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头目毛泽东
（底细、劣迹、怪异、卖国、歪理、民贼、流毒）
Mao Zedong, the head of China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Insider, misdeeds, weird, traitor, fallacy, Bully, pernicious influence）
谢选骏编纂
2007年—2016年
2016年第一版
历史的初稿·第十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X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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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来自网络，对“毛泽东现象”进行了种种记述、评论、分析，作者不一，文笔不齐，体现了这个“无名时代”的非原创风格。
Synopsis
This book from the network, the "Mao Zedong phenomenon" for a variety of accounts, comments, analysis, the author is different, writing is not complete, reflects the "unknown time" non-original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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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历史的初稿》序言
有句俗话说：“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闻不过是老调重弹，于是呢，在“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同时，“历史也就是新闻的底蕴了——人们都是按照既有的历史观念来看待事情、发掘新闻的。
虽说“新闻记者只要记住‘记’而不‘议’的原则”，但其实“记”只需要写下一“己”之私，而“议”才可能抵达公“义”。况且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所有的观察都是取决于观点的。但是许多记者并无历史意识，也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让我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把话说透、把题点破。
这里的文字，都是根据上述原则书写出来的，十多年来发表于各种电子媒体，并且因此已经融入了当代意识和当下生活的洪流之中。
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只是为了检索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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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毛泽东是獦獠所以好斗杀人
第一章
毛泽东底细
第一节
中国上演毛泽东的僵尸大战
第二节
苏联档案解密：还原真实的毛泽东
第三节
僭主毛泽东及其偶像
第四节
致新、老左派们的公开信
第五节
湘独分子毛泽东
第六节
毛泽东苗侗起源考
第七节
毛泽东铜像坐东朝西朝拜马列
第八节
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与汪精卫的精卫填海
第九节
毛主席与隋炀帝
第十节
洪天王与毛主席
第十一节
毛泽东请林彪夫妇吃饭 将其炸死
第十二节
华国锋这样出卖了毛泽东家族
第二章
毛泽东劣迹
第一节
中国人民为何怀念暴君
第二节
毛泽东杀人灭口记
第三节
毛泽东家族的血腥基因
第四节
毛泽东涉嫌杀害恩人
第五节
毛泽东虐杀情敌刘少奇
第六节
毛泽东从废弃的教堂开始淫乱
第七节
毛泽东把北大变成了野鸡的窝
第八节
毛泽东出卖色相
第九节
毛泽东有多少野种
第十节
文革会不会重演
第十一节
毛泽东是一把扫帚星
第十二节
毛泽东是僵尸还是丧尸
第三章
毛泽东怪异
第一节
毛泽东为什么不杀要杀他的人
第二节
毛泽东口齿不清所以成其大业
第三节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别人抬棺
第四节
毛泽东为何赞赏刘海粟“裸模”江青
第五节
毛泽东原来是抑郁症患者！
第六节
贱人毛泽东对于死亡的恐惧
第七节
毛泽东为何要挖全国人民的祖坟
第八节
毛泽东是潘金莲的好学生
第九节
毛泽东用狗链子横渡长江
第十节
毛泽东为什么不敢收复失地
第十一节
杨开慧被毛泽东自杀
第十二节
毛泽东是个流氓加文盲
第四章
毛泽东卖国
第一节
毛泽东把政府军事情报卖给日本
第二节
毛泽东对日本战犯为何“以德报怨”
第三节
毛泽东为何尊称日寇为“皇军”
第四节
毛泽东为何放纵日本战犯
第五节
毛泽东归还冲绳给日本是汉奸行为
第六节
毛泽东的红太阳与日本倭寇的膏药旗
第七节
毛泽东思想来源于汪精卫
第八节
毛泽东汉奸考
第九节
毛泽东的汉奸规矩
第十节
毛泽东建立的不过是“后清”
第十一节
毛泽东与县太爷
第十二节
毛泽东是不是“老屄养的”
第五章
毛泽东歪理
第一节
毛泽东做了儿媳的甜爹
第二节
忽必烈及其继承人毛泽东是盗墓的先锋队
第三节
毛泽东的二奶陶毅、六奶张玉凤
第四节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祸害中国
第五节
毛泽东为吃糖竟感激苏联匪帮
第六节
“毛泽东管斯大林叫父亲”考
第七节
毛泽东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淫母
第八节
毛泽东纪念堂的历史渊源
第九节
毛泽东像章窃取北魏佛教艺术
第十节毛泽东蒋介石竞相贡献质子
第十一节
毛泽东读不懂孔门的《论语》
第十二节
毛泽东老糊涂，瞎猫碰上死耗子
第六章
毛泽东民贼
第一节
毛泽东如何压榨学徒工
第二节
毛泽东握枪为杀人民
第三节
不要把毛泽东的罪恶推给红卫兵
第四节
嫖客相怜：毛泽东支持马丁路德金
第五节
毛泽东流下鳄鱼的眼泪
第六节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霸占中国
第七节
毛泽东是蔡元培的好学生
第八节
毛泽东企图拔高自己
第九节
毛泽东比慈禧更像女人
第十节
毛泽东自比隋炀帝
第十一节
“插队”是毛老头的卑鄙遗产
第十二节
中国的富人没有逻辑地崇拜毛
第七章
毛泽东流毒
第一节
毛泽东集团怎样俘虏美国朝野
第二节
美国总统卡特谄媚屠夫毛泽东
第三节
卡扎菲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第四节
伊斯兰武装与毛泽东思想
第五节
梁思成为何抑孔扬毛
第六节
毛新宇等120个政协委员包藏祸心
第七节
奥巴马就职毕竟不敢引用毛泽东诗词
第八节
巴菲特学毛泽东死不退休
第九节
钱钟书、刘小枫之作为毛泽东狗奴
第十节
“香港民族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残渣余孽
第十一节
真假易中天“毛论”的得与失
第十二节
“崇拜毛泽东”就是“崇拜铜臭”
后记
我看不惯老毛的跋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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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死四十年，文革五十年，可以盖棺论定矣——毛是“北朝头目”、“野蛮化运动家”。他被称为“千古妖孽”，何以然也？不仅因为他虽是男性却没胡子，而且因为南北朝历史，一千五百年只有一次。古代南北朝和现代南北朝，都是两个文明周期之间的野蛮化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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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毛泽东是獦獠所以好斗杀人
（一）
宋朝书画家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之二：“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按，怀素为长沙人。可见长沙人也是獦獠。例如毛泽东是韶山人，在长沙南边，更属于獦獠的范围。
毛泽东喜欢与人斗，喜欢推行阶级斗争，喜欢杀个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些都是“猎人头”的行径，是“獦獠”的风俗习惯使之然也！
禅宗六祖惠能的《坛经》里，有“獦獠”（读音gé liáo）一词：“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坛经·行由品》）
可见，獦獠并不等于岭南人（也就是广东人），但也有可能是广东人。因为獦獠是一个族属人群称谓，广东人（岭南人）则是一个地属人群称谓。
那么，獦獠是什么呢？
所谓獦獠，是古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亦以泛指南方土著人口。《新唐书·南蛮》有记述：“戎、泸间有獦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这里的“戎”指戎州，州治在今四川宜宾；“泸”指泸州，当年居住在那里的“獦獠”，已经演变成为今天的仡佬族人。
宋朝书画家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之二：“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按，怀素为长沙人。可见长沙人也是獦獠。例如毛泽东是韶山人，在长沙南边，更属于獦獠的范围。
獦獠作为原始民族，后来逐渐演变为某种职业称呼，但依然含有卑贱的意味。《六祖坛经》中的“獦獠”一辞，“獦”应是“猎”的俗字，“獠”是夷蛮之人，多以渔猎为生，“獦獠”意为田猎渔捕之獠，已大体接近文献本义。“獦獠”又读为“猎獠”，但解释上则应为“猎头獠人”（猎头之獠），而非“打猎獠人”。例如毛泽东喜欢与人斗，喜欢推行阶级斗争，喜欢杀个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些都是“猎人头”的行径，是“獦獠”的风俗习惯使之然也！
所谓“猎头”仍指獠人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习俗，即猎取人头以祭祀神灵。
大量文献资料都证明獠人长期存在猎头风俗。它既来源于发祭或血祭的巫术行为，也与头颅崇拜的原始文化极端心理有关，并为北方汉族土人所熟知，所以才将这一骇异可怕之习俗单独说出，以作獠人之特殊称谓，并引起了五祖的注意。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究竟应当如何解释？
一般认为“獦獠”意为田獦渔捕之獠人，田獦鱼捕与吃斋学佛背道而驰，因此才引出五祖弘忍和尚那关键性的一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有学者指出，《坛经》讨论“獦獠”能不能成佛，犹如讨论断绝一切善根的“一阐提”能不能成佛一样，是佛教史上有关佛性问题的一大重要公案，值得认真研究以求进一步澄清。
故“獦獠”释义仍当读为“獦獠”，殆指“獦头獠人”，而非“打獦獠人”。“獦獠”读为“仡佬”乃是后起义，其中另有一层文化习俗演变的曲折在。
（二）
獦头血祭也是中国云南佤族原始祭祀中的一种最高献祭活动。以武装出征的方法獦取人的头颅来祭主宰万物的神灵“木依头吉”。被獦者一般是与本部落有仇的其他部落成员。獦头活动在每年春播前进行，若春播前未能獦到，可改秋收进行。届时要举行獦头、接头、祭头、送头等盛大的宗教祭典。獦到的人头带回部落，供在历史最久的村寨的木鼓房人头桩上。由头人主持接头祭典，代表大家对人头说：“我们这里酒美饮香，请你饱餐一顿。希望你今后把你的父母兄弟也请来饮酒吃饭，保护我们村寨的安全，庄稼丰收。”并在人头上撒些灰烬，与鲜血混合一起滴落在地上，然后每家分一些，待播种时随种子撒在地里。
獦头是为了祭祀神灵，但原始人又对獦到的人头怀有恐惧感，所以把所獦的人头作为祭祀的对象，用隆重祭典祭祀人头，祈求人头保佑人们平安，生产丰收，并祈求被獦者饶恕獦者和獦者村落的群众。每年夏历四五月还要举行送旧人头到村外人头桩上永久供奉的祭祀活动。《魏书》特别提到獦头祭祀以美须髯者为珍贵，其原因也可在佤族獦头习俗中找到解释。
照佤族人的看法。“美须髯”的功能是达到一祭数熟。这说明獦头源于一种相似巫术：认为发须稠密必然导致谷物茂盛，认为獦头血祭类似于一种灌溉——以神圣之血奉献于神灵，以求得大自然甘汁的还报。在商周时代的藻礼中，我们看到了与此相同的一种巫术行为。因此可以说，獦头风俗是在把发祭和血祭的巫术行为同头颅崇拜结合起来的时候，揭开它的历史序幕的。
佤族獦头之前，首先要由该寨窝即看好“鸡卦”，然后才有组织地去砍头。有趣的是，这一文化现象也可在僚族习尚中找到。
站在佛教立场看，如果说田獦鱼捕是极大恶行，那末獦取人头与燕食人肉更是大恶之恶，直接关系到人有没有佛性，能不能成佛的大问题。弘忍和尚已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故有此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而从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本心出发，惠能法师的应答也极有哲理的强制性与普遍性：“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尽管是有獦头与食人习俗，身陷大恶的獠人，其人性乃内具自我净化，自我超越的应然与必然性，只要一旦发心修道，就不排斥其具有可以踏上学佛道路，获得本然性心性觉醒，最终达至成佛终极目的之存在性可能。可见原文语言表面蕴藏着佛教哲理诠释问题。而后来的禅宗思想则将这一哲理深化为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大涅槃，一体不异；佛性圣凡同具，虽阐提终不能断；狗子有佛性等公案。
（三）
毛泽东冒充哲学家，看来还想做个现代的慧能，所以娶的小老婆都叫“开慧”。因为他和慧能一样出身于獦獠，但是他没有培养自己的人性，反而放纵自己的兽性，结果变得好斗乃至杀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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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毛泽东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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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上演毛泽东的僵尸大战
2011年，中国有关毛泽东是罪人还是伟人的激烈争议，到底是展示了当今中国政治、司法制度的令人莫测高深的智慧，还是令人迷惑的疯狂、不正常？在有关争议持续之际，毫无疑问的是，当今中国放声歌颂毛泽东和大声批判毛泽东的对立双方，正在有意无意地给全世界观众上演一出富有教育意义的道德剧。而世界媒体记者、评论家就是这出道德剧的前排观众。
美国之音文章说，一个人独断专行，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的文化、政治、经济的破坏、给本国人民带来的死亡有甚于外国入侵者，这样一个人到底是个罪人，还是个伟人？在一些国家，做出这类政治、法律、道义的基本判断是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另一些国家，做出这类基本判断则是高度复杂、甚至是高度危险的事情。中国就属于另一些国家，而毛泽东就是这样引起争议的人。
中国有句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世界媒体记者、评论家作为外行人、局外人，从最近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激烈的争议这幕“道德剧”一开始就作为观众，他们对剧情婉转起伏的演绎也有自己的观感。
触及逆鳞也有趣
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记者矢板明夫5月28日在他的“中国网络观察”专栏中发表一篇题为《有关诽谤毛泽东的论争白热化》的文章说：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4月24日通过博客发表题为《将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对中国媒体依然神化毛泽东、不准许任何批判的风潮提出了批判。茅于轼在文章中以严厉的措辞批判了毛泽东。他写道：‘毫无疑问，（在1960年前后）三年期间，把三千万以上的中国人饿死的责任在毛泽东’。‘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权力欲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大灾难。’‘晚年的毛泽东丧失理性，与人民为敌’。茅于轼论断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大灾难的毛泽东，肖像至今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印在大家每天使用的钞票上，只能说是闹剧。’”
“在台湾和香港等地，批判毛泽东的书籍出版了很多。但在中国国内通过正式出版物批判毛泽东依然被视为禁忌。”
“（文章发表之后）网络上支持茅于轼观点的留言很多。与此同时，这篇文章也触及了毛泽东许多支持者的逆鳞。保守派的乌有之乡等网站发起批判茅于轼的运动。除了‘茅于轼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时候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茅于轼其实对经济一窍不通’等人身攻击之外，也有人说‘茅于轼的文章完全是捏造，是通过否定毛泽东来否定共产党，其意图是颠覆政权’，是一个‘反革命犯’。这些人主张应当立即逮捕茅于轼。”
“看来当局也施加了压力。茅于轼在5月从自己的博客中删除了那篇文章，对批判者保持沉默。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原配妻子刘思齐、毛泽东的侄女毛小青等毛泽东的一些家人和支持者表示，茅于轼的文章诽谤了毛泽东。他们发起网络签名运动，要对茅于轼提出起诉。”
“从5月初开始的签名运动已征集到几千人的签名。有趣的是，签名者当中也有不少茅于轼的支持者。
有人表示，‘毛泽东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政府一直隐瞒着。通过这样的审判，可以要求摆出所有的证据资料，验证茅于轼所写的是否属实。’”
政治气候乍暖还寒
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6月9日发表驻北京记者布里斯·佩德罗雷蒂的题为《渴望参政以及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辩论》的新闻分析文章中说：
“中国将走上政治改革之路，从而向民主制度过渡吗？近几个月来，当局对公民社会那些最上心的活动人士，如艺术家艾未未多位知名律师进行了镇压。在这种时候问出这个问题，可能会显得荒谬。然而，或许是警方歇斯底里得差不多了，或许是警方发疯激起了抗争，中国如今远远没有平静下来。恰恰相反，僵尸纷纷出来了。比如，毛泽东的僵尸。长久以来的异议知识分子、经济学者茅于轼今年4月末在财新网发表文章，严厉批判了当年所谓的伟大舵手毛泽东犯下的各种罪行。茅于轼写道，现在是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时候了，他不是神。”
“在当今中国，说出这样的话可谓大胆。自那时以来，新毛派大力展示他们陈旧落伍的偶像崇拜，试图让茅于轼闭嘴。现在还有一个异常迹象。中国当局长久以来一直给外界一种最高领导层看法相同的表象。但今年5月，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一系列社论，展示出一种新的腔调。那些社论呼吁在公共事务方面非意识形态化，尊重思想多元和表达自由。……”
“中国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前景一度让中国公安当局如此恐惧。如今，这种恐惧已经由担心社会秩序崩溃的恐惧取而代之。在5月底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主席说，目前迫切需要对‘社会管理’的‘改进和创新。’那次会议专门讨论的主题是成为大新闻的诸多‘重大社会矛盾’，其中包括自焚，上访求告无门的人发动报复袭击，以及‘群体事件’即示威。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维稳’成为北京政权头号当务之急。当局为此肆无忌惮地使用过去的镇压方法。一切不稳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政治‘颠覆’、‘反革命’，导致人怀疑1980年代末尾的经济开放期间制定的法制。”
（注：佩德罗雷蒂这里所说的“1980年代末尾的经济开放”，原文为，l'ouverture economique a la fin des annees 1980，显然是指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国当局所推行的没有政治改革同行的所谓经济改革，也就是批评者所说的让中共权贵可以对国家及公众财产进行肆意掠夺的经济开放。）
毛不仅是个有人崇敬的死皇帝
英国金融时报6月2日发表记者凯瑟琳·希尔和贾米尔·安德利尼的题为《中国：毛泽东和下一代》文章中说：
“毛不仅仅是一个有人崇敬的死皇帝。近几个月来，毛的政治遗产和形象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上层手中的有力武器。这些人试图在2012年10月到来时抢占好位置。大部分中共高级官员届时将被年轻一代领导人取代。”
“一些著名的学术界人士使有关的辩论获得了更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家茅于轼上个月发表文章，要求把毛泽东拉下神坛，‘还原为人’。他呼吁结束对毛的歌功颂德，不要再恢复个人崇拜，由此引起毛派分子的愤怒。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保守派论坛上，茅于轼被称作‘资本主义的走狗’。有些人还骂他是‘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黑暗的日子里，有人就是用这样的称呼污辱人，把人说成是妖怪。被侮辱的人常常遭受酷刑，甚至被打死。一个保守派团体征集了一万个签名，要求警方追究这位经济学家的颠覆和诽谤。”
“这些言辞激烈的公开争吵反映出中共党内最高层出现分裂，有人表示拥护毛，有人则表示批判毛，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红色魔影笼罩中国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6月1日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题为《红色魔影笼罩中国：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退却，毛主义卷土重来》的评论。
评论在指出坚持歌颂毛的左派近来在中国特别活跃之后说，“左派的思想者真的是在努力把中共推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个毛派的网站最近登出一些提倡改革的著名人士的照片，那些人的脖子上都套着绞索。山西的一个网上论坛上个星期把提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作‘卖国贼’，因为茅于轼批评了毛泽东。”
“这些真正的毛思想信仰者的文字令人不安，因为他们显然是得到了一些上头的人的倾听和保护。中共第二号人物吴邦国最近发表讲话，攻击私有产权。本月早些时候，即将接班的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央党校毕业生发表讲话，也传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要那些毕业生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当前的各种问题。”
自5月下旬以来，有关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的激烈辩论相对沉寂下来。这种沉寂，到底是更大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还是红色魔影正在或者已经离开中国，还是由于中国的国情特殊，有关的辩论跟必须跟以前一样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正在拭目以待。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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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联档案解密：还原真实的毛泽东
2015年，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据新解密前苏联秘密档案，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揭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他接受了BBC中文网独家专访，讲述他所接触到了的历史。
潘佐夫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写出《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试图避免之前众多毛泽东传记的美化或妖化倾向，还原历史真实。
潘佐夫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希望读者能够通过他的书对毛泽东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有更清楚的了解。
潘佐夫认为不过毛泽东不同于列宁和斯大林，他不仅是个敢于冒险的政治家，也是个民族主义革命家。
潘佐夫指出，毛泽东不仅推动了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他也给中国这个从前的半殖民地带来了民族革命，因此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似乎高于对前苏联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的评价。他说，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最终能够成为世界的主要地缘政治中心，政治上同苏美两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并因此受到国际舆论的更多关注。
苏联档案
潘佐夫主要查阅了“俄罗斯社会暨政治史国家档案”。他说，这是世界关于国际共运和苏共党史最全面的文档，里面有大量关于中共活动的档案，包括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文档，共产国际和苏共给中国的指示，列宁、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相关文件，中共和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报告等。
潘佐夫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其中多达15卷关于毛泽东的文卷档案。他还称，他是第一位接触这些档案的学者。
据他透露，这些文档里面有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私人信件、毛泽东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周恩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谈记录和通信，斯大林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通讯，还有苏联医生整理的毛泽东的病历，苏联安全部门和共产国际情报部门的秘密报告。
有关毛泽东的档案中还包括毛泽东妻子儿女的个人资料，关于贺子珍、江青、毛泽东的几个儿子，毛泽民、毛泽覃的妻子的个人档案，以及鲜为人知的在莫斯科出生的毛泽东的第九个孩子的出生证明。
此外，潘佐夫还查阅了其他前苏联档案，诸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通信，苏联政治局记录，第三国际给中国的指示,以及毛泽东的朋友和对手的档案。里面还有毛泽东的政敌向苏联控诉告状的报告等，他还说，其他前中共领导人如张国焘，王明，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等的档案也都很有价值。
毛的功与过
文革结束后，中共在1981年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做了官方评价，表示，毛泽东一生“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这个所谓的“左倾严重错误”是指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入混乱。
《历史问题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以及毛泽东为中共和军队创立和发展，人民解放的胜利，缔造国家建立的巨大功勋。
不过，从潘佐夫披露的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程度超出许多常规的看法，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能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苏联解密档案的有关文件似乎稀释了毛泽东前半生的功绩。
潘佐夫在采访中说，研究这些档案令他改变了对毛泽东的一些看法，他发现对毛泽东与斯大林和前苏联关系的一些常规看法实际上并不正确。新公布的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显示，毛泽东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表示向他忠于的领导人（斯大林）的忠诚。二毛泽东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敢于偏离苏联模式，执行更激进的政策。
新民主主义
潘佐夫说，有关历史档案资料也表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直在帮助毛泽东巩固党内权力，帮助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推动对他的个人崇拜。他还记录了中共从1921年到50年代初对莫斯科资金方面的依赖。
潘佐夫撰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民主主义论”有其“俄罗斯根源”。潘佐夫说，是斯大林让毛泽东在30年代后期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政策，不允许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处于地缘政治考虑曾经早在1937年11月就做过同新民主主义内容相近的有关指示。当毛泽东后来开始阐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时候，斯大林也开始考虑解散共产国际。潘佐夫认为这并非巧合。
他书中提到斯大林1937年11月同王明和康生的谈话，当时斯大林透露了他的意图，那就是他不仅要迷惑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而且要迷惑西方的资产阶级，让他们相信各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针对他们的暴力革命，人民民主概念提出就是为了迷惑敌人。
最近发表了《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的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当你仔细研究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你就会发现，只有考虑到中共持续依赖莫斯科提供的权威的政策指导和方向指示，你才能真正了解中共当时的历史。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里面的材料显示，当毛泽东当年通过在延安整风巩固其党内权力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背后的斯大林在帮助毛泽东巩固权力方面有时候甚至比毛泽东本人更积极。例如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康生算作自己的敌手，因此当共产国际向毛建议中共哪些人不可靠时，反而是毛泽东向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写信为康生作担保说“康生是可靠的”。
1938-9年，中共在延安出版《联共党史》（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的中文版。潘佐夫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也效仿斯大林，开始改写党史，树立自己的正统领导地位。
斯大林是导师
关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潘佐夫说，他在书中有关毛泽东和斯大林在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会面时的描述，也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他说书中讲述了毛泽东同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潘佐夫说，斯大林当时并不想统一朝鲜，而是更愿意把美国拖进同朝鲜和中国的冲突，达到削弱美国的目的。通过这么做，斯大林试图发动全球革命。只是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后，毛泽东才同苏联领导人拉开距离。而朝鲜停战也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得以实现。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书中的资料还显示，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赫鲁晓夫是个愚蠢而且不值得信赖的人，因此他故意轻蔑地对待他。潘佐夫说，他的书反映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敌意，而这也成为了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不同于常规看法，潘佐夫的书还指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权力斗争，更是一次实现其乌托邦理想，创造一个由新的、理想公民组成的理想社会的认真努力，但潘佐夫也同时认为，这种努力有缺陷，而且导致了悲剧。
斯大林的线人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也提到已故前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和高岗生前曾向斯大林递送情报，以及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见过程中，把高岗的有关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从而出卖了高岗。
对于刘少奇是否是斯大林线人的问题，潘佐夫在接受采访中说，如果有任何档案证据的话，肯定只能在克格勃（KGB）档案中有。但是这部分档案目前尚未公开。因此潘佐夫对这个说法持谨慎态度。
潘佐夫在书中写到：“根据一些材料，刘少奇本人曾为斯大林提高了一些机密情报。在斯大林死后叛逃到西方的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MGB）官员彼得·德日阿宾（Petr Deriabin）曾经说，早在1930年代，刘少奇在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时，就开始为前苏联的情报部门工作。此外，刘少奇在40年代仍继续向斯大林递送秘密材料。
潘佐夫说，如果德日阿宾的这一指称属实，那么就可以推断，对于斯大林来说，刘少奇比高岗更有价值，因为刘少奇后来是中共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故此，斯大林后来出卖了高岗，这样就确保了其更重要的线人在中共内部的地位。
潘佐夫解释说，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为共产国际工作。当然有一些中国共产党人直接为苏联的安全部门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工作，例如后来为毛泽东做俄文翻译的师哲。另外，还有一些中共党员直接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
延安的重要情报
但是，潘佐夫也表示，必须要记住的是，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认为苏维埃俄罗斯是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祖国，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向俄罗斯人通报关于国民党、日本和其他人的情况。
他还举例说，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曾向斯大林传送过重要情报。例如，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德国可能会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俄罗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只要共产国际受莫斯科控制，他们都是莫斯科的特务，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
潘佐夫私人收藏的档案（包括阎宝航之子阎明复2005年9月9日给俄罗斯外交部的信函）也显示，毛泽东1941年6月15日通过苏联驻中国武官尼古拉·罗士勤（Nikolai Roshchin）向斯大林通报了德国即将发动攻击，并且明确指出攻击日期是6月22日。毛泽东是从其安插在战时陪都重庆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阎宝航那里得到情报。
后来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特别发电报向毛泽东致谢，强调毛泽东准确的情报使苏军能及时做好军事准备。
另外与此有关的是，潘佐夫从苏共政治局档案中还发现了令他感到意外的内容，即苏共政治局在1941年7月3日，也就是斯大林公开承认德国进犯的那一天，决定拨款100万美元给中共。他认为这也是斯大林向中共表示的特别感谢。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的作者潘佐夫说，希望他的书能让读者对毛泽东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有更清楚的了解。他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但也是最血腥的专制者之一。
潘佐夫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因为篇幅的关系，还有许多有意思档案材料没有写进《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这本书中，例如关于当时身在苏联的蒋介石长子蒋经国被人举报是共产党“敌人”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来自蒋经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一个俄罗斯的朋友。
潘佐夫说，他现在正根据这些档案材料撰写一部蒋经国的传记。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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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僭主毛泽东及其偶像
（一）毛泽东与南京大屠杀
距今六十五年前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首都南京被侵华日寇攻陷，疯狂的倭人进城后，对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血腥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集体屠杀中国军民十九万余人，零散杀害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达十五万多具，被屠杀总数达三十四万人以上。日寇蟥军还大肆奸淫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许多妇女在被奸后又被杀害；日寇蟥军向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无数住宅、商店、库房、机关都遭侵入和抢劫，他们经常在劫后把房子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这场大屠杀，是在日本当局策划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战犯的指挥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
那么，毛泽东与南京大屠杀具有怎样的关系呢？
据不完全统计，在毛泽东窃夺政权的二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中国人民被处决、害死、饿死、斗死的被害总人数，有八千万之多，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我们曾经算过这笔血债：
1，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月杀害三十四万人，每个月平均杀害十七万人。
2，毛泽东在窃夺政权期间，二十七年杀害八千万人，每个月平均杀害二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四人。
3，毛泽东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他的二十七年暴政，充分执行了日寇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更彻底、更大规模、更长时间地进行了“三光政策”（杀烧抢光）。例如，日寇抢走霸占了中国人的许多财产，毛泽东则抢走霸占了中国人的全部财产。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毛泽东则嫌奴化还不够，甘脆关闭了全部学校，其中大学一项被关闭到他死，这仅仅因为他自己考不上大学，只能在大学里短期看管图书（即使连看管图书也不称职）。毛泽东窃国期间的许多“创举”实际上是继承了日寇占领时期的奴化措施，如粮食配给、统购统销、驱民修路、思想灌输、强迫劳改和集体屠杀。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占领军之间这层继承和发展关系，人们迄今还研究得很少，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
毛泽东这个超级汉奸还是一个血腥骯脏的僭主。
这里所指的“骯脏”，不是某个个人卫生方面的污秽，例如就毛泽东而言，不是指他不刷牙，不洗澡，乱搞破鞋故意传染花柳病──据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书中披露，毛甚至明知自己患有阴部滴虫病，也拒绝治疗，并把他的性病恶意传播给他的众多“女友”，以便让那些“女友”的丈夫或是其他“男友”总之是共产党的高低级干部们，都来分享他毛泽东赐予的骯脏的“恩惠”。
这里所指的骯脏，指的是政治方面的骯脏，如撒谎、欺诈、阴谋、虐待、绑架、抄家、劳改、陷害、伪证、拷打、逼供、肉刑、割取器官、大规模屠杀、挑动群众斗群众、散布歧视言论、制造社会仇恨，甚至吃人、挖掘祖坟、毁灭文物、伪造文书、篡改历史记录……因为毛泽东的意义，仅仅在于他是中共首脑，并因为中共的独裁统治而攫取了对于十亿中国人民的专政权力，否则他就一钱不值。
据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组副组长”胡绩伟
《伴君如伴虎──毛泽东是怎样把邓拓逼入绝路》一文披露，毛泽东进了北京城以后，完全变成了一个封建帝王。中国谚语‘伴君如伴虎’，在毛与臣下的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邓拓率领报社一班人极其谨慎地按照毛的意旨行事，但是毛却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使下属手足无措，动辄得咎。如果是一介匹夫，胡搅蛮缠不过为人所不齿而已。然而毛贵为一国之君，没有人能够管他。所以他可以任意生杀予夺，把整个国家搅得一塌糊涂，并且把身边的人一一吃掉。邓拓就是最早被吃掉的牺牲品。
胡绩伟回忆说：“当我走进毛的卧室，见他满屋子是书，床上的一半也是书，使我肃然起敬，觉得毛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知书识理的伟人。很快，从他那样谩骂邓拓，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骂他‘增加板凳折旧费’，骂他‘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这些粗俗的不着边际的辱骂，实在有失一个党的领袖的身份。……说老实说，毛泽东本人一进北京就住进皇帝的御用禁苑中南海，这不是帝王思想的反映是什么？……邓拓终于被迫辞职……在他离开报社以前，他曾约我到京郊潭柘寺去转悠了一次。在那曲曲弯弯的山道上，在那幽深寂静的寺院里，我们两人怀着沉重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伐，边走边谈，有时就在石头上坐下来谈。……他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多少年来，我多次想过他的这句话。 ”
毛泽东嗜杀成性，不仅容不下比他高强的人，就是连小小的麻雀也容不下、放不过。在他的亲自部署下，仅仅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为了庆祝毛泽东的生日，上海就消灭了麻雀一九四四三二只！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不及。据不完全统计，从五八年三月到十一月上旬，八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十九.六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文章予以讴歌。到了一九五九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朱洗先生等人强烈要求停止杀戮。然而，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咆哮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指使共产党红五类的崽子卫兵们（红卫兵）把一九六二已经病逝的朱洗先生，砸碑掘坟、曝其尸骨，因为他“反对毛主席杀麻雀”。
我们现在研究毛这样“骯脏的僭主”，就不得不先谈谈什么是“僭主”；然后再看看毛的骯脏事业到底能够骯脏到什么地步。最后就明白中华民族到底有没有能力产生一种超人的勇气，攻占红色巴士底狱封建割据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中南海巢穴。
（二）骯脏僭主的七个偶像
毛泽东骯脏卑鄙、心地歹毒，绝非后人的褒贬，而是他自己的供述。
据他的舞伴兼护士孟锦云女士回忆，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毛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看外国电影“红与黑”（请注意，那时全国人民被禁止观看，只有毛可以观看这种“资产阶级垃圾”）。看过以后，大家不免对影片的情节议论一番，客厅里出现了少有的热烈气氛。毛泽东只是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等大家走后，毛看了一眼仍坐在那里的孟锦云问，“孟夫子（这是毛对情妇的爱称，取自李白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对刚才的电影有何意见哪？”没等孟锦云回答，毛就接着说，有何高见，今日可以不谈。你去借一本“红与黑”，至少看一遍，然后再谈。再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看一遍。
过了几天，毛对孟锦云说，“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看，他是有些胆大，却没有包天。他只敢在小桌下面摸夫人的手，还是夜晚没有人的时候。他到夫人的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啊。即便是胆大包天，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看那个夫人就是欣赏他的这个胆量……”
“你说于连不值得同情，我可是多少还是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吞吞吐吐，想干的躲躲闪闪。为了感情影响了他的职守，我看也不足深怪嘛！那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呀！你说于连破坏了别人家庭，是幸福的就破坏不了。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我看于连是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十九世纪，西方的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的虚伪和残忍。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数是凑凑合合地过……”
“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总不好吧。”孟锦云说。毛哈哈大笑，“不破不立嘛！”
“那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不像个堂堂正正男子汉。”孟锦云说。
“照你的看法，堂堂正正男子汉，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当往下爬？”毛说，“当然了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不能走，不能跑，只能爬……”毛停了一下，突然问：“如果于连是个有钱有势的人，而夫人是个穷人家的奴女，结果将会怎样？”孟锦云想不到毛会问这样的问题。她怔了好一会儿，说，“那就好办了，于连就娶这个奴女吧。”毛说，“你看，换个位置就好办多了。有钱有势就可得到一切。关键是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原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就是如此一副德行！
下面配合毛的这副德行，来透视一下骯脏僭主毛泽东及其骯脏事业的七个偶像，可以一目了然共产主义的荒唐闹剧，何以如此之深地祸乱中华，以致几度“马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五马分尸）了中华。
（1）毛泽东为商纣王翻案
五千年文明古华厦，史籍之多，浩如烟海。“一篇读罢头飞雪”，虽皓首也难以穷经。但是大家都知道，孟子称商纣为独夫：“闻诛一独夫纣，未闻弒君也。”因为他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造重重楼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劳动人民多少金钱和血汗，那些酒池肉林、折胫之说，证明他的放荡、荒淫、独裁和残暴。
当年纣王与他的那个妲已，以砍断樵夫的脚胫取乐；比干冒死进谏，被他在摘心台剖腹挖心；周文王──姬昌，被他打入监狱，囚禁了七年之久。由于他的暴虐残忍，排拒批评，一意孤行，人心向背，终于被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乘机进攻，率大军攻破殷都大门──牧野，刚刚组起的奴隶军反戈一击，导致了殷的彻底灭亡。
