是野蛮，阳就是文雅，阴阳是互补的，野蛮与文明也相反相成。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完全的文明与完全的野蛮，都将导致社会的不孕症？在这种意义上，《周易》的智慧又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野蛮精神”？

根据这种精神可以说，一个社会自新所经历的野蛮化程度，将决定它未来的文明程度！新野蛮主义，将作为新文明的曙光而打破旧文明的坚冰。

野蛮化，是“文明病”的唯一救方。现代人把“体育”、“比赛”、“有限战争”当作治疗文明病的主要方法；但这只能小规模地救灾、结构内地调理。如果文明已经大面积地死亡、结构已在根本上失灵，那么请问：除了“野蛮地否定”之外，还能怎么办？

人，总不能坐以待毙吧？虽然，我们厌恶一切野蛮──但为了文明的缘故，请接受它！

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已经破坏了中国固有的结构。但一切洋人和洋人的仆从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外来的模式和咒语，同样失灵了，甚至带来更大的灾难！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像洪秀全的伪基督教一样，失败了。它们不仅救不了中国，而且连自己也救不了！他们自身的最低限度的存在，将随风而弃。

中国，我看见你落在荒草之中！是上天让我们给你的悲哀作见证，并就你微弱的呼吸实施招魂！让我们在这最后的瞬息以最大的勇气鼓起你最激烈的抵抗意志！

你的命运超出自救的领域。因为，只要你挺住了，就等于挽救了整个世界。你不会去更新溃灭中的“后现代文明”，但你的野蛮将在五百年之后的余温中，回馈它一次生机。你要坚信五千年的许诺，必将灌溉你焦渴的大地。

近代中国，在分裂中野蛮，在野蛮中分裂；但是，中国不可能永远分裂，中国不可能永远野蛮。中国！你结束野蛮的时候，也就是结束分裂的时候；你结束分裂的时候，也就是结束野蛮的时候！然而，单纯的文明并不能迅速结束野蛮，“拯民于水火之中”。只有把野蛮推向极端，让毒散尽；并以野蛮力量也感到极端恐惧的超级野蛮，发挥威慑，才有可能以戏剧性的方式，撕碎并吞食野蛮！为此，我们需要一头“撕裂并吞食野蛮势力的超级野兽”。

让我们尊敬他的力量！让我们皈依他的使命！让我们顺从他的意志！

中国！你知道吗？你的灵泉就在我们中间！他，清水芙蓉，不假于外。只要真诚吁求，竭力寻觅，他就平地趵突、奇妙应验。

他就在我们中间！

“为了中国的文明，我们必须启用更加野蛮的精神，以消灭现有的野蛮状态！”没有野蛮的灵性，便无法消灭──野蛮的僵持。为此神圣的民族使命，新一代的中国人，将不惜动用：最野蛮的精神、最野蛮的方法、最野蛮的武器、最野蛮的逻辑！──来实现我们无拘无束的生长。”

为了无拘无束的民族生长，让我们热烈欢迎一种“高贵的宿命论”──凶猛残忍的反戈一击，面向无限生机的自我否定，他说：我们的苦难已经预定，请不要退缩回避！只有以骇人听闻的忍耐，努力填补宇宙的虚空，方能征服世界的苦难。积极刚健的野蛮，撕碎并吞食了软弱衰朽的野蛮！

我们的超级野兽，知道“以暴易暴”之必不可免。他的以暴易暴，不是私怨的报复，而是公仇的清算；不是公仇的清算，而是“以暴灭暴”的拼死努力！它的最终功能，是在以毒攻毒的净化中，实现“两暴的同归于尽”。这样的以暴易暴，正是古典武德的最高体现。

武，是“止戈”的合形、合义。武，就是制止刀兵，打断暴力至上的野蛮循环。请授权我们：为结束野蛮而实施一次外科手术锻的空前野蛮！这样的以暴易暴，就是拓荒，就是耕耘，就是播下文明的新种。

反传统、反文化、反对一切规矩的野蛮主义兴起了！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为当下的取暖燃料。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熊熊烈火衬托出同样“残暴而野蛮的行径”，只有兼并六国的秦始皇、结束南北朝的隋文帝，曾经干过。秦皇焚儒书，隋文烧谶纬──也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但由于他们的残暴野蛮，正好发作在历史文化的巨大转型期，也就在不期然中，恰逢其会。整合春秋战国──南北朝，成为汉唐气象的始作俑者。

这“三重变奏”，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一个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汉唐帝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烬中英勇崛起？

我们称这种更高的力量为“天意”。或者，用一个经验化的词汇，叫做“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这种反应，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毛的死亡而消失。今天，中国仿佛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由于手术没有完成而无法下地，更无从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一个合理的建议是：尽快结束中国的手术，恢复中国的正常。

在自新运动的前半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都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过火行动，都变得平淡无奇。仿佛，不把旧世界的最后毒素都发散干净，就不能获得身心的宁静。为此，中国实在需要一场──“在形式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型文化大革命”！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流血不止的伤口。我们把这场结束革命的革命，叫做“中国的自新运动”。只有通过自新的磨练，中国才能达到民族的再生。

〔另起一单页〕

第九章

对全球民族的展望

〔01〕

现代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融为一个巨型的“全球社会”。日益密切的国际联系，导致国际约束力的加强。在向这整体秩序行进的步履声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文化群落的重要性都已并将继续有所降落。这与他们古老的自尊心和有关的光荣传统及其种种教育是相抵触的。因而对每个个体、每个群体的心理，这一转换过程都带来诸多的痛苦和彷徨。“未来的震荡”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就是变换迄今流行的基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社会体制、价值观念、文化傲慢等一系列的既定观念。这一变换的动力不可能来自书斋里的教育，而是来自“国际社会趋于一体化”〔“全球化”〕的压力。现代国际冲突的剧烈，只是大规模整合各个横征暴敛的主权国家为一个至仁至爱的全球秩序的预演。

〔02〕

人的来源迄今为止仍是神秘的，但凡千万年的演变，使得人们占有权力、支配他人的冲动，已经成为生存发展的基本模式。这不断的转换，形成历史生活的基本旋律。而过度膨胀的权力感，则是现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要消除现代灾难，唯一的药方就是降低权力感在全文化中的比重。而实现此一挽救的唯一道路，是一个空前有力的全球世界权力核心的兴起，它以其全球性使命，消除权力感造成的世界性紧张状态。

〔03〕

在现代世界的普遍混乱中，将产生吞没一切的漩涡〔此谓“否极”〕，它不负荷阿提拉、成吉思汗、列宁同志的“无情破坏”，而是秘藏秦始皇、恺撒、阿育王、穆罕默德等同志的“重新组合”。一切主权国家的“私权”，将付之一炬，超级权力中心，将带来强制性的世界和平。

〔04〕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古老的预言再次应验！它的现代文本说，“强者，莫不由舍命夺权的冲动而臻至其强；弱者，莫不由享受权力的奢侈而沉沦于弱……权力的罪恶性质，即在于“享受”，而不在于“争夺”。

在上述意义看，“进步”又何尝不是“衰落”？人们常常指着这个说“这是进步”。时而又指着那个说，“这是进步”。他们说错了没有？往往没有，他们的这类说法往往是其来有自的。只是他们太拘泥自己的经验，过分囿于当世之人所共有的某些感受，以致把这些感受当作客观的事实。“衰落”，也是如此。“进步”与“衰落”不仅格格不入，也是互相通融的。它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而相辅相成！

透视一下历史过程，就可以明白：在“衰落”过程中，往往拥塞着许多“进步”，而“进步”的大量涌现，却也不能阻止“衰落”进程。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正是某些“进步”加剧并深化了整体的“衰落”！充满恐怖色彩的真相，使现代人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的人主张，为减缓衰落的过程而取消关于进步的幻想，这是保守主义者；另一阵营的人主张，为进步的实惠而置衰落于不顾，他们称有关衰落的论述，为最大的思想骗局，这是自由主义者……在这场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厮杀中，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边，因为中国现有的条件，还轮不到对此作出选择。

但有一点是异常清晰的：“进步”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东西。它是一座冰山，有一天洋洋自得的“占领者”将突然发现，这冰山正在足下消融，从而使一切建树的基础宣告崩溃时，他们该多么惊惶！而如果事前看清“进步”的冰山性质，并在心理上做好应变的准备，就不会被恐惧和绝望所击溃？还是相反被恐惧压迫得更久？

衰落既是不可避免的宿命，那我们为何要悲观绝望？要知道，衰落之后，将继之以复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衰落有衰落的趣味，这是生活在盛世的人们，体会不到的。对他们来说，足下的土地多么实在，而望洋兴叹是空洞的。

“进步”何尝不是“衰落”？“衰落”何尝不是“进步”？只要“衰落”在深化，我们就可以说，“瞧！进步并未停止！”──这无异说，在进步中，既有吉，也有凶；进步者，既是善果，也是恶报。

〔05〕

悲剧是否可以定义为，为了保卫一种注定要消逝的东西，而作出慷慨的牺牲？当然，这一定义与古希腊人和古典主义的悲剧观，也许不尽相合，但却合乎历史上充满慷慨悲歌和空前堕落的矛盾时代。为了即将胜利的事业而牺牲，这是新时代的正剧。而英雄般的业绩拒绝对即将消亡之事物承当义务，这是新时代的喜剧和黑色的幽默。但这两者都不如上述意义的悲剧那么有力，不如悲剧那样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与人的命运中的深刻矛盾与巨额反差。

当代西方世界，充满了此种悲剧。它在形式上有时很美，但内容上却不免流于呆板。为了自己的文化方式〔包括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而战的武士们，也许恰恰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是为了挽救急剧消亡的往昔而战。为了夺回日益流失的主动，他们投入狂热的斗争，不惜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以致背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头来，这反倒进一步加速了自己的衰败。例如，西方社会使用蔑视基本人权的测谎仪，正是这种衰败的迹象之一。这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的没落。

〔06〕

“测谎仪”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也许不应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效率与机器向人道和个性的宣战，是西方文明开始背弃其固有价值、信念的又一征兆。诸如此类的事件却在提示我们：科学正与它在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母体“人本主义”不断分裂。人对机器文明的利用程度越深，自己的独立性也就越脆弱。随着依赖性的加强，人也就越来越不能无视机器文明对人的天性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满足这些压力，对人性来说，意味着某种牺牲“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古老的箴言再次表现了新的含义。

越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用来为一个反文化的目标服务，所造成的文化破坏也就越大科学的盲目性由此可见一斑。

〔07〕

各种现代社会，在不同形式下面临一个共同危机，个性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总的趋势则是个性的发展、公民在法治下的自由权利，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社会在体积上的日益膨胀，它留给个体的空隙也就越小。所以我们看到小国或中等国家的居民才相对富于自治的能力和自主进取的精神。国家越大，留给自治、自主的余地反倒愈小。这是横亘于无机与有机之间的大阴影。越大，对个性也就愈苛刻，居民的个性也就磨灭得愈甚。体积的惰性与迟钝。带来了文化上的恐龙时代。

生命世界也是这样，在同一种类的生物中，体积大的一般不如体积小的反应灵活。小的生命所消耗的能量按比例说也相对较小。这是被宇宙的普遍压制本能所决定了的。体积越大，所承受、所需应付的各种无形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它的内在压力，作为反压制力，也就越大，各部分自由回旋即余地也就越小。这种因盛〔体积大则生长、盛大的结果〕而衰〔丧失或降低了生命的回旋余地、创造空间〕的事例，像反复不尽的变奏一般，一再出现在各种西方文明形式的生命旋律中。

〔08〕

社会的困难、人类的痛苦，一个深层的造因并非来自文明在时间上的延伸〔这造成了顽强的传统〕和空间上的扩张〔这形成了标准化的惰性〕及其造成的反差扩大。，来自人自身的疲软；来自人面对自己所创建的文明形迹时，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贫乏、越来越不主动的力量对比。现代人的错误，在于不明此理，反倒由于尴尬而更狂放地追求外物，希冀借外物去抵御外物对自身的压力。这就陷于外物更深的包围、更多重的压力中。自身的解放越来越渺茫了，却在变本加厉的侈谈“征服宇宙”──这是多么无可奈何的表现。

作一个对比是有趣的：长城时代的清国，对内弱化民族活力，对外“以夷制夷”，以求内外力量对比的一时平衡。他们把这叫做“和谐”？这样的和谐，给中国文明带来的是稍稍延迟的死亡，但却给中国民族带来更大的灾祸。我们的文明已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没有死亡，我们的精神没有死亡！精神要激活民族，民族要创造新的文明！

外部压力高一丈，内部的力量反差却消一尺，文化系统的有机调节力横遭毁损，它的崩溃岂能幸免？

〔09〕

出路不在于责詈对方，而在强化自身。放松对自然反差力的人工管制，必要时甚至默许它在文明环境中的自然扩大；同时，用新的反差力量与之形成多维互助〔而非互相抵消〕之势：这可以帮助中华复国。

〔10〕

在未来的挑战面前，不论东方的

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社会文化模式和心理观念样态，无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理由。互相接触也许不无补益，但借用却最终只能归于失败。只因为西方的传统，也同样在未来的挑战面前失去了应战的效力。而我们常常所说的“西方文化”，恰恰是西方的传统文化或是很快即过时的“流行文化”。它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现代世界面对的压力形态是新颖的，但是人们为什么没有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未来世界所用以应付新颖压力的文化，第一要义即在于它的有效的新颖性：它必不同于迄今被叫做“西方文化”的那种传统的堆积。“西方文化”概念中的“西方”如果是指传统的、已然的西方，那“西方”与“复古”又有何区别？流俗的复古，是复东方之古，流俗的西化，是复西方之古。

〔11〕

据统计，欧美白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高，然后就逐渐衰退。正如俗话所说的，“升官容易，做学问难”，因为受到外力提拔的机遇可以使庸人一夕成名，而人的学问有丝毫长进却需要长期的自身努力，谁也无法替代。一个社会的内在萎缩，更是任何外在扩张也扭转不了的颓势，而且最终导致外部萎缩。

果然，半个世纪以后，非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运动就获得了主流地位。可以预测，白种人在全球人口中的人口比例，还将进一步下降，从而恢复“历史上的常态”。欧洲文明作为一种技术魔法，一旦被其他民族运用，同样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奇迹和精力，这即使需要几百年时间以及诸如“消化过程”等附加条件，但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充分具备了……

〔12〕

正确的人种比例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全球民族像是一股天籁即将蜿蜒而出，离开地下洞穴，驰往新的天体，响起出征的衷心赞美。这确实超出今天的想象，但记住，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会彻底改变，即使在未来的人们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今天出现也常常令人震惊，例如，我们自己的衰老和亲朋好友的死亡。即便始终如一的“我”，也每天都在新的形成中！而正是那些愿意改变现状的人们，其先天因素与后天遭遇所合成的命运，迫使他们干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不仅是自我满足，而且满足了世界，从而摇撼了历史、推进了文明。

所以，全球民族一定会出现，他们可能是现有种族的不同比例的混血，就像印度人和南美人那样，是灰色的民族。那时候，金发碧眼的少数民族将作为人类保护地的稀有品种受到珍藏，而纯粹的黑人也将像现代美国社会那样稀少。至于同性恋，那是生存欲望下降的结果。缺乏生存欲的人，生殖欲就会下降，也就不再充满权力欲了；生存欲强烈的人才会有“坚强的意志”，不仅是意志坚强，而且是“具有侵略性”。这样的人为了达到想象的目标，可以抑制甚至减低生存的欲望。但他不会为了意志的满足而抛弃生命本身。“有献身精神的人肯定有权力意志，尽管常常表露得十分隐晦：即使是科学上的献身，其追求成功的愿望也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所谓好胜心，正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正是献身精神的真实基础。”而所谓优胜者，无非就是那位有幸最后退出角逐的人，这意味着他必须比别人承受更大的压力与牺牲。

〔13〕

一个民族得以成为整体的秘诀就在于“心甘情愿的等级制度”。房子之所以能建造完成，就在于有上下左右：必须有甘居底层的，高层才能挺拔稳固。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像现在的支那人这样，你追我赶同样的欲望，竭力蜂拥到同一跑道，全球社会要不混乱瓦解才是奇怪的。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功能不是基于复古，而是需要开创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全球制度不得不容纳作为区域居民的支那人的国民性，而不是像日本留学生周树人〔鲁迅〕所宣扬的那样“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典型的“削足适履”，说得严重一点，在客观上适应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文化需要，后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血腥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喧嚣里，得到贯彻。当时的中国，国难当头，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改造自己的国民性，而日本的入侵迫在眉睫，“改造国民性”的喧嚣足以搅乱中国。毛泽东后来大力宣传鲁迅精神，是因为他像鲁迅代表了日本一样代表了苏联征服中国的企图，而心有戚戚焉。

须知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就在于他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而不在于他能够不断改造国民性。事实表明，调整战略比改造国民性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

〔14〕

“技术”只是实现“愿望”、遂行“愿望”的手段。要是没有“愿望”，怎么会有“技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例如现代中国的病症不在于没有“技术”，而在于缺乏“愿望”：或是有愿望，但是并不强烈，只有声明，没有行动。要是缺乏行动，人怎能掳获生活？古老的动物以中古的精神在追求现代化，能得到四个圆满？而新精神的产生，却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重大的危机成为创造之源。创立全球政府、促进世界一体、推动民族同化、让中国文明模型的世界意识倾向重新抬头……以及新的全球民族像“汉人”或“罗马人”那样诞生并成长为不可救药的费拉民族〔在生番[原始民族]、熟番[文化民族]之后的[烂熟民族]：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可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却是道德一体化的复归。政治之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诚然立足于二者调和的基础上，但政治的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空只能有一个〔艺术或道德〕占据上风，或是艺术，或是道德。对现代世界而言，随着技术的爆炸，道德对艺术的规范作用正在与日俱增。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新道德规范、新行为方式的系统诞生。在全球文明一体化的意义上，一个道德的营垒毕竟比一个无道的商场更为安全。何况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军事事务与文化事务也并非格格不入，它们有时相克但有时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在锻造全球一体的营垒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文明，是配套的……当精神价值的崇拜，部分代替了肉欲的满足，方能彻底缓解现代世界争夺生存资源的紧张状态。营垒本身并非停留的目的，而是类似《圣经》“过红海”、“在旷野”、“入迦南”等运动的工具。正如在人类的世俗历史上，出非洲〔类似埃及〕、在欧亚〔类似旷野〕、入美洲及澳洲〔类似迦南〕。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创立全球政府、实现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营垒是压舱石，“以不变应万变”，把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带入全球一体化的安全地带。

〔15〕

营垒的战略在于轻装：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这是赠给自新者的金玉良言，是不同领域中的共同座右铭。这圣功不是欧洲人所谓的“综合”，因为它的前提并非“分析”。分析的时代，不过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欧洲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毒虫四起的乱世，才崇尚分析的利器；但分析不是智慧的途径，正如综合不是获救的道路。惟有贯彻到底自我舍弃的圣功，方能激发历史的觉醒；整合破碎的海岸线，弥合直线划分的国家版图，那是由欧洲海盗的随机扩张、生硬撕裂而成的。要从欧洲殖民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就要和我们今日所习见的一切告别，如此巨大的文化沧桑以致根本无人相信它会来临，无人相信现代世界的文明框架终将和古代的嗜血偶像一样垮台。但这终究会发生：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作为主权国家的理论基础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除少数专家外再也无人问津……因为分析哲学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的狂暴痉挛终于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韩非的思想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坑埋秦俘、火烧阿房、发掘秦陵过分残酷，更有劳动人民雇佣的秀才们愚蠢地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这些惊天动地的暴行完全是嬴政平定六国的翻版，对摧毁秦人的精神其实必不可少，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答复和了断。

〔16〕

现代技术能力的空前膨胀，使得人的生存空间空前紧张，由于现代文明努力向外扩张的势头，使得现代国际关系正进入地中海区域古代的“希腊化时代”和东亚大陆的“战国时代”，各个主权国家迎头乡撞，互相兼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不仅误人，而且误国，是没有国家的、四处流浪的犹太人在十九世纪发明出来的国家，专门破坏压迫他们流浪生活的各国，现在，随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也不相信马列主义了。马列主义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送进了坟墓。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阻止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西班牙侵占美洲得到教皇特许所开辟的主权国家至上的时期，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全球范围如果不能再开始一轮与此势头规模相当的“地理大发现”，通过再度殖民化，以便获得“更广大的发展空间”，恐怕现代文明也就只有放弃或削减外在扩张的努力，而改采“内在的发掘”了，在类似于老子哲学和佛教原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生态度来改善生态平衡，而不是在开创和掠夺的基础上，树立新范式。

〔17〕

所谓“再度殖民化”，也叫“逆向殖民化”，就是欧美以外地区的人口，对欧美进行强度移民，以便补偿早先被欧洲人夺走的生存空间。这是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对原先的宗主国和不平等条约的强制签定国的历史大反击。现在各种“东方人”向“西方”的移民，包括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向北美的强离渗透，和过去的殖民活动一样，经常使用“非法移民”的方式，说明问题的尖锐性。

