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19卷： 六四余波

 六四余波

The Aftermath of June 4th Massacres

《外星看地球》第1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9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19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1989年6月4日北京发生了万人屠杀，三十年间冤魂不散，到2019年终于激起了香港事变和武汉瘟疫——历史的脉络如此延续。

Synopsis

On June 4, 1989,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massacred in Beijing. The grievances persisted for 30 years. In 2019, the Hong Kong Incident and the Wuhan plague were finally aroused-the historical thread continues. 

（另起一页）

目录

001、“共和国脊梁”是人类公敌

002、“六四”冲击波改造了全球世界

003、“六四”造就了今日的世界

004、“六四镇压体制”恶有恶报

005、“千人计划”是对“六四绿卡”的复仇

006、“无法确定的中国”最有引力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七

007、“遗忘六四”也没有用了

008、《河殇》和六四让中国学会了种树

009、《丧尸未逝》影射毛泽东僵尸策划六四天安门屠杀

010、颠覆共产党中国的08宪章

011、08宪章是警察暴力激发出来的

012、1989年的“共产党内乱”

013、1989年的第一枪是在中国打响的

014、1989年的绝食动议来自于文革经验

015、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和中国的关系

——纪念六四大屠杀28周年之十三

016、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017、1989年天安门屠杀了一万多人

018、1989年为何流行自杀

019、1989年阎明复的特务调停活动为何失败

020、2002年的神奇在1991年看见——纪念六四29周年

021、驳王希哲“谢选骏主义”书

022、蔡崇国是个共产党

023、从“赞扬六四屠杀”到“切断一切关系”

024、错谬的《八九民运史》（陈小雅编造）

025、多数国家都参与了六四屠杀作恶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二十

026、法国人印证了我的“六四观”

027、俘虏王丹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俘虏

028、共和国卫士的三十年报应

029、黑命贵无法变成六四屠杀的原因考

030、纪念六四30周年

——六四屠杀导致苏联瓦解

031、纪念六四大屠杀28周年

——现代南北朝的最后博弈

032、八九六四的酒是燃烧瓶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二

033、革命无法告别、只能结束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

034、蔡英文比马英九有种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四

035、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一

036、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四

——1974年预测1989年

037、纪念六四与纪念祖先

038、纪念一次就被杀害一次

039、解放军匪兵向六四起义者举手投降

040、解放军能够洗掉六四血污吗

04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欲盖弥彰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二）

042、流亡是比坐牢更大的魔咒

043、六四30年，解放军全歼

044、六四大屠杀的直接继承人被一网打尽

045、六四冷漠症的澳洲后遗症

046、六四受益人铲除六四受益人的胡亥主义

047、六四虽冷中国乱 如今愤青不读书

048、六四屠妇邓颖超抽打周恩来耳光

049、六四屠杀31周年烛光晚会照亮全球历史的进程

050、六四屠杀促成了东欧的自由

051、六四屠杀的30年麻雀效应造就了西方人的分裂人格

052、六四屠杀的社会后遗症

053、六四屠杀对东德崩溃的影响

054、六四屠杀否决了军人维权

055、六四屠杀是共产党的天鹅之歌

056、六四屠杀是全球规模的阶级斗争

057、六四屠杀是三个重生的洗礼

058、六四屠杀塑造“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059、六四屠杀为何能使中国崛起

060、六四屠杀消灭了亲美派

061、六四亡魂三十年归来了

062、六四亡灵阴魂不散三十年

063、六四鲜血购买的经济奇迹

064、六四以后的反美情绪源于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065、六四冤案2059年可以获得国家赔偿

066、毛泽东是六四屠杀的招魂幡

067、民运领袖怎能临阵脱逃

068、民主运动都是改朝换代的热身运动

069、民主运动来自于太阳风暴吗

070、平反六四需要一位终身皇帝

071、平反六四冤案可能需要等上84年

072、裙带关系可以平反六四

073、日本的衰落源于“纵容六四屠杀”

074、日本为何宽容六四大屠杀

075、杀掉领袖就是保存其生命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五

076、杀人者比受害者更加心惊肉跳

077、山西大学的特立独行者

078、生产“名记八酒六肆”是否无罪

079、世界各国都参与了六四屠杀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二十

080、天安门屠杀三十周年亡魂归去来

081、亡共在共的余茂春

082、亡国奴说“我们民族最缺笨人”

083、亡灵的归来郭文贵

084、王丹还想当腐败分子的领袖呢

085、王丹通吃人血馒头

086、王希哲龟避刘晓波

087、王震仇恨《河殇》因在南泥湾种鸦片

088、为何“六四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089、我们的孩子回来了

090、无政府状态下的中国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六

091、武汉瘟疫比六四屠杀进了一步

092、雾霾的原因在于“人命不值钱”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八

093、习近平对六四难属比较良善吗

094、习近平会不会给六四平反

095、习近平党中央为六四死难者报了仇吗

096、习近平新时代迁都雄安为了告别六四血腥

097、新冠病毒流出了六四的血

098、新冠瘟疫就是遍地开花的六四屠杀31周年纪念

099、学生会就是精神折磨的魔窟

100、学生领袖都是吃人血馒头的吗

101、帮凶变元凶

——邓小平从反右到六四的凶残变态的升级

102、榜样的遗憾

103、鲍彤为何装睡胡说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人主导

104、掩盖六四屠杀等于准备惊天爆炸

105、张先玲揭穿天安门四君子的伪证

106、真假案犯的照妖镜

107、政治包养与海外民运

108、只有贪官“政治上可靠”

——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九

109、中共时刻准备为六四平反昭雪

110、中国的现有困境是因为“二十年期限已满”

111、中国共产党成为六四屠杀的最大受害者

112、中国大陆有一种红色癫痫症

（另起一页）

六四余波

The Aftermath of June 4th Massacres

《外星看地球》第1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9

【001、“共和国脊梁”是人类公敌】

2011年7月23日《新京报》发表了喻辛的一篇文章：《倪萍何不起诉“共和国脊梁”主办方》。

该文实际上赞同并承接了《腾讯网》2011年7月17日的今日话题（第1729期）《所谓“脊梁奖”不过是场骗局 》的长篇报告。

该文揭露倪萍等“获奖人”自己就参与了这个骗局。否则，“共和国脊梁”的“荣誉”对倪萍形象大有伤害，而倪萍怎么可能拒绝履行“起诉的权利”？

“共和国脊梁”渐渐显露庐山真面目。据中共自己的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共和国脊梁”三大评奖主办方，均存在欺诈问题：

1、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否认参与今年评奖活动，称“只是挂名”；中国经济报刊协会，虽被调查出有加盖公章的批复函，同意作为本次评奖主办单位之一，但现在其负责人却出面否认，称也是“挂名”；两家指认的实际主办方《影响力人物》杂志，则未在新闻出版总署官网注册，可能是“非法媒体”。

2、名头唬人的“共和国脊梁”，原来竟是这样的一个“山寨组织”所操办。这也证实了此前很多人的预测。这是一个借评选之名，行揽财之实的闹剧。主办方问题重重不说，评委也不是什么权威专家，评选过程更是全无标准，完全是逮到谁选谁。对主办者来说，“脊梁”给谁确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国100多名参会者，每人交3800元费用。

3、主管部门已介入调查，并对涉事单位负责人进行谈话。但正如“中经报协”有关负责人所说，“目前没有规章明确约束媒体举办评奖”。靠有关部门的“谈话”，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否则，“共和国脊梁”评奖活动也不会存在长达十年左右。

4、其实，这种“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评选，完全是一种欺诈，那些领奖者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权益。如果领奖者一较真，这类“山寨评选”就能得到根本遏制。但现实中，这类“权威评选”很多是你情我愿：大多数入选者并未天真到把这种名目当真，但倘得来的山寨荣誉，可以作为筹码为自己增值，是真是假，又有什么相干？就像那些公然打广告有偿刊登论文的所谓“核心期刊”，一方有钱可赚，一方有学历、职称可拿，又如何会在乎“山寨”与否？

5、缺人指证，恐怕是依法查处这类“山寨”甚至是违法评选的难题。

不由想起引发公众关注“共和国脊梁”的关键人物———倪萍。在倪萍刚被颁发此奖时，李承鹏曾写文章“恶言相向”，倪萍称“对我伤害很大，我保留对李承鹏起诉的权利。”但得知评奖内幕后，倪萍却只表示：“这次事件给了我巨大警醒，得留个心眼儿，弄清组织者、颁发者是谁，调查后再确定是否参加。”

但事实上，和李承鹏的“恶言相向”相比，“共和国脊梁”的“荣誉”对倪萍自身形象的伤害显然要大得多；而且，倪萍作为公众人物，在“共和国脊梁”的这场评选中，显然“贡献”良多，如果没有她这样的名人加入，活动的影响就不会有这么大，“受害者”很可能也就不会这么多。

于公于私，倪萍都不该这么“一笑而过”，也不应只是“保留起诉的权利”，而是要坚决拿起法律武器，追究“共和国脊梁”主办方的法律责任。若能如此，倪萍才算是有点“共和国脊梁”的风范。 

……

谢选骏指出：《新京报》、《腾讯网》说出了“共和国脊梁”奖项的骗局，但是不再可能进一步指出“共和国脊梁”本身就是人类公敌。

实际上，2011年的“共和国脊梁”和1989年的“共和国卫士”类似，其评选是一场骗局，是人物是人类公敌。2011年“共和国脊梁”的发起人刘学文是从1989年“共和国卫士”的发起人邓小平、李鹏那里获得“言传身教”的。

当然，时代“进步”了，所以2011年的“共和国脊梁”仅仅需要花上几千块钱的贿赂，而不必像1989年的“共和国卫士”那样在天安门广场卖力焚烧民众的尸体。

但是，2011年的“共和国脊梁”和1989年的“共和国卫士”类似，依然是人类的公敌。

这就是因为，他们所保卫的“共和国”，是人类公敌。

不论这个“共和国”算是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事实证明，这个“共和国”是人类公敌，这个“共和国”的前身所谓的“民国”，也是人类公敌。

所以，“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始终处在“无政府状态”；“共和国”六十二年，中国始终处在“坏政府状态”。如果说“共和国”比“民国”还有进步，那就是“坏政府取代了无政府”这个进步。有人说：“人类社会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也许这才是共产党能够夺取俄国、中国等“破产国家”的控制权的“强权政治”理由。

事实证明，“民国”和“共和国”并不比元明清的屠夫们略高一筹：他们全部都是人类的公敌。

这是因为：过犹不及。

不论是“民国无政府”和“共和国坏政府”，都是在“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名义下，造成了一种“无主状态”，大小官吏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仅仅依靠枪杆子就可以像随便打鸟一样地“打天下”，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这种无主状态，是元明清屠夫们的“凹凸翻版”：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实际上是一个模子里浇灌出来的。

表面看起来，“共和国是专制的”，专制的就是霸主的，怎么会是无主的呢？但实际上“专制”和“无主”并不矛盾，所以专制头子的刘少奇可以一夜沦为丧家之犬，而毛泽东霸主一死其家族即被扫地出门。这样的“专制”其实加剧了“无主”，正如民国的“无主”促成了共和国的“专制”。

民国说“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事实证明这是一句空话。但到了在共和国那里，人们不仅国家的主人做不成，连自己家里的主权也在“当家作主”的欺骗宣传中遭到剥夺：土地和住房遭到共产党没收，妻子儿女也被解放军分配了。

“共和国”是人类公敌。“共和国脊梁”当然也像“共和国卫士”一样，是人类公敌。

“民国”与“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人类的公敌，还因为“民国”与“共和国”实行的都是总统制而不是内阁制。总统制包括“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把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行政长官的职能结合在一起，特别容易引起野心家的觊觎，特别容易激发个人崇拜的病态情绪，特别容易在中国这个“盛产皇帝”的社会里产生格外腐败的效应。

要消除“民国”与“共和国”这等人类公敌危害中国的行为，就要取消总统制包括“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就要实行“统治权分离”，把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行政长官的职能分割开来。这多少可以纠正一些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所造成的政治失衡。

此外，考虑到为害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恶劣习俗，中国的国家元首必须被置于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例如，像日本的“天皇”或中国的“衍圣公”那样不可替代，而不可像中国的皇帝那样可以改朝换代，更不可以像总统、总裁、主席、书记那样定期选举。

国家元首的选举，在欧美国家不会引起社会分裂，但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却足以引起社会分裂。不论是袁世凯与孙中山，北洋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民进党与台湾国民党，都是由于争夺国家元首的位置而导致社会动乱的。

甚至在海外华人的社团里，只要是奉行类似于总统制、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的，没有一个不闹分裂与“多胞胎”的。

为什么华人的企业也多是“家族企业”，而难以发展出“公司制度”？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家天下”，不习惯于合作——竞争。家天下的习俗之下，只有斗争，没有竞争。要改变这一点很难，百年来可以说是毫无长进。因此，与其“改变它”还不如“顺应它”，那就是“不对国家元首进行改换更不进行选举”。

只有领悟到这一点，才能逐渐脱离“民国——共和国”的万丈深渊。

2011年8月1日

【002、“六四”冲击波改造了全球世界】

《“六四”在震荡中改造了中共》（2018-12-17 博讯）报道：

今天晚上，北京将举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亲北京的多维网推出了两篇为“六四”平反，也为中共解脱、洗地的文章。这两文章透露了什么信息？习近平已大权旁落还是习近平的稳军计？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四十年前，历经劫难的中国，开始以强大的勇气与魄力迈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人喜欢用“波澜壮阔”形容这四十年历程。但是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与辉煌，当世界在谈论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摸着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暗流与险礁，壮阔的风景是由一次次“波澜”而铸就。毋庸置疑，过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冲击—反应”的历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六四，诸如中国国企改革，诸如薄熙来事件，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当中国决策层直面这些事件时，他们得到了哪些震动？这些“争议事件”又给他们以后的改革决策带来哪些执政思维与模式的变化？当时间流逝，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些“争议事件”进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为直白的疑问，习近平任期内，中共会出台一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基于此，多维新闻选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发生的诸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争议性事件，立足当下，回顾过往，寄望于透过对这些争议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国“改革再出发”的通关密码。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并不总是“波澜壮阔”——很多发展过程中欠下的旧账，经年累月积累起来，已经成为深嵌刻骨的包袱，使中共难以轻装前行。这里的包袱，并非指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包袱，它既可能是可见可感的现实层面如机制、舆论等方面的阻力或非议，也可能是思维或逻辑层面的无形壁障，或主动或被动地缓滞发展。

“六四事件”，便是如此。

再过不到一个月时间，“六四”就将迎来其30周年。这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中国而言已经足够漫长，长到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的方方面面均“翻天覆地、焕然一新”；从未经历过动乱和困顿的两代年轻人，也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成长起来。

这样显著的改变，扩大了对时间刻度的感受，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即便是30年前的事件，也已经恍如隔世——曾经震动世界的“六四”，似乎正被人们遗忘，还是以很快的速度。

但民众可以淡忘，中共却不可以。

三大冲击改变中共——对于中共而言，六四绝非仅仅是尘封在历史中的记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没有一件事情如“六四”这般，不仅如何定性评价存在广泛争议，即连基本事实的轮廓也是模糊不清的。它的现实性依旧显著。

从“动乱”到“反革命暴乱”，再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共几易其词，对待六四始终讳莫如深。但这种刻意的搁置反而平添神秘感，说明中共仍不能坦然面对“六四”，没有同历史上的自己和解，外界无从窥探究竟，也就难以得出客观结论，于是流言不断，传闻四起。

“六四”的起因和发酵不需再赘述，多维新闻有许多文章有详细介绍，另如曾经的学运领袖等，实际上也已不太重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今天已经走向偏执，对中国从愿景变为仇恨，自我驱逐了理性思维。这起事件真正重要的，是之于中共乃至中国产生了几个层面的大的冲击，并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发展轨迹。

大致看来，“六四事件”造成的冲击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六四”对中共的政治生态产生冲击。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党内氛围趋向活跃，谋求发展成为主流，对于西方国家出现强烈的学习乃至模仿意愿。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也让经过文革十年对知识无比渴望的年轻一代，迅速成为西方理念拥趸，他们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要求看到西方式的革新和改变。

内外的共同诉求形成某种合力。实际上在1989年之前，中共确实已规划或者推进一些相关改革，诸如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也先后成为中共总书记，改革派和保守派各自占据不少要位，相互制衡。

“六四”的爆发改变了这种政坛生态。

1989年6月底，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因“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阵……”，赵紫阳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一应职务，意味着“改革派”在党内的失势。

这一次中共内部政治倾向及政治观念的较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30年中共高层人事迭代的逻辑和底色。尽管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定调继续改革后，中共有所回向，但仍持相对保守，不复曾经“全部改革、全部开放”的姿态。

其二，“六四”对改革这个概念本身产生冲击。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冲击并非意味着“六四”阻碍、破坏或促进了改革，而是指中共经此事件，对改革有了“再认识”、“再定义”。

这种对改革本身进行审视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开启改革。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走过第一个十年，探索出不少改革的经验，但“摸着石头过河”，潜藏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到六四之前，价格双轨制、“官倒”、腐败等，实际上已经将社会矛盾推到临界点，只待导火索点燃。

“六四”的爆发，造成很大的震荡，不过同时也释放了这股压力。而中共则以此认识到，所谓改革，并非就只是去“开放”而已。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应是一个全领域的有节奏有限度的渐进的革新过程，慢不得，但也快不得。

对改革的重新认知，改变了中共的改革进程，开始更加注重对“左”和“右”，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平衡，为中共注入了新的治理基因。

其三，“六四”使“稳定”成为中共执政思维的最大关键词。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称，“这次事件（六四）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次年年底，他再次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在党内树立起一个共识并延续至今——即在中国，一切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的环境，任何其他的改革都要让位于此。此后中共在“维稳”上的用心，可见一斑。

包袱和契机——很多人将“六四”视为中共的历史包袱，这故不假。于此已有诸多相关评论，无需再下赘笔。

但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往往被忽略——“六四”不能被当做只具有简单属性和唯一面向的事件：在中共看来，这就是历史欠账，最好不要提，让其渐渐被遗忘；而在批评者眼里，这就是中共的“罪行”，必须要清算，全部翻案才对。

这些观念有其合理性，但片面认识了“六四”的复杂程度，对其意义也只局限于浅表，没有看到对中共治理思维的深远影响。

如前述三大冲击所说，“六四”并不是孤立偶发的个案，它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深刻联系，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矛盾最终爆发的出口，是1978年后一干改革措施的试金石。经过这次风波，中共廓清迷思，在改革措施及党内政治倾向等方面统一认识，调整了发展道路，矫正了改革思路，也更新了治理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六四事件”实也是中共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契机，当然是比较痛苦的那种。不过有了过程之痛苦，事后的反思和总结也就更为深刻和坚定。也正因此，中共更不应当刻意回避“六四”，令其继续模糊下去。此类争议事件，越是束之高阁，其本身的复杂意义就越会窄化，最终只能沦为猎奇的往事和批评的话柄。

只有坦然直面，承认该承认的错误，解决仍遗留的问题，才能卸下心理和历史的双重包袱，“六四”之于中共，之于改革开放的深刻意义也才能完全展现。而中共有了这样的自信，则“六四”就不会再重演。

谢选骏出来：其实，“六四”岂止在震荡中改造了中共，“六四”更在震荡中改造了全球世界——“六四”屠杀这个反面教员激起了全球反抗，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一举摧毁了东欧共党和苏联体系，彻底改造了全球版图；这是其一。其二呢，“六四”的震荡催生了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又用敲骨吸髓的方式促成了中国的崛起，拉开了第二次冷战的序幕。大吃人口红利也就是人血馒头的文明世界，终于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果。啊METOO佛。

【003、“六四”造就了今日的世界】

《纽时：“六四”造就了今日的中国》（2019年4月17日 转载纽约时报）报道：

三十年前的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意外去世，两天后，数千名大学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大屠杀事件，令这场民主运动戛然而止。半个甲子即将过去，中国年轻一代很多人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那样的惨案，世界也慢慢淡忘了那场给今天的世界格局带来深远影响的“北京事变”，只剩下一些亲历者、海外媒体等每年还在纪念和反思。但恰恰是那场事变造就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根本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而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和反对派，也因为遭到当局的压制、缺少国际支援而逐渐萎缩，无力再次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

“六四”如何造就了今日中国

“六四”之前中国内部其实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制度的保守派（陈当时是中国的元老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袖）；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1980年代中期邓一直支持经济改革，也提倡政治改良（不是改革体制，而是修补原体制），因此他支持赵。但他同时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当民众和学生提出进一步政治改革要求时，邓等人认为这得到了赵的纵容，于是与更保守的陈派联手，实施了镇压和政变，推翻赵并将其软禁至死。可以说，“六四”是保守的陈派经过了近十年阻挡改革的博弈，最后激发了邓的保守倾向而取得胜利，同时邓也把自己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变成了大屠杀的元凶。

“六四”屠杀对中国政治造成了如下后果：一是共产党再次终结了中国人百年追求民主的进程，回归了专制独裁。二是确保了“血统红二代”最后接班（不一定是习，但一定是红二代，最近的证据之一来自阎淮关于中组部的回忆录）——这一直是陈的主张，经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过渡，权力最后落在红二代习近平手上。三是开启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和贪腐的进程。邓九二南巡后强调市场经济，有尊重经济平等的意思。但由于保守派在“六四”中获胜，他们再次利用邓提供的市场机会，成功地把财富抢夺到自己手中。四是压制了所有主张民主自由的派系和他们的声音，使批评和反对的空间严重缩小。五是正式把毛泽东极左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右翼的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统治。

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对内实施权贵资本压迫，对外争霸的右翼红色帝国。这个红色帝国的概念是我在2013年提出的，之所以称之为帝国，是因为虽然它没有皇帝，但习近平已经建立了类似1930年代第三帝国那样的元首体制。如果说毛在中国建立了第一红色帝国，习则是第二红色帝国。

美国在“六四”后的重大战略失误

“六四”后国际社会普遍实施了制裁，但美国政府却担心中国倒向苏联，所以老布什总统当年7月就派特使（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密访北京，解释美国政府的制裁是基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国会压力而不得不实施的，希望北京能够宽大对待被捕人士，以便美国政府说服公众减轻制裁。邓强硬地回绝了美国的要求。

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使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我们，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同时，中国也想尽快搭上全球化的便车，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改善民众生活，从而使民众迅速从“六四”镇压的愤怒中走出来并逐渐忘记这件事，用经济成功来压住所有政治反对。

接下来的演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放行，取消贸易与人权挂钩，帮助中国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时至今日，已经呈现出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全面竞争的态势，并已造成西方的深度恐慌和分裂。同时，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专制进一步强化，而且再也不理睬西方对它的指责。

美国和西方本意也想利用市场和开放的力量，促使中国中产阶级成长从而制造出民主的内生力量，使中国和平演变成民主国家。这一设想忽视了“六四”与苏联解体后中共对和平演变的高度警觉，他们把一切可能导致中国人思想变异的因素都扼杀在摇篮里，包括牢牢控制住中产阶级的经济命脉，使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始终依附于政府和党。

可以说，“六四”后的三十年中，西方试图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并不成功，对中国本质的认知误区一直困扰着西方。

世界正在面对一个怎样的红色帝国？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藏起了自己的锋芒，迅速融入世界，西方高兴地看到一个逐渐负责任的新兴市场国家正无害地与自己和平共处。如果不是习近平上台，这个假象可以持续很久。但习上台本来就是实施“六四”镇压的那批元老早已准备下的预案，他们就是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继承理想，让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有朝一日能够与西方一较高下，既能带领共产党走出困境，又能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就是为这个理想登上大位的。

习近平在通过强势反腐和压制异见稳固了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的隐忍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他所采用的中国模式使西方在贸易、互联网、知识产权、技术和全球化主导权方面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开宣称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只在地缘政治和利益得失方面与中国计较，这实际成了中国最大的利好，给中国进一步带来机会。如果仅仅较量做生意谁更精明，中国相信特朗普不是对手。

这样一个新红色帝国，看起来很难战胜。它只有两个对手，一个是他自己，它的毛式终身独裁体制大大增加了犯错的风险和内部的不满；第二个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联盟。如果美国自己破坏了这个联盟，那么红色帝国的对手就只有它自己了。

红色帝国将向何处去？又如何终结？

中国现在用“一带一路”战略全面进入南亚、非洲和欧洲，也用投资合作等方式深入南美和中东欧，与俄国和中亚正在结盟，在中东有巨大的影响力，与美国也有巨大的难以逆转的贸易合作。它与西方乃至全球正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它没有与世界隔绝，而是主动融入世界，与西方在所有领域展开较量。

在西方欢迎中国加入大国俱乐部之际，中国却牢记过去近二百年的耻辱，试图在拳击场上扳回一局——他们自己称之为民族复兴。这个复兴不仅要把贫穷的中国变成世界的新富豪，还要收回领土（台湾）和扩展海疆（南海），在全球与美国争雄，并为此在做积极的武力准备。虽然它不准备推行它的共产价值观和改变它国制度，但其“中国模式”（即威权加市场的模式）的输出也间接巩固或强化了合作国原有的威权体制。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伴随着共产党延续极权统治的意图，就是说，西方不少领导人认为历史终结了，冷战结束了，而中国从未放弃冷战思维，中国从来都是带着共产党的价值观在与西方打交道。而现在它风头正劲，对美国的自由世界领袖地位构成了比当年苏联更大的挑战。

那么，西方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一挑战？

中国有和平崛起和复兴的权利，十四亿人要现代化而且急如星火地要在两三代人期间实现，这个势头无法阻挡，也的确给全世界创造了巨大商机和改变规则的冲击。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千年变局，在盛唐之后再次鼎立世界。

对世界来说，正面临大航海六百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即首次有一个东方大国不再是待发现待开垦的处女地，而是强硬的战略对手。

当我们六年前讽刺习近平用梦想治国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梦这个口号可能迎合了百年以来中国崛起的民族期待，中共可能精明地利用民族主义给自己重新构建了合法性，成功地摆脱了“六四”梦魇。当然，“六四”这道伤口只是暂时被遮蔽了，它早晚还会在制度和价值观层面成为中共的新噩梦。但是，从世界的新格局来说，在地缘政治角度继续打压中国，也很难成功。地缘政治冲突最终会引发热战。

中国需要改变的是极权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和坚持它的政党给中国人民造成窒息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也给世界带来威胁。所以从大趋势上说，西方应该与中国在经济上和解并谈判新规则，促使中国遵守。和解的替代条件是要求中国尽早结束一党独裁统治，早日民主化。

如果西方不能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形成坚定的联盟，强势地一边接受经济崛起的中国，一边抑制它的制度和价值观危害，完成一次千年级别的东西方和解谈判，用西方市场置换中国的极权制度，让它“见好就收”，主动转轨，融入文明规则和价值体系，那西方将面对六百年未有之大危局。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如今这么强势，可以逐渐迫使西方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规则，怎么肯放弃一党独裁，主动转轨？

首先，“共产主义孤岛”状态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以及民众对平等权利的追求，都让党内外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大跃进式的发展路线是一种历史倒退，很难走通。

其次，面子和恐惧是中共的两大软肋，如果西方给了中共认可它实现了民族复兴的面子，又让它能够不被清算历史罪恶而和平谢幕，也许中共会发挥出中国式商人的精明，使自己成为和平转轨的历史功臣。

当然，正因为“六四”镇压和西方绥靖态度给当权者带来的自信，及对苏联解体的恐惧，使他们很可能坚持红色帝国道路。但德国、日本历史上极权扩张失败的教训已是前车之鉴。如果保持适度威权的政治经济路线，也许中共的统治还会维持很久，一旦极权统治，很可能加速崩溃。

谢选骏指出：“六四”不仅造就了今日的中国，而且造就了今日的世界——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造成的寒蝉效应、血汗工厂、超级腐败，西方会衰落如此迅速吗？中国的腐败会传染到全世界吗？全球政府会如此现实地来到我们身边吗？

【004、“六四镇压体制”恶有恶报】

《习近平断后之举 分析指中共政权暗流涌动》（2018年3月23日 转载法广RFI 安德烈）报道：

两会闭幕几日，议论最多的还是习近平通过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事。习近平为什么要自己一直做下去，不要接班人，不怕中共“断后”？另外，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实权减少、部委首长年事偏高、江派团派红二代暂避风头诸事也引出种种议论。

除了习王常委的权力都在减弱

分析人士之所以把习王体制称之为断后体制，关键的问题是这一体制的巨大封闭性。首先，中共党内邓时代开启的集体领导制被肢解，香港明报有报道分析，中共最高领导已从政治局七常委变成加上王岐山的“八常委制”，但是八常委一点都不意味着集体领导制。“习核心”已经凌驾于其他七人。除去王岐山，另外六名政治局常委的权力也都被习近平大大削弱。王岐山管辖的范围将会越来越清楚，但普遍认为他将协助习近平主掌外交外，其他诸如政府、监察诸多领域都将有他的影子。

李克强公认已成为“弱势总理”，现在连经济政策主导权也已旁落，直通习的刘鹤将主管经济。排名第三的栗战书如果不再兼任港澳小组组长，实权也很有限。汪洋被放在视为“清谈机构”的政协，被指已失去任何可以跟习政治对抗的资格；排名第五的王沪宁已被证实不管组织人事及中央党校，权力比前任刘云山少，分析指他未来可能“就是一个地位崇隆的师爷”。因此，王沪宁与栗战书虽然同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助手，身处高位，但权力均比前任有所削弱。排名第五的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又有新任国家监察委主任杨晓渡分摊权力，更不可与前任王岐山相比。常务副总理韩正，角色与前任张高丽类似，年龄偏高，也不可能是李克强的继承人。《明报》的分析称，很多部委首长年龄偏高，这一届将可能会频频换人。

六零后似也无望接班

“第八常委”也好，实质上的第二也好，王岐山，已经同习近平一样，获得了无限期任职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乃至政治局更年轻的委员，都已“继位无望”。

从目前布局看，假如习王体制持续维持下去，像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的习再做几届领导人的话，即使已进入政治局的六零后习家军人马也难以接班。中共面临真正的断后风险。

习近平不希望有人接班的愿望在十九大之前两年已纷传，被视为储君，与胡春华十八大隔代指定的六零后接班人孙政才被打倒，他的罪过根据习王的意志需要而定，十九大时指他是野心家，显然是暗指他有当接班人的“妄想”，不久前他的罪名又变成贪腐。大约习近平废除储君的计划已经圆满实现。

十九大上，孙政才既倒，胡春华已跛脚，储君不存，习近平也没有按照前任领导人的做法隔代指定接班人。

“党的事业要有接班人”，“红色江山千秋万代后继有人”，这是中共的经典话语，因此，元老们要求习确定他的接班人从逻辑上是成立的。据知情人士指出，江泽民等元老一直叮嘱习近平趁早考虑党的接班人问题。在不能完全拒绝这些“忠谏”的情况下，习王想到了修宪，把邓小平时代唯一一个朝现代政治过渡的重大举措，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废除，从宪法上取缔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从此，习近平三位一体，谁再要提接班人的问题很可能落得“妄议中央”之罪。

习近平难道忘记了邓小平为什么当年要推动修宪，废除领导人职务终身制，而且要把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写进宪法的用心吗？

中共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和退休制，是邓小平基于终身制的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盛行个人崇拜，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教训而建立起的制度规范。在无法改变中共党国一体，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这一领导人退休制度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在中国社会都得到了普遍共识。

自邓小平以来实施的接班人制度，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时代谁上谁下，谁立谁废，全在最高领导人一念之间，党内整天都生活在路线斗争之中，社会每天都在依赖政治运动进行恐怖式维持，形成人人自危的持久性政治动荡。

习近平给中共埋设了一颗定时炸弹

习近平废除了邓时代的一套规范，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卷土重来，习已被新任委员长栗战书连冠五称号”核心、统帅、领袖、舵手、领路人“。习王通过政变式的修宪，获得了永久主席及永久副主席的地位，有点类似毛时代的一个”万寿无疆“，一个”永远健康“，但毛最终不可能”万寿”，亲密的战友林彪也惨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为什么习王对中国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充耳不闻？官方的解释是，为了中国梦的实现，为了“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官媒还用习近平拯救了党和国家的危机语言来解释其长久执政的合理性。但是，这套语言，经过文革的人都是言犹在耳。这套语言暗示，党就是习，习就是党，除了习，中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人大会议刚刚结束，根据港媒报道，官方层面，习近平今后再干三届十五年的说法盛行，而中共问题专家邓律文认为习可能会干十五年至二十年。这其实是一个习近平一直干到老去的灰暗前景。

中央社引述美国福坦莫大学法学院教授明克胜分析指出，习近平集权，意味着中国走上个人集权老路，中国改革时代告终。但是，习依靠激烈的政治性反腐洗牌，以压制性手段解决中国集聚的问题，可能预示着一个更不稳定，更不可测，更少希望的社会。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林和立认为，习强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并不意味着他获得了党内大部分人的支持。江曾派、胡锦涛的共青团派，以及红二代三大势力仍然在党内。

不少分析指出，习近平指出的中国梦的蓝图是，只能由他来圆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只能由中共一党执政，而中共必须听命于习近平一人领导。习近平可能为自己埋下了定时炸弹。

谢选骏指出：不论习近平断后还是绝后，他所断绝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一个血迹斑斑的“六四镇压体制”——我称之为“仿效满清东西陵墓的隔代指定继承人制度”——这是迟早的事情，不论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戈尔巴乔夫式的划时代事变是必然会发生的。这就是“六四屠杀的恶有恶报”，天理昭然。至于下一个回合，是善有善报还是恶有恶报，就看未来主事者的命运了。

【005、“千人计划”是对“六四绿卡”的复仇】

《中共“千人计划”被指猎取美国技术》（2018-06-22 转载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星期四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中共）2008年启动的“千人计划”，吸引在美国受教育和工作的科技人才，是中国转移、复制并最终赶上美国军事和商业技术多种努力的主要部分，其目标是促进合法及非法将美国技术、知识产权和知识转移至中国。

负责研究及工程的国防部次长迈克尔·格里芬在听证会上表示，五角大楼面临对其技术及工业基础前所未有的威胁，因为美国的“开放社会”，为中国等国家提供了可以获取同样技术和信息的机会，而这些技术和信息对于美国未来作战能力的成功至关重要。

格里芬说，中共针对的是美国大学和私人研究实验室，包括国防承包商和美国政府的顶尖人才。他强调，解决方案必须要包括加强美国反间谍能力和提升私人领域对安全的重视。

国家情报官员托尼·希奈拉作证时表示，除了“千人计划”，中共还利用西方培训的海归人才对顶尖大学的科学、工程和数学课程进行重要的修改，培育更大的创造性和应用技术。

希奈拉还表示，中共获取美国技术的另一个手段，是通过合资、合并和收购等越来越大的投资。中国对美国技术领域的投资2007到2017年已达到约400亿美元，去年有53亿，比2016年的高峰有所下降。

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说，中共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

谢选骏指出：从我所创立的“历史力学”的角度看，“千人计划”是对“六四绿卡”的反作用力，或说“千人计划”是对“六四绿卡”的复仇行动。“千人计划”是中国发动的，“六四绿卡”是美国发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人才。在这两个霸权之间的角斗之中，你争我夺其间的两面受益者，就是“先拿了‘六四绿卡’”，“后入了‘千人计划’”的风派人物或曰弄潮儿女。

网文《六四绿卡》报道：

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政府发放给1989年6月4日到1990年4月11日之间在美国停留过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绿卡，称为“六四绿卡”，亦称为“六四血卡”。美国国会为此特别通过了《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还使得1990年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签署的第12711号总统令（Executive Order 12711）中规定的“暂时禁止将中国国民驱逐出境”成为永久性条款。上述法案规定，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永久居留权名额如超出当年规定限额，将从次年的移民名额空间中减去相应数量。制定该法案的目标是为了使中国学生在六四事件之后免遭政治迫害。受益人好几万。

[谢选骏有关“历史力学”的思想摘要]

*

我听见你吹着一支神笛走过来，在你的笛声中，涌出五色循回的历史，流出自新不朽的海。你是五色的海。

*

人本来就是惰性十足的：愈趋向什么就愈容易趋向什么。于是，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于是，“马太效应”等等，不论是趋向或是善还是恶，是功还是罪，都证明了人的惰性。超人不可能变为凡人？这是否也说明超人也受这一生物规则的支配？但我们的善恶功过观念，毕竟与世俗大相径庭！我们所说的恶，是劣败；善，就是优胜；罪，即逆天命；功，即顺天命。

而世俗所谓善恶功过，本是割裂客体以为自身的利益计，以为自欺欺人、互相蒙骗的把戏？上述所说的“惰性”，并非懒惰、消极，而是接近于力学上的“惯性”：没有一种强大外力的推动，已经落实在生物身上的惯性，是不会自动改辕易辙的。为了能毫无遗憾地死去，必须创造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为了能心安理得地活着，必须接受一个心理上的归宿。

这是人生的“心安理得术”。一切创造者，都是此等意义的艺术家。

*

这不仅是关乎“善恶”的永恒问题，而首先是哲学意义“历史力学”的课题，此消则彼长，此长则彼消。

“体验”是什么？体验是最大的虚无：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自觉与否而已。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敏感程度不同而已。而人人都有的东西，不会是价值很高的东西，所以，问题不在于“体验”，而在于“体验了什么”。一个人的体验既不可被人感知、也就无法作为真理受到举世接纳，又如何征服人心、催化历史、陶铸天地？那么它的“意义”又何在呢？不求遭到无谓的理解，这是对的；但还是要取得支配历史的地位，否则，除了徒然还是徒然。

*

一切历史潮流，都是各种可说或不可说、可见或不可见的力量，在互相搏击、抵消、妥协、融合中的“战史”。从根本说，历史的法则是力学的法则。社会的力学，文化的力学，心灵的力学，还有“超验与无言的力学奥秘”……在等待我们发现。

这样的“历史”，决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或摄在胶片上的图象，可以一目了然的。读这种历史的人，应有“力透纸背”的眼力，以穿透学术权威们所散布的自命为“真相”的谎言与自命为“真理”的迷雾。

我们不是在权力的框架下重新评价优劣、再度颠倒历史的；我们只是点破人类命运中被权力垄断的上述黑幕，并揭示其循环过程。

这样的历史还有相对的黄金时代吗？当然。

历史的黄金时代，既不是“多数人的纵欲期”（民主时代），也不是“少数人建立新压制的时期”（君主时代）；真正的黄金时代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时代：从奴役走向自由，或从自由走向奴役！因为多数人的纵欲，破坏创造力；而少数人的新压制则是文明的完成状态，完成了就开始没落了。正如果子，熟透了就开始烂了。

我们给予黄金时代的特征是：多数人尚未从旧压制的梦魇中解放出来，少数人已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进军。这种“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乃是一切社会革命、文化更新、生命创造的活泉。

*

“写上一万字的得意文章──其快感相当于寻常生活中的一年！” 

真正的书写者即以写作本身为使命而不是以写作为名利工具的写作者，如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就是这样一些怪物。他之所以勤于笔耕──是因为他必需倾吐块垒，否则便会抑郁而死！ 

请原谅他写得不甚妥当的一切吧，因为那是他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 

如果谁能理解“历史力学”话，也就能体味到，即令在一切“疯狂”后面，都有着它的一切理由。著作、笔记、书信……这些都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死亡的记录”。尽管它们被崇拜者誉为或被作者誉为“生命的路标”，但路标的箭头指向哪里，却是不言而喻的。写了，也就死了。 

（一）活生生的东西是写不出来的； 

（二）一旦写出了什么──产出它的本源也就迅即枯涸了，即从意识中被排挤出去了。所以，一个安慰人的想法是：还是慢点写吧。这等于是慢跑着接近死亡。 

*

有机的封闭系统，普遍具有排它性。但是，这种封闭，是种族存在、延续的前提；也是个体发展、转化的条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个排它的大小宇宙，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圈子，一个个你要么被同化（以便换取一张入场券）、要么被排斥（自由的代价是孤独，的“场”。生物圈、文化圈在功能上都是一个“场”，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杠杆，是近乎力学原则的那种“吸引”、“排斥”；近乎生物学的“同化”、“异化”；近乎文化学的“融和”、“消解”…… 

本能上的封闭和行为上的开放；原则上的利己和策略上的利他──是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安身立命、寻求前途的两面相。为了促进本位的壮大，不仅需要移动和交流，以便和宇宙能源进行交换；还需要适度的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这是被人类升入反思领域的大智慧。移动、交流，被叫做“自由”；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被视为“独立”。人们把自由和独立并列，并不是出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由于人在本能上需要这双面的本能。 

追求自由的冲动和热爱独立的意向，在生命的总体运动中交互地推向高潮。生物场和文化场的开放与封闭，因此构成人在宇宙中的行为交响乐的两个基本的主题变奏。而自由的基础则是独立，是自己存在。死亡者固然与自由绝缘，依附者也只能仰望自由的星空，尽管有人谬把死亡与解脱、自由等同了起来。生命，是在隔离中生长起来的，文化亦然。──“隔离中的生长”这一命运，是与“有机系统”这一存在始终伴随着的。隔离中的生长，具有多种形式：如地理性的，超地理性的，时间意义上的。“人类”受到多层的分割，彼此孤独。但是这却在不意之间为文化的多元发展，为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最大的保证。

*

人人尽性，免不了大开冲突，大动干戈？──但这是尽性、和谐的必要前提，这是超越道德原则的“力学定理”。这起伏不定、升沉万状的力学现象，是全部历史的解毒剂，它使历史日新、宇宙的生命波澜壮阔、避免令人厌恶的腐朽。

有一天，一种彻底摆脱标准化的现代奴役、在形式上脱颖而出的新人，将尽性，出现在历史的晨雾中。他们从传统习俗的死缚中飞出，完成了“凤凰涅槃”。对历史，散布优良的基因；他们完成蛹体时代的蜕变、冬眠。他们长成悦目的彩蝶，翻飞在新的文化沃壤，那原始的芳甸。他们天性的总和，凝集成魅力的天命。

*

尽性，不是矫情的造作，而是纯朴的流露。要珍视这流露，要存养这流露，要为这真实的流露而拼命，并以这流露为生活的航标。让天性来陪伴你度过暗淡的岁月！

无论是宋明先生、汉唐佛徒，还是魏晋名士、先秦诸子──都把“尽性”狭隘化甚至道德化了。例如，他们假定有某种普遍而共同的“天性”存在，而且分布在每个人的身上、心中，区别只在强烈程度和自觉程度。但其实这是误解，因为人们的天性，实在不同。我们因此要从对“性”、对“性命”、对“尽性”的传统误解中，解放出来。我们要掸去它们不幸沾上的各个时代的道德积尘，以复原它的力学面目。

*

摘自谢选骏：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975年——1995年

（谢选骏全集第41—45卷）

【006、“无法确定的中国”最有引力——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七】

网文《2017年中国政治“权力的游戏”将如何上演？》说，当一些人可能还未从2016年一些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中缓过神来，新年的钟声又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诸多不确定的2017年。这新的一年，中国将迎来涉及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政治大事件。虽然新一出的“权力的游戏”的剧本框架已经确定，但是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剧情的发展走向，就如同美国的2016年总统大选一样，或许也让人难以预测。

每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秋季在北京举行。在这次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上，中共高层面临换届。这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掌权以来第一次有机会通过人事布局，让自己的人马执掌要职，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认为，中国接下来的所有事情都会围绕这项重大的事件展开。

但是他说：“历史并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指引，让我们能够预测十九大会发生什么。”

政治局常委重组

根据中共以往的不成文规定，中共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有所谓“七上八下”，也就是67岁续任、68岁退任的年龄规定。在七位政治局常委中，除了64岁的习近平和62岁的总理李克强外，其他五人的年龄都已经超过68岁。

但是现在不确定习近平是否会打破这项规定。早前有消息称，中共一位官员表示，所谓的“七上八下”不是党内的严格界限，而是“民间说法”、“不足为信”。

甘思德认为，如果年龄规定被淡化或打破，那么习近平最紧密的政治盟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将留任。不过他表示，即便是政治局常委本身，或许存在变数。

他说：“人数可能会增加到九人，也可能减少到五人，或者就完全被取消了。我们无法确定。”

他说，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许多做法都与前几任领导人的有很大不同，包括反腐和亲自督导各项事务，因此在十九大这个问题上，也不能期待他会遵循以往的传统。

但是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何天睦（Timothy Heath）认为，在高层重组问题上，习近平不会过于偏离过去的做法。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不认为习近平会过分偏离以往的惯例与做法。如果中国遵循确立的惯例，那么习近平将有机会安排那些支持他的主张的年轻门徒和政治盟友。”

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即便习近平有机会重组人马，他也许也面临挑战。他们认为，习近平推行的一些政策引起了党内一些人的不满，比如大力反腐。

香港浸会大学的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反腐运动在中国官场产生了疑虑，很多官员不再推行改革，而是无所作为。

他说：“总体的政治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打压异议人士，对党、大学、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和监督加强了。人们的忧心加重了。我们可以感觉到党内对习近平发起和推动的一些非常保守的举措有一些阻力。”

反腐继续

过去三年半以来，习近平的反腐惩戒了一百万中共党员。甘思德和何天睦都认为，反腐运动仍会继续下去。

甘思德说，接下去的反腐会重点强调党内纪律以及国家监察机构与中纪委之间的分工。

就在几个星期前，中国开始在北京和浙江等地启动了一项试点项目，将国家的监察机构集中管理，旨在打击根深蒂固的腐败。不过有分析人士质疑这个新制度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兰德公司的何天睦认为，反腐仍会成为习近平扫除阻碍的一种手段。

他说：“无论是谁威胁到了他的权力基础或改革议程，我认为他会借反腐之手去打击那个人。”

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反腐会逐渐告一段落。他们认为，习近平反腐的主要目的在于排除异己，如今这一目的已基本达成，若继续下去，将树敌更多。

继任者问题

2017年中国政治大戏的另一条不太明确的故事线是习近平是否会在十九大上明确指定继任者。如今坊间有传言说，习近平或许会推迟指定接班人，而且还有可能不会在两届十年的任期结束后卸任。

甘思德和何天睦都不排除习近平推迟宣布继任者的可能性。

何天睦说：“我认为，如果他强调继任人选的话，会有政治风险。那个人在未来五年也许会背叛他。”

甘思德认为，即使习近平推迟宣布，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试图打破两届任期的限制。

他说：“我不认为那意味着习近平想要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之后继续掌权。我认为那只是表示，他们尚未做出决定。而且习也不希望在任期的最后几年成为跛脚鸭。”

序幕拉开

中国各地已经开始陆续展开十九大党代表的选举工作。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星期五（1月6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再次强调做好2300名党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性。文章说，党代表选举要把好纪律关和廉洁关，对选举舞弊和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人民日报》上个月的另一篇评论员文章还强调了要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思想关。

序幕已经拉开，剧情将如何发展？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虽然他大体预计十九大将顺利举行，而且习近平也会成功让自己的支持者进入领导层，但是一切仍难有定论。

他说：“因为中国面临经济挑战，同时国际环境又非常复杂，你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

……

谢选骏指出：一个“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的中国”最有吸引力了。“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的中国”，就像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黑洞，随时可能吞没其它的东西，并把幸存的东西加以变形变性。

【007、“遗忘六四”也没有用了】

《六四30周年特辑之十：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BBC 2019年6月1日）报道：

强调“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担心和现实：六四正在被遗忘。 

编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30周年之际BBC中文特别推出这套10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六四”，又到周年。1周年，10周年，20周年……一晃，30年逝去。

30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它对今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试图回答这个几乎无法回答的大命题，不妨先引两段语录：

两段语录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

第一段语录，摘自1989年4月26日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它是邓小平为刚刚起来的学潮钦定的性质。

第二段语录，是“八九”民运中学生领袖之一柴玲在政府下令开枪杀人的前一周，在5月28日，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高潮中录下的一段录像。

“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我们不妨顺着这两段语录做一梳理。

“维稳” 卅年

邓小平当年下决心开枪杀人、不惜以学生平民流血为代价结束天安门民主运动，一个根本的理由是：“中国不能乱”。

这个所谓“乱”的结局，邓小平看的很清楚，就是共产党下台，一党专制制度在中国的崩溃瓦解。用《人民日报》社论的表述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六四”镇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被当作了“镇压有理论”的佐证。邓小平身后历代中共领导人，都高举“不能乱”的祭旗，全力以赴地“维稳”。

江泽民上台高喊“维稳”，胡锦涛上台高喊“维稳”，习近平接掌权利后仍信誓旦旦的要“维稳”、“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习近平的“维稳”，从范围、规模、手段和深度与江胡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指为“黑手”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六四”镇压后，共产主义实际上已被邓小平抛弃：

“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六四’镇压后邓小平意识到，他不得不以放弃共产主义做为继续维持一党专制制度的补偿。苏联东欧共产体制崩溃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1992年的‘南巡’，他下决心搞资本主义。但邓小平的资本主义与欧美的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就是以确保一党专制的继续为前提。所以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权利介入市场，不公平竞争和对腐败的依赖。”

政治严冬

江泽民、胡锦涛都萧规曹随，以默认各种利益集团的腐败换取对权利核心的支持。1989年，学生们高喊“反腐败，反官倒”走上街头，但30年前学生们要反对的腐败，与今日中国的腐败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习近平则是高举“反腐”的大旗上台，把“反腐”变成了巩固权利、打击异己、获取民意支持的利器。

如果说，江胡时代中国的政治气氛还有时松时紧的间隔，还一定程度上容忍在非敏感的话题上议论吐槽的话，那习近平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已经彻底封杀了任何不同声音的发声渠道和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从政治异见者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从维权人士到少数民族、从网络大V到演艺名流、从精英阶层到平民百姓，敢于挑战一党专制，甚至稍微与“主旋律”不合拍者，遭到的是严酷打压乃至灭顶之

“六四”镇压30年后，习近平正在把中国拉回到毛时代的政治严冬。 

习近平治下，正在借助网络新技术，把乔治·奥维尔笔下虚构的“大哥”全方位监控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而意识形态上，习近平正在试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到毛泽东时代。

如果说，30年前，“八九”民运在中共建政后最温暖的政治“小阳春”中爆发，那么，30年后，中国正在回到毛时代的政治严冬。

擦亮眼睛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语录。柴玲30年前录下这段话时的状态、她的话是否被误解或曲解；“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人被打死，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当柴玲等学生领袖挽着手臂带领同学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确凿的事实：中国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镇压了一场波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

柴玲期待的流血，不幸地发生了。无辜受害者的鲜血，“擦亮了全中国人民的眼睛”了吗？

30年前，当“六四”的枪声划破北京的黎明的时候，人们预言的罢工罢市、全民揭竿而起、万众汇集广场保卫学生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事实上，6月3日晚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警告“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也就是军队拿到杀人令牌后，随着紧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缩小一圈。如果说，过去50天中，广场像是磁石一样吸引人群，此时的广场却像流沙，人们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这里绝无指责之意。那个凌晨，迎着枪弹、迎着坦克挺身而出的学生市民大有人在。

从分析“八九”民运政治遗产的角度，这里要说的是30年前运动领导者的一个根本性的误1989年6月4日天大亮后，北京市民看到的景象。 

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八九”民运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时，必须要对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有一个现实的、清醒的认识：

“人们曾说你一杀人，全体人民的眼睛就擦亮了，就都起来反抗了，那你对老百姓就估计错了。而且从根本上就估计错了。你以为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专治？要通过一件什么事来教育老百姓？其实老百姓早知道，正是因为知道才不敢上街反对的。对专治不反抗不是因为不知道它专治，而是知道专治的厉害。”

已故的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在像中国这样的专治社会，这是必然的：

“因为全民体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脉。为什么在1960年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农民不造反？因为没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不能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强权。”

噤若寒蝉

那么，先于民众“擦亮”了眼睛的知识精英群体，一场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让他们更加心明眼亮，执着追求了吗？

“八九”民运的主体和主角、1980年代的大学生，尽管被批评幼稚冲动、缺乏政治技巧，但他们忧国忧民、推动中国走上民主文明之路的激情是纯洁而炙热的。80年代的大学生，在1989年那个春天，勇敢的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吹响了社会的号角。

尽管对中国知识界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有各种批评和质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走上街头，呼吁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

被政府定为“黑手”的知识分子精英，尽管被指责“软骨头”，没有挑起大梁。但是，一批曾饱受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已经领教过中共专制制度的“厉害”的公知，还是在1889年那个春天挺身而出，与青年学生走在一起。在他们走上街头之前，与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已经成功的营造出自中共建政以来最宽松、自由、活跃的政治气氛。

八九民运后的30年，寒蝉效应已经在习近平时代覆盖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一国两制”的香港。 

然而，这场小阳春在89年那个春天嘎然而止，乍暖还寒。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美国的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王军涛说：

“‘六四’最大的损失还不在于丢了多少条人命，而是这个民族失去了一次和平的政体变革的机会。‘八九’之后从党政军到知识界被全面清除出局的精英意味着，主导‘八九’民运的民主力量被一网打尽。”

30年来，这样的“和平变革”机会再也没有出现。中国的民主力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流亡在海外，也再没有恢复元气。

不屈不饶坚持奔走呼号者仍有。已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就是一个典范。但更多的人是沉默，如果不是已改弦易辙附和“主旋律”的话。

“八九”民运后的30年，寒蝉效应已经在习近平时代覆盖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对“占中”组织者的判罪，或许是对30年前港人表达的担忧的最明确的证实。 

“一国1.5制”

这也包括香港。香港在整个“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港人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关注、参与和影响力，让北京震惊。“八九”之后的30年，“颠覆基地”、“前哨阵地”之类的字眼常常与香港连在一起。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一直在全面收紧。

1989年5月21日，超过一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北京实施戒严，声援大陆的民主诉求。那次空前规模大游行的组织者李卓人这样看当时港人的心态：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有民主和自由，因为只有中国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香港游行中有一个口号最能体现港人的心态：‘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如果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会变成什么样？香港的人权自由能存在吗？”

在“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对“占中”组织者的判罪，或许是对30年前港人表达的担忧的最明确的证实。

被判监禁16个月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对BBC说，“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在慢慢走向“一国1.5制”，甚至有一天会是“一国一制”。

毋忘“六四”

过去的29个“六四”周年，香港支联会都组织维园烛光悼念晚会。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毋忘‘六四’”。

临近“六四”30周年，香港支联会4月17日在立法会外启动了“毋忘‘六四’号”宣传车。

强调“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担心和现实：“六四”正在被遗忘。

30年来，有关“六四”，中国政府只做了一件事，试图彻底抹去有关“六四”镇压和“八九”民运的一切纪录，就像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六四”镇压后出生的一代大陆人，在不知“‘六四’是什么”中长大。

有形的纪录可以抹去。人们的记忆也可以抹去吗？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曾经历了“八九”民运的一代人中，“自觉”抹去“六四”记忆者，相信不在少数。

曾是BBC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的林慕莲（Louisa Lim），几年前出版了回忆“六四”的专著《失忆的人民共和国：重温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在香港大学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林慕莲说：“中国境内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亲自参加了那场运动的父母，决定还是不把那段历史讲给孩子，因为这些父母们觉得，知道了没有什么用，没准还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30周年，对于任何一个纪念日，都是一个大日子。而对于纪念“六四”，意义尤殊。用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的话说，“‘六四’30周年的纪念，可以说是仍以‘六四’亲历者为主体的最后一次最受瞩目的纪念。”

实际上，过去30年来笔者曾与之面对面访谈过的“六四”亲历者中，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包尊信，戈扬、王若望，许良英等等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她们或在流亡中客死他乡，或在中国政府的监视下默然逝去。

又到周年。30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如何纪念？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任何一个相信正义和道德的人，都应该面对的。

“六四”30周年十集特别系列结束。请继续关注BBC中文网有关“六四”30周年的专题报道。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用尽了吃奶的力气，让人们“遗忘六四”。但是，即使“遗忘了六四”也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六四已经深深改变了中国社会，并且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六四屠杀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再也回不到以前那样了。在这种意义上，六四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你说它没有，它就真的没有了吗？没有六四屠杀，中共不会穿上红舞鞋，疯狂地痉挛，用“向前逃跑”、涸泽而渔的方式“发展经济”。没有六四屠杀，就无法组建血汗工厂，用“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方式，把中国大陆变成了第二经济体。六四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你说它没有，它就真的没有了吗？不是的，连你奶奶的海外财富都是六四的产物。

【008、《河殇》和六四让中国学会了种树】

《为何中国不搞环保炒作？因为他们是种树狂魔》（观察者网 2019-09-27）报道： 

最近，16岁瑞典辍学学生桑伯格可谓是风头无两。9月23日，她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指点江山、怒斥政坛，引来全球目光。

此情此景，让部分国内网友开始积极反思，质疑中国人在环保方面的作为。在桑伯格联合国演讲之后，还有网友称赞她是在为地球的未来而奔走呼号，指责那些反对她的中国网友思想层次不够。

层次不够？一位网友表示，桑伯格只是在放嘴炮，他引用了《三国演义》中的句子指出，中国人对这类纯嘴炮的嘲讽古已有之。

另一位网友则回复了《论语》中的经典名句听其言而观其行。

既然说道了观其行，中国表示有话说。

观察者网在查询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后发现，在1991-2016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是全世界新增森林面积最多的国家，而且其增长面积远远超出了全球其他国家。

这个远远超出有多夸张，大家可以通过一张动图感受一下：

数据显示，在1991-2016年，中国一共新增林地527152平方千米，远远超出第二名美国的79186平方千米和第三名印度的69205平方千米，是名副其实的种树狂魔。

库布齐、毛乌素……一片片绿化了的沙漠见证了中国人种树治沙的功力。

而同一时间段内，森林的消失其实是主要发生在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南部，特别是巴西和印度尼西亚。

虽然中国的种树面积冠绝全球，但光靠一个种树狂魔根本不足以概括中国在环保方面的投入。

英国石油公司（BP）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是全世界风能和太阳能累计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不仅如此，在风能和太阳能的使用方面，我们同样是全球最高。

世界并没有无视中国在环保方面取得的成效。早在此次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就被邀请在大会上上台为气候变化发声。

联合国官员强调，只有最大胆、最具变革性的行动才能上台（展示）。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则被禁止发言。

王毅外长在大会上表示：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一员，中国将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言必信、行必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变，与各国深化气候合作的意愿不变，推动气候多边进程的努力不变。

只要各国勠力同心，就一定能建成一个清洁美丽、共同繁荣、命运与共的美好世界！

网民哀嚎：

JustAsked 发表评论于 2019-09-28 06:46:06

北京空气也比以前好了!

带头大哥 发表评论于 2019-09-28 06:42:00

中国配得上种树狂魔的称号。很多地方的绿化都富有成效。生态环境在恢复，雾霾指数在下降，蓝天白云的天数在增加。

不重复的用户名 发表评论于 2019-09-28 06:00:44

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比灯塔国，欧洲的牌坊国要低很多。瑞典女孩很识趣，不敢点名批评中国。

匡吉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23:40:20

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大国，搞环保炒作，不是和自己的GDP过不去吗？别国也不信啊。

天眼里人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23:05:17

要不，号召联合国搞一个中国环保表扬大会？ 把坏事再次变成好事？给习总发个奖杯？号召全球人民向中国学习？ 告诉大家，中国的地沟油没有了，毒奶粉不见了，雾霾消失了，毒疫苗是假新闻，一起都是炒作？有这个自信的话，去呀，没人拦着你呀！

大玩家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21:57:56

这些动不动就骂的反东西已经是中国人的敌人了。

Bali2018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20:48:51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38:49

倒是什么自然杂志竟然说中国种树是在破坏环境。所以啊，瑞典的小姑凉不可怕，对那些道貌岸然信口雌黄的媒体（以及背后的没剥皮）却不能不防，呵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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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是中国愚民一员，人民日报说啥你信啥，呵呵

randomspot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20:16:50

在国内亲眼目睹人工种植出来的森林， 印象深刻。

”厉害“国让人笑了。 但中国这方面的厉害， 必须赞。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20:15:36

几年增加５３万平方公里。怎么和某产万斤一个套路呀。

骗得老外们一愣一愣的。

喜得利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51:56

共产党祸国殃民，劣迹影响后代千万年。

这就是包子时时梦想的“千秋一帝”！

VictorWu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44:20

其实也和气候变化。大西北变湿润了有关。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38:49

倒是什么自然杂志竟然说中国种树是在破坏环境。所以啊，瑞典的小姑凉不可怕，对那些道貌岸然信口雌黄的媒体（以及背后的没剥皮）却不能不防，呵呵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33:08

瑞典姑娘跟咱们河水不犯井水，前几天他们指责5个国家应对地球环境的破坏负责，名单里压根儿就没有中国。所以，中国人也犯不着跟瑞典姑娘过不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中航科工六院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30:26

满眼仇恨

lukechen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23:26

这个小丫头看上去精神有些问题，像是艾斯伯格症患者。

中国土人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20:22

ttt8966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07:00

warshipfreedom, 你个B样连worship 都拼不对，还在这儿BB哈哈，鬼岛人读书少

wuhoo2000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12:36

用鸡蛋里挑猪骨头都形容不了反中“人”的无聊下作。

ttt8966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07:00

warshipfreedom, 你个B样连worship 都拼不对，还在这儿BB

lanxf126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8:00:43

在中国的环保人士都被和谐了。

warshipfreedom 发表评论于 2019-09-27 17:54:07

中國這個b國家其實一直不明白經濟和環境都規律，只是在硬幹

谢选骏指出：“在1991-2016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是全世界新增森林面积最多的国家，而且其增长面积远远超出了全球其他国家。”——为何中国种树狂魔是从1991年开始？因为那是1989年六四屠杀的滞后反应！而《河殇》又是“1989年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而且《河殇》又是对黄土高原日益沙化的悼歌——所以说，是《河殇》和六四教会了中国种树！每一个六四亡灵，都像《夸父逐日》里化为“邓林”的“逐日的夸父”一样，化为一片森林，布满了中国大地！

[《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谢选骏指出：这个邓林不是六四屠夫邓小平的女儿，而是共产党的克星！——《河殇》和六四让中国学会了种树。

【009、《丧尸未逝》影射毛泽东僵尸策划六四天安门屠杀】

网文《丧尸未逝》报道：

2019年5月14日，美国导演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的新作《The Dead Don’t Die》（《丧尸未逝》）是这晚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片。该片同一天也在法国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十分阴森可怕的故事，在一个宁静的小镇，突然有一天晚上，月明星稀，动物们突然行动诡异，埋葬在坟墓中的尸体也开始爬出墓外，开始攻击与吞噬活人，小镇居民的生存之战就此拉开。《丧尸未逝》演员阵营浩大。是吉姆·贾木许的第十三部长片。吉姆·贾木许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嘎纳电影节的常客。他的作品曾经在戛纳获得荣获多次嘉奖，1984年，吉姆·贾木许曾凭借影片《天堂陌影》荣获金摄影机奖。1993年他的短片《咖啡与香烟》获得了短片金棕榈奖，2005年他的长片《破碎之花》荣获金棕榈大奖。2016年，吉姆·贾木许也有两部作品被选入当年的官方评选单元。吉姆·贾木许作品创意独特，故事情节离奇怪异，经常描写一些反英雄人物，带有一种黑色幽默。画面总是伴随着原创音乐，整个影片笼罩着一种忧郁的气氛。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纪念堂”盘据北京天安门，阴魂不散、煞气冲天，导致天安门阴云密布，血流成河。《丧尸未逝》因此在1989年六四屠杀三十周年之际全球上演，以此影射毛泽东僵尸策划了六四天安门屠杀。毛僵尸如何策划了六四天安门屠杀？通过入住邓小平内心。所以六四屠杀以后，邓小平也就得了毛泽东的帕金森症，像毛泽东一样不能说话，最后活活憋死了。

【010、颠覆共产党中国的08宪章】

《刘晓波与习近平同样的诉求，却不同命》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前的好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表示，在要求依法治国的问题上，刘晓波和习近平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他们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死在狱中。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一直处于软禁状态。

德国之声：据您估计，刘晓波先生逝世后，他的妻子刘霞的命运将会如何？

鲍彤：刘霞本来是一个中国公民。没有犯任何罪。但是刘晓波被判刑以后，刘霞也被软禁了。我不知道中国是根据哪一条法律，来把一个无罪的人软禁起来的。这个问题只有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组长知道。

刘霞现在的情况您有所了解吗？因为外界完全无法和她取得联系。

鲍彤：不了解，刘晓波先生坐牢以后头两三个月，我可以去找刘霞。当时允许我到刘霞家里，后来就不允许了。我知道刘霞喜欢抽烟，我就把烟送到她那里去。他们不让我进去，是她门口的便衣拿进去的。后来过了两个月以后，便衣也不送了。我送东西就送不进去了。刘霞是被非法软禁的，这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应该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我不知道。我看也只有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组长知道。

刘晓波去世后，刘霞的命运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那您认为，刘霞现在应该被给予怎样的待遇？

鲍彤：她应该是自由人。她应该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党和政府应该保障她的权利。如果任何人侵犯她的权利，政府应该为她说话，否则这个政府就不是政府。

刘晓波先生虽然去世了，可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您觉得他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鲍彤：他留下的遗产就是《08宪章》，就是要求中国要实施宪法。

刘晓波这个名字其实更被国际社会所了解。那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

鲍彤：我想国际社会会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中国共产党这个党是这样来对待其公民的。其公民没有别的要求，只是要求实施宪法，就把他判罪了，就把他抓起来了，就让他在监狱里面死了，而且死了也没有人救，而且他还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公民。

刘晓波先生生前，您和他有过很多的接触，在您眼中，刘晓波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鲍彤：2007年到2008年期间，我和他每个月都在一起喝茶。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朋友。他其实不是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公民，他只是因为看到中国的宪法没有实行，他觉得太悲哀了。他是为宪法说话的。在这一点上，他和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的名字叫习近平——的态度是一样的。习近平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刘晓波的意思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必须实施。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一个人现在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另外一个人因犯有颠覆国家罪而被判刑。这个事情给了全世界一个最明确无误的信息：中国公民就是这样对待国家主席和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他们两个共同的要求都是要求实施宪法，一个在当国家主席，另外一个因叛国、颠覆国家被判刑了。

既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高层也都表态应该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各项内容，但宪法在中国实施还是很困难。您觉得在中国实施宪法的最大阻力来自哪里？如果不是来自于习近平主席？

鲍彤：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最好问外交部发言人，他很可能告诉你，实施不实施宪法，这是中国的内政。为什么要求实施宪法的两个人，一个人当国家主席，一个人被判刑，这也是中国国家的内政。他大概会这样回答你，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代表不了这个国家，我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但我对德国民众，德国之声的听众关心刘晓波先生的命运，关心宪法在中国的命运表示感谢。

采访对象：鲍彤，曾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反对中国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成为当时被中国当局逮捕的最高级别官员。1996年刑满释放后，鲍彤一直生活在软禁之中。

刘晓波和他的政治主张

1986年底安徽、南京、上海、北京的学生运动期间，我知道了刘晓波的名字，没见过面。 2007以前刘晓波找过我两次，两次都被警察阻拦，不让进来，他只好回去。我同刘晓波熟悉起来，是2007和2008年的事，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刘晓波的专业是文艺理论，在学校里研究过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派的学说，但是他不满足。

他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喜欢交友、聊天。就性情而论，他不是政治人。同他聊天，平民琐事，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几乎不涉及政治。顺便提一笔，我们喝茶聊天时，总有人在边上听着。

熟悉以后，我们每月必喝一次茶聚聚。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是每次都能聚成。他知道我每天在玉渊潭公园打太极拳，有事还到公园来找我。 2008年有一次，他到公园来，说几个朋友在起草《零八宪章》，希望一起商量。自此，我们见面就不仅每月一次了。

《零八宪章》不是刘晓波一个人起草的，是他主持，大家一起商量。他很注意听各种意见，对不同意见，他听得特别仔细。他也争论，但不固执，择善而从。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认同，他就赞成怎么写。

刘晓波性格很温和，不走极端，不主观，不偏激。后来的那篇《我没有敌人》，确确实实反映了他的为人和主张。

起草《零八宪章》的时候，他也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越简单越明白越温和越好。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意见。几个朋友一起商量，忙忙碌碌，他最忙。

刘晓波聪明，知道做事情一定要合法，这样，参加的人会多，阻力会少。 《零八宪章》里面所写的内容，几乎统统都是宪法上讲了的。我们只是要求认真落实执行，没有别的新的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全部是当局可以接受而没有理由拒绝的。

比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统统都是明文载入宪法的，都是政府应该保障的事情，没有什么「颠覆」的东西。

当时估计到，有两个问题可能是比较难于被接受。一个是「军队国家化」，还有一个是「联邦制」。这两个问题本来也考虑过是不是不说，但是共同的结论是为了爱国，非说不可，这是我们爱国者的责任所在，不能苟且。

军队如果不国家化，难道可以私有化、党派化、军阀化吗？不应该啊。国防军天经地义必须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是1937年一直到1946年毛泽东周恩来一贯的主张，不应该动摇。

联邦制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中国这么大，如果不实行联邦制，那么就是中央集权。从秦始皇开始，一切主观主义都是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联邦制实际上是治理大国的对症良方。美国的成功经验证明，如果没有联邦制，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民有民治民享势必落空。中共历史上就主张过联省自治，这是纲领性的东西，是共产党老祖宗的主张。毛泽东在湖南时甚至提到湖南要独立，那就偏激得没有分寸了。联邦制和四分五裂压根不是一回事，美国是联邦制，谁能把她四分五裂？

刘晓波走的这条路是一条深思熟虑的路：一切立足于合法、和平，非暴力；温和不偏激，有根有据，有现实的法律根据，也有历史文献的依据。

当时大家都比较乐观，因为据说中国要搞「和谐社会」。已经有了宪法，尽管不完善，但是里面有好东西，落实好东西，应该阻力会比较小，赞成的人会比较多，应该没有理由反对。所以大家都比较乐观，我也很乐观。

刘霞总是静静地听。她爱笑，笑得极灿烂。但她是个忧郁的人。她是诗人，画家，喜欢照相。她的作品的基调是忧郁和悲伤，悲天悯人看世界。《零八宪章》发表以后，当局居然把刘晓波抓起来判刑。我不知道刘霞有没有什么预感。我确实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刘晓波为什么会被判罪，而且是重罪。爱国有罪，护法有罪，我至今搞不懂。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胡鞍钢教授，他说中共的常委制就是集体总统制，这话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以后，国内从来没有人批评过，显然是认真的有共识的。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大概是每个常委各管一摊。逮捕刘晓波时，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所以我只能这样理解：把刘晓波抓起来判刑是出于腐败分子周永康的胡作非为。真相到底如何，相信将来会搞清楚。

后来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这是实至名归。刘晓波找到了一条阻力最小，理由最充分的道路，他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人胆敢公开提出反对的。如果中国真的走上了民主的道路，那么，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全世界将会得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对人类共同的文明发展可以起绝大的积极作用。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爱国者——刘晓波。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很清楚，“当时估计到，有两个问题可能是比较难于被接受。一个是‘军队国家化’，还有一个是‘联邦制’。这两个问题本来也考虑过是不是不说，但是共同的结论是为了爱国，非说不可，这是我们爱国者的责任所在，不能苟且。”——由此可见，“08宪章就是要颠覆共产党中国”。何以见得呢？因为“军队国家化”就是要求废除党国，连国民党国也要废除，共产党国就不用说了。还有一个“联邦制”就是要求废除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世界主要国家中，连法国、意大利、日本都做不到，只有英美可以做到，德国俄国则是假装可以做到。中华民国同样也做不到。而08宪章却不是因为“失误”才提出这两个要害问题的，08宪章经过反复斟酌，“共同的结论是为了爱国，非说不可，这是我们爱国者的责任所在，不能苟且。”由此可见，08宪章就是要颠覆共产党，是为了爱国非说不可，这是爱国者的责任所在，不能苟且。所以，中共必须让刘晓波死在监狱里，意思是把08宪章也随同埋葬在监狱里了。这就是有人说的“刘晓波永远与08宪章不可分离”。鲍彤说他自己“我确实没有这个（刘晓波遭遇的）思想准备”。有人也因此说，“中共自己不是主张过‘中华联邦共和国’吗？怎么出尔反尔。”对了，正因为共产党自己曾经主张过，所以你就更加不能主张了。例如共产党向国民党要自由，你就不能向共产党要自由——正因为同宗，所以才绞杀。例如“朕即国家”这个词皇帝可以用，平民就不能用。“联邦制”“要自由”这些问题也是类似的。你懂吗？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作不懂？不论你是怎样不懂，强权都会“让你懂的”。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鲍彤啊，刘晓波啊，说到底都还是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就更加不能容忍他们了。

【011、08宪章是警察暴力激发出来的】

（一）

张祖桦（1955年12月20日－），男，江苏丹阳人。1982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六四事件之后，离开中央机关。1991—199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西方国家宪法。1993年以来，任职于民办“三和经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还曾受聘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现代化、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目前在北京被监视居住。

著作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主编）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论“民主兴国”》

《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公民》访谈）一文是这样说的： 

张祖桦先生现居北京，著名宪政学者和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和首批303名签署人之一。主要从事宪政民主理论研究与人权方面的工作。2005年和2008年被民间人士评选为该年度影响中国的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论著：《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四论人权捍卫者》等，《零八宪章》（珍藏本）主编之一。在“六四”二十周年和《零八宪章》发布半年之际，本刊记者特别专访了张先生。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本刊记者（下文简称“记”）：今年6月4日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掀起了一个纪念高潮，香港有15万人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集会，参加的人数创造了历史纪录。由这一切我们看到二十年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使人们淡忘那些历史的伤痛，相反从这样大规模的纪念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对历史公道讨还的急切与坚贞，因此有人感叹“民心不死，民族有救”！首先请您谈谈刚刚过去的这“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相对于过去每年的纪念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张祖桦先生（下文简称“张”）：的确如您所说，今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呈现出范围广、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的特点。仅在北京地区，在当局的高压与严控下仍然有大批各界人士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江棋生、于浩成、张显扬、李海、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举办的民间纪念会；崔卫平、徐友渔、钱理群、秦晖、徐晓、梁晓雁、赵晖、王俊秀等人召开的知识界研讨会；天安门母亲群体举行的大型追悼会；周舵公开申请“六四”当天举行游行示威，还有一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也打破沉默公开接受采访披露当年的真相；尤其是江棋生顶着两次抄家、多次传唤和再次坐牢的威胁，在维权网的协助下撰写和发布了《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关于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的记录，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知识界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审视了“六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戴晴提出的“真相、正义与和解”引发了如何走出历史悲情，实现转型正义的讨论。王力雄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一文提出了当年运动的参加者在二十年后应进行“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即超越历史局限的问题，发人深思。全国各地和全球各国的纪念活动也极为丰富多彩，互联网上有大量报道（国内要通过破网工具才能看到）。总之，“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往年，并且留下了非常多的有价值的思考、意见、信息和资料，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和自由民主运动将会产生持续的深远的影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有较大发展，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大陆官方一直以此作为当年“六四”镇压的正确性，或者说一种不得已的理由。请先生评点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得失？

张：这个问题很大，且由于过去二十年离我们很近，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些问题我们现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还有待于继续观察和解析。我只能简要地谈个人的看法。“六四”以后，以民主、法治、多元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进程被中止，中共统治集团推行是一条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民主与法治政体下的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非民主，非法治，一党专政，政商勾结，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作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我在《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文指出了它的八项基本特征：一、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二、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三、打着党、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贪赃枉法，欺压民众；五、内外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六、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其后果正如《零八宪章》中指出的“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另一方面，从民间的视角看，过去的二十年同样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种类型的NGO迅速成长，民间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兴起，公共空间逐步扩大，加上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公民表达与民意传播效率大为提升，通过一系列的维权抗争事件，逐步形成强大的民间压力，迫使执政当局不断做出政策调整，以缓解社会矛盾。总体上看，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是一个民进官退的时期。

执政当局在逐渐成长壮大的民间社会的压力下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下，为了在国际上挽回面子，以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推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斥人权到逐渐接受人权话语、从实行人治到高谈法治的转变。中国政府在90年代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者直到现在仍未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全国人大在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4月13日，中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同时，这20年里还通过了多部法律并修订了已有的刑法和民法，设立了司法考试和法官职业化的制度。但是这些改变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官主而无民主，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况依然如故，政治改革依然停滞不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下的畸形经济发展，撕裂了中国社会，已经给社会后续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今天事实已经到了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危机高发期。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有识之士无不忧苦于心，多年来大家纷纷以各自的形式表达着这种忧虑与质疑，然而却无力扼阻中国社会的沦落，面对这种危险境况，去年中国大陆以您和刘晓波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集体发出了对中国社会困境全局性解读的倡言，形成了历史性的《零八宪章》。请先生谈谈这份《零八宪章》对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建设性意义？

张：如您所知，《零八宪章》的内容在自由民主国家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在我国，这些常识近百年来也为无数仁人志士所论述，所提倡，所传播，所践行。由于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特别悠长，专制的力量特别顽固，相对而言自由民主力量生长的历史比较短，中间走过不少弯路，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磨难，因此至今发育得仍不够充分，积累得不够丰厚。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转型特别艰难，特别困苦，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要在中国得以实现尚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于说到《零八宪章》的意义，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只能说一些我们的愿望和构想。第一，是要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第二，是要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加以认同和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第三，对待专制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而应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第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第五，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记：《零八宪章》（珍藏本）通过先生与李晓蓉博士的辛勤工作由开放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请先生介绍一下该书的编辑出版情况？

张：我因一直被软禁在家中，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及与外界联系多有不便，幸赖李晓蓉博士热心帮助，由于她的精心筹划和认真编辑，加之香港开放出版社的金钟先生和蔡咏梅女士的鼎力支持，才使得《零八宪章》（珍藏本）一书得以于5月10日顺利面世。

本书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为什么签名？”，选编了12篇宪章签署人的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回答了参加联署签名的意义、思考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签署人留言选编”则是从众多的签署人留言中辑录的精萃，充分展现出中国公民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求和不畏强暴、坚贞不屈、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高贵精神，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第二部分“评论与争鸣”，选编了9篇相关文章，或论或评，或弹或赞，亦有质疑与辩诘，意在鼓励不同意见的争鸣，尤其欢迎各方人士对宪章文本提出批评与指教。宪章不是封闭的文件，宪章运动也不是一言堂，它需要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真诚的批评意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第三部分“前波与后浪”，选编了10篇稿件，其中收录的金钟先生和我的答记者问阐述了宪章的由来、旨意和前景，意在起到开宗明义、正本清源的作用；几位宪章签署人记述接受警方传唤乃至抄家经历的生动文字，说明中国当下的人权现状与官方对外宣示的“伟大成就”之间实有天壤之别；牟传珩先生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最后一部分“附件”，内容弥足珍贵。收录了国际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亲自翻译的英文版《零八宪章》；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哈维尔的文章：“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零八宪章》的联署人面临政府的打压”和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翻译的《七七宪章》中文版；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对《零八宪章》的声明；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部分《零八宪章》签署者声明；海外华人学者就国内各界发布的《零八宪章》的声明；《零八宪章》签署人名单（第一批到第十二批）。从传播的角度看，本书的问世对于扩大《零八宪章》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零八宪章》无疑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与1989年春夏中国发生的那场影响世界的民主运动在精神上有哪些关系？

张：毫无疑问，《零八宪章》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既受到捷克《七七宪章》的启示，也受到英国1215年《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和台湾民主运动的教益。同时，它与本土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之前的“民主墙”运动）有着直接的精神纽带。《零八宪章》首批303名签署人大都直接参加过八九民运，《零八宪章》中的主要诉求在八九民运中大都曾经提出过，我本人也是由于“六四”才彻底认清了中共的独裁专制的本性，放弃幻想，从体制内进入民间投身争取自由民主和捍卫人权的事业。我一直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过程。后人之所以能取得一些进展，很大程度是由于先贤的探索实践，奉献牺牲，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就的。八九民运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发掘的宝贵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和发扬光大。

记：支持中国落实《零八宪章》中的诉求，无疑需要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壮大。请先生谈谈从1989年至今二十年来，中国在公民社会发育上取得了哪些进步？

张：过去二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人领域（或称“私域”）逐步扩展。所谓私人领域是指私人自主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领域以及个人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领域，个人在这一领域中，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其隐私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近30年来，由于经济市场化、企业民营化、文化多元化以及民间社会的重建，使得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具备，公民社会已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以清新的面目在私人领域大步迈进。

二是民间社团迅速增长。民间社团的成员是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团体，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赢利性的社团组织。据有关部分发布的统计资料，目前我国民间组织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08年《社会发展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有38.2万，其中社团组织20多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万个，还有基金会1300多个。另据2008年10月10日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管理暨执法监察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在全国38.6万多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21.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4万个，基金会1392个；2007年度，各类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56.9万人，比上年增长7.4%；形成固定资产总值682亿元，比上年增长61.2%；收入合计13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11.3%；社会组织增加值为30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3.9%.据政治学学者俞可平估计，现在实际存在的各类民间组织的数量大约在300万个左右。如加上利用互联网设立的各种网友组织，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民间社团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也提升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三是公共空间逐渐撑大。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范畴。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近些年，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类论坛、沙龙、研讨会、讲座日益增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运动的热情也在逐步增长，公共空间呈现出逐渐撑大的势头。

四是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指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组织化和社会动员特征的集体行动。不要小看公民社会的力量，在绝大多数国家民主化与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公民社会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故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指出：“公民社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

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是否能妥善解决时下的难题，实现官方一再宣示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关键就看《零八宪章》提出的诸项原则和建议在中国社会落实的情况，请先生谈谈《零八宪章》将在未来怎样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

张：我不是未来学家，也不敢妄言预测未来。《零八宪章》自去年12月9日公布以来，从我本人接触到的大量体制内外、社会各界的人士（包括中共高干和警察）来看，90%以上都表示认同和支持。另外的一些人也表示赞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对少数条文有不同意见。完全反对者，我一个也没遇见（只在网上看到一些毛左派的大批判文章，谢谢他们的重视与帮忙传播！）。尤其是许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对宪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甚至为传播宪章勇于实践，义无反顾，不怕被传唤、被关押、被抄家，使我深感鼓舞！并从中看到人心所向，希望所在。更加坚定了毅然前行的信心！我深信，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自由民主，不落实人权保障，《零八宪章》的影响就一日不会消失，而且只会愈来愈大。

（原载《公民》2009年6月号，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blog.boxun.com/hero/zzh/）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虽是事后写的，却仍然没有说清08宪章的究竟缘起。关于08宪章，据说本来主要起草者是张祖桦，本来和刘晓波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刘晓波何以后来居上，勇冠群伦？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警察暴力和08宪章之间，可能具有某种“激发”的关系。

（二）

《访民编歌悼念六四死难学生》（自由亚洲电台 2008-06-04 毕子默）报道说：

在北京的上访村，有访民悼念在六四中死去的学生。本台特约记者马文强日前采访了一名为悼念六四死难学生编写民谣的访民李贵锁，他谴责当局当年开枪镇压无辜学生，指六四问题不解决和谐社会只是空谈。而民运人士刘晓波在周三六月四日遭到公安殴打，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则在拜祭儿子时受到监视。

在北京上访的河北村民李贵锁经常填写上访歌词及在上访行动中以唱歌方式表达不满。近日他把一首民谣填上新词，悼念六四死难学生。他近日在一次访民聚会中﹐对著记者的镜头唱出了这首作品，歌名为《栋梁在哪里？》歌词中提到：大学生为反贪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伪君好黑心，为了子女吃喝享受，错杀栋梁。你会受到历史审判，成为历史罪人！明君你睁开眼，求你平反。冤魂们想要父母过上和谐生活。

李贵锁批评中共当局当年不必开枪镇压，造成悲剧。他表示：六四期间自己从家乡到北京了解情况，目睹了军民的流血冲突。他指学生的行动是为了反贪污腐败，为此而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令人痛心。他说现在冤民还有机会喊冤，但牺牲了的学生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政府不解决六四问题，社会就和谐不了。

刘晓波六四当天遭警察殴打

长年在北京居住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在六月四日受到当局严密监控，傍晚时分他遭到警察殴打。本台记者在周三下午5点多首次拨通刘晓波的电话，他指早上原本打算到一名朋友家作客，一出门警察就上前将他带上警车，直接将他运送到目的地。

到晚上大约7点半，记者再次拨通他的电话。刘晓波说，傍晚6点左右打算前往岳父家晚饭时被数名警察阻止并围殴。记者随后在晚上8点半再次致电刘晓波，他表示家中有客人不方便回应。当记者再追问刘晓波被殴打的情况时，电话随即被挂断。

而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则在丈夫陪同下，于周二晚约11时左右带儿子及另外四名在事件中丧生的学生遗照，到儿子当年被杀的木樨地举行路祭，现场有公安监视。而早前她代表天安门目前群体发表了一份六四致词，内容提到四川地震中死去的儿童死于人祸，指责中国的政制极力维护金钱与权力而漠视生命。

另一方面﹐海外的民运团体举行六四事件十九周年展开悼念活动，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的部份成员，首尔时间周二晚上9点聚集在当地的中国人教会，冒雨举行了“纪念六四事件十九周年周年烛光晚会”。参与者在以烛光围成的6.4图像前为6.4死难者及汶川大地震的死难者进行默哀。

谢选骏指出：08宪章，本来起草者是张祖桦，和刘晓波没有关系，但是刘晓波却转手发给海外，以后因此被捕入狱，也由此得到诺贝尔奖，再因此而送命于监狱的医院。何以至此戏剧性的发展呢？考，刘晓波2008年6月4日遭到警察殴打，半年以后，08宪章公之于世。俗话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刘晓波遭到警察殴打，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侮辱，这对他后来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同样的事例也发生在艾未未遭到警察殴打的事件中，艾未未后来的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德国媒体关注艾未未遭警察施暴致伤事件》（18.09.2009）说《德国金融时报》报道了艾未未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遭到无情打击……艾未未把他在四川受警察殴打和在德国住院治疗的照片传送到互联网。过了一年多，艾未未就变得非常激进了，甚至创作了《一虎八奶图》这样色情下流的“行为艺术”——《一虎八奶图》不仅是“崇尚自然、解放”，而且直接攻击了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下流关系，“细细品味便能发现这幅画道尽阶级间的微妙关系”……艾未未和《一虎八奶》如此；刘晓波和《08宪章》也是如此——它们都是警察暴力的产物。相比之下，未受警察暴力虐待的张祖桦，也就无法成为“08宪章”的代表人物了。

【012、1989年的“共产党内乱”】

《六四30周年：“寒冬”前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BBC中文2019年5月21日）报道：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 。街头的枪声已响起，黑暗里，有市民用路障阻挡军车，流弹四飞。

《人民日报》的编辑张宝林此时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 这里已经有不少市民中枪。坦克的隆隆声越来越近。他骑单车沿长安街向东一路飞奔回报社，不知何时，鞋子、裤腿沾上了鲜血。

行至西单路口，一辆坦克从北边急驶而来，张宝林赶紧闪躲到路边。前方路口，一位老太太正费力推着一辆装满蜂窝煤的三轮车，在坦克开到面前的一瞬间，老人突然用力将车推向路中间，顷刻间小车被碾压，坦克毫无减速，转向后沿长安街飞驰而去，留下碾烂的小车和一地煤粉。

回忆起这个瞬间，张宝林说他当时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螳臂挡车”。“老百姓明知这辆小车在坦克面前什么也不是，但还是要挡一挡，哪怕马上就灰飞烟灭。”

1989年春夏，因悼念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引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在六月四日凌晨遭军队镇压。“寒冬”后，作为记者的张宝林却无法将自己看到的一幕幕如实报道出来。而在此前数月，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一步步突破体制界限，争取到了短暂的自由春天。1989年5月中旬，出现了中共建政后，中国新闻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张宝林回到报社，将途中遭遇写成一千多字的特稿《北京这一夜》。截稿时被删成不足200字的简讯，嵌入其他宣传文字里， 但仍以原标题刊登在6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这是当天唯一发稿记录军队开枪和人员伤亡的中共党报。

张宝林告诉BBC中文，“当时负责联系人民日报的中宣部副部长王维澄，三次电话严令报社不准刊登。但老陆（副总编辑陆超祺）顶住压力，坚持刊载本报讯。”

目前仍在北京生活的张宝林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期间遭遇国安约谈。他在电话多次受阻、邮件多番拦截之后，仍然试图冲破屏障，向世界告知中共一直掩盖的真相，让《北京这一夜》的发稿幕后在三十年后终于得以公开。

在胡耀邦、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沿袭了苏共模式的新闻管制一度有机会松动， 中央已启动新闻立法，并起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八九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明确要求新闻自由、政治改革。在全世界的聚焦下，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和港台的记者目击、报道，甚至亲身参与了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然而，军队镇压使八九学运以悲剧告终，也彻底关闭了中国新闻改革的大门。

导火索

今年62岁的张伟国当时任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编辑一职。这家报纸由两间学术机构创办，具有民营性质。采编人员中有不少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压、文革后复出的老一辈报人，也有恢复高考后培养出的第一批大学生。因总编辑钦本立倡导“探索在中国进行新闻改革”的办报理念，报纸在当时极具影响力，读者中不乏中共当权者和经济学家。 

在钦本立的带领下，敢讲、敢做的两批优秀新闻人聚在一起，有意识地利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寻求突破，把新闻报道运作到政治环境所允许的最大限度。 

直到1987年初，胡耀邦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方励之、刘宾雁等知名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导报》意识到，打“擦边球”的日子快到头了。

张伟国对BBC中文说，“当时我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新闻走到了瓶颈。政治体制不改，新闻就没有出路。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去除当时存在的很多危机，是比较稳健的道路，否则不解决根本问题。”从那以后，《导报》就一直朝政治改革的方向推动，以“快半步的步伐”走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之前。

1989年4月15日，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张伟国和钦本立决定在北京举办座谈会，请支持改革的出席人演讲和发言， 并对此大幅度报道。

张伟国通常会在落笔前询问钦本立，《导报》有哪几个版面可以使用。但对于这次座谈会，钦本立说，“有多少发多少”。

对于这样的决定，张伟国最初感到意外，但他认可钦本立对推动新闻改革时机的分析和判断。1989年初，要求特赦魏京生等人权运动人士的签名信广传，似乎出现一种凝聚的社会共识来推动公共议题。同时，当年还是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一个会有变数的时代出现了，要借力往理想的方向推动。”

新闻改革到了突破口，用新闻改革撬动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他对BBC中文说，“用当时的话说，进一步进十年，退一步退十年。那时有一种感觉，轻轻推一把，就能事半功倍。”

报纸出版前一天，上海市委得知《导报》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专栏，以会造成“思想混乱”为由，要求删除《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和知识分子严家其的发言。在此之前，如果上海市委认定《导报》已刊出的某些文章越界，会让记者检讨，但这次提前介入审查报纸，极不寻常。

印刷厂签样之后，钦本立被叫到上海市委办公室。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和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再次提出删掉两段内容，争论持续到半夜12点，双方僵持不下。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急急赶来，亲自施压。一直以为江泽民支持《导报》办报方针的钦本立大受刺激，强压之下表示收回报纸，用其他内容顶替版面，重新印刷。

但彼时已过了报纸出厂时间，钦本立只拦住了通过邮局投放到订阅户的发行渠道。而其他通过内部直送市委机关和中南海的订户，还有从印刷厂到街头报贩摊上的报纸，已经开始派发。

最终4月24日早晨， 街头出现的《导报》用了五个版面报道座谈会。头版主标题《人民的悼念蕴藏着巨大的改革动力》以大字排版，并配以醒目的胡耀邦肖像。

江泽民大怒。两天后，在上海万名官员参加的大会上，他宣布撤销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并向报社派驻整顿小组。在八九学运的重要关头制造了一起政治事件。

在钦本立被撤职当天，党内高层中的保守势力授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和“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引发4月27日大游行，全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

两日后，数百名北京新闻工作者联名致函上海市委，抗议江泽民撤销钦本立的职务，指责其违反了新闻条例及中共自定的“党政分开”的原则。联名的记者和编辑来自十几家中央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日报》等。他们还对钦本立和《导报》表示敬意，其中75名来自《中国日报》的记者和编辑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

此后，与学生的诉求交相呼应，《导报》事件贯穿八九学运的整个过程，也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参与运动、推动新闻改革的导火索。

曙光

5月4日，近500名北京新闻工作者打着“首都新闻界”的横幅，由新华社向天安门行进，打出“严正抗议上海市委撤销撤销钦本立职务！”“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说真话”等标语，穿行在北京街头。

五天后，200多名北京新闻工作者来到中国记者协会，提交一封来自30多家新闻机构一千多名编辑记者的联名信，要求就《导报》事件和近期报禁与中央主管宣传的官员对话。

发起签名的是《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李大同。当年37岁的李大同进入报社前曾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十年。因兼通蒙汉两文，1979年被招进报纸担任驻内蒙古记者。 

李大同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自学西方新闻理论，苦练采访和写作。在30年后的今天， 回忆起当时阅读美国施拉姆著作时的震撼，还会感慨：“那家伙写得，说理透彻、行文简洁、主旨到位，让你感到非常漂亮。而中国那些新闻理论，看两眼就扔到一边了，就是一大堆废话。”

李大同是普通百姓出身， 常识告诉他，新闻就是宣传——这套中共传统做法，意味着对社会撒谎，他本能地反感。而新闻要客观、要真实，要无止境地逼进真相，完全符合他的期望。

驻内蒙古不到两年，李大同就被调回北京总部担任编辑。他和同时间进入报社的记者开始承担中层领导的职务。“这批报人用了五、六年时间，到1985年左右完成了整个意识形态的更新。我们再也不认为新闻就是宣传了，新闻有它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李大同对BBC中文说。

1989年5月9日，李大同在中国记协宣读请求对话的信件。 

4月21日，李大同作为报社代表去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从大会堂向东门外望，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站满了大学生。他们大喊，“我们要参加追悼会！”武警战士手挽手站在一起，排成两百米长的三排人墙。李大同意识到，“世界级的新闻事件就在我们眼前！”

当晚回到报社，记者与总编辑吵到半夜12点，要求如实报道。后来向《人民日报》询问口径，对方干脆回应：怎么可能呢，根本不可能报道！

第二天，除了《科技日报》深入报道了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悼念胡耀邦的情景，其他媒体基本保持沉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学生在校内集会游行，抗议新闻媒体不说真话。

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人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委托与官方选出的北京大学生代表对话。电视转播中，袁木用官僚式的腔调对学生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实行的是报刊总编辑负责制。”学生无以应答。

李大同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完全是谎言，大学生哪里知道，（总编辑）根据什么负责？”在采访中，他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根据中宣部指令负责！”

在《中国青年报》内部，记者与总编辑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一位部门主任要求全体主任辞职表达抗议。李大同说，“我当时想了一下，觉得这不是总编辑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新闻体制的问题。在报社瞎闹没用，要做就和中央直接对话。”

通常情况下，一位普通的新闻编辑与中央对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街头抗议示威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李大同认为：“上面需要有一帮理性的、可以对话的人。证明他们愿意跟基层对话，愿意解决问题。”

主张推进改革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在《也谈春秋之交》一文中记载，与中央对话的想法在4月29日，由统战部新成立的知识分子局组织的联欢茶会中，就有记者提出过。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茶会的反应却非常干脆，说道：“好，可以。你们要见谁？”

三天的自由

5月4日，赵紫阳在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时发表讲话，肯定学生爱国；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此次表态与“四二六社论”的强硬立场有所不同。

赵紫阳的讲话令新闻媒体的报道尺度有所放宽。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报道了北京数万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的实况。这是学潮爆发以来该台第二次报道学生游行。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新华社所发的游行照片，图中隐约可见被定性为非法组织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旗，以及声援《导报》的横额。不少媒体纷纷效仿。

赵紫阳在后来出版的《改革历程》中记载，5月6日，他与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他说，“制定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尺度。”

根据时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记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分别收到芮杏文和胡启立的意见。

芮杏文说：“新闻报道前一段时间控制严一些，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些，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而胡启立希望《人民日报》根据学运的报道，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政治公开性和透明度，在客观、真实报道的同时进行监督并引导舆论。他希望“最后产生一个中央政策文件，在新闻法之前公布。”

5月11日，李大同提交联名信之后两日，胡启立、芮杏文、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和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分别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与编辑、记者对话。李大同回忆，在《中国青年报》的对话进行了三、四个小时之久，“现场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基本毫无遮拦。”胡启立当场宣布：中央将立即开始起草中央关于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定。

李大同说，去年，他还同胡启立当年的秘书张宏遵聊天。据张回忆，那天对话之后，胡启立在回去的路上非常兴奋地说，“你看吧，下面的同志完全可以对话。”

1989年5月16日，李大同与同事游行至天安门广场。 

正当大家对对话充满期待之时，情况却有了变化。5月13日，北京十几所大学的300多名学生开始绝食抗议。知识界、文化界、医疗界等各个领域纷纷到天安门声援学生。形势越来越复杂。李大同说，原定于15日新闻界与政府的公开对话被无限期拖延。

5月17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刊登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的书面谈话。他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表明党和政府不会秋后算账，希望学生保重身体，停止绝食。

张宝林说，由于这篇讲话强调是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消息出来后大家非常振奋。“我们觉得，大概以后的事情好办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加大了报道力度。”

于是便有了中共建政后，中国新闻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5月17、18、19日，电视实况报道了全国各大城市数万人上街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起步，所到之处无不响起市民的欢呼和掌声。举着横幅的不仅有大专院校的学生和教师、工厂工人、新闻工作者，还有北京各大医院、金融、电信、交通等机构的职工，连许多国家机关的干部也加入声援。“救救孩子”“铲除腐败”“打倒官倒”等标语随处可见。

各家报纸的头版刊登了医务人员在天安门广场救治绝食学生的图片，市民送药、送水的情景；电台中连续播出各界人士的声援信，夹杂着广场的嘈杂声和不断响起的救护车鸣笛声。

设在香港的《香港时报》记者蔡咏梅在4月26日之后一直在北京采访学运，每天撰写现场报道。但在那几天，一旦力量强大的官方媒体对学运开始全方面报道，香港媒体的优势立即失色。

香港媒体只能了解到局部形势，蔡咏梅觉得现场报道成了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于是给报馆打电话，建议直接引用官方媒体的报道。自己不再做现场报道，而是去做人物访问，写深度报道。

《香港时报》有国民党背景，蔡咏梅对BBC中文说，“国民党的报纸，从来都觉得共产党在讲假话。但那时觉得他们讲真话了，而且做得很好。那就直接用他们的吧。”

张伟国称这几日是“49年以后仅有的、短暂的新闻自由的盛大节日”，与之前新闻界发起对话有直接关系。他说，“政治领导人做了姿态，各个媒体从业人员也通过这个信号抓到机会，加以充分利用。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张宝林也说，“这种事态的形成，完全是中央高层和媒体自觉的互动。”

同新闻媒体一样，蔡咏梅称，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中国的海德公园”，人们充分享受着“言论自由的假期”。但人民所不知道的是，此时戒严部队已驻扎在北京城外，等候命令随时准备向城内进发，“此时的广场仿佛是一个自由的孤岛”。

落幕

据《李鹏“六四”日记》记载，5月19日上午，邓小平召集陈云、李先念和杨尚昆等中共元老，以及几位政治局常委、军委常委等开会。会上提到对舆论的监管，邓小平说，“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道。”当晚，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北京从明日起实行戒严。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的采访成了非法的事。

《北京日报》的23岁年轻记者侯杰仍留在广场上。1983年大学刚毕业，侯杰就进入了报社。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他说，当时对自我的认知是“一位党的新闻工作者”，与报社领导的关系“像父亲和儿子”。他说，“虽然老是批评它，说它不好，但就是觉得自己是里面的一员，跟我的关系密不可分。跟领导也什么都说，有时候撒撒娇、发发小脾气；领导有时候很喜欢，有时候觉得太调皮捣蛋。甚至，对党和政府都很有感情。”

侯杰从4月17日开始每天记录学运的进展。但由于采访的内容不适合公开上报，领导派他写报社《内参》，与报纸一样机器油印、铅字排版，装订成册，每天一本。呈递给新华社和北京市委。

侯杰不断采写学生的想法，拍摄游行照片，却拒绝动笔。他说，“自从接触了学运，人的感情和立场发生了变化。忘了自己是谁的那种感觉。”

出于好奇，他频繁地与各地记者交流。也帮助记者介绍学生、联系采访对象。他说，自己的报道无法刊出，但想“借助他们的笔传递出来”。

6月3日夜晚，与平常一样，侯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喊了一天戒严命令的大喇叭此时终于停下来。路上漆黑一片。当他走到六部口时，突然，“嚓”地一声，一道光线滑向夜空。侯杰知道戒严部队开枪了，他循着亮光望去，子弹形成的一条条红色的光线，搜搜地升上天空。“突突索索地往上打，打几梭子就停一下，频率不是很高。”

他起初以为子弹只是朝天打。片刻后，在旁边他一米处，“通”地一声，一个人倒地了。侯杰蹲下拉他，地上一滩血散开，他这才意识到，“子弹是平着打的。”

天亮后，侯杰回到报社，“感觉整个人都傻了，像做梦一样。情绪好几天平复不下来，没办法接受。”

“30年了，想起来就跟昨天发生的一样。刺激太深了”，他嗓音低沉地说。

6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杜宪和张宏民身着黑衣，播报新华社的消息。杜宪语速缓慢，低沉哀婉。同日，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向全世界播出了以下消息：“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

六四事件后，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等主导新闻改革的中共领导被撤职。《世界经济导报》的张伟国以“反革命煽动罪”被逮捕，1993年被迫出国，两年后护照被中国政府吊销，从此流亡海外。《北京日报》的侯杰被逮捕，甚至没有罪名，关押210余天。《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被调离岗位，到单位的新闻研究所担任闲职。《人民日报》的张宝林被调离单位、撤销职务，终生都未返回原单位复职。

对新闻工作者的清洗在学运后的几年一直持续，未有完整的统计名单。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于1993年初公布的统计，至少24位记者和编辑被捕，20位新闻工作者被撤销职位、调离单位或被迫退休，8家新闻机构被迫关闭。这仅仅是已知的数据。

时任《中国日报》编辑的张晓刚也是当年学运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六四事件后，他帮助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受事件影响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名录。当年的事情对他影响很大，令他从此离开新闻一线。对于经历的细节，张晓刚对BBC中文说，很痛心，不愿再回顾了。“但回想一下，感到为那时的改革做了贡献，参与创造了49年以后最负责任的媒体环境。”

谢选骏指出：1989年5月中旬，“北京新闻界”的标语刚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我亲眼看见两个中年工人模样的人，骑着自行车停下来观看，他们一脚蹬着路边的防护栏，一边兴高采烈地交流着，其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眉飞色舞地说着：“他们内部乱了！”六四屠杀以后我想，这两个人会不会受到致命地吸引而卷入了共产党的内乱，从而枉送了自己的性命呢？因为不论哪一派得胜，都不会有这两人的一杯羹——除非他们成功外逃成了“工自联”的海外活动家。1989年的“共产党内乱”，是一个全球现象，到1989年底，基本摧毁了所有东欧共产党政权；1991年摧毁了苏联和外蒙古共产党政权。现在仅存的共产党国家只有四个了——中国大陆，北朝鲜，越南，古巴，或许还有一个大家快忘记了的老挝。

【013、1989年的第一枪是在中国打响的】

《“殖民地换了宗主国”》（2018-12-25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为何能够在美国的后院拉美地区迅速扩张影响力？中国的快速崛起，又有着怎样的秘诀？圣诞节期间的德语报刊，关注了这些话题。

柏林出版的以刊登了一篇题为“北京如何收购拉美”的文章。作者注意到，继亚洲、欧洲、非洲之后，中国现在也向拉美国家投入巨资，升级当地的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还起到了助推作用。“中国不仅仅在亚洲、非洲扩大影响力，还将触角伸向拉美。中国早已成为了许多拉美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还向这些国家的基建、自然资源开发、能源、金融等领域投入巨资，填补了缺乏策略的美国以及缺乏兴趣的欧洲所留下的空白。”“2003到2016年间，中国向拉美的直接投资额高达1000亿欧元。根据评级机构穆迪的一项最新调研，其中大约半数投资流向了巴西。而中国金融机构2005年到2016年间向拉美发放的贷款额度更是高达2000亿欧元。长期以来，欧洲一直在对拉美投资方面遥遥领先，而现在，中国已经赶上了欧洲。”

拉美国家如今不仅仅在经济上仰仗中国的鼻息，政治上，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中国也在迅速扩张对拉美国家的影响力。作者认为，中国正在力推的连接巴西、玻利维亚、秘鲁的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习近平与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这个问题上结成了反对美国的同盟。通过两洋铁路，他们将可以绕过由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但是，要是真这样的话，拉美国家就彻底落入了中国人的股掌之中。就像英国《独立报》所说的那样，这就是一种'经济殖民'。这相当于拉美国家换了一个宗主国：以前是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美国，以后则是中国人的殖民时代。”

拉美国家如今不仅仅在经济上仰仗中国的鼻息，政治上，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中国也在迅速扩张对拉美国家的影响力。作者认为，中国正在力推的连接巴西、玻利维亚、秘鲁的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习近平与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这个问题上结成了反对美国的同盟。通过两洋铁路，他们将可以绕过由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但是，要是真这样的话，拉美国家就彻底落入了中国人的股掌之中。就像英国《独立报》所说的那样，这就是一种'经济殖民'。这相当于拉美国家换了一个宗主国：以前是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美国，以后则是中国人的殖民时代。”

汉堡出版的《明星》杂志则以“西方的终结 迎接我们的将是怎样一个时代？”为题，注意到欧洲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程度正在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中国正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扩张全球影响力。“今后的历史学家，在评判20世纪的重要转折点时，也许不会再以1918年或者1989年为例，而是会强调1978年。在那年12月，新上台的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开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也开启了中国崛起的大幕。”文章随后盘点了中国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在全球各地扩大经济影响力的行动，并以中国在希腊的投资为例指出，北京的一大优势就是贯彻计划的能力。“也许这就是让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长期计划能力以及在正确的时机全力投入的直觉。在中国与东欧国家的'16+1'合作中也是如此：北京近年来为这些国家提供投资和贷款，从而能够瓦解欧盟的共同立场。”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就是蠢，竟然不知1989年反苏运动的第一枪是在中国打响的、柏林围墙是从北京屠杀开始坍塌的！德国人就是蠢，不仅两次打输世界大战，被苏军强奸两百万妇女；而且两次引进土耳其劳工和叙利亚难民，从根本上摧毁基督教根基。德国人就是蠢，只会制造马克思主义，却不会制造原子武器。至于“不管病猫癞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后遗症，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国内污染、国际混乱）——而我在三十年前就提醒过世界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014、1989年的绝食动议来自于文革经验】

网文《再反思六四：王丹、吾尔开希、柴玲们：你们是历史罪人！》（作者：巴山老狼）这样写道：

二十九年前，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大城市如火如荼地开展。谁也想不到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因学生愚蠢的绝食行为走向失败。二十九年来，海内海外对这场民主运动只有赞扬，没有反思。一场失败的民主运动二十多年来都没有人认真总结反思，这是不正常的。巴山老狼不经意间成为全球华人世界反思“六四”的第一人，也就是那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老狼写《红朝演义》（博讯发表的书名是铁血中共》）时就指出学生不该绝食。二○一六年“六四”纪念日，老狼写了《反思六四、学生绝食毁掉中国民主前程》一文发在《博讯》网上。二○一七年“六四”纪念日，老狼再认真思考后，将《反思六四、学生绝食毁掉中国民主前程》一文发在《万维》网本人博客上。二○一八年，老狼对六四再反思，在以前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见解！

一九八九年是中国在共产专制的统治下实现民主转型的最佳时机，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利于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新时代。在国际上，苏联与东欧的共产党极权国家多数在主动地进行政治改革。此乃天时。国内经过十年经济改革后，具有当代民主理念的赵紫阳坐在了最高领导的位置上。此乃地利。（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唯赵紫阳的思想实现了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其他的都没有。胡耀邦只能算是开明的、有人性的政治家。谈不上有民主理念。）有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苏晓康、包遵信、金观涛、王军涛、……等无数的民主启蒙大师唤醒了一代国人。上乃人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百年难遇的机会，中国没有把握住。以致今天中国人民还在独裁专制的泥潭中痛苦地挣扎。

反思之一：学生代表不该下跪。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后，数万学生高呼“对话、对话！”“李鹏出来！”的口号。但无人理睬。学生们又推举的三名代表郭海峰、周勇军、张智勇在人民大会党东门外要求向李鹏递交请愿书。十二点十五分，郭海峰等三名学生代表为见李鹏一面并递交请愿书，竞采取了中国几千年老百姓见封建皇帝老儿的古老方式：下跪！老狼以为：以下跪的方式争取民主自由是很愚蠢的行为。要争民主，首先得树立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就是学生代表与李鹏总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下跪是把李鹏置于主子地位，自己成了奴才。下跪是对自己人格的自我矮化。下跪让学生们的对话别一方李鹏等统治者们打心眼里看看不起学生代表！下跪方式勉强求得的对话也是皇帝老儿对臣民们的训话、主子对奴才们的责骂。

反思之二：《四、二六》社论出台让学生领袖们产生了畏惧。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二十九所高校的代表四百多人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北京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为第一任主席，王丹、吾尔开希、马少芳等七人为常委。四月二十八日，该组织正式定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吾尔开希担任主席。学生们提出了开展民主运动的宣传纲领和行动目标：(1)耀邦下台谁之过；(2)政治公开；(3)惩办贪官污吏；(4)废除特权；(5)政治平等；(6)废除终身制；(7)废除世袭制；(8)官倒曝光；(9)注重人权；(10)反对通货膨胀；(11)人民军警爱人民；(12)依法治国、教育治国。

四月二十四日，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万里在听了北京市委关于学潮的汇报后，不敢擅自表态，赵紫阳又在朝鲜访问。万里向李鹏等人建议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再作决定。四月二十五日，李鹏、乔石等人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这是动乱”。李鹏等人连忙回去组织秀才们写了一篇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次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身在朝鲜的赵紫阳对这一社论表示同意。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袖们看到这一篇社论，感觉到共产党要镇压学生运动了。四月二十七日，十多万高校学生在“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坚持改革”、“民主万岁”、“科学万岁”、“人民万岁”、“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口号下游行到了天安门广场。在众多的标语口号中，其中一幅颇具幽默：“毛主席说：‘镇压学生运动决无好下场。’”把专制魔头毛泽东搬出来反对另一大独裁者，是想以毒攻毒还是真的不知毛泽东是何物而盲目加以崇拜？若是后者那么学生们的民主意识真的不到位。

反思之三：赵紫阳系列开明讲话与邓小平的支持有极大关系。

从朝鲜回来的赵紫阳面对学生运动发表了系列讲话：五月三日赵紫阳说：“关于《四、二六社论》有所不妥，应该纠正。”

五月四日赵紫阳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代表时就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一事说的话：“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学生们对我们的工作是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决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我们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赵紫阳的讲话得到了当时邓小平最信任的元老杨尚昆的大力支持！

五月六日赵紫阳召集中共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等人说：“放开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

现在回头看，赵紫阳连续几天的的开明讲话决不只是赵紫阳个人的意思，当时中共邓小平一个人拥有最高权威，赵紫阳再大的胆子也不敢与邓小平公开唱对台戏！邓小平对赵紫阳有天大的知遇之恩，赵紫阳抗战初投共后就在邓小平手下快速升迁直到总书记。赵紫阳系列讲话表明了一点：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来后与邓小平或电话交谈，或私下见面进行过勾通，邓小平同意赵紫阳有关《四、二六社论》不妥的看法。并同意赵紫阳关于启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建议。并由赵紫阳出面冲锋陷阵推动政治改革，邓小平在幕后观察。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似乎有某种默契：如果赵紫阳启动的政治改革顺利，邓小平有支持赵紫阳发动政治改革的首功。如果赵紫阳改革失败，由赵紫阳承担责任，邓小平随时以掌舵人身份出面拉赵紫阳下马并收拾残局。邓小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赵紫阳赴汤蹈火，士为知己者（邓小平）死！

此时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关系如同一九五三年毛泽东与高岗的关系：毛泽东暗中支持高岗倒刘少奇、周恩来。当高岗四处煸动并表示有毛泽东支持时，中共高层几乎都站在高岗一边。但随着刘少奇、周恩来对高岗的反击，毛泽东立即抛出高岗，站到刘少奇、周恩来一边，所有对高岗的承诺概不认账。邓小平也是暗中支持赵紫阳搞政治改革，赵紫阳将邓小平的支持传达到最高层五人常委，才有后来新闻改革的大手笔。但学生们一绝食，中国政局一乱，在顽固派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的逼迫下，邓小平只有抛弃赵紫阳！

反思之四：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连续三天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单位，与编辑、记者们座谈对话。胡启立说：“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改革新闻。”胡启立的行动表明了一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就启动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开了会，通过了相关决定，并得到邓小平支持！否则胡启立决不可能没有常委会的决定和邓小平支持自作主张到新闻单位召开什么座谈会！也没有后来三天中国真正的新闻自由！

反思之五：学生们的绝食行为毁掉了赵紫阳刚刚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毁掉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大好前程。

1989年5月13日，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市数千学生发起绝食。与此同时，全国很多大城市的大学生也起而响应北京“高自联”的呼吁，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成立学生自治会、开展绝食活动。

学生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热情是应充分肯定的，但凭着青春的冲动，凭着贲张的热血，凭着书生的意气去投身于复杂的政治斗争，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最终换来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结局！

学生绝食请愿的目的有三个：一是要中共当局明确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二是宣布学潮是爱国的；三是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可这三个目的与赵紫阳的加快政治改革的表态和采取的相应措施相比较就真的那么重要吗？第一、让政治家们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艰难的，更多的是政治家们明知道自己错了，宁愿用行动默默地改正错误，也不会公开承认错误。因为承认错误有损统治者的脸面、尊严、权威。所以学生们完全没有必要以绝食方式逼统治者公开认错。第二、学生运动的性质千秋史册自有公论，何必非要以绝食方式逼中共来宣布是爱国？有这个必要吗？第三、中共没公开取缔“高自联”而且已经在与之对话，这实际上是默认的态度，只要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能持续下去，“高自联”的合法性是早一天与晚一天的差别，学生们又何必非以绝食方式逼当局立即承认？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或默许下启动了政治改革是承担了巨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顽固派们赶下台，学生为了这三个非常小的、不值一提的、甚至近乎于荒唐的诉求搞轰轰烈烈的绝食行动，说明当年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周勇军这帮子学生们真的是幼稚可笑、没有头脑的一群政治白痴！

如果《四、二六社论》出来，学生们发动绝食，这是英雄行为，但学生们却害怕了，打出讨好共产党的标语游行！

如果当时赵紫阳完全拒绝政治改革，坚持一党独裁，学生们再进行绝食斗争，这是英雄行为，值得歌颂赞扬！

但在赵紫阳宣布采取措施推进新闻改革，迈出政治改革第一步并与学生们公开进行政治对话后，学生们居然发动绝食相要挟，想一步到位，想一步登天，一副“若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跳楼自杀”的逼人就范的无赖方式，这完全破坏了赵紫阳已经启动的政治改革！以绝食为标志，学生从政治改革的推动者变成政治改革的破坏者！

学生们的绝食做法让赵紫阳说的话：“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成了顽固派陈云、李先念、王震……嘲笑、攻击的对象：“你说中国不会乱，怎么样？乱了吧？不进行坚决的镇压能恢复秩序吗？赵紫阳你就下台吧！”学生绝食破坏了赵紫阳启动的政治改革！学生绝食给了顽固派倒赵借口，学生绝食给了顽固派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的口实！学生绝食毁掉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前程！

据柴玲说：发起绝食是害怕共产党秋后算账。这一说法更是荒唐！既然害怕秋后算账，当初你们游行干什么？成立“高自联”干什么？争民主干什么？？？

学生绝食还体现出中国人的欺善怕恶劣根性：学生面对《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打出讨好共产党的标语：“拥护共产党”。学生面对顺应潮流搞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却以绝食相要挟！这完全是一种懦夫行为！

学生们绝食时口口声声说要与党和政府平等对话，并提出了什么级别以上的党政官员才能参与，这种乳臭未干的幼稚的提法给人以不知天高地厚之感，你以为你是谁？这样的提法和作法会有什么结果同学想过吗？这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么？

学生运动自四月爆发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邓小平默许下做出了进一步进行政治改革的承诺，随后立即开始对新闻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学生运动已经推动了中国政治上的巨大进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学生们还是应当回到校园多学知识，增长才干。至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是政治家和社会各界精英们对话时商讨的问题。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无论从知识、阅历、才干、看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等都不足以担此重任。有谁见过当代文明世界有二十岁的政治家？学生领袖们想在中国扮演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的角色是幼稚和不现实的。

改革是艰难而复杂的，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大权，足足花了五年的时间，才使国家摆脱了共产专制的桎梏。学生们又怎能如此性急地想民主在中国一夜成功呢？

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应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战略战术才是实现民主、自由的保证。不能把无休止的绝食抗议当成终极的目的！

政治斗争应该强调的是“有理、有利、有节”。学生们的绝食行为完全“无理、无利、无节制”！

政治斗争是复杂的，政治家们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观念。波兰共产党首领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搞军事管制，逮捕了大批“团结工会”领导人，但波兰最后却在雅鲁泽尔斯基的总统任上实现了完全彻底的民主化改革。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是世界公认的专制顽固派，但面对世界民主化潮流，他不也在世界最顽固的共产党专制堡垒中实行了真正的民主改革吗？赵紫阳此前不也赞同“四二六社论”吗？邓小平逮捕魏京生，抛出了“四个坚持”，但以邓的睿智和现实，面对世界潮流，也决不会无动于衷。邓小平在中国首倡改革，使他在世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又使邓小平相形失色，此时的邓小平就没有再来一次政治改革以让世界对他刮目相看的追求？赵紫阳的开明讲话，和推进新闻改革的具体行动没有得到邓的默许和支持可能吗？

李鹏不也在公开场合说过：“民主自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我们准备在法制的轨道上逐渐实行人民的民主、自由。”的话吗？

这个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客观地说，此时的邓小平站在了十字路口，既可能顺应潮流继续支持赵紫阳推进政治改革（已经有所行动），又可能在顽固势力的压力下改变主意拉赵紫阳下马，血腥镇压民主运动。

学生们如果在赵紫阳公开表态后，与社会各界一起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政治气氛和环境。上下一心，在几年间实现中国政治转型并不是难事。可学生们非要提出无聊的诉求，并以绝食相要挟，使得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对局面失控，让顽固派幸灾乐祸，终于有了打倒赵紫阳、实施戒严的口实。邓小平也因学生绝食，在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下，完全改变了默许赵紫阳推进政治改革的态度，转而与陈云、李先念、王震……等顽固派势力联手，抛弃赵紫阳，实施戒严。学生们的绝食行为把邓小平推向了顽固派阵营，使中国的政治改革大业毁于一旦。

学生绝食前，中共高层改革派占了上风。绝食开始，顽固派有了倒赵口实，邓小平改变了对赵的支持。改革派败局已定！如同两大围棋高手对弈，再好的局面，一招坏棋就全盘皆输！

有人说：学生领袖们犯了错。但老狼要说的是“学生绝食岂止是犯错，他们简直就是对国家、民族犯了罪！”如果你一不小心抽烟把衣服烧了个洞，这是个错误。如果你一不小心抽烟把油库引来了大火灾，那你就是犯了罪！当年的学生们不是犯错误的问题，是他们为了自己出名，发动错误的绝食，导致我中华民族至今还在独裁专制下痛苦呻吟！他们是对中华民族犯下了巨大的罪行！ 绝食前学生们的所作所为没有大错！但绝食一发动，铸下千古大错！岂止是错！学生领袖们就是历史罪人！错与罪的界限是什么？是导致的后果如何！！后果不严重是错，后果很严重，且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几十年的灾难！至今灾难还在延续！这是巨大的罪行！

反思之六：学生绝食极有可能是以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派人暗中煸动幼稚的学生们所为，以搞乱中国来证明中国不能搞政治改革。

对赵紫阳在邓小平暗中支持下始启动政治改革，陈云等顽固派不敢公开反对，也没有理由公开反对。怎么办？只就暗中煸动学生搞激烈的绝食，搞个天下大乱，明攻赵紫阳，暗逼邓小平。让邓放弃对赵紫阳的支持，倒向陈云等保守派一边，把赵紫阳搞下台，让已经启动的政治改革进程流产。如果邓小平面对绝食乱局还要支持赵紫阳，那么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顽固派再联手削弱邓小平权力，让邓小平失去对中国政局的主导作用。

反思之七：学生绝食成了八九民运转折点。

五月十五日，李铁映、阎明复再次同学生们对话。提醒学生们说：“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希望大家以高度的理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就是：学生绝食将完全中断赵紫阳已经启动的中国民主进程！

五月十六日中共政治局五人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学生绝食一事。赵紫阳主张继续采取对学生运动正面引导，不把学生推向与共产党对立的一面，并逐步深化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胡启立的支持。而李鹏、姚依林、乔石则主张不能从“四二六社论”的立场上后退。这一次常委会与几天前胡启立到新闻单位座谈推动变革的立场完全想反！这说明邓小平在保守派们的逼迫下，面对学生绝食的乱局，改变了支持赵紫阳进行政治改革的态度，决定站在顽固派一边，把赵紫阳拉下马！邓小平向李鹏、姚依林、乔石交底，让他们在常委会上公开向赵紫阳发难。