商纣王原是一个相当聪敏，并且勇力过人的君王。他早年曾亲自带兵，平定了东南夷，把商朝的文化传播到淮水和长江流域一带。但后期的纣和毛泽东一样，只知个人享乐，不知百姓死活。自听信佞臣费仲（相当于康生）谗言，纳妲已为后（相当于江青），朝欢暮乐，荒淫酒色。他挖了左右两个大池。左池以糟丘为山，山上插满树枝，树枝上挂满肉片，名曰“肉林”；右池注满醇酒，名曰“酒海”。他与脱光了衣服的男女，整日整夜地在里面追逐嬉戏，渴了喝酒；饿了吃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酒池肉林”（相当于毛泽东和女演员终日鬼混）。更有甚者，他听信妲已的谗言，造炮烙（将人缚在烧红的铜柱上活活烤死），设虿盆（将人投入藏蛇的坑内喂蛇），相当于文革期间的种种暴行。
商纣王是中国古代暴君的典型，已成定案。但是毛泽东仅仅为了推行“人民公社”共产试验，就饿死五千万人民，比商纣的多种暴行尤有过之，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对商纣情有独钟，相反，却把反抗商纣暴政的姜太公比作美帝国主义。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一心巴望与中共建交的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苦苦等候四个月而被一心投靠苏联的中共冷落无果之后，悄然离开南京。二毛子毛泽东为讨好苏联干爹老毛子斯大林，让秘书杜撰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相传姜太公逃离商纣暴政后，投奔西伯侯姬昌（后来称周文王），在渭水之滨住下，用一种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钩来！”毛泽东用这个典故指控美在中国的援助，是一种圈套，谁要去弯腰拾起来，谁就会“上钩”，就得跟着帝国主义走。其实，这种指控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二毛子集团中共政权卖国自己投靠苏联的路线图。
相反，对反面人物商纣，毛泽东则假借其“矛盾论”的骯脏诡辩术，“一分为二”予以翻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毛泽东沿黄河旅行，来到河南安阳殷墟，竟然缅怀商纣说：“这里，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古都。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了起来，在历史上，对发展文明的区域曾有过贡献，是有功的。”这个骯人还进一步引申发挥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
好一个“商纣有功”说！暴露出毛泽东阴暗的内心，十分清楚自己就是商纣的再生，命中注定要对国家和人民犯下滔天的罪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同吴芝圃（当时河南省委书记）等人谈话中，更上层楼地吹捧他的政治偶像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听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其实，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要谴责汉奸，是因为他的主子老毛子斯大林已经死了，而且被苏联人自己揭露出来，是个荒淫无耻的刑事犯和杀人狂，所以毛泽东在牺牲了高岗、保全了自己之后，决心不再扮演汉奸的白脸，而开始扮演“民族主义者”的红脸了。
其实，毛泽东后来的反苏，和吴三桂晚年的反清一样，是盗匪集团内部的个人权力之争，并不能洗掉他们早年开门迎盗、充当民族敌人之可耻内应的骯脏历史。
到一九六零年，马屁文丐郭沫若在《新建设》杂志撰文《替殷纣王翻案》，毛腔毛调地学舌骯脏的毛僭主说，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对古代中国的领土开拓有其贡献，所谓“纣克东夷”，就是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西周正是乘“纣克东夷”的机会东进灭商的。……这无非因为，纣王的显著罪行，如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等，比起毛泽东当时正在饿死的五千万人民和前后杀害一亿两千万中国人的血债来，也就算不得罪恶深重了。
这位二毛子僭主，不仅学习商纣杀人如麻，而且学习商纣大肆挥霍人民的财富。
其一，五九，六零年正是全国大饥荒，饿死人口五千万的极困难时期，毛却命令中共喽罗给自己营建了几十个行宫，供他这位刚刚和老毛子决裂了的二毛子一家人享用，也尝尝那些地方官进贡给“领袖”的美味佳肴（这些好货在臣服苏联时代都是进贡给老毛子享用的）。这些行宫作为毛的私产保存至今，多数并未对外开放。这些行宫中比较知名的有：北京西郊新六所一号院；西郊玉泉山别墅一号；西山一号；北戴河燕子窝一号；大连棒垂岛一号；上海西郊宾馆一号；杭州西湖徐庄、汪庄；武昌东湖宾馆一号；庐山芦林一号；长沙蓉园；韶山滴水洞；广州珠岛宾馆一号；南宁明园……表面美不胜收，内里白骨累累。
其二，毛泽东的稿费是多少？只此一项就足成全国最大富豪。当时城市人民工资每月几十元、农村人民收入每年几十元、全国知识分子普遍挨斗、抄没家产、没有一分钱稿费的时代，毛一次就给江青三万元“稿费”买照相器材（毛派份子竟然辩护说，她拿毛的“稿费”到商店买东西按规矩付钱也是美德）。这里先不讨论毛该不该拿他禁止其他任何人拿的稿费，而是看看他的“书”完全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印刷的，用国家的钱泛滥成灾地出版，根本是浪费。根据经济原则，毛及其家族，不仅没有稿费可领，而且应该赔偿巨额经济损失。
例如，某个不识字的掏大粪的劳模，先后当奖品就领回家二十多套毛选。这里的问题是，浪费了国家大量的钱，以出毛选为名，把钱转移到他新近反苏的二老子僭主的私人账户里。据中办一退休老人无意中透露，毛生前在中南海储蓄所里拥有二十多个由毛自己保存的存折，江青也不能过问。有人统计：仅仅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总计发行一千一百多万套，平装本每套六元九角，乘以百分之十，毛共得印数稿酬七百五十九万元（折合现在几乎近亿了）。以上还不包括《毛选》精装本，线装豪华型的定价。还有大量诗词及语录和选读本等等。更不包括文革期间用“不准停机”的严令强制印刷的上百亿本“毛着”。
其三，毛泽东当时拿国家行政一级工资。月薪三百六十元。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是五十六元。工厂学徒是十四元。又由于这位二毛子僭主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种特供和特殊待遇，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的一切用费完全由“供给制”免费供应，根本并不动用其工资。亏着还有人说“毛主席不爱钱”；如果这位二毛子主席“爱钱”的话，又会是什么局面呢？是否学习商纣，把全国财富统统堆到中南海里的“鹿台”，到他临死的时候一把火统统烧光？其实，早在毛死前十年，就通过“破四旧”，完成了商纣的玉石俱焚的“鹿台盛典”了。
（2）毛泽东欲与秦皇试比高
毛泽东喜欢以秦始皇自居，常说自己杀害的知识份子要超过秦始皇百倍（其实可能超过了千倍）。这种态度也使得西方某些研究毛泽东的学者，认为他是二十世纪几个僭主中很特殊的一个，认为他既有暴君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把毛泽东与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相比，还因为毛泽东自吹“统一了中国”（其实相反），也因为二者与知识份子的关系有着极其相似之处——焚书坑儒。
其实，毛泽东根本不同于秦始皇：
1，秦始皇王族出身，毛泽东流氓出身（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而是以四处煽风点火、投机钻营、敲诈勒索、抢班夺权为生）；
2，秦始皇继承王位，毛泽东抢班夺权（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杀害四千万中国人）；
3，秦始皇统一中国，毛泽东分裂中国（造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半个多世纪的分庭抗礼，人民流离失所）；
4，秦始皇建立制度，毛泽东破坏制度（包括共产党自己制定的制度）；
5，秦始皇稳定统治，毛泽东运动不断（为此又在四千万血债的基础上，再活活整死八千万中国人）；
6，秦始皇北击匈奴，毛泽东朝拜苏联（做苏联的儿子党，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7，秦始皇殖民越南，毛泽东巴结越共南（以抗美援越为名，倾城倾国养活越共整整三十年）。
……
尤其是最后两条，简直丢尽中国人的颜面。
众所周知，作为国际屠夫老毛子斯大林之二毛子走狗的毛泽东，刚刚攻入北平不久，就急急忙忙奔赴苏联叩头，并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毛泽东如此热衷于充当老毛子的二毛子，看来他姓毛的掌权，真是中华民族即将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严酷浩劫的不祥预兆！
这样一个二毛子，又哪里能和刚刚统一中国就发兵三十万进攻匈奴、扩地千里的秦始皇相提并论呢？
毛泽东死前说他一生作了两件事：一是打倒蒋介石；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以这两件事给毛泽东下结论，是个什么结论呢？孙中山打倒封建帝国建立民国政治，毛泽东打倒了民国政治，又建起共产帝国的卫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明显是专制复辟。“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暴露，其流氓性人们都清楚，不用重复细说。
可以说这两件都是中国人民的灾难无穷的根源；都使中国社会大倒退，事情非常明显，任何国家机器都不能说明问题。如北韩，民不聊生，却在平壤建一座世界第二大高楼，还能发导弹，制造核武器，制造不准人民乘坐的电气化铁路。这能说明什么呢？所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毛泽东是一个反面人物。
二毛子毛泽东的重大罪恶之一是他毁灭了中华文化和中华传统道德，代之以老毛子苏共斯大林的杀人哲学。
毛泽东为了投靠斯大林，对待苏联的敌人虽不是全诛九族，但其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亲戚、朋友、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都要株连。重则枪毙，坐牢，家破人亡；轻则被管制，受歧视，或者丢掉饭碗。一九五七年出了五十五万多右派（加上无帽右派，至少反一番）；十年文革走资派，修正主义份子，牛鬼蛇神更是遍及九州。试想全大陆有多少人遭殃！这些不是所谓“犯了左的错误”就可以总结的，这是犯了滔天大罪。
充斥中国人尤其年轻一代人灵魂的，是骯脏的唯物主义，把礼义廉耻的中国人变成了没有礼义廉耻的中国人，畸形的没有灵魂的中国人变人性为兽性。
（3）毛泽东为什么吹捧曹操？
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郭撰文《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二月初，他撰写《蔡文姬》剧本，对曹操大加颂扬，直如对待当代毛泽东。剧本在《收获》三月号发表。
该《序》（作于当年五月一日）声称：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他把剧本寄周恩来，告诉他，你让我写戏替曹操翻案，我写了，请你指教。
曹操的残酷与秦始皇一脉相承，皆属中国专制政治残酷遗产。中国历史上，杀文人学者的帝王，都恶名昭著，遭时人和后人恶评。秦始皇、曹操皆如此。
郭还说，曹操、殷纣王、秦始皇等人之所以受到歪曲，原因是对于他们的敌性宣传太年长岁远，深入人心。被世世代代视为恶徒者，必有其非凡的罪恶功夫，郭无法追究其深层原因，只简单“敌性宣传”四字了结，显然是回避问题。
郭此文称殷纣王、秦始皇也是“应该恢复名誉的人物”，说“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这“替”字，显示他完全以“暴君代言人”自居，而不是采取保持距离的学者态度。这些暴虐帝王处于权力顶峰，一生享尽荣华富贵，酒池肉林，后宫三千，荒淫无度，狂征暴敛，杀人如麻，威福享尽，何来委屈？一个历史学者的职责，是以历史罪恶以警来者，还是辩护历史罪恶、为新暴君张目？
从这里开始，毛泽东这个屑小，已经撕下了“革命者”的面具，而以独裁者自居了。……
毛在庐山八月十一日讲话以刚愎口吻洋洋自得道：“秦始皇不是骂了两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骂了三千年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版第三四五页）言外之意，毛老畜牲他不在乎人民骂，自以为靠一枝笔杆子就可以随意颠倒历史、将罪恶说成功绩。那股为暴君翻案的逆流和叫嚣，正是郭沫若所为（翦伯赞跟着他也写了一篇《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臭极了的“文章”）。
毛泽东吹捧曹操，也是基于同样骯脏的考虑。因为二毛子僭主泽东其人自己篡夺了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一边倒”投靠苏联做汉奸而心怀鬼胎，所以想法为篡汉自立的曹操辩护，实际上进行自我辩护。
出卖民国的奸贼毛泽东，确确实实曾经当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国民。中华民国待他不薄，他享有广泛的自由，因此才可能酝酿武装叛乱，推翻国民党政权，登上天安门。按照人之常情，既然已经篡位成功，他应该对中华民国感恩戴德，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但是不行，他是苏联的儿皇帝，必须更改正朔，奉行苏联的年号，于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把“民国三十八年”改成“公元一九四九年”，并宣布成立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苏联的卫星国、二毛子国、狗腿子国－－因为苏联的所有卫星国，都叫做“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这种背叛祖国的劣行，等于是弒亲弒父，毛泽东再是妖魔鬼怪附体也毕竟是肉体凡胎，也不能不因为篡夺中华民国这一弒父罪行而心怀鬼胎，深感内疚。这种处境也在他对曹操的态度上泄露了出来。
自从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威胁，怀念汉家盛世以来，篡汉的曹操就当作奸雄，留下了千古骂名，尤其是在辽金元清时期，汉族正统思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表彰忠贞不屈的精神，批曹成为铁案，甚至联汉奸也要用“身在曹营心在汉”来掩饰自己的罪行。
这种民族精神显然让毛泽东这个出卖祖国民族的亲苏汉奸坐立不安。因为毛泽东知道，如果按照“人心思汉”的标准，他远远不如曹操。曹操再是奸雄，毕竟是“好自为之”，而可怜的毛泽东却是充当了苏联的走狗，不仅是朝代意义的汉奸，而且是民族意义的汉奸，是要被永远扔在垃圾筒里的败类。
毛泽东为了自我拯救，只有文过饰非，利用声东击西的权术说什么，“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的一面的，汉是没落的。”（《1959年毛泽东同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无怪连马屁文人都看不下去毛的这种胡说。挖苦毛说：“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可谓别出新裁，首先认定曹操代表进步的一方，接着认定所谓蜀汉正统的汉是没落的，这样一来，是非功过自然就明朗了。”
毛泽东还说：“曹操结束东汉末年豪强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1959年毛泽东同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其实呢，曹操和西晋不过是培养了杀人机器，为五胡乱华的浩劫，拉开了序幕。这倒是与屠夫毛泽东的作为十分相似，无怪这位毛屠户要为淫乱的西晋歌功颂德了。
毛屠户上述的歌功颂德是否偶然？不是的。在另外的场合毛屠户继续胡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1954年毛泽东同徐涛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难怪在紧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毛泽东要大量屠杀、虐待各种“反动士族”，原来他知道自己和曹操同一命运。
看来毛泽东确实知道自己非但没有统一中国，反而是像曹操那样分裂了中国！二战以后，中国本来国际地位已经空前提高，但是毛为了推行世界革命，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大量屠杀中华民族，来讨好苏联蛮族。但是到头来，毛屠户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也只是像曹操那样“统一北方”，创立了相当于魏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难怪毛泽东晚年像曹操晚年一样神情恍惚落寞，甚至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干的缺德事太多了，罄竹难书，所以老天封上了他邪恶的嘴巴。
（4）毛泽东欣赏李世民的篡位弒亲
毛泽东十分欣赏唐太宗李世民的上台手段：通过军事政变即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逼迫自己的老父“传位”于己。李世民篡位弒亲之后，再雇佣文丐树碑立传，说自己十八岁即指挥军队作战，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唐室的创建大部分功劳都归于李世民，无论是太原起义，还是以后的南征北战，离开了李世民都不能取得胜利。……这一宣传手段更为毛僭主欣赏，并活学活用。
于是毛自己就成了“中共一大代表”（其实只是列席人员），而真正的一大代表统统成了反动派；按照同样的逻辑，老毛子的二毛子汉奸毛泽东，也就摇身一变为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毛泽东假借吹捧李世民来自我吹捧，说什么自古能军者无出李世民之右者，还说李世民是少年英雄，十八岁就当了总司令，二十六岁就做了皇帝，也是治国高手，纳谏减赋等等一系列措施使唐朝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强盛，
还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人物，从军事才能的角度看只有亚历山大、成吉思汗这种人物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而从治国才能角度而言，在中古时代实属少见……够了，二毛子就是单单不提，这么伟大的弒亲者、篡位者，怎么亲征小小的高丽都失败了？！
贞观十六年（公元六四二年），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杀其王武，立武弟藏为王，自为莫离支，专擅朝政，引起内讧。唐太宗便利用这个机会，于贞观十八年十月，派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舰五百艘，载士兵四万三千人，自山东莱州泛海趋平壤，派李世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兵6万及西北方部分少数民族军队向辽东进发，水陆两军合势并进，并令新罗、百济、奚、契丹配合唐军分道向高丽进击。
贞观十九年初，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出发，至幽州誓师。同年六月，唐太宗率胜兵进攻白岩城（今辽阳城东燕州山城）。乌骨城（今凤凰县东南凤凰山山城）主派兵万余来增援，加紧攻打白岩城。诸军进围安市城（今海城市东南的英城子山城）大破高丽援军。高丽兵死二万多，高延寿、高惠真率残兵三万余人投降。此战役后，爱慕虚荣的李世民将驻军之山改名为“驻跸山”，因而也称此战为驻跸山之战。
如此大好的形势最后却被李世民一手葬送，起因仅仅是他的爱慕虚荣：
据《资治通鉴》一九八卷记载：“世绩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见上旗盖，辄乘城鼓钞噪，上怒，世绩请克城之日，男女皆坑之，安市人闻之，益坚守，攻久不下”，“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赦班师。”由于骄傲轻敌，致使用兵失败，死亡战士两千余人，葬于柳城（今朝阳市）东南。
这就是“英明的”唐太宗！这和愚昧的土匪毛泽东冒险参与朝鲜战争，最后折戟沉沙、铩羽而归的窘态，何其相似乃尔！当然，毛泽东比李世民更加糟糕，他的“抗美援朝”还招致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经济制裁中国二十二年之久，不仅使得台湾分裂出去，而且使得大陆人民陷入连绵不断的政治整肃和经济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到达八千多万。
除了李世民，骯脏的僭主毛泽东还喜爱另外一些弒亲政变的阴谋家，如杀害亲哥哥宋太祖赵匡胤的宋太宗赵匡义，以及杀害亲侄子明惠帝朱允文的明成祖朱棣等，这些道德上极为骯脏的奸雄，完全得到毛泽东的原谅甚至喝彩，他的借口是“观人宜观大节”。
其实呢，毛泽东自己背叛自己的国父孙中山、背叛自己加入过的中国国民党、背叛自己高呼万岁矢志效忠的蒋委员长，心中的罪恶感怎么不迫使他原谅历史上弒亲篡位的阴谋家呢？为李世民、赵匡义、朱棣等登上帝位的乱臣贼子辩解，也就是为二毛子僭主毛泽东自己开脱啊！
所以毛转移话题地“认为”，李世民的错误并不是由于“得国之不正”，而是由于李世民晚年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李世民最初立李泰为太子，但李泰因为“参与谋反”而废。后来又想立李恪为皇太子，觉得李恪文武兼备，“英果类我”，但由于长孙无忌的劝说而改立李治，李治优柔寡断，性格柔弱，后酿成“武则天之乱”，可见李世民不会识人，所以毛泽东说他：“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233-234页）
可见毛泽东完全无视基本人性和伦理道德，关心的只是其独裁政权能否“传之万代”，真是骯脏的僭主。
（5）毛泽东与汉奸秦桧心有一点通
秦桧，是大奸臣。曾任南宋礼部尚书，两任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为宋高宗赵构所宠信。他杀害民族英雄岳飞，贬逐忠臣良将，力主和议，坚持投降，实行向金称臣纳币政策，成为南宋高宗一朝的有名奸相。
但是毛泽东这位卖身投苏的二毛子却认为，秦桧虽然负有责任，但他实际上是“代人承担了全部的过错”，因为宋金议和背后的主谋是宋高宗，秦桧只不过秉承了宋高宗的旨意罢了。在同芦荻谈论宋金议和时毛说，宋高宗和秦桧的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宋高宗赵构。（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3版）
毛泽东为什么要利用解释千年之前的“宋金议和”背景，来为大汉奸秦桧开脱罪责？下面要谈到，是因为他与汉奸秦桧的心有一点通。
毛泽东深信历史是可以根据权杖起舞，并由御用文丐随意打扮的；而独裁者可以任意评价历史人物，而完全不顾后人怎样评论自己。毛泽东常说，“可能我们这些人在一千年后，一万年后的人看来，似乎是好可笑了。”但是这位韶山乡下爬出来的二毛子绝对想象不到，他死掉仅仅几年，在人们看来就是十分可笑可鄙的了，甚至他还在作威作福的时候，就有人民嘲笑他的妄图一手遮天的痴心妄想了。
考秦桧其人，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与宋徽宗、钦宗一起被金人俘获，卖身投靠金太宗之弟挞懒。后来，女真人推行木马计，将他放纵南归，打入宋朝内部作奸细。秦桧南归后，诡称是杀死监视自己的金兵夺船逃来的，回到临安力主和议，窃踞相位，专权擅国，谋杀抗金名将岳飞父子和其他将领。
秦桧的言语不多，却很毒，甚至以一语害人，与毛泽东神似。秦桧如悬崖陷阱，深危莫测，群臣讨论政事，还没有据理力辩，他用一两句话就否定了，与毛泽东神似。李光曾与秦桧争论，发言稍微触犯了秦桧，秦桧就不说话了。等李光说完，秦桧慢慢地说：“李光没有作大臣的礼法。”赵构听后，对李光十分生气。所以史书上指出秦桧凡陷害忠良，一般是用这种权术。凡此种种，都与阴险恶毒的毛泽东十分相似。
秦桧的阴谋手法是一意孤行，排除异己，必欲置反对者于死地而后快，与毛泽东神似。翻开《宋史﹒秦桧传》，几乎是满篇记载着秦桧血淋淋的害人帐。
秦桧的再一种手法是屡兴大狱，株连无辜，迫害与他稍有异议的人。所以毛泽东效法秦桧屡屡发动政动运动整人。秦桧晚年也像毛晚年一样凶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又兴起王庶二子（王之奇、王之荀）、叶三省、杨炜、袁敏求四大狱。诬陷他们有“诽谤罪”。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赵令衿看秦桧的《家庙记》，口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结果被告。有人又告赵鼎的儿子赵汾同赵令衿饮宴后厚赠礼物，“必有奸谋’，就送赵令衿入狱。秦桧在他的“一德格天阁”里写上赵鼎，李光，胡铨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快。”此时赵鼎已死，恨不能处置，就想捕杀他的儿子赵汾，秦桧尤恨张浚，将他编管水州（今湖南零陵），指使其死党张柄坐镇潭州（今湖南长沙），与郡丞汪召锡共同监视。秦桧甚至要赵汾捏造事实，诬陷自己与张浚、李光、胡寅“谋大逆”，这次株连贤士五十三人．兴起这个大狱之时，秦桧已是奄奄一息之日了。这简直与毛临死前“反击右倾翻案风”如出一辙。
秦桧还搞文字狱，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你忘记越王杀害你的父亲吗？”结果被打几十大板刺配吉阳军（今广东海南岛南部）。沈长卿曾与李光反对议和，又与芮烨同写一首《牡丹诗》，其中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的句子，被告后也遭贬谪。毛泽东也效法之发动文革，甚至连笔误、口误者也不放过，捕风捉影予以杀害。
秦桧搞株连无辜，举不胜举．岳飞被害时，株连坐牢者六人，审讯岳飞的大理寺丞认为岳飞无罪，均遭贬黜，上书为岳飞喊冤的，被捕杀于狱中。秦桧对待反对他的人，即使平民百姓也绝不放过。一次，秦桧举行家宴，叫戏子演戏，一个扮小官戏子的头发上的大环跌落在地。一戏子问：“这是什么环·’小官说：“二胜环（谐音为‘二圣还’，二圣指宋徽宗，钦宗，均被金俘去）”，戏子说：“你坐太师（无意中涉及秦桧，因他称秦太师）椅，为什么把‘二胜环’丢在脑后！”意思是说坐上太师椅，就把二圣南还的事置之度外了。顿时人都失色，秦桧大怒。第二天就把戏子都关在牢里，有的还被逼死。
秦桧两次窃踞相位，达十九年之久。南宋军国事务，由他一人独揽。秦桧死后，赵构说，我不用在膝裤中藏匕首了。赵构甚至说自己经历了“初奇桧，继恶桧，后爱桧，晚复畏桧”的过程。秦桧哪里是代人受过的傀儡？毛泽东自己就善于推卸责任，真不愧为“秦桧同志的好学生”。现代人如果想认识秦桧这位粪坑里的东西而不容易得到要领，就看看毛泽东这个现代秦桧吧。
（6）毛泽东模仿荒淫恶毒的武则天
告密、株连、酷刑、谋杀是毛泽东的专长，因此毛极为推崇同样擅长告密、株连、酷刑、谋杀的武则天。党棍史学家范文澜为了应和毛泽东的这一爱好，专门修改了他监修的党版《中国通史》，一改共产党进城之前的原版中对武氏的荒淫和滥杀无辜的评介，改口说她“通史略，有权谋，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云云，可见共产党的说词，完全是朝秦暮楚、朝令夕改的。
文丐郭沫若写的话剧《武则天》也是揣摩“毛指”的结果。在郭文丐的笔下，武则天是一位刚毅贤淑的皇后，一个德才兼备的治国之君。简直像是一位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圣人。其实，武则天任用谄佞之人，酷刑逼供，罗织株连，朝廷中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文臣武将，唐室的王公贵族，她自己的皇子们，亲生的和非亲生的，凡是有碍于她的非凡的野心的，都将从肉体上被消灭……完全像是一位现实中的共产主义恶棍。
例如，仅仅考察武则天谋杀自己的近亲这一项目，就涉及到好几千人之多。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假手何键杀掉被他始乱而终弃（先是强暴后来遗弃）的二任妻子杨开慧，省掉了离婚手续；假手盛世才杀掉了自己的亲弟弟，因为毛泽民敢于反抗他的暴虐，他曾经斥责毛泽东说：“这里是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但是他错了，毛泽东终于把共产党变成了毛家祠堂，而毛泽民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毛泽东还假手美军轰炸除掉了自己讨厌的前妻儿子（和他的老毛子斯大林的丧尽天良的鬼蜮手段如出一辙）。
她几乎杀尽了唐室的王公贵族，试图以武周代替李唐开创一个新的朝代，她推行个人崇拜，改称“神皇”，以中性的“皇”字模糊女性身份，作为正式称帝的过渡。武则天像毛泽东一样善于玩弄文字的魔力，她自造的文字就有几十个，最著名的就是她自己的名字，当然，毛泽东甚至比武则天更像妖魔，他竟然创造了几百个“简化字”！在武则天执政的几十年中，不断的更换年号，以使人民逐渐适应一种混乱的变化，就像毛泽东不断发动整人运动，从得人民的互相残杀中尽情取乐。武则天谬称自己为周武王的后裔，而她的奸夫和尚则宣布她是弥勒佛再世，同样，在中共的造神的闹剧中，毛泽东被宣布为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这么一位的“天才”。武氏终于攫取了皇帝的尊号，毛泽东终于窃取了“四个伟大”。
武氏号称“马阴”，六十岁与洛阳闹市一个耍拳卖药走江湖的壮汉缠绵床榻，只为此人的性工具非比寻常；以后，又拼命吸取一对漂亮少年兄弟的精华。看一看毛泽东晚年的众多的“女友”，多为一些没有文化，出身贫寒的年青女孩子；他的私人医生记述他的审美标准为，不在乎相貌，只要高身材，皮肤细白即可，滋阴阳性的目的，直白而简捷。淫乱的僭主毛泽东和他的偶像武则天，真可谓不谋而合啊。
毛泽东如此淫乱还嫌不够，还要强词夺理，说什么“武则天也是一个为封建正统观念所歪曲的人物”，“有些史书里把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其实，凡是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恐怖与压制的人们都可以作证：比武则天更为荒唐的毛泽东都可以运用独裁权力永远统治下去，武则天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毛泽东胡说什么“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1975年毛泽东与孟锦云的一次谈话》）等等，无非是想把水搅混，以便进一步混水摸“鱼”罢了。
武则天、毛泽东就是如此以自己编制的巨大的告密、株连、酷刑、谋杀的蜘蛛网，是无耻和阴险，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
（7）毛泽东秘习洪秀全的魔鬼妖术
最近二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五十年来共产党炮制出来的，全盘肯定太平天国，是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主流，坚持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为纲。
要是认真研究有关材料的话，会对太平天国提出许多疑问。首先，带根本性的推陈出新，才称得上革命。我实在找不到太平天国有什么革命气息。农民造反，对新的文明毫无所知，和毛泽东差不多，算什么革命？其次，从后果来看，很坏。从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五年，经过十四年的战乱，全国减少了一亿一千二百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太平天国妖道，和清鞑子胡虏集团，两边互相屠杀；太平军内部还自相残杀。1856年，洪秀全策划了天京事变，9月2日杨秀清及其“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凈”；9月20日开始，又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有两万多干部死于屠刀；11月2日，杀杨秀清的韦昌辉和所有姓韦的也被借刀杀人的能手洪秀全（真不愧是毛泽东的先师）屠杀。直杀得信仰崩溃。最后，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最需要安定的环境去进行改革、发展经济的时候，却发生了十几年的战乱。主战场是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和长江流域。左宗棠在行军中看到“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致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1875年，战争结束12年了，郭嵩焘仍向满鞑子首领报告：“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不能辟，人民离散不能归。”（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破坏如此之大，恢复都艰难，改革更谈不上。
洪秀全有邪教的爱好。太平天国的评价，很多牵涉到洪秀全。洪秀全的门徒毛泽东，曾把洪秀全称为近代中国少数几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其实洪秀全对基督教没有领会它的精华，学了点皮毛，便将这个皮毛跟中国传统的民间迷信以及落后的中世纪思想结合起来，改变为非驴非马的一个宗教，和毛泽东思想差不多。最近，有人撰文批评某电视片《神州》与洪秀全、太平军那一套同样有邪教的味道；我认为不无道理。
认真看一看洪秀全现存的十几万字的文章和歌谣，看不出有什么“先进”，和《毛泽东选集》一样充满荒谬谎言。他的《天父诗》说得清清楚楚：“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都“该打”！（《洪秀全集》第39、10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太平天国真正实行的，是跟《资政新篇》完全相反的东西。洪秀全自己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反动纲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逆历史潮流而动。经济上它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不能有任何私有财产，收入完全要归入“圣库”；一无可取。政治制度层面，它要实行完全军事化的专制主义，开毛泽东僭主专政之先河。在底层，老百姓的劳动、经济收入、教育、思想信仰及其他日常生活和种种纠纷，一律听从官员的严格监管、专断和安排，开毛泽东“人民公社”、“居民委员会”之先河。
清政府的官员很少，帝力不及之处，人民仍有较大活动空间。按太平天国那一套，把人紧紧箍住，发点牢骚，被人听到打小报告，立即斩首的记录屡见不鲜。至于中上层的政治建构，名字上有点古怪，实质与历代的土匪造反没什么差别，这些都和共产党昙花一现的“革命”闹剧同样荒唐。
“太平天国”是无知农村青年的最大想象力，和“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洪秀全这个人文化程度很低，知识面很窄，和毛泽东差不多。他宣扬自己上天见到上帝，到了天上，人家用轿子抬他，“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邪视”，上帝教他“两脚要八字排开”！这些胡说八道表明一个农村青年的最大想象力，和毛泽东差不多。
洪秀全文化程度不高，秀才考不上，和毛泽东考不上大学就关闭大学差不多。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人另找出路，但又没有什么才能，所以他的思维跟历代的那些草莽英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另外，他心胸特别狭窄，很多疑，那些跟他一块起事的人，一个一个被他消灭，他真不愧是毛泽东的先师。
假如洪秀全有一点历史上开国君主的气魄，太平天国不会有那么悲惨的结局。历代草莽英雄如刘邦，后来也屠杀功臣，但在造反的时候，还是能够团结各种各样的人物。洪秀全远远还没有达到成功的境地，就已经开始屠杀功臣了。前期的太平军，全部工作是杨秀清在主持。杨是很能干的人，但有野心，洪秀全妒忌他，结果引发了天京互相残杀的悲剧。屠杀功臣，洪秀全的罪恶是非常大的，整个太平军的事业都断送在他手上了。
洪秀全说“天地之间人为贵”。共产党便说洪秀全有解放人类的启蒙思想。其实，洪秀全的“人为贵”，是与“三纲”结合在一起的，就像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和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一样，都是为了阴谋夺权，根本不是从人的解放的角度来谈人。何况这种思想儒家早就有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孝经﹒圣治道第九》中的话。
洪秀全和毛泽东一样，是个应该否定的人物。但是，他是不是有几句话说得对的？这个可以慢慢想，慢慢考虑。而在基本方面，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在洪秀全身上，正如在毛泽东身上找不到什么可以作为后人典范的东西。无论政治理想，还是道德人格，都一无可取。有人还写什么论洪秀全、毛泽东哲学思想之类的文章，两个既愚昧又野心勃勃的乡下八股佬，哪里有什么哲学思想？
洪秀全到后来根本不理朝政，和毛泽东一样荒淫无度，只知道和各种女人滥交。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也不过如此而已！太平天国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反思，要承认自己的落后，对世界文明主流的那些成就，应该好好研究，好好吸收，不要总是“走偏门”。走偏门非常麻烦，中国人因为走偏门吃了大亏。另外，不要简单地以革命或不革命来划分是非。我们面临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要把整个社会从中世纪改变为现代社会，这是历史的任务。革命的也好，不革命的也好，都要很客观地研究它。哪些对中国现代化有利的，就应该肯定；不利现代化的，就应该否定。至于是不是革命，也应该认真分析具体情况，不要好像拿起刀枪就是革命，那是不行的。
八九十年前，蔡元培就大声疾呼：“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语道破现代大学的灵魂。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大学校园内居然有挂着“教授”招牌的人以打小报告为荣；校园外，一些有博士文凭的人也不以侵犯思想学术自由为耻。
这都是毛泽东的流毒。
（三）如何清算骯脏僭主毛泽东的遗产？
最后，如何清算僭主的骯脏遗产？如何攻占红色巴士底狱封建割据的最后一块死亡根据地？
第一，毛泽东是救星还是暴君？
二零零一年八九月间，九一一恐怖袭击前后，位于伦敦的堂堂的BBC中文部，竟然也赶制了九集特别节目《毛泽东的功与过》，纪念独夫毛泽东。吹嘘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蹿下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得“无数中国人额首称庆，中国终于摆脱了百年战乱。毛泽东的新中国向人民保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工做。就像《东方红》里唱的：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其实，那些向毛欢呼的人，后来不是被他杀死，就是被他饿死和斗死，统统不得好死。至于有的新左派马屁文丐，说二毛子带领中国人民洗清了百年耻辱，真是颠倒黑白。
请重温一下被中共有意掩埋的近代史实：
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日寇大本营侦听破译了美特密第七号电报，得知美国预备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已由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东条英机为了取得宣传效果，决定抢在美国人前面宣布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并敦促汪精卫政府对美、英宣战。一月九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并和日本政府签订了《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国统帅蒋介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三大盟国庄严发表《开罗宣言》：“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由此可知，非但不是毛泽东把中国救出亡国险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反而是毛乘中国在抗战的危机，夺取政权，利用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停止剿共而且在八年抗战中打光了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机会，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卑劣伎俩，夺取政权。
这也就是毛评论于连时所说的，“你说于连破坏了别人家庭，是幸福的就破坏不了。破坏了，可见不幸福……”按照这种哈哈大笑“不破不立”的强盗逻辑，毛泽东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做，因为“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不能走，不能跑，只能爬……”。
在这场卑鄙龌龊的共产主义革命中，真正站起来的，其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而包括昔日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却从此匍匐在他骯脏的脚下。
当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际上人民从此倒下去了；从此人民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只有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于是人的认识受到改造，认“鹿”为“马”。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回忆他当年见毛泽东时，用词微妙。他说毛泽东说话很慢，边说话边抽烟，喜欢用短句，但用词清楚准确。达赖喇嘛回忆当初他们不认为毛泽东会使用武力迫使西藏成为中国的省份，虽然后来中国当局对西藏执行的政策打破了他这个想法，但他现在还是很难相信那种做法是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批示。……
尽管“领袖的私生活”向来是中国文化的禁区，但作为一个褪去了神秘光环的毛泽东，近年来被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他与女人的关系。老作家王若望一九三七年在延安，他说人们当时的流言蜚语大多数是针对江青的，说她曾经离过两次婚，又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但对毛泽东却很少指责。……尽管毛泽东抛弃二姨太太杨开慧，导致她被枪杀；又抛弃三姨太太贺子珍，并把她送入疯人院。至于江青，后来也被投入搞破鞋运动的毛泽东冷冻起来，被迫变成一条疯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在法庭上如此供认不讳。
有人把毛泽东追求女人的激情看作是他诗人和艺术家气质的表现，但现在用毛泽东与女人的关系来指责他在道德方面的失误越来越普遍。
参加BBC节目讨论的网民颇为踊跃，以下是对“要是没有毛泽东”的假设题的部分回答：
1.应该是一个本来就统一的中国，没有现在再来统一的尴尬。
2.应该没有十年浩劫对中华文明的践踏，和经济的倒退。
3.人民的生活起码比现在好两倍。
4.应该有一个比现在民主多的政府，不会有很多不该发生的残忍暴行。
5.世界上会少一个大独裁者。但多了你毛一个，耽误十亿人。
确实，僭主毛泽东残害和消灭了中华民族几代治国良才，良将和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大大阻止和破坏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人民受尽了各种不该有的灾难，凭空制造了几千万无辜的死难者。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头脑发烧，烧出个大跃进，‘十五年超英赶美’搞出个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饥荒，“新中国”之前老百姓还可以逃荒，毛来了以后则处处饥荒，无处可逃。三年饿死五千多万同胞。如在民主国家，不到饿死人，执政者，就要被弹劾下台等候司法审判。
还应当着重说明的是：毛泽东对当代中国人民的心灵伤害深重。他虽已死二十多年，他的幽灵仍然深藏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即使被他搞得家破人亡者，至今听到他的名子，也还惧怕三分，还是“毛主席”不离口。真是有感情吗？其实也不。有一个车上挂着毛泽东像的出租汽车司机说：“都说他老人家虎气不倒阳，杀气重，威风大，能避邪，歹徒，劫匪见了他的像，不大敢犯案。”（以上资料引自北海闲人《新中国首富：毛泽东！》，《争鸣》二零零零第一期三五－四二页）可见其淫威之一斑。
毛泽东把一个自古有着温良恭俭让传统的中华民族，改造成假大空，搞浮夸，不扎扎实实，总想一步登天，“放卫星”，好大喜功，喜武好斗，总想以打倒或战胜别人别国来作自己的精神安慰。例如，用无数的钱培养体育尖子贵族，去战胜外国人，满足民族的虚荣心；而不化钱搞民生设施建设，说明很多问题。死不认错，惯于盲目自我膨胀。这些话并非什么“反共时髦语言”。毛屠户培育起来的假大空，如今已形成从上到下的比赛局面，成了民族的癌症。
例如在教育界，学术论文制造假货有几种类型和模式：父子型，夫妻型，师生型，上下型，抄袭型，牟利型。服务于论文制假的是“文集”、“文库”、“文选”满天飞。学术刊物遍地开花，“增刊”，“专刊”层出不穷，越出愈厚。如在报刊上发文时留下地址，马上便有‘入选通知’，‘获奖贺卡’，‘名人词典’，‘学术会议’的请柬如雪花飞来。有钱和有权的都乐此不疲。海南，西双版纳，张家界，黄山等地的游业得到了极大支援。“再看：”一些喊着最响亮的革命口号的单位，正在拼命卖硕士，博士文凭，教育大户成了创收大户。学术界惊呼：硕士热，博士热，就是学术不热；论文多，论著多，就是学问不多；入选证，获奖证，就是学风不正；文凭高，学位高，就是学养不高。制假，造假，弄得鱼目混珠，真假莫辩，泥沙俱下，乱成一团。“再看：”现在假货，水货已成了大气候，成了主力军。三分之二以上的学术刊物，刊物上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都是除了作者自己看再没有人看的货色；除了评职称有用再无他用的假冒伪劣品。”
这都必须且只能归之于“毛泽东思想”的毒害。
第二，扫荡骯脏僭主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说，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权臣，是为袁世凯那样的半僭主进而为蒋介石、毛泽东那样的僭主，登上历史舞台而做准备，而邓小平这样名不正（以权臣之名而行僭主之实）的人，则可能恰恰在不自觉甚至极不情愿地为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僭主时代，悄悄画上句号。环顾当今中国，政治领袖的权臣化，不仅体现在邓小平身上，而且体现在邓小平任命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身上，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其实是一些技术官僚，而不构成任何意义的政治权威。结果，政治领袖的权臣化，注定中国社会即将进入新时代，而第三代以后的集体领导（第四第五等等），也许将被证明，只能借助其他政治权威来推销自己。
在台面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权臣化和僭主化，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僭主专政有相似之处：
英国革命产生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产生拿破仑，德国革命产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产生墨索里尼，日本半吊子革命（明治维新）产生军部的独裁，俄国革命产生列宁－斯大林……事实似乎表明，绝大多数传统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产生至少一个独裁的僭主，而且被他的追随者集团尊称为"国父"。中国似乎也是如此。但事实上，中国的道路不同于欧美俄日，中国革命因而漫长得多、曲折得多。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国家统一，完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而中国的僭主如袁世凯、毛泽东，却是实现国家的分裂，把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变成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分裂国家，先后变成日本、苏联的仆从国家。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在实现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发动对外战争，跻身列强行列，即使像俄国这样不争气的家伙，在一战中破产了的国家，也只经历短短几年的内战，就在二战中成为世界霸权。但中国，却在经历了三十八年内战和外侵（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后，又经历五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内乱，没有稳定的制度（即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也远远无法对比苏联制度的成熟），没有社会规范（传统规范被消灭，新规范的试验也宣告失败）。
僭主政治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被证明没有完成它在其它社会中的"统一－－强国－－对外扩张"等应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内乱"；所以我们迄今受到"发达国家"的欺侮；不断品尝中国民族的巨大灾难。如此反差的奥秘究竟何在？
迄今探讨中国近代命运的各种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民族差别：
西方社会是从一千年来的欧洲小邦政治向大规模的近代世界政治过渡。如十九世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经由更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如意大利的城邦、德国数百小国、法国英国的贵族领地），几百年演化而来。及至二十世纪，在这些中等国家的两翼，又兴起了世界规模的超级大国：俄、美。
这耐人寻味。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道德理想或经济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义是中等规模列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封建主义则是小邦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列强秩序走向超级大国的进程中（这距离统一的全球帝国还有一步之遥），出现"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是要求冲破国界，完成超国家的世界政治的组合。