我们的上述观察所运用的眼光，是通过展视整个文明史略而获得的。

〔18〕

近代中国哲学史家中最具全球眼光的冯友兰，在其为美国学生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的第十六章“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中，以一位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指出：有句话说“历史决不会重演”，又有句话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也许含有全面的真理。从中国的观点看，在国际政治的范围内，当代的世界史以及近几百年的世界史就像是重演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史：秦统一前的政治状况。这里用world〔世界〕翻译中文的“天下”，“天下”的字面意义是“普天之下”。有些人将“天下”译为empire〔帝国〕，他们认为，古代中国人称为“天下”者，只限于中国封建诸国的范围。但是我们不可把一个名词的内涵，与某个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这个名词的外延，混淆起来。就外延说，它限于当时的人所掌握的对事实的知识；就内涵说，它是个定义的问题。举例来说，古代汉语的“人”宇，当时所指的实际是限于中国血统的人，可是并不能因此就在把它译成现代汉语时译作“中国人”。古代中国人说的“人”意思，确实是想指人类，不过当时他们对人类的了解只限于中国的人。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不过当时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

从孔子时代起，一般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家，就开始考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所以秦朝的统一中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今天在我们心目中的统一全世界。秦朝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天下政府之下，只有若干短暂的时期是例外，大家都认为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况。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但是近几十年来〔指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的几十年〕，中国又被拖进一个世界，其国际政治局面，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相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已经被迫改变其思想和行动的习惯。在中国人眼里，这无异于历史的重演和退化，结果造成了现在的苦难。

传说仓颉造“中”字，就用“指事”方法；而“国”字则是“会意”：指四面围起来的“或”〔古通“域”，系站在土地边拿戈之人〕，即圈起来的土地。“国”，古指都城〔见《礼记·杂记下》〕，但多指地域，如王维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但仓颉非笨伯，圈起来自有他的道理，所以早先是指的侯王封地〔见《汉书·地理志下》〕。中与国，用两字以偏正组成一词为“中国”，原本为首都或中原地域之意。所以“天圆地方，国在中央”，“中国，京师也”〔《五帝本纪》〕。又，据“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大·小雅》〕、“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蛮夷猾夏”〔《尚书·尧典》，郑玄注：猾夏，侵乱中国也〕、“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天官书》〕、《晋书》“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指魏〕、《明实录》“伏维北京，南俯中原”〔古视豫州为九州之中，故称中原，见《出师表》“北定中原”〕等典籍，可考证：古时所谓“中国”，即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之意，实指地域。用为“祖国”，可，但并非近代欧洲意义的“国家”称谓。

这种传统看法虽然否定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国际法地位，但结合冯友兰的著作读起来，却有一种意外的效果，它提请人们注意：一个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人造的“天下政府”〔汉朝〕，可以制造出一个相应的“汉族”；所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努力创造一个“中华民族”。而日本人也曾经试图在朝鲜、台湾、满洲等地，创建一个个次等的“大和民族”；因为“大和民族”这个概念就是“高度混血的民族”〔而“日本”和“朝鲜”这两个名字，也都是从中国人从自己的方位去称呼“东方地区”的，例如朝鲜意为“朝日鲜明”，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国既然能够如此，这对当今世界就产生了一个提示作用：全球政府也将完全可以通过长期的驯化创造出一个“全球民族”的！

正如冯友兰指出的，春秋作为“封建时代”，不仅个人行为而且各国行为都受到礼的约束，其中有些礼适用于和平时期，有些礼适用于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遵循的平时和战时的礼，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国际法。在现代，国际法越来越无效，一国进攻别国却不宣而战，一国的飞机轰炸别国医院，装做没有看见红十字。在春秋战国时代，也看到相似的“国际法”无效的局面，这就是礼的衰微。春秋时代，还有人尊重国际的礼。如《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宋襄公亲自指挥宋军，当楚军正在渡河的时候，以及楚军渡了河还未排列成阵的时候，宋军司令官两次请求襄公下令攻击，襄公都说“不可”，还说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结果宋军惨败，襄公本人也受伤。尽管如此，襄公仍然辩护他原来的决定。还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宋军司令官恼怒地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但是宋襄公所说的符合传统的礼，代表封建武士的骑士精神；宋国司令官所说的代表礼崩乐坏年代的现实。冯友兰认为，今天各国政治家用来维持国际和平的方法，与春秋战国时各国政治家试用过而未成功的方法，何其相似。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也是令人丧气的。例如，公元前551年在宋国召开过十四国“弭兵”会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后来，将当时的“天下”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东方归齐国控制，西方归秦国控制，公无前288年齐王为东帝，秦王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各国之间也有各种联盟。战国时代，联盟归结为两大类型：由北而南的“纵”，由西而东的“横”。当时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其中的秦国最富于侵略性。纵的联盟是六国对付秦国的，由于秦国在最西，六国分布在东，由北而南，故名合纵。横的联盟是秦国与六国中的一国或数国结盟以进攻其余国家，所以是由西而东地扩张，故名“连横”。冯友兰认为，秦国的政策是在六国内广泛运用“第五纵队”的战术；我们则认为，这是国际融合集团的创世纪活动导致的。

正如法国人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年〕所说，“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这个道理不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是畅行无阻的，只是游戏规则略有不同罢了。国际融合集团，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产物，而是“顺应强者之见”的产物。

〔19〕

在我们看来，秦国虽然平定了六大主权国家，却没有能够成功建立一个融合六国民族的“秦族”，虽然秦的威名远扬，使得欧洲人至今称呼中国为“秦国”〔CHINA〕，但我们不希望“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被误解为“秦国文明整合全球”。况且最后整合六国民族为一个民族的，不是秦的二十年，而是汉的四百年。从集权的汉朝政府创造了集权的汉民族、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创造了拉丁民族、四分五裂的印度帝国创造了四分五裂的印度民族、回教征服者创造了今天五方杂烩的阿拉伯民族，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全球政府一定能够创造出相应的“全球民族”，和全球通用的语文，就像古代的拉丁语、汉语、阿拉伯语和现代的西班牙语和英语那样。

〔20〕

经典教育也好，人才选拔也好，都与教化、教育密切相关，而中国文明恰以重视教育和教化著称。早在其他文明处在神权政治的时代，西周的中国就设置了非宗教性的学校，制定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过后不久，春秋时代民间也逐渐兴办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在先秦，教育内容并不是“六经”，而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同时，“六经”也被称为“六艺”，可见其世俗化程度深入人心。 

世俗的国民教育，在古代中国特盛。在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以同样的社会教材与同等的精神规范。以社会的治理之道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结果造就了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因而形成了所谓“中华意识”这统一的心理、无形的纽带。这也许替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先驱的样板。全球规模的埃及人、巴比伦人、拉丁人、汉人，也许正在我们的观照下诞生。

〔21〕

文明与种族不仅并不等于，而且经常是相反的概念。而不像二十世纪主权国家横行霸道时代的人们所臆想的那样，是两个互通的概念。种族是生物学概念，文明则是人类学概念〔不是“社会学”概念〕。一个高智能种族可能并不开化，而一个低智能种族可能却是文明的；因此把种族观念硬套到文化上及社会上必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及纷乱。新的全球民族〔国际融合集团〕的兴起，只能作为新的全球文明兴起的必然结果而出现于世界历史的熔炉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既不是一个新种族，也不是一个新种姓，更不是一个新帝国。

〔22〕

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兴起的条件、代价是什么？是听起来未免有点严酷，看起来未免怵目惊心的“全球自新”。这使古代的“民族迁徙”相形之下成为孩子们的游戏。现代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供候鸟们搬迁了，因此，就地清洗旧的，通过新的全球融合集团以造成新的全球民族，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01、新的全球融合集团的成员必须坚信：唯独他们的行为方式及道德规范才能为世界历史开辟一个新的局面，才能挽救“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危机。他们不但要“坚信”，更要去“力行”；用狡计、无畏、热血、贪婪、公正、道义心、自我牺牲等等作为力行的可靠武器。

02、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即作为“中国文明的产物”，它的影子刚刚在我们的心目中出现。它若成为世界文化的核心，就必须保持稳定状态。很难设想，一个核心不能保持稳定与紧密团结，它的附着物与非核心部分──全球民族──怎能集中、生长？

03、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应该大力弘扬纪律、训练、条理化，总之，应保持高度的紧张与压力。它的目的是，使这个未来世界的核心愈来愈坚强，具有愈来愈大的反压抑力量。唯有如此，它才能完成团结世界、一统天下、创造全球民族的天命。

04、中国的后现代化过程──从根本说来不是反传统的，而应而应做一个调头〔U_Turn〕，沿着中国文明两千年来的道路继续前进：压制并规范人的个性、限制其自我表现于文化范围之内。中国的后现代化过程，说穿了就是用现代的科学观念及其技术手段为强力工具，继续强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趋势，并将其领域从现在的中国扩展到“未来的中国”也就是整个地球。尽管在自新的全球融合集团运动及其创造的全球民族与全球文化〔而不仅仅是全球文明体系〕，很可能会出现若干反传统特点。但我相信，其作用是在新的全球融合的高度上，更好地发扬“中央王国的传统”。

05、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趋势将作为一种永恒的秩序不变地保持下去。我的意思，是指明未来全球融合集团将有这样一段历程。

06，千百年后，这一秩序也会过去。但在此之前，为了安慰未来的战士，在经历了一段痛苦而又充满了创造精神的混乱期和无政府状态后，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形成，必有一个更为强大及有效率的统治秩序应运而生，这已被历史证明过了。

07、按照这个判断、新的全球融合集团的领袖们应该施行两套方案：一套对内：尽力培植道德精神与秩序；一套对外：尽力鼓动艺术精神与颠覆。要使这对内、对外的两套方案并行不悖，还要相得益彰──使外人羡慕中人的道德与秩序，使中人鄙视外人的艺术与革新。全球融合集团的精神，需要多大的才干与谋略！类似任务的规模，是古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还没有经历过的。

08、两套方案，将使“中国”益强而“外国”益弱，最后则全球政府、全球民族、全球文化不难形成。这是比任何物质上的现代化都更有决定性的转折。

09、要培育这样一个高效率统治集团，其第一步就是组建全球民族的坯胎──全球融合的文化阶层，这就是未来意义的全球士大夫阶层。超越国籍和族别的全球政府，就是从全球融合集团从这一精英沃壤中卓然升起的。

10、全球政府不仅要消除军费、从而真正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品质，且要利用现代技术使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得以巩固，使新的全球民族有效凝为一体，哪怕那是一种灰不溜秋的“超级印度人”甚至棕色的“超级南美人”：以便作为未来太空活动的坚实基地。而这一切又需要一个核心中的核心、精魂里的精魂──这就是“中央王国的天子之光”。

11、唯有朝拜天子之光的向心力，才能保证新的全球融合集团恪守自己的道德，凝聚自己的反击力量，少受外面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之诱惑，不浪费自己的力量──坚定地、艰难地走向充满危险的世界秩序。

12、这种严格区分内、外〔即“全球中枢”与“全球各地”〕的差别战略是如此重要。为其实现，需要一个奉行超级道德、拥有最高效率的融合集团。为了全球融合的目标，必要时不惜诉诸战争，就像罗马共和国各个击破并完全平定了彻底腐败的主权国家，因为文化战的主人才是新文明的核心，是新的“中国”、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全球民族与全球文化的真正生命线。

〔另起一单页〕

后记

西方文化能够起死回生吗？

美国史学家巴尔赞〔Jacque Barzun，1907—2012年〕的著作《从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长达877页，涉及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各个环节。严格说，这不是一部史学著作，而是一本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漫谈。大概因为作者写作此书时年事过高，九十多岁了，正像他开宗明义所说的“四分五裂的西方”那样，这本著作也有些随兴所至了：

第一部分 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玻意耳的“无形的学院” 

　　四分五裂的西方 

　　新生活 

　　典雅文字 

　　“艺术家”的诞生 

　　横断面：1540年前后马德里所见 

　　乌托邦主义者 

　　史诗与喜剧，抒情诗与音乐，批评家与公众 

　　横断面：1650年前后威尼斯所见 

　　无形的学院 

　　第二部分 从凡尔赛的沼泽、沙地到网球场 

　　君主制革命 

　　有民主精神的清教徒 

　　规范的统治 

　　横断面：1715年前后伦敦所见 

　　奢华的景象 

　　百科全书的世纪 

　　横断面：1790年前后魏玛所见 

　　被遗忘的大军 

　　第三部分 从《浮土德》第一部到《走下楼梯的裸女》第二号 

　　灵与智的结合 

　　横断面：1830年前后巴黎所见 

　　议会之母 

　　事物驾驭人类 

　　横断面：1895年前后芝加哥所见 

　　精力的巅峰 

　　立体主义十年 

　　第四部分 从“大幻想”到“西方文明不能要” 

　　大幻想 

　　作为预言人和小丑的艺术家 

　　拥抱荒诞 

　　大众生活和时代

完了。

出版商人说：这本大部头的主题是，现在是西方文化衰落的时期。衰落的原因包括：个人主义盛行、学校教育墨守成规、政治死气沉沉、以及艺术高度抽象等。巴尔赞说，西方文化曾给予世界整套的思想和制度，这是其它文化做不到的，但是西方文化鼓励反叛和虚无，导致内部危机，将西方文化推向衰落。

巴尔赞追踪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起落，他的结论是，现在虽是衰落时期，但衰落却是另一个循环兴起的生机。他说，西方文化是一个混合体，并且预言，西方文化将会自混合体中的数十个国家文化中找到活力，再次兴起。

这真是一厢情愿。

远的不说，就说说人文领域的普遍衰落：

人文和科技本来是现代人生活的两大领域，但现在科技的影响愈来愈大，已深入生活的每个细节，相对而 言，人文艺术的影响则愈来愈小，几乎变成了抹布，可有可无，尤其科学主义几乎把人文领域蚕食干净。例如在大学教育中，文史哲已被挤到边缘，和考古学差不多了；生物工程计算机才是中心。

文化全都没落了，哪里还有活路独独留给西方文化？

〔2012年12月18日〕

以下文字摘自《五色海》：

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中国人的地土上也许还会响起“世界文化万岁”的呼声。但更大的可能却是，在世界主义的呼声后面，却埋伏着另一个坚执的趋向：中国人正以形形色色的目光，搜寻自己的“精神故乡”，那充满活力与珍奇的内心世界。中国的居民也许麻木不仁，但中国的良心并未泯灭。中国的良心只是在冬眠中，迄今低估了中国复国力量的人们须要警惕，中国的灵魂、“强有力者的感情”，一旦苏醒并汇集了足够的豪杰之士，就能促使中国的居民革面洗心，风下之草即将远征！一条令人惊讶的新路，将使穿新鞋走老路的套数，变为穿旧鞋走新路的魔法。

也许西方精神可以为中国的符号注入活力；但救中国者，必定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洗练的符号。挽回中国颓势的，必非西方的施舍。

西方的符号与制度，在其本土，也许是健康的；然而，做了中国的主人，却不仅自己变质还让中国染病。中国人的心肠，如何消化吸收西式的糕点、大菜？至于那些名为“中国化了的”西式糕点、大菜，实为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它又岂能“有生命”、“有效率”？最终只扰乱了国人的肠胃甚至心思。食谱如此，难道更高级的符号与制度，能不如此吗？当我们粮荒饥饿之际，需要引进食物；但当灾年过去，必定还得回复自己的食谱。这就是“精神故乡”的真实含义，这就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理由。

到那时，一切拂拂扬扬、熙熙攘攘的洋泾浜，终将飘逝。显露在中国的意识面前的将只有一个消息：“我们”不是“他们”，我们的精神不是他们的精神。西方的真理，不过是中国的毒药。

这消息，将荡平中国的思想泥泞。熙熙攘攘拂拂扬扬的泥泞，终将杳无踪影。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凄凉浅滩上，一块顽石再度凸起：

“百王之无变，可以为道贯。”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一

新母系社会的诞生——伊斯兰国扩张的西方内助

谢选骏

〔一〕

为什么整个西方世界联合起来，也打不败一个小小的伊斯兰国？

因为西方社会正在演化为一个新母系社会。其特点之一，就是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

父系社会是战争世纪的产物，母系社会是和平世纪的产物，所谓“男人”，就是为流血流汗的命运准备的人，一旦到了无须流血流汗的和平世纪，尤其到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机器时代，“真正的男子”必须退居二线角色，甚至沦为无业游民。

这样一来，军事装备一流的西方社会，却丧失了战斗的意志，面对装备原始的伊斯兰国，反而节节败退。因为伊斯兰国虽然一无所有，却有西方所缺乏的战斗意志。

同性恋合法化，是作为女权主义、新母系社会的结果，而出现的。结果不言而喻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新母系社会的战斗精神。

〔二〕

所谓“非婚生”，其实是父系社会对于母系社会的看法。这在母系社会的研究中，是一目了然的。

早在2010年8月25日，德国莱布尼茨民俗风土学研究所就发表公报说，最新研究显示，世纪之交的十多年来，欧洲各国非婚生子女数量上升，尤其在北欧地区，非婚生子女比例超过50%！

数据显示，欧洲57个国家和地区非婚生子女比例最高的是冰岛，1990年就已超过55%，2007年接近65%。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拉脱维亚等国家和地区非婚生子女比例超过或接近50%。至于美国，则接近40%，在“发达国家”中该算是较不“发达”的。这一数字较低的则是波兰、希腊、瑞士等国。 

据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人口统计结果显示，法国2007年的非婚生孩子多于婚生孩子，首次越过了50%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关，达到50.5%。而三十年年前，未婚生子还只是罕见的例外，非婚生孩子比例只有10%。这还是在法国战败投降以后颓废主义流行的一代人之后。

在同一国家中地区差别最大的是德国。包括柏林在内的六个前东德的“东部联邦州”非婚生子女比例为60%，西部各地大多不到20%。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新母系社会的催化剂。其特点是以歼灭“雄心壮志”、培养“雷锋精神”为特征的。

研究人员说，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受到女性解放思潮和性道德观的转变影响。 

研究中另一值得注意的趋势是非婚生子女不再集中在大城市，而是扩散到中小城市和乡村。 

〔三〕

家庭瓦解，是作为妇女职业化的结果，来到我们身边的；由于生育的需要，妇女在生物学上不得不处于依附地位，而妇女职业化却破坏了妇女的生育功能，终于导致“黄赌毒”泛滥成灾——黄赌毒是以“黄”开始的，也就是以“妇女职业化”开始的。

事实上，孩子虽然跟从父姓，但却不是男人生的，而是女人生的，孰重孰轻，一目了然——男人不过是女人怀胎的工具而已，男人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那时候也就是家庭瓦解的时候了——世界已经进入了“新母系社会”，觉醒的男人于是离开了家庭，也就是离开女性的巢穴，而获得自由、、、、、、于是人口下降成为定局，文明社会走向解体。

〔四〕

新母系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孩子归女方与国家共同所有，由国家提供基本养育费用，由女方组织、选择各种力量抚养后代。

例如法国的现状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1、女政治家带头不婚。获得过社会党总统竞选提名的鲁瓦亚尔和前法国国防部长阿利奥－马里也都是“伴侣新思维”的潮流人物。她们和男友同居都有二十年以上的时间，鲁瓦亚尔还育有四名子女。 

2、非婚生育已成主流。法国非婚生孩子的出生率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2005年，法国有59％的新生儿父母都是没有结婚的。而且，这些孩子的母亲，大多数都不是未成年母亲或贫穷母亲，相反，各种社会背景和经济阶层的人都有，她们大多都是自愿在不结婚的情况下生下孩子的。

前法国女司法部长拉齐达·达蒂，在位时未婚怀孕后，她在国内的民众支持率不降反升，大部分法国民众及媒体不仅对她大加同情，还自动组成“沉默阵线”，约定不为满足大众好奇心而不择手段去“挖”达蒂孩子的父亲。

3、鼓励生育的政策很疯狂。法国实行了积极的生育政策。妇女生育一个孩子每月可领到177欧元津贴，直至孩子长到三岁。三年内若生第二胎，孩子六岁前每月津贴达600欧元。如生第三胎，政府会负责孩子到十八岁，每月津贴为900欧元。仅此一项，法国财政需支出830亿欧元。此外，法国的契约式同居制度使婚外生育合法化，也推升和维持了人口的平稳增长。

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国家将会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及结构提出要求。届时父系婚姻制度会被废除，欧洲文明将进入黑暗时代。

〔五〕

据说，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十大预言之一，就是中国社会未来二十年进入新母系社会。那时，中国一定会面临伊斯兰教的严峻挑战。

根据“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走向，根据20年来妇女运动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受教育程度变化，根据当代文化、教育、体育、政治、社会领域中女性成功比例特别是行为表现，根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成效和家庭中女性地位变化，可以用下列证据推理，中国社会未来20年进入新母系社会。

1、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政策明确规定了各级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配备女干部的比例，从农村到城市，从政府机关到企业事业单位，体制内女性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

2、中国文学艺术界、教育界的作家、艺术家、教育家中，女性成功者比例超过男性，著名作家、著名歌星、著名特级教师、劳动模范中女性电视露脸几率高于男性。

3、中国各级各类基础教育学校中，女生的学习成绩、品德表现、文艺特长、演讲口才、成就动机、文明礼貌、实践能力都超过男生。即使打架，说脏话，男性也不是对手。校、班干部是绝大多数女生。

4、中国体育界20年前就是女子的风骚领域。足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从对抗性运动到非对抗性运动，男性都难以媲美。特别是男性的事业心、恃强性、好胜性急剧下降。许多男性信奉道家思想，喜欢顺其自然。

5、中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建成效，女性已经获得家庭解放，参与社会活动的激情奔放，自我意识觉醒，视男性为对手的时代终于来了。大男子主义时代即将结束，大女子主义时代即将来临。

6、中国高校中女生比例从2004年开始总体超过男生，不仅外语、文学、教育、心理、艺术等女性天然优势专业中女生已经达到63%-99%，就是数学、物理、工程、农学等专业中，女生比例也达到53%以上。研究生中女生总体达到70%。满校园都是裸露着肚脐、大腿和用粗制滥造的牛仔裤包裹者臀部的推广着港台娇滴滴语言的女子，男孩已经患上了课堂和会议失语症。大学课堂成了女儿国。高校教师中女性已经超过一半，近年来进入高校的教师70%为女生。未来高校男教师是“少数民族”。