从赵紫阳表态：“《四二六社论》不妥”。到李鹏、姚依林、乔石：“不能从四二六社论的立场后退。”这就是学生绝食带来的后果和结局！

反思之八：5月16日下午，赵紫阳在会见苏共总书记时，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

赵紫阳这一讲话是鲍彤先生起草的。主要意思是公开撇清与邓小平的关系，使邓小平不再成为保守派们暗中攻击的目标，让邓继续主导中国政局，而不是让保守派们趁机削弱邓小平的权威和权力。赵紫阳完全承担启动政治改革失败的所有责任，赵紫阳士为知己者（邓小平）死！

但赵紫阳的讲话又间接表明了邓小平在垂帘听政的中国政治现实。第二天北京爆发了大规模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游行示威！邓小平彻底抛弃赵紫阳！

反思之九：戒严后赵紫阳没有象后来的叶利钦一样公开站出来。如果当年赵紫阳在天安门前的坦克上果断而勇敢地站出来振臂一呼，肯定会改写历史。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结果是赵紫阳没站出来。当年赵紫阳没出来振臂一呼，原因与中共党内所有高层人士，面对自己被整肃时，从来就是服从党的命令，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所有被整的人无不服从，从没想过反抗或振臂一呼什么的。赵紫阳也不例外，他在被罢黜时只知道服从，也从没想过反抗。这不是他的错，而是共产党内几十年残酷斗争中所有整人或被整之人养成的一种思维定式而已。赵紫阳从没想过要“振臂一呼”。而俄罗斯的叶利钦正是吸取了赵紫阳没有站出来而被软禁失去自由的深刻教训后，想的是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放手一搏。结果是叶利钦成功了。苏共灭亡了。俄罗斯人民胜利了。

老狼对“六、四”的反思主要有这九点。

老狼还要说的是：当年的学生领袖们如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周勇军……们，为了自己出名、成名，在赵紫阳已经启动政治改革后，贸然发动绝食！给了顽固派倒赵理由，致使邓小平抛弃赵紫阳，决定戒严屠杀！致使中国的政治改革大好形势毁于一旦！致使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功败垂成！致使今天的中国人民还在独裁专制中痛苦地呻吟挣扎！王丹们：你们既然有绝食不怕死的勇气，为什么面对邓小平的屠刀全部逃命？为什么不敢象谭嗣同一样慷慨赴死以唤醒国人？你们就是一群贪生怕死的懦夫！你们是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你们是破坏赵紫阳政治改革的一群罪人！你们欠至今还在独裁专制统治下痛苦挣扎中的所有中国人民一个大大的道歉！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文的作者“巴山老狼”不懂，1989年的绝食行动不是学生们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来自文革经验。有关此事的回忆，《老井》的作者郑义曾经详细写过，大家可以找来看看。我可以佐证的是，1989年4月21日，我就亲耳听见郑义本人讲过绝食计划，他还说要去找学生组织去传播这一经验、组织这一行动，因为他自己在文革期间曾经亲力亲为地绝过食，十分有效。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证，南非的黑人领袖曼德拉也曾经这么干过。我当时表示怀疑绝食的有效性。因为，1、文革的绝食上面有毛泽东罩着，2、南非的绝食上面有英国传统的法治罩着——这两点条件在1989年的中国都不具备，所以很难复制成功。但郑义不以为然。

根据我现场观察，我相信郑义的本意不是故意造成流血冲突，而是他被自己的文革经验局限了。郑义本人承认，他在文革期间是一位狂热的毛派人士，曾把毛泽东的金属像章直接穿刺在自己的胸肌上，又因他本人的出身并不很红，所以被人讥为“郑二狗”。

我和“巴山老狼”说这些，是要说明“历史过程极为复杂”，很难简要概括归纳的，而“历史结论”往往又是胜利者写的一面之词。呜呼哀哉。

【015、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和中国的关系】

——纪念六四大屠杀28周年之十三

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是东欧剧变的一部分，发生在1989年12月16-27日之间，是中国六四屠杀的余波和回响。

我记得1989年12月间有天半夜，北京专案组成员突然造访我家，神情紧张地告诉我“罗马尼亚出事了”！并询问我中国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们说他们的上级很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中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不是苏联红军一夜之间扶植起来的。但是在东欧国家中，封闭野蛮的罗马尼亚是最像中国的。难怪专案组那么担心。

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指1989年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权倒台的政权更迭。除前南斯拉夫外，是东欧剧变中唯一以流血形式完成的政权更替。

背景

冷战时期，得益于罗马尼亚的产油国地位，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保持一定距离的自主外交。这使其无需过分依赖苏联来获得资源和外汇。但这种“独立”也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的个人独裁统治创造了条件，罗马尼亚也建立了一套比苏联还要细致的全国警察体系，监视公民生活，并进行高压统治。

进入1980年代，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经济陷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低迷，全国的贫困率、营养不良率及婴儿死亡率均为欧洲最高。政府为缓清债务而推行的财政紧缩政策更是令国内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罗马尼亚国内反齐奥塞斯库的动向日益高涨。

导火线：蒂米什瓦拉事件

1989年12月16日，蒂米什瓦拉发生警察与当地匈牙利人的激烈冲突，结果警察对人群开枪，造成数人伤亡。该冲突事件引发了罗马尼亚境内多地大规模反对齐奥塞斯库政府的游行和示威活动，更演变成骚乱，并有“蒂米什瓦拉事件死伤人数近万”的传闻。当时齐奥塞斯库在伊朗进行国事访问，他向伊朗精神领袖表示“我们(指罗马尼亚)局势是稳定的”，这是齐奥塞斯库最后一次国事访问。

革命爆发 

1989年12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共产党总部前广场举行集会，近10万人被动员参加。共产党总书记兼总统齐奥塞斯库在集会上讲话，试图引导人们站在他的角度上谴责蒂米什瓦拉事件是“闹事”。就在演讲过程中后排有人点燃爆竹（当事者被警察枪杀），造成现场混乱；同时现场出现喇叭大声声称保安部门正向人群射击，一场“革命”已经开始云云。在一些大学生和部分市民的参与下，集会转变为一场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抗议示威。一场“革命”就这样在齐奥塞斯库的眼皮底下爆发。

保安部门向人群开火，造成伤亡，此场景又被电视直播，被全国的观众看到，这一切更激起了人们的不满。齐奥塞斯库深感不妙，当日召见被他称为“推煤车工”的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要求动用军队镇压抗议民众。但米列亚坚持“人民的军队为人民”，予以拒绝。第二天米列亚就被发现死亡。

第二天，罗马尼亚电台报道米列亚为“自杀”。此举激怒了军方，军队与齐奥塞斯库决裂。当夜，军队与广场上聚集的民众一道，开始占领各政府机关。各地都出现了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和反对齐奥塞斯库的军队激烈交火的场面。

罗共政权倒台

1989年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尝试下戒严令，但无济于事。他意识到他已不能控制全国局势，便和妻子埃列娜尝试趁乱乘直升机逃离已被市民和救国阵线军队包围的罗马尼亚总统府一带。他们乘坐的直升机在布加勒斯特西北降落。不过这一切都被已倒戈的罗马尼亚国家电台向全世界播出。同日，各反对派和共产党内反齐势力结成“救国阵线评议会”。

12月23日凌晨，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支持救国阵线之军队逮捕。12月24日早晨，救国阵线委员会核心成员聚集在国防部成立临时政府。

12月25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特别军事法庭以约20分钟的誓词判决齐奥塞斯库夫妇犯有屠杀罪和非法拥有大量来源不明财产罪，需即时处决。但齐奥塞斯库坐在审判椅称不承认所有罪行，并称只有在国会才能证明他的合法总统权利，救国阵线军队随后便把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以绳绑在一起，并于当日稍后押往军营空地执行枪决。枪决由救国阵线3人行刑队所组织，齐奥塞斯库在唱国际歌期间被处死，死后他身上被发现四十个以上的弹孔，枪决过程被罗马尼亚电视台转播至世界各地。至此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正式倒台，其后罗马尼亚共产党被救国阵线政府勒令解散。

此前秘密警察曾试图闯入关押齐氏夫妇的军事基地以救出他们，为此发生过激烈枪战。有鉴于此，原本预定的正常审判被改为军事审判。另外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后多年，为了杜绝社会上“齐奥塞斯库夫妇未死”一类流言，齐氏夫妇尸体在2010年被公开。

结果

救国阵线取得了政权，对罗马尼亚进行了民主化改革。

1990年5月，罗马尼亚举行大选，救国阵线获得胜利，随后扬·伊利埃斯库当选总统。但救国阵线的很多领导人原来也出自共产党，他们执掌政权后仍有利用国家机器和媒体打击反对派的行为。纵使如此，由于罗马尼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化及多党制，多个政党可以轮流执政或组建联合政府，但由于仿效法国实行半总统制，总统及总理权力相当，因此经常关系出现不调和，前任总统特莱扬·伯塞斯库更两度被反对派控制的国会弹劾，但最终在全民公投中获得民众的支持。

其他东欧国家在东欧剧变后原共产党在议会或多或少还都能保留几个席位，或改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参与选举，唯独罗马尼亚例外：共产党被勒令解散（后撤回）。

民主化并没有立即给罗马尼亚经济带来好转，由于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加之新政府限制工资及商品价格，致使失业率大幅上升。1996年的失业救济金改革后，罗马尼亚的经济才有所好转。

近年来在罗马尼亚国内掀起了一股回味并重新评价1989年民主革命的风潮。罗马尼亚在野的极右派政党大罗马尼亚党领袖瓦丁·图多尔2010年曾表示：“齐奥塞斯库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尽管他犯下巨大的错误，但他的功绩同样巨大，这一点任何人不能否认。”

谢选骏指出：“尽管他犯下巨大的错误，但他的功绩同样巨大”，这确实符合魔鬼的特征。例如斯大林、希特勒、日本天蝗、毛泽东，都是如此。当然，邓小平也不例外。如果没有他在北京大集上开枪杀人的反面教训，东欧苏联的共产党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我记得1989年12月间有天半夜，北京专案组成员突然造访我家，神情紧张地告诉我“罗马尼亚出事了”！并询问我中国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们说他们的上级很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中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不是苏联红军一夜之间扶植起来的。但是在东欧国家中，封闭野蛮的罗马尼亚是最像中国的。难怪专案组那么担心。

【016、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2017-12-02 《十年一梦》）报道：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指出：从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毛泽东如此说一不二，但死后不到一个月，其亲族和亲信就被一网打尽，而毛泽东的千百万党羽竟然选择“猫择洞战略”装死不动，未发一枪一弹，红色江山彻底变色，亿万人民马上上街庆祝毛泽东路线的失败。这就是独裁者和极权制度的命运。因为他们平时把人民当做不准说话的红色奴隶，这些红色奴隶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当然也就毫无保卫他们红色主子的能力了。1989年苏东集团，其实也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走向灭亡的。因此我说——1989年的苏东波瓦解，其实已经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毛死政亡了。眼下，北京低端人口惨遭清理的难民潮，不知是未来什么事态的预演……

【017、1989年天安门屠杀了一万多人】

《六四31周年 英国驻华前大使披露血腥镇压细节》（2020-6-6 RFA）报道：

1989年6月3日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对峙的市民学生不就遭到共产党军人的屠杀——“八九民运”遭镇压31周年当天，美国数个民间团体举行在线纪念和讨论会，谈到六四精神传承对中国民主进程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刚刚解密的英国外交电文披露六四镇压的血腥细节。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户内外举行活动难度增大，但民众参与悼念“六四”的心并没有冷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来祭奠“六四”亡灵。

美国会议员发声明 忆六四——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星期四发声明说，人们有责任传承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和精神。声明呼吁中国公开、公正报道“六四”事件，并谴责中国官方持续严重侵犯人权。

美国知名作家、记者克劳迪亚·罗塞特（Claudia Rosett）在人权基金会（Human Rights Foundation）4日举行的讨论会上提到，“六四”要悼念的不仅仅是事件中的死难者、良心犯、流亡者。

“要悼念中国失去的民主”——“我们同时还要纪念中国本该、却无法成为的样子。至到今天，中国（政府）的本质还是没变，（执政党）依旧是以权力为中心。民众可以享受经济成果，但无法进行自由表达，必须同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的所有事情，这是在消灭人的灵魂。”

会议上，罗塞特还展示了一幅六四清场后，她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石子路上捡到的、写有“讨伐小平”的横幅。她强调：“这个横幅不是我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希望它在中国民主的那天回到中国，并受到它所应该受到的欢迎。”

1989年4月，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大批北京市民与大学生为其举办悼念活动。随后，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工人占领天安门广场以及附近的马路进行抗议，要求政府加快民主改革步伐。然而，抗议行动最终在6月4日以当局血腥镇压收场。

前英国驻华官员披露血腥镇压细节——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曾将当时如噩梦般的场景写成电报，通过一条秘密的外交电报传回英国。唐纳德在这封于1989年6月5日发出的电报中描述，他从“一个中国国务委员的密友处得知”，“军队抵达时，现场学生一度以为他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撤离广场，但五分钟之后，装甲车就发起攻击”。"学生们手挽着手，却遭到士兵扫杀……装甲车多次碾过学生的身体，如同做‘饼’一般，将他们碾成肉泥。这些残骸随后被推土机推走，尸体也遭焚化，（骨灰）被从下水道冲走。”那夜的“平民死亡人数至少有一万”。

集权政权依旧 人权状况越发严峻——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负责人杨建利在人权基金会的研讨会上回忆说，学生们的合理诉求受到碾压，无数的年轻生命消散。“那些勇敢的学生提出的要求，与今天的中国息息相关。31年前，这个政权枪杀了许多生命；31年后，我们依旧处于同样的政权下，该政权甚至在近年来加剧压制人权。”

在被问到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中国越发严峻的人权状况时，杨建利表示：“首先，中国国内必须出现不满于目前政治现状的声音，这股力量必须非常强有力。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把这样的异见声音转换成可行的民主运动。随着中国执政党内部出现裂缝，民主运动又获得外界支持的同时，我相信这会为中国带来改变。”

推进中国民主进程 世界有责——与此同时，89学运领袖、旅居台湾的吾尔开希在华府智库“对话中国”召开的纪念“六四”会议上形容，中国目前正在经历至暗时刻。他还批评西方国家在过去三十多年姑息中国。“至暗时刻会继续下去吗？至暗时刻之后是否会迎来曙光？这个要看我们自己的坚持。追求中国的自由民主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全世界的责任。当全世界面对成为文明世界威胁的中国时，每一个不仅要承担一份责任，也要承担一份将中国推向更开明自由的责任。”吾尔开希补充说，他相信，那些曾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未来将出现调整，因为31年前示威学生点燃的那一线希望，在今天成为每一个热爱自由民主的人民心中的烛火。

谢选骏指出：1989年天安门屠杀了一万多人，当时我就知道了。因为民间传说解放军杀死了两万多人，而共产党只承认杀死了三百多人，于是我把两个数字相加再除以二，就得出了“10150余人”的估算数字。可惜英国人太狡猾了，竟然保守了这样的秘密，这样具有可靠出处的死亡数字，达到了31年之久——英国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专政的延续，贡献真的很大！现在，到了他们该付代价的时候了！所以香港即将二次沉沦！1989年北京天安门屠杀了一万多人，2020年香港镇压将死多少人？可能是六百万人的灵与肉！血债血偿的日子快了，请大家记得英国的帮凶！

【018、1989年为何流行自杀】

网文《严家祺：沉痛悼念法国汉学家高达乐》（2019/05/16）报道：

法国汉学家高达乐（Claude Cadart）5月10日在法国去世，我感到哀痛，也为陪伴他一生的、现年92岁的妻子程映湘身体不好而担忧。

我第一次到法国是在1985年，是与王沪宁一同去的。我记得有几天住在高达乐家。高达乐和程映湘对任何人都很友善，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和背景。回到北京，社科院外事局对我说，你知道吗，程映湘的父亲是托派。我到法国，只是感到高达乐、程映湘夫妇关心中国，而且对来自中国的人善意相待，没有想到有什么问题。后来，我才知道，程映湘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彭述之。

六四后，我与妻子高皋流亡法国。1989年6月，有几个会说汉语的法国人和瑞士人马赫雅娜、燕保罗、皮埃尔、谭三山，为帮助“六四”后流亡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爱丽丝协会”（A.L.I.C.E）。协会成员都是“义工”。他们为流亡者找了巴黎远郊的一个农舍，让我们八个最早到法国的流亡者居住。6月23日我与高皋到农舍时，吾尔开希、刘燕、李录、辛苦（这是他当时的称呼）四人已在农舍居住。在北京，我与高皋认识三位巴黎学者，就是高达乐、程映湘和长满马克思一般大胡子的犹太人白夏。他们请我们两人再带二、三个人去巴黎见他们。大家争着去，刘燕说，她负责对外联系，非去不可。吾尔开希要求辛苦留下，辛苦不说话，显得很不高兴。我说，七个人、八个人差不多，大家都去就是了。我的话刚说完，辛苦一个人跑到室外，脱去上衣，跪在地下。这时正下着中雨，虽然是7月初，巴黎晚上的气温仍很低，在雨中久待十分寒冷。辛苦宣布，「你们这样闹下去，我现在开始绝食。」我劝说辛苦回屋内无效，吾尔开希在雨中淋了一个小时，才把辛苦劝回屋内。几分钟后，因吾尔开希因淋雨身体不适，所有争吵终于停止。此时，正是七月四日深夜十二时。

程映湘多年前出版了她父亲彭述之的法文版回忆录，2016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中文版的《彭述之回忆录》，上卷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下卷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和托派运动》。两大卷书近一千页。前几年从美国重访巴黎，又见到程映湘和她丈夫Clande Cadart（高达乐）。与三十年前相比、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咖啡店、程映湘的家、通往她家的电梯，几乎没有变化，而程映湘、高达乐两人已是年近九十的老人了。他们家中到处是为写作用的成堆成堆的各种旧报刊，两人还在不停地写作，这部《彭述之回忆录》是彭述之口述，由程映湘编撰了中文本、高达乐和程映湘翻译成法文出版的。

读《彭述之回忆录》，我首先关心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是怎样流亡的，而程映湘是怎样随同她父亲到巴黎的。

彭述之比毛泽东小一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留苏三领袖”。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二把手”。这时，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由于彭述之与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1929年彭述之与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接着，陈独秀、彭述之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三年后，陈独秀与彭述之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出狱后，彭述之始终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为了重整托派组织，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了“挣脱毛泽东特务的魔手”，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

在香港，彭述之仍感到不安全，“为了挣脱英国皇家警察的魔手”，1950年1月彭述之一家五口，从香港动身，到越南西贡的华人区定居下来。

由于参加托派的一次会议，与他们同时从香港到西贡的“中国托派同志”刘家良被越南特务拘捕，在监狱中受到酷刑，不久死在狱中。彭述之一家在西贡还是感到不安全，不得不离开越南。

当时的巴黎，是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中心。彭述之决定到巴黎，除了当时17岁的大儿子因没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外，彭述之一家四口乘了二十多天船，在1951年6月22日到了法国马赛，6月底到了巴黎。

到巴黎那一年，彭述之的女儿程映湘24岁，小儿子9岁。程映湘说，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很困难，没有钱，靠“廉价的家庭手工收入”糊口。在1968年，他们在巴黎近郊获得了一间小公寓，在这之后的4年中，彭述之与他的女儿、女婿多次交谈，成了编写《回忆录》上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的基本资料。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托派中许多人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幻觉”，但彭述之没有幻觉、从不抱有回到中国的希望。《回忆录》说，“1950年1月末，当彭述之离开中国的那一刻，他预感到这将是永别。”许多托派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是相反的。程映湘说，彭述之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不断地提醒他的托派同志：“毛泽东主义，在实践上，本质上与斯大林主义同出一辙。” 法国汉学家白夏在悼念高达乐时，在法国《世界报》网站发表文章，指出高达乐的一生都与中国有关。在大部分汉学家称赞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年代，他就解释说，中国的政治运动远不像青年左派想象的那样是解放运动，而是毛泽东的政治操弄。

六四后，我在法国从1989年6月下旬到1994年初，居住了近5年。大概1992年，程映湘打电话给我，说王沪宁住在她家，六四后，我与王沪宁无意见面，也没有见面。我从程映湘电话中留下印象，王沪宁这次在法国停留的时间有几个月。

我认识高达乐、程映湘35多年。最后看到高达乐时，已近90高龄，瘦弱不堪，走路摇摇晃晃，程映湘与他相依为命。现在，高达乐走了，我与高皋只能隔着大西洋，在远方希望程映湘节哀，保重身体，坚强地生活下去。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这段记述很有意思——“6月23日我与高皋到农舍时，吾尔开希、刘燕、李录、辛苦（这是他当时的称呼）四人已在农舍居住。在北京，我与高皋认识三位巴黎学者，就是高达乐、程映湘和长满马克思一般大胡子的犹太人白夏。他们请我们两人再带二、三个人去巴黎见他们。大家争着去，刘燕说，她负责对外联系，非去不可。吾尔开希要求辛苦留下，辛苦不说话，显得很不高兴。我说，七个人、八个人差不多，大家都去就是了。我的话刚说完，辛苦一个人跑到室外，脱去上衣，跪在地下。这时正下着中雨，虽然是7月初，巴黎晚上的气温仍很低，在雨中久待十分寒冷。辛苦宣布，「你们这样闹下去，我现在开始绝食。」我劝说辛苦回屋内无效，吾尔开希在雨中淋了一个小时，才把辛苦劝回屋内。几分钟后，因吾尔开希因淋雨身体不适，所有争吵终于停止。此时，正是七月四日深夜十二时。”

——这是绝食和屠杀仅仅过去一个月的时候。为何1989年的大学生们动不动就绝食自杀？一个背景因素是，1988年北京当局决定大学分配制度改革，将来毕业的学生“国家不包分配、自谋出路”。谁知这个消息激起了学生群体的绝望情绪，翌年这种绝望情绪借着胡耀邦死亡的星火，愤怒爆发燃烧起来了。本来，大家都看扁了那一代大学生，因为他们玩世不恭，但是这个“不包分配”一下子把这些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们一下子推向了社会抗争的前沿阵地。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历史就是这样，“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所以我想，每个社会都有很多自杀成功或自杀未遂的人士，如果能把这些人都动员起来，投身于某个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就能影响社会、影响历史。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但是又一个创造历史的时机也就来到了。

【019、1989年阎明复的特务调停活动为何失败】

网文《阎明复》报道：

阎明复（1931年－），辽宁海城人，阎宝航之子。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等职，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因其六四事件“表现不好”被撤职，之后一直从事慈善事业。他曾组织编纂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并且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阎明复在1931年生于北平，1947年参加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即黑龙江大学）。1949年至1966年在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俄文翻译，曾在1959年，担任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翻译。1967年至1975年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曾被非法关押。

1975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编译室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

1983年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两年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6年被增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翌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9年5月，在六四事件中，一部分新闻工作者递交了请愿书。于是在1989年5月11至13日之间，阎明复和胡启立、芮杏文访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单位，并与记者进行了对话。13日，阎明复，胡启立统战部听取了一些新闻界的专家的意见，并且在下午与北京15家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同日，示威学生开始绝食抗议，并且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得知消息之后，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进行斡旋，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上午阎明复约请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在统战部进行谈话，决定在下午4点，在统战部礼堂进行对话。但是学生提出对话级别不够，需要全程直播。经过妥协之后，决定改为进行现场录像，并且在电视台播出。下午4点，对话开始，由阎明复主持。对话进行到下午7点，广场绝食学生来到对话现场再次要求电视直播并且形成僵持局面，阎明复宣布休会，第二天继续进行对话，但翌日的对话仍然没有进一步的进展；直至5月16日，阎明复在得到总书记赵紫阳同意之后来到广场，虽然对在广场上的学生说了些打动他们的话，还表示愿意一起静坐和做他们的人质，但是并没有起到扭转局势的作用。反而成为了后来阎明复被撤职的重要依据。

结果在同年6月于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阎明复与胡启立、芮杏文一起被免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1990年，他更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全国政协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1991年被复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参与创办了中华慈善总会，并于1997年至2002年担任会长一职。2013年，因“在总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为慈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崔乃夫、范宝俊一起被授予“中华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称号。

在阎明复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之后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尤其是在98抗洪期间，在阎明复的联络下，成功的进行了“我们万众一心”大型电视义演晚会。筹集善款3亿多人民币。之后，中华慈善总会在2008年中国雪灾，汶川大地震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阎明复早期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大力推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在一次访谈中他把“组织出版了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和“参与创办中华慈善总会”作为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两件事。这是他自谦，因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应是承担特别任务，密谋参与调停了1989年的冲突；不过可惜失败了。

2001年出版《美国慈善事业一瞥》一书。在2005年之后，阎明复一直在《炎黄春秋》杂志不定期的发表一些文章，如《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我了解的赫鲁晓夫权力斗争》等。并且作为总顾问指导了纪念他爸爸的电视剧《英雄无名》的拍摄。

谢选骏指出：那么，1989年阎明复的特务活动为何失败呢？从大环境上，谈的人很多了，但有两点为人忽视了，一是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是个缺德的红色特务，这就使得阎明复无法得到社会的信任。二是阎宝航给阎明复取的名字说实在恐怖——谐音“阎冥府”！由阎明复出面调停学潮，怎么可能不是通向阎王冥府的血流成河呢？！这也不能责怪当时的主事人无知，因为连他们的高祖老毛也不懂得这一点玄机，1959年还让阎冥府担任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翻译——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中苏共党全面决裂，而且彼此兵戎相见，血流成河，因为地狱的大门已经打开。

阎宝航曾是蒋介石夫妇的心腹，1937年却恩将仇报，被苏联豢养的大汉奸周恩来发展为共产党特务，并且在国民党内帮助中共特工搜集了包括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准确日期等重要情报，密报给霸占中国蒙古的苏联，严重危害了中国利益。恶有恶报，“解放后”阎宝航终于在文革中“被解放”到了“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里，并于“十月革命节五十周年”的1967年11月7日被捕，后被彻底解放、整死于秦城监狱，连骨灰都不得保留。

由此可见，历史都是有其定数的。历史人物，其实只是历史力量的假面傀儡。呜呼哀哉。

【020、2002年的神奇在1991年看见——纪念六四29周年】

1991年苏联崩溃，这使我认识到一个机理，从而知道2002年必有同等重要的事情发生——果然，“九一一”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两件事情叠加，预示了二十一世纪的走向！

《WTO高官答凤凰：入世15年，中国兑现了承诺吗？》（凤凰财经讯记者/易典，2017-03-28）报道： 

凤凰财经采访WTO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oopman

201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下简称为WTO）15周年纪念日。15年前的2001年，加入WTO、申奥成功、国足出线并称为三件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大喜事。

15年后，中国庆祝WTO“生日”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美国、日本、欧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声称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因为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时的承诺。

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凤凰财经记者采访了WTO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oopman，并请这位WTO高官直面疑问：中国是否兑现了入世时的承诺？

WTO官员：“我们很难具体衡量”

WTO官员听到这个问题后略微沉思，似乎并不意外。“在WTO内部，经常有国家觉得其他国家没有履行义务，没有兑现承诺。”他解释道。

“我们很难具体衡量，”他强调了文件和执行上的区别，“有些写在纸上的文件，但各个国家都对这些文件有不同解读。”他拒绝给出是或否的回答，表示他作为WTO秘书处官员不方便对此作出评论。

虽然出言谨慎，他在拒绝评论后仍然意犹未尽，继续补充：“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中国人出国旅游时购物，但买的东西也是中国制造。为什么出国要买中国制造的东西？”他随后给出答案：“有些（商品）可能在中国生产但不一定在中国销售，有些可能是关税的原因。”

作为常年驻扎在WTO日内瓦总部的官员，他似乎对各国的“口水战”习以为常。 “在日内瓦总部总有这样的讨论，有些国家抱怨无法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有些国家获得市场准入但觉得还不够，还在抱怨，”他略显无奈的耸耸肩。

他表示中国从低关税中受益匪浅，中国商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也满足了国际市场。“但总有一些国家对这样的安排和发展不太高兴。”

美国发布200页报告要求中国履行入世承诺

2017年1月9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递交《中国执行世界贸易组织承诺2016年度报告》。在近200页的报告，美国详细罗列出中国对承诺的执行情况。

这是奥巴马任期内，美国贸易办公室提交的最后一份关于中美贸易的报告。报告中肯定了中国入世15年来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但也对中国现状做出了三大批评。

这份2017年最近出炉的报告批评了中国在服务贸易、电子支付、互联网产业和影视产业中对外资企业的限制政策。它还批评了中国对出口企业补贴数量大、范围广，报告声称中国违反入世承诺的透明和公平竞争原则。报告还严厉批评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的情况。

无独有偶，就在2年之前（2015年）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False Promises: The Yawning Gap Between Chinas WTO Commitments and Practices ”），详述中国入世时的曾诺和如今的执行情况。该报告显示，中国在国企采购等11个领域未履行承诺。

中方报告：入世承诺早在2010年就全部兑现

中国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中国和美国站在不同立场上各执一词。

2010年8月，中国商务部、财政部先后正式宣告：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对外贸易白皮书，正式宣布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

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是指哪些承诺呢？据媒体报道，主要涉及三大领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

据中方报告，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按照承诺逐步削减关税,平均关税水平从入世前的15.3%降低到目前的9.8%。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上百个部门中，银行金融、通信网络、保险证券等逐步放开。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完成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使其与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相一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中国是否履行入世时的承诺？中美之间看法不一，对入世承诺的概念范畴也定义不同，然而双方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入世15年来，已经在市场开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正如WTO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所言，“加入WTO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入世15年，中国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也在逐步兑现各项承诺。

谢选骏指出：中国加入世贸，改变了世界格局。

在此之前11年的1991年内〖跋〗 

大多数人的意见，正毁灭我们居住的这个星体！「大多数人的意见，正在毁灭我们居住的这个星体！除非，我们能认识到这个星体只是无数星云中的一颗微尘。」多数人的意见与少数人的意见，是互相轮环的。如古时的流俗，已为今日的遗粹；今日的精华，留下来世的遗痕。 

[正是基于此，我以沉默于现代浊流的天文历数，沟联正在喧嚣的新风气，以招游魂，以定天位。汉代思想者张衡，曾如此理解「星」的文化功能：「星也者，体生于地，精发于天。紫宫为皇极之居，太徽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事备矣。」（《灵宪》） 

 《元命苞》的解释可与此互证：「紫」，之言「此」也，「宫」之言「中」也（紫宫，言天神运动，阴阳开闭，皆在此中）。《文耀钩》更有言曰：「中宫在帝，其精北极星。含元出气，流精生一也。」星，被视为宇宙的精。] 

而这，显然不仅仅是什么「古代的迷信」： 

「天文学家说，他们已发现了迄今为止宇宙中最明亮的星体，但这星体距离地球太远，他们差点把它漏掉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星体。 

由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十三名天文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组在英国《自然界》周刊发表的报告说，他们在加那利群岛通过一架射电望远镜观察另一星体时意外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星云团，它发射出大量的光，其能量为银河系能量的三万倍。这种光是光谱中用肉眼能看到的那部分光。《自然界》杂志说，这个星云团可能是『包在一个尘埃星系中的一个类星体』。但是，它离地球一百六十亿光年，是一个原星系，即一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巨大星系。」（路透社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这姑且名之的无名者，包括一切名，且是万名之名，万王之王。这无形的轴，曾被科学家名为「万有引力」或「时空的膨胀」，但在本性上，它却不可命名。因为它的名，不过是人为。 

「浏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衔，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卿[前二八六/前二三八年] ：《荀子.天论》）这就是「名」的困境！人终于只能「不见其事而见其功」、「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 只能在时间送走了「炼丹过程」后，仅仅留下「灵火真金」，甚至，仅仅是某种神秘的记忆？] 

…… 

天文历数，如此成为中国的心灵记忆！天文历数，可谓「中国精神最深层的结构」，它起源最古(早于甲骨文时代)，跨度最大，象征性最强，足以比况中国（而不是借号「中国人」的支那亡国奴）心路。 

对此，《史记.历书》曾有地道的描述：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无元，顺承厥意。」古代智慧已经发现，一切人为，无非自然。 

「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曰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史记.天官书》） 

作为宇宙言语，星光堪称自然中唯一可见的垂范符号。其余一切符号的总和，都限于这小小的星体、我们尊号之「地球」的这颗宇宙尘埃上。至于人的心灵，其实也是某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尘埃。离开光，一切符号不论是自然的而是人文的，既不能存在，更不能睹见。因此可以领会，天子乃是光的代表；因此可以领会，他能照亮人的眼；因此可以领会，《天子，永恒者》何以光的运动（时、日、节气、周天之年）以及光的载体（周天二十八宿和天市、太微、紫微等至上星宿三垣）而名之。 

[不错，早期教父们曾大肆攻击过古代的「星相宿命论」，如泰蒂安在《希腊宣讲集》中所宣称：「我们是超于命运之上的：太阳、月亮都是为我们人类而创造的！」然而，这种传布人类中心愿望的神学，却可能是虚妄的。一切星体，哪有为区区的人而设置的道理？相反，当发现你的生命真与星体现象相关时，反倒向你展示了新一层的尊严。 

我们所向往的，是我们原本追慕的吗？ 

我们所祈求的，是我们历来固执的吗？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何以在这个地点，如是向往；我们何以在这个时间，如是祈求。」 

古老的智慧说，宇宙能量的大汇聚，就是「神」；新兴的觉悟说，宇宙能量的大汇聚，就是天子。现在，我们急需天子，来破除现代的唯物主义魔法！破除那借着革命的名义杀人献祭的心灵妖术！解救横遭窒息的生灵，避免这样的绝境：人们自以为追逐幸福，其实落入死亡陷阱，在死前还以成百亿的数目吸吮地球成空洞。 

可怕的春荒，正是播种的良机。如果我们生在种族与文明的生殖力鼎盛季节，会不会成为天子的敌人？所幸的是，历史从未系之于假如。在这贫瘠而不育的时刻，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如何（而不是「如果」）更深更准地理解并实践以下的话：「人生的终极状态，无一不是信念状态；人生的终极较量，无一不是信念的较量。除此之外的形式，都是信念的延伸。」 

愿《史记.历书》上的这段文字，确实成为沟通古今、重振种族的符： 

「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决鸟先水皋」 ] 

「一九九一」，神奇的数字！这一年必有巨大事变临头。「一九九一」，神奇的数字！类似的年数，每百年一降，头尾两数同，中间两数亦同： 

如，一九九一，一八八一，一七七一，一六六一，一五五一，一四四一，一三三一，一二二一，一一一一，一00一，此逆推。二00二，二一一二，二三三二，二四四二，三五五二，二六六二，二七七二，二八八二，二九九二，此顺延。而我们这不满百岁的短短一生，竟然遭逢两次，「一九九一」，「二00二」，且是在如此集中的十二年间！这能不引发全球规模的超级动荡？「一九九一灾变」，小试锋芒：「一九九六--一九九七急转直下」；「二00二将不忍卒睹」。现在，已经掀开一九九一的第一页，全书的内容有谁预知？ 

天子！ 

一九九一、二、四、 

北京西山下，世界最后一块乡村 

……

1991年苏联崩溃，这使我认识到上述机理，从而知道2002年必有同等重要的事情发生——果然，“九一一”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两件事情叠加，预示了二十一世纪的走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六年，使得中国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五倍——从12.6%变成了60.3%！让我们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2002年。也记住1991年。没有苏联的瓦解，就没有中国的进步。而六四死难者们喷泉般的鲜血，促进了苏联的崩溃、东欧的解放，并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这一进步打下了基础。让我们永远怀念他/她们。

附录

公开悼念六四整出事！他赶紧认罪得活路 

2018-02-08 10:14:02  RFA

去年在南京公开悼念“六四”的江苏网民史庭福被控“寻衅滋事”罪一案，周四（2月8日）在南京市完成审讯，择日宣判。史庭福的代表律师透露，其当事人已在庭上认罪。

史庭福涉嫌“寻衅滋事”案周四上午在南京雨花台区法院开审。审讯历时约2小时，择日宣判。

史庭福代表律师刘浩透露，基于压力等因素，其当事人已在庭上认罪。

刘浩：各方面的考虑。比如他身体的原因，年龄也大了，各个方面的顾虑，他就表示作一些协调妥协吧，就是认错认罪，以争取坦白从宽，尽快出来，作为律师也表示理解。我们就提出他是无罪的，即使有罪也是属于轻微，应该免除处罚，希望妥善处理本案，尽快释放，希望他能回家过春节，获得好的影响吧。

去年6月4日，史庭福身穿纪念“六四”的文化衫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门外演讲，呼吁路人不要忘记这个日子，要求群众拍照发上网让更多人关注。

他的儿子史竞周四作为家属唯一代表去法院旁听了审讯。

史竞：除了我可以进去，其他人都不能进去。我坐在旁听席，旁边很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我感觉很奇怪。我们的律师也说了，对方（控方）的理由（理据）完全不充分，因为“寻衅滋事”是针对人和物，我父亲不针对人和物，所以没有寻衅滋事的理由，我父亲只说“是”和“不是”，由律师来为我爸无罪辩护的。

该案审讯前后，有数十名维权人士在法院门外聚集，当局加强警力戒备，部分人被公安带走，到审讯结束才获释。到了现场的一名匿名维权人士表示，他和史庭福同样是合法权益受损，所以才决定亲自到法院声援史庭福。

维权人士：我据理力争，我对他们说，旁听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公民有权利监督，但是这么一个请求被他们拒绝了，而且被他们驱赶，最后还强制带离。主要它（案件）不涉嫌保密，或者国家安全、隐私。我觉得它拒绝我们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们进到法院根本看不到法院的工作人员、全都是便衣。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经常被行政机关所损害，我当然也会关注别人的事件。

附录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标准中文版全文）

人民网北京１月２５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今天全文公布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今天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全文如下：

序言

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按照ＷＴＯ部长级会议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ＷＴＯ协定》”）第１２条所作出的批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忆及中国是《１９４７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创始缔约方，

注意到中国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的签署方，

注意到载于ＷＴ／ＡＣＣ／ＣＨＮ／４９号文件的《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工作组报告书”），

考虑到关于中国ＷＴＯ成员资格的谈判结果，

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 总 则

第１条 总体情况

１．自加入时起，中国根据《ＷＴＯ协定》第１２条加入该协定，并由此成为ＷＴＯ成员。

２．中国所加入的《ＷＴＯ协定》应为经在加入之日前已生效的法律文件所更正、修正或修改的《ＷＴＯ协定》。本议定书，包括工作组报告书第３４２段所指的承诺，应成为《ＷＴＯ协定》的组成部分。

３．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中国应履行《ＷＴＯ协定》所附各多边贸易协定中的、应在自该协定生效之日起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履行的义务，如同中国在该协定生效之日已接受该协定。

４．中国可维持与《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Ｓ”）第２条第１款规定不一致的措施，只要此措施已记录在本议定书所附《第２条豁免清单》中，并符合ＧＡＴＳ《关于第２条豁免的附件》中的条件。

第２条　贸易制度的实施

（Ａ）统一实施

１．《ＷＴＯ协定》和本议定书的规定应适用于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包括边境贸易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在关税、国内税和法规方面已建立特殊制度的地区（统称为“特殊经济区”）。

２．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ＴＲＩＰＳ”）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布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统称为“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

３．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应符合在《ＷＴＯ协定》和本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

４．中国应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据以提请国家主管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

（Ｂ）特殊经济区

１．中国应将所有与其特殊经济区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通知ＷＴＯ，列明这些地区的名称，并指明界定这些地区的地理界线。中国应迅速，且无论如何应在６０天内，将特殊经济区的任何增加或改变通知ＷＴＯ，包括与此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

２．对于自特殊经济区输入中国关税领土其他部分的产品，包括物理结合的部件，中国应适用通常适用于输入中国关税领土其他部分的进口产品的所有影响进口产品的税费和措施，包括进口限制及海关税费。

３．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在对此类特殊经济区内的企业提供优惠安排时，ＷＴＯ关于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规定应得到全面遵守。

（Ｃ）透明度

１．中国承诺只执行已公布的、且其他ＷＴＯ成员、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的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ＴＲＩＰＳ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此外，在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ＴＲＩＰＳ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实施或执行前，应请求，中国应使ＷＴＯ成员可获得此类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应使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最迟在实施或执行之时可获得。

２．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官方刊物，用于公布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ＴＲＩＰＳ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并且在其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在该刊物上公布之后，应在此类措施实施之前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确定外汇汇率或货币政策的特定措施以及一旦公布则会妨碍法律实施的其他措施除外。中国应定期出版该刊物，并使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该刊物各期。

３．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咨询点，应任何个人、企业或ＷＴＯ成员的请求，在咨询点可获得根据本议定书第２条（Ｃ）节第１款要求予以公布的措施有关的所有信息。对此类提供信息请求的答复一般应在收到请求后３０天内作出。在例外情况下，可在收到请求后４５天内作出答复。延迟的通知及其原因应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当事人提供。向ＷＴＯ成员作出的答复应全面，并应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威观点。应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

（Ｄ）司法审查

１．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０条第１款、ＧＡＴＳ第６条和《ＴＲＩＰＳ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

２．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受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而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

第３条　非歧视

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在下列方面给予外国个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其他个人和企业的待遇：

（ａ）生产所需投入物、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及其货物据以在国内市场或供出口而生产、营销或销售的条件；及

（ｂ）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以及公有或国有企业在包括运输、能源、基础电信、其他生产设施和要素等领域所供应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和可用性。

第４条 特殊贸易安排

自加入时起，中国应取消与第三国和单独关税区之间的、与《ＷＴＯ协定》不符的所有特殊贸易安排，包括易货贸易安排，或使其符合《ＷＴＯ协定》。

第５条　贸易权

１．在不损害中国以与符合《ＷＴＯ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的情况下，中国应逐步放宽贸易权的获得及其范围，以便在加入后３年内，使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贸易，但附件２Ａ所列依照本议定书继续实行国营贸易的货物除外。此种贸易权应为进口或出口货物的权利。对于所有此类货物，均应根据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３条，特别是其中第４款的规定，在国内销售、许诺销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方面，包括直接接触最终用户方面，给予国民待遇。对于附件２Ｂ所列货物，中国应根据该附件中所列时间表逐步取消在给予贸易权方面的限制。中国应在过渡期内完成执行这些规定所必需的立法程序。

２．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对于所有外国个人和企业，包括未在中国投资或注册的外国个人和企业，在贸易权方面应给予其不低于给予在中国的企业的待遇。

第６条 国营贸易

１．中国应保证国营贸易企业的进口购买程序完全透明，并符合《ＷＴＯ协定》，且应避免采取任何措施对国营贸易企业购买或销售货物的数量、价值或原产国施加影响或指导，但依照《ＷＴＯ协定》进行的除外。

２．作为根据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和《关于解释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１７条的谅解》所作通知的一部分，中国还应提供有关其国营贸易企业出口货物定价机制的全部信息。

第７条 非关税措施

１．中国应执行附件３包含的非关税措施取消时间表。在附件３中所列期限内，对该附件中所列措施所提供的保护在规模、范围或期限方面不得增加或扩大，且不得实施任何新的措施，除非符合《ＷＴＯ协定》的规定。

２．在实施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３条、第１１条和《农业协定》的规定时，中国应取消且不得采取、重新采取或实施不能根据《ＷＴＯ协定》的规定证明为合理的非关税措施。对于在加入之日以后实施的、与本议定书或《ＷＴＯ协定》相一致的非关税措施，无论附件３是否提及，中国均应严格遵守《ＷＴＯ协定》的规定，包括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及其第１３条以及《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的规定，包括通知要求，对此类措施进行分配或管理。

３．自加入时起，中国应遵守《ＴＲＩＭｓ协定》，但不援用《ＴＲＩＭｓ协定》第５条的规定。中国应取消并停止执行通过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实施的贸易平衡要求和外汇平衡要求、当地含量要求和出口实绩要求。此外，中国将不执行设置此类要求的合同条款。在不损害本议定书有关规定的情况下，中国应保证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对进口许可证、配额、关税配额的分配或对进口、进口权或投资权的任何其他批准方式，不以下列内容为条件：此类产品是否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内供应者；任何类型的实绩要求，例如当地含量、补偿、技术转让、出口实绩或在中国进行研究与开发等。

４．进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响进出口的许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和执行。不得实施或执行不属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的措施。

第８条 进出口许可程序

１．在实施《ＷＴＯ协定》和《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的规定时，中国应采取以下措施，以便遵守这些协定：

（ａ）中国应定期在本议定书第２条（Ｃ）节第２款所指的官方刊物中公布下列内容：

－按产品排列的所有负责授权或批准进出口的组织的清单，包括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组织，无论是通过发放许可证还是其他批准；

－获得此类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批准的程序和标准，以及决定是否发放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批准的条件；

－按照《进口许可程序协定》，按税号排列的实行招标要求管理的全部产品清单；包括关于实行此类招标要求管理产品的信息及任何变更；

－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所有货物和技术的清单；这些货物也应通知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

－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清单的任何变更；用一种或多种ＷＴＯ正式语文提交的这些文件的副本应在每次公布后７５天内送交ＷＴＯ，供散发ＷＴＯ成员并提交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

（ｂ）中国应将加入后仍然有效的所有许可程序和配额要求通知ＷＴＯ，这些要求应按协调制度税号分别排列，并附与此种限制有关的数量（如有数量），以及保留此种限制的理由或预定的终止日期。

（ｃ）中国应向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提交其关于进口许可程序的通知。中国应每年向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报告其自动进口许可程序的情况，说明产生这些要求的情况，并证明继续实行的需要。该报告还应提供《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第３条中所列信息。

（ｄ）中国发放的进口许可证的有效期至少应为６个月，除非例外情况使此点无法做到。在此类情况下，中国应将要求缩短许可证有效期的例外情况迅速通知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

２．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对于外国个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分配方面，应给予不低于给予其他个人和企业的待遇。

第９条 价格控制

１．在遵守以下第２款的前提下，中国应允许每一部门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且应取消对此类货物和服务的多重定价做法。

２．在符合《ＷＴＯ协定》，特别是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３条和《农业协定》附件２第３、４款的情况下，可对附件４所列货物和服务实行价格控制。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并须通知ＷＴＯ，否则不得对附件４所列货物或服务以外的货物或服务实行价格控制，且中国应尽最大努力减少和取消这些控制。

３．中国应在官方刊物上公布实行国家定价的货物和服务的清单及其变更情况。

第１０条 补贴

１．中国应通知ＷＴＯ在其领土内给予或维持的、属《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ＳＣＭ协定》”）第１条含义内的、按具体产品划分的任何补贴，包括《ＳＣＭ协定》第３条界定的补贴。所提供的信息应尽可能具体，并遵循《ＳＣＭ协定》第２５条所提及的关于补贴问卷的要求。

２．就实施《ＳＣＭ协定》第１条第２款和第２条而言，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补贴将被视为专向性补贴，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是此类补贴的主要接受者或国有企业接受此类补贴的数量异常之大的情况下。

３．中国应自加入时起取消属《ＳＣＭ协定》第３条范围内的所有补贴。

第１１条 对进出口产品征收的税费

１．中国应保证国家主管机关或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施或管理的海关规费或费用符合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２．中国应保证国家主管机关或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施或管理的国内税费，包括增值税，符合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３．中国应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除非本议定书附件６中有明确规定或按照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８条的规定适用。

４．在进行边境税的调整方面，对于外国个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自加入时起应被给予不低于给予其他个人和企业的待遇。

第１２条 农业

１．中国应实施中国货物贸易承诺和减让表中包含的规定，以及本议定书具体规定的《农业协定》的条款。在这方面，中国不得对农产品维持或采取任何出口补贴。

２．中国应在过渡性审议机制中，就农业领域的国营贸易企业（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与在农业领域按国营贸易企业经营的其他企业之间或在上述任何企业之间进行的财政和其他转移作出通知。

第１３条 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中国应在官方刊物上公布作为技术法规、标准或合格评定程序依据的所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标准。

２．中国应自加入时起，使所有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符合《ＴＢＴ协定》。

３．中国对进口产品实施合格评定程序的目的应仅为确定其是否符合与本议定书和《ＷＴＯ协定》规定相一致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只有在合同各方授权的情况下，合格评定机构方可对进口产品是否符合该合同的商业条款进行合格评定。中国应保证此种针对产品是否符合合同商业条款的检验不影响此类产品通关或进口许可证的发放。

４．（ａ）自加入时起，中国应保证对进口产品和国产品适用相同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为保证从现行体制的顺利过渡，中国应保证自加入时起，所有认证、安全许可和质量许可机构和部门获得既对进口产品又对国产品进行此类活动的授权；加入１年后，所有合格评定机构和部门获得既对进口产品又对国产品进行合格评定的授权。对机构或部门的选择应由申请人决定。对于进口产品和国产品，所有机构和部门应颁发相同的标志，收取相同的费用。它们还应提供相同的处理时间和申诉程序。进口产品不得实行一种以上的合格评定程序。中国应公布并使其他ＷＴＯ成员、个人和企业可获得有关其各合格评定机构和部门相应职责的全部信息。

（ｂ）不迟于加入后１８个月，中国应仅依据工作范围和产品种类，指定其各合格评定机构的相应职责，而不考虑产品的原产地。指定给中国各合格评定机构的相应职责将在加入后１２个月通知ＴＢＴ委员会。

第１４条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中国应在加入后３０天内，向ＷＴＯ通知其所有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包括产品范围及相关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

第１５条 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６条、《关于实施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６条的协定》（“《反倾销协定》”）以及《ＳＣＭ协定》应适用于涉及原产于中国的进口产品进入一ＷＴＯ成员的程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在根据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６条和《反倾销协定》确定价格可比性时，该ＷＴＯ进口成员应依据下列规则，使用接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或者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i）如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ＷＴＯ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

（ii）如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ＷＴＯ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ｂ）在根据《ＳＣＭ协定》第二、三及五部分规定进行的程序中，在处理第１４条（ａ）项、（ｂ）项、（ｃ）项和（ｄ）项所述补贴时，应适用《ＳＣＭ协定》的有关规定；但是，如此种适用遇有特殊困难，则该ＷＴＯ进口成员可使用考虑到中国国内现有情况和条件并非总能用作适当基准这一可能性的确定和衡量补贴利益的方法。在适用此类方法时，只要可行，该ＷＴＯ进口成员在考虑使用中国以外的情况和条件之前，应对此类现有情况和条件进行调整。

（ｃ）该ＷＴＯ进口成员应向反倾销措施委员会通知依照（ａ）项使用的方法，并应向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通知依照（ｂ）项使用的方法。

（ｄ）一旦中国根据该ＷＴＯ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则（ａ）项的规定即应终止，但截至加入之日，该ＷＴＯ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须包含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无论如何，（ａ）项（ii）目的规定应在加入之日后１５年终止。此外，如中国根据该ＷＴＯ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ａ）项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再对该产业或部门适用。

第１６条 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

１．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ＷＴＯ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则受此影响的ＷＴＯ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包括受影响的成员是否应根据《保障措施协定》采取措施。任何此种请求应立即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２．如在这些双边磋商过程中，双方同意原产于中国的进口产品是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并有必要采取行动，则中国应采取行动以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任何此类行动应立即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３．如磋商未能使中国与有关ＷＴＯ成员在收到磋商请求后６０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ＷＴＯ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任何此类行动应立即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４．市场扰乱应在下列情况下存在：一项产品的进口快速增长，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从而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认定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时，受影响的ＷＴＯ成员应考虑客观因素，包括进口量、进口产品对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及此类进口产品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的影响。

５．在根据第３款采取措施之前，采取此项行动的ＷＴＯ成员应向所有利害关系方提供合理的公告，并应向进口商、出口商及其他利害关系方提供充分机会，供其就拟议措施的适当性及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提出意见和证据。该ＷＴＯ成员应提供关于采取措施的决定的书面通知，包括采取该措施的理由及其范围和期限。

６．一ＷＴＯ成员只能在防止和补救市场扰乱所必需的时限内根据本条采取措施。如一措施是由于进口水平的相对增长而采取的，而且如该项措施持续有效的期限超过２年，则中国有权针对实施该措施的ＷＴＯ成员的贸易暂停实施ＧＡＴＴ１９９４项下实质相当的减让或义务。但是，如一措施是由于进口的绝对增长而采取的，而且如该措施持续有效的期限超过３年，则中国有权针对实施该措施的ＷＴＯ成员的贸易暂停实施ＧＡＴＴ１９９４项下实质相当的减让或义务。中国采取的任何此种行动应立即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７．在迟延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受影响的ＷＴＯ成员可根据一项有关进口产品已经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初步认定，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在此种情况下，应在采取措施后立即向保障措施委员会作出有关所采取措施的通知，并提出进行双边磋商的请求。临时措施的期限不得超过２００天，在此期间，应符合第１款、第２款和第５款的有关要求。任何临时措施的期限均应计入第６款下规定的期限。

８．如一ＷＴＯ成员认为根据第２款、第３款或第７款采取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和／或有关ＷＴＯ成员进行磋商。此类磋商应在向保障措施委员会作出通知后３０天内举行。如此类磋商未能在作出通知后６０天内使中国与一个或多个有关ＷＴＯ成员达成协议，则请求进行磋商的ＷＴＯ成员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此种行动应立即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９．本条的适用应在加入之日后１２年终止。

第１７条 ＷＴＯ成员的保留

ＷＴＯ成员以与《ＷＴＯ协定》不一致的方式针对自中国进口的产品维持的所有禁止、数量限制和其他措施列在附件７中。所有此类禁止、数量限制和其他措施应依照该附件所列共同议定的条件和时间表逐步取消或加以处理。

第１８条 过渡性审议机制

１．所获授权涵盖中国在《ＷＴＯ协定》或本议定书项下承诺的ＷＴＯ下属机构１，应在加入后１年内，并依照以下第４款，在符合其授权的情况下，审议中国实施《ＷＴＯ协定》和本议定书相关规定的情况。中国应在审议前向每一下属机构提供相关信息，包括附件１Ａ所列信息。中国也可在具有相关授权的下属机构中提出与第１７条下任何保留或其他ＷＴＯ成员在本议定书中所作任何其他具体承诺有关的问题。每一下属机构应迅速向根据《ＷＴＯ协定》第４条第５款设立的有关理事会报告审议结果（如适用），有关理事会应随后迅速向总理事会报告。

２．总理事会应在加入后１年内，依照以下第４款，审议中国实施《ＷＴＯ协定》和本议定书条款的情况。总理事会应依照附件１Ｂ所列框架，并按照根据第１款进行的任何审议的结果，进行此项审议。中国也可提出与第１７条下任何保留或其他ＷＴＯ成员在本议定书中所作任何其他具体承诺有关的问题。总理事会可在这些方面向中国或其他成员提出建议。

３．根据本条审议问题不得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ＷＴＯ成员在《ＷＴＯ协定》或任何诸边贸易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得排除或构成要求磋商或援用《ＷＴＯ协定》或本议定书中其他规定的先决条件。

４．第１款和第２款规定的审议将在加入后８年内每年进行。此后，将在第１０年或总理事会决定的较早日期进行最终审议。

第二部分 减让表

１．本议定书所附减让表应成为与中国有关的、ＧＡＴＴ１９９４所附减让和承诺表及ＧＡＴＳ所附具体承诺表。减让表中所列减让和承诺的实施期应按有关减让表相关部分列明的时间执行。

２．就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条第６款（ａ）项所指的该协定日期而言，本议定书所附减让和承诺表的适用日期应为加入之日。

第三部分 最后条款

１．本议定书应开放供中国在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前以签字或其他方式接受。

２．本议定书应在接受之日后第３０天生效。

３．本议定书应交存ＷＴＯ总干事。总干事应根据本议定书第三部分第１款的规定，迅速向每一ＷＴＯ成员和中国提供一份本议定书经核证无误的副本和中国接受本议定书通知的副本。

４．本议定书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１０２条的规定予以登记。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订于多哈，正本一份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除非所附减让表中规定该减让表只以以上文字中的一种或多种为准。

１货物贸易理事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市场准入委员会（包括《信息技术协定》）、农业委员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反倾销措施委员会、海关估价委员会、原产地规则委员会、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委员会、保障措施委员会和金融服务委员会。 

来源：人民网 2002年1月25日

谢选骏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世界格局的转折点。后来的2020年，我们见证了又一次“2002”的变数——武汉肺炎席卷全球！“2020”是对“1919”的回响？

【021、驳王希哲“谢选骏主义”书】

一、“谢选骏主义”

我在10月10日发表《诺贝尔和平奖属于六四亡灵》一文的隔一日，王希哲先生就发表了专文，为我总结出一个“谢选骏主义”。

王希哲曾在1996年和刘晓波共同署名发表《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致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一文，之后却只身外逃，让刘晓波一个人承担责任，被判三年“劳动教养”，关押在大连市劳教所。现在王希哲又就刘晓波事务发言，对王希哲的看法置之不理似乎不大合适，但仅仅批评王希哲又容易扩大论争，这在目前的情势下显然会干扰了正确的方向，所以并不合宜。因此我想，要澄清王希哲所制造的混乱，最好的方式就是发出一个《“刘晓波六四天安门基金会”倡议书》，以正视听。

二、周公与成王的比喻

王希哲在他那篇有关“谢选骏主义”的文章中，把谢选骏比作制作礼乐的周公，又把刘晓波比作周成王，把六四亡灵比作成王的弟弟叔虞……并进一步引申说，刘晓波说“这个奖，属于六四亡灵”，相当于成王对弟弟叔虞说“桐叶封汝”……王希哲并和古圣贤过不去，挖苦周成王兄弟应该就在那片桐叶上去称王，不必履行诺言真的册封一个领地。王希哲还转而诅咒说，既然主张“诺贝尔和平奖属于六四亡灵”，就应该“去阴间找一名亡灵来分奖”。

王希哲的这些想象和比喻极其失当，完全歪曲了谢选骏思想。因为谢选骏的行文中和意识里，完全没有涉及到“分奖”的问题。在逻辑上，“分奖”根本是不可能，因为诺贝尔奖首先是一项荣誉，荣誉怎么“分”呢？所以，刘晓波说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属于六四亡灵”，刘晓波没有说“诺贝尔和平奖分给六四亡灵”。

三、王希哲眼睛里只有钱

看来，王希哲所说的“分奖”，其实指的是“分奖金”、“分钱”。你看王希哲，眼睛里只有钱，所以谈到诺奖时他脑子里想到的全是奖的“金”这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奖的更大价值在于其荣誉的一面。这样才能理解王希哲所提出的“分奖”概念。此外，王希哲似乎不懂，诺贝尔奖能够产生的经济能量，其实并不是那区区百万美元奖金本身，而在于别的方面，那才是决定性的。

正因为王希哲眼睛里只有钱，所以他只能看到小钱和死钱，所以他才煞有介事地把《关于成立刘晓波和平诺贝尔基金委员会的倡议书》这篇“五毛同志的恶作剧”拿来，假戏真唱，用来当作一个真实材料来攻击谩骂说：“（谢选骏《诺贝尔和平奖属于六四亡灵》发表）第二天就有人依仗着谢选骏的这篇歪理，来企图抢刘晓波的钱，共刘晓波的产了。”

王希哲难道真的笨到这种地步，看不出来正是因为谢选骏《诺贝尔和平奖属于六四亡灵》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刺痛了五毛队长的神经，他们才如此迫不及待地炮制出了这篇低水平的伪作？

四、王希哲追捧五毛作品

王希哲视而不见，这篇五毛作品《关于成立刘晓波和平诺贝尔基金委员会的倡议书》，十分粗制滥作，连“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都弄不明白，结果把“诺贝尔和平基金委员会”写成了“和平诺贝尔基金委员会”；这就把“诺贝尔和平奖”变成了“和平诺贝尔奖”。如此可笑的低级错误，王希哲都看不出来，真是应该立即退休了。

王希哲还视而不见，这篇《关于成立刘晓波和平诺贝尔基金委员会的倡议书》的五毛作品，缺乏基本常识，丝毫不懂“和平诺贝尔基金委员会”这样的名字是侵犯了诺贝尔的名誉权，是违法犯罪的设想。看来，这篇东西绝不是海外的写手弄出来的，否则不至于如此缺乏国际常识。看来，王希哲本人虽然离开中国十几年了，却没有丝毫长进，脑袋还留在国内，真是可惜了自由世界的资源。

五、诺奖的整体不可分割

而在我看来，诺奖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不仅荣誉不可分，就是连“属于六四亡灵”的奖金也不能分。

按照“诺贝尔和平奖属于六四亡灵”的承诺及其逻辑，这个已经“献给六四亡灵”并“属于六四亡灵”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及其奖金，不仅不能分，更不能被活人所用，因为它已经是“属于六四亡灵”的了，谁要是动了，谁岂不是自己也变成了亡灵？谁要是动了邪念、用了这个钱，他就是不怕千百万六四亡灵缠上了他，他难道不怕这个属于亡灵的钱会给他带来适得其反的恶果吗？谁敢做这样大逆不道、而且自找晦气呢？

我相信，不仅别的人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天安门母亲们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谁会在官司尚未了结、冤案尚未平反的时候，就动用属于自己不幸去世的亲人们的东西来自己享用呢？

如此说来，这笔钱岂不是要作废了？

不然。

六、比“实用”更大的作用

这笔钱作为“六四亡灵”之奠仪，本身虽然不能实用，但可以发挥比“实用”更大的作用。那就是以它为核心，号召、筹集更多的善款！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由外国人操办，一年都可用“中国人权”的名义募集几百万美元。如果刘晓波以“诺奖获得者”这一身份，为六四亡灵请命，那么他号召出来的善款，绝不会低于外国人操办的“中国人权”。以这样的基础作为核心，一定可以召集更多更多的善款！多的不说，就是再穷的人每个人捐款一百，积沙成塔就可以在十三亿人口的中国聚集起一千三百亿！ 如果说现在这样做并不现实，那么退一步，就算《零八宪章》的一万多个签署人每人捐助一百，也有一百多万了！足以和诺贝尔奖媲美了。 如果这样也不行，那么再退一步说，即使筹款的效果不甚理想，那也可以保护其本金不被别有用心的黑暗势力使用各种特殊手段予以消耗、歼灭。

七、“刘晓波六四天安门基金会”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应该帮助刘晓波成立一个以他为终身主席的“刘晓波六四天安门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不须动用诺贝尔奖的本金部分，在启动之初可以适当运用其利息部分，采取透明化的管理方式，弃绝黑箱作业，向有关对象公开具体的救援帐目，以期获得更多的善款来改善中国人民的处境。就这样，由其他善款的积累来维持运作，用滚雪球的方式逐步推进，顺利完成“刘晓波六四基金会”的人道救援工作。 我在此宣布，我个人首先为此捐出一百美元作为基金。我也号召大家为此捐款，“从我做起”、“见微知著”，开创中国历史的新局。 将近二十年以前，我曾捐款一百美元给天安门母亲。今天，我还愿意再捐款一百美元给拟议中的“刘晓波六四天安门基金会”。而基金会的第一要务，就是营救刘晓波，让他早日获得自由。王希哲，你是否打算追随谢选骏的这个主义，也捐上一百美元呢？如果你真的那么爱护晓波，现在还愿意为他做点实事，就请不要吝惜这一百美元，来和我一起开始这个活动吧。

2010年10月13日

【022、蔡崇国是个共产党】

《旅港六四领袖：香港抗争引发外界认真关注中国人权》（2019年11月7日 美国之音）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已超过150天，仍没有平息的迹象。居住在香港的前六四民运人士蔡崇国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他对香港这场运动的看法。他说： “这次香港的抗争，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香港本身；这次香港人真的是呼吁的最得力，虽然这一点他们没想到，但是他们确实引起世界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而我们过去做的不太成功。“ 

近距离观察反送中运动 

当年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的蔡崇国，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民主运动中被通缉的人物之一，后来通过麻雀行动逃亡到香港，再转往法国定居。过去10年，蔡崇国一直在香港居住，为劳工通讯工作。他说，中国近年来侵犯人权严重，法治倒退，比如工人朋友在2014年被抓的时候可以请律师，律师可以做无罪辩护。而16年以后变成不可能的事，因为律师必须由警方指定，必须认罪，连认罪书都是警方起草的。 

与六四的比较 

对于香港今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作为亲历过六四的人，又身处香港，蔡崇国自然非常关注，也亲身参加过不同的和理非集会或游行，并在一些勇武派的抗争现场进行观察。不过，他强调，在心理上他是以一个素人、旁观者的身份，而不是六四参与者来评论香港的这场运动。 

蔡崇国说，六四的时候学生们还对政府是抱着希望的，但香港的年轻人在运动开始后，很快就陷入绝望。 “而今天香港的年轻人几乎一开始都没有抱着希望，他们抱着要抗争下去，逼使政府不得不让步；然后他们发现没有了，他们做好了即使军队来了我们也要同归于尽的准备，甚至自杀。这种抗争，对这点我是非常担心的。” 

蔡崇国表示，反送中有一点和六四相类似：“89年真正的决策者是邓小平，但是面对大学生的街头压力和承担责任是赵紫阳和李鹏，也就是说面对一线的压力承担责任的人没有权力，有权力的人不面对街头的压力，也不承担责任。香港就是这样，面对抗争真正的主要决策者在北京，北京又不承受香港街头的压力。而恰恰相反，最近胡锡进说了，香港的抗争使中国人更团结。这句话激怒了很多人。” 

香港抗争者的动力 

香港抗争目前已进入第22个星期，这些抗争者的动力来自哪里？ 

蔡崇国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最近几天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中央对林郑月娥表达了支持，这会成为导致香港抗争运动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的媒体，中国政府的报道、立场都会给这个运动注入新的动力，很多人都认为林郑应该辞职，觉得这是缓解现在香港冲突的解决办法之一。那么中央这次表态会使得这部分人更失望，另外一部分人会觉得要继续抗争下去。 ” 

香港问题的出路 

亲历过六四、一直密切关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蔡崇国认为，香港问题的核心问还是要落实香港人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在普选上……即使你不能一下子落实普选，至少要拿出一个走向什么样的普选的方案。第二就是独立调查，否则很难服众。” 他说，近期香港警察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多抓人。“要把勇武派骨干抓完，和过去不一样的是每个周末都要抓几百人，他们的统计认为勇武派也就是两千多人。第二，我观察到他们避免在主干道上驱散抗议人群，而是把警力分散到小街上制止人们在占领主干道之前的聚集。这是很有效的，但是又可能对方的调整（？）。政府用小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么大的冲突，不是出路。政府必须拿出政治方案。”

蔡崇国也表示对于抗争阵营该如何做他常常感到困惑：“一方面觉得这个事情该停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使得送中条例撤回，使各方看到保护香港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使97年以来大陆化的痕迹洗得干干净净。我星期一觉得应该反省，停止，然后再出发，到星期二，又想到他们跟我说对未来的担心，我觉得又无法辩驳。所以现都很困惑。” 

对于中国是否会派军队镇压，蔡崇国表示，可能性不大。

“镇压的后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对中国政府也非常严重。它不会轻易发生。” 

网民哀嚎：

Richard Wong

好像送中符合国际法，是司法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Dennis Chen

江南几度梅花发，人在天涯鬓已斑

Dexu Wang

八八六十四，七九六十三，你只能活六五。

谢选骏指出：蔡崇国现在自称“素人”，太太你太可笑了。蔡崇国年轻的时候是个“模范共产党员”，后来投机民主，出轨脱党；而且做了民运组织的官员——所以蔡崇国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素人。难道蔡崇国是现在老了，觉得以前误入歧途，准备重新归队共产党了？所以，他用“对于抗争阵营该如何做他常常感到困惑”的说法，来保证共党“是否会派军队镇压，可能性不大”——活像六四屠城前的徐向前、聂荣臻等两个猪头。这是不是因为，蔡崇国就是共产党，现在返老还童，准备叶落归根了。大家不信？不妨看看河南党官焦裕禄的同乡焦国标的近期表现，就略知一二了。

【023、从“赞扬六四屠杀”到“切断一切关系”】

《川普对中国隐瞒疫情非常失望 扬言切断一切关系》（2020-05-14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表示，他对中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后的表现“非常失望”。川普对美国福克斯商业电视频道说，中国没有能够控制疫情，导致全球病毒大流行，给他同北京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投上了阴影。在回答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什么的问题时，川普表示有很多选择，比如限制给中国的签证发放数量等，但是，他强调，“我们可以切断一切关系”。

“切断一切关系”可能是川普迄今为止对中国隐瞒疫情做出的最强烈的评论。如果这样做了，川普说，美国就可以节省5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是指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就在美中达成这个贸易协议的时候，病毒已经在悄悄地在美国蔓延。川普曾经赞扬这个协议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川普说：“我对中国非常失望。”“他们不应该让这个事情发生。我达成了一个伟大的贸易协议，现在我不再这样看了。（协议的）墨迹还没有干，疫情就来了。对我来说，感觉不一样了。”

川普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非常不满。他曾经多次表示，他跟习近平有着很好的关系。但现在，川普说：“现在我不想跟他讲话。我不要跟他讲话。”中国官媒最近表示，北京的一些政府顾问们敦促中国跟美国重新举行谈判，这意味着要废除现有的贸易协议。川普再次表示，他对重新谈判没有丝毫兴趣。

在谈到病毒来源问题的时候，川普说：“我们有很多情报，可不是好情报。不管病毒是来自实验室还是来自蝙蝠，它都是来自中国。他们应该控制住它。他们应该控制住它，在它发生的时候。”但现在，“病毒失控了。”

川普称“廉价劳工结果证明确实非常昂贵”。他说，在跟中国签署贸易协定的时候，病毒“还根本不是一个话题”。川普还提到了在美国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他警告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它们）。”他认为，这些中国上市公司没有遵守会计规则。川普再次提到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基金监管机构把这项巨额资金投资于中国证券的事情。川普周二就公开表示要求该机构采取措施，把中国证券从这项退休基金的国际投资指数中剔除出去，切断与中国证券的联系。川普周四表示，“你知道这个基金是由奥巴马任命的人管理的，对吧？”“我们要弄清楚它们是不是很快就做这件事。如果不是，我们就要很快找人替换他们。”

川普政府和国会一些议员给联邦退休TSP投资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要把这笔钱投资于中国证券。按照原定计划，这项储蓄计划将把大约500亿美元的国际基金转移出来，从而符合MSCI所有国家全球指数的要求。这项指数涵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

美军军方高级将领日前发表公开信反对把这笔巨额资金投资于中国公司，其中包括研发武器的中国公司。他们认为，这就等于用美国的资金资助研发武器攻击美国军人的中国企业。

谢选骏指出：许多人赞叹，“川普执政三年多了，终于吐出了一根象牙！”但是，这根象牙的代价太太太昂贵了！活活牺牲了十几万美国人生命！而且可能还要再加上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几千万人！这都是因为川普到今天也还没有认识到，这不是由于使用了“廉价劳工”，而是因为从容了“血汗工厂”——而川普对于六四屠杀的赞扬，正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川普被问是否支持六四镇压》（2016年3月11日 美国之音）报道：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CNN主办的共和党总统竞选辩论中发言。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晚间的共和党总统竞选辩论上，主持人问目前在四位候选人中领先的富商川普说，他在1990年接受采访时曾称赞中国政府强力镇压天安门示威运动，这是否意味他着支持屠杀。川普回答说，他只是中性描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镇压了骚乱，并非赞同。

川普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批评当时的改革派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软弱，缺乏强硬手段。当记者问川普是否是指像刚刚镇压了学生示威的中国那样的手段强硬时，他回答说：“当学生们涌入天安门广场时，中国政府几乎搞砸了。接着，他们就凶狠可怕起来，但他们用力量把它平息下去了。这显示了力量的强大。我们国家目前让人觉得软弱，被世界其它国家啐吐沫。”

在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实况转播的电视辩论上，主持人塔珀提到，天安门事件在别人看来是“暴行”。川普说，他不是说好,也不是说坏，只是陈述事实。他还说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川普表示，这是描述事实，不等于他赞同。他还批评美国现任领导人软弱。川普的对手、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随即反驳说，在他看来，天安门事件是屠杀，他愿意为那位只身挡坦克的人建一座塑像。

另外两位总统参选人是克鲁兹参议员和鲁比奥参议员。

《特朗普赞扬六四屠杀激怒旅美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2016年3月14日 世界之声）报道：

美国2016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参选人特朗普在3月10日举行的电视辩论会上，把1989年中国发生的民主运动称为“暴乱”，并赞扬中国政府镇压这场运动的“力量”，激怒旅美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30多个民运和人权团体联署公开信，对特朗普表示严厉谴责。

早在1990年中国政府镇压89民运后不久，唐纳德·特朗普便对美国《花花公子》杂志发表谈话说：“学生涌进天安门广场时，中国政府几乎把它炸掉，他们邪恶而又恐怖，可是他们用力量把它压下来。”在3月10日的电视辩论会上，主持人泰波问特朗普对当年说过的话如何解释，特朗普回答：“我不是赞同这种做法。我是说用力量把它压下来的是个势力强大的政府。”他还说：“他们后来把暴动压制住。那是个恐怖事件。这并不表示我赞同这种做法。”

特朗普的讲话使旅美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感到惊讶和震怒。由“公民力量”、“人道中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组织联署的公开信写道：“特朗普的意见不仅迷失了道德取向，同时也无视1989年6月3日到4日间成百上千手无寸铁却被中共政府残酷屠杀的学生和市民的无辜生命。”公开信写道：“好在自由世界的人们对真相更有了解，在1989年的大屠杀后，许多世界领导人都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那场恐怖的暴行。1989年6月5日，乔治· 布什，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当时的总统，公开地斥责了中共政府的暴行，公正地指出了北京的和平抗议者仅仅是在践行美国和中国宪法都奉为神圣的基本人权，并强调美国总是会和那些为自由和民主奋斗的人们站在一起。与此同时，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还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对中共政权施予制裁。”公开信要求特朗普对天安门大屠杀中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道歉，对千千万万参与和平抗议的人道歉，并且公开收回他的言论。

六四屠杀后成立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也就特朗普的言论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用坦克和正规军镇压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是与全北京人和全中国人民为敌，乃是恶政之极端, 绝对灭绝良知、灭绝廉耻的行为。特朗普对其力量表示赞扬，说明川普此人只认强权无视公义，而且他在1990年就有类似立场，说明此人历来如此。”

谢选骏指出：四年之后才吐了一颗象牙的Donald Trump并没有对他“赞扬六四屠杀的混账发言”进行过道歉，他等于把“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当作了苍蝇和垃圾，结果呢？他所领导的美国，承受了比他的前任所领导的美国更多的苦难！尽管他是如此蔑视自己的历届总统的前任，并且宣称是他们把美国引向了灾难，但是，川普的前任们毕竟没有公开赞扬过六四屠杀！——这里面是否有些神秘的因果联系，如果真有，那是什么？大家一想就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朱毛不死，大乱不止”。从“赞扬六四屠杀”到“切断一切关系”——这是痛改前非还是神经错乱？

【024、错谬的《八九民运史》（陈小雅编造）】

《“六四”30年将临，〈八九民运史〉作者被限制出境》（2019年1月12日 转载明镜网）报道：

“六四”事件30周年将临，中共当局加紧提前全面布控。明镜记者获悉，北京政治学者、《八九民运史》一书的作者陈小雅，今天（2019年1月11日）前往越南旅游，在东兴口岸遭到边防海关阻拦，被告诉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于去年10月已发出通知，她因“出境有可能妨害国家安全”被限制出境。

陈小雅130余万字的《八九民运史》(修订版)上中下三册，2016年4月15日在亚马逊网络平台向全球出售。2017年1月，有关部门找她谈话说：“你的书上面已经看了。人是个搞研究的人，书是一本研究著作，也是20多年来最全面的一本书。李鹏同志也写了一本，但那只是从政府工作的角度，不够全面。以后，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你这本书不会没用的。但是，你现在不要上网。如果被断章取义的引用，很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震动，产生你自己也不願意看到的后果。如果你要搞研究，我们也不拦你。20多年来，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不是也没为难过你吗？你搞研究，征求意见，可以一对一地用U盘传递。”

陈小雅表示，一年来，她一直遵守上述谈话要求，期间只被片警以嘘寒问暖的借口光顾过两次，和一次电话询问，从来没有收到过被限制出境的通知。2018年夏天，她曾到美国，期间只是拜访了一些多年未见的师友，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更谈不上“妨害国家安全”。

陈小雅，女，1955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过工人、干部、编辑记者。后为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1996年，她在台湾出版《八九民运史》，被政治学所解聘。但她坚持继续研究这一课题，搜集资料、补充采访，扩充成三卷。

陈小雅在明镜出版社出版过多部专著，如《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心理分析》、《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此外她还出版有《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15周年文集》、《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等著作。

《八九民运史》三卷本是迄今最完整的关于“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的修订本。陈小雅在本书综合了廿多年来新披露的文献资料、本人的采访、研究，除介绍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和“89/64事件”过程外，重点聚焦了一些公认的大案、疑案、悬案，探讨事件发生前后的朝野互动、高层博弈和民间竞争，并对其背后的隐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

谢选骏指出：陈小雅编写的《八九民运史》很厚，但却充满了错谬。仅就其中一段文字里涉及谢选骏的一处地方而言，就有三个错误！

1、她说“谢选骏是青年政治学院教师”。错了。谢选骏没有在这个学院教过一天课，因为他不是教师，而是副研究员。

2、她说“"青年帮"中的远志明、谢选骏因援手苏晓康撰成《河殇》第五集……”，这一句就有三个错误。第一远志明是人民大学的学生，不是青年政治学院的教师。第二“青年帮”根本不存在，她也没有交代这个绰号的来源，很不负责。第三，谢选骏被署名的是《河殇》的第六集而不是第五集。

下面我想这些错谬发表五点意见：

1、《八九民运史》里涉及谢选骏一处的文字就有三个错谬，如果该书所涉及的每人每事都由当事人写出一个错谬，我估计该书的每一页都会有一二个。（抱歉我没有读完该书也因此无法举证其他错谬，希望大家群策群力检举之。）

2、我不认为这些错谬是陈小雅捏造出来的，更大的可能是她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顺手抄录而不加甄别造成的。例如下面附录里就摘抄了包遵信的错谬言论而不加甄别。

3、正如油画不能在近处观赏，人们也说在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五十年之内，是不能撰写比较准确的史书的，因为距离太近、权力干扰、谣言流行、细节矛盾，关系人也无法做到尽量客观。《八九民运史》的出现，证明确实如此。

4、陈小雅本人也缺乏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那就是尽量避免掺入个人感情在历史的陈述之中。历史技术是一门相当专业的工作，其要求就像摄影那样要求精准，但是难度大得多。这不是工农兵学商人人都可以干的力气活。以为人人都可以写出信史，那只有毛泽东那样的偏斜的猪脑子才想得出来。

五、据此，我称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为“错谬的《八九民运史》”。以后的研究者千万不能拿这本“错谬的八九民运”当作借鉴，否则就太太太可笑了。

附录

错谬的《八九民运史》摘录：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一日知识界的《公开信》，与"三十三人签名信"并无任何联系。据领衔签名的包遵信回忆，他就此事所经历的过程是这样的︰

四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左右，《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魏群给我打电话，说她昨晚通宵都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学生们请愿示威以及凌晨警察与学生冲突的情况，还说学生现在对知识界感到很失望……我说，我对学生的爱国热情是钦佩的，对他们的民主要求是支持的，但我们支持只能是道义上的。如果站出来说话，反倒会给他们惹麻烦，使事情复杂化……下午两点多，远志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给我来电话，奇怪的是，他说的话，和魏群上午在电话中讲的一样，只是没有说他曾经目睹昨晚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当他提出要我站出来公开表态时，我还是照上午对魏群讲的重复了一遍。远志明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却提出，我们可以建议中央领导与学生对话，这样总是行的吧。我一听觉得有道理，这倒是个好主意。他说如果你同意就起草一封信，下午我来拿。我说还是你起草吧。远说，那也行，不过你要第一个签名。我说︰行。

……我们到了远志明家，远的妻子说︰他们在谢选骏家。进了谢家的门，一看除了远志明，谢选骏，还有王润生，陈宣良，荣剑也来了……远志明首先拿出了一份稿子，念了几句，大家就觉得不怎么满意，我对一开始称"胡耀邦先生"不赞成，远却坚持称"先生"不称"同志"……我见其它人也不表态，就没有再坚持。接着我讲了几条意见︰〔一〕首先肯定胡耀邦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象征，他的逝世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受挫。〔二〕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中一些敏感问题不表态。〔三〕我们这封信的落脚点是放在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王润生还提出应该明确要求新闻界对学运客观公正报道。王润生和荣剑还把学生的要求概括成为四条内容。大家觉得这样很好，接着就由王润生口述，远志明执笔起草……[一八]从包遵信的这番回忆看出，这封知识界的《公开信》实际上是由与"三十三人签名信毫无联系的，原人大的研究生。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后因他们多以青年政治学院为活动地点而被称为"青年帮"〕为核心酝酿和发起的。包遵信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和名义，但并非此事的组织者。

尽管知识界这封《公开信》与"三十三人签名信"没有任何联系，但它所采取的，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形式。即公开的。以宣言面貌出现的。跨单位的形式。而后者不仅是中共统治绝对禁止，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实行多久的活动形式。况且，在签名者中，有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皋、李泽厚、宗璞、北岛、朱炜、刘东、王焱等十人是重复签名者，其中北岛是"三十三人签名信"的组织者。另外，"青年帮"中的远志明、谢选骏因援手苏晓康撰成《河殇》第五集[一九]，而《河殇》的主要作者苏晓康也参加了"三十三人签名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公开信》带上了某种"三十三人色彩"。

《八九民运史》

陈小雅

目　录

八九民运史

序 历史的召唤与事实的真相

　一 八九民运与十年改革

　二 八九民运与中国现代化

　三 八九民运与文革

　四 鲜血与粪污

第一章 殒落，又一颗星！

　第一节 红玫瑰︰从盛开到飘落──胡耀邦的政治生涯

　第二节 评价问题，弦外有音

　第三节 地火在寻找喷口

　第四节 高低音之间的"串音"

第二章 第一个回合──寻找交手接触点

　第一节 "新华门事件"

　第二节 知识界的第一个声音

　第三节 "四·二二"︰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第三章 警钟鸣响──"四·二六社论"前后

　第一节 追悼会以后──第一个调整期

　第二节 江泽民与北京对表

　第三节 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

第四章 走向高峰的学生运动

　第一节 高潮再起

　第二节 大游行

　第三节 《导报》事件的反响

　第四节 火上浇油的"对话"

第五章 赵紫阳的政治命运与运动转折

　第一节 赵紫阳要干什么？

　第二节 党内矛盾的公开化

　第三节 新闻界接过"接力棒"

第六章 从学运到民运

　第一节 并非"突如其来"的绝食

　第二节 斡旋

　第三节 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

　第四节 邓小平上街与赵紫阳的眼泪

第七章 保卫北京城

　第一节 戒严令

　第二节 进军难

　第三节 广场的支撑

　第四节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统一指挥系统

第八章 六月腥风

　第一节 主角的替换──从"旅游革命家"的占领到四君子绝食

　第二节 镇压前夜

　第三节 最后的纪念碑

　第四节 澄清难──代《结语》

附　录

　1, 中国为什么要民主？──中国现行权力系统分析〔节选〕

　2, 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节选〕

　3,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北京市十万学生和平请愿口号

　4, 五·一一 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座谈〔录音〕

　5, 五·一四 12 人士《紧急呼吁》酝酿经过

　6, 27 军平暴报告

　7, 柴玲对"六·四"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后情况的追述

　8, 关于《八九民运史》的三点更正

【025、多数国家都参与了六四屠杀作恶——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二十】

《美国记者林慕莲谈中国人对“六四”的集体失忆》2017年6月说《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作者林慕莲谈中国人对六四的集体失忆——

美国记者路易莎·林（Louisa Lim），中文名字叫林慕莲，曾作为英国BBC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在中国工作十年。她著有《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近日他应邀在旧金山华人纪念六四28周年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对六四保持沉默，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恶行。

林慕莲在演讲中首先介绍她写的书《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她说“我书里写的，一个国家可以遗忘不到三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自己亲自看到的一个事情。我写的是集体遗忘给一个人和一个群体什么样的代价，我还写了那些还记得住的人，他们为了记住六四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时间过得长代价可不是越来越低反而越来越高。”

林慕莲曾拿着一张全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照片访问北京四所大学的一百名大学生，那就是89六四当天美国记者拍摄的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上档坦克的照片。她说：“我想知道在中国，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还认得出来认不出来这张照片。一百个学生只有十五个学生能够看出来这是什么。那些认得出来的照片的，他们很紧张，他们说：我不能说这个，很敏感。其他八十五个人，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问我这是不是南韩？是不是科索沃？还有十九个学生问我这儿是不是阅兵？他们想不起来还有其他的可能，因为坦克不让上长安街。然后十五个能看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很普通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的措施是必要的，如果共产党那个时候没有镇压，中国现在不可能在世界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他们用最近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辩解当年的镇压。这种想法在大陆很主流，你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删掉历史。”

林慕莲还访问过成都的一位在六四失去儿子的母亲：“她的儿子被打死了，她想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她开始上访，去北京去了五次，她被拘留，她被锁在铁笼子里，整整两年警察在她房子外边监视她。2006年政府给他七万元，这是第一次有人因为六四收到钱。可是他们不把这笔钱叫做赔偿，叫做‘艰苦劳动补贴金’。我问她：你有没有认识其他的人像你儿子一样死了？她就看着我跟我说：有这样的人我不会跟你说。这让我很惊讶，因为这个女人追求了这么多年真相，可她也不愿意说。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失忆不是自上而下，是大家已经默认的失忆的行为。”

中国人的失忆，来自信息的封锁，更多的是来自于恐惧。林慕莲表示：作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她也时常处于恐惧之中。她说：“2009年，他们用新的方法来控制外国记者：如果你六四的时候要去天安门，你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天安门广场记者证。那一年他们又用便衣警察来控制西方的记者。我给你看，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他每次说话，便衣警察就用雨伞挡住他。再过了五年，到2014年，警察就去外国记者的办公室，威胁他们，说如果你们去天安门广场报道，后果自负。通过这样的手段他们想减少国外媒体报道六四。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公开报道六四就等于挑战共产党的历史。”

如今六四过去28年了，中国人仍处于集体失忆中。其实许多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六四，他们只是对六四保持沉默。林慕莲说：“我想用崔卫平写的话，她在北京是一位教授，2009年她写道：我们对于六四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种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一定的责任。情况都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恶行。”

谢选骏指出：按照林记者的看法所依据的逻辑，六四屠杀不仅是中共在作恶，而且是多数国家都参与了这一作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六四屠杀以后这些国家都“承认了现实”，没有和屠夫政权一刀两断，这岂不等于是默认了甚至鼓励了六四屠杀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不仅如此，多数国家还帮助六四屠杀集团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而让他们赚取了几十万亿美元的财产。显然，这里面有个“国际分赃计划”，让“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026、法国人印证了我的“六四观”】

网文《法国学者释疑：天安门屠杀催化了东欧共产政权和平解体？》（2019年06月06日 

（附：天安门的鲜血推倒了柏林墙？）

30年前的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发生大屠杀，军队开枪，持续两月的民主浪潮淹没在血泊中。然而，不久之后，柏林墙倒塌，东欧共产主义政体一个跟着一个崩溃。那么，法国历史学家葛罗塞是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说六四的镇压催化了东欧的和平解体？

中国的这场民运对东欧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史专家、历史学家葛罗塞就此在世界报撰文作出分析。他的核心观点如下，1989年，中国领导人决定镇压持续两月的民众示威解释了秋天在东欧发生的民主示威为什么具有和平的特征。换句话说，北京的镇压产生了一种像似稻草人那样的作用，唬住东欧共产政权最终不敢对示威者动武。

作者指出，六四30周年在全球纪念的程度远远超过10周年或20周年，这是因为过去一直对中国抱持着这个国家将更多地走向民主的希望现在基本丧失。那些象征着希望的个体，今天在西方、在香港成了民主化的偶像。

作者认为，六四与百年前的五四学生运动巧合，更使得人们对青年知识分子让共产政体演变的努力遭遇失败更感遗憾。但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是，思考1989，应仅仅结合中国历史去看，还是根据1989年那段历史去思考？

如果是前者，应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5月访华一方面让示威学生同时也让北京当局的立场变得更强硬，一方面却完成了中苏重新靠近的过程。这一进程在苏联崩溃后继续，而且北京当局汲取了苏联崩溃的教训，在经济改革上走得更远，限制政治改革，不惜一切维护中共的存在。

在作者看来，尽管许多观察家都在说中俄关系乃因美国霸权所迫，这种权宜的关系甚至都无法消蚀历史上发生过的侵略。但是，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不错，今天更显得得以强化。中俄靠近与西方2014年针对后者的制裁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与1980年代末开启的愿景有关。

作者认为，尤其要把东欧后来发生的事件与中国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来考量，戈尔巴乔夫忽视中国的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却让中国担心，北京指责莫斯科应对波兰共党向工人和知识分子联盟让步承担责任，这一联盟对北京来说是一场噩梦。1989年6月4日在波兰产生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北京十分担心。

在北京春天的游行队伍中，示威者高喊“中国的瓦文萨在哪里？”，而且，戈尔巴乔夫在他们眼中已成为东西靠近的连接点。北京的危机集中爆发于大学生决定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他们以此来向中国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施压。

绝食帐篷在戈尔巴乔夫到京访问前两天支起，在绝食学生打出的牌子上有这样的句子：“戈尔巴乔夫58，邓小平85”，学生们欢迎戈尔巴乔夫以及他们在全世界的摄影镜头注视下绝食对政权而言形同侮辱。

作者的观点是，恰恰是北京政权5月17日起决定镇压学生，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使得东欧当年秋季爆发的事件具有了和平的特征。当时，在全世界的电视上，中国军队天安门血腥镇压的画面覆盖了瓦文萨的团结工会的选举活动，离开北京三周之后的戈尔巴乔夫非常愤怒。

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更坚定地认为，不应该动用武力，在共产阵营应推动和平转型，加快政治改革。不过，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对北京镇压发出正式谴责，况且莫斯科的保守派仍然寄希望于从北京的激烈行动中找到共产政权延年益寿的希望。只有匈牙利当局站出来公开谴责中共政权。

戈尔巴乔夫10月6日对东德的访问有可能会产生几个月前他访问北京所产生的效应， 东德领袖曾宣布支持北京，并保护北京驻德大使馆免遭冲击。在波兰，被团结工会的胜利所震惊，已经开始软化的当权者企图上紧螺丝，但莫斯科未作任何表态。与此同时，波兰取得胜利的反对派也显得十分谨慎，担心招致类同中国那样的镇压。华盛顿、莫斯科、波恩以及巴黎接受波兰亚鲁泽尔斯基将军提出的解决方案：为避免在波兰及匈牙利发生北京那样的镇压，鼓励对话及和平转型。

作者指出，所有在东欧反对共产政权的力量从北京的镇压行动中找到共产党丧失合法性的新证据。捷克正在酝酿的反对力量害怕当局采取“中国镇压战略”，尤其是在1989年夏季“布拉格之春”21周年之际。秋天，东德示威者同样害怕“中国式解决办法”，尤其是在10月9日在莱比锡爆发示威者与军警冲突的时候。可是，在首都，昂纳克的继承人则害怕如果学习中国采取镇压手段，最后会在党内引爆大清洗，自己成为未来大清洗的牺牲品。

最后，“德国没有天安门”，德国的示威领袖不断地呼吁非暴力行动，与此同时，示威民众表现的特别遵守纪律。他们首先迫使地方当局对话，后者同意后，尽管局势很紧张，按照谈判结果军警撤离现场。示威民众越来越勇敢，逼近柏林墙，东德政权没有动用武力，在东德驻军的俄罗斯军队亦如此，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北京一言不发，仍然对随后而来的选举使得共产党继续掌权徒然地抱有希望。

作者指出，事实证明，美国总统布什在北京镇压后在向北京采取制裁的同时仍设法维持美中关系，布什的决定出于乐观主义和一种经济壮大之后最终必将导向民主政治的信仰。同时他也想继续针对莫斯科打中国牌。

于他而言，天安门镇压的教训，包括1956年匈牙利被镇压的抗议，不应该再在“火上浇油”，否则将进一步导致对示威者的严酷镇压，外界也无法救援，从而导致北京更有理由使用反对外国干预的借口。

历史就这么荒谬，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1989年东欧的和平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中国政府的镇压。中国那场镇压在东欧共产政权里产生了稻草人效应。

附：

《天安门的鲜血推倒了柏林墙？》

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六四事件与几乎同期的东欧政治剧变有着怎样的关联？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这一以往甚少提及的视角逐渐走向了前台。6月4日，当年在东柏林抗议北京暴力镇压的两名东德人，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德国之声中文网) “六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要前往东柏林Prenzlauer Berg区，去参加音乐家约斯维希(Rex Joswig)的一个活动。约斯维希的乐队在当时东德小有名气，一个星期前刚刚因为在音乐会上号召全场观众为北京镇压的死难者默哀而被东德政府下令禁止演出。结果还在半路上，我们就被史塔西拘捕了。我记得很清楚，审讯时，他们用恐吓的口吻说，‘真可惜，民主德国已经在几年前废除了死刑。’”

叙述这段亲身经历的，是当年东德的一名反对派人士舍恩菲尔德。他从80年代中期起就致力于东德的环保运动。1989年春天，他和许多东德民众一样，十分关心天安门广场上示威者的命运，认为遥远东方的年轻人反抗威权的举动，有可能也为其他威权国家起到参考作用。

三十年后的6月4日晚间，于柏林原东德国安部(即史塔西)旧址举行的讨论会上，另一名当年东德的“异议人士”希尔斯贝格(Stephan Hilsberg)也讲述了自己的六四经历。他说，许多东德民众都对官方媒体“坚决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口径非常不满，他们也都从西德广播电视节目(DW注：当时东德大部分地区都能收到西德电视节目的信号)了解到北京发生了流血镇压。“关注了好几个星期，结果却是这样，我们因此非常悲伤，同时也非常愤怒。当时我们有一点很明确：为了表示对中国年轻人的团结，我们决不能被东德政府的威胁所吓倒。”

希尔斯贝格所在的教会和平运动于是拟就了一封抗议信，原计划是由希尔斯贝格直接送到中国驻东柏林大使馆。“不过，我驾车接近大使馆时，就发现有便衣警察在抓捕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塞进卡车。我当然不想进监狱，于是没有停车，而是驶离了中国使馆，找了一个邮筒，把抗议信邮寄出去。”

他介绍说，当年六月，北京的流血事件发生后，大多数东德民众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今后命运究竟如何。“我自己也很迷茫，只清楚一点：社会应该民主、开放，但是这绝不可能在执政的统一社会党治下实现。同时我也明白，光靠抗议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建设性的方案。”

“北京方案”的是是非非

舍恩菲尔德当年则在担心，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也将会对东德的反对派形成重击。“我当时就想：从现在起，局势将会变得很艰难。我们倒不是担心苏联会武装干涉，毕竟戈尔巴乔夫已经多次表示杜绝使用武力。我们最担心的是东德当局会否采用所谓的‘北京方案’。”

不过，东德当局尽管做好了诉诸暴力和流血的准备，最终却没有在那年秋天对示威的东德民众采用“北京方案”。两位亲历者在三十年后的讨论会上，也试图探讨其中的原因。希尔斯贝格认为，东德政府害怕的不是民众流血，而是莫斯科的态度。“从前东德的敌人来自西方，现在却来自东面的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搞改革、搞开放，某种程度上孤立了东德。东德政权自始至终都清楚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希尔斯贝格还认为，东德政府没有采用“北京方案”，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一些东德高官在两德统一后所宣称的那样，是因为害怕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就会在国际社会上遭到孤立，“这确实可以说是‘北京方案’所带来的教训。但是这并非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理性的算计。毕竟当年东德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了。”

推倒柏林墙的勇气

史塔西博物馆展品之一，这张1989年的传单呼吁民众参加抗议北京镇压的游行活动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汉学家余凯思(Klaus Mühlhahn)也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他认为，不论东德政府出于何种原因没有采用“北京方案”，东德、乃至东欧的民众，都受到了中国示威学生的鼓舞。“要是没有这些抗议的中国年轻人，东欧民众也许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舍恩菲尔德则在会后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天安门民主运动促成柏林墙倒塌”之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是北京的那个春天“绝对让我们东德人变得认真起来，并且让我们坚定信念，决不屈服于东德政府的恐吓。”舍恩菲尔德还呼吁，三十年后的今天，西方依然要警惕新型“北京模式”。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形态依然是六四镇压后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目前正在全球扩张，“美国那边出了个疯子总统之后，我们欧洲居然和这个中国政权越走越近，这才是如今最令我担心的‘北京模式’。”

谢选骏指出：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学校就被毛泽东关闭了。失学在家的我，在母亲的督促下每天撰写日记，这样才没有退化成为一个文盲。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对知识产生了兴趣，自学了全部的大学课程，尤其关心社会发展，因为那决定了我们的命运甚至每天的衣食住行。我逐渐发现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是“家天下”，和欧洲小国的民族国家南辕北辙。而共产主义必将像佛教一样被赶出中国。文革证明了“中国是共产党阵营的薄弱环节”，所以我愿意身体力行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瓦解苏联模式，消除其统治世界的可能性。这一梦想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因此，我也和多数人的悲观看法不同，我认为中国八九民运没有失败，而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先知不被本国悦纳”——中国的八九民运比获得了成功其实还要成功，因为它的大量鲜血淹没了北京但却瓦解了苏联！苏联既然已经瓦解，中国的自由迟早会来到的。所以我很高兴地地看到，我的这一点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上述法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

【027、俘虏王丹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俘虏】

《被骂「肥滋滋大母猪」 陈菊深夜发文再反击》（2018年11月19日 转载台湾《苹果日报》）报道：

高雄前市长、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日前被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隐喻为「肥滋滋大母猪」后，昨天首度露面并反击称：「我是台湾人的女儿，我不是大母猪，我是有尊严、有骨气、有志气的台湾人子孙，母汤（台语：意指不可以）这样给人糟蹋。」现场10万人力挺陈其迈，为陈菊送暖。陈菊其后再于深夜在facebook发表577字感言，呼吁「高雄人站出来，大声说出对高雄的爱！」

就连旅美六四民运人士王丹，也力挺陈菊。王丹深夜在fb发文，指看完造势晚会，陈菊一席话，令他想起当年在台湾教书时，带学生参观景美人权园区，看到陈菊曾住的监狱牢房很窄小，比他在中国坐牢时条件还差。他感慨说，「这样一个为台湾付出青春和自由的代价，追求人权和正义的人，我对她充满尊敬。」

王丹痛批，当年「镇压，关押，杀害这些追求自由的人的政党-国民党」变本加厉，如此的羞辱，「用词如此恶毒！」认为党主席就是党的代表，「不要狡辩说这是一个人的失言」、「有什么样的政党，就有什么样的主席。即使吴敦义辞职，也无法改变这个党的本质。」「看到了花妈强忍羞辱的泪水」及大声疾呼要高雄人站出来，王丹认为，「岂止是高雄人。所有的台湾人，都应当站出来了！」

陈菊fb全文如下：

今夜，10万人的温暖，我感受到了，感谢高雄人的热情与疼惜。今天我还是要说，我是台湾人的女儿，是有尊严、有骨气的台湾查某囝！

过去，感谢高雄人用超过70%的支持来力挺我和我的团队，但国民党却不断用抹黑、谩骂、人身攻击来羞辱我们，我个人受到污辱糟蹋是小事，我不会在意。我是农民的女儿，40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国民党给我的打压、欺凌没有停止过，美丽岛事件我坐过黑牢，甚至被判过死刑，面对生命的威胁，这样的糟蹋，在我的生命历程来说不算什么，为了台湾，我都愿意承受。

但是，糟蹋陈菊个人事小，绝对不可以糟蹋高雄！所以，我要拜托高雄人站出来！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勇敢站出来！嘲笑高雄又老又穷我们绝不能接受！高雄过去重工业城市、重北轻南的过去，正在用尽力气拼转型，咱要疼惜咱的高雄，呒通糟蹋高雄！

昨天看到10万人走上街头，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在乎高雄，因为我们舍不得高雄被糟蹋、被伤害，高雄人站出来，大声说出对高雄的爱，不要再忍受假消息、假新闻、网路霸凌！

高雄在台湾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越是无情的打压，高雄人就越团结，越坚强地对抗威权！现在我们看到太多假消息的散布，有电视台为了捧红某个候选人，不断糟蹋高雄、抹黑高雄，但是，高雄人不会接受糟蹋，高雄人应该要站起来，我们要用选票证明，我们不怕恶意的侮辱、中伤，而是用高雄的热情和光荣，团结站起来！我们都是勇敢的高雄人。

谢选骏指出：王丹认为国民党的监狱比共产党的监狱还要恶劣，不仅有他缺乏历史知识，而且由于王丹本人是一个受到共产党优待的俘虏，因此他的评论不能当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陈菊再苦，毕竟从国民党的监狱里活着出来了，就像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囚犯一样。而共产党的监狱却吃掉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犯，包括王丹的老师一辈的刘晓波。王丹呀王丹，你怎么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呢？据说，王丹还是一个共青团员，基本的党性训练还在他身上，就像他的老师共产党员方励之夫妇一样，都是受到共产党优待的俘虏。难怪他越来越肥了，就像包遵信晚年一样，已经快让人认不出来了。

【028、共和国卫士的三十年报应】

《秋后算账 北京重判老兵》（2019年4月20日 法广RFI 安德烈）报道：

北京对退伍军人集体维权进行严厉打击，中国当局把去年江苏镇江、山东平度老兵抗争事件定性为犯罪，参与维权的18名老兵遭法庭重判。此举显示当局在敏感之年全力阻止老兵集体维权的强硬姿态。

中国两家地方法院分别对去年6月、10月镇江、平度相继发生的老兵大规模抗争事件作出判决，两家法院对上述事件同步定性为“打着退役军人旗号实施犯罪”，抗争发起人分别被判处2至6年有期徒刑。

根据官媒报道，山东潍坊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妨害公务罪”，判处钟世峰等9人有期徒刑2年至6年，其中2人被判缓刑。江苏徐州铜山区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判处白俊国等9人有期徒刑2年至4年，其中2人被缓刑。

中国老兵因退伍后待遇不公等问题一直要求当局设法解决，近年来，各地老兵通过社交媒体联络，展开联合上访维权行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2016年10月，来自10多个省市的近万名老兵来北京上访，围堵中共中央军委八一大楼，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去年六月20日，江苏镇江一群退伍军人在市政府前示威维权，遭到市政府派出的身份不明人员殴打后，引发中国全国各地老兵连日源源不断向镇江集结声援，形势十分严峻。6月23日，当局出动近万武装警察驱散聚集在市政府门前的抗议老兵，并设法在全国重要交通要道堵截老兵前来。

去年10月4日，山东平度几十名老兵准备去北京上访，遭到强力拦截后，引发山东各地老兵声援，6日，上千复转军人前往平度市政府集体维权示威，警方派出特警强力清场镇压，老兵们使用木棍对抗，警方施放催泪弹强力驱散。

为了应对越来越规模化、且一呼百应的老兵抗争，中国当局2018年成立退伍军人事务部，旨在“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退休干部、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待遇保障工作，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优待抚恤……”希望化解复转军人不满情绪。

今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六四事件3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当局维稳进入空前严厉阶段，这次对老兵重判，被认为是当局决定对老兵集体维权施以重拳的信号。 

谢选骏指出：解放军老兵是六四屠杀的执行者，也就是所谓的“共和国卫士”——现在三十过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他们，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三十年报应。这就是为虎作伥的结果。

【029、黑命贵无法变成六四屠杀的原因考】

网文《从弗洛伊德事件看8964》（马黑的博客 2020-06-12）报道：

美国最近这段时间由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野蛮暴力执法造成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引发全国游行抗议，并在几十个大城市导致了骚乱。

从这个事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楚看出， 美国不可能发生中国的8964事件。

首先明确，8964事件的事实是什么？8964事件的事实是中央政府统辖下抵御外敌入侵的国防军或者说正规野战军大规模出动，开着坦克装甲车进入首都京城，在行进过程中，向以和平方式表达政治改革诉求的学生和平民开枪扫射，造成上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中国官方数字）。

历史上美国政府有无使用正规军队处理国内治安问题？有，但都非常谨慎，而且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骚乱事件，当地政府无法应对的情况下，才会出动正规军队维稳。比如我经历过的1992年洛杉矶骚乱，从一开始就是骚乱，没有任何的和平抗议活动内容，金恩案中涉案警察被法庭陪审团宣告无罪的当天下午，洛杉矶市南区的黑人就上街开始打砸抢，洛杉矶市中心几十栋大楼被纵火焚烧，火光冲天，消防队员救火时被枪击。焚烧建筑的浓烟遮天盖日，漂浮到我所在东洛杉矶地区，落在地面是厚厚的一层黑灰。国民警卫队最先进入，然后是正规美军部队，骚乱中死亡50多人，其中有9个人为执法人员射杀，而进驻洛杉矶参加维持社会秩序的军队没有开枪杀死一个人。

8964事件中，至少在8964之前，北京没有骚乱，北京没有任何一个派出所公安局，像弗洛伊德事件中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那样被烧毁，北京没有任何一家商店，像弗洛伊德事件中发生的骚乱中那样被抢劫，这是无数北京人的记忆，这是世界各大独立媒体在北京报道的事实，这也是8964与弗洛伊德事件最重大的差别：8964前北京发生的是完完全全的和平游行示威或者静坐抗议，而弗洛伊德事件的主流是和平抗议示威，但在几个大城市发生了短暂的骚乱。

在洛杉矶纽约等大城市发生了洗劫商店，焚烧警局警车的短暂骚乱，而这种骚乱的严重程度，与1992年洛杉矶骚乱相比，用中国东北话来说，差老鼻子远啦。可是川普为此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企图以美军最高统帅的地位，动用美军正规部队镇压的愿望。

川普上上周五发布推特说：当抢劫开始，射杀也就开始。

当晚，白宫前面的和平抗议示威情势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按照白宫负责保卫工作的特勤局的作业程序，川普一家被请入住白宫的地下室。他当时在白宫里发推特说：你们要是敢越过白宫的围栏，我们就会使用的最凶残的狗和非常可怕的武器来对付你们。

上周一，他召开与全美各州州长的视讯会议。视讯会议中，他非常激烈地指责各州州长，说他们太软弱，就像一群大傻瓜，应该立即出动国民警卫队，强势占领街头，把打砸抢份子抓起来，判他们十年以上徒刑，他们就再也不敢犯罪了。

当天下午，在司法部长的命令下，警察动用了胡椒枪，烟幕弹，还有军用直升飞机的俯冲声浪，驱赶开白宫外面和平示威人群，川普与他的几个内阁大员从白宫步行而出，来到附近一座教堂前短暂停留，他手举圣经，与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和身穿戎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合照一张相片。

川普还声称已经授权美国军方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相当于美国三军总参谋长），处理对付此次骚乱，他要根据联邦法律反叛乱法 The Insurrection Act of1807的授权，以不受限制的军事武力，以重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派遣到各州镇压骚乱恢复秩序。

但他的这些言行，特别是周一晚间，为了让他到教堂照相，而以武力强制驱散白宫前和平抗议民众做法，马上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批评和抵制。

媒体和反对党的批评谴责在此省略，引起特别注意的各方面反应有如下一些：

美国几个州的州长包括共和党州长表示，他们自己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不需要联邦军队介入，请他不要火上浇油。州长们的表态非常重要. 