不少学者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甚至一些自命为“自由派”的投机份子提出，中国传统应该对中共“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负责，他们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义的分析，指出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感到忧虑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样粗糙的分析即使流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欧社会，但怎么还能在如今精密的电脑时代迷惑人心呢！东欧和亚洲（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试验，和他们各自的传统是南辕北辙的。例如以苏维埃俄罗斯所操纵的“共产国际”，旨在毁坏中国传统，削弱中国，以扩张俄国的势力于远东，以便进一步瓜分中国。
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替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半吊子知识份子洗脑，造成中国长期附庸于俄国、迄今积弱不振的局面。
从毛泽东思想可以看出，中共绝非民族主义政权，而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卖民族的寡头政体。中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政权，所以它考虑问题的方式不是民族利益至上，而是“四个坚持”，即坚持一党垄断政权，其他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均是作为辅助手段相机使用，而绝对不可违反这个“党性原则”。中共的这一性质，由以下最新事实可以一目了然：
中共新近修订公布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以马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认为不能把岳飞、文天祥称为“民族英雄”。其理由认为，“科学地分析对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些战争应是国内民族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此，只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大纲提出，对待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历史人物，虽可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中的地位，但并不能称为民族英雄。
此一大纲公布后，引起海内外华人社会的强烈抗议。甚至中共《人民日报》网路上的《强国论坛》，都有不少网友展开激烈辩论。人们普遍认为，岳飞作为民族英雄，在中国人心中早有定论，其抗金事迹和完美品格，受到中国人永远的怀念，但中共的所谓“教育部”却妄图撤销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让人民不能接受。有人批评中共的做法是“把历史当成灰面团随意搓揉”，并质疑一个对历史都不尊重的政府，会尊重民族吗？另一位网友说，看来秦桧平反的日子不远了。其实，汉奸毛泽东早就帮助汉奸秦桧平反了。
正如《黄花岗》二零零二年十月号《讨北京洋教政权檄》所说，“中央人民政府，乃是一个像满洲妖孽一样从东北偷偷入关、勾结北方蛮族蹂躏中华的野蛮盗匪集团。”“在卖国的国际主义功劳簿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签订二十一条的袁世凯，超过了勾引满鞑子入关的吴三桂，超过了万世唾骂的秦桧，超过了儿皇帝石敬塘……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卖国贼的总和！”因此“千百万下岗工人正在惨遭北京洋教政权背信弃义地对待，清楚说明了北京洋教政权完全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国际阴谋集团灭亡中国的险恶战略的无耻工具”。可见中共政权的反人民、反民族面目，已经被世人洞察。
在炮舰列强强加给我们的国际环境下，保护我们的种族、发展我们的文化，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是何等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我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与他们恰巧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坎坷，但不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扭转中国的堕落趋势，重振中华国威，我们必须准备迎接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观念；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历史遗产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在毛泽东的耳提面命之下，毛派份子经常吹嘘所谓“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现在经过本文的系统叙事已经十分清楚了，毛泽东这个脏人及其周围的骯脏鹰犬所杜撰的“毛泽东思想”，只是“脏弹”，是污秽的苏联影子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赖以恐吓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低能的恐怖武器。结果，低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竟然在这样的恐怖威胁下面屈服了，以中共放弃脏弹威胁的“世界革命”为满足，就大量经援共产党赤匪。
纵观二毛子毛泽东所作所为，不是中共现政权三毛子华国锋、四毛子邓小平、五毛子江泽民、六毛子胡锦涛等接班人梯队所粉饰的那样，是什么“功过三七开”的问题。他是商纣、董卓、洪秀全的混合体妖怪，犯下了不齿于人类的滔天罪行。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定会把这个祸国僭主的腐臭尸体，从天安门广场一脚踢出去，交付精神病院予以解剖检验，看看毛屠户这个妖怪的躯壳里到底还有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脏东西。那时，伟大的中国人民还要挖开他毛家祠堂的祖坟，给它们补补课，破除一下毛屠户的特权。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四节
致新、老左派们的公开信
——毛泽东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
毛泽东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把革命与造反混为一谈，十分无知。他不懂得：革命不是破坏传统，而是修复传统；革命不是犯上作乱，而是清除独夫、民贼、暴君。
毛泽东是你们的偶像。但是你们心目中的毛，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毛。真实的毛，是通过“三位二奶投怀送抱”，才被拱上了天安门城楼的那个卑鄙小人。
历史上较为接近真实的毛是怎样的？下面就看一看几个片断。
（一）毛泽东偷看反动影片
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中《中国有“红学”，西方也有“红学”》一节记载，毛的舞伴兼护士孟锦云女士回忆，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毛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看外国电影“红与黑”。看过以后，大家不免对影片的情节议论一番，客厅里出现了少有的热烈气氛。因为那时全国人民都被禁止观看，只有毛有权观看这种“资产阶级垃圾”。毛泽东只是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等大家走后，毛看了一眼仍坐在那里的孟锦云问，“孟夫子（这是毛对孟的爱称，取自李白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对刚才的电影有何意见哪？”没等孟锦云回答，毛就接着说，有何高见，今日可以不谈。你去借一本《红与黑》，至少看一遍，然后再谈。再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看一遍。”
过了几天，毛对孟锦云说，“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看，他是有些胆大，却没有包天。他只敢在小桌下面摸夫人的手，还有夜晚没有人的时候，他到夫人的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啊。即使是胆大包天，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看那个夫人就是欣赏他的这个胆量……”
“你说于连不值得同情，我可是多少还是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吞吞吐吐，想干的躲躲闪闪。为了感情影响了他的职守，我看也不足深怪嘛！那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呀！你说于连破坏了别人家庭，是幸福的就破坏不了。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我看于连是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十九世纪，西方的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的虚伪和残忍。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数是凑凑合合地过……”毛泽东说。
“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总不好吧。”孟锦云说。毛哈哈大笑，“不破不立嘛！”
“那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不像个堂堂正正男子汉。”孟锦云说。
“照你的看法，堂堂正正男子汉，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当往下爬？”毛说，“当然了，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不能走，不能跑，只能爬……”毛停了一下，突然问：“如果于连是个有钱有势的人，而夫人是个穷人家的奴女，结果将会怎样？”孟锦云想不到毛会问这样的问题。她怔了好一会儿，说，“那就好办了，于连就娶这个奴女吧。”毛说，“你看，换个位置就好办了。有钱有势就可得到一切。关键是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二）毛泽东的“红与黑”
毛泽东晚年的这一道白,不仅使我们理解了他的政治，也使我们理解了他和杨开慧贺子珍这两位“侯爵小姐”的关系：杨开慧帮助他进入北大图书馆和中国共产党，贺子珍帮助他站稳井冈山和红军指挥部。老毛毕竟是个汉人。汉人社会的可悲在于没有真正的贵族：只有于连和市长夫人而没有真正的侯爵小姐。因为汉人社会两千年没有贵族传统了。汉人社会的“上流阶层”成员，仅在昨天还是个于连和市长夫人等混混，不是侯爵；所以汉人开口闭口都说自己“混得如何如何”。
汉武帝的推恩法斩断了中国贵族社会的命脉。所以痞子运动一呼百应。这个只有俄国式的富农而没有俄国式的地主（领主转变而来），所以中国的痞子运动要比俄国更加猖獗。这就是文革的社会基础。如此看来，被毛哥和革命小将（红帮）连手打倒的革命老将（黑帮），也是老一辈于连，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于连。在这种意义上，文革造反，何尝不是小于连们对老于连们的造反。──如此看来，文革真是一部“红与黑”的“翻身历史”了。
关于毛泽东的红与黑，还有一个事件可资说明。
1975年8月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张玉凤、孟锦云、李玲师在一起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电影的内容是两个青年营救一个落井的小姐，一个下井营救，一个在上接应。小姐得救后，井上的青年赶紧用一块大石盖上井口，抱走小姐娶之为妻。井下的青年拣到一只小姐掉下的绣花鞋，这只鞋在黑暗中闪着白光。过了几天，小姐梦见空中飘下自己丢失的绣花鞋，井下的青年向她说了经过，结果井上青年的阴谋才被揭穿。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毛泽东和他周围的女工有这样一番问答：
“你们说说看，这两个救小姐青年，哪个好些？”主席漫不经心地问道。
“当然是在井下的那个青年好啦。”小李脱口而出。“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小孟也随着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张，你自然也和他们一样的看法了？”主席笑着，把头转向了张玉凤。“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么要问这么个问题？”小张也算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面的青年更好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便不再往下说，却把眼光移向她们三个，意思是等待她们的反驳。“那为什么，我们可不明白。”小孟直接反问。
“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他太愚了，还是那个井上青年聪明噢。”主席兴趣很浓地与几个姑娘争辩。“噢，他聪明？他太奸滑了，这种人太不老实。”小张首先表示反对主席的意见。
“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主席继续谈着自己的见解。“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啊！”小孟又说。
“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反正咱们也说不过主席，行了，总是您有理，对吧？”小张倒是想着结束这场争议了。
（以上见《毛泽东的晚年生活》165页，郭金荣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1993年2月版）
（三）毛之将死道出革命秘密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毛之将死，终于道出了他革命的秘密。那就是“于连的革命、红与黑游戏”。
毛泽东语录1：“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看，他是有些胆大，却没有包天。他只敢在小桌下面摸夫人的手，还有夜晚没有人的时候，他到夫人的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啊。即使是胆大包天，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看那个夫人就是欣赏他的这个胆量……”
毛泽东语录2：“你说于连不值得同情，我可是多少还是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吞吞吐吐，想干的躲躲闪闪。为了感情影响了他的职守，我看也不足深怪嘛！那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呀！你说于连破坏了别人家庭，是幸福的就破坏不了。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我看于连是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
毛泽东语录3：“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不能走，不能跑，只能爬……有钱有势就可得到一切。关键是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于连·索雷尔是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年，原名亨利·贝尔［Henri Beyle］）小说《红与黑》的主角。于连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才子，出身贫寒卑微一心一意要飞黄腾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利用家庭教师的身份先后诱惑市长夫人德·瑞那和侯爵小姐玛特尔，美梦成真的时候却身败名裂。人们认为书名中的“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的军服;“黑”是王政复辟年代的僧侣黑衣；也有人认为，红是德·瑞那的鲜血，黑是玛特尔的丧服──综合起来可说红与黑象征赌盘上的黑点红点，而轮盘则象征人生的游戏。
从红与黑的观点看毛的革命，可以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安心图书馆工作的图书管理员，通过杨开慧的裙带关系进入文化圈子；通过贺子珍的裙带关系获得武装力量；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吃女人饭的男人”，而且对“政治三P”有着特殊的嗜好。他的革命是于连式的红与黑：用情色与暴力的双管齐下，来不择手段地夺取原来不属于自己的地位和名望。在文化上，这位韶山愤青以革命的义愤涂抹了自己到手的所有书籍；把高利贷者的吝啬，结合了废物利用的精打细算，将自己没有摸过的书籍化做纸浆或干脆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烤暖烈火，在天寒地冻的中国大陆放肆地燃烧起来。这也许因为毛泽东“深刻总结”法国人于连失败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中国式的革命与连坐观念使毛认识到，唯有先使天下大乱，作奸犯科的于连才能逃避惩罚：法不治众的革命道理还能让个人的英雄摇身一变为人民的救星。
（四）破四旧的毛迷恋四旧
毛以毁灭文物的“破四旧”著称，其实破四旧的毛相当迷恋四旧：大宅院、姨太太、旧书、算命，就像于连迷恋市长夫人和侯爵小姐。但毛深知，要夺四旧（而不是破四旧）成功，就必须通过革命方法；要攫取财富就必先使全部财富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无人敢要的财富自然源源不断流入吾豰中矣！
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问题。
2007年12月的《党史文苑》杂志发表了《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一文，透露毛泽东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1.3121亿元人民币。而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毛泽东既然取消了所有人的稿费，他自己应该不会领取任何稿费的。谁知道，毛这个依靠秘书给他写文章的老家伙，在剥夺了全国人民的著作权、出版权和稿费的同时，却下令全国印刷厂昼夜不停地印刷他一个人的“著作”，其实还是那些被他杀人灭口的秘书们给他赶制出来的。毛泽东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就不断给毛泽东一个人发放“稿费”，累计到这样一个天文数字。
《广州日报》就此报导说，毛泽东的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的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毛泽东生前对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过遗嘱？中共中央是如何处理毛泽东的稿酬的？对这些疑问，外界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2003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得以公开。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累计达1.3121亿元人民币。等于每个中国人都欠了毛泽东一毛钱！看来现在进行网络控制的“五毛党”（为官方上贴一篇宣传文字可以获得五毛钱人民币的津贴），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一毛党”。
（五）毛泽东是贪污犯
齐彧《谁说毛泽东不贪污》一文指出，拥毛派的一大借口就是毛泽东不贪污，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呢？《千年世家——黄兴家族兴衰录》的第三十九章（民主人士朋友），应该为大家找到答案：
“早年毛泽东打着留法勤工俭学的旗号，从章士钊那里骗到两万大洋，毛并没有帮助其它人去法国，而是据为己有。毛的同学很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阔气了？其实章士钊手中的这笔钱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教育专款，赵早年在日本参加过黄兴领导的革命团体，后来成为同盟会员，同章士钊是老友。
1907年日本政府为了让孙中山先生离境，送了孙两万日元，孙给同志们留下两千，其余的钱带走，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同志要求罢免孙的总理职务。现在我们无法知道那时日元同大洋的比例。可是当时日本人的工资每个月大约是二十余元，毛泽东任图书管理员的工资是八块大洋，两万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六万日元。奇怪的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出来追究毛泽东的贪污行为。”
中共党史说，毛泽东把其中一部分钱资助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毛泽东本人在1960年代与章士钊的女儿过从甚密之后，突然心血来潮给与章士钊大笔金钱，说是“还债”，还留法勤工俭学这一笔债。照理说，这笔钱本来就是公费，要还也不该还给章士钊，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这笔钱既然是给大家留法留学用的，为什么要毛泽东自己来还？其三，这笔钱为什么要等到毛泽东搭上了章士钊的女儿以后才开始“还”。其原由到底何在？
赖景瑚的《民初时代的湖南青年》一文，对于揭露谜底也许有点帮助：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忽然听见‘勤工俭学’那个吸引青年的运动。据说那是吴稚晖、李石曾二先生所发起的。任何人只要筹足一二百旅费，就可以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读书。这眞是天外飞来的好消息。我们于是到处打听长沙有无接洽‘勤工俭学’的门路。柳直荀发现第一师范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学生，名叫毛泽东，也有人说他是师范附小的教员。据说他和北京的勤工俭学组织有联系，甚至很多人传说他是介绍湖南学生到北京的负责人。我和柳直荀认为机会不可错过，有一天便渡过湘江而至岳麓山脚的一个小村庄去访问毛泽东。我们大失所望的找不着毛泽东。出来接待我的是一个名蔡和森的老学生（我们那时看见二十左右的学生都称为老学生）。他很耐心的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勤工俭学的进行办法，及学生到法后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他便是后来赴法留学而因肺病早死的一名共产党员。
我们访毛泽东不成而只见了蔡和森，复听了他一篇不太乐观的话，我们在精神上自然受了很大的打击，想要继续向各方查问，又因为我们的学校在北门外，和城内的交通不太方便，始终不得要领。最令人失望的，就是毛泽东不像是一个对勤工俭学有办法的人。凡去找过他的学生，都说是浪费时间而没有结果。”
（六）毛泽东是吝啬鬼
如果说以上赖景瑚、齐彧两人都属于反毛派，其言论不足采信；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亲毛派的回忆，所透露出来的毛泽东本质。
《毛泽东温馨之家：私照曝光！》一文在介绍毛泽东的私家照片时指出：“这张照自含和堂的照片，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张。因为内中不但有毛泽东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更主要的有说话直得跟木匠师傅的弹线一样的张有成张木匠。张有成是毛泽东少时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建国以后，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乡下没有酒喝，不好。毛泽东也安慰他，慢慢好起来后，就会有酒喝了。”（可见毛泽东完全知道农民的苦况。）
1993年人们在采访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时，他说过典型故事：1949毛泽东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连便由中共四十六军的人送到了北京。在那儿住了一段日子后便准备回韶山。临走，江青以主人的身份，按照她所了解的湖南农村的风俗习惯，给毛泽连准备了一些礼物，也就是分给农村孩子的糖果。江青出手比较大方，在管理处一下就称了五公斤块糖，塞到毛泽连的手上，让他回去时一定给乡下的孩子们。毛泽连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毛泽东发脾气了：“你让他带这么多干什么呀？”江青说：“来一次也不容易，他路上吃一点，回去给孩子们吃一点，也说是从你这儿回去的呀。”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也只是笑了一下，将糖退回管理处一半，余下的让毛泽连带回来了。
现代人大约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毛这个“伟大领袖”怎么会如此吝啬、小气？看来还是高利贷从业人员这一家庭烙印所造成的本性难移。而这些韶山的穷亲戚，曾经为了毛泽东的“革命”，损失了一千五百九十八条人命。难怪老诗人邵燕祥写文章宣布：《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毛泽东这个出身于高利贷业者家庭的剥削阶级分子，对待自己的穷亲戚都是如此刻薄，又是怎样对待广大民众的呢？老实说，毛的行径已经构成了“系统的虐待工程”，饿死了几千万人，罄竹难书。凡此种种，专家学者都有定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别的不说，这里再举一个“教育革命”方面的例子，看毛如何虐待残害广大的青少年。
（七）毛泽东是虐待狂
毛泽东在1966年下令让全国大中小学校全都“停课闹革命”之后，又在1968年把中学生全部下放农村强迫劳动、和作为农奴的人民公社社员竞争口粮。1970年，虐待狂毛泽东又开始把新的初中毕业生也就是原先的小学生“分配”到工矿企业充当工奴，三年不给工资，仅仅给点生活费，数额仅有十几个人民币，相当于最低生活补助（社会救济）的一倍。而毛泽东的最高成就当然是封闭全国所有大学整整十二年（1966—1978年），因为据此毛就自封“伟大的导师”了：既然没有了大学，毛泽东的中专学历就是全国“最高的学历”了。
在年轻时代进不了北大校门的湖南民工毛泽东，所发出的陈胜吴广式的怨言“造反有理”固然值得同情，但作为治国理论显然大谬不然。果然，“现代陈胜”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就封闭了所有大学、制造亿万下乡知青：他虽然不能改变知青的城市出身，但毕竟把这些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他们重新野蛮化。这个成就被他自封“伟大”，一个还嫌不够，还要四个伟大。与此同时，他在中南海里尽量实践如何做一个“没有种的王侯”。毛泽东现象说明，现代中国的痞化程度之深入：深入到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观中了。
我始终觉得，在秦王嬴政自名“皇帝”、自比神明的狂妄自大后面，隐藏某种自卑感；就像有人自称伟大的导师，仅仅因为自己连大学都考不上，只能上师范中专，结果持久的怨气使他晚年作出了关闭所有学校的荒谬决定。杀伐的成功固然使他们信心膨胀，但深刻的自卑也使自信转变成自大的狂妄。在古代，“皇”“帝”都不是凡人的称谓而是神明的尊号，嬴政自称“皇帝”和二十世纪的某人自称“红太阳”的心情是相通的。可是人怎么能是红太阳呢？即使他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而面容红肿、仿佛“神采奕奕”，也不可能是红太阳的同类。这些变态人格，无非是被自己的出世之谜所困惑所压抑，产生了祸乱天下的反动，因为只有不断的扩张才能让他们忘记并不光彩的过去。
毛泽东这个考不上大学的失意童生，为了掩饰个人的学术无能而利用国家机器来公报私仇，公然在《五·一六通知》中亲笔写上要批判学术权威的话，发出号召，虐杀“知识分子”也就是“比毛多一些知识的份子”，“知识越多越反动”也就是“知识比毛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使中国社会陷入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代。甚至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朱元璋暴徒专政、满清颠覆中国，也没有如此严丝合缝地斩尽杀绝过文明的血脉。
（八）无业游民的公报私仇
几乎所有学术权威都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他们被毛下令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被罚站、被罚跪，任人打骂、任人羞辱。“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越愚蠢”的毛式口号，响彻破碎的文明社会、整齐的野蛮大地。许多非毛份子因不堪屈辱和折磨而自杀身亡。1966年夏秋期间，离开毛泽东住处不远的北京什刹海四周，常常围拢起一圈又一圈的人群，围观着一具又一具从湖水里打捞上来的自尽者尸体。
而仅仅十多年后1980年代，竟然就有人者大放厥词，说中国社会自从屈原以后就没有了绝望感，而二十世纪的让人震撼的自杀事件，仅仅有个清末的王国维……如刘小枫的《诗人自杀的意义》就是如此主张。可见亡国奴们的健忘症，发作得何其快哉。
1971年到1977年之间的“工农兵大学”所采取“群众推荐、领导同意”，其实倒退到了汉朝的“举孝廉”，比科学之大大退步了。其彻底失败，是整个旧中国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漫夜之后，新社会其兴乎？
毛泽东作为“权力瘾君子”，自称无法无天的癞和尚，在煽动、逼迫八亿人口互相恶斗二十七年之后〔1949—1976年〕，依然无法切断中国文明的脉。毛死后不久，其后继者邓小平等就不得不像八百年前入侵中国的蒙古征服者忽必烈的后继者那样，渐次恢复了考试制度和文明礼貌，更后来的继任者甚至不得不恢复了尊孔甚至祭孔。可以预测，苏联入侵中国所造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主义的神话破灭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力，不得不争取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最终也就不得不退回中国文明的营垒，不得不恢复中国的尊严。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无业游民，但他们都不像毛泽东这样刁钻古怪。如果新老左派继续崇毛，那就等于在召唤这些游民的复仇。
（九）结论
毛泽东为了个人出人头地，曲意钻营，不仅通过臭名昭著的“二奶路线”（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开始了他的“于连道路”：杨开慧帮毛混入北大图书馆、结识中共创党人物，贺子珍帮毛站稳井冈山、夺取中共军事大权，江青帮毛点缀山寨、吸引各地青年灯蛾扑火。这三位二奶们的献身，成了“毛泽东历史转折关头的第一桶金”。毛泽东的革命道路，与其说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还不如说是“于连主义与二奶路线的结合”。毛泽东的假革命，把中国人民都变成了叫花子，而让自己躲进深宫大院，一个人玩弄四旧。
这样一个毛泽东你们还崇拜？你们要是继续崇毛，那你们就认命子子孙孙永远为奴：工奴、农奴、兵奴、学奴、商奴、知识分子奴、党员干部奴。
（十）余响
实际上，毛泽东的病例不是孤立的，而是历史与人性的普遍现象。我们从毛的末日疯狂中至少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暴君晚年”和“阶级叛徒”。
1、暴君晚年特别凶残。暴君晚年因为意识到自己行将就木，所以疯狂报复社会与人类的念头油然而生，不可遏止。尤其是那些大权在握的“开国者”特别明显，例如秦始皇嬴政、曹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等。
2、阶级叛徒特别凶残。阶级叛徒是我发现的一个政治现象，在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十世纪第一个独裁者列宁出身于教师家庭，应该说还是属于有教养的阶层，但是他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二十世纪第二个独裁者墨索里尼出身新闻记者，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新闻自由。建立法西斯专政。二十世纪第三个独裁者斯大林出身神学院，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宗教活动，建立恐怖统治。二十世纪第四个独裁者希特勒出身于犹太人混血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掌握政权后却大举灭犹，建立了广泛的集中营制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无一不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家庭，但是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大肆屠杀反动官僚，上演了一幕幕“阶级叛徒进行阶级报复”的血腥剧目。
这是人性中最难解最黑暗的一面。
但是他们镇压完了别人之后，自己却坐享其成，把他们原先的出身放大到无限：
列宁成了最大的教师，斯大林成了崇拜的对象，墨索里尼专门制造新闻，希特勒实现了犹太人统治欧洲的梦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通过“私有化——公有化——再度私有化”的权力魔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如此看来，在苏联和中国先后发生的，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剥削阶级变成了抢夺阶级的革命”。在这一抢夺过程的开始阶段，因为抢夺阶级需要帮凶，无产阶级的处境好像有所改善，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因为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而更加恶化了，最后不仅更加贫困，而且连自由身份也失去了，变成了奴隶阶级。
人格异化：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1993年12月26日初稿
2009年12月16日完稿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湘独分子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众叛亲离，“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章碣的这首诗，据说深得毛心，因此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就曾手书送给此诗给与傅斯年，当时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傅斯年与六位国民政府参议员亲赴延安斡旋和平。然而世事难料，谁知道毛竟然因此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得此诗成为毛泽东自己晚年的预兆。林彪被毛泽东害死以后，毛终于承认自己一生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位毛猴子梦想废掉四书五经，企图让林彪给他编辑的《毛主席语录》，取代孔子的门徒所编辑的《论语》，冒充中国生活的指南，好让他这个缺乏高等教育的湖南游民，冒充中国的精神领袖。
毛泽东这位游民队长为什么会想起来要冒充精神领袖呢？
我们注意到，由于长期的、绵延四百多年的外国征服，中国人已经习惯于高压的、蛮不讲理的军事统治和屠杀政策。这样的社会是无视精神领袖而只看军阀脸色行事，而且会进一步怂恿军事领袖去冒充和扮演精神领袖。难怪中华民国的政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与“人民”毫无相干，完全是军阀的天下。天下被说成是军阀们用枪杆子打下来的，就好像一只鸟那样。在这些丑陋的共和时代，军阀们掌握了议会，而军阀们之所以需要意识形态，也只是“拿来”作为自己放肆地进行烧杀抢劫的遮羞布，为自己的“合法性”制造一个勉为其难的“基础”。
乱世的基本信仰就是“人格混乱乃是生命鼎盛、活力充沛的结果”。人们把朝令夕改看作治国能力的体现。现代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乱世，它崇拜的是丧失原则的僭主。而要摆脱乱世的纠缠，就必须回归“人格的单纯”。人格单纯其实才是生命鼎盛、活力充沛的结果。朝令夕改则是丧失治国能力的体现；治世的基础，是坚持原则、崇拜制度。
1900年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表明，中国人始终生活在彼伏此起但绵延不断的乱世中，现代中国人把这个乱世叫作“民国”，或者多加了几个字叫做“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名为共和政治、实为军阀政治、寡头政治、僭主政治的乱世下，中国人显得非常缺乏政治能力。不仅大陆本土和台湾等离岛是如此，中国人在各国建立的“唐人街”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里公共事务的特点是“一塌糊涂”，“脏乱差”横行霸道，体现了“失去脊梁”的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没有规矩”的特征。这些人不是“没有家教”，而是受到了“只顾自己、不管闲事”等缺乏公德的“家教”。
在“共和政治”下，中国人上演了“文革”这样无耻的闹剧、这样无聊的丑剧，甚至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满洲窃夺，也没有造成左派掌权这样惨烈的小人物灾难。因为左派掌权的背景正是类似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满洲窃夺的苏联入侵，而且在苏联入侵这个现代的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满洲窃夺之上，还要加上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中国”以及山沟里的“愚公移山”。对于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民族，这样的灾难已经见怪不怪。查查中共的“祖国”苏联，正是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的先后失利，使得沙皇威信终于完结，酗酒成风的俄罗斯人于是失去了最后一根支柱，沦为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这时候布尔什维克才得以趁机作乱，靠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斯大林”意为“钢铁”〕才能造成一个马列主义的苏联政权。
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像文革这样的闹剧、丑剧，也还是需要围绕一个伪君子〔毛泽东〕，来演出其个人崇拜；也需要以一个伪共和制加伪君主制来推行其全面专政。可见，君权功能确实是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核心，即使在毛泽东“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嚎叫下。
作为民国首任总统的袁世凯，就为毛泽东做了一个恶劣的示范。在他的总统就职宣言中，便将传统的纲常礼教归纳为“忠”“信”“笃”“敬”，并根据严复的提议，在1914年11月3日颁布的《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中，宣布“忠孝节义”为“中华民国的立国之精神”。
在清末民初的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地方控制权时，原先在社会势力分层中处于边缘的地方军事势力，逐渐完成了“地区中心化”的过程，而急剧膨胀的军事权威成为无序化社会的主导者。而后来的独裁者毛泽一开始却是积极主张联省自治的，他说：“我主张中国原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也就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无业游民〕建立二十七个国。” 他认为实现联省自治尚无条件，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他甚至设计了“湖南共和国”的方案。
毛在1920年9月3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一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宣称：“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毛的主张显然比十年以后伪满还要激进。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献》编辑组合编，1990年版〕中有篇文章《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文中说，“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这个“无中国论”不仅重申“二十七个中国论”，还鼓吹“我们[湖南人]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也“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湖南人]的事”。〔《绝对赞成“湖南们[门]罗主义”》[1920年9月6日]〕
毛文《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7日〕更无知地宣称：“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这真是一个小地方未开化的苗蛮视野。
毛文《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说，“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
在1920年双十节发表的《反对统一》一文，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可见二十七岁的毛泽东历史知识是多么贫乏，还不如一个普通的中学生。
毛泽东还叫嚣说：“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甚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中国人有甚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毛还吹捧地方分裂主义说：“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
毛文所表达的，其实完全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欲望。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欲望的突出表现在于：联省自治运动最有力的反对者是那些在未取得政权之前支持或同情联省自治的人，这些鼓吹联省自治的政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越接近权力、手中的权力越多时，他们就变得对联省自治越是反感。除了毛泽东，陈独秀与孙文也是如此。这从反面证明，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相悖。
陈独秀早先曾参与过陈炯明的广东省自治政府，主管过教育，但后来主张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以武力来统一中国，成为联省自治的反对者。孙文本也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赞成联省自治。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他在巴黎发表谈话：“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陈定炎：《陈炯明研究．研究资料》〕但后来孙文的羽毛丰满，认为联省自治妨碍了他的武力统一计划；到晚年，孙文对联省自治乃至联邦主义更是敌视，在其《三民主义》中痛批联省自治。
毛后来也成为武力迷信者，他在1938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对近代中国“军阀建国”的权力产生方式的进行了概括，预示中国正在进行预谋的军阀建国。
同样，毛对尊孔和孔教的态度，表面上和民初的军阀相反，其实都是为了抓权。民国初年是秩序变转型时期，孔教等传统价值观可以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军队的成员来自于农村社会，其对新观念相对滞后，所以传统的价值观念更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民初军阀们的尊孔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社会里制度化了儒家之翻版，如重新厘定祭孔的仪式，对孔门后裔进行册封等等。
如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的发布“尊孔崇圣令”：“……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既安，放之四海而准者。……值此诐邪充塞，礼法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虽然罗永绍等议员以“违反约法信仰自由”对这项命提出质疑，但是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和民国政府依然发布“规复祭孔令”规定：“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仍从大祭，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应由长官主祭。……其他开学首日，孔子生日，仍听各从习惯，自由致祭。”同年2月20日又发布了《崇圣典例令》，其中第一条规定：“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其公爵按旧制有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由内务部核请承袭。”第四条规定“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并每年可从国家获得固定的祭祀费用和设立专门的“圣庙执事官”。
这种原则很快也体现在具体的行政措施中，蔡元培比较激烈的将孔子及儒学从一般的教育体系排斥出去的教育纲领在不长的时间内被终止。由此而来，各地尊孔读经之风复燃，并被认为是解决日趋活跃的学生运动的手段。汤化龙的《上大总统言教育书》〔1914年〕最具代表性。他说：“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历代本其训诂、词章、性理、制艺之说以诠孔学，名为尊孔，而实则乖。兹拟宣明宗旨于中、小学校修身或就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说为辅。一面厘定教育要目，自初等小学以迄中学，其间教材之分配，条目之编列，均按儿童程度，循序引伸。揆之教育原理，既获以善诱之法，树厥初基，按之全国人心，亦克衷至圣之言，范其趋步，崇经学孔，两利俱存。庶几救经学设科之偏，复不蹈以孔为教之隘。”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的作者陈志让〔Jerome chen，1921年—〕曾经总结过，“从袁世凯就任总统到张作霖任大元帅〔1912-1927年〕，这十几年中军阀因袭了清末保守派的文化传统。他们表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全部尊孔。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27年张作霖下令制定礼制，次年祀孔。在这两个年代之间，许多军阀公开扬言要以孔教为国教，在他们统治下各省下令读儒家的经典，特别办学校来发扬儒家传统。在他们的幕府、政府之中雇佣了许多受过传统教育的官僚学者，帮他们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发表通电。通电中振振有辞的都是以儒家道德标准为根据的理论。例如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段祺瑞打败了张勋挽救了民国，理由也是儒家的纲纪。”
而毛泽东这个冒充“伟大导师”后起军阀，尽管与民初军阀不同，走的是反孔路线；但与民初军阀相同的是，毛仅仅是用“马列主义”取代了“孔教”——尊孔和反孔，都是军阀们为了抓权而玩弄的意识形态把戏。
例如，毛泽东对待他早年的偶像胡适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投机性格。中国新闻网转载《新闻午报》赵健编辑的《毛泽东没有出国与胡适有关》指出，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胡大毛两岁。但是还在毛读师范中专时，胡已因鼓吹新文化运动而声名鹊起，虽然他并没有博士学位却冒充博士。当毛到北京，通过裙带关系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曾旁听胡适的课，并自称是胡适的学生，甚至把自己不敢出国的压力转嫁给胡，说胡作过一篇《非留学篇》，也曾就自己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而胡适却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云云。显然，一个留过洋的人却劝告别人不要留洋，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奇怪。毛泽东是否因此而对胡适另有看法，不得而知。
转眼到了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左舜生等六人访问延安。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是年8月24日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毛泽东从此怀恨胡适，并希望让他尝尝自己年轻时候受过的图书管理员味道，他还高抬贵手地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从统战名单中遭到除名，决意离开中国。毛泽东未能报复到胡适，心有不甘。进入1950年代，经过镇反、土改和韩战，中共政权已经巩固。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毛泽东终于战胜了胡适，并且逼死了胡适的幼子胡思杜。
自古帝王世家多有血腥和仇家，所以其祖坟经常遭到发掘。毛泽东在争夺政权时，也被敌手发掘祖坟，后来他掌权后也发掘对方的祖坟作为报复。但是毛泽东不应该流无辜人的血，不应该发掘所有中国人的祖坟。按照同样的道理，毛泽东出于其军阀本性必然需要抢班夺权，但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抓权，就去抬举马恩列斯这些夷狄，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皇帝梦，就去摧毁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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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毛泽东苗族侗族起源考