7、中国中青年家庭中绝大多数是女性掌握财政大权。男性的社会活动正在逐步减少，双休日成为女性购物日和男性睡觉日。男性酗酒、肥胖、焦虑症患者增加。家庭中的来客多是女性客人，男子很少串门。知识女性和官宦家庭中，女性成为家庭冷暴力的实施者。男性阳痿者日益增多。和谐社会不需要男性的阳刚美。文明社会日益排斥男性的豪气和脾气。

8、中国男性大学或中学毕业成年后必须赶快工作赚钱，准备买房子、买车娶老婆，而女子可以无忧无虑读学士、硕士、博士，等着嫁有钱人，70%以上的女博士在学术上毫无建树，其论文都是师弟做或老师做，婚后的硕士、博士媳妇多数把公公婆婆赶出家门，让女婿成为自己家的人。医院里再也看不见儿子陪父母看病的场面，都是女婿在老婆的吆喝中陪丈母娘老丈人看病。公公婆婆霸权的时代结束了，儿子生下的子女的抚养权已经给了亲家。想见孙子一面必须极尽巴结。

9、中国30-40岁的家庭越来越更倾向生育女孩，因为男孩的未来结婚费用太高，同时在女性妻子的“性”威胁下，女婿可以抛弃自己的父母，而孝顺丈母娘。丈母娘成为推动房产热的一个巨大力量。

10、中国30年电视女性形象和社会生活中女性形象越来越“厉害”，话语霸权、口气中霸气越来越重。动不动就使用电视剧中的质问语言“你知道吗？”来对付丈夫，既要丈夫有事业、出人头地，还要丈夫会做饭、洗衣服，呆在家里温柔伺候老婆。许多女人试图让男人生孩子。

所谓新母系社会，就是仍然保持男婚女嫁，男子娶女子，但结婚后，实际上男子入赘。目前是子女姓氏基本妥协为男女各半结合，将来肯定是姓母亲姓氏。20年后，生育男子的家庭会面临巨大的灾难，既要极力筹措为儿子娶媳妇，但又花钱买抛弃。春节将成为有女儿人家的春节。

〔六〕

有一种新母系社会的理论这样说：

早在2006年，台湾35-39岁的独身女性达23.2%，仅次于法国的25.4%，居世界第二。这群1966–1970出生的女生也算是种另类的为国争光。女人和其他雌性动物一样，渴望雄性强者。唯一不同的是，在其他动物的世界中，强者只有一种定义，那就是优秀的体能。两只公狮子必需先打一架，胜利的英雄才有权利和母狮子交配。人类对强者的定义比较多元化，除了体能外，还可能有金钱、权力、社会地位、聪明才智，甚至是弹钢琴、拉小提琴、画画、甜言蜜语的能力等等。每个女生对强者的定义都不一样，但也或多或少被当代社会的世俗标准所影响。

在农业社会时，男人个个是强者。那是因为当时女人没有足够的体能从事农耕，产生经济效益，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以求取功名。在父系社会架构下，女人独立自主的意志完全被剥夺，只能幼时从父、出嫁从夫、年老从子，其追求雄性强者之渴望更加被此一社会制度所深化。但在工业革命与资讯化后，大多数的工作不再需要优秀的体能，同时女生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和男生在职场上一较长短。

科学家证明，影响人类智力的主要8个基因，全部在X染色体，又因为人类的Y染色体只来自于父亲，所以女生〔XX〕的智力同时被父母亲所影响，但男生〔XY〕的聪明才智主要取决于母亲。这导致了男生的智力分布呈现两极化，女生的智力分布比较集中在中间区。结果就是，男生里的天才和笨蛋，都比女生多。

依上述理论，我们不难了解，即使在现代社会，各行各业最顶尖的人士还是以男生居多。但这些负责领导、规划、创新的顶尖人士可能只占不到所有人口的10%，另外90%以上的工作大多只是执行的工作。而女生的特质正好比男生适合这些执行的工作。

男生是追求成就的动物，女生是追求幸福的动物。男生喜欢立大志和追求竞争，对于小小的执行工作根本看不上，一生都在寻找成大功、立大业、赚大钱的机会。相对于男生的好大喜功，女生务实、耐心、细心、善于沟通协调等特质，正好比较适合占90%以上的执行工作。其实这个世界那来那么多大志可立，尤其是2000年以后，各行各业的成长呈现饱和，我们身边大部份的失业者或三天打鱼五天晒网的人，大多是男生，只因顶尖人士的空位越来越少，而执行工作又拼不过女生。

    

〔七〕

    

这样的新母系社会，虽然不乏生产能力，却显见缺乏战斗意志。于是这些边缘化的男性大众，很容易趋向男性主义的传统价值，甚至沦为伊斯兰国的炮灰。

〔另起一页〕

附录之二

最高法院与伊斯兰国

谢选骏 

2000年，在把布什送到总统宝座的争议性裁决中，斯卡利亚大法官扮演了关键性角色。2013年6月，他在美国同性恋合法化辩论中与另外三名法官投下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并表示如果他的名字跟同性恋合法化联系在一起，他会“把头藏在布袋里”。

2016年2月，距那历史性的时刻三年还不到，他的头真被埋在枕头里面！神秘地死在了一个陌生而遥远的牧场！

〔一〕

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强制推行“同性婚姻合法化”，2014年6月29日，“伊斯兰国”成立并大肆扩张——这两者之间有无关联？

如果有，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

这种关联是否可以理解为：新母系社会的诞生——伊斯兰国扩张的西方内助？！

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翻案”！裁定歧视同性婚姻违宪 ！裁定一部歧视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宪，使得“同性伴侣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赢得“历史性胜利”。

当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的微弱优势，裁定1996年生效的《婚姻保护法》违宪。这部法律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令合法结婚的同性伴侣受到歧视，无法享受异性夫妻可以享受的1000多种权利和福利。

最高法院在裁决书中批评《婚姻保护法》歧视同性婚姻，误导众人“同性婚姻比异性婚姻逊色”，违背了人人享有一切平等权益的美国宪法精神。

《婚姻保护法》被推翻后，意味着在目前承认同性婚姻的12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首都华盛顿〕，合法结婚的同性伴侣将与异性夫妻无异，可以在纳税、保险、配偶移民、遗产继承等诸多方面享受优惠和福利。 

将《婚姻保护法》告上法庭缘起一名83岁“老奶奶”的抗争。2009年，家住纽约的伊迪丝·温莎准备继承伴侣过世后留下的房产，却被告之尽管纽约承认同性婚姻，但按《婚姻保护法》规定，她无法享受异性夫妻的免税优惠，只有缴纳高达36万美元的税金才能继承房产。

最终，伊迪丝·温莎发起诉讼，状告《婚姻保护法》违宪，并将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期间公开支持同性婚姻的奥巴马政府决定放弃辩护，1996年签署《婚姻保护法》的前总统克林顿也倒戈支持，亲自在最高法院作证力撑“翻案”。

26日除推翻《婚姻保护法》，最高法院还推翻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8号提案”。200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起公投通过这一提案，决定修改本州宪法，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拒绝承认同性婚姻。

但最高法院同样以5票对4票的微弱优势，驳回“8号提案”支持者的上诉，为加州同性婚姻合法化再度打开大门。预计最快25天后加州同性伴侣就可登记结婚，使得加州成为美国承认同性婚姻的第13个州。

〔二〕

伊斯兰国〔阿拉伯语转写：al-Dawlat al-Islamia；英语：The Islamic State，缩写：IS〕，是一个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治实体，奉行极端恐怖主义。组织领袖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宣称自身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全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北部、黑海东部、南部、西部，亚洲中部和西部、欧洲伊比利半岛、印度几乎全境、中国西部、北部地区〕拥有统治地位。

“伊斯兰国”并不谋求参与所占领国家的政治权力分配，其根本目的是要在中东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极端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实现“伊斯兰化”，要让受到统治的民众“成为真正服从的穆斯林”。而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的武装行动性质可以看出该组织极权主义、军国主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宣布将“伊拉克和沙姆”字样舍去，直称“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简称：IS〕，巴格达迪恢复本名“易卜拉欣”，自称哈里发。 

伊斯兰国控制地区下的人权由于“伊斯兰国”同时兼具宗教狂热与恐怖主义于一身。目前没有任何主权国家承认这个政治体或是公开与其联系。事实上“伊斯兰国”几乎与国际上所有主流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欧盟、英美、俄国、乃至周边约旦、黎巴嫩、伊拉克、伊朗都出动军事力量与其交战。此政治体更是受到联合国认证的恐怖组织，其处境非常孤立，甚至不如曾经在阿富汗掌权的塔利班政权。

伊斯兰国占领大片土地后，把占领区划分为多个省管理。在哈里发之下，设有4个委员会：宗教、咨询、军事和保安，当中以军事和保安委员会的权力最大。省和次一级的区在地方长官之下亦设置同样的4个委员会。

伊斯兰国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以获得占领区内逊尼派居民的顺从。经济方面，武装分子在占领的城市努力维持电力、自来水、食物和汽油的正常供应。负责市政、卫生的原有政府部门继续运作。治安方面，恐怖袭击停止，在严刑峻法的威吓下，刑事罪案很少。武装分子又“依法收税”，不少逊尼派居民认为在伊斯兰国占领下的生活，比起其它叙利亚反政府势力的占领区或伊拉克政府军撤出前更好。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动辄处死异议份子与什叶派反抗分子，以恫吓百姓，并在占领区实施严厉的伊斯兰教法。

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北部大城摩苏尔后，传闻他们发出自己的护照，不过外界认为即使真有其事，这些护照只不过是武装分子的宣传伎俩，塑造伊斯兰国是合法政体的形象。

自从多国联军开始空袭伊斯兰国目标后，加上地面的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及伊斯兰国向进入占领区的车辆征税等因素，占领区内的货物运输受阻，伊斯兰国也无力继续向居民提供廉价汽油和食物，占领区内居民的生活大幅恶化，食水和电力供应紧张，物价高涨。控制摩苏尔的武装分子为了防备政府军进攻，中断了当地的流动电话网络，防止当地居民向敌军通风报信，又限制居民不得随意离开摩苏尔。

〔三〕

“伊斯兰国”独尊伊斯兰教逊尼派，不仅迫害非穆斯林，也迫害其它宗派的穆斯林，强迫他们改信逊尼派，如不信者视同叛教，可向他们征收重税甚至处死。此外，就算是逊尼派部族，如不愿宣示效忠，也会被视为叛徒而被屠杀。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向伊拉克北部占领区内的基督徒颁布命令，要求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或缴交吉兹亚税成为被保护民，或在限期前离开伊斯兰国土地，否则就要处死。

另一方面，武装分子在占领区屠杀异教徒，包括把儿童斩首，又强行拆除基督教教堂的十字架和烧毁《圣经》。有基督教徒遵照命令缴交吉兹亚税，可是妻子和女儿仍被武装分子抢走。

2014年8月，“伊斯兰国”攻占辛贾尔后，处决了至少500名雅兹迪教徒，杀人方式有枪杀、斩首，或斩断手脚钉在十字架上，或以绳索缢死，另有许多人被活埋，或者负伤再活埋。许多妇女被奸杀，超过300名妇女与女童被掳走，可能被转卖，或成为军妓、性奴隶。另外还有数万雅兹迪教徒被围困在辛贾尔山，至少56名儿童脱水而死。美国总统巴拉克·欧巴马授权美军展开救援行动，空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及向难民空投粮食与饮用水，掩护了大批雅兹迪信徒逃到叙利亚。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其总统大选对手奥巴马对于救援与战斗不够积极。奥巴马表示将会“持续作战，努力不懈”。但事实上，畏首畏尾的奥巴马仍不愿意针对伊斯兰国投入过多的资源，也不考虑投入地面部队，以避免重蹈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处理伊拉克前总统侯赛因问题上的覆辙。

异教徒即使同意改信伊斯兰教，也不一定可以保命。2014年8月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北部雅兹迪人的Kocho村强迫村民改信伊斯兰教，全村所有人都同意了，只有族长一个人不肯，武装分子于是屠杀了80名男村民，并掳走400至600名村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至于同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则被视为异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曾在尼尼微省炸毁多间什叶派清真寺。武装分子又以反对偶像崇拜为理由，不分宗教大肆破坏占领区内的圣坛。

除了异教徒和什叶派之外，“伊斯兰国”对待不愿归顺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绝不手软。2014年11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安巴尔省屠杀322名不愿归顺伊斯兰国的逊尼派阿布尼姆部族人，其中包括在一口井里发现50名妇女和小孩的尸体。武装分子让这些包括妇女和小孩在内的部族人站成一排然后公开枪决，以强迫其它的部族人归顺。

“伊斯兰国”的“研究与教令部”据报在2014年12月出版了一本关于处置女奴的小册子，指出穆斯林可以把战斗中俘获的敌方女性非穆斯林收归为奴隶！

小册子指示伊斯兰国成员不论是否已婚都可以与自己拥有的女奴性交，这是《古兰经》第23章5－6节允许的！因为穆罕默德这样干过。

小册子又指示成员可以与未到青春期的女奴性交！因为穆罕默德这样干过。

女奴是主人的财产，可以买卖、转让〔怀有主人孽种的女奴除外〕，主人可以殴打不听话的女奴。

2014年有估计指伊斯兰国已掳走多达5000名女子作为性奴，大部分是雅兹迪人。

“伊斯兰国”正在培训儿童成为“哈里发国的新世代”，设立训练营向15岁或以下儿童灌输极端伊斯兰圣战思想，教导他们以消灭异教徒为人生目标，满16岁则接受军训。

在叙利亚，有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绑架大批库尔德族儿童，对他们进行洗脑，强迫学习极端宗教思想及观看杀人和自杀攻击影片，培育他们成为自杀式袭击者。

在拉卡，伊斯兰国禁止学校教授音乐、美术、体育、哲学、社会科和基督宗教。数学科不可提及利息计算，自然科学必须合乎神创论，不可教授关于进化论的内容。伊斯兰国命令学校不可提及叙利亚国歌、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停止使用“祖国”或“叙利亚”词汇，要用“伊斯兰国”、“穆斯林的土地”或“沙姆省”词汇代替。此外，伊斯兰国强制学校实施性别隔离。伊斯兰国对伊拉克占领区内学校也实施了类似政策。

伊斯兰国禁止平民观看足球比赛。2015年1月，伊拉克摩苏尔有13名年轻人因为收看2015年亚洲杯足球赛伊拉克对约旦的比赛，被伊斯兰国逮捕处死。

伊斯兰国禁止平民养鸽，认为是违反伊斯兰教教义，已有伊拉克养鸽者被武装分子杀害。

2015年1月，伊斯兰国烧毁摩苏尔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大约2000本被指不符伊斯兰教教义的书籍，内容涵盖教育、科学、诗集、哲学、运动等。

2015年2月，伊斯兰国发布影片，显示武装分子大肆破坏摩苏尔博物馆内的古代雕像和文物，包括超过2000年历史的古代亚述和阿卡德文物。武装分子在视频中谴责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是多神教徒，并认为这些文物是偶像，所以要摧毁它们。

〔四〕

2016年2月13日，被誉为保守派旗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在德州一处偏远的牧场打猎期间“心脏病发猝死”，牧场主人14日表示，他是13日上午8时30分敲大法官卧室的门，但没有响应，不到两小时后再敲，发现斯卡利亚已没有脉搏。斯卡利亚的死讯最终由郡检察官宣布。

他生前反对同性恋立法特反对控枪。他的意外离世——过去60多年间他是任上去世的第二位法官——改变了最高法院保守派长年占主导优势的格局，构成了保守派和自由派4：4势均力敌的局面。

问题来了：保守派长年占主导了最高法院，斯卡利亚这一死才构成了保守派和自由派4：4势均力敌的局面——那么，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强制推行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是怎么通过的？

……

斯卡利亚是在12日到德州西部3万多英亩的“Cibolo Creek”牧场，参加牧场主人庞德斯特〔John Poindexter〕主办的周末狩猎。庞德斯特说，他第一次敲门后没有答应，他也没有多想，以为79岁的斯卡利亚是在处理公务，或是不想被人打扰。。。。庞德斯特是休斯敦一家制造企业的主管，他与斯卡利亚前在华府只见过一面，他指出是“友人建议邀请”大法官参加狩猎，斯卡利亚才来到德州。

大法官在猝死前一天还很愉快，庞德斯特回忆说，一行人在牧场打猎，部分人打到鹌鹑，但斯卡利亚没有实际参与打猎，而只在旁观摩。当晚9时，在鸡尾酒会和晚宴结束后，斯卡利亚告诉庞德斯特，他要在牧场下榻，住进牧场的总统套房。但大法官次日没起来用早餐，庞德斯特便来敲门。

他说：“我敲得很响，但没有回应。我安排他住很大的套间里，以为他可能在卫生间。”11时后，庞德斯特和大法官的助手又来到套房，敲门仍没有动静，推门进去后发现斯卡利亚已死。

庞德斯特给医院打电话，报告有人在牧场逝世，但没说是大法官。接下来数小时，当地和联邦官员开始对斯卡利亚的死因进行调查。牧场所在郡的两个法医也开始忙碌，一位法医表示，调查后是郡检察官宣布斯卡利亚的死亡，认为根据可信的证据，分析并无他杀嫌疑，而是自然死亡。一辆灵车已在13日凌晨匆匆忙忙载着大法官的遗体，驶向200哩外艾尔巴索市的日落殡仪馆。

这位生前曾影响美国司法乃至政治长达几十年的大法官意外离世后，正在美国政坛卷起猛烈的风暴。这不仅仅是因为最高法院支撑了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三权分立的一个支点，还因为大法官的遴选和继任过程早已被过度政治化，尤其是在大选年。

斯卡利亚是美国最高法院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法官，其忠于宪法的坚定立场，加上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和火爆的性情，在最近30年间的美国司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自1986年被共和党总统里根任命上任以来，斯卡利亚一直是最高法院声音最大、脾气最大的一个大法官，也是九位大法官中最幽默的一位。他坚持“原旨主义”宪法观，支持死刑、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在反控枪支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深得保守党人士的信任和尊重。

2000年，在把布什送到总统宝座的争议性裁决中，斯卡利亚扮演了关键性角色。2013 年6月，他在美国同性恋合法化辩论中与另外三名法官投下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并表示如果他的名字跟同性恋合法化联系在一起，他会“把头藏在布袋里”。同一个月，他对奥巴马医改法案中一项得到多数通过的条款表示了鄙夷，称这种观点是“骗术”〔jiggery-pokery〕，纯属“一派胡言”〔pure sauce〕。

三年还不到，他真的头被埋在枕头里面，神秘地死在了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

〔五〕

斯卡利亚这位立场保守的大法官，在德州偏远牧场去世的死因引来许多质疑，甚至有他杀的阴谋论传出。

惹出阴谋论的显然是牧场主人的一席谈话。福斯新闻网报导，牧场主人指出，他和斯卡利亚友人发现斯卡利亚死在床上时，他的头部上方有个枕头。即使撇开此说不谈，法官裁定他是“自然死亡”的做法，以及决定不验尸确定死因，都令一些刑案专家不以为然。

曾任华府犯罪调查处主任的瑞奇说：“基于过去我指挥凶杀调查的经验，未下令对斯卡利亚验尸，让我极感詑异。”他质疑，有关当局何以未能在发现斯卡利亚陈尸时立即做检验，以确定他是否被注射药物导致心脏病发，就裁定他的死因。

著名鉴识病理专家贝登表示，死因若无争议，或死者家属要求下，不解剖验尸是标准程序。他说，斯卡利亚的家人有绝对权利要求不要验尸，因为他们清楚他的健康状况，但是由于斯卡利亚的身分地位，他认为仍然应该进行验尸，以遏阻阴谋论的孳生。

纽约邮报也报导退休的纽约市凶杀侦探多弗〔Patricia Tufo〕说法：“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验尸并非不合理，尤其是〔死者的〕身分特殊。”

此外，未亲自看到尸体，透过电话即裁决斯卡利亚死因的法官辛德瑞拉·奎瓦拉〔Cinderela Guevara〕，也因此饱受质疑。

奎瓦拉说，她虽然经由电话做结论，但她已先咨询过斯卡利亚的医生和当地、联邦调查人员，这些调查人员告诉她，“并无他杀迹象”。同时，德州法律也准许透过电话审理死因。奎瓦拉说， 因为当地治安法官正好不在，而且她离该牧场有65哩，因此采取电话审理程序。

奎瓦拉于13日下午1时52分左右确定斯卡利亚的死因，她告诉华盛顿邮报，达拉斯电视台之前引述她的话报导斯卡利亚死于“心肌梗塞”并不正确，她告诉媒体的是：斯卡利亚是心跳停止。

然而这些说词并不能平息阴谋论的传言，尤其是斯卡利亚陈尸现场有些古怪之处，例如牧场主人庞德斯特声称，他发现斯卡利亚的尸体时，他的头部上方有个枕头，而且他的衣服被整平过。

不过庞德斯特之后向有线电视新闻网澄清表示，斯卡利亚头部上方的枕头靠着床头板，只遮盖住斯卡利亚的头部，而不是他的脸部。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三