美国有两条法律，严格限制了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的美国总统使用联邦军队用于解决国内问题的权力。

第一个法律民团法Posse Comitatus Act 规定了一般原则：没有经过国会同意，美国联邦军队不可用于国内执法。川普政府动用美国陆军和国民警卫队到南部美墨边境配合边境警察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工作，就受到这一法律的制约。在美南边境，只有边境警察才有对非法移民的执法权，只有他们才可以抓捕非法移民，而军队在那里都是做协助边境警察的工作，比如设置安置非法移民的帐篷，运送非法移民等的，相当于国内的辅警的工作。此法律规定的是一般原则。

第二个法律，也就是川普谈到要启动的反叛乱法The Insurrection Act of1807 ，此法规定的是一般原则下的例外情况：当美国国内出现严重骚乱，总统有权出动联邦军队平息骚乱恢复社会秩序时，但有一些先决条件，其中一个是要有地方政府发出请求，意思由州长们来评估情势并决定是否需要出动联邦军队帮助。

1967年美国底特律发生骚乱，不少商店被抢劫，不少建筑物被焚烧，骚乱者甚至对救火的消防队员开枪。当时是密西根州长要求约翰逊总统派出联邦军队帮助平息骚乱，而约翰逊总统要求州里先宣布紧急状态，才敢出动联邦军队，最后紧急状态宣布后，军队才依据反叛乱法The Insurrection Act of1807  进入底特律协助警察恢复秩序。最近一次启动反叛乱法The Insurrection Act of1807是平息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当时是加州州长威尔逊先打电话给当时的老布希总统请求联邦军队出动帮助平息骚乱，军队才进入洛杉矶参加维护社会之下的工作。

现在州长们说了，不需要联邦军队介入，总统如果根据自己单方面认定，强行介入，将会引起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严重宪政纷争。

在中国，请问有任何法律限制军委主席国内用兵的权利吗？一条也没有。8964军委主席邓小平一拍板，军队就开进北京了。军队当然也可以在军委主席的命令下，无需得到任何地方政府的请求，开进中国任何地方执行任何任务。

首都华盛顿特区聚集了大约5000之多的联邦执法人员也包括军队。据有关消息，川普开始要求调动1万名处于战斗值班状态的美军进入首都勤王护驾，可是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不同意，最后只派遣了1600正规美军进驻首都，以备紧急时使用。为什么川普可以派军队到DC？因为作为首都的华盛顿不是州而是一个市，是首都特区，这里有大量联邦机构和建筑（federal assests), 从这个意义上说，DC又是一个federal city, 因此川普可以以保护联邦资产为理由，不经过市长要求，而把联邦军队调遣到首都。但是首都华盛顿市长也发表声明谴责了为了让总统照相，不惜以过度武力强制驱散和平集会抗议的民众的做法。市长还正式向白宫提出从DC撤出军队的要求，有消息报道，有260个被川普从犹他州调来勤王护驾的的国民警卫队，上周末被市政府赶出了所居住的酒店，理由是市政府的预算没有钱来付他们的住宿费。

在中国的8964中，北京市长或者北京市的任何一个官员，敢说一句反对的话吗？一句也不敢，要说了，不是被抓起来就是马上被撤职。

最精彩的是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的声明。马蒂斯一生贡献给军队，参加过两次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朝野都非常尊敬，在美国军中威信极高的将军，他是川普亲自挑选的第一任国防部长。美国的国防部长必须是文职人员，美国有军人要退役7年后才可以担任国防部长的规定。川普提名马蒂斯时，马蒂斯才退役3年。为了让马蒂斯的国防部长就职，参议院专门表决通过对马蒂斯免除这一规定的决议。马蒂斯的声明简短有力，话说得很重。他说：和平抗议的民众行使的是宪法赋予的权力，而川普是对美国宪法的威胁；他认为川普是他此生中见过的第一个企图分裂美国人民而不是团结人民的总统，他连假装团结人民的样子都不愿意做；他还说他50多年前加入军队时的誓词是捍卫忠实于宪法。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宣誓过同样誓词的军队会被命令用来侵犯美国公民被宪法赋予的权力，更不用说被用来给三军总司令提供一个与军队领导站在一起照相的机会，他此话指责现任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意味非常明显。熟悉马蒂斯的同事们都对他的声明非常意外，因为他一直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职业军人，退休后也一直保持沉默，没有非议过川普，可现在既然发表如此严厉批评川普的声明，说明他忍无可忍。

马蒂斯声明一出，国防部长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拉开他与川普的距离，声明他当天跟着川普从白宫出来去教堂，并不知道驱赶和平示威民众的事，也不是知道去教堂是照相。他公开与川普唱反调，明言他反对启动反叛乱法，并且表示要下令调查军用直升飞机低空俯冲以声浪驱赶和平示威民众的事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立即下发一个备忘录，要求全军各级人员牢记终于宪法的誓词。昨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电视上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他说他那天跟随川普去照相是一个错误，违反了军队不介入国内政治的原则。目前已经有4个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态，谴责强力驱逐白宫前和平抗议事件。

紧接着，川普的前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同意马蒂斯的声明, 他反对使用军队威慑国内抗议民众，军队绝不会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被使用。

记者们纷纷守在参议院，询问一个又一个走过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对于马蒂斯将军声明的看法，没有一个人愿意表示意见，全部低头或者摆摆手而过。唯一表态的是阿拉斯加那个共和党女参议员，她说马蒂斯讲的是实话，非常必要的话，讲的正是时候。她思想上在极力挣扎这样一个问题：今年大选要不要投票给川普？

目前，国防部长在没有与白宫协商的情况，已经下令进驻华盛顿的国民警卫队解除战斗武器，执行任务时不携带武器。而被调到首都的有战斗值班任务的美军也被下令立即撤回基地。白宫也发布消息称，局势得到控制，调到首都的国民警卫队开始撤出。

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特别在职和退役将军们的抵制下，川普终于被迫退缩改口表示：他不会派遣军队到各州。

看看吧，在美国现有体制之下，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总统要想调动军队解决国内维稳问题有多难！此等军令可以肯定不出白宫大门。

军队还没有真正进驻接管城市治安，只是在白宫前面，一个稍微武力过火点驱逐和平抗议民众的事件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对声浪。国防部长与将军们与美军三军最高统帅站一起照张相片，对部长和将军们来说应该是多么荣耀的事啊！可事后部长和将军连番表态与总统拉开距离，将军居然还为此道歉！想想看，如果川普命令军队立即进驻洛杉矶纽约，对洗劫商店者对违反宵禁令者格杀勿论，可以肯定军队不会听令。

川普发出的军事镇压的威胁，有威慑和平抗议者之嫌，但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是针对对骚乱者而不是针对和平抗议示威者，可连对付骚乱者动用军事武力都如此之难，那如果把美军放到对付8964那样的和平示威游行静坐场景下，他们就更不会听令了。

白宫极力出面辩解的是：我们没有使用催泪弹，我们使用的是没有化学成分的胡椒枪，我们也没有使用橡皮子弹，我们使用的是声光弹，不觉得这个政府太没有威权太无霸气？如果他们胆敢拿真枪开枪打死白宫前面和平抗议的民众，那将会在全美引起何等巨大的风暴！

最搞笑的是昨日白宫与司法部长巴尔之间的相互甩锅。据媒体来自白宫内部消息，以武力强制驱散和平示威抗议民众的命令是司法部长巴尔下达的。媒体询问巴尔，他矢口否认。但昨日媒体询问白宫那个女发言人，她回答很干脆直接：“就是巴尔下的命令！” 哈哈！乱套了。到了现在居然没有人敢于出面为这点点事承担责任，不觉得好笑吗？

就我的感觉来说，川普就是炫耀武力装出硬汉姿态给他的基本盘看而已，气壮如牛的人往往胆小如鼠。美伊波斯湾斗法中，伊朗击落了一架价值一亿三千万美元的全球鹰无人机，美军发起报复反击前十分钟，他突然取消了美军的行动，理由是行动不对称，因为美军的反击可能造成伊朗方面几十人死亡，他说，这不对称啊，我们只是损失了一架无人机，可对方要损失几十条人命，我们的反击过头了，取消吧。哇！他对伊朗革命卫队，那个被他认定为恐怖组织里的恐怖分子的生命都如此尊重珍惜，那他会有胆下令美军对洗劫商店的美国同胞下令格杀吗？肯定不会，到了军队国内执法真会闹出人命来的最后关键时刻，他一定会怂。

军队不属于任何个人和政党，军队为国防军，军队受到的训练是战场作战，是抵御外敌之用，不是国内维稳之用，不到万不得已非常紧急严重的情况，一般不可以用于国内执法，军队用于国内执法必须慎之又慎，当然更不能介入国内政争，法律上要有严格限制，这是普世价值现代文明国家与独裁专制国家的重大差别。如果美国军队可以像8964那样，成为最高统帅领导指挥下绝对听命的枪杆子，指哪打哪，不受任何限制，那美国的两党制就将终结，美国的民主自由将亡。

谢选骏指出：上文认为，美国的“黑命贵”运动之所以无法变成六四屠杀，是因为“党不能指挥枪”。但事实上，仅有“党指挥枪”的邪恶政权，还不足以进行六四屠杀——例如苏联，虽然邪恶，也无法邪恶到展开六四屠杀的地步。那么，造成六四屠杀的原因，还有什么呢？我认为，还需要一个“外来政权的统治”。例如满清就有进行六四屠杀的记录，那就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相对之下，明朝虽然可以“党指挥枪”（太监监军），但因为不是外来政权，就无法进行六四屠杀。至于燕王朱棣为何小开杀戒？因为他妈妈是个野人，作为野种的“永乐皇帝”也就和夷狄的行径一样了。换言之，正因为他是野种，所以各地军民抵抗甚烈。

网文《燕王扫北（历史事件）》报道：

燕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名朱棣，领重兵镇守大都（北京）。朱元璋长子朱标早逝，根据传嫡不传长的传统，朱元璋死后，其皇太孙（朱标的大儿子）朱允炆继皇帝位，年号建文。建文帝即位后，与侍臣密谋削藩之策，企图改封朱棣于南昌。燕王朱棣本来就对朱允文继承皇位不满，便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借口，起兵反抗。建文帝得知，便诏集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兵将30万人，自太行山以东，陈兵于滹沱河沿岸，企图阻止燕王朱棣南下。

1400年4月6日（明建文帝二年农历三十日）始，双方几十万大军在滹沱河沿岸展开激战，其中正定府所属各县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双方在此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拉锯式”争夺战，最后燕王朱棣获胜，明朝庭军部都督被擒，主帅耿炳文逃入正定闭门固守。建文帝又令李景隆为大将军，率兵50万攻打燕王，欲挽败局。但因将士多属临时拼凑，号令不一，指挥不灵，一战即溃。而燕王且追且战，相继攻入南京，建文帝自焚而亡。1403年朱棣登帝位，改号永乐，后又迁都北京，是为明成祖。历史上称此事为“靖难之变”，民间俗称为“燕王扫北”。

1404后（明朝永乐二年），朱棣为填补渤海地区战乱后的空旷，出旨迁民，强迫大量回、汉群众由江南一带向北、山西一带向东迁徒。冀南一带许多人祖辈相传，他们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民来到这里的。说在明初燕王扫北，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百姓惨遭杀掠，逃亡殆尽。北方大地人烟荒芜，十室九空。明朝政府就从人口密集的山西组织大批乡民，在洪洞县大槐树下集结，发给凭照川资，强行迁往各地。所以，本地古来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说法。

燕王为什么对河北一带百姓大肆屠杀呢？史书上说：“惠帝（即建文帝）承太祖（朱元璋）遗威余烈，因势初张，仁闻昭宣，众心悦服，成祖（即燕王）奋起方隅冒不韪以争天下”。可见当时百姓在思想上倾向建文帝，而不倾向燕王。其实燕王在发动“靖难”战争之前早就看出这一问题了。当僧道衍密劝燕王发动战争时，燕王曾忧虑地说：“民心向彼，奈何！”（《明通鉴卷十一》）。不出燕王所料，当他发动“靖难”战争后，各地官民对他进行了顽强抵抗。据《南宫县志》记载，“燕兵所过，各州、县义民目为叛逆，争抗拒之”，《邢台县志》记载，“靖难兵起，传檄征响，秀（邢台地方官方秀）抗不应”。由于各地人民的大力抵抗，燕王的军队连受挫折，引起了燕王的极大愤怒。于是每攻一地，便屠其城，赤其地，残无人道地屠杀百姓，即所谓“燕王愤甚，燕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南宫县志*兵事篇》）。另外战争期间人民大量外逃，也造成河北人口急剧减少。史书上记载“青燐白骨，怵惊心目”，“长淮以北则鞠为草莽”。当时景状之惨，可想而知。

“靖难”之役，以燕王的胜利告终，公元1403年，燕王军攻占南京，建文帝于乱军中失踪。燕王即皇帝位，改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明成祖在历史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大力发展生产，极力恢复河北一带经济。永乐初年，山西民申处山等上言：“请分丁于真定、南宫一带占籍为民”。于是便在山西洪洞县建立一个移民机关，专门办理移民事宜。相传此处有一棵老槐树，故河北老百姓中有“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洞县里老槐树”的说法。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说出人民厌恶燕王这个阎王的深层原因。因为燕王的朱棣的部队都是北方的蛮族，对中原百姓自然下手狠毒了，就像追随满清和日寇、苏军等匪类从东北入关的“人民解放军”一样。但是，他的部队毕竟不是外族，而是像董卓部队一样的边防军，所以比起追随满清和日寇、苏军等匪类还是要温柔一些。就是比起供奉马恩列斯猪头的解放军，也要杀戮较少。

【030、纪念六四30周年——六四屠杀导致苏联瓦解】

《王培尧：叶利钦“28大”上为什么宣布退党？》（大纪元2016年01月30日）报道：

1990年7月2日至13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二十八大，1,873万党员产生4,683名代表，参加苏共历史上最后一届党代会。戈巴契夫作《苏共28大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报告》，决定党不再领导一切行政国家管理职能。大会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宣布从极权官僚制向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建立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把确立国际主义和全人类价值作为党的奋斗目标。

会议第二天数千人在会场外冒雨集会，表示对二十八大强烈不满，给“民主纲领派”助威。大会通过九项决议，从四个方面对中央权力体制进行改革：一是确立苏共与民主宪政相适应的改革理念；二是建立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三是彻底改组苏共中央领导机关；四是恢复列宁晚年监督体制。

由于苏共长期的专制政治和自上而下贪污腐败，人民群众对苏共已经完全失去信任，苏共执政合法资源严重丧失威信严重下降，地方分离主义严重，苏共已无法实现对国家的控制。这些改革措施对于病入膏肓的苏共毫无任何作用，等待苏共的是一年后自行解散走进历史垃圾堆。

会议上各种派别斗争激烈，“民主纲领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列宁格勒“俄罗斯共产党倡议代表大会”，各派争论不休。有人提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目标”，建议苏共改名“民主社会主义党”。民主派主张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实行“非政治化”。叶利钦发言主张苏共应允许“各种纲领派别在组织上并存”，同意苏共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叶利钦意见被否定后，于会议结束前一天宣布退党，理由是考虑到社会正向多党制过渡，他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可能只执行苏共的决定。叶利钦退党引发苏共退党热潮，1990年到1991年上半年，苏共退党人数达400多万。叶利钦后来当选俄罗斯联邦首任民选总统后，大力推行公开化暴力化反共解共活动，苏共红色标志建筑被拆除，党的工作机关被查封，苏共最终倒台。叶利钦退出共产党，美国演变共产成功，克林顿高兴得流下热泪。

这次大会戈巴契夫仍然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伊瓦什科当选为副总书记。7月13日二十八大闭幕会上，戈巴契夫盛气凌人说，苏共二十八大将对苏联社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那些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葬送党的人打算落空了，苏共依然具有生命力并将继续生存下去。

但一年后1991年8月24日，戈巴契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号召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组织自行决定党的前途，停止苏共党在军队内务部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苏共财产交苏维埃保管。苏共倒台过程中，这个拥有1,900多万党员2,600多万团员2亿多工会会员“先锋队组织”，如冰山坍塌，没有任何抵抗力就消亡了。

苏共深受教条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实用主义危害，在全球进入资讯化时代仍然用蒸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工作，党内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党的权力机器，制约特权利益的改革措施迟迟不能出台，个人崇拜个人集权成为风气，对外封闭对内镇压，立法司法和行政工作失去人民监督，片面强调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愚弄群众欺压群众，形式主义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盛行。

苏共行政有一个重要循环特征，就是本届任何会议都是歌功颂德，丝毫没有严肃的批评，前届中央所犯的错误要由下一届中央纠正，就如有的国家前任腐败后人反腐败，来回穷折腾，国家人民付出的代价不可估量，这样的党灭亡是必然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头头是道，却忘记了根本一条——此前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屠杀”才是迫使叶利钦退党的关键因素。并又在一年之后导致苏联瓦解。苏联发生“八一九事变”的那两天，我刚到日本，在电视上看到莫斯科夜战巷战的镜头——简直就是“六四事变”的缩小版！无疑的，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因为北京的六四让莫斯科避免了大规模流血！莫斯科仅仅死了三个人，苏联就走向了瓦解，这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六四牺牲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刻骨的注解，惊醒了苏联各国人民，最终埋葬了万恶的共产主义。

《26年前的今天：苏联解体“冷战结束”》（2017年12月25日BBC）报道：

26年前的今天，世界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共产主义国家成为历史。

1991年12月25日全世界通过电视转播看到克里姆林宫旗杆上降下了苏联镰刀斧头国旗，升起了俄罗斯的三色旗，苏联作为主权国家不复存在。当日稍早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辞职，将克里姆林宫及其残留的政治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就在同一天（2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前中央情报局负责人布什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称冷战结束并且承认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新共和国。

在那一天之前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决定了苏联解体。在1991年12月初，乌克兰最早举行投票支持脱离苏联独立。一周后在12月8日，叶利钦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科维奇在白俄罗斯度假胜地别洛韦日丛林会面，3人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解体，成立自愿加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几天后在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格鲁吉亚外，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签署了阿拉木图协议，确认了《别洛韦日协议》，宣布独联体成立，苏联停止存在。

在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旗帜，苏联解体成为世界性消息的第二天，各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俄语意为“代表会议”，即立法机构）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承认苏联解体，并且投票中止了苏维埃本身即联盟的存在，至此苏联在法律上正式消亡。

苏联解体后，原来属于苏联一部分的俄罗斯联邦地位上升具有了主权国家资格。在12月25日这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苏联继承者，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席位的决定。

“竟无一人是男儿”

叶利钦要求联合国在所有协议和文件中把“苏联”换成“俄罗斯”，这样俄罗斯就能够继承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俄罗斯的要求并没有受到苏联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反对。

1991年12月25日全世界通过电视转播看到克里姆林宫旗杆上降下了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

据戈尔巴乔夫说，叶利钦对别洛韦日会议以及要解散苏联，除掉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严格保密。戈尔巴乔夫后来指责叶利钦违背了人民通过公投表达的意愿，即大部分苏联人不希望苏联解体。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本人1990年退出苏联共产党，并且呼吁立法禁止共产党在“克格勃”和军队中活动。在1991年7月21日，叶利钦颁布了法令禁止共产党组织在政府和其他工作场所活动。 

1991年12月12日，叶利钦控制的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议会）批准了要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并且宣布1922年苏联成立的联盟条约无效。俄罗斯联邦还命令俄罗斯代表停止在苏联部长会议中的工作，令苏联权力机关无法满足最低人数而陷入瘫痪。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率先分离出苏联。

戈尔巴乔夫当时对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推行的新法令态度没有鲜明的态度，当时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急于同共产党拉开距离，不愿意站在成为批评目标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一边。

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握手。苏联与美国关系缓和，冷战走向结束。 

当时的苏共正统派公开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以及那些支持激进改革措施的人。当时戈尔巴乔夫的重要助手、负责外交的谢尔瓦德纳泽和经济顾问雅科夫洛夫积极组织新的反对派运动，计划在将来的选举中以他们的“民主改革运动”对抗共产党内的强硬派。“民主改革运动”也得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公开支持。

习近平在2012年12月视察广东时谈到当年苏联亡国教训时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一直告诫中共官员要吸取前苏联的教训，警惕政治腐败，意识形态异化和军队不忠诚。中共对苏联解体原因和教训的重视程度也显示了中国领导层对保持权力的担心。

谢选骏指出：BBC惊人地无知——苏联瓦解不是由于“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是由于恶贯满盈了！苏联不是没有男儿，而是太有男儿了——苏联先是向中国输出了不少男儿，霸占外蒙，还在东北烧杀淫掠，后来又帮共产党中国制造原子弹，此后造成的文革和六四屠杀，才转化成为历史的反弹，最终导致苏联自身的瓦解。苏联解体的意义，远远超过鼠目寸光的“冷战结束”，而是宣告了无神论的彻底失败——以此纪念六四30周年。

【031、纪念六四大屠杀28周年——现代南北朝的最后博弈】

即使全民健忘症，也不能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毁灭中国。因为天地还有良心存在。天解决的闪电已经穿透厚厚的雾霾而出现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 ）报道，中国每年每天都有1500位老年人走失，一年内有将近50万老年人失踪。大多下落不明的老年人来自于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这些地方的青年人大都离开家乡，前往迅速崛起的大都会区寻找工作，而遗忘了自己的双亲。大多失踪者患有各类心理疾病，且伴随着失忆。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促使青年人更多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较少考虑同自己分开生活的父母。80%的城市失踪者被找到。但在农村地区，只有一半失踪老者被找到。执行了40年的“独生子女”国策导致劳动力储备减少，老年人数量急速增加。2013年北京出台法律，规定成年子女必须定期探视父母，关怀父母的精神状态。观察家们批评这项法律，他们认为，尽管违规者将面临严重惩罚的威胁，但这项法律仍然难以执行。但目前这是达到让年轻人记起老人的唯一可能性。《每日电讯报》写到，到2050年，三分之一中国人的年纪都在60岁以上。

谢选骏指出：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肯定会削弱中国的扩张力量。但是可能会加剧中国的复古倾向。

邓小平的改革，类似孝文帝的改革，是向北朝［大陆］向南朝［台湾］模式的投降，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新的南北合”。但是，随着这一改革一起来临的，不仅有经济的暂时繁荣，还有社会的全面腐败；不仅靡靡之音盛行，而且社会纲纪全毁。按照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先例，紧接着全面腐败的就是广泛的社会危机与持续的政治混乱，还有北周官制的重构和杨坚时代的统一──南北朝终于在孝文帝开始的“文明化”上，走向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 

孝文帝改革运动不但未能挽救北魏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腐败和灭亡；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改革最后可能也是这个结果。 

对北朝魏末周初的“周礼复兴”，决不能简单地视为复古的儿戏、宣传的伎俩等等，实在说来，其中有远为深刻的原因，其最浅显的一条就是∶“中国精神的回归”。在经过了数百年的斯文扫地之后，有一种复兴的的要求自会兴起，要求在一切方面都“恢复古代的光荣与威仪”。当然，根据一般的历史经验，这种过分的要求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历史的发展却也因为这种强力的冲击而改变了航向。最后，历史的航道将落在“古代的想象”与“乱世的现状”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处──于是，一个新的场面就此开始了。古代的盛名，被用来规范现代的创造。

无疑，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古代南北朝时代，已经昭示我们∶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我们这个斯文扫地的现代南北朝时代。要有效结束现代南北朝的混乱，正如有效结束古代南北朝的混乱，必须有某种程度和某种形态的复古运动。这种复古运动，既不是恢复已经飘逝的古老秩序，也不是藉复古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复古运动的效用在于结束南北朝的分裂与混乱，在世人心中重建一个精神支柱。而所以的精神支柱，无不托名于古代盛朝，甚至像美国的未来主义也要托名于宪法精神和五月花号；甚至要到圣经原理和希腊政治中去寻求思想支援。苏联的未来主义还要托名于原始共产主义，还要到巴黎公社和巴贝夫小组去寻求先行者的样板。 

（三）

我看到，现代南北朝的结束，已经为时不远，那时也必伴有一场类似的复古运动。因为若不经过一场复古运动的重行约束，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很难形成，更难确立的。我再次强调这复古运动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它所提供的“范式的力量”。范式的力量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复古运动的魔力在于它能最直捷最深刻启动人们的潜意识。心理学揭示的潜意识及隐意识所孕藏的能量，远远大于意识的表层，这就是复古运动的魔力所在。 

根据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后古代南北朝时代才告结束这一既成事实，可以推测现代南北朝的结束时间，也要在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改革的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而在我看来，北周六官制的复兴以及种种汉化文明的建树，都是发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时代的改革，于是最后就导致了隋唐盛世的来临。当然在运动的性质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排外的，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媚外的；但在我看来，一个同样明确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实就是∶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的“改”，最后竟阴错阳差地落实为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改革”。就其反讽的意味讲，“邓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最为戏剧性的事件。 

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经在望了。这时，虽然已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邓小平改革在帮助中国大陆也就是现代北朝在推进其的文明化过程，然还缺乏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故中国的全面复兴，尚需时日。就社会严重腐败和不公这一点来说，中国若不经过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洗礼，则绝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繁盛。因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国积弱不振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腐朽！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险是社会的腐败而不是社会的停滞。 

在当代中国，类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种危机，就是启导了六镇之乱的鲜卑集团内部的分化，也同样威胁着现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极端不公，道德沉沦并丧失了是非标准。在这种条件下，六镇起义的号角也许会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再次吹响。尤其考虑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若要这一曙光成为真正的黎明，而不仅仅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曙光，那就还需经过一次卓有成效的“光荣革命”。 

在没有贵族传统的汉人社会所构建的中国，光荣革命只能是对社会偏颇所进行的激烈纠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预示的，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样的中间阶层，所以作为社会调节器的革命集团的重要性，就变得极为突出了。 

作为这道“南北朝曙光”的发现者和总结者，我们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们的学说既然先于这一时代的结束而完成，就不免会有种种“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后聪明者那样求全责备。但我们既然做了发现者和总结者，就准备让后来居上的人们可以从我们思想、行为上踩踏过去，从而帮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越过这个时代的深渊巨壑。我们因为填平了或仅仅试图填平这一现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渊，而感到一种满足。 

这就是现代南北朝的最后博弈。

即使全民健忘症，也不能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毁灭中国。因为天地还有良心存在。天解决的闪电已经穿透厚厚的雾霾而出现了。

【032、八九六四的酒是燃烧瓶——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二】

《纪念“六四”的酒，对抗中国健忘症》（纽约时报）说：

这个小小的瓶子里装满烈酒，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如今更是走过了漫长的旅途。

酒瓶上的标签是为了纪念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的民主示威者，一个月来，它游遍整个世界，终于抵达香港。几天之后的星期日便是那场屠杀的28周年纪念，也是这瓶酒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成都市被生产出来的一周年纪念日。中国出生、现居华盛顿的维权人士杨建利是这次环球旅行的协助者，他说，这个瓶子据说是被一个同情此事的中国官员亲自从成都带到中东，之后又被另一个人带到巴黎，在那里它被寄往华盛顿，并于四周前到达那里。

最后，这个装有450毫升白酒（一种无色的中国烈酒）的瓶子绕了地球将近一周，被香港民主倡导人士陶君行(Andrew To)带到这个中国的半自治城市。陶君行在采访中证实了自己在这个瓶子的旅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杨建利说，香港于周日举行的纪念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的烛光守夜上，这个瓶子也将出现，为该活动带来新的“焦点”。杨建利拒绝透露将这瓶酒走私出境的官员姓名，并且出于保护这位官员的目的，要求不透露旅行第一站那个中东国家的名字。

与此同时，四名被指生产和销售这瓶纪念白酒的人仍被关押在成都，可能面临长期监禁。三月份，中国检察机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陈兵、符海陆、罗富誉、张雋勇发起指控。法庭称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并且“共谋商量制作印有”那些特殊标签的白酒。

酒的名字叫做“八酒六四”，和那场屠杀发生的日期89.6.4谐音。标签上画着那场著名的对峙：天安门广场附近，一个手无寸铁的男人面对一列坦克，此外上面还自称这瓶酒有27年历史。（去年是该镇压事件的27周年纪念日）。几人在网上公布了这件产品，售价是89.64元人民币一瓶，约合13美元，截止到2016年5月他们被警察拘留之前，大约售出了几十瓶。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1989年6月3日晚部队进驻之时，天安门广场周围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并且正式把该事件定性为“动乱”，禁止公开讨论或纪念遇难者，他们声称抗议活动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证明，当初果断采取行动，恢复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和军事秩序，是正确的道路。

在那场镇压中遇害的肖杰和吴国锋当时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就读，去世时年仅20岁，他们的父母认为对这四人的控告是荒谬的。两对父母现居四川，他们表示四位被告品行良好，并且愿意为他们作证。

“如果要说纪念六四有罪，那么请成都市公安局干脆来抓我们算了，”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在一份呈交法庭的笔录中表示，“我们每年都在因为儿子的原因纪念六四，我们才是主谋！”这份笔录的副本正在网上流传。

“我和我儿子一样，只想这个国家更好，”肖杰的父亲肖宗友说。他说，四名被告都是理想主义者，“像我的肖杰这样。”

陈兵的律师万淼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没有确定审判日期。她说，她的客户和其他被告都不认罪。

“我们做无罪辩护的原因，是从我国的法律来看，他们的单纯纪念行为确实不能构成任何的犯罪，”万淼焱说，她呼吁法院从社会和谐出发，对此案宽大处理。

“学运事件，无论发生时的谁对谁错，但毕竟有过流血，很多人的命运受到牵连，得以改变，”她说。

“时过境迁28年，如果这样一个中性的单纯的纪念行为，仍然要用政治的眼光上到危害政权的层次，显然，不符合常识，”她说。“这一事件，不应该是禁忌，也不应该是图腾。”

在中国，每一年都会有小型的私人纪念活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每年也会举行公开纪念活动。

在各地的周年纪念活动中，香港的规模是最大的，这里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于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但保留了更加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数万人聚集在一个公园里举行烛光守夜仪式，其中也包括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者。

这样一个传达某种含义的普通瓶子可能会刺激中国政府，认为它象征着对共产党历史解读的持续挑战。陶君行表示，在守夜仪式之后，它可能会被存放在一个旨在纪念1989年抗议活动的香港博物馆中。杨建利说，这个瓶子的标签将有助于对抗中国大陆的健忘症，关于杀戮的记忆在那里已被封存。“这些人正在努力恢复关于我们过去的集体记忆，”他说：“中国有一天会接受它的过去，这个事件必须有一个解决办法。”“我认为天安门事件的解决，或多或少，将为未来政治空间的开放提供一把钥匙，”他补充说，这四个数字：89.6.4，已经成为政治变革的“代码”。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瓶子也被当做政治米姆(meme)。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一条推中呼吁人们以 #toasttoremember 为标签，以带有四位被告照片的中国白酒瓶图案纪念这个周年纪念日。

谢选骏指出：中国成语说得很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例如，共产党要给这四位被告安上一个“从事恐怖活动”的罪名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据说这些纪念六四屠杀的瓶子里面“装满烈酒”。因此，“人民法庭”完全可能采用“制造燃烧瓶”的罪名来起诉这些无辜的人。不要以为我在说笑话。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可笑。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离奇。而如果“人民法官”们真的如此给人定了罪，那么有一天这些瓶子就可能真的变成了燃烧瓶……

其实说真的，只有燃烧瓶才有资格“给六四平反”。

那时候，假的人民法官就成了真的人民法官，“让这个旧世界在烈火中灭亡。”

“新的历史，都是在熊熊烈火中诞生的。”（《思想主权》）

【033、革命无法告别、只能结束——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

现代中国的流血革命，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戊戌变法开始是“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接着就是人头落地！戊戌变法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轮回微缩版……

为了结束这样的轮回恶梦，中国需要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

因此我批判李泽厚、刘再复阴险狡猾卑劣无耻地“告别革命”（那不仅是变节逃跑，而且是为虎作伥、为赃款漂白、为杀人犯开脱、为继续的转型犯罪鸣锣开道）——而申明：革命无法用口头来告别、只能用法律来结束——并以此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

网文《退休人眼中邓相超 血腥数字背后惨剧重演》说20年前的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了“国家”《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是人权的进步。它标志着把被文革剥夺的反对权利归还给了咱们百姓。莫小看这个反对权利，它是维护我们基本自由权利的第一步。这个修订说明，虽然我们是小百姓，我们也有反对的权利。道理很简单，一个人，一个团体有被拥护的权利，也有不被拥护甚至反对的权利。它就像你有爱吃烙饼卷大葱的权利，而我不爱吃却没有权利剥夺你爱吃的权利一样。一句话，拥护或反对某一事物是咱们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前提是，不得使用暴力或干涉他人利益、自由。你干涉，你违法，我就有捍卫自己权利的自由。

而今发生在邓相超教授身上的事情，却不幸证明了，上述法制的进步意义还不被人所认知。一些人依然在醉生梦死中唠叨着“谁反对XXX就砸烂谁的狗头”等红卫兵战歌同一个味道的货色。文革逆流中痴迷于此是糊涂被利用，今天再犯混就是违法了：你凭什么剥夺我反对的权利？国家都赋予我有不同意的权利、有反对的权利，你凭啥知法犯法？

对于那些情绪暴戾，不允许别人说话的人，我要说一句：你们今天叫喊的，就是当年老舍被逼投水自杀时的恐怖吼声一样；也和当年揪斗彭德怀元帅（视频）并拳打脚踢时红卫兵纳粹呼喊的口号一样；北京平谷、湖南道县的对平民大屠杀，都是呼喊着和你们今天一样的口号对平民挥起屠刀的。不要对用纳粹一词不满，试问1966年8月红色风暴开始一个多月，北京市就打死老师一千七百多人！

我和邓教授素昧平生，还是你们某些人的暴虐让我第一次知道了邓教授名字。我也和你们跪拜的神龛无冤无仇。文革中我家直系亲属没有任何人受到冲击，因此我认为我的认知和判断是公正的！我个人不反对你们的跪拜，但我忘不了文革对我们中华民族、对六、七亿同胞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我有权控诉那个非人岁月。今天60岁以上的人，只要没有患历史健忘症，没有患老年甚至不老也痴呆症的人，谁能忘掉文革暴虐到底害死了多少人？1984年，中共中央经过全面调查、核实、统计的文革十年的血腥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这个数字在百度一下即知。

这血腥的数字背后的惨剧，你们希望重演吗？

有人说邓在辱骂谁谁，我没看到，因为邓教授的阐述里没有一个脏字，所说都是事实，都没有越出中央关于若干历史决议的框架，更是我们亲历过的事实。说明邓教授有良知，他不信神鬼，只有文革岁月的血流成河、累累白骨让他没齿难忘。我相信我和邓教授有一个共同点：分外珍惜今天的改革开放伟大成果，因为珍惜，才不断提示人们，不要忘记温总理所说，警惕文革祸水卷土重来；更难忘胡锦涛所说：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我所以开头用刑法修订事，就在于告诉善良的山东人民：今天你们用野蛮剥夺邓教授反对的权利。明天，当呼格、聂树斌、雷洋的事在你们头上重演时，你们还不如老鼠，连“吱”一声的权利都没有了！

看到有人对邓教授推搡、动粗，我愤怒并谴责。我也领教过类似痴呆儿：几年前，一个白发老者看了我博客，气汹汹“要来西安教训你这个反动分子”，我笑呵呵回应：您进过局子吗？若有，欢迎；若没有就算啦，您不是对手，您没资格呐！话到此则需明确：我就是西安一个刚退休的工人，有人欲讲理我欢迎，不带脏字咱讲三五天，十天半月，我不怵；但若是动粗，我也奉陪：你推搡我一下，我还你一个嘴巴；你踢我一脚，我给你一刀，但肯定不会致命，请放心！

任何思想交锋都需在法制前提下，方为文明社会守法公民。希望在宣泄自己奴性跪拜心理、快感时，也懂得尊重他人不下跪的权利。

重申：本人在网络一贯用实名。但今天我不留姓名，是不想给粗野没教养的愚民排泄垃圾提供场所。你文明，我欢迎，联系不难；你没教养，就留着自便吧！好自为之！此致！ 西安一退休工人 2017.1.8

……

对于此文，“网名”如此议论：

1

西安的网友请查一查：西安哪个精神病医院走失了一个病人……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民主运动。一些人，怀着食古不化的脑子，自认为是精英，自以为是，本来就是雪做的人，却要对着太阳狂叫，对着伟人、和他的人民胡言乱语，其结果必须像污泥浊水被有眼光、有觉悟的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我要说李泽厚、刘再复阴险狡猾？因为上述“网名”的攻击再次证明：革命无法用口头来告别、只能用法律来结束。为了结束中国迄今为止长达一百二十年的流血革命，还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那就是“结束革命的革命”、中国的光荣革命，并且由此建立现代社会的基础——宪政。

现代中国的流血革命，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戊戌变法开始是“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接着就是人头落地！戊戌变法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轮回微缩版……

为了结束这样的轮回恶梦，中国需要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

因此我批判李泽厚、刘再复阴险狡猾卑劣无耻地“告别革命”（那不仅是变节逃跑，而且是为虎作伥、为赃款漂白、为杀人犯开脱、为继续的转型犯罪鸣锣开道）——而申明：革命无法用口头来告别、只能用法律来结束——并以此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

【034、蔡英文比马英九有种——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四】

《台湾纪念六四 蔡英文马英九发声》（2017-06-04 VOA）说：

六四事件28周年之际，蔡英文和马英九发表谈话。一年来台湾遭受中国挤压以及李明哲，强化台湾民众对六四的记忆。舆论呼吁中国检讨和借鉴六四历史经验。中国国台办说，大陆的政经社会发展现状，大陆人最有发言权。

台湾各地连日受超大豪雨侵袭，但是六四纪念活动6月4日傍晚冒雨在自由广场地区举行，有大约数百人参加，吸引不少路人雨中驻足观看。

人权与六四

活动主题是：人权压迫进行式——仍未结束的六四。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成为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焦点。李明哲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当局逮捕后，面对两岸沟通停摆，人权团体将事件国际化，六四成为揭示李明哲事件本质的一个时机。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伊翎对美国之音说：“我想李明哲先生长期在网路上和中国分享的，其实也是台湾民主化的历史。他也是希望透过经验的分享，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她说，在这一点上，李明哲和六四以及其他时期的中国志士仁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在台湾六四纪念，可以唤起更多台湾民众，了解中国大陆的现实人权状况。

李明哲事件

我觉得今年台湾纪念六四的活动，社会各界的关注的程度比以前更高一些，都是由于李明哲的事件激起例如台湾许多人对中共政府的不满。一个台湾人居然被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起诉。我想，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它只能使更多的人认清他们的本质。如果有更多的人关注六四，将有助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纪念会上，播放了回忆1989年六四事件的影像资料。主办者包括：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华人民主书院、台湾人权促进会会等非政府组织。

蔡英文感言

6月4日上午，蔡英文总统通过脸书发表六四谈话。她说，北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六四。只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北京就可以重新赋予六四新的意义。中国正在崛起是事实，但是这个过程如果缺席民主，就是一个遗憾。

蔡英文还说，李明哲被拘禁“对中国大陆是小事，但是对台湾人是一件大事”。她呼吁北京“用文明方式谨慎处理这个案件，让李明哲先生早日平安回家”。另外，民进党中央和陆委会昨天也相继发表纪念六四28周年声明。

马英九发声

前总统马英九也透过脸书发表六四感言，他写道：“不论李明哲嫌疑有多重，他都应该受到大陆法律应有的人身保障。我们期待大陆当局落实依法治国承诺。”

前国民党籍立委吕学樟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大陆的六四事件是民主进程的一环。六四中共的某些动作方面，确实以民主国家的人士来看，对民主的政治是相违背的。不过，因为有学生这样的一个举动轰动了全世界，当之可以作为历史的一个借镜。”他说：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大陆也要成为引领全球的一个国家。希望六四当下，回顾历史，检讨和借鉴过去。

蔡英文苦衷

范世平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选择今年大幅提升六四舆论力度，与手中李明哲的麻烦案件有关：“她是有苦难言，所以趁这次六四事件做某种表现，一方面要把民进党内深绿这块对她的不满做某种程度的抒发。第二个，透过六四事件做一个包装，也就是我不是完全针对李明哲，而是借助六四提起李明哲，也就是不想对中共有一个严厉的批评。”

另外，联络办公室设在台北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今天举行全球会员“纪念六四网络笔谈”，从早上八点到午夜，会员可以上传文章或者个人作品传朗诵。

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发文说：“如果没有六四镇压，以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我们相信，只要市场机制启动，中国的经济必然起飞；如果沒有六四镇压，中国也将是一个更为公平和互信的社会；沒有六四镇压，也许共产党会在民主的自由选举中，因为它正确的政治选择，而获得人民继续的支持；沒有六四镇压，符合《国家统一纲领》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已经达成，两岸早已经在进行各个阶段的国家统一进程了。”

针对台湾各界六四舆论，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昨晚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只有大陆人民才最有发言权”。问题是大陆人民都被剥夺了话语权，说了真话会坐牢。

谢选骏指出：蔡英文虽然是个女的，但还是比马英九有种；蔡英文虽然没有孩子，但还是比马英九有种。为什么蔡英文比马英九有种？因为蔡英文在台上，还敢说话；而马英九只有下了台或是还没有上台的时候，才敢说话。蔡英文真的比马英九有种。

【035、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一】

《六四游行参与人数创9年来新低 仅1,000人》（2017-05-28 苹果日报）报道：

支联会今日举行六四游行，游行人士行至皇后大道西同西边街交界时，与警方发生争执，警方一度举起黄旗及红旗警告，指不能越过封锁线，双方僵持在该处，游行人士未能前行，双方推撞期间，警方将其中一名游行人士拉出防线，该名人士跌低后遭警方拉走，其后获释放，返回游行队伍。"女长毛"雷玉莲则一度洒溪纸，被警方警告。冲突期间，队尾有市民向警方表达不满，认为游行人士阻碍道路，更有市民向长毛梁国雄指骂。

据现场消息，警方当时要求游行人士跟从原本申请的游行路线，沿行人路前往中联办方向，但游行人士认为道路太窄，与以往安排亦不同，故停在马路上要求警方开放行车线，让他们前进到中联办，但遭警方拒绝，双方发生冲突。示威者最终让出马路，让车辆先过，警方亦愿意开放一条行车线予游行队伍。最终警方分批放行，游行人士鱼贯经过中联办门外，之后陆续离开，大会公佈游行人数为1,000人，并宣佈游行结束。警方则估计游行高峰时有450人参与，是警方10年来估计的数字中，最少的一次。

去年有1,500人参与六四游行，今年的数字是自2008年以来新低，亦是历来第二低，2008年仅990人参与游行。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指，是次游行共有1000人参与，与过去1、2年相若，他呼吁更多人参与维园集会，借香港回归20年向国家主席习近平争取公义的诉求。对游行人数创新低，他指人多人少都仍会举办，人少更要继续努力，又指晚集参与人数未必与游行人数有直接关系。

被问到是否与年轻人减少参与有关，他只称会密切留意情况，支联会会珍惜每个支持者，做好宣传工作。他又批评张德江言论，公然指要加强对港统治，是违反一国两制承诺。

谢选骏指出：人数多少不是问题，相反，人多有时候反而会把事情搞坏。尤其在见利忘义的群体之中，人多的事情往往说明有利可图，所以反倒会泥沙俱下、鱼目混珠。“革命的低潮”反而把真金显露了出来。尤其在中国，从来都是英雄创造历史的，从来都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的。在我看来，一千人不算少了，陈胜吴广不过二人，就改写了中国历史。开始的时候，连刘邦项羽都是他们的追随者呢。

【036、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四——1974年预测1989年】

2017年1月6日

（一）

1974年春天，我初学《周易》。为了帮助自己耐心啃读那些枯燥的辞深奥的内容，我动用了“起卦”的办法，就是运用自己对未来的好奇心，通过打卦来细读经传。

这样，我从身边的小事一直追问到国家大事，从近日一直追问到十五年之后······

最后我问到十五年以后自己会怎样？对于一个当时才二十岁的人来说，十五年以后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极限了。

结果呢，出现了“夬”这一卦：

夬卦原文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白话文解释

夬卦：王庭里正跳舞作乐。有人呼告：“有敌人来犯。”邑中传来命令：“出击不利，要严阵以待。”筮遇此爻，出外旅行则吉利。

《象辞》说：本卦上卦为兑，兑为泽；下卦为干，干为天，可见泽水上涨，浇灌大地，是夬卦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从而泽惠下施，不敢居功自傲，并以此为忌。

（二）

《周易》有三千本不同的注释，这是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

周易卜筮，向来很难，各派各家各不相同。

但是我以此为由展开了学习。

为了便于理解，兹引一段先进网上流传的解说如下：

《断易天机》解：

夬卦兑上干下，为坤宫五世卦。此卦中的夬为决断、决裂，象征会有危险之事，利有攸往，往前有利。

北宋易学家邵雍解

排除决去，必须刚断；始吉终凶，谨慎自重。

得此卦者，大运将过，困难将至，宜提高警惕，谨言慎行。

台湾国学大儒傅佩荣解

时运：气运过盛，散财为吉。

财运：利己利人，财散人聚。

家宅：须防水患；婚姻不成。

身体：调养气息。

传统解卦

这个卦是异卦（下干上兑）相叠。干为天为健；兑为泽为悦。泽气上升，决注成雨，雨施大地，滋润万物。五阳去一阴，去之不难，决（去之意）即可，故名为夬（guài），夬即决。

大象：泽水积满而泛滥成灾，滔天之势。又五阳爻之盛势必除去唯一阴爻，故一阴孤立。

运势：目前虽吉，但困难及变动正在蕴酿中，宜提高警觉，忌骄傲，防口舌是非。

事业：处在兴盛阶段，但已孕育着普遍的危险。务必施恩泽给他人，勿居功自傲，主动团结他人，不干冒险的事。时时提高警惕，防止小人的破坏。但不可莽撞，应持和缓的手段去决断小人，避免过犹不及。

经商：市场正在走向衰落的状态，不宜大量活动，随时注意转向。开拓新领域时，加强同他人的合作。但务必充分注意别有用心的奸诈小人趁机捣乱和破坏。

求名：虚心求教，充实自身实力。但应量力而行，不可盲目自大，更不可同小人合流，图虚名而败坏事业。

婚恋：防止上介绍人的当，也应注意对方的目的。

决策：性格矛盾，往往表面刚强而内心虚弱，在关键的时刻，败坏事业。虚心听取他人劝告，切勿鲁莽，多谋深思，用柔和的态度待人处世。

台湾张铭仁解卦

夬：表示决定或缺失，是个状况卦，吉凶未定。所迟疑的事情，一定要有个决定不能再拖延，至于如何决定，可视变卦而定。否则在有所拖延，就成凶象了！

解释：卦相奇特，角龙升天行大运。

特性：思想敏锐，有理想抱负，果决，务实主义，实事求是，不投机冒险，有孤独感，宜从事专技工作。

运势：日前虽然鸿运当头，终会遇到困难与危险，凡事不可轻举妄动，宜随时警惕自己，留心意外灾害。住所可能会有变动，亦有文书、契约之失利，易生错误。慎勿傲气或自以为是，不谦和者定有灾。

家运：夕阳虽好，却近黄昏，往后有陷于惊动、痛苦之境。因此卦有盛极必反之象。

疾病：病情重宜速治，防头部、呼吸系统、肿瘤等疾。

胎孕：无灾。母胎宜节食物，且勿发怒气，否则有难产之虑。

子女：有先吉后凶之象。

周转：不可急躁，须诚意，光明之态度可成，否则有不利之象。

买卖：须诚信交易，有失败破财之害。

等人：不必等了，不会来。

寻人：宜速寻找，延误不利。

失物：相信失物已经损坏，不能寻回。

外出：不宜过于频繁，以逸待劳最佳。外出旅行吉利。

考试：不理想。

诉讼：不宜与人争执，因势孤力弱，宜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求事：有困难，或得不到好职位。

改行：改行者要慎重考虑。

开业：开业者不利，如已备妥，小心难关重重。

（三）

在1976年开始写作的《〈周易〉的历史哲学》一书里，我把《夬卦》〔卦四十三〕总结为“决战时刻”：

《序卦》说，“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夬卦》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决断；扬于王庭，孚号有厉，指在王的朝庭上宣扬公布事情、竭诚疾呼有危险；扬，宣扬、张扬；告自邑，不利即戎，指告诫自己封邑内的人，不宜立即动武；邑，城邑；戎，兵、用兵。《彖辞》解释说：“‘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所谓刚决柔，指《夬卦》五阳盛长决去一阴；所谓健而说，指《夬卦》下干上兑，干为健，兑为说〔悦〕；所谓其危乃光，指上六阴柔乘五阳刚，故“危”。决战的时刻充满危险，但旧事物即将死去的前景，像光一样穿透人心。这仿佛文明诞生前夜的北极光！

《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书，文字；契，在木竹上刻字。《夬卦》的卦形下干上兑，卦象干为金，兑为口、为折毁，互卦则有以刀契刻之象。结绳即结绳记事，此风俗与美洲印第安人如印加人〔Incas〕相同，可以佐证中国文明与美洲文明确实可能同源。

《象辞》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是指施其禄及至于下，居其德不施其禄于下则犯忌。这是降雨之象，也说出中国文明的施舍性格，与欧洲文明的控制专利权与版权孜孜牟利的概念，有所不同。降雨是施禄及下，而居德却不降雨则触犯了为政以德的禁忌。

（四）

到了1989年1月1日，我怀着一种期盼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一个像缅甸人那样素以温和着称的民族，竟然在一年之间体现了如此巨大的热情与活力，这该如何解释？

面对正在发生的历史性事件，一切解释都成为多余的了。这是那种使“解释”成为赘疣的“命运”与命运之力。这是那种超越了解释之逻辑的无名之朴。

中国还有没有机会？我为之奋斗了十五年的期待，还能不能落实？1974年，我用《周易》起卦，问到十五年以后，得到“夬”卦之上六：“夬”卦的卦辞说：“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而上六的爻辞则说：“无号，终有凶。”

谁能解答这里面的含义？

但无论如何，1989年似乎会发生什么。但现在却在平庸的现实中降临了。我看着年历，仿佛一个游魂在亲眼目睹自己的躯壳般地不可置信。每一个新年都是一次新的撕裂，撕下了旧的，裸露出新的。而这一次却是特别惨的撕碎。

打卦的结果，是自我期许还是上天的诺言？没有人能够解释。我也同样不能。其结果，是一种麻木，一种连沮丧都丧亡了的寂静。心的寂静与物的寂静。

（五）

1989年四五月间事变开始，我根据上述种种情况判断，民主运动只能无疾而终。据中共行事方式判断，抗议示威必以流血冲突告终。再根据文革武斗和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推断，八九民运将会死亡数十人。但是这一切预计都没有包括的一个偶然因素：这次街头镇压是由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邓小平亲自指挥的。老人的手已经哆嗦了，而独裁者手一哆嗦，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于是本来牺牲数十人就可以平息的抗议活动，终以数十倍的后果发生了！

这就构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但是，六四屠杀却推倒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

（1）

“六四”惨案是1989年6月3日晚上开始的，在第二天也就是1989年6月4日“波兰人民共和国”举行议会大选。

在大选中，波兰共党失利，团结工会获胜，组织政府。团结工会上台，标志着波兰政治经济制度的剧变。

团结工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获得35%和99%的席位，选举首位非共产党总理。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并更改国徽。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告该党停止活动。同年的总统选举，瓦文萨成为首位民选总统。

（2）

六四屠杀后，共产党变得臭名昭著。

1989年10月6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提前召开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决定将社会主义工人党易名匈牙利社会党，并且把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体制意向。1989年10月23日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易名“匈牙利共和国”，决定取消为集体国家元首的共和国主席团，开始总统制；确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法治国家；取消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在国家机构中领导作用的原规定。

（3）

六四屠杀后，1989年下半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发生了天鹅绒革命，政局开始剧烈动荡，捷共失去执政党地位，国名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并且修改国徽，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也取消了其国名中“社会主义”字样。1991年，政局继续动荡，各派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相互斗争激烈，民族矛盾进一步发展，斯洛伐克要求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1992年6月，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就联邦国家解体达成协议。1992年12月31日，联邦解体，捷和斯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继承国。1993年1月1日，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正式成立，捷克斯洛伐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4）

六四屠杀后，东德总统昂纳克表示支持。引起强烈愤慨。1989年10月18日，东德总统昂纳克被迫宣布辞职。1989年11月9日，柏林围墙倒塌。1989年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提出关于两德实现统一的十点计划。

1989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后改名为左翼党。1990年2月13至14日，东德总理莫德罗首次访问西德。3月18日，东德人民议会举行首次自由选举，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德梅齐埃任总理，两德统一的步伐急剧加快。

（5）

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89年11月，在索菲亚发生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示威，示威后进一步扩大至要求全面政治改革。保加利亚共产党一些人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对此反应迅速。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被迫辞职。1990年2月，共产党自行放弃一党专政体制，党名也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6月，保加利亚举行了1931年以来首次自由选举，保加利亚成为多党制国家。同年11月，国名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6）

在罗马尼亚，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因抗议解除一名持不同政见的神父职务举行的群众示威，演变成骚乱。不久，布加勒斯特也开始了骚乱，军队倒戈。外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捕，并被秘密处决。救国阵线委员会取代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

（7）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1990年1月12日发生在首都乌兰巴托的事件，最终使得蒙古修订宪法，实行政治民主化。

（8）

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1990年底，也宣布开始实行多党制，国家走上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的道路，放弃“社会主义专政”，军队、公安、司法、外交等重要部门实行非政治化和非党化。同是年三次发生阿公民大规模出逃到意大利、希腊等国，总人数达15万，占全国人口的5%。3月31日举行首次多党选举，产生了第一个多党议会，更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

（9）

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反动组织苏联正式解体。

苏联解体（俄语：Распад СССР）——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于次日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立国69年的反动组织苏联从此正式解体。

在苏联解体之前，立陶宛于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布独立，其他共和国也纷纷加以仿效，先后发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并开始制订实现独立的步骤和措施。八月政变后，除俄罗斯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全部宣布独立，在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车臣、西伯利亚等地也出现了要求独立的主张。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恢复独立

1990年3月30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开始恢复独立进程

1990年5月4日：拉脱维亚议会宣布开始恢复独立进程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宣布主权独立，在其境内俄罗斯法律地位高于苏联法律

1990年7月16日：乌克兰发表主权宣言

1990年7月27日：白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

1990年8月22日：土库曼斯坦发表主权宣言

1990年8月25日：塔吉克斯坦发表主权宣言

1990年10月25日：哈萨克斯坦发表主权宣言

1990年10月30日：吉尔吉斯斯坦发表主权宣言

1991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90%以上投票者赞成立即独立

1991年3月3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举行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78%的爱沙尼亚人和74%的拉脱维亚人赞成独立

1991年3月17日：举行关于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76.4%的投票人赞成保留经过改革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没有参加投票

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宣布独立

1991年8月19日：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819政变

1991年8月20日：爱沙尼亚独立

1991年8月21日：拉脱维亚独立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独立

1991年8月24日：俄罗斯宣布独立

1991年8月25日：白俄罗斯独立

1991年8月27日：摩尔多瓦独立

1991年8月30日：阿塞拜疆独立

1991年8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独立

1991年9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独立

1991年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并宣布支持其加入联合国和欧盟

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独立

1991年9月21日：亚美尼亚独立

1991年10月16日：土库曼斯坦独立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独立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事实独立

（10）

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人造国家“南斯拉夫”各民族开始各自争取自治和独立。1991年-1992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波斯尼亚和赫塞哥维那）、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92年宣告解体。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于1992年4月27日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继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之后，塞尔维亚的科索沃自治省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实际管辖。

（六）

1989年发生在中国北京（我的出生地）的“六四屠杀”，却推倒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

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因为按照我此前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共产主义的瓦解一定会从中国开始的。

其理由是佛教在中国盘踞了千年之久，最终还是被赶出了庙堂。而相对的，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迄今还占领着东欧和苏联故地。

命运永远是人类算不准的一个奥秘。 

【037、纪念六四与纪念祖先】

（一）

2016年5月25日，“六四”屠杀纪念日又近了。

香港十一所大专院校学生会却举行记者会，以“合办‘六四论坛’”为名，以本土思潮为实，决定与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支联会决裂！

在过去27年每年坚持举办全球最大规模纪念六四事件的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成为香港人政治启蒙的催化剂。不过，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失败后的香港一代大专学生，带着民主运动的挫败感，逐步转向排斥中国的本土主义思潮，今年决定与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支联会决裂，另办以讨论香港本土和未来前途为主的论坛。

这样一来，坚持以“建设民主中国”为纲领的支联会多年倡导的“毋忘六四薪火相传”陷入危机。

香港大专学界主要组织学联曾是港人声援八九民运和抗议六四屠城的先锋。不过，学联不久前以不再认同“建设民主中国”纲领为由，宣布退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并不再参与维园六四烛光纪念晚会。

随后，雨伞运动后率先退出学联和不再参加维园纪念的港大学生会再次表明，将自行举办论坛，探讨本土主义和香港前途。表态个人支持港独的港大学生会会长孙晓岚星期三在参加商台节目时表示，烛光悼念六四对这一代年轻人没意义，将精力放在“建设民主中国”的空想上，会阻碍争取香港民主和“自决”。

此外，包括中大、科大、浸大、树仁、公大等11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举行记者会，宣布在中大合办“六四论坛”，不设悼念六四的环节，嘉宾主要是支持本土理念的政治人物，重新探讨六四对港人的意义和价值，立足本土，构想香港未来，不再跟随支联会的“建设民主中国”理念和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因故无法参与合办论坛的理大、岭南和教院将另办活动。这样，15间大专院校将全部缺席支联会的六四集会。

中大学生会会长周竖峰表示，支联会的“建设民主中国”和“追究屠城责任”，不是港人的必然责任，“结束一党专政”也与香港民主没有必然关系。不过，周竖峰否认学生不认有责任追究六四屠城，但选择六四晚办活动是“消费六四”的说法，强调举行六四论坛是要让港人认清六四史实，继而讨论对港人未来的意义和影响。

有学生代表在记者会上多次批评支联会。树仁外务副会长廖俊升炮轰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早前“有心悼念应来维园”的说法如“维稳”，是“羞辱民主两个字”。他表示，六四并非宗教，支联会也非教会，质疑为何六四晚会一定要去维园。

明报报道说，学生代表的一些说法引起网上激辩。和平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在脸书上留言说：“因为你们画句号，今年特别想去点起烛光”。

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表现令人刮目中六生刘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赞同学界退出支联会主办的六四烛光晚会纪念活动，因为不论政治理念如何，悼念六四对港人来讲是一个道义的问题。

他说：“我不理你的政治思维怎么样，我只是想悼念六四而已，悼念那些大学生。但是你又要说支联会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不认同你。现在不是说政治的时候，你去悼念它（六四）嘛。他们（学界）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分不清楚。”

（二）

有分析认为，大专学界如此剧烈转变的一个原因，是年轻人曾高度投入争取特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却换来失败和失望。面对几十年民主回归的挫败和对北京威权的无奈，年轻人变得偏激，转向排斥中国的本土思潮。而转向本土的学界，借助六四表述应与中国大陆切割的必要性，以确立有别于主流民主派的新政治路线。

不过按照我的看法，上述“分析”和许多“理论”一样，只有理论，没有实际。

何以至此？

因为上述分析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实际：代沟。

不知诸位注意没有：上述“香港十一所大专院校学生会”及其代言的学生，都不到27岁，也就是说，他们或她们都是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以后生下来的。

六四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六四对峙的双方都是现在这些学生的父母一辈或祖父母，甚至是曾祖父母一辈。要他们或她们去纪念六四，就像要他们或她们去纪念祖先一样，有点困难！

因为，现在流行的文化是反对传统，而不是尊重传统！

对于一个没有祭祖文化的现代人来说，纪念六四就像纪念祖先一样，还有点丢人现眼。

现代人可以承认自己的姓氏，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但大多不肯祭拜自己的祖先了。

前支联会主席、现任秘书李卓人议员并不懂得这一点，他还勉为其难地表示：声援六四本身就是香港本土运动，无须把六四和本土对立，悼念六四不一定要认同爱国，未来会向年轻人继续讲解六四与民主的论述，并与新生代对话。

看来李卓人真是老了，完全不懂年轻人“造反有理”的心态——造反有理，是不分对象的。你和他们或她们讲道理，是没有用的。那不仅是鸡同鸭讲，而且可能遭到抽打！

现在“老民主”就像半个世纪以前的“老革命”，再不拿出一点新的东西，就要不幸沦为祭祖的对象了。

【038、纪念一次就被杀害一次】

《六四30年 香港维园白蜡烛海洋更扩大》（2019年6月5日 法广RFI 小山）报道：   

香港民众4日晚间参加六四30周年晚会，挤满6个足球场的人群手持烛光，场面壮观。

香港民众今晚参加支联会举办的六四30周年晚会，传承“六四精神”，并以行动表明“不会忘记六四”。依香港警方估计，今年参加六四晚会的人数达3.7万人，超过去年的2倍。组织者估计应有18万人参加纪念六四晚会。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精神不灭抗拒送中，香港六四30年晚会人潮倍增。香港民众4日晚间参加六四30周年晚会，挤满6个足球场的人群手持烛光，场面壮观。报道说，大批香港民众今晚参加支联会举办的六四30周年晚会，传承“六四精神”，并以行动表明“不会忘记六四”。依香港警方估计，今年参加六四晚会的人数达3.7万人，超过去年的2倍。支联会则表示，今晚参加六四晚会的人数多达18万人，去年的晚会则有11.5万人。而香港警方估计，去年六四晚会的参加人数为1.7万人。

据大会发表宣言指出，“深信站在历史公义的一方！我们顺应民主自由的历史大潮流！六四必会平反，专政必会结束，民主必会实现。”中央社说，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每年都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这也是全球唯一一个每年都举行这项纪念晚会的地方。

今年刚好是“六四”30周年，一如支联会事前预料，参加人数相当多，晚会进行前的一个小时，已有大批市民提前进场。即使大会开始后40分钟，仍有许多人从四方八面进场，当中不少是父母亲带同小孩进场。9时左右，人群已坐满了6个足球场，并延伸至附近草坪。该报道说，今年的烛光晚会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和“公义必胜”。泛民主派各党派的知名人物都有出席，包括被视为泛民精神人物的李柱铭和黎智英。晚会于8时举行，首先播放“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片段，以及香港主权转移以来发生的政治事件，包括“占中运动”和近日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接着，大会方面向民主烈主永垂不朽纪念碑献花，并燃点大会台上的火炬，传达薪火相传的精神。其后，大会进行致悼辞、默哀一分钟等仪式。报道指仪式进行期间，台下市民一一手持白蜡烛，照亮整个维园。该报道说，今年的烛光晚会还播放了北京“天安门母亲”成员、“六四”遇难者王楠母亲张先玲的录影谈话。张先玲说，30年来维园的烛光陪伴她们（天安们母亲）走过坎坷历程、温暖她们的心，她向香港同胞和历年来世界各地参加晚会的朋友，表示最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张先玲说，30年来她们找到的遇难者只是冰山一角，但足以证明“六四”镇压的残酷。张先玲又说，她们30年来坚持公开真相、赔偿和问责3项诉求，多次就此向政府提出对话，但当局一直不敢面对和回答。据该报道说，在晚会上，大会方面也谴责港府修订“逃犯条例”，令港人陷入可能被遣送中国大陆的恐惧中，呼吁与会者反对修法，并嘲讽相关草案是“送中”条例。

谢选骏指出：“送中”就是“送终”，“中央”就是“遭殃”——共产党过去称呼“中央军”为“遭殃军”；现在轮到他自己的中央成为全世界遭殃的根源了！为什么要年年纪念六四屠杀？因为纪念一次屠杀就等于又被杀害了一次。年年纪念等于年年被杀，年年被杀就等于年年献祭，年年献祭就等于年年满足虐待狂的嗜血心理，年年满足虐待狂的嗜血心理就让他们变成志得意满，不再渴望真的吃人不吐骨头了。这就是纪念六四屠杀的现实意义。

【039、解放军匪兵向六四起义者举手投降】

《「六四」30周年 | 回首當天…混亂北京 陷無政府狀態》（記者羅印冲 2019年06月03日）报道：

1989年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同情學生的北京民眾包圍並阻止解放軍車隊進城。（路透資料照片）

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當時派駐北京採訪的台灣媒體記者孫揚明回憶道，印象最深的畫面是「混亂」，包括天安門現場和訊息，親眼目睹軍隊和群眾互相攻擊，北京城陷無政府狀態，「六四」絕非外界想像的「群眾全然無辜，解放軍一路開殺」，這種說法實在過度簡化了。

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孫揚明和汪士淳被派駐在北京採訪，親眼目睹解放軍進入北京城區的經過。

·士兵丟下一輛小巴士 車內擺滿輕機槍

回想「六四」現場，孫揚明表示，其實6月2日就有清場跡象，當天看到小兵想進入廣場，只是被群眾阻擋在外。6月3日下午，有一輛小巴士車，裡面擺滿了輕機槍和步槍，從西往東開，進入廣場前被攔下來，開車的小兵跑走了，留下一車的武器，大家都傻住了。這顯示軍隊準備進入清場。

至於當天印象最深畫面，孫揚明說是一片「混亂」，無論天安門現場還是訊息都很亂。孫揚明指出，在軍民激烈衝突中，有群眾拿棉被蓋在一輛裝甲運兵車上，倒上汽油要燒毀，逼得裝甲車裡面的人一定要出來，出來後就被群眾痛打。

·裝甲車對民宅開槍 民族飯店躺了一地的人

6月4日凌晨1時左右，他在民族飯店附近看到群眾，以木棍、磚頭、石塊與土製汽油彈攻擊部隊，部隊則以催淚彈還擊。軍民雙方展開拉鋸戰，一時滿天磚塊、石頭飛舞。接著他在民族飯店看見躺了一地的人，有學生和民眾，被打昏或受傷的，還有至少4人是解放軍。

他還看到裝甲車對著兩側民宅開槍，因為民宅裡有人對部隊開槍。後來在城東的外交公寓附近，有人說部隊經過時，外交公寓樓頂有人對部隊開槍。

6月6日，孫揚明前往北京大學途中，看到一輛裝甲運兵車被群眾挾持，竟在馬路中蛇行。可見當時北京非常混亂，陷入無政府狀態。

經過30年，孫揚明認為，「六四」非常複雜，有各方勢力介入，還涉及中共內部鬥爭、學生群眾分歧、團體利益角力等，不應過度簡化。

他感嘆，「六四」是一個悲劇，但太多人、團體或國家想從事件中得到「養分」，消費這場事件。各界應該很誠實面對「六四」，不是單一或片面解讀，也不要過度簡化這麼複雜的事件。

谢选骏指出：这位记者可能是位“统一派”而非“独立派”，所以他的回忆报道比较“客观全面”。但是他忘记了或是故意不说，虽然许多群众自卫抵抗了军队的武装镇压，但是更多被打死的人根本就是路人，甚至是儿童、妇女、老人。正是因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胡乱扫射、格杀勿论，才使得“六四事件”被称为“六四大屠杀”，而不是别的什么。

《震撼！记者修复珍贵片段重现六四屠城恐怖一幕》（苹果日报  2019-05-30）报道：

军队进入广场时的，学生慌忙走避。有军人在天安门城楼前向天开枪——

六四事件30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协助外国电视台拍摄的加拿大记者Arthur Kent，近日修复当年拍摄的片段，剪辑成13分钟、名为《六月黑夜》（Black Night In June）的短片，近日影片在网上公开。这些在1989年6月3日晚、4月凌晨拍摄的片段，显示大量中枪伤的伤者，被人抬离广场。

Arthur Kent接受香港英文网媒HKFP访问时指出，当年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协助英国《观察家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六四事件，并且纪录军队开入天安门广场前后的情况。他表示，在6月3日晚、6月4日凌晨，他被派到北京长安街，调查木樨地桥附近的开枪事件。6月3日晚10时许，他在民族饭店附近，遇到第一批进城的军队。

Arthur Kent的片，部份是之前未曾曝光，包括有当街抢救中枪伤者、解放军士兵举手投降及解放军在天安门城墙外向天开枪等等。

Arthur Kent续称，他在6月4日凌晨4时许离开天安门广场，曾多次遇上便衣警察。当警察见到他时，其中一队尝试去捉他，但他能成功逃脱。片段是当年由愿意送片的旅客，分别传到香港和东京的办公室，然后向全球发放。

他表示，拍到的片段多年来都没有获得好好处理，这次他剪辑片段，是希望提醒世人当年的这个夜晚，在北京的示威者的经历，及手持重型武器的军队，镇压、处罚追求自由的一代人。

谢选骏指出：“解放军士兵举手投降！”——一直以来，人们只说六四死难者是和平示威者——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面，六四死难者也有武装起义者——他们是用最原始的武器自卫，用砖头、棍棒、车阵、燃烧弹，对抗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部队之一！并且迫使解放军匪兵向他们缴械投降！这是何等的丰功伟绩啊！陈胜吴广相形见绌，绿林赤眉不在话下！因为那是冷兵器时代。天哪！我看见六四起义者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辉！他们没有了中国人通常的猥琐狡诈怯懦首鼠两端，而是充满了端庄勇毅美丽顶天立地——原来，这才是中国人的本来面目，他们像夏商周三代祖先那样恢复了主人的姿态！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驱逐马列主义和苏联余孽于中国的国门之外！

【040、解放军能够洗掉六四血污吗】

《房峰辉最低判20年，原军队高层全被拿下，不顾军心不稳第二轮军队清洗开始》（2018年10月19日 头条新闻）报道：

2017年3月5日，房峰辉和张阳在北京人大会堂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新华社10月16日报道说，经中共中央批准，原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政治蜕变、经济贪婪；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等处分。报道称，军事检察机关对房峰辉案已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但没有提及张阳已于去年11月“自杀”身亡。

对房峰辉的可能刑期，正在访美的知情人士向博闻社披露，房峰辉最少判20年，最高死刑。对于房峰辉被拿下的原因，博讯、博闻早有报道，但知情人士透露更为具体的信息称，房峰辉认为习近平插手军队事务太细而不满，被人告黑状到军纪委。房峰辉掌管北京军区多年，配制不少势力，他自然有底气，但也让习近平更为不放心，因此被拿下毫不意外。

房峰辉的“底气”从2009年博讯的一篇来稿可以看出迹象，文章透露，“这（房峰辉）是中国当今最厉害的一个人，牛气冲天。胡锦涛骑虎难下，六十年大庆凶多吉少，因为阅兵总指挥就是房峰辉，北京军区司令员，四中全会敢对胡锦涛骂娘，改变整个四中全会日程的人。” 文章还称“北京上空的直升机是房峰辉的，北京街头的坦克是房峰辉的，京津唐周边地区的一枪一炮，没有一件不是房峰辉的，这就是四中全会胡锦涛同志带领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向房司令员屈膝妥协的真正原因。”

房峰辉落马过程回顾

2014年博讯发表题为“军中盛传范长龙、房峰辉、常万全策划政变”的文章，预示房峰辉等将被冷落、失势。

2016年3月，《博讯》杂志披露，房峰辉重新任命为“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少了一个“总”字，其中大有亁坤，外界认为他仍获“重用”；其实是变相被削权架空。

2017年8月27日，博闻社独家披露，房峰辉转任政协接受调查。报道指，房峰辉去职颇为突然，8月21日他还以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身份，在八一大楼会见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素拉蓬。8月15日房峰辉在同一地点与到访的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Joseph Dunford）举行会谈。甚至2017年4月他还陪同习近平出访美国，作为中共军方代表参与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外媒还有分析认为他会在十九大高升，甚至可能问鼎军委副主席。

2017年9月5日，解放军报公布十九大军方代表名单，房峰辉、张阳“缺席”名单，印证了博闻社的报道。之后，博讯独家披露，全军下达命令，清理有关房峰辉、张阳的文件。

2017年11月23日，中央军委原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家中“自杀”。博闻社独家披露，张阳可能是“被自杀”，张阳的一名前警卫人员23日进入张的家中，称是给他“治疗”，警卫离开后，发现张阳“上吊”死亡。

2018年1月9日，官方宣布，房峰辉涉嫌行贿、受贿犯罪移送军事检察机关。

前军委班子“全军”覆没，房峰辉被起诉，第二轮清洗开始，引军心不稳

随着房峰辉移送审判程序，十八大以来，已有7名上将被查，其中有两个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 总政治部主任、空军政委、武警司令等。有人戏言，习近平只身“杀入”军委，只留下胡锦涛一人没抓。

消息人士向博闻社透露，习近平已进行第二轮军队清洗了。下一步首当其冲的是东海和北部战区的领导层，虽然未必是战区司令，但级别一定不低。知情人士指，军队抓人都是由军纪委巡视组完成，巡视组掌握生杀大权，甚至专供司令政委的机密信息，巡视组也可以查阅。

房峰辉的命运虽然早已是定局，但本次宣布移送起诉还是对军队震动很大。消息人士表示，军队现在处于“火山口”，将领们在想，军队过去20多年全部错了？大家都不肯定自己是否平安。

第二轮军队清洗到底哪些高层会落马，本社将密切关注相关动态。

谢选骏指出：“军队过去20多年全部错了？”——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反省解放军进行六四屠杀的血腥罪恶吗？“原军队高层全被拿下”就能洗掉解放军的六四血污吗？“不顾军心不稳的第二轮军队清洗”，能够洗掉六四血污吗。

【04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欲盖弥彰（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二）】

（一）

谢选骏《告别革命与三个代表》一文指出：

还是旁观者清，逃亡台湾的人一语道破了大陆“告别革命与三个代表”之间的血肉关系。我相信，将来历史档案解密，也许会有新的发现。或是维基解密的白化症患者们关注中国了，也许就会出现“告别革命与三个代表”的主题。

因为，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是“奉旨演出”，为江泽民朱镕基“三个代表”理论鸣锣开道的。

1992年，李泽厚在美国丹佛市作了题为《和平进化，复兴中华：谈“要改良不要革命”》演讲。这是李泽厚出国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首次明确地、公开地提出了“告别革命” 的主张。李泽厚回顾了自己从“倾心革命”到“怀疑革命”和“告别革命”的心路历程；分析了为什么辛亥革命 “未必必然” 和“未必必要” 的原因。提出“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指出改良“它比革命更为麻烦，更为复杂，更为琐细，更为缓慢，更为捉襟见肘，更为令人生气。因此它需要更多的意志、信念、耐心、毅力，需要更为细致、繁琐、枯燥、复杂的调停、协调、和解、妥协、合作的工夫和功夫。”（《杂著》第307页）在谈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李泽厚厚颜无耻地指出，“……我始终拥护邓小平紧抓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这两条，并也认为一切有关的政治改革，包括各方面的民主、自由，也只有在这前提下，根据中国的情况，有计划和有步骤地，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地逐渐前进、推进，才能真正搞好。”（《杂著》第313页） 但李泽厚也指出，“不要革命，并非不尊重过去革命所高扬、所提供、所表现的英雄气概、牺牲精神、道德品质、崇高人格。它们仍然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太上立德’，这些英雄们在这个方面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杂著》第319页）

后来“告别革命”还出版了对话录。对此，海内外的一片“声讨”浪潮。

为什么呢？

因为，“告别革命”与“三个代表”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虽然在大陆，《告别革命》被列为禁书，至今不准出版。官方学者批判“告别革命”是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旨在反马克思主义，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但是，“告别革命”是为“三个代表”打前站的，到海外来试试水温的，而这毕竟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李泽厚提出的“告别革命”观念，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把国产化为党产和私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李泽厚指出，“‘革命’可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1949年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长期以来，中共所强调和突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它的“阶级性”、“斗争性”、“革命性”，什么事情，前面只有冠以“革命”一词，似乎就显得特别崇高、神圣、伟大，这已成了不容半点质疑和动摇的定论。至今不是还有人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不是还有人呼唤“文革”吗？

但是现在不同了，共产党有钱了，富起来了，需要三个代表了。

（二）

本来，李泽厚刘再复这件“脚夫的工作”、“轿夫的工作”、“交付的工作”……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和六四屠杀的血迹一样，被人渐渐忘记。但是“李泽厚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38ha11）还怕世人健忘 ，故意发出《刘再复：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一文，刺激大众的麻木。

这厮写道： 

一九九二年秋天，刘再复“受聘”到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教授。邀请我的是系主任柯罗教授和著名的现代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教授。我到Boulder时，李泽厚先生刚出国，胸中的中国情结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我则仍然是满脑子“中国”。因此，总是倾听着李先生关于中国的讲述。当时他说得很多，但有两个基本观念让我难忘：一是中国很大，很丰富，很复杂，看中国一定要宏观地看才能看清楚。微观之下，到处是问题；但从宏观看，它还是在进步。二是我们要对过去进行反省，也只能着眼于大思路的反省，即基本理念的反省。这两点一下子把我“点破”了，当时我立即想到：四九年后的新中国，如果不是守持“继续革命”的大思路，而是把民族生活重心及时地转向和平建设，那就好了。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泽厚兄的时候，他立即表示，我们可以就基本大思路的问题进行对谈，就叫做“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我非常高兴，马上想到应当走出二十世纪的思想框架了。于是，我们便以二十世纪的历史主题“革命”为中心不断地对话。这中间又涉及到哲学、文学、艺术、历史、伦理学和种种意识形态。在科罗拉多高原上，上帝把我们抛到一起，我意识到机会的难得。我知道眼前这位熟悉的朋友是中国最有智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有幸和他对话，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是为了学习，为了探索真理。因此，他所讲的一切，我都记在心里，几乎什么也没有漏掉。一九九二年秋我到瑞典之前，对话已基本完成。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宿舍，我的妻子开始整理出录音的部分，我作了修正，然后又由她誊抄一遍。而记在脑子里的那一切，我则一页一页反刍出来，写在稿子上。一九九四年回到Boulder时，我便把整理完毕的稿子交给李泽厚先生，他很快就进入阅读与修改。其态度之认真，很让我感动。大约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于一九九四年底，全书就基本上定型了。我选择了一些章节在《时报周刊》（台湾《中国时报》社所办）刊登，而把整部书稿寄给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副社长刘文良，他立即发稿，第二年（一九九五年）便正式出版了。大约是书名很显眼，加上“革命”主题是大家所关注的题目，因此，第一版很快就卖完，接着又印了两版。关于《告别革命》的成书过程，我在序言中如实地记录于下：

一九九二年一月初李泽厚来到美国，而且来到科罗拉多，他在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我在科罗拉多大学(Uof Colorado at Boulder），相距只有两小时的高速公路。于是，我们见面、打电话很方便，自然就常一起谈论。抚今追昔，海阔天空，谈哲学，谈文学，谈中国，谈美国，谈毛泽东的乌托邦悲剧，谈邓小平的“实用理性”，谈政治、经济、文化、情爱的多元。在国内时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一直把李泽厚视为师长，认真读他的书和他的文章，并深受他的学说的影响。那时我们虽也常见面，但彼此都太忙、从未像此次赢得如此充份的时间进行如此充份的交谈，在遥远的异邦，天长地阔，我们竟能同处一地，这真是天降的学缘。

开始我们只是随便聊聊，但我很快就发现李泽厚谈论的内容许多是他著作中未曾表述过的，他的许多学理性见解非常独到和宝贵，确实称得上“真知灼见”。这两三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的急速变迁中，社会问题极为庞大而复杂，也因此，学界各种似是而非的看法特别多，加上商品潮流的冲击，人们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也喜欢故作惊人之论和故张怪诞离奇之目，让人深受刺激而莫衷一是。在这种状况下，我特别感到李泽厚的充满理性的谈话，非常难得。我所说的理性，是指扬弃情绪、扬弃道德义愤的思考。李泽厚一再表明，他的思索只对两者负责：一是对历史负责，一是对人民负责。有责任感才有理性。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在国内学术界就遭遇到两面夹攻：一是极左教条主义攻击他“自由化”，二是某些年轻朋友抨击他过于“保守”，但他在众声喧哗中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条路，就是理性之路。 

在整部对话录中，有一小半是靠录音整理出来的，而大半则是靠记忆而书写下来的。当然，两种方式最后都由李泽厚作了仔细校阅和补正。我所以能记下来，一是因为李泽厚的谈话思想明晰，便于记忆。我平素读书就注意读思想，不太注意读文采，所以脑子中的思想胶汁比较多；二是我对李泽厚格外尊重。《犹太智慧》中有句悟语：对人心悦诚服可帮助你的记忆。我对李泽厚正是心悦诚服，格外尊重，并觉得，他的宝贵学识，是值得我调动生命的黏液去把它嵌进自己的心灵之中的。无论是在上学的年轻时代还是已当上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我都这么想。在当文学所所长期间，我常借着可坐小车的“特权”、跑到几十公里之外的皂君庙去听他“坐而论道”，我的《论文学主体性》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我读到他的《康德哲学和主体性论纲》之后，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并隐约地感到，我将要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进行—次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令机械反映论作雾散雪崩，而《论纲》就是我的起始之点。所以我一再说，大陆主体性理论的始作俑者是李泽厚。关于这一点：文学研究所的两位优秀的年轻学人陈燕谷和靳大成在《刘再复现象批判》中曾作过精彩的表述。他们说：“必须公正地指出，在我国，主体性问题是李泽厚首先提出来的。当‘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很多人还处于思维混乱的情感宣泄状态时，大部份人还在抚摸昨日的‘伤痕’时，李泽厚即以其独到的洞察力和思想深度为创造成熟的历史条件进行了宝贵的思想启蒙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思想纲领的制订者，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包括刘再复在内。《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主体性论纲》以及《思想史论》三部曲，他的著作一再成为当代文学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对康德、对马克思的主体理论的创造性阐述与发挥，使这种思想像一股暗流潜伏在每一个热血的思考人生的人心中。”

《告别革命》出版之后，很快就在社会上产生反响。会有反响，我是想到的；但产生如此强烈的两极性反响。倒是在我意料之外。所谓两极性反响，就是肯定性反响和否定性反响。

（三）

谢选骏指出：李泽厚刘再复二人转一唱一和，煞费苦心地给人充当轿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虽然他们的三个代表打乱了共产党的先锋队，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化公为私、瓜分国库的“三个代表”过程，却给底层民众带来横遭剥夺的巨大苦难。这种内外勾结、暗箱作业，其实并不怎么体面，又怎么值得在二十多年后来拿出来大吹特吹。

李泽厚刘再复有没有想过：当你们受聘鼓吹告别革命的时候，天安门广场那数万冤魂还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历史给出一个无偿的结论。

【042、流亡是比坐牢更大的魔咒】

刘水《从鲍彤叫“郭老师”兼谈民运》（2018/03/16 发表）说：

民间通常认为，1989年鲍彤是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此说法不准确。鲍彤实则是赵紫阳在1980—1987年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的秘书。1987年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秘书帮”鲍彤升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是副部级高级官员，后又兼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政改室）主任。

1992年7月，鲍彤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7年，实际囚押3年10个月即获释。

政改室作为中共中央最高智囊机构，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

政研室的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被撤销，重建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鲍彤是首任主任；1989年，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合并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现任主任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兼任。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1987年始任政改室社会改革局局长。他在《陈小鲁回忆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经历》http://blog.renren.com/share/248054601/7042342746一文透露：1988年鲍彤主持一个研究课题：如何预防爆发学运和工运引发的社会动乱。

这是波及全国的1989年民主运动的前夕。

鲍彤的政治嗅觉很是灵敏，可见对党忠心可鉴，也表明其抵制民主运动，阻止政治开放和社会进步的真实想法。二十多年来，未见他有所反省。此非“不得不为”可迁就的。

据百度百科“鲍彤词条”介绍：鲍彤，193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高中毕业，“解放”初期是上海一所中学党支部委员、学生会主席。

以他的肤浅资历和学历，短短二十多年擢升中共核心人物秘书和智囊人物，足见其有过人之处，也可以说善于投机钻营。

1989年鲍彤还担任中央委员。上述体改委和政改室两个任职，看似虚职，实则权威显赫。

鲍彤因八九年追随赵紫阳在党内失势、重判，只是替罪羊，有些冤枉他。试想他从中共高干沦落为平头百姓，当然心有不平，对党发发牢骚也符合人之常情。但是，若说他真反共，那是极大的误解。何况党也优待他，坐牢过半即获释。八九民运人士入狱，可没谁享有大幅减刑的优待。

鲍彤从不信奉民主，不过是在六四当口入狱，外界错把他当做民运人士。我就一直这样认为。直到2017年郭文贵事件爆发，他在推特公开称“郭老师”，卖力支持郭流氓。公众非常吃惊，觉得他只是年老糊涂。我在鲍彤的“郭老师”推文下，揶揄一句“鲍老此言跟郭流氓一样可以传世！”及至看过他随后几个月的推文，发觉没那么简单。

检索鲍彤的资料，我想弄明白他出此言的思想脉络和心理动机。

原来，鲍彤是把国安编外特工郭文贵硬要引为同道，当做跟自己一样失势的体制内自己人，更欣赏郭比自己敢闹腾，所以称郭“老师”。郭流氓早年在国企干过，但从不是体制内人。鲍彤生拉硬扯壮大声势，以出二十多年的怨气。但我相信他降低身段叫年小自己35岁的郭流氓“老师”，既出于真心，也需要勇气。

郭流氓在国内倚靠国安部副部长马健等权势人物，官商勾结，诈骗几百亿财富，马健被捕，郭失势出逃。鲍彤更是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红人，六四后赵被撤职、软禁，鲍彤不单失势，还被投进监狱。从这个角度解读，他俩确有相似的命运。

鲍彤与郭文贵，实际捍卫的是带给他们个人名誉、地位和利益的中共体制，以小骂引起北京关注，希图捞回昔日荣光和利益。

鲍与郭，并不完全相同。鲍彤是对导致他失势的中共的怨恨、不甘和留恋，骨子里仍是中共的铁杆拥护者，更非将共产党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制度来反对，更能蒙蔽大众。这也算郭事件的一个意外收获。郭本质上是中共统治六十多年制造的一个合格产品：流氓成性、满嘴谎言、心狠手辣，毫无人格和尊严。

VOA“4·19断播门”之后，我即开始在推特揭批郭流氓，是海内外最早反郭的几个人之一：何清涟、艾未未、李伟东、滕彪、章立凡等人。并且断定郭的所谓爆料反腐，就是一场闹剧。最早说出“郭骗”“郭流氓”“闹剧”“刑事罪犯”，指出一些民运人士尤其是海外的，将郭捧为“民运代理人”，不但败坏了民运几十年积累的道义资源，反被郭逐个凌辱。不幸一一应验。

我很早发出“一个瘟疫郭骗子几乎让整个北美地区全部沦陷”，意在提醒海外民运人士。

我们苦苦坚守大陆二十多年，付出血泪，几次入狱追求民主和自由，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流氓当领袖，反对以中共革命方式当做实现民主的手段。我们倡导以和平手段，实现台湾式的制度转型目标。同时，反郭也是为了校正真相，恪守正义和良知。

鲍彤非为八九一代认为的民运人士。他与郭流氓没有公民意识，根本不在乎政治进步，民主宪政转型。不管他个人反共动机如何，维护赵紫阳以显正统、实为派系内斗却是事实。这非民运人士所为。

1989年8月，鲍彤被撤消中央委员资格并开除党籍。1992年7月入狱，而他所谓“泄露国家秘密罪”，即在1989年5月20日北京戒严前夕，他将戒严消息告诉政研室内部工作人员。凡是5月20日前后在北京的示威人士，都知道北京满大街传言即将戒严，根本不是“国家秘密”。

给他定罪泄密，不过是邓小平撤职、软禁赵紫阳，对其背后智囊人物的扩大化惩处借口。此举是中共内部清除异己，属于中共内部矛盾。鲍彤搭了八九民运便车入狱，再加上赵紫阳以前任职四川省委书记，当总书记反对戒严、认同爱国运动，在民间口碑向来不错，于是助长了人们的善良想象力。

鲍彤1949年4月参加中共革命同时入党，按照中共规定，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男性年满60岁退休，即算离休干部；其后算退休人员。离休与退休，在工资与住房等等待遇方面有天壤之别。

鲍彤的年龄和革命资历，远比邓小平之后的历任继任者要老得多，甚至曾是他们的“领导”；还在于他卖力维护中共和一个领袖，反被削职入狱。他当然不服气，也是缘由之一。

鲍彤毕竟不是中共决策人物，仅提供政策建议并执行命令，算是平庸的恶。但是，也应看清他在郭事件中对公众的误导性示范。

假若现在当局恢复鲍彤的副部级离休待遇（没查到政改室主任是否是部级高干），不用当局劝说，他自己立马闭口不再“反共”，因为他个人“反共”的目的达到了。他可能还会提出平反，但这牵扯赵紫阳等系统内一批人物，当局不会答应。

2000年，鲍彤在香港出版《中国的忧思》。

反共并不必然等于认同民主制度，反共是夺权，改朝换代，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许多人想当然以为反共就是为了民主，并非如此。

最显见的例子是蒋介石，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他屠杀共产党的人头多，从1927年“清党”（中共党史称“4·12反革命政变”）、围剿“红军”、国共内战，台湾白色恐怖杀害共谍两千余人，一直到他去世，起码有几百万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被他杀头。但是，蒋介石终究还是一个独裁者，与民主绝缘。

正确的立场应是站在民主理念和规则来建立公民社会，以公民博弈强权，从而实现民主制度；而不应该是为反共而反共。这应是制度转型的基本思想和路径。

前者导向制度转型——从极权专制制度转为民主制度，它首先指向的也是反共，但落脚点在民主制度；它不光换人，重点在转变制度。

而后者指向的首先也是反共，但是落脚点是朝代更替；它不转变制度，只换个统治者。就像民国取代清朝、中共取代民国，中国历史就是如此演进。国民党和中共初期，没少喊“自由、民主、宪政”口号，忽悠了大众、知识分子，结果均走向极权独裁。

二者在反共上有重合。那么，是否利用为反共而反共人士，达成初步合作？这当然不是问题，但要警惕他们后期会成为民主的反对者。譬如，反政治文明的毛左不分老幼，大有人在。

回到现实中国，反共的人太多了，只是反抗程度、方式不同。普通人只是不相信、发牢骚、恨自己没机会从体制捞取好处；官员为升官、利益不均而不满。反共表现在不满、发牢骚、不相信、冷漠以待，但不寻求正面对抗。

因为在当下中国，有钱就可以实现“局部自由”，金钱购买房、车不用说，还可以购买优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和食品等等资源，出国旅行、子女留学、甚至移民都很容易做到。看看三个数据：2017年出国旅行人次达到1.3亿；2016年出国留学人数54.45万人、来华留学人数43.3万人，三项数据均居全球榜首。（数据分别来自《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2017年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这并非说中国就是自由国家，而是人们宁愿舍弃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用金钱购买“局部自由”。正面对抗、挑战具有被镇压和迫害风险，而政治反抗的目的是实现民主、自由，那么绕过正面对抗，单纯靠金钱也可以实现局部自由。这就是当下所有中国人的务实选择。不管是否认同他们的选择，这个事实不能回避。

这也是苏东、韩台等国家民主转型后新的特点，需要新的转型学说提供理论和思想支持。

异议民运维权事件和人物的涌现，社会底层权益的极度缺失，固然是判断一个社会的基准尺度，但也不能忽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思维和行为定势。

民运中心在中国大陆，但民运热却在海外。大陆镇压和言禁严厉，这不难理解。但是，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对大陆的了解仍停留在流亡前的十多、二十年前，或者仍延续曾在大陆民运中所扮演的不成熟角色，尽管有的人流亡后接受过西方教育。这从他们所用的语言、思维方式、对民主的理解、实现民主的路径等等方面表现出来。

海外民运人士普遍进入中老年，后继无人，针对华人留学生和中国游客的在地运动基本空白。许多人成为键盘革命者。 自由成为双刃剑，他们无法逃脱“流亡成为仅次于坐牢的惩罚”的魔咒。

郭事件肇始之时，民运人士尤其是海外的对郭流氓的主动追捧，完全将民运整体推入被公众唾弃的地步，更是将坚守大陆和陷狱者政治抗争的道义性和正义性完全消解。

民运需要观念转型和知识更新，以应对现实中国。空喊口号、恶捧吸引眼球、消费大陆异议维权人物，只会被大众抛弃。

利益和阶层诉求，将是未来中国反抗运动的特点。“八九”的黄金机遇，不会再有，除非爆发经济危机。尤其是九零后，普遍接受过中学和高等教育，独立思维和利益意识，非常饱满。他们更不愿承担历史包袱。可以说中国人麻木、奴性、势利，只有危急生存根本，他们才会走上街头。

这也是我在2012年南方周末事件和反日游行两个现场的的亲身感受。

反共对当下中国人没有丝毫吸引力，这也是民运30年没有成果的原因所在。需要用民主观念和正义行为，带给他们更多的权益预期，这才能吸引他们。

民运没有门槛，不需要任何人和组织命名、认可；所有信仰民主者，都是民运人士；民运也不以少数人的败坏而停息。民运面临的困境：功利化、空心化和幼稚化。

同理，如果民运丧失社会正义和良知原则，将跟中共无异。

鲍彤的反共具有体制内派系争斗色彩，跟大多数人抱持的“我个人能得到多少好处”，没有本质区别。

（此文撰写当中，适逢陈小鲁去世，拖沓至今写就。

谢选骏指出：刘水引用了“‘流亡成为仅次于坐牢的惩罚’的魔咒”一说，不知他经历过流亡与坐牢双重变奏没有。而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流亡是比坐牢更大的魔咒”，因为流亡者丧失了母语的环境，也失去了敌意的压力。为什么有人愿意坐牢也不愿意流亡——因为在祖国的牢里，政治犯还是一个重要人物，尽管遭受着巨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里面，有一种“承认的价值”。但是在国外，就什么都不是了，比孤儿都不如——难怪有些人到了国外又回到国内去了，有的反过来成为爱国贼了。因为，流亡是比坐牢更大的魔咒。但是有了互联网以后就不同了。可以看见祖国的消息了，也可以让祖国听到自己的声音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互联网使流亡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风云际会。从“流亡这个比坐牢更大的魔咒”里，因此产生了出人意外的祝福。

【043、六四30年，解放军全歼】

《可怕 中共前军委高层已全军覆没？》（2019-02-21 综合新闻）报道：

中国军事法院近日以受贿罪对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判处无期徒刑。这项判决是在解放军反腐沉寂一年多后、中国“两会”前做出的，备受外界关注。

今年68岁的房峰辉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与其几乎同时受查的另一名军委委员张阳于当年在家中上吊身亡。中共军方多名高级将领的落马让外界浮想联翩，甚至有媒体称“军中前最高层全部落马”，这样的表述显然有误。

习近平自十八大上任以来，中共的反腐运动遍及解放军最高层，被查高级将领多达百人，如此罕见的打击力度也遭到外界的过度渲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20日在题为《房峰辉也是大老虎 军中前最高层全部落马》的报道中称，习近平反腐近几年共有150万党员干部遭到清洗落马，但并未对“军中前高层全部落马”这样的表述作出任何解释。

尽管解放军高层不断传出官员落马的消息，甚至有的深受传闻困扰，但至少目前并非外界所说的“全部落马”。

曾有香港媒体披露，已经落马的中共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曾参与中共十八大军委架构的规划，那届军委委员除了房峰辉、张阳之外，还有一些委员也是郭徐余毒。

翻看中共十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除了现任军委主席习近平，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张又侠，及国防部长魏凤和外，房峰辉、张阳被宣布受查，军委前副主席范长龙、前国防部长常万全、前后勤保障部部长赵克石、前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前空军司令员马晓天均已退休。

今年72岁的范长龙自中共十九大卸任军委副主席职务后屡受被查传闻缠身，但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而是多次现身公开场合，就连最近习近平春节看望的中共老同志名单中也有他。

除范长龙外，习近平在今年春节看望的中共军方老同志还有常万全。今年70岁中国前国防部长常万全河南南阳人。公开资料显示，1947年出生的赵克石是河北省高阳县人，和范长龙、常万全一样，在中共十九大上因年龄原因退休。

1945年出生的吴胜利数次传出被抓，但又数次亮相辟谣。尽管负面传闻缠身，但其在位中共海军期间给人印象深刻，不仅主导过海军亚丁湾护航行动，还担任过2009年解放军海上阅兵总指挥。吴胜利最近一次出现在官方场合是出席2019年的“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与常万全同龄的马晓天是河南巩义人，不仅是一名军中红二代，还曾是中国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副团长。马晓天在上述“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中也有现身，这是其自2017年9月卸任空军司令后首次公开露面，他的儿子张昊在2019年1月份还获得了习近平的嘉奖。

由此看来，中共上一届军委高层并未向外界报道那样“全部落马”。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高级将领真的没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放军高层是否还会有像房峰辉、张阳之类的郭徐余毒被查，仍需观察。

网民哀嚎：

起个昵称比较难 2019年02月21日 23:12

《铁齿铜牙纪晓岚》，和珅：隔一个砍一个准有漏网的，全砍了可能有个把冤枉的。

千百年过去了，中国依然是个封建国家。

三全食品出事了，我想问问外面中立的网友，十年前的三鹿事件时，当局作了什么保证？这十年中发生了多少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其他国家在这十年中又发生了多少？

Sans2000 2019年02月21日 19:32

据史书记载，消灭共军将领最多的是习家军，民谣曰：撼解放军易，撼习家军难！

g2j2 2019年02月21日 18:05

习总厉害！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覆没，我习家军从无到有，不战全胜！

叽叽喳喳 2019年02月21日 18:04

共匪官员统统枪毙，没一个冤枉的。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30年，凶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遭到了全歼。如果再过30年呢？那么万恶的中国共产党是否也会如此下场呢？这就是我一再说的“天解决”和上帝的审判——比“人解决”和人民的愿望还要巧妙。六四30年，解放军高层全歼！

【044、六四大屠杀的直接继承人被一网打尽】

《牺牲所有领导人！保了习皇帝个人终身制》（2018年2月28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共政权出人意料地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还未召开的时候即把习近平要求的修宪内容以“党中央建议”的形式昭告天下，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内容当然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迫不及待。瞬时间，伴随着外部世界的一片挞伐之声，中共自己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齐唱颂歌自然不足为奇，令人恐怖的是中共人民日报居然能够把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美化为“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上人民网欣赏一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宪法保障》一文。该文中说：“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涉及修改宪法的有关内容等，载入国家根本法，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人民日报》2018年02月26日01版）

笔者也注意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这篇“命题作文”中所谓“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一句，根本就把国家副主席忽略不提。道理就在于人人都知道虽然这次修改宪法的核心目的只是为了将习近平思想“法定”为国家指导思想，恢复文革宪法的做法——将中共领导地位重新写进宪法正文，以及为习近平个人享受终身制待遇扫清法律障碍，但因为宪法条文中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这两项职务是被做为同类项绑在一起叙述的，没有必要在新的习氏宪法中把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分成两项各自表述，令前者取消任期限制，后者继续保留任期限制。

在这份修改宪法的“党中央建议”内容里，不但没有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正副职还有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正副职领导人的最多连任两届的规定取消，而且就增设国家监察委的相关内容里也相应规定了该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最多连任两届。这就说当年被邓小平下令彻底废除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并没有被习近平全盘恢复，仅仅是为他实现个人人终身独裁统制的需要，把最高领导人一个人的无任职期限---事实上也就是终身制——从“法律角度”固定下来。

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是实是虚，是单数还是多数，在每五年换届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习近平不但没有可能令某位国家副主席连任三届或者更多，更大的可能是每任一届就会换人，道理就在于他习近平在扫清了自己一个人享受终身制待遇的法律障碍之后，目的就是要通过了除他自己而外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包括军队领导人的退休换届制度、“能上能下”制度来保证他个人独裁的更有效实施。

在此前提下，未来的中共国家政权层面的领导人的每次换届过程中，很大的可能会是国务院总理一般会连任两届，而人大人大委员长和党内副委员长以及国家副主席职务因为都将成为习近平对手群臣的政治犒赏，与其说是一种职务还不如说是一种待遇更为贴切，所以基本上都会安排某一个人选连任十年两届，以保证那些习近平宠幸者都能够得到一次政治犒赏的机会。

说到国家主席无任职期限等于是恢复终身制，就不能不提一下所有对“党中央建议”修宪的内容大唱赞歌的官方“命题作文”中另外一篇也在内容中没有回避国家主席任期取消的环球时报“社评《支持中央修宪建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该文中说：”国家主席的设立和职权范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几经变化，最近二十几年形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它被实践证明健全、有效。这次修宪取消对国家主席连续两届任期的限制，有助于保持上述“三位一体”，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根据权威解读，这一修改不意味着恢复国家主席职务终身制。应当看到，在党内外有一个广泛的共识，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功解决并将继续有效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层依法有序更替的问题。”

这篇文章相比于它母报人民日报的前述文章，至少还是客观地提到了“中央修宪建议”中把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取消了”而不是“完善了”。但所谓的“根据权威解读”往下的内容就和它的母报的前述评论文章一样的寡廉鲜耻了。

首先，明明就是在自弹自唱，却非要表述出一个莫须有的“权威解读”。其次，什么叫“不意味恢复国家主席职务终身制”？中共政权的历份宪法中，从来也没有一份是写明了国家主席职务“实行终身制”，只是因为没有任职时间和届数的限制所以等于是终身制。而如今把已经存在的任期限制取消，恢复了八二宪法之前的没有限制，当然就是恢复了国家主席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

日前有外界报道说：“中共打算删除宪法对国家主席任期规定，形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终生任职铺路，对此，美国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认为，这显示中共内部面对内部情势的艰难，缺乏自信。”

依笔者之见，中共政权表现出的不自信更见于如今对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举措的事实本身。习近平上台以来，成天把个“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挂在嘴边上，既然如此，官方评论为何不能“旗帜鲜明”地直接表态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反而是欲盖弥彰、掩耳盗铃，犹抱琵琶半遮面，此地无银三百两？

依笔者之见，除了不自信的原因，习近平等人更忌讳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再次引发党内外对他全盘否定邓小平的质疑的抨击。在中共官传文献中，对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评价内容是“倡导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一个重要的贡献”。

早在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即已经说过：“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

最讽刺的是，八二宪法讨论制定的过程中，更是邓小平最终拍板后以“中共中央建议”的形式同意把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国家权力机关的所有正副职负责人最多连任两届“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写进宪法的。

叙述到此，问题又可以回到外界所说的王歧山回返政坛是为了习近平在位任满十年后拒不退休“铺路”的说法是否成立？

现如今，习近平已经下令把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是重中之重的修宪内容提前公布，再讨论习近平是否需要用“反聘”王歧山出任政府职务的举措为自己五年之后不退位的计划“铺路”之议题已经没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王歧山十九大是否留任，习近平本人都不会把自己二十大上的去留和如今的王歧山联系起来。当年的“七上八下”也好，“七十岁封顶”也好，都是江泽民在台上时的“游戏规则”。但总书记本人是不受这一规则限制的。相比于当年的江泽民和邓小平，如今的习近平从独断专权的角度已经胜过邓小平，所以他似无必要效法江泽民用“年龄一刀切”的游戏规则解决王歧山的去留问题。更不需要用王歧山的十九大留任为自己二十大的愿景作什么“铺垫”。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文说的真对，真是“牺牲所有领导人！保了习皇帝个人终身制”——那么真是“天道好还”，因为这意味着“六四大屠杀的直接继承人被一网打尽”了。六四大屠杀的直接继承人被一网打尽了，那么六四大屠杀的间接直接继承人呢？什么时候也被一网打尽？

【045、六四冷漠症的澳洲后遗症】

最近，华人在澳洲被殴致死，引起公愤。

据《澳洲新快报》2009年5月11日报道，“华裔博士曹中军被暴打致死，疑犯被轻判”：

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华裔博士曹中军于去年初，在返家途中无辜被暴打致死案，在维州乃至全澳华人小区引起轩然大波，超过4000人联名上书。4名疑犯中的2人MBA和WH去年底被轻判，更激起小区民众的义愤。死者遗孀周静芳和亲友更质疑，维州公诉部门(OPP)和警方存在渎职和不作为的嫌疑。4犯中的另外2人将于今年7月受审，届时的量刑又将如何，很多人正拭目以待。

博士无辜命丧“咖喱狂欢”

2008年1月22日晚约10点45分，41岁的曹中军博士在从学校返家途中，步行至离家仅500米距离时，在富士贵地区(Footscray)的Empire街遭遇8名青少年围殴。

当晚，这8名年龄均在16至20岁的青少年聚集在该区的麦当劳餐厅。MBA和另一人提议去寻找所谓的“咖喱狂欢”(Curry Bashing)刺激，意指袭击并抢劫印度人，随后他们开车四处寻找猎物时，正好遇到回家途中的曹博士。

当时17岁的MBA朝曹博士的脸部猛击两拳，17岁的WH趁势把曹推到在地，另一名青年把曹踢到人行道上。当曹毫无招架之力地躺在地上之后，其中块头最大的一名青年将曹中军抱起，头朝下猛甩在地，并用脚猛踢曹的头部。一名案犯还在逃窜前拿走了曹的手机和钱包，抢走曹身上仅有的15元现金。

据悉，这群罪犯当晚曾连续作案数起。在伤害曹中军之前，他们曾试图在麦当劳的车道上侵犯两名女性，后者幸运逃脱；数小时之后，他们中的3人又严重伤害了另一位受害人，但幸未致命。

曹中军因严重脑部伤害，被送入皇家墨尔本医院急救，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妻子和16岁的女儿一直守在病床前。昏迷4天后，曹中军于26日下午5点宣告不治身亡。当天正好是澳洲国庆节。

学术成就卓越亲友悲恸追缅

曹中军博士原为中国河南大学数学系讲师，1991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1997-98年曾在新南韦尔斯大学教育系任访问学者。2001年独自移居南澳阿得雷德，其妻女次年来澳团聚。曹中军2004年获莫纳什大学数学教育博士学位，期间曾担任大学学生会主席。2005年获维多利亚大学Footscray校区助理研究员职位，随后与留在南澳的妻女暂时分开，单身前往墨尔本。遇难前的2007年，由于学术研究成绩突出，曹中军刚被提升为研究员。有记者了解到，曹中军曾是学校至少6个课题的负责人，被校方委以重任。在听到独子的死讯后，曹中军的母亲在中国老家日日以泪洗面，数月后在悲痛和绝望中与世长辞。对于遗孀周静芳和未成年的女儿来说，她们则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

曹中军遇难后，维大校方通过电子邮件向全体师生发布了一份通知，公布了曹中军死亡的消息。校方高层在邮件中表示，向曹的家属致以沉痛哀悼，并强调称，“曹中军的学识对维大来说是无价的财富，我们失去了一位宝贵的同事与朋友”。同事则表示，曹“和蔼可亲，有一颗宽厚的心”。

2月2日，曹中军博士追悼会在北墨尔本的Tobin Bros殡仪馆举行，包括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官员、生前好友及众多素昧平生的华人、本地西人、印度裔等各肤色友人共计200多人参加了葬礼。

杀人不过关两年轻判引哗然

曹中军一案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华人小区反响尤其强烈。去年1月30日晚，多间大学负责人、维州警方和受害人家属在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召开会议，提醒大家注意人身安全，敦促警方严惩凶手。

维大为吊唁者开设了专门的网页，供社会各界了解曹中军的简历和更多详情。维大亦主动承担了葬礼费用和设立1万元曹晴教育基金的费用。全澳华人专家学者联合会也积极出面，呼吁华人学者及小区人士为死者家属捐款。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此起彼伏。

案发后，警方一共起诉了这群涉案青少年中的4人。其中两人MBA和WH被控过失杀人和抢劫，于去年12月22日由维州最高法院法官哈伯(David Harper)裁决，分别判处在青少年管教所服刑3年零2个月和2年零8个月。扣除候审时间，实际只须服刑两年或更短。

哈伯法官指出，MBA和WH是胆小鬼，只能袭击一个没有防卫能力的学者。哈珀称，“曹博士的死是一场悲剧，让我们悲痛和发自内心地难过”。据主流媒体报道，MBA听到审判结果时，脸上竟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得意笑容。这一结果立刻在小区里掀起轩然大波。

据称，警方曾明确表示，这批罪犯是当地惯犯，作案多次，并常常对受害人身体进行严重伤害。然而因为年龄原因，总是一再被免于起诉和惩罚。华社代表则认为，此罪行令人发指，手段残忍而恶劣。罪犯正是因为长期被法律纵容而变得肆无忌惮，法院应该做出更有社会责任心的判决，严惩犯人，制止暴力的蔓延。

　四千人联名请愿上诉仍被拒

面对这样的审判结果，死者遗孀周静芳无奈向小区发出求助信，北京大学墨尔本校友会主席周海欧博士等一批华社侨领就此正式介入，为伸张正义而奔走呼吁。

1月2日，在周海欧的组织下，10多位墨尔本侨领在莫纳什大学聚首，商议如何支持受害人家属，会上讨论了三个诉求，并决定发起上诉请愿活动。三个诉求包括：一、对判决不满希望上诉；二、受害人家属希望向罪犯索赔；三、希望对渎职或违反司法公正的警务人员或司法人员进行投诉。

2天后，在北大校友会胡上峰的义务支持下，纪念曹中军的网站正式运行，并开通请愿书的网上签名。网址为：www.caozhongjun.org。

1月6日，在唐人街侨领聚会上，周海欧宣读了呼吁上诉的倡议书，数十个社团领袖当场签名。随后一周内，网站访问量达数千次，签名者踊跃不绝。澳洲本地的维权组织，如反对宽松量刑组织(PALS)、罪案受害人支持协会(CVSA)、澳洲团结党，以及其他州的多个华人社团都纷纷表态，支持上诉请愿。

1月13日，已征集到的2000多签名及请愿书由富士贵地区工党议员汤姆森(Marsha Thomson)转交维州总检察官胡尔斯(Rob Hulls)，但未获得任何反馈。与此同时，维州影子司法部长克拉克(Robert Clark)则提供了一系列帮助，如联络维州公诉部门负责人Jeremy Rapke、为死者家属推介两位愿意免费服务的律师，以及表示愿致信相关部门和在国会提起议案等，以帮助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1月21日，维州公诉部门召开会议，请愿组递交了4000多人签名，但也未有结果。在上诉期限的最后一天即会议次日，请愿方接到OPP拒绝上诉的通知。受害人家属和工作组对此表示非常失望，并决定继续抗争。

记者日前在辗转获得的由Jeremy　Rapke回复汤姆森议员的一封信上看到，这位公诉人指出，哈伯法官轻判2名罪犯的原因主要基于4点：罪犯犯案时年纪较轻、主动认罪、均无前科，以及其中一人做了污点证人。他表示，公诉方找不到足够的法律支撑来提起上诉。至于即将于7月份受审的另外两名男子，他们的控罪为谋杀，量刑应该严重得多。

　警方公诉部门被指渎职

在曹中军的纪念网站上，记者看到有文章直指警务人员涉嫌渎职，以及控诉公诉机关的冷漠。

文章称，受害人家属越来越肯定，负责本案的警务人员“瑞”(音)存在纵容罪犯串改供词的嫌疑，他向家属提供的案情报告和后来向法庭以及公诉部门提供报告存在重大差别，案件事实、证人情况、犯罪责任的分配，以及罪犯作案记录等各方面都有明显改动。这些改动使罪犯所能得到惩罚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据OPP备案律师称，瑞曾说受害人家属不希望与OPP联络。该律师称这是他在案发后一直未与受害人家属联络的原因。与此同时，瑞也要求死者遗孀周静芳静候律师与其联系。文章指出，此种两头欺瞒的行为，导致周静芳直到审判结束都未接到任何公诉人的电话或者邮件，甚至不知道公诉人是谁。另外，瑞在开庭前三天(包括周末两天)才将一份关于罪犯行为对受害人家庭影响情况的调查报告寄到周静芳手上，导致后者没有足够时间来准确、仔细填写报告。

除警务人员外，受害人家属认为OPP并未很好地履行职责，对受害人冷漠，对罪犯和渎职警务人员听之任之。

据称，周静芳从未获得过OPP针对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援助服务。关于调查报告开庭前三天才寄到一事，一位OPP工作人员称这完全正常，并强调即便开庭当天才寄到，也是正常的。受害人家属还多次被警告，这类事情不能让媒体知道，否则对受害人不利。

另外，OPP对案情的了解完全基于警务人员瑞提供的案情报告。当被指出该报告与向家属提供的报告存在差异时，备案律师坚信这些差别不存在或不重要，并认为瑞提供的就是案件事实。

　破碎家庭依然热爱澳洲

曹中军的案子还在继续，周静芳和朋友们的请愿工作仍困难重重。剩下的两名疑犯将于7月16日在最高法院提堂受审，他们的谋杀罪名是否最后成立，其量刑能否令小区大快人心，数以千计的民众正拭目以待，并为之吶喊。就这点而言，周静芳并不孤独。

2月4日，周静芳女士接受了《先锋太阳报》的采访，后者发表了一篇名为《真爱不逝》的专题报道。周女士回忆了与曹博士相识、结婚和生养爱女的美好经历。她说本是非常快乐幸福的家庭，没想到遭此飞来横祸。

在这篇报道的结尾，周静芳向记者表示，尽管发生如此悲剧，她依然热爱澳大利亚。

　听听网友们怎么说

曹中军一案在以澳洲新老移民为主的华人论坛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无不为死者和家人致哀，并痛斥法庭量刑过轻，矛头直指澳洲司法体系。有网友认为，华社应举行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网友“铁马冰河”表示，“如以多项重罪起诉并被陪审团裁定成立，则量刑不应如此畸轻……澳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严重作奸犯科者的天堂。”

网友“karrylee”则谴责澳洲青少年惩教中心条件过好，不足以警示罪犯。他说，“没天理。这小畜牲估计还能在里面看收费电视，打打ps3。”

“西贝贝”难过之情溢于言表。她回帖称，“心里冷冷的，背井离乡的来到这里，居然还要面临这些……”

“pangpang”在关注案请之余，对死者家人的境况表示担忧。她说，“我昨天问起我女儿曹博士的女儿现在的情况(她们曾经是同学)，告知曹博士的女儿自从父亲去世后，就开始了吸烟，喝酒。我听了心里一抽，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她母女……这样的不幸毕竟太难以承受。”

而网友“jianshun li”则主张积极抗争。他称，“应该让整个墨尔本、澳洲听到我们的声音，应该团结起来，走向街头去抗议！”

……

谢选骏指出：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外人敢于轻视华人？就在于华人自己轻视自己，连自己在国内的权益都不敢维护，连六四受害者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到了外国谁还会尊重你们这些劣等民族？！我这里的“劣等民族”不仅指中共政权而言，也是指海内外对六四表示沉默的多数民众而言！

一个只会谴责南京大屠杀而不会谴责六四大屠杀的民族，迟早还会得到报应。下面的“澳洲后遗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古人云：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值得反思！

2009年5月11日

【046、六四受益人铲除六四受益人的胡亥主义】

《习沙场阅兵被称统帅 6常委并未出席》（2017-07-30  明报）报道说：

在建军90周年之际，解放军昨日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沙场阅兵。这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首次于建军节在非天安门地区的阅兵。1.2万名将士、600余台（套）武器装备及各型飞机100多架受阅，其中40%装备是首次亮相。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身穿迷彩服检阅了包括9个战斗群在内的36个方队，并在检阅后发表讲话，强调解放军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信解放军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海陆空火箭军护旗方队打头阵

昨日朱日和训练基地的沙场阅兵，完全按作战姿态进行。仪式上午9时举行，习近平乘坐车牌号码VA02017开篷吉普车检阅部队后，9时30分，由陆海空及火箭军200余名官兵组成的护卫党旗、国旗、军旗方队通过检阅台，拉开分列式序幕，这也是解放军阅兵史的首次。接着17架直升机组成“八一”标志，24架直升机汇成“90”字样飞过天空。在1.2万名将士的受阅队伍中，共有36个方（梯）队；其中包括1个护旗方队、1个纪念标识梯队，陆上作战、信息作战、特种作战、防空反导、海上作战、空中作战、综合保障、反恐维稳、战略打击9个作战群组成的方队。

受阅官兵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和联勤保障部队，共有28名少将担任方队领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介绍，受阅地面装备600余套、各型飞机100多架，央视直播画面显示，包括山猫全地形突击车、歼16、“东风16改”导弹等约40%首次在阅兵亮相。

习近平其后发表讲话，称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习提出强军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要求解放军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习又说坚信解放军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不作装饰 称体现野味战味

习近平讲话结束后，主持阅兵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要求，“全军一定要牢记领袖的嘱託、统帅的号令”。这是自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统帅”这一称号再次回到政治生活中。阅兵约在10时10分结束，除了习近平，其他6名政治局常委并未出席。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指出，这次受阅将士走下训练场便走上阅兵场，打破以往广场阅兵的惯例，不安排徒步方队和踢正步，不安排军乐团、合唱队，不搞观摩，并完全按照野战化要求组织，所有装备不作装饰，尽量减少与实战无关的要素。而今次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令韩卫国上将也强调，作为“沙场阅兵”，诸多细节安排都体现“野味”和“战味”。

明日是解放军建军90周年正日，庆祝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将于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

谢选骏指出：习近平大权在握，许多人黄粱梦断。毋庸讳言，习近平是六四的受益人，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于六四责任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传承。但同时，习近平所铲除的，也都是六四的受益人，其人数远远超过了他自己这个受益人的千百万倍。从这个意义说，上帝自有上帝的公平——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为六四平反昭雪呢。正所谓“无往不复”、“天道好还”。

在这一个层面，我同意裴敏欣的一个分析，在《金融时报》的一次访谈里裴敏欣认为习近平通过反腐等等手段，打破规矩，结束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意为1989年六四后的秩序）。

但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我同意不了裴敏欣的上述结论，因为习近平虽然铲除大量的六四受益人，无形之中为死难者报了仇，也为八九民运的“反腐败”、“反官倒”证了实，但却也使得自己变成了目前最大的一位六四受益人。除非习近平为八九民运正名平反，否则“后天安门政治秩序”（意为1989年六四后的秩序）是永远没有办法结束的。这一要点，恐怕是不能要求1989年不在中国更不在现场的裴敏欣予以把握的。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不名正言顺。

附录

《金融时报》：裴敏欣谈中国进入转型拐点

2017-07-14 

有美国学者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已进入转型拐点”，具备了进行经济社会转型的基本条件，但缺乏政治精英的选择。中国大陆可能会陷入统治精英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相违背的转型陷阱。

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14日发表了对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裴敏欣的采访。他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现状分析时说，有三个偶然事件影响了中国：一个是，2007年习近平被选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轨迹。他说，习近平通过反腐等等手段，打破规矩，结束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意为1989年六四后的秩序）。

第二个事件是，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它改变了中共对世界格局的判断。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当局相对谨慎，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势力占上风。金融危机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令其结束了之前的韬光养晦政策。

2008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国斥巨资救市，导致后来信用泡沫。现在看，当时的刺激经济措施过头了，后果严重。

影响中共政治轨迹的第三个事件是，2012年薄熙来被查处改变中共内部格局。习近平上台以及“后天安门政治秩序”的终结，导致中共精英抱团分赃规则结束，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

报道说，裴敏欣教授认为，在后天安门时期，中国当局不管对外对内都很谨慎，对外韬光养晦，对内以防为主，不是进攻性的政治压迫。但是，目前游戏规则变化，国内自由空间愈来愈小。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在今年秋季的中共19大后要做什么很重要。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亚太法学中心”的孙远钊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令人不能乐观：

“中国领导层现在一方面希望继续发展经济，招商引资，但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所关注的主要是思想意识、维稳等问题。这种局面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理都很清楚。中共十九大以后情况会如何，现在没法儿预测。”

裴敏欣教授对《金融时报》表示，从中国当局的需要看，解决信用泡沫，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同时要进行经济改革、去掉僵尸企业等改革需要花费政治资本，这也与中共领导人的认识程度有关。中国的问题很多涉及到价值观。

2016年的国际政治动荡，导致世界上出现“民主困境”，这在中国也引起人们对民主的讨论和质疑。但裴敏欣教授表示，虽然西方民主体制可能近来遇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短期内，西方世界的困境甚至可能会减轻西方国家在意识型态上对中国的挑战，但民主并没有变成一个已衰落的体制。

裴敏欣还指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让人信服“民主困境”是个结构性问题。比如，民粹主义目前只在英、美成功：英国脱欧公投只有4％的票数差距。在德国、法国、北欧，民粹主义没有成功掌权。西方世界并不是一片黑暗，只是美国出了问题。

他表示，虽然很难判断一个政权的未来，但根据世界历史提供的线索，从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指标看，中国大陆已经具备了转型的客观条件，但还缺乏一个主观条件，即政治精英的决策。他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经济陷阱，而是专制政权的政治陷阱。

就中国大陆是否已进入转型拐点，旅美学者谢选骏表示，中国实际上更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政治陷阱：

“如果说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曾经给中国进了两步，那习近平的政策则导致中国退了一步。此外，根据世界上的一个共识，一个国家百姓的平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时，那个国家就可能发生民主转型。而在2017年的中国，老百姓的平均收入大概才7千美元，离民主转型的水平还差一点。另一个说法是，中国可能更有可能陷入拉丁美洲似的中等收入陷阱。”

裴敏欣教授指出，让最大多数的人得到最大优惠、最大安全、最大幸福的体制仍然是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民主制有自我纠错能力。

此外，裴敏欣教授还表示，不存在所谓的“中国谜题”。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中国转型会走进死路，因为威权的统治精英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相违背。中共改革的最终目的似乎不是建立一个全面现代化的国家，而是建立一个仅仅经济现代化、一党政权永存的体制，既可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又掌握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这对执政精英是最好的，这就是中国的转型陷阱。

谢选骏指出：裴敏欣不懂所谓的“中国谜题”，其实就是“六四受益人铲除六四受益人”——兄弟阋墙是中国的古老传统，因为政治体制要求“定于一尊”，所以土耳其苏丹一旦即位，就要杀掉所有的兄弟。这其实就是秦始皇儿子的“胡亥主义”。由此可见，土耳其和新疆一样，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47、六四虽冷中国乱 如今愤青不读书】

网文《雷洋案暴露了习近平空前的治理危机》说：

2016年圣诞前夕，中国当局公布了对雷洋案的涉案执法人员不予起诉的决定，从而暴露了习近平正面临着空前的治理危机。种种迹像表明，这个决定与习近平严查和严惩这些明显违法的执法人员的初衷完全相反。习近平为什么违背初衷，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不得人心的决定？这是许多评论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习近平终于认识到，如果他坚持严查和严惩这些违法的执法人员，有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严重后果，这个后果就是大批执法人员，特别是当局高度依赖的第一线执法人员，其中包括北京等特大城市“维稳”不可或缺、数量庞大的来自农村和异地的所谓“协警”们的极度不满、怠工乃至离职，从而令中国正在急剧恶化的治安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当然，正如许多人都认识到的，对雷洋案的嫌疑人不予起诉的决定，同样会导致非常危险的严重后果，但两害相权，习近平不得不做出现在这个决定。这个选择既是执法部门坚持向习近平施压的结果，也是基于他们这样一个严峻的判断，那就是严查和严惩这些严重违法的一线执法人员，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判断固然有执法部门强烈的既得利益考量，但也有非常真实的现实依据。

理解习近平治理危机的关键之一，就是理解当前中国的治安危机。目前中国的治安危机已经很明显。习近平虽然有效地打压了民间政治力量对中共合法性的正面挑战，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刑事犯罪却越来越猖獗，令执法能力面临越来越不堪承受的压力。习近平显然低估了这一点，因此试图用对付贪官同样的办法，也就是拉下脸来“立规矩”，严查严惩。但雷洋事件终于让他明白，这一套对一线执法人员不灵。

原因很简单，一线执法人员不仅可以学官僚们进行“软对抗”，也就是不作为和假作为，更可以选择离职不干，因为大量的所谓“协警”，事实上是一线执法人员中的“农民工”。他们的待遇极低，而且在社会上得不到任何尊重。如果不允许他们在执法过程中搞点“钓鱼执法”来养家煳口，他们另有选择，包括与越来越多的犯罪团伙同流合污，从而令已经十分严重的治安危机完全失控。

执法部门之所以敢对习近平严查严惩的批示拖延不办，以致对习近平说“不”，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有消息说，在起诉涉案执法人员后，当地警方已经停止抓嫖，直至这次宣布不予起诉）

由于对雷洋案涉案执法人员毫不掩饰、完全无视法律和法理的公然开脱，雷洋案不仅有可能加剧中国的治安危机和治理危机，而且毫无疑问正在加剧习近平的政治危机。许多人认为，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将是中国政治危机最终爆发的主要因素，现在看来，治安危机其实是一个更可怕、更危险的因素。因为只要国家能够维持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并不是那么可怕，毕竟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已经有了空前的国力和回旋余地。

正因为如此，雷洋案暴露出来的中国严峻的治安危机和治理危机，有可能比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更有效地迫使习近平反思自己的“治国理念”。我认为习近平不得不在执法部门的压力下，冒天下之大不韪收回成命，主要原因就是他看到了全面失序的严重风险。

去年底，有预言说2016年习近平要过大关。现在看来，习近平虽然成功地给自己赢得了“核心”地位，但并没有真正过关，因为这一年他给这个国家带来越来越大的失序风险。2017年，习近平将面临比2016更严峻、也更复杂的挑战。习近平如果对自己的治国理念，尤其是对自己一言堂的领导作风不做痛苦调整，他将不仅给自己，也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大的危机和风险。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给出的结果就是——六四虽冷中国乱、如今愤青不读书。是的，以后的人们，不会再像1989年的“热血青年”那样，满怀着“对于共产党改恶从良的美好期望”，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任其打来任其杀。现在的人们，要么沉默逃避，要么就是最后的爆发。下次的抗议者，不会再读书了——从“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到了“六四虽冷中国乱 如今愤青不读书”。

【048、六四屠妇邓颖超抽打周恩来耳光】

《敬爱的“邓妈妈”在“六四”大屠杀中做了什么》（2019-06-01 综合新闻）报道：

1989年六四前夕，5月17日，邓小平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19日凌晨，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老泪纵横地看望绝食学生，并用手提扩音器说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他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下去。此后赵紫阳终身遭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

当晚10时，李鹏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讲话，声称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这时李鹏的养母邓颖超做了什么呢？

七上将联明反对军队入城

5月21日，七名中共上将联名致信戒严指挥部及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

这七名上将有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据说，中共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健在的老上将，得到了七人签名。罗点点时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后被抓捕。

这封联名信曾轰动一时，内容如下：

“首都戒严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入城。”

七上将之一的杨得志则说：“外边所传七人写信是这样的：那几天情况非常紧张，军队受阻，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七人联名给戒严部队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中央。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七上将之一的萧克在会上表示：“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我相信公安干警和武警是可以维持秩序的。所以，我对军队进京有保留，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联名信上签了名。”（李鹏《六四日记》）

联名写信的上将是以下7人，下面列出他们的职务。

叶飞（1914～1999年），曾任福建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交通部部长、海军司令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

杨得志（1911～1994年），曾任“志愿军”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司令员，济南、武汉、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等职务。

张爱萍（1910～2003年），曾任中共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技委主任等职务。

陈再道（1909～1993年），曾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铁道兵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宋时轮（1907～1991年），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中顾委常委等职。

萧克（1907～2008年），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农垦部副部长，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李聚奎（1904～1995年），曾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石油工业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委、中央军委顾问等职务。

其中，叶飞、杨得志、张爱萍、陈再道、宋时轮、萧克6人在1955年被授予中共上将军衔；李聚奎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抗命的28集团军军长和政委

1989年5月19日，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时任陆军第28集团军政委的张明春少将与军长何燕然少将奉命带领部队从驻地山西省大同市急赴京执行戒严命令，驻扎在北京市延庆县。

6月3日，中共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何燕然、张明春带领部队从延庆县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部队不断受到民众劝阻，他们也始终未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强制措施，开进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据了解，第28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没有抵达指定位置的戒严部队。

直至6月4日清晨5时30分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过后，第28集团军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由于中共军队的血腥镇压，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清晨7点左右，第28集团军在木樨地附近被民众堵截。

中共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对第28集团军反击，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但张明春和何燕然始终没有下令强行突进。下午5点，第28集团军全部撤走。

“六四”事件后，何燕然和张明春被降职。

 38军军长徐勤先拒绝带兵入京

“六四”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第38军军长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得知没有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后，拒绝带兵入京镇压学生和市民。

事件过后，徐勤先被开除中共党籍，并被中共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江泽民乘势上台

1989年5月，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被迫下台，而“六四”前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受赵紫阳批评的江泽民，因坚决支持邓小平镇压学生，踩着学生的血夺得了中共最高权力，成为“六四”屠城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江泽民实际上也是“六四”屠城的最大罪犯之一。

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给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六四”参与者认为，中共只能是历史的罪人，没有资格平反“六四”。

“邓妈妈”六四尽显本色

六四中的另一重要角色，是被中共描绘成“邓妈妈”的邓颖超。上文看出，即便是身为男性的七上将和军人们，尚且不愿把枪口对准同胞，而邓颖超呢？假如她尚有人性，稍存妇德，在1989年六四前治国八老开会时，也许可以说：作为女性，我接受不了这样对待学生，因为在我眼里他们还是孩子，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我受不了。

作为一个女性说出这些话来，哪怕是邓小平、陈云、王震，也完全能理解。这些话，由于出自女人之口，不可能遭到邓小平等人的清算，这跟男人赵紫阳就不一样了。

邓颖超是李鹏的养母，六四前夕在李鹏发表措词强硬的“五一九讲话”后，引起首都大学生不满，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表示了更加强烈的抗议。5月20日，李鹏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在此期间，李鹏曾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邓颖超此时做了什么？她充当了李鹏的后台，支持李鹏。这个缺乏最基本的“母性之爱”的“邓妈妈”在六四事件中，真是尽显以往本色啊。

谢选骏指出：作者惊叹邓颖超在六四屠杀中的母狗角色，可能因为不知道悍妇邓颖超抽打周恩来耳光的事情。周恩来是个阴险狡诈残忍的刽子手，亲手曾经自己的同党顾顺站一家几十口人；但就是周恩来这样一个刽子手，悍妇邓颖超竟然有本事抽打它周恩来的耳光——事缘周恩来送了一条围巾给一个同党的妻子，六四女屠邓颖超发现后不依不饶，冲上去又抓又打，把刽子手周恩来小心保养的狗脸都挠破了。而周恩来却不敢发怒，反而不断陪着笑脸。因为周恩来是个吃软饭的家伙，依靠邓颖超母女生存下来的。邓颖超曾经怀过孕，但却生不出孩子，所以一直对孩子抱有一种极其变态的心理。这可能是她沦为六四屠妇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恩来所以对毛泽东卑躬屈膝，就是因为毛泽东长得像个阴阳怪气的老女人，所以怯懦卑鄙又断绝后代的周恩来就把毛泽东当作邓颖超的老娘来加以顺从服帖了。这是一群怎样的狐群狗党啊。他们干出任何变态的事情大家都不必惊讶。这些罪犯恶鬼任何社会都有，但是他们能够大权在握而且持久不衰，说明中国社会是恶贯满盈了。结论是什么呢？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

【049、六四屠杀31周年烛光晚会照亮全球历史的进程】

《港支联将不顾警方反对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2020年4月23日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甄树基）报道：

有传媒报道香港警方将封杀每年一度的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警方倘若假借疫情之名对每年一度的聚会进行打压，扭曲法例，禁止集会，全港市民势必自发走出来抗争到底。苹果日报引述他说：“一定反抗，不会退缩。六四，维园见！”

警方日前的大围捕拘捕了15名香港著名民主运动人士，其中支联会正、副主席李卓人和蔡耀昌都在被捕之列。

早前明报引述消息报道，由于政府实施的“限聚令”（4人以上聚会即属违法）延至5月仍生效，警方将不会批准5月1日劳动节游行，若主办单位坚持游行将违法；现阶段警方亦不会处理民阵7.1游行申请。报道更指，警方有意在限聚令下月7日结束后，谘询律政司意见，探讨公安条例中“公共安全”是否包括衞生安全，作执法参考，企图阻止支联会举办六四烛光集会。

李卓人对警方无限扭曲公安条例表示惊讶，“游行、集会同公共卫生有什么关系？这是无限上纲上线，那以后都不要游行集会啦！”六四烛光集会无间断举办30年，他称若警方在限聚令解除后，仍假疫情之名行打压集会之实，进一步收紧游行集会自由，支联会和香港人势必行出来反抗到底，“首先要做的是光复返集会权”，力争烛光在维园燃起，“一定反抗，不会退缩。六四，维园见！”他又指一旦警方不批准申请，支联会将上诉，若上诉不果会提出司法覆核。

已申请5.1游行的职工盟主席吴敏儿表示，警方仍未联络他们，“现在是半天吊，不知道（警方）想些什么”，职工盟明日将讨论应对方案，包括考虑更改活动形式。她批评警方放风拒批游行做法不当，过往有政党四人一组活动，亦获警方接纳。职工盟facebook专页指，申请游行时提出以四人一队、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进行，认为警方没理由反对。

至于7.1大游行，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警方仍未处理申请，“完全没反应”。他强调游行集会自由是宪制上的权利，不是单凭衞生安全便可剥夺，“如果觉得不批准游行就可以解决到问题，我觉得她（林郑月娥）是妄想。”他提到日前以色列特拉维夫集会中，参加者在保持社交距离下进行，警方应提供相应方法，协助公众安全地参与集会或游行。

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颕匡指，团队有意举办6.12一周年集会，但未申请。他批评警方以疫情为借口阻止集会，“今日是衞生，下一次可能是劫案太多，再下一次可能是下雨”，公安条例属恶法应予废除。他又批评警方打压游行集会不智，“禁了市民集会，禁不了市民个心”，若集会遍地开花，警方更难管理。

法政汇思召集人、大律师吴宗銮告诉苹果日报，公安条例下公共安全是指公众秩序等情况，不包括衞生安全，“所以政府先要另外立法限聚”，若警方以公共衞生为由，以公安条例限制集会，集会发起人应具基础就警方决定提出司法覆核。他又指，限聚令无否决聚集，若集会符合法令对人数和距离的要求，理论上不应阻止。

保安局长李家超没有正面回应是否不批准5.1及6.4等游行集会，仅表示警务处长会按照公安条例处理。警方回覆指，5月1日及7月1日分别有两个及一个团体申请在港岛区举行公众活动，正在处理；截至昨日未收到6月4日在港岛区举行公众活动的任何通知。 

谢选骏指出：港支联不顾香港警犬反对、坚决举办六四屠杀31周年烛光晚会——这很有必要！因为六四屠杀所激发的东欧革命，一举摧毁了苏联帝国，从而揭开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纪念六四屠杀，可以照亮全球历史的进程！

《封藏30年的“六四”照片公诸于世》（纽约时报 2019年5月31日）报道：

1989年4月，北京顶尖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改革者胡耀邦去世，自此拉开了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的序幕。香港——30年来，刘建一直保存着60卷胶卷，并让它们远离公众视线。

1989年春，当一场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引来成千上万名支持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时，20岁的他在北京学时装设计。他被这场运动的精神所吸引，对抗议活动进行了50天左右的拍摄记录。刘建说抗议者要求更大自由、呼吁惩治腐败的胆魄令他为之振奋，于是着手捕捉他们的满腔热情。“我觉得这个国家未来会是越来越好的，”他说。然后，在1989年6月4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朝活动人士和平民开枪，造成数百人甚至可能数千人死亡。