（一）
在《中国白皮书采取了河殇的战略》里我曾经指出：
现在，中共自己却偷偷摸摸地再度重采《河殇》战略，这会意味着什么？分析指出，中国军事战略升级，将与美国的军事部署互相冲撞。批判河殇却师法河殇，这种自相矛盾地手足无措，可能招致“秦始皇后果”。
取缔了河殇的中国政府却采用了河殇的战略，这奇怪吗？
似乎并不奇怪，因为秦始皇就是这么干的。他喜欢韩非的学说，并确立了法家思想的统治，但是却出于嫉妒和怀疑而监禁并杀害了韩非，还把责任推到奸相李斯的头上。你想想，如果李斯真的像司马迁的《史记》所写的那样，背着嬴政杀了韩非，他还有机会死在秦始皇后面吗？可见，司马迁有时候也是缺乏人生常识和历史批判精神的。难怪他会被汉武帝删掉。正因为是秦始皇嬴政如此出尔反尔，结果，这个自相矛盾的秦朝很快就灭亡了。灭它的正是李斯。相形之下，那个同样霸道汉武帝就比较好一点，他独尊儒术，却没有监禁或杀害儒生，所以汉朝的寿命比较秦朝长了十几倍。
中共到底学秦朝呢，还是学汉朝呢？
学秦朝！
毛泽东就自比秦始皇，而不自比汉高祖，更不能比汉武帝，因为这个苗族混血的小富农就会割城献地，做苏联斯大林的走狗和犬子。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家族根本不是来源于汉人，而是来源于“像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一样的少数民族”。
我说毛泽东是苗民，不仅因为他具有对于中华民族的刻骨仇恨，就像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对俄罗斯人具有刻骨仇恨，而且有以下一些蛛丝马迹可寻，需要群策群力予以解剖研究之：
（二）
《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刊专区·湘潮》里面，有篇《毛泽东不收鲤鱼的故事》记载：1934年12月初，“红一方面军”长征从广西西延（今资源县）进入湖南城步县境，一部驻扎在茶园寨。茶园寨是苗族聚居的大寨子，附近有口山塘，山塘边有座苗族建筑特色的吊脚楼。毛泽东专门挑了这里住下。
警卫员们为毛泽东搭起一张临时办公桌，把九个小兜的公文袋挂在边上，毛泽东就开始看文件，写材料，还找来几位苗族同胞调查了这一带的情况。部队决定在此休整一天。第二天上午，警卫员们在毛泽东隔壁房里商量为毛泽东改善生活的事。突然窗外传来阵阵喧闹声。原来是许多苗民知道他们的本族同胞毛泽东来了！就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拥向山塘边。青壮年们正在山塘里捕鱼，每捕到一条大鲤鱼，就小心翼翼地放进一口大鼎式的铁水缸里。警卫员们看到此景，也想去捉两条鱼来。警卫班长去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反问他：前天在湖南界上给你们讲过的话还记得吗？
班长轻声地回答：“记得。您说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第一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二要廉洁奉公，维护苗胞利益，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可是，自从长征以来，天天行军打仗，主席同我们一样吃稀饭、野菜。同志们心里很不好受。今天苗族兄弟在塘里捕鱼，我们买两条行不行？”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也不行。你们知道吗？苗族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鱼塘很少。这里的鱼既是‘山珍’，也是‘海味’，苗族同胞一年到头都难吃上一次。你去告诉大家，不要为了我去弄鱼。”毛泽东如果不是苗民，就不会感同身受的。
正在这时，一位白发银须的老阿公带领着一大群苗族同胞，从寨楼前的大路上浩浩荡荡地走过来了。队伍中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四个苗家壮汉抬着口铁水缸，抬杠中央还系着一簇用红布扎起的大红花，格外鲜艳夺目。队伍走到楼前，老阿公一本正经地对警卫战士说：“红军同志，大军来到我们苗乡，我们苦难的苗家见了青天。全寨苗胞一个心愿，特意前来求见恩人毛主席！”没等警卫员回话，毛泽东已满面春风地从木楼上走了下来，亲切地握住老阿公的手，向大家问好！
老阿公充满深情地说道：“尊敬的毛主席，按照苗家历来的规矩，对于为我们除害造福的英雄和拯救苗家出苦海的恩人，我们要把用山泉水养着的活鲤鱼敬献给他，表示鱼水情长，世代不忘。”他顺手从缸里捉了两条鲤鱼呈递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示意警卫员接过鲤鱼。老阿公正欲发动苗胞们热烈欢庆时，不料，警卫战士却把刚才的活鲤鱼放回铁缸里。毛泽东满面笑容地说：苗族同胞们！我们工农红军长征经过此地，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我表示衷心感谢！你们真诚慰劳红军，我也心领了。
接着，毛泽东因势利导地向苗族同胞们宣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纪律。同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讲道：“群众好比深塘水，红军就好比金丝鲤，军和民的关系正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嘛。军爱民，民拥军，才真正是老阿公刚才讲过的‘鱼水情长’，世代不忘”哟！
大家看看，毛泽东在苗人地区表现得多么仁慈，这和他在汉人地区的凶神恶煞，简直不是一个人。
（三）
陈克鑫《粟裕与毛泽东的将帅之交》记载：毛泽东预测粟裕：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毛泽东对淮海战役有一句精辟绝伦的概括：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粟裕就是淮海战役这锅夹生饭的大厨师和美食家的代表者。
这是因为湖南籍的粟裕（侗族）、滕代远（苗族）、向警予（土家族）都是毛泽东的血亲，所以一直都是“正面人物”。
毛泽东甚至肉麻地说： “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啊？难得粟裕！壮哉粟裕！”
一不留神露了马脚，毛泽东问粟裕：“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一、国庆两周年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粟裕，两个湖南人，共话湘西事，毛泽东问粟裕：“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二、粟裕虽然不是毛泽东的近亲苗人，却是苗人的近亲侗族人。所以毛泽东抬举粟裕，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其实就是他们湖南混血蛮子的好儿子。
三、在湘西会同县，高小学生粟裕初露锋芒，敢于同北洋军的士兵作对。这时，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正在长沙领导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粪土当年万户侯”。因为毛泽东是苗族，对汉人有着刻骨仇恨，事实上，“毛”就是“苗子”的转音。
四、孩儿立志出乡关，苗子毛泽东十几年前走过的路，侗族粟裕也走了一回。苗子毛泽东是到了省城长沙，侗族粟裕是到了府城常德。
五、侗族粟裕加入了苗子毛泽东创建的湖南共青团组织，在湘西北重镇常德的革命群众运动中经受锻炼，初露锋芒。
六、为了一个真正的苗子滕代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学潮，侗族粟裕在学生运动中迅速成长起来。
七、长沙“马日事变”以后，苗子毛泽东在逃亡武汉时刻，却号召别人送死，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侗族粟裕从常德逃到武昌，响应苗子党的号召，奋勇投身工农革命武装斗争。
八、大革命失败后，粟裕随叶挺开赴南昌参加起义，苗子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卷人了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激烈斗争。
九、粟裕跟随南昌起义军余部，千里转战到湖南，参加了湘南起义，后来在苗子毛泽东的接应下上了井冈山。粟连长与毛委员的故事正式开始了。
苗子毛泽东同粟裕握手说：“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不多了！”
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有南昌起义，有秋收起义，有湘南起义，有平江起义，通过井冈山会师，“千流一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毛会师，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壮丽篇章，也谱写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激越旋律。粟裕有幸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二、粟裕随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后，参加朱毛会师和井冈山斗争。粟裕深有体会地说：我在井冈山时期，从一个基层干部成长起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途上迈开重要一步，首先是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
三、在井冈山上，粟裕向朱德军长、毛委员学习，挑粮上山，领略过“朱德记”扁担的强大威力。
四、苗子毛泽东注重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粟裕向苗寨里长大的毛泽东学习了建设根据地的思想。
五、苗寨里长大的毛泽东善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把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制度化。粟裕看到有些人认为老在山沟子里打不出天下，老待在一个地方打光了土豪，没有猪肉、鸡子那些好东西吃了，所以总想打到城镇巾去，造成了“八月失败”。
六、猛虎下山，潜龙人海，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新区，耳闻目睹了苗寨里长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奇和威力。
七、“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粟裕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开辟闽西革命局面欢欣鼓舞。
八、苗寨里长大的毛泽东在闽西养病期间，让侗族的粟裕充当了警卫任务，猩猩惜猩猩，猴子爱猴子：他耳闻目睹了苗寨里长大的毛泽东战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停则总结经验、挥笔成文的统帅英姿和领袖风采。
九、在朱毛红军的“青山大学”，粟裕锻炼成长，“我跟随毛泽东、朱德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
苗寨里长大的毛泽东击掌夸奖说：“好，粟裕捉了张辉瓒，还是栗裕有办法！”
一、粟裕随朱毛红军参加浏阳文家市战斗，初步领略了毛泽东指挥红军运动作战的神通。
二、中央命令第二次攻打长沙，战与撤之间，显示了苗寨里长大的毛泽东“独特的战略思维”，其实就是“苗寨经验”，给粟裕留下深刻印象。
三、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苗寨里长大的毛泽东连声夸道：“好，粟裕捉了张辉瓒，还是粟裕有办法！”
网、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反第二次大“围剿”，粟裕又从另一个侧面观看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拍案惊奇”。
五、毛泽东、朱德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灵活件用兵，出敌不意，创造战机，捕捉战机，更使粟俗钦佩不已。
六、在苗寨里长大的毛泽东领导开辟的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中，侗族粟裕成长为“青年战术家”。
七、侗族粟裕在感受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恶果的同时，深刻认识到苗寨里长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对于红军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
八、在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的艰苦卓绝斗争中，粟裕发挥毛泽东、朱德创造的战略战术的作用，谱写了他军事生涯中的壮丽篇章。
九、谭家桥战斗，红军血染青山，半个世纪后，粟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于此地，伟大军事家的英灵与烈士之魂归于一处。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逃兵对不起死难的战士。
十、红十军团失败后，粟裕率领红十军团余部打游击战，西安事变才爬出丛山来，因为他毛泽东一样具有山区生存的土著经验。
毛泽东预测粟裕：“这个从救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苏中民谣：“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因为他们两个难兄难弟都是湖南来的苗蛮。
粟裕到西柏坡向毛泽东直陈卓见，心胸狭隘的毛泽东也不见怪，还赞赏说，陈毅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粟裕战伤累累，积劳成疾，不得不休养，毛泽东致信安慰：“病情仍重，甚为系念”。希望他能够尽快承担重任。真是充满了同族感情。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少数民族粟裕提拔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工作。
粟裕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鼓励这个侗族人说：“你可以胜任。”粟裕挨批时，毛泽东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得好，是为公的。”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粟裕是有战功的，现时打不倒，可以去搞国防工作。”而对于同为湖南人的刘少奇，毛泽东却一棍子打死。因为刘少奇是汉人，不是苗族，也不是侗族。
讨论历史诀议时，粟裕这个杂碎也懂得投桃报李，大声疾呼说：“坚持实事求是，不应导致放弃毛泽东思想，也不应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结果给中国留下了巨大隐患。
（四）
《毛泽东时代苗族社会“至大神”崇拜的衍化与形成》指出：苗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由于历史长期处于“无所统纪”的氏族社会阶段，社会进化链中缺少了奴隶社会的环节，故宗教长期停留在与原生形态神话对应的原始宗教（拜物教）和与次生形态神话对应的次生宗教（多神教）的阶段和层面。但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初步巩固期，苗族宗教飞速地制造了从多神教“过渡”至一神教的假象，他们庞大的神团系统内，增添了一位至高无上的苗族神祗——毛泽东，其间虽不乏政指导教的意味，但绝非能用“个人崇拜”一语所能涵盖。苗族人民确实是用宗教的痴迷和虔诚、纯澄而狂热的情感以及全民族的信仰行为合成了这尊的“至大神”，对他顶礼膜拜的程度超过了本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所有的神祗，使尊贵的民族始祖神、护卫神也退隐其后，黯然失色。这种罕见的宗教文化事像，有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的多种因素作用，苗族文化的骨肉是建立在山地型农耕经济上，长成于“农业——宗法”社会土壤中的伦理性文化，其精魄和意识导向则是脱胎于“万物有灵”原始信仰思想基础上的巫傩文化，毫无疑义，其间含有破解这种复合型宗教文化事像的信息码，深层的原因归咎于苗民族“善恶”道德价值观的牵引和影响。……
从上述苗族社会“至大神”崇拜的衍化与形成看毛泽东的渊源，清楚不过地发现这里的“一拍即合”绝非偶然，也不是外因决定的，而是有其必然的内因：毛泽东的苗族背景。
至今，苗民毛泽东的遗像还挂在天安门上。毛泽东不仅是个苗族，以他的感情看，可能还有侗族的血统。
毛的中国如何崛起呢？
就是崛起了，那也不是中国，而是一个苏维埃的残余，一个不伦不类的苗侗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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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毛泽东铜像坐东朝西 朝拜马列
中国大陆河北省临漳县刘广营村2013年4月25日举办毛泽东铜像广场落成仪式，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出席；被认为是左派网站的“中国红色旅游网”表示，这场仪式有万人到场。
燕赵都市报26日报导云云，毛泽东女儿李讷、女婿王景清，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陈振焱、吴连登、李志芬等出席铜像广场落成活动。
这座毛泽东铜像广场由临漳县企业家杨东民、杨志国投资建设，投资人民币3000多万元，广场总面积8341平方公尺。
毛泽东铜像重4.1吨，像高6公尺，基座4.1公尺，总共高10.1公尺。铜像坐东朝西，背侧有56棵雪松，象征着“56个民族”。
新左网友认为，“中国主流媒体又一次刻意隐瞒不报（毛泽东相关新闻）。”
毛泽东虽然领导中国共产党建政，却也发动大跃进导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造成数以千万的民众死亡，大陆民众评价毛泽东的看法两极。
……
无论评价如何，但是毛泽东执迷不悟，死后三十多年，其铜像坐东朝西、朝拜马列，足见毛泽东确实是大汉奸、卖国贼。
毛泽东铜像坐东朝西、朝拜马列，和大汉奸、卖国贼秦桧的铜像长跪西子湖畔，有得一比！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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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与汪精卫的精卫填海——自然神话与中国民族精神
（一）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号召全党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精神，搬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此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中国共产党号召中国人学习的“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即“老三篇”中的一篇。
这一“毛泽东思想”其实来源于“汪精卫”。因为“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可以说是中国神话里的“姊妹篇”。
汪精卫不仅给予毛泽东破格提拔，具有知遇之恩，也是毛泽东的偶像，还是毛泽东里通外国的“卖国革命实践”的先行者。
要理解这一点，不得不提及古代中国的自然神话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
1、
精卫填海：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音同“笑”）。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音同“音”）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山海经》）
【白话译文】：再向北走二百里，有座山叫发鸠山，山上长了很多柘树。树林里有一种鸟，它的形状像乌鸦，头上羽毛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脚，名叫精卫，它的叫声像在呼唤自己的名字。这其实是炎帝的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次，女娃去东海游玩，溺水身亡，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化为精卫鸟。经常叼着西山上的树枝和石块，用来填塞东海。浊漳河就发源于发鸠山，向东流去，注入黄河。
……
这是说精卫本是炎帝神农氏的小女儿，名唤女娃，一日女娃到东海游玩，溺于水中。死后其不平的精灵化作花脑袋、白嘴壳、红色爪子的一种神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和草木，投入东海，然后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好像在呼唤着自己。精卫填海属于复仇神话，女娃生前与大海无冤无仇，但是却不慎溺水身亡，如此与大海结下仇恨，化身为鸟终身进行填海的复仇事业。
2、愚公移山
太行 、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列子·汤问》）
【白话译文】：太行、王屋这两座山，方圆七百里，高七八千丈，本来在冀州的南边，黄河北岸的北边。北山有一位叫愚公的人，年纪将近九十岁，面对着山居住。他苦于大山北面阻塞交通不便，进进出出都要绕远路，就召集全家来商量说：“我和你们尽全力铲除险峻的大山，使道路一直通向豫州的南部，到达汉水南岸，可以吗？”大家纷纷表示赞成。他的妻子提出疑问说：“凭借您的力气，连魁父这座小山都不能削损，能把太行、王屋这两座山怎么样呢？况且把土石放到哪里去呢？”众人纷纷说：“我们可以把它扔到渤海的边上去，隐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子孙中三个（能）挑担的人，凿石挖掘泥土用簸箕装土石运到渤海的边上。邻居京城氏的寡妇有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刚刚换牙，跳着去帮助他们。冬夏换季，才往返一次。河湾上一位聪明的老头使愚公停止干这件事，说：“你太不聪明了！就凭你衰残的年龄和剩下的力量，连山上的一棵草都不能损坏，又能把这两座大山上的土石怎么样呢？”北山愚公长叹说：“你思想顽固，顽固到了不可改变的地步，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然而山却不会加大增高，愁什么山挖不平？”聪明的老头没有话来回答。拿着蛇的山神听说了这件事，怕愚公他们不停地挖下去，将这件事告诉了天帝。天帝被他的诚心所感动，命令大力神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负着两座山，一座放在朔东，一座放在雍南。从此，冀州的南部到汉水南岸，没有山冈高地阻隔了。
……
这是说愚公家门前有两座大山挡着路，他决心把山平掉，另一个“聪明”的智叟笑他太傻， 认为不能。愚公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又何必担心挖不平呢？”后因感动天帝，所以天帝命夸娥氏的两个儿子搬走两座山。后来这个成语用来说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毅力就可以成功的道理。
（二）
愚公移山与精卫填海，显然是神话，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因此也被汪精卫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吹嘘为“反映了人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
汪精卫的精卫填海，企图填平中日之间的大海，实现中日一体的美梦，失败了。
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企图裁断中俄之间的大山，实现中苏同盟的美梦，却一度成功了。
但是，在汪精卫的精卫填海与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之间，除了“汉奸背景”之外，还体现了同一的“中国民族精神”，那就是用社会心理来解释自然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自然神话，与中国的独立神话向体系神话的过渡，从而最终形成了中国特别发达的历史神话，提供了又一个例证。
（三）
但实际上，这两则神话都是在“解释地理现象”：精卫填海解释了渤海湾的三角洲现象，愚公移山解释了黄土高原的风化作用。
属于同一类型的还有“共工怒触不周之山”，解释星系为何多偏移西北、中国地理形势为何西北高东南低时，这则神话说道：“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天文训》）
【白话译文】从前，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王（共工：传说中的部落首领。颛顼：传说中的五帝之一，黄帝轩辕氏的孙子），（共工）发怒撞不周之山，支撑天的柱子折了（按，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有八根柱子支撑，地的四角有大绳拴挂），系挂地的绳子断了。天向西北方倾斜，所以日月星辰都朝西北方移动（焉：代词兼语气词，与“于是”或“于此”相当）；大地的东南角塌陷了，所以江河泥沙朝东南角流去。
除此之外，像是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也大都属于这个范围。
1、
女娲补天：根据《三皇本纪》记载，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交战。共工被祝融打败，用头去撞西方的世界支柱不周山，导致天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女娲不忍人类受灾，于是炼五色石补好天空，折神鳖之足撑四极，平洪水杀猛兽，人类始得以安居。《路史》称共工氏在太昊氏（伏羲氏）之后作乱，导致洪水为患。女娲氏与共工氏战斗，战胜了共工氏，于是天地平复。女娲补天影响深远，《红楼梦》的第一回即引用这个传说，女娲为了补天，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剩下了一块未用。
2、
夸父逐日：
夸父追赶太阳、长眠虞渊：夸父与太阳赛跑，进入了太阳的光轮，他很渴，想要喝水，就到黄河、渭水去喝水，黄河、渭水的水不够就到北方的贝加尔大湖去喝水。还没有到，就在半路因口渴死了。他遗弃的手杖，化成了一片桃林。夸父逐日的神话显示了中国人的个性、勇气，显示了中国人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还有丝毫没有人为痕迹的自然神话，在如《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这则神话即以人的一些常见的生理行为来解释昼夜、四季以及风的形成。再如盘古化生万物的神话，则是以人体的各部分推论天地间的诸物形成。原始先民习惯将自己所熟悉的人体本身作为参照系统或标准，以诠释自然万物，为此，他们必须设想了一些巨大的、初始的神灵，从而也就创造了一些十分壮丽的开辟神话。以此为基础，从人体稍稍扩大到人的性情、行为人所熟悉的环境，则神话的领域进一步扩大。
谢选骏写于2011年10月，《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出版之后的二十五周年。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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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毛主席与隋炀帝
毛主席与隋炀帝——过渡时代的人格悲剧
[上篇]武装的暴君
一个不受约束的武装起来的暴君，在异教的黑暗中发怒是多么可怕可憎。
──（意）卫匡国：《鞑靼战记》
（一）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
公元四世纪初，中国曾陷于“五胡乱华”的历史灾难之中。这是社会、文化改变航道时发生的灾难。随着西晋的溃灭，旧型的中国国家及其本土文化终于宣告解体。所谓“南北朝时代”──就是一座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巨型桥梁。在那跌宕不已、变幻无定的漫长时期，正酝酿着汉、唐文化国家之间的巨大转换，它历时三百余年，埋下了以后直到明末清初整整一千年文化的种子。
南北朝时代的种种创造，常被浅陋、短视的学者忽略掉。对此这里无法一一详举。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唐、宋、明、清诸个继起的文化国家，推原之下，都是南北朝苦痛的青春期所孕育、下的灿灿果实。这些果实即使被当代怀有偏见的中国人目为某种意义的苦果──但在当时毕竟是甘甜葱翠的。
“五胡乱华”和后来的北朝统治者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显然，它为唐代文化的诞生准备了相宜的“人类土壤”。明眼人都知道，在汉唐两大文化实体之间，民族心理、社会习惯，制度设施乃至表层的意识形态，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不像官修的史书记载得那么一律化。从陈寅恪开始，不少学者指出隋杨与李唐皇室都是相当“鲜卑化”的，而武则天称帝被视为沿袭了鲜卑人女权主义的风俗。下面即将讨论的“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正是汉人的父系意识对于这一鲜卑女权主义的制衡。
北魏平城政权的前身是代国。代国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只是在国家机器面前徘徊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的核心是拓跋部，当其强盛时，包含了黄河河套与阴山山脉之间草原上的众多异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即所谓的代王，由拓跋部的首领担任，但在形式上则要由组成联盟的各大部落推举产生。后来建立平城政权的道武帝拓跋，最初就是被势力较大的贺兰等部推举出来的。而在拓跋本部内，由于社会形态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因此，首领的继承方式虽以兄终弟继为主导，但又常处于母权制的笼罩下，并因一度由母后执政而被中原称为“女国”。
这种风俗不可能不随着北魏政权而影响中国。当然说明隋唐文明的政治重心所在地──北中国业已深刻地“异族化”了。这种“异族化”在恪守正统者看来是个悲剧，但实际上为新文化国家准备了新的可塑性极强而又肥沃的人类土壤；若无此等新人及其新型号的肥力──新文化之花又怎能含苞待放？除此之外，拒绝杂交、无菌生长的“理想状态”是没有的。
例如北魏（386年－534年）就有一个古怪的规矩，从开国皇帝道武帝开始实行，凡是储君之母即被赐死，先后有八位帝母做了此种制度的牺牲品。北魏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长子拓跋嗣，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刘氏受命自杀。拓跋嗣思念母亲，悲伤泣哭。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太子的母亲，是唯恐女主干政。现在你为太子，我不得不效法汉武故事。”北魏帝国把赐死储君之母，明定为一种制度。
由于北魏有此残酷的子贵母死旧例，以至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嫔妃们不愿生太子”的消极反抗，使孝文帝只留下孝明帝一根独苗，而孝明帝则根本无子嗣。而在这斗争中，命运最惨的自然是妃妾。在北魏皇宫，妃妾不但成了嫡妻的代孕工具，更成了嫡妻的替死鬼。
北魏各代皇帝中，孝文帝是最赫赫有名的了。然而他的生母也躲不过悲惨的命运。北魏孝文帝的母亲李氏，也是因为儿子被立为太子而被赐死。孝文帝的爱妃林氏，生拓跋恂，立为太子后，林氏依旧例被赐死。孝文帝母亲死于斯，爱妃又将死于斯，心中十分不忍，求之于当权的冯太后，要求不袭旧法，但被太后拒绝。冯太后想让自己的侄女正位中宫，必欲置林氏于死地，于是林氏只好婉转赴死了。冯太后坚守子贵母死之制，除赐死储君拓跋宏的亲母李氏以外，甚至诛戮了李氏全族。由于北魏有此残酷的旧例，以至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嫔妃们不愿生太子”的消极反抗，使孝文帝只留下孝明帝一根独苗，而孝明帝则根本无子嗣。为皇统计，宣武帝只好取消“子贵母死”的惯例。这种做法连传统社会的史家们批判说“矫枉之义不亦过哉！”（《北史·后妃传》）
北魏朝每次选立太子时，太子年轻的母亲即被迫服毒自尽。一直到第八任皇帝元恪立他的儿子元诩当太子时，元诩的母亲胡贵嫔本应被处死，但元恪实在不忍心，一百余年的野蛮习俗，才告废止。元恪于515年逝世，才六岁元诩即位，胡贵嫔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太后。年轻貌美的胡太后当权后的行为，对她丈夫元恪而言，实是一种尖锐讽刺。胡太后除了大肆营建佛寺和佛像外，几乎全部精力都用在消耗国力上。各地争斗、大臣造反，她觉得不能再信赖外人，只能依靠她的两位情夫孙俨和徐纥。
528年，元诩已十九岁，觉得母后势将把国家带上毁灭之路，计划把她那两位炙手可热的情夫逐走。年少无实权的孝明帝元诩选中了镇守晋阳（山西太原）的大将尔朱荣。元诩命尔朱荣向洛阳进兵，胁迫他母亲胡太后。尔朱荣率军南下，到了上党（山西长治北），但不知何故，元诩又命他停止。消息泄露，胡太后竟勾结两位情夫将亲生儿子元诩毒死。元诩死后，胡太后曾经布告天下元诩生了个男孩，继任为下届皇帝，可是当时宣布的皇子实际上是一位皇女。胡太后隐瞒不住，只好再另立元诩的族侄，刚生下来才三个月的元钊当皇帝。
尔朱荣首先发难，一面宣言要追查皇帝元诩的死因，一面不承认胡太后政府，另行拥立元诩的族叔元子攸当皇帝，向洛阳进攻。胡太后的军队反而投降尔朱荣，于是情夫逃走，洛阳陷落，胡太后和婴儿皇帝，被尔朱荣装入竹笼，投进黄河溺死。距她毒死亲生儿子，只有两个月。
北魏从道武帝开始，凡为储君之母即被赐死，例如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长子拓跋嗣，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后，刘氏受命自杀。如此下来，先后有八位帝母作了此种制度的牺牲品。元恪废除了一百余年的野蛮习俗，但天下大乱随即开始。这似乎提示我们：野蛮行为的后面似乎也有一个文明的理由。
面对历史的这一无情性质，学者们常常大惑不解。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指责说，北魏道武帝为了确立、巩固皇权，竟然施行了一种从自己妻子下手的“子贵母死”制度，而且这个乖谬绝伦的制度竟然能与北魏政权相始终。但即使他也怀疑这不是道武帝个人的“创制”，而是有更深层的拓跋社会内部背景。也就是说，拓跋在部落联盟中担心自己与其它部族的关系过于复杂，可能留下什么祸根，因而在以后的北魏历史中出现了“子贵母死”的制度怪胎。
其实怪胎不怪。许多蛛丝马迹显示在部落联盟时期，拓跋君长之妻或母是颇具敏感性的人物，她们所属的部落往往通过她们，控制拓跋部内大事，特别是君位继承。拓跋部落联盟的维持，拓跋部在联盟中君长地位的维持，往往依赖拓跋母后，而且还要依赖母后的外家部落。这就是祸根所在。北魏建国称帝，不能像以往那样跟着外家部落走，而是力求摆脱外家部落的束缚和干预，完成由部落联盟向帝国的转轨，这往往要诉诸战争。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使得田余庆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必然的缘由：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对此，田余庆在《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和《独孤部落离散问题》两文中作了比较。其结果使他深信，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
从道武帝为帝业所需而强力控制外家部族的角度来理解离散部落，等于给离散部落重新作出解读，还可以和子贵母死制度相联系，因为二事内蕴相通。道武帝向明元帝解释杀其母的两条理由，一是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二是不令外家为乱，是完全直接针对拓跋往事而发的深具历史内涵的说明，它牵连到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二事，而前一事实质上是后一事的延伸，都是为了巩固拓跋帝业，使帝业得到可靠的传承。
终北魏之世，皇位继承比较有序，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动乱，一旦出现问题也有制度和手段来加以约束。二事都是道武帝的野蛮行径，但野蛮行径却产生了文明效果，这就是野蛮孕育文明。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王沈《魏书》以及《后汉书·乌桓传》都记有乌桓之俗：“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则无相仇报故也。”这说的是乌桓。但在前二书的《鲜卑传》里又都说到鲜卑的言语习俗与乌桓同，然则鲜卑拓跋部自然也有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之俗。正是从这里，很容易出现母后拥权以及母族介入拓跋君位传承事务的可能性。
《序纪》以及诸帝《本纪》中不乏拓跋弑君父而拓跋母后逞权的事例，有些事例在《本纪》中因忌讳的原因而模糊处理。后人编书都一一点出，如在《通鉴》及注中就是这样。这些事例之多，正与乌桓、鲜卑部落怒则杀其父兄习俗符合。道武帝推行专制君权，建立帝国，是对部落联盟的“革命”，是对各种不符合需要甚至形成阻力的部落习俗的大扫除。因此出现了离散后族部落、建立子贵母死的制度。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涌现出来了。
既为帝业需要而扭转母后部族强大的局面，以及由此而来的母强子立局面，是实行子贵母死的直接原因，那么道武帝时有实力的外家部落已被离散，以后北魏后宫汉女日多，她们并无强大外家足以影响朝局，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已失去存在理由，理应逐渐消失。为什么它并没有被废除，一直延续百年之久呢？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后妃既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同时，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又戏弄着她们的人生，倏忽之间可由至尊跌落为贱囚，“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命运不堪回首。后妃的地位与能否为皇帝生下皇位继承人有很大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母以子贵，如卫子夫、王政君、叶赫那拉氏都是在生下皇子后，地位迅速提高，成为皇后和太后的。但是，有些时候，子贵母死，下场反不及无子的后妃。
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其晚年欲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而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还很年轻，武帝担心自己死后会出现女主专权的局面，犹豫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在自己生前除掉钩弋夫人。钩弋夫人无端被谴，武帝下令将之处以死刑，钩弋夫人脱掉首饰向皇上叩头求恕。武帝命令下人把她拉下殿去，送入宫廷监狱，夫人临下殿时，还频频回首，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武帝却挥挥手说：“赶快走，你活不成了！”钩弋夫人死时暴风扬起尘沙，百姓们都为她感到忧伤。后来武帝对他的左右侍臣解释这件事时说：“从前国家所以有变乱，是由于君幼母壮的缘故。女主骄慢放肆，无人能禁止，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吗？”正因为如此，武帝后宫为之生育后代的嫔妃，无论生男生女，其母亲都遭责罚而死。
难怪北魏道武帝有这样的语录流传下来：当其宠妃刘氏在所生长子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并因此受命自杀时，拓跋嗣思念母亲，悲伤泣哭，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太子的母亲，是唯恐女主干政。现在你为太子我不得不效法汉武故事。太子听后，仍然悲伤不能自抑，被气恼的道武帝赶了出去。所以有人编出顺口溜说：“西汉武帝糊涂一时，北魏皇帝糊涂几代；汲取吕后专权教训，汉武杀死美貌嫔妃。”
道武帝拓跋珪这个人物，他的历史作用，概括说来，就是用极野蛮的手段，把拓跋部落带入文明，由拓跋部来澄清北方的乱局。如果我们把古代南北朝的十六国比作民国时代的军阀，那么结束军阀混战的则是集中了党政军各项门阀于一身的中共──这相当于北魏。
（二）路线斗争的秘密所在
我们这一提问也许被正统的历史学者视为荒唐：古代南北朝的“子贵母死”所代表的部落制度的消亡与现代南北朝的“路线斗争”所代表的，有无历史的相似性？
但实际上，古代南北朝的“子贵母死”与现代南北朝的“路线斗争”都是代表了前国家时代部落势力之间的残酷兼并。例如文革就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的红区党与刘少奇的白区党之间的并吞”。例如某种看法认为邓小平就是因为出身于红区党而免受灭顶之灾的。
十次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概括。它说中共党史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课题的历史。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尤其是从《联共（布）党史》那里照搬过来的。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1971年在中风之前不久发表的“南巡谈话”。而中共文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十次路线斗争里，计有所谓1、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2、李立三左倾冒险机会主义，3、瞿秋白左倾冒险机会主义，4、罗章龙分裂主义，5、张国焘分裂主义，6、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7、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8、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9、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10、林彪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以此清算了所有德高望重的前辈和同辈，使得中共沦为一个“洪洞县里无好人”的贼窝。
在早期，“救中国”是目的，“社会主义”还是方法──在“伟大领袖”一类人物大脑硬化的晚年迷信以前，这主次的分野似乎清楚。“救国”的思想（至少是口号）乃是自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共产党以来的“民族共识”，尽管他们出于嫉妒，而常常互不承认。但至于如何救国的“路线问题”，各派就莫衷一是了。事实表明，现代中国人耗费在“路线斗争”上的精力，远大于花在各种建设性的“救国行为”上的；结果，人们奉内战为救国的极境──多么彻底的一场革命！结果，共产主义的天堂，变成了中国民族的地狱；人人幸福的无限许诺，化为人人挨整的超级恐怖。
也就是说，残酷的“路线斗争”的最终结果，并非得出一条“金不换”的绝对正确的救国之路，而是通过酷刑、绝种的炼狱方式，“改造了”中国人！在这里，比“文化革命”更重要的收获，是“基因的革命”！尽管，这收获是血淋淋的，甚至是邪恶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共产党把这种破坏叫做”革命”、“改造”、“颠倒历史”、“天翻地覆慨而慷”。其裂度之深、毒害之大，为中国历史所仅见，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残酷的“路线斗争”的客观效果，并不在得出一条“正确路线”的万妙灵丹，而是通过绝种与再生的方式，在遗传学的层面改造了中国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传统的野蛮化可谓登峰造极；所以，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很难避免反向的运动。民族自尊、民族文化的抬头，将是很难避免的──作为对一个世纪以来民族自卑、文化自劣的彻底清算。
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大部分“路线斗争”（从“洋务”到“变法，从”改良“到”革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激发的残酷内战，无不直接导源于“火候之争”。而新起的革命势力又总是以更大的热忱投身更大的野蛮。斗争越演越烈，直到把整个社会投入火海，中国成了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动幅最大的社会试验场”。
火候的问题，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死结。
火候的问题，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杀，不斗则垮“成为野蛮化的最高纲领。但它的伏笔，早在 “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下了：中国式的私刑滥用，在1927年就有了蓝图性的记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也就是更左的势力，总是指责“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中止革命，甚至反革命”，从而一举夺取了“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正统性在近现代的中国，仿佛古代的“天命皇权的正统性”──它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错误变成正确、造反变成道理、社会的灾难变成建国的纲领”！
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左派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还没有磨足。但他们的革命要求本身，却又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最后达到了漫无止境的地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随著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其内核却无非是──野蛮、野蛮、再野蛮！
可以预测的是，这个“火候问题，还将继续成为中国内战的焦点之一。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和平地建设了！”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上风的人。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下风的人。
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其实，他们都对。
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所谓“建设”，不过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罢了；所谓“建设”，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以后，突然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轮回。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的行动更暴烈，更蛮横，更左。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这里有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命”，也体现为“革命”，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国革命的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的革命者，统统打入“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狱“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继续野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到骇人听闻的深度。尽管，它的标语口号将一再改变。它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的催眠：
野蛮──活力的象征。
越野蛮越好！
只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蛮，方能召唤人类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记忆力。
野蛮精神，不仅是社会重建的法宝，也该是个人生活的指南！
检视一下两大南北朝时代的历史悲剧的主角，不难发现数十位“悲剧制造者”，例如古代南北朝从前卫张角至后卫武媚约五十人（武媚之僭号武“则天”有如毛大之学名“泽东”）。现代南北朝则从洪秀全以下迄今约二十人，虚席以待来者可能还有若干即将粉墨登场。
这些家伙的人格悲剧，肇因于其人格分裂；而其人格分裂又肇因于：
（1）个性与环境的冲突；
（2）愿望与势力的背驰；
（3）内在信念的飘忽不定与社会道德基础的崩溃；
（4）生成的罪性与习得的恶贯，及其相互激荡的“恶的循环”──心潮逐浪高，造成痞子运动和劫匪传统。
总之，人格分裂是过渡性社会的流行病；过渡性时代的典型人物皆此中之特立独行者；否则难以出人头地。所谓“过渡时代”，实为社会结构崩坏的时代，即一种社会结构另一社会结构演变的时代。这种社会的特征是：分裂，动荡，离合无常。
政治人格的分裂其实源于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人格分裂的后果常常体现为怯懦与瘫软、动摇与不知所措；但在其典型意义上却不仅仅是。所谓典型意义，即指在重要的、决定性的人物身上一再出现的特殊人格分裂现象。正是这类人格的行为及其影响，对历史进程发挥了极大作用。这就是“暴君论”的研究价值所在。
这些典型意义的人格分裂，其最重大的后果即为“偏执狂所分裂的历史”。创造历史的许多偏执狂，其产生莫不源于剧烈的内心矛盾与极端的内心痛苦。在偏执狂背后往往躲藏着羞答答的甚至血淋淋的人格分裂。我们研究的问题关键不在病理学上的偏执狂，而在于社会学上的偏执狂：研究这些偏执狂患者为什么比正常的人更能影响古今南北朝的社会发展及历史进程？“为什么一个人的作用竟然与其偏执程度成正比呢？”答案只能是：“分裂的社会需要偏执狂来予以弥合或摧毁。”故人格分裂度愈大，其表现也就愈偏执，则其对社会分裂、文化混乱的作用力也就愈大……他在那个时代也就愈益显得“伟大”，仿佛前无古人。
总之，现代南北朝的“路线斗争”与古代南北朝的“离散部落──子贵母死”，不仅是政治利益的争夺，也是一个互相残杀的借口，是偏执性格主宰历史命运的大好时机。人格分裂的普遍化和严重化，造就风潮，使得后来居上的、更野蛮也就是更左的势力，脱颖而出，荼毒四海。
（三）对两种暴君的分析
与其说“暴君等于坏人”，毋宁说“暴君体现了过渡时代的人格悲剧”。
所谓暴君，不是基于个性，而是基于身份。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位民选总统的个性暴躁就称他为暴君，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位立宪君主个性暴虐就称他暴君。