社会主义阵营的黄昏

〔01〕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所以他们被称为“智囊”，也就是聪明的酒囊饭袋。于是，历史在鼠目寸光的智囊们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难理解的非人的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命运或诱骗顾客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规律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就这样，“历史”与“人”绝缘了，成为异化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成了奴役的根源，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推行极端政策的借口，不仅支配专政权力，甚至也已经渗透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它们有些不同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非宗教的自然主义和非世俗的人文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所主张的，对立人与自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历史教化，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成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信仰崩溃的西方信徒。当然，这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们日益空洞的心灵。

二十世纪的西方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西方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这得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的“多动症”的文化观念的曲解。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作用了，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宣称“上帝死了”，后来被尼采夸大为时代的最强音〕；它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们的“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们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区别，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创造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暂时从“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里。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哲学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也因此自诩创造而非引进了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但这只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这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这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尽管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只有封建的精髓；它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它崇尚的是竞争，它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唯物史观”仅其一种〕，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史观”了。

无怪孙中山曾对此感慨地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是的。甚至现今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协约国”、“轴心国一同盟国”〕，也有古代的“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近来改换了“发达”一词〕的欧洲蛮子，而是他们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东施”〔“东方的西施”〕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西方法宝”，在中国大地上互相对垒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祸乱中国的武器，日益酷烈的内战，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

他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西方世界致强之道，而是西方衰颓之光。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以治为本的思想，是对西方文明的内在危机作出的补救式反应，这对平息西方的内乱〔它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也许有用；但对中国的富强，却南辕北辙。

这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严重威胁中国文化的复兴，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致弱的文化先导。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不是可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的。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只有人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才能激发社会的全面复兴。中国的命运一再证明了这一常识。尽管现代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估价。

〔02〕

历史的规律历史是什么？历史有“规律”吗，是必然的吗？或者，历史有“生命”吗？历史是偶然的吗？

最好的答案，是否定上述一切提问；像禅宗那样没有答案的应对，当然容易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中纷纭繁复的现象，往往以其重复或是偶然，体现出某种“规则”。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不同的观察眼光下，同样的历史现象可以用来证明不同的规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必然性”。好像是演员，完全可以适应完全不同的客人的特殊爱好。所以，用所谓“阶级观点”、“利欲熏心”，完全不足以解释它们的复杂性。

由人观之，历史是盲目的。由具有某种坚定立场的人观之，历史是可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的情感无济于天地之事，尽管人事需要情感的润滑。历史在可恶之余，还有可爱之处，因为一切都可以反转过来。有时，历史也会顺着人们的心意发展，但不会持久。历史，背叛一切、出卖一切；历史不是人手中的如意，历史把人作为如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谁能“持盈保泰”？而苦难也会开花……中国的智慧就此评论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几十年的事情，都没有定论，何况百年之后、千年之际呢？

历史现象纷纭杂沓，就人的局限性，不具一定眼光和观念，便无法透视历史和领悟历史。可是，具有眼光者，则为眼光所累；观念反而成为进入实况的障碍。真正的洞彻，也只是瞬息的事：既难于保留又极易忘记。直觉与顿悟的局限即在于，既难传递更难存诸来世。这些特性，使越好的天品也就越是缺乏世俗的价值。

有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眼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眼光。有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眼光。有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眼光。更有文化论、人本论、宗教决定论或情欲决定论的历史眼光。以及数不清的、无以名之的、难以归类的历史眼光。

但“史实”却只有一个，同样的史实，可以被不同的眼光所引用。而且说到底：“史实本身就是矛盾的、暧昧不清的、难以把握的、无法归类的。”不妨把人的文化史，与社会和生物的“进化史”加以比较学意义的研究〔但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人的社会组织，虽带很大的有机性质〔毕竟，它是由“有机体”而非由“无机体”组成的〕，但到底不同生物。社会不是个体，而是一个集体：它建立在超个体、超生物的基础上。因此，把二者比较研究，只是人为的“方法”，并非可靠的“真相”〔流俗喜欢误用“真理”一词。其实真相不是评价，而是事实；真理则是一个评价。〕。

〔03〕

工业化给高级文化带来的毒化作用，可能很快就要转变为相反的东西。工业主义以及为适应工业主义压力而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一切玩艺儿，就要毁于一旦了？殖民扩张和他的后裔代议制民主，大众化和他的后裔自我中心和理性虚无，将趋于式微。因为它们的基础也就是它们的父亲──人口密集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已经趋于式微了。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者们为之癫狂的那种道德败坏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罪恶，应该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清算。为此，甚至连世界人口也会日趋减少，直到恢复一个较合生态平衡的水平。那时，因为过度工业化而遭到破坏的不同种族间的人口比例，将恢复──白种人口将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如五百年前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例如，在殖民扩张前，欧洲的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现在，却以病态的膨胀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个健康的世界和美好的未来，有待于白种人口重新回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当前，西方社会的吸毒、颓废、艾滋病、低生育力，正与世界历史的这一健康趋势，相吻合。

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普及化，使低级大众成为真正多余的人。不仅从高级文化意义说，也是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上着眼。在未来的机器和信息统治的社会中，无创造性的大众要么等于不存在，要么沦为某种纯消费性的动物──比动物庄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园中的珍禽异兽还不如；因为后者尚不失其观赏价值、存种价值〔作为生物基因库的价值〕。那时，为不使多数人死于功利价值的压力〔大众的存在，那时已无功利可言〕和人本主义的悖论，亟需东方性的神道论〔“神道设教”〕，来重新麻痹多数人的延髓。神本主义的神话，替代人本主义的神话。既然人是万物之灵的观念，已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新的世界秩序将在巨大灾难后形成，它的新文化不会糜烂悼，因为毒化文明的、人口密集的工业民主，已经式微。新的文化，将立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之上，一如古代文明立在战俘和奴隶的尸骨上。

未来世界的人，要么作为创造者而活着，要么就别再活了。例如事务性工作、日常的循环、替创造铺路砌墙的活动，本来是由习惯成性的群众来干的，以后将一一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而代之。这样的高级文化，将在未来的世界史中光芒万丈，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我们面前展示一幅何等广阔的前景！许多未知的东西，正等待未来的探险家们！他们所寻到的东西，将大于哥伦布以来的西方海盗们……因为他们猎取的对象不是黄金与技术，而是整座整座的文明──全球文明，将席卷一切。

〔04〕

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回事，社会经济制度的风格又是一回事。

游猎的、游牧的、牧农的、农牧的、农──工──商的以及工──商──农的〔再加海盗类型的、商业类型的等等〕──这异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固有天壤之别，足以构成不同文明的基础。但，其中每个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又有多重风格。这些风格肇因于地区条件〔偏重于地理自然因素〕、民族性质〔偏重种族和文化因素〕以及许多偶然事变以至于伟大的人格特征的示范等等。

风格就是文化。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风格”。

试以当代的情势而论：现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游猎型的到工──商──农型的，都是灿然大备。但无疑都向着那工──商──农的最后结局不断一体化。而工──商──农型的，被称为发达社会类型的内部，又可分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如美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苏联〕两种。明眼人都承认，这两种制度正在互相接近甚至互相渗透，它们之间最终混同的结局，看来是注定了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刻，命运将昭示我们这一点。〔上述文字写于一九八0年七月──著者。〕

下述两种矛盾将减弱甚至消失：

A、不发达社会〔它的典型并不是计划经济国家，而是所谓“南半球国家”，尤其是还没有发展到工──商──农类型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发达社会〔现代工──商──农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南北之争”，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晚期的典型证据。

B、发达社会内部的自由经济型与计划经济型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东西方之争”，将作为政治垃圾被抛弃。于是，全世界将被大体同一的社会经济制度，统一起来。

但不要忘记，风格本身的差异却不会消失，文化不会消失，尤其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许还会扩大。高级文化的容器和象征物，诸如宗教教派、哲学学派、艺术集团、大学城堡、科学壁垒……仍将有力存在，在漫长的、走向世界统一的过渡时期……而高级文化本身，尽管受到科学技术的市场压迫，甚至受到“全球争霸”这巨大诱惑的胁迫，而日益丧失民族特性，或是仅存形式……〔但仍能呈现某种个性和创新精神〕……否则，我们怎样设想还有一个未来的、并不乏味的世界呢？

对，即便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大背景下，仍然会兴起多种不同的风格和个性的努力。在这里，也将像一切原始的地方一样，人的求新本能，仍将顽强地出头拔尖。

这风格就是文化。风格的色调，就是文化的形式。问题仅仅在于：哪一种文化及形式，将占全球的上风呢？

恐怖和希望，这是两帖让新国家借以健全成长的心理补药。

恐怖：因为国家是无情与暴力的儿子，虽然强大的国家常常装得有情和慈悲，但这常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后患无穷。所以，恐怖不仅是新国家诞生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它借以摧毁旧国家的必要条件。

希望：新国家是文明得以再生的可靠温床。某种程度说，新国家本身就是新文明及其势力的表现形式，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保证了新文化的继续膨胀和实现。所以新国家所激起的希望，就不仅是新国家的成功诞生的一个徐波或回响，它本来就是那孕育未来的新生命的表现。测量某个文明的内在力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它激发起来希望，到底有多么大？而它带来的实际恐怖又是多么剧烈？这种反差越大，一般来说，其文化的表现也就越是强力，社会的内在痛苦和内在力量，也就相应越大，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浮沉，也就越是波澜万状、起伏翻腾。

国家与革命的声音说：在危急关头，“盲目的行动”如果凭借优越的本能，虽不用算计，也能取得辉煌成功？但请注意，这行动必须和行动者的“天性”及“能力”十分相称，若无此神奇的“配套”，不以天性的能力作后盾，请放弃那非份、僭妄、逾越因而是“有罪的”行动吧。其实，“失败，这才是我们对‘有罪’的主要理解”……

〔05〕

“鲍吉亚〔鲍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理想王子的原型〕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我也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新工具》第1卷35节〕我们如此重视培根思想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性。培根是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文革”就是我们的“中世纪”。〕虽然从培根到现代，西方文化已由弱小而臻于强盛；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培根，却正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例如，培根所倡导的近代学术方法，在西方世界已经由反击性的角色，变成了统治性压制性的角色。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它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

全方位地看，西方文化的步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实现了它的历程。如果说，培根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系统的“起点”，那么，现代西方已到了接近“终点”的文化阶段。尽管，培根立足于他那时代的种种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只要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获得了格外深刻的启发性。

雾霭中冉冉升起……在这种深沉而激动的企望中，有着多少真纯、多少幻丽。我们没有权利、没有力量，去寻觅我们自己梦寐以求的精神故乡？

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是比康有为的佛教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更有活力的民族家园。而新的综合哲学，真正的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只能是“动力的综合哲学”。只能建立在对动态世界和动荡社会的观照上──因为它力图应付〔即所谓“解释”〕的当代的全球化世界，乃是一个信奉动力的世界，乃是一个被各色各样的暴力驱迫着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比浮士德博士还要狂热好动的没有心肝的世界。

然而，崇拜各种暴力的当前世界，本与追求宁静的哲学静观，互不相容。不是哲学的静观扭曲动态的世界，便是动态的世界碾碎了这一静观。在这之前的“综合哲学”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它不是凝固的体系，而是被某种强烈的幻想热烈激动着的“一片智慧海”。我们的五色海。它的狂涛将随着世界的统一而逐渐平缓──最后凝成博大精深的“综合哲学”？

〔06〕

“生物圈”里的生态平衡，仿佛是当今地球上至关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一平衡态中，而且，没有“超脱”于它的真正希望。这一事实，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接受。这是新希望和新哲学迅速崛起的有力前奏。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从绝对的现世主义及其绝对的权能崇拜下，解脱我们业已横遭毒化的心灵。如其不然，绝对的权能崇拜将进一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

“为子孙后代着想”将成为某种新的基本信念的内核──就像古代的祖先崇拜，曾经有力地支配了中国数千年的半文明史；对未来的希望、对后人的殷切关心，也将给这焦渴的世界遍施甘霖。否则，现代世界过度的紧迫感，它的权能至上的信仰，它尊崇暴力的习气，它“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善”的偏执狂，将通过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沉沦性的道德原则和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毁灭我们寄生的文明世界。

“生物圈是圆的”！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周密的“绝对封闭性体系”中。既走不出去，也不会真正迷失掉。但是我们的精神还没有悟出这种处境的价值。我们的哲学，还没有找到一个与生物圈的现实，协调无间而又莫逆于心的新范畴。我们，还缺乏“圆融的心灵之光”。对生物圈这个包揽一切思想、文化、科学、生活以及人自身的“大圆”而言，方向是没有的。方位观念，本来起源于“大地是方形的”这一古老的信仰……人生的真正方向，从根本上说，不是“一次直线型”的，而是“不断回归型”的。是随着这“大圆”的自我运动而不停旋转的“反复其道”。《易经》的《复卦》，对这一真理作出过有力的阐述。

我们的哲学热望，是生发一种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大圆世界”、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相互匹配的新的“回归式再生。”不是用原始质料进行创造的物质化创造，而是用现代文明世界再创甘泉。这是非功利的、非权能的、非目的论的“回归运动”。

我们，并不来铺陈一套算卦式的“综合哲学”。决不像卡尔马克思的导师黑格尔那样用自然哲学去“推算”行星的运行或“指导”宇宙的秩序──“绝对精神”。我们所欲陈述的，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体系，而是四通八达、无拘无束的思想。这些思想也许不乏矛盾之处，但它是真实的。它不力图掩盖这个全球时代日益混乱的世界状态。在这个商场原则和金币目的受到无限尊崇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诚实更罕见因而更可贵的呢？

在我们的梦中，我们悄悄看见：两个心灵纠缠一起……

这个是骚动着的、“艺术的心灵”……

那个是升华了的、“信仰的心灵”……

前者以后者为表象，后者以前者为动力。

这是二十世纪的最后综合，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最初闪电。

我们，难道不是这综合的最初闪电？

我们，不敌视科学也不拒绝科学；我们，来自对待科学的“人性化努力”。敌视科学、拒绝科学的心灵，是老化的心灵。青年的心，则在科学的基础上，力争摆脱各种现成之物〔包括“现成科学理论”〕的诱惑与束缚：它，向往着寥廓无际的自由时空，而不是那个被无祖国的犹太人规定好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王国”。

不断更新着的科学结晶是这两个心灵之间的媒介──是那多彩多姿、难以描述的“反馈通道”、“奇妙导体”。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它明明暗暗、斑斑斓斓；它不系统、不规则，但却暗含着天生的系统、天成的规则。谁能说，伟大肃穆的天穹所映现出的众星之图，没有一种庄严的秩序在？谁又能说，在它忽闪忽闪莫测高深的微笑里，没有一道深刻的寓意在？

星空，无奇不有、万珍俱备，又空灵透彻、难以捉摸。

但是，在几亿光年之外看来是如此和谐与如此宁谧的众星世界──如果潜近其旁就会发现：那里同样遍布着混乱，矛庙、敌对、甚至暴动。那里有着更大规模的疯狂、更彻底的荒谬及不可思议的一切……甚至还有黑洞、白洞和超级太空。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

〔07〕

神经衰弱症的表现是：患上这种病的人，醒来以后仍然昏昏沉沉，睡入梦中却是飘飘浮浮。整个生活失去强劲的、等差分明的节律，处于半醒午睡的浑沌态中。宛如心电图的曲线，业已消失掉高峰与低谷的区别，生命也就近乎中止。你说神经衰弱患者得不到休息，但他却终日都在“休息”，无所事事。你说神经衰弱患者不在工作，但他却终日蝇营狗苟，不得片刻的安宁。这是人的大不幸之一。

而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也有它的神经衰弱时代。每到这时，社会、文化的反差不禁减弱，各种节律的曲线平板得索然无味。文化的精神，因而陷于半醒午睡之间的病态里。

没有种种罪恶的社会是无法存在更无以发展的。因为，是人的价值判断把社会生活的某些属性评断为善，而把另些打入了恶的另册。故而，人为地消除罪恶、即有意识地从评断的标准出发去消除社会生活的一些属性并扩充另些属性，只会促使社会的失衡甚至导向结构的崩解。一个强健的社会，当然有它习用的善恶准则，藉以运转生活之轮。但它也能正视罪恶，即承认罪恶可以含有积极的因素。罪恶与圣洁是孪生姊妹──罪恶生圣洁，圣洁生罪恶。历史上的大圣人，无不生于大罪恶的时代。

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名存而实亡。高额遗产税的发明，是自由企业精神的又一次胜利，还是象征了它的彻底衰朽？也许我们今天还无法对此论定。但有一点却是明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ianov［Lenin］，1870—1924年〕的预言仿佛对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而来的帝国主义时代，已在二十世纪〔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之不是分裂崩溃，就是发生了质变──资本主义的制度与精神早已面目全非了。资本主义遭到社会主义化了，正如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化了，二者正在趋同，这是工具理性的胜利？还是各种利益的妥协？

只有在茫无归宿的乱世、在骚骚然的兵荒马乱中，或在壮烈而残酷的战斗中，优秀的文化〔即强健而清新的灵魂和震人心弦的精神〕才得以显现出来。在习惯的坚土上构筑起来的壁垒中，它的灵眼只能被彻底埋葬。需要埋藏多少世纪？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要知道。只有藉着“因祸得福”的意外，文化的甘泉才得以奔流在人世的荒漠上。诗人们常悲叹生活的变幻莫测，富贵宛如浮云；但在文化精神的观照下，人生却显得过于稳定了。虚假的和平令人厌倦，因为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僵持状态。于是，世界上就起了争端。而那真实的和平却是来自胜利者的和平，是刚刚经历过大规模战争调整了的新和平。这是在喘息中度过的片刻宁静。它的静态、它的安定，只是各种力量之间一个耦合的均衡，一个富于创生性的交换。它与虚假的和平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后者在不生育的死寂中度过残年、没入沉沦；而前者却指向一个新的生成。

平等了，就结构意义而言，就是破产了。废墟比之庄严的庙宇，瓦砾场比之繁荣的商业区，体现出更多的“平等精神”。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平等？那是在荒凉、寂灭中期待着残阳的一个平等。深邃的哲理曾告诉人们，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一悲伤构成了宗教、艺术、爱情的永恒源泉与不朽主题。然而，用它去指导社会生活，却未免过于消极，充满太多的破坏性了。生活，难道真像是宗教督教义灌输到人们头脑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乌托邦为理想社会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只是没落者的弥留之际的幻觉。

〔08〕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包藏着一种比之现代各种社会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马列］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再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及其各类亚种、变种，更为凶险的“平等精神”。在那充满了印度平原潮湿闷热气息的转世轮回观念中，雅利安人的野蛮性充分表现出来了。

雅利安人从来没有创造过文明，而只是掠夺、霸占、破坏、涂改各种文明！

在埃及〔喜克索斯人〕，在印度〔毁灭了帕哈喇文明的雅利安人〕，在巴比伦〔赫梯人、波斯人〕，莫不如此。甚至在欧洲，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雅利安人也是入侵的野蛮民族。不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其创始者无一不是雅利安劫掠的受害者和至圣先师！

佛教也是在雅利安人劫掠帕哈喇文明的结果──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婆罗门教欺行霸市，制造等级，羞辱先师帕哈喇文明；非议的婆罗门教的佛教，因此把各种动物与人视为隔世的亲兄弟，而在旗人曹雪芹的《石头记──红楼梦》中，甚至连树木花草都与人获得了理念存在上的同等。据说，“石三伢子”其人惑于《石头记》的名字，十分重视《石头记──红楼梦》，并夸张地宣传说，《红楼梦》描写了一个阶级斗争造成的衰世的场景。其实，《石头记》首先道出的是一种没落思潮。在这种以平等式的虚无主义精心包裹起来的衰亡里，预示着社会的解体而不是社会的革命，预示着文化中的反文化暗流，于是石三伢子的革命，就充分体现了周树人病态幻想的“阿Q革命”。高利贷业者的儿子一旦开始反对文明，野蛮的黑暗时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无怪阿Q众多的现代中国，对“痞子革命”有种特殊的偏爱。

石三伢子所喜爱的轮回观念，对于生活在带丛林中的印度人，也许是个有用的大智慧；但对于生活在温带田野上的中国人而言，却有阴暗的消极意义。宋明诸子终于领悟到这种地缘上的先天歧异，他们吸干了佛教的精髓后扔掉了它的异域躯体。这个文化史上大规模的转形、嬗替，对我们的文化使命有无启迪？

平等精神与真正的平民精神又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种暴民的无序精神的情绪化表现，而后者的主流，则是不甘自卑、强调奋斗、尊重同等的机会等等。总之，那是一种反压制升华。相反，平等精神则以深刻的自卑感作为自己顽强的劣根性。它以攻击他人的成就，去安慰自己的嫉妒心。以贪欲与懒惰替代了奋斗精神。析其成因，这是一种文明业已丧失了“同等机会”许久许久之后，方才兴起的社会心理上的痼疾。这痼疾反对有序的社会积累，足以把和平竞争的过程打得七零八落。现代国人简单地把平等精神称之为“东方式的嫉妒”，而把平民精神称之为“西方式的嫉妒”──从表面上看，这种称谓倒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这却是大谬不然的。用地域的东与西，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固属皮相，用文化的形态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又何尝不然。

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末期的“西方世界”也曾大大流行过上面所说的“东方式的嫉妒”──卑贱者的平等精神。早期宗教组织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乘势崛起。因为“平等精神”是“苛政猛于虎”的伴生物。相反，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文明”最富原创力的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着的恰恰是“西方式的嫉妒”──平民精神。许多平民士人乘机起来，布满了文化的星空。后来，大一统长城时代〔从秦到清的基本大一统时代，少数分裂期应是例外〕，中国文明的内在力量衰颓，故而兴起了阿Q式的破坏力十足的平等精神。对此，若要作个简约的社会学分析，则平等精神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殊不鲜明的专制社会〔如中国大一统长城社会〕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了中国式平等精神主导的社会文化土壤──费拉社会。但平民精神则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比较清楚的贵族社会〔如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以及随着贵族的没落而逐渐到来的初期平民时代。尽管这与他晚年对毛主义的屈服，似乎是矛盾的。