那个早晨，炎热的夏日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气。他说在一家医院，看到大约20具弹痕累累的尸体放在地上。作为见证，他拍了最后几张照片，便匆匆离去。“我真的受不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多年来，他努力想要忘记曾亲眼目睹的杀戮，他把记忆封藏在当年他用一部模拟相机拍摄的60卷胶卷、约2000张照片里。把照片公之于众后，刘建加入了一小群中国的历史学家、作家、摄影师和艺术家行列，他们一直在努力记录中国历史上中共想要从公众记忆中抹除的章节。“只有到了一个民主、和平的环境下才可能去反思这件事，”他说。“在独裁统治之下你是不可能去讨论这件事情。”

刘建此前在北京经营一家摄影工作室多年，2016年前往洛杉矶学习英语。3月份，他托朋友们把底片从中国带给他，一个月前，在转成数字文件后，他重温了自己30年前拍摄的影像。

刘建曾透过军车车窗拍摄过未持枪械的士兵年轻的面孔。“我觉得他们真的惊慌，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他说，他觉得他们也许还不到20岁。但当士兵向人群开枪时，屠杀的到来令他猝不及防。他说他在一家医院看到被枪杀的人，他们的尸体有的缺了胳膊，有的头骨破碎。出于尊重，他把相机收了起来。“我觉得拍这些对他们是太不尊重了，”他指的是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我拍了一些身体还算完整的。”这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宣传车，是学生们当时对外发布信息的中心。“他们无论是学生也好市民也好，还是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个运动也好，甚至包括共产所说的暴徒、动乱，”他说，“这些年轻人最不该死。他们不应该被子弹打死。我觉得这个是从哪里说也说不过去的事情。”

镇压事件后的那几天，全副武装的士兵涌入北京，刘建不敢走出家门。当局后来逮捕了数千名被怀疑为异见人士的人，并将很多人关进监狱。“这几天浑浑噩噩就过去了，”他说。“所有的人都低着头走，一直到今天。”

现年50岁的刘建决定在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的帮助下公开这些照片。该组织位于加州，为经济困难的异见人士及其家人提供资助。刘建称，当他意识到十几岁的女儿对这场大屠杀闻所未闻时，就决定要做点什么。他女儿2016年前一直在中国上学。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同样毫不知情，这是中国政府成功禁止讨论这起暴力镇压事件所致。“我觉得中共它实际上在一个谎言下建立了这么一个政府，”他说。“它非常害怕，更多人知道真相。所以我决定把这个拿出来。”

谢选骏指出：这个刘建，到了美国才拿出他的中国照片来售卖，此前甚至向自己的亲生女儿隐瞒真相——这就是共产党中国的社会基础！但是，六四的人血馒头其实不是那么好吃的！现在已经到了全球吐血的地步——全球瘟疫就是全球吐血的第一步！不断纪念六四屠杀，可以照亮全球历史的进程！

【050、六四屠杀促成了东欧的自由】

《肖普朗古城 断壁残垣中窥见历史的痕迹》（2018-06-02  澎湃）报道：

奥匈边境公路边，远处的村镇已是奥地利，当年东德人从这里穿越奥匈边境，借道奥地利前往西德。

晚上九点多，驾车进入肖普朗市区，街上连一个行人都看不到。夏日欧洲，日落时间极晚，此时仍有斜阳。酒店位于山坡之上，推窗远眺，刚好能见到老城那些斜斜的屋顶，还有间中高耸而出的教堂尖塔。

从维也纳机场出来后，相距仅七十公里的匈牙利西部边境城市肖普朗就是我的第一站。次日，我将前往奥地利东部边境的小城鲁斯特，晚上再回到肖普朗附近的匈牙利小城克塞格。换言之，24小时之内，我将三次跨越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国界。

在申根区内，这种频繁穿越国境之事原本不值一提，因为“申根无国界”早已是固有认知。有时，你驾车穿越国境时，甚至没有任何标志，只有国内手机运营商的短信才会提示你。但从2011年因“阿拉伯之春”导致的中东乱局出现后，中东难民大量涌入，欧洲部分国家之间再次出现岗哨，奥地利就在与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边境接壤处设卡。

位于肖普朗附近的奥匈两国旧边境站，在签署申根协定后，这类边境站全部废弃，仅保留建筑。但在难民危机后，部分边境站重新开始使用。

时至今日，尽管可以说难民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岗哨也只是象征性值守，并不拦车检查，但仅仅是那些临时小屋和堆在路边的铁栅，已是倒退象征。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奥匈两国间穿梭，几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因此对这倒退感触更深。何况，眼前的千年古城肖普朗，原本分明诉说着欧洲曾经的进步。

根据我的经验，在巴黎这样的城市，亚洲游客以中国人居多，商场里买买买的更不必说。可在那些冷门小城里，难得见到的亚洲面孔基本都是日本人——在华沙附近小村塞佐瓦渥拉的肖邦故居聆听音乐会的老夫妇，手持日文版“地球步方”攻略书，在比利时小城迪南探访萨克斯(就是乐器萨克斯管的发明者)故迹的中年夫妇也来自日本，在捷克山中小城特奇的老广场上挨个建筑仔细拍照的独游老者，一张嘴便是日语……

一查肖普朗的资料，中文网页不多，其中一条新闻正是:“肖普朗被日本旅游部收录进欧洲最美三十小城名单”。

被众多古典建筑围绕的塞切尼广场，立有塞切尼纪念碑。

眼前的肖普朗古城，确实担得起一个“美”字。因为时差缘故，当我踏足老城中心的主广场时，还是清晨五点半，所幸天色已亮。长条形的主广场拉远了我的视线，无人的街道沐浴在霞光之下。三位一体圣柱几乎是中欧古城标配，本不稀奇，可后来才知道，它是中欧地区第一座配有螺旋形圆柱的户外雕塑。最抢眼的建筑当然是肖普朗的标志——防火塔，巴洛克风格的圆柱形高塔，配有绿色洋葱顶和圆柱拱廊，曾日夜守护城市，预报火警。

沿着广场向李斯特大街和李斯特博物馆方向走去，可以见到老城墙的遗迹，虽是断垣残壁，仍可见昔日荣光。途经被宏伟古典建筑环绕的塞切尼伯爵广场，可见到匈牙利政治家和作家塞切尼伯爵的青铜雕像。如果你熟悉匈牙利，便会知道匈国许多城市都有塞切尼广场，就如我们的中山路一般。如今的塞切尼广场，还有一座去年才新立起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纪念碑——2016年，正是匈牙利事件爆发六十周年。作为李斯特的故乡，它的艺术气息自然也吸引崇尚小清新的日本游客。

可于我而言，探访肖普朗，只因它是泛欧野餐的发生地。

在古罗马时代，这里便曾建城，后被遗弃。公元9-11世纪，匈牙利人将遗留的古罗马城墙加固，建起新城。到1153年，肖普朗已是重要市镇，也曾是波罗的海至亚德里亚海琥珀路线、东西方贸易的交汇点。直到今天，它仍是匈牙利保留最多中世纪古迹的地方。

也正因它地处边境，曾为自身归属犹疑。它曾属匈牙利，1529年归属哈布斯堡王朝，一战后并入奥地利的布尔根兰州，1921年还曾举行过公投决定归属，最终肖普朗人选择了匈牙利。

在此后的一些岁月里，或许肖普朗人会后悔这个公投选择。作为匈牙利西部边境城市，它与奥地利一“墙”之隔，可这道墙，偏偏就是冷战之墙。

直到1989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放弃执政党地位，实行多党制。奥匈两国外长在肖普朗举行会议，给予匈牙利人自由出入奥匈边境的自由。6月27日，两国外长还一起象征性剪断了一小节边境铁丝网，预示边境线将被取消。

驾车时随手拍下的照片。当年的泛欧野餐，就发生在这样的平原地带。

这一消息引来了不少东德人，他们试图从这里越过边境逃往奥地利，但却失望地见到了仍然存在的铁丝网和哨兵。虽然哨兵并未执行原有的射杀命令，可东德人依然无从过境。

匈牙利反对党适时挺身而出，决定在肖普朗郊区的一块草地上举办“泛欧野餐会”，号召欧洲人停止分裂，建立统一的欧洲。奥匈两国政府也极有默契，约定开放边境三小时。8月19日下午，约万名匈牙利民众聚集在肖普朗郊外，一边野餐一边听演说。数百名东德人也来参加野餐会，在现场热烈气氛下冲入奥地利，假道前往西德。

此后，大量东德人借旅行之名来到肖普朗，试图在此出境逃往西方。匈牙利政府干脆于9月11日正式宣布开放边境，此后几周内就有超过七万东德民众借道肖普朗逃到奥地利，然后曲线前往西德。此事大大动摇了东德社会，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欧洲长达半世纪的分裂宣告结束。

泛欧野餐虽然发生在匈牙利，却被视为推倒柏林墙的先声，这个最终促成两德统一的里程碑事件至今仍被人铭记。每年8月19日，肖普朗都会有纪念活动。纪念逢五逢十都会做大，最近的一次当然是2014年，匈牙利与德国一起在肖普朗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亦有出席。但也正是那一年，匈牙利政府鉴于难民压力，在南部边境竖起了栅栏和岗哨。次年，奥地利又迫于难民由匈牙利涌入本国的压力，在与匈牙利西部边境的接壤部分进行封锁，就如我在自驾途中见到的那样。

这算不算倒退？

谢选骏指出：“1989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放弃执政党地位，实行多党制。”——这个事件，本来是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延伸，不一定导致共产党阵营的全面瓦解。但是，紧接着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大屠杀，却提醒所有热爱自由的东欧人，如不趁热打铁，可能坐以待毙，于是从六月开始，到十二月为止，仅仅半年的时间，整个东欧一国一国地脱离了极权主义。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进程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厚积薄发的东欧反共者没有错失良机们，另方面也是由于北京的六四屠杀警醒了世人，从反面促成了东欧的解放与自由。

【051、六四屠杀的30年麻雀效应造就了西方人的分裂人格】

“树上有十只鸟，打掉一只还有几只？”

“一只也没有了。”

这就是谢选骏所说的“麻雀效应”——大多数人不是被打死的，是被吓死的。人类其实和麻雀相去无几。

《64的30年震慑效应 造就了中国人的分裂人格》（德国之声 2019-06-04）报道：

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是否在不断缩小？中国民众今后是否会再次进行大规模示威抗议？位于柏林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与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就此话题举行了一场研讨会。

"整整30年前的这场六四事件，标志着一种全新统治模式的开端：经济上的自由化、政治上的高度压制。"在研讨会的一开始，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PB)的汉学家霍夫史泰德(Christoph Müller-Hofstede)就对六四后的三十年进行了高度概括。他认为，整个历史进程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中共当局的这种治理模式，至少从经济方面来看，"居然取得了令人惊奇的巨大成功。也因此，不少中国人，也有许多西方人士，如今都在问：当年的这场镇压，是否真的有其必要性？"

不过，研讨会现场的听众，似乎对这个问题并不买账。在主办方进行的现场快速投票环节中，绝大多数的听众都认为，当年的血腥镇压并非别无选择。

研讨会的另一名嘉宾、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随后接过了霍夫史泰德抛出的这个话题，认为当年中共当局在完全可以采取高压水枪等低暴力清场手段的情况下，却选择了暴力镇压这一方式，其目的就是要震慑全国的民众，"而这种震慑也确实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发挥了作用，造就了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分裂人格。"

林培瑞认为，当年镇压形成的震慑效应，其最大的后果就是推翻了毛泽东时代依靠共产主义理想来实现统治的政治模式。"邓小平的模式就是摒弃理想主义，让大家都能挣钱，然后不时的煽动一下民族主义情绪。"他非常不赞同"为了稳定、镇压是必要的"这种说法，而是指出：如果要实现一些变革，我们就必须接受短期内可能出现社会上的某些动荡。

穷则思变，不穷不变？

不莱梅高等学院的何珊卓(Sandra Heep)长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她认为，在震慑效应下，中国政府与中国民众达成了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即政府尽力让宏观经济、生活水平持续增长，物质上得到满足的民众则不再过多追求政治上的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这种社会契约依然有效，国际民调机构的调研显示，大部分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工作都表示满意。"

何珊卓认为，1989年爆发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很大一部分的诱因正是当时国内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其中包括改革开放并没有让城市居民明显获益、"价格闯关"造成通胀率居高不下、"双轨制"带来的"官倒"腐败现象等等。有过多年驻华经历的华裔德国记者李德辉(Felix Lee)也赞同何珊卓的这一观点，并且将1989年的情形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进行对比："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这场起源阿拉伯地区的革命浪潮也必然会席卷中国。但是，2011年的中国经济比阿拉伯地区要稳健许多，比1989年的中国更是要好太多。"

研讨会主办方进行了第二轮现场听众投票。大约有一半听众认为，如果1989年没有发生那场镇压，如今的中国会是一个更加自由化的国家。其余听众则认为，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或者很难判断。

社会契约可能被打破

随后，主办方向现场听众以及研讨会嘉宾抛出了第三个问题：今后几年，中国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过半听众认为中国民众不会再像1989年那样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示威。德国记者李德辉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至少在三、五年内，中国政府依然有足够的手段去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不过，如果拓展到十年以上的尺度，则很难说。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模式，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美经贸对抗等一系列重大挑战。如果经济增长停滞，就难以确保民众满意。"

中国经济专家何珊卓也认为，在既有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即将到头、中美贸易战雪上加霜的情况下，"社会契约被打破不是不可能。"

在随后的现场听众提问环节中，何珊卓也谈到了西方经济界应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她认为，不论如何，西方都不应该斩断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因为这对谁都没有益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设立一些红线，比如欧盟可以禁止欧洲企业与那些牵涉新疆‘再教育营’的中国企业做生意。"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更是尖锐地指出，那些只顾和中国做生意、不顾中国人权问题的西方商人，"其实心里都非常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人格某种程度上也是分裂的。"林培瑞也承认，如何在与中国保持经贸密切往来的同时真正重视中国人权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林培瑞到底读过几本中国书，多多少少明白一些事理，知道六四屠杀的30年“麻雀效应”不仅造就了中国人的分裂人格，而且造就了西方人的分裂人格！在我看来，西方人的人格分裂其实比中国人的人格分裂更加严重——中国人是没有办法抵抗，西方人是没有意愿抵抗，所以三十年来，西方大吃中国的人血馒头，这样看来，说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加人格分裂也就不是奇谈怪论了。西方人不仅人格分裂，而且急剧堕落。为什么说西方人堕落呢？明摆着的事情是“中国崛起”了——如果不是西方堕落了，共产党中国怎么可能崛起的呢？现在好了，西方人终于开始吃到自己酿造的苦果了。天道好还——这就是西方社会损人利己的缺德报应终于到来了。

【052、六四屠杀的社会后遗症】

《小孩用脚碰我，所以我送他一个过肩摔》（2018-04-29  英国报姐）报道：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遂宁公交车事件，最开始的内容只是短短十几秒的视频。

视频中，小孩双手抱着栏杆，用脚踢坐在公交车另一侧男子的手。

踢了3下之后，男子起身，抓起小孩摔向地面。

然后该男子又朝小孩头部踩了三脚（真的挺残忍的，不给你们看动图了）。

视频就这样结束了，网友们便开始点评视频中的事件，但是因为没有过多细节，评论逐渐变成了两派，一部分就事论事，讨论事件。

不少网友都觉得这孩子是熊，自己挑衅挨打活该，更有人说这种孩子父母不教育，社会上有的是人会替他们教育。

也有人说即便是熊，这个男的出手也太重了，一个7岁的小孩，过肩摔不说，还直接踩头？

另一部分有艺术天分的玩家则开始开发这次事件的衍生品，比如绘画创作…或者动图创作…

各大媒体也没闲着，毕竟评论中出现了“熊孩子”这三个字，而熊孩子一直是网友十分关注而且怨气满满的话题。

有些媒体非常明显的弱化了孩子挑衅的部分，用巧妙的措辞把矛盾全部加到打人的男子身上。

强调7岁，对小男孩挑衅的行为用“用脚碰到”来形容，不看视频内容的话，真觉得这小孩无辜。

网友也不客气，最高赞并没有说事件本身，而是对这种引导方式不满。

当然，也有偏袒打人男子的，像这位直接开始看图说话，说男子没有下重手，孩子轻伤。家长非常开心，并坦言“早就想打他了”。几小时过万的转发量，在各个新闻媒体评论区都能看到对这条内容的引用。

一张成年男子站在被打男孩后面微笑的图，被当成了孩子没事，而且家长支持打的证据。

一次性质恶劣的暴力事件，被这条微博带成了轻微肢体冲突事件。

昨天另一家媒体又深入调查了一下这次的事件，反转仿佛出现了。

文章强调孩子的“侧脸颊肿得老高，满是淤青和血痕，左侧后槽牙也有松动迹象”，并且记者还采访到了被打孩子的父亲，父亲称“他以前很有礼貌的，看见长辈都会叫”。

记者看到5分钟版本的视频里，打人男子“坐在公交车的另一侧爱心座椅上，面朝车厢，翘着二郎腿”，孩子在一旁晃来晃去，但没有碰到打人男子。

然后该男子“突然改变了之前的坐姿，侧着头跟孩子说了一句话”，正是说完这句话，孩子才去踢他。

根据记者的采访，这个孩子在他父母眼中是个聪明、活泼、开朗、有礼貌的孩子，班主任也说他学习成绩中上，只是有点管不住自己，但不会主动招惹别人。

这家人怎么都没想到，在微博上，他们的孩子被当成了“熊孩子”和“你不管孩子有人替你管”的典型。

孩子的爸爸十分气愤的翻出网上流传的他的照片，说根本不是他本人，也从没说过“早就想打孩子”这样的言论。

此文一出，有网友直呼“这才符合逻辑啊，编料的人是有多大的恶意”，“现在有些自媒体我真的服气了”等等，似乎这就是真相。

也有人指出，这篇报导的叙事方式非常有引导性，看似还原真相，实则故意偏袒孩子。

说到这，希望大家思考一个概念：事实与真相。

究竟什么是事实？事实和真相的区别又在哪？这次的事件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被媒体带来带去，出现反转再反转了。

每每发生一些可能存在争议的事件，媒体的措辞、描述事件的方式都会引导我们的思维。

这张图大家可能不陌生，没错，摆在我们面前的信息就是事实，媒体把这部分事实呈现了出来。

真相是由更全面的事实推理出来的，两者本身都是真实存在。真相与事实矛盾吗？我说，并不矛盾。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每个人在信息不全面的时候，从片面的事实中得到的真相不准确很正常。

像前两天威廉王子的这张照片，它就是事实。

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是事实，大众惊呼，啊原来这才是真相。

但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只看到了3根手指而已，究竟是“我生了3个孩子”还是“我3年后头发脱光”，除了威廉本人没人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是有限的，媒体正是来弥补这一局限性的存在。所以，媒体对事实的解读，对大众有非常大的导向性影响。

有些媒体，正是利用事实的这一特性，发生新闻的时候，故意筛选一些对它所发表观点有利的事实去引导舆论。

面对造谣，有良心的媒体应该去验证信息的真实性，再去从合理的角度推断真相。传播不实信息是大错，用引导性的措辞传播信息同样有问题。

好了，说回这次的事件，观点站队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媒体的引导性描述影响。网上的信息复杂纷乱，确实很难第一时间甄别，但重点是，这次事件双方都有过错。

一个孩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去挑衅，一个有脑子的成年人对孩子如此残忍，你们都应该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不论家长或老师怎样强调自己的孩子平时有多么听话，多么乖巧，从视频中我们就是看到了一个不乖巧的“熊孩子”。

不论大家对熊孩子有多大意见，有多讨厌熊孩子，这样恶劣的人身伤害行为就是违法的。

家长应该加强管教，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而另一边施暴男子也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警方已通报对该男子判处治安拘留15日并罚款）。

当然，这只是我从看到的事实中得到的观点，也希望我们能更多的独立思考，尝试更全面的看问题。

不论网上信息如何反转，这件事非常明显是双方都有错。我们确实对熊孩子不满，但是，段子也好造谣也罢，或是有引导性的报导，只是加速了公众对熊孩子的敌视，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看完段子和造谣，笑过了，看过孩子受的伤，心疼了。

希望我们能更多的去思考真相，做有良心的媒体，客观理性的传播观点，不再用片面的事实去引导舆论。

检察官评论：当下的中国怎么会如此的是非含混不清？这孩子再熊也还是一个孩子，他即使犯了天大的错也还是个孩子，监护人负责，轮不到一个成年男子对他如此伤害。我看过完整视频，男子先对孩子说了什么，孩子才用脚去蹭男子的。男子突然从座位上站起高高抡起孩子率在地上，然后用脚狠狠的跺了孩子的头几次，非常残忍，不忍直视。就那一摔都有可能把孩子直接摔死。这才判拘留十五天？这什么法律？怎么保护妇女儿童？更奇妙的是还有人公然谴责熊孩子。这是什么世道？

谢选骏指出：检察官同志，您是健忘还是装傻？这明明是“六四屠杀的社会后遗症”，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六四屠杀以后，中国大陆社会充满了暴戾残酷的气氛，想要仁慈和宽容一些都不行，因为那会被看作软弱和无能。

【053、六四屠杀对东德崩溃的影响】

《撼动共产党政权的示威：1989年东德垮台导火索》（BBC 记者 2019年11月1日）报道：

1989年10月9日，游行民众经过人见人怕的秘密警察总部，成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运动的转折点！

1989年，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媒体，怎样组织、发动支持者？虽然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对共产党统治忍无可忍的东德人还是涌上街头。

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星期一抗议”的组织者之一海顿豪尔（Katrin Hattenhauer）回忆说，“我们家里也没有固定电话—不准安。就算有，他们也会监听。”

10月9日那天的烛光示威成为一个转折点。当天，70000人鼓起勇气涌入市中心，第一次敢于在人见人怕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总部外游行。示威者高呼口号，“我们是人民”，“自由选举”、“不要暴力”。大约6000名武装警察和便衣斯塔西部署在街边、小巷。寡不敌众，他们没有出手。 共产党宣传对民众言行的控制被打破了。仅仅一个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事态的突然巨变令东德人和西德人同样吃惊。 

民怨民愤

此前一段时间，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内早已存在普遍的民怨、民愤。1989年，这种不满情绪迅速飙升。尽管非法，难以计数的东德人还是会偷看资本主义西德五颜六色的电视节目。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富有、供应丰富，近在咫尺但可望不可及。环顾身边，东德破破烂烂、管控严格、商店货架动辄空荡荡。

异见者受斯塔西监视、骚扰，就连人们读书、就业的选择也经常会受到制约。77岁的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拒绝改革。与此同时，邻居波兰、匈牙利都在向民主转型。“老大哥”苏联的领导人是改革派戈尔巴乔夫。受西方鼓励，他推出“开放”政策，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迫使苏联人直面共产主义政权的失误。“戈比”、“戈比”成为迫切盼望戈尔巴乔夫式改革开放的东德人经常高呼的口号。

1989年夏天，匈牙利拆除了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给迫切希望逃往西方的东德人开辟了一条通道。由于没有去其它国家旅行的可能，传统上东德人大多会去匈牙利度假。

大逃亡的东德人汇成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与此同时，还有数以千计的东德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德大使馆寻求避难。许多家庭破裂、亲人散居各地。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前往东柏林参加东德40周年国庆，敦促昂纳克改革。他说，“迟到者总会受惩罚。”东德政府宣称，他们让东德人民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建设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人会有稳定的工作、廉价的住房和公费医疗。

忍无可忍

莱比锡圣尼古拉新教教堂，连续几年，牧师旺内伯格（Christoph Wonneberger）每周一的例行祷告会成为政治异见者的避风港。

1980年代，欧洲连续爆发反对部署核导弹的抗议示威，美国在西欧的导弹基地成为最大的抗议目标。但是，昂纳克也默许东德和平运动反对苏联在东德部署核武器。当时20岁的海顿豪尔说，“莱比锡人都知道，圣尼古拉教堂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知道斯塔西也在教堂内，但是我们的活动没有被禁止，因为那被看作和平祈祷，而不是抗议。”“人们越来越团结、心齐，夏季（东德人）的大逃亡对我们帮助很大。许多人加入进来，因为他们失去了家庭成员，万念俱灰，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分享经历，决定未来怎样生活下去。”海顿豪尔告诉BBC。

9月4日的莱比锡国际节为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派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西方记者获准进入莱比锡。海顿豪尔和其它异见人士决定改变9月4日祈祷会的计划，“我们必须带人走出教堂，必须让外界看到，赋予我们的运动一个清晰的形象。”他们走出教堂，打开横幅。横幅上印有“自由集会”、“争取人民自由、国家开放”等字样。立刻，斯塔西就冲上来夺走了横幅。至关重要的是，东德政权的残暴压制被西德电视台录了个正着。海顿豪尔说，通过那些画面，东德人“可以认清政府有关我们的谎言，我们不是反革命罪犯。”

前异见人士施瓦贝（Uwe Schwabe）告诉BBC，“东德人快要忍无可忍了，永远生活在谎言、宣传中。事实是，莱比锡污染非常严重，空气质量糟糕透顶，臭气熏天。”莱比锡主要的污染源是附近的褐煤矿。

进入1989年10月，东德已经有多家不同的反对派组织，前异见人士瓦尔瑟尔（Kathrin Mahler Walther）介绍说，旺内伯格牧师是关键的协调人。“许多人认识到，在东德，他们不能成为自由的记者或者律师。所以选择研究神学，以此摆脱国家的控制。教会中有不少政府的批评者。”但是施瓦贝还说，在莱比锡新教教会中，牧师活动人士并不多，50人中只有6个，天主教会选择避免接触活动人士。

“不要暴力”

旺内伯格牧师、瓦尔瑟尔女士和其它活动人士一起在莱比锡建立起联络网络，让10月9日的抗议活动引发巨大的冲击波。星期一抗议活动已经造成的公众影响推动了时机成熟。所有人都意识到，这里真要发生变化了。瓦尔瑟尔女士回忆说。但是，许多示威者担心警察可能会开枪。当时，人们对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依然记忆犹新。东德政治局高官克伦茨（Egon Krenz）就曾公开赞扬中国的镇压。所以，莱比锡的抗议人群在街头高呼“不要暴力！”活动人士还敦促示威者，不要给警察开枪制造任何借口。

“游行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过，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曾经试图阻止自己的孩子上街。”施瓦贝回忆说。后来才曝光，其实，东德当局已经下令莱比锡医院准备更多的床位和血浆。

传媒力量

那天晚上，瓦尔瑟尔女士在莱比锡归正教会一个藏身地给旺内伯格牧师打电话，通告游行示威的情况。当时在另外一所教堂的旺内伯格牧师也接到其它活动人士打来的电话。后来，他通过电话为西德电视台新闻节目做连线采访。瓦尔瑟尔解释说，“我们可以通过西德电视台向东德人喊话。”

另外两名活动人士拉德姆斯基（Aram Radomski）和施福克（Siegbert Schefke）有摄像机，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点拍摄示威情况。瓦尔瑟尔帮助他们和旺内伯格牧师取得联系，牧师安排他们爬上教堂的塔楼。

当年的东德异见人士施福克告诉BBC，“我不敢在街面拍！后来，我在一家酒店和西德《明镜报》记者施瓦茨（Ulrich Schwarz）见面，我把录像带交给他，他当晚带回去。”转天，7万人和平示威的画面在西德电视台播出。

抗议大潮无法阻挡。一个星期后，10多万人再次走上莱比锡街头，很快，示威扩散到整个东德。施福克慨叹，“我现在60了，曾经在铁丝网那一边生活。看看现在，我一生中拥有自由的时间比没有自由的时间要更长。30年啊，我被关在高墙后……”

1989年东德政权倒台

 8月-9月：数以千计的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和奥地利边界逃往西方，还有人经捷克斯洛伐克逃出

 10月9日：7万人在莱比锡举行前所未有的大型示威，要求民主、自由

 10月18日：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辞职，克伦茨接任

 11月7日：东德政府和政治局辞职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

“意外推倒”柏林墙功臣沙博夫斯基逝世 

2019年10月2日，瓦尔瑟尔女士获颁德国联邦功绩勋章，颁奖人为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 

谢选骏指出：“人们对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依然记忆犹新。东德政治局高官克伦茨（Egon Krenz）就曾公开赞扬中国的镇压。所以，莱比锡的抗议人群在街头高呼‘不要暴力！’活动人士还敦促示威者，不要给警察开枪制造任何借口。”——从上述叙事可以明显看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对东德崩溃的深刻影响，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可以说，成千上万的北京牺牲者没有白死，他们的生命已经汇入了世界历史的经典一幕。

【054、六四屠杀否决了军人维权】

《河南漯河军嫂受辱数万老兵围警察——六四前高层紧张》（2018年6月4日 综合）报道：  

河南漯河：军嫂在地方受辱后去北京国家机关上访进行了登记。结果被漯河市公安局拘留。老兵不答应，与政府论理，接连又有一些人被拘留。小事弄成大事，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复转军人代表来豫请愿，要个说法。三万多复转军人集合漯河。

从视频画面看，当地百姓给老兵送水、送饭，很像1989年5月北京群众支持学生的情形，当时北京市民不断将食物和水送给学生们，令人感动。

漯河政府在压力下，政府道歉，停止非法行为。但6月3日晚老兵仍未撤离。正值六四敏感时期，是否会清场？事后是否会秋后算账？

5月下旬，广东老兵被打也引发大规模抗议（突发！广东罗定政府雇凶打老兵引发大规模声援）。2017年2月，发生数万老兵包围军委的事件。老兵的组织和行动力或许将成为下一次中国的“1989”。

美国之音叶兵的报道： 中国老兵赴漯河声援军嫂维权 警察围困数日

在中国 “六四”事件29周年敏感日到来之际，河南省漯河市发生退伍军人群体维权事件。来自中国十多个省份的数百名退伍老兵，其中很多人参加过核试验和越战，在抗议现场打地铺过夜，被上千警察围困了多日。这是中国政府设立退伍军人事务部以来最新一次涉及退伍军人的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

据悉，此前河南漯河退伍军人前往北京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被当地政府带回，一名军嫂被抓。事件引发当地老兵不满，一些人要求当局解释，结果被以“寻衅滋事”为由再度被抓，各地老兵赶到漯河声援，人数据说一度多达上千。

网传6月2日当局同意释放被抓老兵，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不过退伍军人是否已经散去，矛盾是否解决，漯河市政府目前还没有公开表态。

网络上流传的“漯河军嫂自白：抗议漯河市民政局对转业军人的不公”一文称，其丈夫在安置工作中遭遇“潜规则”，安置办对退伍军人量化评分，但结果排名靠后的进了市直单位，而排名靠前的没关系的随便给一个岗位。

据报道，近期河南省漯河市退伍兵军嫂翟洪莲为丈夫维权进京上访，要求当局解决其安置待遇问题，被截访人员抓回原籍拘留7天。翟洪莲被抓的消息在当地退伍军人群体中传播，数十名老兵聚集要求当局解释遭到抓捕。四川、浙江、山东、安徽、河北等省份的退伍老兵赶到漯河，网络视频显示，一些年老多病的退伍军人也加入其中，有的拄着拐杖。

此外，一个据称漯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军信用下流脏话辱骂军嫂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激起公愤。

美国之音周日致电漯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军信，电话无人接听。

河南退伍军人张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网络上看过这段视频。张勇对此表示：“负面影响很大，政府方面、公安方面。骂人侮辱行为，你作为一个当官的，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从外地赶来声援的外地退伍军人被大批警察包围，坚持数日，老兵要求北京的退伍军人事务部派官员解决问题，并高呼“打倒腐败”、“反对非法打压维权老兵”等口号。网传警察将老兵团团包围，不允许外面的人进去，但里面的人可以出去，也不允许小商贩卖东西给老兵，部分老兵因此离开。

左派网站“时代先锋”消息称，老兵断水断粮，被“里三层外三层严密封锁在一个湖心广场上了，一面靠水，三面包围”，当局出动了网络干扰车，切断了现场声援的老兵与外界的联系。美国之音记者致电“时代先锋”网站主编，对方称消息源已经失去联系。

漯河市政府办李主任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退伍军人已经陆续撤离。美国之音询问事情是否已经解决，李主任则回答“不清楚”。

河南退伍军人张勇称，各地老兵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信息，集体到漯河声援。他说，当地政府对退伍军人实施虚假安置，实际上让他们无班可上，不能就业。

张勇：他们为了实行安置，就虚假安置，也就是有单位，没上过班，和我情况一样。然后通过体制改革之后，有些单位就没有了，有些单位根本不接收，也不说不接收，就说没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要求是希望履行退伍转业回来之后政策上给我们安置的岗位。

2016年以来，各地退伍军人多次大规模进京上访，要求北京解决安置问题，数万老兵一度包围中央军委、中纪委等地，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尽管在北京，中央政府对上访老兵采取相对温和的劝退措施，但各地方政府强力维稳，严防老兵上访，肢体冲突时有发生。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表示，“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让军人受到尊崇”。

今年北京两会后，中国国务院新设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每天都有大批老兵前往退役军人事务部表达诉求，而周边也有大量外地牌照车辆及截访人员。退役军人事务部在维护老兵权益上是否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29周年之际的军人维权，生动诠释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而且说明，“人没有良心是不行的”——否则，恶有恶报，迟早会轮到自己头上。至于用“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来摆脱军人的个体责任，那现在就应该按照同样的逻辑吃点哑巴亏，不要什么维权斗争——其受损程度还远远不及29年前遭到屠杀的民众那样百分之一，你们退伍军人为何不能自己消化自己的苦果呢。所以我说，“六四屠杀否决了军人维权！”

【055、六四屠杀是共产党的天鹅之歌】

《鲍彤：“我们生活在‘六四’制度之中”》（2019年5月13日 转载VOA）报道：

2019年5月12日香港六四座谈会上首次发表鲍彤“六四随笔”——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日前表示，“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三十年来中国发生无数“小天安门事件”。中国则表示，要处理好民众维权和社会维稳的关系。

香港纪念六四向纵深发展，组织者“香港市民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正在组织一系列深入讨论六四事件的活动。星期天下午一场名为“八九民运与香港角色”的座谈会上，当年亲临天安门现场采访报道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等，以亲身采写的现场音像素材，回顾反思那次事件。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不能与会，但是特别为会议发来名为“六四随笔”讲稿，称“我们正生活在‘六四’制度之中”。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首先宣读鲍彤的发言。

鲍彤说，“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而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几乎没有不遭国家暴力镇压的”。“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信仰权、言论权、集会结社权和游行示威权都被党国没收了”。

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六四其实一直没有结束，过去三十年，中国实行的是‘六四制度’。中共利用两个方面，把一小部分自己人富起来，垄断国家的资源。第二，就是利用他们的军队和公安等等，利用的就是当年最厉害时候的镇压（工具），三十年来利用的也是这个机器，让人民害怕。”

鲍彤在书面发言中说，中共的一手是“六四镇压异己，坦克加冲锋枪”，另一手是“自己人”发大财。如今“听党话跟党走”，融汇贯通了邓小平当年“四项基本原则”的全部。这本是毛泽东的初心，问题是毛泽东做不到。“喂胡罗卜，当然远不如让他们发大财”，让社会财富潮水般朝“自己人”转移。中共认为，“两手铁硬，天下归心”。

鲍彤还说，中国的社会财富正在朝“自己人”方向急剧转移过程中，“最要命的是站队”，“能不能被党承认为‘自己人’，而不是‘诚实劳动，知识素养，守法经营，公平竞争’”。

六月四日晚八点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悼念晚会，将是香港六四纪念活动的高潮。在此之前，一系列深入讨论六四活动正在香港展开，重温历史，联系政治现实。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林和立近日主讲“中国国情”前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人对六四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很清楚。可是三十年过去了，很多三四十岁的年青人，对六四没有什么印象，出现断层。六四的后遗症令人担心，重新恢复了毛泽东的权力。”

明报援引香港教协副会长田芳泽的话说，基于政治压力，不少香港教师忧虑在教学中涉及六四会有麻烦。

截至目前，六四在中国大陆继续是禁区，鲍彤说，定为禁区至少有一个前提，即承认六四“见不得人”。鲍彤发表上述看法前几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说，公安机关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提出，公安工作“要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习近平还提出公安工作“十六字方略”，即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有报道说，上述提法没有精炼前之前，还有“从优待警”一说，主要针对提高公安干警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

谢选骏指出：鲍彤所说的“六四制度”，就是万润南所说的“完全不要脸”，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自知理亏，就封口施暴。由于鲍彤、万润南在六四屠杀以前和邓小平一样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对共产党的批判都是有限的——局限在六四以后，这当然比邓小平要好，也比李锐等死不退党的党内民主派要好。但其实，“六四制度”这就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只是在六四屠杀中表露无疑了，露出了狐狸的尾巴。结果呢？六四屠杀成为共产党世界的天鹅之歌，促成欧洲共产党纷纷倒台。但是崖州古城的为何没有倒台呢？除了那个苏联卵翼的外蒙之外。因为欧洲共产党虽然也不要脸，但毕竟拥有基督教的千年教化，在基督徒们殉教精神的推动下不得不缴械投降了。不像亚洲，只有儒释道和伊斯兰，缺乏圣灵入住的良心，因此无法像基督徒一样站立起来。不信大家看看，前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不信基督教的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教会才是社会民主的细胞组织！所以共产党中国现在到处铲除教会组织、拔除十字架、歪曲耶稣的福音。

网文《天鹅之歌》报道：

传说天鹅在临死之前会发出它这一生当中最凄美的叫声，也许是因为它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所以要把握这最后的时光，将它最美好的一面毫不保留地完全表现出来。

布封在其作品《天鹅》中对天鹅之歌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在它的鸣叫里，或者宁可说在他的嘹唳里，可以听得出一种有节奏、有曲折的歌声，有如军号的响亮，不过这种尖锐的、少变换的音调远抵不上我们的鸣禽的那种温柔的和声与悠扬朗润的变化罢了。此外，古人不仅把天鹅说成为一个神奇的歌手，他们还认为，在一切临终时有所感触的生物中，只有天鹅会在弥留时歌唱，用和谐的声音作为最后叹息的前奏。据他们说，天鹅发出这样柔和、这样动人的声调，是在它将要断气的时候，它是要对生命做一个哀痛而深情的告别。这种声调，如怨如诉，低沉地、悲伤地、凄黯地构成他自己的丧歌。他们又说，人们可以听到这种歌声，是在朝暾初上、风浪即平的时候，甚至于有人还看到许多天鹅唱着自己的挽歌，在音乐声中气绝了……无疑地，天鹅并不歌唱自己的死亡。但是，每逢谈到一个大天才临终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辉煌表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地想到这样一句动人的话：‘这是天鹅之歌！’”

谢选骏指出：天鹅之歌是用来形容悲剧的，对于六四屠杀这样的惨剧，用天鹅之歌来形容似乎过于奢侈了，还是用“乌鸦之歌”比较合适。

【056、六四屠杀是全球规模的阶级斗争】

《〈华盛顿邮报〉记者回忆六四 ：成都军人集体枪毙市民》（2019年6月5日 转载自由亚洲）报道：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在1989年学运期间是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他不但亲眼见到了六四期间被军人击毙的北京普通市民，而且还赶赴成都了解到军人对普通市民的集体枪毙事件。

记者：邵德廉先生，在1989年学运期间，您一直都在北京吗？

邵德廉：我是驻在北京，但六四屠杀之后，我也去了外地，包括成都、上海等地。要知道，当时不止是在北京，实际在全国都有抗议，这很让人振奋。我想象不出当年有任何一个省会城市，没有这样的抗议活动。

记者：您在北京的时候，您采访过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是谁？

邵德廉：我实际没有采访到象总理一级的高级官员，但我有非常接近他们的信息渠道。所以，我提前就知道赵紫阳会被清算。

记者：您是提前就知道了吗？

邵德廉：是的，我提前就知道了。而且我能读懂中国的官媒。

记者：6月3日晚至6月4日临晨，您在天安门广场吗？

邵德廉：我没有在场，但我有几位中文能力很好的助手。我当时派了其中一个去了天安门广场，另外一个在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那里可以看见广场的情况。

记者：你们怎么保持联系呢？

邵德廉：他们有两个电话。但当时发生了意外。我派到广场上那个会说中文的美国记者，很久都不打电话给我。后来我才知道，国安警察在广场边缘上把他打倒在地，扔进一辆车里，然后开到一家理发店，给他戴上蒙眼布，威胁说要枪决他。我想这是要恐吓他。然后，警察又把车开到10英里之外的一个村庄，把他扔在那里，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记者：当您把有关大屠杀的报道发回美国的时候，您听到美国人的反应是什么？

邵德廉：人们对发生的这件事情很愤怒。在很多年中，美国人有一种感觉，认为中国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人们也有一种假设，中国会逐渐走向民主。但现在这件事情证明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记者：您前面提到，在大屠杀发生后，您去了中国的其他地方，调查当地发生的情况，是吗？

邵德廉：我必须说，大屠杀发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医院调查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死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所医院，有位医生走了出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因为当时周围都是一些政府的人在阻止、吼叫，但他就对我说，快进来。他为了让我进去，不得不使劲把门推开，我跟着他进去。这件事后来成了我刊登在头条的报道。我报道的内容是我去医院调查死人。

1989年学运期间的北京街头。（Muriel Southerland） 

记者：您在医院看到的尸体，您能辨别出身份吗？是学生，还是其他人？

邵德廉：我看到的是，尸体一个堆一个，我看他们的脸，基本是三十岁左右，不像学生那么年轻。他们看起来是那些去支持学生的人。我必须要说，在整个事件中，死去的工人可能要比学生多，虽然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

记者：您还记得那天您看到了多少具尸体吗？

邵德廉：大约20-25具吧。我当时还和其他记者沟通过，我估计整个事件死亡人数有800人，但也有可能超过一千人。

记者：在这天之后，您去了外地？

邵德廉：我以最快的速度去了成都，因为我听说那里有很多抗争和杀戮。我在那里发现确实如此。

记者：您在成都看到了什么？

邵德廉：当地人告诉了我很多情况，包括警察和军队向民众开枪。

记者：您去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吗？

邵德廉：是的。

记者：您在那里看到了什么？

邵德廉：我去晚了，并没有看到任何死尸。但那里有人告诉我当地发生的枪击，还有人跟我说，他的朋友在那里被枪杀了。而且还有人在美国领事馆附近被枪杀了。有人看到了。当时是有集体枪毙！

记者：什么样的枪毙？

邵德廉：就是把人排在一起，然后用枪击毙。

记者：是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邵德廉：政府后来指控学生是被外国操控。但这显然不是事实，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中国政府对那些被指控的人最后都判决说是有美国、台湾的操控。

我认为，真正让中国政府感到恐惧的是，工人也出来参加抗议活动。他们发现工人不像学生那样容易吓唬和攻击。 

记者：学运期间，您住在什么地方？

邵德廉：建国门外公寓。所以，当时我们可以从我一个邻居的阳台上看到停在外边的军用卡车和军人。有一次我向外望。我看见下面有一个中国军人，他正好看到我，就对我吼说：快离开阳台，不然我就开枪了！所以，我就退后了。

这些军人看起来长相差异比较大。我听到他们谈话有很多口音，我意识到，邓小平从全国调集了军队过来。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士兵并不想开枪。

记者：您怎么知道这一点的？

邵德廉：后来的一些采访证明了这一点。我从自己的信息渠道了解到，当时的38军军长就抗议这种镇压举动。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不限于北京一地，而是全国规模的。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叫嚣，共党政权是牺牲了四千万人夺取来的，谁想还政于民，就要四千万人头来取！解放军的兽兵其实不是中国人，而是苏联人训练的汉奸部队，其性质类似于汉八旗、绿营兵，专门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屠杀中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当然没有同胞之爱。六四屠杀不仅是全国规模的大屠杀，还是全球规模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现在，一直延续到未来！直到建立了全球政府。

【057、六四屠杀是三个重生的洗礼】

《林培瑞：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2019年6月5日 转载综合新闻）报道：

最近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三十年过去了。已经是历史了。忘了吧。往前看吧。

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有着许多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足够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足。问题还留在半空中，寻求答案。 

+ + +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晓波去世；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会儿，这个党所有的外衣脱落在地，毫无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一个事故、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是如同今天中国的一个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的特有的幽默所说的：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大国侵略他自己。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自己有什么记忆。在执行凶狠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她82岁了。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吗？不是。为的是国家的安全。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一个82岁老太太的伤害。怕的不是他的力气，是她脑子里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的想记住的人。我们单独记得。但也是跟朋友们一道记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忆对我们自己有好处。是我们自己的利益。政治提到“利益”总是物质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五分之一世界的历史转折点。是一个朝向可怕的方向的转折。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也是把世界带到沟里去的那样一个转折。但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得走着瞧。

我们记得六四，是因为只有通过记性，这种事儿才能在脑子里存在。难道能够想像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污！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抵制独裁的唯一方法，我们还是得记住，还是得抵制。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自己都不信自己的谎言。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了政府宣扬他们做了的所谓“判断，” 那为什么不让人家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警察的在场，说明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尽是消极的答案。让我来补充一下积极的答案——

六四屠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洗礼，为1989年东欧的自由、1991年苏联的解体，提前撕下了共产党的假面具。

六四屠杀是中国社会重生的洗礼，通过三十年的强拆和血汗工厂从反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崛起。

六四屠杀是自由世界的洗礼，迫使蝇头小利的商人在三十年后让位给垂死挣扎的道义。

【058、六四屠杀塑造“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中大讲师参加六四晚会指现代陆生更畏首畏尾》（2018年6月3日 转载法广RFI 香港特约甄树基）报道：

来自上海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师的黎明接受港媒专访时，承认由于六四在大陆是个敏感话题，少时根本没机会了解事件，家人对六四事件负面的看法，亦一直根种她的脑海，就算到了2007年首次到港开始接触这段历史时，心中仍有纠结，在2009年首次在中大同学的鼓励下，怕被人认出而带上口罩参加烛光晚会时，依然受到恐惧感的浓罩，到了今天，中大社会学习讲师的黎明坦诚告诉明报，她已连续9年风雨不改参加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晚会，并且已经走出当年的阴影，“昂首挺胸”悼念1989年的六四事件。

在专访中黎明又说：“由于恐惧，今年、或未来，预计更少的内地生敢去（晚会），来港出席晚会的内地人，未来不知会否对他们加强控制，不允许出境。”她说，现时来港的大陆生，“尽量同政治拉远”，除出自对国内严控思想的恐惧外，亦感受到近年港人对他们的敌意。

当年中共镇压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时，黎明只有4岁，她说有亲人参与过上海的学运，“家人评价那亲人‘少不更事’、‘被人利用’，他们对六四的印象是负面的，这是我对六四的第一印象”。成长阶段，家中、校内无人提起，渐明六四是忌讳，“大家不想讨论，一个眼神，一个语气，已经否定了”。

2007年，她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硕士课程。那一年，尚未有“本土派”，港人仍为四川地震灾民慷慨捐输，也留意北京奥运新闻，黎明在校内和香港同学打成一片，较自由的环境，也令大陆同学敢于触碰忌讳，“有比我年长、来自北京的同学对六四有印象，他说当时北京民众热情，全民都投入运动”，然而，“只是一夜之间，没人敢再提，对于经历过的人，他们知道，政权曾经真的辗压过，记忆上有恐惧，身为内地生，很难摆脱”。

及至2009年的六四20周年，香港社会、传播铺天盖地宣传，当时黎明在中大读书，香港同学也邀请她一同出席维园烛光晚会，“当时仍维持旧有思想，很挣扎，很怕，怕被政治力量操控，担心被人‘洗脑’”。想起还是犹有余悸，可幸身边有同学保护，着她戴口罩，沿途防止她独自一人落单遭认出，穿过人群、坐下，却仍是忐忑不安，“你当我是惊弓之鸟，大台叫‘结束一党专政’，就在考虑‘要不要叫？’，到‘建设民主中国’，就想‘似乎可以叫’；再来‘追究屠城责任’，又想一想‘算不算屠城呢？’，很多这些反应”。

自此以后，黎明风雨无改，每年坚持出席维园集会，“2010年被传媒拍到一个镜头，出了两秒，很怕很怕，怎么办？”直至2014年雨伞运动，第一次在facebook发帖文支持学生，首次公开自己政治取态。“那是一种释怀，是‘算了，要死便死’的心态，但这行动改变了我”。及后黎明踊跃发声，对政治、社会事件，以至去年中大的民主墙风波，都敢于公开看法，“踏出一步后，我看回头，意识到恐惧对我的控制如斯强大，恐惧是政权的控制手段，令人不敢向错的政策、措施发表相反言论，我已踏出一步，为何又邀请恐惧进入意识，监察自己思想、言行？”

黎明告诉明报，她的家人、父母都在内地，更曾言民主墙事件后，父亲遭有关单位“请喝茶”，却无阻她继续发声︰“很多人问我怕不怕被人打压，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你认为这是对的就应该讲……当所有人都不怕，到实践理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需要怕……没有恐惧，才有自由。”

支联会近年来主办的晚会被讥“行礼如仪”，渐失年轻人支持，中港矛盾、世代之争，逐渐由六四副题变为主题。黎明建议，支联会可开放主办权予新一代的社会团体，“有团体垄断主办权，垄断对事件的诠释，再要年轻一代接受，不是传承；让新一代有空间参与，让他们在事件中找到他们一代的身分及意义，这，才是传承”。

谢选骏指出：黎明想做人，可这很难。做狗可以被人包养，做人很难被人包养。毛泽东与江青合作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称呼投靠日寇的共产党叛徒王连举为“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谁想到了邓小平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在屠刀下的经济开发中，全都变成了“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确确实实，六四屠杀塑造了整整几代“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这让我悲哀地想到，若非美军的两个原子弹结束了“大日本帝国”，中国人现在就会匍匐在膏药旗底下欢天喜地高呼“天皇万岁”了。这一点也不稀奇，华人过去在满洲的屁股底下苟且偷生了两百多年，华人现在于苏共的卵蛋底下苟且了九十八年了——相形之下，六四屠杀小菜一碟；枪杆子里面既然出了政权，六四屠杀为何不能塑造“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059、六四屠杀为何能使中国崛起】

（一）

共产党宣传说，是六四屠杀使得中国能够崛起，所以屠杀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种说法在道德上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在时间的节点上又似乎是有那么一点意思的。

事情为何如此荒谬呢？

这一荒谬使我想起了“奥斯曼帝国血腥的《弑亲法》”——

有同名网文写道，生在帝王家，意味着衣食无忧、富贵无边。然而，在古代奥斯曼帝国，生在帝王家并非一件幸事。从14世纪末期开始，在奥斯曼帝国皇室之间开始兴起一种十分血腥的“弑亲法”，即允许苏丹在登基后处死除自己儿子外所有的男性亲属，以此巩固国家政权。

“弑亲法”最初不是法律，而是一种惯例，即Fratricide（杀害兄弟）习惯法。最早的发起人是第四任苏丹巴耶济德一世。他登上苏丹宝座，立即将弟弟处以绞刑，以防止他筹划政变。为使杀弟行为合法化，他引用《古兰经》为自己辩解。从巴耶济德开始，他后续的继承者纷纷效仿。

至1444年，穆罕默德二世将该习惯法正式制定成一条法律：“我的任何一个儿子，由真主选为苏丹，他为了更好的世界秩序而杀死他的兄弟们，都是恰当的。”这条法律记载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法律书》中。后世的苏丹都以此为根据，为自己的杀兄屠弟行为辩护。

其中最为残忍的是第九任苏丹赛利姆一世，他在成为新苏丹后对帝国进行了扩张，并且先后生育了二十多个儿子。不过在他看来，他这二十多个儿子以后都可能会导致帝国的毁灭。他曾为此写过一段诗：“一张地毯足够两个苏菲派信徒栖身，而这个世界却小得容不下两个国王。”

赛利姆一世的二十多个儿子渐渐长大之后，他的心里也开始慢慢不安，时刻虎视眈眈观察着儿子们。他在仔细观察二十多位皇子的各方面素质后，挑选了苏莱曼一世作为继承人，然后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下令处死除苏莱曼一世外的所有皇子。一生杀人如麻的他，把屠刀伸向了二十多位儿子，甚至连还不会走路的幼子都被处死。

后来，这个法令得以严格执行，直到1603年艾哈迈德一世即位时才被终止。

《弑亲法》被终止，似乎是土耳其社会走向文明开化的标志，丹斯奇怪的是，从那以后，奥斯曼帝国就慢慢走向衰落了！而且渐渐沦为欧洲列强的蚕食对象！这一令人纳闷的奇葩现象似乎也能印证“六四屠杀为何能使中国崛起”的疑问。

（二）

网文《奇葩的“弑亲法”——《奥斯曼帝国闲史》（2019.01.19）报道：

最近我读到一本书，《Lords of the Horizons》，直译就是“地平线的主人”，中文版名为《奥斯曼帝国闲史》。

因为我去土耳其住过几个月，了解过一些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比如如今的土耳其共和国只继承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到六分之一的国土。但是，读到“弑亲法”这一段，还是觉得匪夷所思，莫名惊诧之余，又觉得若有道理。

弑亲法

1444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统治者，你可以看成是中国皇帝）穆拉德二世颁布了可谓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项法律：“弑亲法”。

这项法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旦老苏丹驾崩，即位的新苏丹，就要处死自己的所有兄弟姐妹。

估计有人已经明白了，这无疑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嘛。权力这种春药，太猛太诱人，仅看秦朝以降的中国史，有多少兄弟相残的？首先，秦二世就干了这种事，后面比较出名的就有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以及野史里关于宋太宗赵光义杀哥哥宋太祖赵匡胤的传闻。真是历朝历代都有，身处皇室，骨肉相残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皇子甚至皇亲们之间，就像陷入现代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先一步背叛往往有利，但全都背叛往往两败俱伤。

但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你想，苏丹一般都有多个老婆，生的子女不在少数，那一旦定了你是太子，其他人不都惶惶不可终日，只要你登基其他人就死，那不如在你登基之前就叛乱或者想办法弄死你。

这不难解决，因为这项法律的执行者既可以是皇帝本人，还往往是老皇帝，比如塞利姆一世即位后执行祖父穆罕默德二世订立的“弑亲法”，派军追剿残余的皇室男性成员，杀了他的哥哥考尔库德以及五个侄儿。后来，塞利姆选定儿子苏莱曼为皇太子，他就把苏莱曼一世之外的其他亲生儿子全都杀了。而苏莱曼一世也对得起父亲的眼光，继位后的成就超过了所有的先辈，连欧洲人都非常尊敬他，称他为“苏莱曼大帝”。不过，晚年的苏莱曼听信宠妃谗言，把皇位传给了一个酒鬼儿子。

你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奇葩制度，其实是以很小的成本，换来了巨大的利益。那就是牺牲少数精英，主要是自己的亲人，换来的是内部不出问题。我们都知道“攘外必先安内”，你要是天天和老婆吵架我看你还有没有心思工作。奇葩的“弑亲法”并不奇葩，因为这个制度的存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14世纪初勃兴，到20世纪初一战结束才退出历史舞台，足足存在了6个世纪。

而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叫“胡虏无百年之运”，可见，祖先是游牧民族的奥斯曼帝国采用的这套奇葩的“弑亲法”是有效的。

胡虏无百年之运

所谓“胡虏无百年之运”，是中原王朝的精英们总结的，指草原帝国没有超过一百年的国运。

其实这也是一个制度问题。草原帝国由于自身条件受限，无法发展出大规模的农业，要更好地生存只有一条路，“抢”。虽然《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也”。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快马扬鞭逐水草而居，没被农业束缚在土地上的游牧民族来说，打仗恰恰是成本最低的。常年打仗，就会影响政权传递制度。既然要不断打仗，那老大必须特别能打，就不能出现继承人是小孩的情况，于是游牧民族演化出“兄终弟及”的传袭方式，也就是大哥死了，二弟继位，三弟、四弟……接上。

接下来问题来了，一般一百年左右，几兄弟要么战死，要么老死，这一代人都死了，下一代谁当可汗呢？老大家几个儿子想，我爹是最先当大汗的；老二家几个儿子想，等你们几个轮完我们几个也差不多呜呼了；最小的老五家孩子想，我爹是刚刚驾崩的，我们继承更有合理性……而每一家里的孩子，也不是一盘棋，都还别有用心，那么，下一代必然内乱，根本不需要中原王朝怎么弄，他们自己搞自己就垮了。这就是“胡虏无百年之运”。

而奥斯曼土耳其的前身就是发源于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他们是有切肤之痛的。和他们同时代的塞尔柱帝国、拜占庭、伊儿汗国，都发生过王位继承权引起的内乱，以及打败他们的帖木儿帝国。于是他们摸索出了一套貌似奇葩但管用的“弑亲法”。

但是，我知道你想问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华夏民族的“嫡长子”继承制呢，后者不是明显更先进更人道吗？

制度建设有多难

时间

在夏朝，父死子继的身份继承制度已经出现，主要表现在王位的继承上。

到了商朝，前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后期实行的是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商朝前期这一独特历史形态，曾被法国孟德斯鸠写入其名著《论法的精神》。

周代时，实行以父死子继为主、间有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吸收夏商身份继承制度的一些特点，又有所独创。由于西周实行一妻多妾制，王位嫡长子（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继承制在西周时期已经确立。

《秦律》记录了王位嫡长子继承制。

到了汉朝，嫡长子继承制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明确规定嫡长子才能继承封爵，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这是从皇权延伸到了爵位，嫡长子继承制得以普及。汉朝以后的历代，又对这项制度进行了完善。从夏朝萌芽到汉朝成熟，嫡长子继承制已经走过了2000年的历史。

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整个历史只有6个世纪，还不足20个世纪的三分之一。

地理

华夏民族是农耕文化，人口定居，容易收税，就能够形成稳定的中央财政，这让中原在特别早的时候——周朝之后就发展成为一个官僚制帝国。

官僚制帝国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君主和官僚，分工很明确。君主的首要功能，是象征正当性，其次才是具体干活。君主即使是干活，也不能绕开官僚体系胡乱指手画脚。所以，中原君主能力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只要继承秩序稳定，官僚集团干事师出有名，帝国就能正常运转。

所以，为了确保继承秩序的稳定，继承人的资格就必须是唯一的、易于识别且不会引起争议的，那么，嫡长子资格是最容易达成这种共识的。哪怕嫡长子还是小孩子，也无所谓，作为正当性的象征反而体现了制度的优越，因为事情完全可以交给官僚体系去干。

游牧民族则完全不一样。由于地理限制无法形成规模农业，就无法建立城市聚居，没有聚居就很难形成文字，更难以有先进工具的发明。按照现代定义“文明”出现的三大特征“文字、城市、金属工具”，他们都不具备，文明都没有，制度建设就一定是最原始的。

系统

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能自顾自地发展，必须和相应的要素同步推进。“弑亲法”的终极目标是集权，集权需要干很多事。

你看千古一帝秦始皇，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正式启用“郡县制”，他统一文字、度量衡和道路规格，还把全国的贵族大户都迁徙到咸阳，又把全天下的兵器全都收缴。同时，他先后在十年内六次巡游全国，最后死在巡游路上。不要小看文字、度量衡、道路规格的统一，这是有大意义的，比如度量衡，你出门买菜，有的说斤两，有的说盎司，你爽不爽？文字不统一，帝国行政指令怎么办？有些东西大家感觉日用而不知，但同样的东西用得久了，思想统一就有了基础。

而奥斯曼帝国则一直有很深的游牧文化的痕迹，每占据一个地方，苏丹往往就会把这块地赐给功劳最大的人，基于这种封建特色、部落风格的制度，成熟度自然不如华夏民族的郡县制，同时，各民族也无法真正融为一个整体，缺乏共同的帝国认同感。

更麻烦的是，奥斯曼帝国这种模式会产生财政困难，分封出去的地方，想征税很难，没钱难办事，不仅对个人，对国家同样如此。皇帝要能压制住那些虎视眈眈的亲兄弟，首要的是要有钱，有钱才有人为你卖命。

华夏大地，也是直到安史之乱后，战乱导致人口南迁，水稻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江南成为帝国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区。唐朝开始进行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把以往充税的服劳役、缴纳实物，统一为出钱，货币财政走上历史舞台，皇权才真正有了对抗的资本。

哪怕钱的问题解决了，也还得等。直到另一个技术的广泛运用——印刷术。为什么？你想，印刷术普及之前，读得起书的还是那些皇亲国戚、世家大族，这些人也是最有动力搞颠覆的。

到了宋代，印刷儒经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商业活动。知识传播成本急剧下降，以往只有皇族贵族才读得起书，现在很多平民百姓都读得起书了。于是，宋代皇帝就能从平民里面大量选人用人，文官集团也走上了历史舞台。

你看，有了全天下对皇权天命所在的共识，有了足够的钱，有了对抗的人，一个制度才能较为稳固地运行下去。

好了，最后总结一下，本文从一项奇葩的法律——“弑亲法”说起，奇葩有奇葩的道理，这项制度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着奥斯曼帝国的运行，历时6个世纪。那些发展不出这些奇葩法律的游牧民族，往往只有百年之运。而一个成熟的制度，需要方方面面的要素，除了需要时间的累积发酵，还有地理因素的影响，既要有心理上的共识，还要有财政人力支持，有时还得看技术进步的眼色，等等。所以，今后当你看到第一时间想骂一项制度时，你得知道，制度背后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

谢选骏指出：“胡虏无百年之运”，也可能是对奉行“六四屠杀”的共产党命运的一个预言。因为，所谓“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六四屠杀在内，实际干的就是“中国式的弑亲法”！

（三）

《浅谈奥斯曼帝国的弑亲继承法》（念缺一 2018-11-05）报道：

“一张地毯足够两个苏菲派信徒栖身，而这个世界却小的容不下两个国王。”——奥斯曼苏丹赛利姆一世

根据奥斯曼帝国早期野蛮而残酷的立储方式，所有的奥斯曼王子们都要面临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登上苏丹宝座的胜利者，将会在即位之后将所有可能对自己权力造成威胁的兄弟，逐一处死！

“你不能决定你的父亲生育多少个儿子，但是可以决定你继位以后剩下多少个兄弟！”

这就是每一位奥斯曼王子的宿命，虽然有同一个父亲，但他们却是天生的仇敌。

在奥斯曼初建之时，也是有一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佳话的。

奥尔汗本来想将帝国分给他的兄弟阿拉丁·帕夏（Alaeddin），但是阿拉丁反对分国，坚持奥尔汗为全国的统治者，而他自己则只要求一个村庄的税利。

奥尔汗因此对阿拉丁说：“兄弟，既然你不愿接受我给你的羊群和牛群，那么你至少应该成为我的臣民的牧羊人，你应该成为我的大维奇尔。”

在奥斯曼一世刚刚宣布他的政权为独立公国时，整个安纳托利亚还有大大小小很多土库曼小公国，格尔米扬才是小亚西部最有权势的统治者，奥尔汗靠他的兄弟阿拉丁建立的近卫军，东征西讨，团结小部落，带他们抢劫得到更多战利品，奥斯曼才慢慢的发展起来。

奥斯曼虽然在此时拥有了普鲁萨，尼西亚，尼科米底亚等城，所在的整块奥普提玛军区地，在整个小亚细亚算得上最肥沃的土地了，但是它依然不是小亚细亚最强大的突厥国家。

直到卡雷西公国被奥斯曼拿下，这对奥斯曼帝国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从此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南岸地区，通往欧洲的道路从此被打通了。

奥斯曼自此就有了圣战的大义，可以团结更多突厥小部落，作为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带它们抢劫异教徒，岂不美哉？

奥斯曼在成为了对欧洲发动圣战的桥头堡后，也使它始终需要两线作战。

从它还是一个小贝伊国到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岁月里，这个麻烦始终困扰着它，在西面，它与基督教世界拼杀，在东面，它与其他突厥贝伊国作战。

对于这些突厥贝伊国来说，格尔米扬与艾丁，几乎是唯一的两个没有公开爆发兄弟互相残杀争权的贝伊国了。

坎达尔贝伊国之间的冲突就非常严重了，父子，兄弟互相残杀争权，很大原因就是其“游牧习行”，崇拜强者。

奥斯曼派出王子对各地进行统治的“封建”行为，不仅仅是替帝国消化刚刚吞并的版图，也是在逐步摒弃突厥国家的游牧习气，在许多方面利用了原先拜占庭帝国的框架。

奥斯曼的王子在任所都设有军队、行政机构和宫廷，这是自成一体的小型政府，目的是让王子积累经验，现任苏丹的重要干部和助手都是在其王子时代的任所培养起来的，他们都会加强自己的能力，为以后的王位继承战争做准备。

它越打越大，越战越强，对控制力的渴望越来越强。

没有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突厥小部落酋长变身的奥斯曼贵族们渴望继续深入欧陆抢劫基督徒，对奥斯曼在小亚腹地的进军没有一丝兴趣。

对于王子分封来说，然后争权夺利的养蛊继承法，慢慢的出现了一点弊端，但是很快被苏丹的个人能力所覆盖了。

在奥斯曼大空位时期，占据着欧洲部分的苏莱曼王子来到小亚征讨他的兄弟们，首当其冲的就是统治着巴勒克埃希尔和布尔萨的伊萨王子。

1409年，穆萨王子趁苏莱曼不在欧洲的机会入侵了苏莱曼的本部，苏莱曼回师与其作战在1411年，苏莱曼战败被杀，穆萨在巴尔干自立为苏丹。

而最终，小亚部分的穆罕默德最终成为了苏丹宝座争夺战中的胜利者，穆萨最终于1413年战败被杀，穆罕默德最终重建了奥斯曼帝国，是为穆罕默德一世。

“最强的王子才能继承王位”成为了这一时间奥斯曼苏丹深信不疑的想法。

而被帖木儿抓到撒马尔罕，在大空位时期并未卷入那一系列的厮杀中的穆斯塔法王子，穆罕默德一世死后，在拜占庭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起初非常顺利，连首都埃迪尔内也被他占领了，这时，他俨然已苏丹自居了。

穆斯塔法王子的松散的统治体制赢得了许多突厥贝伊的支持，他们不想接受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奥斯曼这种王位继承法和越来越严格的集权力量，让苏丹居于金字塔的顶端，王子位于金字塔的中层，其他突厥部落则被边缘化，只能投靠各个王子，被垄断一切资源和晋升渠道。

继位的穆拉德二世面临严峻挑战，当时，他去了小亚的旧都布尔萨以确保自己还能掌控亚洲部分的帝国，野心膨胀的穆斯塔法决心夺取整个帝国。

穆斯塔法率军前往布尔萨进行一场军事冒险，投奔他的那些加齐、贝伊们不想进行冒险，他们更渴望在欧洲对基督徒发动掠夺战争，结果在布尔萨严阵以待的穆拉德二世最后轻松取胜。

没有能力的人，不能成为苏丹。

完全失去继承权的王子会在绝望中大肆做出疯狂的行为，困兽犹斗。

有一位竞争皇位失败的奥斯曼王子杰姆，不甘失败的他于布尔萨自行宣布为安纳托利亚的苏丹，与兄长分庭抗礼。

原本他建议与巴耶济德平分帝国，但后者在盖迪克·艾哈迈德帕夏的鼓励之下，决心维护帝国的统一，6月20日，两位兄弟最终兵戎相见，巴耶济德掌握的禁卫军在士气和素质上压倒了对手，杰姆与其残部不得不流亡海外，到最后，居然跑到罗马向教皇求援，为了能够获得一支十字军护送他打回君士坦丁堡，这家伙居然连让奥斯曼帝国皈依天主教的许诺都能开出来。

这套继承法唯一的好处，也随着奥斯曼国家的扩大，慢慢的落伍了，奥斯曼要成为正常国家了，从土地得到税收而不是完全依靠抢劫了。

苏丹的权利开始慢慢的被官僚替代，在奥斯曼血腥的继承法被逐步废除以后，后宫里一直有备胎作为新苏丹候选人，作为“清真基本法最高领袖”，这些奥斯曼王子被关在黄金的鸟笼里，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不能接触政治。

帝国的精英不满这个苏丹换一个就是了，以此来威胁和遏制苏丹，让苏丹不会太过分的损坏他们的利益。

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体制和文化虽然保持了奥斯曼家族皇位的稳定，但是不让少民融入主流社会，打压底层人民，团结上层精英，纵容他们屯私产，剥削人民，搞包税人制度，无一例外的向那些封建制大帝国一致，后期的苏丹费尽心思和这些人争夺，要逐步确定集权统治，从1695年开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使用终生的包税合同。

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让这些人羽翼更加丰满，选择把土地交给子孙而不是交还国家进行下一次拍卖，甚至有些截止税金，不送往君士坦丁堡了。

总结：

对于一个小突厥贝伊国来说，奥斯曼帝国的王位继承方式在早期的确是让它崛起的不二法门，抛弃了突厥国家的游牧习气，并且用来维持其领导人自己的合法性“最强的王子才能继承王位”才能继续带领我们抢劫欧洲基督徒，让我们抢钱抢粮抢地盘。

而对于一个大帝国而言，为了确保中央的权威能被边境的豪强认可，和保证上升渠道不被利益集团扭曲和侵蚀，就需要把实际统治的权利下放给官僚而不是王子了，而官僚也需要手段来克制某些胡作非为的苏丹，有备胎在后宫里的结果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在英明神武的苏丹统治下，帝国就能够完成中兴，而且胡作非为的苏丹也不会对帝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以上，是针对奥斯曼帝国的王位继承方式的结果，而且实际情况，还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比如各种“禁卫军清君侧”“太后垂帘干政”就不在本问题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来自苏联的欧亚大草，是一个典型的“胡虏国际成员”——苏联不到百年就无了运，再也不能像毛泽东那样发动政治运动整人致死了。共产党中国呢？百年之运要无在建党百年，还是建国百年呢？反正，人总是要拉屎拉尿的，早拉晚拉，不能不拉，时间问题，否则人迟早也会被憋死的。这个人就是社会，这个屎尿，就是权力更迭、改朝换代。

【060、六四屠杀消灭了亲美派】

《美国对华政策变脸前后惊天揭秘》（弦音若梦 2019年12月10日）报道：

7月31日，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竞选造势活动中，谈及中美贸易战，直言不讳地说："这不是贸易战，是我们在打败苏联之后遇到的又一个强大敌人。"敌人！从我们熟悉的三十年来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到180度逆转，成为这个星球最强大的国家的敌人，我们似乎仅仅经历了几个月时间。

这样的变脸，有没有前因，又会有哪些后果？

一、寂寞的大国关系

2012年2月，中美首脑在会晤时，中方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这个准备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说法是什么意思？

中美关系彼此认可的定义，经历了1997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最终突变到单方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按照我们的说法，它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实际上直白一点说，就是要平起平坐、平分秋色——这是一种挑战性提法。

众所周知，从之前定下"韬光养晦、绝不出头"的外交基调以来，中美之所以能够屡经风浪却又能合作向前，并不是基于相同价值观的契合，而是战略性利益的合作。最根本的，是基于中国不能也从来没有展现出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意愿。美国绝不可能允许第二个苏联的出现，这是带着你玩的前提。

奥巴马同志虽然一贯喜欢政治正确，但却也不傻，对此并不感冒，未予回应。此后中方又在多个国际场合重提此概念，但美方均未回应。

当时的国务卿克里最后回应道："我多次听到……提到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由行动来界定。"

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极度冷淡，并未让我们警醒。在此理论基础下，进一步喊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中国制造等相继登场，这种欲用经济实力改变国际政治版图的做法，对于美国不啻于摆上台面的挑战，美国显然不可能视而不见。

如果说玩玩概念上的挑战，或者经济上的抢蛋糕，甚至是地域争端上的民族主义美帝只是心存疑虑，尚可容忍的话，但与美国为敌则是断难相容。

二、克里米亚的蝴蝶

克里米亚是个半岛，历史上曾经属于俄罗斯。地理位置上控制着黑海的要冲，是前苏联黑海舰队驻扎地。1955年苏联行政区划调整中，被划给了作为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乌克兰独立后，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普京上台后，作为他的大帝梦的一部分，一直惦记着怎么把克里米亚抢回来。

2014年2月，乌克兰生变，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废黜。亲西方领导人上台。普京以此为借口，悍然出兵占领克里米亚，强行将其并入俄罗斯。

普京的大帝梦虽然得到了俄国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但在西方看来，这是赤裸裸的侵略，跟萨达姆以历史原因吞并科威特是一个路子，普京重走沙皇、苏联扩张路子的心思昭然若揭。是对现行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美国为首，整个西方遂联合对俄国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俄国不仅在海外的资产被冻结，其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单一经济更因为国际制裁断崖暴跌，当年GDP从2.06万亿暴跌至1.36万亿，下跌33%！经济形势一泻千里，普京的统治岌岌可危。

但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历史最资深的受害者，我们不仅没有冷眼旁观，反而主动送温暖上门。

这就是注定要留名史册的中俄石油协议。这个长达25年的协议，总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涉及原油约3.65亿吨，折合下来中国以107美元每桶的价格，为俄国提供了25年的肥约。中国一次性就支付了700亿美元的预付款。

在俄国被西方制裁后，中方表示将继续执行此协议，哪怕原油价格随后暴跌至29美元每桶。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中国及时的近乎救命的输血，普京根本挺不过这场制裁。他不仅挺过来了，还狠狠的宰了中国一笔，赚大发了。

那700亿美元预付款，相当于当年俄国GDP的5%！

这个事件，很多中国人的眼光也许仅仅停留在中国每桶原油吃亏了多少。其实就算把2700亿全部亏掉，都是小亏。真正的大亏，是公然为美国的敌人输血撑腰的举动。

之后，又为伊朗站台、为朝鲜站台、为委内瑞拉站台……只要是美国制裁的对象，没有不沾来自东方大国的温暖的。

今天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变脸，可以说从克里米亚的蝴蝶煽动翅膀的那天，就开始了。一点不突然。根本不是美国要把你当敌人，而是你一直冲在最前，不遗余力要当美国的敌人。

三、所谓的美国期望

2000年，在和中国的入世谈判的最后关头，克林顿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这样谈美国的态度："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是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而是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之一，即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不只是梦想的力量，而是实现他们的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里根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亨利.罗文（Henry Rowen）甚至曾经极其乐观地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民主国家俱乐部"，当时他预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000美元。事实证明，中国比他预测的要早两年达到这个数额，但却根本没有加入那个俱乐部的愿望。

十几年过去，中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但很显然无论是克林顿，还是罗文都错得一塌糊涂。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曾经合署了一篇名为《清算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文章。很典型的说明了美国对中国心态的转变。

这两个作者都很有来头。坎贝尔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特纳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事务部的资深研究员。

这篇文章其实并没有骂中国。而是很客观的分析了美国自身对华政策的误判。文章着重检讨了美国过去数十年来，尤其是克林顿支持中国加入WTO以来，对中国抱有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就是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那么其融入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就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趋势。然而，现在的现实是，中国在完全保留其政治体制既有特性的同时，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机遇，并借此强化自身经济实力，进而在全球秩序中，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文章中特别提到，2016年南海争端中，中方蛮横无视国际法，藐视国际仲裁，并未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文章最终的结论称，基于当前美国期望与中国现实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此刻美国正面临着现代史上最强大的对手。美国若想胜出，就必须放弃长期形成的对中国的态度。

从这些美国和美国政策息息相关的人物的言论就可以看出，特朗普今日的政策，绝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整个美国政坛在痛定思痛后形成的共识。特朗普，只是把它变成现实回击的那一个人。

四、美国的全面反击

2017年底，特朗普在上台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全面推翻了奥巴马时期中美"战略伙伴"的说法。直言 要"重新辨明我们的敌人"。把中国和俄国并列，正式列入"战略竞争对手"，直白的说法，这就是敌人。这份报告赤裸裸的宣言："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种理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纳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但与美国的愿望相反，中国以牺牲别国主权为代价来扩张自己的实力。中国在世界上传播以腐败和内部监控为特征的zz体系，并且正在建设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军队"。

以2018年1月十九届二中全会为节点，最后一丝幻想破灭的美国展开了全面的反击。

在中美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2018年3月美国参议院以100:0的罕见比例，全票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彻底推翻了1979年以来对台湾的法律定位，事实上赋予了台湾主权实体地位。不仅如此，第七舰队重返台海，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美助理国务卿访台肯定了对台湾的"六项保证"。7月，美国参议院又以85:10的压倒性表决，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并帮助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即使那些最活跃的鹰派，恐怕都不敢再提"武统"的梦话。

针对中国经济的软肋，谋划已久的特朗普自3月底开战贸易战以来，从祭刀中兴、华为开始，打出了一组堪称经济史上最重量级的组合拳，穷追猛打，节节胜利，在此就不赘述，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外交上，特朗普大棒加甜饼，先严后宽，以区别对待的灵活手腕，争取了欧洲、亚洲的盟友，和欧盟、日本达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零关税同盟，中国赖以发达的WTO体系面临被瓦解的燃眉之急，对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的国家，长期来说，边缘化的危机触手可及。

知识产权方面，美国也火力全开，除了先后对中国的科技、军工行业展开精确制裁之外，中国留学生、科技工作者签证全面受限，敏感行业的并购既无可能，甚至过往屡试不爽的间谍之类盘外招也屡屡受挫，近期被送上审判席的相关人员恐怕已经不新鲜。

即便是在中国收缩战线，撤资一带一路的情况下，美国也没有放过，最近甚至不准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利用世行贷款偿还中国，中国撒出去的大笔美金面临有去无回的危险……

美国驴象两党向来互相杯葛，但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罕见的统一，不仅如此，美国的智库、民间在舆论上四十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仅有的一点分歧，也许只是出拳的轻重。

过去四个月以来，本来就长期在熊市里挣扎的中国股市断崖式的下跌了27%，金融连环爆雷，人民币贬值接近10%……可谓血流成河。与此同时美国股市整体持续上扬，道琼斯指数上扬2.45%，已经创造了美股历史上最长的牛市，就业率也创造了近年来的新高……输赢已经毋须多言。

五、未来已来

自从美国19世纪末超越英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以来，一百多年中，美国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价值立场，把持着无可动摇的NO.1地位。有力又有道，无可匹敌。说它是人类的灯塔，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历数与美国为敌的国家，无论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日本，还是席卷半个地球、豢养了无数小弟的苏俄帝国……更不要提什么萨达姆 卡扎菲 查韦斯……无一例外的都输得很惨。记住，是无一例外。他们不仅仅是输在军事上、经济上，最根本的，是输在会变的人心、输在不变的道义。

邓小平在79年访美的时候，说过一句清醒的话："这几十年，和美国做朋友的都发达了。"抛开意识形态，追溯历史，美国也是近代当之无愧的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

毫不夸张的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这四十年来的发展和进步根本无从谈起。挑战美国、与美国为敌，未来怎样清晰可见。

未曾想象的未来已在哀鸿遍野的路上。也许是结束，也许是开始。

网民哀嚎：

昼贤夜凡  11小时前  

中国从来不视美国为敌人，相反，中国处处想和美国做朋友。但是美国因为政治原因，处处boycott中国，导致中国只能被动硬怼，如果非要把这种被动硬怼或者没有乞饶作为中国敌视美国的证明，那真的是弱逼到家了。

美国敌视中国的例子比比皆是，相反中国几乎鲜有主动攻击美国的例子。从朝鲜战争开始，中国用的志愿军的名义，而非解放军。再到银河号事件，美国仅仅一个怀疑，就迫使中国货船接受无礼搜查，最后银河号的清白反而啪啪打脸美国。再到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中国死3个，再到南海撞机事，中国死1个，其实完全看出来中国是被动应对的，而且吃了各种暗亏。

现在还用这种二逼的论调说什么帮助俄罗斯就是敌对美国，这本身就是极度无耻的。中国需要能源，世人皆知，因为中国购买伊朗，俄国的能源，就认为中国和美国对着干，怎么会有如此傻逼的想法？欧洲现在绕开美国和伊朗搞以物易物，这算不算是和美国对着干?为什么你们不说欧洲，仅仅是因为欧洲是白皮肤，和美国拥有所谓的相同价值观？这个作者真的是傻逼到极点了！

Chinling Wu  〉 昼贤夜凡 10小时前 edited 

别祥林嫂啦。几十年来，谁还不知道最恨美国、最恶毒损害美国的就是中共？

如今美国不过是被迫放弃了幻想，承认了现实，从而成全了中共与美国为敌的夙愿而已。

中共算是煽仇得仇，求敌得敌，终于大功告成了。难道不应该有点成就感吗？悲悲戚戚地这是在诉哪门子冤情呢？倒显得有点欠缺担当精神。

昼贤夜凡  〉 Chinling Wu 6小时前

你的思维的确很傻逼，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源国，同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游客来源国，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中国政府真的恨美国，为社么会把学生，游客送到美国，接受美式教育，美式生活。美苏交恶的时候，苏联可不允许苏联人随便去美国的，你这个二逼是真不清楚吗？

你是真的很傻逼啊，其实我也理解你的思维，就是希望中美对立，希望美国搞垮搞残中国，推翻中共。你就直接说希望推翻中共就行了，何必拐弯抹角的说什么中国憎恨美国啊，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二逼。

Guest  〉 Chinling Wu 7小时前  edited 

上联：满朝文武藏绿卡，下联： 半壁江山养红颜，横批：颜色革命。

Guest  〉 昼贤夜凡 6小时前 edited 

上联：满朝文武藏绿卡，下联： 半壁江山养红颜，横批：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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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棺材签订协议回国之后不久，对国务院就有个内部讲话，要点是对WTO条款要多加研究，灵活运用。这“灵活运用”说成大白话，就是钻空子。

王七三：我們跟美國的關係是小偷跟警察的關係。關門，吃草。

谢选骏指出：上述种种言论虽有不同争议，但却不知中美之间的敌意何来。在我看来，中与美国之间的敌意虽然起源于韩战越战，但在邓小平访美以后已经消失，结果开始了“1980年代的中美蜜月”。但是，六四屠杀结束了中美蜜月，因为六四屠杀消灭了中国的亲美派。从此，中共露出了底牌。照理说，美国应该清醒了。但是，一个“扬州梦”的觉醒却花了三十年时间。综合种种事实可以说明，中美之间的敌对性质并非最近几年开始的，只是最近几年进入了摊牌阶段。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消灭了亲美派，美国政客却视而不见，选择了失明和健忘，一心想回到从前蜜月，结果难免自己悲剧了。

【061、六四亡魂三十年归来了】

《贸易战继续失控 习近平的麻烦越来越大》（2019-05-11 自由时报）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再陷僵局，中国学界认为，一旦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中国势必面临经济受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威信和政策路线受挑战的政治风险。

美中谈判僵峙，美国已启动全面对中国货加征关税的程序，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临国内威信受损、政策路线遭质疑的政治大挑战。

美中谈判情势急转直下，美国10日已将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关税提高至25%，习近平面临内部质疑错估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改变双边贸易关系的决心。

"纽约时报"指出，若美国迫使习近平让步或谈判破裂，中国国内不满还会加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稳定成长是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彭博新闻指出，习近平承诺2020年实现中国GDP（国内生产毛额）翻倍、全面达成小康社会的承诺，做为2021年中共成立一百周年的贺礼，但贸易战可能打坏此目标。

中国政治学者吴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指出，美中谈判如果彻底破裂，美国对中国全部货品课征25%关税，势必长远影响中国最高层政治生态，今年就可能在中国政治高层展开一场不公开或半公开大辩论，对习近平个人权威及目前中国经济路线都会产生持久影响。

美中华府谈判10日提前结束，消息人士透露，实质进展相当少，华府还下最后通牒，若1个月内未能达成贸易协议，中国就等着剩下尚未开征关税的3000亿美元销美货品全被课征25%关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健指出："如果刘鹤两手空空回到北京，川普在推特上发表更多激烈批评，事态可能变得很疯狂，会溢出经济领域。"

知情人士透露，谈判恶化主因在于中国前一轮北京谈判后对协议草案"反悔"，习近平审核草案后删除具约束力的法律文字，取消解决窃取智慧财产等7大项问题的承诺。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屠新泉表示，川普上调关税的做法，可能动摇中国经济保持成长的信心，不确定性会对中国生产、投资、消费产生负面影响。

谢选骏指出：台独报纸哪里懂得，这既不是习近平的麻烦，也不是川普的发疯，而是“六四亡魂三十年归来了”——受难者的家人会说——“我们的孩子回来了！”六四亡魂三十年，终于变形归来了。

【062、六四亡灵阴魂不散三十年】

《北京沙尘暴肆虐PM10破3000》（2018年3月29日 转载法广RFI）报道：

3月28日，北京再度遭遇沙尘暴，空气中的悬浮微粒PM10浓度值高达每立方米三千微克的最危险水平。

PM10现在取代PM2.5成为北京市大气的首要污染物。继北京3月内两次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后，周三北京市再度笼罩在漫天沙尘中。当天，北京发布了今年首个沙尘蓝色预警，而重污染橙色预警继续生效。

中国中央气象台28日13时发布数据显示，北京地区从5时至7时PM10小时浓度，瞬间由282微克/立方米飙升到接近2000微克/立方米，定陵达3157微克/立方米，同时，北京大部地区的PM2.5峰值浓度为180微克 335微克/立方米，出现混合型严重污染。北京早上“8时PM10浓度”情况如下：城六区：1988，西北部：1461，东北部：1193，东南部：1926，西南部：1059。

另外，3月26日至28日，第四次沙尘天气还席卷了中国北方9个省份：包括新疆南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影响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多个省市空气污染爆表。北京周边的河北张家口、唐山等地空气质量指数飙破了500。

空气污染给外出带来极大不便。一些北京居民戴口罩出行，也有民众担忧身体健康。

谢选骏：“六四亡灵”与“北京沙尘暴肆虐PM10破3000”，有什么关系？如此牵连两者，岂不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吗？其实此说并非迷信。因为六四屠杀造成了万马齐喑的血汗工厂遍地开花……而遍地开花的血汗工厂，就像开花子弹炸碎了数万六四亡灵的胸膛一样，炸碎了中国的天空和大地——所以，六四亡灵阴魂不散了。值此纪念六四屠杀29年的时候，北京沙尘暴肆虐PM10破3000，真可以说是天怒人怨了。想要好空气又不信上帝的人们，赶紧给六四亡灵们烧点纸钱吧！否则，六四亡灵阴魂不散三十年，就要你们大家的好看了！

【063、六四鲜血购买的经济奇迹】

网文《这份报告触目惊心 推演中国30年经济变化》报道：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李迅雷老师，和中泰证券研究所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人口趋势的报告，其中的数字触目惊心。主要有这几方面结论。

第一，最快10年后，中国人口将呈现负增长，2024年印度人口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第二，2年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50年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接近日本，注意这不是说的现在的日本，而是2050年的日本，也就是说中国将在2037年左右接近现在的日本，然后只用13年，就迅速追平日本的老龄化水平。所以显然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快。趋势更猛。

第三，结婚率继续下降，光棍越来越多，性别比重失调，据说现在已经是男性多出了4000万人。现如今25-29岁这个年龄段的光棍人数最多。

第四，青少年人口大幅减少。未来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减少300万以上，在2028年——2039年间，年均减少数量将超千万。

第五，二胎政策没有用，只是脉冲式的影响了一下，很快将重新下降，五年内新生人口数量就会跌破1300万。

第六，观念上的转变很可怕，学历越高的女性，生育的意愿越低，初中学历是千分之51，而研究生学历只有千分之48。

这些数据触目惊心，虽然早就知道，中国即将驶入老龄化社会，但是还是没想到，我们老去的速度如此之快。有人甚至认为，人少一点不是坏事，但得分是什么人口，如果同比例减少，或者老年人口比例减少，肯定不是坏事，但问题是现在我们是老年人口增加，在人力资源上，一直把年轻人视为资源，而把老年人视为负担，年轻人是创造财富的，而老年人则是消耗财富的。而且问题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水平的进步，人将越来越长寿，而另一方面，社会越发达，知识层次越高，大家生育的欲望就越低，所以李迅雷老师的数据，虽然已经很吓人了，但也只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去展望未来，很可能我们未来的问题比现在要更恐怖，甚至大幅超越预期。

人口红利变成人口负担，会带来这么几个影响。

首先，经济减速是必然，日本就是我们的榜样，老龄化社会之后，日本几乎就停止增长，失去的10年，20年，现在进入失去的30年，日本仍然没有任何起色，而这个起始点就是从91年，也就是人口老龄化叠加资产泡沫破裂开始的。

其次，社会负担加重，有一个指标叫做社会抚养比，说的是劳动人口，供养非劳动人口。我们现在大概是3：1，也就是3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还有孩子，到了2050年，很可能变成1.3：1，也就是说，你赚来的钱，基本上一半都要用于抚养老年人和孩子。其实现在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数据，但还只是个别现象，而广东的年轻人口较多，基本7-8个人养一个老年人，当然到时候，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被抚养的老年人，而承担这个巨大负担的，正是现在201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们。至少这两代人，都是比较麻烦的。

第三，养老问题突出，421的家庭结构下，家庭养老非常困难，先不说钱的问题，就单单是精力，恐怕一对子女，也很难负担4个老人的养老。时间上就应付不来，而社会养老是必然选择，但现在养老院的床位，每千人只有30张，资源非常稀缺。公立养老院，要排队几十年，而私立养老院的收费标准，无一例外的都高于老人的退休金，有的甚至高出一倍。所以未来炒养老院的床位，可能比现在炒房还要疯狂。

第四，养老金到时候肯定是不够用的，即便是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二的省份，养老金是不够发的，需要转移支付才能完成。也就是富裕的地方，人口年轻的地方，要抽出钱去给贫穷落后，人口流出的地方。现在也还能糊弄的过去，但是未来是铁定不够用的，等富裕的地方，自己手头都很紧张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转移支付的能力，贫穷的地方，就将无以为继。

谢选骏指出：你们遗忘了过去，所以你们没有未来——你们哪里知道，你们现在吃的，只是六四鲜血购买的经济奇迹，就像法国小说《红与黑》里，野心家于连看着专政机关酒杯里的红葡萄酒，想起了这是监狱里的劳改犯人遭到榨取的血汗。于连的联想力虽然运用正确，但却不利于他的升迁。因此按照同样的逻辑，在六四之后的中国生存，一定要泯灭良心。但是昧着良心也无法保证欠账不还会有平安——因为，那是六四鲜血购买的经济奇迹。

【064、六四以后的反美情绪源于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六四30周年：美国外交官的“艰难抉择”》（BBC中文 2019年5月22日）报道：

1989年6月3日晚，一阵砰砰枪声突起，打破北京城夏夜的平静，闻者的心脏无不砰砰加速。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队人员飞奔到使馆大楼前的院子，把正在搭帐篷露营、一脸惊诧的孩子们转移到室内内。“完全出于巧合，当晚使馆计划了一项向使馆人员家属开放的童军活动，”当年的使馆政治部官员祈锦慕（James Keith）对BBC中文披露。原本是学习野外生存技巧的活动，竟差点变成了生死存亡的体验。

次日，使馆外再次响起砰砰声，但这次并非枪声，而是抗议学生慌忙逃离广场、赶到美使馆要求避难的敲门声。时隔三十年，当时的情景在祈锦慕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经过诸多考量，使馆最终决定将这些学生拒之门外。“对于我来说，这是八九学运期间一连串艰难抉择中最难的一个，”祈锦慕说。

“艰难抉择”

“八九”学生运动，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之死而起。学生的悼念行动逐渐发展为表达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反对腐败，控制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等的诉求。持续近两个月，席卷全国学运，终结于军人的武力血腥清场。6月3日夜晚至4日凌晨，枪声与喧哗声响彻北京城。从此，“六四”这个原本平凡无奇的日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节点，至今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词。

在六四屠杀后，当抗议学生来到美国大使馆门口要求避难时，使馆决定不予收容。

“我们尝试向他们解释，使馆犹如汪洋中的一个小岛，如果我们让他们进门，这并非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最终可能还是要把他们交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风险。”

祈锦慕说，出于人道主义美国应该帮助这些学生，但鉴于学生和使馆面临的风险，使馆没有这样做。“如果使馆被当做反击目标，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影响将很大。”

1989年是祈锦慕31年职业外交官生涯的头几年，其后，他成为美国国务院与白宫的对华政策重要推手，曾是主管中国事务的的副助理国务卿和国安会主任。

唯一的例外是方励之一家。祈锦慕解释说，他有受到特殊保护的必要。

方励之被六四学生领袖称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启蒙者，当年则被当局称为幕后黑手。老布什总统1989年2月访问中国时，曾邀请方励之夫妇赴宴，但他们在路上被警察拦下。六四之后，方励之夫妇与次子在使馆内避难一年，才在北京的默许下离境。

学运被镇压后，美国一边强烈谴责暴力、断绝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另一边先后派出两位特使访华，维系中美关系。在一年后，美国无条件延续了中国享有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老布什政府在六四后的对华政策因此被批评过于软弱。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施大伟（David Shear）说，六四之后，美国本可以更多地向中国施压和实施制裁。“制裁可以维持更久，或是对最惠国待遇增加附加条件。”当年，施大伟是使馆政治部的二秘，负责汇报中国内政。之后，他曾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在奥巴马时期是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

祈锦慕则指出，当时摆在美国面前，是短期和长期国家利益的冲突。美国一方面要谴责北京的暴行、捍卫人权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思考日后如何跟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相处，才能持续对华施加影响。

“中国不会消失，我们需要找到跟中国交流的方法，” 祈锦慕说，“每个国家都只能找个不完美的平衡。”

“我们全变成了中国政治记者”施大伟说他当时几乎每天都在北京街头，近距离观察抗议。“使馆人员原本各有分工，但在那个春天，没有人在做他们的日常工作，”祈锦慕回忆说，“我们渐渐全都变成了报道中国政治的记者，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采访。”

施大伟（David Shear） 

“当时示威者觉得他们的请求是合理的，政府不会镇压他们，”祈锦慕回忆说。

施大伟两度跟随抗议学生从北京大学一路游行至广场，过程中采访他们：为什么上街？你的朋友们也参与抗议吗？你的家人支持你吗？你觉得会达到什么成果？

“我谨慎小心地选择采访对象，确保对方知道我是美国外交官，从而能权衡利弊决定是否与我交流。”施大伟有意与学生领袖保持距离，避免制造美国大使馆与学生领袖合谋的误解。“我不想增加他们的风险。”从诸多采访中，他得到的印象是，学生要求共产党的执政更透明、民主，“我并不感觉到他们想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

6月2日整夜、3日白天，施大伟都在街头收集情报。到了3日下午，他决定返回使馆歇息一下。在使馆区附近的建国门外，一队武装解放军出现在他眼前，他意识到，在这样一触即发的情势下，补眠是不可能的了。

3日晚到4日凌晨，施大伟和祈锦慕都身在使馆内，一方面，几乎不间断地向华盛顿报告更新信息；另一方面，与还在外头的同事保持联系。

是否允许使馆人员在外面继续观察，是当时的另外一个艰难抉择。“就像记者一样，我们需要目击现场，我们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祈锦慕说。最终让部分人员留在街头，但与使馆保有紧密联系。“大使请不执行报告工作的使馆人员留在家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使馆人员会告知他们遇到的美国人尽快离开。”4日凌晨3点，使馆发出的外交电报写道。

使馆人员和新闻记者在街头目睹的血腥场景，被记录在4日早上6时发出的外交电报中，第一时间回报给华盛顿。“我们没有死伤者的确切数字……我们预期最终死伤人数将很高。”

在6月4日天亮后，使馆人员根据美国公民此前的住址登记，在北京街头找到他们，协助其前往机场，转移了数百名美国人。

这些美国侨民“震惊、沮丧、失望，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般地步，”施大伟说。

这两名前外交官表示，更早地呼吁美国人离境、疏散使馆家属，或许是更明智的决定，但在当时并非简单的决断。

6月7日，美国驻华使馆家属楼遭遇枪击。

“我们听见了枪声，但是不知道子弹从哪来的，”祈锦慕记得，当时他正在使馆区大楼开会，听到枪响后赶紧跑到临近另一座大楼。霎时间，外交官们人心惶惶，担忧家人的安危。

后来证实，没有使馆人员及家属中弹，但其中不乏惊险的场景。子弹从一个站在窗边的外交官头上呼啸而过，还有的差点击中外交官的子女。如果事件中有人员伤亡，估计将是后果不堪设想的外交风波。几天后，大使李洁明命令使馆人员家属撤离。

“如果共产党被逼到墙角……”

根据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密电，在四月中旬，美国的判断是中共领导层会按兵不动，静待学生运动散去。

1989年4月19日从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报告称：“我们相信，领导层作出了策略性地决定，只要学生们不诉诸暴力、不直接攻击党，将允许学生们在广场宣泄情绪。”

电报还写道，中国领导层可能希望游行学生最终耗尽精力、退出运动。这封电报的署名是时任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该职位数日后由李洁明接任。但BBC没能独立证明这些密电的真实性。

“我们原不认为胡耀邦的去世本身意味着中国的不稳定性会增加，但很明显，在胡去世之后，学生们抓住葬礼的机会来表达他们对政策发展方向的不满，”施大伟回忆说。

随着运动的推进，美国外交官拼凑蛛丝马迹，尽管还有许多摸不清的细节，一个基本结论越来越明晰：中共高层存在权力斗争，武力镇压的选项真实存在。

“国际观察者的共识是，这（抗议运动）不是中共会容忍的事，这不会有一个好结果，”祈锦慕说，“让我们震惊的是运动持续了很久，发展得很深入，我们本以为它会更早行动。”

发表在《人民日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426”社论，揭露内部斗争的冰山一角。

“这篇社论是一个强烈信号：党领导层内部出现不稳，”施大伟说。到了四月底，使馆的判断是：如果抗议持续、共产党觉得自己被逼到墙角，他们会使用暴力镇压。

1989年5月14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 

5月1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抗议者当时占领了北京中心的天安门，还试图拦截车队。

“戈尔巴乔夫到访时，当局无法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他，很明显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耻辱。”祈锦慕看来，戈氏的访问是学潮的重要转折点，政府决心要夺回对北京街头的控制。

5月19日，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劝说学生离场。5月20日，北京开始实施戒严。使馆发出的外交电报指出，《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赵紫阳的照片、使用了赵作为党总书记的官方头衔，还有报道暗示戒严未能控制北京局势，说明李鹏一派还未能完全掌控官媒。

在6月3日晚上使馆发出的电报写道，10到15万穿有防护装备的武装军人进入北京，紧张气氛跃然纸上。

“大量有防护装备的军人携带着自动武器，这意味着使用武力的选项是真实存在的。”

“我不认为美国当年能阻止暴力镇压”

六四镇压之前，美国大使馆官员把工作重点放在街头采访的一大原因是，使馆与中国政府的沟通渠道已形同虚设。“政府联系人能告诉我们的事情越来越少，”祈锦慕说，外交部资深官员也并不清楚中共高层的具体权力斗争，当时外交部的运作并不正常，没人办公，甚至连大门都是关着的。“连靠近门口都没办法，外面有森严的守卫。”

维基解密公开了两则1989年5月22日发自美国驻华使馆的通讯，其中描述了当时北京街头的景象。

解放军未见踪影，示威人群中弥漫着胜利的气氛。“学生们渴望与外国人交谈，三名学生分别对（美国使馆）政治部官员表示，美国对学生的支持不够强烈，他们对此感到失望，”外交电报写道。

祈锦慕和施大伟说，美国使馆从未停止向中国外交部表达对诉诸暴力的忧虑，直在6月3日晚上，还尝试与外交部官员接触。而在华盛顿，美方也向当时访美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清楚表达这一态度。

共产党高层情势不透明，美方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美国的警告对中共影响甚微……两名前驻华外交官在回顾六四前美国的决策时，不约而同地表示。

“我不认为美国当年能阻止暴力镇压，”施大伟说，“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他说，在镇压前后，总统老布什和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都向北京明确表达过暴力镇压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后果。

“这不是美方警告不够强烈的问题。而是当时这些话根本没有听众，中国整个政治机器都向外人关闭了。” 祈锦慕说：“这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外国的意见不会起任何作用。”

六四体现共产党对稳定的诉求“坚决而残酷”

在1989年夏天，美国驻华使馆正值人员轮换之际，施大伟和祈锦慕后来都相继离开了北京。直至奥巴马政府期间，两人一直活跃在美国亚太外交政策圈核心。

目击六四的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我不认为六四改变了我的判断，只是加强了我对中国的认知，”祈锦慕说，中国共产党对稳定的诉求是“坚决而残酷的”，并且不会执行苏联式的政治改革。在政治上，中国只会开放足够的程度，以获取经济增长。而市场经济与威权政府的角力，如今仍在持续。

施大伟说，共产党比他此前想象得更有韧性，可以挺过六四后而继续掌权。

“我从不相信共产党会自我改革，革去自身的权力，”施大伟也说，六四加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不自由”的一贯认知。“我从来都不相信，只要中国更融入国际体系，就能变成民主国家。”

时隔三十年，施大伟仍然清晰记得一个场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与自由女神像相似的民主女神像。近年，他重返天安门广场，留意到最明显的变化是：监控镜头变多了。它们时刻提醒着人们，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控。中共不容许六四在此重演，民主与自由仍然未至。

谢选骏指出：有一种大家“可能忽略”或是“难言之隐”的心理变化，那就是六四以后的反美情绪源于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因为六四以后得以外逃的毕竟是极少数的几百人，而几百万没有外逃的人却受到了残酷的整肃。许多人因此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被愚弄了！被抛弃了！被欺骗了！外逃者被视为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为的是自己可以乘机出国，捞取名利——尤其后来的种种事态发展，更是助长了这一看法。尤其是一些不肖之徒，事前已经准备好了出逃的护照，他们在戒严以后反而更加活跃，组织各种“联合会”，但枪声一响他们就脚底抹油逃往法国了——以致于不少人认为他们是安全部派来故意扩大事态以便为血腥镇压制造事端的便衣。而这些人后来却得到了外国的长期庇护，其中很多人还群集到了美国摇唇鼓舌，而后来这些人又有不少平安无事地回到了中国大陆住了下来！这就不幸滋长了一种台面下的反美情绪，对后来的中美关系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065、六四冤案2059年可以获得国家赔偿】

《日本：安倍为强行结扎历史致歉》（2019-04-25 法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遭强行结扎受害者致歉——日本曾在1949年至1996年近五十年间，对数以千计的残疾青少年强行采取结扎措施，就此，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表示道歉。

据本台法广RFI法语记者Frédéric Charles周三夜间（2019年4月24日）发自东京的报道，在日本，所有遭强行结扎的受害者讲述着同样一个故事：在16岁那年，女孩在没有被告知原因的情况下，被送到医院。当她们在病床上醒来时，肚子上出现了一个伤疤。

1949年的一项日本法律允许医生对弱智者实施节育措施，以阻止低能婴儿的诞生。在欧洲，德国、瑞典也曾有过类似的法律。而日本的部分青少年，有些在被迫做结扎前两年就已经被关押在特殊设施，事先甚至没有连确定弱智的检查都没有做过。部分受害人此后结婚，并领养了孩子。

这一歧视性法律在1996年前曾一直有效。二十多年来，日本国家一再重申这些强制结扎在当年是合法的，受害人无权获得相应的补偿。但如今安倍政府致歉了，随着日本议会一致通过的一项新法律，这些遭强迫结扎的受害者们将获得国家补偿。

网民哀嚎：

smother 今天 10:20

印度人在理工科上输于中国人，但在人文科学上远胜于中国人。这是因为在近现代，印度人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社会，感受深入，了解深刻，也因此更具独自判断与批判力。当与印度人，甚至与任何非中国精英进行思想交流时均倍感顺畅，都会感觉到他们思维敏捷，行云流水，对世事把握精准，判断未来极具想象力。而中国知识分子则思维迟钝，不知所云，按倒葫芦起了瓢，不得不需要对他们不胜其烦地解释再解释。与“中国精英”进行思想交流倍感疲惫与无奈，因他们根本不具备同等深层思考能力。造成中国知识分子自闭的根源来自满清对汉族二百年文化阉割与精神摧残，由此造就了近现代“中国精英”对异族，特别是西方的敬畏。这种敬畏直接导致中国人对西方盲从，且强迫说服自己这不是盲从。而这种盲从又直接导致“中国精英”对异族，特别是西方社会的茫然无知，恐惧失策，不敢深入接触地正确分析与批判中国以外世界，缺乏对未来应有的判断预测。对同一事物不敢及缺乏正确的负面批判也就意味着对该亊物应得的正面评价之无视与否定。“中国精英”对异族的敬畏表现在各方面：中国男足旅战旅败；中国政府擅长于对异族出让中国土地以表忠心；中国不善于在异族人间招幕为中国服务的间谍；“中国精英”只敢对中国文化肆意攻奸，而对异族文化噤若寒蝉，不要说批判，连接触都不敢。要求“中国精英”对异族文化批判无异于对老妓女做变性手术，收费打折还是不打折？正是由于这种敬畏习惯才使得中国男人远避白种姑娘。等等，不胜枚举。若要彻底改变中国人对异族的敬畏习惯，我们首先必须要在心理上确立中国是世界主宰者王者心态，毫无顾忌地种族歧视那些非中国人，必须通过对异族残酷杀伐来最终确认中国自信！

谢选骏指出：日本1949年的事情要七十年以后的2019年才能给予国家赔偿，看来中国的六四要到2059年才能获得国家赔偿——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活到那个时候的话。因为，连日本这个“民主国家”都要拖延七十年，等到当事人都差不多死光了的时候，才能平反和给出“国家赔偿”的黑色幽默，何况一个“红区中国”？那要等到红蛆蛀空了一切的时候，才有迟到的正义吧。六四冤案2059年可以平反，聊以自慰吧。六四冤案2059年可以平反，感恩戴德吧。六四冤案2059年可以平反，迟到的正义也算正义吗。

【066、毛泽东是六四屠杀的招魂幡】

毛泽东这个招魂幡，不是事后的追悼，而是事先的阴谋，因为它永世渴血。

《环时胡锡进镇压六四免疫说中文版被删了》（2019年6月05日 转载法广 RFI 小山）报道：

中国全国上上下下六四30周年媒体全部噤声闭口，唯有环球时报或获得特许议论，但只用英文刊发。六四事件30周年，6月3日《环球时报》英文版罕有发表社评谈六四。其他官媒未见发声。胡锡进牛气指出，“天安门事件更像是给中国社会种了一次牛痘，它会大大增加中国在未来发展路上出现重大政治动荡的免疫力。”据香港媒体报道，今天（5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在微博发出该社评的中文翻译版，不过微博随后被删除。

香港01今天报道，环时英文版刊文评六四，胡锡进微博发中文翻译版即遭删。该报道署名朱小二指，今天（5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在微博发出该社评的中文翻译版，不过微博随后被删除。该报道说，胡锡进掌管的《环球时报》是中国舆论场中的“另类”。报道说，胡锡进在微博发布6月3日《环球时报》英文版的社评《June 4 immunized China against turmoil》中文翻译版《天安门事件：中国社会痛苦的牛痘》。报道指胡锡进在微博上写道，“老胡将3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的社评翻译称中文，献给朋友们。这是一个通报，也是见证。想让关心的人知道实情，而不光是听海外的声音。我也想让大家知道，不管外部舆论环境什么样，那里永远都有一个《环球时报》的声音在与它们碰撞。没人能击垮我们，更没人能吓到我们。”该报道说，尽管胡锡进的微博随后被删除，但这仍是内地少有的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士谈论六四事件。稍早前，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员发表涉六四事件言论进行反驳，称干涉中国内政，表达强烈不满；中国防长魏凤和在新加坡期间亦说，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并平息动乱，保持中国稳定。报道指在《环球时报》英文版社评中，文章开门见山称，中共早已定性并总结六四事件，此后不提是让国家彻底走出阴影，避免争论，面对未来。2018年底，中共再次将该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据文章称，当下中国没有重现六四事件的政治条件，中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要比当年成熟的多，中国在政治上也变得成熟，了解通过改革而非革命促进发展的重要性。

该文章写道，“天安门事件更像是给中国社会种了一次牛痘，它会大大增加中国在未来发展路上出现重大政治动荡的免疫力。”

谢选骏指出：“环球时报”真是日日施暴，所以号称“环球日爆”。至于胡锡进，名字取得好，所以能作官——胡人赐予的进阶。于是胡锡进这条马列毛“锡进”的牲口，太懂得牛痘了，他把共产党中国比作一个毛孩，不打牛痘就会得瘟疫天花，不杀人共产党国家就没法进步——这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承其祖训，这个祖就是共产党的老牲毛泽东。

《文革无底线武斗 背后推手原来都是他》（2019-06-04 转载 吴法宪《回忆录》）报道：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其背后黑手都是一个人。例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王洪文率十万人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赞曰：“打得好！”他听到各地武斗的汇报时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练了自己！”

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在文革中挑动群众大规模武斗。

关于“诬陷贺龙和罗瑞卿”，吴法宪说：“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和廖冠贤四个人的揭发整理的，不是我个人编造的。罗瑞卿的这顶帽子是中央戴上的，并不是黄永胜和我给他戴上的。如果说，在文革中的报告中或言论中对当时受迫害的领导同志有过类似的不敬语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话，难逃法网的应该不止是我们几个，大概是不计其数。 

关于贺龙和罗瑞卿受迫害的问题，我认为主要责任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决策的，主要安排是他们决定的，两个项目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全面负责的……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从没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据我回忆，由毛、周亲自批示、审阅、划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它人的项目组报告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罪’，牵连到毛主席的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他愤怒地说：“在刘邓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它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按：指黄吴李丘），就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关于“在空军关押迫害干部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空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问题，他认为“这是全国全党搞运动的结果，当时全军共有八万人受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空军只占其中百份之零点二，其余99.8%受迫害的人又应由谁来负责，各该单位的主要领导是否“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全国共有七十三万人遭到迫害，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都要承担刑责？在审查林彪集团过程中，军以上干部八百多人被整，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中将（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在学习班中被整死，是否也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呢？”他认为“在打击迫害干部的问题上，从毛主席、党中央到下面基层领导都有错误，都应承担责任，不能只是把我们几个人推出来做替罪羊了事！”

吴法宪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其背后黑手都是毛泽东。例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王洪文率十万人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赞曰：“打得好！”他听到各地武斗的汇报时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练了自己！”他在上海看到电视直播批斗大会中造反派强迫陈丕显、曹荻秋低头弯腰，竟说：“这算不了什么嘛！”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周恩来等牲口真是禽兽不如，不仅策动阶级斗争祸害中国，而且发动文革糟蹋祖产，最后也是六四屠杀的招魂幡。没有毛泽东等就不会有六四屠杀，至于邓小平几个小丑和他们的解放军，不过是毛泽东遗体上的残留物质。毛泽东是六四屠杀的招魂幡。所以六四前夕毛泽东遗像被扔上了臭鸡蛋的那天，天安门广场顿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闪电雷鸣、大雨瓢泼……屠杀的契机发动了。难怪当时大家怀疑，这几个湖南人是安全部派来激化矛盾、制造镇压借口的特务分子。后来又有人说，那几个义士可能是毛泽东韶山的阴魂附体，派出扣动大屠杀的扳机！所以那几位义士身不由己，非死即疯了。可见，毛泽东遗像遗体清除不掉，天安门会不断死人的。毛泽东这个招魂幡，不是事后的追悼，而是事先的阴谋，因为它永世渴血。

【067、民运领袖怎能临阵脱逃】

网文《黄雀行动》在六四屠杀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报道：

黄雀行动（英语：Operation Siskin或Operation Yellow Bird）是1989年6月下旬至1997年为止，以司徒华为首香港人士为了秘密营救在六四事件中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缉的持不同政见者前往香港之行动代号。其中在中国政府1989年6月13日发表《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后，香港人士便发起黄雀行动协助遭到通缉者偷渡离开中国大陆并且之后协助前往其他西方国家。当中包括人权倡导者、西方外交官、商人、走私份子和香港帮会等不同背景之人士超过400人也曾协助整起行动。对此“司徒华”曾经表示黄雀行动的细节极度敏感，也因此许多涉及的人物和细节在多年来一直没有曝光。整个黄雀行动共救出约800人（其中包括黄鸟行动救出约400人），其中在通缉令中遭到搜捕的23名学生领导人中有15人成功因而获得营救，而借此前往海外人士包括有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苏晓康、陈一咨等人。过程中中国政府也曾逮捕3名在香港积极参与参与黄雀行动的成员，不过因此入狱的营救行动成员则在香港政府干预下陆续获得释放。 

名称：黄雀行动自1989年6月上旬展开后，参与人士大多将行动形容为“秘密通道”。不过1991年6月时，岑建勋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提到黄雀行动时引用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借此形容参与人士抢在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搜捕前救走民主运动人士。而这之后成为行动的主要名称，而该次访谈也成为坊间广为流传的命名说法。不过在2011年1月时，担任黄雀行动策划人之一的陈达镫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病逝后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提到“黄雀行动”实际上是由司徒华所命名，而在过去20年来社会上则误以为名称是出自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而据司徒华自传《大江东去》中也提到黄雀行动的名称并非出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他的解释是出自曹植的诗作《野田黄雀行》中所提到诗黄雀遭到捕捉但是获得少年救援的故事，借此寓意朋友被捕而自己想尽快协助营救。邓光荣在接受访问时提到计划黄雀行动时则引用中国成语“黄雀北去，燕子南飞”，借此形容参与人士大规模派遣人员(黄雀)北上做情报工作，与照顾匿藏者(燕巢)取得联系，安排民主运动人士(燕子)南逃转移，(燕：北京一带古称)；原因是当年在重重戒严下，电话、书信不能往来机密，电话、书信只能为传语人员作身份验证，但之后为了保护(黄雀)就没有再提及了，也隐藏了(燕巢)的存在。 

背景：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过后，中国政府在6月13日发表《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而开始通缉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为首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同时也陆陆续续针对事件参与者展开搜捕行动。 

计划

组织行动

曾经参与行动策划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

六四事件发生后，由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等人创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数个小时内开始策划营救行动；并且由牧师朱耀明、艺人岑建勋等人负责策划以及支援，其中朱耀明跟“支联会”也达成共识，在过去没有执行过类似行动的情况下一旦出事便由其负责，同时众人也有心理准备可能随时遭到逮捕。之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一方面和西方国家的领事馆商讨庇护程序，另一方面也开始招募一众爱国“蛇头”参与偷运与偷渡活动。 

由于第一支首先参与救援的“蛇头”团队索价价太高，在招募第二支“蛇头”团队的过程中，岑建勋透过邓光荣介绍的高世昌认识陈达钲。 司徒华、李柱铭、朱耀明、岑建勋、邓光荣、高世昌、陈达钲等人在尖沙咀海运大厦的酒店中会面数个小时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交由陈达钲担任前线指挥工作，原因是陈达钲经营“蛇头”偷渡业务和走私生意多年而手中能雇佣多艘千匹马力的走私快艇(俗称大飞)。在许多新闻报导中将陈达钲视为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司徒华则批评陈达钲仅担任船舰调度的工作并且索价甚高，并且提到因为其兄弟于1990年遭到中国官员逮捕后便泄漏行动的逃脱路线而带来严重影响，之后司徒华也愤怒地不再将其列为工作成员之一。邓光荣于是找当时东联社(老东)的坐馆老东就帮忙，老东活跃于中港走私，在中国内地有很多门路。然后他们再联合几个控制港岛从西环至柴湾的码头的联字头帮会，包括义堂和联乐堂(单耳)等，参与行动。据黄雀行动成员透露，加上邓光荣的江湖大佬刘荣驹是赌王何鸿燊的爱将，在澳门极有势力，人脉远及珠海、湛江，对黄雀行动有很大的帮助。司徒华在回忆录上表示当时整个行动只有6名成员知悉而呈现高度保密状态，而整个救援行动则分成多个步骤进行。但是相对于其评论邓光荣时表示：“邓光荣在澳门带来很多影响，甚至为了节省时间而亲自执行行动，但是他依然低调而从不要求他那份应得的荣耀。” 

香港组织：根据司徒华逝世后出版的回忆录，黄雀行动的资金和物资主要来源于当时香港同情民主运动的商人和名人，以及香港殖民地政府广泛的援助。其中包括商人罗海星和著名女歌手梅艳芳等人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也很快知悉黄雀行动的进行，并且亦捐钱支持这次营救行动。《新闻周刊》 的报导指出在行动一开始，黄雀行动策划者便从企业界募集到260,000美元作为任务资金。

在偷渡行动中，主要由香港三合会组织新义安、十四K、联公乐、联乐堂(单耳)、义堂和东联社等负责提供接应的人员、陆路偷运和海路偷运，其中黄雀成员会与救援目标进行直接接触并且透过各种途径将其送至香港。另外这项行动也被香港政府视为最高机密，但此举动主要是为了保障英国实施主权。其中行政局对于黄雀行动并不会过问，而香港总督仅作为执行者并且不会公开提到此事。香港总督卫奕信便曾经派出副政治顾问柏圣文直接与黄雀行动高层联络，借此确认民主运动人士的动态，而过去曾经协助黄雀行动的数百香港民众也会获得香港政府的安全保障。 

其他协助：另外一方面，黄雀行动的成员也和中国大陆边防部队、各地警察乃至于雷达操作员也有所联系，其中分别驻防在珠海市和深圳市的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七支队与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六支队也曾经提供过支援。在行动中有时甚至警察会放弃缉捕学生或者是在集合点引导流亡者，其中学生领导人李录在抵达秘密集合点后便发现自己与一名警察搭乘同辆车，而工作成员则告诉他如果遭到查问的话该名警员便能够回答正在监视李录作为因应。 

而《新闻周刊》在报导中表示在美国和英国情报人员协助下，黄雀行动的营救团队得以多次进入中国大陆执行任务。其中司徒华便提到3名参与六四事件的上海市学生获得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协助而得以出境，并且对于其收集情报的表现表示称赞。而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则表示美国参与这次行动“几乎游走在在法律边线”，并且和其他外国驻华大使馆针对庇护要求者有所合作，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提供先进设备、逃生管道、解释内容以及武器等援助。 

行动：黄雀行动从1989年6月下旬开始进行，并且一直持续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才宣告结束。在营救行动进行前参与成员先是参考国际特赦组织所提出约有近800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有工人运动领导人韩东方、知识分子包遵信等人。之后成员还参考了三份人物名单以安排计划内容，分别是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在内的21名遭到通缉之学生领导人、包括方励之、万润南在内的被点名知识分子以及六四事件发生后禁止入境的49名持不同政见者。在黄雀行动中至少有100次派遣行动小组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国政府正在搜捕的情况下寻找并且安排营救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小组携带有干扰装置、夜视镜以及红外线讯号接收器等，甚至安排化妆师以及准备假证件前来帮助逃犯进行掩饰工作。而小组执行任务的地点包括厦门市、广州市、深圳市、兰州市、上海市、北京市等地。 

其中在获得民主运动人士的消息后行动小组便会派遣认识其的人前往与之会面，之后则由另一组团队安排偷渡至香港。黄雀行动主要偷渡方式包括汽车、火车、飞机、走私快艇等将持不同政见者行经沿海城市进入香港，之后则是将其安顿并且协助他们前往其他西方国家。当时民主运动人士主要经由5条路线偷渡前往香港，包括从蛇口客运码头前往屯门踏石角的青山发电厂附近、从深圳市沙头角前往上水、从深圳市南澳镇前往西贡市、从惠东县港口镇前往柴湾和筲箕湾地区以及从汕尾市前往黄竹坑，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到7小时至8小时都有。而有关营救所需的金额基于政治风险和不同尝试次数而介于80,000港元至80,000美元之间。不过司徒华也透露当时营救吾尔开希时，在其3次尝试逃脱过程中便花费超过600,000元港币。 

不过在过程中也曾经与公安机关发生枪战，其中在偷渡苏晓康和孔捷生时黄雀行动的快艇便在虎门镇外海遇上两艘边防巡逻艇，随即遭到对方发射照明弹并且以冲锋枪进行扫射。随后双方爆发枪战而造成有人肩膀受伤，最后船只则于屯门踏石角处成功上岸。在营救行动中已知的丧生案例包括有4名成员完成任务驾驶渔船返航时，因为遇上浓雾而撞上水泥船丧命；另外还有2人在遭到公安机关的巡逻艇追捕已经开枪后，因为加速推进的结果造成引擎着火而逝世，对此陈达钲则付了每个人50万元港币的安家费给死者家属。而在1989年10月时，2名成员黎沛成和李龙庆在湛江市执行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行动时遭到中国人员逮捕以及判刑。这使得陈达钲在1990年前往北京市与中国公安机关高层进行谈判，并且尝试说服后者其行为仍然是基于爱国行为。最后在多方营救以及香港政府施压下两人获得释放，但是陈达钲后来也因而退出黄雀行动(1990)。 

营救人员：陈达钲之后表示共有133人通过他本人逃离中国大陆，而司徒华在接受电子媒体访谈时则说所营救的民主运动人士达到800人。对此司徒华也曾经表示之所以能够救出这么多民主运动人士，原因包括有中国国内官员贪污以及民主运动人士获得海内外支持。而自1989年7月开始包括学生领导人李录、熊焱、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等人，以及知识分子苏炜、陈一咨、苏晓康、严家其、高皋、吴仁华、刘再复、远志明、孔捷生等人陆续借此逃离中国。 

另外除了参与民主运动人士获得黄雀行动协助外，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人员透过秘密管道逃往香港。其中在黄雀行动中有成员遭到中国政府逮捕后，至少4名曾经帮助黄雀行动、官阶上尉至少校的军官趁著夜色从广东省乘着快艇偷渡至屯门龙鼓滩。由于行动过于匆忙，这批人在身穿军服、携带冲锋枪和五四手枪等武器的情况下便偷渡前往香港。之后这批人则透过关系前往旺角，并且由香港当地人员前往通报香港政府处理。随后保安局为了避免滞留过久而引起争议，在当天晚上便安排4人前往机场并且在24小时内飞往英国。 