那么所谓“暴君”又是一种什么身份呢？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格罗托（1794－1871年）在他的《希腊史》中曾经提到，“僭主政治”是传统王政过渡到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个人专政的形态。所谓僭主政治，是指“无限制的个人专政”：“大约在公元前680－670年之间，在西库翁建立了俄尔塔格拉的僭主专政。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林斯、西库翁、墨加拉这三个城市，在同世纪中经历了类似的政体变迁。三个城市都有一个僭主上台执政，俄尔塔格拉在西库翁，库普塞罗斯在科林斯，特阿格尼斯在墨加拉。这种政体变迁同时发生于希腊世界的不同部分，大陆的、岛屿的、殖民的等不同城邦。在公元前650－500年间，许多城邦中不同的僭主和僭主朝代兴亡交替。而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中间，虽然还有僭主，但却越来越罕见，因为政治焦点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民主政治的兴起。”
僭主（Tyrant），从来是史不绝书的。在古希腊早期，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权的人，“僭”，在中文里与“拟”相通，《广雅·释诂四》：“僭，拟也”。下拟于上，称为僭或者僭越。通过僭越的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往往比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而后多将这个词译为“暴君”。但这与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区分，因为严格来讲，僭主还不是“君”。就像上述故事里读书当了官的人还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在古希腊的公元前七世纪初贵族政治开始解体之后一段时间，被称为“僭主时代”。对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腊僭主们，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定义：所谓僭主就是那些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僭主通常都在民族和国家的危机时刻崛起。
因为危机为权威及其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非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尤其在一个缺乏民间力量和个人主义素养的地方，危机也使得大多数老百姓呼唤强权人物，对铁腕充满了从站立的方位开始瘫软下去的依赖感。就像当年孙文就任的“非常大总统”的头衔一样，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一个形象和典型的“僭主的称谓”。一个非凡的僭主人物在这样的时代，似乎真的像暗夜里的指路明灯，“大海航行的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典型的僭主思想、僭主篡权的理论根据和实践总结。
僭主的时机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并可以通过奸谋推波助澜。就像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在井冈山一样，只要认定了革命的终极正确性，就不妨煽风点火，制造冲突，逼着那些觉悟还不高、还不知道只有革命才能“救自己”（其实最后都是害了自己，肥了僭主）的农民去造反，甚至可以同室操戈、血流成河。就像梁山泊的好汉，一部分是官逼民反，比如林冲，一部分则是匪逼民反，比如卢俊义。更何况即便是官逼民反的林冲，也要被王伦逼着去杀人以纳人头状，来献忠心、断退路。
历来的农民暴乱都是如此：一开始是自发的聚众作乱，是对于暴政的抗议和抵御。后来便一路烧杀抢掠、裹挟大量农民游民入伙。不想参加的，便烧了你家房子，杀了你家老母，看你还参不参加？如同安德鲁斯在研究希腊僭主时说，“甚至在真正有此需要的时候，僭主也大抵超越当时解决危机所需要的程度：因为个人欲望与社会需要既难解难分，而独裁者自行引退也绝非易事”。因此不难理解贡当斯对于僭主政治的厌恶感。他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的区别，相当于开国皇帝和他的继承者之间的区别。开国皇帝往往更加残暴，充满流氓的兽性。
格罗托所分析的希腊僭主政治，其实也存在于中国先秦的西周、东周、春秋时代，如：共伯和之废周厉王，后来的“三家分晋”、“田氏篡齐”、“陪臣执国命”等等。僭主现象也出现于现代，如英国克伦威尔、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俄国列宁－斯大林、意大利墨索里尼、西班牙佛朗哥、中国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北韩金日成、北越胡志明、土耳其凯末尔、伊朗霍梅尼、埃及纳赛尔、古巴卡斯特罗、埃赛俄比亚门格斯图、伊拉克侯赛因、印度尼西亚苏加诺－－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每一个站在现代社会门外的国家，都要产生至少一个僭主，而往往，是僭主不断，宪政无望。所以，“僭主”概念对本书的议题具有意义。
在古代希腊，僭主的权力具有以下几种起源：
1，作为行政长官，逐渐变质，不守承诺，窃取足够的权势，不再理睬推选他出山的人们。在近现代社会则如袁世凯、拿破仑。
2，作为煽动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以无权者的斗士的名义挺身而出，博得人民的好感，得到拥戴，推翻旧政权，自立为僭主。如墨索里尼、霍梅尼。
3，甚至用不着受拥戴的借口，干脆运用一支军队，夺取政权。如列宁－－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推动性的政治权威人物中，洪秀全只算得一个传统型人物，尽管他运用了基督教的旗号。而清廷里掌蹄带尾的人士除了光绪，都缺乏现代意义。在分析边疆诸位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时，可以发现：曾国藩、李鸿章，是权臣而不是僭主，袁世凯先是权臣后是僭主，蒋介石、毛泽东是僭主，邓小平则始终是以权臣而非僭主的身份在操纵中国政治，因为他始终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党的领袖，后来甚至不是军队的统帅，但却非法控制着独裁权力。
可以说，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权臣，是为袁世凯那样的半僭主进而为蒋介石、毛泽东那样的僭主，登上历史舞台而做准备，而邓小平这样名不正（以权臣之名而行僭主之实）的人，则要靠“第三代领导核心”来确保自己的千秋大业。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其实是一些技术官僚，而不构成任何意义的政治权威。结果，政治领袖的权臣化，注定中国社会即将进入新的不稳定时代，而第三代以后的集体领导（第四第五等等），也许将被证明，只能借助其他政治权威来推销自己。
在台面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权臣化和僭主化，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僭主专政有相似之处：
英国革命产生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产生拿破仑，德国革命产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产生墨索里尼，日本半吊子革命产生军部的独裁，俄国革命产生列宁──斯大林……事实似乎表明，绝大多数传统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产生至少一个独裁的僭主，而且被他的追随者集团尊称为“国父”。中国似乎也是如此。但事实上，中国的道路不同于欧美俄日，中国革命因而漫长得多、曲折得多：迄今为止，中国革命，已经产生了至少四个“国家”：武昌首义的中华民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邓小平，由于他的“改革”已经完全推翻了毛泽东体制，变化度并不小于蒋介石对北洋政府体制的改革，甚至不小于毛对蒋的改制，是否该作为另个“国家”？当然，他没有力量改变国号；因此虽然推倒毛的一切作为，毕竟还是趴在毛的墓前叩头，张扬毛像于天安门广场，非英雄也。
其中，至少产生了三位“国父”：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虽然，袁世凯被称作国贼，而毛紧跟斯大林，避免国父的提法，但显然他觉得自己比国父（王朝缔造者）还大，简直是秦皇再世（历史缔造者）。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国家统一，完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而中国的僭主，却是实现国家的分裂，把大一统的世界帝国的尸体，肢解成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分裂国家，如蒙古、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先后变成日本、苏联、美国的仆从国家。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在实现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发动对外战争，跻身列强行列，即使像俄国这样不争气的家伙，在一战中破产了的国家，也只经历短短几年的内战，就在二战中成为世界霸权。但中国，却在经历了三十八年内战和外侵（1911－1949年）后，又经历五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内乱，没有稳定的制度（即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也远远无法对比苏联制度的成熟），没有社会规范──传统规范被消灭，新规范的试验也宣告失败。
僭主政治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被证明没有完成它在其它社会中的“统一──强国──对外扩张”等应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内乱”；所以中国迄今受到发达国家的欺侮；不断品尝民族的灾难。如此反差的奥秘究竟何在？
僭主本是一种制度化的暴君。但民间使用“暴君”一词，却经常是把它作为一个恶名扣在失败的统治者头上。所以“暴君──失败的统治者”往往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词组。
但从僭主政治的概念看，其实有两种暴君，那就是“善的失败者”与“恶的失败者”。前者的典型如王莽，后者的典型如董卓。
在广义的南北朝说，从董卓到李渊的篡位者，都是僭主（暴君）。当然，隋文帝杨坚也是这样意义的暴君，而且要比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更加接近“暴君”（僭主）的身份含义。
以唐太宗的英名留芳于世的李世民，是个特殊的政治现象。他与我们迄今论述的失败了的暴君（失败，是许多暴君的必然命运；因为人们只把那些终归失败的铁腕统治者叫做“暴君”）不同，他是一个名声很好功的历史人物。但他的行为如用通常的伦理准则去透视，杀害兄弟、囚禁父亲，则非良善之辈。
罗马皇帝马克斯、奥勒留说过，只有当一个不愿充当统治者的人成为统治者以后，他的统治才是善的，社会才可能幸福。显然，这里出现了例外：李世民并非这样一个统治者，而“贞观之治”却为人称道。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他对魏征的容忍，是对伪证的利用，是要洗刷自己的污名。因此贞观之治的出现才极为突兀。
隋的崩溃之由，不仅是由于政治解体，不仅是由于经济凋弊──而且是由于文化的溃疡、由于心灵的癫狂！何以见得？政治──唐承隋制，可见隋制无大碍。经济──隋朝的经济危机主要由于集体化式的徭役过度而窒息，因此隋唐之间的大规模并非像明末那样由于外部压力而引发，而纯粹是来自好大喜功，来自“文化心理上的躁动──癫狂”，和1950年代的躁动到1960年代的癫狂极为相似。唐朝尽量避免隋朝的滥用民力，其它方面并无根本不同。──可见隋朝的崩溃不是制度性的，而是心理性的──心灵的癫狂导致了文化的溃疡──经济凋弊──政治解体的三重混合，这是由于心灵经受不起“统一中国”这一太快、太轻易的胜利，而趋向于崩解了。这一崩解体现为好大喜功、目空一切、只争朝夕、穷奢极欲。相反，在分裂割据的时代，是无法积累如此巨量罪恶的。分裂割据的时代，还替“士”们开拓了的活动天地，对文明的创造活动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
（四）暴君的帮凶创造历史
刘备的无赖与军阀身世、孙坚的武人出身及其子孙的“军阀立国”──以其行迹论证了王朝起源──军阀立国！虽《三国志·魏书》列“武帝”曹操为正统，但“三国”鼎立才是那个时代的真情。
曹操的略胜群雄在于：他既是武装的士族首领──军阀，又是文化的士族首领──文阀。他是林彪所谓“二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祖师爷。曹操的屯田组织，不仅是经济、军事的细胞，也是文化的细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后来，曹操的“奸雄”行为模式流行开来，成为司马氏集团积极效法的对象。八王之乱，真正开启了一个天下瓦解但列族分据的时代。外部蛮族，入为内部的武装；直到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才开始蛮族武装的大规模文明化运动。这多少有点近似日本的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相反，在汉人历史上，这样的大规模异化运动却是一直受到强烈的排斥。
刘驰《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认为：“八王之乱”是西晋政权崩溃的直接诱因，其成因诸如分封宗室、实行宗王出镇政策、选择继承人失当、西晋士族门阀势力恶性膨胀等因素。但如果将视线从八王这些主角身上移开一点，就会发现“许多被掩盖在阴影之下的小人物”，而这些小人物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在那些主角之下。
通过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暴君的帮凶是如何创造了历史。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所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语。
在八王之乱中首开杀戒的是楚王司马玮，在诛除外戚杨骏的斗争中其即为主角之一，而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则更是由其一手包办，开启了宗室相残的序幕。整个事件的进程中，在其身边始终可以看到长史公孙宏与舍人歧盛这两个人，目前所能见到的史籍中，有关这两人的记载并不多，但从字里行间却反映出这两人所起的作用颇为重要。当杨骏死后，执掌朝政的太宰司马亮欲遣楚王司马玮与诸王各归本国时，正是这两个人劝司马玮与皇后贾南风接近，使贾后留司马玮领太子太傅，司马玮因而得以留在朝廷，并执掌军权。又是他们两个，通过积弩将军李肇假传司马玮的旨意，向贾后讲司马亮与太保卫瓘阴谋废黜惠帝。尽管这纯属无中生有，但早已企图控制朝政的贾后却借此让惠帝下手诏给司马玮，派黄门在夜里送去，命其统率禁军护卫宫廷，并宣诏免除司马亮与卫瓘的官职。公孙宏与李肇率军连夜包围司马亮府，杀死司马亮及其子司马矩。当天晚上，司马玮号令诸军，威震朝廷。歧盛劝说司马玮乘兵权在握时消灭贾后的势力，以安定王室。司马玮犹豫不决，而贾后则乘机让惠帝派人出宫持驺虞幡对禁军们讲司马玮是假传圣旨，军队一哄而散，司马玮不知所措，遂被擒并处死。公孙宏、歧盛则被处以诛杀三族的重刑。公孙宏、歧盛未能从正面推动历史，但从反面推动了历史。
在楚王玮被杀后，贾后的势力在朝中急剧膨胀，但其在皇权的遮护下，尚未触及诸王的根本利益，且任用张华等人处理国家政务，政局进入相对平稳期。不过，随着太子司马遹年龄的增长，其与贾后集团的矛盾逐渐激化，再次进入一触即发的境地。将动乱推向高潮的是赵王司马伦，其首先散布谣言，使贾后除去太子；而后又联合诸王势力清除贾后集团，形成大权独揽的局面。而其废黜惠帝，篡位称帝的举动，则使动乱由局限于京城的宫廷政变发展为全国性大混战。
与公孙宏、歧盛相比之下，赵王司马伦身边引人注目的孙秀则从正面推动了历史──这里的正面不是道义的正面，而是历史的正面。
司马伦一直对孙秀言听计从，当其在关中因处置失当被征还朝廷后，听从孙秀建议，依附贾后集团，遂深受重用。当贾后废黜太子后，朝中矛盾空前尖锐，政局动荡不定。部分禁军将领准备废黜贾后，拥戴太子复位，并通过孙秀来请司马伦主持此事。孙秀在司马伦已做好消灭贾后集团的准备后，为其分析举事的时机及利弊，并派人在外散布流言，劝说贾后集团的重要人物贾谧等先除去太子，以消除隐患。贾后果然派人毒死太子，遂使孙秀的计谋得以顺利实施。司马伦、孙秀策动禁军将领起兵废黜并杀死贾后及其党羽，同时除去张华等与己不睦的执政大臣，控制了朝政大权。在利用权力排挤及诛除异己后，在孙秀的怂恿及策划下，司马伦于永康二年（公元301年）正月废黜了在位多年但一直受制于人的晋惠帝，自己登上皇位。
此后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等分别起兵，共同讨伐司马伦的篡位行动。诸王军队逼近洛阳，禁军将领兵变，孙秀、司马伦等先后被杀，晋惠帝又重登皇帝宝座。除孙秀外，通事令史张林、华林令骆休、尚书左丞王舆等在赵王伦举行宫廷政变及执掌朝政大权后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周围也有够格的帮凶。如葛旟、卢志、孟玖、李含、张方等人。
齐王司马冏率军进入洛阳后，被任命为大司马，执掌朝政，其从事中郎葛旟等心腹都被封为县公，参预朝政的决断。由于齐王司马冏的专权，使其与在外统领重兵的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之间矛盾激化，二王再次率兵进攻洛阳。司马冏召集百官商议，尚书令王戎建议司马冏让出朝政大权，以避免冲突；葛旟认为退让是死路，只有发兵征讨，并应斩杀提议退让者。百官震惊失色，王戎假装药性发作，掉到厕所内，才免除杀身之祸。
成都王司马颖是八王之乱的主角之一，而许多重大决定都源于为其出谋划策的卢志。卢志在任邺县县令时已得到司马颖的赏识，当齐王冏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时，派使者联络司马颖，司马颖采纳卢志的意见，与齐王冏等联合讨伐篡位的司马伦，并任命卢志为幕僚之首的左长史。当前锋战败，人心浮动，有人提议退兵时，卢志力主派精兵连夜进攻，终于取得大胜，决定了司马伦的覆灭命运。在取胜后，司马颖又依从卢志的意见，不以功劳自居，且借其母程太妃染病而返回驻地邺城，拒绝留在洛阳辅政，从而暂时避免了与齐王冏之间的直接冲突，赢得朝野上下的称誉。不过以后司马颖日益骄奢，不再听从卢志的建议，委任身边的宦者孟玖等人，为与齐王冏、长沙王乂争权而不惜大动干戈，失去人心，终至败亡。
河间王司马颙左右的李含与张方也在动乱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赵王司马伦篡位后，镇守关中的司马颙没有像其他宗室那样起兵讨伐，而是派军为司马伦助阵，正是听从了李含的建议。不过在得知齐王冏军势强盛后，司马颙又派李含统军追上张方，反戈一击，加入反对赵王伦的阵营。而李含诡称领受密诏，说动司马颙讨伐齐王冏，则是第二次宗室大混战的主要起因之一。张方作为司马颙的主要战将，统军两次攻入洛阳，杀死司马颙的政敌长沙王司马乂，并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张方统率的军队曾一度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使司马颙不仅独揽朝政，且拥有废立皇位继承人的权力。在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后，张方本人也被任命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集军权、政权及地方行政长官于一身，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除诸王身边的上述心腹帮凶外，禁军中下级将领和宫廷侍卫武官在策划动乱、发动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创造人间奇迹方面，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著名者如孟观、李肇、司马雅、许超、士猗、闾和、伏胤、朱默。
贾后在阴谋诛杀辅政的外戚杨骏时，就依靠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等，一举成功。李肇后来又参预了楚王司马玮起兵杀死汝南王司马亮的行动。赵王司马伦能成功地进行宫廷政变，诛杀贾后及其党羽，也在于其得到司马雅、许超、士猗、闾和等禁军将领的支持。淮南王司马允起兵反抗赵王司马伦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原本奉诏出宫协助司马允的司马督护伏胤被赵王司马伦一方所收买。长沙王司马乂在率领禁军与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交战时，东海王司马越看到洛阳城中兵疲粮尽，就与朱默等禁军将领合谋，将司马乂缚送金墉城，交给张方处死。
在上述人物中，可以明确其出身为士族高门的仅有卢志。像是孙秀，其出身为不入于士流的寒人。张方，屡世贫贱，确为寒人。孟观，虽然记载简略，且未提及其起家官职，但从其自幼读书，并结合所任官职来看，当属于乡品较低的寒士。其余人物的事迹都过于简略，较难于做出准确的判断。从他们所担任的官职看，基本上都属于寒士或寒人也即上文所提到的寒门范畴。
西晋的建立，是以司马氏为首的汝颍集团战胜以曹氏为首的谯泗集团的结果。汉魏之际施行的九品官人法，晋武帝在平吴后颁布的士族子孙能庇荫宗族及客的法令，结束了士族的形成阶段，使其作为在法律上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特殊阶层而凌驾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这和中共统治初期（1949年－1966年）实行的“三十级干部制度”异曲同工，当然，中共在遏制、逆转、废除民国时期开始流行的“开放社会的平等观念”方面走得更为迅疾，有如其一部小说宣传资料的名字那样是所谓《暴风骤雨》的，因此也就引起了迅速而严重的社会危机，在仅仅八年以后的1957年，就引起了知识阶层的全面抵触；而在十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骚乱。其中一个重大缘由，就在于中共等级制度引起了过于迅速的封建化，不仅使得平民难以忍受。而且使其领袖人物也感到束缚。中共的土改、集体化，像五胡乱华、辽金元清的入主一样，使得自耕农阶层重新沦为农奴，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变成用于提供军粮、公粮的官田。这种主要由外力推动的急速封建化，其动力是蛮族集团所奉行的部落制度或“军事共产主义”，在古代是“游牧民族”，在现代是“苏联老大哥”──这比魏晋之际的“内在封建化”更为急速也更不自然，因而很快都冰泮瓦解，为期不过一两代人，时间跨度远远不及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之间的四百年左右。
西晋时期，取得中正的品评，是出仕的必要条件，只有被定为上品，才能出任各种清要的官职，中品以下，则受到种种限制。这与中共政权建立以后推行的“阶级成分制度”，十分相像。但中共推行的阶级成份制度更为迅疾、广泛，不仅涉及干部制度，而且是囊括了全体居民的一种新型身份制度，可以而且必须世代相袭。应该说，中共的这种身份制度（成分制度）比门阀制度更为严厉，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带有埃及社会“职业世袭”的特点，比起清末的科举制度和民国的学历制度是一大“历史的倒退”。当然我本人是不承认历史会倒退的，因为野蛮经常比文明更为有效地促进了历史的前进。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曾论述从公元四世纪初年至五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但正如田余庆坦承，门阀政治，中国学者见仁见智，原无一致的理解。国外著作也颇有异说，多数人接受贵族政治的解释而对具体问题各有主张。有的学者释之为寡头政治。只是学者们多少受西方古史研究影响，无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忽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皇权政治背景。而田余庆从皇权衰弱的角度考察，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中国，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按照田氏的这一定义，“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
在我们看来，如果不用“门阀政治”一词，而用“门阀士族”一次，上述问题就不存在了。例如，在东汉时期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德行”和“才学”，在西晋时的“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政治作用的时期”，已经退居次要位置，这时，家世（即父亲与祖父的官位）成为中正定品的决定性依据。这与民国废除了满清末年的科举制度而改采学历制度、中共时期进一步废除了民国时期的学历制度而改采党性原则，十分相像。只是民国的学历制度没有普遍化革，从而导致社会权力的私相收受、结果导致社会控制系统陷入大乱；中共时期废除了民国期间重视学历的社会风气，从而导致任人唯亲、任人唯“革”的非标准化，使得社会停滞不前。
魏晋的“中正”相当于中共的“根红苗壮成分好”，魏晋的士族高门相当于中共的党员高干──在特权把持下，高门子弟轻易就能得到上品，出任清要官职相比，寒门人士也就是“成分不好”的人要想出人头地，要艰难得多，因而其所积聚的怨恨也日益强烈。
首先是乡品的取得，这相当于中共的“群众评议”。只有得到中正的品评才具备出仕的基本资格。即使在侥幸取得乡品后，仍然时刻面临着被士族高门排挤的可能。由于高门把持了上述朝廷中的清要官职，无力与之竞争的寒门人士只能谋求外任及其他竞争较小的职位。由于诸王在选择自己的属吏上有着较大的发言权，因此与太守、县令等必须由吏部正式委任的官职相比，那些在朝中缺乏奥援的寒门人士更多的选择投靠诸王。如孙秀得到赵王司马伦的赏识，由琅琊国书佐出任赵国侍郎，而他要得到需要吏部正式委任的类似官职，显然要困难得多。
与这些寄身于诸王国中寒门人士情况相似的是朝廷禁军中的中下级将领。晋武帝是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对于禁军高级将领的人选极为重视，除士族高门外，宗室亦常出任禁军将领，如武帝曾先后委任自己的儿子司马玮为屯骑校尉，司马允为越骑校，司马晏为射声校尉，其余宗室还有司马泰为游击将军、司马晃为长水校尉、司马觐为冗从仆射、司马鉴为越骑校尉等。但无论是宗室还是士族高门，都不屑于担任中下级军职，因此，这些职务都由寒门人士充任。不过，由于高级将领的职位牢牢控制在宗室与高门手中，一般情况下，寒门人士升迁为禁军高级将领的途径已基本被堵死。
西晋时期，士族高门的各项特权还处于形成阶段，在社会舆论上尚未形成共识，对此持非议者遍及社会各阶层，包括部分出任要职的士族高门。在官吏选拔上则表现为一方面部分清要职位已基本上被高门所垄断；另一方面寒门人士仍有一定的进身途径，只是这一途径越来越窄，同时其上升空间也十分有限，遵循这一途径，已不具有汉魏之际那些新贵改换门庭的可能性。具有上升欲望的寒门人士在缺乏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只有选择投靠诸王等较为可行的策略，但投靠诸王只是他们的起点，而非最终目的。取得一定权力，但又倍感压抑的寒门人士对于压抑他们的士族高门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怨恨，并逐渐将怨恨目标转化为代表士族高门利益的西晋政权。
较同样身为诸王谋主的卢志与李含，就可看到两人在对待西晋政权的态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尤为突出的是对赵王司马伦篡位及齐王司马冏、长沙王乂司马执掌朝政所采取的方针。出身士族高门的卢志的主导思想是维护西晋政权的正常统治秩序，所以当赵王伦篡位后，卢志积极主张出兵讨伐，以恢复原有国家秩序；在是否进攻执掌朝政的齐王冏及长沙王乂问题上，卢志则极力劝阻成都王司马颖，不愿因宗室相互残杀而破坏西晋政权的统治能力。
赵王伦篡位后，打破原有的政治均势，引起政局的大动荡，李含恰在此时成为河间王司马颙的首席僚佐（长史）。他给河间王颙的建议与卢志的完全相反，河间王颙出兵扑灭关中起来反抗赵王伦的势力，将齐王冏派来联合反赵的使者押送给赵王伦，并派张方统兵去援助赵王伦等一系列举动都源于李含的建议。只是后来看到局势对赵王十分不利，才又反戈一击，加入到反对赵王的阵营中。当赵王伦篡位一幕以其被杀而结束后，齐王冏进入洛阳，控制朝政。不久，已出任翊军校尉的李含伪称领受密诏，自洛阳出奔长安，说动河间王颙起兵讨伐齐王冏,成为第二次大战乱的直接起因。李含原拟由河间王颙上表要身在洛阳的长沙王乂讨齐王冏，企图在齐王冏杀死手无兵权的长沙王乂后，以此为借口发动各地的宗室力量来讨伐齐王冏。不过长沙王乂起兵后立即进宫挟持晋惠帝，利用护卫皇帝的禁军战胜大权在握的齐王冏，使洛阳政局再度稳定下来。李含的本意是借机一并除去齐王冏与长沙王乂，废黜晋惠帝，拥立成都王颖为帝，使河间王颙入朝辅政，自己就可为所欲为了。因此，尽管长沙王乂因势力不足，对成都王颖等都颇为恭谨，李含也因河间王颙的推荐入朝担任京城的行政长官河南尹（三品），但其仍未满足，还密谋除去长沙王乂，最终被长沙王乂所杀。
李含的才干在动乱前已在社会上得到相当程度的承认，但如没有这场动乱，其仍处于被排挤压抑的境地，而极少可能在短时间内升任禁军高级将领。假如他未被长沙王杀死，当河间王颙真正控制朝政大权时，李含的官位会更高，实权也更大。因此，可以说这场动乱为李含提供了谋求其在政局稳定时所不可能得到的地位和权力的机会。
在动乱中爬上空前高位的是原来地位比李含还低得多的孙秀与张方。孙秀在辅佐赵王司马伦登上皇位后，身兼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等要职，并取得仪同三司的待遇，自己任意书写或修改诏书，即发出执行，可谓权倾一时。张方在劫持晋惠帝到长安后，出任中领军、录尚书事、京兆太守，集军权、政权及京城行政长官于一身，成为朝中最有实权的高官。
正由于只有动乱才能使寒门人士拥有摆脱西晋政权不平等待遇的机会，因此，大多数已占有一定位置的寒门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晋政权利益不一致的做法，这对动乱的爆发与政局的持续动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寒门人士则更是苦于没有进身之阶，而热切地盼望现有秩序的被打破，如自幼贫贱的刘灵，虽有力制奔牛，走及奔马的能力，却无人举荐，只好抚胸长叹：“天乎，何能乱也！”
陈安、桃豹等人亦有类似的境遇，故当动乱刚把西晋政权的统治撕开一道缝隙，这些人就立即投身进去，构成了动乱的群众基础。
寒门人士借助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通过打破政权的正常秩序与选任制度来开始其自身的上升之路，尽管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
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寒门人士仅仅基于感觉到自身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没有进身之路而投身动乱，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既不是以推翻西晋政权为号召，又没有打破士族高门垄断政治特权的计划，即使其进入国家权力中枢，也只是改变了自己与相关小集团的地位，并未对原先压抑自己的各项制度提出修改方案或建议，因而从当时史料中看到的是在动乱中若干个人或小集团迅速改变自身地位以及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报复以前压抑或凌辱自己的士族高门，却几乎没有看到其试图改变政策或制度。由于寒门人士对于新选任体制存在着普遍的抵触情绪，尽管没有一个机构来协调他们的行动，没有一个人或小集团来充当他们的领袖，但仍具有着巨大的能量，只是为西晋政权的统治力所压抑，未能显现出来，而潜伏于社会矛盾的底层。一旦机会适宜，爆发出来，则势不可挡。寒门人士虽未以颠覆西晋政权为目标，但其种种做法却削弱了西晋政权的统治能力，激发了潜伏在西晋政权统治深层的诸多矛盾，一步步将西晋政权推向灭亡。
晋武帝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相互制约、关系微妙的非常态政权，由于其已经考虑到最高统治者或许不能完全胜任治理国家重任这一因素，特别安排了由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以及宗室诸王之间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政治均势，各方皆难于拥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既定的权势均衡一旦被打破，政局就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联盟对象不断更换，被孤立的执政一方无力对抗其余各方的合力，很快就又被推翻，失败者及其党羽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很难保住性命。
由于寒门人士是利用动乱之机以个体形式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与士族高门处于对立状态，所依仗的是某一派系首领的信任，既缺乏政治、经济基础，又没有宗族、婚姻、门生、故吏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随着执政权力的不断易手，寒门人士往往在登上自己事业的顶峰之后，即面临身诛族灭的惨祸，前述权倾一时的寒门人士概莫能外。因而在这场政治大动乱中确有不少寒门人士上升到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想象的地位，但他们并未能维持住这些地位，更未能将自己的家族地位上升为士族高门。在动乱中崛起的寒门新贵又随自己所依附派系的失败而在动乱中烟消云散，归于乌有。
士族高门的情况与寒门人士有相当大的差异。首先，高门对于动乱的态度，尤其是初期阶段，比寒门人士要消极的多，与寒门人士主动投身于其中相反，高门大多是较为被动地被卷入于动乱之中，因而其涉入程度多较寒门人士为浅，本派系失败后，一般不是敌方追究的重点；其二，高门拥有由婚姻、门生、故吏等织就的庞大的关系网，平时相互提携，危急时则相互援救，如裴楷就是得到亲故的援手，而能在杨骏、司马亮等事件中两次死里逃生，门孤援寡的寒门则无此幸免机会；其三，高门即使被杀，在事后也有人为其申理，恢复其官爵，使其子孙能继续荫袭，如卫瓘、石崇、武茂等，从而保证了家族地位的延续；其四，高门族大人多，且较少受到夷灭三族的重创，受到打击后，在政治、经济及宗族乡里的基础之上，借助于庞大的关系网，比较容易东山再起，而门单势孤的寒门人士则绝少这种可能。
已经形成的士族高门尽管在动乱中受到一定的打击，但仍把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且随着西晋皇权的衰弱，实力进一步扩张，从而形成高门与皇权共治天下的东晋政权。
这只是寒门人士与刚形成垄断权力的士族高门在政治上的第一场较量，由于士族高门的腐朽性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还具有相当的活力，加之各自为战的寒门人士并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在这场较量中的失败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较量并未终止，只是由于此后士族高门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发挥到极致，使得寒门被深压在社会底层，已不具备这种正面抗争的基础，因而转变为迂回进取的反抗方式。
在现代南北朝，毛泽东如此总结寒门与高门、坏成分与好成分之间的“阶级斗争”：“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迫他们，他们要革命。”这种“革命”，与魏晋之际和八王之乱以及接踵而至的五胡乱华中的寒门人士的祸乱，何其相似乃尔。五胡乃是魏晋时代“最寒的寒门”乃是无可置疑的。他们的革命自然就构成了最具毁灭性的“蛮族入侵”。在同样的理由下，于是便有了现代版的现代南北朝。苏俄所煽动的革命集团，就是当时民国初年社会的寒门分子。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由来。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的党国相当于古代的部落国家。
（五）一个暴君和一群暴君
“八王之乱”之于古代南北朝，具有决定性的前导作用，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五胡乱华，而五胡乱华开起了南北朝分裂又相当于八国联军开启了现代南北朝的分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八王之乱的来龙去脉。
祝总斌在《“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一文认为，八王之乱开始是宫廷政变，后来演化成大规模的屠杀战争。“在这之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本来并不尖锐，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干宝描述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晋书·食货志》也说：“平吴之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些话虽有极大夸张，却并非子虚乌有。而从“八王之乱”开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规模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和流民起义，接踵而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过二十几年，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不少人认为，“八王之乱”是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建立过多王国造成的。因为曹魏削弱、控制诸王过于之严，因而时人把这看成是曹魏遭到轻易取代的原因，因为这种制度使诸王无力藩卫中央。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晋武帝前后封了几十个同姓王。
其实，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收入也要归中央，诸王只能到手大约三分之一。在官吏的任用上，封国也受极大限制。西晋刚建立时，曾允许诸王自选其文武官，但其实并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中央监督。有些藩王也就不敢、不愿自选官吏。至于军队，封国所拥有的数量并不多。《晋书·地理志》记载是大国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五百人，且由中央配备。总之，西晋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受中央政府的限制和控制，实际不过是中央集权制度下一种特殊的地方机构而已，所以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留在京师陪伴皇帝，而不乐意就国。“就国”有时甚至于成为削弱权力、勾心斗角的一种手段。所以说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是“八王之乱”的原因，理由并不充分。
还有人认为，“八王之乱”虽非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所造成，却是他任诸王以方面重镇、赋予权力过大的结果。这种看法也很可疑。
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采纳了杨珧的建议，增封诸王为都督，并调换封国，使与都督所在地相近，以扩大其权力。到太康十年（290年），晋武帝临死前，为了防止叛乱，加强帝室，他再一次增封诸王为都督，任以方面重镇。
但是探讨一下都督制度，不难看到魏晋的都督是中央集权下的都督，建立这种机构并赋予它重权的同时，限制与防范也很彻底。
第一，都督没有治民权。这样，都督的权力当然要大受限制。
第二，都督没有任命属官的权力。其权归晋王朝。
第三，都督无权自行发兵、募兵。
由于都督权重而又受到上述种种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情况：
首先，在晋武帝一代，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起的基本上是巩固西晋统治的积极作用。
其次，在晋武帝一代没有一个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敢于叛乱。因为他们很清楚，权力是皇帝赋予的，权力虽大，限制极严，一旦用来反抗巩固的中央集权，只会落得可悲的下场。
第三，在西晋初期的臣子看来，都督地位虽高，权力虽重，因远在边地，很容易在皇帝面前遭人离间而大祸临头，远不如在京师作官，接近皇帝，讨好皇帝，来得保险，并易于飞黄腾达。
其结果，出任都督如同诸王就国一样，在西晋初年也成为遭到排挤的标志了。综上所述，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看法：魏晋建立都督，从制度上说，即赋予重权，又极力限制与防范，目的是既要让它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服务，而又不致变成分裂割据力量。从晋武帝统治实践看，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都基本符合这一要求，二十六年中立功累累而无一叛乱事例就是证明。晋武帝认识到这是个成功的经验，所以在世时广泛推行。后代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都督制度的作用，所以不仅东晋南北朝继续沿用，而且隋唐至明清的“总管”、“节度使”、“巡抚”等等，也都是以此为楷模而进一步发展建立的。把这样一个显然有利于中央集权王朝的制度，看成是“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恐怕是过于强调了它权重的一面，而忽视了对它限制、防范的一面，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经过种种排他，祝总斌认为“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晋武帝在世时安排的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
晋武帝在世时，根据当时的制度和舆论，可供选择的继位人有两个。一是后来成为惠帝的司马衷，是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上面有位哥哥早死，下面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他是个白痴，因而不少大臣主张废掉他。
另一个可作为继承人的是齐王司马攸，是晋武帝的同母弟，按照传统制度，不该继位。但他有威望、有才干。《晋书》本传称他“才望出武帝之右”，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马昭曾经多次要立他为太子，最终因晋武帝是长子才作罢。所以到晋武帝晚年，朝臣内外，皆属意于他，即便不能作为皇位继承人，也希望能留下齐王攸在京师辅佐惠帝执政。
但晋武帝却对齐王攸十分猜忌，从太康三年起，接连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离开京师。这不但表示不以他为皇位继承人，且也把他排斥于惠帝辅政大臣之外。对这一措施，当时有见识的大臣不论同姓异姓，都曾极谏。这场斗争十分激烈。齐王攸本人不愿就国，“愤怨发疾”，以此为理由，“乞守先后陵”，请求不就国。晋武帝又不许。虽然表面上装作友爱，派御医去诊视，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结果攸“疾转笃，犹催上道”，终于“呕血而薨”。
晋武帝只想让白痴儿子稳当皇帝，为此他采取以下下下策：
第一，为太子的智能低下百般护短，甚至伪造考试答卷。
第二，宣扬皇孙聪慧。但这个皇孙并不出色，晋武帝的“恃皇孙”除了种自我安慰外，就是以此给自己坚持传位白痴多找一个借口。
第三，替太子安排了无能的辅政大臣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
关于晋武帝令人费解的继承安排，梅毅的《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人的另类历史》如此揣测：晋武帝司马炎本人所看重的，恰恰是惠帝的儿子司马遹。
司马遹，据史书记载，其母谢玖清惠贞正，选入晋武帝后庭作才人，被司马炎已经尝过“鲜”。司马衷十岁被立为太子，一入东宫，选太子妃就被列入首要大事。“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东宫侍寝。”《晋书》中这句话泄露真相，武帝肯定是用过这位貌美如花的谢才人数次，才觉得这位才人聪敏、善解人意，派去给自己傻儿子作性启蒙，以身试“性”，教会傻小子在床上与女人“那个”。“（谢才人）由是得幸有身。”贾南风过门后，对太子宫内别的嫔妃可以随意杀戮，对谢才子则不敢。谢才人也知道贾妃奇妒，“求还西宫，遂生愍怀太子（司马遹）”。几年后，傻乎乎的太子进宫朝见父皇，见一个三四岁的白胖小子与数位皇子在一起玩耍，非常可爱，便走过去拉着小孩的手嘿嘿傻笑。武帝远远望见，行至近前，对司马衷说：“是汝儿也。”司马衷不明就里，只能跪于地上拜谢。
由此，也可以这样设想，司马遹这个漂亮孩子也是晋武帝的骨血，虽然谢才人和司马衷春风几度，但十二、三岁的小孩让人怀孕的可能性毕竟不是很大。晋武帝只把这位处于嫡长地位的傻儿子做个过渡，内心深处盼望小儿子司马遹日后以皇太孙继承帝位。但让晋武帝始料不及的是，太子妃贾南风太阴毒，朝中大臣太没用，自己的司马氏子弟太子不争气，因此，他撒手一死，不仅晋朝很快分崩离析，自己最喜爱的皇太孙（或皇子）也最终死于短肥黑丑的贾南风屠刀之下。
然而晋武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从这一次次的血腥斗争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特点，即登台表演的主要人物：杨骏──汝南王亮──贾后──赵王伦──齐王冏等，没有一个是有威望、有才干，控制得住大局的，而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手里掌握的却是极度膨胀了的君权，这就不能不启人以觊觎、争夺之心。晋武帝死后“山陵未干”变乱即相继而起，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同样，八国联军之所以能把中国推向全面内乱，就是因为这八国无一国能在中国获得主导权，包括英国在内。1900年至1911年中国全面解体后，欧洲也因为分赃不均而陷入一次大战的全面内战，从而感染了“中国病”──进入战国时代、丧失内在规矩。利用这一空档，日本和苏联开始争霸中国，从而形成新的三国演义──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蒋介石亲美。
正如八国对清朝的现代化本来可以有所助益，但中国因为败于日本而陷入内乱从而激起了八国联军，结果导致全面解体；西晋诸王出任重镇本对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巩固而非破坏，转化的关键在于晋武帝死后出现了皇位继承危机，导致八王纷纷入京夺权，结果天下大乱。
其次，“八王之乱”爆发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重镇诸王的军队，而是来自反对篡逆、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来自‘矫诏”。这正是“八王之乱”的突出特点。正如中国全面解体的动力也不是来自外国军队，而是来自争夺中央控制权的一次次“革命”。
当然，和八国联军“战争引起了革命”即八国的入侵引起了辛亥革命不同，八王之乱是“革命引起了战争”即八王的内乱引起了五胡的入侵；和八国联军相同的是，八王之乱同样导致传统社会的全面解体、并推动整个社会在经历了无政府状态和全面改组之后，逐渐形成了南北朝格局。
一个暴君终于激活了一群暴君。
当然仅仅从政治层面甚至仅仅从人事安排的层面来理解八王之乱，是过于表面化了。类似西晋皇位继承危机的争夺战，在中国历史上多有，如汉初、唐初、明初甚至清初都有。汉朝的诸吕之乱、唐朝的武则天专政另立新朝、明朝甚至发生了燕王篡位的“靖难之役”，而清朝的康熙亲政也有惊无险──为什么汉唐明清的皇位继承危机甚至宫廷政变甚至大规模内战都没有引起王朝覆灭更没有导致社会全面解体？而唯独西晋例外？可见皇位继承危机、宫廷政变、大规模内战常有，而王朝覆灭、社会全面解体、蛮族外敌入侵不常有。因此八王之乱引起西晋覆灭、五胡乱华的根由，可能具有更深的背景──那就是“文化出了问题”，文明史要中断了。类似罗马帝国解体那样的社会危机而不仅仅是政治危机，降临中国了。
现在说起“玄学”，似乎总是贬大于褒。其实，玄学正是产生于汉帝国崩溃的时代。正是那个礼崩乐坏时期，士人们对于儒家伦理开始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想从哲学高度找寻真正的“世界本体”，由此，导致了玄学的产生。五四以后，学者刘师培对于玄学有比较客观的阐释：“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虽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玄学的思辨精神，对于“谈中之理”、“理中之谈”、“谈中之谈”等等讨论进行了深刻的弘扬，讨论宇宙、人格本体，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才性问题”、“有无问题”、“言意问题”、“有情问题”、“一多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关键的哲学命题，体现了当时学人对于自然和无限的深情追求。当然，渐渐地，玄学也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无聊嘲戏，尤其是日后佛学和玄学合流后，玄学日益消解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世说新语》的《汰侈》篇则记载那个时代奢靡腐败：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尝共诣（石）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固，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晋书》中，此事记载见于王恺家，并详载“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不视”）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做贼。’”
《世说新语》的《纰漏》篇则记载了王敦娶晋武帝女儿襄城公主时的一则故事，可见那时人的“文明程度”：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我们为什么耗费如此之大的篇幅来讨论八王之乱？不仅因为八王之乱首开南北朝之局，而且因为八王之乱堪称“暴君创造历史”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要通过一个较大的跨度，去讨论古代南北朝的终结者隋炀帝──隋炀帝同样是“暴君创造历史”的典范，其才具、影响绝不亚于现代的毛泽东。
[下篇]诗意的暴君
（一）残虐同义词：作为暴君的隋炀帝
［《隋炀帝研究》源于1987年2月19日的“暴君论”］
（1）历史的文献学
隋炀帝即杨广（569──618年），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一生复杂，毁誉参半，他令人费解和惊异的一生，构成政治史上经久难忘的殷鉴，也是文化史上持续不衰的象征。他是隋文帝杨坚和鲜卑族女子令狐氏所生，杨坚篡周建立隋朝后，杨广被封为晋王，年仅十三岁。“权力真好”，除了王位外，杨广还做了并州（太原）总管。杨坚所以要小儿担任总管，是吸取了北周没有亲近的重臣辅佐，而被外戚也就是他杨坚自己灭掉的教训。
隋朝建立之初，中国还在南北朝对峙中，陈朝据地江南，与北朝抗衡。588年秋，十九岁的杨广被任命为南征军“行军元帅”，率领数十万隋军，突破长江天堑，进据建康（今南京），俘获了藏在井里的陈后主和其贵妃张丽华。后来民间传说杨广迷恋张丽华美色，衍生出许多桃色段子，但多部史料记载，正是杨广亲自下令斩了张丽华。隋文帝于是将陈朝的南兖州改名为扬州，设总管府于广陵。当时，陈朝初平，江南局势未稳，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相煽作乱，“婺州人王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憎等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还有不少土豪“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先起淮左、三吴、浙东、浙西，后又蔓延至浙闽。为平定叛乱，文帝改派杨广为“扬州总管，督江都”，总督扬州四十四州军事。“前后七百余战，转都千余里”，终于平定了各地起义。《隋书》因此说杨广“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此后十年在江南担任“扬州总管”。