〔09〕

现代的批判意识常将传统的宗教的精神与迷信的态度等同起来，造成这倾向的缘由，盖有两种因素：一是传统宗教的退化，使对它的仪式和附属信念的虔诚为“迷信”。热情衰退后，留下的只是习惯。宗教僵死之后，留下的才是迷信。精神的习惯失去了博大精深的象征意味，因而变成可笑的迷信。二是现代唯理主义的精神领主，不惜曲解宗教的全方位性质，以便为自己的唯权力论扫清心理上和逻辑上的各种障碍。从马基雅维里到尼采，西方精神的整个世俗化过程，把权力崇拜推上了人类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巅极。人们开始梦想着，去到诸神的精神尸骨上，建立人间的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是创建了一大批地上的巴比伦，这些权力中心──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到纳粹社会主义再到操纵南京大屠杀的倭蟥（“日本天皇”）社会主义──把世界投入了大战国时代的血腥漩涡。所幸世界和文明没有因此而毁灭，相反，反为被压迫的民族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夺回了自己的独立与解放。权力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它自己毫无预见的情况下，遭到了“历史机制”〔压制与反击〕的报复与嘲弄。

在战国时代滚滚的烟云中，在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浪中，已经透现出这样一个启示：单调的权力至上论和枯燥的拜物教，满足不了人类精神需要的丰富性。如果承认宗教包含着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种低级的骗术；如果承认宗教的情感并非有意识的权谋的工具〔如像周武王那样对待殷周之际的宗教〕，即能清醒地发现，它与权力至上和拜物教观念实属两个截然相别的精神层次，这就是耶酥曾以“上帝”与“凯撤”分别表象过的两个世界。作为人类精神的极度升华〔有时“过份”了〕的表现，宗教更深地扎根在人类情感需要〔而非物质需要〕的土壤里。更忘我地游漾在人类潜意识之梦的汪洋中──因此，有其难以简单替代〔如以权能崇拜或拜物主义〕的特殊功能。

〔10〕

生命主义和科学主义一样，没有能力统治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特别是类似近代西方从十九世纪的德国印欧学研究开始的、严重佛教化了的生命哲学〔例如叔本华、尼采〕，甚至不能以比较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生命现象的两面性。例如尼采的生命观，由于受到“欧洲人新发现的”佛教─印度教教义和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夹击，狼狈不堪，原来的基督教背景土崩瓦解，变得浮躁不堪……

至于生命哲学以外的哲学系统，其概念面对二十世纪生命科学的主要成果，更是无所用心，这样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的相片，因而并不能激起人们的活力，反倒使得生命的能力萎缩在思想的桎梏下面。一种可悲的状态，即在所谓“宇宙生命”的旗帜下，无情抑制著人的生命，这种精神表现是西方文明其在文艺复兴以来敌基督的五百年长途跋涉的辛苦中，逐渐积累的疲劳所致，形象地说，每克服一个障碍，敌基督的力量不是增长一步，而是衰微一分，结果陷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困境，难怪西方文明的代言人尼采要把自己的最后著作命名为《敌基督》〔《Antichrist》不应该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徒们那样翻译为“反基督徒”，而是“敌基督”的典型称号〕。

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时代精神中透露出来的深深倦怠，这是一个“西方没落时代”的声音，一种尼采称为“欧洲的虚无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些虚无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异教、地理大发现的海盗精神，是完全相反的路向。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号召人们“守成”〔和分赃〕，而不再鼓动人们去“创始”〔和掠夺〕，仿佛他们知道，任何创始的行为，都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这对年轻人或许是一桩乐事，但对衰老者却是沉重负担，构成焦虑之源，难怪现代社会流行的是毒品。相形之下，守成却容易，既能宽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必冒险前往未知之境。但越是老牌的“主义”，就越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老态龙钟，就越是喜欢从伦理道德上为自己的衰老作出合理化的说明。文革的标兵鲁迅，早在文革之前半个世纪提出的“文革纲领”──小说《狂人日记》中，就提出了类似“破四旧”的主张，指控仁义道德“吃人”，从而为文革的所有暴行预先背书了。在那看来，“吃人”即是一切趋于衰朽的文化所作出的自我防卫或用文革导演毛泽东的话，是“垂死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代，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专政，毛的统治已经失去一切模糊性和诱惑力，因此不得不像满清的仁义道德一样，开始使用明确的暴力，开始“吃人”。

它创作了各种道德的说教，比宗教的鼓惑犹有过之，为了突出伟大导师的前无古人，就需要烧毁一切前人的著作，鼓励了对于一个师范生的无条件信仰和无条件依赖。这位师范生仅仅因为自己考不上大学，就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后，逐步封闭了所有大学。

〔11〕

现代人是一种很容易感到上当受骗的生灵，因为他看到言不由衷的空头许诺太多太多了，可悲的不是死亡，而是为骗局献身，例如“打土豪分田地”、“消除资本家的剥削”等等骗局，牺牲了无数人命人权，结果只是造就一小撮官僚富豪。充当精致骗局的牺牲品，并不是“勇敢”，而是“智能低下”，如此看来“千百万革命先烈”其实被更为精明的权术高手所利用，做了智能较低的“基本队伍”。

“前人的帐要后人偿还”的债务循环，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的莫大悲剧，甚至构成了某种“法则和惯例”，“寅吃卯粮”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这难道是对各种被视为“因果关系”的思想，所做的一个“革新注解”吗？

人们已经习惯了“祖宗欠下的帐要出子孙们来偿还”的民族悲剧，所以人人逃避重复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你自己欠下的债必须由你自己偿还”的个人责任，无异让人重复还债，等于是加倍偿还。

只有当独裁者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个人责任，而不仅仅是模糊的“集体责任”〔例如对文革进行所谓“集体忏悔”〕和“历史责任”〔例如对于大量血债仅仅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历史决议”就一笔勾销，从而逃避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只有当独裁者想到很快就得自己偿还自己的债务时，他才会比较审慎地欠债，而不会恣意修建行宫。如果当独裁者想到自己甚至要为债务付出高额利息时，他又怎会欺男霸女，纵情声色呢？那样一来，过度借债对他就将是一条畏途，就像沾染恶习的人对高利贷既依赖又憎恨。

前世报应或来世报应说，在现代社会中之所以低效甚至无效，是因为在科学主义的迷惑下，现代人已经被眼前利益引诱得发了狂，人们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甘愿一搏，何能顾及他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丘之貉，物质主义的工业文明显示了自己的真正内伤，那就是“缺德”，环境破坏、生物灭绝，使得传统的禁忌哲学成了杯水车薪，疯狂的“两头孪生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用羊骨头羊内脏来喂牛，结果使得“疯牛病”席卷全球。

两头孪生主义的怪胎〔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两头怪胎”〕的各个族系，无不想用“哲学改造生活”，然而其努力却没有一个是好的，要么无效〔实用主义〕，要么昙花一现〔纳粹主义〕，要么适得其反〔斯大林主义〕。

比哲学更有效的禁忌力量，往往来自生活本身。半开化的德国诗人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才是常青之树”，现代社会中，危害生命的东西甚至比生命本身更加清楚地说明了生命的涵义，例如艾滋病八十年代开始威胁人类放诞的自信，其世界规模令人震骇，比一切巨星更加耀眼夺目，但即使这样两头怪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依然对之视而不见，“埋头抓经济”，毒品和卖淫，堪称上述这两头怪胎的两条怪脚，疯狂滋长艾滋病的世界旅行。

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会引起当事人始料未及的后果。

〔12〕

不论多么优越的哲学或宗教，最终都要依赖语言去传播，并“住在概念中”，以语言为自己存身的屋子，这是不可逾越的，说是“限制”也罢。而许多的“困惑”，就是从语言中产生的，就像古代神话也是通过语言的困惑产生并弥漫开来的。

例如，各个哲学和宗教内部的“教派之争”，其直接原因，就是对教主的“金言”存在不同的理解，其间接原因当然还是利益冲突。而在面对茫茫宇宙和生命波澜时，除了语义的歧异之外，还有感知的歧异和反应的多样。有人曾经指出，大宇宙所以“仍为神秘的纱幕所遮盖”，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的感觉能力有限。就拿恩格斯所谓“通过感觉认识的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世界”来说吧，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有局限性。实际上，由于这个话题太古老，可以表达的基本观念差不多都被人们说过了，不同时代的人，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再把前人的观念或祖述或重组一遍而已。尽管“新的配方”使之有了一个新的形象，但和原始人的拜物教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在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度感染的中国“学术界”，虽然认识到了科学与伦理的差别，但奇怪的是，在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辐射下，人们却把这种差别用虚幻的“科学方法”掩盖起来，例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四五十年代产生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好像这样就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是，这种把人的活动等同于“物质活动”、例如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停滞现象，难道不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见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实质，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例如，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拿欧洲历史模型来硬套中国社会，而书中描述的中国恰恰位于“后封建社会的统一帝国时代”，书中大谈特谈的“封建王朝”如秦汉直到明清的政治实体，其实恰恰不是封建的、更不是王朝的，而是统一的、帝国的，其制度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与先秦的、欧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盛行在这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下的，不是世袭的贵族制度，而是考试的官僚制度，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经济”！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超稳定结构”，那欧洲拜占廷帝国不也是超稳定结构了？埃及就更显然是超稳定结构了？殊不知，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命定进入其停止时期，然后死亡，难道所有的文明都是被“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所主宰的吗？若然，则此概念〔“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何新之有？岂不等于什么内容都没有的白话吗？自二十世纪以来，马列主义一类的西方中心论已经受到扬弃，西方的意识已经意识到“西方的衰落”，并且预见到西方文明正在步入其它文明早已步入的停滞和死亡，如此说来，难道，西方文明的闻名因此也变得像中国历史一样的“超稳定结构”了吗？荒唐。简直荒唐。这就是企图“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所造成的荒唐。这就是企图“用科学来解释人文现象”所造成的荒唐。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些“表面上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却实际上随时查看官方脸色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

人不是物质，人的活动也因此无法用物质活动来类比。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洞察宇宙方面已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何况是面对人类自身？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感知能力和观察基础上的，而人自身在自我观察并基于自我观察去研究社会演进时，怎样做到尽量客观呢？因为自我保护的生命机制，肯定会要求人们的“理论为实践服务”，演变为“理论为利益服务”，这其实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谈论“社会责任”时的真正所指。

所谓“社会责任感”并不一定是坏东西，但是它肯定不同于“科学精神”，因为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真，而不像社会责任的本质是求善，求真就意味不断揭示科学本身的错误，并突破以往科学的限度，求善则意味着“止于至善”，以致于拒不承认自己受到人类感觉和知觉能力的束缚和分裂，而把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打扮成“真理”，因此，八十年代的“新三论”虽然羞答答地不太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教条，但其本质上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犯了“科学主义”的错误，制造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赝品，是必须予以揭露的。上述两种科学主义的迷信，都不是科学精神而只是政治要求的产物，这些“学者”虽然在智性上看到了自己的有限，但在本能上却拒不承认，于是用自以为是的态度去确保自己的优越感，企图确立对于社会演进和历史规律的掌握，这是完全徒劳的，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不受物理规则的控制，更不受任何一种科学主义理论的催眠和奴役。

〔13〕

马克思主义者孤芳自赏，很自然地就把对象都打入了“物质”的另册。既然是对于物质，当然也就可以进行无机化的处理，所以杀人不算罪恶，强迫劳动不算奴役，只是一个计划罢了，就像是任何一个经济领域的“五年计划”那样自然而然，甚至“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口钢牙。在马克思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即使在人际交往里，人们也是首先把他者当作物质现象而非精神现象去对待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一词的恐怖主义含义，不过是把这种唯物主义的无机性质、非人性质的倾向，系统化了，并推向了“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一切人性残余”的极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精神无法把握精神，精神只能通过把握的物质来控制其他的精神，所以强迫劳动不仅是必然王国的，而且是自由王国的；也就是说，对他人进行奴役，乃是马克思主义意义的“自由”的必要基础和前提。就此言，难道艺术不曾把对象予以物质化吗？不首先物化对象，你怎能写出它？不首先把无产阶级当作非人，你如何对他们进行专政，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把那位从无产阶级地位爬上来的独裁者终于统治了的所有人都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再对他们进行一概的全面的专政”。

只能这样。然后再通过物化形式去打动另一些精神，动员他们加入，一起参与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在这种“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的过程中，精神的个体性，不知不觉消失在党八股的规范化的表述中，这仿佛是可惜的。但若不如此，它岂不还是会被封死在某位个性的高贵灵田中？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万全之策安有哉？

〔14〕

科学绝对主义的危险，一点不比科学社会主义来得低，在把评价投向外在对象的同时，它自欺欺人地把这种主观的光感予以客观化，然后再把这种客观化了的光感予以神化，变成一个绝对尺度。其实这种尺度你搜遍全宇宙都不会找到的，因为它只存在于现代人的“科学思想”中！

绝对主义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有其普遍的体现。例如，诗歌描述并咏叹了时间的流逝，宗教则创造把赞美了时间的凝滞，尽管宗教中也有诗歌，诗歌中也有宗教。

尤其是绝对主义的宗教，无论它是有神论的如亚伯拉罕系的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是无神论的如佛教和马列主义，应该说，它们作为人生在世的一个精神武器，是颇为锋利的，但锋利的东西，却不等于真诚的东西。绝对观念可以像浅航道上的浮标，向人们指出沙滩和暗礁，依靠它的帮助，人们获得了时间的凝滞所创造的那种信心乃至勇气，获得了某种自以为是的真理，这是与敏锐地感觉出时间的流逝、从而明白人生真实处境的诗歌一样的相对主义思想，完全不同的。但凝滞偏执的绝对观念，也是终究要人们为之付出高昂代价的：它禁止人们的重新选择，它会阻挡更新鲜的活泉涌到人们面前，它甚至保守那些业已失其效用而亟待更新的观念或是器物，因为绝对观念最担心的，就是更新的事物取代了自己。由于这种害怕被淘汰的末日感，它不惜抵制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代谢。

〔15〕

如果某种绝对观念本来的包容量就很小，例如马列主义的包容就远远比不上同样是无神论的佛教，人们就很快能够认清这个绝对主义确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所以马列主义无法像佛教那样两千年来绵延不绝，而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寿命。

佛教和马列主义的共性，在于使得生命“不幸文弱化”，其途径是“禁欲主义”，在类似的在绝对的观念的压制下，即便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迷误。

〔16〕

一个富于内部生长能力的社会，常常愿意保留自己的对立面。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人道精神”的问题，实际上，此社会恰恰是通过保留并“宽容”对立面的存在，以刺激与保持自身活力的。它明智地了解到，如果对立面被迫消失了，那么自身的存在基础也就削弱以致瓦解了。

而原初的人道精神，是一种生命的联盟，因此强健丰满，不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样，以肢解敌对阶级、瓦解生命的联盟为宗旨。

实际上，阶级存在就像物种存在一样自然，阶级彼此依存就像物种彼此依存一样；要想消灭阶级差别，不过是制造了更大的阶级差别，要想结束阶级斗争，不过是制造了更残暴的阶级斗争，

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道精神”也患上了营养不良的贫血症。而唯有立足于阶级合作的积极意向的人道精神，才是推动文明继续发展的精神。

试想，未来是如此难以捉摸，谁全然知道明天的社会需要什么？谁全然知道未来的人们究竞走向何方？卡尔马克思说他知道，可是他连自己哪天死、如何死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世界的未来？他连自己的私生子最后姓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未来的世界信什么？因此，卡尔马克思及其仆从的“理论”全是在圆谎，他们是靠“梦想”的谎言存在的。

〔17〕

科学精神的首要敌人是科学主义，而不是信仰主义。因为信仰主义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分属人类意识的不同范畴，分头满足不同的需要，可以互补，必要时可以互构。科学主义就不同了，它窃取科学之名，干的却是信仰的勾当，名不正，言不顺。科学精神的显著特征就是搁置判断，体现为怀疑的、不可知的存而不论。

这是科学主义最喜欢抛弃并掩埋的。例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它假借哲学、社会学、民族学、自然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结论，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实，他早在《资本论》写作之前几十年，就公布了《共产党宣言》，这说明他根本不是以科学精神来从事研究和写作的，而是一味为“改造世界”、“夺取政权”炮制理由。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偶像黑格尔所诋毁的孔子则比“普鲁士黑马集团”要“现代”得多：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不失为中国精神投影在全球智慧的一道光亮。

“中国教育家”孔子〔前551-前479〕比“希腊教育家”〔“Socratic method”〕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早生了一百一十八年，因此孔子的“不知论”比苏格拉底的“无知论”〔“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至少也早生了 一百年，孔子到底有没有影响过苏格拉底？我们在此提出来，但存而不论，搁置判断。

不过既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可以被早期基督教哲学家誉为“说希腊语的摩西”或“犹太化的哲学家”，也就可以想见他们并不是独力创造了上述的搁置判断的范例。

〔18〕

在心灵死去之后，方法倒还活着。这似乎充满了讽刺意味。当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处在注重方法而忘掉心灵的文化季节。人们已亡丧了“羊”，却还在“歧路”上自得其乐，羊就是“一元真理”，歧路就是“多元价值”。

科学作为一种“对万物和人都予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系统化方法”，当然既非真理又非价值，而只是工具。至于现代宗教则更是依赖人的心灵体验，而非客观的启示，所以有些基督教派竟然流行违反《圣经》的同性恋。科学是知觉和经验的延伸，宗教是感受〔也可以称作“灵魂”？〕和体验的延伸。而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前者而完全抹煞后者，结果是用后者代替了前者，形成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悖论。例如，当马克思强调“宗教是鸦片”的时候，他的虚拟前提是“没有经验以外的世界”，可是他这么一个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断言自己已经知道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从而能够正确地断言什么存在，什么又不存在呢”？他这块腐肉又怎么可能“正确地预言”那个虚幻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实现”呢？

〔19〕

宇宙各部的相差不大，分布均匀，甚至接近某种无差别〔或少差别状态〕，这难道不是死寂吗？难道不是社会主义者所期待的临终状态吗？在宇宙运动中，这种境界所体现出的能量转移的规模，是比不上力量中心那样剧烈的，只有在力量中心，才有自由。

这里借用了一些宇宙学、物理学的说法，来描述人类的意识和意志活动。

尽管，严格区别上述两个范畴才接近事实的真相。意识是不能思考意识的，正如意志无法支配意志；所以意识需要运用物理现象作为自我思考的媒介，正如意志需要通过身体去支配意志。

〔20〕

有句成语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本来有一种社会时间存在，它也许没有什么味道，但却是任何人都无所逃的壁垒。人们按照这一规范去生活，虽然并不意识它。

只是在社会结构解体、文化心理动乱之际，人们才开始怀疑持久的真理，并思索“时间是什么”……孤独，使人们过度注意“自己的时间”。而当人们特化了自己的主观时间，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就难免反过去加深对于社会时间的不信任感。这时的“社会约定”既然已经失效了，人才发现这种社会时间是如此经不起批判的思考，仅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如果借用僧肇大师的术语，那是一种“非”，即一种符号，而不是一种“是”，即一种存在。关于“符号与存在”的讨论，其实在僧肇那个时代就很盛行了。古人已经思考过：

群体性支配着文化全部表演包括最隐晦的哲学，也席卷了所有人的时间感，而时间感觉方面的宽松和焦虑，最终都来自群体生活的压力。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各种专制主义者经常利用这种压力来证明自己的是对的，而这种压力的较高形式就是恐怖暴力和全面专政。其实，这是本末倒置，暴力的威慑力量并不能证明暴力的正确性质，而全面专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使用的“真理的论证”，只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并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结果只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变成了“专政得逞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1〕

科学社会主义者们要求，把科学知识即人从自然界获得的知识，一视同仁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贯彻到社会与人生中去，以完成其预谋的社会实验。而人本主义却基于自己的良心和文化的传统等伦理方程，极力反对这样的处置，结果他们被视为“反革命”、“右派”。

但事实上，现代科学知识所拼成的新世界模型，是导向一种广义的不可知论的文化态度的，而不是导向马克思主义的确定论和宿命论的。同时，科学势力的膨胀所造成的传统宗教及其伦理道德的破裂，并没有导致科学的统治，而是促成一种比传统宗教远为有害的迷信──个人崇拜的兴起，个人崇拜企图填补心灵的空洞，竭力在废墟上确立一个避难所。个人崇拜是一个可以面对但却立即受到奴役或迫害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疾病想要解决“不可知”和“要确立”之间的矛盾，强烈体现出现代人的无能为力和病急乱投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精神写照”。

科学的普及和宗教的破碎，使科学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人们越来越相信“生命只有这一次，其它都是虚无”的结论。尽管在“生命只有一次”后面加上了一句“我们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但子孙后代后面又是什么呢？还是虚无！ 

科学意义的物质就是文化意义的荒芜。凡此前景，对自我感觉强烈的人格，是贫弱的，缺乏吸引为的。这样的前景，迫使人们脱离虚无的自我，而投入他个生命的崇拜深渊，好像这些伟大的领袖不会上厕所。

古代宗教的许诺，却不是如此干巴巴的，它开出的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得到终极的奖赏，从而获得了能力，可以填写自己永恒的生命。