人员安顿：到了香港后流亡者会先被送至上环的水警总区交接给入境事务处，之后被送往位于上水的新屋岭扣留中心进行脱衣检查以及个别审查。之后在拘留一周期间入境事务处会判断该人是否为政治难民并且核准担保书，不过也有像在广东省组织学生运动的陈破空因为没有通过审查而改从台湾出境。其中黄雀行动的组织者平均为每位流亡者花费超过600,000元港币（约64,000美元）的金费，这包括有营救费、生活费以及出国费用。而在偷渡至香港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每个月会提供3,000元港币给民主运动人士生活，并且还在新界租屋提供流亡者集体居住或者是令其个别住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义工的家中。 

其中香港所安排的居住场所大致上以10间房屋作为一组安全屋，分别位于马料水赤泥坪村、西贡市泥涌、上水金钱村、元朗锦田等地区；其中位于屯门蓝地的安全屋更运作至1997年才结束营运，另外富豪花园也曾经安排收容变节的公安机关人员并且为其提供保镖保护。不过早在1989年7月时法国政府便认为收容人数已经接近饱和，在美国尚未开始进行收容工作前便居住许多逃亡人士，而在高峰期更是滞留超过50人。另外当时为了协助居住在香港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香港明爱捐出衣服，林钜成和蔡元云等医生为民主运动人士义诊，而香港电讯也提供6部移动电话给持不同政见者播打长途电话。

政治庇护：牧师朱耀明曾多次协助安排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庇护事宜。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朱耀明很快便透过朋友关系成功游说法国政府提供政治庇护给持不同政见者；而当时将香港作为殖民地的英国政府则主要着重保护逃亡的公安机关和军方成员，并且会将其立即送至英国。美国则一直到1989年10月才开始同意接收，不过其一开始目的则是为了能够从有军事背景者手中取得密码簿。往后有著名民主运动人士前往香港后朱耀明便会同时联络香港政府、美国国务院以及关注人权议题的美国参议院议员。其中柴玲在1990年前往香港后原本美国同意给予政治庇护，但是法国政府则主动提前将其接走。大部分民主运动人士准备登上飞机前往第三国前，会先前往律师何俊仁的办公室宣誓并且核实身份，之后再取得外国签证。不过虽然黄雀行动自1989年以后仍然持续进行，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多西方国家因不愿意得罪具有经济实力的中国而不再提供协助，这使得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滞留在香港生活。 

1994年时，民主运动人士王希哲从屯门上岸寻求庇护并且随即高调约见朋友，这使得当时正针对主权移交进行谈判的香港和中国政府陷入尴尬场面。随后政治顾问办公室通知黄雀行动成员必须有所处理，对此曾经参与行动的“Tiger”表示当时让王希哲前往域多利监狱申请担保书，并且故意让原先得以1日办妥的手续花费3天才完成来让王希哲离开香港前都无法曝光。而在1995年至1996年，入境事务处则抽调一组特别调查科成员处理包括移民滞留等问题。1997年香港回归的日期逐渐接近使得安排的逃亡计划开始收敛，部分人士也改由从昆明市经过金三角前往泰国、之后到联合国难民署寻求政治庇护。 

而随着香港回归的日期逐渐逼近，许多仍然待在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担心往后会受到中国政府迫害，开始要求在1997年之前能够获得其他国家之庇护。对此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发起行动以协助这批流亡者获得第三国政治庇护，同时14名寻求庇护者也联合上书给英国首相约翰·梅杰提到：“我们逃离中国大陆是为了寻求可以提供安全和尊严的法治社会。”之后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答应在回归前解决滞留香港的民主运动人士去留问题，其中在香港生活已久的韩东方等人于1997年5月获得香港身份证，而在同年6月底最后一批逃亡人士则被送往荷兰、挪威等欧洲国家。 

行动反应：在1997年6月香港回归前夕，包括朱耀明等曾经参与黄雀行动的成员一度先行前往美国观察情况，在局势稳定之后才重新返回香港居住。2009年5月27日时，香港正义连线、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南方民主同盟等组织在旺角行人专用区举行“纪念六四、感谢黄雀行动”公开论坛，并且首次邀请陈达钲向民众介绍当时情况。 

民运人士徐水良发表文章称邓小平曾亲自批准通过黄雀行动以极少数异议人士作掩护，向西方派遣中共间谍。

黄鸟行动：在黄雀行动进行期间，中国国民党海工会也展开同样营救民主运动人士的黄鸟计划，而其主要目标便是将参与相关运动的的400名成员经由台湾送至海外国家庇护。其中营救团队组织成旅行团并且透过化名的方式行经中国大陆各地，之后从福建省搭乘渔船偷渡到台湾。对此当时担任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暨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的马英九证实曾经捐1万美元给这项计划，而包括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等许多名人也曾经捐钱帮助黄鸟计划。

谢选骏真粗：营救“民运领袖”，其实只是抬高了营救者的地位；而使“民运”沦入“被外国势力操纵”的套路！自发的民运成为被豢养的民运，这种“摘桃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这些“自封为领袖们”在道德上破产了！真的领袖怎能临阵脱逃？扔下千百万死难者不管不顾，乔装打扮甚至改名整容，蒙混过关？有人说过，临阵脱逃的，当然就不是领袖了，而是比普通一兵还要不如的人渣了。可悲的是，这些人渣到了海外却冒充英雄了，各个人五人六登台表演、捞取名义，你想这样的海外民运还有可能的出息吗？二战败将希特勒都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宁可选择自杀，用自己的狗命负起吹牛的责任，也不像他的手下那样作鸟兽散，逃避责任，想尽办法苟活下去。他们受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德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争取一席之地！现在我打败了，证明我无能，所以该死，请杀了我，放过德国！”那些日本战犯也是如此，他们的无能葬送了日本，现在后继者多是骗子，还想蠢蠢欲动却欲振乏力；因为他们失去了基本的信用。这种人格破产，注定运动无法成功。现在几十年混过去了，这些“领袖”不仅没有检讨自己的没有担当，没有对死难者家属做出应有的救助，只顾吹嘘展览自己的谋生能力如何如何，他们除了日益沉沦，还能干什么呢。

【068、民主运动都是改朝换代的热身运动】

《乔晞华与张杰的对话：如何看待中国未来民主运动？》（2019年4月29日 首发）报道：   

本月，乔晞华博士与他的导师James Wright合作出版一本社会运动学著作《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为此，博闻社、博讯新闻网记者张杰博士对乔晞华博士进行了专访。

一、您最近发表了一本新书，题为《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乔晞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一书是我与导师、美国知名社会学家James Wright教授合写的。本书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中文版在今年四月出版，电子版在谷歌图书，纸质版在布乐图书网上有售。英文版还在进行最后修改和联系出版中。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12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中的文革群众运动情况。第二部分以社会运动学理论对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进行了分析。

二、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乔晞华：我研究文革的群众运动有三个原因。

（1）中共的恶意丑化和歪曲，使造反派成了文革罪孽的替罪羊。上层的罪恶是林彪和“四人帮”干的，下层的罪恶全由造反派兜着。许多人（包括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精英）把造反派诞生前和群众组织已经解散后受迫害也算到造反派头上。

（2）被歪曲的文革群众运动史，使得我们不能正确理解文革群众运动与后来的民主运动之间的联系。民运人士没有从造反派身上汲取血的教训。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学生运动，更不愿将文革群众运动与后来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这一错误的后果是令人痛心的。尽管中国的民运人士鄙视造反派，可是他们却依然在犯先驱们同样的错误：不包容、不妥协、无休止地争权夺利，最后走上自毁的道路。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Santayana）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必将重蹈覆辙。”

（3）在一些回忆文革的论文论著中，有一些人仍带有严重的派性，真正做到反思，检讨自己的并不多。有一些论文论著，语言和口气使我们又回到了文革的时代，他们连当年大字报的文风都没有变。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可是不少人依然带着当年的派性，站在当年的派性立场上。历史已经过去，现在争个输赢，争论文革中派别的谁是谁非，一点意义也没有。如果我们不能反思自己，不能深刻地检讨自己，就不能认真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不利于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

三、您能否具体谈谈这一问题和书中的主要内容？

乔晞华：好的。因为这本书有30万字，400页，涉及较多的内容，受时间限制，今天我只谈几点与未来中国社会运动展望有关的问题。社会运动含义较广，其中包括民主运动。首先，我讲一下社会运动的定义和分类。社会运动是“一个有意识的、群体的、有组织的努力，试图以体制外的手段推动或阻碍社会秩序中大规模的变化。”该定义中的两个信息特别重要：“有意识的”和“体制外的”。“有意识的”指的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有意识的，不是盲目的。“体制外的”指的是社会运动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体制外的手段，括示威、游行、请愿、静坐，甚至暴力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运动不同于政党和利益集团，因为后者拥有接近政权和政治精英的正常管道。

如果从社会变化的对象和变化的范围两个角度来分析，社会运动可以分为四类，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与文革群众运动有关两类运动，即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改革运动只是对现有体制进行局部的改革，并非企图推翻整个现有体制。革命运动则试图推翻现有制度并创立新的制度。用通俗的话来说，改革运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运动，革命运动是“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运动。

四、听说你和导师以前曾合作发表过书，与现在这本书有什么联系吗？

乔晞华：我们这本书是基于我们前一本英文书“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译为《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义》）。如果读者英文不太好的话，可以参考我的一本中文书《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现在这本书是前本英文书的续集。在前本书里，我们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1）文革的群众运动是改革运动，（2）文革是党内外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六个集团进行的一场非合作式的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新出版的这本书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论述文革群众运动的。

五、你们如何分析文革的群众运动的呢？

乔晞华：文革的群众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民众并非一无所获。民众在文革初期对基层党组织的冲击，对党组织的瘫痪起了重要作用。党组织的瘫痪带来党支部专政体制的崩溃，特别是身份等级制度的结束。在文革期间党组织瘫痪以后，党和党员的威信与作用受到严重挑战。从文革后期开始，基层不再进行划分左中右的政治排队，也没有听说什么人被党支部打成反革命。政治迫害当然还有，但是与文革前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遗憾的是，群众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群众运动是被自己的内讧打败的。不过，造反群众并非永远“死磕”，没有联合。例如，湖南、湖北和江苏的造反领袖们在遭受全军覆没的失败后，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联手作最后的挣扎就是一例。为什么造反派们以前在毛和中央一再号召大联合的情况下拒绝联合，打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非要到双方都被打翻在地后才想到联合呢？这一迟到的联合揭示了什么？

六、我正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乔晞华：在这场六个集团参与的混战中，作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造反派以前没有能够联合，是因为对形势发生误判。这是文革群众运动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一误判，部分源于他们没有分清真正的敌友。他们以为保守派已经完败，不可能死灰复燃。在对权力贪婪的驱动下，把曾经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成敌人，试图一揽大权，独霸天下。这是致命的错误策略！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策略，才出现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裂。而一旦开打就很难收手，只能死拼到底。“善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需要智慧。敢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更需要勇气！”这是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革研究者、原清华大学“四派”第二号领袖孙怒涛先生的总结。我们认同他的观点。他是我们所见到的少有的具有冷静、理性、勇于反思、剖析自己的群众运动的领袖。

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在于民众缺乏包容和妥协。按照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的说法，“政治决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得到何物。”换句话说，政治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决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无论一个人的目的多么崇高（例如为了天下劳苦大众的幸福），或者多么渺小（例如为了一己私利），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斗争都是政治行为。要想做到在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过程中不使用武力，只有通过妥协、合作、协商和争论(有时甚至通过贿赂和欺骗)来实现。由于资源有限，每个人对权力和资源的愿望不可能全部实现，因此在争夺资源的斗争中会有输有赢。“妥协”和“胜负难料”是政治的两大特点，但是造反群众却很少有人愿意通过妥协、合作和协商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七、这是群众分裂的原因吗？

乔晞华：是的。文革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被许多学者忽略，这就是：（1）造反派为什么分裂？（2）他们的分裂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带来了哪些害处？群众运动的失败，加之中共的故意歪曲，使得造反派声名狼藉。1989年发生举世闻名的民主运动，当年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来到天安门广场，问学生领袖王丹：“假设我支持你们，会不会欢迎？”王丹答道，“你千万不要支持我们。 你们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是笨蛋！ 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始终不是好人。”事实上，当年的大多数造反群众既不是坏蛋也不是笨蛋，他们是犯有错误的平常人。尽管有些人对造反派抱有同情心，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他们。更少有人认真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为中国今后的群众运动探寻方向。如果造反群众在保守派失败后迅速联合，共享胜利果实，中国的当代历史或许会改写。

八、总结造反派失败的教训与现在有什么联系？

乔晞华：文革结束至今已有40多年了。文革结束后，中国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自从1989年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从未停止过。由无数抗议活动组成的社会运动，将使专制国家向民主化发展。这些分散并无联系的抗议行为其实是中国未来长期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

例如，2018年6月8日，为抗议高油价和官方削剥等，全国多地的车主及司机发起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视频显示，包括重庆、安徽合肥、贵州铜仁、江西修水和山东聊城等地的卡车司机参加了罢工。大批卡车集结在公路和停车场，要求降低油价，提高运费，并要求交警及运管部门停止对大卡车的随意罚款行为。为了协调行动，各地卡车司机组成联盟，要求外地卡车司机不要前往装卸货物，以便为争取整体权益创造条件。虽然罢工很快平息，但是其影响不容忽视。

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复转军人的抗议。这些曾是国家专政机器的成员也走上抗议的道路，维护自身的权益。2016年10月11日，逾万名来自中国多个省市的复转军人，在北京八一军委大楼前举行大规模维权行动。中共高层紧急出动各路人马灭火，先后有中央军委、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出面安抚。多省的省级官员及复转军人聚居的市级领导被紧急召往京城，地方官员向复转军人作出承诺。此次大规模维权行动，通过网络召集的方式，筹备半年之久。复转军人由原来的碎片化维权，渐渐走向聚合。

令中共高层始料不及的是，上述抗议过后仅几个月，2017年2月下旬，大批身穿迷彩服的中国退伍军人又一次聚集在北京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楼前，静坐示威维权。示威者们索取被拖欠的退伍福利，要求解决住房和就业等问题。与2016年10月中旬中国退伍军人包围中央军委八一大楼示威的做法类似，这些退伍军人身穿作战迷彩服，在中纪委前的街道上示威。

由于中国的专制性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根本无法生存。但是，如果我们将上述抗议行为看成是未来长期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把这些分散无联系的抗议行为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来研究，就有了意义。近30年来，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对研究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不无益处。

九、那么国外的成功经验有哪些呢？

乔晞华：我在这里想专门讨论“阿拉伯之春”的经验。阿拉伯革命涉及多个国家，如突尼斯、埃及、敍利亚、利比亚等。我里仅举突尼斯和埃及两国的例子来讨论。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触发了境内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这一突发事件导致该国总统本·阿里政权倒台，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因人民起义导致推翻现政权的革命运动。总统本·阿里被迫离开突尼斯，出走沙特阿拉伯，结束了他长达23年的统治。

在突尼斯革命的影响下，埃及民众也开始行动起来。从2011年1月25日开始，埃及爆发了一系列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向政府表达不满。抗议者要求埃及总统下台。内外交困的穆巴拉克最后不得不宣布下台。埃及的此次大规模抗议行动后来被称为“埃及1.25革命”。

“阿拉伯之春”的特点不仅因为参加的人数众多和非暴力等特点著称，而且因为以下三个特点更引人注目。“阿拉伯之春”被称为是“三无”运动：即“无线”（Wireless）、“无领导者”（Leaderless）、“无阶级”（Classless）。

十、什么是“无线”呢？

乔晞华：“无线”是因为“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的爆发是由新一代的信息和媒体技术（因特网、脸书、推特等）煽起并构框的。早在2005年，突尼斯的首位电子博客博主因公开批评专制政府而遭到囚禁死于监狱之中。政府加强了因特网的管制。许多博主采用措施保护他们的账号，以防网络警察的侦破。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因特网、脸书、博客和推特起到了联结个人、群体和各社会团体的作用。运动消息的散布、民众的动员和鼓动、群体行动的协调无不依靠这一新技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是此次革命成功的关健。当局关闭和阻断因特网和无线联络网。可是当局的安保部队与军队也依赖于同一信息技术提供自身的联络和协调。当局的措施导致安保部队失联，无法实行行动。正可谓“成也肖何，败也肖何”。

十一、什么是“无领导者”？

乔晞华：这也是一场“无领导者”的革命。“阿拉伯之春”源于民众突然爆发的对当局的愤怒，而不是一个事先周密的计划。在突尼斯的革命中，自焚青年突瓦吉吉成为了一个象征。而这一象征是由他人塑造的。他本人并没有计划通过他的决定和行为来动员其他民众。但是，他一时的决定却产生了涟漪效应。他被塑造成反腐象征，成为抗争的旗帜，激励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投入运动。如果没有他人的塑造，他的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当地事件，只有他的家人和朋友才会牢记。在阿拉伯的革命运动中没有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小组、先锋队或组织，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层次的领导结构，而是由不同的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这些组织中并没有某个（或某些）组织占据领导者的地位，但是革命运动却组织得非常出色，团结在一个目标下：即民众要求变更政权。这一共同的目标使得革命运动团结一致坚持到胜利。如埃及的革命运动中，开罗的解放广场成为一个“小国家”，食品和各种后勤供应、防御和安全、联络和通讯等安排得井然有序。这一点与1989年六四民运中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非常相似。

按照过去的社会运动学理论，似乎运动离不开有效的、有号召力的领导人物。但是从“阿拉伯之春”的情况来看，运动的发动和发展离开了领导者似乎也能进行。“无领导者”对运动的发展的另一个好处是保护了运动的精英和骨干。在专制国家里，传统的运动常常因为运动组织的主要领袖遭到暗杀和监禁而陷于群龙无首的困境。我从国内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复转军人抗议的内部情况。据说，这几次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是一位前高官指挥的，私下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分工，通过电邮、手机、微信等先进的技术手段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得以成功。“阿拉伯之春”的无领导者状况给专制政权出了一道难题：当权者不知该如何下手。大规模的滥杀无辜毕竟不是明智的选择。电子网络的出现为运动的领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

十二、最后，什么是“无阶级”呢？

乔晞华：“无阶级”指的是，参加“阿拉伯之春”的民众抛开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分歧，为改变政权万众一心。阿拉伯国家的现代社会运动不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运动毫无联系的。当突尼斯、埃及、也门、阿尔及尼亚和巴林等国的民众起来反对他们的专制统治者时，这些国家的抗议运动既不是由意识形态和宗教煽动，也不是由某个（或某些）领导者或政党煽动的，而是由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心理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阿拉伯之春”源于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造成2011年突尼斯民众造反的根源，早在2008年就已埋下。埃及的革命，更是早在2005年时的一个运动埋下了伏笔。而且，根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发生的冲突。正是由于这些综合因素，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能够抛弃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歧见，齐心合力地推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专制政权。

根据政治过程论的观点，运动的参与者并非在真空中选择他们的目的、策略和手段，政治结构对参与者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有学者分析美国因种族和贫困发生的暴乱，发现如果城市比较开明，有正规的渠道沟通，发生暴乱的可能较小。如果一个城市比较封闭，没有明显的沟通渠道，这样的政治结构会压制民众，发生暴乱的可能也较小。美国社会学家Tilly提出，政治开明与抗议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曲线关系。这就是说，当政府为民众提供正常渠道时，民众抗议很少，因为民众能够通过代价较小又更直接的方式施加他们的影响。当政府采取强硬路线时，当局能够压制民众，使他们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以便组织起来发声。抗议的爆发，常常发生在政权有适当的容忍度，民众既没有足够的渠道满足自己的诉求，又没有完全被压制得不敢尝试采取体制外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换言之，政治开明度与抗议爆发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关系。“阿拉伯之春”能够爆发并取得成功，归功于相关的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中采取了较开明的政策。但是这些国家的政策，还没有开明到足够的程度，以使革命运动没有理由。当然，如果这些国家采用强硬的铁腕手段，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但是强硬的镇压只会使温和的民众屈服，强硬派则会更加坚强和更加激进。残酷镇压也可能起反作用，即会激起民愤，动员更多的民众起来反抗。所以，铁腕镇压是一把双刃剑。

民众投入抗议活动不仅取决于外部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内心的因素。当外部条件与内心的感觉相适应时，民众就会积极投入运动。内心的感觉指的是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外部条件不会自动转变成抗议行为，需要经过“思想上的解放”并转换成行动。这时被压迫的民众才能够冲破悲观压抑的思想状况，感到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伊朗的1979年革命就是一例。从各项客观指标来看，当时的巴列维政府并非一个虚弱的政权，广大的伊朗人也不认为当局是个虚弱的政权。许多伊朗人担心当局会采取强硬手段镇压民众。随着运动的发展，伤亡人数不断上升，民众也意识到上街抗议的危险性。但是意识到危险并没有使民众变得顺从，反而激发民众的暴力抗争。从1978年9月开始，民众开始感觉到革命运动比政权更强大，感觉到革命能够成功。这一主观意识的变化，使得更多的民众加入到斗争行列之中。全民都起来反对之日，就是巴列维政权只得灰灰溜溜下台之时。

在叙利亚的革命中，政府的暴力镇压和威胁也是一个动员因素。安保部队的行为使运动走向暴力化，激起民愤，使更多的民众投入运动。民众需要排除恐惧心理，才能大胆投入革命运动。正如一位埃及抗议者说的，“当人数少时，你会感到害怕。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么多人时，我们感觉我们能成功，感到更有信心。”埃及的抗议者还采用祈祷的方式消除心理恐惧。“抱团取暖”和“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这里发挥了作用。

十三、关于社会运动与参与者间的关系，你们是如何分析的？

乔晞华：社会运动（尤其是上述的革命运动）中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网络。换言之，社会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和多样化的网络结构。网络是由节点和关系组成的。节点可以是个人、组织或社区等。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既可是单线的，也可是多线的。研究人员对于社会运动与社会网络之间关系的兴趣，在不断地上升。六度分隔理论（Six Degree of Separation）与社会网络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该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只需要很少的中间人就能够建立起联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平均只需要六步，就可以联系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美国人。现代网络技术为人类的联系提供了更便利的途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和简单了。一项脸书的研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现在只需四步就可以联系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推特的研究则发现，用户之间只需3.4步。

英特网为民众的组织提供平台是有目共睹的。英特网的多向联络和合作行动，能促进并动员社会运动。微信群、博客群、Skype群、脸书群和推特群等等，都是社会网络的节点。当需要时，它们都可以成为动员的对象，实现整群动员集体加入，英文叫做Block Mobilization。英特网能够使社会运动的组织以较低的代价进行沟通交流、产生信息和发散信息，并且有效地获得反馈。“阿拉伯之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从实际意义上说，“无领导者”并非真的没有领导者，而是因为领导者们活跃在英特网络中。他们不像传统的运动中那样需要亲自出面来号召和动员民众。面对专制体制，充分运用英特网的隐蔽性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十四、可是中共近年来采取了严厉的控制，如何应对？

乔晞华：是的，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更为严厉的舆论控制，对英特网和社会媒体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这对于民众进行抗争相当不利。类似中东地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但是，小规模的地区性的维权运动却将会成为家常便饭。对于在专制度下的反抗运动，匈牙利政治学家托克斯提出，需要区分“反对党”和“持不同政见者”。反对党公开地企图取而代之，夺取政权。持不同政见者仍然忠于现政权，只是对某些不合理的方面提出批评意见。持不同政见者是“体制内的反对派”，他们要求通过改革扩大民主，改善以至最后消灭专制体制。另一位匈牙利哲学家泰拉斯提出，持不同政见人士大张旗地鼓地行使合法的权力，避免公开的煽动性口号。他们采用流行的社会批评，故意混淆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官方准许的批评，这是专制条件下反抗运动的特色。以上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十五、那么，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乔晞华：“阿拉伯之春”的“无线”特点，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实在中国发生过一系列事件，显示出电子网络的强大威力，例如江苏南京的“周久耕事件”。2008年，周扬言“要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引起网民的愤怒。周久耕参加南京国土局会议的一张官方照片，开始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网民对这张照片仔细查看之后发现，周某手上带着一只进口的价值十万元人民币的名表。他抽的烟，是1,500元人民币一条的“南京九五之尊”；他开的车，是美国豪华车凯迪拉克。周某的月薪只有4,000多元。周某后来被立案调查，并被判刑。在这场反贪官的斗争中，电子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16和2017年，复转军人的两次大规模维权行动，也是通过网络召集的方式秘密筹备的。两次高度隐蔽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抗议行动，打得当局措手不及。

目前微信在华人中非常流行。微信群可以大致分为四类：（1）友情类，（2）兴趣类，（3）政治类，（4）商业类。友情类群占很大的比例，联系着亲人、朋友、同学、同事和战友等。兴趣类群是以共同兴趣为纽带，如旅游、绘画、书法、读书、投资、股票和理财等。政治类指的是群里的言论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追求民主、自由谈论、走向光明、八九六四和民主正义等。此类群常被封群和封号，然而群主和群友们不屈不挠地与网管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封了再建、建了再封的游戏将无休止地循环下去。虽然此类群友和微信群的总数并不多，但其能量不容小觑。另外还有一些以商业为目的的群，如房地产交易、广告互利、拍卖、医疗和工程信息等。前三类群的群友间有着较紧密的关系，具备动员民众的潜力。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微信群会产生并散布消息，成为未来运动的网络基础。

根据几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电子网络的一项调查，中国网民在网络中不满政府的言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政府一直进行屏蔽和打压。但中国政府真正打压的重点，并不是这些不满言论，而是利用网络的功能号召集会和抗议。一旦政府发现有网民或网群发出集会和抗议的号召，网管会立即封杀，绝不姑息。从这一研究看出，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网络发动民众的巨大潜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何对抗政府的这一措施，网民们需要找到更有效的办法。

十六、你们对中国未来民主运动有何构想？

乔晞华：有学者认为，在专制国家中，民主运动常以环保运动的形式出现。环保运动也属于维权范畴的社会运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随着民众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此类抗争将不断增多。此类非政治性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抗争，会引起更为广泛的舆论同情和支持。当地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采取高压手段，但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时，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出面干预。围绕着环保问题的抗争，不仅是经济的和生态的，也是政治的。除此之外，在中国大陆，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维权抗议行动，在短期内还将占据主要地位。民工讨薪、复转军人安置、学生就业、全民医保、老年人生活保障等问题，都是解不开的结。

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拒绝政治改革的一些中东国家，在“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中先后倒台了。触发政治变革的事件是无法预料的。一个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的突尼斯青年的自焚，竟然能够导致巨大的中东社会变革，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运动中，只有突尼斯成功地转型，实现了民主。其他国家的民主状况并未获得根本性的改善，有的甚至变得更糟。这就预示着，未来革命运动的走向更加捉摸不定。中国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导致巨大的变革？如果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能否接受文革中造反派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果出现了类似的变革，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世人将拭目以待。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民主运动都是改朝换代的热身运动。如果无视这一点，就无法抓住问题的核心。这本书林林总总谈了很多，唯独忘了根本一条——民主运动如果不是改朝换代的热身运动，就会被人们遗忘，甚至作为反面教材载入史册。这就像一切伟大的哲学或宗教，如果不是某种程度的官方哲学或宗教，就会被人们遗忘，甚至作为反面教材载入史册。

【069、民主运动来自于太阳风暴吗】

《科学家建议建“盾牌”阻挡太阳风暴 耗千亿》（CNBC2017年10月29日）报道：

能想象没有SnapChat、谷歌地图、自拍和微信的世界吗？这样的世界简直就不适合人类生活。但是，如果现在不开始考虑如何保护地球免受太阳的淫威，这种灾难可能在本世纪降临地球。

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研究人员阿维·洛布（Avi Loeb）和曼纳斯维·林加姆（Manasvi Lingam）作出了上述预测。研究表明，我们严重低估了太阳对地球潜在的危害。

洛布和林加姆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在太空中建设一个105吨的盾牌。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盾牌要怎么建？人类真的需要这个盾牌吗？

太阳超级风暴的巨大破坏作用

危害人类的将是太阳超级风暴。太阳赋予地球上万物以生命，但它难以预测的威力，有时也会引发大灾难。大规模太阳耀斑的威力，足以破坏卫星、通信系统，以及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数字技术产品——其中包括智能手机、电视机和广播。

鉴于人类对卫星技术的依赖——其中包括导航、通信和娱乐——卫星遭到破坏的影响是巨大的。太阳超级风暴会干扰卫星和地面设备间的无线电信号传输，从而瘫痪卫星导航系统，尤其是飞机和船舶，会受到相当大影响。部分卫星会被摧毁，所有卫星系统会因太阳超级风暴而严重老化，要求重新发射新卫星取代现有卫星，SpaceX和其他太空技术公司可以大赚一笔了。

这项研究的一个关键数据是，未来150年由太阳超级风暴造成的经济损失，将相当于目前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建设太空盾牌将是为人类为避免经济大灾难而上的一道保险。资料显示，2016年美国GDP约为18.6万亿美元。

太阳超级风暴将使飞机乘客受到大剂量辐射

剧烈的太阳风暴会引发电流迅猛增长，造成电网瘫痪。最糟糕的情况是，地磁力会影响栅极变压器数周，甚至数月不能正常工作。发达国家电网冗余度较高，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电网冗余度不够高。

另外一个问题是增加的辐射，在太阳超级风暴期间，乘坐飞机的乘客可能受到大剂量辐射。

研究人员利用地质记录和大小与太阳相当的恒星活动的数据，推测下一次剧烈太阳耀斑将发生在未来100年。他们通过计算发现，超级危险的“灭绝级别”的超级耀斑每2千万年才会发生一次，但发生造成科技大灾难级别的耀斑的可能性要高得多。

卡林顿事件

有关太阳风暴危害的第一个证据就是所谓的卡林顿事件，也是有史以来有记录最著名的造成危害的太空气候事件。它发生在1859年9月，剧烈的太阳耀斑引发了过去500年来最大规模的太阳风暴，欧洲和北美的电报线路遭到破坏，电报大楼出现火灾。

发生在1989年的另一次太阳风暴，造成加拿大断电，600万人断电时间长达9个小时。一些研究人员估计，未来4年太阳风暴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高达约2.6万亿美元。

考虑到人类对科技和通信的依赖程度，极端太空气候造成的危害将远远大于以往。人类有应对措施吗？

现有的防护措施

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就是地球的天然磁气圈。日冕物质抛射会引发地磁电离，而直奔地球。这种现象一直都在发生，只是大多数时间不会到达地球。地球的大气层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一个好消息是，极端太空气候事件到达地球需要数天时间，因此，即使太阳抛射的数十亿吨微粒向地球奔来，我们会有一定的预警时间。

建立磁盾牌

地球大气层可能有一定保护作用，只是保护作用不够强大。洛布和林加姆建议，建设一个105吨重的磁盾牌，使带电粒子发生偏转，不会到达地球。他们表示，这一项目将耗资约1000亿美元——与国际空间站相当——但比全球GDP低3、4个数量级。

洛布和林加姆建议在拉格朗日点L1——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距离地球约100万英里（160万公里）——安装一个磁盾牌。他们还指出，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已经证明，超级耀斑在M和K-矮星（宇宙中最常见的恒星）上更为常见，因此那里的高级文明可能已经建起了磁盾牌。因此，人类为什么不利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寻找这一“高科技特征”。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洛布和林加姆还认为，超级太阳耀斑造成的危害在未来数十年尤其严重，原因并非是太阳会特别活跃，而与地球文明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

重大太阳超级耀斑可能是百年一遇的事件，但它提醒我们，即使相隔1.5亿公里之远，地球仍然会受到太阳的影响。

谢选骏： 1989年发生太阳风暴，同时全球发生民主运动，这令人想到，民主运动可能来自于太阳风暴，是一种应和天道的社会变迁。

《美太空船全纪录：太阳风暴烈焰扫过地球！》（今日新闻网 2011-08-20）报道：

一架距离地球约6500万英哩远的“美国太空总署”太空船，最近目击并记录了一个袭捲地球的“太阳风暴”(solar storm)，据悉这些珍贵的资料可以让科学家更準确地预测“太空气象”(space weather)。

太空船“STEREO-A”摄下的影像让“西南研究院”(the Southwest Researcher Institute)科学家狄福里斯(Craig DeForest)讚嘆道：“这些影像让我浑身鸡皮疙瘩。影像显示，‘日冕物质喷发’胀大成一个巨大的离子壁，接着袭捲过我们居住的微小蓝色地球。我感觉自己好渺小。”

计画这次任务的科学家古哈瑟克塔(Lika Guhathakurta)则表示，“我们曾经目睹日冕物质喷发，但这次情况截然不同。STEREO-A为我们打开了新视野。”

日冕物质喷发扫过地球时，可能造成极光或辐射风暴。《每日邮报》指出，对科学家来说，预测“太阳风暴”袭捲地球的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影片显示，日冕物质刚从太阳喷发出来时呈现凹状，还有一层磁力壁覆盖其上。当日冕物质接近地球时，因为承受了气体的压力，它前头的离子壁随之向内缩。当然，研究团队还需要一些时间分析资料，来发现更多“太阳风暴”的秘密。

谢选骏指出：在自然面前，人好渺小。人只能在自己营造的巢穴里称王。而伟大的人，无非就是能与自然合拍、与天地共振的人。

【070、平反六四需要一位终身皇帝】

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公开期待中国出现一位“英明的、开明的、还是向历史负责的君主”。

现在一位终身领袖终于出现了——

《费加罗报：习近平准备成为终身皇帝》（2018年2月27日 转载法国报摘/法广RFI流芳）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建议废除国家主席连任两届的规定继续引发密切关注。2月27日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刊出各自驻京记者的文章，揭示了中共的相关决定进一步加强了习近平把中国带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以及中国主席安插亲信人物的消息。

首先，《费加罗报》在报道中指出：为习近平无限期地执掌政权打通道路的修宪计划，在互联网引发了激烈的抨击。周一开始，政府当局发起了支持国家主席的运动，并加强了对网络的监管。将于3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将批准中共年会提出的建议。作为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一位领导人，习近平从此将可以长久地统治下去。

《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指出：宪法修正案标志着中共政权自邓小平去世之后所一贯遵循的领导人继任原则的一次重大突破。遵循最高领导人的继任原则，一是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二则是为了避免毛泽东时代出现过的导致整个国家陷于混乱局面的派别之争、以及新的独裁无限期地掌控政权的局面。习近平之前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前任，分别在治理国家十年之后卸下国家、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位。报道引述北京独立历史学家章立凡的观点指出：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措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出现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此一事件引发了政权内外的恐慌。

分析人士担心，由于缺乏反制权利，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日益增多，中国将向独裁方向偏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林和立认为：如果回到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时代，将会是一场“灾难”。香港浸会大学的汉学家高敬文教授也表示：期盼习近平能够听取周边人士的意见，否则中国将面临“严重危险”。

报道指出：然而，反对一位掌握了大部分国家权力的领导人的做法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况且，这位领导人已经获得与毛比肩的地位，并已将其“思想”纳入党章。这位“红色皇帝”已在去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一反其前任的做法，明确表示：不指定继任人选。但是，高敬文指出：在反腐运动中树敌颇多的习近平“除继续留任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他甚至认为：习近平是使用铁腕掌控政权、从而避免或管理社会不满情绪的唯一人选。

就目前而言，习近平击败了对手，这些对手却寄希望于一场社会或地缘政治危机以削弱习近平的势力。对每天受到洗脑宣传的百姓而言，他们普遍支持的，是一位能够引导中国走向强大、使其成为一个“现代化超级大国”、并拥有一支“世界级”军队的领袖。

不过，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高昂的。自2012年底掌权以来，习近平加强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部分观察人士担心，习近平会利用手中强有力的大权进一步加紧管控措施。

《回声报》驻京记者在今天的报道中，突出了中国国家主席准备任命重要人物的消息。该报记者指出：在中共十九大上展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四个月之后，习近平再次证明：他仍可做出惊人之举。

习近平有可能成为终身主席的消息自周日晚间开始，便在社会网络引发批评和嘲笑，不过，这些不满之声很快便受到清理。官方媒体随后立即发动了支持国家领导人的宣传运动。同时转移了人们对将在周一开幕的下届全会上可能获任命的领导人的注意力。尽管去年十月已经任命了一些关键岗位的领导人，但未来数天内召开的人大会议将正式批准其他一些重要人物掌控关键职位。如总理和央行行长人选。报道指出：目前的情况显示：李克强将继续出任总理，不过，他的影响力有可能随着经济智囊刘鹤的崛起而进一步削弱。另外，关于王岐山的传言也不胫而走。作为习近平的亲信人物，王岐山极有可能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从而再次扮演重要角色。

谢选骏指出：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2012年六四前后就公开期待中国出现一位“英明的、开明的、还是向历史负责的君主”。

现在一位终身领袖终于出现了——至于他是否能够向历史负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2年六四前后王雁南表示，她和家人当然希望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中共领导人能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就六四事件作出正确决定。她说：“我觉得他如果要做，那是很英明的。他最后还有一次机会。还可以跟全中国人民、跟全世界人民讲，他还是一个英明的、开明的、还是向历史负责的君主，不是君主，叫什么？是对历史负责的领导人吧。”

【071、平反六四冤案可能需要等上84年】

《大河报》2007年2月28日报道：在平顶山市区一家酒店，岳氏与完颜氏两家人，在民族敌人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之下，“共举酒杯”、“共话团结与和谐”。

网文《揭秘：岳飞谥号“武穆”其实是一种刻意贬低》一文认为：赵宋的孝宗宣布岳飞谥号为“武穆”。从“忠愍”降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的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心绪难平。

岳飞冤狱：以“谋反”定罪——岳飞是谁害死的？大家都知道是秦桧。但秦桧只是这个罪恶集团的成员之一，充其量是个头面人物，这个集团至少是由“四人帮”——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读音：莫其懈）组成的。岳王庙前便有“四人帮”永持跪姿的生铁铸像。

在杭州岳庙还有一处古籍，透露的信息却截然不同，那就是明代文人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碑，其中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征明的观点很明确：赵构才是害死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奉旨行事而已。这一观点虽未获宋史专家邓广铭的认可，却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7年夏，毛泽东会见友人时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独排众议……”（舒湮《1957年夏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词论史，以史证词，否定了一些史家把赵构议和投降与冤杀岳飞推责秦桧一人的错误史观。

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之夜，战功赫赫的抗金英雄岳飞，被南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杀害。相反，和议投降的主谋、杀害岳飞的帮凶秦桧，不仅在岳飞被害14年后寿终正寝，而且死后备极哀荣，宋高宗赵构当即“追封桧申王，谥忠献，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宋史》）

正因为宋高宗是制造岳飞冤案的元凶，才使得岳飞一案的昭雪平反变得十分漫长与艰难。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病死，他的养子秦熺谋求相位，为赵构所拒。秦家失势，使长期压抑的主战派看到了希望，开始要求给岳飞恢复名誉。一涉及岳飞一案的性质问题，赵构就不干了，他干脆起用早已被贬的万俟卨继承相位。万俟卨是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之一，让他执掌政局，自然消除了为岳飞平反昭雪的各种可能。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和议，兴兵南侵，欲一举灭宋。危亡之秋，朝野震动，朝臣纷纷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要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同时“雪赵鼎、岳飞之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在所有的奏折与请愿中，没有一人敢讲出赵构是岳飞冤狱的始作俑者，均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金兵进击长江北岸，赵构迫于无奈，只得作秀，于是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已被流放岭南的岳飞家眷，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家中。这一举措，与平反昭雪毫无关系，仅仅是对其遗属略示仁政而已。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高宗竟将岳飞与蔡京、童贯等“宣和六贼”、北宋奸臣相提并论。事实上，赵构确将岳飞视为奸臣，岳飞冤狱正是以“谋反”定罪的。

平反的不彻底产生了负效应——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五月，赵构退位，赵昚登上皇位，是为宋孝宗。与赵构不同，赵昚是一位胸怀大志，抗金复国的有为之君。宋孝宗为了鼓舞士气，兴师北伐，登基之初即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之待遇。（《金佗编》卷十三）岳飞生前所任职务，均位宋代文武官员前列，地位高于《水浒传》里的殿帅府太尉高俅，大约相当于今之军委副主席。这样一个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国家领导人蒙冤而死，要平反昭雪，必须分清是非，公开承认错误，还岳飞以清白。但在宋廷的平反告词中，对岳飞之死却写得云山雾罩：“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借用西汉周亚夫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了这是冤案。然而，虽然名义上为之平反，却又不肯明言直说。不过，宋廷对岳飞“近畿礼葬，少酬魏阙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辕门之望”，“岂独发幽光于既往，庶几鼓义气于方来。”（《金佗续编》卷十三）倒是体现了孝宗的本意。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经岳飞家属要求，给还了岳飞原有田宅。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发还了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御笔”、“手诏”（秦桧为陷害岳飞，曾从岳家抄走）。让人不解的是，虽然朝廷恢复并给予岳飞家人种种待遇，却对岳飞冤狱并未进行任何的甄别与复查。由此可见，宋孝宗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不仅不够彻底，而且留了尾巴。比如，在朝廷文告中，涉及岳飞死因，只讲“坐事以殁”；涉及岳案性质，只字不提“冤狱”。尤应指出的是，孝宗对岳飞冤狱所有的制造者包括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一概未予追究。其实，赵昚并非不知岳飞冤情，他在私下接见岳飞之子岳霖时曾明确指出：“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金佗编》卷九）

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何在呢？孝宗当政27年，赵构作为太上皇，老而不死，几乎“监督”了赵昚主政的全过程，直到赵昚退位两年前，赵构才一命呜呼。这对赵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制造的冤案，决不可能由其本人平反。在没有改朝换代的情况下，冤假错案的昭雪，往往是在掌权者死去之后，由统治集团的后来人来进行。赵构作为健在的太上皇，余恩犹存，余威尚在，且朝廷官员大多为其所提拔，在此情况下，赵昚无论如何也不敢推倒重来。

对岳飞正式追赠赐谥，是在淳熙五年（公元1179年）岁末，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17年。赐谥是朝廷大事。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官员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因此，必须由太常寺调查官员之功业，并据此提出赐谥之理由，三省审议后，最后由皇帝审查定夺。太常寺拟请“谥以忠愍”，被赵昚退回，“令别拟定”。复议的结果是：“兹按谥法，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孝宗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正式宣布岳飞谥号为“武穆”。（《金佗续编》卷十四）从“忠愍”降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的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心绪难平。

平反的不彻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岳飞到底是真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朝廷态度不明确，引起了人们的猜测、疑惑、不满。这次平反昭雪工作，甚至产生了负效应。

被害84年后终得彻底平反昭雪——随着赵构、秦桧的故去，与岳飞冤案有牵连的许多当事人已不在人世，这为岳飞冤案的昭雪减少了政治与社会阻力。但与此同时，当时历史的见证者也相继离世，这些“活档案”的消失，从客观上削弱了历史的旁证。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及，除掉岳飞后，秦桧独揽大权，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是研究南宋历史的两部重要典籍，但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也正是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给岳飞之孙岳珂搜集、整理为祖父昭雪的历史资料，造成了巨大障碍。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退位，宋光宗赵惇继位之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岳飞之子岳霖去世。老人临终前拉着儿子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堙没。余幼罹大祸，漂泊及仕而考于闻见，访于遗卒，掇拾参合，必求其当，故姑俟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金佗编》卷九）岳珂谨遵父命，在其父岳霖前期努力的基础上，历经十年，于宋宁宗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搜集、编撰包括“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和《吁天辨诬》在内的大量证据文献进献朝廷。此时，距岳飞被害已62年。但由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不彻底，加之秦桧对历史资料的篡改与歪曲，人们对岳飞冤狱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开禧北伐”前夕，也就是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宋宁宗赵扩采纳朝臣韩侂胄的建议，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辩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赵扩指出：岳飞“虽怀（郭）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李）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可特追封鄂王”。强调“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岂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军之气”，目的在于给活人一个说法。（《金佗续编》卷二七）昭雪岳飞与评价秦桧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正因如此，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赵扩下令，追夺秦桧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并指出其罪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赵扩此举，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再次受到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在权奸史弥远的主导下，竟恢复了秦桧的爵谥。

宋理宗赵昀是南宋末年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道出了岳飞的冤情：“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政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这份告词，以诸葛亮、郭子仪与岳飞作比，“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岳飞）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金佗续编》卷十六）可以说，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有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后人往往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其实不确，称“岳忠武”方为允当。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经参与处理岳飞冤案。高宗不用说了，在为岳飞平反昭雪问题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飞的谥号与待遇出台文告，要么将冤案的责任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但在所有这些政治决定中，从未触及过岳飞冤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宋高宗赵构。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大约是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核心价值，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复兴与崛起机会，不仅使南宋军民屈辱地度过外敌欺凌的漫长岁月，而且时至今日，“为圣君讳耳”的传统与做法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危害仍余绪犹存。

迄南宋一朝，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虽然作出了结论与定评，然而，冤死者，英年惨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寿终正寝，高居庙堂。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上，以宋高宗赵构为开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毁长城，致使整个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沦陷区的同胞则惨遭蹂躏，水深火热。赵氏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又缺乏光复故国疆土的勇气，在持续上百年的割地纳币、称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终于在另一个外族政权——蒙古的进攻之下，彻底灭亡了。

谢选骏指出：《大河报》2007年2月28日报道：在平顶山市区一家酒店，岳氏与完颜氏两家人，在民族敌人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之下，“共举酒杯”、“共话团结与和谐”。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政权稳定，连民族的大是大非都可以模糊，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所以，期待中共回心转意的人们可以死心了：要它们平反六四冤案，可能需要等上84年！除非，中共政权自己在此之前死去。

【072、裙带关系可以平反六四】

《官媒人民日报发文，疑为汪洋抬轿》（2018年7月17日 转载苹果日报）报道：

正当外界对中共近期异像揣测纷纭之时，昨日《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文章又挑动外界神经。该文炮轰中共一些人惯于搞假大空走浮夸路；号召向中共已故两元勛彭德怀、张爱萍学习；彭以犯上骂毛著称，而张是现常委汪洋的亲家，外界认为此文或“有来头”。

斥党内有人假大空

文章题为“做一股‘清流’”；刊于《人民日报》要闻版；作者是中组部研究室副主任徐文秀。文章从时下内地流行语清流起，指文化如此，人生亦然，痛斥党内一些人“习惯于搞假大空，喜欢背台词，热衷于走虚浮夸路，急功近利、心浮气躁”。

文章特别提到，古往今来，活出清流者备受世人尊崇。“从铁骨铮铮持正义、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到毕生追求真理、浑身是刺的张爱萍等等。这一股股清流，以它的清澈、洁净，汇入历史的大江大河，展示出绚丽夺目的画卷。”

彭德怀和张爱萍都是中共开国元勛，二人特点是敢于“犯上”。当年彭在北韩率志愿军抗美援朝，十万火急回国催要粮草时，撞正中南海正举办舞会，毛泽东等正搂着美女翩翩起舞，彭见状大骂“志愿军在前线流血流汗，你们却在这里寻欢作乐”！

1959年庐山会议，彭更当面骂毛，要毛为搞大跃进致灾难负责，被毛打成“反党集团”最后含冤死去。文章把张爱萍也当典范更令人品味，因张与现任中共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是亲家；张爱萍的孙子张辛亮是汪洋的女婿。有网民指“看来，汪洋有望上位了”！

谢选骏指出：苹果日报果然庸俗，竟把裙带关系与平反六四扯上了关系——众所周知，张爱萍是反对解放军武力清场的“七上将”的为首者，把张爱萍与彭德怀相提并论，就是为平反六四制造舆论准备！现在苹果日报对此却只字不提，是何用心？难道裙带关系可以代替平反六四？难道只有裙带关系才能改变中国？就像汪精卫与毛泽东的裙带关系（同性恋基友），把中国从日本手里拿来送给了苏联？不过，裙带关系也很危险，例如汪精卫与毛泽东这两人通过潘汉年私通款曲，以后潘汉年就为此遭到封口、丢了性命。

《八卦：丁薛祥接替王沪宁 要管住两个中央？》（2018-7-17 倍可亲）报道：

习近平日前在北京为大秘丁薛祥召开新成立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首次会议撑场，会议罕见以“政治推进会”为名，有海外党媒放风称是为了管住“两个中央”和防范令计划之类野心家。中美关税大战爆发以来，本月中共政局诡异，异象频现，适逢北戴河会议将开，各方角力暗战引来消息纷扰，甚至流出王沪宁下台的传言。有分析认为此会议有所印证。

习近平亲挺大秘 敲打两个“中央”要老实

北京时间7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推进会在北京召开”。据官媒报导，习近平对这一会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带头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认为看高级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首先看是否站得稳、靠得住，而且不能口头讲讲，要落实，云云。

两会上，习近平要离场，丁薛祥冲上前

近期海内外围绕中共内部因为是否要继续强化宣传领导人事宜的传闻，炒作得沸沸扬扬，但是很多人忽视了在7月中旬习近平曾出席的这一次重要会议。梳理以往，甚少在中国政治中出现的“政治推进会”，为何要在此时召开？中共的“中央机关”为什么突然要推进“政治建设”？其背后或表明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这次会议的信号，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在为新任的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的丁薛祥“撑台”。

据悉，在2018年之前，中共所谓的“中央”，是由两个委员会统筹管理，分别是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前者管理中共党内“中央”，后者管理国家层面的“中央”。但是2018年3月中共将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重组成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原中直机关工委书记丁薛祥担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首任书记。

通过这样的“政治推进会”是为了加强丁薛祥在内部的权威，另外也是为了维护习中央的“核心”地位。而如此罕见的要通过一个会议去推进所谓“政治建设”，是否因为官员内部“不理解”，不得而知。

令计划的落马，让当局吸取教训。令计划正是利用其中办主任的身份，结党营私，在中共高层眼中，令计划最大的问题，就是眼中毫无“中央权威”。这次会议也是要清理令计划清理遗毒。据公开报导，令计划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和孙政才等落马大老虎，都被当局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

中办由于处于中南海办公中枢，属于中共核心部门，中办主任历来被称“大内总管”。现任中办主任是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丁薛祥。丁薛祥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心腹，他在上海任职期间担任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的大秘。习近平上台后，把他调到中南海，2013年5月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2017年10月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接替升任政治局常委的栗战书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201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任命丁薛祥为合并后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首任书记。

王沪宁缺席政治推进会不妙？

对于这次政治推进会，海外时评家陈破空在自媒体表示，这个会议是有关王沪宁不妙的一个印证。他说，最近传出消息有三条，一是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极可能被整肃，不公开停职；二是王作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他主持的工作由其他六位书记代为轮流主持；三是王沪宁主管的宣传和意识形态，由中办主任丁薛祥暂时代理。陈破空说，12日罕见召开的这个会议，印证了上述三条。他说，这个会有不同寻常之处，一是由丁薛祥主持，习出席，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王沪宁却没有出席，这类会通常是由管党务的王沪宁主持，本来在王的主管下。二是习近平亲自指示，是对丁的支持，这个会可能涉及政治安全，中共为了政权安全，用了这个比较笼统的叫法。三是丁是仅次于王沪宁的中央书记处第二书记，王摆在一边，丁出来主持。这佐证王被停职。陈破空认为，王沪宁入常后时常露面，但最近没有公开露面的报导，也不寻常。他认为中南海最新的动向，可能是针对王沪宁的“清君侧”行动。

谢选骏指出：根据中国国情，裙带关系至关重要；根据中国国情，八卦新闻更加重要；八卦和谣言，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裙带关系也许真的可以平反六四，因为一切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六四后遗症的道路，都已经断绝了。

【073、日本的衰落源于“纵容六四屠杀”】

《日本解密“六四”后外交文书曝光“避免孤立中国”主张，30年后会重走老路？》（郑仲岚BBC中文特约记者2020年12月31日）报道：

中国新型国产"太原号"驱中国新型国产“太原号”驱逐舰2019年10月曾经访问日本。

日本外务省（外交部）上周解密26册外交文书，包含1987年到1990年日本外交政策史料。当时正值中共军队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解密文件显示， 日本坚持西方不应该采取过硬措施针对中国。尽管遭到数个西方盟友反对， 但G7国家形成基本共识，“要避免孤立中国、才能让其走向改革”。

三十年后的今天，日本再次走到十字路口，面临如何与北京相处的两难选择。日益强大的北京在处理新冠疫情，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上的做法越来越让国际社会警惕，以美国为首的多个西方国家认识到自身安危，选择强硬反制中国，与中共“脱钩”。但日本目前态度仍然暧昧。

针对此次外务省解密文件，日本《朝日新闻》刊载社论指出，3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方向跟想象完全不同，中国已经成长为比日本大三倍的经济体。中国的强势已经对基本人权产生压迫，身为国际社会一员，日本应该要跟中国表示更明确的立场，反思当年软弱的态度，汲取教训。

冷战后的大批“极密”资料

这次公开的文书多达1万多页，其中不少内含“极密”的影印资料，让史学与外交政策研究学者大感惊奇，也次第二次大战后日本官方少有大量公开外交史料的一次。

根据日本现行的档案解密法律，基本不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文书，可以于30年期满后解密。这次公布的年份从1987年到1990年，这三年当中，日本的昭和天皇在1989年驾崩，改元号为平成。由于昭和期间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在日本人眼中当时也象征旧时代正式终结。

这三年间，世界遭逢共产主义阵营瓦解，苏联与东欧许多国家纷纷拥抱民主。89年6月中国爆发“六四”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震惊世界。 1987年台湾解除世界最久的38年戒严令，慢慢走向民主化；韩国则是于同年爆发对抗全斗焕政权的民主运动。 学者认为，当时作为发达的民主国家，日本如何看待东亚局势，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相当重要，对目前日本的对中政策取向很有借鉴意义。

日本前首相宇野宗佑(Sosuke Uno)

“天安门屠杀”后日本依然慎重

1989年6月，中共政权派军队血腥镇压追求民主的学生， 导致数百，甚至数千人死亡， 制造了“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根据解密文件，日本在事件后即对中国表示“就人道立场上来说，我们完全无法容忍”。 但对和其它先进国共同发表声明谴责北京，日本认为， “就长期上、大局上来看并非有效之策”。

该年7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G7高峰会上，七大工业国包括日本， 将要商讨发表对中国严厉谴责与进一步制裁行动的声明，却遇到来自日本的阻力。 在6月9日的一份“最速件”电报中，当时驻中国大使中岛敏次郎就写到“各国对中国持续施加压力，很可能让中国领导层态度出现变化。” 中岛认为制裁可能非良策。

随后的6月15日，当时外务省外物事务次官与首相宇野宗佑商讨今后对中政策之时，引用中岛的电报表态称， 不希望中国被孤立并建言： “只有在中国回到国际社会前提下，双方关系才可能恢复”。

最后在6月22日的一份对中政策文件中，日本官方表示”尽可能让事态的冲击愈小愈好， 用外力改变中国作用依旧有限。“并希望中国只要确保在改革开放的既有路线上，中日两国还是可慢慢推进关系正常化。”

当时日本的总经济生产力尚有中国的8倍之多，也是最大对中国援助国，在中国有大量投资。

“六四”后，日本政府冻结对中国的贷款援助。 89年巴黎G7高峰会前，主办国法国原先准备好声明谴责中国“无视人权的野蛮镇压”。不过根据解密的宇野宗佑谈话记录，7月6日宇野表示“中国是口头上跟面子上都很爱的国家，如果操作的不好反而导致反效果”。

到7月7日的行前准备会议时，日本仍认为不应该有太过强硬的声明，招来几个参会国的反对。当时有美国政府高官认为，日本这样的态度会让人觉得，日本只想守住自己的利益，“措辞过于软弱，中国接下来就会逮捕一万人了。”

日本认为，要避免孤立中国，才能让其走向改革。最后日本说服法国和美国，声明加入“避免孤立化”等较模糊的说法。不过，根据文件，在7月16日G7高峰会结束后，宇野宗佑就指示其手下在18日与中方表达日方的立场。解密文字记录显示，中国外交部人员反应是，反对日方干涉内政，不过北京又表示“日本跟西欧各国相比，采取更慎重的态度，日本这样站在前头，对将来中日关系是有利的。”

在1990年后，中日两国的外交出现蜜月进展，宇野宗佑之后的继任者首相海部俊树就在该年7月恢复了对中国的援助贷款。1991年更受邀访问北京，最后在1992年实现明仁天皇（当今上皇）访问中国，日本期盼的“稳健、开放的中国政策”看似如愿了。

30年后“围堵中国”？

当今，世界被新型冠状病毒笼罩下，对中国起初回应疫情不力指责不绝于耳，中共在香港与新疆维吾尔地区等实施严格管控，严重侵犯人权，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船舰在有争议的南海与东海水域不断进出，对台湾的军机干扰也持续进行。

对此，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与”中共“脱钩，包括制裁参与制定《香港国安法》的中共高层官员。其它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澳洲和加拿大也强硬出击，批评北京。然而，此时日本的态度仍然相对模棱两可。该国《产经新闻》则批评说，30年来对中国态度是失策的，日本政府应该深切反省。该报认为习近平的独裁行为，用巨大经济力培养军事力量，这样的威胁日本也有其责任，并认为中国不重视人权问题下，不应该让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

静冈县立大学，专攻中国现代政治教授诹访一幸就表示，香港曾经是大家所期待中国可以先行民主化的试金石，但却遭受到比想象中还大的压迫。面对“没有民主化可能的中国”一事，日本应该要综合30年前的经验，冷静判断下一步才是。

学者们认为，当年由于担忧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但在国际社会遭受排挤，很可能会往极端共产主义或是刚解体的俄罗斯靠拢，因此日本才选择走向亲中路线。30年后，当年的文件解密下，也许或多或少有助于日本对未来东亚局势的判定。

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就评论，中日有其地理相近因素，原先日方当年期待邓小平领导出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让日本走上亲中路线。 这种期待经济影响民主的作法，让世界都出现误判。如今日本倡导“开放的亚洲太平洋路线”，就是避免中国在政治上过度膨胀。

早稻田大学中国研究所前所长天儿慧就跟BBC中文表示：“当年台湾解除戒严，慢慢走向民主，其实日本国内政治氛围都蛮欢迎的。” 原先日本确实有认为中国也弥漫这样风气。 “天安门事件后，日本自然不赞成镇压，但如果全面孤立中国，让中国强调的经济改革开放路线顿挫、自然民主化的剧本就会崩解，”天儿慧就说。因此，天儿慧认为，日本最后是在当时综合战略判断下，认为先扶助中国经济优先为主。

谢选骏指出：上文缺乏纵深分析——1989年天安门六四屠杀的时候，日本的GDP有30,000亿美元，是中国大陆GDP3,400美元的十倍之多。日本2019年的GDP总量约为5.21万亿美元，只有中国2019年GDP总量14.4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一略多了——这不是“日本的衰落”，是什么？那么，日本的衰落源于何处呢？我认为，源于“纵容六四屠杀”。六四屠杀以后，日本外交政策没有转向，所以注定沉沦。在这个意义上，欧美和日本也是一样的，虽然程度略轻。所以它们总体都在付出沉重的代价，逐渐失去他们的主导地位了。

【074、日本为何宽容六四大屠杀】

《外交文件解密：日本六四当天就决定反对制裁中国》（23/12/2020 弗林）报道：

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12月23日公开的外交文件显示，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天安门镇压事件后，日本政府当天就决定对中国采取和睦的应对方针，并反对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对中方实施制裁。

日本放送协会（NHK）周三报导指，日本政府外务省当天公开了1989年前后的26册外交文件，总页数约1万600页。内容包括昭和天皇葬礼仪式/明仁天皇登基仪式，日美、日英首脑会议外交内容，天安门事件，亚太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柬埔寨和平会议，第十五届七国集团峰会等。它涉及一年中的重要外交事务。这次公开的外交文件中，包括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纪录，也载有日本政府在事发当日就决定对中国采取和睦的应对方针。文件指出，“日本与西方各国共享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学生和普通民众，导致众多人伤亡，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们无法容忍这种做法。”不过，文件同时称，“本次事态原则上是政治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不同于我们的中国国内问题，即使对中国进行谴责也存在一定局限。”

文件还表示，“如果让中国感到西方各国一致都在对其进行抨击，反而会将中国逼入孤立的境地，从长远和大局来看，这均不是上策。”由此，文件明确写道，反对各国一致对华采取制裁措施。文件进一步称，“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也符合西方的利益，基于这一观点，有必要敦促中国表明自身将成为国际社会也能接受的国家，各国应逐渐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曾担任日本驻华大使，并参与当时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接洽的宫本雄二在受访时表示，“我们的立场不是要孤立中国，因为中国正在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宫本雄二回顾说，日本与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加大对华的批评力度的区别 “非常明显”。1989年7月15日，英、加、法、意、日、美、西德等七国集团发表了谴责中国的宣言。但它没有提及对中国进行新的联合制裁，反映了东京的立场。关于日本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态度的其他解密外交文件，包括一份日期为1989年6月19日的文件，表明日方不愿意参与任何有关中国的声明，或者如果发表声明，日本倾向于不点名提到中国。文件显示，在当年7月7日七国集团峰会前的筹备会议上，日本表示不想通过谴责中国的宣言，而其他六国则出于需要，推动发表这样的声明。据文件显示，迫于压力日方同意发表声明，条件是声明中要有一句话，提及避免孤立中国的重要性。

关于这份文件的内容，中国现代政治专家、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高原明生分析指出， “日本认为援助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使中国整体保持稳定，符合日本、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利益，虽然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但日本不会改变这一基本认识。文件内容也许反映了上述判断。”但他补充说，“没有一个国家认为中国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扩大它的力量，（军事和经济）。”

1990年11月，日本恢复向中国提供总额超过8000亿日元(77亿美元)的贷款，此前，这些贷款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有效搁置。天安门事件后的同年6月15日，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对日本给予中国经济协助表达忧虑，日本政府外务省官员反驳说，对天安门发生开枪事件，“我们也感到遗憾，但对价值观与体制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中国来说，要适用相同的标准有困难，并非不能给予非民主国家经济协助”。

此外，日本外交文件还显示，在天安门事件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对将要归还中国的香港未来感到不安。1989年9月，撒切尔夫人在跟日本驻英大使千叶一夫晚餐会时说，过去跟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协商时，邓完全无法理解英国政府也必须服从法律，还主张“只要国家想要，把法律变成那样就好”。文件指，撒切尔夫人说，最近中国的问题，“我想根源就来自这种想法”。

谢选骏指出：人说邓小平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因而了解西方，完全是个“矮子里面拔将军”的错误推断。实际上，邓小平对现代社会一窍不通，只比毛泽东等土包子稍微多了点“国际旅行”的印象记。邓小平不仅在英国人面前露了底裤，也曾说“美国的三权分立是有三个政府”，简直太太太可笑了。

《如日本人南京大屠杀 六四镇压密令曝光》（2020-05-30 综合新闻）报道：

“六四”31周年将至，近日《看中国》独家获得来自中共退伍军人对“六四”镇压军令的爆料，为保护爆料人安全，所涉人员的名字及详细信息均略去。该退伍军人表示，6月3日白天的时候官方还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到傍晚的时候军队就接到命令：直接用装甲车碾压学生；对阻拦坦克的，直接拉到坦克里“抹脖子”（用军刺割断动脉）后再丢出去。该退伍军人表示：“那天河北XX军中午吃完饭的时候，突然就紧急集合，没有说什么任务，直接就是备战状态来到北京，当天晚上看着人（学生），拉到坦克里边用大皮靴（军靴）、用脚踩，牙叉骨都给踩下来了。”

他透露，对于此事，还有一名曾直接参与屠杀学生的军官，也是一个活生生的证人，“他当年是连长，当时他们都签了生死令。那天晚上，有人的地方让直接就压过去，装甲车直接就压过去。这都是让终身保密的。”“（央视）媒体上报道的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都是抬了一个面儿。哪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实际上是用那个军刺一个一个、上（坦克）来一个勒一个，上来一个勒一个。像我们这当兵的，像这普通人傍着肩膀从动脉那一下就给撂倒了，很轻松的，不要说军刺了，一个水果刀（割动脉）一下子就撂倒了。”

“他（连长）提起这事儿就老哭，他哭的什么？他说就像日本人那时候南京大屠杀的老兵一样，一提这事儿就想哭，他就说太残忍了！他说太残忍了！！”“这件事之后他回来就进了煤气公司，直接就让他复原了，人家现在做的是个‘大老板’。他有一个东西是不让别人看的，每个月给他发的工资特别高，就因为这个事儿。他还没正经到天安门呢，他就到前门大街那块儿。”

该退伍军人说，他在北京遇到过一个河南的老爷子，“他一直在北京找他儿子，找了4年，他家孩子六四那时候围观看热闹，就消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政府部门根本查不到。这孩子现在活着也有四、五十岁了。”他还透露，自己在2008年时就退出了共产党。“我入党的时候，信心满满要跟着党走，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可以献给党，但是经历这么多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这个党不要也罢！！”

“现在中国的树根儿都坏了，像是个睡得不舒服的温床，我每天都做恶梦。我现在就是混日子，混日子养活我一家老小，以前我还有梦想，我现在没梦了，只要活得平平安安就好。像5月21号（两会）那天，3点49分，突然一下子天就黑了，哇！啥都看不着。当时我就感觉今年是灾年，大灾要来了。打雷打的就像雷在脑门上一样，特别响！好多人都吓得躲起来，手机也关机状态，怕被雷劈。”

六四幸存者：真相远远没有真正展现给世人

在“六四”镇压中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幸存者方政，早前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表示，他原是北京体育学院4年级学生。六四清晨6点多钟，在离天安门广场800米的六部口，他为救一位跟在他身边的同校一年级女同学，在马路与人行道中间的铁栏杆旁，被坦克履带碾断双腿。方政表示，他到海外后才看到自己当年被碾断双腿的照片，“后来我知道，在这个地段有11个人被坦克冲压至死了。坦克这种战场进攻性武器，也参加了镇压。坦克是由人驾驶的，希望大家知道，如果想避免伤害，它可以刹车、转弯，所以可见当时镇压的残酷性，可见当时部队接收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命令。”方政说：“还有很多死亡的或者失踪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说这个真相远远没有真正的展现给世人。”

据BBC报道，英国2017年的解密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该数字由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通过一名中国国务委员的朋友获得。

唐纳德的电报在1989年6月5日后发出，电报储藏于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并于2017年10月解密，香港01报道了这些电报内容。唐纳德还写道：“学生获知他们有一小时的时间离开广场，但是五分钟后，装甲输送车就开始攻击学生。”

“学生们手挽着手，但是遭到了士兵的扫杀。装甲车多次碾过学生的身体，如同做'饼'一般，残骸则被推土机卷走了。尸体此后被焚化，（骨灰）从下水道被冲走。”“四名受伤的女学生祈求不要杀害她们，但此后被刺刀刺死。”

中共至今仍禁止任何活动形式悼念“六四”事件，并禁止任何网上关于此事的讨论。然而，每年的6月4日，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尤其是香港人都会纪念这个日子。

谢选骏指出：综合而言，“日本六四当天就决定反对制裁中国”，却是因为“日本宽容六四大屠杀”。那么，日本为何宽容六四大屠杀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曾在中国进行南京大屠杀等罪恶活动，所以对六四大屠杀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了。不仅如此，六四屠杀还可以冲淡南京大屠杀的罪恶，向世界解释“大屠杀是中国的国情”。所以，日本肯定是带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态，在六四当天就决定反对制裁共产党中国了。

【075、杀掉领袖就是保存其生命——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五】

网文《老人政治》报道：

老人政治（英语：Gerontocracy），政治学术语，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成员，平均年龄比起大多数的成年人民还要更老。老化的情况严重，一个国家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年龄老化的人手中。老人政治可被视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但由于大多数对国家大事采取拖延等政策，而不会按情况随机应变。老人政治更扼杀了年轻的政治力量，令国家政治生态不平衡及越趋保守。

其实，早期人类的智慧就知道需要“杀死国王”：国王体衰就被处死；甚至国王在任期届满时也会被处死—— 

据说英国人类学者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年）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一书记载：

如果高级的神住在远离尘世生活的忧烦和吵闹之外，人们还相信它们免不了一死，那就不能指望一个住在脆弱的肉身躯壳里的神会逃脱同样的命运，虽然我们听说非洲有一些国王以为身怀巫术可以长生不死。我们已经谈到过，原始民族有时相信他们的安全甚至世界的安全是与这些神人或化为人身的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很自然，出于对他们自己生命的关心，他们特别关心他的生命。但是不管有多少关心和提防，总不能防止人神变老、衰弱并最后死去。他的崇拜者不得不预见到这个悲惨的不可避免的事，并尽可能地应付得好一些。这是非常可怕的危险，因为自然的进程如果有赖于人神的生命，则人神能力的逐渐衰退并最后消灭于死亡，该会带来怎样的灾祸呢？防止危险的办法只有一个。人神的能力一露衰退的迹象，就必须马上将他杀死，必须在将要来的衰退产生严重损害之前，把它的灵魂转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使人神致死，而不让他死于老病，这样做的优点对原始人来说是相当明显的。如果人神像我们所说的自然死去，照原始人看来，要么是他的灵魂自动离开他的躯体，拒绝回返，要么是按更常见的说法，他的灵魂被魔鬼或巫师摄走，不遗余力或是魔鬼或巫师阻碍了游魂返体。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人神的崇拜者都失去了人神的灵魂，他们也随之兴盛不起来了，甚至他们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即使他们能在将死的神的魂魄离开他嘴唇或他鼻孔时设法将它抓住，并将它转给继承者，那也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既然死于疾病，他的灵魂必然是在衰弱枯竭的最后阶段离开他身体的，既然这么衰弱，转到任何人的身体里，它都会仍然是疲疲塌塌，不死不活的。而将他杀掉，他的崇拜者就能，第一，在他的灵魂逃走时肯定会抓到并将它转给适当的继承者；第二，在他自然精力衰减之前将他处死，他们就能保证世界不会因人神的衰退而衰退。所以，杀掉人神并在其灵魂的壮年期将它转交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这样做，每个目的都达到了，一切灾难都消除了。

柬埔寨神秘的火王和水王是不许自然死去的。因而他们二者中谁要是得了重病，长老们认为他不能康复，就将他刺死。我们已经谈到过，刚果人认为如果他们的大祭司契托姆自然死去，世界就要毁灭，大地只是依靠他的能力和特长才得以维持下去。遇此情况也会立即化为乌有。因此，在他生病可能要死的时候，原定继承他职位的那个人就带一根绳子或一根棒子到他屋里去，将他勒死，或将他打死。美罗伊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都被尊为神；但是，只要祭司们高兴，他们就差人到国王那里，命令他死去，并说这是神的旨谕，以作为他们发布命令的依据。这种命令直到厄伽曼斯的统治之前诸王都是服从的，厄伽曼斯是埃及国王托勒米二世同时的人。厄伽曼斯受过希腊教育，使他从他本国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他敢于不顾祭司的命令，带了一队士兵走进黄金神殿，把祭司们都杀了。

这类风俗在非洲这一带似乎一直流行到现代，在法佐尔的某些部落里，国王每天要到一棵特定的树下审理事务。如果因为害病或任何其他原因一连三整天不能履行这项职务，他就被用绳圈吊在这棵树上，圈里按了两把小刀，国王身体的重量拉紧绳圈时，两把刀就割断他的喉咙。神王初露体力衰弱或年老的迹象就被处死，这个风俗直到晚近还在白尼罗河的西卢克族中流行，只到现在才真正消灭无存了。对此，近年来C.G.塞利格曼博士进行过细心考察。西卢克人尊敬他们的王看来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王是尼阿康神灵的再世肉身，尼阿康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他建立了这个王朝。使这个部落定居在他们现在住的土地上，神灵或半神灵的尼阿康的灵魂要附在现任国王身上，这是西卢克人信条里基本的一条，因而现任国王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赋有了神的性质。但是，希卢克人对他们的国王虽然的确怀着高度的宗教敬意，处处小心，以防他们意外地死去，然而他们持有“这样的信念：一定不能让国王病了或老了，恐怕随着他精力的减退，牲口会害病，不能增殖，庄稼会在地里烂掉，人们受疾病的折磨，会死得越来越多”。为了防止这些灾难，希卢克人过去有个惯例，国王一旦表现健康不好或精力衰减，就把他处死。衰老的重要征兆之一就是他不能满足他妻子们的性欲，他的妻子非常多，分住在法修达的许多房屋里。当这种衰弱的征兆表现出来的时候，妻子就向酋长报告。据说酋长必须将此噩耗通知国王，做法是当国王在下午的闷热中睡着的时候，在他脸上和膝盖上蒙一块白布。紧跟着就执行这一处死判决。为此，专建一座小屋：国王被引进小屋里，躺下来，把头枕在一个成年姑娘的腿上，然后把小屋的门堵死；两人被留下，没有食物、水和火，活活饿死闷死。这是老规矩，但在大约五个世纪以前这个老规矩已经取消了，因为有一个王这样死去时表现的痛苦太大。据说在酋长将国王的命运向他宣布之后，他就在为此特建的小屋里吊死了。

据塞利格曼博士的考察，希卢克王似乎不仅刚露衰老征兆时就被按一定的仪式杀掉，甚至在他还身强力壮的时候，也可能随时受到敌手的攻击，为了保住自己的王冠他不得不格斗到死。根据希卢克部落的传统，现任国王的任何一个儿子都有权这样和国王格斗，如能杀了国王，就代替他统治。因为每一个王都有很多妻妾、很多儿子，所以有资格候补王位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很少，现任国王的性命必然是随时都有不测之虞的。但是袭击他，要有任何成功的希望，都只能在晚上。因为白天国王周围总有他的朋友和警卫，企图王位的人很难希望逼近他，而一击成功。晚上就不同了。这时卫士散去了，国王单独在宫院里和他心爱的妻子们在一起，附近只有几个牧人，没有人保护他，而牧人的小屋距他住处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漆黑的夜晚是国王易遭危亡的时刻。据说他常常持续警戒地度过这种时刻，全身武装，在住宅周围巡徊，注视最黑暗的阴影，或者像哨兵站岗一样，沉静机警地立在某个黑暗角落里。当敌手终于来到的时候，斗争则悄无声息地进行，只有矛和盾的撞击之声，国王并不唤牧人帮助他，因为这是荣誉所关的事。

像他们的创业人尼阿康本人一样，每个希卢克王死后都建有神祠，接受礼拜，神祠设在他的坟墓上，国王的坟墓总是在他出生的村子里。国王的墓地神祠与尼阿康的相似，由几个小屋围上篱笆组成，有一个屋是建在国王墓上，其余的由看守者居住。尼阿康的神祠与国王神祠确是没有什么不同，在所有神祠里举行的宗教仪式形式都一样，只在细节上略有差异，其不同点显然是给予尼阿康神祠的尊严要大得多。国王的墓地神祠由一些老年的男人或妇女看管，数量与那些尼阿康神祠的保卫者相同。这些人通常是已故国王的寡妻或年老的男仆，他们死后就由他们的子孙接替职位。还有，国王坟地神祠里要用牲口上供，跟尼阿康神祠的祭祀一样。

一般说来，希卢克人的宗教主要似乎就是对他们的圣王或神王的礼拜，不管是已死的还是活着的。他们认为这些王的肉体是由一个神灵赋予生命的，神灵将生命赋予该王朝的半神话的（也许实质是历史传说的）建立者，逐代遗传，直到今天。希卢克人既然把他们的君王看成神灵的化身，人、畜、庄稼的兴旺都暗暗依赖于他们，自然要对他们表示最大的尊敬，对他们爱护得无微不至。所以神王的健康欠佳或体力稍现衰弱，也就要被处死。希卢克人的这个风俗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奇怪，都是直接由于他们对神王的深厚敬意，由于他们急于要保存他最有效率的状态，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急于要保存自己赖以生存的神灵；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们杀死国王的做法，正是他们崇敬自己国王的最好证明。原因是我们已经谈到的，他们相信王的生命或精神是与整个国家的兴旺相一致的，王如果病了或老了，牲口就要生病，停止增殖，庄稼会在田里烂掉，人会死于疾病的大流行。所以，在他们看来，消灾的唯一办法是在王还健壮的时候就将他杀死，使他从先辈继承的、还是精力充沛未被老病减弱的神灵再由他传给他的继承者。在这方面，一般所说的决定王必须死亡的那个征兆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当他不再能满足他的许多妻子的性欲时，换句话说，当他部分地或完全地不能传种接代时，那就是他死亡的时刻，是他让位给更有精力的继承者的时刻。与其他杀王的理由放在一起看，这一点就表示了人、畜、庄稼的繁盛是相应地依赖于王的生殖力，以致王身上这种力量的消失，就会引起人、畜、植物的相应消失，因此，不要多久，就会引起全部生命，人、动物、植物的生命完全消失。毫不奇怪，希卢克人眼前既有这样的灾难，他们准会非常小心，不让他们的王因年老害病死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然地死去。他们对王死亡的态度有一个特点，他们不说那是死亡，他们不说某王死了，只说他“离去了”，像他的神灵祖先、该王朝的头两个君主尼阿康和达格一样，据说他们两个都不是死了，而是失踪了。别的地方如罗马和乌干达，早期的国王也神秘地消失了，这些类似的传说，却表明一个类似的风俗：杀死王，目的是“保存其生命”。

总的看来，希卢克人有关神王的理论和实践与内米的祭司——林中之王的理论和实践非常近似，假如我对后者的看法正确的话。在这两者中我们都见到这一情况，即：人、畜以及植物的繁盛据信都依赖于神王的生命，并且神王都死于非命，不论是单独械斗或是其他办法，为的是要使他们的神性传给精力充沛的、未受老病衰颓影响的继承者，因为，在神王的崇拜者看来，他如有任何这类的衰退，就会引起人、畜和庄稼相应的衰退。杀死神王的风俗，特别是将神王的神性转给继承者的方法，本书后面还要更充分地谈到。下面且举例谈谈这种风俗的一般做法。

马蒂安孚是安哥拉内地的一个强大的国王或皇帝。这个国家的较弱小的诸王之一卡拉向葡萄牙探险队讲述了马蒂安孚死的情况如下。他说：“照惯例，我们的马蒂安孚要么是死于战争，要么是死于非命，现在的这位马蒂安孚，由于他的苛捐杂税，活得够久了，一定逃不了这最后的命运。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并决定应该把他杀死时，我们就请他与我们的敌人作战，这时我们都随着他和他的家属一起去打仗，我们牺牲了一些人。如果他还活着没有受伤，我们就回去再战。打个三四天，于是我们就突然离开他和他家属，把他留在敌人手里，让命运去摆布。他见到自己被抛弃了，就设法立起御座，坐下后，把他的家属叫到他周围来。然后命令他母亲走上前去，跪在他脚边。他先是砍掉她的头，接着杀掉他的儿子、他的许多妻子和亲属，最后杀掉他最心爱的妻子安娜库罗。接着，马蒂安妥就穿戴起豪华的衣服，等待他自己的死亡。他的死亡接着就来了，那是由一位军官来办的，他是附近强大的酋长卡尼钦哈和卡尼卡派遣来的。这个军官首先自关节处砍下他的腿和胳臂，最后砍掉他的头；这之后，军官也被斩首。所有的大头儿都从营帐退出，避免看见他被杀死。我的职责是留下来看着他死，并标明两位大酋长，马蒂安孚的敌人，置放他的头和胳臂的地方去。他们还拿走了已故君主和他家属的全部财产，将它送到他们自己住的地方。然后我就安排已故的马蒂安孚残体的葬仪，完事之后我回到他的首府，宣布新政府成立。然后我回到放置他的头、腿和胳臂的地方，用四十个奴隶赎回它们，以及死者的财物和其他财产。我把它们交给已经宣布接位的新马蒂安孚。这是许多马蒂安孚的遭遇，也是现任者将面临的遭遇。” 

国王一出现任何体魄上的缺点就被杀的风俗，两个世纪以前在苏法拉的卡福王国也曾流行。我们已经谈到过，苏法拉这些国王被他们的人民视为神，要雨要晴都求他。不过，我们从一位葡萄牙的老历史家下面这段话里知道，一个身体上的小缺点，像掉了一颗牙齿这样的事，都足以构成杀掉一个神人的原因：“国王遭到任何灾害，或自然的生理缺陷，诸如不能生育，得了传染病，掉了门牙，体形变了样，或任何其他缺陷或不幸，照当地从前的风俗，国王就得服毒自杀。他们自杀是为了消除这种缺点，因为国王应该没有任何缺点，如果不是这样，为了他的荣誉他也最好死去，以便另外托生，求得完好的身躯，一切美满。不过，我在那地方的时候，那在位的奎帝夫（国王）却不愿在这方面效法他的先辈。他这人又谨慎又可怕，他的一颗门牙掉了，便向全国宣布了这件事，让大家都知道他掉了一颗牙，见到他缺了门牙的时候也要承认他。他的前辈们为这种事自杀，是很愚蠢的，他可不愿这么做，相反，到了他享尽天年而死的时候，他还会很感遗憾，因为他的生命对保存王国，为王国抵御敌人，是非常必要的，他还向继承者推荐，让他们效法他的榜样。” 

这位掉了门牙还敢于继续活下去的苏法拉王，像埃塞俄比亚王厄伽曼斯一样，是一个勇敢的革新者。我们可以推定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们被处死的原因跟祖鲁和苏法拉的国王们一样，都是由于出现了身体上的缺陷或衰弱的迹象。还可以推定：祭司们恃以杀死国王的权威神谕，就是所谓身体有缺陷的国王统治国家会引起重大灾难，正如神谕警告斯巴达人的那样，不要“跛脚的统治”，也就是说，不要跛腿的国王统治。这种处死国王的习俗虽然很久以前就废除了，但至今埃塞俄比亚人挑选国王还要注重他们的身体、体力和相貌。这就为我们上述推断作了一点证实。直到今天，瓦代的苏丹还是不能有明显的身体缺陷，安哥伊王身上有一点缺陷，诸如掉了一颗或者半颗牙齿或者有个老伤疤，他就戴不成王冠。根据阿凯尔的书以及许多其他权威资料，没有一个身体有缺陷的国王能在塔拉[古代爱尔兰的首府]统治爱尔兰。所以当伟大的国王柯默克仿罂朔阿特由于偶然事故瞎了一只眼睛，就立即隐退了。

……

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处死国王”并非“资产阶级革命”的专利，而是一项古老的传统。

至于文明悠久的中国，其传统更是早就脱离了老人政治，而进入了贤能政治。

那么，中国的老人政治来源于哪里呢？

现在答案很清楚了：来源于国共两党肆意推行的党国体制及其鼓吹的个人崇拜，来自僵尸崇拜的“中山陵体制”。

（摘自谢选骏：政治的视野、特色、问题、偶像、国体、教训、张力、国度

Vision,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Idols, System, lessons, tension, kingdom……of the Political ）

2007年—2016年

2016年第一版

历史的初稿·第五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V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政治的视野、特色、问题、偶像、国体、教训、张力、国度。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Synopsis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Vision,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Idols, System, lessons, tension, kingdom……of the Political . Now the first collection published.

谢选骏《历史的初稿》序言

有句俗话说：“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闻不过是老调重弹，于是呢，在“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同时，“历史也就是新闻的底蕴了——人们都是按照既有的历史观念来看待事情、发掘新闻的。

虽说“新闻记者只要记住‘记’而不‘议’的原则”，但其实“记”只需要写下一“己”之私，而“议”才可能抵达公“义”。况且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所有的观察都是取决于观点的。但是许多记者并无历史意识，也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让我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把话说透、把题点破。

这里的文字，都是根据上述原则书写出来的，十多年来发表于各种电子媒体，并且因此已经融入了当代意识和当下生活的洪流之中。

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只是为了检索的方便。

目录

引言

成功是失败之父

（止损战略）

第一章

全球视野

第一节

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

第二节

网络攻击是文化战争的新形式

第三节

推荐《小国崛起》

第四节

小国时代的理论先声

第五节

小国时代与小股游击队

第六节

小国新加坡击败超级大国的无冕之王

第七节

主权国家的克星

第八节

中国并非世界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第九节

专制（组织）者的工作秘籍

第十节

1984还是2034

第二章

中国特色

第一节

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第二节

中国人真有“犬儒病”吗？

第三节

贪官裸官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后备队

第四节

退房潮与民主政治的迟到

第五节

中国可能民主化吗？

第六节

寻找1968年的中国民主党人

第七节

宦官、秘书、书记、主席考

第八节

中国需要一个“新道统”吗？

第九节

欢迎孔子回到庙堂

第三章

主权问题

第一节

思想主权颠覆国家政权——略论“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二节

新国家主义与主权国家的灭亡

第三节

极端主义的对决

第四节

枪杆子创造言论自由

第五节

枪杆子里面出银行

第六节

政治正确与讽刺的权利

第七节

大众民主不该沦为“僵尸政治”

第八节

对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九节

新疆动荡由于人口失衡

第四章

还原偶像

第一节

“均富”的口号是一个政治骗局

第二节

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想当皇帝

第三节

孙中山毛泽东效法日寇取消春节

第四节

孙中山为什么一败涂地？

第五节

孙中山也是西方新闻界捧起来的

第六节

伪历史学家们怎样看孙中山？

第七节

人民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第八节

革命外交是丧权辱国的外交

第九节

邵玉铭用基督教为孙文贴金

第五章

最佳国体

第一节

中国适合内阁制不适合总统制

第二节

从穆巴拉克受审看总统制的弊端

第三节

从陈水扁案看总统制的弊端

第四节

君主立宪制适合中国国情

第五节

现代禅让制与君主立宪制

第六节

皇帝制度是一种僭主制度

第七节

君主制与中国再统一

第八节

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第九节

衍圣公之死打开君主立宪的大门

第六章

失败教训

第一节

北京是异族建立的奴隶巢穴

第二节

袁世凯登基100周年纪

第三节

袁世凯错失百年机遇

第四节

假博士孙中山看上了蒋介石的假学历

第五节

蒋介石父子何以失去大陆、台湾？

第六节

蒋介石是一个假基督徒

第七节

蔡元培的恐怖活动和伪造文书

第八节

“五四运动”与恐怖主义

第九节

“持久战”是慢性自杀的亡国路线

第七章

历史张力

第一节

巨大野性冲破专制

第二节

我对1989年“六四屠杀”的预感

第三节

1989年“六四”屠杀掉的书籍

第四节

《河殇》与1989风潮

第五节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第六节

中纪委行动与八九民运

第七节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提要本）

第八节

纠正“六四”需要一位真正的君主

第九节

纪念胡耀邦不给六四平反不妥当 

第十节

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

第八章

天子国度

第一节

天子无妻

第二节

孔子是一位共和主义者？

第三节

赵翼误判了刘邦集团的性质

第四节

老人政治不合中国传统

第五节

抗日游行是一种巫术程序

第六节

抢购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抗议

第七节

滥杀无辜是普世人权的必然结果

第八节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九节

哈里发国与全球文明的发展方向

引言

成功是失败之父

（止损战略）

（一）

我发现，“成功是失败之父”，一如“失败是成功之母”。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巨大成就，导致它在近代的严重挫折，以往的经验阻碍了新的探险。

如此看来，中国民族两百年来走过的道路并非“错路”。进一步说，甚至连“黑路”也不是；而是“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必由之路。虽然这条道路上没有灯光，没有掌声；甚至很少星辰，只有嘘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暗淡的状态。但是既然这条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就不能再被叫作“黑路”了。

有谁，先我而发现了这个至理？有谁，不是纠缠于斤斤两两的政治是非而喋喋不休？

据我所知：还没有过一个人，不因中国的近代史而羞耻。同样，还没有过一个人，在这羞耻中看到重大的启示。

有谁，敢于肯定这部中国受难史？有谁，不试图在这部受难史中谴责别人？又有谁，不以谴责某些势力、某些党派、某些个人为乐事？又有谁，不企图把中国的灾难归给某些人──视他们为罪恶与不幸的肇因？

什么人都只能说：没有谁。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然而我来了。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发明了一件空前强大的心理武器：我得知中国两百年来没有走过一点“错路”、甚至没有走过一点“弯路”。换言之，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必须的”、不可逃避的甚而是“必要的”、“良好的”、“至善的”。

这样断言是不是过于动心忍性了？

《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所以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切表现到脸色上，抒发到言语中，然后才被人了解。在一个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患，便经常导致灭亡。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

“成功是失败之父”这样的断言，实在合乎历史的启示并可验合于切凿的事实。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忘了来回答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结果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社会的方法来维持秩序，所以一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网去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败局宣告结束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能逃此厄运。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

由于中国的伟大成就和奇异的命运（成功），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失调（失败），就成为“无法逃避的报应”。正所谓，“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沮丧、绝望。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强大的惯性中挣脱出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伟大辉煌的持久成就。我在这里指的成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所体现的富有生命的发展潜力。且中国社会拥有一种奇特的凝聚力，难被异族所消灭、瓜分、蚕食，但这一特性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中国人特别地泥古不化，很不善于吸收新的知识。中国虽然内部动乱层出，而不彻底分裂，也是由于这一泥古不化的特点起了作用。这使中国在对抗异族压迫的时候，自然也体现为持久的抵抗力，所以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像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甚至半个印度文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那样，遭到回教的融化。

不。中国没有走“错路”，甚至没有走“弯路”。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这个“死不认错”，中国还将经历许多牺牲与困苦，那也同样必要；因为这都是中国走向“世界命运争霸之战”这个决定性战场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的事后聪明，不过是失败者的无奈叹息。据此我宣布──中国进程的“弯路”正是所谓的“曲线发展”，就像生命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出错”中演化发展的。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

历史的目的正在“弯路”中显现！

（1987年12月29日）

（二）

事实上，“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这一论断是有缺陷的。

例如，穆罕默德与列宁，希特勒与拿破仑，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曾经成功地应付过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如果拿“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来看邓小平的一生，其经济改革一大成功，而六四屠杀却是一大失败。

用“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的尺子，无法衡量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用“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尺子却能较好地衡量。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汤因比探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写作动机，如修昔底德、圣奥古斯丁、吉本，等等，他认为是好奇心使他们写出了历史的不朽之作。具体的说，他认为好奇心指引之下的历史探讨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也是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是与历史学家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的。他发现，上述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开始他们伟大著作的写作时，都受到了社会巨变给他们的强烈刺激。例如他本人，当1912年他参观克里特岛的古代遗迹时，他设想这一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如今这一辉煌早已成为历史，突然联想到大英帝国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命运？又如，1960年，当他在参观巴基斯坦的一个古代帝国遗址时，心里又一次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他既想到了当他还是一个8岁孩童时所看到的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在伦敦举行的盛大庆典，又想到英国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撤出印度次大陆，所以，又一次产生了大英帝国必然覆灭的想法。由此，他又想到无论是希腊哲人，还是犹太先知，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相去甚远，但是，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世界观，这就是灾难紧随胜利之后，沦丧必然即骄傲而来。这样，历史轮回的观念就产生了并深深的主宰着他，成为他历史写作的主要基调。在全书的最后，汤因比说他试图去寻找一种与历史上的人的一种“神交”，他发现人类的“罪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在于，有感觉的生命在现象世界的短暂旅途中脱离了现象背后超时间的真实；而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端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够追求他个人人生“不可言喻的境界”，也就是“极乐”。

汤因比区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前者模仿对象是老一辈或死去的祖先，因此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后者模仿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社会则是变化、生长着的。那么，文明社会的创造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挑战和应战”的解释模式：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困难构成挑战，激发人的努力，迫使人们发挥创造才能。第一代文明的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而其亲属文明更主要的挑战是人为的，即人们以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来摆脱垂死的文明，克服垂死文明的压迫。 

挑战不能超过人们所有承受的限度，也不能小于刺激人的最小程度。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它的生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人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再没有力量控制它的周围环境，并组织新的发展，只有维护低水平的生存。 

因此，挑战不仅要刺激人们成功地应战，而且要刺激人们积聚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新的问题，形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 

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加强，如技术进步、军事强大、地理扩张。内部表现为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外部力量的强大，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会变得无法控制，可能由此导致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反而造成文明的停滞或衰落，例如埃及人为征服尼罗河而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统治者用来建造金字塔，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崩溃。因此，他认为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增长之上。 

他还认为，今天西方工业文明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之中，即由外在的技术领域转移到内在的道义领域。外部的挑战降到次要的地位，挑战越来越来自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式，从而也预示了下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发展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进步成为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社会整体，而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他们先是退隐，脱离社会生活，以领悟根本性的精神原则，然后再复出，启发自己的同胞。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以及各古典文化大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极少数人的创造带来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就这样生长起来。 

谁说社会一定会向前发展，而不会中止、灭绝呢？ 

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固定的生命周期。当应战不敌挑战时，就可能在生长的某一点衰落下来。 

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如技术衰退、外敌入侵、环境恶化等，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过去的成就里居功自傲，丧失创造能力，仅仅成为统治者，或者多数人不再支持和模仿创造者，或者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 

多数人的模仿乃是一种一知半解的、三心二意而非心甘情愿的行动，它可能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教条化、机械化。这会造成文明的僵化和衰落，最后致于失控的程度。文明解体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裂为三个部分： 

一是由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统治者，他们失去精神感召力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便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以暴力维护权力。 

二是内部的精神无产者，他们由诚心服从到离心离德，退出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相抗衡。 

三是外部无产者，他们对中心文明由归顺、模仿和效法，变为失望、敌视、觊觎，形成蛮族军事集团，威胁解体中的文明。 

在解体过程中，更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命考验，放纵与克制，随波逐流与殉道，迷恋过去与企盼未来，流离感与罪恶感，单调感与混乱感，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 

专制的统一国家常被视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目的，然而这表面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文明过程中的最后手段，他们主观上是想保持社会的活力，以保存自身。然而，这种消极的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暂时地制止文明衰落时的动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结局。不管内部怎样交替着动乱与重整的节奏，却再也创作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 

不过，这种统一国家在为内部无产者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着地理、交通、语言、文字、货币、组织、制度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沟通方便。汤因比肯定这种统一教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高级宗教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它在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产生的间歇时期存在，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传递下去。不仅如此，这种高级宗教还通过统一的神的力量，引导人类不断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从对亲属、邻居的爱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爱。 

汤因比对人们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态度提出警告。他指出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之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不比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宗教在一切知识的范围内必须让位于科学，因为这些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 

宗教的本分是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培养泛爱的情感，帮助人们克服文明社会中由于简单模仿而导致的机械化和文明活力的丧失，因为模仿上帝不像模仿俗人一样使人失望，也不会因此而造成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疏远。 

解体的文明与周围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它是一道拦洪坝，蛮族则是一座蓄水库，他们愈来愈多地学会了文明中心的军事技术，并且构成对文明中心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这道大坝会要崩溃，蛮族将涌入文明中心，全社会堕入黑暗与痛苦的深渊，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旧文明彻底灭亡，蛮族本身也同归于尽。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里，只有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体。在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的挑战中，统一教会的创造力重新开始应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文明兴衰理论是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曲目。人类在文明衰落的痛苦中取得的经验可能是进步的有效工具。他和斯宾格勒都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文明中除了西方文明外，不是完全死亡了，就是衰落了。但他并不认为西方也一定会衰落，他肯定西方文明在废除奴隶制，发展民主和教育，处理内部矛盾，以及控制自然力量方面的空前成就，认为只有吸取以往文明的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就有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汤因比看来，未来人类的希望在中国。

尽管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是僵化的文明，但他对中国的世界主义传统在未来世纪的作用寄予厚望。自公元前三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欧亚大陆东部的引力中心。他认为未来世界不是由分裂的西方或西方化的主权国家来统一，而是由中国式样的世界主义政治实体来统一。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这样主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主题：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在分析“挑战与应战”时曾经提到：“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这个论断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成功是失败之父”相关，但是有不相同。

事实上，“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这一论断是有缺陷的。

例如，穆罕默德与列宁，希特勒与拿破仑，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曾经成功地应付过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如果拿“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来看邓小平的一生，其经济改革一大成功，而六四屠杀却是一大失败，而南下讲话启动第二次改革开放又是一大成功……

用“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的尺子，无法衡量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用“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尺子却能较好地衡量。

（三）

作为“止损战略”的“成功是失败之父”：“止损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计划，更是一项操作。”

“止损战略”就是在失败的时候认赔出场，认清祸福相倚、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面的道理，然后通过退而结网卷土重来，通过“场所的转移”推进弥补战略，从而实现更高层面的生长。

止损战略执行得当，失败是成功之母；弥补战略执行得当，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忘记止损和不会弥补，只有走向的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归途。

【076、杀人者比受害者更加心惊肉跳】

《敏感時刻 北京地鐵木樨地站部分出入口封閉》（中國新聞組  2019年06月03日）报道：

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北京天安門周邊武警嚴密戒備。（美聯社）

明天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北京地鐵透過微博表示，自3日上午10時北京地鐵1號綫木樨地站西北面的A1、A2以及B2出入口封閉，至另行通知，北京地鐵未有解釋原因。

香港電台報導，北京地鐵往年的6月4日，西北面出入口都因為不同原因封閉，今年在在A出口旁邊的B2出入口亦都封閉。

六四事件發生時，在北京的軍隊經過木樨地入城，包括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兒子等多人在此喪生。丁子霖在2010年的6月3日晚上，曾在官方安排下，與亡夫蔣培坤到木樨地地鐵站外，拜祭兒子。

另據媒體引述，有網民指北京地鐵部分出入口封閉的原因「心知肚明」、「此地無銀三百兩」。

谢选骏指出：1989年6月3日晚间10点多，我在距离木樨地北部十几里地的魏公村听到了阵阵枪声——这是机关枪和冲锋枪混杂的声音，和我在文革“武斗”期间所听到的声音完全一样！冲锋枪的声音是清脆的，像“炒豆子的爆炸声”一样噼噼啪啪的，而机关枪的声音则是低沉连续间歇的……我知道开枪了，知道中国历史的全新一幕展开了！木樨地距离八宝山很近，共产党选择木樨地开枪杀人，有意无意地，是向他们的“革命公墓”里的死人献祭呢！现在氓之蚩蚩，北漂一族不知六四，但是北京政权在三十年后依然瑟瑟发抖——杀人者比受害者更加心惊肉跳！受害者已经被人忘掉，但他们的牺牲却改变而且创造了全球世界的历史！直到今天，他们还让杀人政权寝食难安！

【077、山西大学的特立独行者】

《山西大学罕见张贴反修宪抗议习无限任海报》（2018年3月14日 转载法广RFI 小山）报道：

据美国中文网络报道，2018年3月13日，中国首间高校山西大学学习会建筑、宣传栏等处，出现了“抗议中共伪宪法和习近平”的海报，此海报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在不同国家的学校发起的抗议行动为同版海报。目前还没有消息报告中国官方对此调查与整肃的情况。

据自由亚洲报道，中国山西大学学生会建筑物、校园宣传栏等多处地方，周二（13日）张贴了多张中英文海报，文中表示「我们从来不承认中共国、伪宪法、伪主席」「习从来不是我的主席」等。

报道说，这是中国目前可知的境内大学，首次出现与海外留学同版的抗议海报。继中国海外留学生在外地发起「NOT MY PRESIDENT」运动，抗议中国修宪移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来，中国境内周二（13日）首现与海外同版的抗议海报。其中一位张贴海报的山西大学学生，接受自由亚洲访问时认为，习近平正在重蹈毛泽东的历史。

近期多个西方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持续发起抗议修宪行动，在社交媒体上和校园张贴「不是我的主席」海报；近日，该活动已蔓延至美国、澳大利亚等多所大学。

谢选骏指出：山西大学如此特立独行，让我想起了1989年的往事——那年1月，我应山西大学政治学系的邀请，前往宣讲《河殇》。我出场时，礼堂的台下挤满了学生，连走廊里都是满满的，当我讲了一半的时候，学生走掉了三分之一，因为他们颇为失望。第二天，我代苏晓康讲，他有事不能前来，临行给了我一份提纲，我按照他的思路发挥，结果是观众越聚越多，最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个戏剧性的场景，说明不是我讲的不好，而是我的思想没有市场。但事实证明，我的思想却是真正具有前瞻性的。

下面就是我当时的讲稿，按照录音整理出来的：

《中国文化的失轴状态（大学演讲稿）》

一，王：传统政治的轴心

任何一部机器若要正常运转，必需一个稳定的中枢、主轴，以钮接整个网络。社会、政治、文化的机器，亦是如此。政治权威的轴心和文化模式之轴，原为一；也都是社会生活之轴。任何一部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都要仰仗一个制度化的主轴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整个网络。而失此主轴，社会文化即在整体上陷入“失轴的涣散状态”。

这个主轴或是习惯法的，或是成文法的。例如，这个主轴在现代西方社会体现为成文的宪政，即由立法机关颁布的法令、由最高法院解释的宪法，由独立的司法系统执行的法律，由新闻媒介所代现的舆论，由代议制政体所保证的普选等合成的“法律的统治”。

再如，在许多尚未现代化的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主轴则涣散为干政的武装力量，或由武装力量的文职化而产生的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专政集团。这种武力形成的主轴具有强烈的僭主性质，个人意志代替法律统治，常常不得善始善终，更难以和平方式实现权力的世代交替，因而极不稳定。

在古典传统下的中国，这主轴则为皇权，以及围绕皇权建立起来的帝室—官僚制。帝制基于皇权，皇权则基于“王道”观念和支持这种观念的精神支柱，天人合一的文化坐标和天子本位的价值观。尽管如前所述，古典的中国社会在“西周先秦的封建时代”与“秦至清的大一统时代”之间，发生了重大的社会革命，皇权帝制与王的历史，因此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支撑力，其不绝如缕，殆可无疑。

中国有一个字，过去连不认识字的小孩子都认识，这就是些在老虎头上的“王”。人们之所以在诸如老虎形象的额头上，也画上了这个字，是为了表示最高的尊严。因为“王”，就是世间的“极尊”。在这传统下，中国的孩子们所学的第一个字，就是王权的象征。用双音词和多音词代替了单音词的现代汉语中，政权教给小孩子们学会的第一个词组是“毛主席万岁”，这是很多人都遭受过的洗脑，是不容易忘怀的。因为“毛主席”其实不是某个人，而是王权的替代品。因为“王”的作用在中国生活里，至关重要。

当然，替代品和真货是有区别的。君主（如“王”）可能是开明的，僭主（如“毛主席”）则不可能开明。因为君主的权力是天生合法的，无须以光辉业绩证明自己权力的合理，故可以下罪己诏书，且得以兼听则明；僭主的权力则非法，故须党同伐异，且在错误的方向上坚持自己一贯正确，用“实事求是”的伪证，来证明自己确实英明伟大。因此，君主的宽恕被视为仁慈，僭主的宽恕被视为软弱；所以僭主的语录常常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非法的因而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的僭主，尤其不能被人联想到任何“罪”；故僭主必须残暴，才能瞒天过海，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君主必须仁慈，且行中庸之道，才能符合自己的象征。

“王”的构字法很有象征性：上面一横象征天，下面一横象征地，天地相加代表自然；中间一横则象征人的社会与文化。天、地、人，由王来协调并统一。这个协调并统一的象征就是王字中间的一竖。这竖，就是轴，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轴。这轴，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与张力，他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至少已有三千年之久了。在周朝以前几百年，就产生了王的观念与制度。

王的社会功能很宽泛，在原始宗教中，他具有沟通人神关系的神秘力量，后来就转化成为不可阙如的政治角色。在古代他是超级祭司，后来则为超级酋长。所以王既是中国的精神领袖又是中国的政治领袖，横跨神圣与世俗两个领域。这就使得王权对古典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比对其他民族的思想与政治，更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前提。这尤其因为，古典中国的官方宗教，始终没有独立地充分发展；而政治化、人伦化的信仰体系，代替了原始宗教向高级宗教的发展。在中国思想的这种背景下，王的“协和万邦”的协调作用与凝聚作用，被格外突出了。

横跨神圣与世俗两个领域，使得中国的王具有“天子”这位神人中介的身份，握有一种现世的神权也即“王道”。王道既代表上天的神秘，又有入世的政治性；用来协和天人关系并进而调理社会。天子因此在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轴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心灵思考问题时不言而喻的归宿。即使在最为超凡脱俗的《老子道德经》中，这类事例也比比皆是。这是就皇权的哲学层面即“王道”的意义而言。

换一个角度，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层面说，传统中国社会好比一把伞，这把伞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轴心部分的伞柄，第二部分是最外表的伞面，中间还有两个骨架部分，一是紧贴伞面的骨架，一是撑开伞面与伞柄的骨架。皇权好比轴心的伞柄，伞面则是社会表皮即广大群众，而贴近伞面的骨架部分则为“绅”，它“代表人民”。而负责撑开伞面的骨架、使得伞面具备伞的功能的，即是官僚体系。

中国近代发生的“推翻帝制”的革命，正好把轴心的伞柄给抽掉了，官僚机构骨架扭曲歪斜，绅士阶层骨架倒错凌乱，人民大众无所适从，整个社会结构趋于全盘的瓦解。因为中国的“推翻帝制”不是由内部力量的生长导致的，而是由外部思想的传播导致的，所以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力量可以取代王权，而成为社会的主导。由此，中国社会仿佛失去主心骨，只得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不停地战抖。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个歌词是中国处境很有象征性的解说。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其举止陷入前后矛盾，但实际上，这些貌似混乱的挣扎，十分顽强地指出了一个定同的努力──那就是，必须重建中国社会的结构。而要重建中国的结果，则必先寻求主轴并建立主轴。

二，失去轴心的后果

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辛亥革命失败了。”但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并在“破”和“立”的两个方面都完全达到了它的目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只是在寻找一个新的王权或是王权替代的方面，未有建树。不论后来的“建国大纲”还是“马列毛思想”所指示的方向，都无法解决这个致命的真空。正是这一致命的真空，引起了日本的侵略和僭主的专政。

这一致命的真空，不仅是辛亥革命所具有，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后来的北伐革命、僭主革命所承袭，至今十分奇特地贯穿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中国现代史中。即使所有企图超越僭主政治的新兴力量，也对这一真空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这一致命的真空，使得中国革命破坏了旧社会的传统，却无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楷模。结果是旧轴废弃，而新轴阙如，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政治、文化、道德、习俗，统统陷入青黄不继的混乱状态。“中国”终于成为“没有章法”、“一盘散沙”的代名词。

辛亥革命的当时人们想得好，认为满清“王朝”的逆胡统治一旦拔除，中国的现代化就指日可待；但后来发现情势远非如此简单。推翻满清二百六十七年的窃据中国，未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迅速现代化，反而使中国陷入更大的混乱，因为在推翻满清时也王权也一并废除了。王权废除后的中国，只有用军阀割据来“建国”；结果，把“好端端一个中国”搞得国已不国（著名的“二七大罢工”领袖林祥谦临刑前语）。“好端端一个中国”并不是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而是王权保护下的中国。王权是中国社会规范的总结。

致命的关键在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共和思想的渗透和亡国灭种的压力，使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王权之轴，成为不可能。袁世凯的野心与卖国求荣互为表里，他的皇权即便是打着“洪宪”旗帜的立宪许诺，也比满清的旧皇权更加缺乏理论支持。这也使得权威主义在此后若干年间的中国社会，变得声名狼藉。权威，几乎成了暴虐无道、腐败堕落的代名词。社会伞柄被抽掉，文化构架失去了支点，道德良知涣散了。中国社会的皇权之轴，跟随满清一起解体，婴儿和脏水一起被倒掉了，社会的基本秩序随之瓦解。

中国的社会中坚，尤其是官僚系统和它的后备军──广大读书人，从此失去了约束力，失去了效忠对象。没有人监督官僚系统，它也无从向任何规范效忠。因为“皇帝死了”带给中国社会的冲击比，比“上帝死了”带给西方社会的冲击，更为巨大深远；官僚和军人从此仅仅是“自己效忠自己”。而自我效忠肯定会导致贪污腐败弥漫、社会风气恶化。在古典时代，中国的皇权帝制当然属于“专制政治”，但它毕竟维护一个普遍的规范和秩序，这使皇帝像个独断专行的牧羊人，百姓在他的秩序下像一群羊；而传统的官僚阶层则像一群经过训练的牧羊犬。而辛亥革命、王权解体以后，不仅牧羊人倒台了，而且牧羊人的制度完全废弃，牧羊人与羊群之间、牧羊犬之间，缺乏行之有效的结构关系，结果，牧羊犬一起转而竞相吃羊。所以中国大地一时间几乎退回“狼＋羊关系”的野蛮社会，其间的混乱和残暴，比之古典时代王朝交替其间的军阀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更是如此。因为传统的王权之轴，无法完全修复了；中国必须重建新型的政治轴心，在此之前，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都很困难，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只能是遥不可及的。

“人对人比狼对狼还要凶狠”的社会分裂、内战绵延，困扰中国。甚至在极端处形成了一种哲学，一种以“斗争”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哲学。原先，皇权不仅对官僚系统及其效率构成操作层面的监督者，且是官吏道德的支柱、精神理想的估价者。但随着这一效忠对象的消失，外在的监督没有了，内心的堤防也崩溃了。传统的王朝末路上的吏治败坏，顷刻间滑入民国初年特有的无所禁忌和无所皈依的社会虚无主义。几年以后（1919年），全面解构中国社会的“新文化运动”暴兴，再有几年（1927年），揭开全面内战序幕的“北伐战争”终于爆发。1949年以后流行的“解放”一词，则是全面颠覆、解构、破坏中国社会的时髦。

对于那些官吏们来说，“大总统”不过相当于帝制结构中的宰相即最高行政长官。因此，大总统不可能取代皇帝在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于是就在公众的良心、行为规范、社会网络、政治机器上，留下了巨大的裂口甚至真空。因此，没有皇帝的现代中国，不仅不可能获得现代意识，而且比起拥有皇帝的传统中国来，无异于“一条被砍掉头脑的巨龙”，其垂死挣扎的惨状可想而知。知识份子对这种状态最为敏感，尽管这种无头状态一时还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那种垂死痉挛来得疯狂。

无头状态其实就是无君世纪的真实写照，除了王权，中国社会迄今为止并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权力来源。

问题不仅出在官僚系统本身，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官僚系统和整个社会层面的脱节，使原先的社会政治纽带遭到彻底的颠覆、解构、破坏、“解放”。皇权思想和帝制设施，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纽带，是传统社会的生活赖以为继的轴，甚至是中国哲学赖以出发的前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这把伞，突然从中心一下抽去了伞柄，刹那间依附于伞柄的伞架失去顺序与支点，张开的伞面必定散落、萎缩，稍有风吹草打就零乱不堪了。

两千多年来的长城时代，中国大一统的郡县制的官僚社会内部，并非停滞不前或铁板一块的“超稳定结构”，而是经历了不同的周期，内部千变万化，虽然由于汉字的作用，这些变化相比于经历了文字变化的中东和欧洲社会，像是“结构内的变化”。这结构早在始作俑的秦始皇律令中就得以坦诚相告──“以吏为师”的圣旨，仿佛千年咒语，镇定了中国的活力。在以吏为师的教条中，知识份子相对的独立地位与自由人格，先从政治上被取消了，后在社会上被幽闲了，最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中也遭到褫夺。从此，知识份子被分为“在朝的官僚”和“在野的布衣”两个部分。就个体的参与状态而言，官吏和布衣间的关系尽管常常互置；但二者的社会的功能却截然不同，前者依存于官僚系统的结构内，后者却游离在官僚系统的边缘与外部。在经济上，前者享有国家颁给的俸禄，后者则自食其力。因此在古典社会中，布衣们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地位，只能在文化和经济上得到保证，而无法在政治和法律上得到保证。

没有多少汉人会真心拥戴晚清背景的异族皇帝，甚至曾国藩之类“俯首甘为孺子（异族皇帝同治、光绪之流）牛”的家伙，也是如此；甚至连最顽固的顽固派也是如此。但所有这些老支那人的故有生活与文化状态，却如此紧密地与皇权、帝制勾连着──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这里所触及的，还是一个民族传统里的中枢神经部分呢！

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常常延伸为文化上、经济上的被剥夺，尤其是在社会大变乱的情况下。而知识阶层经济和文化的独立性一旦取消，也难免陷入人身依附的奴性网络。这在蛮族统治时期，最为典型。“以吏为师”作为郡县制官僚主义传统的咒语，不仅笼罩中国的政治层面，且扩展到文化层面，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中，自然而然会左右摆布人们的效忠感。官僚对皇帝效忠，绅与民则受官僚的摆布。人民与皇帝虽无直接的社会联系，但却通过效法皇帝的代理人官僚，而单方面保持这种联系，可是在皇权与帝制崩溃后的现代中国，官僚系统却陷入失去对象的迷惘与混乱，“以吏为师”的大一统社会咒语，充分暴露出其缺乏封建性区域效忠的流弊──在大一统官僚社会的每个王朝末日，吏治败坏是普遍现象；吏治败坏也同样受到全民的仿效，从而导致全民道德解体。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晚期社会也同样很是明显。而在皇权与帝制本身也趋于瓦解的共和革命的现代，道德危机和行为失范的程度，远甚于以往王朝更迭时。现代中国政治权威所面临的任务，也就不仅是重建意义上的“复兴”，而是再生意义上的“创立”。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必须创造某种传统皇权和帝制的代用品，否则不能恢复基本秩序。

这种代用品，在我们看来就是“立宪君主”。君主立宪还须具有两个功能：1、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能团结各个社会阶层一同奋进。显然，如此复杂的综合性目标，不是任何一次革命能够迅速达到的。太阳落山了，世界沉入黑暗，人们陷入怀疑和恐怖的境地。事态的可把握性、过程的可预测性，越来越低。一切都显得难以捉摸。当此黄昏，中国人开始寻求自己的太阳了，不是为了追问终极的神秘，只是为了确立生存的秩序。这奄奄一息的余辉，鼓舞人们的想象，诱发最新的设计。

三，失轴的现代传统

如前所述，中国近百年来的长期革命，造成不同于中国古典传统的革命传统。这个革命传统具有全球社会最为强烈的反文化倾向，甚至远远高于其外部根源布尔什维克。有教养阶层在中国被有系统地毁灭掉，而残余的知识份子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有的作家称此为“最后的贵族”是不确切的，因为中国社会一千多年来除了蛮族之外并无贵族，充其量只有“有教养阶层”、“文化阶层”。

在红色中国，有教养阶层先是政治地位低落，后是经济地位低落，最后被消灭。剩余的“知识分子”也丧失了教养，变成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政策的土人。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表现好的还要通婚或献身。1980年代开始，在宣传上，知识份子的地位是提高了，但在讲求实惠的时代却沦入了货真价实的“脑体倒挂”，这不是如领导阶层所虚构的那样，是由“一时的社会分配失调”造成的，而是长期革命所形成的“解放”即反文化政策和反文化结构，必定会导致的。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知识份子阶层作为民族的脊梁，就无法健康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占领了波兰，他的长期目标是消灭和同化波兰民族，于是他采取系统消灭波兰教会组织和知识份子的办法。波兰天主教会具有强大而独立的社会影响力，消灭教会势力，再消灭知识份子，就等于消灭了民族的灵魂。我们并不是说知识份子个人很好，都是民族魂，都是民族的脊梁，但作为整体，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确实是通过它的知识份子而传递下来的。

我以前到少数民族地区，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数民族的反汉人意识甚至独立思想，据观察，是通过僭主在大学里培养的知识份子甚至是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们鼓动起来的。因为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远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少数民族文盲群众，要强烈得多。他们的汉语说得很好，也读过不少汉文书，对汉人的生活习惯也比一般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得多，但越是这样，他们的民族情绪才越是强烈。而少数民族文盲群众却只是觉得，汉人仅是些外来的陌生人而已，就像汉人彼此之间对“外地人”的观感差不多，稍有歧视但并无特殊的憎恶。而少数民族知识份子就因为和汉人接触得多，反而激发了民族情绪，从而更深地强调了本民族的历史，并为此耿耿于怀。这和留学日本的很多成了“民族主义者”、留学美国的很多成了“新左派”，是一个道理。

比如在西藏组织抗议示威的，许多人都是喇嘛，因为他们对藏族历史了解得多，有些人又在汉地受过教育，反而强化了民族的独立意识。相反，如果某个民族完全忘了自己的历史，或是纯粹封闭在自己的社区，民族意识反而不容易醒觉，只觉得过去的好坏跟自己无关。这个民族已经无头了，生命已经完结了，这时只要异文化的载体、异种族的知识份子（如马克思）一来，传播一些异己学说，什么主义、什么文化思潮之类，这个无头的民族就没有抵抗力了，马上就跟着潮流走，甚至把自己的语言都丢弃掉。西藏人不同，他们还有头，所以它们的抵抗力量比无头的内蒙古人强得多。

在文化政策和知识份子的处境上，中国的“两大块传统”很不相同。现代的革命传统反文化，过去的古典传统则尊重文化。不仅尊重文化，而且尊重知识份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包括读书做官之类，都是给文化人以统治地位。但现代，流行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或是“知识越多越贬值”。“知识越多越反动”与“知识越多越贬值”政治倾向不同，社会作用相近，实际意思都是指出文化无价值。有一顺口溜是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只有不教。”格外生动点出了“高级知识份子”一个月二百元工资、只够买二十公斤牛肉的狼狈处境，而且这只相当于一个合资企业工人的工资三分之一！

时至今日，这种“革命传统”虽然日渐淡化，但并没有根除，仍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极大阻力。它倡言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具有极大的社会破坏性，已经深入到中国人行为中，使得中国人被目为“喝狼奶长大的一群”。“喝狼奶”长大的人不把斗争作为达到社会和谐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生的最高乐趣和享受。一旦不斗了，就意味人生没有快乐，“这怎么得了”？不斗，不就等于放弃世界的至宝了！因为人活在世界上是为追求快乐而来，如果把斗争当作快乐，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不斗不行”。于是就得出定论，叫做“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如果从“喝狼奶的人的快乐”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个命题，“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就不再是伪命题了，因为八亿人民没有“快乐”不行。而这个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

但是如果把斗争当作快乐本身，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社会、文化的持续建设，也就误人歧途了。这使得社会比狼群还要危险。狼以凶残著称，但它们内部斗争却有限度，非常克制。当两只狼发生争斗时，都不咬脖子，以免致命。当一只狼斗败，就摆出肚子朝天的姿势，狼爪子像刀样锋利，肚子是要害部位，很脆弱，对方的爪子只要一抓就会破裂。承认失败的狼把肚子亮给胜利者，表示屈服，对方绝不会冲上去抓破肚皮，而是象征性的碰一碰、表示一下征服者的姿态就算了。而后，败者围着胜者摇头摆尾，表示臣服。狼与狼之间，正是通过这种斗争和妥协、征服和领导的关系，而达到互助，以形成秩序的阶梯。最后，在征服者的狼之间再进行竞争，决出头狼，便于狼群的领导秩序和整体生存。狼的限度是，绝不杀害别的狼，只有当猎人打倒了一只狼，其他饿极的狼才会扑上去将它吃掉。这样也有利于保持生态环境，消灭传染病温床。所以说，动物都知道互助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共存下去。

中国影片《末代皇帝》描写日本人毒死了溥仪的妃子，溥仪迫于日本人的压力说，“死了活该。”但日本人却说，“不对，应该对她进行嘉奖、表扬。”这就是人比狼的狡猾之处。人的文明是杀死同类后再去惺惺哀悼。但日本人一般对自己本民族的人不是这样凶残的，所以它们才有力量对外扩张。你想，如果一群狼仅仅因为饥饿就互相残杀，那它就不用再去追捕别的猎物了，互相吞食岂不就地取材？但这样做的结果，必定这群狼在地球上的消失。因为唯有对内合作的群体，奉行“种族利他主义”，才有机会保存下来。所以，在一个民族内部中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是这个民族受到其他民族的欺骗，正在进行自相残杀，这样一意孤行，必定会因为某种难以克服的危机而走向自我毁灭。实际上中国现代的革命传统及其自杀高潮毛主义时代就是如此走向终结的。

而在中国古典传统中，虽也存在周期性的“大相砍”，像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等，但那基本上都是由于大饥荒和人口过剩造成的，并不是有计划地推行“解放”、“改造”等颠覆行为、破坏运动所造成的。所以古典传统在哲学上并不倡导这类颠覆行为、破坏运动，相反，它倡导的是“和为贵”，以中和人性的恶。甚至连酷刻寡恩的法家，都不倡导斗争，而标榜自己的宗旨在于消灭恃强凌弱的乱世现象、反对以多数的暴力奴役少数人。一个集体只有这样内部宽容以后，才可能去和其它集体相竞争。如果内部自相残杀，窝里斗盛行，内耗越演越烈，它就会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日益落伍，现代中国及其无头世纪正是如此。

僭主正是把这种“无限制的内部斗争”，当作几十年的信仰。应该承认，人比其它动物具有更强的斗争性，否则岂能征服其它动物而为世界霸主？用尼采的话说，在人的天性中有强烈的罪恶性、嗜血性，使人杀死了上帝。即，人破坏了各种东西后仍不满足，最后杀死了自己生命所寄的终极信仰。所以，现代社会成了冷血动物的世界，成了科学主义的世界。从达尔文主义的感染开始，中国的革命传统也带上了这种冷酷现代性。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人有嗜血性，所以格外应该以伦理道德控制它，应提倡仁爱、提倡克己。否则，如果雪上加霜、火上加油，鼓吹斗争之乐无穷，那后果不仅是灾难重重，而且是民族自杀。人家都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人能创造无缘无故的爱，使得人性中的日益恶化的倾向，得到缓和。如果借口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就把坏事做绝，那不过是一个坏人为非作歹的借口罢了。其结果不仅他自己一个人越来越冷酷、残忍，世界也会因为他的夺权成功而陷入灭顶之灾，只会变得越来越糟。在这个意义上，扬弃现代革命传统，铲除僭主的斗争哲学，成了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重大课题。不反掉这个血流成河、釜底抽薪的革命传统，就无法真正持久地“把经济搞上去”。