隋兴兵灭陈，其实真正领兵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将领。灭陈后杨广进封太尉之职，向着伟大光荣正确的路上迅跑。此后，杨广也是“屡建战功”：590年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军事革命；600年北上击败突厥。作为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坏的皇帝之一，隋炀帝杨广被很多人比作秦二世胡亥。但平心而论，杨广是胡亥和嬴政的某种相加。从这点来看，他和李世民有些相似，都是次子，都有“统一中国”的战功，都是通过非常毒辣的手段得到的皇位。只不过李世民做事比杨广更加周密，更有城府，更为深谋远虑。
杨广的性格很不稳定，糅合了很多正反两方面的特性：既有很强的领袖欲望，又喜背地里寻欢作乐；既有纨绔子弟的下流素质，又有亦文以武的才能。为了得到渴望的权力，他极力伪装；等夺取了政权，他就原形毕露。
杨广共兄弟五人，哥哥杨勇是长子，第二便是杨广，老三是杨俊，老四是杨秀，最后是杨谅，最后统统死于他的手下。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有这样一位人物，为了权力，把全家的男性都牺牲掉。
为了实现太子、皇帝的梦想，杨广费劲心机。而他的兄弟却缺少这样的精神。结果他的太子长兄就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明明知道杨坚节俭，杨勇却奢侈浪费；明明知道独孤氏嫉妒男子宠幸姬妾，杨勇却张扬地寻欢，还冷落了长辈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元氏。后来杨勇还多了一条接受百官朝贺的罪状。杨广比杨勇积极上进：知道杨坚夫妇节俭，他就装得简朴，把奢侈隐藏起来。听说杨坚夫妇要来，他就让美丽的姬妾都隐蔽起来，自己和正妻萧氏一同到门口亲自迎接，还让年老丑陋的妇人穿着破旧衣服来侍候杨坚夫妇。杨广的伪装讨得了杨坚夫妇的欢心，他还常给杨坚夫妇身边的侍从送些礼物，这些人回去都说杨广的好话，这双管齐下的作用使杨坚夫妇越来越喜欢次子杨广。
为加快夺取太子位置的步伐，杨广一次进宫向他妈告别时突然跪在地上伤心哭起来，他妈问他为什么，他说杨勇想谋害他。他妈因为平时就对杨勇喜爱女色深恶痛绝，听杨广一哭，就深信不疑了。杨广又采纳亲信宇文述的计策，请当朝的重臣杨素来帮忙。杨素很受隋文帝杨坚的信任，为说服杨素帮助杨广向杨坚提出废除太子之事，杨广让宇文述先找杨素的弟弟杨约，因为杨约和哥哥杨素的关系非常密切。宇文述先是陪伴杨约赌博，故意输给他很多的钱，赢得好感后，借机将杨广的意图告诉了他。杨素兄弟最终答应了杨广的要求。在杨素的努力下，清除了支持杨勇的大臣，最后使杨坚下定决心，废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为进一步巩固太子政权，杨广让杨素编造罪名，陷害杨广的弟弟杨秀，使他也被杨坚废为庶人。到了公元604年，杨坚病倒在仁寿宫，杨广贪恋皇位，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就找杨素要主意。杨素的回信被送错了地方，落到了杨坚的手里，使杨坚非常生气。后来杨坚又听说自己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被杨广调戏，更是火冒三丈，要人把杨勇招来，意思是要废掉杨广的太子身份，传位给杨勇。
杨广安排在杨坚身边的亲信赶忙把这个坏消息报告给了杨广。杨广立即撤换杨坚身边的人，换上自己的亲信。后来，干脆杀掉病中的杨坚和囚禁中的杨勇，踏着血腥，“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听说二哥篡权夺位，杨广小弟杨谅起兵讨伐，但经过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暴君终于凭借阴谋阳谋，过五关、斩六将，从英雄模范，变成了革命接班人。
也许，从文献去探明历史真象的努力，经常会令人失望；但即使冒着落空的危险，历史的研究也还是离不开文献的。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历史研究，并不是求真象，而只是求哲思。
杨广即位后对政治制度做了改革，如创建沿用到清末的科举制，进士科的建立为选拔下层分子提供了机会。恢复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保存古代典籍。修订法律，将隋文帝末年严酷的法律予以改革，取消一些残酷的法律条文，或是减轻其处罚的程度。隋朝打破了各地民族间的壁垒，完善了建立大一统帝国所必备的各种国家制度，例如将土地全部分配给农民，对其征税的均田制均以实行，将数目庞杂的法律归纳为五百条的《律》，以及行政法令中《令》的制定，用律宜刑以防犯罪，以律采运营政治方针，这两者是国家的两根基础支柱。确立于隋的这一套《律》《令》，不仅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而且传播得比科举制更广，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历史沿革。
杨广还模仿西周，修建东都洛阳。从西周起，陆续有九个王朝在洛阳建都，因而被誉为“九朝古都”。公元605年，他即位第一年，就让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二百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外郭城也就是大城，周围有七十里长。里面的皇城是文武衙门办公的地方。再往里，就是宫城，周围有三十里。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往东的路不太畅通，影响了国家政令的畅达。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还有，在长安的时候，各地的粮食运往长安要费时费力，迁都洛阳便可方便地取得粮食。
新都是一座七平方公里见方的大都市，建好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迅速发展，中央和地方政治组织各具规模。隋炀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特别注重从中原到江南广集贤财，并积极推进民族大融合。六年时间就完成了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
隋炀帝的生活很是奢华，史书上说他每一天都在建造新的宫殿，并征发奇材异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置诸园囿；还迁全国富商数万户到洛阳居住，以增繁华；又筑西苑，周二百里，苑内有海，海中三神山上建殿阁，海北修龙鳞渠蜿蜒入海，沿渠建十六院，每院住四品夫人一人主持院事，接待他游乐，宫树秋冬凋落，剪彩绫为花叶，缀满树上，色变即换新的，池沼里也剪采绫为荷、芰、菱、芡妆点。又征发丁男数十万人挖掘自山西龙门到陕西上洛的长堑，作为保护洛阳的关防。还在宜阳县造显仁宫，自长安至江都（扬州）沿通济渠造离宫四十多所，又在毗陵东南造离宫十二所，华丽胜过西苑。他还嫌不够，又看天下山川图，挑选好地方造宫苑，例如在山西岢岚燕京山上环天池造了汾阳宫。
洛阳供他游乐的很多，龙鳞渠畔十六院的院主们都想尽办法让他享乐，他常在月夜里带着骑马的宫娥数千人去西苑游玩，又集中乐人和舞人三万，把长安和洛阳两个都城的所有锦彩几乎都给他们做了衣服；并调集全国的乐人和百戏到洛阳，供他观赏。他觉得还不够，征丁男一百多万人开通济渠，又开邗沟，这样，自洛阳西苑乘船可直达江都，官吏严厉督工，民夫死去很多。又选龙舟和杂船数万艘。
公元605年，他乘四层高的龙舟，率领二十万人出游江都，拉船的壮丁就有八万多人，还不算拉军船的士兵，船队长二百多里，骑兵则沿两岸护送。所达州县，五百多里内的居民都得献美食，吃不完的，出发前挖坑埋掉。到了江都，下令大造车舆仪仗，要各州县送缴羽毛作仪仗的装饰，民众纷纷出动捕鸟，单是造仪仗的工人就有十多万，他每次出游，仪仗队长二十多里。
公元607年他又开始称兴北游，征发河北十多郡的丁男凿太行山筑去并州的大路，雁门太守丘和献美食，就升迁为博陵太守，唯独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令杨去博陵向丘学习。因此，郡县官都献美食。他游到榆林，又征发丁男一百多万人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限令二十天完成，民夫死去十之五六。为保护他游玩，调集军队五十多万人，马十万匹，结成方阵，他和后妃宫眷以及百官家属在中间，出榆林塞，游了突厥人的放牧地后，回到太原，又下令开直路九十里，经过济源回到洛阳。第二年他又出塞，征发丁男二十多万修筑长城。第三年，出游西方，到达青海大通河经张掖回来，在武威县遇大风雪，士卒冻死一半多，马驴冻死十之八九。第四年，又游江都，开凿通杭州的江南河，准备游会稽山。在江都时，他接见地方官，专问献礼多少，献礼多的就提拔，献礼少的就降级，甚至罢官，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职位，就大肆搜括贡献，自己也趁机中饱、贪污。统治秩序大乱，社会分崩离析。
（2）新旧与南北之隙
隋文帝杨坚，实乃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年）在其《历史上的英雄》（The Hero in History，1943年）一书中所说的那种“被时势推上者”。这类人影响历史的行为，是在无意间做出的，他们没有过人的资质，没有超凡的能力，也未想要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但他们的有时甚至是在不经意间做出的某种行为，却实实在在地、可见可感地影响了历史。这类可被称为“事变性的人物”，他们不同于“创造事变的人物”，后者影响历史的行为是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做出的；而前者的行为只是机会使然：“事变性的人物是种种事变的创造物──这意味着：由于若干幸运的或不幸的情况天缘凑巧的结果，这个人物立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他采取行动者放弃行动对于某一重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自己不一定清楚：这是什么问题，以及他的行动或不行动对此究竟有什么影响。……事变性人物带到历史上来的那种平凡的能力和他的行动所发生的非常的影响──这其间是不成比例的。”
隋文帝结束了魏晋以来的三百多年来的动荡分裂，完成统一大业；同时，创规立制，影响唐宋。他作为一个心狠手辣的篡位者，囚禁并谋杀了自己的外孙，以便夺取其皇位，但我们也知道，他生前身后的社会，其实都是断裂的，仅有表面的统一。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波及面遍及社会的多方面。长期的血腥仇杀使人屈从于武力，伦理道德化为乌有，政治权力空前残暴。在这种世道下，“中国的重新统一”不仅举步维艰，而且成为盗贼行为的借口。南北朝乃是隋唐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乱伦使者。从这个角度看，隋文帝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乱臣贼子，一个超级乱伦者。他的行为比后来杀害父兄的唐太宗、篡夺侄子的明成祖，更加恶劣。他的极度伪善，使得他虽像王莽一样提倡勤俭治国，到晚年仍沦入个人奢侈；从小信佛、老来佞佛，却始终不解佛教的虚无主义；他以“孝”治国，然其家庭却兄弟残杀、父子反目。
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说过,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在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算是一种特殊现象，因为短时的全国动员即可使农业财富的丰溢超过预期。韩昇《隋文帝传》认为“政治的腐败首先来自人事的腐败，起源于用人机制的破坏”（第295页）；“政治家直接领导学术，则条条框框必多，御用味道浓厚。”（第362页）。其实，“用人机制的破坏”，是做人方式的败坏、人性的败坏所致；而“政治家直接领导学术”则体现了人性中邪恶一面在无拘无束地膨胀中。这邪恶的东西要求领导一切、指导一切、凌驾一切、代替一切，扮演四个伟大，参照现代南北朝同样如此。“当权力失去目标而以自身的增殖为目的时，那便沦落为专制主义，这种权力是对社会利益最大的攫取，对这种权力的追求便是人们常说的权力欲或权力狂。一旦陷入这一怪圈，对权力的享受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会让权力拥有者孤独、高傲、冷酷、虚伪、猜忌和渴求荣耀，性格变态而焦躁欲狂。”（同上第395页）。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古今南北朝各个朝廷的共同特点，不论其为帝国、民国、党国。
“后宫里的文化”则显示：
1、杨广“上蒸”与鲜卑风俗：鲜卑与蒙古、突厥、匈奴诸部以及后来的满洲等草原民族的共同特点是女性成员作为财产在家族继承中的流通……所以“乱伦”这一汉化概念不适用于上述鲜卑与蒙古、突厥、匈奴诸部以及后来满洲等草原民族的习俗。显然，就南北朝而言，北朝的乱伦现象远远超过南朝。
2、独孤氏（文献皇后）的“性尤妒忌”，与鲜卑的女权风俗一脉相承（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她在皇宫， 后宫不敢给隋文帝送嫔妃，她还敢于杀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这位狼性十足的鲜卑族皇后在 朝中拥有大权，与隋文帝并称为“二圣”。独孤氏还谋划了废长立幼，废黜太子杨勇，改而册立杨广。独孤氏的榜样无疑对后来武媚崛起为“武则天”起了示范作用。武媚就是从“宫中并称二圣”开始其篡位过程的。
“社会上的动乱”则显示：隋文帝苦心孤诣建立的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年；它之所以比秦朝长不了多少，与隋炀帝在“赋役法”之外横征暴敛，有直接关系。
隋文帝崇尚节俭，《资治通鉴》说他“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他沿袭北齐的均田制和赋役法，注意减轻民众负担。北齐的均田制按口分配空荒地，普通民众一夫受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身死或年老退还官府，奴婢照样受田；壮牛一头受田六百亩，但不得多过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麻。隋初的赋役法规定，男女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丁受田纳赋服役；六十岁为老，免赋役，比北齐减少六岁；丁男夫妇为一床，课租税三石，桑土调绢一匹（四丈），绵三两，麻土调布一端（六丈），麻三斤；单丁及部曲与奴婢半课，没有受田的都免课。两年后，隋文帝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服兵役却减少三年，又将每年服役三十日减为二十日，并将调绢减为二丈。后来又规定百姓到了五十岁，可纳庸免服兵役，庸就是免役的人每天纳绢约三尺，是对老年人的仁政。实行均田制和赋役法后，民众有田可耕，赋役较轻，生活有了出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国家的收入不仅不少，反而多了。他称帝后十一年，府库都装满了，只好堆放在廊厅里，并另设左藏院放绢匹。他于是下诏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役减半，功调全免。”他在位二十三年，初时，全国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增加到八百九十万。《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创建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这虽有溢美，但隋祚不长，与如此搜刮不无关系。
隋炀帝在赋役立法上并未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还废除了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把男子的成丁年龄放宽到二十二岁。如真能依法办事，隋祚就可能长得多。可是，他有三大爱好促使他在赋役法外横征暴敛。一是大造宫室。二是大游乐。三是大玩战争游戏。他写诗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说明他征辽只是偶然兴起，想打打仗而已。他三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为此征集河北男女一百万人开永济渠，与通济渠相接，两渠共长三千多里。公元611年，他由江都坐船直达涿郡（今北京市），下令调集全国军队到涿郡集中，又在山东东莱海口造船，工人昼夜站水中，不得休息，腰以下腐烂生蛆，死去十之三四；又在河南、淮南、江南造装运军用衣甲帐幕的车辆5万；并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运粮，船队长一千多里，数十万人在水陆两路运送军用物资，昼夜不停，民夫累病致死，弃尸路边，臭不可闻。牛车被征发完了，又征发人力车夫六十多万人，二人推一车，运米三石，送到集中地时，米已吃完，无法交差，只好逃亡。公元612元，终于集中了一百一十三万人的军队和运送粮饷的民夫二百多万人，行军队伍长一千一百多里；他的御营长八十里，走在最后，他命令诸将的军事行动都得上奏他亲自决断，千里往返，贻误戎机，结果大败。他大怒，又在二年内连续两次征集全国军队进攻高丽，劳而无成。
他为这三大爱好置赋役法于不顾，横征暴敛的财物无法计数，被征用的民夫和兵员约一千万万人左右，当时全国总人口计四千六百多万，除去老弱妇幼，丁男的大部份被征调了，以致主产凋蔽，民众无以为生，人相啖食，结果引发了全民起义。
文化冲突的牺牲品。十三岁成为晋王，二十岁平陈，三十岁成为皇太子，三十五岁继承帝位，四十九岁死。
（3）文化脉搏大运河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其部分段落始建于春秋时期，至隋炀帝时全线开凿贯通，经唐宋时期的发展，最终在元代形成现在的规模，明清两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改造和整修。
再一个工程就是大运河的开凿。在修建洛阳的同一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水运大动脉。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大运河还对以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元朝、明朝和清朝之所以建都北京，从经济上来看，不能不说和大运河对物质供应的有力保证有很大的关系。
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他在位也就是十四年的时间，其他方面不谈，单就大运河一项，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充分肯定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如果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没有大运河，或许唐太宗李世民也会去开凿的。所以，贞观之治的功绩里面，是不是有一点大运河的因素呢？
对于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动机，自古及今，见仁见智，多所争论：其中有“贪恋江都美景”说，有“搜括江南财富”说，有“耀兵江南、挖掉王气”说，还有“攻打高丽”说。
张昆河评论隋炀帝开运河说：“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禹贡》七卷一二三合期）隋炀帝开运河，也和身为晋王具有平陈的威望相关，他从并州总管调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已经埋下伏笔。杨广在江都，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到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被立为太子，前后十年之久。当时的江都郡，是繁荣富庶、人才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享有“天下第一”的盛名。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曾说扬州“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诗人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诗中说：“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可见“扬一益二”是当年流行的谚语。而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那时江都郡辖有十六个县，是当时江南地区辖县多、人口众的雄藩大郡。从遗留下来的杨广咏扬州的诗文来看，杨广喜爱江都，不仅是因为江都是个雄藩大镇，还有所喜欢的江都春江花月之美色。他的《春江花月夜》诗的第一首云：
暮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这诗写出扬州的风光。王夫之评曰：“四句两联，特有贯珠之妙。” 清人朱乾《乐府正义》云：“隋炀自负才高，今观此词，未见其必亡国。如‘暮江平不动’，即唐人能手，无以过之。”“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录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
隋炀帝留恋江都、欣羡江都、三下江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如《开河记》等，写隋炀帝由于怀念江都美景，并为挖掉睢阳王气，而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唐人许棠在《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无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也说是“欲东巡会稽”，他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答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资治通鉴》卷181）在此十分明确讲了两层意思：其一，隋炀帝凿运河是与巡游联系在一起的，他不愿“坐深宫”，他要沿河到各地去“察看”；其二，隋炀帝开凿运河想从根本上解决新建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换言之，隋炀帝四出巡狩，主要是想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履行帝国天子职责，通过巡游了解下情，巩固统治，而不愿效法南朝“亡国之君”坐以待毙。显然，这种“巡狩”已经不是单纯的享乐、游玩，而是一种军事和政治的示威。
有的论著说，隋炀帝采取断然措施，开凿大运河的动机“纯属搜括江南财富和个人巡游享乐”。用“纯属”两字判断动机的惟一性，也是失之偏颇的。持有此论者否定了开凿运河和攻打高丽的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资治通鉴》有一段话：隋炀帝将幸江都，“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乍看隋炀帝征高丽是在开凿运河之后将幸江都之时的偶然决策。其实不然。隋炀帝这句诗，实际上是一种“戏言”。征辽这样的大事，哪里可能是“偶然”的呢？隋炀帝对高丽的征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决策。据《资治通鉴》记载，当隋文帝知高丽王高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后，就曾赐玺书斥责高汤曰：“虽称藩附，诚节未尽”，并警告说，王若不“洒心易行，率由宪章”，“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胡三省注曰：“自时隋终以高丽为意。”（《资治通鉴》卷一七八）直至开皇末年，隋朝君臣“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
隋文帝的决策显然影响隋炀帝，隋炀帝自己也把征高丽称作“承先旨”（《隋书·艺术传》）。当年杨谅等率百万之众，攻打高丽，因“馈运不断，军中乏食”等原因而惨遭失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为军事常识。“承先旨”而征高丽的隋炀帝也深明此理。所以，隋炀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开凿南北大运河，以适应攻打高丽的需要。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这里充分说明，隋炀帝开凿北运河有其攻打高丽的军事目的。
有的论著说，挖掉睢阳王气“实为隋炀帝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动机”。“实为”两字又言重了，把其他因素又排斥了。据明齐东野人所编《隋炀帝艳史》云，听得耿纯臣奏，睢阳有天子气现，昔秦始皇时，金陵亦有王气出现，始皇使人凿断砥柱，后来王气遂灭。如凿河从睢阳境中穿过，天子之气必然挖断。此河一成，又不险，又不远，又可除此一段后患，岂不美哉。隋炀帝听后甚喜。于是决定凿河。在《艳史》中作了这样的描写：当凿到了雎阳境时，有一所古时的堂屋拦住了运河的开凿，四周都是白石砌成，十分坚固，用锹锄铲锤，无动分毫，传令石匠去凿，也不曾凿一个痕露。在门上，用绝大的石柱板挂起来去撞，也无动分毫。当运河凿到睢阳时，令城中百姓搬迁，拆毁房屋以利兴工。城中官民不肯，纷纷向河官要求改道，其中一百八十家大户，凑有黄金三千两去进贡官吏，以求改道。河官搬出圣旨，说是奉旨开凿此城，泄去王气。明代小说源于唐人传奇《开河记》，小说固非信史，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谓凿穿王气，实质反映着巩固隋王朝的强烈要求。
他第一次到南方巡游江都时，乘坐的龙舟就高有四十五尺，宽五十尺，长达二百尺。上下还分为四层，有正殿、超堂，还有侍臣们的住处。里面用金银珠宝装饰得富丽堂皇。其他的人，如皇后、嫔妃、贵人们也各自有独立的船只。但算随行的其他船就有几千艘，前后绵延达二百里之远。两岸之上还有骑兵护送。路过的州县，五百里以内的都要殷勤供应，最后吃不完的就地掩埋。
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一样，是名垂千古的伟大功业。营造东都洛阳，意在控扼山东，是强化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很必要措置。其他如掘长堑、置关防、修驰道、筑长城等大型工程，都旨在加强国防。至于置仓储粮、三巡江都，更是为了沟通加强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系。炀帝又出塞北至草原牧场，巡抚突厥，亲临青海，击破吐谷浑，于其地设置郡县，并西出玉门关，经略丝绸之路。炀帝还是一个出色的诗人，自小善属文，诗赋雄丽；又倡导艺术，赏析书画，繁盛百戏。在文治方面，创设进士科，正式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并兴办学校，敦奖名教，统一经学，整理图籍，儒道佛三教并重，积极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者的结论是：隋炀帝功业显隆，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隋炀帝打第三次去江都走上了末路，在那里住了一年多，看着自己的江山在各地起义的冲击下慢慢瓦解，无法挽救，各地将领纷纷独立自保，甚至割据称帝。从太原起兵的李渊虽然没有称帝，但在攻下长安之后，拥立自己的孙子杨侑称帝，尊自己为太上皇，表面上是让他退位，实际是为李渊自己称帝做准备的。
历代皇帝，兴修水利，用人最多，投资最大，费时最长，当数隋炀。京杭大运河经六省市，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凭空挖河，全长一千七百余公里，与万里长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使中国蒙利。评价大运河工程，人们的心情是矛盾的。白居易在长诗《隋堤柳》中悲哀吟唱：“二百年来汴河路，露草荒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与白居易同时代的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给功不较多。”把隋炀帝比作了治水的大禹。皮日休的逻辑是这样的：大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隋朝为唐朝奠定了基础。从此，南北贯通，舟楫之利，漕运繁华，历代不绝。
（4）隋炀帝的躁动
隋在统一中原后，迅即重开丝绸之路。隋炀帝在青海西平（今乐都）“陈兵讲武，演习军事”。击吐谷浑、俘允可汗，十余万众降隋。自西平、临羌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土地尽归隋有。炀帝后到张掖，突厥官员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结束东汉末以来中原战乱而阻断的丝绸之路。隋炀帝和汉武帝一样，以战争手段再开西域交通。在均田制使国家权力强化的前提下，裴矩还进而提出：“浑、厥可灭，混一戎夏。”炀帝也萌发雄心壮志，欲步秦皇、汉武后尘，重建大业。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隋炀帝亲巡河西，六月至张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唯一到达此地的中原天子。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拜于道旁。
同样是亡国之君，隋炀帝主观上极欲成为圣君，绝非前朝昏庸之君齐后主、陈后主等辈可比，倒是后朝圣君唐太宗与其有着十分相似的资质、经历和功业。再后来，他陷害了其兄，自立于皇太子。三十五时杀父继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皇帝。甚至李唐王朝的渊源，也像杨隋一样具有鲜卑渊源。早在宋代，朱熹便在《朱子语类》论曰：“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此处的“夷狄”，就是指鲜卑。近人陈寅恪更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考证出李氏家族并非出自西凉王室与关陇贵族李氏，只是河北赵郡李氏的一个小支系，而此支系所处地域即在鲜卑拓跋氏北魏政权治下。这支李氏的先祖中有两人，一名李初古拔，一名李买得，汉姓而鲜卑名，据此陈氏断言，李唐皇室之祖或是汉人被赐以鲜卑名，或是鲜卑人被赐以汉姓。
从逻辑上看, 李唐源出鲜卑，是鲜卑人而被赐以汉姓的可能性更大。其论据在于：
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之后，推行汉化，大量鲜卑人被赐汉姓。据《魏书》记载, 当时普遍改鲜卑复姓为汉化人群的单姓。皇帝拓跋氏改为姓元，拓拔鲜卑的八大部落也都封赐汉姓。《魏书》记载了当时封赐的一百一十八个鲜卑汉姓。孝文帝还常为那些受赐汉姓的鲜卑名者改汉名。如：穆泰“本名石洛”被孝文帝赐名“泰”。然而, 汉人被赐鲜卑名的，则未见记载。据此则李氏先祖之“李初古拔”与“李买得”，较不可能是汉人被赐以鲜卑名，而较可能是鲜卑人被赐以汉姓──当其时，汉化乃主流，汉人被赐以鲜卑名的可能性更小。
据《魏书》，鲜卑达阇部落便是被赐李姓。李氏先祖李初古拔与李买得很可能就是鲜卑达阇部人。按《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宋书·柳元景传》等记载，李渊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李起头之子名“达摩”，都是胡名。而李氏皇族曾有多次乱伦之举，如太宗纳弟媳, 高宗纳其父才人，玄宗夺占子媳，皆不似汉化人群的做法，反与与吐谷浑、鲜卑、突厥诸族习俗相合。
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唐僧人法琳却冒险驳斥此说于李世民之前：“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 唐《隋唐嘉话》记载, 单雄信更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为“胡儿”。《旧唐书》亦云李渊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
综上所述,李唐源自鲜卑之可能性极大。退一万步讲，就算李氏祖辈出自华夏，然数代与鲜卑杂居、通婚，几已同化。如李渊之母独孤氏，李世民之妻长孙氏，都是鲜卑人。
《隋书》记载，隋炀帝烝其后母陈氏，“及炀帝嗣位之后，出居仙都宫。寻召入，岁余而终，时年二十九。帝深悼之，为制《神伤赋》。”这里的情节很像是后来唐高宗与武媚（武则天）的戏剧性关系。不过这是一个悲剧，而武媚演出的则是丑剧和闹剧。也许是武媚从反面吸取了陈氏教训，于是自己起来主宰皇帝的命运。
杨广的乐府《锦石捣流黄》（二首）所描写的浪漫情怀，绝对不是附属于任何帝王生活的状态：
汉使出燕然，
愁闺夜不眠。
易制残灯下，
鸣砧秋月前。
（其一）
今夜长城下，
云昏月应暗。
谁见倡楼前，
心悲不成惨。
（其二）
这表明，杨广要么是模仿南朝乐府，要么是渴望放浪形骸。而综合他的一生形迹来看，恐怕是后者居多。这在他即位第一年就四处用兵的举动就可以看出端倪来了。这年，与鲜卑同属东胡的北方契丹族侵扰营州，杨广派出将领予以击败。如果说这这还是迫不得已的自卫，那么两年之后，杨广大规模开发经营西域，就不得不解释为“对于异域陌生的冒险渴望”了。
以前隋朝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后来裴矩上疏主张开发经营西域，得到隋炀帝赞同，因此派兵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大障碍。然后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流官治理。但由于诗人情怀，隋炀帝所做的只能是赔本买卖。他用钱诱使贪婪的西域商人来进行朝贡贸易，并命令所过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西域商人，这种朝贡贸易其实是“朝贡”而不是“贸易”。
本来，贸易应该是互利的，但朝贡贸易的思想指导主要是向夷狄炫耀天朝的富有，所以隋炀帝在经济上只能赔钱。在西域商人走的时候，还要给予很多赏赐。公元610年的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演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商人免费食宿。这到来了现代“国际会议”的先河：旅费自理，食宿全包。
举凡隋炀帝的建新都、开运河、下江南、征高丽，都带有相当程度的躁动性质。他好大喜功，为使行政区域的划分可以“摄制四海”，学习秦王而重设郡县制，并且大大扩充了郡的辖境。除了整治内部隋炀帝还把目光投向扩展和巩固疆域。隋大业七年，连年征发天下之兵，三次亲征高丽，劳民伤财，这也是造成隋政权颠覆的一个重要原因。隋炀帝致力于建设新国家，但是隋朝建立后不足三十年就灭亡了。为其部下宇文化及等缢死。而宇文氏正好是他父亲所篡夺的北周皇族姓氏。正如瓦解秦朝的赵高，正是被秦国坑害了四十万降卒的赵国遗民。天道恢恢，疏而不漏。
即使是隋朝灭亡前夕，各国也还臣服于大隋王朝。还给隋朝进贡送贺礼。“（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隋书》 他不仅作为古代南北朝的终结者，而且作为唐风宋韵的播种者，不能流芳百世，可能遗臭万年。这双重身份实际上又是同一的。简言之，隋炀帝政治上的大失败，不仅是由于其个性的偶然因素，而且发自当时文化的必然命运。当隋室以军事力量结束了南北朝两百七十年的分裂、对峙，马上面临一个新问题：南朝文化对北朝文化的冲击。这各冲击的严重程度，对隋统治集团几乎构成了一个陷井。
（5）杨广与帝辛比较
作为暴君研究的一个必要项目，我们可以把隋炀帝与古代传说中亡国暴君的模型──“帝辛”（商纣王），来做一个比较：
（A）两人都是著名的亡国之君。而且都以残暴著名。也就是说，他们一度曾经非常强大过的。
（B）两人都因为改革失败而亡国。帝辛的详迹也许是不可考的。但隋炀帝却实在是因为全盘南朝化的改革而招致覆灭的。
（C）继他们而起的都是强有力的新朝。而且都是以实施“王道”（亦即“间接统治”）而著称的新朝。
（D）两人的长相都很漂亮，具有个人魅力，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想必帝辛也很有些“才子气”，从留下的诗歌来看，隋炀帝无疑是有的。
（E）两人的失败的直接原因都在于连年对外用兵，从而为反叛者所利用。无疑的，反叛者基本上是承袭了他们所开创的一代家业的。
（F）我们观察到，隋炀帝作为北方人却先后三下扬州，直至兵变死在扬州、葬在扬州，这和帝辛同样作为一个北方人却屡征东南夷，最后因此亡国的悲剧历史，几乎异曲同工，仿佛不谋而合。
扬州，作为一个王朝的缩影，留下了隋炀帝很多故事。扬州，是隋炀帝事业的起点、生命的终点。在今扬州市北六公里处的“邗江区槐泗镇雷塘”北侧西北槐泗乡，有一堆不到五米的黄泥土坟，只剩一丘荒冢、半截残碑，它就是隋炀帝之陵。这里虽叫雷塘，但并不经常有雷击事件。但2004年7月24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此处突遭雷击，碎石乱飞。当时突然一声惊雷在陵冢上面炸响，雨停后，发现陵冢正大门的门柱被雷电击毁。他们原打算修复，但旅游局的人说，还是保持原貌好，于是就一直保持当时雷击后的原样。这次雷击事件发生后，当地传言说隋炀帝荒淫过度，天理不容，是老天爷在惩罚他。至今隋炀帝陵冢南门（也叫朱雀门）西侧的廊柱上，一大块石板脱落在地，旁边一块醒目的“雷击简介”牌子，上书：“传说隋炀帝杨广在位暴政，荒淫无道，天理难容，在观音山第二次下葬，正在收殓的时候，突然狂风四起，雷电交加，延误了下葬时间。”
进入陵区，高大的石牌楼横梁上写着“隋炀帝陵”斗大的四个正楷字。陵园占地三万平方米，从南向北依次建有石牌坊、陵门、雷塘、石桥、祭台、神道、城垣、石阙、陵冢等，整个帝陵形制独特、气势雄伟，是典型的隋唐建筑风格。墓冢为规整的平顶金字塔形，高十二米，四边均为规则的等腰梯形。墓前巨型墓碑刻有“大清嘉庆十三年在籍前浙江巡抚阮元建石”，“扬州府知府汀州伊秉绶题”。
隋炀帝陵墓曾有过六次修建、迁移。公元618年，隋炀帝死于叛臣宇文化及的“江都宫变”，当时，肖皇后和宫人只能以床板为棺，草草将其葬于江都宫流珠堂，是为初葬。后江都郡守陈棱念隋炀帝旧恩，在宇文化及率部离开江都后，集部众身穿孝服为惨死的隋炀帝发丧，并改葬于江都宫成象殿吴公台下。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下令把隋炀帝陵迁到雷塘，也就是现在的位置。第四次，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肖后病死，唐太宗下诏将其“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同时对陵墓进行了整修，这应该是隋炀帝陵最完整、最具规模的时期。但由于千百年来自然和人为破坏，隋炀帝陵墓的木构建筑遭毁，迄至清代初，仅存一坟土陵而已。第五次，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扬州乡贤、清代大学士阮元经考证并出资加以修复，并嘱扬州太守伊秉绶书墓碑。第六次，1999年，扬州市政府部门出资修复原样，于2000年10月竣工。陆元龙介绍说，清朝后的一百多年来，这里只剩下个大土墩子，当地百姓称其“皇阿墩”。由于都认为隋炀帝是个“倒霉皇帝”，墓中不会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所以迄今未遭盗掘。即使“文革”中有人曾把土墩挖开，露出了墓穴上巨大的青砖石板，但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来人，将土封上，制止了一次革命行动。
隋炀帝身后骂名滚滚。第一个咒骂就是“炀”字，是杨广被杀当年，由隋朝的叛臣、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加的谥号，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为“下谥”、“恶谥”。后世对隋炀帝的评价，主要来源于唐朝史官编纂的《隋书》。在后人眼里，隋炀帝是“天下第一荒淫皇帝”，此评价似乎千百年来已成定论。唐朝所修《隋书》，其目的是为了吸取隋亡教训、巩固李唐政权，自然将前朝皇帝贬得很低。后世承袭《隋书》之说，再加上小说、传奇的渲染，隋炀帝更成了历史上最荒淫无道的皇帝。所以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较长的王朝，其皇帝的名声相对较好；中国历史上较短的王朝，其皇帝的名声相对较坏──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
尤其中国的每一部“正史”，都是由改朝换代的胜利者们组织御用文人集体纂写的，而所谓的“集体”其实是一个既不需负责、有没有廉耻的东西，可以让恶势力恣意膨胀。可惜读者往往忽略了这个基本事实：新王朝为了突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免要对自己刚刚推翻恶言相向、曲笔删改，结果给后人留下了众多的疑案和迷案。例如，胜利者还编造出这样的故事：传说隋炀帝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真是个好脑袋啊，不知道最后谁来砍下它来？”）
为什么说这是编造的故事呢？因为故事的唯一见证人萧后，曾经先后服侍过五位男人：隋炀帝、自称许帝的宇文化及、窦建德、突厥处罗可汗、唐太宗，《隋书后妃列传》也为她惋惜说“萧后初归籓邸，有辅佐君子之心。炀帝得不以道，便谓人无忠信。父子之间，尚怀猜阻，夫妇之际，其何有焉！暨乎国破家亡，窜身无地，飘流异域，良足悲矣！”她的证词可靠吗？我想，这也许是其在“大唐贞观四年……归于京师”之后，为唐朝的合理性所作的证言吧。无论如何，618年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的兵变所杀是确定的。历史学家们不禁想到：隋文帝杨坚原来夺取的是北周宇文氏的帝位，最后自己的儿子又被宇文氏的人所杀，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小圆圈。
（6）隋炀帝的遗产
隋炀帝的悲剧就在于：一个坚硬、质朴、粗犷的北方心灵过深地陶醉在南朝文化的灿烂阳光中，以至瓦解冰津，彻底毁灭了。
例如，不论他“上烝”的后母陈氏宣华夫人，还是婚配的正妻萧后，都是南朝帝室公主。后者的戏剧性不亚于前者：“炀帝萧皇后，梁明帝岿之女也。江南风俗，二月生子者不举。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养之。未几，岌夫妻俱死，转养舅氏张轲家。然轲甚贫窭，后躬亲劳苦。炀帝为晋王时，高祖将为王选妃于梁，遍占诸女，诸女皆不吉。岿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于是遂策为王妃。”（《隋书后妃列传》）
他显然忘了：只应在文化的形式方面交融南朝；而不应在精神方面效颦在施，他忘了自已的国本在于鲜卑式的刚健精神，南朝文化本应当作装饰品与调味品的。李唐皇朝的皇帝们在此效为明智，走得没有炀帝那么远──显然是由于看到了“殷鉴”。未来的中国人在统一了中国之后也应念念不忘这个文化史上的严重教训。否则，历史的惩罚就不能避免。
A、南北朝对峙的原因：两股文化势力。它的由来：五胡携带的文化要素。以及西域佛学东渐的影响。
B、五胡的递兴，不是由于它的武力，不是由于它的人口，更不是由于它们的组织能力。它们的兴起，是由于它们所涵有的新兴的文化力量。历史告诉我们：武力──若地恰当的文化力量作为后盾，则是不可能的。它们各自的文化力量有其不同程度的差别；故而有的倏然消灭；有的却能一直坚持数百年。若将五胡等量齐观，则是十分可笑的。
C、“五胡”的大举入侵，其终局是造成了一种强大的种族及文化运动。这种文化运动──不仅造成了南北心理上的对峙，不但造成了南北分裂的定局：而且，也使得南北的分道扬镖成为可能。不但北朝文化的形成得力于这一运动，而且南朝文化也是“五胡”乱华的副产品。没有隔离与压力──南朝文化是难于想象的。
D、前人只注重南朝文化，却忽略了北朝文化。这十分浅见。给唐宋无明清的历史以莫大动力者，实为北朝文化──至于南朝文化，不过是提供了必要的服饰。
E、隋炀帝作为“倾慕南朝的牺牲品”。文化心灵压倒了政治心灵。他的灭亡说明北朝的政治文化其实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以致达到“持之者生、弃之者死”的地步。在综合意义上，北朝政治文化的对于唐宋元明清的作用要超过南朝的艺术文化。
南朝则文化日盛，版图日蹙、偏安一角。它的价值和“积极意义”又何在呢？显然，它为唐代文化国家的诞生准备了传统性的延续的文化种子。有谁会否认：隋唐新文化就其形式言，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承袭、发展了南朝文化：从诗词到工艺，从哲学到言语、社会生活的各个文化层面莫不如此。
（二）时代祭品：作为诗人的隋炀帝
（1）文化融汇的逆子
人是复杂多面的。如隋炀帝杨广者，作为政阀世所共知；但作为诗人则受到遗忘。就其历史命运言，诗与政治原不可分；但也正因如此，作为诗人的他，也通过其声，向后人流露了那时代的内幕。
下面我们可从“海榴诗”的演化来看待相关特点。
约成书于北魏正始四年至北魏末年之间（507──534年）的《魏王花木志》，曾记载当时两大类茶花的称谓。一是已定都河南洛阳，疆域已达淮河以南的北魏“海石榴”；一是西南地区的“山茶”。原产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茶花──也称海榴、海石榴，在南朝文化相北朝地区的扩张过程，也变成观赏性花卉，并被诗人们吟咏。而最早写海榴诗的，则是南中国的陈朝代官至尚书令的江总（519──594年）。他在《山庭春日》诗中写道：“岸绿开河柳，池红照海榴。”在春天的山庭，河岸上柳树的绿叶挂满枝条，池塘边海榴的红花映照水面。写了花色：红色；点明花期：春天；还说明了当时人们已在山庭旁造景：植杨柳、栽茶花。
第二位写海榴诗的，就是大暴君隋炀帝杨广。例如他的《宴东堂》诗开头四句是：“雨罢春光润，日落暝霞辉。海榴舒欲尽，山樱开未飞。”隋朝东都洛阳，有著名的原晋宫大殿“东堂”。隋炀帝在此歌舞宴乐，作诗时自然叙东堂景物：春日雨后，晚霞映辉，海榴舒展盛开，樱花含苞待放。诗中的“春光润”和“舒欲尽”，点明了植于东堂的海榴正处于花期盛极将衰之际。
江总和杨广的诗，都写海榴盛开于春天。唐李嘉佑的海榴诗曰：“江上年年小雪迟，年光独报海榴知。”则写冬末小雪飘落，海榴花开独报春。皇甫冉写海榴“犯雪先开”。其弟皇甫曾则写“腊月榴花带雪红”。韦应物亦写道：“海榴凌霜翻。”温庭筠的诗也写了花期：“海榴红似火，先解报春风。”而皮日休诗曰：“一夜春光绽绛囊”，即春天早晨绽开大红色的花蕾。诗人接着还用“化赤霜”的比喻描述了海榴的花期。元稹的诗写“早春”时节“海榴红绽”。他们肯定都读过隋炀帝的大作。
杨广的有些作品民经达到相当高的造诣，其悲秋诗“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在似乎不经意中透露了一种深刻的哲理。在一组分别题名为《晚春诗》、《夏日临江诗》、《悲秋诗》、《冬夜诗》的四季歌中，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诗化意义上的四季的典型特征；唱出了人处在四季变化这种宇宙的秩序与节律中的情景交融；并展示了那时代、那阶层人们的生活：
洛阳春稍晚，四望满春晖。
杨叶行将暗，桃花落未稀。
窥簷燕争入，穿林乌乱飞。
唯当关塞者，溽露方霏衣。（春）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夏）
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复来。
露浓山气冷，风急蝉声哀。
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
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秋）
不觉岁将尽，已复入长安。
月影含冰冻，风声凄夜寒。
江海波涛壮，崤潼坂险难。
无因寄飞翼，徒欲动和銮。（冬）
从诗歌的形式上看，这已是不折不扣的“五言律诗”了。通过对宇宙所进行的生命化活动，把自已的感情注入到宇宙的节律与秩序中；从而，赋予人类的感觉世界以某种近乎永恒的价值。说杨广的诗开唐诗的风气之先，甚至具有唐诗的风韵，也许并不是一个过份的评断。
在意境的刻划方面，另有一首无题诗（或曰《野望》）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寒鸦飞数点，流水浇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其中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韵味；以清新朴素的诗句，表达了明净优雅的意境。在陈隋之际的靡靡诗音，此诗显得尤为可贵。不仅如此，此诗还影响深远：宋代词人秦观的名作《满庭芳》就是从中化出：“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隋炀帝《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在“诗人杨广”的诸多作品中，较为出色的是那些真情流露之作。这时，诗人放下了他一贯端着的帝王之尊架势，也收剑了因无所不能的权力而产生的玩世不恭态度；而能以一种比较真诚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自已、对待生活。
如《月夜观星诗》，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团团素月净，翛翛夕景清。
谷泉惊暗石，松风动夜声。
披衣出荆户，蹑履步山楹。
欣睹明堂亮，喜见泰阶平。
觜参犹可识，牛女尚分明。
更移斗柄转，夜夜天河横。
徘徊不能寐，参差几种情。
第一个四句写出了夜景的空灵；第二个四句描划了人的感应；第三个四句把宇宙的永恒展示了出来。末两句道出了作者通过景物和人物外在行为的描写，点出了人在宇宙中的心情。这种心情，是人在大自然的广漠无垠中，感到自身微渺与脆弱时产生的，因而是普遍的，可以交感的。这种心情又因其复杂及不可说清，只能以“参差几种情”的模糊表述去姑且说之。
北朝至隋初，受南朝文风影响，不少文人喜用艳丽词藻，虽有北朝民歌朴实传统，却未居压倒一切之势。诗歌方面，由于南北统一，南朝的绮丽文风和北朝的质朴气息，日益合流：南朝宫体诗词藻华丽，志气不强；北朝诗歌质朴刚健，缺少文采。两者互补后，诗歌内容与形式趋向统一。隋炀帝《晚春》和《临渭源诗》可以列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窥檐燕争入，
穿林鸟乱飞，
唯当关塞者，
浓露方沾衣。（《晚春》）
风归花叶散，
日举烟雾收，
直为求人隐，
非穷辙迹游。（《临渭源诗》）
盛唐诗坛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新动向也和隋初政策有关：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诏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结果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文表华艳而得罪”。由此可见唐代“古文运动”其实得力于隋朝政令的先驱作用。
（2）《饮马长城窟行》
古代北朝那些具有蛮族血统的皇室，仰慕南朝传统深厚的文学艺术，竟至于多次截留南朝使臣。南朝诗人在出使北方时，常被北朝扣下。著名诗人庾信、王褒和徐陵，都受到过这种“礼遇”，忍受家庭离散的悲剧。完成了大一统的隋朝更是如此，十分优待那些南朝降臣，常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隋炀帝喜欢南方宫廷诗歌较为成熟的技巧，但作为一个野蛮的暴君，又很难消受纤弱的文风。为给群臣示范，他就把北方的铁马秋风重新带进了靡靡诗坛。推陈出新因而开风气之先，这是杨广诗歌一个特点。
例如《饮马长城窟行》，原为汉乐府相和歌旧题。初起时多与边戍有关。后代人士拟作，承继了这一传统。然后，在同一之下，寄寓的精神是悬殊的。隋炀帝西巡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千古名篇，后人对此评价极高，试比较一下：
汉乐府 陈琳 杨广
青青河畔草， 饮马长城窟， 肃肃秋风起，
绵绵思远道。 水寒伤马骨。 悠悠万里行。
远道不可思， 往谓长城吏， 万里何所行？
宿昔梦见之。 慎莫稽留太原卒！ 漠漠筑长城。
梦见在我傍， 官作自有程， 岂台小子智，
忽觉在他乡。 举筑谐汝声！ 先圣之所营。
他乡各异县， 男儿宁当格斗死， 树兹万世策，
展转不相见。 何能怫郁筑长城？ 安此亿兆生。
枯桑知天风， 长城何连连， 讵敢惮焦思，
海水知天寒！ 连连三千里。 高枕于上京！
入门各自媚， 边城多健儿， 北河执武节，
谁肯相为言！ 内舍多寡妇。 千里卷戎旌。
客从远方来， 作书与内舍， 山川互出没，
遗我双鲤鱼。 便嫁莫留住！ 原野穷超忽。
呼儿烹鲤鱼， 善待新姑嫜， 摐金止行阵，
中有尺素书。 时时念我故夫子！ 鸣鼓兴士卒。
长跪读素书， 报书往边地； 千乘万骑动，
书中竟何如？ 君今出语一何鄙！ 饮马长城窟。
上言加餐食， 身在祸难中， 秋昏塞外云，
下言长相忆。 何为稽留他家子？ 雾暗关山月。
生男慎莫举， 缘岩驿马上，
生女哺用脯！ 乘空烽火发，
君独不见长城下， 借问长城侯，
死人骸骨相撑住？ 单于入朝谒。
结发行事君， 浊气静天山，
慊慊心意间， 晨光照高阙。
明知边地苦， 释兵仍振旅，
贱妾何能久自全？ 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
功归清庙前。