好的选择可以保证人们死后的永久幸福，但科学的发现无情地解构了这种幸福。因此，现代科学在实际上瓦解的，是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道德状态！这种局势是灾难性的。

〔22〕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23〕

我们在观察儿童生活时有个经验，即所谓“争食”现象极为普遍，一个孩子吃东西速度很慢，而当两个以上的孩子一起进餐时，速度加快并互相争夺，可以当一个孩子重新独处时，父母虽然极力鼓励多吃、快吃，效果却不理想。成人也是如此，多人一起进餐，人人都会加快进食速度，无论食物多么充沛。心理学家把这类现象叫做“互相暗示”。成年人的各种社会活动甚至精神活动，同样承袭了这个天性，例如泡沫经济就是如此，显示出儿童的特点。诚然，人的需要和最终于可在不同方面展开，但人的注意力和占有欲却很容易被时尚所吸引，所谓时髦恰恰就是大家都在极力追求的东西。“大家都不要的东西我也不要，大家都想得到的东西，我也急切地想要得到。这就是“人的自由”，这就是人们追求平等的真正含义。这种群众心理的特性，无人能够超越。

各种乌托邦理论的共同特点就是完全不了解上述人性，乌托邦理论的基础就是试图对有血有欲的人，进行彻头彻尾的非意志化。即，把有欲望的人，抽象成一个个木偶，然后用这些木偶叠起一个完美的罗汉国。乌托邦主义者把人当作机器，把个人等同于细胞，从而把社会运转当作人体循环。这样错误的概念比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人是机器”的论断还要荒唐。那些人还有用蜜蜂或蚂蚁的社会秩序来设想人类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终将实现。其实，小学生都知道，人比蚂蚁和蜜蜂远为复杂，比细胞就更是“诡诈”。个人不仅具有蚂蚁和蜜蜂所缺乏的独立意志和创造能力，因此常常体现为“不合群”， 而且具有单个的细胞不可能具备的活动空间和自我意识。人因而有了自己的“命运”，而“命运就是性格”。个人的命运既无法赐予，也不可由他人剥夺。凡此种种都使得社会结构不可能变得像蜂窝、蚁巢那样和谐，不可能像人体结构那样协调一致。

最荒唐的是有些善心人，为了消除马列主义的专制弊病，而提出一种改良策，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社会可以采行双重制度的混合并用：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和精神方面的自由主义。这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颠倒”。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即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精神上的专制主义。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定义，毛泽东曾挖苦墨索里尼“二十年前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其实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也自称过孙中山的门徒，还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但不论我们对社会主义采取哪一种定义，不容怀疑的现实则是各国都在走向“大政府”，或是福利主义的，或是专制主义的，由于经济技术的膨胀和地理空间被通讯和交通工具大大缩小，全球人类正在迅速统一，这种统一的含义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干预和专权，而无法是各自为政的资本主义自治实体。资本主义本身，不能构成下一轮统一的全球国家，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意味着世界的分化。

所谓精神自由，不仅是一个人孤自冥想的权利，如果是那样的话，最黑暗、最专制的文革伪神权社会，也是允许“自由思想”的：只要你自己绝对保密、绝对保密，不要因为失言，泄露了天机，引来杀身之祸就可以了。

因为专政者再残暴，也无法一一打开人民群众的脑子，看看他们的脑浆里到底包藏了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祸心。因此专政者终于无法干涉这种精神由。那么精神自由的社会含义是什么呢？是说话的自由！精神不仅是一种思维，而且是通过语言流溢出来的思维。不能流溢就无法继续地深入地思维，没有语言刺激，哪有精神可言？这正像电必须成为电流才是电，思想如果不流动，就是死的，而“意识存在的时候就是意识活动的时候”。精神的自由如果不流溢为说话的起码是“自言自语”的自由，那它本身并不构成一项存在，因而并无必要。而在暴政之下，自言自语都相当危险，甚至梦话都会引来批斗大会，那意味着社会孤立和终身监禁。

那么，说话的自由是否可能绝对不构成对于其他人的妨碍甚至侵害呢？我以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说话正是社会行为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说话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自由的体现。当人民在谈论问题之前首先考虑到会不会惹怒政府官员，还他们还有什么自由呢。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保证，全球规模的自动化、电脑化浪潮，将会把全球居民一概卷入史无前例的超级暴政？毛泽东的放肆与之相比，就仅仅是个小巫了。因为在那个全球规模的电子化的暴政下，人们连保存内心秘密的最后权利都被剥夺了，根本就不再需要文革式的告密者，机器将成为监查万民的居委会特务。不但监视人民的生活，也监视人民的思维过程……从而侦查出保存在灵魂深处的个性最隐秘的内容，进而用“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的精神自由作出限制，甚至对大脑进行阉割……这可怕的预见恐怕不仅仅是纸面上的。

〔24〕

历史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个心理学的问题：

一，历史学是一种视象汇编；

二，历史学是一种心理构图；

三，历史学是一种价值判断。

而有关历史的延伸、未来世界的秘密预言，绝大多数也都切近于当时人心中的希望与恐惧。乌托邦主义者最能利用这种希望和恐惧，来实现自己“穷人翻身”、“文盲控制大学”的“理想”。他们的思想不愧“时代的颤抖”。但令人费解的另一面却是，他们的“宏伟规划”本身，完全省略了这些翻身道情不是心理上的问题。就拿“以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和精神上的自由主义”这种乌托邦混血出来的西方左派思想来说，它就完全切断了经济与精神之间的生理联系纽带！在我看来，自由主义乃是饥饿觅食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却使思想成为多余。

众所周知，以自由主义相号召的资本主义，其特性是鼓励竞争，重视效率和利润，为此它特别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价值。相反，社会主义在注重社会的公义与安全的同时，却降低了效率，人这种贪婪的动物，一旦看到利润不再是绝对价值，就会同时把社会正义的考虑扔到了一边。于是，即使仅仅为了专制主义的权力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在经济上实行统筹安排，通过“牵民之口〔吃饭〕”来达到“钳民之口”的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目的，不仅把生产作为一项计划去完成，而且是要在分配领域动手脚，对社会财富实行人为的分配，用随意赏罚来巩固专政权力。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受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原则支配的事业，它们之间如何并行不悖、有机相融？正如水与油，无法融合一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在技术上互相学习，正如把油和水一起倒在海绵里，它们就“相融”了。这个海面就是法律制度，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现代世界的最新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从社会主义做法里学习了不少知识，例如社会福利的普及和政府干预的加强，甚至出现了“社会福利国家”这种照顾人民生活的制度。这是好的征兆。相反，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也开始从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和鼓励个人积极性方面吸取经验，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进程。

但是，这种互补并不表明古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二十一世纪融合一体。恰恰相反，这种事态发展表明，无论古典的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在发展中改变着自己、扬弃着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消亡着自己。而混合主义的乌托邦却着力把这种正在消失的东西分头固定下来，在一分为二之后又把它们堆砌到一起，凑出一幅看起来颇为美妙的蓝图。只是，这一理念性过强的蓝图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缺点：其超现实性，使它失去了任何可行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经济上实行了社会主义的专权，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精神生活就必然会受到这种经济事实和社会生活的压力和塑造，从而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迫地消减以致取消精神上的自由主义。如果在精神领域中你奉行一种“法定的自由方针”而听凭个性发展，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产生解构作用。因为，精神上的自由毫无疑问会通过心理转换成社会经济的自由化。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心理转换的历史，乌托邦理论无力截断这历史之流，更无法取代人性。相反，任何乌托邦构想的最终职能，无非是通过鼓动人们的希望，使人们加速投入这不断转换的流动。 

〔25〕

以社会民主主义或“西方左派”为指导方针的福利社会，通过提高民众的福利来赢得选票，成效卓著，但那却不是注重精神福利，毋宁说是相反的。谁要降低物质福利谁就面临下台，这表明了人类的精神弱点。而所谓“精神福利”的宣言，实际上宣布了社会福利政策的走投无路。因为群众认识的“社会福利”只能是物质利益，而非精神向往。人的心里对“福利”一词倍感亲切，那是由于食欲而不是求知欲在起作用，以致食欲把美好的想象都投放到“福利社会”这个建立在道德教育和科学技术这两足之上的现代天国中。

面对这种难以抵抗的舆论也就是群众心理方面的压力，各种专制主义者为了使自己的学说更富于市场吸引力，而盗用了“人民的幸福”之类的谎言概念，并把它变成了一种与“福利”全无关系的东西，即所谓“解放”。就这样，现代文明中受到芸芸众生广泛青睐的“物质福利”概念，变成了“精神福利”即“解放”，望梅止渴的解放成成一项因伟大而变得空洞的许诺。所以，听了党校理论家的报告，我们的心情不会释然，反而增加了一丝沉重。因为在这些专供展览的言论里，人性中自欺欺人的倾向过于明显。

政治宣传干部们有关“解放”的宣言所拥有的最大虚假性，就在于他们假定“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在解放以后都大大提高了”，“就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解放干部们还强调“劳动人民知识化”，好像每个人都会对艺术、学问、教育、宗教等领域精神活动水平的提高，感到由衷的兴趣；不仅如此，每个人还会把这种兴趣放在生活的首位，甚至放在衣食住行以及各种追求感官刺激的娱乐活动的前面。

事实证明，这种假定所具有的空幻性是前无古人的。事实证明，普及教育的主要后果，是创办了黄色报刊，大学学生的扩招，直接导致大学质量的下降。

古人说“衣食足而后思廉耻”，事实证明也是十分迂腐的想法，许多人是衣食足了也不思廉耻，而比仅仅知道廉耻更难的高级精神活动，则是多数人吃饱了撑死也不会由衷感觉兴趣的，因为这样的“奢侈品”对普通人过于昂贵了，“需要花费太多的脑细胞”〔这是他们的原话〕。

人人都在巴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因为人是动物，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说他孟子是“性善论者”，真是有点冤枉。

孔子则惆怅地叹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说明只得与小人为伍的无可奈何。〔《离娄下》〕说他孔子是“性善论者”，真是有点冤枉。

在孔孟看来，人和飞禽走兽相差不远，乌托邦份子竟然要这样的存在物去“追求精神价值”，可能吗？

人，总是在次要位置上，供奉着“精神生活水平”。如果把这种并不是人人都稀罕的奢侈货色提到了首位，那只能使之加速贬值，没有别的。

这种胡闹如果只限于说说而已的地步，倒也罢了；但假若硬是要当成一种社会方针去加以贯彻，推行什么“劳动人民知识化”，则难免导致“犹如东风射牛耳”，造成专制主义下特有的阳奉阴违。结果，不仅造成纳粹式的社会专制主义，也造成苏联式文化专制主义，文革则是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既然把毛泽东思想提到了首位，那就是叫人们勒紧裤腰，比“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更凶残。

“要毛泽东思想而不要黄油”？黄油都没有了，那挤掉了黄油的思想，还有什么真价值？不过是假货罢了。

〔26〕

在文革之后，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例如一九八三年开始的那次，乃是针对大范围社会解体的现象而发，而大范围社会解体的现象，又是所谓“改革开放”带来的，用共产党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有关中国的说法，那是木乃伊遇到新鲜空气后加速产生的腐败。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不会产生如此大量的腐败，一到无产阶级的人治社会就会？因为专政和腐败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只是在毛泽东时代，腐败行为是毛本人的专利，或是他亲自赐予某人的，而改革开放却导致腐败行为的普及化、规范化，导致社会解体现象发生。

不论封闭时代的小范围的深度腐败还是开发时代的大规模腐败扩散，表明马克思主义完全丧失了创造文明的能力，社会和个人相似，一旦丧失了创造能力，必然迅速趋于腐败。到了这种危急之秋，不对天然的创造力本身进行压制，那么，已经过于拥挤的空间将难免因为创造力的无处发泄而变得更加拥挤，以致发生爆炸性的社会动乱周期。这正是中国西汉继战国兼并后，推行“抑商政策”的背景，同时也是罗马帝国时代商业凋敝、经济衰退的一幅缩影。这是毛式的封闭时代的缩影，到了后毛的开放时代，为了解决商业凋敝、经济衰退造成的严重问题，不得不缩小大规模“帝政”为文明所穿上的寿衣的尺寸，但由于官员在主导经济活动，“党内资产阶级”也就迅速膨胀为“党外资产阶级”，进行官商勾结，使得禁锢性力量〔“党”〕，变成腐烂性力量〔“贪官污吏”〕。党既然成为贪官污吏的集合体，改革开放自然也就成为暴君的同路人，成了不受监督地运用社会主义专政和资本主义盘剥来竞相掠夺社会资源的超级蠹虫，比罗马的元首制、秦汉的皇帝制，还要贪婪。

因为毕竟古典文明时代还是以一种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为其特征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却脱离了社会关系而存在，实际上是党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全由某个人通过内省甚至心血来潮的自我感受来决断国家大事，利用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实际破坏，当然大于古典时代原始技术提供给暴君的破坏能力。

〔27〕

欧洲中世纪，远远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干部们宣传的那么“黑暗”。中世纪事实上实行区域自治、政教分离。教皇党与皇帝党的斗争，促进了精神价值的独立，尽管这种精神价值不是科学型的，而是宗教型的。但宗教价值的独立，却为以后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独立，开辟了真 正的道路。而左派人物对此段历史的思想清算，并不是从一个合理的角度下手的，相反，他们差不多用蒙古式的精神模型，来处理有关的议题，即根据马列主义的教条来制定结论。关于这一点，东方的读者不妨去读一下十三世纪时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约翰·柏朗嘉宾根据东行经历所撰的《蒙古史》 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鲁布鲁克的威廉所撰《鲁布鲁克东行纪》中的有关记载即可明白：在古代蒙古人正如在近代苏联人的统治下，宗教与其它精神价值都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奉行“领袖”指示正如蒙古汗国阵营奉行“大汗”指示。而这两个“阵营”的版图又是十分吻合的：从易北河到朝鲜，从西伯利亚到越南，只是社会主义阵营比蒙古汗国阵营少了一个阿拉伯世界。

蒙古人的野蛮精神，所掀起的“精神革命”，其实比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更为持久，后者不过维持了不到八十年〔除了它少数几个尚未倒台的原仆从国家〕，但前者却此起彼伏了好几百年。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国家，其实也可以被视为蒙古征服的持续后果。

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经常散播一股东方僧侣的附庸风格，这些僧侣，在蒙古时代开始就被那些游牧帝王豢养在宫廷帐篷里，天天为大汗和他的妻妾们勤勉地祈福。到了苏联时代，则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集团和他们的女人们祈福。这些僧侣就是如此用精神方法去“为人民服务”的。在他们心目中，最受尊荣的理想模型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他们所宣扬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反对虚无主义，他们认为，虚无主义对人生和宇宙感到绝望并持否定态度，没有填补空虚的能力，因而是可悲的。因此他们就用红色恐怖的思想言行来填补空虚，“与人斗，其乐无穷。”

事实上，虚无主义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思想，它的背后依然是对生活的热爱， 一种遭到挫折后学会了自我保护的热爱。因此，从文化史、精神史的角度看，虚无主义不仅是死的预兆，也是生的预兆，它通过否定旧的去进行了一种间接的肯定。

在这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也正是发自一种虚无主义， 因为他们信奉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对人生和宇宙深感绝望的思想：人作为物质即作为虚无者生存其间的人生与宇宙是没有出路的，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幻觉和活动来延续的，所以斗争一旦停止，生命也就停止。在他们心目中，宇宙对人毫无友善之可言。

这是真正的绝望。操持这种对人生和宇宙的基本绝望态度的人，怎么会对别人友爱仁慈呢？怎能知道他的绝望以外的广阔事物呢？这样的人，不可能对他人心软，尤其对失败者、穷人和弱者，绝无怜悯。所以人们说“中国人缺乏绅士风度”。呜呼！中国人在蒙古人、满洲人、苏联人入主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28〕

剩余的精力的大量存在，是人的一个特点，所以，他使抑制不住地要去设想未来，表面上为了后人与未来，实际上为了他自己和现在。在极端状态里，他恨不能把未来人类的发展尽行束缚在自己的思想轨道上。这也是一种“自我扩张”的人性流露和自然表现。

但有的人却走地太远了，企图用自己的思想轨道扼杀未来人类。例如马克思提出的所谓“剩余价值”学说，企图摧毁人类文明的全部基础。他几乎成功了。不，应该说他的企图已经在苏联成功了，结果成功摧毁了俄国新沙皇好不容易建立的社会主义帝国。

试想，我们今天所见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前人的剩余价值？不仅有形的建筑，就是无形的文化，哪一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剩余价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全都拿来花掉，那么今天的社会将是一片共产主义的沙漠。

应该说，“后现代”人类所面临空闲时间的剧增以及空闲所产生的种种困恼，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可以解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毕竟是以人类“前网络时代”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即“网络时代”人类所面临空闲时间的剧增以及空闲所产生的种种困恼，毕竟是新产生的。马克思一生虽然游手好闲，依靠别人养活，但他还是忌恨那些比他更加有闲并且有钱的人们，所以要发明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铲除他们，这与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就要封闭大学的“教育革命”，如出一辙。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毕竟都是落伍的，用圣西门的话是属于“非生产者阶级”，自顾不暇，哪里能替未来人类的前景提供合理方案呢？

既然社会民主主义或是福利社会主义无法解决后现代问题，那么传统宗教是否能帮助解决类似问题呢？

和平的、慈悲的、利他主义的高级宗教精神及其众多的活动样式，诚然能给人类的心境带来安宁与幸福，为多数缺乏精神活动的人们提供片片园地。这些园地在此前遭到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分裂的抑制而荒芜了，这时，则由于高级宗教的复苏而空前繁荣起来……

不过，却很难设想，这种高级宗教的精神活动，能为多数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所聚集起来的原始力量，提供一个足够充分的宣泄渠道。

事实上通过对宗教现象进行的观察就能发现，传统宗教本身并不是一剂消解欲望的或沉思冥想的灵药，它们之间时有表面的联系，但这种缘份只是由于人的原始活力在受到自然与社会的多重阻抑之后，既无法超脱又无法克服之际产生的一种消极逆转，而不是积极的创造。这种逆转当然也有意义：把人的精神诱导一个无害方向，总比马克思主义从事反社会的活动要好。所以马克思称这消极的逆转为“鸦片”即麻醉剂，并大力批判之。但马克思自己提供的却是“海洛因”，是致幻剂，比鸦片的麻醉作用危害更大。

〔29〕

“人类不相通”吗？这不值得悲哀，反而令人欣喜。要知道，文明的扩张和人的希望并不起源于“关怀”，恰恰相反，是来自生命的痛苦、分裂和灾异！例如《圣经》记载的巴比伦通天塔的失败，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那恰恰是因为，“人类的不相通”而使得造塔的通天伟业归于失败。然而，如果变态的妥斯陀耶夫斯基们所说的“巴比伦通天塔”〔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终于建成了，那么人类的精华岂不全要胎死腹中？全体人类的命运又会怎样？无疑地，人们将随着整体智能的退化一起毁灭掉！

为了人类的精华和梦想永远走在生路上，还是让社会主义天堂和通天之塔一起付诸东流吧！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像社会主义者宣传的那么有力〔所以社会主义者自己并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宣传罢了〕，反而常常是羁绊性的、惰性十足的，因而也是力量抵消的，在关键时刻毫无力量的。只有作为“个人”或“家庭”、“战斗集体”以及“社会”、“民族”、“国家联盟的一员”──人，才体现出内在的突击性的力量。“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之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它的各部分力量会必不可免地遵循互相抵消的道路而自生自灭。即令略有剩余，也所存无几……这个公认的事实指的甚至连“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互相制约中抵消着……各派思想与各潮文化总是“轮流坐庄”，历史之流永远不会呈现某流某派获得压倒性的“最后胜利”的戏剧性突变；更无法把这胜利之果给固定下来。秦嬴政同志有关“传之万世”的最高指示和伟大教导，随着他的死亡而灰飞烟灭，只是留下一个笑柄，被证明是垂死老人的自大狂罢了。

那么，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发生了“相通”的奇迹，或是在某个强权秩序下归于“统一”之运〔就像秦、元或是文革政权〕，从而貌似消除了彼此的隔阂与误解──情况会发生根本逆转吗？那时，“人类”好像只有一个大脑〔或是半个大脑──独裁者由于大权在握，刚愎自用，不再生活在与他人的反馈之中，往往只剩下“半个大脑”了，因为人的大脑都是在与他人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统一指挥一个整体，不就充满力量、生气勃勃了吗？

不会的！人的力量，来自“分裂”与“对立”的多，来自“和谐”与“无为”的少。难怪《圣经》反复强调人类的罪恶本性是根深蒂固的。于是，假如没有竞争，没有敌人或假想敌，没有力图压倒对手的强烈欲望──人的文明早就失重、停滞、朽坏了。正如人们如能冻不死、饿不坏──他何必还要孜孜不倦地创造与工作呢？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与其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又是很难定一条硬性标准加以衡量的〕，不如说是恐惧被人压倒的难堪和被人征服的苦难。

要是人人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权力中心，要是人人都受到同一种法律的保护和役使──那“人类力量”的源泉必定会阻塞不通。因为〔再说一遍〕只有差异，才造成动力！