经济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就像一个人的力气绝不仅仅是个单纯的肌肉问题。一个人得了肝炎、心脏病，这时庸医却告诉他：“你为什么得肝炎、心脏病？就是因为没有好好锻炼身体，你现在就去练习举重、拳击。”结果这个病人不练还好，一练就会病情恶化，甚至一命呜呼。社会的经济问题也是这样，经济落后是个综合指标，说明社会病态已很严重。经济问题，不是病因，只是病症。若说中国人口问题严重，那日本人口密度要比中国大多了，人家怎么不一样？南朝鲜呢，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小，怎么能搞好？台湾的事例更有说服力。所以中国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人口问题；而是使经济规律瘫痪和使人口反自然增长的“政策问题”。而此政策，又是一连串历史事变促成的。不深挖此中缘故，一味摸着石头过河，能行吗？水将没顶，又如何摸着石头过？“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救社会主义的病“。药如果起作用，社会主义就强大了，可以再把资本主义的尾巴拿掉，继续干社会主义的专制；如果用药无效，当然更得扔掉资本主义、恢复左派统治！如此看来，社会主义的病始终无法根除的，所以不管资本主义这个药是救的好还是救不好社会主义的病，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社会主义……这样的改革能够挽救中国吗？当然不能。

四，无法无天的小和尚

在无头现实下，现代中国所说的“民主”是“独裁的民主”，“自由”是“奴役的自由”，不仅官方这样，民间也是如此。例如，你不能对一个民主主义者讨论民主问题，也不能和一个自由主义者讨论自由问题，除非你和他的意见完全一致，否则他就会给你扣上一顶“不民主”、“反自由”的帽子。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毛泽东这位“解放人民”的领袖，最后却变成了一个自称无法无天的癞和尚。所有希望继续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都被他用一个语义完全相反的“反革命”帽子扣上，尽管按照正常的语义，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就像1927年以后的蒋介石一样。

再看看“封建主义”的语义也同样遭到极度的扭曲和篡改。封建主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僭主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把僭主的历史性失败所应负的责任一古脑推给封建主义，实为不妥。尽管旧风俗、旧习惯的渗透，确实阻碍了现代化进程也是没有疑问的。如裙带风、家族主义、任人唯亲、不重法律（以权代法），不尊重民意，以及会上唯唯诺诺、会后另有对策，也是一大病症。国家的重要事务很少在会议上形成决策，人多是会前、幕后的活动悄悄决定的，会议只不过是一个摆门面的仪式罢了。这种现象甚至和僭主的老祖宗苏联也不尽同，苏联在会议上的辩论往往是很激烈的，因为在那里，会议上还是多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跟汉人的民风有关系，但把民风的败坏硬套在“封建主义”头上，其实也很牵强，这是我们无头世纪的一大特点。

其实，败坏的民风可以在任何时代存在，统治阶层腐化，就可以大搞幕后活动，何必非得封建主义不可？再如僭主的创举“脑体倒挂”，也不是所谓“封建主义的”。例如古典传统讲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但僭主却着手“消灭三大差别”、进而实行脑体倒挂，这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但和中国历史上遭到的历次蛮族入侵的后遗症倒是颇有相似之处。这就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果撇开蛮族入侵的传统不谈，僭主还是颇有成就的，确实创造了某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这脑体倒挂，就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从未有过，不属封建主义体系，而是“左派幼稚病”的后遗症。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大力宣传过“痞子精神好得很”，从此无法无天的小和尚造反运动，被当作“革命的三纲”供奉了起来。所以僭主可以不讲法律，可以根据“领导意图”把人活活打死。一个人如果犯罪，应通过法庭审讯予以惩处，这是正常的，但是不经任何审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活活打死成批的人，就使自己的政权成为“杀人机器”了。毛泽东的好学生、亲密战友、指定接班人林彪就根据毛思想发挥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他说不好普通话，在他的湖北方言中，“政”与“镇”都发音为“Zen2”。）就是这么紧跟，这个好学生、亲密战友、指定接班人，还是被毛泽东杀死在蒙古沙漠里。与其说现代中国之弊在于“反封建不彻底”，勿宁说是贵族主义的过早消亡与两千年中央集权传统，再加上无法无天的小和尚革命传统，综合形成了民族的奴性、社会习惯的堕落。

习惯可怕，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民间的习惯而不是上层建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少保留着这些习惯，而在更早的先秦时代，在那种更为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社会恶习就较易克服，因为在互相竞争中，恶习太多的“单位”极易被恶习较少的“单位”挤垮。多元竞争的社会中，就不会能让官僚机器“选拔”出来的人去控制政治，因为这样的人经不起竞争的严酷考验。如果让他们垄断政治，社会就会僵化，如果让他们垄断经济，社会就会贫困。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可怕的遗产。而在地方自治传统更强的先秦社会，情况就不一样，各地区、各国家有各自的发展，一支力量新兴了，其他地区就要跟着走，不紧跟就会落伍。但在大一统下，一支力量兴起了，中央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这支力量消灭掉，使这地区和其它地方一样，以便“保持稳定”。

举个例子，国民党在1940年代的军事失败，有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其领袖集团大多出自江浙、两广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所以他们在国策上优先考虑这些地区的利益，急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结果加剧了内地和沿海、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冲突。这样导致大陆腹地的破产、半破产的农村，袭来一场革命，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局势，最终消灭了城市的抵抗。僭主吸取了这一教训，实行“全国一盘棋”，集中大一统力量的威力，这就是宁愿全局不发展，也不突出地区优势以便保持全局平衡的“国情”，构成了多元化社会无法想象的梦魇。

以前宣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影片《霓红灯下的哨兵》，里边就讲了一个典型的“用农村文化去改造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故事。说实在的，那里的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城市生活方式，但被这个山沟里的新政权禁止了，所以要用军队的传统去改造它。结果如何呢，上海在1980年代以前的四十年里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新建筑，市区的规模依然如故，但日益破烂。如果让上海从那时起就自主发展，到现在不知要比香港强多少。

本来上海号称是“东方的巴黎”，远在日本向美国打开门户以前，日本就知道上海的存在了，那时上海是远东最大的一个现代城市。但现在，上海要比香港落后几十年。但即便是这样，上海每年上缴国税还比整个广东省多二十倍，广东还是国内发达的地区。这就是抽肥补瘦，把发达地区的钱拿去救济贫困地区；但贫困地区所以贫困，是有历史原因的，所以资金流到那里以后，就像水流进沙子里，没有结果，反倒使人们又失去一次“穷则恩变”的机会。因此，应当倡导自治精神，穷困，就更应自强，一味依赖抽肥补瘦，越补助惰性越大，越补助越少脑筋。即使资源缺乏甚至没有资源，也可以发展智能、开发智能，抽肥补瘦，绝非长久之计。

对此，发达国家的办法是，听任可以发达的地区首先发达起来。如在德国，明显是鲁尔和萨尔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美国也是这样，先是东北海岸发达，后来才转移到西海岸和南方，中西部到现在还相对落后。英国也是先在东南海岸即伦敦附近发展起来的。一直到现在，这些发达国家还有部分地方很穷，工业化程度很低。但这种做法只能在富于自治传统的多元社会中行得通，在大一统之下是不行的。

专制政治一方面培养顺民，另方面也培养依赖性。在政治上顺从，在经济上则“不要选票，只要饭票”！中国如果推行破产法，将有三千万城市居民失业，再加上现有一亿的农村失业人口，将是爆炸性的社会压力！所以，破产法断不可在僭主体制下实行。

五，古王国的宪政精神

现代中国人是以缺乏政治能力著称的。我们不仅把祖国大地搞得一塌糊涂，听任各种激进派别胡作非为，把中国家园变成一个社会原子弹的试验场；而且在海外，炎黄子孙也以缺乏政治能力闻名世界。在马来西亚，华人虽占人口的将近半数，政治表现却力单势薄。东南亚各地也莫非如此。在欧美各国的唐人街，以脏、乱、差著名，作为少数民族，华人社区是最不团结、最少政治影响力的。但在祖辈的时代，中国人却完全不是这样，否则难以解释我们的祖先如何开疆拓士，创造并保持了世界历史上最长期和最广裹的政治实体。他们能完成这样的业绩，肯定有精神上的支持、行为上的操守。

什么是祖辈中国的精神？祖辈中国的精神，是以现世的人政治为归宿的精神，它以人为本，它的世界观是史官的而非巫觋的。从精神战略的角度讲，史官文化（中国精神）是“非宗教的宗教”。在近代以前，世界历史没有与之匹敌的政治哲学。它以立足于心理学的“中庸战略”为先导，懂得适度的自我压抑以永葆青春，避免两极之间的动荡摇摆。

广义说，“人生无往而不是政治。”狭义而言，“政治是一项职业。”但在祖辈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政治从来不是一种职业，而是近乎“道”的“使命感的搏动”，它负责协调人性与宇宙，是秩序的高尚活动。但所谓“东方政治”，无论如何也不像半开化的西方人黑格尔及其门徒所想象得那么严酷。因为支配中国精神，不是机械主义的绝对论，性灵主义的相对论。祖辈中国的习惯法（“礼”）因而成为人的宇宙使命的时空形式，“礼制”，并不为现代人理解的“礼貌”、“礼节”、“礼仪”等等所包容，而非常接近我们所说的“宪政”，是不可违反的社会政治习惯的惯例。所以在先秦，甚至连天子也不能不遵守礼，违礼、背礼的天子，将失去神格，会遭到驱逐。

现代的政治必须合乎宪政，正如古代的政治必须合乎礼制；不以宪政和礼制为指归，政治将沦为克劳塞维茨式的普鲁士屠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绝对政治，这就是普鲁士—俄罗斯式的专制。

在现代欧洲的机械主义看来，政治仅仅是一项职业，就像工程技术人员那样，甚至像清道夫那样，不分贵贱的一项职业。因此，政治活动也仅仅是一项分配利益甚至直接牟取利益的操作，一项类似于股票买卖那样的生意和出卖。局部的完善不能改变现代政治的这种“生意性质”。于是，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业已证明此等生意经观念对于政治的破坏甚大。

还是让我们重温祖辈传统中的《国风》吧，里面的现世精神，可与《春秋左传》甚至《书经》中，阐说礼制与宪政的精彩处媲美，要比儒家学说更深扎根于中国国民性中，堪称一种“儒学的原型”。就此而言，新儒学的梦，也许还要到下层人民的习俗去圆；用一种时髦的说法，是要“到集体无意识中去寻根”。

在古代，先秦诸子的出现，乃是中国精神深入支配诸夏人民生活的直接证据。一种精神，不论其形式为“宪政”、“礼制”、“宗教”、“权威”、“学说”、“武装”、“财富”等等，一旦占据了支配地位，伴随其外部扩张而来的，是相应幅度的自我分化。外扩范围多大，内分程度就多深。如果它统治了世界，那么世界固有的全部敌视、对抗和分裂也就都同时进入它的内里。从此，一切争斗都将以此势力的“内战”形式展开。如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内战”罗马“统一地中海区”之后的“内战”等等，莫不如此。

这种贯穿祖辈中国之命运的精神，鼓舞中国数百年，创造迄今无法企及的先秦文明。即便现代，最狂妄的外来政权建立者，一再发动“改造中国”的文化革命，但他也不敢断言中国精神已被彻底摧毁了，反而忧心忡忡地日夜恐惧“复辟”发生；而今日其徒子徒孙们正企图剽窃先秦思想，来防守外来政权的残余地盘。

历史上有多少中国精神死灰复燃的故事！中国民族正苦苦期待命运将其再度赐予。──这并非一种奢望。我们已经听到，那祈求重建中国文明、中国内力、中国荣耀的呼声，多么浩大：古王国的中国精神，正在穿过时间的壁垒，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

六，缅怀王国时代风采

中国的祖辈传统可以从《春秋左传》所记载的史事看出端倪。那时的中国人，决不和现代中国人一样庸庸碌碌，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是现代中国人在血缘上的祖先。那时中国人的独立自治精神、人格尊严非常强盛，“宁愿站着死，不属跪着生”是普遍的人生观。这和社会的多元化格局有关。汉朝的司马迁曾专门探讨这种区别，他就说汉朝的游侠已经越来越蜕化了，游侠甚至即将绝种了。因为大一统的中央极权的进程，使得游侠无处可游，到最后，连敢于保护游侠的人民也消失了。从更深入的角度说，这样一代代下去，游侠的基因在遗传上都被淘汰干净！中国的英雄气质，在生物学上绝了种。这样的大一统，对民族的种族遗传是根本性的破坏，保留下来的人种日益窝囊，日益自私，只知苟且偷生。这种苟活的人，缺乏公益心，公共的东西不知爱护，而家之敝帚却享之千金，把自家的脏东西扫到大街上和甚至公共楼道里就完事大吉了。笑人无，恨人有，红眼病蔚然成风，窝里斗横行无忌。

这种苟活成风的“中国人行为”，在有自治传统的社会里就很罕见。所以仅仅通过“思想教育”，试图改变这种大一统社会的劣根性，是很难奏效的。一个有自治权的人，他不会允许别人把脏东西扔在公共的领地里；可是在没有自治权的社会中，甚至连官僚对此都不得不默认，因为做官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乌纱帽哲学。他想，“与其劳心劳力去管理，不如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笔糊涂账最好。得过且过，反正我当不了几年官，自己捞够就走，这地方又不是我的！”但自治的人（如古代的贵族或现代的公民）却不是这样，他世世代代在这里扎根，对这个地方有深厚的爱，有一种不可代替的占有欲，这与游食于政府的官僚，有根本区别。

贵族热爱自己的土地，官僚则不能。为适应大一统的秩序计，中国传统中的“轮换制”非常强，对此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只能做三年官，而且不能在本省做官，必须在外省，这样就免除了许多公私勾结、官商勾结的腐败，防止地方官员与土豪劣绅联合起来，鱼肉乡里。只当三年官，他还勾结不成一个很强的关系网，如果在一个地方当上十年甚至三十年官，那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即便是北方南下的老干部，经过三十年也与地方地头蛇们打成一片了。僭主因为自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需要这样违法乱纪的“特权”来巩固自己反民族的全面专政。所以他们纵容官僚在本省做官，在本乡本土作威作福；例如，有人是四川人，被派到西南大区当官；有人是广东人，被派到中南大区当官，有人是内蒙人，被派到内蒙地区当官，有人是广西人，被派到广西当官，有人是新疆人，被派到新疆当官……他们死了，儿子孙子还可以继续在那里当官，世世代代承袭下去，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这种现代僭主专政特有的结构性腐败，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官僚社会中没有先例。为什么僭主专政这样“党天下”，也未能培养起僭主专政下的官僚们的贵族气质和责任感？关键如前所述，是没有名分、理论脱离实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古典的官僚轮换制，当然要比现代一贯制、终身制要好，尽管还与自治社会的公民意识，不可同日而语；其流弊，导致帝国时代中国的官与民缺乏公益心，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种习惯迄今不绝，大家都把那些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的英雄，看做傻瓜和笨蛋。这是否可以归咎于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特别低劣呢？也不尽然。不能怪罪底层百姓，当然也不能单方面归罪于统治阶级的暴虐无道；这其实是由文明抛物线的下行发展所具有的“结构特征”给预定了的。甚至连僭主专政的一贯制、终身制、世袭制，都不能完全改变两千年来官僚形成互相推诿责任的劣根性。

甚至僭主专政的领袖本人，也是如此喜欢推诿责任的手下。僭主最恨谁？最恨那些敢于替人打抱不平的人，僭主的“统治艺术”就是铲除那些为民请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两个好朋友，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提意见说，某领导有问题，不给我分房子、不给我长工资，不给我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另一个人则是为他人说话，只字不提个人的困难。后者的行为在贵族主义的侠义标准下是很高尚的，不是为自己的私欲向领导提意见，但偏偏却犯了大一统模式的大忌：帮别人说公道话会被目为“别有用心”、“搞阴谋”、“犯上作乱”；而为自己说话的则仅被视为“自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自私”、个人主义的惩罚，只要接受批判、思想改造就可以了；而帮别人说话却必须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长期体罚、劳动改造甚至处死，毫不留情。类似原因使得僭主大开杀戒，牺牲者数以百万。

这种“枪打出头乌”的现象后果严重，对整个民族精神和社会发展都是灾难。见义勇为、仗义执言和为公益事业谋求利益的人越来越少。在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里，包括苏联、东欧在内，都有这种通病。细心的观察者可以发现东欧人和中国人的表情举止有某种相似，那就是恐惧和奴性，在加上土、放肆、无教养，苏联人就更是如此了。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僭主专政的烙印，用烧红的烙铁烫在牲口身上的印记！

就拿“打扫卫生”来说吧，“上面”来通知说要检查，下面就停止其他工作倾巢而出“制造卫生假象”，上面的来人一走，卫生就没人管了，“脏、乱、差”依然如故。冉如，只要政治需要，人造的好人好事就成批涌现，但政治鼓励一旦松弛，社会风气随之败坏。这在具有自治传统的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为什么日本产品质量高，这是因为日本人习惯于自治、自我管理，把产品和人格等同看待：谁的产品不好，谁的人格低劣。日本人从小就被训练成自己背包，从来不要求大人代劳。所以，每个人拿出的产品、造成的后果，都被认为是代表其人格的，哪怕产品很小，也要做得精致。

在现代化过程中，奉行自治原则的贵族，逐渐影响到平民和资产阶级，结果普遍的社会风气的压力，使一个要显得自己的人格高贵，不得不自律，表现的谦让、自制、有礼貌。但在大一统模式的官僚体制的窒息下，政府的行为不负责任，人民的行为也就不可能负起责任来。

“责任内阁”这个词是由西方传过来的，一个政府做错了事，必须道歉，甚至下台以示向人民负责，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责任政府；而不负责如僭主专政，即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也从不向人民道歉，好像人民天生是贱骨头，该死；好像人民天生欠了它八百吊钱，应该任其宰割。僭主政权做错了事，只是当作“交一次学费”。只要宰相不谋反，对皇帝忠心耿耿，即便杀人放火也是“枝节问题”。僭主就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干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人，一定犯错误，所以你们要接着干，干得越离谱越好，只要不反对我就行。”相反，万一有位干部不识相，真正为民请命，干得很出色，关心人民疾苦，对社会发展很有贡献，僭主“倒要好好考察考察你是不是有巨大的野心，想要削弱我的威信、对我进行逼宫动作”。

这就是判断价值的不一样。在宪政社会，文官武将如果有个“桃色新闻”，就得道歉、辞职；而在僭主专政的社会这根本就不算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人治的僭主大人看来，只要手下的奴才“政治上可靠”，能够与其集团利益同流合污就可以了。如果同属一个团伙，政治路线也就对了，政治上也就可靠了，那么一来，一切丑闻都只属于“枝节问题”，可以放过不问。或是，抓住后当作小辫子，以便换取政治上的屈从。所以僭主政治常常是越是犯了错误的人，提升得反而越快。但与宪政社会中的舆论是正好相反的，是认为这种丑事丢了整个阶层甚至整个国家的脸，责任者必须负责下台。否则这种渣滓不滚蛋，执政党这伙人都得完蛋了。这是“民族心态”上的不同吗？还是不同的社会结构逐步养成的？

中国人力资源世界第一，版图世界第三，为什么迄今如此贫弱？证明其发展指向有误。正因为不敢独立思考，又没有自治传统，总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由别人做决定，由别人来安排，自己无法担起责任来。这样，永远是由别人在那里打算盘，打来打去也总不对我们自己的需要，结果整个民族的发展延误了。

回归祖辈的文化，就是要求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并使开放的风气、多元的格局，获得民族力量的认可。这有待于“礼制的复兴”也就是“宪政的创立”。中国先秦的礼制，实际上就是一套当时行之有效的习惯法。在先秦自治社会中，没有人能高于这种法，甚至连国王也不能。用现代术语说，那就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契约化和文明化。现代人经常侈谈“多元化”，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多元化而无契约化，社会必乱；只有以约法和习惯法为基础、以宪法为裁判的宪政，才能贯彻政治多元化、保证社会多元化。而未来中国的宪政建设，才是我们回归祖辈社会多元化传统的关键保障。

七，复兴祖辈传统的战略

要复兴中国的祖辈传统，不仅需要宪政保障，还必须遵循正确的战略：通过反对父辈来继承祖辈，通过发扬祖辈来超越父辈。

父辈和祖辈是相对概念，那为什么要在父辈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就反而需要反对父辈传统？难道父辈没有继承祖辈吗？

在我们看来，反对父辈传统（如帝国时代的专制）的必要性在于：父辈距离我们太近、对我们的控制过于严密，且是习惯、体制层面的而不仅仅是文化、观念上的。所以，要革新前进，就必须跟它保持距离。另方面，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他必须寻求一种支援来完成对于父辈的超越。如“五四”时代需要反对父辈传统，却为此召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俄国的马列主义，尽管这些方式被历史证明先后失败，但对破除妨碍中国进步的秦至清两千年的大一统父辈传统，已经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是运用更直接的方式，即在自己的祖辈传统（如王国时代的礼制）中去开发资源的方式，来完成对父辈传统的超越。

这种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如日本明治维新，利用祖辈的古代天皇制反对父辈中古幕府制，最后实现了新的中和即近代天皇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利用古希腊罗马的祖辈传统去反对欧洲中世纪的父辈传统，最后完成了对中世纪的超越，形成近代欧洲的新文化。而在中国传统中，“托古改制”、“述而不作”，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战略。

要革新、要超越父辈传统，必须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资源，不动用祖辈的心理支援，单凭自己的和外来的力量，事实已经证明是不能胜任的。很明显，在社会变革中，进步的个人之间彼此要进行重新组合，借助共同的文化心理载体，才能服众。这种文化心理载体，只能在传统中存活，不可能现买现卖，否则缺乏感召力，难以得到认同，这就注定了，它要么是外来的要么是祖辈的。而现代中国，已经试用了几乎全部的外来思想资源，但在绵延百年革命中，这些试验却是屡战屡败，并未成功。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试试中国祖辈资源的时候了，如回归中国自己的礼制传统、创立现代的宪政。

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知识份子都必会明了：像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是不可能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奴性当作自己的归宿。中国，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必须到自己的命运中寻找立足点。这些立足点当然不同于父辈传统，因为父辈传统出了问题，才需要我们检讨改进，需要不断革新。所以，可以断言的是，我们在祖辈传统中寻求的东西，肯定是父辈传统中正好忽略和缺乏的。只因祖辈遗产与我们相隔遥远，实际联系已被父辈传统切断，所以当我们想象祖辈遗产如何理想，实际是一厢情愿，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更深刻的前进战略。我们把这种创造性的战略投射到祖辈传统身上，本质上却是一种新东西──至少是对古代精神与制度的绝妙新解吧！

这是一种“远交近攻”。远交近攻，是战国时期的一种著名的政治战略，就是通过交结远方的盟友，来攻击和兼并邻近的敌人。如前所述，这也是文明向前发展的不二法门。这体现在生物现象上，是所谓“隔代遗传”，如一个人发现自己某些方面跟爷爷、奶奶比较像，而跟父母倒不那么相像。这是因为遗传基因起了作用：据说每个人的遗传基因只有10%是被直接启用的，还有90％处于未被启用、专供遗传的库存状态中，这不被启用部分要在他的儿辈、孙辈身上逐步启用。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现象，也有类似机制。所以，传统的东西，隔了许多世代又仿佛复活，以某种新的形式、借助某个新的契机，突然苏醒。远交近攻是政治战略上的；回归祖辈传统是社会革新上的；隔代遗传则是生物现象上的。而思想史上的类似概念则是“抽象继承”，就是对古代学说做出“时代的新解”。凡此，都是以“回归”“复兴”为名的重新生长。

原先，某种思想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的，具体而不抽象，如“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对我们非常具体，警棍、大盖帽、文攻武卫、群众斗争会等等。但再过一百年，这概念就可能不那么具体了，词变抽象了，这时也可能发生一些抽象继承，即只吸取它的精神，不照搬它所依附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消失，使抽象继承趋于完美。”

再拿“仁义道德”这概念来说吧，在鲁迅那时代它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仁义道德”也可以很坏，它要“吃人”。但在我们这时代，仁义道德就不会吃人了，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吃人；为什么？因为仁义道德已经失去原先的社会环境，而僭主专政的社会环境却是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贪污腐败、假公济私、不负责任、短期行为等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紧密相连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现在对仁义道德，又可以抽象继承了。

思想一旦和社会环境脱离，就可被抽象继承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现在可以说有了一种复兴中国先秦传统的条件和历史机会了。因为秦至清的传统，已经把先秦传统的社会环境连根截断；近百年来的不断斗争精神，一直是把现代化和传统对立，结果是两败俱伤。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这表明，解决中国历史难题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而我们除此之外，已别无选择：运用抽象继承法，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激活中国先秦传统，以背离父辈文化、回归祖辈文化的姿态，创造新一代的中国宪政社会。

埃及历史上，继古王国与中王国的衰败之后，在同化了异族的影响从而生成了新的埃及文化的新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王国的鼎盛之势。我们中国的文明，实际上也经历了古王国（殷周至东汉的本土文化）和中王国（魏晋至明清的佛教文化），现在已进入新王国的前夜，其特点是吸收并同化西方的影响。

我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国的势运再度推向高峰？其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把传统与现代化巧妙地结合起来。而这取决于我们进入新王国的正确战略。

那个战略就是：拒绝父辈的野蛮、回归祖辈的文明！

（1989年1月于山西大学）

[原载]8889论集

（1988──1989年间中国论集）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China: 1988-1989

谢选骏全集第八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VIII

2001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目录

代序  黄河心理的分析1

［1］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26

［2］人生态度与现代化动力29

［3］人是什么？32

［4］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35

［5］黑暗中的光明38

［6］贵族主义与官僚主义42

［7］权威与妒忌46

［8］法与痞49

［9］我们要不要现代化？52

［10］是传统还是革命？56

［11］中国问题的症结何在？59

［12］“战国时代”的语境62

［13］有各种真理便无真理65

［14］一个老派美国人的回顾与展望69

［15］一篇值得推敲的论纲73

［16］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76

［17］读《大唐西域记》所思85

［18］压力与成年89

［19］二十世纪的主题92

［20］自由的悲喜剧与英雄主义95

［21］从天地翻覆到阴阳错位98

［22］我们文化中的多动症102

［23］两刃剑：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106

［24］跟着感觉走112

［25］译与著：文化的变戏法115

［26］电影《弧光》的得与失118

［27］当代都市青年的灵魂对话123

［28］民族精神的新世界：《大原野》主题的文化分析127

［29］来自混沌世界的报告：《阴阳界》主题的文化分析141

［30］我与《河殇》149

［31］传统文化已经终结152

［32］《激情的阴影》与“阴影的激情”155

［33］中国人的命运真是“无从改变”了吗？160

［34］且说长城与龙的评议165

［35］一个反文化思潮的迹象168

［36］《神话与民族精神》台湾版序172

［37］我写《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175

［38］传统与现实──我写《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182

［39］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188

［40］《红高粱》：艺术的民族性与真实性之消解198

［41］《庄子》新说：《内篇》的意识流结构216

［42］从《老子》对《孙子》的阐释看哲学中术、道系统的互渗227

［43］宗教：另一种声音244

［44］中国文化与基督教249

［45］代与代文化的冲突281

［46］现代人的感情301

［47］道德代价主要是道德系谱的代价322

［48］反传统主义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328

［49］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348

［50］当代社会病（大学演讲稿）363

［51］中国的合法性危机（大学演讲稿）379

［52］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学演讲稿）396

［53］论“传统文化”已死（大学演讲稿）412

［54］中国文化的失轴状态（大学演讲稿）430

［55］反思与回归（大学演讲稿）457

［56］与徐冰谈鬼字天书电脑乱字码484

［57］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光明日报》509

［58］爱与性──宇宙生成的三个方式514

附录一：四人批判稿529

附录二：谢选骏的自由肃不清──与四共产主义者对话544

附录三：清华师生揭露国安秘密绑架杨子立内幕552

附录四：我教你怎样创作《天书》554

跋582

谢选骏指出：不幸的是，即使我讲的这样保守，邀请我们讲演的山西大学教师，在“六四”以后还是遭到逮捕，并被判刑坐牢。

【078、生产“名记八酒六肆”是否无罪】

香港《苹果日报》（2016年六四大屠杀27周年前夕）报道：

成都男子生产“铭记八酒六四”被警方拘捕！2016年六四大屠杀27周年前夕，内地又有民众变着法子纪念六四，被警方拘捕。而这次斗胆挑衅中共的方式，竟是制作“铭记八酒（九）六四”的酒，涉案的男子被成都公安以“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四川成都男子符海陆（30岁），因制作“铭记八酒（谐音九）六四”，于昨日中午在成都一茶馆内被警方抓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曾推荐该酒的女诗人马青。公安拘留通知书指，已于今日中午12时“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符海陆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成都市看守所”。

符妻刘天艳告诉《苹果》：“他是昨天中午被带走的，今天中午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说他被拘留了，让我去领拘留通知书，上面写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子详情派出所没跟我讲，具体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搞了个图片，以酒的形式，瓶子上贴的是八九六四的内容。”

年仅30岁的符，是个普通打工仔，与太太养育有一名2岁孩子。因为几年前的温州动车事件官方处理方式令他惊觉社会阴暗，从此积极关注时政，与成都维权人士为伍。

同时被捕的还有成都女诗人马青，马曾在微信推荐该酒，指该酒确有实物，并贴出实物照片。她昨日在家被带走，据说也已被拘留。

谢选骏指出：年仅30岁的符，1989年六四大屠杀年仅三岁，却因制作“铭记八酒六四”的字样而被捕，这似乎太荒唐了。于是我想，如果把“铭记八酒六四”换成了“名记八酒六肆”，是否可以避免荒唐的文字狱的牢狱之灾呢？将来律师辩护的时候，可以给反动政府一个台阶，就说：我是文盲，把字写错了，绝对没有任何“铭记八九六四”的意思！如果酒色的法官不同意，那么律师就辩护说：“铭记八九六四”的意思就是说“铭记八九六四的教训，绝对不能和武装部队和平对抗”！[这就是“共产党中国的国情”。]

【079、世界各国都参与了六四屠杀——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二十】

《美国记者林慕莲谈中国人对“六四”的集体失忆》2017年6月说《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作者林慕莲谈中国人对六四的集体失忆——

美国记者路易莎·林（Louisa Lim），中文名字叫林慕莲，曾作为英国BBC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在中国工作十年。她著有《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近日他应邀在旧金山华人纪念六四28周年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对六四保持沉默，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恶行。

林慕莲在演讲中首先介绍她写的书《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她说“我书里写的，一个国家可以遗忘不到三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自己亲自看到的一个事情。我写的是集体遗忘给一个人和一个群体什么样的代价，我还写了那些还记得住的人，他们为了记住六四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时间过得长代价可不是越来越低反而越来越高。”

林慕莲曾拿着一张全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照片访问北京四所大学的一百名大学生，那就是89六四当天美国记者拍摄的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上档坦克的照片。她说：“我想知道在中国，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还认得出来认不出来这张照片。一百个学生只有十五个学生能够看出来这是什么。那些认得出来的照片的，他们很紧张，他们说：我不能说这个，很敏感。其他八十五个人，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问我这是不是南韩？是不是科索沃？还有十九个学生问我这儿是不是阅兵？他们想不起来还有其他的可能，因为坦克不让上长安街。然后十五个能看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很普通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的措施是必要的，如果共产党那个时候没有镇压，中国现在不可能在世界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他们用最近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辩解当年的镇压。这种想法在大陆很主流，你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删掉历史。”

林慕莲还访问过成都的一位在六四失去儿子的母亲：“她的儿子被打死了，她想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她开始上访，去北京去了五次，她被拘留，她被锁在铁笼子里，整整两年警察在她房子外边监视她。2006年政府给他七万元，这是第一次有人因为六四收到钱。可是他们不把这笔钱叫做赔偿，叫做‘艰苦劳动补贴金’。我问她：你有没有认识其他的人像你儿子一样死了？她就看着我跟我说：有这样的人我不会跟你说。这让我很惊讶，因为这个女人追求了这么多年真相，可她也不愿意说。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失忆不是自上而下，是大家已经默认的失忆的行为。”

中国人的失忆，来自信息的封锁，更多的是来自于恐惧。林慕莲表示：作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她也时常处于恐惧之中。她说：“2009年，他们用新的方法来控制外国记者：如果你六四的时候要去天安门，你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天安门广场记者证。那一年他们又用便衣警察来控制西方的记者。我给你看，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他每次说话，便衣警察就用雨伞挡住他。再过了五年，到2014年，警察就去外国记者的办公室，威胁他们，说如果你们去天安门广场报道，后果自负。通过这样的手段他们想减少国外媒体报道六四。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公开报道六四就等于挑战共产党的历史。”

如今六四过去28年了，中国人仍处于集体失忆中。其实许多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六四，他们只是对六四保持沉默。林慕莲说：“我想用崔卫平写的话，她在北京是一位教授，2009年她写道：我们对于六四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种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一定的责任。情况都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恶行。”

谢选骏指出：按照林记者的看法所依据的逻辑，六四屠杀不仅是中共在作恶，而且是多数国家都参与了这一作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六四屠杀以后这些国家都“承认了现实”，没有和屠夫政权一刀两断，这岂不等于是默认了甚至鼓励了六四屠杀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不仅如此，多数国家还帮助六四屠杀集团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而让他们赚取了几十万亿美元的财产。显然，这里面有个“国际分赃计划”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墓地就是要让“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世界各国都参与了六四屠杀——怪不得六四不能翻案。但是我保证，世界各国都会因此遭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080、天安门屠杀三十周年亡魂归去来】

《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前，中国狂躁不安》（2018年12月28日 转载法广）报道：

中国在天安门抗议活动三十周年到来之前狂躁不安，这是12月27日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指出，在天安门学生运动和随后的大屠杀周年纪念到来之前，人权捍卫者、基督徒甚至毛派人士都受到打压。

署名Frédéric Lematre的文章写道，中国当局再次利用在中国的西方外交官和记者比较少的节日期间来对一名人权活动家进行审判。12月26日星期三，在北京东南约120公里远的天津市，对王全璋的“颠覆罪”进行了审判。这位42岁的律师因敢于为政治活动家辩护，为被禁的法轮功成员辩护，为被剥夺土地的农民辩护而闻名。王全璋是2015年7月被捕的约200名维权人士中最后一名既没有被审判也没有被释放的人。文章继续写道，法院表示，王全璋案件“涉及国家机密”，因而法院决定审判不接受公众旁听，法院的入口由数十名警察看守。似乎，王全璋从一开始就拒绝由法院指派的律师为他辩护。是他的妻子李文足于12月24日透露了这次审判，因为她本人受到“二十多名警察”的阻止，她无法离开她在北京的家。

法庭在周三晚间证实，庭审已经进行，将择日宣判。除此之外，法庭没有更多的说明。大赦国际的Doriane Lau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王全璋因和平捍卫人权而受到迫害”，他“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拘留了三年多”，“只是在最近，他的家人才知道他还活着”。文章说，一年前，即2017年的12月26日，同一家法院对博客作者吴淦判处了八年的徒刑。2009年的12月25日，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被判处11年徒刑，刘晓波随后在2017年因癌症去世。

法国世界报记者继续在文章中写道，王全璋庭审进行的同时，天安门事件将在2019年6月迎来三十周年，随着这一事件周年纪念的临近，当局显得狂躁不安。表明这种紧张情绪的一个迹象是：直到12月25日，当局才确认袁木于12月13日死亡。袁木在1987年到1993年期间，是政府的发言人，他因为说1989年6月4日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没有造成任何受害者而闻名。随后他说造成300人死亡，但可能还远低于事实，12月27日，袁木的名字再次在中国主要社交网络微博上被禁止搜索。文章继续写道，矛盾的是，公开宣称自己是毛主义者，这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主意。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主要的官方报纸在纸质印刷版中没有提到这一周年纪念日。与此同时，周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邱占萱被八名便衣警察强行带入一辆黑色的车子。不过，尽管邱占萱缺席，来自北京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学生星期三还是聚集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庆祝了毛泽东的生日。文章还写道，官方媒体传播的主要信息是：必须“保持习近平是中央委员会核心领导人的地位”。文章说，唯一被允许的政治路线是共和国主席及总书记习近平所确定的路线。12月25日和26日，习近平召集了党中央的政治局开会，在这次所谓的“重要”会议之后，官方媒体播出的主要信息是，必须“维持习近平是中央委员会核心领导人的地位”。在此之前的12月18日，在为庆祝经济改革40周年而举办的盛大仪式上，习近平的主要涉及党的基本凝聚力而不是未来经济改革的讲话，就已经让人感到惊讶。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天安门的亡魂已经开始长大成人了！三十年是半个甲子年了，再过三十年，天安门的亡魂就将成为社会的栋梁——那时，第三中国就水到渠成了！第三期中国文明就会开出灿烂的花朵！魂兮归来，天安门亡魂。

【081、亡共在共的余茂春】

《美国“修理”中国的政策 据说多出自这名华裔高参》（2020-7-20 华盛顿时报）报道：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说，出生于中国的迈尔斯-余是「我的团队的核心部分，就如何确保我们在面对[中共]的挑战时保护美国人和保障我们的自由向我提出建议」。

(编注：本文为GNews的CharlesS编译的「From Mao's China to Foggy Bottom: Miles Yu a key player in new approach to Beijing（刊登于The Washington Times《华盛顿时报》），讲述美国国务院高级华裔(专题)顾问余茂春先生的故事。在过去三年中，余茂春先生一直是川普(特朗普(专题))政府内强大的幕后力量。）

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国到迷雾般的真相：余茂春是重新瞭解北京的关键人物

余茂春（Miles Yu）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时期开始了在中共国农村的生活。当时红卫兵狂热分子在全国串联，捣毁并消灭了该国所有的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痕迹。如今，他是国务卿迈克．彭佩奥（Mike Pompeo）的首席中共国政策和规划顾问，是那些位于国务院七楼充满传奇的政策规划人士的重要一员，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顶层人物，距彭佩奥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

一次不可能的旅程，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现在的我生活在美国梦中，我认为世界应该毫不吝啬地感谢美国，正如[总统]裡根说，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余先生在接受《华盛顿时报》独家採访时说，「我真的相信这一点。」

彭佩奥先生讚扬余茂春先生是「我团队的核心。这个团队向我建议如何在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挑战时确保我们保护美国人民并保障我们的自由。」

规划办公室曾经由1947年出版的《X先生》的作者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领导。该机构为美国冷战遏制政策奠定了基础，该政策最终将苏联送进了历史的灰烬中。

余茂春先生多年为《华盛顿时报》撰写「透视中国」专栏文章。他1985年从中共国前往美国。四年后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与镇压发生之后，作为一名学生，他成为自由与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马裡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担任现代中共国和军事史教授。

关键决策者

在过去三年中，余茂春先生一直是川普政府内强大的幕后力量。川普政府已重塑了美国对华政策，该政策重新定义中共国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余茂春先生将对待中共国的新方式称为「原则性现实主义」。

「余茂春先生是国寳，」退休的空军准将、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Gen.David Stilwell）将军说，「他瞭解民主与专制统治之间的区别，并且能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更好地解释它。」

在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也是中共国政策的低调而有影响力的参与者，他称余茂春先生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团队的「寳贵资源」。

博明说：「在极权主义下成长的经验使他成为极权最有力的敌人之一。」

史迪威先生说，不仅从学术角度，而且作为政策实践者，余茂春先生对美国和中共国各种学说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他是一个对冷战和美-中（共）-苏联的动态有着清晰认识的学生。他瞭解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战略制定中的重要性。」史迪威先生说。

在彭佩奥先生的领导下，余茂春先生和史迪威先生彙集了一个由对中共国的现实主义者组成的小组。他们着手系统地重订了他们认为是对北京的绥靖政策。

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包括香港(专题)出生的工程学教授，科技顾问蒋蒙（Mung Chiang）和最近才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凯利．柯裡（Kelley E.Currie）大使。

现年57岁的余茂春先生，作为对中共国政策规划的关键官员，他作为智力驱动力量，一直在帮助彭佩奥先生和史迪威先生制定和执行川普总统面对中共国时「美国第一」的政策。

余茂春先生是一位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分析家，是为数不多的有能力解读中共话语的美国高级官员之一。余先生能够识别在中共国领导层隐藏的漏洞和弱点，这一点他比美国朝野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做得更好。

例如，北京使用诸如「双赢」，「相互尊重」和其他中国谚语之类的词，余茂春先生称之为「如果你真的瞭解中共国的语言和文化，就明白那不过是汉语中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

通过利用民主的开放和经常溷乱的政治交流，中共领导层「已经能够俘获很大一部分美国对华政策精英阶层人士，并让他们在西方资本和智库的游说中为中共国讨价还价。而美国却遭受持续不断的批评，称我们为所谓的「抨击中共国份子」，另一些美国人被则定罪为「边缘疯子」，称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想法是污秽以及不正确的。」余茂春先生说。

他说，川普政府是几十年来第一个认识到北京打「美国牌」远好于美国打「中共国牌」的政府。他还认为，中共国的系统实际上是由一个不愿被外面（自由）世界所影响的共产党统治的，他们决心创造自己的世界秩序。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以中共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强化下，该体系已成为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战略竞争者，这两种主义的结合使中共国试图把自己置于世界的道德和政治中心，以牺牲西方的自由秩序和民主为代价，余茂春先生说。

彭佩奥先生在最近的几场讲话中概述了国务院的新方向，其中特别指出，中共才是双边关係的出问题的原因，而不是中国人民。

国务卿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认为是北京的不当行为，包括网路攻击，知识产权盗窃，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侵略和在中共国西部镇压超过100万名维吾尔族人。

史迪威先生说，余茂春先生是定期战略会议的关键人物，这些会议有助于美国勾勒出局势的全貌以及是如何发生的。

「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我们都欣赏中国，把它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区别开来。」史迪威先生说。「余先生在这个制度下成长的经验是无价的。」

中共国少年时代

余茂春先生出生于安徽省东部，在现今中共国特大城市之一的重庆长大。从1966年开始，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国遭受了最新的十年浩劫，该时期被称为文化大革命。

为了符合共产主义革命教条，历史被清除，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打为「国家的敌人」。

「虽然我还太年轻，不能完全体验到当时的政治疯狂，」余先生在採访中回忆道，「我的童年的纯真还是惨遭激进革命的暴力，荒诞、尖锐的意识形态的破坏、颠覆。生活、社会信任和公共习俗被毁，并对西方或「资产阶级」的任何东西都怀有仇恨。

这位学者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数百万人的生命被毁灭。

文化大革命以1976年毛泽东逝世而告终，在邓小平和其他毛泽东继任者的领导下建立了改革式共产主义。评论家说，如今在同时担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题)领导下，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标志性行为正在重返中共国，包括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对习近平个人崇拜。

受到裡根的启发

高中毕业后，余茂春1979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在他的教授中，有几位美国人，做为富布赖特学者交流计画的一部分。

他说：「我很快意识到，我在浪费时间研究强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历史叙述。」

是裡根（Reagan）启发他探寻美国。余茂春先生通过美国之音在中共国的广播秘密听了裡根在1980年的一些演讲。在这位年轻的中共国学者看来，这位总统候选人似乎是最雄辩的西方领导人，他瞭解意识形态驱动的极权主义制度，明白这种制度无论在何处尝试，都会遭遇惨败的原因。

余先生宇回忆说，裡根总统「启发我来到了美国。」

1985年，他到达纽约(专题)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随后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学习期间，余茂春支持了中共国爆发的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此抗议最终以天安门大屠杀结束。

在伯克利，余茂春先生积极参与组织志趣相投的研究生们，并帮助在旧金山(专题)湾区安置来自天安门事件的中共国难民。

他还主持了中共国论坛（China Forum），该系列讲座为包括吴弘达（Harry Wu）和方励之（Fang Lizhi）在内的关键中共国持不同政见者发出了声音。其他演讲者包括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Lilley)，学者夏围(Orville Schell)和作家包柏漪（Bette Bao Lord）。

余茂春先生1994年从伯克利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海军学院的教授，在那裡他为数百名未来的海军军官教授了中共国和军事历史。他的一些以前的学生在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担任与中共国有关的职务，仍尊称他为「余教授」。

「教导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既是荣幸又是特权。」他说，「它完全满足了我在1980年代初受罗纳德．裡根启发的思想追求。」

瞭解中国

儘管美国有进步，但在川普政府上台前，它对中共国的几个关键的政策主张都是错误的。

他说，自从美国政府在1970年代与北京建立关係以来，华盛顿对影响两国关係方向的能力就过分自信。

冷战时期的决策者们讚扬了打「中共国牌」的策略，这个策略使美国亲近北京以打压苏联。但余先生认为，在现实中，是中共国打了「美国牌」来为它本身谋取好处并损害美国的利益。

其次，美国政府经常不能区分或充分阐明中国人民与执政的中共统治阶层的区别，余先生说。

「在当今的中共国，人们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热情追求,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思想越来越冷漠，而这些却经常被我们的政策和文化精英，将其与坚持僵硬而教条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共内部核心相溷淆。这个核心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垄断者，是近来意识形态上最陶醉的共产党员。」

美国的高级官方声明经常提到「中国人」，而没有区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专政的政权。

余茂春先生说，另一个重大缺陷是政治和政策精英们未能正确地衡量北京的弱点和脆弱性并採取相应合理政策。

「我们不愿意屈服于中共经常虚张声势的泡沫。」余茂春先生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对华政策是基于「愤怒管理」模式实施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计算中共对我们的生气程度来制定我们的对华政策，而不是最适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他说，这种做法是由于对中共国的策略的一个根本误解：首先将愤怒的程度提高到最大，以瞭解美国的反应。

「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屈服于中共的诡计，并使我们的对中（共）政策去安抚他们的敏感和，以避免与总是被想像和夸大、貌似似被激怒的中共直接对抗。如此以往，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美国拥有的超过这个独裁政权的巨大声誉和现实的优势及影响力。」余先生说。

他说，实际上，中共国政权的核心是脆弱而软弱的，它害怕自己的人民，偏执地臆想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抗。

私人分析家说，余茂春先生对中共国坚定、现实的评估终于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胡佛研究所的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说：「多年以来，余茂春的声音一直无人理睬，他警告中共国帝国主义进程，中共国系统性的商业盗窃和作弊，以及中共国的共产主义狂热。」

「美国最终听取了他和另外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的意见，而他的身份地位的上升是美国对中（共）政策过去20年来的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维克多说。

（原标题：余茂春是重新瞭解北京的关键人物）

谢选骏指出：这个余茂春（Maochun Miles Yu 1962年－），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但是，他却是1962年生于中国重庆，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然后才来到美国，先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硕士，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这个余茂春，也许正应了那句老话叫做“亡共在共”——因为他1983年刚刚毕业就能出国留学，多半是共产党公派的特殊培育的花朵。否则，绝不符合资格的。因为那时候共产党规定，自费出国留学要服务“国家”多年之后才行的。

《怎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中共党员？

解滨评论：川普政府正在讨论针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旅行禁令， 这是一件完全正确，合情合理，早就该去做的事情。大家想想吧，一个人在镰刀锤子旗下做出过如下的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然后呢，这位中共党员不好好呆在社会主义中国去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反而却跑到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 美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动机？  是来美国消灭资本主义的吗？ 是来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享福吗？ 总而言之，无论动机是啥，这位中共党员既违背了其庄严的宣誓也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所以美国政府针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下达旅行禁令，既帮助了美国也帮助了中国，这实在是稳稳的双赢！ 我不清楚为什么大国的高官们一听到这个消息暴跳如雷。 人家美帝这可是免费帮你反腐、帮你增加收入啊！  就说禁令落实后每年会帮助中国截住多少亿的美金出逃这一条，大国就应该感谢美国政府的恩德。 这世上不是谁都能够看着白花花的美金到手却一个劲往回推的。 

但是执行针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旅行禁令，有一个技术上的难题： 你怎么知道谁是中共党员谁不是？ 人家要是一口咬定自己从来没入党过，你怎么去核实证明？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对于中共的大官，网站上一查就可以查到，这不难。 像华春莹、耿爽同志的孩子，今天就应礼送出境！ 那些孩子们可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后代啊！ 怎么可以让红二代在美国接受资产阶级精神和物质污染呢？ 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远大战略目标这个角度看问题，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继续往万恶的美帝输送人才，给资本主义添砖加瓦了！

但怎么才能不让那些“党的基层干部”还有普通党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携带巨款偷偷跑到美国呢？ 这就比较麻烦了。 都说中共有9200万党员，但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一直是个谜。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全国中共党员花名册数据库”，不然的话早就被X黑了。 从中央机关到基层的党员名单是靠各级组织部掌管的。 中国的每一个“吃皇粮”的单位都有两套人员档案系统。 第一套是人事档案，第二套是党组织成员档案。这两套档案中都记录了每一个员工是不是党员。 人事档案理应保密，因为涉及隐私。 但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上讲，党员的档案应该是公开的，这是因为大公无私。 但实际上从1921年到今天，快100年了，中共的党员档案一直是个秘密。 那上面记录了什么，就连党员自己也多半搞不清，到死都不知道，这颇有黑社会的特征。 这就给鉴别中共党员带来了难度。 尤其是即将奔赴海外或已经到达海外的中共党员，我们是很难鉴别他们究竟是不是中共党员的，这跟鉴别黑手党一样困难。 

但实际上人们还是有办法鉴别谁是黑手党的，看看其犯罪记录就八九不离十了。 有组织的犯罪跟鸡鸣狗盗是很容易区别的。 对于中共党员，同样可以根据一些基本特征进行判断。

第一，以前的情况我不敢说，今天凡是在大国的各级政府（从乡、区、县、市到党中央）担任副科级及其更高职位的干部，100% 是党员，没有例外。 凡是在各个国企单位、吃皇粮的事业单位（卫生、教育）担任过副科级别及其更高的职位的，也基本上是中共党员，极少例外。 这就叫“党领导一切”。 所以看到这些人办赴美签证，拒签的图章“咔嚓”一盖拉倒，不会有错。 

第二，如今凡是在中共军队里担任过任何官职的，从班长到司令，无论职位高低，一律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无一例外。 80年前就“支部建在连上”了。 如今党小组普及到了班。 班长若不是党员，怎么去开党小组会？ 凡是担任过警察、城管的，即使普通一员，也基本上是党员。 各位想想吧，如今中国任何一个吃香喝辣的差事，怎么可能让给一个“非党员”？

第三，如今中国的公务员办来美签证，即使该公务员不担任任何官职，有80%以上的可能性那人是党员。  这是有理有据的。 根据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一则消息，“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党员比例超过80%” （http://www.ccdi.gov.cn/toutiao/201610/t20161020_125098.html）。 

第四，凡是具有贪官特征的（例如自带大量现金来美国），这种人如果自己不是中共党员，至少也是党员家属。 原因很简单： 除非你是一位私人企业家，不然你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美元？  党发的工资都是人民币的吧。 这些年来中国查出的贪官，有任何一位不是中共党员吗？ 所以只要是贪官，一定是党员！  举个具体的例子，一个中国年轻人来到美国留学，不住到学生公寓或校外租房，而是跟人家说“我爸替我买好房子了，我住自己家”。 这样一个年轻人有99% 的可能性是党员家属（剩下的1%的可能性是私企老板）。 一位老者从中国来美国探望自己的儿女，一高兴就把儿女的房贷都给还清了，这样一位老人有98% 的可能性是中共党员，而且是贪官。 众所周知，中共党员“艰苦奋斗”的传统早就结束了。 如今的党干部们都是大富大贵，而中国的大富大贵有多大的可能不是党员？ 你在中国连党员都不是，你怎么发财？ 谁会让你发财？ 你敢发财吗？ 中国“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但你连个党员都不是，你凭啥是那“少数人”之一?

第五，如今凡是从中国公费派遣到美国的，基本上都是党员。 这不需要我说理由了吧？  在2010年前或许不是这样，但今天就是这样的。  如今中国即使在校大学生中党员的比例已经高达三分之一以上（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6-28/3142241.shtml），中科院的两院院士中党员比例为63%，“杰青”中的党员比例为42%，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党员比例为51% （http://www.cas.cn/zt/sszt/dyztjyjd/cmsm/201810/t20181010_4665719.html）。 如今你如果还不是党员，人家凭什么公费派你出国？ 你算哪根葱？

第六，在美国的中国移民或任何从中国来访的，无论是以何签证来美的，只要有长期固定的“五毛”言论，反美论调，不管是自干五还是拿钱发帖，一律是中共党员或党员家属。 这是很显而易见的。 在美国你说几句中国好你未必是个五毛，但你永远说中共好就要看看原因了。 你一开始来美国不了解情况，偶尔夸几句中共并不反常，偶尔反美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能不承认大国是洗脑有术也有效的，而美国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全世界最落后的。 几年后你的看法会慢慢转变。 但你在美国过了20年后，甚至都宣誓入了美国籍，你还一如既往地为中共唱赞歌，对美国恨之入骨，那就说明你反美是工作，来美是生活，而你的生活来源，有一部分或全部都是跟某大国某大党有关的。 例如，东北部有个州有一位热爱共产党的“学者”（不是被美国任何院校聘请的那一种哈），长期发表反美言论，歌颂共产党，反对民主，严格跟“习总书记”保持一致。 这个人一开始挺川，川普打贸易战后又反川。 一开始支持川普连任，后来支持拜登竞选，听说最近又不支持拜登了。 总而言之对于美国事物的看法说变就变，但对于中共的热爱永远不变。 加州有一位男士也是类似的情况。 美国的华文网站上有那么一些ID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反美挺共。 他们不是中国监狱里的“通讯员培训班”的，也不是中宣部豢养的网络水军，他们的作息时间和美国一致。 这些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字字血声声泪，控诉美国无恶不作，恨不得美国立刻完蛋，可却又不愿意离开罪恶的美国回到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去。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人或是打入敌营深入虎穴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或是坚定不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科学观的战士，或是靠吃党饭维生的党虫，或是最可靠的共产党员！

那么，上面几种情况中有没有例外呢？ 当然有。 在上述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第五类人员中，确实有一些思想上不能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 这些人随时可以公开表示“对党不满”，也会真心拥抱美国的价值观。 我记得1989年6月5日那一天，在芝加哥的两万人抗议集会上，有三十多个共产党员公开声明退党。 他们每个人都公开自己的姓名以及所在院校的名称。  那位“妄议中央”的任志强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嘛。 这些人应该都不算中共党员了。

以上只是一己之见。 请网友们批评指正，也请大家补充。

谢选骏指出：以上是“一己之见”，那么，中共当局对此如何说法呢？

“共产党员网”的“党务回答”专栏文章《怎么查询自己是不是党员》（2018-12-02）报道：

上你所在单位的组织部门，组织上可以在全国党员信息系统中查询。如果你的党员档案跟人事档案在一起，也可以找支部书记查询档案里面有无《入党志愿书》等材料。

张锋

发布于：2019-07-16 10:46

目前，可以通过全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查询了。

江西都昌县组吴招福

lv 6

发布于：2018-12-04 11:30

连自己是不是党员都不知道，可能是两种情况：

一是申请了，不知道有没有被批准。这种情况下估计没有被批准，批准了党组织肯定会通知你参加入党宣誓等仪式的。

二是曾经是党员，很多年没有参加过党内活动、也没有交党费，不确定党员身份是否还保留着。这种情况下很大概率已经算自行脱党了。

iyaodong

发布于：2018-12-03 09:56

上你所在单位的组织部门，组织上可以在全国党员信息系统中查询。如果你的党员档案跟人事档案在一起，也可以找支部书记查询档案里面有无《入党志愿书》等材料。

czg3570414

发布于：2018-12-03 09:21

全国党员系统库查询，具体需要你联系单位政工

红红哥

发布于：2018-12-03 09:08

一般来说，一个人是不是党员应该自己是很清楚的。题主的问题内容过于简单，实在无法有效回到，试着捋一下：一个人是否是党员，应该先回忆一下自己的经历。一是否写过入党申请书；二是否参加过党校的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三是否填写过入党志愿书？参加过党员发展大会、转正大会；四是否交过党费；五是否参加过党的组织生活？期待题主更为详细的个人情况描述。个人判断，题主可能之前入过党，但是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可能和组织失去联系。属于这种情况的，可以先和发展自己为党员的原单位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相关情况。前两年在做党员党组织关系的清理工作。

谢选骏指出：亡共在共不是罕见的例子，华盛顿总统造反之前就是一个英军的军官。所以他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吧。

【082、亡国奴说“我们民族最缺笨人”】

《我们民族最缺笨人 刘震云在北大如是说》（2017-07-01  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报道：

题记

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著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的嘉宾致辞。

刘震云说：

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

什么叫先驱者呢？当几万万同胞还生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不切实际的理想，甚至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

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演讲全文：

感谢各位教授和姚洋院长，让我有机会能够回到母校，回到百年讲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它好像是大饭堂，我记得当时每一个北大的同学总会提一个饭袋，饭袋是用羊肚子手巾缝成的。我记得我提了四年饭袋，但是我不记得我洗过那个饭袋。当时大食堂的菜有四个阶级，一个阶级是炒土豆丝、炒洋白菜、炒萝卜丝，这是五分钱的。第二阶级是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这是一毛钱的。一毛五的才是有肉的，鱼香肉丝、宫煲鸡丁；两毛钱的有回锅肉、红烧肉，还有四喜丸子。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我在北大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跟它们不熟。我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不是肉菜，但是豆腐被炸过，油水比较大，拌米饭！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

在大食堂最大的惊喜不是你排队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当你排到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买锅塌豆腐的。因为到最后了，盆里边汤汤水水，大厨一下子都倒入我的盘子里。最悲催的是你前一个同学有锅塌豆腐，到你没有了。他买到锅塌豆腐之后就会看你一眼，这已经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他）庆幸之余有些幸灾乐祸。

最大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过。等排到我的时候，前面的同学就剩了一份，但这个同学思索了一下，“就剩了最后一份的锅塌豆腐，它一定特别的凉，我改主意了，我想吃鱼香肉丝”，这个锅塌豆腐又到了我的饭盆里。当我吃到锅塌豆腐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改吃鱼香肉丝的同学，我说你是哪个系的师兄？他说他是经济系。经济系不就是我们国发院的前身吗？滴水知恩，当涌泉相报！

我的意思是你跟母校的关系不是你在母校的时候，而是你离开母校的时候，再想起锅塌豆腐的时候，当你十年之后再路过我们北大的时候，再来到百年讲堂的时候。在母校参加这种场合我有过三次，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2013年新生入学的时候，在未名湖旁边的大操场，有一万多名新生，还有中文系百年校庆的时候，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国发院有983名同学毕业的时候。入学和毕业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入学是相聚，毕业是分别。自古人生伤离别，但是我还是祝贺983名同学毕业，它使我从今天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多了983名我的同学。

我这几年最深的体会，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不管到哪一个国家，不管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上来他告诉我：师兄，我也是北大的。同学能够把从陌生到熟悉的时间极大的缩短，因为你马上可以谈论一下北大相同的老师，和北大的锅塌豆腐。

2015年，法国在里昂有个作家的圆桌会议，我参加。在那里，我又碰到一位同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喷泉特别的出名，就是雕刻自由女神的法国雕塑家做的，这个喷泉只有几匹马，往不同的方向拉，我看到这个雕塑喷水的时候想起了商鞅。

我的同学对我说，师兄你在生活中不能上当，我说不能上什么当？他说如果有人请你到外面吃饭，一定不是你的同学。我说，应该到哪里吃饭呢？他说到家里。他说，如果到家里他请你吃牛排也一定是不是你的同学。我说，应该吃什么？他说包饺子。接着我就到这个同学家里包饺子。

为什么说这个同学呢？因为他是我们国发院MBA毕业的，目前在里昂当教授。这个同学他的家在里昂的郊区，就在河的旁边，我去他家吃饺子，他首先带我到地上看看，说你看我这个小别墅，你看我的车子，你看我的法国女朋友。接着他又带我到他们家地下看看，有一个酒窖，镇窖之宝是1985年的三瓶拉菲红酒，他说：师兄，1985年到2015年是30年，人生有几个30年？今天我们把三瓶拉菲喝了！我说，且慢！我说今天如果喝了，你明天后悔怎么办？他说，有好酒不让同学喝，让谁喝呢？如果不让同学喝，要好酒有什么用呢？他上升到了哲学层次。

我也热血沸腾了，说：喝！就着饺子！我还没怎么样，他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就开始给我讲现代金融学理论，讲外汇市场，讲股票市场，讲现代金融学理论在企业的运用，我一句没听懂，但是拉菲真不错！我的意思是——同学，当你在学校是同学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同学，一离开学校再重逢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同学。什么叫同学？当他说一晚上话，你一句都听不懂的时候，你还跟他聊一晚上，（这叫同学！）

刚才姚洋院长和张维迎教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发言，因为他谈到了你们的母校，我的母校——北大是谁，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蔡先生提出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叫先驱者呢？当几万万同胞还生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不切实际的理想，甚至他们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是我们北大的慈悲。

这就牵扯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刚才张维迎教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阐述。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也像探照灯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鲁迅先生在北大讲过话。读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就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就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

他还塑造了一个特别好的母亲的形象，就是祥林嫂。祥林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没丈夫。一个孩子还被老虎吃了，她一辈子的工作要把她的悲剧讲成喜剧。

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孔乙己，孔乙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断了，他看到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近。那我知道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现像姚洋院长讲的这个民族的现状，一点都不奇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的生命。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我参加过一次毕业典礼，我觉得今天我听到的姚院长和张教授的发言，是最有质量的临别嘱托。

另外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另外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我觉得大家最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民族最缺什么。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两个人有9块钱，以我们国发院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去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就挖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很多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特别缺远见，远见对我们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大家开始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的时候，有两句话你千万不要相信。一个是“世界上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不成立，世界上是有近路可走的。投机分子走近路，因此成功的人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对于他们自己，是你做这些事情，只对你自己好。刚才张维迎教授列举了好多的数字，民族之间的对比，他讲的话希望你们牢记：要做笨人。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不识字，她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都是个明星，如果她要演电影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就是杜兰特，如果跑百米就是博尔特。但是她一辈子都在这里。她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六。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她割麦子是速度最快的，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也比不过她。

当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一次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的比别人快？她说我割的不比任何人快，只是三里路长的麦堂子，我只要扎下腰，我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1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第10次、第200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的比别人更快一点。

我有个舅舅，是一个木匠，他小时候种过天花，脸上有一些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在周围40里卖得最好，所以渐渐我们周边就没有木匠了，就剩刘麻子一个人了。所有的木匠说刘麻子这个人毒，所有的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子特别好。

他晚年的时候我跟他有一个炉边谈话。我说：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你毒、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木匠，唯一使我能成为好木匠的是：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我比他做得更好；接着他又说，你只花六天时间还不是一个好的木匠，他说我是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闻做木匠活刨出来的刨子花的味道；他又说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也当不好木匠，有时候我当木匠的时候会有恍惚的时候，就是当我看到一棵树，我看到如果它是一个松木，是一个柏木，是楠木，这要是给哪家姑娘出嫁的手打个箱子该多好；如果它是一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我觉得他已经到达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是他到达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我们民族的马路两边基本上大家会看到都是杨树。为什么？因为杨树长得快。但是你要到其他的国家，像欧洲、北美其他的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的对比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最后我送在座的师妹和师弟两句话。一句是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另一句是）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功夫直腰的麦田。最重要的事忘了，记得下次见面的时候请我吃饺子，谢谢。

网民哀嚎：

刘麻子笨吗？不笨。他那是装笨。他那是一种投资策略。

谢选骏指出：笨人，无非就是迟钝一点的人；有意识的笨人，就是装睡的人，而且由于长期的装睡而已经变得麻木的人。亡国奴说“我们民族最缺笨人”，是因为他不敢明白自己的处境，还想磨灭其他人的民族记忆，只能宣扬忍辱负重的愚公精神。中国北方人为什么喜欢包饺子？因为饺子是混沌，看不清楚里面的内容，不像牛排，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所以，敢于反抗满洲的南人，不敢忘记亡国的耻辱，他们就把饺子叫做“馄饨”……亡国奴只有靠着遗忘、混沌、麻木，才能活下去。这种人的生存策略就是“蝗军来了迎蝗军，国军来了迎国军，共军来了迎共军”，1989年六四前后，同样一批人，先是上街支持学生，后来欢迎戒严部队，这就是“中国的笨人”。中国不缺这样的笨人！相反，如果这些人少点，中国就不会亡国，早就是世界第一了。

“我们民族最缺笨人”，老调重弹，宣扬愚公精神。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使得中国成为最大的“癌症国家”。

【083、亡灵的归来郭文贵】

《郭文贵，逼迫中国做出让步的流亡者》（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7年5月31日）报道：

中国2017年最重大的政治新闻不是发生在北京，甚至也不是发生在中国。它的中心是曼哈顿一套价值6800万美元（约合4.7亿元人民币）的公寓，从那里可以俯瞰中央公园(Central Park)。

在这里，自我流放的亿万富翁郭文贵于过去几个月里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政治攻击，把Twitter当作扩音器，控诉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贪腐行径。他升级了这场攻击，声称负责反腐运动的中国二号领导人的家人，秘密拥有中国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的大量股份。

中国政府发动官方媒体列举郭文贵被控的欺诈罪行，以此作为回应。此外，官方还请求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对其发出全球通缉令。但后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做出了让步。官方媒体针对他的行动逐渐减弱。5月中旬，郭文贵在Twitter上宣布，之前被禁止离开中国的妻女已获准去纽约看他。

“我们要铲除一些盗国者，”郭文贵本月在其公寓里对两名《纽约时报》记者说。他指的是中国。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用中文把它写在了一个笔记本上。“反对以贪反贪。”郭文贵的指控未经证实，他的一些说法甚至是荒诞的，很容易被揭穿。但他那些对中国权贵的接二连三的指控中，有一部分已经被证明是准确的。他的前政治靠山曾是中国最高级的情报官员之一，而政府处理郭文贵的方式说明了他可能被严肃地对待，甚至获得了北京某些官员的支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一次晚宴上，因此郭文贵近期的大部分说法在全中国引起了反响，并在华尔街上引发了对在中国做生意的担忧。如果得到证实，这些说法可能会颠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反腐高官王岐山之间挑起不和。王岐山与华尔街关系密切，对中国金融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几个月后，共产党将召开会议，会议将决定王岐山是否留在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最近，王岐山备受瞩目，有传言称他可能会出任中国下一任总理。就在此时，郭文贵抛出了相关说法。

郭文贵在Twitter上的抨击还在继续。在国内外，他逼得全世界最强大的威权主义国家让步的能力，突显了围绕他如何获得万贯家财、他知道些什么以及如果有人在支持他的话，这个人是谁的谜团。

无情，还是英雄？

他性格张扬，志向远大，有时候却令人困惑。他自称有一个计划，可以消除共产党内部的腐败、给中国带来法治，并通过在贸易上结束持续数十年的中国不当行为，让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在其他时候，他又解释说自己的腐败指控，是对很久以前的一起死亡事件的报复。但他可能只是一个感到有压力的人。他在中国国内的资产被冻结，且不良投资和多起官司正在慢慢侵蚀他的财富。

郭文贵在香港的住所显示：没人能比在国外叫迈尔斯·郭(Miles Kwok)的郭文贵更好地代表共产党与资本的联姻。他利用与中国权力最大的一些官员的关系，帮助建立了一个包括酒店、办公楼和证券经纪的全球投资组合。规模庞大的中国公司海航在西方收购动作不断。如果给郭文贵看一份列着海航股东的表格，他会飞快说出著名家族成员的名字。他声称，真正持有股份的是这些人。让他画出这些名字的家谱图——这是在中国追踪不义之财的关键——的话，他会凭记忆画出来，具体到姐妹、堂表亲和姑姨。“关于海航的指控是不真实的，”海航的一位发言人说。

十几年前，中共向商人伸出双臂，打开了加入该党的大门。反过来，这些大亨在帮助中国实现惊人的增长率的同时，也帮助革命的子子孙孙成了富豪。现在，掌握了信息的其中一人脱离了既定轨道。“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影响力和知识，”哈佛大学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教授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说。“其中很多人容易控制。但其他人会走到笼外去。”

郭文贵比其他任何人都走得更远。中共报复他时，官方媒体《新京报》报道称他涉嫌从一家国有银行“骗贷”32亿元。另一家刊物《财新周刊》则参考来自王岐山领导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文件，称郭文贵安排把自己控制的一家证券公司的20.5亿元客户资金，非法转出该公司。

政府最强大的武器，是4月公布的前中国反间谍事务负责人、郭文贵曾经的政治靠山马建的认罪视频。在视频中，马建说自己收了郭文贵价值逾870万美元的礼物，而郭文贵从他那里换取的好处包括他频繁干预官员的决策，以绕过郭文贵房地产项目遇到的一切障碍。“郭文贵为了讨好我，感谢我，维系和我的关系，也给我输送了大量的利益，”马建在视频中说。

郭文贵人在美国这一点，让正在寻求中国的合作，以控制朝鲜核野心的特朗普政府进退两难。据一名前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称，近年来，郭文贵多次拜访北京的使馆官员，为华盛顿洞察中国政治提供了帮助。在北京的后海区域，通往郭文贵住宅的其中一扇大门……通往特朗普总统位于棕榈滩的私人俱乐部。身为特朗普总统位于棕榈滩的私人俱乐部马阿拉歌的会员的郭文贵，迫切地想要接近权力在握的人。周二，他在Twitter上写道，他飞往华盛顿，去参加在特朗普国际酒店举行的会议。他是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所作慈善工作的捐赠人，布莱尔对他以朋友相称。

《纽约时报》记者4月底造访郭文贵在荷兰雪梨(Sherry-Netherland)酒店公寓里的住所时，他走到另一个房间接了一个电话，开着扬声器。他的助理解释说，电话的另一头是习近平的一个高级助手。这其中的暗示显而易见：尽管前所未有地公开抨击一些最高层官员，但郭文贵仍在和最重要的那个人有联系。

和郭文贵的很多说法一样，外人不可能证实电话另一头是谁，但这件事完全符合郭文贵爱炫耀的个性。一个和他相识已久的人说，擅长引起注意是他的特点。郭文贵曾当着这个人的面接听前情报官员马建的电话。

因为那些公开的抨击，郭文贵被中国很多异见人士和处于官媒体系之外的记者说成了英雄。但一些认识他的人说，他可以很无情。北京的一名副市长曾妨碍他在奥林匹克公园旁边修建一座精美的大厦。后来，在郭文贵拿到一盘这名官员和情妇发生性关系的录像后，该官员被免职并因受贿被判处死缓。

郭文贵还把目标对准了所写报道有损其形象的新闻机构。2015年，财新撰写了一篇有关其商业和政治人脉的长篇调查性报道。作为回应，郭文贵声称财新总编和他的前生意伙伴有染并育有一子，甚至还公布了他所说的那个孩子的身份证号码。财新正在起诉郭文贵诽谤。

两年前，他逃离中国。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公开攻击始于1月。通过Twitter和上月在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上的一个电视采访，郭文贵说几年前，中国警界的一名最高官员按习近平的吩咐，让他调查王岐山的家庭财务情况。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中国金融和政治的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认为，当中国政府减少了对郭文贵的攻击，这种态度的大转变表明，在如何处理郭文贵的问题上，其最高领导层可能存在分歧。“如果党内一致反对郭文贵，对他家人的处理应该会严厉得多，”他说。

寻求复仇

身在国外的郭文贵依然过着豪华的生活。他的Twitter个人页面将他描绘成《饥饿游戏》(Hunger Games)系列里嘲笑鸟(Mockingjay)的男版。在Twitter上，他炫耀过自己新买的空客(Airbus)私人飞机。在介绍他在纽约的那套公寓——他和一只比熊犬住在那里——时，他一一指出了Lalique的水晶吊灯、路易十六的家具和一幅中国古画。这套位于18层的公寓每月仅维护费用就高达5.8万美元。

郭文贵号称在全球有多处房产，分布在北京、伦敦、东京、阿布扎比和香港等地。从香港那处坐落在海边的房屋里看出去，浅水湾一览无余。房产记录显示，房屋所在的两个地块为郭文贵之子2011年花8.8亿港币（约合7.7亿元人民币）购得。

他在北京的湖边物业是仿照传统平房庭院建造的，但要精致得多，而且是多层的。一个巨大的衣橱里装着数百套同样的西装，面积达8.6万平方英尺的院落内配有游泳池。据北京的一个房产中介估计，其价值约为2.3亿美元。

2004年，郭文贵把当时在哈佛当系主任的柯伟林带到这个地方，参观了两个小时。一行人被领进一个灯光昏暗的私人影院，当郭文贵用一段事先录好的视频介绍自己打算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场地附近开发的一个项目时，施特劳斯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开始响起。柯伟林回忆说，郭文贵和北京的一名副市长而后请哈佛在该建筑综合体中设置一个分校。

晚餐期间，郭文贵一边观看一个小小电视屏幕上的中国肥皂剧，一边继续阐述自己的想法。“那至今仍是我在中国度过的最离奇的一个晚上，”柯伟林说。（哈佛没有接受郭文贵的邀约。）郭文贵说，他控诉腐败的动机很简单：他声称政府在1989年枪杀了他的一个弟弟，自从那时起他一直在谋划复仇。不过，像郭文贵的故事中的很多情节一样，关于那起死亡事件的细节含混不清。郭文贵说，1989年的学生抗议活动期间，他因为给学生运动提供资金而被捕，并坐了两年牢。但一家海外网站援引法庭文件称，郭文贵当初是因为卷入一起跟石油销售有关的诈骗案而被捕的，他弟弟则是在和他一起袭警时被杀的。

他说自己来自中国东部省份山东的一个小镇，生于1970年5月，是家中的十个男孩之一，家里在部队上有些关系。（法律文件显示他生于1967年2月。）郭文贵说，在狱中，只念到初中的他从一些有文化的犯人那里学到了关于中国历史和其他问题的知识。1991年被释放后，郭文贵认识了一个著名的女商人，她向他介绍了几位富有的投资者。不久后，他在中国中部城市郑州建成了一家酒店，那里成了政府官员的聚会地点。与这些官员的接触以及后来的关系（包括同间谍机构负责人马建的联系）帮助郭文贵建立起他的帝国。后来他把业务扩大到金融领域，收购了一家证券经纪公司的大量股份。2014年，追踪中国精英财富的《胡润百富》(Hurun Report)估计他的财富为23亿美元。但是，同年，郭文贵控制中国最大券商之一的野心破灭了，他与自己的生意合伙人发生了争执，这位合伙人后来被判入狱。

从那以后，郭文贵一直在国外生活，他在中国的资产——他声称共有1200亿人民币（约合174亿美元）——遭到冻结。郭文贵正面临财务压力。一家位于香港的对冲基金声称，郭文贵欠该基金8800万元。这家名为太盟亚洲机会基金(Pacific Alliance Asia Opportunity Fund)的公司最近在纽约起诉他，称他从2008年起已经累积拖欠了数百万美元的贷款利息。2016年，郭文贵起诉瑞士银行瑞银，声称他在一系列交易中被误导，造成了5亿美元的损失，但诉讼被驳回。财新上周发表了一篇报道，说布莱尔曾把郭文贵介绍给阿布扎比的王储。郭文贵后来利用阿布扎比的资金资助一家中国证券公司进行失败的收购，从而导致了这场亏损。布莱尔的一位代表没有谈到布莱尔是否向郭文贵介绍过阿布扎比王储。郭文贵则说，这个故事毫无根据。

根据时报4月的报道，郭文贵3月就一个显赫中国家族秘密财富所发表的说法，可以通过公司文件得到证实。然而，调查王岐山是一件格外有风险的事。

这位68岁的官员以擅长解决问题著称，曾与多位美国高管有过密切合作，其中包括前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执行官、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他的嫡系人物在中国政府内身居多个要职。王岐山没有回复传真到位于北京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问题。海航集团拒绝置评。

“王岐山一直是清廉能干的典范，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William Zarit)说。“如果他的仕途一落千丈，企业和政府的操盘者也应该关心自身的安全。”郭文贵没有任何偃旗息鼓的迹象。今年秋天，共产党又要召开会议，选择一批高层领导人，郭文贵打算在这之前发起最具戏剧性的一次攻击，可能是在林肯中心举行一个现场活动，重点谈及中国的腐败问题。“我想让它成为狂欢节的风格，要有一个大屏幕，”他说。“我们要唱歌，”他补充说。“我们要大喊，我们要谈谈这个世界。”

……

谢选骏指出：不论说法如何不同，有两点却是一致的：1、郭文贵的弟弟被警察杀害，2、郭文贵自己坐过牢。不论郭文贵本人的性格或人格如何引起争议，在上述两点都让人想起了“基督山复仇记”。看来郭文贵就像列宁一样，不打算重复自己兄弟的失败，而打算通过新的方式报仇雪恨。列宁的兄弟搞个人恐怖却失败被杀了，所以列宁就先是密谋夺取政权然后推行国家恐怖。郭文贵的兄弟袭警被杀了，所以郭文贵就通过收买警方达到了逆袭的成果。从那以后，郭文贵变得不择手段，而且因此才开始飞黄腾达……无论在列宁还是在郭文贵的案例中，兄弟的死亡都成为举足轻重的关键。这可能遭到许多人的忽略，但我却有同感。因为我有个从未谋面的长兄，大我十二岁，在我出生前九年就死掉了，但还是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母亲说他是个神童，两岁多就会唱十几首英文歌，而且乖巧聪颖善解人意，不像我这样冥顽叛逆不通人情……所以她一直怀念他，每一想到就会潸然泪下……就仅仅是这样，从未谋面的他都深深影响了我，让我更加努力，不要让母亲那样伤心……何况列宁郭文贵等人朝夕相处生活了多年的兄弟，还是被人杀害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妨把列宁的革命、郭文贵的爆料，看做他们的兄弟“死而复活”的例证，是“亡灵的归来”。

《海量私房照曝光！她真是王岐山私生女？》综合报道郭文贵曝光王岐山“私生女”一事，引起海外华人圈一阵哗然，众多网友自发人肉故事女主角之一于歌。据传，于歌3岁移民澳洲，从小在国外长大。她曾是位职业律师，后转型为时装设计师，在2012年开创同名品牌：Yuge Bromely & Co。她的丈夫则是澳大利亚著名艺术家David Bromley，于歌曾自述丈夫的画作即是她创作的灵感和来源。

于歌相对低调，在网络上的可查信息较少，曝光的图片都和自己的服装品牌有关。其服装品牌定位于中高端消费群体和艺术爱好者，上衣定价在400澳币左右，裙装则上千澳币。据称Yuge Bromely & Co深受澳大利亚情侣青睐，许多年轻人会在宴会上穿她制作的服装，来表达对另一半的爱意。

2016年，Yuge Bromely & Co进驻到中国厦门，未来还会在上海、深圳、北京、杭州等地开设门店。两夫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深中澳交流。

谢选骏指出：亡灵的归来一石激起千层浪，但是他会不会造成新的亡灵呢？

【084、王丹还想当腐败分子的领袖呢】

《王丹自觉对六四死者负有若干责任和义务》（2019年5月29日 法广RFI 小山）报道：

89六四民运人士王丹接受法新社专访时说，对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成为北京当局通缉第一要犯感到意外，因他并非当时最知名学生领袖。他认为，这或许与他和知识分子过从甚密有关。王丹1989年遭逮捕，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遭判4年。1995年再度因从事维权和民主运动被捕，隔年依「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11年，1998年因健康获保外就医、递解出境至美国，并定居美国。王丹指自觉对死于1989年或牺牲自己青春生命的人负有若干责任和义务。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王丹指成六四通缉要犯感意外，可能与知识分子过从甚密有关。

法新社报道说，民运人士王丹接受外媒专访时说，对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成为北京当局通缉要犯感到意外，因他并非当时最知名学生领袖。他认为，这或许与他和知识分子过从甚密有关。

王丹告诉法新社，当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后，他感到「非常意外」，自己竟在中国学运领袖通缉名单中高居第一位。据王丹说，「我并非当时最知名的学生领袖。我不过是其中一位。」据王丹认为，「经过这么多年，我了解到，事出必有因，而原因就在我和其他学生领袖只有一件事不同：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政府企图将抗议行动贴上受知识分子煽动标签。」

据王丹说，当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时，他并不在现场。

王丹还说，「我当时在学校宿舍，但接到许多通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友人电话……所以我渐渐明白，有越来越多人死亡。」

根据王丹的说法，他后来和其他学生一同骑单车试图回到广场，但「每条街道都被军警封锁」，王丹说，「我们无法如愿」。

法新社指死于六四军队镇压行动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各界说法从数百到数千人都有。无论如何，王丹说，当局大规模血腥镇压一事，让他饱受打击。

据王丹指出，「我记得自己完全麻木，根本无法思考。这样的状况持续至少两天。」王丹最终体认到，无论如何必须思考躲藏问题，毕竟一转开国营电视频道，往往就可以看到他的脸占据萤幕。

王丹说，他辗转前往黑龙江省和上海避风头，但躲藏在友人处大约一个月后，他决定不再给他们招惹麻烦、平添风险。

报道说，一回到北京，王丹随即遭逮捕，但高国际知名度让他仅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遭「轻判」4年有期徒刑。1993年，他获有条件释放，但持续被警方跟踪监视，王丹指「那不过是另一种监狱」。

法新社报道指出，王丹1995年再度因从事维权和民主运动被捕，隔年依「阴谋颠覆政府罪」被中国政府判刑11年。但1998年，在亲友奔走和国际介入下，因健康问题获保外就医、递解出境至美国，并定居当地。

据王丹指出，「我至今仍自觉对死于1989年或牺牲自己青春生命的人负有若干责任和义务。」该报道说，王丹已20年未踏上中国土地，但他的父母仍在当地。王丹说，他一直想重返中国。据王丹指，「我很有信心，迟早会回去。只是不知何时。」

谢选骏指出：王丹表面上说他自觉对六四死者负有若干责任和义务，其实王丹还想当领袖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六四死者负有若干责任和义务”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要像刘晓波那样，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付出代价的。而王丹呐？私藏了民运的数十万美元的捐款，丝毫没有帮助料理六四死者的后事，口惠而实不至，丝毫没有负起一点责任和义务，小人也，如何指望担当大任呢？这个已经麻木的他，除了自肥，还能干什么呢？即使王丹回到大陆，也不过又给那里增多了一个腐败分子。最多，是给大陆已经很多而且已经过剩的腐败分子，增多了一个腐败分子的领袖，如此而已。王丹这样的腐败分子，是法国人最喜欢的类型，难怪他们喜欢抬举他。可是法国人连德国都打不过，别说瓦解共产党的祖国苏联了。

【085、王丹通吃人血馒头】

《川粉上街抗议人数“被缩水”？ 王丹：左媒学中共挺快的》（newtalk 2020-11-15）报道：

许多川普的支持者今（15）天（美国时间14日）群起上街抗议选举不公，美国华盛顿邮报也报导「上千名川普支持者，今天在华盛顿市中心上街游行。」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对此相当不满，表示明明上街抗议的人少说几十万人，痛批美国左派主流媒体故意把游行人数缩水的做法，是香港警方惯用的手法。

美国大选尚未落幕，虽然拜登看似已经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当选，但川普早已展开法律诉讼战，频称选举不公、有舞弊现象。许多川粉今天聚集于华盛顿市中心游行，力挺川普并要求停止及重新计票，并声称选举有舞弊现象，非常不公平。美国各家媒体皆有报导游行新闻，其中，美联社与华盛顿邮报在报导中称「上千名川普支持者，今天在华盛顿市中心上街游行。」

王丹在脸书上PO出影片表示，「数千名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者，今天在华盛顿市中心上街游行」。这是中央社採纳的美联社的报导，「华盛顿邮报」也是这样报导。然而，影片中可以看到，画面中的人数绝对不只几千人，他有好几位朋友去了现场，说是人山人海的程度，至少有几十万人。推特上有消息说，华盛顿警局评估是20万人。

王丹痛批，美国左派主流媒体为了自己的党派立场，已经完全不顾媒体该有的品格了。难怪他们选前的民调数字，与实际结果差那麽多。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对他们的信任，包括他在内。「这种故意把游行人数缩水的做法，是香港警方惯用的手法。美国主流媒体，学中共学得蛮快的。」

谢选骏指出：民运人士王丹自称“六四学运领袖”，却要赞许那位主张六四屠杀有理的川普——这是什么逻辑？这是由于，王丹爱吃人血馒头。二十年前，王丹拿了陈水扁“赞助六四受难者”的20万美元，却没有分给任何一个受难者，结果呢？陈水扁垮台了。现在，王丹又来拍马川普，结果呢？川普也垮台了。王丹真是不洁之物，他给哪位大叔站台，哪位大叔就会大输！这都是因为，通吃人血馒头惹的祸。所以大家看看她现在已经胖的不成样子了！这都是因为，王丹通吃人血馒头。

《王丹：反共挺川普 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志》（2020-11-13 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在中国民间追求民主的路上不遗余力，他今（12）日在脸书分享，曾在中共核心部门工作30几年的朋友爆出内心实话，除了直批中共，更呼吁美国政界该意识到中共的邪恶，而若选择合作共赢，美国、甚至全世界都会为这样的短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自曝曾在中共最高决策部门工作30多年的“蒲氏”，于王丹推特下留言，他表示自己“深谙中共”，更指出自己过去几年就曾警告，若美国政界意识不到“中共之邪恶”、没有将中共视为你死我活的对手，美国民众也没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志（并非和中国合作共赢），那美国、甚至全世界将为今天的短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王丹在脸书上证实，这名长辈朋友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了30年，形同在中共核心机关历经多朝，也“见证了中共几十年的内部决策和施行”，他认为，“蒲氏”这段话便是本身在中共核心部门工作几十年留下的心得。

王丹希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界，能够听到“蒲氏”这番忠告；王丹最后也反问“川普和习近平，究竟是谁，对全球民主构成更大的威胁？请大家自己判断。”

谢选骏指出：王丹“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王丹通吃六四屠杀的人血馒头！

《王丹專欄：我為什麼支持川普連任？》（2020/10/07 蘋果新聞網）报道：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絕對不是什麼「川粉」；恰恰相反，早在2016年川普第一次競選總統的時候，我就因為他在公開發言時，對1989年中國發生的學生民主運動用詞不當，而在美國《時代》雜誌撰文點名痛批他；另一方面，因為現在美國眾議院議長、民主黨領袖裴洛西堅定支持中國國內外的民主運動，而我們長期保持聯繫，再加上民主黨的進步立場與我的主張相符，因此我過去也比較傾向民主黨。但是這次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我雖然沒有選票，但還是可以有我的立場，而我的立場現在已經非常清晰，那就是：支持川普連任。

我知道這會讓我很多的美國左派朋友吃驚和不滿，但我有我的理由，那就是：我不是支持川普這個人，我是支持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而我認為拜登團隊的對華政策，非常令我擔憂。我對美國民主黨的對華政策，有兩點批評：第一，他們長期以來關注的重點是人權問題，這當然是必須也是正確的，但是我們都知道，不解決政治問題，無法解決人權問題；換句話說，不解決掉中共的統治，中國的人權問題不可能改善，但從柯林頓政府到歐巴馬政府，基本上對於中共及其統治的問題是迴避的。第二，民主黨長期以來主張在遏制中國發展的同時，也要保持對中共的接觸和某些議題上與中國合作。我自己20年前也持這種看法，但是這20年來的發展已經證明，接觸和對話，完全不能改變中國，相反，只能讓西方不斷地被滿口謊言的中共欺騙。

事實證明，對話是一種失敗的對華政策。但是拜登團隊一再表示，一旦他們掌握政權，將回到接觸、對話，以及部分合作的原來政策軌跡上。雖然對中共強硬已是兩黨共識，但真正能落實的還是政府團隊，而拜登團隊在對華政策上過去和未來的表現，是令我擔憂的。

相反，川普政府內部，包括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國務卿龐皮歐、司法部長巴爾、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等人組成的鷹派團隊的對華政策組合，尤其是對中共和中國的區分等重大政策宣示，我認為非常正確，希望這樣的政策能延續下去。

當然，也有朋友反駁我，說川普破壞美國的民主精神，造成社會嚴重對立；美國大選，重點是美國的民主是否能夠維繫，而不是中國問題，你不能從你個人的立場出發思考候選人的問題，這是自私。對此，我部分表示同意。我也認為川普上任4年來的很多行事風格，確實對美國一貫的民主文化造成傷害，我對他本人依舊持批評立場。但是，第一，我對美國200多年來久經考驗形成的民主制度有堅定的信心，不認為川普未來的4年，就能毀掉整個民主制度；事實上，過去4年來，川普的政令被幕僚阻攔、被地方法院駁回的例子非常多，充分反映美國民主制度的制衡作用十分強大。第二，我雖然是從對華政策立場出發確立自己立場，但我不認為這是我自私的表現，原因是：今天，對美國，對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制度傷害最大的，不是川普，而是中共，是習近平。現在不論是哈佛大學還是牛津大學，校園內的言論自由都受到中共威脅，以至於允許學生討論中國問題時可以匿名。

我們都知道，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基礎，如此嚴重的對民主的傷害，是川普造成的嗎？當然不是，而是中共造成的。不解決中共問題，美國的民主才會受到更深刻的傷害，而川普團隊比拜登團隊，更能強硬、有效地阻遏中共對美國民主的傷害。這，就是我支持川普連任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王丹为何支持川普连任？因为王丹还想继续通吃人血馒头。王丹2016年批评川普是因为川普在野，王丹2020年吹捧川普是因为川普在朝——王丹永远支持掌权者，可惜谁被王丹顶一下谁就会完蛋了。

《川普革命的遗产：继承与遗弃？》（陈奎德 王丹《纵览中国》Friday, November 13, 2020）报道：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犹如过山车，极富戏剧性；鉴于当代美国政治的极化特征，大选也极富争议性。目前，拜登先生已经宣布胜选，而川普总统一方认为选举中存在舞弊并诉诸法律战。我想为求得清晰的合法性公正性结果，他是有权利诉诸司法裁决的。所以，在司法结论出现之后再宣布选举结果应当是更为稳妥和公正的。

今天想讨论的主题是，倘若拜登当选，则川普总统四年任期的政治遗产，有哪些将会被拜登继承，哪些将会被废止？

一、川普革命

川普总统的四年执政，是一场保守主义革命，是一场美国国家主义革命，是一场逆全球化革命。

他在国内，通过抵制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日益激进化的”政治正确”潮流，重申美国立国原则，重申美国的信仰基地。他通过大幅减税，激励美国人的创业精神，振兴了美国经济。他在对外关系上，他以单边主义的方式退出TPP,退出伊朗核协议.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削弱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与盟友的传统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把共产党中国视为美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的首要敌手。 在这一战略逻辑的支配下，川普——蓬佩奥的外交战略逐渐离开了早期的单边主义方式，联合了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欧盟各国，某种程度上回复了多边主义方式来共同围堵和孤立共产中国。在国会，联合了民主党同僚，面对中国，签署了众多两党一致出台的强硬法案，拒绝了过去四十年来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和平演变”的幻想，发出了“中共不是中国人民”以及“”必须改变中国”的强音，目前正在全世界形成抗击中共，从而铲除最后一颗共产主义毒瘤的强大潮流。这是川普革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但是，这一场保守主义革命，仅仅四年就夭折了！主因是一桩偶然事件，一场源自中国武汉的大瘟疫，在中共当局隐瞒下，肆虐到了美国。肆虐到了全球。川普猝不及防，应对有误，遭致原本稳操胜算的选举的反转。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川普先生本人在人格、个性上的缺陷。

川普的保守主义革命尚未完成，现在正面临悲剧英雄之命运。但是，种子已经种下，坚冰已经打破，将来十几二十年内，大势已经不可抗拒了。甚至对中共绥靖政策的始作俑者基辛格也坦然承认：美中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二、政治遗产：继承的或部分继承的

这里主要讨论外交政策的显著转变，他的功绩在于放开了抗击共产中国闸门，使北京对世界秩序的威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特别是在大疫情及香港国安法事件之后，世界主流国家合击北京的历史潮流正在开始成形，已经形塑为难于逆转之势了。

1）很多两党一致通过的法案有关 香港、台湾、新疆等，都将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27国，英国及欧盟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瑞士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抗议中国“破坏‘一国两制’并对人权构成侵犯的国家安全法在香港强制实行。

2）向中共追查大疫情弥漫全球的责任问题

3）高科技领域与中共脱钩（华为5G在各国设置被强力阻止，芯片断供等）

4）川普和拜登都表示，他们都希望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并减少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过度依赖，特别是在那些对国家安全与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内。两名总统候选人都认为，对基础设施项目、清洁能源项目、工人培训、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应当成为与中国竞争的基础。因此，川普承诺，将通过向美国公司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实现将10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中国拉回美国的目标。

而拜登则在竞选计划中承诺，只有在首先帮助美国工人的前提下，才会加入自由贸易协定。

5）川普强硬制裁措施可作为拜登谈判筹码。拜登政府虽然不认同川普的部分政策，但可将这些制裁行动或强硬手段视为“筹码”，借此逼中国做出改变。

6）南海、台湾问题

7）阿以建交，对以色列的历史性支持（承认耶路撒冷，迁美使馆）

为什么？因为美国民意如此。

美国及世界各国的民调，73%对中共有恶感。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14日发布“测绘未来美国对华政策”(Mapping the Future of US China Policy)民调结果，针对美国一般民众及对亚太事务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thought leaders)进行问卷调查。

此份民调发现多数人愿意承担风险，保护盟友不受中国军事威胁，包含日本、台湾、韩国。民调以1到10为刻度来评估受访者认为值得承担风险的程度，数值越大表示越值得承担重大风险。 更多美国人支持防御台湾。

在针对一般民众的调查中，台湾获得6.69分，其他依序为韩国6.92，日本6.88，澳大利亚6.38，而南中国海不知名盟国或伙伴是6.97。

针对400多名美国意见领袖的调查，认为美国应该为防卫台湾承担风险的分数是7.93，较一般民众更高，其他依序是日本的8.86，澳大利亚8.71，韩国8.6，南中国海不知名盟国或伙伴7.12。

該民调显示，美国和盟友普遍同意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在台灣問題上，多数（約三分之二）美国人民也愿意承担风险，保护台湾不受中国军事威胁。

意見領袖、專家的觀點更強硬，近80% 認為應當為台灣承擔戰爭風險。

三、否弃的或可能否弃的 

1）川普的退群政策。拜登认为，川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使美国退出TPP,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退出伊朗核协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等行动，削弱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并为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制造了机会。对此，拜登已经作出承诺实施多边主义，将在上台后让美国重归上述国际组织与协议。

2）与盟国之关系：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认为，特朗普在贸易和军事协议上对待美国盟友的方式，破坏了这些国家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努力。拜登认为应当加强美国与传统盟友之关系。这点拜登获得较广泛支持。

3）關於中、俄兩國對美威脅的大小，拜登以俄国为首敌，川普以中共为首敌。

（民調结果发现有54％的民众认为中国是对美国构成最大挑战的国家，其次是俄罗斯占22％。实际上俄国的经济体量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广东省，而中国无论是其体量还是其意识形态，它对美国与西方的威胁都是俄国难于匹敌的，故拜登此项政策恐怕不会长久。）

……

总之，拜登与川普对华政策有同有异，同大于异。认为拜登将完全重回奥巴马对华绥靖政策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当然拜登会尝试如此，但二者所处的国际国内大气候毕竟大大不同了。

川普革命也许将在这次选举尘埃落定之后结束。但这不会是真正的终点。我们也许可以预言，它将影响深远。或许可比拿破仑在18、19世纪之交的影响。拿破仑扩展了法国革命的影响至全欧洲乃至世界。虽然他因滑铁卢战役而陨落，虽然他因称帝与扩张而名声扫地，但是他的精神遗产通过拿破仑法典而在欧洲永垂青史，长成了参天大树，在某种从意义上形塑了现代世界的某一侧面。川普主义的历史命运如何？让我们屏息静气，关注并体验精神潮流的起落行止。

谢选骏指出：王丹企图两面讨好，在美国的两党之间依偎，实现一次华丽的转身？可惜他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小姑娘了，五十多岁的中老年胖子，吃相千万不能太难看了。

《川普高兴一天就好了(王丹)》（自由鸭州电台2016-11-14）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

川普当选，网络上哀声遍野，包括我在内，无数的人预测失败，跌破了眼镜。川普和他的阵营如果因此而洋洋得意，不可一世，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麽多人觉得他的当选不可思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川普未来必将面对的麻烦问题：选举输赢，当然是常事，但是一个胜选者被几乎所有非支持者轻蔑，讨厌的程度，史上川普第一，他一宣布当选，UCLA的大学生就上街游行，高呼“我们不要这样的总统”，这在美国的选举史上也是一个奇观。他如果不能儘快改善他与他的反对者之间的关係，他的总统任期就将是一场梦魇。难怪一向个性跋扈张扬的他，真的得知自己已经当选，发表演讲的时候反到脸色凝重，看不出多少高兴的样子。

就这一点而言，还是应当肯定他的，至少他还有自知之明。简而言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是给自己找了一份他完全无法适任的工作（以后他会不会学得很快，我们尚无法判断），他当初一时兴起，横刀而起，现在发现阴错阳差，木已成舟，自己本想大闹天宫，现在却坐上天宫宝座，这种窘况和尴尬也只有他冷暖自知。所以，川普确实赢了，但是，高兴一天就好。

除了自身的能力限制之外，川普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来自于他的支持者。从各种分析数据都可以看出，川普能够当选，绝对不是因为川普本人道德情操高尚，治国之才令世人折服。他或许因为敢于直言，口无遮拦而有一定的群众魅力（那也只针对他的支持者有效），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素人，他当然不是因为领导能力而当选。他能够当选，大家心知肚明，固然是对手希拉蕊各种政治和历史的包袱太重，让很多人不愿意支持她，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的华盛顿精英集团（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并没有给面临许多重大挑战的美国找到很好的出路，导致草根阶层对精英阶层充满不信任甚至仇恨，他们需要找到一个跟他们同频道发声的人，通过对他的支持去发洩积蓄多年的鬱闷和愤怒。而川普，因为他的善于表演，被这些愤怒的大多数选定为这样的代表。坦率讲，川普根本就是一个工具，不是他领导了这次选举，更不是他导致了选举的胜利，而是那些不满意华盛顿政客的普通的美国人，在推着川普一步步走向胜利。对这些支持者来说，与其说他们是在选举，不如说是在造反。

现在，造反成功了，川普当选了。挟着几乎所有美国精英阶层的全力支持和几十年的精心准备，希拉蕊这个典型的美国式政客一败涂地，华盛顿精英集团惊慌失措，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说，应当是大快人心，大大地吐出了心中的一口闷气。川普的当选，就像当初欧巴马当选，使得非裔美国人纾解了心中的愤懑一样，对很多蓝领美国白人来说，他们的怒火终于得到了发洩。

但是，我的问题是：然后呢？

这次美国大选最滑稽的一件事，就是美国草根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居然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卡尔马克思要是活到今天，大概会傻眼到无话可说的程度吧。作为一个非常懂得如何避税的资本家来说，他真的可以承担社会正义天使的角色，致力于弭平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平复差距和种种的社会不公正吗？说实话，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笑话。他的支持者其实也只是利用他，来惩罚那些满口谎言，倾向于大资本集团利益的传统政客。一旦完成这个使命，川普还有多少利用价值呢？尤其是当川普执政以后，他有可能站在劳工的立场上吗？如果不可能，到时候，草根阶层的怒火会反嗜掉川普的。说到底，川普也是一个傀儡和工具，当他没有利用价值了之后，又会如何呢？

不错，川普当选了。除了祝贺之外，我多少也有一些同情。当选，就是责任和麻烦的开始。川普既要面对整个美国知识和精英阶层对他的抵制，又很可能无法解决他的支持者希望他去解决的问题，他的四年任期要怎麽度过呢？胜利，真的就是那麽的甜美吗？这一次出乎意料的胜利，会不会成为川普的梦魇的开始？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Yes！

谢选骏指出：2016年王丹把川普当选看作一个笑话和梦魇，把川普本人看作一个傀儡和工具。但是2020年同样一个王丹却希望同样一个川普继续连任——这里面的原由除了王想要继续通吃人血馒头之外，是否还有纯粹的恶意在内——继续祸害美国，一定要搞死美国！因为王丹毕竟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附录《王丹》（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此条目介绍的是1989年八九学运领袖。关于同名的王丹，请见“王丹 (消歧义)”。

此生者传记条目需要补充更多可供查证的来源。(2019年6月6日)

请协助补充可靠来源，无法查证的在世人物内容将被立即移除。

王丹

Wang Dan

Wang Dan from VOA (3).jpg

性别 男

出生 1969年2月26日（51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居住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1969－1989年）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1969年2月26日－1998年4月19日，后被撤销）

永久居留权 美国[1]

籍贯 山东省鄄城县

民族 汉族

语言 普通话

教育程度 历史暨东亚语言学博士

母校 北京大学

职业 社会运动人士

知名于 六四事件学生领袖

信仰 无宗教

父母 王宪（父）

王凌云（母）

王丹（1969年2月26日－），原籍山东省鄄城县[a]，生于北京，北京天安门八九民主运动领袖之一，与吾尔开希、柴玲等同为学生领袖，曾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也是一位诗人。八九学运前曾组织过悼念病逝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撰文支持民主等活动，六四清场后拒绝逃亡，多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逮捕入狱、1998年后流亡至美国，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常居台湾、美国等地，并为国立成功大学客座专家，参与该校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2010年9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客座助理教授。2015年8月起，受聘于国立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担任客座助理教授，为期2年。2017年7月离开台湾，返回美国。

家庭背景

王丹生于北京，父母亲均为北京大学校友，父亲王宪曾任北大教师，母亲是王凌云。

生平求学

1987年6月，从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毕业，1987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修读政治学专业。1988年9月，王丹转入该校历史系修读中国史专业[2][3]。在校期间，主持“民主沙龙”，组织“当代社会问题研究社”，编辑《新五四》校刊，《燕园风》等学生刊物，从事校园民主运动。

参与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中期，他和吾尔开希被学运组织边缘化，直至柴玲接手为止。王丹为绝食运动发起人之一，希望透过绝食改变中共“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并曾短暂担任过“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绝食只是王丹与吾尔开希等人以个人名义发起的行动，当时的学运组织如北大、清华的自治会、北高联等等，并不支持绝食。[4]

国内逃亡

六四事件发生后，民主运动被政府军武力镇压，王丹被中国政府通缉，在当局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名列第一，但他并没能如其他民运人士如吾尔开希、柴玲一样往外国逃亡，而是选择留在中国国内躲藏。 王丹在安徽亲友处短暂隐蔽后[5]，觉得逃亡生涯不是他的性格所能容纳的，吃不了躲藏的苦，想回北京[6]。抵京后台湾《自立晚报》派往大陆采访的记者黄德北打电话约王丹见面，被国安部门监听发现[7]。

被捕入狱

1989年7月2日，在北京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4年徒刑。

1993年2月获释后继续在大陆从事政治反对派运动，筹集“互助捐款”资助政治犯家属，发起公民上书运动，并担任总部设于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

1995年5月21日，再次被捕，并于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中国政府判刑11年[8]，先后关押于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和辽宁省锦州监狱。

入狱后，从1997年9月起，王丹家属数度写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称王丹身体情况欠佳，除患有咽喉炎、胃病外，还长期头痛，亟待检查，希望能保外就医。1998年，王丹称脑部被诊断疑患有肿瘤[9]，其父母致函江泽民希望有关部门允许检查，及允许保外就医以挽救王丹生命，经过中国人权等组织致函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政府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名，允许王丹保外就医，于4月19日将他递解前往美国底特律。在底特律一下飞机，王丹即到亨利福特医院接受身体检查，结果却发现有三项疾病，即慢性支气管炎、胃痛以及牙齿的毛病需要治疗，而长期头痛则称是由于视力持续下降所引起。

2003年《TVBS周刊》发表文章称，王丹乃是因为谎称“患有严重脑部肿瘤”而获释，王丹称此说法不实 [10]。

流亡美国与赴台任教

1998年7月进入美国哈佛大学，2001年6月10日获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学位。

2004年8月-2005年4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访问研究。2005年4月-2006年4月起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8年11月-2009年9月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研究员。

2007年10月3日，其父母已在锦州监狱，即其先前服刑场所，办妥了他的刑满释放手续，恢复自由之身，表示打算申办护照早日回国[11]。

2008年4月30日，王丹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要求发还护照，以争取回国的权利[12]。王丹曾声称如果得不到官方的理会，计划于五月中旬展开绝食抗议活动。后因四川突发地震，取消活动[13]。6月5日取得哈佛大学历史暨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14]。

2009年8月于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讲授“1950年代两岸国家暴力比较研究”相关课程[15]。2009年9月-2010年2月担任国立政治大学台史所客座助理教授。

2010年9月-2011年2月担任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客座助理教授，并受美国在台协会高雄美国资料中心（American Corner）邀请演讲“我在哈佛的日子”。

2011年1月，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逝世，王丹向香港特区政府申请入境悼念司徒华，甚至主动作出“不见记者、不搞公开活动、不开记者会、不在香港过夜”的“四不”承诺，但仍遭港府拒绝入境。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曾说：“哀悼华叔不一定来香港”。[16]因此，王丹遂称，香港“一国两制”已死，为香港感到担忧。[17]

2011年2月-2012年2月，担任国立成功大学客座专家，参与该校“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但因为有成大校内的教授反对，王丹无法在成大授课，但组织了中国民主沙龙。以及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兼任助理教授。

2011年5月，集结台湾、香港与海外的一群学术、社运与民主人士共同创办华人民主书院，担任书院的讲师以及董事会主席。

国立清华大学

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任人社院学士班专任客座助理教授

2011年2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任兼任客座助理教授 

2012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受聘人文社会学院专任客座助理教授，为期三年。同年担任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

国立中正大学

2015年8月，继国立清华大学不续聘后，应当时国立中正大学社会科学院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蔡育岱所长之邀，经该校三级三审通过后担任该所客座助理教授，为期2年。2015年第1学期于该所在职专班开设“中国崛起与台湾发展”课程，并于该校通识教育课程中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017年7月离开台湾，返回美国。

现况

迈克·蓬佩奥、魏京生及王丹在《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讲后合照。

王丹自2009年8月1日至2010年2月28日。到中华民国国立政治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在台湾史研究所开授主题为“1950年代两岸国家暴力比较研究”的硕博士课程[18]。此前，于2008年10月至2009年6月以客座研究员身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进修一年。2005年4月起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一年。2004年8月至2005年4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访问研究。同时担任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一九八九基金会理事长，“青年中国”主席，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国际组织“亚洲改革与民主联盟”（ARDA）执委会委员，《新闻自由导报》理事会理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会客室-王丹时间”节目主持人，台湾澄社社员，台湾中华电视公司驻洛杉矶特约评论员，海外华文作家协会会员，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为北美、港台多家媒体撰写专栏。曾为台北市驻市作家，并以“在夜雨中素描三首”获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奖诗歌首奖。

2018年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智库机构“对话中国”，7月24日在网络上设立线上教学课程，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于2020年7月23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进行《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讲。在当中，他呼吁自由世界团结起来和中国人一起改变中国的现况。[19][20]魏京生及王丹皆出席了演讲并被点名提及。同样被迈克·蓬佩奥邀请但因新冠病毒疫情而无法安排航班出席的罗冠聪亦有在讲辞中被提及。

政治主张统独立场

王丹在2005年的文章中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个人一向主张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王丹认为中共要的不是统一，而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巩固自己的统治。如果两岸关系缓和，民族主义情绪势必会演变成对中国内部变革的压力，这是中共最担心的事情[21]。

2011年11月，王丹接受汪笨湖专访时表示：“如果我是当权者，我会允许台湾举办统独公投，并且尊重公投的结果，但是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说服台湾人与中国统一。”[22]

王丹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一次接受PTT实业坊之访谈中改口说：“主张两岸最终会走向统一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其实我并不这么主张。且十年前我所说的只是希望，而不是支持。”王丹另表示经过了十年，两岸关系变化巨大，他觉得两岸统不统一必须交给台湾人来选择，他个人无权置喙。[23]

2014年12月重申：“我的立场很简单：台湾的未来，应当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不管决定的结果是什么，我都尊重并且接受。”[24]

在2017年6月4日的离台记者会上表示，台湾若不愿意流血，就不要再讲独立，因为“那就是嘴炮”，[25]此话引起许多绿营台独人士不满，认为受到背叛；自由台湾党主席蔡丁贵认为中国人的看法毕竟跟台湾人的看法是不相同[26]；但是蓝营前立委、统派的邱毅表示王丹此言相当中肯，认为王丹只是说了真话而已。[27]

争议

中国民运人士内部

根据曹长青的说法，王丹在秦城监狱期间，曾写出了13万字交代材料，对近五百人作了几十万字的有罪诬陷，其中包括最近逝去的陈子明[28]。王丹未回应此事。

2014年7月27日，王丹因要求中华民国政府返台就医一事引发争议[29]，对此曹长青在个人脸书批评王丹[30]。

2014年8月20日，封从德在《时报周刊》的专访中说，“中共实际上明里暗里结构性地推波助澜，推明星以毁民运，二十几年屡试不爽，民运组织几无招架之力”，王丹即是此类“明星领袖”之一；他同时批评，爱作秀的明星也爱涂改历史，“六四屠城之前，群情激愤万众一心，就比谁都激进和高调；屠城之后，规避责任，就涂改得之前就比谁都温和”，他的著作《六四日记》与本年7月他在《开放杂志》发表的文章[31]即有细述《王丹回忆录》如何纂乱史实，王有才、熊焱、刘刚等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亦多有见证；他还说，若王丹真有高度的防共意识，王丹应该好好规劝其学生如陈为廷，别在不同场合都穿着共产党领袖马克思、列宁、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更不要一方面号称防止未来的中共渗透、一方面却现在就全文高歌共产党的党歌《国际歌》[32]。

2014年，六四民运人士唐柏桥指控王丹可能私吞陈水扁政府时代所支持大陆民运的20万美元，甚至还涉嫌私吞由天安门一代所成立的“中国青年人权奖”基金，批评王丹只是一个热衷特权的共青团干部。王丹不作回应[33]。2014年8月15日，王丹在脸书影射，唐柏桥是“在海外民运中非常边缘的、声誉很差的人”；同日，唐柏桥劝告王丹，如果有志从事民主政治，就要学会面对质疑和批评，否则将成为笑话[34]。

言论争议/抱怨台湾房子像鸽子笼

2014年7月，王丹在脸书表示：“这次回来台湾，要找新的住处。于是上591看看。在美国住惯了大房子，成天楼上楼下跑，动不动就院子里走走的我，真是越看越伤心啊。明明不是鸽子，但是要回到鸽子笼里面了。”[35]

返台就医的言论争议

2014年7月，王丹怀疑自己有脑部肿瘤，以美国治疗费用太高为由，要求台湾政府专案处理，协助他返台就医[36]，被台湾民众及媒体认为是享受特权，有些人上王丹的脸书留言发表不同看法，然而王丹不但在脸书上封锁及删除这些言论，还暗指这些留言不干净[37]。

注释

 当时公安部《通缉令》上王的籍贯显示为吉林省，但被他本人指出有误。

参考文献

 移民署定調！王丹無法返台就醫. 自由时报电子报. 2014-07-29.

 王丹回覆網友的問題. 王丹Facebook. 2009-09-08 [2009-09-08].[失效链接]

 王丹：我的簡歷. 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Facebook. 2009-09-08 [2009-09-08].[失效链接] 王丹自称：第一，我根本不是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的，我是凭成绩考入的；第二，我转系到历史系，纯粹是因为我不喜欢国政系的必修课之一：高等数学，而历史系没有高数。完全不是因为所谓“成绩平平”而转系的。仅仅两三行文字就有两个谣言，接下来的就更多了。我精力和时间有限，请不要勉强我

 封从德：《六四日记》

 吳仁華談論當年逃亡的經過. 自由中国论坛. 2009-01-28 [2009-09-08].[永久失效链接]

 YouTube上的纪录片天安门 六四事件 Part.17of20.dinzzz414.2006-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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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mpeo, Michael R.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state.gov.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07-23 [2020-07-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9）.

 Choi, Matthew. Pompeo: U.S. engagement with China has failed. Politico. 2020-07-23 [2020-07-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8）.

 中共要的不是统一. 王丹文集. 2005-03-16 [2012-12-22].

 YouTube上的笨湖news-王丹.张荣宗.2011-11-25

 王丹訪問逐字稿. PTT实业坊. 2014-10-12 [2014-10-12].

 一直有人问我对于统独问题的立场。我的立场很简单：台湾的未来，应当由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不管决定的结果是什么，我都尊重并且接受。.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facebook.2014-12-15

 王丹说台独不愿流血就是嘴炮 徐世荣：真是很难过.联合电子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曾诗婷.台独不流血就是嘴炮？蔡丁贵批王丹：中国人毕竟跟台湾人看法不同.风传媒.2017-06-08

 不流血是嘴炮！　邱毅赞王丹说真话：台独假货原形毕露.ETtoday新闻云.2017-06-08

 曹长青：王丹需向陈子明等公开道歉.博讯.2014-10-23

 返台就醫遭批特權 王丹臉書回擊. 联合新闻网. 2014-07-27 [2014-08-16].

 「反共鬥士」曹長青　臉書轉文嗆王丹. 苹果日报. 2014-07-27 [2014-07-27].

 封从德. 八九學運為何未能撤離廣場？. 开放杂志. 2014-07-12 [2014-11-29].

 封从德. 封從德：造明星以燬民運，正是中共的圈套. 曹长青网站. 2014-08-22 [2014-11-29].

 扁政府捐款去向？　王丹、唐柏橋隔空互嗆. 苹果日报. 2014-08-15 [2019-03-03].

 叶国吏. 扁政府捐款去向？ 王丹、唐柏橋隔空互嗆. 台湾苹果日报苹果即时. 2014-08-15 [2019-03-03].

 这次回来台湾，要找新的住处。于是上591看看。在美国住惯了大房子，成天楼上楼下跑，动不动就院子里走走的我，真是越看越伤心啊。明明不是鸽子，但是要回到鸽子笼里面了。.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facebook.2014-07-24

 何宗翰.王丹返台就医 诊断非脑瘤.自由时报.2014-08-19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5-11-17.

 林柏宇.拐个弯批马？王丹：我喜欢家里干净而已.yam蕃薯藤新闻.2014-07-31

 翟思嘉.〈王丹：陆不会政改 因法西斯化〉.中央通讯社.2013-01-29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拉清單」網站. [2013-06-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6-25）.