后人评论此诗“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相映成趣于“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喝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而在清人朱乾看来，甚至曹操的《苦寒行》所表现的悲情亦是作伪，是“盗《毛诗》而篡”，并感叹“吾闻大盗盗律，更有大者盗经”（《乐府正义》卷七）。
有趣的是，在向以绮丽淫糜著称的陈叔宝（陈后主）的笔下，也有一首《饮马长城窟行》叔宝与杨广，可谓同时代人。但叔宝与杨广的同题诗，却有不同的风格。为资比较，特录于下：
征马入他乡，
山花此夜光。
离群嘶向影，
因风屡动香。
月色含城暗，
秋声杂塞长。
何以酬君子，
马革报疆场。
（陈叔宝：《饮马长城窟行》）
杨广《饮马长城窟》中的军事热情，与陈琳的反战及陈后主的模棱两可相比之下，是很不相同的，甚至可说“意象全异，意向尽反”。叔宝的《饮马长城窟》，是南朝文化的典型产物。在这首极为罕见的歌颂壮士的诗中，仍然脱不尽齐梁以来已成传统的香脂气和粉黛色。“花枝此夜光”削弱了“征马入他乡”的豪情，“因风屡动香”则大大雌化了“离群嘶向影”的雄姿。
这两位警醒千古的“炀帝”与亡国之君，这两位把个人的艺术冲动置于全社会的幸福之上的末代皇帝，在基本的诗风上却显示了根本的异向。这一区别，与其说是来自个性，不如说是来自文化的土壤。北朝文化的尚武性格，在隋炀帝这位倾慕归化南朝文化的诗人身上，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不失为一个主要方面。后来，正是这种性格的恶性发展，把他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从而加速了隋朝的覆灭。
在隋炀帝描写帝王生活的宫庭诗中，有两首应予特别注意。一是《冬至乾阳殿受朝诗》，一是《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两诗都大力表现了自己的帝王尊严和世俗荣耀心理，但由于所面这对象不同──前诗所对为群臣，后诗所对为外族──故两诗的风格迥异。
在研读前一首诗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与《隋书·音乐志·中》所载的周宣帝祭献周武帝的《皇夏》乐辞，有奇妙的平行关系。试将两篇诗歌并举如下：
《皇夏》乐府 《冬至乾阳殿受朝诗》
南河吐云气， 北陆玄冬盛，
北斗降星辰。 南至晷漏长。
百灵咸仰德， 端拱朝万国，
千年一圣人。 守文继百王。
书成紫微动， 至德惭日用，
律定凤皇驯。 治道愧时康。
六军命西土， 新邑建嵩岳，
甲子陈东邻。 双阙临洛阳。
戎衣此一定， 圭景正八表，
万里更无尘， 道路均四方。
烟云同五色， 碧空霜华净，
日月并重轮。 朱庭皎日光。
流沙既西静， 缨珮既济济，
蟠木又东臣。 钟鼓何鍠鍠。
凯乐闻朱雁， 文戟翊高殿，
铙歌见白麟， 采眊分修廊。
今为六代祀， 元首乏明哲，
还得九疑宾。 股肱贵贤良。
舟檝行有寄，
庶此王化昌。
对此通读一遍，自不难发现这两代帝王之诗间的相似。我认为，这是晚于周宣帝数十年的隋炀帝（周宣帝的是隋炀帝姐姐的公公）刻意模仿那首在周隋间十分著名的《皇夏》乐辞的结果。周宣武的祭辞流畅自如，隋炀帝的诗作反倒显得矫揉造作，有明显的仿作迹象。
相比之下，《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虽然也是有关“国事活动”的，却要自然流畅的多：
鹿塞鸿旗驻，
龙庭翠辇回。
毡帷望风举，
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颡至，
屠耆接踵来。
索辫擎羶肉，
韦鞲献酒杯。
如何汉天子，
空上单於台。
不仅如此，杨广的《北乡古松树诗》与刘桢的《赠从弟》之二也有一比，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刘桢《赠从弟》之二杨广《北乡古松树诗》
亭亭山上松， 古松惟一树，
瑟瑟谷中风。 森竦讵成林？
风声一何盛， 独留麈尾影，
松枝一何劲。 犹横偃盖阴。
冰霜正惨凄， 云来聚云色，
终岁常端正。 风度杂风音，
岂不罹凝寒？ 孤生小亭里，
松柏有本性！ 尚表岁寒心。
刘桢诗所述者是其“理想的人格”，而杨广诗所述者实为“矛盾的心情”。刘诗侧重写声音，通过松与风的较量，抒写自已的理想人格；杨诗侧重写形色，通过古松在空间中的孤立，描写自己高处不胜寒的心理处境。
（3）《白马篇》的比较
诗歌的内容，从来都是通过诗歌的形式而为人们所感知。离开形式，人们并不能做成什么。但在相思的形式之下，内容却可以不断改变──这就是诗歌的魅力所在。而且诗歌内容的变化，还比诗歌形式的变化迅速得多。有时在内容和形式之间还造成了某种脱节与某种分裂。例如现代南北朝的军阀用“沁园春”的词牌用来撰写反诗，倒是一个发明；也许这不是发明，而是因为那人不懂诗词的蕴含。这种艺术的分裂有时好会造成社会结构的溃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现代南北朝的军阀如此，古代南北朝的隋炀帝以如此。“名实不符”不仅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痼疾，也是内在生命力不足的体征。
《白马篇》题原出汉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当然，和自古以来借用汉乐府歌题进行创作的其他作品一样，列名在《白马篇》题之下的各诗人的作品，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风格和内容上，差异都极其显著。这一情况，与唐宋以后的新兴乐府──词和词牌──的情形恰恰相反。在诗歌形式的要求上（字数、句法、韵律等），同一词牌的作品有着严格的一致。歌题与词牌的这一差异，在《白马篇》题名义下的各种作品中，体现得一清二楚。由于魏晋以来的兵戎战乱，以歌颂也塞英雄为主题的《白马篇》多有所作。但写法在实际写法上各篇却大相径庭。下面两首《白马篇》均出自与杨广同时代（隋）人之手，写法的歧异几乎否定了歌题的同一：
辛德源《白马篇》 王胄《白马篇》
任侠重芳辰， 白马黄金鞍，
相从競逐春。 蹀躞柳城前。
金羁络赭汗， 问此何乡客，
紫缕映红尘。 长安恶少年。
宝剑提三尺， 结发从戎事，
雕弓韬六钧。 驰名振朔边。
鸣珂蹀细柳， 良弓控繁弱，
飞盖出宜春。 利剑挥龙泉。
遥见浮光发， 披林扼雕虎，
悬识陇头人。 仰手接飞鸢。
前年绝沙漠，
昔岁取祁连。
折冲摧右校，
搴旗殪左贤。
昆弥还谢力，
庆忌本推儇。
海外平遐险，
来庭职贡愆。
三韩劳薄伐，
六事指幽燕。
良家选河右，
猛将征西山。
浮云屯羽骑，
蔽日引长旃。
自矜有余勇，
应募忽争先。
王师已得隽，
夷首失求全。
鼓行狥玉检，
乘胜荡朝鲜。
志勇期功立，
宁惮微躯捐！
不羡山河赏，
谁希竹素传。
王胄（558──613年），字承基，隋琅邪人，少有逸才。初仕陈，陈亡入隋，晋王杨广引为学士。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重视。从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其性疏率不伦，自恃才高，凌傲时人。诸葛颍嫉之，屡谮之于炀帝。炀帝爱其才而不罪。杨玄感常与交游。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首义反隋，招致败亡，他遂亡匿，潜还江左，结果还是被捕坐诛。他工诗能文，与虞绰齐名，所作词赋，行于当世。其《奉和赐酺诗》，深受炀帝赞赏，炀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十卷，已佚。今存《别周记室》、《白马篇》等诗近二十首，载《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及本传。
这位王胄虽是“御用文人”，却不是后世那种“逢迎拍马式的”，绝对不同于毛泽东手下的郭沫若、柳亚子等辈。如上述两首《白马篇》，在题材、体裁、内容、形制、风格上，都不相同，具有显而易见的独创性。把两诗与曹植的《白马篇》这个最原始最著名的《白马篇》和杨广的《白马篇》（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对比一下，当发现王胄的诗比辛德源的诗，较为接近曹诗和杨诗。但是，如果我们指出这些对比的另一极端，也就是在时间上相距三百五十年之久的曹植《白马篇》与杨广《白马篇》之间，竟然出现了惊人的相似，那么，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不同于王胄的《白马篇》与辛德源的《白马篇》之间的差别，在杨广的《白马篇》与曹植的《白马篇》之间出现了模仿现象。
曹植《白马篇》 杨广《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 白马金贝装，
连翩西北驰； 横行辽水旁。
借问谁家子？ 问是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 宿卫羽林郎。
少小去乡邑， 文犀六属铠，
扬声沙漠垂。 宝剑七星光。
宿昔秉良弓， 山虚弓响彻，
楛矢何参差。 地迥角声长。
控弦破左的， 宛河推勇气，
右发摧月支。 陇蜀擅威强。
仰手接飞猱， 轮台受降虏，
俯身散马蹄。 高阙翦名王。
狡捷过猴猿， 射熊入飞观，
勇剽若豹螭。 校猎下长杨。
边城多警急， 英名欺卫霍，
胡虏数迁移。 智策蔑平良。
羽檄从北来， 岛夷时失礼，
厉马登高堤， 卉服犯边疆。
右驱蹈匈奴， 徵兵集蓟北，
左顾陵鲜卑。 轻骑出渔阳。
寄身锋刃端， 进军随日晕，
性命安可怀？ 挑战逐星芒。
父母且不顾， 阵移龙势动，
何言子与妻！ 营开虎翼张。
名编壮士籍， 冲冠入死地，
不得中顾私。 攘臂越金汤。
捐躯赴国难， 尘飞战鼓急，
视死忽如归。 风交征旆扬。
转斗平华地，
追奔扫鬼方。
本持身许国，
况复武功彰！
会令千载后，
流誉满旗常。
比较熟悉阅读的读者，很自然地从中看出，杨广的《白马篇》并非曹植《白马篇》的简单仿作，而是融进了这一大时代文学发展的诸多要素。如句法的变化、对仗和韵律感的增强，描写更细腻，文气更顺畅等等。同时，体现的时代精神也是新的。曹诗中背水一战的誓死之情，被一种必胜的自豪感取代了。一种新的热情跃然纸上，而这与隋代国势的盛大是十分合拍的。在这里，模仿变成了推陈出新。艺术之新，是由生活的新潮性灵的新潮推助而成的。从“白马金具装”到“轻骑出渔阳”的二十句，与“白马饰金羁”至”左顾陵鲜卑”的二十句，几乎完全平行，杨广于此，大概也会感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但从“进军随日晕”开始，杨广诗中出现了曹植诗中所无的战阵描写，到“追奔扫鬼方”为止的十句诗，雕刻出了一幅集体搏斗的场景，这使得杨诗的英雄，从曹诗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游侠儿”），化成了军阀集团（“宿卫羽林郎”）──正是这个一度强有力的军事机器，完成了“统一中国”：“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的任务，建立了“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良”的征服业绩。
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说：“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其于追《风》勒《雅》，反汉还《骚》，相距甚远。故去时之病则佳，而复古之情未尽。诗至陈馀，非华之盛，乃实之衰耳。不能予其所美，而徒欲夺其所丑，则枵质将安恃乎？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虽卸华谢彩，而绚质犹存。并隋素而去之，唐之所以暗而无色也。珠辉玉润，宝焰金光，自然之色，夫岂不佳？若朽木死灰，则何贵矣？唐之兴，六代之所以尽亡也。”
乘兴南游不戒严，
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
半作障泥半作帆。
（李商隐：七绝《隋宫》）
紫泉宫殿锁烟霞，
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
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
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
岂宜重问后庭花？
（李商隐：七律《隋宫》）
这两首诗，反复歌咏隋宫，不仅回肠荡气，而且意象迭映，通过一个“锦帆”形象联系起来。第一首说隋炀帝杨广制帆南游，是在南游的起点；第二首写的是扬帆畅游，已到南游的终点。读过七律，才理解七绝含蓄而冷峻的讽刺。《陈书》：“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陈后主］薨于洛阳，时年五十二。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炀，葬河南洛阳之芒山。”陈后主死后按惯例要给谥号，结果杨广给他一个不好的评语“炀”字。此字按谥法为“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杨广在陈后主病亡后把他谥为陈炀帝，结果十多年后自己死去又被唐高祖李渊追谥为隋炀帝。陈炀帝的名号已经消失在历史记忆中，而隋炀帝的名号却臭名远扬，不亦悲乎。
《资治通鉴》说隋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馀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魏徵《隋书·文学传序》说：“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在魏徵看来，隋炀帝不仅是文学改革的典范，而且其本人就是重要的诗人。
（4）其他诗歌的比较
杨广的一生，是诗人在从事政治？还是政客在写诗？就其“国家不幸诗人幸”的结局看，这是诗人在从事政治，而不是政客在玩弄词藻。这是与人们时常拿来作比的近人毛泽东很不相同的。表面看，毛泽东类似隋炀帝，好大喜功，生性浪漫，但其实，就其死后依然政权稳固的情况看，只能说毛是政客玩弄词藻、附庸风雅，而不是真的任情赋诗。
无论如何，通过情感的显示器──诗，隋炀帝杨广向我们呈现了颇多的人格映像。有时，他淫糜而玩世不恭，有时，又有几分真情流露，甚至有点赤子之情。但一般地说，他这个人多少总是有点矫情，给人的印象不那么自然，不那么稳定。就其政治家的身份说，他有过强的表现欲和虚荣心，不够内敛沉稳，这也是其一生事业终归失败的主观因素。透过其诗，我们则看到了一个与传统史书上的绘图不尽一致的杨广形象，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不论你给以这个人以什么样的评论，反正他总与那个嗜血魔王的概念保持了距离，甚至有所区别。
难怪明人陆时雍的《诗镜总论》评论说：“读隋炀帝诗，见其风格初成，精华未备。隋炀复古未深，唐人仍之益浅。夫以隋存隋，隋不存也，祇存其为唐耳。唐之存，隋之所以去也。盖以隋存隋，则隋孤；隋孤而以唐之力辅之，则唐之力益弱；唐弱而人不知反，不求胜於古，而求胜于唐，则他道百出矣。正不足而径，径不足而鬼，鬼不足而澌灭无馀矣。自汉而下，代不能为相存，至於唐，而古人之声音笑貌无复馀者。隋素而唐丽，素而质，‘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唐欲为之，岂可得耶？”
杨广在南巡渡淮时，写有《早渡淮》的诗，诗中写道：
平淮既渺渺，
晓雾复霏霏。
淮甸未分色，
泱漭共晨晖。
晴霞转孤屿，
锦帆出长圻。
潮鱼时跃浪，
沙禽鸣欲飞。
会待高秋晓，
愁因逝水归。
淮河的景色在他笔下别具特色。唐朝诗人韩羽的《淮河》一诗写道：
淮水东南地，
无风渡亦难。
孤烟生乍直，
远树望多团。
“无风难渡”的水面，“孤烟乍直”的空旷，岸边远树“望多团”的模糊远景，也写出淮河烟波浩渺的壮阔水面。是否受过杨广的影响呢？
杨广不仅影响后人，还对前人有所师承。据我们研究，他的一大灵感来源就是谢灵运。试比较以下三首诗：
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石壁立招提精舍诗
舍舟登陆示慧日 石壁立招提 石壁精舍
道场玉清玄坛徳众 精舍诗 还湖中作诗
杨广 谢灵运 谢灵运
天净宿云卷， 四城有顿踬， 昏旦变气候，
日举长川旦。 三世无极已。 山水含清晖。
飒洒林华落， 浮欢昧眼前， 清晖能娱人，
逶迤风柳散。 沉照贯终始。 游子憺忘归。
孤鹤近追群， 壮龄缓前期， 出谷日尚早，
啼莺远相唤。 颓年迫暮齿。 入舟阳已微。
莲舟水处尽， 挥霍梦幻顷， 林壑敛暝色，
画轮途始半。 飘忽风电起。 云霞收夕霏。
江滻各自遥， 良缘迨未谢， 芰荷迭映蔚，
东西並兴叹。 时逝不可俟。 蒲稗相因依。
已熏禅慧力， 敬拟灵鹫山， 披拂趋南径，
复藉金丹捍。 尚想祗洹轨。 愉悦偃东扉。
有异三川游， 绝溜飞庭前， 虑澹物自轻，
曾非四门观。 高林映窗里。 意惬理无违。
于焉履妙道， 禅室栖空观， 寄言摄生客，
超然登彼岸。 讲宇析妙理。 试用此道推。
杨广的《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很明显是宗教性、哲学性诗篇，落墨在“于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而前面的风景描写不过是衬托。同样，谢灵运的《石壁立招提精舍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两诗，作为所谓“玄言诗”的代表作，与杨广的《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属于同类项。与《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相比，《石壁立招提精舍诗》的玄言意味更重而山水衬托较少。换言之，杨广的《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的影响更为直接。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可谓融合玄言与山水为一体，意境高远。此诗因而也作为谢灵运山水诗中的名篇受到称颂。大约作于元嘉元年至三年（公元424──426年）之间。在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谢灵运辞职回到故乡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的庄园里，他在此修建石壁精舍，潜心读书、诵经，感慨甚多。面对湖光山色，欣然命笔，写下这首流芳千古的诗篇。开首三句，对偶精工，语句凝炼，从宏观整体入手，虚处落笔，勾勒了山光水色的秀美。山间，从清晨的林雾笼罩，到日出之后，雾散云开，再到薄暮，一天之内，气候万千，峰峦林泉，丽日蓝天映照。“昏旦变气候”，从时间上概括了一天景色变化；“山水含清晖”，从空间上包举了天地自然美景。此两句清新、自然、贴切，将人引入一个与尘世喧嚣迥异的寂静山林。“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是说自然娱人，陶然忘归。王夫之评说：“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
反观杨广的诗，则有另番意味：一种浮夸的、虚文的、严重形式主义的征服欲，十分奇怪地支配了炀帝那颗变幻无常的心。他的“超然登彼岸”的好大喜功不同于汉武帝的实干精神，而充满了肆虐的诗情。毕竟，隋朝的国势曾是中国自东汉以来五百年间最强盛的。这在他题名为《纪辽东》的两首短诗中，也得到一点披露：
（一） （二）
辽东海北翦长鲸， 乘旄仗节定辽东，
风云万里清； 俘馘变夷风；
方当销锋散马牛， 清歌凯捷九都水，
旋师宴镐京。 归宴雒阳宫。
前歌后舞振军威， 策功行赏不淹留，
饮至解戎衣； 全军藉智谋；
判不徒行万里去， 讵似南官复道上，
空道五原归。 先封雍齿侯。
这里已经具备唐宋“长短句”的韵味，开中国词曲之先河，在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杨广作为一代帝王，其诗歌创作却比当时一般作家更深更广地受到了乐府的影响，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但是炀帝的诗，总是未能脱尽帝王的装腔作势的架势，故难以像李后主那样直动人心。激励隋炀帝所处如此跳荡之词的，是一种帝国的野心。从他要求“俘馘变夷风”的愿望看，他的辽东之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说是一场“自卫战争”。比帝国主义的野心（汉武帝也有这种野心）更令人瞩目的，则是他所特有的那种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追求热气腾腾、声势浩大的心理。我们知道，“前歌后舞”、“饮至解戎衣”的行为方式，对于一支军旅所追求的胜利而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它很可能是恰恰有害的。而“秉旄仗节”之不足以达到军事目标，“俘馘变夷风”之适足以激发当地居民的抵抗心理，则同样显而易见。
在杨广的玄言笔下，也有纯粹的山水：
梵宫既隐隐，
灵岫亦沈沈。
平郊送晚日，
高峰落远阴。
回旛飞曙岭，
疎钟响画林。
蝉鸣秋气近，
泉吐石溪深。
抗迹禅枝地，
发念菩提心。
（《谒方力灵岩寺诗》）
这不由我们想起谢灵运的名篇《登江中孤屿诗 》：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这是谢灵运游永嘉江心孤屿时写下的。清初人陈祚明认为“康乐情深于山水，故山游之作弥佳”。（《采菽堂古诗选》）诗分三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叙写登孤屿的经过。由江南倦游激发出对睽违已久的江北的怀念，他 “怀新”而忘道路迥远，“寻异” 而恨光景易逝，终于横江北渡，登上江心孤屿。“云日”二句为第二层，写登孤屿所见景色。白云丽日，交相辉映；碧空绿水，一片澄澈。这两二句是诗中的写景名句，将孤屿之“媚 ”生动传写出。“表灵”六句为第三层，抒发登屿感想──由孤屿的幽僻想到远离尘嚣的昆仑仙境，由此生发求仙长生的企望。此中叙事、写景、说理，层次分明，过渡自然；由山水展示玄理。谢灵运的山水诗，不是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而是完成了它。
杨广不仅对前人有所师承，还与时人唱和。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以《临渭源诗》引出薛道衡《奉和临渭源应诏诗》：
临渭源诗 奉和临渭源应诏诗
杨广 薛道衡
西征仍屆此， 玄功复禹迹，
山路亦悠悠。 至德去汤罗。
地幹纪灵异， 玉关亭障远，
同穴吐洪流。 金方水石多。
滥觴何足拟， 八川兹一态，
浮槎难可俦。 万里导长波。
惊波鸣涧石， 惊流注陆海，
澄岸泻岩楼。 激浪象天河。
滔滔下狄县， 鸾旗历岩谷，
森森肆神州。 龙穴暂经过。
长林啸白兽， 西老陪游宴，
云径想青牛。 南风起咏歌。
风归花叶散， 庶品蒙仁泽，
日举烟雾收。 生灵穆太和。
直为求人隐， 微臣惜暮景，
非穷辙迹游。 愿驻鲁阳戈。
薛道衡（540──609年），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建立后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炀帝时，出为番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后为炀帝所杀。他和卢思道齐名，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有集三十卷，今存《薛司隶集》一卷。除《奉和临渭源应诏诗》外，还有《奉和月夜听军乐应诏诗》、《从驾天池应诏诗》等传世。《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说，薛道衡因坐苏威党，被高祖除名，配防岭表。晋王广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然道衡不乐居王府，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诏征还，直内史省。晋王由是衔之，然爱其才，犹颇见礼。炀帝即位，转番州刺史。岁余，上表求致仕。帝谓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将至，当以秘书监待之。”学术界认为薛道衡被杀，是炀帝忌其才而为。
再如炀帝写作《冬至乾阳殿受朝诗》后，也曾命群臣赋诗，现存奉和应诏之作有牛弘《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许善心《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等。
（5）诗歌艺术的沉沦
在自从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役后，为镇抚江南的陈国故也，若杨广被其父隋文帝杨坚任命为“扬州总管”，从此长期居留在当时南方经济文化的中心。据《隋书·炀帝纪》载，他“镇江都（属今江苏省扬洲专区）时，每岁一朝而已。这时，他年仅二十二岁。这种长期的移居，对一个正在发育而并不成熟的心灵来说，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后果。以至于继承帝位并在北方遇到困难和挫折的隋炀帝，以年近五十的“知天命”之年，仍然冒险南下江都，寻求青年时代的遗梦，从而走向亡国丢命的不归之路。
舳舻千里泛归舟，
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
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
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
独自称言槛里游。
（《唐书·乐志》曰：“《泛龙舟》，隋炀帝江都宫作。”）
王夫之评隋炀帝《泛龙舟》曰：“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然而，旧梦岂能觅回。沉迷于妄念与幻想的人，终于带着追求极端刺激的冲动，一“下”不返了。这可真是富于戏剧性和讽刺意味。同时也表明，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会多么深刻地左右他的一生。
大时代的波澜，把一个年轻的征服者推入了两股文化潮交错而成的漩涡，他以北方的质朴受到南风的袭击，震澶是免不了的，从习以至沉迷，也不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过程，是由微而著、由表而里的。在《江都夏》中，所观者还是现象的世界：
黄梅雨细麦秋轻，
枫叶萧萧江水平。
飞楼倚观轩若惊，
花簟罗帷当夏清。
菱潭落日双凫舫，
绿水红粧两摇渌。
还似扶桑碧海上，
谁肯空歌采莲唱。
一派动人的江南夏季景色，却被这饥渴的北方心灵牢牢捕捉住，并以不乏南朝乐府风格的笔触，给巧妙地烘托了出来。
很快，作者的自身也被融入这种金色的氛围中去了。《江都宫乐歌》可以说代表了这一过渡；从客观的即外在的绘制到主观的即内在的感受：
扬州旧处可淹留（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
台榭高明复好游（这是一个情感的归宿）。
风亭芳树迎早夏，
长皋麦陇送余秋。
渌潭桂檝浮青雀，
果下金鞍跃紫骝。
经觴素蚁流霞饮，
长袖清歌乐戏州。
这一由外在观察向内在体验的过渡，表明作者正被更深地卷入那个时代的文化涡流。这个涡流是由南朝文化的新潮对北潮文化传统的冲击造成的。而涡流的朝向是：社会政治上的北朝化（南朝逐步统一于北朝）和思想艺术上的南朝化（北朝归化于南朝）。有评论认为，《江都宫乐歌》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七律，甚至可谓七律之祖。表明隋炀帝的诗歌地位承上启下，在百年陈梁诗音的靡靡之中，恢复汉诗的风骨与精神。
但就隋炀帝来说，对南朝文化的倾慕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已不再是勾留南方时的心血来潮，而成为不分地域的普遍情愫了。例如，在一首描写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洛阳景色的《东宫春》中，这时已通过争夺继承权的阴谋而身为皇太子的杨广，也以一种彻底南朝化了的风格，寓情于景地作了春天的抒怀：
洛阳城边朝日晖，
天渊池前春燕归。
含露桃花开未飞，
临风杨柳自依依。
小苑花红洛水绿，
清歌婉转繁弦促。
长袖逶迤动珠玉，
千军万岁阳春曲。
这也许还只算绮丽而不算淫糜。但在《喜游春》中，绮丽已化出了淫糜：
禁苑百花新，
佳期游上春，
轻身赵皇后，
歌曲李夫人。（其一）
──诗歌趣味的沦丧之速，实在使人骇然。这尤其以下面一首为然：
步缓知无力，
脸曼动余娇，
锦袖淮南舞，
宝袜楚官腰。（其二）
而在另一首题名《江陵女歌》的乐府仿作中，则以露骨的象征手法描写了肉欲的活动：
雨从天上落，
水从桥下流；
拾得娘裙带，
同心结两头。
真可谓，得齐梁诗风之精髓。至此，南朝风格的“写形”已实现了向“写神”的过渡；坚硬的北方心灵已全然溶化在温馨的南方春风中。
（6）文化涡流的祭品
A·隋统治集团起源于一个鲜卑化的反文化军阀集团。
a·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的社会文化形势，充满了鲜卑精神与汉化形制之间的冲突，在周隋之际达到了高峰。
b·杨坚原名“普六茹坚”，他的夺权及其政治行为充满“汉人世家”对鲜卑风尚的适应与让步，具有十足的反文化倾向。
B·杨广在这个文化意义上的北朝──周隋统治集团内部，其实奉行了“反传统行为”，如热爱汉化形制，奖励艺术等等。
《隋书高颖传》所载“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可以看出北朝军事征服者像后来人们熟悉的蒙古人一样，把被征服的社会当作战利品对待，随意处置其人民的生命财产，实行类似的共产主义的没收政策──所谓“诏收”不就是“政府没收”吗？本来，形式为内容的一种外延；残暴的手段显示用心的险恶。当残暴的手段与险恶的用心这种联系一旦成为社会生活里经常的甚至必需的节目之后：极权主义的戏剧就会泛滥，并因为泛滥而失效，因为失效而导致极权主义自身的崩溃。暴君往往片面地追求绝对的权力，企图利用人心的弱点暗渡陈仓；加倍地夺权摧毁了社会平衡，最后压断了骆驼的只是一根稻草。
杜晓勤《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也谈到，隋文帝虽在军事、政治上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却未使关陇军事豪族、山东旧族和江左士族这三股势力在文化上统一起来，他压制山东旧族、江左士族，阻碍三方归一的文化融合。这种状况在隋炀帝嗣位后就得到改观。他一改其父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致力于吸收与融合山东和江左文化，还躬自实践，虚怀若谷、勤奋创作，融南北诗风之长，取得诗歌创作成就，为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
杨广虽出身关陇蛮族军阀，但有一个出自江左士族的妻子。炀帝萧皇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善属文，杨广特别宠敬她。很可能就是她给杨广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热爱南方，以致于到了几乎着迷的程度。由于杨广对江左士族文化比较了解，隋文帝在开皇六年任命他为淮南道行台尚书令，驻寿春，经略淮南，为平陈做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准备。平陈之际杨广就注意保存江左文化，攻入建康城后命令高熲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陈朝所藏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时人皆称杨广贤明。《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亦云,“平陈已后,经籍渐备。”而在此之前，鲜卑的北周勤侵入郢都，竟将七万余册图书“咸自焚之”。
陈亡后，由于语言文化和社会政治的隔阂，江南士族没有驯服，一再爆发武装起义。单靠军事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不久隋文帝又起用谙熟江南士族文化的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和行政管理。杨广上任后，即对江左士族实施文化羁縻。他首先利用江左士族信仰佛教的特点，笼络佛教高僧，再通过高僧大德在江左人士中的威望来安抚民众，消除他们的抵制。其次杨广尊崇道教，以笼络江左下层民众。此外杨广还大量擢拔南人有威望者，或以安抚民众，或备顾问。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百多位江左士族中善诗能文者，召集儒士到江都讲授和撰述。杨广在江都十年中，以后南方再也没有发生叛乱。
杨广长期驻守东南，对江左文化日趋精通喜爱，因此嗣位后就着手改变文帝排斥江左文化的政策，致力南北文化的融合。在文帝的领导层中，大部是关陇豪族，无人出自江左。炀帝即位后首先任用南人为其政治顾问。而北人的地位和权势则渐渐削弱。在南人的帮助下，炀帝开始将南方的文化艺术介绍到北方来，并设法使之融合。
炀帝即位后，不但恢复儒学，复开庠序，而且特别重视南方儒生。南学在朝廷礼仪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营立七庙，诏有司详定其礼。由于南儒参加，隋朝礼仪便可参详北齐礼仪、江左礼仪，合二为一，新创兼长南北的新体系。作乐方面，隋炀帝亦重江左音乐，改变文帝不喜音乐尤其不喜南乐的状况。炀帝即位后兼采南北雅俗音乐。《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又云：“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隋炀帝不仅集南北音乐之大成, 而且集华戎音乐之大成，标志南北朝音乐文化的真正融合，直接开启了唐乐的先河。
炀帝还把江左的园林建筑艺术移植到北方。《资治通鉴》卷一八0“大业元年”云：“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沼内示翦綵为荷荠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炀帝此举，是因其久驻东南，喜观江南水乡之景，故移置于此。再如炀帝在营造东都时，亦多模仿江左建筑。《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云：“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疎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
隋炀帝提倡艺文，无地域限制、文风偏见。和隋文帝杨坚不重文艺相反,炀帝不但喜文，更喜延揽文士。他在任扬州总管期间及嗣位以后,召集了众多江南诗人，并虚心学习诗文艺术。炀帝并不只重南人，他对别具文学传统的山东诗人、关陇诗人也十分欣赏。山东诗人在文帝时代仕途多蹇、抑郁埋没；但在炀帝时代的命运则完全改观。炀帝也对关陇诗人恩遇有加。由于炀帝较少地域文化的偏见，使三地诗人齐聚京城与宫廷,他们相互唱和，切磋诗艺的机会大增，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和。
虽然隋炀帝有上述的业绩，只是在我们看来，隋朝的迅速灭亡，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史例，说明隋朝覆灭的最大原因是“无条件接受了乃是推崇、仰慕南朝文化”，其结果使整个北朝的社会风气迅速南朝化了，如此一来，隋炀帝实际上已成陈后主，南朝的腐化所导致的失控，也就落在了隋朝的头上。
在论到南朝文化时，我们先不必攻击士族制度，而仅仅需要知道，整个南朝乃至包括魏晋（孙吴与东晋）在内的六朝文化都是与士族制度、九品中正制密不可分。没有士族制度，六朝的精致文化将是不可思议的。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是文化的保存者和育种者。而那个时代的佛教寺院，作为文化温床，类似于东罗马帝国，而不类于西罗马帝国；在这一点上，北中国的佛教与罗马帝国西部黑暗时期基督教会更为接近，但不是南中国。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走向分裂的五胡十六国及走向合一的北魏，保存文化的主要温床也还是各大士族，是大家族而不是大寺院，多少有些近似蛮族入侵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所形成的文明的孤立据点──修道院。
我们不妨说，士族制度衰而文化交汇成，文化交汇运动的成功说明一种新文化的奠基礼已经完成。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士族制度是通向新文化的艰难之路，它虽有种种弊病，但作为通向新文化的过渡来说，却几乎是惟一的，它虽然不能有效地提供一种有效的普遍秩序，但却成功地保证了一种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却正是新文化的创造必不可少的。
唐宋文化基本上是科举制的产物，而且是诗赋取士的科举制，不同于元后期和明清的策论八股。而作为唐宋文化的缩影和预演，上述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却是士族制度的产物。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寺院，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寺院，它们与其说是处在国家保护下，还不如说是处在各大士族的夹缝中，禅宗的兴起，是寺院在没有了势力均衡互相牵制的一统国家中受到政治压力的自然结果。
隋炀帝死的那年四十九岁。四十九岁的毛泽东则刚刚发动“延安整风”，确立他在部落（边区政府和“党”）内的领导地位。
（三）“四个伟大者”的诗言志
1984年10月15日，我发现毛主席和隋炀帝之间的相似性：诗人暴君，而且很可能同样是二世而亡。（幸亏毛泽东的政敌邓小平后来发动不流血的政变，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既推翻了毛家王朝又延续了毛家王朝。结果让毛泽东在名义上避免二世而亡的秦、隋命运；实质上，华国锋就是秦二世。）
毛泽东自命“四个伟大”（导师、领袖、统帅、舵手），虽然土气，却在一堆蚂蚁中叱咤风云。因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现代南北朝比之古代的魏晋南北朝相差太远！毫无创造性、缺乏新气象……用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这也许是因为还没有一种新的隋唐政治和新的两宋文化，使得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种种动人之处得以显影。这没有什么稀奇──使金沙江乃至一通天河为人人注目的乃是三峡以下那伟大壮观的扬子江啊。我们就是幽闭在通天河里的小生物……故“吾已矣夫”之叹兴焉。
在这个渺小的时代，猴子称大王：“伟大”结果变成了“尾大”──沐猴而冠者也说自己的诗言志，其实是“伟大的平庸”之凡响。沐猴而冠者曾以僭主的诡计支配了我们的生活。他把自己的印记无情打在中国身上。他的个性与隐秘的欲望甚至堂而皇之地成为一代“统治的哲学”，尽管这只是“泥腿子哲学”，尽管这位走完了号称“二万五千里”泥泞之路的泥腿子，说自己编辑的《毛主席语录》比《老子》和《论语》的篇幅还要大些。
揭示这一泥腿子个性、山大王欲望对我们时代的影响，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认清了这些影响的暂时性质，中国民族才能更快地摆脱现代南北朝的梦魇，迎来现代唐宋文明的清晨。请原谅我的深刻与深刻带来的“大不恭”。
“猴王”的自知之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及其带来的悲凉心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生当二十世纪之中国的灵魂，必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见诸越深透，也就越狐独。它没有始终一贯的志同道合者，甚至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对话者。他只有在面对自然时，才有一丝松快的心情：
“看万山经遍，层林尽染，漫红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潜底，万类霜天竟自由。”
被压抑的心灵，在自然界气象万千的奔流中，获得了“自由”之感。但这解脱是短暂的：对心灵来说，“自由”只是获得支配性权力的准备阶段，于是，紧接着的一个当然问题就是：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那么，谁主沉浮呢？以前的诠解家都说是暗指新兴的无产阶级。其实，这一解释远离诗义。在本词的下半阙中，无一字暗示过这一提问的答案是无产阶级。相反，却通篇说明了“主沉浮”的这个“谁”就是“我”：
“携来百侣曾游……”显然，不是阶级，不是团体，而是一个率领百十个随从的领袖人物，即作者自己。而这个领袖及其随从的形象离人们能够理解的“无产阶级”也甚为遥远：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粪土当年万户侯”，是贯穿其一生的根本“思想”，是毛思想，而不是精确的思想，是毛重而不是净重。那是企图摧残一切比自己更高大、更持久、更纯净的事物的动物欲望、原始意志──这就是他毕生活动的最终目的。
而对于这一属于无产阶级的动物欲望、原始意志，作者如此眷恋：“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反潮流、自我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很少得到如此不加掩饰的表白。
有论者说：1957年在《诗刊》发表十八首，是毛诗词公开发表最多的一次，也是第一次；196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一书，收诗词三十七首；1976年再版，收诗刊三十九首﹔一九八六年为纪念毛死十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出版《毛泽东诗词选》，共收诗词五十首，分正、副编，都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因为这些作品写作时间前后相距近五十年，有些早期作品的写作时间，据说作者生前都已记不清楚，有些较晚作品的写作过程，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不清楚。
如一首咏蛙诗，在韶山毛故居作为毛少年作品展出，后经人查出该诗原是清末安徽名士程正鹄的作品，由毛拈来改了两句，变成他的作品。还有《送纵宇一郎东行·七古》一首，说是毛1918年所作，发表于1979年《党史研究资料》第十期，是毛死后三年以后的事，提供这诗的罗章龙，是毛早在1918年前的好友，后来成为政敌。当罗章龙的《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时）》在《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时，北京文艺界一些旧诗词爱好者，即怀疑该诗词为罗章龙所作，曾去电《党史研究资料》调查并无毛的亲笔，因而怀疑滋甚。
田日吉《应不应该摘下毛泽东头上的诗人桂冠？》一文曾经深入探讨过《沁园春·长沙》一首“绝唱”。毛自称“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应该是想到这首词才有这种自负。但是，北京文艺界一个旧诗词爱好者对毛的少年朋友作了多方调查，发现这首词的原作和公开发表的稍为不同，兹收该词原作记录于下：
“肃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欢歌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据说此词是毛泽东1920年和1921年间和许多同学游岳麓山和橘子洲头，大家所作的联句，经几个诗词造诣深的老师修改而成。毛泽东后来和一些朋友重游湘江、岳麓山、橘子洲头时念过。三十年代，萧三在陕北获得此词，当是毛泽东提供的。但已改“肃立”为“独立”，改“欢歌”为“偕来”。此词整套功力上和风格上和毛泽东先后所作词迥异，其著作权，为词学界所怀疑。
但是人们用一些旁证可看出其中确有不少问题。
第一：《毛泽东诗词选集》刊明该词是1925年作，查当年8月，毛泽东即由湖南启程赶往广州，9月到达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0月被毛的恩师汪精卫提拔起来，推荐他充当“代理”宣传部长。按新历8月当为旧历六月，湖南一带的气候尚未降霜，何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第二：毛泽东当时已为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在国民党的地位也不算低，怎会像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那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第三：如果毛泽东当年八月在湖南长沙有此佳作，九月份到了广州大有可能录呈在广州的林伯渠、柳亚子、郭沫若等人欣赏，作为“粤海饮茶”的谈资，可见毛泽东当时还不敢公然把此词的著作权全部占为己有。
第四：到了陕北以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做为己作公开于世，直到萧三在延安将它录出来发表，才在1957年收录于《诗刊》发表，其中蹊跷，明眼人一推即可全知。
1949年毛泽东坐进了北京的宰相府（中南海），没有立即发表自己的佳作，直到1957年才收录十八首发表于《诗刊》，这一方面说明他的谨慎，有自知之明，后来他和陈毅谈诗的一封信，说自己对律诗“还未入门，偶尔写过几首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当非谦语。因为毛初坐朝廷，十八首诗词中的多首根本没有写好，或没有改好，所以最初不敢贸然发表。但进到北京坐稳以后，毛泽东不仅有了空余时间读诗、写诗和改诗，更和许多著名文人学士交流写诗经验──他和柳亚子最初唱和时，也是非常虚心，要柳亚子收他的诗稿鉴定之后，才敢拿给其他人看。除柳亚子外，毛泽东也请郭沫若经常改诗，后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要他把“诗二首”，“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而郭沫若在修改毛泽东诗词时，常常先是极口赞美，然后通过吟诵将自己修改意见沉吟数次，让毛泽东听到加以采用。只有很早就和毛泽东熟悉的章士钊知道毛泽东的根底浅薄，多是看了之后点点头，附和几句，再通过其他人将自己的意见转告毛泽东。
为什么毛泽东热衷于写诗？原来自秦代以降，帝王写诗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这可能是世界文化现象中的独家字号。推其原因，无非有二：一、中国诗的“言志”传统；二、中国帝王们的自我神化或叛乱领袖的个人英雄主义，尽管这种自我神化与古代埃及等国相比是大大世俗化了的“神化”；而其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也需要以诗歌来传诸永久。毛泽东坐进了北京的宰相府（中南海），却不敢登上故宫里的太极殿，只敢退而求其次地“登上北京天安门”，生动说明他想当袁世凯而终究不敢，不敢称帝而只敢称相的僭主状态。
秦始皇帝的《登山刻石》可算是他的言志之作和主宰之歌。楚项羽有他的《垓下歌》，汉刘邦有他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辞》、魏三曹父子的诸名篇。隋炀帝是个纵情声色的诗人，明君唐太宗也懂得对仗的功夫。总之，刘邦项羽以来的中国皇帝们，其诗作可以编上一迭巨册的“帝王之歌”，再加上众多的叛乱者（包括“人民领袖”），为数就更加可观。
当然，世俗意义上的主宰者不尽有其主宰之歌。有些人缺乏才能，有些人则过于诗人化甚至“词人化”了。如陈后主、李后主等。
而终于未能主宰历史者，也有留下动人的主宰之歌的，如黄巢的《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是破坏。
至其《题菊花》则有更加一层的升华：
飒飒西风满院裁，
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是建设。
诗不同于韵文，甚至不同于诗式的“断行的韵文”──它不仅表现了声音的韵律，也表现了人类心灵的韵律。它既是一种最原始的艺术，又是一种最现代的艺术；它既是最质朴的艺术，又是最狡谲的艺术；它既纯真又驳杂；既热烈又隐秘……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代，就有诗了。人们既用它来诉说不平，也用它来祭献诸神；既用它来表白爱情，也用它来颂扬血腥──也许这一切本身自有其共通之处。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有主观之诗人，有客观之诗人，前者李后主是也，后者曹雪芹是也”……但这并不合乎“中国诗”的本来样态。因为王氏从习欧洲艺术理论的结果，是对“诗”的外延做了不合乎“中国诗”特点的拓展。这一点当然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还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把曹雪芹算做小说家吧。
我们知道，即便是《国风》或是汉、唐的旧、新乐府中的“非抒情诗”──比起荷马和曹雪芹的叙事作品，仍然是十足的“主观之诗”。而曹雪芹的作品比荷马的作品更远离诗，哪怕是“客观的诗”。
今天，我们只谈王国维意义上的“主观之诗”，即“中国诗”或中国式的诗，而对其它广义的诗则暂不涉及。
由上述视角观之，中国的、主观的、抒情的──或更确切地说“言志”的诗，约可分为两大类型：诗人的诗和主宰者的诗。这两类诗统被包括在所谓“诗人的诗”之中，以区别于“词人之诗”。因为“词人之诗”大多“言情之作”，这与“言志”的严肃性质约有不同。
用今天的术语说，“言情”之“情”，是情绪之情，它较浮泛而短暂；且大多发乎两性关系，止于个人遭际。多有动人之处，少有崇高之气。而“言志”之“志”，则兼情感、意志、理想、精神倾向等而有之。它基础广泛表现深刻，远比情绪更为稳定。上天入地，宇宙人生、穷理竟命、吐纳真言──皆属此类。
简言之，诗有主观（中国式诗歌）、客观（印欧式史诗）之分。客观之诗演为寓言小说、戏剧、叙事诗、抒情诗（如希腊抒情诗多史诗遗绪，而有何那克瑞翁、萨福、品达之上品佳作之属；主观之诗分化为抒情（狭义的言情与广义的倾吐个人不平，或咏叹生活的幸福与悲衰等）之作与言志之品。
言志的诗又有两种：
诗人的诗与主宰者的诗。
“仰天尤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这是诗人的诗。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是主宰者的诗。
诗人的诗是秋天里的歌声。它萧索凄怆，但却渴望着春日融融的时光。
主宰者的诗是春天里的歌声。它蕴含惊人的热情，但却预示肃秋降临。
诗人常是生活的失败者，他言志，是因为不得其志；主宰者是生活的征服者，他言志，是因为要遂其志。这样，诗人们只倾诉了一个即将逝去的灵魂没落；主宰者却预言了一个即将来到的时代狂飙。新时代并不等于好时代，春天也常常流行瘟疫，但即使死气沉沉、腐臭遍地的春天，却依然是一年的开始。
（四）对毛泽东诗词的个案分析
据田日吉《应不应该摘下毛泽东头上的诗人桂冠？》一文进行的计算，从1949年到1957年共计八年时间，所收诗稿多是描写江西游击战争和长征路上的遭遇，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今天，我们从他的诗题和诗词内容，可以看出一个事实，诗词多是后来补作的，十八首诗的许多首，属于“倒填年月”之类的东西，这即是说，井冈山游击战争前后的诗词是在进入北京以后写的。何以见得？
1、如我们看《菩萨蛮·黄鹤楼》注明是1927年写的，其中“沉沉一线穿南北”，注称“一线”是指“长江以南的粤汉铁路和以北的京汉铁路”！而事实是，1927年的粤汉铁路，还没有修成一线。
2、又如“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而事实上内战规模不大，双方少用旌旗鼓角，这种不顾事实的描绘，只能说因为“倒填年月”的方便。又如“战地黄花分外香”，“风展红旗如画”，作者在战斗中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去尝画品香？
3、三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注明作于1949年，可是1957年不放到《诗刊》上发表，直到1963年才收入《毛泽东诗词》，可以肯定也是后来“倒填年月”补作的，所以“宜将剩勇追穷冠，不楞沽名学霸王”二句，十多年后才改为“不可”。
4、还有多次补充的作品，如《清平乐·蒋桂战争》，写1929年蒋介石和桂系的战争，不发表于1957年的《诗刊》而发表于1962年5月《人民文学》，相隔三十三年。
5、《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写的是一九三零年的事，发表于1962年《人民文学》，相隔三十二年；《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写于1931年春天的事，发表时间相隔三十一年；《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写1931年夏天的事，发表时间亦相隔三十一年。凡此种种，极为可疑。
6、另一些作品从创作到发表的时间较短，推敲不够或修改人不敢尽情提意见，诸多原因局外人不尽知晓，如《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写，1958年10月3日发表，最初“千村霹雳”，后改为“千村薜荔”，注释此说是形容村落荒凉，如是前者，只能解释为“人遗矢”像“霹雳”那样响，改为后者，那末家家种有常绿藤本植物，亦能形容绿化悠雅，不必和荒凉联系来解。“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和牛郎扯在一起，已属勉强，而牛郎问瘟神，又怎会一样悲欢？第二首“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一联，即使把自然界拟人化，怎么能得出“六亿神州尽舜尧”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一联，是同义语，有一句即可，真有瘟神，“纸船明烛照天烧”有什么用。
7、《七律·到韶山》，1959年6月作，1963年12月出刊，中间相隔四年，其中“为有牺牲多壮志”，“遍地英雄下夕烟”，整句连贯生硬，农民出身的作者不知农民有多辛苦？他们一天最多八个工分，一个工分最多五六分钱，谁能在他们的痛苦上面陶醉？