〔30〕

只有在“罪恶”的社会里，才会产生“崇高”的东西。例如，所谓“精神巨人”，从来就不在“黄金时代”诞生。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产自一个衰落的时代、混乱的社会。那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是如此，例如，“社会主义的理想”，只能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不理想中油然升起，而当社会主义的社会真的建成时，伟大的革命导师们反而消失不见了！因为，产生社会主义人物的社会土壤和生态层次，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挖掘毁坏了！事情于是变得十分可笑：社会主义的现实消灭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政权消灭了社会主义的导师。因为特定的教主，只是特定灾难的补偿品；没有某种灾难的地方，就无法开出相应的花，反而会生出别样的灾难。人类的罪性，仿佛没有灾难就活不下去。人类的命运是善于制造灾难并从灾难中收取成果的，日午的光辉虽然令人振奋，但却产生不了刺激想象的美景，而夜半的零点时分，反倒启示贱骨头们沉思不倦。

再如，世界主义的理念，只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回响──根本上是一种“抗议”，从“抗议”也仅仅从“抗议”的意义上说，它才是有意义的！

即使“上帝”不用语言的隔阂来分裂人类，人们是否就能彼此理解和同心同德？通天塔是否就真地能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奇怪地建成？

更深一层的理解可以发现，这里的“上帝”并非外来的设计或强力。这里的“上帝”，其实只是人们彼此区别、标新立异之欲望的隐喻。因为人们从本能和直觉上就已洞悉：自己的生命力正是借着彼此区别的事实和日甚一日的角逐，才得以全面而深刻地展现出来。想一想吧，若是没有如此普遍的隔阂与角逐，人的生命力哪里会被逼迫得如此疯狂，哪里能发育得如此周全呢？

在一个明白无误的怀疑论者看来，生活就是不断地欺骗、蒙混、麻木不仁、得过且过……骗别人也骗自己，骗当代人也骗后世……自欺也欺人。只有这样，你能踏上“社会成功之路”。

客观地说，生活之目的是全然主观的。综合地说，活着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尽管不同的人以各自的名义来守卫自己的生路。生活就是生活，为生活而发明名目生活；活着就是活着，为活着而创造意义！所以，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甚么“高于生活”、“异于生活”的异物，只是崇高的自我陶醉罢了──这是苦痛之源、虚渺之极，且使生活变成一场欺骗，自欺且欺人。

真正的哲学家认清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活着仅仅是活着，现在活着仅仅为了将来活着〔所以急需传种接代，以便继续苟延残喘〕，岂有他哉？！其他的、可以商榷的一切，都是烟幕、手段、借口……

“只要你信，就能得救”──这是一个古旧的、老掉了牙的信念。

我们要剥下这一信念的神圣色彩，并揭露它的空洞许诺！

得救──并不是一个终极；它仅是一个过程的某个片段。

得救──并不是一个结局；它仅是一个同样注定要毁灭的瞬间。

因为说到底，人生是由许多个“灾难”和许多个“得救”交织而成的。信心：有人称作“习惯”、“经验”、“信念”甚至“理想”云云，就是这些灾难和这些得救的凝合剂。灾难固然靠信心得以化解、救助──并向得救顺利发展。但灾难不也是由于过度自信、因循守旧而招致的？于是信念支配了人的一切，信念既是灾难之源，也是得救的契机。信念既是婴孩坠地的呱呱哭号，又是肃穆庄重的丧钟……信念能救你，也在毁你！

〔31〕

唐人李翱曾在他著名的《复性书》里刊布了许多陈腐的说教迷雾。但是，此人有一点功绩却不容抹煞，他肯定了人的天性自有其高贵的、无法“净化”的气质。进而，他且视恢复这些天性──去掉遮蔽它的尘埃，而不是“改造”其本身──为人世间最有价值的事。这是新文化的至上功德！我们尽管可以不同意他对人性的理解，更不同意他关于普遍的良善的人性之假设〔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关人性分析的腐臭前提，应该终止了〕，但还是被他的诚挚深深打动了。

复性，在李翱的笔下也许已经被误用为一个推进沉沦过程的借口〔他那道学化了的“性”，是多么接近空想社会主义式的沉沦啊！〕，但我们如果有力量接过他有关“复性”的思想火炬，又何尝不能树起表彰人性、反抗沉沦、剔除〔至少是淡化〕异化的旗帜！社会主义不该在历史法庭上成为沉沦过程的辩护律师，所以，复性是要复自然天性，而不是复道德人性。

对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生──沉沦不必是其固定的命运。

沉沦，也许是万物运行的趋向，是难以逆转的“物”的规律，但正因为如此，“灵”会起来反抗的！万物也许并不都有其灵，但有灵的人却不甘于物的命运！他对俄国人说：“我看到你们的上帝是强大的，因为他把我们的神从天上撵了下来。但是，我们的神终会起来反抗的──即使再被推下来！”

反抗沉沦──就是恢复人的自然天性，某种完全不同于物性的灵性，他要求“逆境的美德”，它呼唤为，仅仅为了一步上坡之路，舍弃十步下坡之景也是值得的！

这种意义的复性，该是最高的人性价值所在，如果人性还有任何价值的话。诚然，这晶莹动人的思想之滴流中，包含着多少数不清、道不明的但却明白无误地呈现着的真德。

有限的人，本该拒绝讨论无限的东西。相对存在的人，本该拒绝探索绝对自在的东西。人与神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说神，不是在“讨论”，而是在“瞎猜”。庄子早就以“有涯随无涯”而断之以“殆矣”的诊语，明确指出了这种以小测大的虚妄性质。诚然，这种“殆矣”的努力，在很多场合下，不失为优良的心理疗法和智能训练，它可以给人以安慰和优化，可以加强人与环境的联系、可以密切人际的关系等等。──因此我们原谅了这种虚妄，甚至还要有意识地运用它。只是，我们该不是迷于此道，而忘却了归途，才好。

──“一条通向零点的归途，抹掉一切，从头开始。”〔雷德福〕

这归途，是指向零点的复性！

〔32〕

大自然给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其功能意义的！用则进而废则退，器官的存在与器官的发达，不仅有互为促进的作用，且从根子上刺激了生命整体的生存状态和竞技状态。因此，各种各样的“身心磨练”〔甚至包括“交媾”在内〕，对人这种生灵，都堪称是必要的呢。难怪有什么密宗佛教，什么房中术道教，什么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吃饭不要钱。

婴孩的微笑，一种闭着眼睛时独自陶醉的笑，是最神秘的，它是自发的、自足的，甚至是不假于外物，也不以外力而移易的。这是因为，婴孩最富于生命力且最接近自然，所以他〔她〕的笑是没有方向性和功利性，从而是很难译解的圆形之谜。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都接近婴孩的微笑！一种“面如满月的丰盛”。

闭着眼睛生活、闭着眼睛思想，也许会被耻笑为“愚蠢”，但真正的生活和思想却只是自发的、自足的，甚至是不假于外物也不以外力而移易的。它自成一个圆。一种面如满月的丰盛。

〔33〕

世界上有两种撒谎：一种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一种是在哲学思考层面。前者叫做“捏造事实”；后者叫做“制造理论”。但人们的荒谬习惯却倾向于认为，前者的产物是“谎言”，后者的产物是“真理”！这种奉谎言为真理的积习，已使人们吃尽了多少苦头啊！

如果人们已经掌握了真理，还会生活在苦难中吗？如果历史是一部“真理进行曲”，人生的问题又为什么越积越多呢？一种只能带来苦难的真理，我们应该叫它什么？一种只能制造问题，为世界增添苦难的真理，这除了谎言又能是什么呢？我们还该崇拜它？我们还该为它而含辛茹苦、逆来顺受？难道非要榨尽所有人的血肉之躯，我们才敢于把这头怪兽从祭坛上拉下来？

现代世界根本就没有真理！而被供奉在神坛上的，不过只是杀人的屠刀罢了！真理的世界，已不再是柏拉图式的空灵宁静的洞天，而是血流成河、腐尸蔽野的“人民乐园”。让我们为这样一个世界的消失而祈祷吧……

“鸡蛋里面挑骨头”──这句话体现了多么深入的中国哲理与经验！

──鸡蛋里面有没有骨头？

当然有！

否则鸡的骨头从哪里来？

所以，鸡蛋里一定有骨头，至少是其“萌芽状态”！

──鸡蛋里可不可以挑出骨头来？

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骨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否则，“人的主观能动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所以，要是鸡蛋里找不出骨头的现象，一定可以找出“骨头的本质”来！只要你放手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在白色的现象中发现黑色的本质，物质一定变精神！

──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

有些人活在世界上的重要日课之一，就是自欺欺人──自欺了再去欺人，就可能被视为“真诚的”？

可是有的人的智商却略胜一筹〔或是他受暗示的能力相形弱了一些〕，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自欺，可是又不得不欺人〔否则便无法“在人们之中活下去”，人们是多么怕见“黑色的真理”啊〕，是便被目为“伪善的”。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品评论价的。

相形之下，便不难明白《周易》伟大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回避与掩饰了这一“黑色的真理”──既不承认它〔因为这是痛苦的〕，又不反驳它〔因为这是拙劣的。〕《周易》的每一卦，都是对一种“世界状态”〔现象〕的摹绘，各卦之间若即若离地联系着……

这表明周易已经认识到：思想总是不完整的、片段而止的，完整了，就沦为虚伪的“理论”了！思想是不掩饰其片面性的〔但它的不掩饰所激发的惊奇，反倒成功地回避了人们的苛求之视线〕。丧失了片面性的，就成了毫无生机的逻辑了。人的语言的百孔千疮，但却为文化的生长提供了一系列温馨的避风港！

〔34〕

“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这是一个多么荒诞不经的命题！它，仅仅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对科学的迷信”这个一厢情愿造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闹剧以及建立在“想当然耳”之上的幻构，到了二十世纪成了人的自大狂的可悲写照。

这种自大狂心态仿佛是反抗宗教和一切古老陈规的，其实它本身却是最古老的迷信之一，早在原始人的巫术实践中，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就被承认并达到了！

这种自大狂仿佛是反对宿命论的，实际上却比最有害的宿命论还要有害──它诱使人与环境破裂，并最终污染了自己生存的星球。

“人的生活状态受制于命运的存在”、“人类的文明历史甚至非人的自然史或原人的生活史──无一不是神的意志不断体现的历程”：这一类自古从来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神经错乱，表明人曾经创造了何等深刻和多么壮观的自欺艺术！

难道，这就是一切被称作“科学”的系统知识的出发点？这一可悲的现实，说明人所谓的“客观性”到底具有多大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究竟是来生活还是来发现整理的？”这是一个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它派生出的两个议题是，“真理的作用究竟是促进生活呢还是销毁生活？”……如果真理反对现有的生活并违背我们的利益我们是否坚持它？

〔35〕

人，生在世界的孤独中。即便全部〔时间与空间〕的人科动物相叠加，在宇宙的广漠与偶然中又何尝不孤独？甚至更加孤独，来自误解和“人情冷暖”的孤独！我们迄今还不能从地球以外找到哪怕一星一点的生命痕迹。我们没有同类，没有同路人，甚至没有业已灭绝的“智能与情感的同类”。而这个现存世界对人的探索本能来说却又太复杂了。人们为了更有效地苟活下去，为了“节能的原则”，就必须在茫无依托的宇宙中寻觅一个立足点，用以支持自己的全部生活拼盘〔这也是偶然的敷衍中生成的！〕用以发育自己的自信心，以对抗外部的无情。

这使我们认清了一个“情”字，实乃人的全部奥秘的谜底！为了追求情之温暖，我们写诗作曲，寻求理解；为了追求情之温暖，我们创造了必然。方向感，于是成为决定人生之祸福休咎的精神支柱。成为你能否坚定不移地生存下去的唯一保证。它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的社会生活里的作用，一点不亚于在古代四处游猎者的生活中的作用……也许，还更重要。因为，工业文明是更需要长期规划的文明。空间的方向感，于此让位给时间的方向感了。而没有持续的方同感，也要有断续的方向感；否则，人怎样活下去？

时间性的方向感，引导着工业文明人的命运，尤如空间的方同感支配着游猎文明人的命运。初级工业文明的奴隶们热衷于展望未来，并以乌托邦的眼福来充填辘辘的饥肠。他们把这种幻觉叫做“对历史必然性的奉献”！这是因为，工业文明的建设太艰苦太肮脏也太违反人性了，若无“必然性的神话”予以支撑，谁也走不到这条甬道的尽头。

而工业奴隶们口里念念有词的“必然性”，则是道学化了的方向感。所以，从可以证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论”的角度，“必然性”尽管毫无依据，但却终于深不可拔，甚至坚不可摧，支配了千百万人生死相关的命运！这种生物本能的极端表现，这种无理的自我肯定，已经披上了“科学辩证法”的华衮，显得多么楚楚动人啊！对社会人，这是规矩化了的生物本能；对思考者，这是戴上了精神王冠的生物本能，所以作为哲学，它实际上只能是超验的，尽管它自吹是客观的。这种伪科学伪客观的本能，激烈地反对怀疑论者，以致认为有必要把持异议的怀疑者送到劳改营或绞刑架上，有必要像教皇的异端裁判所杀害科学家那样杀死“不信邪”的现代知识分子。它“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万零一遍地向科学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奴隶们重复着一个真理，一个使成人退化为婴儿的催眠曲：“信赖权力的人是幸福的！宁肯相信错误的东西，也不能失去‘信赖感’本身！”

在它看来，信赖感是权威感的并进一步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信赖感因此成了人生价值的永久性内核。它比一切可见的财宝更珍贵，它创造一切有形价值的无形本体。所以方同感起源于自我中心和自我本位这种生物本能，而自我心中主义〔包括集体自我中心主义，如欧洲中心论或犹太世界主义〕则是生物的自保本能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动物在区分前后、左、右、上、下等方位的时候，以什么为中心？以自己。人在区分四面八方、古往今来、表层与里层、本质与现象以什么为中心？以自己。必然论恰恰是方向感之子。

自我中心──方向感──必然论──宗教崇拜……没有一种必然性信念不导致某种程度的宿命论的，没有一种宿命论不导致某种信仰、某种宗教的感情。

〔36〕

在一个皈依了宿命论的世界中，还有人的生存自由吗？还有人的思想自由吗？还有的创造余地吗？──我们的回答是：有的！有的！！有的！！！

对自由和创造活动的实际限制，并不像孱弱者所想象的，是来自某种抽象的理论〔如宿命论〕，而是来自那样强有力的、阻挡历史前进的特殊权益〔如封建主义特权，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官权等等〕。为了维护这种既得利益的稳定也仅仅是为了维护其“权”的团结力，少数僵化者才迫使人们割舍精华，把创造之机“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需要警惕的是对宿命论的滥用，而不是宿命论本身。需要反抗的，是强迫别人接受某种宿命论如历史唯物主义鼓吹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类，而不是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自己的宿命论如中国精神复国运动的来临！

在一个接受了新型宿命论的世界里，还有个体的行为自由。有灵魂与思想的自由。还有天才的众星得以宣泄其创作欲的阔绰空间。

在那里，“皈依宿命”与“生命的自由”协调了起来了。其协调机制其实是简单的：自由不是作为“自主”或“自在”，更不是无条件地放任不羁。自由，仅仅意味着对自然的追随：自，自然；由，追随；自由，就是追随自然。所以，“自由”不是追随自己即“由自”。──所以，即便在监狱的深处，也有遏制不住的自由！所以，“命运剥夺了你一种自由，旋即赐给你另一种自由。”

人们感到了那面巨网的无所不在性，体验到它残酷又仁慈的恩威并施……人们发现了那无始无终的道，承认主宰着自己的更高运命──他的生命并不因此而萎缩，反而因此无形中空前地扩张了。他内观那外在之物，一如他外扬此内在之质。

而这一内观又是其小我溶于大我之兆，外扬，是其吐纳大我于小我之动。“大我”不是道学家的超乎小我；大我实是“小我”运动的目标。“家庭”、“朋友”、“权势”、“金钱”、“仆从”、“集体”、“君主”、“人民”、“理想”、“命运”──这些都是“大我的影子”，都是“小我热切搜寻的猎物”……

“大我”中有两种“小我”，它们分别充任同化者与被化者。

同化者身为“我的必然性的工具”，

被化者身为“他的必然性的工具”。──这就是“大工具”与“小工具”的差别。这就是“主动者”与“被动者”的间距。对“大工具即主动的同化者”言──“我的命运就是我的必然性”；对“小工具即被动的被化者”言──“我的命运就是他的必然性”。两者同样是所谓真理：它们在不同的时刻照耀不同的人生。这样的真理是“人法”，而不是关于普遍大我和独特小我交互沟通的“神法”。神法与人法的区别在于：神法并不照顾人间而只是照鉴人心；人法并不照鉴人心而只是照顾人间。前人所说的良知良能，作为神法与人法之间的妥协，只能是半瓶子醋。

真正的宿命论，是双向的宿命论──它相信“世界”对“我”的支配与摆布，也相信“我”对“世界”的反抗与征服，并相信人的行为与思想最终影响自然的进程。这庶几近于古代中国的天人感应说。单向的宿命论只知道外在压制的严酷无情、难以违拗；双向的宿命论还知道内在压制的热烈汹涌、难以阻遏……“只要活着，就要反抗”。“我的命运是，来到──看见──征服。”──正是“内在宿命”那充满喜悦之情的呼喊……

内在的宿命，就是自然在你身上布下的天性！

自由，作为未来世纪的超等宿命论，在其天性中，有多少创造的种子！它有时比外部的压力更强大，更雄健。创造，因而自然成为你的宿命所恩准的事业！战争是一种宿命，爱情是一种宿命，艺术是另一种宿命。希腊神话中有关“金苹果的许诺”，讲的还不够清楚吗？……有这样的宿命或那样的宿命。外在宿命和内在宿命结为同盟，把我们驱逐到这里或推搡到那里，但它自身却永远寂然不动，无所作为。

这种决不孤立的命运，使人生的意义不限于自身，而在于超我的象征性，人的力量于是不再限于自在、自足，而荣升为历史之力的周流方式。”周流六虚、变动不居“，指出了人作为历史方式的独特性：有时化为这一造，有时变为那一造，但渊源却是恒一不变的。人们，即使是人中最伟大、最优秀的精华，也只是那无边法力所借用的小小寓所。

人们不“是”什么……人们只“体现”了什么；人们不“能”如何如何……只是那种借寓的神秘力量“使”人们如何如何。……如此，我们成为历史的宿命论者。

“皈依宿命”是一种意识，而“生命的自由”却是一种实在。作为人的意见的“皈依宿命”，实际上是把追求自由的生命活动──扩张、升格到了“宿命”的地步！这里的“宿命”，显然系人的宿命：宿命感、宿命信息──是为了人寻求自己的自由的极限而进行的心理掩护！庄严风格的掩护，更能达到“尽性”的良好效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生命的自由！

〔37〕

有一种充满着“科学性”的“长久不衰”的理论吗？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学性”和“长久不衰”。科学的精神，即使不是怀疑精神，也近乎怀疑精神。它怀疑长久不衰、永保青春的理论。它怀疑一切万妙灵丹，一切起死回生之药，一切海外奇谈。它只知道解决具体问题，所以，科学的理论既不可能是永恒的、复不可能是普遍的。这样，就为文化本体论的诞生，提供了心理上的需求。

就“科学精神”本身而言，社会意义上的破坏性似乎多于创造性。所以，科学精神用作统治工具──这是最大的愚行。它不是败坏了科学的真实性，就是损毁了社会的必要秩序。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联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健康的办法是区分科学与文化这两个单元。以科学从事分析，以社会主义从事整合；而不是将两者混合起来，自相矛盾。

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迫使人们习惯于：用“物质”取代了“上帝”的本体地位，同时，用“科学性”取代了“神圣性”的统治地位，用难以理解的“规律”取代了同样难以理解的“天意”。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混同，虽然杀死了高级精神，但并不等于精神历史的终结，历史，这是一幕不会有结局的连台大戏；一场不会有最高法官嘭嘭敲着定板的审判程序……往往复复，颠颠倒倒，反是历史运化的常态──明敏者对此不会惘然。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漩涡里，有着名词和范畴的改变，但都同样缺乏生气，缺乏真正的科学赖以发展的活力。它们是多么相似啊！尽管他们曾经敌对、厮杀；现在它们却出人意外地和解了──后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和前者的永恒夙愿！这一永恒夙愿的真正内容、实际意图，就是对新事物、新理解、新创造的扼杀。对人性智慧的压制、遮蔽、讨伐……

这种悲喜轮回演出，不纯是人类理解力的贫弱所致。在更多情境中，它更与个人的、集团的既得利益和所谓党性原则纠缠到一起了。人们为了眼前的利害所蔽，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庄子所谓“蔽于人而不知天”〕。对此劣行进行的掩饰与辩解，反倒加深了混乱。语言文字也因此从人类交往的工具，变成“另有一类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有学问的人们在某些某物中所惯用以防护自己的定义或注解，也丝毫不能把事情纠正。而文字仍公然强制和统辖着理解力，弄得一切混乱，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新工具》第一卷43节〕

正是在思想混乱的漩涡中，科学的名号下已充入日益增多的非科学之物。例如，科学的世界观，就与实验科学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整合的世界观是无法在分解的实验中得到验证的。但人类意识的统一压力，实需要一种整合的力量与之应对──科学无法做到的事，应让渡给文化去完成。

西方人，仅仅理解了他们社会政治上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互相均衡的要义；却茫然不见在精神领域也应这样：技术科学和精神文化应有各自的生存空间，艺术与宗教也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从而使得人类精神获得多维的天足……这也许恰是中国思想可以给西方真理的一点教益？

〔38〕

人的文弱骄娇，不完全是文明与顺境惯坏了的结果。人的骄傲与娇弱，与那些截然相反的气质〔如冷静、坚忍、耐劳、牺牲精神等等〕之间的两极分叉、分化，是使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重大标志。──两种极端的品质，是在人的意志，信念、价值判断的驱动下，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