 唐曦.王丹探318学运学子 遇上老战友吾尔开希.新唐人电视台.2014-03-21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参加了民运还是共产党——在这一点上，王丹就像他的恩师方励之夫妇一样。

【086、王希哲龟避刘晓波】

《野渡伤叹「我们可能就要失去晓波了」》（2017年7月6日 法广RFI小山）报道说：

中国仍在服刑但获保外就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情今天传出急剧恶化，刘晓波好友，笔名为野渡的网络自由评论家吴伟发出「我们可能就要失去晓波了」的哀叹。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患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正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其家属透露昨日刘晓波的情况急转直下，肝功能变差，承受不了治疗，目前已经停用所有中、西医抗癌药。

刘晓波之友野渡向记者透露，「我们可能就要失去晓波了。」他说，还没发病危通知，但实际就是那个意思了。

通过刘晓波的家属确认，医生已要求家属24小时不离人。

与刘晓波相识、现居住美国的杨建利在推特上透露，刘晓波有严重腹积水、肾臟也受到影响，现在基本不能进食。该推文还透露，美国政府一方面等待中国官方正式确认专家可以赴华，同时正准备有关团队，时间十分紧迫。

据报道说，刘晓波的近照曝光，刘晓波与妻子刘霞站着对望的合照，刘晓波比以前瘦弱。

谢选骏指出：无名的“野渡”都出来说话了，这让我想起了“有名”的王希哲迄今为止没有参加任何救援活动。王希哲可是刘晓波的亲密战友，1998年与刘晓波一起签署《双十宣言》，结果刘晓波进了大陆的监狱，王希哲却逃之夭夭——从香港直到美国。对刘晓波的受难，王希哲真的没有一分责任吗？还是你本来就是给刘晓波设下了一个围猎的圈套？！

《刘晓波病况堪忧但无生命危险 欧洲议会高票通过声援决议》报道说：

英国媒体《卫报》7月6日的电子版刊登了中国最知名的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接近死亡”的消息。

刘晓波的朋友、异议诗人野渡在推特上说，刘晓波的病情恶化，家属已经被告知他的时日不多了。野渡还在推特上转发了一张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相拥而立的照片，并配上了”形销骨立”的旁白。

此外，香港电台也引用医务人员和另外一名刘晓波的朋友杨建利的话说，医生已经停止给刘晓波用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无法承受治疗。同时，他已经无法进食。杨建利还说，由于腹部积水刘晓波的肾脏已经出现了问题。

不过，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刘晓波家属强调，没有即时生命危险，没有病危。中国传出刘晓波病重消息，可能是要让参加G20的西方领导人不好提出让刘晓波出国治病的要求。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7月6日下午表示，刘晓波标靶治疗原定周五结束，但由于出现呕吐、腹泻、肾脏异常，腹积水仍增多等副作用，专家会诊后决定，暂停标靶治疗和中药药物，观察几天。家属表示，如果专家要暂停所有药物，估计也不会使用PD-1抑制剂免疫疗法。而免疫疗法要等美德专家到达后才会进行。家属表示，不知美德专家的到达日期。

网络上星期四上午再次出现刘晓波与刘霞的照片，二人侧身相拥对视，表情轻松，而刘晓波本人则几乎是形销骨，令人唏嘘。目前还不清楚照片拍摄的时间。

欧洲议会在星期四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妻子刘霞，并允许刘晓波自由选择地点治疗晚期肝癌。

欧洲议会在星期四的全会上针对人权问题提出3项“紧急决议案”，除了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外，决议还呼吁释放目前被中国羁押的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准许他与家属联系。

谢选骏指出：现在，连素不相识的欧洲议会都出来说话了，可是把刘晓波送进监狱的王希哲依然龟缩，就像自己比刘晓波已经先走一步，早就不在人间了。王希哲虽生犹死，正所谓“行尸走肉”也。

网文《王希哲》报道：

王希哲（1948年8月13日－），生于中国四川，中国大陆知名异议人士，曾经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法治，但近年来指责那些反对毛泽东极权专制、赞成实行民主宪政的人为“右派反共份子”。

生平

1968年，王希哲第一次入狱。

1974年，他在广州街头贴出署名为“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批评当局倒行逆施。大字报贴出引来看者围观，道路塞车。公安追查，该大字报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高中中学生陈一阳、工厂工人王希哲三人合著的，作者笔名是三人名各取一字而成。

1977年，第二次入狱，1979年元旦被释放。担任北京西单民主墙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广州通讯员。

1980年6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甘家口会议上与孙维邦、徐文立、刘二安讨论，为着手在中国建立反对党作准备。

1981年，因政府镇压民运而第三次入狱。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后刘山青以身犯险，返回广州救助王希哲妻子苏江等人，亦被公安拘捕，控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十年。

1996年，王希哲与刘晓波在广州闲谈两岸关系，其后与刘晓波共同发表《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回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所达到的《双十协定》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实现国家统一。他并呼吁共产党亦要认清自身错误，批评共产党没履行在建政前标榜的民主，并要求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解决西藏问题等。

同年刘晓波被捕，王希哲不欲再入狱，遂从广州逃到汕头再偷渡到香港，惟当时香港正准备回归，港英政府不希望对他作政治庇护，王希哲于是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再流亡到美国至今。

1998年在“九八组党”时期，与王炳章、方圆等组建“中国民主党”。

2000年8月28日，王希哲和太太苏江以及王炳章的太太一同被赵天恩牧师施洗。

2005年以“自由中国运动”负责人身份，与“中国民主党”流亡总部召集人徐文立、“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中国工党”主席方圆、“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中国民联”主席薛伟等组建“中国民主政党联盟”。

近年来立场有所变化，指责那些反对毛泽东极权专制、赞成实行民主宪政的人为“右派反共份子”，支持“人民的好书记”薄熙来，并认为今天的“反共右派”如果一旦上台“一定比共产党更坏”。

谢选骏指出：王希哲算不上一条变色龙，只能算作僵尸毛泽东尸体上的余孽小爬虫。

【087、王震仇恨《河殇》因在南泥湾种鸦片】

《“南泥湾大生产种鸦片”的传言与真相》（2018年4月14日 转载老高博客）报道：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虎门焚烟”列为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十幅浮雕之始，鸦片被中国人视作列强欺侮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动用严刑峻法来遏止的重大罪行。但在中共陕甘宁边区，情况却很复杂

老高按：“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的《南泥湾》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一来到海外之后，马上就听说：什么花儿香？罂粟花儿香！开荒种的啥？种的是鸦片！随后又听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此文在文革中被抬为“老三篇”之一）褒扬纪念的张思德，并不是烧炭而死，是在熬炼鸦片时窑洞塌方不幸身亡。

海外媒体刊登此类说法，难免遭到“反共宣传”之讥，而其消息来源要么语焉不详甚至尽付阙如，要么虽然提供出处，普通读者却无从查找；至于后来网络上的传言，公信力相当有限，一般人也就是听听而已。

但是后来不断得知更权威的消息来源披露，陕甘宁边区制毒贩毒确有其事，涉及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种鸦片的信息虽然零碎，但揆情度理，都不是恶意诽谤，更不是假语村言。这些消息来源，包括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国大陆的东方出版社2004年列入“稀有书系”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长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等等。

据说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曾提到。但这本书国内有多种中文版本，我在出国前读过最早的1986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但没有印象其中提到在边区种鸦片之事。是否当时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已经是经过删节的“洁本”？那个年代嘛！

此外，到南泥湾实地考察过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也撰文证实这件事。

我早就听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系统翔实地阐述陕甘宁边区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文章，但一直没有读到。直到最近，才找到了洪振快发表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的文章《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转载于下。这篇长文配有原始档案影印件，文中提供了众多资料出处，文章发表时正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管制逐步转严、杂志风声鹤唳之际，若不是再三核对和权衡风险，确保资料来源万无一失，断不敢发表揭中共老祖宗疮疤的文章。

对中共是否在延安时期制毒、贩毒一事还感觉有疑问的人，读了此文，我推测，他们会感到无可怀疑了。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此事？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的。“虎门焚烟”，成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十幅浮雕之始，鸦片也被中国人从小视作列强欺侮我们、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饶恕、动用严刑峻法来惩罚遏止的重大罪行，极端者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甚至对之当场格杀勿论……

但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放在当时中共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应该如何衡量？就像卖淫为一般人所不齿，但是我们不是也对雨果《悲惨世界》里的芳汀、对大仲马笔下的“茶花女”、对日本影片《望乡》里的阿崎婆都一掬哀悯同情之泪吗？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特货”即鸦片

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

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其二，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页）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454页）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其三，当年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年份不详，疑为1942年）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见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页）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其四、中共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1943年8月1日，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禁毒史料》第137页）

其五，销售鸦片人员的直接回忆。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出版，第99页）

“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

要了解中共在延安时期为何经营“特货”、“特产”，需要了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月国民政府拨款60万元（法币）。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计为82.42%。外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二是海外华侨及后方捐款，而前者为较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3、427页）由于国共军队冲突，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之前的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即停止拨款，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按毛泽东的话说，“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又“渡过了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第748页）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征公粮。1937年征1万石（担），1938年征1万石，1939年征5万石，实际收到分别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页）而1941年猛增到20万担。当年征粮虽然达到了任务，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满，故而第二年减少了4万担。

1948年2月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为了渡过难关，1941年，通过开发食盐、加强税收工作、清理公产、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等动作，想尽了一切办法，“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征粮工作团有的除夕还在催收粮款，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年终结帐还差568万元（占岁入22%），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该年“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随后即谈这个“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

报告称：“靠陕北三宝（食盐、甘草、皮毛）输出，也很困难，甘草因运费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经党政军大动员，一九四三年才运出价值72709万元的食盐，占全部输入13.50%，绝不能解决问题。”

“靠印钞机更是危险，1943年八、九、十三个月发行边币十亿元，就使边币与法币比价从六元跌到十三元。”

“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

之后，算是开始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上，毛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一九四三年初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贺龙亲自领导。”该年，“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5－2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较为简略，有些具体的情况还可以从陕甘宁边区负责财经事务的财政厅和负责物资进出口事务的贸易局、物资局的报告中获得，并可相互印证。

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棉花、洋纱、土布、军工器材、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购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边区棉花缺口甚大，负责物资进口的贸易局估计，1943年全边区政府与人民需布20万匹，为此需棉花300万斤，而边区所产不过100万斤，200万斤“需依靠贸易机关帮助解决”。（《财经史料》第四册，第175页）棉花等物资需要大量外购。外购拿什么去交换？主要就是靠“特产”。1942年边区贸易局所做的总结说：“在出口货物中，特产占出口总值的68.66%，食盐占13.59%，二者共占出口总值82.25%，如不算特产，食盐则占了出口总值半数左右，占边产品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运盐出口还是边区对外贸易中的命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产，食盐则显得非常重要，但如将其与特产相比，真正的命脉无疑是特产。

1943年，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方法有三个：“1、收税；2、借债；3、膨胀通货。在边区税收（包括公粮、贸易税等）不够开支，公债行不通，不采取通货膨胀，困难就难以渡过。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财经史料》第五册，351页）他说得很明白，在边区财政中，“黑”——特产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所以，特产在边区财政中尤其重要。财政厅对1942年的工作总结透露：“戊、特产营业为了弥补本年财政预算3000万元的巨大赤字，并为明年财政奠定基础，不得不利用特产营业以渡过难关。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连存货则达11000余万元，占本年全部财政收入的42%强，这说明了本年如无特产营业，虽有各机关生产，仍难渡过难关。”（《财经史料》第一册，第17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贸易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

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

年份——收入金额

1942——139623000（边币）占岁入40.00%

1943——65347927（券币）占岁入40.82%

1944——13538877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75799534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40.07%

（《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26－427页）

特产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而上述材料也表明，所谓特产，就是鸦片。

另一个问题是：1941年以后的数年间，大致每年销售了多少“特产”？约略如下：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95页），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1943年，“原定计划为37500斤，实际只推销36250斤”，约略说是3.6万斤（自营、代销合计）。（《财经史料》第四册，第73页）1944年的销量可能更多。1944年6月1日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谈上一年贸易问题：“特产出口最多的地区是关中，占31.86%；陇东次之，占26.9%；……最近据关中的同志谈，今年销量可比去年增加60%；又据新从陇东归来的同志谈，陇东今年的销量，也可较去年增加一倍多。由此可见，去年特产滞销，主要也是由于我们贸易局工作的缺点（如下半年定价过高，没有积极去想各种推销办法等等），而不是其他。”（《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8页）如以较上一年增加60～100%计算，则销量当有6万斤上下。

“特产”销售在各地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据梁爱民的陈述，可简要归纳如下：

“我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改扮为商人。组织交待任务时说，如果被敌人发现，只能说自己是私商，说出真实身份，就被视为叛变。”问题是，鸦片值钱，在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保护，则可能被劫被抢。所以作者到达陇东后，即去找驻军385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提出困难：“现在我以私商的身份经营‘土货’，路上的安全问题不好解决。”甘政委答道：“这好办，我们派人护送，随叫随到。”“三八五旅对我们的工作全力支持。从驿马关到西峰镇有二三十里路，匪情严重，路途极不安全，货物往返非有部队护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给王旅长打个招呼，他马上就派一个班护送。”

作者说，他通过向国统区销售“土货”，换回了“法币、金银和我们所需的商品”。刚开始，是秘密进行；1942年，业务即扩大，人员逐渐增加，“于是我们租了间房子，开起门市来。但这不是我们的真正业务，而是起掩护作用罢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向地委和部队提出要人，很快得到支持。人员多了，就向下面延伸网点。首先在西华池和驿马关设了店。接着，在五个口岸（与国统区接壤的地方）设了店。这些分店都设有门市部。……各分公司的业务重点是发售‘土货’，再根据交通情况进购商品。”业务越做越大，到1944年，“我们公司开始办工厂。在庆阳开办了榨油厂、毯房和过栈行。在西华池办起了卷烟厂……”在经营过程中，“延安粮食奇缺，要我们支援。我们立即在陇东大量购粮，然后运往延安。”（《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112页）

南泥湾有没有种罂粟卖鸦片？

根据现有资料，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直接证据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

1943年，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四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本年农场增至30余个。该年全区种地面积共约计15000亩；其中川地9000亩，内民种6000亩，机关部队3000亩；山地6000亩，内军民各半。

调查中说，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1942年各单位的种地情况，有一个调查表，如下：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出版，第272页。

表后还有说明：“估计八团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境内，但各团种地至少五○○○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亩只出八○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调查表和后面的说明透露了很多信息。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栏，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其中缺点的第三条，即种子多是1935年前的种子，也是一个旁证，因为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种植罂粟变为地下活动，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该年以前的旧种子。

调查材料还说明几点：一，种特产（罂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调剂过来的几千亩川地，不是军队自己开垦的。二，“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贪多”，可见“特产”成了生产中心（调查报告前面已明确说“中心在种特产”），种粮倒在其次了。三，没有经验，又不听有经验的农民劝告，种罂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团下种600亩，只有80亩发芽，收成总共只有几十两，亩产可能连一两都不到。四，3000亩川地，只收获不到1300两的特产，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价来看，这些特产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种粮所得为多。五，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359旅。六，信息来源可靠。八团即718团，其团长为陈宗尧，与材料来源中所说“陈团长谈”相符。特务团、警卫营的材料来源则是李世俊，李世俊是农业专家，也是农场管理处主任。显然，陈宗尧和李世俊都是开发南泥湾的权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团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359旅曾经种罂粟，还有一个佐证，即前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八月后新货收起”，“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说明1942年边区各县曾“自产特产”，春季下种，8月收成，359旅种植罂粟“自产特产”与之相符。

现有资料也显示，延安时期种罂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前述刘向三1944年的调查报告，提到其他部队机关种罂粟的有：保安纵队、二团，地点都在关中分区。

而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王锡富，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该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会开办的元兴商店工作。“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做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后来，他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任务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予定的数量”。“确定亩产烟量时，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程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到割烟的技术水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会少出浆液。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由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的个别户隐瞒留用，欲私卖钱，只交部分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在文中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前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文中还说，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文中也点明，“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他点出了一个他熟悉的人，“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当时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辽东林营局）西大川事务所所长，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宋嘉仁算是机关的，部队也有，紧跟着的后文说：“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部队殷勤招待了这位复查员，显然他对评估“部队生产的烟量”有一定的权力。（《伊春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8月出版内部发行，第216－219页）

359旅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应该一直在贩卖鸦片。前述刘向三的调查报告，对1944年359旅在县的走私情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但“仅举典型报告，如有需要容后补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携带鸦片，由358旅715团运输队保送（每两鸦片保送费法币8元），到达子长县，由359旅718团开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该县瓦市公安局查获，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鸦片，但大光商店开始不承认，后承认买了200多两，但拒绝交出鸦片。由于没有赃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长期羁押，子长县陷入了为难处境。事情拖了将近半年不能解决，12月5日子长县县长黄聚俊、裁判员李桂荣向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呈文汇报，要求“速示办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向联防司令部贺龙发去公函，认为犯人已经在押，则作为赃物的鸦片，“亦当随案移转，不应仍存大光商店为合法”，为了“不致使以后工作发生困难”，询问“究应如何处理？尚希查明并裁酌示复”。公函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转呈，29日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复信，答复：“第七号公函接悉！内转呈子长县为烟土案与七一八团大光商店纠纷事，业经去函查讯，并着转饬该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特复。”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签署给子长县县长的批答，告知贺龙等复函内容，并表态：“现在你们就照联防司令部贺司令的这封来信办理好了。”按理，有了贺龙批示，事情就好办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月31日，子长县县长、裁判员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铭呈文，告知情况：“奉令之后，即将该商店尹主任转案讯究，追要所买烟土，尹主任声称：‘我买烟土，是拿棉花和布匹换的，货物已由高光富的团伙董姓驮去，况烟土已交给团部了，不能交出等语’”。后面，他们分析说，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鸦片交易还没完成即被逮捕，“连打条登账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给棉花布匹？他们说好是两个月后给布，又哪里是马上给？“该店买烟，不肯交烟，而该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长期管押不判，所以我们的意见，将该烟犯高光富等解送钧府处判较为便利，是否可以？请批示示遵！”看起来，尽管有贺龙、徐向前、肖劲光等边区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和边区政府最高层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愿遵守边区法令，而子长县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将难题往上推给林伯渠、李鼎铭。此案最后如何了结无从知晓。（《禁烟史料》第243－247页）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仍属较小。

1943年3月20日，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在绥德的督察队接到密报，说359旅合作社张主任经常在东关零销鸦片，当晚又将卖鸦片50两，“该处即派督察队长及缉私员等四名前往缉私”，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第二天晚上，又查获张主任出售了鸦片毛重10两7钱（上晚因买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继续交易），于是张被扣，但“因张主任赖死不肯走，该处为着避免武装冲突，故未勉强将该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踪人员仍未发现，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接到禁烟督察处报告后，给359旅旅长兼延属警备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转去禁烟督察处的要求——“请转告延属警备司令部，将该张主任解案讯办等情”，希望王震“查照办理为荷”。同时，贺龙也给兼任禁烟督察处主任的叶季壮去函，告知已将来函转给延属警备司令部，让王震“查明办理”。显然，359旅的人，没有王震点头处理不了。至于此事最终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办理”，因未查到相关史料而无从知晓。但3月24日贺龙再次给王震去函，是绥德市民张作有告状，说21日晚张主任交货他是协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从中获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贺龙的意见是，“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禁烟史料》第264－267页）贺龙说“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而没有说私贩鸦片是违反禁烟法令，显然是对内说的，因为鸦片统一由叶季壮任局长的物资局统一销售是内部政策，而对老百姓来说私贩鸦片是犯法的。

边区党政军在“特产”贸易中的冲突

上文359旅合作社和禁烟督察处的冲突，暴露了一个问题，其原因，就是贺龙所说的“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此事的背景，是边区贩卖鸦片政策的演变。从现有资料看，为了渡过难关，从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财政厅主张向国统区贩卖鸦片以维持贸易平衡，解决财政难题。刚开始时，贸易由边区政府贸易局下属的光华商店具体负责。但这只是在边区政府系统，部队和机关所属的公营商店各自经营“特产”贸易，边区政府也管不了军队，所以未能归于统一。1941年8月，贸易局会同各方组织西北土产公司，实行“特产”专卖。1942年初，贸易局转归财政厅领导，同时成立了禁烟督察处，由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督察处处长。到1943年初，禁烟督察处与贸易局合并，成立物资局，下设土产公司，禁烟督察处处长由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兼任。同年11月，为加强缉私工作，各级禁烟督察机关一律并入保安机关。1944年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土产公司不变。（《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167、187页）

由于边区负责鸦片贸易的职能部门是财政厅、贸易局、物资局及禁烟、缉私部门，它们“既要禁烟，又要经营，但不允许别的部门和单位经营”（《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但是，鸦片贸易利益极大，而边区党、政、军是不同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自己的生产任务，这就难免要发生冲突。此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靠“特产”贸易最赚钱，部队机关生产人员普遍产生依赖“特产”赚钱、完成生产自给任务的心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在缉私工作上，我们的困难是相当的大，首先是军队机关为了完成生产自给的任务，他们不顾整体，漠视政府的法令，武装包庇走私，包庇偷税”。（《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6页）陇东负责鸦片贸易的人说：“因为大家都想抓钱，以解决自己的困难，有些机关、部队也在私下里经营大烟土买卖。这给财政带来了严重混乱。”（《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而刘向三1944年的报告中则指出：“许多经济干部思想上没有彻底改变，以为只有大烟才能解决大的问题。因此，轻视其他生产。”“从四一年到现在我的经验特货发财思想是继续着的”。另一份反映358旅种罂粟、卖鸦片的报告中，716团干部说当年他们的生产计划是每人种地15亩，调查者问：“去年二十五亩多都不够吃半年，今年为什么又少了呢？”回答是“有别的补助办法”，亦即种罂粟，“说每人在开荒地这隐蔽地方种五亩大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在八旅团以上干部会讨论生产问题时六团政委颜金生（说）如果各团能种点大烟比开荒强多少倍”。（《禁毒史料》第221－223页）颜金生是358旅716团政委，可见从团领导到普通干部看法是一致的，思想是统一的。

第二，从事“特产”贸易的部门相当广泛。从事“特产”贸易是边区财经部门的本职工作，这已如上文所述。但边区其他部队、机关从事“特产”也相当广泛，而军队尤其严重。359旅种罂粟自产的鸦片看起来是通过自营的大光商店售出。其他部队、机关卖鸦片的例子也很多。据一份报告，358旅的贩卖鸦片的情况，严重程度与359旅有一比。（《禁毒史料》第221－224页）贸易局则提到385旅在陇东“用食盐掩护特产出口”。（《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4页）

贸易局曾经抱怨：“关于特产走私多的时候或代销货多的时候（虽然经过土产公司的，但是自找买主，自定价钱自收物资和外汇），就会影响特产的推销，并影响到一切的贸易管理，换不进物资与外汇。”（《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84页）“公营商店违犯法令，搞特产生意，延市（晋绥、大光、运合、民兴、汇兴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栈、西北商店）就有1781斤。”此处的几个商店，晋绥（过载栈）属于120师后勤部，大光属于359旅旅部，运合属于南区延市合作社和西北商店，民兴属于中央警备团，汇兴隆属于教育厅，大成永属于独一旅，公裕栈属于延属地委。（《财经史料》第四册，第82页，第251－255页，第276－277之间附表）由此可见，参与“特产”生意的部门很广泛，党、政、军、学都参与了。前述刘向三报告也印证实了此点，报告中提到走私鸦片的有：

在县，358旅的警备营、八团，炮兵团走私鸦片；

在关中分区，军队方面如警一旅，358旅的五团，轰一旅等；

属于地方党政机关的，如地委总务科，分区保安处缉私队一面缉私一面走私，新正运输合作社，财经分会领导的衣食村煤炭公司。

报告中有一句总结的话：关中分区鸦片走私“除专署尚未发现外，其他机关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曾做过”。（《禁毒史料》第268－272页）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也说到：“按走私的部份来说，军政走私多于群众走私，军政走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己贩运（或武装贩运），第二，包庇私商（大部分是武装包庇）。如绥德分区缉私委员会主任系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人员兼任的，而他们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即无私不走。”绥德的驻军是359旅，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即是王震，而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主要是大光商店，可见此处说的是359旅。此文后面还说：“驻在边区的野战军各旅部队的商店，更是仗势进行着违法走私，破坏金融，××旅在绥榆两区进行走私时，常跟从武装护随，无人敢于问津。新×旅、独×旅、教×旅、×旅去绥德经营商业，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敌币、白洋、特产、查禁品，真是无私不有，缉私机关不敢过问。”（《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这里提到了很多旅走私“特产”，说明军队经营“特产”的普遍性。其总结是，“军政生产人员走私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4页）。

4月15日（年份不详，可能是1942年），霍维德就禁毒问题给“高书记”（可能是西北局书记高岗，或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高自力）写信并请阅转陈云：“严禁机关、部队、公营商（店），不能做此生意，违者应严办”。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机关部队经营的商店有很多在做毒品生意，需要严禁，违者应严办，建议“破获后警备区延长延安等地应杀人严办才行”。（《禁毒史料》第225页）

1941年12月11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发给绥德县县长曹力如指令：“十一月二十六日呈悉。查该吉镇人民合作社在固临县境出售烟土，既系触犯政府法令，即不应姑息宽假，自坏法纪，所请发还该项烟土一节，殊属不当。且根本禁绝贩卖烟土，本府已于上月与八路军总部会衔布告在案。”（《禁毒史料》第227页）这说明绥德县长曹力如支持下属经营鸦片生意，对抗边区政府法令，在鸦片被查出没收之后，还想“发还”，被认为“殊属不当”而驳回。

负责缉私工作的部门自己也走私“特产”。1946年有关部门所做的税收工作总结中就说：“税局本身缉私工作差，走私多”，“缉私人员取消改为验货员以后走私更多了”。（《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5页）

第三，职能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

前文提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到了军队武装走私让缉私机关“不敢过问”。报告中随后举了个例子，1945年，“因税局检查×旅九成商店，结果几个缉私员被该店在屋内打得头肿眼青，专署地委不能解决，后绥德税局长亲到延安西北局也未解决”。举的例子还有：“三边司令部的营业部门将私货放在窑内，门上贴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关中驻军商店贩运私货，当税局缉私人员去执行检查时，威胁说：里面有炸药，炸死你们不负责任。”（《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

但是，边区政府毕竟负有筹措经费、维持边区财经稳定的责任，也不可能完全任由走私蔓延，所以摩擦时有发生，359旅因私贩鸦片就与边区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发生矛盾，案例已如前述，独一旅也有贩卖鸦片与禁烟督察处发生冲突的事例。

此外，还有一种矛盾，是边区政府法令不准部队机关私卖，但可交货给职能部门去代销，有些委托售货的部门对低价售货而使他们吃亏不满。1943年5月，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纲中专门分析特产贬价导致的事件。据他的分析，贬价是为了和“顽方”（国民党军政力量）竞争，因为他们“多方设法贩卖特产以与我们竞争”，双方在打价格战，“特产又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品，万一顽方的计划实现，则我们的出口货即减少三分之二，财政与供给固然无法保证，金融与物价，更无法稳定。在这个时候，是空想高价卖不出去好呢？还是贬价以争取胜利好呢？”“我们的存货又多又坏，坚持高价听其卖不掉而腐坏好呢？还是贬价速售，加速资金的流通（这是最平常的商业常识），并以此做抢购新货的资金好呢？”（《财经史料》四，第431－432页）答案当然是后者。尽管他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情理的，但其他让其代售的部门未必这么看，对把鸦片交给物资局统一出售有意见。比如358旅，“在后方卖大烟和打埋伏走私”，“因在团以上会讨论交各单位大烟去物资局是有些干部不满……㈣六团供给处人说旅部要我们交大烟，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房子装大烟呢？（他在B供住着算账时看见的）”（《禁毒史料》第222页）

中共高层对产销鸦片的争议

中国近现代受鸦片伤害很深。对于鸦片的危害，社会早有共识。如1940年3月25日由王震签署发布的《陕甘宁边区绥德专署关于查禁烟毒的布告》里面说：“查鸦片烟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首先拿它来毒害麻醉我们”，“过去腐败贪官仅藉禁烟来发财，因而准许鸦片烟的公开买卖”，“希望从事于鸦片营业的人和吸食鸦片的人，要了解，你们作的是亡国灭种的坏事情，是绝对不应该的”。1940年5月15日陇东分区庆阳县政府发布彻底禁绝烟毒的布告，内说：“查烟毒为害，倾家荡产，贫国弱民……际此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危急关键，凡种烟造毒及贩卖吸食之人，如不悔改振奋，岂非羞愧难当？”1941年10月23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禁烟布告（总司令朱德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查烟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事实昭昭，毋待详述。”（《禁毒史料》第143、178、55页）

但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这种情况在边区内部高层中引起什么反应？

前文述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为了解决财政难题，1942年元旦那天，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暂时解决了困难。从现有材料看，边区政府自己进行鸦片贸易的政策是南汉宸提出来或其与副厅长霍维德两人商议后提出来的。南汉宸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召见，畅谈四个小时，委任其为边区政府财政厅长。

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编写、1993年出版的《南汉宸传》说：“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还没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厅长霍维德神情肃穆地走了进来”，沉默了一刻来钟后，霍维德告诉南汉宸，“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南汉宸知道出事了。霍维德告知：“我们有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南汉宸去见毛泽东，“毛主席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便将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窘境和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论。’”所谓明修栈道，是指运盐。南汉宸向毛泽东汇报，尽管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现在，会计科长那里是一个钱也拿不出来。我们边区5万多的部队、机关、学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学习下去，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剩下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陈仓小道了。”（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7页）

此段描述，也说明了对于经营“特产”，中共内部曾有不少反对意见，但最终经毛泽东拍板。不过，中共高层是否就此开过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呢？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涉及了这一问题，并且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

《延安日记》1943年9月22日写道：“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依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谢选骏指出：王震之所以仇恨《河殇》并四处诋毁之，就是因为《河殇》批判了“黄河心理”、影射了延安精神、触及了王震的“鸦片生意”，因为正是王震这个常败将军在南泥湾大肆种植罂粟、熬制鸦片、贩卖烟毒。王震批河殇，正是出自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历史绝望。

【088、为何“六四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李锐六四日记：“事已做绝，何以对天下”》（美国之音 2019-05-27）报道：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记述六四当天所见的日记在香港发表，了解那次六四事件又多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另外，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说，李锐日记有助于了解镇压六四事件的起源。

香港明报5月27日首次刊登毛泽东前秘书李锐1989年6月4日那天的日记，并配发了日记的照片。李锐日记原件目前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保存。

有关资料说，李锐，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京，2019年2月16日逝世。他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等职，并曾任毛泽东的兼职工业秘书。

明报整理的李锐六四日记文字详细记录了李锐本人目睹的情况。当时李锐家住北京城区西侧木樨地一带临街的部长楼小区，居高临下便可观察解放军部队进城后向东，朝天安门广场方向运动的情况。报道说，李锐夫妇当时在阳台上“蹲下观看”。

李锐写道：“大概12点左右，枪声渐近，人车流向东奔跑。霎时大道寂静无人，始大开眼界，长方形防暴警队走前阵，两边持盾牌者向左右跳跃掷弹。带（戴）钢盔步兵成方阵随后，然后是军卡车，间有装甲车，军车两边步军成蛇形前进，冲锋枪端着时而斜射，时而扫地，时而朝天，中速前进。两边高楼阳台都有观者……楼上一群青年蹲着从阳台板缝中齐声呼喊口号：法西斯、流氓、土匪等……立观时看见持枪向两边高楼点射或连发。”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我爸爸的文笔特别好，我当时看的时候，心里都特别难受。六月四日我也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况，他把在阳台上看到的整个情况，部队的行进等（都记录下来），等于历历在目了。国外传的，这么说的，那么说的… 有的时候会污名化，故意夸大。我觉得，李锐的日记可信度很高，因为当时他没有向任何人宣传，而是自己记下来，这个（日记的）事情也没有公布过，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明报整理的李锐日记文字还显示，“晚上十里长街，人潮车流东西来去，间有举旗者驶过。十一点左右，人们在搬路障，将几辆无轨（电车）推到木樨地桥边去。隔离墩、铁栅等横拖路中。近12点，西边阵阵枪声传来，人群时进时退，不时有板车抬伤亡者向复兴医院奔去。”

报道说，李锐称执行清场大开杀戒的解放军27军“凶狠”，并说“事已做绝，何以对天下”。李锐这一天的日记还有几个英文字Black week-end（黑色周末）。

李锐女儿李南央说，李锐六四当天的日记，以及前后一段时间的日记，提供佐证六四镇压惨状的同时，还应放在更大时间框架内认识。她说：“不能单单看他日记的六四那一段，要往前推。我觉得他的日记最关键的那段时间（的内容）能够看出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决策。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有个决议，决议里头就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话了，而且说得非常坚决，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学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我们要谈十年，二十年……”

李锐日记迄今尚未全面公布，其日记提供的有关细节，无疑将为史学家和公众了解六四事件起源提供新的视角和资料。

六四事件发生在中国，其影响远远超出国界。5月26日香港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大游行上，一位法国人自发加入游行行列，并且一度与支联会主要领导人共同走在游行前列。这位法国人事后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游行是为了纪念1989年的民主运动。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而言，那是一次世界大事。我认为，全世界应该继续牢记我们历史上这次重要事件。1989年的运动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发生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谢选骏指出：“六四事件发生在中国，其影响远远超出国界。2019年5月26日香港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大游行上，一位法国人自发加入游行行列，并且一度与支联会主要领导人共同走在游行前列。这位法国人事后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游行是为了纪念1989年的民主运动。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而言，那是一次世界大事。我认为，全世界应该继续牢记我们历史上这次重要事件。1989年的运动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发生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和转折点。’”——为何“1989年发生的（六四）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呢？因为六四屠杀激起了东欧人民的恐惧和愤慨，直接导致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连环解体，并在两年后彻底瓦解了万恶的殖民帝国苏联！而《河殇》被中共中央机关报定义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1986年初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则是1988年播出的《河殇》的蓝图。如果谢选骏在1989年也像裴多菲那样死掉的话，也可以算作一个世界历史性的坐标了！可是命运让他继续写作，出版完成百卷全集，创造了另一个奇迹！

【089、我们的孩子回来了】

《在美国今年的“六四”不寻常》（2019年6月10日 转载法广RFI 旧金山特约王山）：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今年的“六四”，与往年相比，不寻常，这不仅仅因为今年是“六四”屠杀30周年，还因为，中共当局竭力要人们忘记他们30年前血腥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暴行，而中国人与国际社会对“六四”的记忆反而越来越清晰，中共受到的谴责比任何时候更强烈。

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举行了纪念“六四”的活动，有比往年更多的人参加。雕塑家陈维明根据“王维林挡坦克”照片创作的世界第一座“坦克人”雕塑6月3日晚在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揭幕，有500多人参加，参加人数为历年之最。今年有“六四”亲历者带着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2000多张照片、有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解放军报》记者带着封藏30年的记忆，从中国来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讲述他们亲眼所见的89民运和“六四”屠杀。

今年有“六四”后出生的“89第二代”参加各地的纪念活动，旧金山华人在唐人街中国民主女神像下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89第二代”杨倩怡的发言触动人心，她说：“我的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如果当年你的孩子是广场上的大学生，他只是为了一个信念，就惨死在坦克机枪之下，你会是什么心情？如果你的孩子死在天安门广场上，你只是想悼念一下都会被警察拘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六四’不仅仅是30年前发生的一场历史惨剧，‘六四’象征着中共撕下了他们伪善的面具，告诉中国人民，只要在它的统治之下，民主和自由是不可能的。”因此有谁说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六四”，至少在美国，这不是事实。

美国人也不但没有忘记“六四”，今年更向全世界表达了他们对“六四”的重新认识。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毫不含糊的称“六四”为“大屠杀”(full-on massacre)，她说美国与国际社会将继续要求中国公开死亡人数以及被拘捕、失踪者的下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民“英雄般的抗议运动 ”表达敬意，严厉的抨击中共领导人暴力镇压和平示威，中国的“一党制”政权压制人权。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席国会“六四”听证会，接见流亡美国的“六四”学生，参加的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六四”纪念会，她说“今天我们记住30年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屠杀，我们记得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勇气，他们和平地与一个压迫的政权抗争，要求他们应得的自由和人权。”美国当局的纪念活动仍在继续，彭斯副总统将于本月对“六四”30周年发表历史性的讲话。

“六四”后多年来，人们一直呼吁中共“平反六四”，今年这种呼声听不到了，所有人都认为，中共没有资格“平反六四”，只要中共存在，“平反六四”便是幻想，因为对中共那意味着清算它建政70年来的所有罪恶：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民族的道德精神万劫不复，生态环境毁灭不可逆转，亿万资产被官员侵吞，等等。中国人的麻木与忍耐快走到尽头了，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可能成为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美中贸易战从经济打到政治与人权，动摇了中共生存的根基，美国与西方世界对结束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摧毁这个危害人类百年的共产主义的最后邪恶堡垒，正形成共识。“六四”30周年纪念使人看到：国内、国际大环境在迫使中共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坟墓，清算中共“六四”屠杀的罪行，和清算中共建政70年以及上溯至1921年建党以来的所有罪行，这一天到来，不会太久。

历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让人感受的是悲愤；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让人感受到希望、给人以力量和激情，今年的“六四”，不寻常。

谢选骏指出：不仅在美国今年的“六四”不寻常，今年哪里的“六四”都不寻常！为什么“今年的‘六四’不寻常”？因为“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因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因为“六四亡灵投胎的好汉已经二三十岁了”——我们的孩子回来了，我们的孩子穿过历史的烟云回来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创造新的传奇！让我们含着眼泪欢迎，我们的孩子回来了。

【090、无政府状态下的中国——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六】

人们都说中国存在一个专制政府。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面是：中国事实上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之下。

只要看看下面的这篇网文就知道了：

《6种最容易造假的中国食品 一定要注意》

1.蜂蜜

在最开始的时候，造假者只会在蜂蜜中添加蔗糖，可加入蔗糖的蜂蜜不仅香气变淡了，而且颜色也变了，很容易就被察觉。

后来加果葡糖浆再加点香精，那些以次充好、用低价蜂蜜充当高档蜂蜜的造假方法，就难鉴别了。正因如此，小编对蜂蜜这一类产品总是持有怀疑态度。如果大家想要买到靠谱的蜂蜜，就必须货比三家，找信得过的商家购买，尽量降低买到假蜜的概率。

2.葡萄酒

假酒制作主要靠灌水和使用添加剂，贴上假冒国内外名酒标签后，成本不超过一块钱的劣质品摇身变成了名酒。更黑心的造假者甚至连一点葡萄酒原酒都没有，直接就是酒精、水、添加剂和香精的混合物。

葡萄酒的另外一种造假方式是以低价的葡萄酒重新灌装在高档酒瓶中。这些造假者会在全国各地寻购名酒的酒瓶、酒标、木塞等原材料，用廉价葡萄酒重新灌装后，贴上“拉菲”、“拉图”、“木桐”等国际知名品牌的商标，随后通过物流公司销往各地。当然，这种制假手段并非国内独创，国外也屡见不鲜。

现在已有一些实验室运用红外光谱、指纹图谱等方法开始葡萄酒的鉴别工作。然而，对于普通老百姓真的只能吃哑巴亏了。

3.牛羊肉

上面是2013年陕西西安的牛肉造假案，经过这些工序后，原价11元/斤的生猪肉摇身一变，变成了34-40元/斤的熟牛肉。

两种最容易造假的羊肉，一种是羊肉串，一种是羊肉卷，基本上都是用鸭肉、猪肉、狐狸肉以及一些来源不明的肉拼接在一起的。做假牛肉可以用牛肉膏，做假羊肉有羊肉精，甚至，有些商贩为使假羊肉更逼真，让其有膻味，还故意泡到羊油中增味。

4.鲜榨果汁

鲜榨果汁造假方式比较简单，就是用果汁粉或者果汁原浆、添加剂、香精勾兑成的，这个“假”字主要体现在没有鲜榨。假鲜榨果汁一般出现在饮品店、（自助）餐厅、酒店这些地方。

从感官上区分果汁是否是鲜榨果汁比较简单，一般来说，鲜榨果汁味道稍淡，而勾兑果汁由于甜味剂、香精的添加，味道非常足。大家不妨自己在家压榨果汁，喝过几次以后，应该就可以喝出它们的区别了。

5.食用植物油

为了牟取暴利，造假者一般会在高价油中掺入低价油。比如在橄榄油中掺入玉米油、核桃油；在芝麻油中掺入菜籽油、棉籽油、大豆油；在菜籽油中掺入棕榈油、棉籽油等。除此之外，造假者还会在食用油中掺入桐油、蓖麻油、矿物油、地沟油等非食用油，但这种情况较为少见。在食用油业有句话叫：油掺油，神仙愁，可见不同的油掺杂在一起，识别难度是非常高的。

作为“十大最易造假食品”之首，橄榄油在欧洲掺假率比较高，但在我国，由于国人接受程度低，市场化程度低，没有形成产业规模，故掺假率比较低。最常见的掺假油主要有花生油、芝麻油这些。

6.粉条

在所有粉条中，红薯粉条是最容易被造假的。造假思路也很清晰，就是以次充好。在红薯粉条的生产过程中采用其他廉价、低劣的淀粉（玉米淀粉、木薯淀粉）来替代红薯粉，颜色不深则添加墨汁、色素进行调配。

最黑心的造假者根本不用一丁点儿淀粉，用的都是工业明胶。在2015年山东省破获的一起食品造假案中，造假者使用工业明胶和工业甲醛制作的粉条，含有大量甲醛和重金属镉，甲醛能导致癌变和白血病，而镉能严重损害人体内脏器官。这样良心泯灭的造假者，让人怒不可遏。

……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不提政府责任，而要消费者自己负责。这说明中国现今没有一个责任政府，所以伪造食品的罪行不会受到司法追究。要消费者自己对食品商的罪行负责，这是办不到的，除非人人都变成食品专家和执法部门。否则即使发现了伪劣食品也无法追究其责任，无法得到相应的理赔。正是因为政府的缺位，中国的伪劣产品才会横行世界、流毒中国。

【091、武汉瘟疫比六四屠杀进了一步】

和1989年六四屠杀相比，2019年开始的武汉瘟疫多多少少体现了一点“历史进步”——“政府”一个月里面就承认了多一半的死亡数字。而六四屠杀都过去了三十年了，“政府”承认的死者，还是那么百分之三——即一万多人的死难者里面的三百多人！

《武汉官方大幅修订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统计标准仍受质疑》（BBC 2020年4月17日）报道：

中国武汉周五（4月17日）宣布新核增1290例死于新冠肺炎的病例，这意味着这座城市在疫情中的死亡数字被上调了近50%。武汉官方同时还将确诊病例数上调325例。武汉虽然已恢复对外交通，但住宅小区仍实行封闭式管理。官方解释称，这是由于疫情早期有患者在家中病亡，救治高峰期医院超负荷运转，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

武汉市的此次修改被认为是回应中国民间愈发强烈的要求公布真实数字的压力。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亦多次对中国的疫情情况提出质疑，但中国称，中国在疫情信息发布上始终抱着“公正、透明、负责任的态度。”武汉是中国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当地从1月23日开始宣布“封城”长达11周，但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对外交通已经恢复。

死亡人数上调近50%——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周五（4月17日）发布通报称，截至周四（4月16日）晚，武汉的确诊病例核增325例，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这让武汉全市的累计确诊人数上升至50333人，死亡人数则猛然上升至3869人。

武汉官方在通报中解释称，数字的变动是当局通过成立专门的调查组，对当地对所有涉疫地点的数据“进行全采集”，包括发热门诊、方舱医院、隔离点、社区、养老机构等，“逐人排查核对”得出。武汉汉口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消毒工作。官方还解释称，数字的上升一方面是由于疫情早期病人激增，医院收治能力不足，有些患者没有入院治疗便在家病亡，另一方面是在救治高峰期，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但否认有“瞒报”。

不过，武汉官方并未说明新增的“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是指生前并未确诊、死后重新纳入确诊范围的病例，还是去世前便已确诊，但当时未计算进入死亡数字的病例。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并未回应BBC的咨询请求。“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丁学良是研究SARS（即“非典”/“沙士”）时期中国应急体制的公共政策专家。他对BBC说，虽然当局上调了病例数字，但并未说明统计的起始时间，也未详细说明统计的计算指标，这让外界“无法判断数据意味着什么”。“国际上很多国家也为这个头疼。在疫情全面爆发之前，一些地方就有很多人因呼吸道感染死亡，可能就算在特别严重的流感的范畴里，”丁学良说。“所以开始的时间至关重要。”武汉是中国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当地从1月23日开始宣布“封城”长达11周。“因为新冠感染的相当一部分人是老年人，他们本身就可能有很多疾病，也会产生并发症。比如美国，任何人只要和新冠沾上边去世了，都会被算进去。武汉是怎么算的，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他补充道。武汉是中国疫情最初的爆发地，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死亡的人数占据中国死亡人数的近8成。根据官方最新数据统计，中国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死亡人数将上升至4632人。

数字疑云——在官方发布修订数字之前，有关武汉的真实死亡与感染人数是多少、是否与官方数字存在较大差异，一直是中国互联网讨论的热点。很多武汉当地人称，在疫情爆发初期，有许多新冠肺炎疑似患者没有送医便在家去世，还有患者送医后也未获得确诊，只能被算作因“普通肺炎”或“病毒性肺炎”去世。

有中国网友自发在多个平台建立“未被记录的Ta们”项目。号召武汉当地人通过问卷的形式，收集未被官方数字所涵盖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名单，让亡者不被遗忘。截至周四（4月16日），该项目已收集了172人的信息，他们的官方死因包括“流感”、“肺部感染”或“病毒性肺炎”等。“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真实的死亡数字比公布的要高得多，很多人的死亡原因写得都不是这个，”武汉市民王军（化名）对BBC说。他的父亲在今年2月因新冠肺炎去世，但在近期领取骨灰盒时被告知需要父亲所在单位工作人员的陪同才能领取。

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称，武汉一位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曾透露，在疫情期间，尤其是1月下旬至2月上旬的20天里，由于核酸检测不足，其医院同期有几乎与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病例数量相当的疑似病例去世，以至于在家中死亡及其他非新冠死亡病人的具体数字，只有街道及民政部门掌握。

今年2月，另一家中国媒体《财经》杂志也曾刊发调查报道《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报道称，武汉某定点医院上报需要确诊的疑似病患需要从科室、到医院、到区再到市里层层上报。该医院医生表示，如果没有确诊就去世，不会被计算为确诊死亡人数，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另一名定点医院科室主任则表示，该医院门诊在当时一天有近120名发热病人，其中大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终被收住院。但这篇报道的网络版本已在该杂志官网下架，社交媒体和门户网站的转载版也纷纷被删除。来自中国其他地区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已全部撤离武汉。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1月到3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七版确诊标准。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本·考林（Ben Cowling）对BBC说，武汉最初的检测非常细致地聚焦在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重症肺炎病例上，华南海鲜市场曾被认为是新冠肺炎的起源地。多家中国媒体曾报道，在武汉疫情爆发早期判断病人是否确诊时，武汉市卫健委曾提供两个不同版本的指南。相比于提交给国家卫建委专家组的绿色指南，武汉的地方医院接到的白色指南对于病患的上报标准更加严苛。

其中，有“华南市场暴露史”或“类似病人接触史”是必要条件。有一线医生表示，这导致初期上报的病例数量相当稀少，“按照这样的标准，几乎没有病人能报上去。”本·考林教授与同事的研究估计，如果在整个爆发期间使用第五版病例的定义，他估计到2月20日将有23.2万例确诊病例，该数字是中国当时汇报数字的近3倍。

武汉解封：湿货市场老板说“今年是个荒年”——不过，也有医生认为，尽管死亡人数可能更高，但不会有数量级上的差异。“不可能有很多，因为那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王行环医生在4月12日对记者说，他是此次疫情期间临时修建的雷神山医院院长。他强调，他不是在为政府说话。

国际压力——除了国内民众的质疑，中国政府显然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次批评中国隐瞒疫情。在周三（4月15日）被问及为何美国感染人数如此之高时，他再次指责其他国家在死亡率方面撒谎。“有人真的相信其中一些国家的数字吗？”他点名中国。马克龙提出质疑后不到一天，中国宣布低估了武汉新冠肺炎死亡数字，新的数字比原有数字多一半。 

此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直警告白宫，中国少报了新冠病毒的感染数。该机构认为，根据美国的抗击病毒预测模型计算，中国的数字不可靠，但其并未提供更加准确的数字。《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由于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中层官僚一直在感染率、检测和死亡计数方面隐瞒实情，中国政府“自己也不知道该病毒的规模，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盲目”。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的新冠确诊人数已超过66万人，死亡人数接近29000人，死亡率约4%。根据中国公布修正后的官方数据，中国整体的死亡率约为5.5%，武汉约为7.6%。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周四（4月16日）对《金融时报》表示，他尊重中国，但也不要幼稚地以为中国很厉害，处理疫情处理得更好，因为“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英国外相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又译蓝韬文）说，外界必须就新冠肺炎爆发的原因向中国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也必须深究为什么不能早些预防。

中国政府对这种指责多次表示反对。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始终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每天都向世界公布疫情数据。“现在还有500多位外国记者在中国常驻报道，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问题。”

谢选骏指出：“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丁学良只知中国而不知美国，结果完全闭着眼睛说胡话——“比如美国，任何人只要和新冠沾上边去世了，都会被算进去。”显然他一点都不懂美国。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可以说，“在美国，任何人只要没有被确诊为新冠而去世，都不会被算进去，更不会做尸检。”但是，这不算中国式的瞒报，不算中国式的掩盖疫情。

《世界报：冠状疫情，为什么孩子很少中招？》（综合新闻 2020年4月16日）报道：  

标注日期4月17日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关注为什么少年儿童在这场大瘟疫中很少中招，即便中招，绝大多数也是轻症。该文试图找到答案。但这款病毒还没被认识清楚，所以只有一些假设。 世界报的文章暗示，总统马克龙宣布5月11日解除隔离，从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开始，大概与这款病毒对少年儿童威胁很小有关。不过该文警告说，孩子们并未完全幸免，统计数据显示，少儿中招率约为总病例的1%。

这篇由Pascale Santi 和 Faustine Vincent 联合撰写的文章例举了少儿冠状病毒的几个死亡病例，指出，这些年轻患者的死亡引发震惊和担忧。在法国，最年轻的死亡病例只有10岁。但据法国卫生总局局长所罗门4月7日说，这名孩童之前有严重的并发症。但在3月24日死亡的16岁少女病例，据她家人说，她没有其他疾病。

该文引述法国卫生安全局的数据说，截止到4月7日，110名14岁以下孩子检测阳性病例住院，其中32人被送深度抢救。这个数字不到总病例的1%。而15-44岁的病例则占比7%。在美国，美国疾控中心4月2日的数据显示，18岁以下的确诊病例为总数的1.7%。该文说，即便少年儿童感染了冠状病毒，也只有轻微症状，比如眼皮下垂，短暂面部神经麻痹，手脚有皮肤病变。

那么，孩童症状很轻的原因是什么？世界报说，目前冠状病毒还没有被认识清楚，现在只有一些假设。罗伯特-科恩医生假设认为，孩子能更好控制自己的免疫反应，比如对于天花，麻疹，腮腺炎等传染病，孩子的抵抗力就优于成年人。

还有一个解释：孩子比成年人多接种一些疫苗，这让他们的免疫系统处于不断增强之中。另一个推测是，孩子们比成年人更经常被一些无害的冠状病毒感染，他们体内产生了免疫抗体，这使他们能抵抗冠状肺炎病毒。

一个未取得共识的假设是，冠状病毒进入身体的门户之一是ACE2。而在孩子体内，这个ACE2还没有充分发育出来。另一个线索是，孩子的免疫系统产生的，用于抵抗冠状病毒的“干涉蛋白”比成年人多。

至于罕见的儿童重症病例，该文说，那些重症病例令人想到“遗传易感性”。儿科免疫学家卡萨诺瓦（Jean-Lauren-Casanova）刚启动了一项对于遗传易感性病例的研究。接下来，就是无症状传染问题。人们担心5月11日解除隔离后，孩子们首先返校，会不会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家人。目前有关无症状者传染的研究数据很少。但在三个星期前，一般认为是孩子把冠状病毒传染给父母，而现在这个判断被有些大夫颠倒过来，他们认为更多是父母传染给了孩子。对此，法国儿科门诊协会发起一项有关儿童在传染中的角色的研究。儿科医生们正在跟踪检测600名无症状少年。

今天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批特朗普冻结对世卫组织提供资金。说他破坏国际合作，玩危险游戏。因为世卫组织在冠状疫情大流行之际，承担协调全球抗疫斗争的责任。而2019年世卫组织获得来自美国政府和私人的资金为5亿美元，相当于总预算的22%。但世界报也说，世卫组织的管理远非无懈可击，正如世界报1月以来所做的调查显示，中国成功影响到世卫组织的某些决定，包括拖延宣布人传人。若早一些宣布，可能挽救许多生命。另外，讽刺的是，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却成为这次抵抗这次疫情的模范。

世界报还批特朗普惩罚世卫组织，指责世卫组织掩盖了疫情的严重性，是想让人忘记他自己的错误，为11月3日的大选作准备，削弱了国际合作，把全世界置于危险中。

谢选骏指出：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冠状疫情为什么孩子很少中招”的原因之一，就是孩子们吃到的人血馒头较少而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辈，由于负责对华政策或进行对话交往，三十年来已经吃进了太多的人血馒头里的隐秘之物。

《新冠病毒三个想不到》（综合新闻  2020年4月17日）报道：

新冠病毒肆虐如今，仍然令卫生当局的决策者，甚至传染病学家感到有许多未知的领域，费加罗报报道总结：至少有三个想不到。 

法国传染病学家，医学院士Anne-Claude Crémieux，2009年出版过一部如何应对sars及其他全球大流行的传染病的专著，她解释说，“人们每次遭遇新的病毒都感到非常吃惊，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反应”。

第一个想不到，小小新冠病毒征服全球。这个过程并不必然，中国公开的第一批信息并未预示这一病毒会在如此大范围流行，错误就在于以为疫情已被中国基本控制。顶多不过一如另外一个危险的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2012年出现在沙特，从来也没有传染到世界，至今仍然在中东地区负隅顽抗。可惜中国提供的官方数字最后留下的是一场巨大的幻觉，只有那些了解这个政体的人没有上当。另一位对中国颇有研究的医学院士Christian Géraut表示，“当我看到那些视频，我明白了情况要比官方说出来的严重许多倍”。费加罗报东亚记者Sébastien Falletti早已逃出中国官方数据的迷宫，他这样评论：“我不相信这些数据，因为这是官方的数据”。

第二个想不到与第一个有联系，是以为这一新冠病毒如同他的表亲SARS一样，主要是由带症状的患者来传染的。如此，一旦发现一个感染源，就有可能尽快阻断其传染路线，这一战略在于对所有接触过确诊患者的人进行排查，从而遏制传播路线。这一战略给卫生当局造成一个疫情可控的幻觉，法国新冠病毒教授Jeanne Brugère-Picoux说，这一战略2003年管用，但是那时候中国人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大批来到巴黎旅游。自从发现无症状和轻症状也能感染他人后，2003年建立起来的这一套应对方式被击得粉碎。

最大一个没想到涉及抗体寿命。4月12日，法国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Jean-Franois Delfraissy在意大利《共和报》披露的一个重大信息：“新冠病毒是一种很特别的病毒，我们发现能够应对它的抗体只存活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已经感染过的患者再次感染。”这一次，整个免疫力大厦，被视为有利于解封的王牌，垮塌了。让我们重新从零开始吧，每个人都戴上口罩。

谢选骏指出：“新冠病毒是一种很特别的病毒，我们发现能够应对它的抗体只存活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已经感染过的患者再次感染。”——这样的武汉病毒，俨然像是一个“复仇天使”！“让我们重新从零开始吧”——这样的哀嚎，正是我1990年1月写作完成的《零点哲学》的历史回声！

【092、雾霾的原因在于“人命不值钱”——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八】

网文《十年难治好雾霾》给大家打思想预防针了：

在中国，治理雾霾最大的难点也在于“煤炭”。国内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短期内恐无法下调煤炭的比重。若改变现有能源结构，就意味着对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触动，这会引起利益争斗。

2011年后，雾霾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关于雾霾的成因、健康危害等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得足够多。而在雾霾成为生活的一种新常态下，我们的身边也发生许多新变化。身处层层笼罩的“仙境”中，我们何时才能重见蓝天呢？全面治理雾霾，需要十年，还是更久呢？

这些年，“穹顶之下”的新现象人才流失

雾霾所带来的生活环境的恶化，造成一些精英人才的流失。

雾霾对国内北方等地区的外商投资环境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据中国美国商会2013年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5个外国企业中，大约48%表示中国的空气质量让外籍高管拒绝来华工作。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表示，环境污染地区对企业和个人的吸引力降低，实则是降低国家和地区竞争力。这些无形损失的代价颇为高昂。

雾霾天航班取消

近日，因北京雾霾严重，航班大面积取消，国泰航空航班降落三次失败返回香港。

不过，在这其中，俄航“突破重围”。据微博网友@俄罗斯什么值得买爆料，俄航SU200从莫斯科飞北京的航班又一次准点降落了。网友纷纷赞叹“战斗民族”不同凡响。这也算为因雾霾造成出行不便的民众带来了一点谈资。

为应付雾霾检测洒水造假

最近，还有一则新闻引发关注。河北石家庄市五七路街道办事处雇保安在学府路附近拦阻过往大货车。原因是该路段的河北经贸大学内有个大气环境监测站，为了监测数据“好看”，禁止大货车通过。

监测站附近禁止大货车通行

不仅如此，据河北经贸大学的学生披露，监测站附近经常有洒水车作业，“路面经常湿漉漉的”。

雾霾板砖

行为艺术家坚果兄弟用了100天的时间，拖着一个工业吸尘器，在中国首都的地标性建筑物附近从大气中吸尘。然后，他把收集到的灰色粘稠物与红色的粘土混合起来，制造了北京空气问题的一个虽小、但强有力的象征。

艺术家制造的雾霾板砖

“尘埃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副作用，包括雾霾和建筑工地的扬尘。”他表示。

网友如是评价这项行为艺术——“在北京的人肺里差不多都有一块板砖。岁数大的可能有5块板砖。”

另一条写道，“把全北京的雾霾收集后，可以建设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环保局。”

在雾霾已成为生活新常态时，民众无法改变现状，只好竭尽所能规避一切负面结果。雾霾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也在不断发酵。在种种让人无奈的现象背后，治理雾霾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而让人更加无奈的是，雾霾的治理所要攻克的难题十分复杂。

治理难点

中国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表示，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到1/4，这是导致雾霾的根本原因。

曾被称为“雾都”的伦敦，也是在煤炭使用上发力治理，才恢复天清气朗的。

曾经的雾都伦敦

美国佐治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麦赫姆指出，伦敦摆脱雾霾的主要手段是禁止家庭和工厂烧煤。为此，它于1956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自上而下加强监管。此外，当时正值英国传统制造业生产向海外转移，国内开始产业转型，几年时间雾霾状况便减轻，城市的空气质量明显改观。《金融时报》曾引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理事会一名前负责人的言论，称这些治理雾霾的经验表明，真正的成功秘诀是“政府选择不需烧煤的经济增长。”

在我国，治理雾霾最大的难点也在于“煤炭”。国内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短期内恐无法下调煤炭的比重。若改变现有能源结构，就意味着对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触动，这会引起利益争斗，实现起来颇为复杂。

中科院院士、国家气象局前局长秦大河分析，国家费了很大劲才将煤炭在能源消耗的占比从70%降到现在的66%，本世纪中叶将降到55%左右。煤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煤的问题短时间解决不了，雾霾也难以治好。

除此之外，他认为雾霾的根治需要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来助力。尽管在中美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里，中国明确将清洁能源使用率在2030年提高到20%左右。但他认为，这对彻底解决雾霾问题作用甚微。要解决雾霾，必须要降低每一样产品的能源消耗量。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如果能够降到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就需要有重大发明。“可惜现在从教育到科学都做得不够，实用技术这部分也不够。”

中国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认为，除了能源结构调整这一根本性措施，治理雾霾也应在汽车尾气上发力。

美国洛杉矶也曾遭遇雾霾

美国洛杉矶也曾受雾霾之困。洛杉矶于1975年通过立法实现了所有汽车都安装尾气净化器，这在治理当地雾霾上是一关键性的技术举措。实践证明，这项举措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万本太具体举例称，基于北大、清华等高校专家们的研究，对于北京来说，汽车排放量是主要的污染物，占一次排放30%左右。为了从源头上控制这类污染，就需要使用清洁能源作为替代。“现在是国家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大家用清洁能源，不是不鼓励。包括车，像北京你要买一辆电动车，国家出钱补助你很多钱的。所以方方面面的政策鼓励你搞清洁能源。”

但目前的困局是，国内“盘子太大”，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难以在朝夕之间完全实现。而且，清洁能源的推广还需要解决投资不足以及技术水平有限两方面的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雾霾的问题，就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柴发合表示。

除此之外，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农民习惯于在冬季烧秸秆，这加剧了雾霾的治理难度。

秸秆焚烧加剧雾霾治理难题

目前，秸秆焚烧已成为影响东北地区秋冬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业内人士表示，在环境治理的“红灯”面前，禁止秸秆焚烧成了一个必须攻克的难关，而要真正地治理好秸秆焚烧的问题，光靠“问责”是不够的。

让秸秆得到合理利用，给秸秆找出一个出路，是防止秸秆燃烧的最佳途径，也是解决秸秆燃烧的有效方法。只禁农民燃烧秸秆，而不给农民出路，只堵不疏，会出乱子的。这就需要政府在资金、技术、人才甚至在设施上建立科学的秸秆处理体系，让秸秆发挥出效益。

雾霾何时才能消散

201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曾表示，国家已采取35项措施，把任务分解到重点地区、重点单位。相信随着“大气十条”的进一步贯彻落实，通过5到10年的时间，大气污染的状况会得到改善。

雾霾中的北京

“关键还是要转变发展方式、转变消费方式，提高公众和全社会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大家都有责任来采取行动。”他说。

而现在三年过去，城市中的雾霾愈发严重，最快五年的预计已难成现实。

盘古智库理事长、城镇化专家认为，基于治理雾霾技术掌握已有所提高、政治组织运用资源的能力较强，以及现在经济收入水平高，老百姓对雾霾的忍耐度大幅降低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治理好雾霾“快则十几年，长则三十年就会实现，也是一代人左右的时间才能改变。”

中科院院士、国家气象局前局长认为，十年内难治好雾霾。

但他也不无安慰地称，在改变能源结构上，政府已经付诸行动。北方已开了好几条石油天然气管道。“去年的能源消耗没有大的增加，碳排放也减了，可见，只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一点不放松，治霾还是有希望的。”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3）》预计，今后中国的环境可能继续恶化，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消除雾霾重现蓝天，可能还需要20至30年以上。

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4)》表示，即使是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快的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奇迹性的改善环境，也需要15年至20年左右的时间。连续两年报告对于治霾时限预期的缩短不知道能否称得上是一种进步。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变化经济学教授的预计更为具体，在2020年以前，应该会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国内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在2020年以前会有很大提升，二线城市会拖得长一些。

在雾霾中锻炼的老人

雾霾并非中国特色，在历史发展沿革中，众多国家和地区也曾经历同样的痛苦。在“重现蓝天”的治理路上，英国花了50多年，德国花了30多年，日本花了20多年……尽管硬性类比并不科学，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窥得一二，对自己身处的状况有更清晰的认知。有专家预计，鉴于国内大气污染涉因复杂，今后的环境存在着继续恶化的可能。

虽然治理雾霾不能一蹴而就，但任何人都不会想成为“被牺牲的一代”。不论10年、20年还是30年，我们迫切地盼望那一天到来得越快越好。

……

谢选骏指出：看了上面的废话，什么三十年二十年的，全是推诿，关键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命还是不值钱！在一个缺乏基本人权的国家里，要想解决污染问题，那是缘木求鱼。这是“由市场规律决定的”。

雾霾是六四屠杀的继续和扩大。

说六四镇压很及时很必要的人们，说血汗工厂很及时很必要的人们，现在你们可以知道雾霾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了——雾霾就在人们心里，“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

【093、习近平对六四难属比较良善吗】

《北京六四死难者家属万安公墓祭拜亲人》（自由亚洲2018-06-04）报道：

六四事件29周年当天，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和发言人尤维洁等六四死难者家属，在北京万安公墓拜祭。

香港电台报道说，6月4日早上，在当局安排下，万安公墓全日封闭，六四死难者家属前往祭拜29年前死去的家人。在墓前宣读祭文的天安门母亲成员段昌琦表示，就算讨回公道的路再漫长和艰辛，只要余下一个人，都不会放弃。

谢选骏指出：习近平允许万安公墓全日封闭，让六四死难者家属前往祭拜29年前死去的家人，还允许天安门母亲成员在死者墓前宣读祭文——他对六四难属比江泽民、胡锦涛较为良善吗？似乎是的。因为这些动作，在江胡时代都是不可能的。

《天安门母亲：当局监控六四死难者家属》（2018年6月5日 转载中央社）报道：  

北京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今天批评当局监控「六四」死难者家属。团体发言人则感谢香港民众每年举办烛光晚会纪念六四事件。

官方香港电台今天报导，在「六四」踏入29周年的今天，张先玲批评当局只是监控「六四」死难者家属，无视他们的诉求。她说，只要有母爱，天安门母亲的信念就能承存下去。

另据报导，对于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每年举办烛光晚会纪念「六四」，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表示感谢，指家属会感动和支持。

对于香港部分年轻一代不参加烛光晚会，她说，尊重香港年轻人的选择，但相信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追求正义和良知。

天安门母亲是「六四」死难者母亲成立的团体，目的是要为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

谢选骏指出：如此说来，习近平对六四难属的做法，似乎又与江胡时代一脉相承——他对六四难属比江泽民、胡锦涛较为良善吗？似乎不是。是与不是之间，历史就在这样的脉动之中。有人给我来电说：“六四29周年，岁月如梭，恍如昨日。”我们当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的历史（1949—1989）上，第一次公开发出全民共振的文明呼吁，按照这个尺度，毫不奇怪，它的修成正果，可能需要第二个四十年的血汗培育。1949——1989——2029——但愿如此！

【094、习近平会不会给六四平反】

《胡锡进推特谈“六四”批逃亡者 挨网友群轰》（2018年3月11日 转载动态网）报道：

（推特截图）

近日在推特上开通第二个账号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海外胡发评论，在舆论中掀起一股小旋风。3月10日，他在推特发表一则关于“六四”事件的贴文，未想被网友群轰。

胡锡进谈“六四”被网友群轰

胡锡进在文中说，“我周围经历了六四的人，今天回头看，理性上大多觉得当时我们做过头了。认为知识分子当时有些幼稚、冲动，政府缺少处理经验，党内又出现了严重分歧，导致了局势失控。……”

他以一个因依附体制而既得利益者的身份，批评逃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跑到境外的那些人，其中有少数人，一直生活在六四的阴影里。他们没走出来。他们没有选择随遇而安，而是把六四当作了自己在外谋生的资本，或者辅助工具。”

胡锡进还将海外反对中共的声音视为反对中国，他表示，“他们早已同当时绝大多数广场上的战友们分道扬镳。我们为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化而骄傲，始终与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但他们不是，他们在赌中国的崩溃。”

相关贴文引来大批网友围观讨论，有网友说，“中共是靠玩群众运动起家的，开枪就是一个分水岭：中共已经脱离群众，……”“从对平民学生开枪之时，他们就沦丧为人类渣子。”

也有网友质问，“老胡当年你也在天安门广场？？不错呦，，一个有志青年怎么堕落成胡编了。”“就想知道，是怎样的政党才能做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平民开枪的？不管是不是向前看或者是了维稳，那就要向平民学生开枪吗？”“那么多人白死了吗，胡主编喝着人血说着鬼话。”

还有网友留言，“胡编也创造推特圈的一个奇迹。推友关注你是为了能更及时更积极的骂你。都说人至贱则无敌，胡编以为然否？”“让我们推友充分领教了中国共产党员的脸皮到底有多厚。”

网友说，“六四最大的受益者实际是中共，流血牺牲给中共带来了三十年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现在红利已经用到头了，可惜没有人会再到广场上去抛洒热血，中共也就快完蛋了。”

有分析人士称，从胡锡进开通第二个推特账号，到近期频繁发表不同观点看，他似乎意在冲破中共海外舆论困境，而围绕在“六四”事件上的巨大争论，也是其化解的一个焦点问题。

“六四”镇压真相逐渐曝光

不过，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当年“六四惨案”拒绝镇压、事后遭撤职、逮捕、判刑的中共38军军长徐勤先，至今仍被人在家监视。他的司机刘建国于去年逃亡美国后，上月披露出当年大陆军中黑幕。

刘建国持有的一份“六四”镇压军事作战命令，证明当年部队进京镇压是铁的事实，当中还清楚说明部队下达命令的签署人。

2015年，《南华早报》前驻京记者科尔斯基（Tom Korski）取得的加拿大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中披露，一位老妇人曾跪在士兵面前为大学生求情，但却遭到士兵杀害；一个男孩试图帮助一位妇女和2岁的孩童逃命，但最终被坦克辗死；当时的士兵狂开枪，子弹打入周边房屋，许多居民因此死亡。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去年初解密“六四”机密文件披露，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共曾部署30万军人，在北京城内外戒严把守，且准备清场行动。

2014年香港《壹周刊》报导，美国白宫机密档案中记载，华府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中南海内部文件，评估“六四”发生后，死伤民众多达40,000人，当中10,454人被屠杀。

美方文件指出，当年江泽民一度下落不明、未有露面，直至1989年5月26日，美国驻港总领事安德逊向华府汇报，指从一名声称与江泽民家族有联系的香港商人口中得知，江泽民将取代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该香港商人形容江泽民是实际的机会主义者。

另据《真实的江泽民》一书披露，当年上海4000名学生曾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进行对话，同时请他说明为何要支持镇压学生。但江终未露面，这引发几千名学生在雨中齐声大喊“江泽民混蛋”。

2002年江泽民卸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又给政治局常委定下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

谢选骏指出：《环球时报》此刻提出“六四屠杀”的时机耐人寻味——正值“六四屠杀”二十九周年前夕，距离“六四屠杀”三十周年纪念还有一年有余，这是预热六四话题吗。有人屈指细寻思，这是否习近平要给六四平反而放出的试探气球呢？否则，难道是有人在迫使习近平给“六四屠杀”背书？迫使习近平承担本不属于他的六四责任？当然，最后一个可能最大——那就是重量级五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自己蠢透了，甚至活腻味了。

【095、习近平党中央为六四死难者报了仇吗】

《传“两面人”张阳阴谋政变 习近平下令抓》（2017-11-28 美国之音）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与中共中央军委原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2017年3月8日还在北京人大会堂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但是转眼之间就没了。

中共又一个将军自杀了，这次是上将张阳。中共宣布其“畏罪自杀”。党媒还宣布：这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是典型“两面人”。中共曾宣布“病死”的徐才厚上将是“两面人”。中共18大大张旗鼓反腐5年多来，倒下的两面人何其多。

新华社周二宣布，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因涉嫌卷入郭伯雄、徐才厚等案被调查，在11月23日“自缢身亡”。新华社说，张阳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

高级将领自杀频传

海外报道，上一个中共自杀将军是也在张阳任职的42集团军当过军政委的陈杰少将。南华早报2016年8月报道，54岁的陈杰是大量服用安眠药自杀的。

设在美国的博闻社2016年8月18日报道，中共海军后勤部企业管理中心主任李辅文13日下午从北京海军总部大院的100号/101号楼中间平台跳楼自杀。有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李辅文可能因在管理海军军队企业中有贪污受贿的嫌疑，被人举报并正接受调查。

从北京海淀区的海军大院的100号楼跳楼自杀的还有海军副政委马发祥，他2014年此楼15楼跳楼身亡。

遭到查处的前中共17届政治局委员郭伯雄、徐才厚两位上将也有贪腐、财产来源不明之罪名。据报道，张阳是郭徐的老部下，但是，习近平主政中央后、特别是拿下郭徐后，张阳多次检举揭发两位老上级，声称紧跟习中央，彻底反腐。

两个月前，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多维网曾报道：张阳在广州军区担任政委时别墅装修花费3百多万，都由商人买单。但是，海外有中文媒体报道，张阳的问题，主要是郭伯雄、徐才厚掌握军权大搞买官卖官时有所参与。

中国军网11月28日发表钧正平的文章说，张阳畏罪自杀，“用这种可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文章说：张阳是11月23日在家中自杀的。

这就是说：中共是在张阳自杀五天后才对外宣布其自杀消息的。

钧正平文章说：张阳身为党和军队的高干，丧失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法律敬畏、道德底线。他“台上台下两种表现、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嘴上喊忠诚、背后搞贪腐，是典型的‘两面人’。”

张阳为何倒台

按照中国媒体对张阳的介绍，张阳也是苦出身。他1951年生在河北武强，1968年参军，也是从战士做起一步步爬到上将。不过，他提干后，一直是担任政工干部：指导员、教导员、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再到集团军政委，大军区政委，总政治部主任。长期以来，总参、总政、总后统称解放军三总部，重要性可见一斑。

今年9月，中共军政改革后的总政主任张阳和总参谋长房峰辉突然落马。香港政论杂志《前哨》上月刊曾发表文章说：此二人暗中Y膘豰萿韖迭孝简M郭伯雄、徐才厚遗毒”，引起最高层不满，打算让他们19大换届时提前退休。

文章说，习近平推行军改，房的总参谋长变成了军委秘书长，张的总政治部也成了军委政治部，两人觉得被大大削权，本来指望在19大上升任军委副主席，却被要求退休，“更令二人心有不甘。”

“看中国”网站援引前哨的文章称：房张策划在19大前发动政变，结果走漏风声，习近平下令抓捕两人，政变流产。看中国的报道说：没有其它消息来源左证前哨的这篇报道，报道本身也没有提供密谋政变的计划和事件细节。

解放军网的文章说：“张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再次警示我们，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

“两面人”何其多

中共官媒说张阳是两面人，早在徐才厚倒台后，就有媒体这样形容徐才厚。2014年12月10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标题是：徐才厚是典型的“两面人”“国妖”。

文章说：“两面人”现象，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投机主义，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他善于表演，擅长伪装，用假面具掩盖自己及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丑剧。”文章说， “两面人”因迷惑性、欺骗性特别强，所以危害性、危险性特别大。待到东窗事发，他们往往已成为大奸巨贪，让人大吃一惊、难以置信。

上个月，中共召开19大。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杨晓渡在记者会上说，18大5年来，受到审查处理的“中（央）管干部”有440人。多维报道说，杨晓渡指出，官党治党确实曾出现一段“宽松软”时期，让孙政才、苏荣、周本顺等腐败分子，这样伪装的“两面人”有了可乘之机。

中共新闻网/人民网 2016年11月9日曾发表文章标题是：表里如一 不做“两面人”。这篇文章提到的“两面人”有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和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

多维报道说，杨晓渡的讲话，等于间接承认，18大以来，军队高官受到惩处的有160名，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张阳、高小燕等诸多将军。有海外评论称：这个数字，比中共建军85年后内战外战加文革倒下的将军总和还要多许多倍。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18大以来，军队高官受到惩处的有160名，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张阳、高小燕等诸多将军。这个数字，比中共建军85年后内战外战加文革倒下的将军总和还要多许多倍。”……？

因为第一，1989年六四大屠杀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滥杀无辜、造孽太大，已经变成“中国人民屠杀军”。

因为第二，18大以后，六四大屠杀的咒语“屠杀20万人、维持20年稳定”的已经满期，自然冤魂四出讨命来了。六四既得利益者全军覆没不说（一百多万遭到清算），解放军也难逃天罗地网的惩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习近平党中央”就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六四死难者报了仇。这姑且就叫做历史的报应吧。

至于赔偿问题，容后再看吧。

【096、习近平新时代迁都雄安为了告别六四血腥】

《英国揭秘外交档案 证实六四天安门屠杀超万人死亡》2017年12月21日转载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揭露中国国务院评估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最少有一万人死亡。图为六四事件时，年轻人站在坦克前阻止军队前进，也就是知名的「坦克人」。

自由时报报道：英国国家档案馆近来解密多份外交档案，包括记载1989年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资料。《香港01》派遣记者赴英查阅档案，撰写专题新闻，揭露中国国务院评估最少有一万人死亡，报导于今日刊载于网路上后，文章随即被删除。虽然《香港01》的文章随即消失，但香港网路论坛已转录全文。

报导内容指出，1989年6月2日下午，也就是中国调兵进入北京的前一天，英国驻中大使唐纳德（Alan Donald）拍电报给伦敦，引述知情人士消息，透露未来两三天将有军队进城。

六四事件隔天的1989年6月5日，唐纳德再发送电报回伦敦，指称有中国国务院的委员向英国提供消息，此人身份讯息至今仍完全被涂黑，显见解密后还是无法公开。文件指出，当时展开「暴行」的是山西第27军，指挥官杨振华是当时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侄子。27军士兵被通知前往北京是为了训练，并被禁止观看新闻。

1989年6月3日中国军队开始清场，原定规划成4个阶段，沈阳军区执行前3个阶段，以恫吓方式驱离民众，最后一步棋子才是让27军开火。但文件中记载的中国国务院消息称，沈阳军区行动失败，因此27军直接向平民和其余军人开枪。

当时沈阳军区军人进入天安门广场后，隔开学生和市民，并要求学生一小时内撤离，但过了5分钟左右，27军就开来装甲车展开无差别屠杀，过程中甚至用装甲车辗过罹难民众遗体，再用推土机将尸块收集起来。

在武力镇压平民的同时，有1000人获准从北京正义路离开，但那却是一条黄泉路，因为他们在正义路上被埋伏的机关枪射杀。此外，掉队不知所措的沈阳军区士兵，也被27军装甲车辗毙。该份解密文件指出，中国国务院估计最少有一万平民死亡。

除了中国国务院的资料，1989年6月4日，唐纳德在电报中形容北京经历了残酷和血腥的一夜，并在6月22日的电报评估约有2700至3400人死亡。文件中写着，平民的遗体不仅堆满停尸间，还塞满了地下道。

就天安门死亡人数来说，中国红十字会过去估算在2600到3000人之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曾引述了中国戒严部队秘密线人，得知中国内部文件记载天安门和长安街有8726人死亡，天安门以外的北京街道共1728人死亡，死亡人数总计为1万454人，和现在曝光的中国国务院消息人士提供的数字差不多。 

谢选骏指出：如果把习近平的“新时代”的思想和“迁都雄安”的行动，结合起来观察，似乎是为了告别北京城里的六四血腥。六四发生不久，有人要我估算多少人死亡，我脱口而出一万一百五十人左右。对方问我依据何在？我答曰：袁木代表国务院公开承认死了三百多人（结果升官发财），肖斌代表民间说死了两万多人（结果判处十年徒刑）——平均一下取其中，约为一万一百五十人左右。对方警我不可外泄，否则会被追究责任。不想现在将近三十年过去，解密的外交文件，竟然印证了我1989年时候的“思想主权”。

【097、新冠病毒流出了六四的血】

《国际社会为何向中共追责？因为“他们手上沾了血”》（美国之音 2020年4月22日）报道：

2020年4月16日，英国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接受如何穿脱防护服的培训，以免交叉感染。近日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中共）追责索赔的声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响亮。那么，国际社会为什么会向中共追责呢？

国际追责呼声越来越多——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星期一在自己的推特上说，他和其他22名众议员联名写信给蓬佩奥和巴尔，呼吁两人在国际法院向中国提出诉讼，使中国给全球带来的伤害负责。

4月21日，密苏里州政府向当地法院起诉中国政府处理疫情不力，导致该州承受庞大经济损失。美国民间已经诉诸法律，要求中国赔偿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州都有民众已经在起诉中国政府。

除了美国之外，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政府和民间人士近日也纷纷提出了向中共问责并要求索赔的要求。英国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 4月5日发布的报告说，疫情使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G7）造成约3.2万亿英镑的巨大损失。亨利·杰克逊学会还建议各国政府通过国际法院、联合国常设仲裁法庭、香港法院、双边投资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等渠道向中国索赔。

“中国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他们手上沾了血”——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卡拉斯卡（James Kraska）对美国之音说，向中国问责并不是因为病毒在中国爆发，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早期应对疫情时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并没有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他说： “这不是因为那里爆发大流行病。大流行病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即便是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做得完美，也可能发生大流行。问题在于中国有法律义务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并保持透明。中国2005年参与制定《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卫生条例》是一部由约束力的条约，中国是缔约国之一。中国同意保持透明，并向世卫组织提供所有信息。”卡拉斯卡强调说，由于中国政府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缺乏在健康领域内的透明和合作，这延缓了各国对该病毒及其控制方法的了解，也延缓了他们的应对，让全世界因此而经历更大的风险。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3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中国早三个星期对新冠疫情作出行动，全球大流行可以减少95%。美国国会众议员班克斯在提出向中国索赔新冠疫情损失的议案中也引用了这项研究。卡拉斯卡3月在美国军事博客“战争困境”(War on the Rocks)发表文章列举了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试图向中国民众和世界隐瞒疫情的一系列做法。他说，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中国农历新年庆祝前，疫情爆发的关键时候，中国媒体有意误导民众，让民众感到疫情不严重；中国打压发出疫情警报的医生；中国没有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人传人”以及医护人员传染的信息。他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并没有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遏制疫情的发展，例如，在疫情爆发期间，中国没有阻止武汉人前往世界各地，相反，在美国政府2月2日宣布对中国断航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甚至指责美国“实在太不厚道”。另外中国还拒绝国际卫生专家第一时间赶往疫情的爆发地等。克拉斯卡强调说，“他们（中国共产党）手上沾了血 。”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21日下午两点，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50万，死亡病例超过17万。美国的确诊病例升至788，920例。克拉斯卡提到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2005年5月由196个国家共同通过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则，规定成员国在处理健康问题，特别是在高度传染性疾病的管理方面承担义务。值得提出的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在2003年SARS爆发后修订的。2002年到2003年，因为中国政府隐瞒萨斯疫情，导致病毒蔓延至 28个国家，774人死亡。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各成员国负有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作出迅速反应的法律义务，监督并共享有关潜在爆发的的所有信息：“临床说明，实验室结果，风险来源和类型，人类病例和死亡人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条件以及所采用的卫生措施。”

问责是出于道义、全球治理以及未来的需要——迈克尔·奧斯林（Michael Auslin）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他 3 月31日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发表文章说，向中国问责是出于道义、全球治理以及未来的需要，世界必须确保中国政府为自己的过失负责。奥斯林在文章中说，中国政府早期非但隐瞒疫情，在后期，还试图利用疫情来扩大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地位。他在文章中也列出了中国政府早期的一系列不作为和隐瞒的行为，他说：“多年来，中国一直标榜自己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但是，这场危机却让其展现了自己的本色。一个不能再否认的事实就是，习近平政权对世界构成威胁。正义要求人们对其危险和残酷的行为在道义上追究其责任”。

从全球治理方面来说，奥斯林认为，中共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全球的政治治理。他说，中国没有及时、准确地向国际卫生组织提供充分的信息，相反还有意误导了世界卫生组织在“人传人”现象上的认知。他说，中共破坏自由国际体系并使全球机构屈服于其意志的做法绝不能够再被容忍。

奥斯林说，向中国追责也是为了防止未来大流行肆虐世界的事情重演。他说：“如果北京不用为未能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 说谎以及试图掩盖这种病毒的严重性而担负责任，或者更糟糕的是，北京因其行动而真正赢得全球的赞誉，那么，没有哪个国家会在另一种流行病爆发时，会觉得有必要对世界诚实，同样的致命惨剧也会重演。”

在中国的疫情缓解后，中国通过向全球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和派遣医疗援助队的方式，试图打造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把控制疫情打造成宣传中国政府治理能力、政治制度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案例。另外，中国还试图通过“病毒可能是美军投送”，“病毒源头不一定是武汉”等叙事方式来改写疫情的历史。

向中国索赔在法律上的可行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卡拉斯卡说，中国虽然不是故意要造成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但是中国政府的渎职做法确实导致了疫情在全球扩散。根据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相关责任条款，中国应该为新冠疫情中的不法行为负责，作出全面补偿。

不过，他又说，把中国告上国际法院，中国可以不应诉；把中国告上联合国常设仲裁法庭，中国也可能像对待南中国海争端案的裁决那样，直接无视国际法庭的判决，他认为最有效的问责方式是各国按照国际法的国家责任法来进行“自助”赔偿。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Marise Payne）4月19日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坚持要求对新冠病毒来源等问题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她还强调，世界需要中国对（新冠肺炎）信息保持“透明度。美国也希望向中国派遣一个专家组，调查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包括病毒是否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

谢选骏指出：国家社会遗忘了六四的血，结果呢？新冠病毒流出了六四的血！

《民调称三分之二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美国之音 2020年4月22日）报道：

新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受访美国人中有约三分之二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约90%的美国人将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视为一种威胁。此外，美国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心也处于历史低点。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星期二（4月21日）发布的这份民调指出，约66%的受访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创下皮尤自2005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调查还发现，约90%的美国人将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视为一种威胁，其中62%的人认为这是“主要威胁”。皮尤中心称，贸易赤字等经济因素仍然是美国公众关注的关键问题，“其他问题——包括中国的人权政策和环境恶化——也让美国人感到担忧。”

皮尤中心的这项调查从3月3日至3月29日对1000名成年人进行了民意调查。从党派来看，72%的共和党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民主党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则为62%。此外，美国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心也处于历史低点。大约70%的受访者表示对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情没有信心。只有22%的人说他们对中国领导人有信心，这一数字较去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

谢选骏指出：人民都是健忘的，如果他们没有忘记六四的鲜血……那么他们就不会为新冠病毒而流血了！

【098、新冠瘟疫就是遍地开花的六四屠杀31周年纪念】

一个世代过去了，六四受难者们，你们还好吗？

《香港“限聚令”延至六四 支联会倡遍地开花》（德国之声中文网 2020年5月20日）报道：

香港防疫“限聚令”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8人以上的聚集，禁令原定本周四（21日）届满，但港府周二（19日）宣布延长14天至6月4日。港府否认延长“限聚令”有政治考虑，六四晚会主办方支联会则批评当局趁疫打压。每年在维园悼念六四的烛光，还有可能在今年31周年点起吗？

最新届满日期刚好与六四31周年烛光晚会重叠，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不存在政治因素”，食物及衞生局局长陈肇始也称“限聚令”一向延长14天，整体考虑是公共卫生，“没有其他考虑”。她又重申本地传播链仍未中断，任何大型活动都不宜进行。

宗教聚会获豁免——值得注意的是，最新措施将豁免教堂丶庙宇丶清真寺内的宗教活动，但不能提供饮食，人数也要设上限，即处所可容纳人数的一半或以下。有传媒在记者会上追问，为何可以放宽宗教活动，却不容许政治集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回应指，宗教组织过去数周积极识别潜在风险，建议不同方式限制人数丶社交距离丶体温检测等。再被问到为何宗教活动只限室内举行丶不准户外举行时，徐英伟仅称室内更易控制人数和进行检测。

六四烛光晚会每年在港岛维园举行——支联会批港府趁疫打压——受“限聚令”影响，六四晚会估计难以取得警方发出的集会不反对通知书，也无法获主管公园和球场的康民署批出维园场地。

主办方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对德国之声表示，会推动“遍地开花”的方式延续30年来的六四晚会，“要让全世界看到维园依然有烛光”，但目前未有细节安排。被问到是否担心引发警民冲突时，他直言“警方反正也乱来，市民在商场逛街也会被搞”，并指自己有被检控的心理准备。

他斥林郑月娥称延长“限聚令”没有政治考虑是“睁大眼讲大话”，又质疑有关决定没有科学根据，只是“趁疫打压”，“为什么商业丶学校丶公开考试和宗教活动全部都放松，惟独政治活动不可以进行”？

天安门的鲜血推倒了柏林墙？——他续指，维园六四晚会举办了30年，今年中断将非常可惜和遗憾，同时象征“一国两制”的陨落。“1997年之前大家已经担心，香港会否有一天没有六四晚会？我们一年又一年证明没事，结果到今年出事了。”他估计，六四晚会只是港府禁制集会的开始，下半年多个“反送中”示威纪念日如6月9日丶6月12日丶7月31日丶8月31日等敏感日子，将持续受到打压。

香港近期示威重现，当地疫情逐渐减退，上月起连续23日没有本地新增病例，但零确诊记录于5月13日被切断，新增2名本地患者，目前累计确诊个案为1,056宗。根据港府的指标，“28日无本地新增病例”才算疫情结束，但此前已开考被视为“香港高考”的中学文凭试（DSE），并宣布中小学复课。

维园烛光追思：人民不会忘记——凭借仅有的自由，为大陆被灭声的人民发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是每年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八九民主烛光晚会的主办者。支联会表示，三十年前今夜，北京市民以死掩护在场的香港学生和记者，请求他们安全离开，把真相告诉全世界。香港市民谨记30年前内地同胞的嘱托，“三十年来，我们凭借仅有的自由，为大陆被灭声的人民发声，为被消失的屠杀事实，维护历史真相”。

谢选骏指出：榆木脑袋们大都没有可能想到——“新冠瘟疫”其实就是遍地开花的六四屠杀31周年纪念！正如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其实就是遍地开花的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这使得大众可以重温六四受难者的痛苦，冥冥之中似乎倒也天理昭昭了。

《防疫为由断三十载烛光 港澳同被禁悼六四》（2020-05-21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继六四图片展突然被禁止之后，澳门六四烛光晚会再被警方以防疫为由不准举办。这是澳门六四晚会持续30年来的首次，也意味着今年香港和澳门均没有合法举办的六四集会。

据澳门《力报》及《星岛日报》报导，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共关系处处长李德辉周三（2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卫生局指引，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续，为防止疫情在社区传播，政府建议人群聚集活动应暂停进行，故此警方按法律规定对集会作出不允许批示。被问及为何不提早与团体做好卫生防护措施确保有效秩序，警方表示没有补充。

主办方称会上诉——值得注意的是，澳门自4月9日起已连续40多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澳门政府也从未颁布像香港的防疫“限聚令”，当地体育局某些海上活动也继续进行。主办方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认为，警方的决定有政治动机，会向法院提出上诉，但不感乐观。

港警禁531“毋忘六四”游行——而在香港，政府日前宣布延长“限聚令”至6月4日，禁止公共场所多于8人聚集。支联会原定5月31日下午举行的“毋忘六四”大游行，由湾仔修顿球场行至西环大陆驻港中联办，已遭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理由是有关活动会增加感染病毒的风险，“对所有市民大众的生命与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至于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主办方、支联会主席李卓人预料警方同样会以“限聚令”为由禁止，但重申不论能否申请维园作六四晚会场地，支联会也一定有成员在维园点蜡烛，“要让全世界都看到维园有烛光”。他同时呼吁民众“遍地开花”，在全港各区自发点蜡烛悼念，但建议保持社交距离，不多于8人聚集。

谢选骏指出：“新冠瘟疫”就是遍地开花的六四屠杀31周年纪念——正如，“反送中运动”就是遍地开花的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那么，遍地开花的六四屠杀32周年纪念会是什么呢？一个世代过去了，六四受难者们，你们还好吗？

【099、学生会就是精神折磨的魔窟】

《因为不是处女，北大女生遭男友精神折磨后自杀》（南方周末  2019-12-11）报道：

划重点：

1.包丽将牟林翰微信中的备注名改为了“主人”，此后再没更改。两人之后的聊天中，她的角色经常是一条狗。而牟林翰后来有一次聊天时，让包丽在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

2.北京大学法学院大三学生包丽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已经两个月了。自2019年10月9日服药自杀陷入昏迷后，她再没能醒来。一个多月前，医生已经向家人宣布其“脑死亡”。

3.牟林翰是高包丽一级的学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学生。包丽母亲说，女儿“是被牟林翰逼死的”，因为两人恋爱期间，牟嫌弃女儿不是处女，但又不想分手，而是以此折磨她。

图片（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12日《南方周末》）

当男友强调“女孩的第一次是最美好的东西”时，包丽曾委婉反驳：“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然而仅仅一个月后，她的观点完全变了。

包丽将牟林翰微信中的备注名改为了“主人”，此后再没更改。两人之后的聊天中，她的角色经常是一条狗。而牟林翰后来有一次聊天时，让包丽在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

晚上7:13，那时药效尚未发作。她打开电脑，编辑了最后一条微博，并且设置为“仅自己可见”。微博的内容是：我命由天不由我。

北京大学法学院大三学生包丽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已经两个月了。自2019年10月9日服药自杀陷入昏迷后，她再没能醒来。一个多月前，医生已经向家人宣布其“脑死亡”。

2019年11月7日，在报案20天后，母亲从警方处取回了包丽的手机。次日，她看了女儿与男友牟林翰的微信聊天记录，认为找到了女儿轻生的真相。

“我很想跑过去把他（牟林翰）捅死。”包丽母亲这样形容她看到聊天记录时的愤怒。

 牟林翰是高包丽一级的学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学生。包丽母亲说，女儿“是被牟林翰逼死的”，因为两人恋爱期间，牟嫌弃女儿不是处女，但又不想分手，而是以此折磨她。

 目前，牟林翰正在内蒙古支教。12月10日，他在电话中告知南方周末记者，女友自杀跟他没有关系，但也拒绝说明包丽自杀那天下午究竟发生了什么，理由是涉及隐私。

 而在包丽一名好友看来，短短一两年时间里，她眼中的包丽“性格完全变了”，由一个坚强、乐观、独立的现代女大学生，变成一个会因非处女而产生罪恶感的“小女人”。

 南方周末记者从一名律师处获得了部分聊天记录，包丽母亲证实这份记录是由包丽同学在女儿手机截图后，提供给了律师。在这份记录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发生在高校学生间的不寻常的恋爱样本。

“谢罪”

据母亲转述的警方通报，包丽于2019年10月9日下午3时左右，从牟林翰的北京家中走出。包丽母亲后来问过牟林翰，得知他当时正在家。

 包丽乘地铁到了学校附近的海淀黄庄站。出站后先是用手机在网上预订了旅馆房间，之后又在网上下单购买2盒晕车药，于下午5：40进入位于11层的旅馆房间。

2019年10月9日下午6:18，药送至包丽所住旅店房间。

 服药轻生之前，包丽先后向两人发了微信。

 第一个是母亲。包丽母亲说，自己的一个朋友下午曾误拨了包丽电话，她当时没有听到，后来回电也没有通。她在微信中问母亲，那位叔叔找她有什么事。母亲了解后告知女儿没事，包丽没再说话。

 包丽母亲完全没有想到，女儿那时已经决心轻生。如今回想起来，让她惟一感到异样的，是包丽在微信中喊她“妈咪”——女儿已很久没这样称呼自己了。

 另一个则是男友牟林翰——第一个预感包丽可能出事的人。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从当天下午4:58到5:41，牟林翰曾3次试图与包丽语音通话，后者均未接听。

2019年10月9日6:19，包丽先后向牟林翰发送3条微信，这也是她自己发出的最后3条微信信息。

 第一条：“此生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此了。”

第二条：“遇到了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块垃圾。”

牟林翰似乎感觉到事态严重：“妈妈（注：他这样称呼包丽）你在哪里，宝宝好想你。”

包丽回复了最后一条：妈妈今天给你谢罪了。

 据包丽母亲提供的一份书面材料，在向派出所报失踪后，晚上7时左右，牟林翰利用苹果设备定位功能，将包丽的位置锁定为其所住旅馆的楼层。牟林翰当晚带着一个同学一间间敲门，最后找到了包丽。当时女儿还能走路。牟林翰和同学将其送到附近医院。

 包丽母亲说，事后经数据恢复，在女儿手机上找到了一张显示腿上有伤的照片，她因此怀疑包丽曾遭到牟林翰的殴打。不过，2019年12月10日，牟林翰在电话中对南方周末记者否认有此事：“是她妈妈的臆想，‘家暴’的话警察就会把我拘进去的。”

包丽母亲说，出事两三天后，在医院走廊，她问牟林翰那天是不是跟女儿吵架了，牟林翰突然失控，用手抓住她的双臂朝她吼，说她女儿是个骗子，先前有过男朋友，不是“洁白之身”。

“我说如果你接受不了可以分手啊，他说我分不了啊，因为我现在爱她，哪怕一小时她不在我身边，感觉生活都没有什么意义。”

母亲后来从女儿同学处了解到，包丽从2019年7月中旬起就几乎不住学校宿舍，而是住到了牟林翰家。

“北大刘昊然”

2018年2月与中学同学黄铭瑶的一次微信聊天中，包丽曾提及自己喜欢牟林翰的原因：一切都太合适了。

 包丽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牟林翰的父亲是某金融机构某省分行的负责人。两人在2017年上半年相识于校学生会工作期间，当时牟林翰是校学生会体育部部长，包丽是校学生会文艺部。2017年中期学生会调整后，牟林翰当选为校学生会分管文体活动的副主席，包丽则任文艺部部长，两人交往更加频繁，不过当时并非恋爱关系。

 在牟林翰2017年参加学生会竞选所制作的手册中，一位老师评价他是一个“有目标、有热情、有担当的优秀学生干部”，学生会一位副主席则认为他“做事靠谱踏实，为人重情重义”。

 在上述手册中，牟林翰就“工作思考”栏所写文章的标题叫：“通往至善之路”。

 包丽则被一位学生会部长评价为，“无论长相还是穿着都极温柔。无论多忙多累总是微笑着，让人如沐春风。”

当时两人相互欣赏。聊天中，包丽曾称牟林翰是“北大刘昊然”（刘为演艺明星），牟林翰有一次则夸包丽“照镜子照多了审美标准自然会提高”。

 不过，在学生会共同工作期间，包丽就意识到牟林翰脾气不好，后者回应她说，自己的脾气“从来就没好过”。

 在今年2月初与黄铭瑶的聊天中，当时已经与牟林翰恋爱半年的包丽，说牟喜欢打架，最喜欢的电影是黑帮片，性格“很像那种会家暴的”，“每次生气都超恐怖”。

“家暴也太惨了吧，爱你的人怎么会忍心下手？”黄铭瑶对包丽说。

 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牟林翰曾支持包丽竞选新一届的校学生会副主席，并频繁通过微信予以指点。

 他建议包丽多找校学生会的人“聊”，并给出了具体的策略：和对手聊，要“表现得越蠢越好”，“见（学生会）主席们”，则“一定要好好表现，最真诚地去聊”。

 他还建议包丽去接近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你好好跟着某某哥，有不懂的就多问问他，他挺厉害的，而且很重感情。”发给包丽这条微信之后，他嘱咐后者将这段话“截个图，明天发给孙某某”。

 还有一次，得知包丽要去见一位与自己存在过节的学生会干部，牟林翰建议包丽在跟他聊的时候“想办法加一句，牟林翰总是说你是他在学生会最对不起的人”，并且强调“要加得自然，真实”。

 在竞选的同时，包丽还操办了北大最大的文艺活动“校园十佳歌手比赛”，并拥有决赛部分门票的分配权。牟林翰指导包丽用好这一资源，送票给能够影响选举的人，以“广结善缘”，且要把“话术用好”，“让那群人（指可以影响选举的人）感激涕零”。

 然而此举却引出事端，有学生在北大校园网上公开质疑，包丽面临舆论压力。事情发生后，牟林翰给包丽打气，表示如果追究责任，自己“背全锅”，“我无所谓，老子是分管主席我怕他们？”

在两人因工作关系相处的一年多里，包丽在后期对牟林翰知无不言，乃至有谁追求自己、自己新交的男友是谁也一一告知。而那时她或许没有想到，在成为牟林翰的女友后，先前的坦诚变成了后来的噩梦。

“最美好的东西”

包丽在北大2018年5月的学生会竞选中最终落败，但她与牟林翰的感情却持续升温，并各与原来的男友、女友分手，走到了一起。

 按前述好友的说法，两人在一起第二天就开始吵架。

“一开始是因为（牟林翰）前女友的事情吵架，慢慢地过了几天之后，牟林翰很介意她前男友的事情。”

根据两人2019年1月1日凌晨的一次聊天记录，牟林翰是因为受到另一个异性朋友的提示，才意识到女孩子的“第一次”对男人的重要性。他向包丽转述自己这位朋友的话：“这（女孩的第一次）是一种象征性的风险，她说之后的性就会随便多了。”

他所说的那位异性朋友究竟有没有对他讲过这样的话，他是否真的因受这些话影响而改变了性观念，目前尚无法确认。

 牟林翰进一步对包丽说，朋友的提示打破了他“一直以来给自己的幻想和安慰”。他认为，包丽将第一次给前男友是“当成了给他（指前男友）的认可和奖励”，而他自己“不想当一个接盘的人”，这会让他成为一个“可怜鬼”。

 据包丽母亲介绍，在牟林翰之前，包丽曾先后交过两个男友，其中第一任男友是在其高中毕业复读期间交的。

 据聊天记录，牟林翰执着于女孩“第一次”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女孩子结婚前应该是处女，如果不是就是犯了大错，这样不仅要谅解男友犯的错误，还应该对男友作出补偿，惟有如此才有资格得到男友的爱，男友才会跟她结婚。

 南方周末记者向牟林翰求证他是否因“处女”问题与女友发生矛盾时，他表示“不方便回答”。而在南方周末记者所获聊天记录之外有无其他原因导致了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目前不得而知。

 在后来的一次聊天中，牟林翰暗示包丽要“用尽一切力气”，为他“放下一切尊严”，“给出全部的爱”。他希望在自己发脾气的时候，包丽能“懂得服软”，不是和他“陈述事实”，而是要“用尽办法让我不要生气或难过，在我对你说分手的时候用尽方法求我不要分手，让我真的相信你不能离开我，真的相信你是爱我的……”

不过，包丽有一次在微信里告诉黄铭瑶，与自己在一起后，牟林翰并没有与前女友断掉关系，其前女友还曾打电话给她，要她管好牟林翰，不要再骚扰人家。

“洗脑”

在2019年元旦的那次聊天中，包丽暗示牟林翰对她施加了“精神暴力”：“你明知道这样我又没办法学习，你让我期末怎么办？我真的好害怕。”

她那时并没有认可牟林翰的价值观。当男友强调“女孩的第一次是最美好的东西”时，她曾这样委婉反驳：“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她的观点完全变了。

 在2月初的数次聊天（通常都是深夜）中，牟林翰再次指责包丽，这回他的观点更加激烈：“我觉得对一个女孩来说，所有的第二次都没意义。”

他甚至坦陈自己“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我不想有人动我的女孩，过去、未来、现在”。他用大篇幅文字强调自己的痛苦——“我凭什么命这么差，连一个完整的女孩子都不曾得到”，他甚至因此“不知道活着的意义”。

 除了指责包丽不自重，他还指责其说谎，开始问包丽与前男友的性爱细节，他列举出种种作爱方式，让包丽回答哪些有、哪些没有。并让其以“妈妈的健康发誓”没有骗他。

 在其接连不断的追问下，包丽终于表示“后悔了”。她对牟林翰说自己想文身，想有一个可以带她回到过去的“哆啦A梦”。

 包丽真的后悔了。2019年2月4日凌晨跟黄铭瑶微信聊天时，她解释了自己被“说服”的经过：“我现在被他洗脑了”，“他说男生都会介意，越爱你越介意，所以他说自己很爱我。他以前打辩论的，我都被他说服了”，“我以前觉得我不会为做过的事情后悔，我现在觉得好后悔。”

在被牟林翰“洗脑”的过程中，包丽也曾试图质疑男友对自己的爱：你真的觉得你的感情是爱吗？

 你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了满足你私欲的工具，你可以抛掉你的私欲来爱我吗？

 牟林翰对此避而不答，而是质问其“难道还不能觉悟”，然后话锋再次转移到“第一次”的问题上。

 在这段时间，包丽对自己的迷失似乎也感觉不解：“我自己都害怕了，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不为自己活着了。”

在包丽表示后悔之后，牟林翰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似乎就是这次聊天之后，包丽将牟林翰微信中的备注名改为了“主人”，此后再没更改。两人之后的聊天中，她的角色经常是一条狗。而牟林翰后来有一次聊天时，让包丽在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中英文都可以，文的过程让人给你录下来，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录……”

 “主人”“狗”亦可能是恋人间的昵称。然而，2019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牟林翰向包丽提出了更致命的要求：回北京后给其“拍一组裸照”，“就把这个当作惩罚吧”。但究竟惩罚包丽什么，什么样的过错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惩罚，他并没有解释。

 他明确说，拍完之后他会存起来，“但是要是你跑掉，我就把它们都放在网上”，而且“不会用自己的朋友圈”，因为“网上有很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的人”。

 包丽开始没有同意，但在牟林翰承诺将来会娶自己后，她说“好”。

 包丽出事之后，母亲在其苹果设备里发现了许多女儿的裸照以及与牟林翰的性爱视频。

 在包丽彻底屈服之后，牟林翰对她说：“记住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不许再和我说不，只要你能做到，我就会娶你回家的——我们来复习一下，在别人面前要叫我什么……”

 “主人。”包丽说。

“心死了”

前述同学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这两个人的恋情，认为他们迟早会分手。然而事情的走向完全出乎她意料，她一开始觉得包丽是因为喜欢牟林翰才分不了手，“她确实是喜欢（他）的，不然不会为他做这么多。”

但是，直到后来看到聊天记录，她才明白包丽分不了手的真正原因。

 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关证据显示，10月9日那次并非是包丽第一次轻生。早在6月中旬，她就曾有过一次割腕的经历。

2019年6月11日，牟林翰与包丽在微信中发生了一次激烈争吵，两人谈到了分手。牟林翰甚至主动说“努力忘掉彼此”。

 然而接下来，他开始大骂包丽，并提到了“死”——“到今天了，到最后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让我一句？对你来说逼死我就那么必要么？”

说这话之前，他跟包丽强调自己在学车，“一会真的控制不住情绪就麻烦了。”

接下来，牟林翰对包丽发出致命一击：“……你之前不是还答应我你离开我就去死么？你去么？嗯？

 是你答应我的吧？嗯？”

 “我答应你。”包丽说。

 这天16:32，包丽给牟林翰发了一条微信，之后便不再回复，不接牟林翰的电话。

 包丽母亲说，女儿那次是在宿舍内割腕的，她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当时伤得不重，包丽的同学也没有将此事告知老师。

 这次割腕并没有将包丽与牟林翰分开。事实上，一个多月过后，她住到了牟林翰在北京的家中。

 在此期间，两人仍不断发生争吵，几乎每次都是以包丽妥协结束。根据聊天记录，有一次，包丽似按牟林翰要求自扇了耳光，之后，牟在微信中却斥责其“是一个骗子”，理由是“上次我让你扇自己，你装了半天，说自己不会扇，那你今天怎么突然会了呢？”

直到那时，包丽仍然试图与牟林翰分开。聊天记录显示，7月13日中午，她留了一张字条，从牟林翰家不辞而别，此后一度不接牟林翰电话。

“我死给你看，我去你宿舍楼下等你吧，不愿意下来我也总能等到你。”牟林翰告诉包丽。

 包丽再次屈服了，同时也明白屈服的后果：“这样的忍受只会滋长你的暴戾。”她说。

 牟林翰终于同意分手，但前提是让包丽发誓离开他后“会孤独终老”“，不会再找任何男孩子。”

包丽起初答应，之后怀疑“这样的合同是不是无效”，牟林翰反问她是否“有恃无恐”，包再次表示答应。

 牟：你反悔怎么办？

 包：随你处置。

 牟：你为我怀一个孩子，然后把他打掉，我留下病历单。

 包：对他公平吗，这个宝宝。

 牟：早点验孕的话，他还没有意识，这样可以么。

 包：我不要他成为一件工具，只为了在病历单上留下一行字。

 牟：那你去做绝育手术，然后把病历单留给我，这样呢？

 包：可以。

 牟：你可以在下周内做完么？我来帮你挂号，可以么，我来出这笔钱。

 包丽答应了，嘱咐牟林翰“努力活成一个好的样子”。而牟林翰则让她“下辈子要等我”。之后又嘱咐包丽不能把切除的输卵管扔掉“，和医生说留下，带回来给我，我想留下它。”

然而仅仅过了一天，这个“合同”就被牟林翰单方撕毁。他质问包丽“你凭什么觉得你滚蛋对我就是好的”“我割腕给你看好不好？我割给你看”……一个月后，前述好友有一次跟包丽聊天，听说后者的遭遇后感觉不可思议，问她“：干嘛不分手啊！”

 “分不动了。”包丽说“，心死了。”

在这次聊天中，包丽告诉好友，牟林翰跟她前后借了两万元，导致自己连牙套钱都没有了。包丽母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9月，自己曾经打给女儿一万五千元生活费，结果在女儿的微信里发现，包丽转给了牟林翰七千元，理由是不想欠牟林翰太多。

 牟林翰对南方周末记者否认曾跟包丽借过钱，“如果借过让她拿出证据就行了”，他说。

“我命由天不由我”

2019年8月，包丽趁暑假回广东老家呆了8天。按母亲的说法，女儿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躲牟林翰，想跟他分手。

 在这期间，两人在微信交流中多次暴发冲突，牟林翰发了数十条微信辱骂包丽,其中最后一次一口气发送四十余条。

 牟林翰再次扬言要死，他还采取了行动——8月9日中午，他将一张服用过量安眠药的诊断证明拍照发给包丽,“你是不是很得意啊，我不敢死，对不对？”

包丽情急之下，微信联系了牟林翰的父亲。后者问过儿子之后，告知包丽牟林翰没什么事。南方周末记者向牟林翰求证他的这次“自杀”行为，他表示涉及隐私，不予回应。

 在牟林翰此次“自杀”之后，包丽彻底否定了自己：“我想让你远离我这种垃圾，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女孩。”她如此贬低自己，并承认自己“就是一切不好的源头”。

 如此激烈的言语和交恶，其背后是否存在除了已知聊天记录之外的其他原因，目前尚未可知。

 看了上述聊天记录之后，包丽母亲才想起来，在家期间，包丽有一次问她：妈妈，有一个同学，她跟男朋友分手，男朋友说要自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母亲以为是别人的事情，就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她万万没想到，故事的主角会是自己的女儿。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虽然两人都曾有过“自杀”行为，但事前的表现却迥然不同。牟会刻意张扬，以换取包丽的屈服，而包丽则只是在临近采取行动时才给牟发一条暗示信息。

 母亲说，2019年初，包丽曾带牟林翰到自己家，她当时对女儿的这个男朋友很满意。自己平时也曾问过女儿，“牟林翰对你好不好？她说好，我说真的吗？她说真的，我说对你好我就放心了。”

包丽母亲承认，自己与女儿的沟通存在问题，这让她事后一直自责。她说，在包丽出事之前，自己已经为她预存了一笔钱，准备让她将来出国读书的。

 包丽回北京之后，两人又重新在一起。两个人的关系一度好转。

9月7日，包丽在微信上公布了她和牟林翰“法考”客观题部分的成绩，他俩双双通过。

 不过，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牟林翰的表现更加极端，除了曾继续扬言自杀，他还设法恢复了包丽与前男友的聊天记录，从中寻找包丽对他不诚实的证据，如果与包丽对他的说法有任何不符，他就认为不可原谅。

“我现在想一想爱情，我都觉得不寒而栗。”包丽在9月17日的一次聊天中说。

22天之后，这个在朋友眼中曾经“自信”“坚强”的女孩下定了决心。晚上7:13，那时药效尚未发作。她打开电脑，编辑了最后一条微博，并且设置为“仅自己可见”。微博的内容是：我命由天不由我。

谢选骏指出：南方周末的上述报道企图模糊焦点，因此胡说“因为不是处女，北大女生遭男友精神折磨后自杀”。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要害并非“处女情结”，而是“学生会就是精神折磨的魔窟”。为何如此结论？因为这两个当事人都不是普通的学生，而是学生会的特务学生，而且还是学生干部——不是共青团员，就是共产党党员。换言之，这两人都属人渣范围。他们的个案因此不能从他们争吵的问题表面去认识，而要从他们的形成的变态人格去剖析——他们进入的学生会，就是对学生进行精神折磨的魔窟。这些奉命折磨他人的特务，自己也就首先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弄得不好自己就首先崩溃了！这就是“历史力学”的原理。

【100、学生领袖都是吃人血馒头的吗】

《一个不应当被遗忘的六四民运重要群体》（2019年5月14日 谈网）报道： 

一、

或许因为历史聚光灯的有限视角，当它的光束主要集中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某些精英阶层时，另外一些社会群体会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阴影之中。尤其在中国当代史上，此类被媒体或研究者遗忘和冷落了的社会群体并不鲜见。比如，提及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大多数人会立刻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共上层领导人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邓拓……文艺界和知识界的名人周信芳、老舍、傅雷、容国团、严凤英、上官云珠等人的名字大概会自然地浮现脑中。然而，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其实并不是上层精英，而是下层群众或政治贱民。迄今所知的文革中的几次大屠杀里——如1966年8月北京大兴县惨案，1967年夏湖南道县及周边零陵地区11个县的杀戮和广西1968年持续近10个月大屠杀甚至人吃人现象——50%以上的受害者是“黑五类”，尤其是生活的广大农村的地主、富农及他们的子女。今天，我们又有谁能记得这些人的姓名呢？谈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我们的心中也常常会以为文革是最多的。其实，根据中外文革研究者的认真统计，文革的受难者大约是两、三百万人。而1959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大饥荒中，死亡人数至少到达两、三千万人。只不过后者的死亡群体主要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他们没有文化和地位，至今为止无法象文革的许多被迫害精英及子女那样，用笔和声发出抗议的强音。从这一视角来观照历史，我们这些研究者其实是欠了被遗忘和被冷落的社会群体们一笔债和一份情的。

一个不应当被遗忘的六四民运重要群体

六·四的情况也是同样。说到这一民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我们绝对不会忘了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甚至对他们的音容笑貌也耳熟能详。但是，又有多少人会记得董盛坤、高鸿卫、王连会、孙彦财、廉振国、龚传昌、李德喜、孙彦茹、张国军……这样的一连串陌生的名字呢？后者就是被中共当局长期以来称之为“六·四暴徒”的普通人。论职业，他们是工人、农民、市民、职员、教师、甚至小干部。论年龄，他们中既有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也有华发苍苍的中老年人。和学生们一样，他们也满腔热血，想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学生们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常常并不活动在历史舞台的中央，而是自觉地充当学生运动的后援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在北京戒严和最后开枪镇压的时刻，常常是他们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去阻坦克、拦军车，甚至为广场里的学生在京城外围挡子弹。最后，和学生们的遭遇大不相同的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最大、被中共整得最惨。他们中不少人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这在同样被捕的六·四学生领袖中是鲜见的。这一社会群体大都是无名英雄。即便在六·四过去后的三十年间，在海外也比较少地为媒体提及。说他们是一个被遗忘和被冷落的社会群体应不为过。为此，本书中收集的一百零八名“六·四暴徒”的法庭档案便填补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空白，还这一社会群体以迟到的公道和应有的歉疚。

二、

在同一场反抗中共暴政的民主运动里，中共有选择地对某一社会群体下重手镇压，一定是有它大为忌惮的政治考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正是这些普通人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沉默的绝大多数。如果他们被发动起来普遍地参与反共的民主运动，那中共的末日就真的来临了，因为它统治的社会基础要土崩瓦解了。如果我们用中共自己夺权经验和革命理论来说事，那就是学生运动还仅是“先锋角色”，而工农大众才是“革命的主力军”。相比之下，中共更要防止它的“主力军”中出现蔓延的反抗力量。一旦出现，自然要防微杜渐地大力镇压下去。

如果我们对这近百份法庭档案稍作浏览，还不难发现中共对对这一社会群体忌惮和仇恨的其它一些原因。

首先，是这一社会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对六·四民主运动信念的坚韧性，以及他们为坚持这一理想的不惜牺牲自我、扩大事态的抗暴行动。当六·四镇压的枪声在北京木樨地打响，隆隆的坦克纵队终于碾压过天安门广场后，不少学生运动的领袖和民主精英们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开始了另一种方式的对暴政的反抗。但这一社会群体的想法似乎稍微不同，他们并不认输，而是想扩大这一运动，使之蔓延到在全国各地，以激起更大的民变。他们在各地公开呼吁罢工、罢市、罢课；刷反政府的大标语和散发传单；组织大规模的对抗性的示威游行等等。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案例。比如，本书的第一个案例，湖南湘潭市的陈钢、陈定兄弟和彭实三人被判，就这这样一个典型。陈氏兄弟原在长沙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六四北京的镇压发生后，其父怕他们出事，就把他们带回到故乡湘潭。不料他们1989年6月7日到9日，组织上千工人游行，围堵湘潭电机厂大门呼吁工人罢工抗议镇压。1989年6月9日，示威者（包括陈刚胞弟陈定）被湘潭机电厂公安处警察打伤。陈钢还带著20多名群众直接赶赴公安处讨说法。他们在公安处没有找到打人凶手，直接到公安主管方伏秋家中要人和抗议。再如，同在湖南，在另一个城市岳阳市的胡敏、郭云乔、毛岳君、樊立新、潘秋保、万岳望、王昭波和樊凡的集体案件也有相似的情况。胡敏等人被捕前都是岳阳市的工人。1989年6月7日晚，胡敏和很多人一起听到从北京南下演讲的大学生们对李鹏政府开枪杀人的血泪控诉，群情激愤，不能自已。于是，他与岳阳市数千名大学生、工人、市民一起，在京广铁路上卧轨静坐，并将备用铁轨抬上铁路，造成京广铁路线中断。随后，胡敏和岳阳市上万群众自发游行，捣毁市政府大门和牌子。胡敏并与刚刚认识的几位朋友宣布成立“岳阳市工学联盟会”并担任会长。因此，胡敏与同案七人于1989年6月10日被公安局逮捕，后又被判以重刑。虽然贵阳在中国地处偏僻，但本书中所受的陈友才、杜和平、王顺林和张鑫佩等市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显然走得更远。据贵州省贵阳市检察院后来对他们的起诉书记载：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期间，被告人陈友才、杜和平、李黔刚（另案处理）等人，书写“公民们，今日去春雷广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的集会通知，张贴在次南门、河滨公园等处。致使学生和其他人员数百人在春雷广场集会，并举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商人罢市”，等标语在市内和省政府院内游行，被告人陈友才在省政府院内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讲，被告人杜和平在游行中散发传单。在传单中煽动“你们有什么顾虑还值得沉默吗？”“不如燃烧起人权的火焰”，造谣我党和政府拖延回避胡弄学生的对话要求，时间拖延越长，罪过越大。等等。极力地宣传煽动制造社会动乱。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至七日期间，被告人陈友才、杜和平、张新佩、王顺林等人多次召开会议，成立了非法组织“（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按会议安排，由被告王顺林起草了《告全省同胞书》，陈友才起草了《罢工宣言》，同时被告人陈友才、杜和平、张新佩对《告全省同胞书》进行了传阅、修改和组织打印。在《告全省同胞书》中造谣煽动，“政府从外地调集了大批军队，动用了坦克、装甲车、机关枪、武装直升飞机等武器残酷屠杀百里挑一的青年学生，民族的未来。这次血腥镇压造成成千上万名学生和市民伤亡，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事。现在三十八军已经向残酷屠杀人民的二十七军开火，全省人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完成我们新的长城。为反对真正的动乱而奋斗！”等等。极力地进行煽动。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这新一波不屈不绕的抗暴斗争中，一些杰出的女性也写下了壮丽的篇章。比如来自上海的孙宝强女士，她原为石化集团上海炼油厂打字员。孙于1989年6月5日下午和6月6日上午，在上海市不同地点，公开演讲谴责中共政权在北京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的现实，并带领群众设置路障抗议六四镇压，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3年。系上海市唯一因六·四事件入狱的女性。在本书中收入抗暴文献的女性还有原邵阳师专教育科教师莫莉花（笔名茉莉）。按《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的记载：“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被告人莫莉花于6月4日晚和5日上午，在邵阳师专和黎某某等极少数人为一小撮暴徒召开的‘追悼会’上和邵阳市人民广场发表演说，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的党和政府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是‘法西斯政府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狂妄叫嚣要为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修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壮丽的民主女神’。要以推翻中央人民政府去祭奠暴徒的‘英灵’等等。”最后，她因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当我们论及这一抗暴者群体民主理念的坚韧性时，我们不能不提到他们在历经牢狱和被迫害的沧桑后的表现。在人类历史上，专制政权的迫害常常造就更为坚定和成熟的反对派。如果你是一个对当前中国大陆和海外民主运动稍有了解的读者，便不难发见本书这一抗暴者群体中的一些名字，在三十年后仍然、或更为人们所熟悉。比如，原湖南省邵阳市的工人李旺阳。在北京发生的大屠杀后，李旺阳于6月4日公开在邵阳市人民广场交通指挥牌上张贴了“为对付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号召全体工人立即举行罢工，立即控制市区主要交通”大字报。并在当天还发动了一些人打着“向为爱国捐躯的英烈们致哀”的横幅游行，呼喊“反对血腥镇压”、“消灭法西斯”、“向死难烈士致哀”等口号。6月6日，李旺阳又与邵阳师专等高校的学生一起组织和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追悼会”，李亲自书写“悼词”。6月7日，李旺阳又到邵阳市造纸厂、糖厂、金笔厂、肉联厂等单位进行反暴政宣传，发动工人罢工。为此，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但是，他在2000年刑满出狱后，仍然坚持参加反对中共的地下反抗活动。为此，李旺阳于2001年又一次被判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李旺阳于2011年5月5日因病出狱。他双耳完全失聪，只能抬回家中。但是，他一出狱后便加入中国民主党。2012年5月22日，李旺阳接受香港有线新闻台记者采访，仍坚定地表明自己为在中国实现多党制和民主制度的决心。该访谈于2012年6月2日播出。2012年6月4日李旺阳获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颁发“自由精神奖”。2012年6月6日凌晨4时，其亲属发现李旺阳在湖南邵阳市一所医院身亡，死因成疑。李旺阳之死，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毫无疑问，他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贡献了他的一生。

上面我们提到的孙宝强和茉莉两位女性抗暴者，虽然后来都流亡海外，但还都活跃在民主运动中。在刑满出狱后20年内，孙宝强受到上海市警方全方位的监视、迫害，生活困难，但是她在逆境下持续抗议，多次美国之音和亚洲自由之声电台向全世界揭露中共政权的违法行径，同时坚持写作，纪录中共政权下的黑暗、暴力和人性的扭曲。她于2011年在香港出版《红楼女囚——远东第一监狱的记实故事》，以此“献给六四中所有的受难者和家属”。其后，又有纪实文学《上海版高老头》、《猥琐的上海人系列文集》和大量的时评政论问世。孙宝强于2011年初到澳大利亚，同年接受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政治保护签证，定居悉尼。另一位女性茉莉，出狱后曾流亡香港任编辑，后又到瑞典教育机构任职，兼自由撰稿人。出版有作品：《人权之旅》、《山麓那边是西藏——一位中国流亡者的观察》、《瑞典森林散步》。莫莉现是海外著名的时评家。她有大量文章见于海外报刊杂志。曾获获纽约“万人杰文化新闻奖”，香港“人权新闻奖”。

其次，这些抗暴活动显现了颇具规模的组织化的趋势，也成为中共对这一群体怀有深度恐惧的原因之一。在我们上面论及的湖南和贵阳的工人和市民的抗暴活动，就都是成立了有一定规模的反抗组织的。在岳阳市的胡敏、郭云乔、毛岳君、樊立新、潘秋保、万岳望、王昭波和樊凡的集体案件中，他们成立了“岳阳市工学联盟会”。在贵阳市的陈友才、杜和平、王顺林和张鑫佩等市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里，有“（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在本书所收集的法庭档案中，所谓的“非法组织”无一不是抗暴者们被加重刑罚的依据。这一情况，在山东有刘玉滨、李风林、车宏年、王长安、魏强、马晓骏等人的“反革命案”，其主要罪状即是“于1989年6月7日夜间，在山东大学新校十号楼237房间成立了‘济南各界自治联合会’反革命组织。该组织妄图‘组织革命的武装以反抗反人民的军事镇压’，下设‘革命军事委员会’、‘城市工作委员会’、‘内务委员会’等八个委员会，计划‘筹备长短利器’、‘迅速调查部队情况’、‘铲除秘密警察’、‘罢工’、‘空机关’以及破坏铁路运输等”（《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甚至，在中共当局对李旺阳的刑事判决书里，李在六·四后以“工人联合自治会”的笔名转抄张贴了所谓“六·三惨案真相”、“快讯”、“消息”、“来电”等反对六·四屠城的传单和大字报也成为一个特殊的罪状。为什么中共要对抗暴者们成立自己的组织深为忌惮，当然是怕这些群众组织升级为反对派政党，进而破坏中共一党专政的天下，在中国推行民主的多党制。确实，在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成立反对党，追求多党制的未来在抗暴群体中已初露端倪。比如，在四川重庆的许万平和代勇的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一案里，我们就看到了许万平等人不仅对六·四镇压极为不满，书写了“惊闻屠刀举，儿女热血洒，山河化悲哀，仇恨涌我心”等诗词。其后，还积极筹备组织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专政政权为目的“中国行动党”。陆续撰写了“中国行动党宣言”，“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明天”，“枪杆子才能推翻共党”，“关于宣传工作”，“关于地下工作”，“关于组织工作”等文章，拟定了该组织机构设置和军队编制的方案以及“中国行动党党员标准”，“纪律”，“誓言”等，设计“中国行动党”的“党旗”，“公章”，“军旗”，“军徽”的图案。许在其所写的文章中，明确了“中国行动党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专制，独裁，以消灭共党为宗旨”。

最后，导致中共当局对这一群体极端仇恨心理的还有抗暴者们群体性的自卫行动。论时段，这些行为主要发生在整个六·四运动从戒严到屠杀过程中。论地域，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在本书中，虽然所收集的法庭文件远不能涵盖所有的抗暴者，但是北京市民的六·四抗暴壮举第一次以法律档案的形式得以历历在目的记载。为此，特列简表如下：

一个不应当被遗忘的六四民运重要群体

三、

自在二十世纪以来，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在社会抗议、社会革命和政治变革中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关于非暴力的使用有很多表述和例子。如公民抵抗、非暴力抵抗和非暴力革命等等。比如，圣雄甘地领导的长达数十年的非暴力运动，反抗英国对印度的统治；马丁·路德·金和詹姆斯·贝弗尔在他们领导的为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运动中采用了甘地的非暴力方式；凯萨尔·查韦斯在20世纪60年代领导的非暴力运动中抗议加州农场工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另外，1989年发生在捷克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天鹅绒革命”推翻了共产主义政府，也被认为是1989年发生的重要的非暴力革命。其实，同样发生在1989年的中国六·四民主运动，是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非暴力抵抗革命。只不过它悲壮地失败了而已。

既然我们认为六·四民主运动是一场非暴力革命，我们就必须回答在上述表格中的内容所触及的问题：如何来看待北京市民中的抗暴者群体的武力自卫行动？虽然“非暴力”这个术语经常与和平联系到一起，或是被当做和平的代名词。但非暴力倡导者和活动家并不认为它应当被等同于奴才式的不抵抗与绝对的和平主义。非暴力特指不使用暴力，也指选择不去伤害或造成最小的伤害，不抵抗则是指什么都不做。非暴力有时是被动的，有时则不是。如果一座有婴儿在里面啼哭的房子着火了，最无害最恰当的行为就是去主动灭火，而不是被动地站在那里让火继续燃烧。一个和平的抗暴者完全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提倡非暴力却在其他场合中认同暴力。举个例子，一个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与者完全可能支持警察向谋杀者开枪。北京地区自宣布戒严到开始屠城的情况也是如此，统治者已经开始了血腥的开枪镇压，抗暴者们甚至目睹自己身边仅8岁的儿童被枪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尽可能地阻止驰向天安门广场去进一步屠杀学生的军车、坦克、装甲车，实际上正是一种设法造成最小的伤害的合理举措。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一个有良知的公民目睹身边的儿童（如张茂盛）老人（如高鸿卫）被来自装甲车的罪恶子弹射倒在血泊中时，他们采取一些看来“过激”的行动来对待这些军车，是在人性层面上完全可以理解的举动。