没有种种罪恶的社会是无法存在，更无以发展的。现在的〔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说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多方面的优越性；但在某些具体方面，这一论断则未必适用──优越的社会主义，所产生的杰出人物，不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就都远远不及受人诟病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理论家”，也都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这样的荒唐也许可以解释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孕育了“共产主义的圣洁”，难道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以来的思想痉挛史，就只是提供了这样的货色？他们解答不了的是：共产主义的圣洁，孕育出来的又将是什么？是完全碾碎包括大救星在内的一切个体？生活，道真像他们的教义灌输到愚民头脑里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过于没落了吧。这种趋于荒芜的无产阶级信念及其反自然的实践，会导致“人人都一样”的假象──标准化带来的极权主义是造成这一假象的动力。这假象很快会剥蚀掉；而标准化的极权压力会日益显露出来。

人与人之间毕竟不可能是“一样”的。而为了推行这人造的“一样”，就需要采用精神输液和肉体整形的矫情方法。这在犹太教及其众多变种的世俗历史上，已成为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其最终结果，是把人类物质化了，把文化经济化了，把道德政治化了，把生活必然化了，把生命唯物主义化了，其目的，要将人纳入一个变了味的“组织至上”的套子之中，使之成为“套中人”。

在排斥了有机发展的、颂扬业已僵硬了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各种乌托邦中，鱼目与珍珠被混为一谈……人参与芥根一锅烹煮。在这临近文化命运的“末日审判”的绝境时刻，可能产生真实的和平吗？可能有和平状态下的生命成长吗？它的“和平”，是虚幻的，是一幅日渐沉重的帷幕：最优秀的生灵，遭受着清醒冷静而有计划指导的剿灭。各种设施的建设，到头来却是为破坏与屠杀的目标服务的，“为人民服务”。

于是，从“民族的活力”这一特殊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中国两千年间的大一统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沉沦──挣扎──再沉沦──再挣扎──直到外族入侵、诸夏凌夷”的退化过程。专制极权变得无孔不入，并日益制度化，其压力最终渗入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中。与此同步，群众心理中的“平等精神”却十分奇怪地增长起来，几乎成了一种固执的国民性。

平民精神无用了，退藏于秘，只要杰出的个性不肯就范于一套又一套压制性规范，社会的或文化的，硬件的或软件的陈规，他就无法发挥能力，遑论出人头地、显现自我？而当他甘心就范、恭顺驯服之后，自己已经成为结构的奴隶。人性终于消隐于结构之中，“出人头地”的代价是预先自我阉割，表率式的淹没。

群众则被迫徘徊在两条路上──做奴隶或做暴民，有勇气的选择了后者，无勇气的选择了前者，区别仅此而已。但两种反应都无法改变业已成为化石的结构本身，因为有序的竞争之路淤塞不通了，秩序成了僵化的代词；“东方式的嫉妒”即平等精神，成了唯一的通道。

〔39〕

真正的好汉并不厌恶自己的天性，也不背弃自己的命运，他不试图逃避正在到来的灾难，他不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不会沦为受人怜悯因而受人耻笑的人。别人为什么会怜悯他？因为看不起他。别人为什么耻笑他？因为自己也被人蔑视，所以想通过耻笑他人，来治疗自己的隐隐作痛。

那么背弃与忏悔呢？也是够不上“重新选择”的雅号的！它们不是主动的行动，甚至不是战术上被迫的撤离，而是走投无路的绝望挣扎。这使它们在敌对者的心目中显得没有价值，又使同情者感到气馁：人们因为自己的支持“被出卖了”而感到气愤。

理解了上述天性在人们命运中的关键位置，就不难发现，哲学的作用不是“造就人的天性”而是“启发人的天性”。既然人不可能比自然更强大，所以哲学的功能因此不在于“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而在于“启迪人性”。

〔40〕

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相反，是用来拂去遮蔽住人的天性的社会尘埃。像一切精神化的存在一样──哲学本身既不能产生什么也不能毁灭什么；它只是起一种催化或抑制的临时作用。所以清醒的头脑决不对哲学尤其对从属于某种哲学的“教化”寄于过人的奢望。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依靠哲学改造世界的愿望正在明显落空……因为它已经在血红的革命现实面前碾为齑粉了。

〔41〕

苏格拉底追求真理与真知，只不过是个幌子与伪装；借此以追求他自己的天性，才是真的。这就是所谓的“借假修真”吧！但那些老谋深算的民主党棍看穿了他的把戏，于是以正义之名把他处决。这些希腊人中的佼佼者，不愧是现代社会主义者的先行者！伪善，装腔作势，为了博得畜群的掌蹄声而不择手段。哲人的死，并不是由于雅典人特别愚昧，要知道，他那时代的雅典人，还算古今最为开明的呢！苏格拉底的死因，是追求天性的率真，而这，恰恰是不能见容于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人头一多，矫饰性情，也就难免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风尚了。

还是老北平的俗话说得有趣：“林子一大，什么样的鸟都有。”或曰，“池子一挤，王八们都急了眼，变了性。”所以，竹林七贤不得不饮酒非礼，不得不佯狂逃世？

〔42〕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认为烦恼。”海德格尔等战败者们大肆鼓噪的“烦”，在“圣经”时代就已死死缠住犹太人的死魂灵了。但细细想来，你的烦恼又何尝不是一个“〇”？ 

智者和愚公的差别，是作为“人”的差别。等他们一死，就都被永远踢出人境之外，成为没有归宿的野鬼〔原先负有收容审查他们使命的上帝与诸神，已被现代科学精“神”给肢解了〕。这时，作为人的差别，自然消亡。智慧者的智慧只在生命之内，不在生命之外。生命完了，智慧也就完了。如果此一智慧想超越此一生命，也必得借助另一生命以为媒体。智慧并不能无限延伸探求，它不是线型的，而是圆形的，是自足的。它的传播与启示也只能借助另一图形，另一自足。在这里，《庄子·养生主》上关于“以薪传火”的隐喻，当比基督教关于灵魂脱离肉体之说，更易为现代的肠胃所消解。智慧者以此而珍重生命，哪怕不是为了生命，而仅为了智慧。──“〇”框架一切烦恼，消解一切烦恼，因为在它透视之下，烦恼本不存在，本来就是杞人之忧。 

“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为分。”──看来，生物世界的“食物链”，在人的社会文化中也同样有力地绵延、活跃着。有创业者，就有败家子；有劳动者，就有剥削者；正如有宿主，就会有寄生虫一样。谁好谁坏呢？谁是必要的谁又是多余的呢？纳粹领导人希姆莱曾经指着犹太人说：“这些人只配死！”但要是犹太人都死光了，你们希姆莱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事业又何所依托了呢？唉，日耳曼的智慧看来并不高于犹太的智慧。 

社会由系列庞大复杂的食物链组合：“仁义道德吃人”固是不错，但不要忘了，人也偷偷咬食仁义道德以便活得更洒脱呢。有权者剥吃无权者的血肉固是不错，但无权者也变着法子反击他们呢。创业者的辛苦，到了末代子孙那里成了催腐的培养基，这仿佛是“可悲的”，但不要忘了，即便是狮子口中的食物，也常常被食腐动物所掠！笨蛋多有继承遗产、承接关系网的福气，而其先辈的勤勉，就成了这等低能者的乐土。老前辈们殚精竭虑所获得的掳物就被这样“糟蹋”了吗？不。且听我说，这也是“一绝”：疯狂的积攒、搜刮，和疯狂的挥霍、浪费：相加！这种鲜明的反差，比温吞吞日子显然更多浓情密意的生活气息。 

说起“浪费”，则人生何往而不是浪费？“浪费”这以功利目的为准则的概念，在生活之流的苍茫无涯中业已丧失了应有的方向。谈恋爱、生孩子不是一种浪费？那爱情总会颓败的、那孩子终会死去的。建功立德不是浪费？那功德迟早如荒芜如尘土，哪怕秦汉帝国的辉煌到头来也不过荒冢累累！至于“金玉满堂”更是“莫之能葆”了。所以商纣临死，以那么完满的哲学家风度焚毁了他的鹿台！他的金玉被“浪费”了，还是被“超级消费”了？他的“俱焚”是私欲的恶性膨胀，还是一个庞大野心的最后一次搏动？ 

当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的解说者声称，公羊、公牛、公鹿之间的性决斗“既热火朝天又荒唐可笑”时，他想到过自己吗？他想到过人间盛行类似的动机和略为矫饰的举措吗？这种迟早落空的种族还债，真是一阵可笑的痉挛吗？据说，德国蠢材康德这样向学生谈起自己的初夜：“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动作。”其实，这些“可笑行为”的意义，正在它本身体现了生命可能的力量，并宣泄了生命曾经拥有的热情。舍此而求他，才是奢侈的希望。 

〔43〕

“文化史”的要害在于，各文化有机体〔大小文化圈〕已被不断行进中的时间隔离给分解成无数个片断。这些片断，各以独特的形态彪炳于世，其间既有相承、相似，更有相生、相异。以中国汉族文化有机体为例，先秦文化不同于秦汉以后的文化；秦汉文化不同于隋唐文化；唐、宋、元、明、清──代代文化不同；鸦片战争以来，更是文化新潮迭生不已。民主主义文化不同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不同于民主主义文化。例如，最近三十余年来，每隔五年左右，文化上就会发生一次影响久远的大转折…… 

从文化形态〔而非从历史意识、民族意识〕上着眼，很难说现代中国文化与先秦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大，还是现代中国文化与现代民办文化间的差别大。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文化不仅仅是书面的记载，而括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面面──例如，从服装、发型、到意识形态等一切文化领域，现代世界各民族之间，比他们与各自的祖先之间，肯定要更为接近因为，第三世界的服装、发型、意识形态都已经“西方化”了。 

如此繁复的文化现象昭示我们，形形色色的文化史流程，都只能是独特的。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难以归类的。而文化的流传，即意味着走样、变质。所以，被第三世界指责的大量西方文化因素，在西方社会的表现，并不像在不发达国家那样坏。而在各类典范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形态”。每一个中间形态，也都只能是独特的。它的生命，将比无耻的审判官更长。 

〔44〕

人生是荒谬的。这就是说，人生是难以用任何理念或范畴加以把握、制约的。但说穿了，荒谬的与其说是人生，不如说是那些还不够荒谬的思想和理论。人生为什么荒谬：人生无往而不是真理，存在就是真理。“真理”一词在翻译为汉语时早到了毒化。因为在西方语言中，真理〔Truth〕其实是真相与事实，而不是说词与理论。基于这种毒化的误解，西方真理的翻译就成了“而非议存在的理论”，结结实实地瓦解了中国的生活。现在，为使中国从精神麻痹状态苏醒过来，我们必须驱逐思想的买办，迎谒存在的王者！

我们认识到：真理的实践体系〔存在〕，不是真理的认识体系〔理论〕。前者是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无耻分赃；后者是信仰，是相对超越于集团利益的超然洞察──二者是不能兼容并蓄的，因为政治并不是精神的皈依，而是实际利益的妥协。照此看来，“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包含着隐蔽而深刻的逻辑矛盾。社会主义只是利益分配，与科学何干？另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是“民主政治是科学的政治，专制政治是神秘的政治”，因为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政治都是神秘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弱点。

从减轻人间痛苦与拯救悲剧命运言，佛教教义不失为高德。佛教的理想，不是死亡，不是寂灭；而是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而一个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的新世界，对生活在痛苦不安的现实世界中的生物人而言，是何等安慰、何等辉煌的意境啊！我深深同情佛教教义，把它视为一种超度苦难，大慈大悲的普世佳音……

可是，如果我们还有片刻的时光可以反思一下，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形下由一个透彻的灵明独自反思，就会发现，这样一种“涅槃”状态如果永远持续下去，那也将是多么可怕！而这种永远持续的涅槃或曰脱离轮回，其实不是极端的轮回？而这种极端的轮回其实也正是佛教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其结果，涅槃者陷入与睡眠甚或与死亡相似乃尔的“生活”：除了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之外，一无所有，这对于人这种活生生的生物来讲，尤其如果是年纪轻轻的生物，那将是多么可怕，多么空虚！如果我们不是饱经苦难的煎熬，渴望休息，“歇了地上的劳苦”，又哪里会产生并坚持这种怪诞的涅槃念头呢？如果涅槃的根源真的如此，那就难免喜新厌旧的人性，在久静之后必然思动，甚至成仙之后还想重新下凡！所以人们说，佛教的理想是一种绝对消极的理想，而且是停留在疲劳状态的理想。基督教还允许人们犯罪过后进行悔改，而佛教却不允许人们破戒，所以数十年修行可以“毁于一旦”。结果佛教真的无法为人的精力过剩，寻找一条必要的出路。结果它只能吸引消极的人，无法抓住积极的人。

如果把消灭痛苦与灾难，列为人生的最高目的，那么显然，佛教的教义不失为最高的、圆满的德，但是显然我们知道，持有这种生活观点的人，无非是被生活的苦难给击倒在地的人。如果你还有余力，还有勇气，还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那么你一定承认：人生的最高目的并不是消极地祛除痛苦、祛除灾难，而是积极地寻求赏心悦目的事。例如，对“太极”的真挚向往、寻求、探索、合一，就是一种赏心悦目。这种向往、寻求、探索、合一，有时不仅不能祛除痛苦、消弭灾难，还会带来痛苦、增加灾难；但作为生活的长远目的，却不能用虚幻无常的得失标准来定夺的！

〔45〕

文化的“功”与“过”。 

人的生物弱点，即他的文化优点：他只有互助，结为群体，才能共存。但历史上的互助现象极为复杂。仅把它理解为“互相帮助”、“平等互惠”，不合乎史实。艾明史显示，除这最“常态”即较中庸层次的“互助”，还有其他层次的“互助”，不，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叫做“对立统一”、“矛盾的相互依存”。例如，在等级社会中，群体的“互助”关系还体现为奴役和被奴役〔奴隶社会〕、统治被统治〔封建社会〕、剥削和被剥削〔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于被决定〔社会主义〕甚至于占领与被占领〔战争期间〕、侵略和被侵略〔殖民主义行动〕等一系列的具体形式。这些，可以说是“变态的即极端层次的相互关系”，如果简单叫做“互助”，人们似乎是难于接受的。另方面，互助关系还有更崇高的表现形式，如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地为人民服务等等。 

正因为互助形式不断变异，因此，理解和评价也随之而异。 

文化，常根据不同社会的群体需要，相应分解为“精华”或“糟粕”。对文化“功”与“过”的这类评价，严格地讲，只是传播过程、理解过程中的选择活动。只代表接触者、理解者、评价者自身的态度，与文化现象本身不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实际上，每个人、每一个社会、每一群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观点不断地注视着、选择着、理解着，即评价着。 

每个时代、每一社会都有自己对既有文化的“功”与“过”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其结论虽则各异，但原则都是：根据被评价的文化能否有效发挥它的纽带作用，即“集体的各成员”〔“方舟上的共济者”〕提供一个无形的、遥感的心灵交际的场所。而且，这个场所还是超越时限的──我读了新人的著作，看到古人的书画，听古曲或站在古代的遗址面前时……我就与已经死去的他们，发生了一种文化的“互助关系”──我从他们那儿获得了知识、灵感和力量；他们则从我这儿获得了一个欣赏他们、理解他们、吸收他们思想、弘扬他们精神的后继者。 

精神！──不就是人身上的神，不就是化为人精的神？ 

每个人都需要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通过无形的、心理的“互助”以获得“精──神──力──量”。 

而文化，既是方舟式的纽带，也是获得启示力的渠道。 

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是普遍存在的、人人都经历过的；但又是特殊的，各人的理解结果全不尽一致。每个参与理解活动的主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被理解的“客体”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成份。这些需要有生理性的，也有心理上的；有公开直接的，也有隐蔽曲折的。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态，不同角度的需要；故有层次不同，形态各异，角度新颖的“理解”…… 

理解了，就意味着“满足”了。 

〔46〕

深沉的“〇”！你是一面玲珑巨大的明镜？辉映出现代工奴的破碎心境。在你什么也没有的光里，“既济──未济”的寻梦才成为可能！

你弥合了工农兵奴隶的灵魂分裂？你抚慰了知识分子横遭摧残的精神，你圈走了盲目流浪的自我意识，使改革开放中的野人自觉进入“跟着感觉走”的沉沦。人们欢呼即将到来的颠乱，为你的零点式的降临，喜悦、颤栗！

你不是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也不是禅宗乞丐们的明镜，那些激动人心的天人之语，曾以《新约》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在陈腐的犹太世界……你要映照的，不是哲学的宁静世界；而是全面专政下亿万绝望的工农兵学商的阴影世界。这是没有了悲剧气氛的、死一般寂静的凄惨世界……

但愿你，博大的“〇”，能起死回生，零，你才是精神的太阳！昂然升起在全面专政过后的一片人类废墟上！晚期工业造就的一片灰暗而阴沉的天际，这才是二十世纪的精神污染，比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更加有害！在精神毒气的四溢之下，互相残杀的人民被迫萎缩成一点可怜的“物质”。兵营的头目很懂得这一点艺术，他们用人皮造出了漂亮的灯罩。这才是讲求世纪的实干家！这些以科学社会主义解剖人体专家学者们。从这里看，他们并非“要强迫人们回到中世纪”，而是真正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视人命如草芥。但还有比他们更清醒也更持久的屠夫，这些黑─马主义专家的唯一专业是腌制人类的活精神、活思想，他们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活思想”一露头，即遭立刻扑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一切居民沦为人质，并被彻底编成机器唯物主义的小小配件，他们已经完成了庞然大物的历史使命。精神屠夫们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前无古人的毒化工作，太多的精神毒气窒息了一代又一代的身体标本，还有精心烤制的许多心灵标本。──悬挂在半希腊式半墓穴式的半大屋顶的殿里。

然而“〇”的澄明，责无旁贷地来了──精神的太阳！用零式，穿透了这些精神与社会的迷嶂，使其剽剥人性的绞肉机，在晨曦中，露出青面獠牙。

〔47〕

精神的太阳！终于刺破了败落中的“新社会”，在什么也没有说的无聊中，好像又告诉某些平凡的道理，使得“新社会”的牺牲品们，得以较为镇静地面对无法脱逃的厄运。

只有“〇”，可以拯救失去了上帝的灵与肉。

〔48〕

“〇”是最富有的！

“〇”代表一切方向与一切形式。“〇”没有负担与拖累，“〇”还没有学会掩饰、疲塌和拒绝。

“〇”还没有确凿的方向，“〇”甚至连具体的方位的暗示也不存在，在“〇”的深圆中没有突兀，也没有开凿的迹象，“〇”把那些受人赞美的强力表现，看作衰败的印记。

a、“〇”不表示“毫无可能性”，相反，“〇”包含着一切可能性。

b、〇度不是没有温度，相反，〇是一个中庸的温度，一个无所不在的临界线。

c、〇不是毁灭，而是浑圆；不是废墟，而是生命之卵。

d、〇是终结，但更是启始。

e、〇代表宇宙间最基本的节律。

f、〇代表虚无，〇不是实存；〇是虚无之君，也是实存之敌。

g、“〇”是“句号”──但句号并不否定以往，只是结束以往，开始下一个句子。

“〇”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大通”状态。同于大通，则可以忘却存在〔庄子的说法〕。因为同于大通，意味消解了观念；而存在却总是受缚于观念〔这是我们的理解〕。

在上述境界里，追思与展望是并行不悖的，且融为一体。向前与向后、向左与向右，在大通之境，具有等量齐观的同一性──这是对执行者而言。而对思想者来说，向生和向死、向善与向恶──又何尝不有这同一性呢！

“〇”，是全方位的生命形态，它并不先期划定一个规范，所以它没有羁绊，它能把阻力转化成助力。

“我唾弃了一切。我跺下脚上的尘土。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挂念，更无分秒的眷恋，我走了，但我还会归来的！驾驶凯旋的战车，进入一片预期的新状态。”“〇”说。

〔49〕

“虽然时光隧道绵长，仿佛只是一个开端，但毕竟我比他们整整多体验了一个时代的开端，因此，我已经知道来世的故事。”〇说。

白日下昆仑

发光如舒丝

徒照葵藿心

不照游子悲

折折黄河曲

日从中央转

汤谷耳曾闻

若木眼不见

奈尔铄石

胡为销人

羿弯弓属矢

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

诅教晨光夕昏

〔李贺诗〕

“〇”不仅是天体〔日、月、星辰〕，且是天体所表象的“圆形自然”。圆形的自然命中注定要显现巨大的轮转。在这轮转面前，人显得可怜，畏惧、无奈和顺从，是其常情。

诗人的特质在这里也像在一切地方一样，不是违拗常情，而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常情！太阳在黄河的环曲中旋转──多么惊心动魄的宇宙之图！而“令久不得奔，记讵教晨光夕昏”的梦，正是窥见了此图之秘的诗人，面对宇宙之图所发出的浩叹。这浩叹无异最深刻意义的祈祷，堪称人与自然乃至超自然之间，轻快的乃至沉痛的对话。

〔50〕

时间是圆形的──〇！

如果说，作为一点个人或作为一线的“人类”无法追踪、体认那“作为整圆的无边时光”，那么，时间毕竟还是向智人，显形为──圆的轮转：〇。

这个巨大魔盘──〇，万珍俱备，但仅瞬息而过；它创造万物，又销毁万物。

我听见你吹着一支神笛走过来，在你的笛声中，涌出五色循回的历史，流出自新不朽的水。

你是五色的海。

〔另起一单页〕

书名

敌西方

Der Antieuropa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