在整个天安门事件中，最大的暴徒无疑是下令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大屠杀的中共政府和它的领导人邓小平、李鹏之流。但是他们常常采用倒打一耙的伎俩，把政治抗暴者丑化或污名化为犯有“放火罪”、“流氓罪”、“抢劫罪”和“持械聚众叛乱罪”刑事犯。其实，即便有些抗暴者并没有过任何上述的“过激行为”，只是在六·四屠城后发出了坚决反对的强音，照样也被中共的法庭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以重刑。本书编者之一的孙立勇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六·四暴徒”。孙立勇，生于1961年，北京人，被捕前系北京北辰集团安全保卫部专职保卫干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积极参与大学生发起的示威游行、募捐及阻拦戒严部队。六四屠杀后，他与尚子文、李爱民、金橙一道创刊并散发地下刊物《民主中国》和《钟声》，谴责六四屠杀，要求追究并惩办政府当局的肇事者，释放无辜被捕民众。他1991年被捕，1992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独裁政府对一切反对派行动的严酷镇压可能会导致人们对非暴力抵抗结果的怀疑，如素享盛名的《1984年》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就认为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策略只有在有“新闻自由和集会权利”的国家才有效。换句话说，在中国这样极端集权的共产国家局限于非暴力抗争就可能收效甚微。甘地自己也说，他可以去教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学习非暴力，但却不可以去教一个懦夫。然而，无论是对专制政府的非暴力抵抗还是暴力抵抗，其关键词其实是“抵抗”两个字。抵抗的方式完全可以视抵抗运动中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放弃作为核心的“抵抗”，无论谈论非暴力还是暴力，都将会失去最基本的意义。

中共的独裁政府无疑是用原子弹和坦克武装到牙齿的强权。挑战他们的手无寸铁的六·四的抗暴者群体的反抗似乎是螳臂挡车，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这使我想起了钱玄同动员鲁迅写作的历史范例。1917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不久，他就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并千方百计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一次，钱玄同兴冲冲来到他留日时的朋友周树人的住处来动员他写启蒙大众的文章。当时周树人正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的极端苦闷之中。钱玄同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他走出隐默，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一名旧礼教铁屋子里的最勇敢的呐喊“狂人”。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在今天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民主运动中，六·四抗暴者群体早已经不是孤立的存在。因此，我们只要坚持抗争，决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为导读，共勉之。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因为历史都是文人编的，只能各随己意，录得一些“代表人物”——何况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等“学生领袖”其实都是一些新闻人物，本来没有领袖功能，后来被国际新闻界捧为领袖拿来卖钱，结局都比狗崽队追击下的戴安娜王妃的命运还要悲惨，大多成了群众唾骂的狗屎堆——为何如此？因为他们没有实力保护自己，只能仰人鼻息，是要施主一不乐意，他们就会原形毕露了。从这种意义说，学生领袖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本来只是普通一兵，没有将军的能力。说“学生领袖都是吃人血馒头的”似乎没有错，但这个馒头不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是别人硬塞给他们的，他们不吃行吗？至于他们所要承担的“煽动责任”，那也是体制造成的，因为邓小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导致天安门广场上群龙无首，只能向前，不能退后——队伍如此，焉能不败？最后只能溃散，，用血肉点缀了盛世快餐。

【101帮凶变元凶——邓小平从反右到六四的凶残变态的升级】

《这个人才是“反右”的最大帮凶》（2019-05-24 转载网络）报道：

邓小平深受毛泽东重视，是毛“反右”路线的实际操作者——

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场反右浩劫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帐上，也有人甚至臆测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毛的帮凶。殊不知“阳谋”的真正帮凶是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分别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说是帮凶便宜了他们。邓彭两人参与策划并具体领导了这场浩劫，紧跟毛的“战略部署”，亦步亦趋。邓彭两人是仅次于元凶毛泽东的“阳谋”第二第三号刽子手。

毛邓关系始于江西苏区毛受王明路线批判，邓受牵连。中共建国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毛对他的评价是“人材难得，独立性强”。一九五二年八月毛将邓及其全家自成都用专机调来北京，出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和财经委副主任，一九五四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五四年九月任中央军委委员（毛邓无军衔）。五五年四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反右前邓小平已深得毛的信任

邓在反刘、周、薄的新税制风波、“高饶反党集团”事件等党内斗争中，紧跟毛泽东，成为毛的重要亲信。毛在一九五六年七中全会上少见的为邓小平评功摆好，赞扬邓“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等等。

接着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大，邓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在毛的策划下，书记处控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是一元化的权力中心。邓小平做了五件深得毛欢心的大事：一、毛不担任国家主席；二、邓代表中央起草中央文件，仅邓一人可代表毛批文，将刘周晾在一边；三、助毛推出“纸老虎”理论；四、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归书记处；五、党指挥枪，军队归书记处领导。叶剑英在一九五七年说：“除毛泽东外，邓小平虽然没有元帅军衔，但他是帅中之帅，是元帅的领班。”邓在短短的三年里坐上直升飞机，连跳三级，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取代刘少奇的接班人。毛的算盘并没有明确表露过。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反右运动后期。

一九五七年底毛泽东访苏期间，向赫鲁晓夫通报自己将不担任国家主席。赫鲁晓夫问有人接班吗？毛评论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朱德。说刘的长处是原则性强，短处是不够灵活。周是个老好人，喜欢和稀泥。朱年事太高，不能指望他办大事。唯有邓小平，“既有原则，又灵活。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欣赏之意溢于言表。反右运动是邓小平仕途的里程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自诩为“大跃进”的“统帅”，邓小平是“副统帅”，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邓的接班人地位似已被毛确认。毛认为邓在思想上最忠诚，在政治上最可靠，在行动上最得力，跟得最紧。

主持书记处全权指挥反右

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反右运动可分为“大鸣大放”（即引蛇出洞）阶段，反击右派（即定罪）阶段，着重整改（即反右补课）和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引蛇出洞”阶段从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开始，至六月八日毛邓决定在全国“反击”右派份子猖狂进攻为止。五月二日经邓授意和批准，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四日书记处发出《关于重组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书记处成为反右运动的前敌指挥部，邓小平就是总指挥。

在北京，自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在毛、邓、彭部署下举行了四十多次座谈会，二百多人发言，整理见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昼夜研究，用简报方式向毛泽东汇报。五月中旬，根据各地大鸣大放的情况，毛泽东觉得应当收网了，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起初题目叫作“走向反面”，拟在《人民日报》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排出清样后，邓看了觉得过于露骨，建议毛在右上角批上“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字样。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仅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毛欣然接受。充分证明邓的忠诚护主，并得到毛的赏识。

其实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邓主持的书记处已下发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以“引蛇出洞”的精神，清楚表明“秋后算帐”的决心。毛在一份“情况汇报”上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还要再上井岗山？”

据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介绍，毛在五月十四日以前没有召开过中共政治局或常委会议。没有刘、周参与此事的记录。可以断定“引蛇出洞”的决策邓是完全知情并参与，由书记处大力执行。成为毛反右的主要工具。

六月六日，书记处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六月十七日邓小平在青岛举行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以总书记身份作了主题报告，对全国的反右运动做了说明和部署；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整风运动报告》。在反右运动的全过程，邓小平几乎每天定期向毛泽东汇报运动进展情况，全面指挥和部署各阶段具体政策的核实和发布。反右的各项政策均由邓小平统筹安排下达。

其中，最好的证明是周恩来在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文件稿上的批示：“送小平同志审阅后，刘、朱、陈、彭、康、陆定一核阅”。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位高于邓，他制订的文件，必须先送邓审阅，再给刘、朱等阅，可见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只居毛一人之下。

反右扩大化邓有直接责任

六月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准许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份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六月二十六日再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指示》。七月七日书记处批转《吉林省委关于高等学校反右斗争的情况》的报告，八月一日书记处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份子》的指示，九月二日书记处又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

邓小平领导下的反右指挥部隔三差五地频密发出反右加温和扩大的指示，唯独没有作出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的政策，直到反右高潮过去，才放了一个右派处理的“马后炮”，结果，划右派的数量由起初的几千人，扩大到五十五万人，加上内控使用、开除党籍的中右份子，达一百二十万人。当时知识份子总共不过五百万人。很明显，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邓小平是立了“大功”的。邓充分发挥组织才能和强硬作风，忠实执行了毛的极左路线。

邓小平对毛的“阳谋”心领神会，狼狈为奸，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右运动是邓毛的一次十分成功的合作。

邓小平对中共党内的老革命、老干部一样心狠手辣，无情无义。将沙文汉、潘复生、欧百川、王汉、杨思一、陈沂、丁玲、江丰、冯雪峰、艾青、秦兆阳这些省部级高干定为右派份子，都是经过邓小平批准，毛泽东点头的。陈沂被打成右派后，陈毅听闻，感到惊奇和激愤，给总政主任谭政大将打电话。谭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啪一声搁下电话。陈毅说“好家伙，人家是那样一位重要的领导，我是元帅也奈他何！”原来陈沂的右派也是邓小平批准的，谭政才敢顶撞陈毅。

邓小平在中共三中全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大力批判所谓的“温情主义”时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份子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结必须加以克服。”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中，邓还一再指出“姑息养奸，养痈遗患”的右倾保守的危害性。

脑袋僵化死不认错又作贼心虚

二十年后，当胡耀邦提出给当年的右派平反时，邓小平仍然顽固不化，说“不”！他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一九八○年一月六日他又说“另外我想提醒一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

邓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回忆道“父亲始终认为，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错误的。”邓小平对反右的“保留态度”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刚愎自用，不敢承担错误责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同毛泽东是专制帝王的一丘之貉，将人民群众的善意批评看作是对自己统治权力的挑战和进攻。所以抵死不认错，没有丝毫负咎感。

邓在文革中是受害者，因此他敢于打破禁区，反两个“凡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文革受害者平反。然而反右运动他是领导者，同毛泽东一同策划了“阳谋”，具体执行了残酷迫害知识份子的政策。因此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右派虽然都划错了，仅剩下九十六名时，他依旧坚持“反右是必要的”花岗石脑袋进入棺材。这是独裁者本质的狭隘。

邓小平反右运动的错误立场是同他在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镇压六四学运及只搞经改不搞政改的“跛脚改革”一脉相承的。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赵紫阳在谈到邓小平的两个观点时说“经我和邓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认定了问题不会改变，因此对六四他不可能改变，他的悲剧也成了定局。”六四如此，反右也如此。

可是邓小平毕竟作贼心虚。他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抽掉了他的杰作五七年反右指导性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的有关文章和文件。如果必要的正确的，何必抽掉！这又足以反映邓奸诈的一面。

记录彭真阳谋报告而成为右派

最后，说说彭真在反右时期的角色。彭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第一书记、北京市长的身份担任邓小平的副手，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一职。彭真不负众望，把北京市搞成反右样板，全国重灾区。北京集中了党政军各级机关和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工商联、科研机构、高等学校。

在“引蛇出洞”阶段，毛泽东早就定下了打蛇的指标。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份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份子中约占百分之五至十。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达百分之三十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不会少于百分之十。邓小平和彭真把毛泽东数字指标落实到具体人头。在五百万知识份子中打出一百二十多万右派骨干，极右右派、中右和右派来，邓彭不折不扣地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信口雌黄定下的指标。

一九五七年，笔者在北京是才进大学的二十岁学生党员，曾经参加过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先锋队，入队入团入党，在“红旗”下成长，一心一意做党的驯服工具。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在毛泽东发布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反右第一炮前夕，奉大学党委之命同二十多位党员学生同赴北京市委听彭真作大鸣大放的报告。笔者认真整理了记录上交党委。反右开始，笔者以团总支书记身份参加系反右领导小组。

但是进入反右补课阶段，系里的党团员右派名额凑不够数，经党支部动员，笔者响应党的号召，自我牺牲，凑数成“党内右派和阶级异己份子”。罪状在哪里？用放大镜查找半天，唯一罪证是彭真鼓动鸣放的记录稿只字不漏地记录了彭真引蛇出洞的妙论。在核实笔者罪证时送去彭真办公室。彭办退下的批文竟是“未经首长本人审核，概不负责”。当年到场聆听彭真讲话的一批批北京高校学生全都中了彭真引蛇出洞的圈套，都当上了右派。

死抱毛泽东没有好下场

彭真把北京市的大学整得最惨，清华、北大整班整班学生被打成右派。笔者一位同学因高度近视看不清马林科夫的胖脸而打成极右。一位团员在团支部大会讨论怎么凑足右派名额时因泻肚子离席上厕所而被他人推举为右派。那些思想清纯天真无邪的热血青年中了毛泽东、彭真“引蛇出洞”的“阳谋”圈套沦为政治贱民，诛连九族。苦苦挣扎了五十年。幸存者至少已是八十出头的老人了，难道他们没资格彻底平反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有幸”在党校学习时，又一次聆听彭真讲话“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法制建设”。讲到五七年反右，他也是坚持“必要的”、“正确的”这样的谬论，甚至比邓小平还多加一个形容词“及时的”。笔者望着他佝偻的身影，发现他已无当年搞“阳谋”时的那份趾高气扬。邓、彭万万想不到事隔十年，文革开始，毛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也成了毛泽东的刀下鬼。可悲他们牢牢抱住毛泽东这座瘟神至死不放手，历史是多么无情啊！

谢选骏指出：左派右派的关键在于是否当权派！邓小平是“反右”的最大帮凶，到了八九六四，他就升级为元凶了——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可见六四屠杀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凶恶的暴露。左派右派只是做戏的面具，关键在于是否当权派——权力不仅使人腐败，而且使人凶残……兽性大发的邓小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的矮小的五短身材使得他的性格格外地变态了——怪只怪邓小平的爹妈不讲究，配对的时候没有配好！邓小平的上级领导林彪早就说了，“都是爹妈给的，有什么办法呢！”邓小平这只老王八自知形象猥琐，上不了台面，所以就垂帘听政，躲在幕后埋头咬人了。

【102、榜样的遗憾】

《86岁考大学 96岁考研 105岁准备考博 他说学习不是负担无聊才是》（2017-02-20 中青在线）报道：

年龄，对他来说从来只是一个数字，因为他从不把“老”当回事儿。这位普通的老爷爷，用一股狠劲、一份坚持、一种努力，做出了很多同龄人想都不敢想、甚至让年轻人都自叹不如的事情。他就是台湾的全民偶像赵慕鹤。当被人称赞“活到老、学到老”时，他毫不客气地表示：“学到老哪里够啊”。105岁的他现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旁听，准备再报个博士班。

赵慕鹤40岁那年来到台湾，后在高雄师范大学谋得一份职位，一直做到66岁那年退休。在同龄人都大呼“终于轻松了”，并按部就班地开始安享晚年的时候，他的心却怎么也安不下来。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样：“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

75岁那年，赵慕鹤决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朋友们知道后却没人敢相信。年龄大得吓人、存款少得可怜、外语就会Yes和No，出国？开玩笑的吧！对此，赵慕鹤呵呵一笑：“如果出国玩一趟要准备很久，要懂语言，要有钱，那我就三辈子都出不了国了。”见他下了决心，也有人劝他报个旅行团，他却坚决地摇摇头：“这样不好玩！”

赵慕鹤并非冲动，也不是任性，他只是明白，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总能有办法克服困难。在欧洲的旅行中，赵慕鹤坐火车都尽量选夜车。这样，花一张车票的钱，还能解决一夜的住宿问题。为了省钱，他也会和年轻人一起挤青年旅社，睡在火车站的椅子上，蜷缩在电话亭里凑合。不懂外语也没关系，中餐厅总是能碰到的，他请人帮忙把一些关键信息写成小纸条，再拿着纸条去买票、打车等，万一沟通有困难、迷路了也没关系，“跟着背包的人走，就能去好地方”。就这样，他用6个月的时间，游玩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很多地方。当他神采奕奕地回到了台湾，朋友们不得不佩他的勇气：“当初就不怕回不来了？”“怕什么？大不了就死在外面！”

1998年，被赵慕鹤接到台湾的小孙子要考大学了。因为成绩差，小伙子急得直哭，说自己不想考试了。为了鼓励孙子继续读书，86岁的赵慕鹤决定和他一起报考大学。考试在即，他一头扎进了书本中。遗憾的是，爷孙二人因为准备不足双双落榜了。

赵慕鹤劝孙子不要气馁，今年考不上，还有明年嘛！他自己也马上开始了第二轮备考，更加认真、努力地学习。这次，赵慕鹤毫无悬念地考上了空中大学文化艺术系，其孙子也顺利考上了中华大学。

虽然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但朋友们说他不一定能拿到毕业证书，教授说得更绝：“如果你读完，我给你下跪。”赵慕鹤只是心里一笑，我能活到那天就能毕业。

赵慕鹤开启了老年学霸模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学校，从不缺课。唯一的一次迟到，是因为自行车和摩托车相撞了。他觉得“决定做什么事情，就要狠一点，否则做不成”。所以，仅仅在课堂上用功是不够的，当那帮孙子辈的学生玩游戏、谈恋爱的时候，赵慕鹤在挑灯夜战、复习功课。努力没有白费，别的小朋友都要读六七年才能完成的课程，赵慕鹤用了四年就修满了128学分，在91岁那年成为全班第一个顺利毕业的学生。

重新读书、学习的日子，赵慕鹤觉得自己头脑更活泛了，也不腰酸腿疼了，浑身都是劲儿。几年后，朋友的儿子有意报考研究生，为了鼓励年轻人学习，96岁的赵慕鹤又来劲了，再和小朋友相约考个硕士玩玩吧！

考试就在眼前，可赵慕鹤不怕，爷爷拼起来不输你们这些青年人！他足不出户冲刺了3个月，顺利考上南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两年后，赵慕鹤以一篇关于中国书法“鸟虫体”研究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98岁的他不仅是南华大学史上最老的研究生，还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研究生。

读硕士的两年间，家住高雄的赵慕鹤，每周搭车到嘉义上课，他依然没缺过一节课，没有拖延过一次作业。

在学校，同学、老师都尽量照顾他，但赵慕鹤从不拿年龄说事儿，他不仅对小同学们很是亲切、尊重，对老师更是谦恭有礼。每次上课都要起立鞠躬，下课时向教授致谢，做论述时即使有老师的特许他也不肯坐着。在他看来，“身为学生必须站着”。

1912年出生在山东省的赵慕鹤，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从小读私塾，每天天亮就起床读书，一直读到天黑看不见字为止。从曲阜师范学院毕业后，赵慕鹤曾在中学教书。战争时期，为躲避灾难，他一路南逃到金门，后来辗转到了台湾。离家前，母亲曾叮嘱他两件事：“一是家中已有妻儿，不可再结婚；二是欠债最要不得”。

因为这份嘱咐，赵慕鹤在台湾过了几十年的单身汉生活。现在，105岁的他独居在一幢老旧公寓的四层，依然坚持生活自理，每天自己买菜、做饭、洗衣，甚至拒绝别人的搀扶，因为他觉得“一靠别人，就老了”。不仅不靠别人，93岁那年，赵慕鹤还做起了义工，每天骑自行车到医院，照顾那些年纪比他还小的病人，这一做就是两年，直到医院觉得他年纪实在太大，极力“劝退”了他。

在欧洲旅行时，赵慕鹤曾借宿在自己的学生家中。每一天，他都把屋子打扫干净再出去游玩，晚上则赶在主人前面回家做好饭菜。这是赵慕鹤的处世之道，也是他的养生之道。人不能闲着，多活动多做事，是保持身体健康和大脑灵活的根本。他从不去想怎样延年益寿，只想活得愉快。活得愉快，就活得久一点。对他来说人生中唯一的幸福，就是不断前进。

为了这幸福的前进，2015年赵慕鹤又开始到清华大学旁听中国文学史。虽然只是旁听，但他一如既往地认真。

哪怕老到105岁，赵慕鹤也绝不倚老卖老。他拿出25幅书法作品给清大义卖，因捐款超百万元被列为特别校友。在他每星期到新竹上课时，清大派人到车站把他接到学校，再安排他住校两天以便上课。

赵慕鹤从14岁开始学习书法，90年内不间断练习，能写得一手绝妙的鸟虫体书法。几十年来，他将书法义卖募得的千万元巨款，一次次捐献给需要的人们。

2011年，他的作品被大英图书馆看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亲自发签名函求收藏。2012年，赵慕鹤在香港成功举办书法展，并出版了自传《悠游100年》，成为畅销书作家。

由于不懂电脑，其自传只能口述，由他人代笔。深感学习、生活不便的他，后来又学起了电脑，学着在网上买票、挂号等。刚刚退休的隔壁老王又不懂这个老头了：“老赵，你都要死了，还学什么电脑呢？”老赵听了哈哈大笑：“可是，我现在还活着啊！”

读者留言：

海岸线的怯懦 

 我的外婆，70岁开始学习认字写字，75岁背下整本圣经。他们都是我一直学习的鼓励。

萍踪侠影 

 中国45周岁后不让考博怎么办？

Mia 

 不愧是曲阜师范学院毕业的

 王方 

 且不说老人家论文研究的价值，对于就读学校捐赠的价值，自传的价值，单就说对于年轻人的鼓励这件事，已然是无比巨大的贡献！对于目光短浅的人来说，你为什么不去质疑博尔特，国家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金钱粮食，居然只是为了让你去田径场跑个步？对社会发展有什么贡献？

Josh.Chai 

 这位爷爷做的这件事体现出来的精神和毅力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我特别不同意“老人读博是浪费资源”这种说法。读博本身就是创造知识的过程，就是价值所在。我就想问说这话的人，你以为你读博就不是浪费资源了？

翔 

 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

笔尖日斜 

 不懂浪费教育资源是什么意思，从教育上说，老爷爷完成了毕业论文，就是对学术的贡献；从物质上说，老爷爷研究了那么久的鸟虫体，还能写出来卖出天价，捐献社会。这是浪费吗？说到浪费教育资源，有多少人读研读博只是为了更好地找工作？

佳肴 

 没有该死去的年龄，只有该死去的心态！

王聚堂 

 佩服，向往，学习。

阿震 

 可是我现在还活着呀~致敬

cool_Li 

 那些说浪费资源的无非先预设了硕士博士一定都能充分利用并发挥资源优势，其实事实有多少。。如此的年龄小就不是浪费了么。不要先预设一种前提后又站在上帝视角下结论，很难自圆其说好么，呵呵。

心无尘，镜无界 

 说实话，精神可嘉，也让人敬佩，但有点浪费社会资源，培养一个硕士博士，日后可以为社会作贡献，但这位爷爷……

惜悦 

 老人用亲身经历诠释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内涵。学不止，生命就永远在成长……

尼古拉斯.狗剩 

 反而觉得有点浪费教育资源

My Queen 

 心无旁骛，只身求知。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一辈很难学到的

杜万行 

 我辈之楷模

山茶三 

 看到有留言说浪费社会资源啥的，俺就想了，为啥有人就是总那么狭隘呢。万一这老汉再活两百四十岁，现在的年龄只不过是刚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一啊！

天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很让当下的年轻一代反思！

纪良 

 不考个研究生，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曲阜师范的。

点动地球 

 他这种求知的精神，正是现代这个浮躁社会需要的，不为作秀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淚的印記~ 

 值得尊敬

MADMAN 

 看着挺励志，却是占用社会资源，为了自己占有公共教育资源，过度宣传会使教育目的变质！

天空之城008 

 哇塞，突然觉得自己不应该玩！！！

爱吃萝卜和青菜 

 所以亮点其实是“曲阜师范学院”怪不得老爷子这么拼，学院旧址被翻新之后变成自习楼了。

资雯 

 不断前进是人生的幸福

等风也等你 

 活到老学到老，只要人家自己愿意学习，我们都应该支持鼓励，并且向老爷爷看齐！

Su 

 老爷爷的学习精神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仓央嘉措的诗曾感化一位失足少女，老爷爷的学习精神就不会带动更多的人为梦想拼搏吗？说浪费社会资源的人啊，你看轻了别人，也高估了自己，可悲。

伊莎贝拉  

 我现在还活着啊！

我就不到碗里去 

 是我们的精神榜样、知识榜样和毅力榜样，向这位爷爷致敬！

月灯三昧 

 佩服老爷爷，真的真的把生活过活了

追梦者 

 佩服！楷模！

Elaine 

 他是纯粹的学习，而不是为了那些浮华，值得我们敬畏，值得我们学习这种精神

李宗宗同学 

 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读书

xiuxiu 

 向老爷爷学习致敬！老爷爷这种学习的态度，是当今我们年轻人的楷模和榜样！我们理当活到老学到老，狭隘的讲，学习有益身心健康，是为自己而学；广义的讲，是为祖国强盛而学！

大江 

 致敬

milgo 

 生活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

春光明媚 

 本来觉得自己都工作了又去考研，觉得自己太过于执着，但是人生能执着几次呢

山海经 

 我还没35就耳鸣，哭跪，老爷爷已经成精了，求庇佑！

倩云儿 

 这个老头真棒

诗意行者 

 值得学习、尊敬的老人！

蓝冰睿 

 看后很是感动，震撼，更是振奋。年轻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借口不努力。将学习变成生命的一部分，让它拥有生命的长度和力度！

过好分秒 

 这个事实有正面和负面，大多数人只看到他激励人心的那一面，可是站在经济学角度来讲，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前景更好的收益为就业创业做准备，而不仅仅是毕业这件事情，知识是学不尽的，所以在学知识的过程当中要学会总结归纳提倡工匠精神，这位老人精神可嘉，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诚信，古时候两人约好同一时刻在桥下见面，其中有一人因事未到，而另一人一直在那里等，日日夜夜等，洪水来了还在等，最后被洪水冲走了……

谢选骏指出：这人还是不错的，虽然还是被动型的，被形势牵着走的——退休了10年才去旅行，然后陪着孙子去考试读大学；如果早点，他的人生会不一样甚至精彩，现在读完了书就进坟墓，如何回报社会资源的耗费。由此可(ˇ?ˇ) 想～，二十岁拿到博士的是天才，三十岁拿到博士的是人才，四十岁拿到博士就只是胡适了。至于像胡适那样六七十岁还在到处索要荣誉博士学位的呢？胡适一生中获得过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但参照他冒充博士的劣迹来看，那只能叫做可耻。

【103、鲍彤为何装睡胡说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人主导】

《“六四”29周年原来当年只他一人主导》（2018年6月4日BBC中文）报道：

1989年6月3日夜晚，枪声和喧闹声响彻了仲夏之夜的北京。大批军人，四面合围进入城市中心地带，坦克隆隆，倾轧长街，血迹满地，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历史的分界点。

29年过去，仍有人记得那一批人的血泪和勇气，记录、追逐未解的真相，也有人无意或刻意选择了遗忘与淡化。

传统的观念认为时间相隔越久，历史真相就越有机会水落石出。无论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至少在“六四”这一事件上，每当周年纪念日，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新的信息或观点会被公布于众。

邓小平的“政变”

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前夕，中共元老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对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的采访，再度引发对历史真相的讨论。

鲍彤在访谈中称，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如前领袖毛泽东一样，最为关心的是其身后的政治遗产。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仔细对比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废黜胡采用了“党内生活会”的非合法程序手段，留下后人诟病的口实。胡耀邦去世不久，邓小平就已经担心赵紫阳会在将来推翻他废黜胡的决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要让赵紫阳下台，邓小平精心布局，不仅积极促成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也达到了废黜赵紫阳的目的。

鲍彤认为，自始至终，“六四”的主导者就是邓小平一个人

在他的分析中，赵紫阳在胡耀邦去世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的话让邓小平警觉，“胡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

鲍彤认为，自始至终，“六四”的主导者就是邓小平一个人，是邓小平为了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而“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在这之前，也有政治学者提出过类似观点。早在2010年，多年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在《李鹏“六四”日记》导言中说，根据日记中的信息及其他资料，他研究得出结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经有超乎李鹏的政治权威，针对学潮做成了重要决定，确认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并要求当时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鹏立即采取强硬方针。我认为，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来自邓小平。”

“李鹏此书明确透露，邓小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部分地区军事戒严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五月十七日’一节），也是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方案的最后批准者”，吴国光写道。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Link）近日对BBC中文表示，鲍彤为研究1989年天安门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新分析，邓小平可能确实如他所说操纵了这次抗议活动。他还表示，无论鲍彤的分析是否准确，三个基本的事实没有改变：“1）邓小平下令屠杀；2）屠杀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独裁政权继续统治；3）整体来说，目的达到了。”

封杀

一篇文章虽然引发对真相的追逐，但对于抗争者们来说，“六四”是在中国内地难以公开讨论的话题，真相更是难以企及的事情。

中国官方将“六四”事件描述成“1989年政治风波”，称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以悼念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当年《人民日报》著名的“4.26”社论仍然被官方认可：“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纪念“六四”的活动在内地被禁止。2014年“六四”25周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家中举行纪念“六四”研讨会，但是三日后数名与会者被刑拘，包括郝建本人、哲学学者徐友渔和维权律师浦志强等。2015年，浦志强因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纪念六四的活动在内地被禁止

中国严格审查报刊、杂志、互联网上所有与“六四”有关的内容。在内地的搜索引擎上，搜索“六四”只能看到官方媒体的内容；社交媒体上，与“六四”有关的词语，如“天安门事件”、“坦克人”等都已经被一一封锁。任何有关“六四”的书籍均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对“六四”的回忆与反思的文字记录，多年只能通过香港出版公布于众，而随着香港独立出版业的全面被打击，仅存的对历史真相的保存与发掘渠道，变得愈发稀有而艰难。台湾的出版市场也越来越暴露于北京的资本与政治觊觎之下，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如何保存并流传，前景令人忧虑。

十八大以来，内地一大批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被抓捕、判刑，舆论空间不断紧缩，社会气氛紧张，纪念“六四”的任何政治表达和个体行为，都被严重监控和扼杀。

遗忘与分化

严苛的信息封锁和封杀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历史记忆的遗忘和丢失。内地的悼念情绪不断被压制，在中国领土上，多年来用其特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呵护纪念烛火的特区香港，悼念的热度也因政治社会诸多复杂原因，开始减弱。

自1990年起，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举办烛光晚会，支持民主运动的香港本土和内地人士均到场参加。数十万市民擎起一盏烛光，致敬历史和“六四”死难者的场面，震撼世界，也让世人相信，中国人并未遗忘。民主尚有希望。支联会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当然要支持和帮助中国发展民主。香港维园“薪火相传”，“念念不忘”的悼念场面，29年来温暖了无数亲历者的悲凉，组织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打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五大纲领。

香港各种本土政治思潮不断兴起，香港对“六四”纪念的活动诉求和阵营逐渐分化。2013年起，部分民众开始在尖沙咀举办悼念活动，与支联会切割。2014年爆发的雨伞运动，大量在八九之后出生的香港本土青年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被前所未有地激发。而近80天的占领中环和街头抗议，未能让北京政府允许香港进行无筛选的行政长官普选，令不少香港人有感在中国治下香港实现民主无望。香港本位的本土思潮在雨伞运动后，支持度有爆发性的增长，小部分人更认为香港应脱离中国独立，才有实现民主的可能。

2015年，香港学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第一次不以团体名义在维多利亚公园参与纪念活动，已经退出学联的香港大学学生会选择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行自己的集会。

不少香港年轻人认为，香港人应该着眼于自己的民主建设，平反“六四”是中国内地自身事务，与他们无关。

近年来，维园烛光晚会的参与人数在不断下降。根据支联会的统计，去年出席人数为11万，比2016下降1.5万，是9年来最低。

根据香港大学今年最新的民意调查，香港市民认为中国现时人权状况较1989年恶劣及估计三年后中国人权状况会比现时恶劣的比率升至1993年有记录以来新高，同时认为没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比率再次录得1993年来新高。

林培瑞认为，许多中国年轻人对“六四”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即使知道，也是仅仅知道政府对“六四”歪曲的叙述。

“即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对‘六四’失去兴趣也是自然的事情。随着时间流逝，让人记忆深刻的事件不可避免地会被淡忘，或者至少不再那么激励人行动，”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A.Cohen）说，“比如，我清晰记得珍珠港事件、罗斯福之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及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但这些事情今天已无法激励到我去谈论、写作和游行了。”

“然而，中国人从不被允许知道‘六四’的真相，年轻人尤其不知道，他们来美国继续学业时就能看出来，我的一些中国学生知道这起悲剧和后续事件时感到十分震惊，”孔杰荣对BBC中文说，“人们自然会对现实感触更深，被现实影响更多。那些获得了个人成功、对反腐运动十分满意的中国人通常并不想回忆起不愉快的过去，但是经历了1989年事件、关注知识和政治自由、公正和人权的老一辈人仍然记得‘六四’的重要性，即便他们明智地不公开表现出来。当然，一些律师等有足够勇气为人权奋斗的人希望结束当前习近平的压制。”

2017年，主办方支联会称有11万人参加香港的烛光晚会，今年6月4日，香港维园仍然会燃起烛光。台湾人权促进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多个台湾公民社会团体也会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纪念晚会。

29年过去，今天应该如何纪念“六四”？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认为，对于任何一件在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首先要弄清事件的真相。“有了真相有了分析才谈得上怎么评价以及在这个过程有哪些反思，”她说，“首先第一步我们都还没有做，后面人们的忘却和不了解都是必然的。”“不吸取经验教训，怎么能把未来的路走好呢？”郭于华说。

谢选骏指出：从了解真相的角度看，鲍彤说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人主导，显然是胡说八道。不论鲍彤其动机如何，后果显然是在洗刷共产党的集体责任。因为，鲍彤把六四屠杀的责任推给邓小平一人，是不合事实的。1989年的邓小平，已经是一条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老狗，他再大的本事疯狗咬人，也不可能一个人主导整个屠杀过程，最终杀掉上万民众。退一步讲话，即使邓小平一人决定开枪杀人，那只是他老狗的口头放屁，甚至连具体策划也算不上，他何以推行冷酷血腥地上万人的屠杀？所以说，要促成六四屠杀，没有一个谋杀集体的存在，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按照司法审判的原则，邓小平属于“策划杀人”，当然是主犯，适用死刑；但是，“执行杀人”和“具体杀人”的，也是主犯，同样适用死刑。因此，鲍彤说六四屠杀是“一人主导”，是极其无知的表现。执行整个屠杀过程，不仅需要策划，还需要其他环节，我本人就亲眼看见李鹏、袁木、陈希同等一堆人渣在电视上面上跳下窜，比邓小平更像是主导屠杀的主犯。此外，还有一些元帅出来帮腔的，还有部队协同作战的，还有后勤提供武器弹药的，还有公安部门毁尸灭迹的，还有宣传部门转移视线的，还有居委会捏造证据的，还有文工团涂脂抹粉的，还有小市民造谣污蔑的，还有各个单位落井下石的……这些才算是从犯。

鲍彤等人，你醒醒吧，不要再装睡啦！邓小平一个小矮人，他有能力在北京大街上杀掉万人吗？毛泽东再是肥硕，他有能力在全国范围镇压并且饿死几千万人吗？毛泽东邓小平的作恶能力，你也有份！依据上述事实，六四屠杀，这是全党全军的共同责任，除了那些因为六四镇压而被开除党籍军籍的人们，党政军内是人人有份，无一可以脱罪幸免。而即使因为六四被开除的人们，在六四之前，也曾经属于协同犯罪，一起共同参与构建了那个庞大的杀人机器。这也是六四事件为何迄今29年都不能得到公正评价的真正原因。

【104、掩盖六四屠杀等于准备惊天爆炸】

《我的六四：飞虎队、医院的尸臭味和检举揭发》（RFA 2019-04-19）报道：

1989年5月18日，以个体户为主的北京民众组成摩托车队声援绝食学生。北京戒严后，摩托车队称为飞虎队，四处传播军队进城消息，呼吁民众前往拦阻。其成员很多在六四后被判重刑。

1989年5月18日，以个体户为主的北京民众组成摩托车队声援绝食学生。北京戒严后，摩托车队称为飞虎队，四处传播军队进城消息，呼吁民众前往拦阻。其成员很多在六四后被判重刑。

1989年春天，一位名叫王丽玲的女商人，出差来到北京，正赶上如火如荼的八九民运和接下来的六四屠杀。现在旅居英国的王丽玲向本台记者申铧讲述了她参加北京市民摩托车飞虎队、六月三号晚上以及后来到医院数尸体等令人难忘的经历。

摩托车飞虎队最早被抓

记者：八九民运期间，北京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市民组成的摩托车飞虎队。您是飞虎队的队员，是吗？

王丽玲：这个要解释一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成立过任何什么队伍。飞虎队是老百姓的一种称谓。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晚饭后，骑着摩托车到广场上来遛弯儿，跟你步行遛弯儿一个意思。后来好多人就形成习惯了，晚饭后都开着摩托车过来，然后觉得不过瘾，尤其是北京市政府出动直升飞机撒传单之后，那个声势很大，结果也不知谁想起来的，也轰摩托车以示对抗。结果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摩托车流，是自发的。

记者：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辆这样的摩托车聚在一起呢？

王丽玲：我感觉百八十辆吧，最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头头走在前面，当时都是谁的摩托车排气量大谁威风，谁就走前边儿。

记者：当时也就是说大家造成一种气势来支持学生、支持运动，是吗？

王丽玲：对，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就发展到，我听说啊，有些人就帮助学生传递一下消息啊，尤其是部队的动向啊，有这个功能。我估计他们把它给灭了，也就是因为发现有这个功能在里头。

记者：后来听说六四之后很多飞虎队的成员都被判重刑，是吗？

王丽玲：对，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对飞虎队的）镇压，是在六四之前，提前两三天，我有这个印象，就把它给毁了。

记者：“毁了”您的意思是什么？

王丽玲：把人全部抓了嘛。那天晚上我们也是侥幸，中间有点儿什么事儿，我们离开队伍，开着摩托车走了。结果其他人都去了首钢，当时他们想要首钢罢工嘛，所以就全部开到里头，结果一进去就全都给抓了。实际上他们是最早被抓的。

记者：您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吗？

王丽玲：在报上登过嘛，有被判刑的，被判重刑的。

开枪了，运伤员、数尸体，还有失去丈夫的妇女

记者：六月三号您是什么时候得知解放军开枪了呢？

戒严部队进城后的北京街头。（王丽玲提供）戒严部队进城后的北京街头。（王丽玲提供） 

王丽玲：是六月三号晚上大概不到十点钟。第一阵枪声是木樨地那边的（传来的）。因为当时我住在西单，那个地方离长安街、西单口特别近，当时我朋友还以为是放鞭炮，后来我们从家里跑出来在街上就听得很清楚，而且还隐隐约约听到唱国际歌的声音。那个是永远忘不了的。

记者：那接着你们看到了什么呢？

王丽玲：接着我们就一晚上都在那儿忙啊。看到部队冲过来。第一批部队过来都是在车里，开枪是乱开，的确也有一些是往天上打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子弹的流光。也有朝人群打的。这个时候就看到有人死了，中弹了。我呢，是和几个人一起帮着把（中弹的）人往板车，就是运货的三轮车上抬。我们主要是送了两个医院，一个是邮电医院，还有二龙路医院。我们把那天晚上所有的伤员都送到这两个医院去了。

记者：您在医院看到多少具尸体？

王丽玲：有一个医院是50多个，有一个医院是26个。

记者：这是您自己亲自数的？

王丽玲：我自己数的。我自己不是也受伤了嘛，我到医院治疗，而且那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那个时候（医院门口）也没有人把守。

记者：我记得您说过看到一位妇女来找她丈夫是吧？

王丽玲：对。当时医院做得挺不错的。他们搞了一个简单的（死者的）册子，那个册子上肯定是没有名子，他们就拍了一些照片，有的没照片的就写上死者的特征，大概年龄多少，有没有胡子。因为夏天大家穿的都很少嘛，一般就是一个背心，尤其是有的受伤了以后衣服都没了，所以主要是生理特征。专门有一个医生坐在门口拿着这个册子等着来认人的。当时遗体已经开始腐烂了。那两天特别热，那个味儿很大，整个胡同都是味儿。那个妇女是个地道的北京人，一进来嗓门儿挺大。我说您找谁啊？她说“找我丈夫啊！大晚上的洗完澡还穿着拖鞋，说到外边儿蹓弯儿乘凉去，去去人就没回来。”所以她到处找人就刚好找到这儿了。她就说起她老公的特征。结果看到医生拿着的册子上的照片，她就忽悠悠地晕倒下去了。我也估计那个是她丈夫，因为我不是进去看遗体的时候，我也有点儿经验了。一般没鞋的，穿的少的，什么大裤衩的，肯定都是本地的；穿着毛衣啊，穿着长裤、皮鞋的，那就是外地的，所以说，如果那天晚上是北京市民（和学生受到镇压）的话，我还不同意，应该说就是群众，学生和群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吧，医院（里有）好多都不知道是哪儿的人。

记者：那是在哪个医院？

王丽玲：这个是在邮电医院。

记者：我记得您还说过医院给那些受伤的人士起假名，为了保护他们，是吧？

王丽玲：对。那天晚上我不是摔了一跤嘛，玻璃碴子在膝盖里感染，就去医院看。去看的时候呢，我刚一进那个医院，当时都说是部队要戒严了，结果还没有来，所以我刚一进去，有个护士接待我，她说，“哎，谁看病”，我说“我”。她马上就撕一张单子给我，她说“去，到那边儿治疗室去看”。我一看单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张艺珍”啊什么的，反正不是我的名字。我就说您还没问我名字呢，这是谁的名字？护士说“你怎么回事儿？不怕他们秋后算帐啊？你还想用你真的名字啊？”这时我才知道就连医务工作者为了保护我们，想的特别周到。

六四后，恐怖的检举揭发

记者：那后来，六四之后，您是不是要逃离北京？

王丽玲：六四之后那些日子就很难熬了。因为到处戒严，部队就在大街上站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另外，人们开始检举揭发了。我认识一个小孩，他的小名就叫王石头，十四岁吧，他就捡到了一个（戒严部队的）钢盔，后来被他父母动员，把它交出去就没事儿了，因为都这么说的，你只要是主动交待就没事儿。结果交了以后，登记完了回家，第二天就（被）带走了。我认识这孩子的时候他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和我的朋友关一个号子。他就恨他父母。你说说看，他就恨错对象了。可是北京当时就是那个情况，要么你主动去坦白，要不就是人揭发你。后来我的一朋友也是被人揭发，说是他烧了坦克。

记者：你们到底有没有烧坦克呢？

王丽玲：没有。但是扔（汽油）瓶子是有，看别人烧（坦克）是有的。我们都没有武器，后来就有人用北冰洋汽水瓶，把瓶子收集起来，我做过这个事儿，把瓶子收集一下，从公共汽车往外弄汽油，弄些破布条子，塞进去，那个点不好还会把自己给烧着。我们就点这种汽油瓶往外扔。其实对坦克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四十多岁的中国人，竟然不知道六四

记者：这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您现在有何感想呢？

王丽玲：这几天我做了一组调查，我的调查是不正规的，是我个人的一种行为。发现我周围的英国人，知道六四的简直是百分之百；但是中国人，如果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不知道（六四），就是不知道发生了六四那个事。

记者：您是说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吧？

王丽玲：以上，三四十岁以上的人，以下的人就更没戏了。那天我还碰到一个上海的，42岁，我们就突然讲到六四，他告诉我他小学的记忆。然后我就说，后来打死了那么多人，开枪扫射……居然他大吃一惊，他说“你说什么？！开枪了吗？”你看，当时他看过电视，学生在广场（抗议的）情景，但是他不知道后面儿那一段。他一点儿都不知道。他说“真的开枪了？我怎么没听说啊？”他问我这个问题。所以说，我的心真的都冷了。

谢选骏指出：原来大家不是“遗忘了六四”，而是“不知道有屠杀”——如此一来，就有了一个重大的危险了！因为，掩盖过去的六四屠杀，就等于在准备未来的惊天爆炸——一旦真相揭开，其后座力是可能无穷之大的。就像清末的时候，从日本引进在中国已经绝版的《扬州十日记》，让中国人知道了满清的暴行，秋瑾女士愤而东渡日本、投笔从戎，留学日本的邹容写了《革命军》、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爆炸一般地摧毁了满清的统治。我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因此知道掩盖六四屠杀，等于准备惊天爆炸。

【105、张先玲揭穿天安门四君子的伪证】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口述失去爱子后的经历》（VOA 2019-06-01）报道：

张先玲2014年4月24日在北京向记者展示她儿子的照片。 

六四事件30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1989年6月4日凌晨，她19岁的儿子王楠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身亡，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当时中国当局称六四事件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但后来改称为八九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并避免提及相关话题。在这次专访中，张先玲叙述痛失爱子寻找亲人遗体期间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她与丁子霖教授和尤维洁女士等人共同发起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由来。

张先玲：唉，这个每次说我都很难过。王楠他是一个中学生，才19岁。他当时在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时候，他热衷于照相，去天 安门照相。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听不懂。他跟我说，妈，我听不懂他们在说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去多了，他就回来 给我讲，说，妈，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啦，我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应该支持他们的，他们的要求是为了国家好。但是我还是阻止他，我说你不要去。学生运动早晚是要被镇压掉的，或者被人利用。他说学生运动会被人利用，但是，他说，学生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他说我保守吧。我说，你还是赶紧读书的好。我们俩在这方面看法不太一样。大人嘛，总是不希望他们参加群体事件嘛。解放之后的每个运动我几乎都参加过了。我也知道共产党整人的厉害。我也不愿意他们参与这个事情，毕竟他要考大学嘛。但是他最后还是被学生这种热情感动了。在517大游行的时候，他也和他的别的同学在他们学校组织了支持大学生的运动。

一别成永诀

当然在最后的6月3号的晚上，有人在我们 家聊天说起这个事，有人说会开枪，有人说不会开枪。最后朋友走了之后，他不跟我住在一起，他住在另外一个楼上，他要回他的房间的时候，他问我，他说妈妈你说会开枪吗？我说不会吧，我说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今天会开枪吗？他说，哦。他就出去，答应我了。他平常还算比较听话的小孩，他说我不会出去，你放心吧。没想到他从他的房间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我到他的房间看，留了一个条说，我找同学去了。六月三号晚上，之后在没有音信了，我当然很着急，很慌乱了，受 了很大刺激。当然很多朋友，邻居就跟我说抓起了很多，也许被抓了，不用着急，等着。后来我就一直等到12号的时候，学校来通知说有一个小孩的尸体在护国寺中医院，是一个很小的医院，说是公安局送过来的。我去了之后，医院有个很好的大夫姓张，说这个学生是我们从天安门挖出来的。说是在天安门有个28中学，在中学门口挖了一个坑埋了三个人。他说这个孩子就是其中一个，当时挖出来的都是无名尸。这个小孩穿了一身军服，系了一个武装带，新发的武装带，还是有编号的。当时挖出来的就以为这是戒严部队的战士，所以把他送到医院的这个地方了，因为别的大医院的太平间都没有地方了。他们这个医院还有个冰冻的格，就把他放在那里面。

后来戒严部队来查了几次，都证明不是戒严部队的战士，这样就通知学校，学校就通知我们去认了。

儿子遗体被埋广场附近

我一看就是他了。当时的打击就非常大了。你想本来就遇难了，遇难埋起来，头上包着绷带，绷带还有血迹，我就很奇怪我说他怎么就头上包着绷带，说明有人救过他啊，怎么又埋起来了呢?救了应该是医院啊，怎么就埋起来了，我当时就有疑问，当时我就不能自已的时候，整天就哭。但是我还算比较理性一个人，慢慢慢慢之后我就恢复了一些，我就开始寻找他为什么头上包着绷带，又埋起来了，我就逢人便说这个事儿。这中间他们学校传过来一个事儿，说他曾经救助过一个花园村中学（的人），那一天早上六点，六四早上六点，看传达室的老先生接到过一个电话，说一个姓吴的学生说他是北大协和联合救助队的，姓吴，他说我救过你们一个孩子叫王楠，在南长街南口中弹，一点钟中弹，三点钟死亡。有人问他说你姓什么，他说我姓吴，什么什么地方。后来我知道这么个消息我就到处打听，当然没有这么个组织，什么北大协和联合救助队，没有这么个组织。最后有在北大工作的一个朋友，一个朋友的亲戚在北大工作，他来告诉我，他说北大新分来的一个学生姓吴，他救过一个小孩，叫王楠。后来我就给这个吴大夫写了一封信。

引述目击者抢救者的回忆

过了几个月，大概89年12月份，还是90年1月份，反正是天冷的时候，他们几个学生过来了。其中一个女学生是吴先大夫的女朋友，那三位男学生都是当时在现场救助过王楠的人。他说他们是临时在西单组织起来的，北大医学院的医学生，分配在协和或北大实习的，所以他们叫做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跟在戒严部队后面，从西单一直跟到南长安街南口，他们一路救了不少人。他说，他们在救人的时候，他们也描述了群众的勇敢。他们说救人的时候，群众围成了人墙，其中的人墙中的人当时被打死。他们一路救过来，南长街有三位，中弹的其中一个就是王楠，王楠当时还有体温。（吴大夫）他听到了旁边的群众说，（王楠）他是一点多部队开枪过来，他去照相，被打中了。打中以后，老百姓涌过去把他拉进去，因为南长安街有个像城门似的有个门洞，他在门洞外照相被打倒了之后，老百姓从门洞冲出去把他拉回来。戒严部队就拿枪比着老百姓说，你们不准拉他，他是暴徒，你们要是想拉他的话，我们就枪毙你。老百姓就缩回去了。这时候，南长街北口开过来救护车，救护车想要到长安街救人，戒严部队也不准他们出去，不准他们去长安街上救人。之后大夫下来了，说你这样，你不要车过去，我们人过去，我们过去把受伤的人抬回去。那也不行，不准大夫过去，由此我推测可能有命令，就是不许救护车去，也不许人去，不许救。这种行为是非常悲惨而去是很卑鄙的。两国打仗伤员也应该救啊，他都不让救。学生们就给他包扎了。包扎的过程他们就把王楠还有另外两个受伤的孩子抬走，因为他们还有体温，当时至少王楠还有体温。来了一个军官，好像是上校，年纪也比较大。有一些同情的样子。但是他说不能抬走，你只能就地抢救。所以他们给他包扎了以后，人工呼吸也没有用，到三点钟死亡了。死亡了以后，他们又要求把遗体抬出去。说我们把遗体抬出去送到医院，家里人可以找得到。那也不准，这时候找来的军官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就很凶狠的对他们说，你们要走，不走就给你们抓起来。然后学生就只好走了。那个姓吴的就给学校打了个电话。

临时掩埋遇难者尸体

怎么埋的，咱们就不知道了。后来我听说好像是戒严部队和警察一起埋的。就是上面有命令，说七点钟以前必须把长安街上的人都要消失，就是打扫战场吧。说七点钟有个什么卫星开动，如果不把它隐蔽起来就会被卫星拍到，因为当时它要造谣说没开枪，没死一个人嘛。这样就被埋起来了。但是过了几天下雨就有气味了。学校12号就要开学了嘛，所以八九号就给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王楠那个坑里埋了三个人。

天安门母亲由来

为什么王楠被送往医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这么个情况，当时我的心情，我也不用描述了。那是极度的悲痛啊，是吧？我也很庆幸自己最后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而且也有人证，也有物证。只是，现在这些人都还生活在这个政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不敢说，我相信到一定的时候，人还是有良知的。他们应该会出来作证。我已经说过，儿子的母亲嘛。在整个找王楠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不少的人家里出了这种事情。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尤维洁和丁子霖。王楠的骨灰放在万安公墓的骨灰堂。我在过道的地方，人走来走去都能看到的地方，摆了一张很大的照片。我的意思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果然尤维洁看到了，她给我留了一个条说她的丈夫也是六四遇难的，希望和我联系。后来我、她，丁子霖，我们就最先联系到一起。后来我们又找到一位（六四遇难者）杨燕生，他的妻子叫黄金平，后来我们就开始联系这些人，慢慢的找人。开始的时候我跟丁子霖之间比较多的（寻找）。尤维洁当时还在上班，她不可能找人嘛。后来找多了以后，有些母亲也都参加了，一起找，寻找这些死难者吧。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过后不久，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这四个所谓“天安门四君子”在北京“中央电视台”作证，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现在，张先玲用她儿子的生命作证，揭穿了天安门四君子有关“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伪证！还原“天安门四君子”是“天安门伪君子”的本来面目。

【106、真假案犯的照妖镜】

《〈子弹鸦片〉：“六四暴徒”狱中记》（纽约时报  2019-06-12）报道：

草根历史学家廖亦武最近出版了访谈集《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的英文版，该书记录了八九年的民运与“六四”镇压当中，一些工人与老百姓的遭遇。《纽约时报》记者张彦(Ian Johnson)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讲述了“那些为革命而战的人，他们被送进监狱，出来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已经突然远离了政治，拥抱消费社会的颓废乐趣以及民族主义廉价刺激的国家。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30年前的那些事情。

廖亦武亦曾因在“六四”当晚朗诵和制作长诗《大屠杀》磁带，传播到中国20多个城市，而被判刑4年。出狱后写出了《吆屍人》、《上帝是红色的》等作品。2011年流亡德国。以下是《子弹鸦片》中文版的节选，由作者提供，以飨读者。内容经过编辑，文字略有删节。

2005年12月17号深夜，北风怒号，我跟随因“六四”坐牢七年的画家武文建在北京大山子一带转悠了近一个小时，正晕头转向之际，却从大街对面的居民楼里，突然钻出一条黑影。瘦高个儿的王岩解释道，白天出不来，傍晚也不行，爹妈严防死守，怕出事儿呢。只有等到这时候，两老没动静了，才敢溜出门来。

接着走街串巷半小时，找到一家野鸡旅馆。武文建掏出身份证，要了顶楼拐角的标准间，当我们在肮脏的床铺上盘腿坐定，已经接近零点了。

王岩在“六四”当天点燃一辆军车，后被判纵火罪，刚出狱。三根光棍都是“六四”罪犯，抽烟是免不了的。没一会儿，整个房间就云遮雾绕。但我们不仅不开窗，还放下窗帘，因为怕被盯上。我一直感觉肚子不舒服，但咬牙忍着。录音机转动很久了，另外两人却不管不顾，一阵又一阵闲扯。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什么时候王岩回到正题的，我已经忘记了。

大伙儿起来闹

廖亦武：你的名字叫什么？

王岩：我的名字一点不重要！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这种人就是大伙儿眼里的傻X呗。

廖亦武：那1989年学潮，满大街游行示威的老百姓都是傻X。

王岩：当时呀，胡耀邦一死，大伙儿呼啦一下就上街了，时间太短，根本没来得及想清楚为什么。不像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开头热，中间比较热，最后就降温了。我一工人，二十四岁的毛头小伙子，不就是顺应爱国的时代潮流吗？

廖亦武：听说你上过大学的进修班？

王岩：对对，像同一时期都市电影主角，英俊、洒脱、正直、时髦，一边在石景山附近的钢铁厂工作，一边在北师大分校学法律。我们的老师非常开明，我从他的嘴里，第一次知道西方的法律比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法律，领先三百年，这和刘晓波的“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的高论，精髓一致。还有苏晓康等人的电视片《河殇》，经过中央电视台播出，搞得家喻户晓，我的脑子也装满“开放的海洋文明”、“封闭的内陆文明”、“中国何去何从”之类的大问题，一天到晚找人辩论。

廖亦武：觉悟高啊。

王岩：大伙儿的觉悟都高，我就显不出来了。所以1989年的学潮，是民心所向，水到渠成。胡耀邦有个性，几年积累的威信，就超过邓小平，你个老臭矮子眼红，就蹦起来硬生生扳倒；人家一死呢，又朝天上猛抬，定调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套猫哭耗子的把戏，上至八十岁老太太，下至八岁的小娃娃，都看得穿。所以大伙儿起来闹，要公道，要民主，要自由，要高官家族公布灰色财产。你他妈的不乐意，用高压水管子冲散也就罢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不就是这样吗？有人流血，有人坐牢，可没死人嘛。可这次，几十万军队围剿北京，开枪杀人，谁受得了？谁碰见过？

廖亦武：于是你受刺激了。

王岩：6月4号大早，我骑一辆火红色自行车，穿一件火红色T恤衫，配一条绿裤子，出门上班。大约七点多钟，我路过石景山区政府附近，不料大街断了，被几千人给堵断了。

廖亦武：这时候部队早已进城。

王岩：早已占领天安门。可还有一辆装甲车歪在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挡下的。人流来来去去，漩涡一般围着它打转，我插翅难飞，就干脆把车锁在一边，游泳似地两手扒拉 ，朝里猛扎。

廖亦武：嘿嘿，一个浑身火红的时尚青年投入灰色人海，蛮有画面感嘛。

王岩：应该是白色人海。1990年代之前，中国长期的时装流行色，一是白，一是绿，所以我还算抢眼。我挤到装甲车跟前，埋腰观察，见有些带钩的铁环嵌入履带，还有一根铁棍斜插着。这铁疙瘩被卡死在原地了。

廖亦武：这简单的路障蛮厉害。

王岩：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嘛。

廖亦武：当兵的呢？

王岩：没影儿。问大伙儿，也没人知道。更蹊跷的是，也没人清楚昨晚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之，大街上的群众，去一波又来一波，跟自由市场似的，却都对同一种东西感兴趣。不仅感兴趣，而是对同一种东西义愤填膺，拳打脚踢。装甲车被搞得污迹斑斑，棒子、石块、砖头左敲右砸，留下若干狗啃一般的痕迹。大伙儿的情绪还在升温，整个北京城的情绪都在升温，他们开枪杀人了，我们却无可奈何，只好拿瘫在这儿的不中用的铁疙瘩出气。

我受现场气氛感染，我的眼睛红了，变成跃跃欲试的公牛。我给装甲车两个飞腿，哎哟，震得生疼！这时有人在我耳边说，点了它！我马上同意，好，点了它！接着大伙儿都喊，点了它！打雷一般响。再接着，有人递给我打火机和纸。我回头说，这光溜溜的铁疙瘩，该怎么点啊？于是有人出面，东拍拍西敲敲，找出隐蔽的油箱，旋开盖子。我将纸条伸油箱里浸透，点燃了，丢在车底。这样不行的，有人说。就叫我重新点一张纸，直接丢油箱里。装甲车轰地一下燃了，火苗儿直往天上窜。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群众欢声雷动，太过瘾了。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我就趁乱找回我的火红自行车，继续上班去。

廖亦武：怕不怕？

王岩：当时没感觉怕。但是事隔多年我在想，递给我打火机和纸的，还有教我怎样点燃车的，到底是谁？

廖亦武：回忆起来了吗？

王岩：太久远了。脑海一片混沌。但是，许多便衣特务夹杂在人堆里，也不排除特务教我点火，借此挑起更大事端，再顺势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不过，我算比较幸运，因为在“六四”期间，只要涉及烧车，涉及打砸抢，几乎都毙掉；枪口留人的，至少是死缓。当然，暴徒里也有小孩，比如张宝胜，才十五岁，农村放羊娃，因为抢军车，就“从轻”判处十年以上，在监狱里还尿床呢，还长期高调说梦话呢。与张宝胜年龄相仿的，还有好几个，都因为设路障、推军车、扔砖头，被人拍照，罪证确凿，就进“监狱大学”了。据说有个光脊梁小子，嘴角叼烟，左手摸车屁股，右手亮V，也就是胜利符号，也被“从轻”判处十年以上。

廖亦武：所谓“形势所迫，命贱如草”。

王岩：那个6月，真是血染的，前一阵，李鹏总理还保证“决不搞秋后算账”，可后一阵，报纸和电视里天天有人“落网”或“伏法”。我还是照常上班，没犯过案，没坐过牢，就总是心存侥幸。直到7月23号早晨，单位人保处接到通知，跟着，警察蜂拥而至，我当场被捕。

怎么打发这地狱的时光

廖亦武：接下来呢？

王岩：一进丰台分局看守所，脚镣手铐就甩了出来。几个人扳倒我，先将亮锃锃的洋铐换成锈迹斑斑的土铐；接着上脚链，榔头起起落落，叮零当啷，拇指粗的铆钉就砸入铁环。我万念俱灰，身子软得跟面条似的。

廖亦武：还没判刑，就“死犯待遇”了？

王岩：我是“六四”天安门清场之后烧的车，属于“顶风犯案，罪大恶极”，都以为死定了。如果我落网得早，正在杀人高峰期，也死定了——也许冥冥当中，真有神在保佑，才白捡一条命——于是，从7月入狱，到12月判刑，我都是镣铐加身。

廖亦武：我和死刑犯在同一号房呆过，那种日子太可怕！

王岩：对，稍后又升级，转市局七处看守所。因为是“准死犯”，号房再怎么挤，都得留出空位，至少能够躺平；其次，没挨过打，没受过其他犯人的欺负。可精神的煎熬，无时无刻，无昼无夜。眼睛傻傻瞪着，就是睡不着；眼皮都打架了，脑子还在疯狂转动。我才二十四岁，头发就斑白了。我老在捉摸，枪毙的瞬间，会发生什么？脑浆炸开，完了？真的完了？那灵魂呢？佛教书里说的“转世”呢？

廖亦武：周围在干什么？

王岩：闹哄哄的。有新贼进来就更闹。有段时间，号房装不下了，还往里塞，警察在门外嚷嚷，再挤挤，再挤挤，大家都是人，大家的肉都有弹性。他妈的，于是有整整一排新贼，靠墙罚站，想睡也只能靠墙，像公鸡那样立着睡。厕所在号房内，夏日闷热，加上肉贴肉，一蒸腾，那个臭啊，一浪接一浪，浸透肺腑的臭啊。怎么办？怎么混？怎么打发这地狱的时光？

廖亦武：强打精神，寻欢作乐嘛。

王岩：对啰。进一新人，脱光；大伙儿都是光的，不稀罕，可这新人，不仅脱光，还得用嘴叼着自己的内裤，呼哧呼哧，在大伙儿的胯下钻来钻去擦地板，他得具备老鼠的机灵劲儿，否则就会被踩，被踹，被踢。还有一可怜虫，被牢头逼着，当众吃自己拉出来的蛔虫。他总共拉了六根，都捏在手里，蛔虫还是活的呢，他就送进嘴嚼烂、吞下，然后端起菜汤，灌一口，咂咂嘴。不准愁眉苦脸，只准面带微笑，似乎蛔虫和大便是人间美味之极品。

廖亦武：哎哟，听不下去了。

王岩：我被提讯几次。出庭那天，还镣铐加身。我抱定必死之心，除开贴身的穿戴，其他生活用品都分赠同号的难友。《红楼梦》里，有句写鲁智深的，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当时的心境也差不多，还盼着尽快解脱。“六四”那么多冤魂，我不过追去和他们作个伴儿。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又活啦！没想到又活啦！法官宣判“无期徒刑”，我都傻掉了。上不上诉？当然不上诉。押回去，还是镣铐加身，可心情爽极了，快平地起飞了。没办法，对不起，没死成，我还得把送出去的东西一一要回来。包括被子、牙膏、衣服、盆子，我还得继续用啊。

回到号房，按规矩，该解除镣铐，可不知咋回事儿，没人理。十日上诉期结束，我还自己撕了条内衣，仔仔细细，将铁链的每个环，擦得寒光闪闪。我躬腰欣赏了半天，让镣环碰出高高低低的音节，挺美的。

第二天，外面叫我名字。我给大伙儿作个揖，搂着自己的被褥，就出门，转北京市第一监狱。这是1950年代，苏联援建的老监狱，迎面是著名的“王八楼”，两层，椭圆顶，四周围着密密匝匝的铁栅栏。见我拖着铁链，接手的警察还嘀咕，怎么回事儿？不老实吗？送行的陪笑说，该死没死，就连镣带人过来了。

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王岩：劳改就这样开始了。首先剃光头，换囚服，佩戴名牌，然后进筒道，叽哩呱啦背《监规》。待滚瓜烂熟了，就编羽毛球拍，久而久之，手掌就起老茧。筒道两边，是一个个号房，号房内，有六张两层的铁架床，关押十二个犯人。警察在外圈，一般不进筒道。所以就形成了“以犯治犯”的封闭式地盘。

牢头的号房是不锁的，他们拉帮结派，在筒道来回巡视，如果有谁眼神透出不满，拖出来就一顿痛打。使大棍子，揍得你死去活来。叫喊没用，警察根本不理。牢头是耗子洞里的太上皇，犯人家属探监送的日用品，也是他们先享用，剩下的才轮到你。

廖亦武：你挨过打吗？

王岩：我挨过两大嘴巴，还得装笑。牢头都是杀人、强奸、人贩子之流，“六四暴徒”中，受过他们欺负的不少。直到1990年12月26号，几百“暴徒”集体转到北京市二监。

廖亦武：宽松点吗？

王岩：二监是新修监狱，比较敞亮，不像苏联人造的一监，阴沉沉的。可这儿的劳改太过分，按老警察的“经验之谈”，只有把每个犯人都累成热天的热狗，不断大喘气，才不会胡思乱想。

廖亦武：什么胡思乱想？

王岩：比如盼望“六四”平反啦，秘密收听海外电台啦，传播社会上的小道消息啦。开头两三年，大伙儿都以为牢坐不久，渐渐希望越来越渺茫。邓小平也南巡了，共产党也改变策略了，“一切向钱看”的春风吹进监狱，传统的“政治学习”也松懈下来。于是，我们摇身一变，成为卓别林扮演的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先造乳胶手套，流程到“六四暴徒”这儿，是最后一关。我们剪掉多余的虚边，再查是否漏气。每张嘴都嘟着，噗噗地吹。而粘在手套间的滑石粉，随着吹气，哗啦弥漫开来，像雾状的球。没一会儿，我们的脸就沦为“粉白脸”，接着，整个身体也沦为“粉白身体”，像京戏里的吊死鬼。

开头，大伙儿的手脚不熟练，每人每日的定额是两箱，也就是两千只；过了一阵，定额水涨船高，止不住了，就日以继夜地干。警察为鼓舞士气，也破天荒，通宵不锁号房，让大伙儿将劳改阵地从床铺转移到教室。

廖亦武：为什么？

王岩：号房窄如鼠洞，滑石粉尘一弥漫，对床同伴的面孔都辨不清楚，更别提睡觉了；而教室有窗户有空间，空气好许多。夜半三更，大伙儿着魔一般，在那儿噗噗吹气，然后装盒子，装箱。经常是凌晨四五点，还在运转，如永动机。

廖亦武：怎么受得了啊。

王岩：远远传来鸡叫，没听见；起床的电铃突然哇哧哇哧，浑身一抖，梦醒一般，人就软掉，面条似的，躺到地上，突然睡死掉。这段日子，有人创造了奇迹，昼夜只闭眼两小时，完成定额十六箱，共一万六千只；有人累得爬不起来，还落下终生的矽肺病；有人中途挺不住，就朝自己的胸口啪啪拍钢针，想死死不了，抓狂啊。

廖亦武：这些乳胶手套的用途？

王岩：比较粗厚的，是日用品，洗碗洗锅，在任何超市都能买到；比较细薄的，是医用品，医院专用。据说我们的产品是通过北京乳胶厂辗转出口，美国公司有订单。

廖亦武：这是劳改产品呀。

王岩：大家心里明白。所以有一天，七中队有个叫石学之的“六四纵火暴徒”，写了许多英文纸条，塞进手套。

廖亦武：什么内容？

王岩：请好心人互相转告，救救我们！救救中国！自由民主万岁！

廖亦武：结果呢？

王岩：很快被发现。石学之太惨了，镣铐披挂，之间还锁一副土铐，他被扔进两米见方的狗洞，三个多月，腰背都不能打直。枪打出头鸟，所以好多次，狱方紧急集合，强迫大伙儿观摩。这条当年五十多岁的汉子被一帮警察踩倒，扒光，轮番电击。五六根电棒齐上阵，这根卡住换那根，腋窝、脖子、头脸、肚脐、胯下、脚心，翻来覆去过电。阴毛散发出焦臭，石学之啊啊喊叫，眼珠子快爆出来了。他企图挣扎，可被踩得死死的，小便失禁了，不由自主淌一地。可他没有求饶，始终没有求饶。

廖亦武：英雄啊。我这类文人，太惭愧了。

王岩：乳胶手套的活儿戛然终止。接着，我们开始织羊绒衫，大热天，光着膀子穿针引线，那个汗珠子，稀里哗啦掉。裤衩湿透了，羊绒粘身上，那个痒，像几十万只蚂蚁炸锅。

王岩：我们（也）干过不太贵重的活儿，比如处理塑料瓶，处理回收的洋垃圾，比较脏，整天下来，浑身要么是塑料瓶味儿，要么是洋垃圾味儿。我们还折过“鼾静”的纸盒，“鼾静”的意思，就是睡觉不打鼾，这是一种假药，有人偷偷尝过，依旧鼾声大作。最荒诞的，是造纸棺材，即进焚尸炉之际，死人的包装盒。硬纸板，外面涂一层颜色，乍一看，还以为是真的。

廖亦武：监狱与火葬场搭上线了？不可思议。

王岩：搞活经济嘛，一个犯人就是一台赚钱机器。你想，一副纸棺材的成本才多少，卖给死者家属，至少翻几十倍。有段时间，我们从早到晚，在棺材堆里钻进钻出，跟鬼魂儿似的，特恐怖。有人开玩笑说，干脆躺进棺材底，一了百了，估计警察一时半会儿还发现不了。

廖亦武：对呀。纸棺材成百上千，藏个把人很容易。

王岩：所以纸棺材业务中断，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加工“X撑子”……

廖亦武：什么？

王岩：窥阴器。也就是插入阴道深处，检查妇科病的。

廖亦武：什么？

王岩：别大惊小怪，都是成年人。

廖亦武：真没反应过来，前头“纸棺材”，后面跟着“窥阴器”。

王岩：已经成形了，我们得一点点打磨上面的毛刺。别看小小玩意儿，要求极高，对眼睛的损耗极大。嘿嘿，“六四暴徒”中，还出了两个“生产标兵”，大伙儿按岁数大小，叫他俩“大X撑子”和“小X撑子”。

廖亦武：挺无聊的。

王岩：苦中作乐嘛。

我们到哪里找回自己的位置

廖亦武：里面的伙食怎样？

王岩：棒子面窝头，有时是混合面馒头，每人两个，比鸭蛋大。运气好，就比鹅蛋大。菜汤是烂白菜，因为这玩意儿便宜，特别是大冬天，就没其他的。不管青红皂白，不管臭不臭，一顿乱刀砍进锅里，烧开煮熟，舀入大桶，就端给我们了。他妈的，绝对没油水，连猪都不会感兴趣。大伙儿喝厌烦了，就盼望土豆汤，虽然口味儿也差劲，可含淀粉呀。

廖亦武：我最恨土豆了。我们坐牢，年年、月月、日日都吃土豆，入口就想呕吐，还不得不吞下去。直到现在我都怕，土豆之于我，是噩梦的象征。

王岩：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所以坐牢也顿顿土豆。北方就遭罪了，挨饿时，土豆之于我，是美梦的象征。

廖亦武：你们多久吃一顿肉？

王岩：没个准。平时吃肉也就塞塞牙缝，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破天荒，突然抬出满满一桶，吓大伙儿一跳。

廖亦武：怎么啦？

王岩：怎么啦，全是肉片儿啊。

廖亦武：这么舍得？

王岩：没一丝一毫瘦肉，肥肉带皮，白花花一片，晃人眼睛。我们凑近瞧瞧，也没一丝一毫菜叶。分肉的敲着桶边，连喊几声，发什么愣，过来吃呀。于是每人舀一大碗。

廖亦武：过瘾哦。

王岩：还没入口，就臭不可闻，恶心啊。可肚里缺油荤，就憋住气吃吧。肥肉带皮，皮上带一撮撮毛，大伙儿龇牙咧嘴，先呸呸除毛，再嘎嘎咽肉。有个家伙舍己为人，起立推广吃肉心得——各位弟兄看仔细了，肉皮朝下，翻过来吃，毛就立即消失。

廖亦武：吃肉也需要胆量。

王岩：对呀。大不了拉几泡稀。命贱如蚁，死不了，牢底还得坐穿。

廖亦武：实打实算，你劳改多久？

王岩：不足十六年。运气还可以。因为有点文化，人情世故也懂，我在里面做过大组长，没吃多少苦。我也曾凭着良知，帮助将服刑的“六四暴徒”名单传递出去。我反复考虑，万一暴露了，就认栽。但是种种难关，最终都渡过。

廖亦武：不容易啊。

王岩：更不容易的，还在后头。我出狱了，表面上自由了，可心还被捆绑着。我已经四十岁，得重新适应社会，学习谋生技能，监狱里的东西，根本用不上。时代变化太大，北京城扩展了几倍，我到哪儿去才能不迷失，才能找回自己的位置？父母年迈，我还和他们挤一块，混吃混喝，真不是滋味儿呀。我整夜整夜失眠，难道这辈子错了吗？当初不应该热血沸腾吗？“六四”有没有平反哪一天？如果有，我们算什么？

谢选骏指出：我在纽约碰到一个申请政治庇护的人，他说他坐过共产党监狱，因此有资格获得美国户口。我问他坐的是哪个监狱？他说了一个地名。我问他在监狱里怎么吃饭的？他说就那么吃的。问他用的是什么勺子？他说就是普通的勺子，问他是金属的吗？他说是的。我于是知道这是一个假的案犯——因为，中国大陆的监狱里为了防止暴力行为，只用塑料的勺子，没有金属的勺子给狱友们用的。所以说写小说也讲究“细节的真实”。而“细节是魔鬼”，也就是“细节是谎言的死穴”的意思了。

【107、政治包养与海外民运】

《政治包养冲击中共执政之基》（乌友之声 2009-4-21）报道：

最近几年，官商勾结日益严重，一些势大财雄的商人，已经不满足于与官员的勾勾搭搭，开始寻找一些能力出众、形象较好的年轻官员，进行政治包养，出重金找关係暗助这些年轻官员升官，从而进行政治控制，获得更大的利益。西方国家通过有计划的培养培植，已在中共内部培育了一批政治代理人，这些人佔据要津，表面上为国为民，实际上处处为西方说话，向西方输送利益，这在金融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来大力提倡提拔年轻官员，并特意指出，一些年轻官员不重视道德修养，沦为别人豢养的「家奴」。习近平所指，实际上另有深意。

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大将面临大换班，不仅最高层要换，而且省部级都要大面积更换。目前距中共十八大只有三年时间，省部级官员的调配，实际上已摆到议事日程。事实上，近期已有一大批省部级官员年龄已届退休，比如地方上有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内蒙古区委书记储波、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等，而中央机关有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这些位置都需要新人顶替。

习近平作为下届中共领导核心，自然希望将年轻干部的选拔工作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藉机组建自己的班底，在接班时能够保驾护航，所以，习近平三番两次提到选拔标准是要思想过硬，本领过硬，道德过硬，目的就是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真正能找到一批治国理政的能人。

酒色财气 投其所好

当然，最近几年中共官场的风气每况愈下，官商勾结日益严重，一些势大财雄的商人，已经不满足于与官员的勾勾搭搭，开始寻找一些能力出众、形象较好的年轻官员，进行政治包养，出重金找关係暗助这些年轻官员升官，从而进行政治控制，获得更大的利益。习近平亦曾指出，很多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官员，往往也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士关注乃至苦心经营、倾心「投资」的「潜力股」。这些别有用心者往往利用年轻官员缺乏社会经验的特点，「对症下药」，用「酒色财气」包装的糖衣炮弹对付他们。

当年厦门远华案的赖昌星对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便是如此，庄如顺还是一个副处长的时候，赖昌星便积极与其结交，并且一路助其升官，送车送女人，投其所好，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赖昌星之所以能出逃成功，也是庄如顺的通风报信。

而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黄光裕与郑少东的关系，也是同出一辙。当郑少东还是一名局长时，黄光裕便发现郑少东前程远大，凭藉老乡关系拉拢，并花重金帮助郑少东打通仕途的各个关节，使其官运亨通，两人终成莫逆之交，郑少东也心甘情愿为黄光裕所驱使。

政治家奴 政治汉奸

商人如此，一些官员也是如此。很多地方官员为了权力能够世袭，任用私人，用人唯亲，甚至将自己的子女提前安排到各级团委进行「卡位」，以方便今后进行火箭式提拔。较早之前就有媒体揭发，辽宁有一个城市的团市委班子成员，其父母亲多是该城市的市委班子成员，也就是说，团市委的职务，由市委领导的子女们集体接班了，这种政治世袭制，恐怕也是中国特色了。

当然，政治家奴纵然可恨，但政治汉奸却更加可恶。实际上，西方国家通过有计划的培养培植，已在中共内部培育了一批政治代理人，这些人占据要津，表面上为国为民，实际上处处为西方说话，向西方输送利益，这在金融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西方一直寄希望在中共第四、第五代，盼能颠覆中共政权，如果这些政治汉奸进入高位，西方的图谋恐怕真的要实现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担忧国内官场的政治包养，不知海外民运其实也有政治包养——因为海外民运主要就是从国内官场分化出来的。

《金坚：官商勾结？官商结盟？政治包养》（阿波罗新闻网 2011-12-11）报道：

自十月中旬起，中国各大媒体纷纷披露山东青岛市警方大地震的消息。因牵涉青岛“黑老大”聂磊案，青岛警方已有数十名处级以上警官被捕、被双规，包括两名公安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团委书记和三名大队长、副大队长，普通民警涉案者更多达百余名。这些涉案的警方人员，或与聂磊一夥是“铁哥们”，或乾脆就是在聂磊的直接“关照”下被提拔重用的。这么大的一个国际知名城市，黑社会与公安警察相勾结，“烂”成这样，中国民众在震惊和心有余悸之余，无不对自身安全、社会安定乃至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因为青岛市警方的“烂掉”，是整个中国现状的缩影。 

自十月中旬起，中国各大媒体纷纷披露山东青岛市警方大地震的消息。因牵涉青岛“黑老大”聂磊案，青岛警方已有数十名处级以上警官被捕、被双规，包括两名公安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团委书记和三名大队长、副大队长，普通民警涉案者更多达百余名。这些涉案的警方人员，或与聂磊一夥是“铁哥们”，或乾脆就是在聂磊的直接“关照”下被提拔重用的。这么大的一个国际知名城市，黑社会与公安警察相勾结，“烂”成这样，中国民众在震惊和心有余悸之余，无不对自身安全、社会安定乃至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因为青岛市警方的“烂掉”，是整个中国现状的缩影。

官商结盟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在手握经济决策权、主导权的同时，也直接、间接参与经济活动。中国各级政府这种“裁判兼球员”的身份在西方先进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各级政府不仅拥有制定经济法规的权力，更有任意解释和随意废除经济法规的权力，即“政府就是法律”。在中国，纯私人的资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参与经济竞争的权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双轨制”的长期存在，私人资本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必然极力巴结拉拢手握经济生杀大权的各级政府官员，官员们更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官、商一拍即合，“官商勾结”成为“中国国情” 下的必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商勾结进入了“官商结盟”的更高级阶段。从仰融案到杨斌案，从赖昌星案到陈凯案，从逆宏观调控而“顶风作案”的戴国芳案到金融大盗国洪起案，再到金融大鳄冯明昌案，“官商结盟”操作的规则是：资本家以钜额贿赂打通权贵之门，权贵们又以国家资本为资本家制造“亿万富翁”的品牌。

官商结盟利益丰厚，但处处漏洞，且官员周围眼红者、欲取官位代之者更比比皆是。於是，每个出事富翁的落马都会卷起巨大的漩涡，吞噬掉众多高官，这已成为中国商场与官场共有的一条铁律。与其说这是资本的原罪，不如说是制度的原罪。

官商结盟的另一大特色是：官对商的保护和庇佑并不仅仅停留在利用手中的权力上，而是已向政策和法律层面拓展。黄光裕被拘押一个多月后，查明的涉案人、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的郑少东，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帐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郑的这番话显然是意有所指，希望他的“慎拘论”能同样适用於黄光裕案，或梦想用“慎拘论”对黄光裕案施加影响。

无独有偶的是：黄光裕案的另一涉案人──前全国政协委员、前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是二 ○○九年“两会”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实行特赦的建言者之一。中国公安系统的高官都是在毫不留情地打击罪犯的环境下成长并得到提拔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慎拘论”和特赦建言，不是为黄光裕及他们自身开脱，又是为了什么？

政治包养

官商联盟的更高“境界”是“政治包养”。中国一些财雄势大、眼光长远的商人资本家，深谙“足球从孩子抓起”的真谛. 他们寻找年轻且能力出众、形象较好的官员，出重金暗助这些官员升官，曰“长期投资潜力股”，以便在将来获取更大的利益。以“政治包养”的方式爬上权力高峰的官员，有把柄被人攥着，形同台上牵线的木偶；加上感恩戴德心态的驱使，只能处处维护已对他先期投资的商人资本家的利益，不然他的官位可能在一夜之间失掉。

当年厦门远华案主角赖昌星对时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就是如此暗中资助的。当庄如顺还只是一个副处长时，赖就积极主动与庄结交，送钱送车送女人，投庄之所好无所不用其极；并一路用金钱暗助庄升官。赖昌星在案发后能成功出逃，就是因为庄如顺及时通风报信。

黄光裕与郑少东的关系也是如出一辙.当郑少东还是一名局长时，黄光裕便看出郑少东前程远大。黄凭藉老乡关系积极拉拢郑，并花重金帮助郑少东打通仕途上的重重关节，使郑官运亨通，黄郑两人也最终成为莫逆之交，郑也心甘情愿为黄所驱使。

就连习近平都知道“政治包养”的危害。网上曾报道过习近平的一段话：“很多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官员，往往也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士关注乃至苦心经营、倾心‘投资’的‘潜力股’。这些别有用心者往往利用年轻官员缺乏社会经验的特点‘对症下药’，用‘酒色财气’包装的糖衣炮弹对付他们。”

制度的缺陷，体制的原罪

官商勾结、官商结盟、政治包养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包括美欧日这些先进国家。但在这些国家的国会、强大的舆论和严格的法律法规规范下，官商勾结、官商结盟、政治包养都被控制、局限在可控可忍受的范围内。而在中国，橡皮图章人大和政治花瓶政协均无真正的监督权、监察权；公检法这些国家公器都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自然在处置同党同僚上；舆论、人民的知情权更是受到种种钳制，以致官商勾结、官商结盟、政治包养的坏事丑事，绝大部分都被隐藏在层层厚厚的帷幕下。有很少一部分因某种原因（如分赃不均）被揭露出来，举报者或遭杀身之祸，或被国家机器以“泄露国家机密” 之罪堂而皇之地打入大牢。直到纸实在包不住火时，造成的损害损失早已是瞠目结舌了。

中国现行制度的缺陷或曰体制的原罪也毁掉了一大批原本不错的人。在上述的聂磊案中，涉案的各级公检法人员如此之多，以致青岛的公安系统要重起炉灶。很多涉案的警方人员或是破案高手、业务骨干，或曾是“青岛十大傑出青年”。如此之多知法犯法的公安人员涉案，固因人性的弱点，更因“大环境”所迫。当你周围的人或被黑社会买通收受了黑钱，或是在黑道“大哥”的关照下提拔起来的，只有你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周围的人会防范你、排挤你，你在这个圈子就呆不下去。你要么选择离开，要么选择同流合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一党执政长达六十余年的中国“国情”是：中国始终徘徊在世界贪腐国家排名的前列，官商勾结、官商结盟成为中国人似乎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噩梦。以太子党为代表的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早已拥有强大的势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他们早已编织了一张从中央到地方盘根错节的巨网，胡温政府对他们束手无策、无可奈何（讽刺的是胡温自己的子女就是太子党）。中国的政治现实是：谁若胆敢真正拿既得利益集团开刀，即使权威如党总书记，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暗杀或发动政变赶下台。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势力可不是当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可以比拟的。

谢选骏指出：多年事实证明，海外民运经常配合国内官场起舞——他们事实上组成了里应外合的联合舰队！因为二者的互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包养的产物。

【108、只有贪官“政治上可靠”——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九】

网文《内幕：新华社“内鬼”横行 中共如何面对》说2017年1月7日，中共公布了中纪委十八届七次全会精神，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全会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誓言从严治党和严惩腐败。此前几天，中纪委推出上、中、下三篇反腐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曝光了纪检系统跑风漏气、以案谋私的许多“内鬼”，引起哗然。一时间，中共清理“内鬼”成了舆论热点，新华社应时曝出“灯下黑”的黑幕，引发关注。

相关证据显示，针对新华社记者实名举报的山东分社土地腐败系列窝案，新华社纪检系统“内鬼”横行，不查腐败，专杀举报人，总社和分社“内鬼”齐下手，整出了反腐记者的冤狱和命案，杀人灭口，黑幕骇人。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指出，反腐有“内鬼”，为防“灯下黑”，祸乱党风廉政，必须坚决清理门户，严惩“害群之马”，纪委决不允许有“内鬼”藏匿。针对包庇腐败、打击正义、已然形成贪渎腐败利益集团、抱团祸乱新华社的横行“内鬼”和贪渎腐败、正义不彰的政治生态，中共如何面对。

新华社“内鬼”不查腐败  专查反腐举报人

网络信息显示，2003年5月，派驻青岛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冯杰，联名举报山东分社社长张民华和青岛支社社长刘海民等人密谋的青岛土地腐败大案，该案占地42亩，原本“新华社办公用地”被秘密开发成14栋6万平方米的高档海景房，涉案6亿多元。

新华社派出纪检干部张彦民多次到山东“调查”，高层领导亲自赴山东“视察”。随后，新华社倒打一耙，包庇腐败，声称“刘海民没有问题”；掉转枪口，捏造大量伪证和诸多罪名，渎职办案，恶意制造反腐记者冤狱。

为迫害反腐举报人，新华社纪检“内鬼”在分社机要室秘密炮制所谓的举报信，诬告陷害冯杰和另一名社刊记者齐力“违法乱纪”。他们上下呼应，伪造串谋多方匿名诬告信，上报总社领导严厉批示，令新华社监察局对反腐记者立案审查。

为包庇山东分社腐败窝案，新华社几乎调动了社内纪检监察机关和人事方面的大部资源，联手中纪委驻社纪检组，对举报人实施“杀人灭口”。个别领导深度介入山东腐败窝案和诬告陷害记者案，新华社纪检副社长徐锡安、原监察局局长孙晓林、原人事局副局长苏玲以及一大批纪检干部的名字，纷纷出现在山东分社的接待名单上。

张彦民颐指气使，反腐记者冯杰当场指出：“你是我的举报对象，你不能代表组织审查我（举报人）”，他咆哮出：“我治不了你，交给公安，你去死吧”、 “领导叫你死，你就得死”、“你死了，你活该”等恐吓性语言，其长达8小时的“纪检审查”被录音曝光。

为捏造陷害伪证，张彦民伙同分社副社长刘德玉、纪检组长尹建华等“内鬼”利用公权力，多次到记者冯杰曾经作过批评报道的青岛李沧、黄岛、日照、济宁等地，集中煽动与串谋与冯杰有利害关系的被批评方出具虚假证明，对冯杰恶意诋毁和匿名诬告。他们滥用“中纪委”的身份，以“不按我们的意思写，就换个地方写？”“不写就让公安查封你们”、“否则就让纪委查办你”等恐吓手段，威逼当事人，到处制造虚假证明。

新华社纪检“内鬼”们审查不出举报人的违纪事实，没有任何违纪处分结论，就违反规定和程序，用编织好的大量伪证和捏造的多种罪名，蒙骗原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现任中共常委）、串谋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现押秦城监狱）等主要领导批示严惩，移交司法，借刀杀人。

2005年5月19日，被反腐记者冯杰举报的张民华、张彦民等人，亲率山东省公安厅刑警在省立医院拔掉正在输液的针头，将愤懑住院的冯杰秘密刑拘，押往青岛，投入大牢。

反腐记者被投入大牢  冤狱十年 逼死人命

反腐记者冯杰新华社将反腐记者冯杰移交司法后，张彦民、刘德玉等人亲赴青岛市李沧区坐镇指挥，干涉司法。他们在下榻宾馆庆功酣醉，酩酊大睡时，张彦民醉掉的裤子被小偷窃走，他醒后大闹，声称裤兜有钱，趁机讹诈了地方一笔钱，广被耻笑。纪检“内鬼”滥权涉法，给新华社和中纪委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

经几十名刑事警察“地毯式侦查”后，纪检“内鬼”们推理冯杰触犯的五、六个罪名被逐一澄清，新华社遂用捏造的伪证，将新华社《人居》杂志记者齐力抓捕，恶意陷害，株连治罪。但当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恪守法律底线，曾先后做出记者无罪的内部认定。新华社冤狱制造者，居然动用舆论监督权，手持政法记者草就的曝光山东、青岛等地问题的“内参”稿件，逼迫勒索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和政法委、公检法主要负责人，召集公、检、法“三长会”，对反腐记者冯杰、齐力实施强捕、强诉、强判，酿出冤狱。

新华社纪检“内鬼”严重干涉司法公正的非法黑幕，罪孽深重。

在反腐记者的不断上诉和持续抗争下，经过长达四年多的司法审查，两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查明记者案件是一个错案。法院查实，新华社移交司法的40份证言公函中，诬告陷害的伪证多达37份，几乎全是诬告，铁的事实证据和法庭调查，全面否定了新华社的虚假报案。2009年和2010年，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两次宣判记者无罪（没有违法犯罪）、无错（没有违规违纪），并予国家赔偿。

法定事实和实践证据显示，冯杰举报贪官污吏、无私帮助他人的两大行为，没有过错。但不幸的是，另一名反腐记者齐力和其母亲在惨遭冤狱和恐怖生活中，突发心梗和身患绝症，先后被迫害致死（见附图三）。

反腐记者齐力和其母亲惨遭冤狱，先后被迫害致死国家司法机关的两次无罪判决，不仅从法律层面上、而且也从纪律层面上，查清记者冯杰、齐力冤案无罪、无错的基本事实。同时，直接反证了新华社纪检“内鬼”诬告陷害举报人、制造冤狱、逼死人命的基本事实。他们滥用职权，制造冤案，捂压真相，包庇犯罪，蒙骗组织，枉法追诉，不仅触犯党纪国法，而且构成了严重犯罪。

2010年，新华社新一届领导派出公道正派的新一轮纪检调查组，历时一年，查实了青岛土地腐败大案，纪检结论是“刘海民严重违法乱纪”——这与当年纪检“内鬼”张彦民的纪检结论“刘海民没有问题”形成鲜明对照。同年12月，新华社决定对青岛支社原社长刘海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责令山东分社原社长张民华向新华社作出深刻检查。尽管有人包庇，不敢将犯罪嫌疑人移交司法处理，但新华社和中纪委的纪检结论和党纪“双开”处理意见，足已证明纪检“内鬼”张彦民、刘德玉等人当年包庇腐败、渎职犯罪的基本事实。

2013年，在中央督导组、中央巡视组和新华社正义力量主导下，蒙受冤狱错案近十年的反腐受害人冯杰，最终恢复了新华社高级记者的工作岗位。

中国法学界的著名专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会会长赵秉志及周道鸾、陈兴良、张明楷、陈卫东、田文昌等人，曾对冯杰、齐力冤狱一案进行联合论证，得出记者无罪的权威结论。法学专家指出，国家法律针对反腐记者无罪无错的权威司法判决、中央纪委针对腐败分子违反党纪政纪的权威“双开”决定、以及反腐记者冯杰恢复记者岗位的实践证据，无情地昭示和反证出新华社纪检机关打击正义、包庇腐败的严峻事实。按照《宪法》、《党章》规定，以及诬告反坐的刑法原则和中共追责条例，中纪委、新华社应严厉追究记者冤狱责任，依纪依法追究新华社纪检“内鬼”涉嫌的包庇腐败、诬告陷害、捏造伪证、制造冤狱、妨害司法、逼死人命等罪行。 

“内鬼”横行包庇腐败  连续几届祸乱新华社

大量原始证据和实践证据显示，新华社山东分社以“建新华社办公大楼”的名义，在青岛、济南、枣庄等地非法炒地422亩，秘密开发高档商品房40多万平方米，涉案30多亿元。山东腐败窝案上挂下连，个别高官深度染指，成为新华社建立八十多年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多、涉案官员最众、涉案性质最为严重的贪渎腐败系列窝案和串案。  

“内鬼”横行包庇腐败  连续几届祸乱新华社

为掩盖山东土地系列腐败窝案，新华社腐败利益集团用金钱、用利益、用女色“摆平”个别领导，领导反手用权力动用整人权和用人权，层层布局，届届卡位。纪检“内鬼”丧失反腐立场，一棒接一棒全力掩盖山东腐败，剿杀反腐举报人，成为新华社山东土地窝案不得彻查的重重黑幕。

新华社上一届纪检干部包庇山东青岛土地腐败大案长达14年：2003年，反腐记者冯杰举报青岛土地腐败大案后，原中纪委委员、新华社分管纪检工作的副社长徐锡安亲率多名纪检干部和人事局长，多次赶赴山东，以所谓“保先教育”为名，秘密主导陷害抓捕反腐记者的任务。2005年9月，将反腐记者冯杰、齐力先后陷害入狱后，徐锡安再一次光临山东分社，和“保”下来的涉腐贪官、分社社长张民华开怀畅谈。

2010年，新华社监察局新的调查组查实了青岛土地腐败大案，但在新华社个别领导的包庇下，仅仅给予涉案腐败分子“双开”的纪律处分，没有也不敢将其移交司法处理，严重违反了《行政监察法》和纪检监察办案工作相关规定，涉嫌严重的渎职和包庇犯罪。

新华社又一届纪检干部包庇山东济南土地腐败大案长达10年：2006年，反腐记者冯杰在青岛蒙受冤狱时，知情群众继续举报山东分社社长张民华涉案十几亿元的济南土地腐败大案。群众举报后，中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新华社原监察局局长魏作清亲自率人赴山东分社调查，声称占地130亩的济南涉案地块“水映丽山”与新华社没有关系，公开的包庇济南土地腐败。事实真相是，该地块是张民华动用公权力，以山东分社公函名义获得，之后秘密多次将分社股权全部无偿转移到青岛市市北区河马石村的个体开发商王海青手中，巨额利益输送通天。北京《财经》记者深度调查，部分黑幕曾公开报道。

新华社新一届纪检干部包庇山东枣庄土地腐败大案长达4年：反腐记者冯杰被无罪释放后，调查追踪继张民华在济南、刘海民在青岛大发土地横财后，山东分社纪检副社长刘德玉，也在他的“老根据地”枣庄大发土地横财。相关证据表明，纪检“内鬼”刘德玉联手他的浙江分社大学同学和发迹枣庄的40亿元诈骗犯龚印文（已判死刑，在押济南），在山东枣庄秘密开发原枣庄宾馆及官邸、周庄、东龙头、北龙头等周边四个村庄的220亩房产，建售房产20万平方米，涉案十几亿元，其利益输送，黑幕重重。此案引发上千名下岗职工和失地群众的常年上访，迄今未止。

动用国际刑警组织追捕归案的诈骗罪犯龚银文，此前还半价送给刘德玉一整层260多平方米、加建顶层后达500多平方米的山麓豪宅，当年低于市场价格百万元——按照最高检的司法解释，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购房价差部分，以受贿论处——中纪委日前公布的纪检“内鬼”中，就有以案谋私、低价购房的落马官员。冯杰实名举报后，这么明显的受贿犯罪和非法炒地，新华社原监察局一位副局长来查，却依然没有问题。这位副局长后被调升为中纪委驻人民日报纪检组副组长，负责针对新华社的纪检监察工作。新一届的包庇腐败卡位布局，似乎再一次萌生。

一如当年的纪检“内鬼”張彦民，赴山东查腐败，却被贪官“摆平”，查成了腐败分子的“保护伞”，严重包庇腐败。

包庇腐败、制造冤狱的纪检“内鬼”和深度参与制造记者冤案的原办案人没有被追责，却纷纷被“带病提拔”，步步高升。其中，涉嫌包庇腐败、接连整出冤狱错案、诬告陷害、逼死人命、严重渎职犯罪的纪检“内鬼”张彦民，非但没有受到任何追责，反而逍遥法外，屡被带病提拔：先是重用为新华社监察局办公室主任、后被调任新华社《现代金报》副总编辑、前几年又被提拔重用为新华社云南分社副社长、纪检组长。在中共强劲反腐、整饬党风的当下，新华社“带病提拔”整出多宗冤狱错案的纪检“内鬼”，实乃奇闻。

迹象表明，新华社政治生态存在严重问题，个别领导和纪检“内鬼”不仅公开和腐败分子沆瀣一气，包庇腐败，渎职办案，而且还秘密和山东、青岛方面的“黑社会”组织有深度勾结，合伙嫖娼、找小姐、“玩双飞”的相关证据，据称被黑恶势力所掌控，长期充当黑恶势力和犯罪分子的”保护伞”。

贪渎腐败，民怨滔天。中共十八大报告把腐败问题提到“亡党亡国”的政治高度，直击时弊。习近平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决不能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并强调，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但新华社为什么不查腐败、专查举报人？为什么不能尊重法律权威还人清白？是国家法律的法大还是个别人的权大？恢复记者工作后，为什么还在名誉上、政治上、经济上、业务上继续围剿和封杀举报人？反腐受害记者冯杰，在民主生活会上发出一系列严辞追问。

相关律师透露，记者冤案中的贪渎腐败势力黑幕重重，腐败分子勾结黑恶势力，近期对反腐记者发出新的诬告和死亡威胁。倘如新华社不能匡扶法治正义，反腐受害群体必然会选择公开站出来，深度揭露贪渎一体的腐败黑幕。 

日前，习近平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称，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新华社“内鬼”肆虐横行表明，贪渎腐败势力依然猖獗，新华社的“灯下黑”问题严重。

谢选骏指出：上文故意不提体制问题，用道理好像贪官污吏都是中共叛徒。其实不然，只有贪官“政治上可靠”。因为六四屠杀以后，中共与干部达成协议：只要镇压成功，任由贪污腐败。所以干部大都使用非法手段“维持稳定”，以换取违法乱纪的“特权享受”。因为镇压既然不合法，享受必定也不必合法。这样形成的“共犯结构”才是邓小平部署的“两手硬的硬道理”——反正黑吃黑，“无所谓了”（赵紫阳天安门临别的警世名言）。

现在的“反腐”，是中共撕毁了当初的镇压协议，翻脸不认贪官污吏的账了。因为抗议的兔子已经死了、沉默的骆驼也已死了，走狗太多了，可以杀掉一批不那么贴心的了！

【109、中共时刻准备为六四平反昭雪】

《亲共何君尧称六四死者如知国家成就“将感欣慰”》（2018年5月24日 转载法广RFI 香港特约甄树基）报道：

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在每年六四烛光集会举行前，均会在立法会提出“毋忘六四，平反八九民运”动议，但每次都遭到建制派及保皇党等亲共议员联手击退。选自新界西的何君尧议员在投票表决之前，在其Facebook发布他就动议投弃权票的决定，原因是“今天死者已矣，本人相信他们（六四死难者）在天之灵见到今天国家的发展与成就之时，定当感到欣慰”。

2016年当选立法会议后，即向传媒承认要“感谢中联办”从而有“中联办乾儿子”之称的何君尧，在其Facebook网页说，六四死难者在天之灵见到今天国家的发展与成就之时，定当感到欣慰，“见到国家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及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同样，本人亦相信他们在天之灵欣慰地看到，现在国家抓好依法治国的政策，全力推进廉政、全面反腐败和坚持以法治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他指出“八九六四”有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了一些人与戒备部队对抗，产生暴乱。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下，平息了暴乱，“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导致了人命损失，当中包括了原爱国、可爱、可信、可贵及可为的大学生和作风优良、绝对忠诚、绝对纯洁及绝对可靠的人民军队。”

何又称，相信在“八九六四”事件中那些原爱国学生也是求索同样的理念，“当中有所牺牲的，就让我们为他们默哀，让他们安息，确立他们爱国情怀永留在历史长流之中。”他最后呼吁，“毋忘六四爱国学生之初心！悼念八九为国牺牲之英魂！但本人对陈淑庄议员的动议只会投弃权票。”

立法会去年辩论“毋忘六四”议案，议案在建制派反对下，未能通过分组点票而被否决。不过，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却成“奇葩”，成为唯一一位投票支持议案的建制派议员。

何君尧当日在会议厅外解释，非常欣赏当年北京学生的爱国情操，亦完全支持学生，但认为没必要纠缠当年谁对谁错，只承认“学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又指，今天中国内地的发展，或多或少是由于当年学生给予的启示，期望社会向前看，同时毋忘爱国初心。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态表明，中共开始承认八九民运的正当性，只是由于镇压失措，导致民变和血洗。中共既然承认八九民运是正当的了，下一步就是考虑如何为死难者平反昭雪，承认政府责任。这样的话，中共就可以逐步建立自己的正当性，慢慢改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苏联狼性。那时，镰刀斧头帮的“狼图腾”就会进入历史的垃圾箱了。

《六四29周年 鲍彤澄清：胡耀邦并非被气死》（2018年5月24日 转载苹果日报）报道：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下月将满29周年，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前秘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谈，澄清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被气死的传言。

鲍彤表示，当时自己在场，会议讨论大学教育作出一个决定，当时胡表示想请假，感到有点不舒服。赵紫阳立即问他：“耀邦同志你有没有心脏病？ "对方回答不知道，然后就伏在会议桌上。赵紫阳问在场有否硝酸甘油，刚好江泽民有，他表示："我从来不带这些东西的，这次（他是从上海来开会的）我老伴一定要我带。”

鲍彤指，有职员指将硝酸甘油放在嘴巴含着，赵紫阳立即吩咐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通知中南海医生，直至中午时分，温家宝跑到勤政殿会议室指："抢救过来了。"于是，胡耀邦被送到医院，但后来死因是便祕上厕所时，不慎引发心脏病。

赵紫阳本想发表《胡耀邦同志逝世前后》一文，解释胡耀邦不是气死的，望以此消除学生的对立情绪，但中央办公厅突然传来通知指示不发。鲍彤说，谁有这个权力推翻常委会的决定，只有一个人，暗示就是邓小平，他要激化矛盾。

谢选骏指出：这一对话现在进行，是中共准备把六四血债归结到邓小平一人头上的体现。而邓小平家族现在已经开始遭到全面的清算了——从吴晓辉入手抄没全部家产。中共的体制内外正在紧锣密鼓地默契演出。中共时刻准备为六四受难者们平反昭雪，就看共产党自己的利益需要不需要。所以共产党不对赵紫阳一派的残兵败将斩尽杀绝，那是最后时刻维护共产党极权的最后一张牌。

【110、中国的现有困境是因为“二十年期限已满”】

《习近平令中国身陷40年未有困境》（2018-10-15 苹果日报）报道：

若果说当前中国处于开放改革40年来最恶劣的处境，也许有很多人会反对。他们会拿出一大堆经济数据来反驳，例如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GDP增长仍在6.5%以上，中国企业如建行、工行、腾讯、阿里巴巴等纷纷打入全球20大企业的行列等。有这样的国势和这样多的财富，怎么能说中国的处境恶劣！但只要揭开数字掩盖的表象，就能发觉中国处境越来越不妙，经济发展处于瓶颈，社会文化活力大幅倒退，国际大气候则是89年六四镇压以来最不利。

先看看全球出版文化盛事——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出版商展示得最多、放在最显着位置的是习近平的讲话、理论、著作，还有一些吹嘘中共成就的党八股书。中国主要出版社的摊位清一色只看到以习近平头像为封面的书，充满时光倒流改革开放前的氛围，甚至比40年前更恶劣。那年头中国的书店同样摆满封面只有头像的书，可当年至少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太林、毛泽东五个人的书放在当眼位置，现在却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一个头像的书。

更糟的是，书展的摆设反映的是思想定于一尊的心态，是脸不红气不喘的向全世界表明，中国14亿人中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在思想，只有习近平一个人的想法能登大雅之堂，其他学者、作者、专家不是靠边站就是聊备一格。想当年启动改革开放，不管中共内部以至中国国内有各种各样对前景的看法，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认为要避免像拉丁美洲般倚赖西方资本，有的则认为应走市场与政府结合的第三道路（The Third Way）等。虽然算不上百花齐放，但肯定有不同意见，有讨论以至争论。现在连争论的空间与余地都没有，这样的情境怎不是比80年代差得多？

再看经济发展。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到现在不但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也没能由市场力量主导。相反，一度退居幕后的党委重新走到台前，正式按修改的公司章程成为可以左右公司管治、政策的重要人员。要知道大型国家企业本来已有党委组织，现在连上市公司、大型民企也要让党委插上一手，意味中共对经济的控制变本加厉，连企业的日常具体运作也不放过。

想当年改革开放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促成党企分家，让企业、企业家有更大空间弹性按市场规律办事。一旦党委全面回归成为主导企业、经济的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的路不是往回头走了吗？

与美交恶　带路受挫

国际大气候同样不利。美国政府透过副总统彭斯下的战书已是磨刀霍霍，要全面跟中国算算加入世贸20年来的总账，要阻遏中国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压力有多大还未能确定，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遇到这样的逆境，也没被美国这超级大国视为要全力对付的真正对手，好大喜功又缺乏经验的习近平及他的班子能否有效应对，突破困境是个大疑问。

此外，被习近平视为“大国崛起”关键的一带一路才上马五年就出现重大挫折。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前不久中止中国贷款建造的铁路计划已是一大打击，中共一手扶持的亲中马尔代夫总统阿明大选落败，由反对一带一路的候选人上台是另一记闷棍。

最近连中国大洒金钱笼络的非洲小国也有异样。西非小国塞拉里昂政府月初宣佈取消由北京贷款兴建的新机场计划，改为倚靠世银贷款改善扩建旧机场。北京在上月中非合作论坛才宣佈向非洲各国提供600亿美元经援，习近平还一一接见来访元首以示“万邦来朝”的声势。谁知峯会后不到一个月就有非洲国家不顾中国脸面取消中方工程项目。这不但说明中国的“撒币外交”不管用，更反映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国的企图相当提防。

从文化，经济到外交都倒退或褪色，中国现况怎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恶劣！

网民哀嚎：

AhTiong 18分钟前

所谓的贸易战到目前对华没什么效果和影响。媒体战倒是打的火热。反共反华媒体网特FLG都开足了马力，试图制造一种美国在胜利，中国在失败的假象，其实没有个屁用处。你可以骂中共专制，但是这种专制体制就是不受制约，尤其是媒体的制约。结果是你们天天熬夜爬格子写黑材料，累的精神错乱，中共吃得好睡的香毫发无损。

Sans2000 23分钟前

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无战也胜的习近平思想指引，哪有什么困境？

无云夜空 42分钟前

中美交恶问题较大，从民族利益角度看，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都是次要的，发达、共富、自由、透明才是核心。本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这么说的。

国人d 45分钟前

香港的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最主要助手是前美海军情报局的特工。经这个前美情报人员的手，香港反对派曾收超过四千万资助以发动占中。据此已确凿的事实，合理怀疑苹果日报有可能是美国资助甚至兴办的报纸，以为美国发声。

g2j2 47分钟前

总书记、庆丰帝、大总统，全当过，超越马克思、秦王汉武、华盛顿，古今中外，第一伟人！

g2j2 50分钟前

接手的摊子太懒，庆丰元年同样也是庆丰末年。必须废除帝制搞宪政了，实行总统制，改国号厉害国，习近平任大总统。

李杜fan 52分钟前

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增加，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川普吹的大牛，彻底吹破了。

CNS 今天 18:14

厉害了我的国，刚刚上映三个月就完蛋了？不会吧？

谢选骏指出：世人都健忘，证据就在以上的文字——苹果日报也对习近平的前任歌功颂德吗。其实，“令中国身陷困境”的不是2012年才上台的习近平，而是六四屠杀以后二十年的掌权者们。因为六四屠杀的时候他们说要“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到了2009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完之后，他们就应该兑现当年的许诺，重新启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过程。结果不然，他们又以为可以食言而肥，结果这次踢到了铁板，历史的报应不期而至——现在看见他们纷纷落网，才知道“天道好还”常常以人们梦想不到的形式，突然来到。呜呼哀哉。如果2009年“二十年期限已满”的时候，好自为之了，中国哪里会有“40年未有的困境”呢。现有困境，是因为“二十年期限已满”的后坐力爆发了。

【111、中国共产党成为六四屠杀的最大受害者】

《贸易战中方立场白皮书发布 北京演绎受害者姿态》（2019年6月2日 首发）报道：

北京—— 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双方再次重启、升级关税措施。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6月2日）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划出中国恢复谈判的底线。这是北京在自去年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第二次发布了中方立场白皮书，而白皮书的语调和立场比上一次更加强硬。着重突出了一个受害者的姿态向国际社会和民众展示。

争吵数月的贸易谈判，似乎并没有将贸易和关税降低，相反，却增加到了之前数倍。这不是美中两国所看到的。就像中国的一位发改委的官员说，贸易战没有赢家。但是，北京一直各种看似掩人耳目的手段不断向西方国际发出一次次的威胁。这些威胁所运用的手段恰恰是让人觉得很合乎“常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战一直是为北京在贸易战上的政策做出更多的辩解。

而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贸易战中方立场白皮书来看，北京在8300字的白皮书里将贸易战的所有责任全部归咎于美国政府单方面的行为，然而这一态度在此之前的北京通过官媒就已经浅显的对外界表现出来了。

不过，北京一再强调一点的是希望美国企业能够遵守国际贸易规则，但是在很多现实的商业案例里中国企业的不遵守规则要多于这样的情况。北京一再宣称，对于美国政府单方面制裁一些中国实体企业和个人表达了强烈不满，但是共产党也能够运用这样的不满调动一些舆论利于北京的政策实施。

今天发布的白皮书，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南海向白宫的“宣战书”加之即将到来的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日，美国国会的多场纪念活动对中共来说无疑不是一种刺激和提起敏感神经。当然，在贸易战的严峻形势下，美中两国多少多受到一些损失，但是北京可以利用这样的损失在贸易战上不断演绎一个大国的受害者姿态。

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辜的一方。这似乎也是中共在一带一路包括一些海外扩张计划里多数想运用的手段。贸易战不过是加大和激化这样的事情所使用的手段。

静观贸易战似乎看到的是北京一再的称美国对华制裁增加了很多，但是对于自己在海外包括在当地国或地区使用的统战手段并没有表示承认的姿态。贸易战也许只是美中两国在人权和一些已近被公开的共产党政策做出一些明面的谈判的桥梁。

今天对外发布的白皮书，中国民众对此看法不一，似乎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共对于贸易战上采取了一些稳定民众的方式，但是贸易战也给中国股市、民众的生活带来很多影响和变化。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过去三十年来，沉冤未雪——这是就“人解决”的层面而言。但是从“天解决”的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现在终于开始成为六四屠杀的最大受害者了。它被迫像穿上了红舞鞋的演员一样不停表演！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所以说“天道好还”、“无往不复”、“恶有恶报”也。中国共产党成了六四屠杀的最大受害者，直到倒地累死。可笑吧，现在，北京共产党政府终于体会到一点六四受难者家属的痛苦了吗。

【112、中国大陆有一种红色癫痫症】

《纪念六四30周年世界多地坦克雕塑上街》（2019年6月06日 转载法广RFI 小山）报道：

昨天是六四30周年，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报道举行纪念活动。据自由亚洲报道，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和法国巴黎都比或者预计会比往年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都有坦克模型在现场，试图再现北京长安街上坦克人的经典一幕。

据中央社报道指法国人权组织纪念六四，巴黎重现坦克人场景。关注人权的法国非政府组织星期二在巴黎市区搭设木板坦克，重现王维林在天安门事件中只身阻挡坦克的历史场景，强调在中国政府避谈六四的时刻，更要对抗遗忘。

报道说，1989年春天，中国学生及普通市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要求政府处理官员贪腐、开放新闻自由等，中国政府实施戒严，调动军队入京，于6月3日到4日武力镇压，群众和外籍记者都见证了伤亡，但官方隐瞒资料，至今无法确定死伤人数。

法国反酷刑基督徒行动组织（ACAT）4日在共和国广场（Place de la République）设置木板搭成的坦克，并准备两个盛有重物的白色塑胶袋，供人一手各提一个，仿效天安门事件中，在大道上只身阻挡坦克前进的“坦克人”，拍照后可上传社群网站，以示永志不忘。

据报道说，傍晚广场上有小型集会，木板坦克前放著一些向受害者致哀的白色花圈及花束，法国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也到场致意。

据自由亚洲连线巴黎记者报道，这里从六点钟开始，巴黎共和国广场上就陆陆续续聚集了许多民众，为了纪念1989年在北京遭到中共军队机枪扫射死亡的牺牲者，在广场上有一辆绿色坦克车模型看板，然后民众就围绕在坦克车旁边，有的就模仿当年坦克人，拿着塑胶袋阻挡坦克车的样子。聚集的民众旁边也高举一些标语，上面写着“我们要人权和自由”，”永不忘六四”，“我们要和平不要镇压”。

坦克车前的地上也有黑底白字的横幅写着：”六四英烈顶山高歌：誓与中国生死与共”。纪念活动开始的时候有各个人权组织代表发表演讲，谴责中共的网络人权。尤其近期中共要抹灭六四事件不让中国民众知道真相的时候。这些人权组织呼吁在现场民众，不要忘记六四，要为民主自由奋斗。之后还进行了一分钟的默哀。

它今年的纪念活动规模比往年更大。有十多个人权组织，包括基督徒组织，大赦国际组织，还有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共同在广场上举行追思活动。今年的六四活动改在共和广场。这次主办单位特别制造了一辆假的坦克车，让所有参加活动者可以模仿当年坦克人面对国家机器镇压时的英勇气概。

据反酷刑基督徒行动组织表示，中国当局至今否认屠杀群众，每年一到6月4日，就大举以预防性逮捕、在家软禁、强迫出游及监视等方式阻止纪念集会，掌权者下令对军队执行镇压一事完全缄默，审查所有与天安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在社群网站上，受害者家属连替亲人哀哭都不被允许。

反酷刑基督徒行动组织亚洲事务专员杜沙（Jade Dussart）说，中国政府自1989年事件之后就尽其所能要大众遗忘，甚至把这件事解释成“必要之恶”，因此反酷刑基督徒行动组织重现“坦克人”历史场景，对抗遗忘。

反酷刑基督徒行动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法国分部（Amnesty International France）、法国废死组织（ECPM）、无国界记者（RSF）等十余个团体，联合呼吁中国公开承认在北京及各省镇压行动中违反人权，提供死伤人数资讯，展开透明调查，让该负责的人接受审判，停止骚扰、追究和平行使言论自由及集会自由的群众，终止天安门事件相关审查，并补偿幸存者及受害者家属。

据自由亚洲报道，“六四坦克”开上温哥华、巴黎的街头。报道说，六四30周年这天，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举行纪念活动。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和法国巴黎都比或者预计会比往年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都有坦克模型在现场，试图再现北京长安街上坦克人的经典一幕。本台《亚太报道》节目主持人何平与在温哥华和巴黎的记者连线，为我们介绍当地的纪念活动。该报道说，在温哥华支援民主联合会组织之下，今天晚上会举办民主行活动，活动会从晚上七点开始在温哥华的最主要街道集结游行，一路会游行到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门口前。大约晚上八点左右会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晚会，大家一起来悼念追思当年为六四牺牲的人。今年是三十周年，主办单位已经估计会有四五百人来参加活动，那温支联的义工们早就已经制作了大型的坦克会放在中领馆前，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当年坦克子弹伤害人民的一幕。报道指另外今天晚上卑斯大学还有一场民间人士举办的论坛，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论坛很多是来自中国国内的朋友。报道说六四30周年之际，“坦克人”雕像在美国落成揭幕。美国国会外举行纪念六四集会上，“坦克人”雕塑现身。

谢选骏指出：我怀疑毛泽东患有癫痫症，因为他阴谋策划的“历次政治运动”很像癫痫症的发作。而“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他的癫痫症发作的周期。六四屠杀“杀二十万人维持二十年稳定”也是一种癫痫症的发作及其周期——“杀二十万人”就是“癫痫症的发作”；“维持二十年稳定”就是癫痫症发作的周期。共产党的党史表明，中国有一种周期性的癫痫症，发作起来就会人事不知，口吐白沫，浑身僵直。

癫痫（epilepsy）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其中500～600万是活动性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其中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约300万。

常见病因

遗传、感染、放射线、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病等引起 

常见症状

突发意识障碍和全身强直及抽搐，失神，肌阵挛，失张力等 

发作类型

1.癫痫发作分类

目前普遍应用的是国际抗癫痫联盟在1981年提出的癫痫发作分类方案。癫痫发作分为部分性/局灶性发作、全面性发作、不能分类的发作。2010年国际抗癫痫联盟提出了最新的癫痫发作分类方案，新方案对癫痫发作进行了重新分类和补充。

(1)部分性/局灶性发作是指发作起始症状及脑电图改变提示“大脑半球某部分神经元首先被激活”的发作。包括单纯部分性发作、复杂部分性发作、继发全面性发作。

(2)全面性发作是指发作起始症状及脑电图改变提示“双侧大脑半球同时受累”的发作。包括失神、肌阵挛、强直、阵挛、强直-阵挛、失张力发作。

(3)不能分类的发作由于资料不充足或不完整而不能分类，或在目前分类标准中无法归类的发作(如痉挛性发作)。

(4)近年新确认的发作类型包括肌阵挛失神、负性肌阵挛、眼睑肌阵挛、痴笑发作等。

2.癫痫综合征的分类

根据引起癫痫的病因不同，可以分为特发性癫痫综合征、症状性癫痫综合征以及可能的症状性癫痫综合征。

(1)特发性癫痫综合征除了癫痫，没有大脑结构性损伤和其他神经系统症状与体征的综合征。多在青春期前起病，预后良好。

(2)症状性癫痫综合征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病变或者异常，包括脑结构异常或者影响脑功能的各种因素。随着医学的进步和检查手段的不断发展和丰富，能够寻找到病因的癫痫病例越来越多。

(3)可能的症状性癫痫综合征或隐源性癫痫认为是症状性癫痫综合征，但目前病因未明。

(4)反射性癫痫综合征指几乎所有的发作均由特定的感觉或者复杂认知活动诱发的癫痫，如阅读性癫痫、惊吓性癫痫、视觉反射性癫痫、热浴性癫痫、纸牌性癫痫等。去除诱发因素，发作也消失。

(5)良性癫痫综合征指易于治疗或不需要治疗也能完全缓解，不留后遗症的癫痫综合征。

(6)癫痫性脑病指癫痫性异常本身造成的进行性脑功能障碍。其原因主要或者全部是由于癫痫发作或者发作间歇期频繁的癫痫放电引起。大多为新生儿、婴幼儿以及儿童期发病。脑电图明显异常，药物治疗效果差。

病因

很多原因特别是大脑皮质的病变都可引起癫痫，一般认为与下列四种因素有关：

1.遗传

在一些有癫痫病史或有先天性中枢神经系统或心脏畸形的患者家族中容易出现癫痫。

2.脑损害与脑损伤

胚胎发育过程受到病毒感染、放射线照射或其他原因引起的胚胎发育不良；生产过程中的产伤；颅脑外伤等都可引起癫痫。

3.颅脑其他疾病

脑肿瘤，脑血管病，颅内感染等都可引起癫痫。

4.环境因素

男性患者较女性患者稍多，农村发病率高于城市，另外发热，精神刺激等也是癫痫发生的诱因。

临床表现

1.全面强直-阵挛性发作

以突发意识丧失和全身强直和抽搐为特征，典型的发作过程可分为强直期、阵挛期和发作后期。

2.失神发作

典型失神表现为突然发生，动作中止，凝视，叫之不应，通常持续5-20秒，罕见超过1分钟者。主要见于儿童失神癫痫。

3.强直发作

表现为发作性全身或者双侧肌肉的强烈持续的收缩，肌肉僵直，使肢体和躯体固定在一定的紧张姿势。

4.肌阵挛发作

是肌肉突发快速短促的收缩，表现为类似于躯体或者肢体电击样抖动，有时可连续数次，多出现于觉醒后。可为全身动作，也可以为局部的动作。

5.痉挛

指婴儿痉挛，表现为突然、短暂的躯干肌和双侧肢体的强直性屈性或者伸性收缩，多表现为发作性点头，偶有发作性后仰。其肌肉收缩的整个过程大约1～3秒，常成簇发作。

6.失张力发作

是由于双侧部分或者全身肌肉张力突然丧失，导致不能维持原有的姿势，出现猝倒、肢体下坠等表现，发作时间相对短，持续数秒至10余秒多见，发作持续时间短者多不伴有明显的意识障碍。

7.单纯部分性发作

发作时意识清楚，持续时间数秒至20余秒，很少超过1分钟。

8.复杂部分性发作

发作时伴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表现为突然动作停止，两眼发直，叫之不应，不跌倒，面色无改变。有些患者可出现自动症，为一些不自主、无意识的动作。

9.继发全面性发作

简单或复杂部分性发作均可继发全面性发作，最常见继发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

谢选骏指出：中国大陆有一种红色的癫痫症——“逢九必乱”，“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它的表现。

（另起一页）

书名

六四余波

The Aftermath of June 4th Massacres

《外星看地球》第19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19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1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