8、《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作，1963年12月刊出，相隔四年“热风吹雨洒江天”对“冷眼向洋看世界”亦属勉强，只能解释为作者在清凉的庐山中想到有热风吹雨，下联“云横九派浮黄鹤”对“浪下三吴起白烟”，试问，浪下怎会起白烟？对此注释者不敢注释，许多读者百思不得其解。
总的来说，毛泽东的诗词有不少语句是勉强凑数的，其中有些是词费，可要可不要，有些是隐晦，可以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要转弯抹角才能解得通，并完全缺乏诗意。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硬颈称英雄，如《念奴娇·井岗山·1965年5月作》，其中“独有豪情，天际照明月，风雷磅礡”，读者知道豪情可以和风雷联系起来，但明月插在中间有什么联系呢？其他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月9日作》，有“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云水怒”，“风雷激”等，都属这类。这些缺点的造成，最大的原因是经过反右派和反右倾之后，除了毛泽东指定郭沫若提意见之外，其他人已噤若寒蝉，不敢再提意见，以致毛泽东发表诗作的水平日益下降了。
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毛泽东就在国内肆无忌惮的搞个人迷信，由林彪、陈伯达等人把毛泽东捧到马列主义的顶峰，其声势比一场迅雷霹雳暴风骤雨更使人害怕，当时群氓耸惧，万簌失声，对毛泽东本人天威咫尺，对毛泽东着作奉为无上之宝，出现许多读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1963年12月人民出版社《毛主席诗词》有毛泽东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也曾掀起一片赞扬之声，誉为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最强音，其实，和毛泽东过去的许多作品一样，许多句子仍是类似标语口号，毫无诗味，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而《七律·答友人》之“红霞万朵百重衣”，其用意到底要说明什么，使人大费猜测。其中“红霞”说是意指“芙蓉花”，但“红霞”能用“朵”来计数，谁道有一朵一朵的“红霞”？“百重衣”上接“红霞”，又说明什么？还有“长岛人歌动地诗”，注释者说：“长沙橘子洲（见《沁园春·长沙》橘子洲注），代指长沙，可是《沁园春·长沙》并没有注明长沙即长岛，从古以来也没有定橘子洲名为长岛，只是作者为对偶上句的“洞庭”而生造的，即使有特权可以这样生造，但“动地诗”其意何在？迄今没有看到毛诗的注释和赞颂者详细的解释。照《毛泽东诗词选》收录的数目来看，1949年以前，毛泽东在战争的万忙中写出那么多诗，为什么1949年后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末，共计二十多年却写得那么少，其中原因可能是自己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也可能是位尊权大，羞于向一般人请教，也可能是写好之后，觉得难登大雅之门，随即撕毁。
现在人们知道的是关于田家英的文章中，说毛写了一首《咏贾谊》丢在字纸篓里，被田家英捡回，毛拿去看了又看，说“写得还可以”，要田家英收录。不知道此诗是什么原因至今未曾发表。据田家英收录的全诗看来，其中如：“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空白泪罗步尘埃”，显然不够通顺易解，现在抄录唐人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来对比：刘诗是“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即岂知。寂寞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两相对比，一高一低，显而易见。看来毛“可以”的标准是太低了，远远不够“四个伟大”。毛写给胡乔木的信，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为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说明他还有自知之明，为了保住自己的诗人桂冠，他的前期诗词多请帮闲修改补充，后期有的干脆掩盖、不予发表，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平生好学，这不是坏事，也可以说是他从一个图书管理员成为“人民政府主席”的内在条件之一。毛的文艺思想主张政治挂帅，所以他诗词中政治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红旗跃过汀江”──“分田分地正忙”──“百万工农齐踊跃”──“前头捉了张辉瓒”──“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横扫千军如卷席”──“敢教日月换新天”──“金猴奋起千钧棒”──“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雠”──“军号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等等。在组织这些句子时，他确实动了脑筋、尽了努力，他的诗词修改者也为他寻找许多其他词句来搀和配搭，使之有机结合成为一首诗或一首词。不幸的是，后来这种标语式的革命口号竟在大陆蔚成风气，似乎变成一种诗学的流派，炙手可热且不可一世。文革中，湖南道县一群民兵和革命小将，就是这样边唱毛诗词，边用斧头柴刀砍死数万“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
令人费解的是，毛平生主张造反有理、冲决传统文化的一切纲罗，古物古书在他眼里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词源》、《词海》、《说文解字》，和唐诗、宋词等书籍都要付之一炬，可是他自己用旧形式写的诗词，却要别人奉为红宝书，连续几千万册地再版。他写的旧诗词还遵奉旧诗的法度，要求律诗讲平仄，正经八百地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他的一些诗词平仄不协，不是他不愿讲，而是他做诗的功力不济，没有更好的词汇去替换协韵。在旧诗词创作上，除加入标语口号词句外，完全没有反潮流的独创精神，有时套用别人的现成句子，脱不了模拟的习气。如《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即来自唐人张沁《寄人》：“别梦依依到谢家”，或是温庭筠的《苏武庙》：“空向秋波哭逝川”。李贺的“雄鸡一唱天下白”，被毛泽东改用为“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更被毛泽东全句抄用。李白：“我欲因之梦胡越”，毛用为“我欲因之梦寥廓”，“记得当年草上飞”全句，毛则袭用了黄巢的《题像诗》。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旧诗界袭用前人诗句的做法，并不犯规。问题是毛这样做与他倡导别人遵循的破四旧、反潮流的精神大相径庭，这才使人觉得奇怪，觉得他是否心机太深，甚至别有用心。中国旧诗传承时间久远，出过许多伟大的诗人，其诗作传诵千古。宋代以后出现集句形式，是将不同诗人或同一诗人的名句凑合起来成为一诗，读来不逊于原诗，甚至胜过原诗。据说，王安石和文天祥都是集句的能手。集句这种形式说明旧诗遗产丰厚，也启缫袭他人诗句的方便之门。特别是旧诗遗产丰厚，出现许多陈陈相因的现成套话。一些剽窃能手只要把那些现成套话串通起来即可成诗。在毛诗词里，这些现成套话也不算少，如“分外香”、“天高云淡”、“西风烈”、“只等闲”、“望断南飞雁”、“白浪滔天”、“萧瑟秋风、“郁郁葱葱”、“惊回首”、“雨后斜阳”、“霜天烂漫”、“风雪迷漫”、“白云飞”、“下翠微”、“一时稀”等等，在《诗韵集成》、《诗韵合壁》、《诗谱》等指导作诗填词的书籍里俯拾即是。毛袭用这些现成的语句来写战争环境，这是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战争是危事凶事，战争中血肉横飞，战争双方互有死伤，如果有人面对战争的死伤创痛，面对战争的惨重破坏，独自一人在那里吟“战地黄花分外香”、“弹洞前村壁，今朝更好看”，人们不说他无人性，就会说他发神经。自然，事后补写也是作者的自由。
鲁迅写旧诗也写新诗，周恩来也一样，直到现在没有听过毛泽东写过新诗，这说明毛对旧诗的迷恋执着超过别人，这是什么样原因呢？经过一番研究，多方面思考，认为这和毛本人的素养有关。毛的诗词和黄巢、洪秀全的“反诗”大体类似，如：“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试看天下谁能敌”、“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都属这类豪言壮语。黄巢“通书记”，洪秀全为落第秀才，他们年轻时野心勃勃以及老年后的“寡人有疾”等等，与毛十分相似。
深入一层，为通过毛诗词了解其思想，不妨拿出几首做具体解剖：
《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曰，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诗被许多人誉为构思奇特，气魄雄伟，千古绝唱。胡乔木临死时争取过它的著作权，但胡乔木发表的诗词沉郁而不流畅，遗词造句很少诗味，大有可能是毛泽东写成初稿由胡乔木加工修改，实非全由胡乔木所作。在写作前毛泽东看过唐人岑参的《白雪歌》，在设想、构造意境上面有所参详取舍，但艺术描写远远不及岑参的细腻、深远。毛诗的“千里”、“万里”是平行的，岑参的“千树”、“万树”是递进的。花开由千到万，而冰封千里，雪飘万里，就难以令中国人接受，除非是爱斯基摩人或在毛的“祖国苏联”。大河被冰所封，失去滔滔，和长城内外一样惟余莽莽，将大河和长城分开来写，不免割裂形象。晴日的阳光经白雪反映，一般不会变成红色，“红装素裹”的联想，有一半落空。“折腰”一词的原义是“卑躬屈节”，毛说“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为江山折腰何谓五斗米折腰，有何不同？而用“无数”二字，更不确切。诗词允许超现实的构想，也允许重文叠字，但文字构思和意境构成要脉络分明，妙趣天成，如果经不起盘问，经不起品味，不能算为上乘。
看来，毛泽东的咏雪词也是一种八宝楼台，“折下来不成片断”。该词下阕议论更多，的确，毛泽东在发狂乱吼，可能是他没有看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的诗，没有见过唐太宗的书法，不知道汉、唐文化的盛况，才会下“略输”、“稍逊”那样不顾历史事实的字眼。更有可能是他生性悖逆狂妄，为了行文吟咏方便，企图抹煞别人的成就，以为加“略”加“逊”可以减轻自己的错误，但信口开河，总不是一种美德，而把毛泽东的无知捧到了九天之上去予以顶礼崇拜，那又是怎样的行为呢？
毛的历史地位可以论定了。不过很遗憾，不是秦始皇，也不是汉武帝，因为他们都是文明开始衰落时代的统一者与扩张者：此外，毛既不是唐宋，也不是宋祖，因为他们都是新文明兴盛时期的保护者与奖励者。毛更不是成吉思汗，因为那是文明世界的征服者。毛的历史地位是类于北魏的某个领袖。尽管北魏诸帝对中国制度的贡献何尝不大，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点。这是历史命运，力图摆脱它，不是人力可以办到的。现在能想起北魏帝王们的“伟大业绩”的，就是少数懂得欣赏龙门石窟和云岗石窟的历史家了！
（摘自《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南北朝原理》2006年）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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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洪天王与毛主席
从小就对“太平天国”的史迹饶有兴趣，不仅因为我们遭遇的中共统治与太平天国有许多相似，不仅因为毛泽东与洪秀全都喜欢舞文弄墨、后宫佳丽，同时又禁止他人阅读写作并尽力阻碍他人夫妻团聚；还因为那时流行的影射史学和“叫花子掌权”惯于对号入座，给太平天国研究制造了种种障碍，反而刺激了我的好奇。可能是对史学太感兴趣竟而忘记了当时的险恶，我竟然胡里糊涂给上海复旦大学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史学问题，结果此信被转给我的工作单位，并附带警告，说是应好好教育此人安心工作，接受大学教育必须工农兵推荐云云。
可怜被警告的此人那时才十六七岁，更可怜史学梦想至此如老毛笔下的昆仑山，被粗暴地裁为三截。一截给了复旦大学，一截给了单位，一截还给我的自学了。至今还记得单位领导语重心长对我说，“你太年轻了，和我当年一样，不要乱想了，以后慢慢习惯了这些，忘了它，就好了。”这位领导曾经就读西北地区一家地质学院，结果该校在1962年遭到裁撤，他也就沦为失学青年了。可是我无法像他一样顺从命运的摆布。我希望在穷困潦倒致死之前，留下一两篇不朽的文章，可以进入《古文观止》一类的集子中。
由于这样的痴心妄想作祟，无论怎样煎熬，我始终习惯不了1970年代前期工农兵专政的环境，倒是越来越同情洪秀全革命，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阶级斗争英雄”的角度，而是从张角、黄巢式的“穷秀才造反”的角度。确实，像毛泽东临死前两年反复唠叨的“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迫他们，他们要革命”，这样看待张角、黄巢、洪秀全式的“穷秀才造反”，产生共鸣，大约是当代中国人并不罕见的。只是洪老大的诗文太次，不像帮助毛老大的秘书班子那样来自五湖四海……擅长宣传工作，据说为毛修改作业的秘书多有官宦人家出身的，还有留洋经历和北京上海等官场洋场的熏陶，所以洪文不像毛文那么“上路”。倒是洪老大手下的一员猛将被俘牺牲前，口占一词，竟被满清遗老所编《清史稿》评为“其蕴藉如此”，且深得我心：“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秋风，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撒杜鹃红。”那时，我对“革命”的理解大抵如是。
对太平天国更深入的兴趣，是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想全面了解“基督教在华命运”。我十分奇怪，西方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全力支持毛的革命那样支持洪弟兄，反而以极复杂的心情，配合拜偶像的满清政权镇压了兴旺一时的拜上帝会。读罢英国人呤唎（A.F.Lindley）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TiPingTienKwoh：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似乎有所领悟，特记于下：
此书内容广泛，从拜上帝会的缘起到英、俄等国的对华政策等，分为二十六章，1866年在伦敦初版，近五十万字。作者呤唎（A.F.Lindley）1859年夏天以英国海军下级军官的身份来到香港，不久辞职，贩卖军火给太平军，并进入洪营，帮助招募外籍军队，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他十分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尤其后期领袖李秀成，这使一些中立的学者，不把此书视为客观的记录，而视为公开的辩护，甚至作者本人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但即使如此，他也披露了一个基本的窘境：洪党一方面因为推行激烈的反传统政策而使中国居民恐慌，这种恐慌最终使得多数汉人宁愿屈从满人也不愿追随洪党“长毛”；另方面洪党长毛则因严重的异端倾向而使外国基督徒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更深的敌意，使得基督徒憎恨这种“异端”超过憎恨满清的异教。因为异教可以不涉及福音，异端却无耻地糟蹋福音。
洪的失败与毛的成功可能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演变中对比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事。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大项：
1，洪的革命是自发的，虽是受到福音的感召，毕竟与外国势力格格不入；毛的革命则是共产国际输入的，尤其配合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十月革命、日本侵华、二次大战、美苏冷战），故无往不利。
2，洪的集团封闭性特强，除了意识形态，非两广人不能进入领袖集团的地方主义也是致命伤。毛的集团则较少地方性，这与它的国际背景有关。尽管中苏决裂后的毛党政治，则日多地方主义。
3，洪的革命所面对的是没有分裂的西方世界的一致反对，毛的革命则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和美欧国家的中立旁观。
而这三大项都可归结为“国际因素”，即，洪党因缺乏国际支持而失败，毛党因为利用国际因素而昌盛。呤俐对洪党缺乏国际支持十分纳闷且义愤填膺：“这是难以理解的，传播福音的牧师为什么对于那些承认基督教的人们毫无同情，不把他视为兄弟，还剥夺了他们运动成败的基本要素。”（250页）总的说来，西方基督徒对于拜上帝会的厌恶，要超过他们对于拜偶像留辫子的满洲政权。这是因为他们对异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厌恶往往大于异教徒。尤其耶稣曾经说过，“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12:31）问题出在这里：异教可以不涉及亵渎圣灵的问题，而异端却很难不涉及亵渎圣灵的问题。例如，拜上帝会就具有以下的亵渎圣灵的特质：
1，有意混淆中国古代的“皇天上帝”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神之间的区别，不仅在名号上，而且在至关重要的位格上；从而达到篡改上帝本质、提高自己发言地位、神化洪党领袖的目的。
2，以基督教的名义简单粗暴破坏中国传统上层文化（儒释道各家），但同时大力引进底层社会萨满教民间迷信（如降神扶乩大拜拜），用领袖人物神志不清时刻的昏话大话，冒充圣经上帝的圣言。
3，抹煞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他说成是活人洪秀全的哥哥，从而要耶稣基督为洪在夺取政权中必然遭遇的全部暴行进行背书。
4，披基督教之皮，行《周礼》之道（一如毛之“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等级制度之烦琐严酷，三宫六院之千奇百怪，比满清异族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基督的平等爱人的精神，来包装自己贪得无厌的小人得志。
5，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完全神化，没有提出他们的罪性，从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拜上帝会沦为洪秀全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是比佛教、道教更厉害的偶像崇拜，崇拜活生生七情六欲的人。
6，以军政机构取代健全的教会组织，军事行动取代了爱的出发点，从而把社会革命变成简单的杀杀抢抢，把铲除腐败行为变成财产权力的重新分配。
7，编造假见证。拜上帝会的重要人物经常声称他们见到异象或是听到上帝对他们如何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们后来的遭遇说明，这些神迹要么是他们自己撒谎，要么是他们变相指控上帝撒谎。
上述特征在神学上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亵渎圣灵”，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则可以做另一比对观察。观察结果显示，上述特征不是孤立的，甚至牢牢存在于当代。试举几端：
1，基督教工具化。有不信耶稣甚至没有领洗，却急于参与组织教会活动，这样做并非出自属灵的感动，而是要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有好像信了耶稣，却宣称基督教救国论，基督教福利论，基督教民主论，基督教社会改革论，与毛泽东利用社会主义夺权，来“改造中国”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
2，基督教古已有之。犹太人有耶和华，中国人也有上帝；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
3，基督教征服论。以基督教做为教化他人的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与基督教工具论可谓异曲同工。
4，基督教修身养性论。隐士心态，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升官发财。
上述特点在我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以前，就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所以我也曾迷恋过洪秀全和他的事迹，视之为个人奋斗的典范。作为一个骄傲的异教徒，我相信历史的法则乃是“一将成名万骨枯”，而为了一个天才将领的彪炳历史，万骨的枯死是必然的，不仅是“必要的恶”，而且甚至是美丽的。正如一位老人告诉我的，“牛栓在桩子上也会老的”，与其白白死掉，还不如为巨大的火焰添加燃料。哪怕是天京城里那样的大火，是侯景那样的野蛮，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可否认，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故不同民族乃有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则盛行于日耳曼地区，圣公会则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如果否认这一点，其实不过是更深地陷入这一点，或是病入膏肓，或是讳疾忌医。
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真理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神与人的联合，所以我们和洪秀全主义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奇怪的了。有些组织真是可怜啊：为了获得社会影响，明明是自己的风俗，却硬要奉为万古不变的规律；出于欺世盗名的考虑，明明是自己的愿望，却说是来自上帝的异象；明明是一己的偏执，却奉为客观的事实；仿佛不把一个错误坚持到底，就不能证明它是真理。其实，对基督徒来说，要求并不高，那就是朝向完整的福音本身，而不是朝向对于福音的解释，结果造成了“另一种福音”。与其要“全备的被充分解释以致脱离福音原意的诠释系统”，不如要简单明了的福音原文。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远地避开洪天王和毛主席的陷阱，避免让那种也许曾经良好过的愿望，再度化为天京城内的烈火与灰烬？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呤唎［F.A.Lindley］《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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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毛泽东请林彪夫妇吃饭 将其炸死
1983年，一本美国出版的新书，是英文写的，书名为《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Biao》，作者Yao mingle。这是一本“九一三”事件的书。
1983年6月，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译成中文印刷发售，书名直译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8月，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也翻译出版，将书名更改为《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作者的名字，台湾版译为姚明理，香港版则译为姚明乐，并指出按中文谐音似“要鸣了”的意思。从该书台湾中译本的用词、用语、句法、语法来推敲，都是很流畅的中国话。书中涉及的一些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内也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场所和一些军事机密单位的地点，除作者有意掩盖（例如说玉塔山实有所指，因某种原因而更改名称）的以外，都是惊人的准确。这本书是先用中文写成，然后译成英文出版的，而在其背后可能有一伙专门搜集中国大陆情况的人群或者一个专门机构。
该书的“绪论”，是由美国颇有名气的“内幕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这位记者曾替一家美国报纸在台湾担任特派员十多年，然后与官方消息来源相印证。1971年11月27日，他在《华盛顿邮报》头版，以《林彪据信已死》的大字标题，第一个在美国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卡诺在“绪论”中，虽然没有直接肯定《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但他说：“这本书的故事确实和最近几年有关林彪事件的谣言和报道相当吻合。”
由于这本书是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出版，在海外无论华人或者老外都可以阅读，其影响由北美到欧洲逐渐扩大。
林彪外逃机毁人亡，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对其出逃细节和其座机坠毁原因，没有对外公布过材料，海外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二十万留学生，在寻求林彪死因时，自然把注意力转向这本书。
这本书的梗概如下：
首先作者是“看到中共中央有关林彪死亡文件的高干之一”。不仅如此，他还“看了参与林彪阴谋的人所做的证词”，看得越多他越怀疑：为什么林彪毫未抵抗就接受失败？为什么连动都没动就放弃了武装政变计划？为了向读者灌输并加深这种疑问，作者纪录了一个名叫赵研极的人。1971年9月到1973年，这个人担任“中央办公厅特别调查小组”组长，任务是制造林彪事件的掩饰性文件。此人病死前曾留下一份回忆录，被本书作者“发现”，作为全书第一章发表，并在其他章节中时而引用。
这个赵研极“在军中的地位很高”，但“已有很久没有参与重要军务”；他“从来没有率兵打过仗”，1955年毛泽东授予他军衔时说：“你在战场外有卓越的贡献。”1971年9月14日，汪东兴把他从大连八七疗养院接到北京，派给他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并报告某些与党中央所做有关林彪的中共中央声明相抵触的资料”。他在调查中发现，“以林彪的性格和经历，竟会像只缩头乌龟般躲在北戴河，任由他的爱人和儿子与毛泽东做生死斗争，这似乎是不相称也不可能的事”。由此他怀疑“除非有另一个林彪”，他于是就去“发掘”这另一个林彪。
该书作者利用“赵研极的回忆录”，根据他“所看到的‘中共中央一类档案’”，来还原历史，揭露了阴谋中的阴谋。书中写道：
林立果当上空司作战部副部长之后，就刻意发展“上海小组”等秘密组织。有一天，他对周宇驰说，要准备暗杀并推翻毛泽东，要周起草武装政变计划，并强调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吴法宪去，向吴交了底：“现在主席是决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们全部陪我到八宝山去”，因此必须“使用特别手段”，“迅速行动，控制情势”，“毛泽东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权力要除掉”。之后，吴法宪获知林彪已经同黄永胜做过类似的谈话，很快也要同李作鹏、邱会作谈。
林彪自己构想的“特别手段”，是与林立果的阴谋并行的另一套“宫廷政变计划”，叶群和黄、吴、李、邱“一致赞许计划精妙”。计划的核心是制造中苏冲突，同时借机杀掉毛泽东。实施办法一个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另一个是事先同苏联秘密接触，请苏联合作制造战争；战争爆发，就请毛泽东躲到“玉塔山的工事”自保，然后用毒气弹把毛杀死，尸体烧成灰烬；达到目的以后，就同苏联“从战争转为休战，敌对转为结盟”。计划既定，林彪一伙就让总情报部的苏军情报处物色了一个两面间谍吴宗汉，让吴向苏联转达他们的意图。但是苏方不相信，认为纯属开玩笑。
林立果起初并不知道他爸爸自己构想了另外一套计划。他殚精竭虑地组织了“小舰队”和“大舰队”，以实现武装政变的“571工程”。林立果“怕自己的名字没有足够的分量”，就向他的党羽说政变“是我爸爸直接下的命令”。就在林立果紧锣密鼓地在上海附近，指挥他的“小舰队”准备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时，9月7日林彪把他紧急召去北戴河，表示不同意“用导弹炸火车这样鲁莽的办法”，要他“赶快告诉上海的人立即停止”，并且向他讲解了“玉塔山行动方案”。
9月11日，林彪在北戴河召集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说明他的“玉塔山行动方案”：估计毛泽东将在9月底前结束旅行返回北京，初定于9月25日爆发中苏武装冲突，五天内战线的长度和参战的人数，将高五至十倍，紧急情况下，劝毛躲进“玉塔山”的指挥中心，林彪等人则在邻近的“0号工事”里指挥作战，此时调几个心腹野战师包围“玉塔山”的8341部队，然后让“小舰队”的攻击小组，从地下通道进入“玉塔山工事”里，把毛泽东和其他领袖杀死。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中央军委的声明，指出一个叛乱集团以毛泽东和林彪为攻击目标，现在已有效地击溃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宣布全国实施军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推派林彪为最高领袖。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杀计划，被周恩来从几条途径获悉，周马上通报给毛泽东和汪东兴，建议即刻结束南方巡视之行，而且在抵达北京之前，要做出如何对付林彪行动的确切的决定。在毛泽东抵达天津的时候，周恩来通知毛，林彪意外地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接下去，该书作者描写一个精彩的场面，构成了全书的高潮：
9月12日下午，林彪在获知毛泽东已出乎意料地提前回到北京之后，就同叶群带了礼物“去拜访他以示尊敬”。汪东兴告诉他们主席已经入睡，主席定于今晚在“玉塔山”设宴，请林夫妇吃晚饭，主席已计划要在那里住到国庆节。林彪虽然觉得可能有危险，但认为可借机观察毛泽东的举动，以便决定是否提前实施“玉塔山行动方案”。林彪赴宴前，到“0号工事”会见“四大金刚”和“小舰队”的核心成员，商量是否马上发动对苏突击。到会的人都主张不能再迟疑。就在拟定了作战命令等待他最后签署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认为不应该多疑而乱了方寸，决定“再等一阵子，等一切都准备好再行动，在本月的17或18日行动”。
9月12日晚8时10分，林彪、叶群带了海鲜和人参等礼物，抵达毛泽东在“玉塔山”的别墅。席间，毛泽东专门打开一瓶明朝的老陈酒招待林彪夫妇。毛先谈到南方巡视的经过，以及旅途的愉快，后又谈到关于长寿的研究，并和林彪相互夹菜，气氛亲切而热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来、康生、汪东兴参加。晚宴结束，这几个人提前告辞，主席又挽留林彪、叶群谈了20分钟。10时54分，林、叶正式告辞，毛泽东和汪东兴目送他们上车。
晚11时整，毛的别墅内外都听得见接连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原来是，林彪的座车以时速15公里驶过别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弯处离路障七至八米处滑停下来。这时，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队的爆破小组，看到发射火箭的信号发出来了，随即扣动扳机，瞬间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枚40厘米火箭弹不偏不倚打到汽车后部，接着第二枚火箭弹射向汽车的中部，汽车有好几部分在火焰里飞向空中。前座的两个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妇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与骨头，坐在她身边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边脸，但身体尚有部分完好无损。
后来，赵研极检视档案中的照片，从死者右眼、眉毛，以及那半开眼睛布满皱纹的四周，辨认出确实是林彪无误。该书作者写道：
这些照片与中央办公厅公布给高干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后者是驻蒙古的中国大使馆在飞机失事现场拍摄的。不用说，林彪躺在飞机残骸里的照片，和叶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样，都是经过改造的。
那么对于坠毁在蒙古境内的中国喷气飞机怎样解释呢？该书作者继续：
……林立果（当时已到西郊机场）突然之间变得不知所措，……周宇驰叫潘景寅率领机员登机，并打电话给机场说，空军司令吴法宪下令这架三叉戟准备起飞，然后叫刘沛丰陪林立果上飞机，……机上有七名机员，其中一名通讯员是中年妇女，其他都是男性：两名驾驶员、一名领航员、一名总机械工程师，以及两名机械员。……周宇驰在地面看到陆军开进机场，正接近停机坪，就用无线电通知林立果立即起飞。林立果问周自己怎么办，周说他可以乘直升机逃走，将在约定的地点会合。
周恩来找黄永胜谈话，说林彪已供认了他的秘密活动，将听候命令，接受审查。黄永胜感到已无回避余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着做。周令黄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电话，说他已认罪。这几个人看到已别无选择，也都俯首认罪。周要吴法宪到空军指挥所去，向各军区空军和指挥中心发布命令，禁止全国各机场起降任何飞机，并问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喷气式飞机下来。吴指示北京空军司令李际泰，派四架歼7飞机，从杨村机场起飞，去内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喷气机。当那架飞机朝中蒙边境飞去时，周问吴怎么办，吴主张将它击落，周同意，吴就让李际泰下令靠近边界地区的三个导弹营发射地空导弹。那架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据空军的攻击效果分析报告认为，第一批导弹已将这架飞机击中使其受伤，但驾驶技术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达追踪。
三叉戟256号飞机坠毁后，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派人到失事地点展开调查。大使馆用电报传回北京外交部呈周总理的秘密报告上，标有“81029号绝密文件”字样，里面说坠机的乘客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之间。大使馆努力安排把尸体运回中国，但后来接到一项命令——事实上是毛泽东直接下达的——要尸体就地埋在坠机地点附近。
苏联和蒙古均派技术人员对已埋葬的尸体进行检验，至少有一些苏联的验尸人员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坠机而死的乘客之一。
文章到此完而未完，作者在该书最后一章，引用“赵研极的回忆录”，说1973年汪东兴透露了干掉林彪的安排，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已确定了实施计划，而且“毛泽东坚持在林彪所选择的政变地点，来打他和林彪的最后一仗”。
……
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故事，认为过于离奇。其实在专制国家，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既然没有真相，那么一切都有可能，一切可能也都无法排除了。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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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华国锋这样出卖了毛泽东家族
华国锋其人，与其说是中共的干部甚至“领袖”，不如说是毛泽东的家奴，至少从他的自我期许和形象塑造上是这样的。这一点，从他年年去“毛泽东纪念堂”（俗称“毛坑”）里去“祭祖”就可以看得出。华国锋往毛坑里跑得勤，甚至超过毛的亲族和子女，难怪民间传说，华国锋是毛的私生子。其实这是华国锋的伪装。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卑鄙小人，一点也没有毛的那么一点的蛮横。奸诈有余，呆傻不足，比毛新宇更加不像毛的后代。
为什么说华国锋是奸诈有余，呆傻不足呢？
先说说华国锋的奸诈有余。
网文《与四人帮闹僵：谁处理毛主席后事》（中国新闻周刊 本文节选自《毛远新缘何被“保护审查”》一文）这样写来：
毛远新引火烧身，被“保护审查”
1976年4月5日晚，当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受到镇压时，毛远新躲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玻璃窗前用望远镜观看，同时参与指挥。当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他又参与了追查所谓“反革命”的活动。他住在中南海，每天都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商量事情，帮助“四人帮”出主意。晚间，他还要去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筹划新的阴谋。他没有想到，他此时已经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已经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真正的“反动派”，火很快就烧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火之所以能烧到毛远新的身上，基本原因当然是他追随“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但也与他在毛泽东逝世后干了一件蠢事有直接关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逝世，“四人帮”随即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这样，他们必然与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发生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在此情况下，毛远新仍然站在“四人帮”一边，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爪牙，这引起了华国锋对毛远新的注意和不满。
本来，毛泽东逝世后，毛远新作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任务已经完结，但是，他个人的野心以及他与江青的特殊关系，使他头脑发热。他竟然找到江青，请江青在华国锋面前提出要求，要把他留在中央工作。
9月19日，江青给正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江青还要求，让毛远新也参加常委扩大会议。华国锋不同意开会，江青就一再打电话，非要开不可。最后，江青亲自跑到人民大会堂来，逼着华国锋开会。华国锋和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几个政治局委员只好坐下来，听江青说什么。江青提出，要把毛泽东的书籍、文件，交给她与毛远新保管，“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华国锋不同意。张春桥提出，可交给张玉风保管，由毛远新帮助张玉凤登记、整理。江青同意这个意见，但华国锋仍然不同意。于是，江青就与华国锋争吵起来，一直吵了5个多小时，华国锋也没有让步。后来，华国锋说，这次会议，叶帅、先念没有参加，不是常委会，不算数。江青也只好回去了。之后，江青每天都去找张玉风，纠缠着要由她和毛远新保管毛泽东的文件，还从张玉凤那里骗走了两份。张玉凤赶紧向汪东兴和华国锋汇报。华国锋和汪东兴一致意见：必须追回这两份文件。江青只好交回这两份文件，但文件已经被她改得乱七八糟。华、汪二人对此很生气。此后，华国锋下令，封存毛泽东的文件。这样，江青让毛远新留在中央整理毛泽东文件的图谋，没有得逞。
9月28日，毛远新与江青、张春桥在中南海201号密谋，让毛远新直接给华国锋写一封信，提出他自己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辽宁的问题，然后他们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发言，逼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9月29日，政治局开会，华国锋主持会议。华国锋首先讲，江青提出要工作的问题，毛主席生前已经说了，她还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不变了。接着，华国锋当着与会全体人员的面，念了毛远新写给他的信。念完信后，华国锋率先表态说：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四人帮”一听，气得火冒三丈，急忙围攻华国锋。江青恶狠狠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必须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响应说：“毛远新应该留下。”江青又说：“毛远新留下，是要处理毛主席后事的。”华国锋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汪东兴立即出面证明说：“是的，江青同志说这个话时，我在场。”王洪文、张春桥也听江青说过这个话，便不作声了。江青一听，索性撒起泼来，又哭又闹。这时，张春桥提议：“让毛远新暂时留下来，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得懂。”江青立即止住哭闹，响应说：“对，毛主席的文件交给毛远新，我放心。”这时，叶剑英表态说：“我同意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李先念立即附议说：“我同意华国锋和叶帅的意见。” 这样，政治局会议形成了僵局。这时，江青又哭闹起来，并赶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走。她指着叶剑英和李先念说：“你们无关的人都走。”她的意图是，只留下华国锋一个人，他们好逼迫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
华国锋考虑叶剑英、李先念年岁大了，会议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就劝他们先回去休息。叶、李二人只好走了。汪东兴则坚持不走，保护华国锋。
会议继续开时，“四人帮”轮番攻击华国锋，让他表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华国锋、汪东兴要讲话，他们也不让讲，一直由他们吵嚷。华国锋和汪东兴干脆不讲话了，任由他们说。等“四人帮”吵嚷累了，说话声音都小了一些时，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干什么·”江青说：“开三中全会，毛远新留下起草政治报告，确定人事问题。”这句话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华国锋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是要让他交权。对此，华国锋是绝不让步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会就开到这里，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不在场，开三中全会问题不讨论，开也要由我作报告，由我准备。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他起身就走。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与“四人帮”彻底闹僵了。他也认识到了“四人帮”的野心，决心粉碎“四人帮”，办法是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把“四人帮”抓起来。
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作出抓捕“四人帮”的决策，并定于10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实施。6日晚，华国锋和叶剑英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抓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派人去中南海江青的住处抓了江青。
他们没有忘记毛远新。
此前，他们就决定，把毛远新也一同抓起来。汪东兴安排中央警卫团负责人之一张耀祠执行抓毛远新的任务，还让李连庆（毛泽东生前的卫士）与张耀祠一起去执行这项任务。后来，张耀祠向着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讲述了他们抓捕毛远新的全过程：
当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颐年堂本是毛泽东生前接待客人和开会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去那里住的。但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 自然可以例外。毛远新住的这个地方，离江青所住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很近，以便于及时联系。毛远新还从沈阳军区带来两个身手不凡的警卫。这两个警卫日夜跟随着毛远新，也与毛远新一起住在颐年堂的后院。毛远新带着一支手枪，他的两个警卫，每人也都带着手枪。10月6日晚8时半，穿便衣的张耀祠和李连庆带着几名警卫，前往颐年堂抓捕毛远新。他们虽然知道毛远新他们有手枪，却都没有带手枪，张耀祠心中有数：在颐年堂四周站岗的警卫员，都是他的部下，毛远新如果闹起来，这些带枪的警卫很快就会把他制服的。由于李连庆与毛远新很熟悉，张耀祠让李连庆先进屋。
当天晚上，毛远新吃过晚饭，给自己在沈阳的妻子全秀风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便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突然，李连庆走了进来。毛远新见李连庆来了，一愣，但仍然不知就里，急忙打招唿：“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对毛远新说：“想给你换个地方。”毛远新还不明白，说：“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话说到这里，毛远新才听出李连庆话中的意思，双眼盯着李连庆，问道：“你来抓我·”这时，张耀祠率领警卫员走进屋来。张耀祠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对你实行“保护审查”（当时中央警卫团为了把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分开，特意用了这个名词），你要交出手枪。毛远新大怒，高声叫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一声令下，警卫员上前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毛远新没有反抗，被警卫员押走了。
至于说到华国锋的呆傻不足，那就是他聪明反被聪明误，费尽心机，却为邓小平这垂帘听政的老娘儿们的改嫁做了一件嫁衣裳。徒然遭到后人的嗤笑，他自己也郁郁寡欢部下半辈子，这就是老毛家的伪装家奴之叛徒和内奸的下场。
还亏他胆子大，敢到毛坑里谒陵，也不怕僵尸起来咬住他，让他全家都变成丧尸。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至于华国锋嘛，骇，那是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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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毛泽东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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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人民为何怀念暴君
“中国人民”为什么怀念毛主席？
“中国人民”为什么拥护暴君？
“中国人民”为什么喜欢“唱红歌”？
只要看看“中国人民”在美国超级市场里的行为，就一目了然了。
每天人来人往的圣盖博谷华资超市，堪称华人礼仪“展示聚焦点”，但提到华人顾客的整体素质和公德心，几乎所有商家都有吐不完的苦水。夏威夷超市经理Andy表示，近年超市竞争异常激烈，商家想方设法留住客人，更不会轻易得罪客人，但一些华人顾客实在“太超过”，让人哭笑不得。他举例，超市每天供应新鲜蔬菜，工作人员将蔬菜上架前，都努力做到最整齐干净。但常出现的情况是，蔬菜上架不到一、两小时，已被翻倒得面目全非。不少客人在挑选蔬菜时更肆无忌惮“掐头去尾”，叶菜、玉米、莲藕等无一幸免。一些客人甚至还将两扎葱“自由组合”成一把，让商家大跌眼镜。更离谱是的，Andy说，不久前，他甚至碰到一位打扮时髦的华人妇女，先到杂货柜拆盒子取一把小刀，然后回到菜柜将莲藕头尾切断，“整个过程有如在自家厨房，旁若无人。”“将鸡蛋偷梁换柱更是常事”，光华超市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好好的一打盒装鸡蛋，有的客人偏偏喜欢“以小换大”，原价1.49元的鸡蛋盒子，出门时装的是双倍价格的AA超大尺寸鸡蛋。他说，一些稍有“良心”的客人，只偷偷“夹塞”几个，一些人干脆连锅端，一网打尽。
华资超市表示，几乎没有商家不得不面对华裔客人自动“免费试吃”的陋习。一些华人顾客不但常常“遍尝”各种水果，连小点心和糖果也不放过，完全不顾周遭顾客侧目。最令商家苦恼的是，一些皮质较软的水果，如木瓜、桃子、草莓、葡萄等，经常被顾客捏来捻去，一些华人顾客不仅手指触摸，还专门用指甲掐掐试探熟度，不少被挑剩的水果，卖相全无，很快腐烂。鲜活水产和冷冻食品临时取消购买、到处放置，也让超市商家头痛不已。多家华资超市表示，他们几乎每天都发现被客人“弃置”各角落的生鲜货物，有人在海鲜部要了售价不菲的膏蟹，临时取消买意，随手放置收银台附近；更多的是冷冻食品被弃置在某个角落，等到商家发现早已解冻。超市的购物推车，更经常被一些客人当成自家运输工具推回家，面对每年大批流失的购物车，华人超市最近已纷纷安装自动锁码器，遏制部分华裔顾客为方便自己“顺手牵羊”。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人民”的上述恶习主要是在华人超市里犯下的。如果在将窃贼直接报警的美国人经营的超市里，“中国人民”的行为大多循规蹈矩，堪称“模范公民”。
“中国人民”为什么喜欢拥护暴君？因为恐惧惩罚。对比之下就一目了然了。“中国人民”没有是非，只讲利害。
毛主席啊毛煮稀，人们吃不饱当然没有力气怨恨你。
2011年4月1日愚人节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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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毛泽东杀人灭口记
进城掌权后，毛泽东第一个秘密电令要抓捕的人是谁？
共产党自己的报道文过饰非地指出：
1950年11月的一天，湖南省人民政府突然收到一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央急电：湖南省人民政府，着即查明茶陵罗克绍此人是否在？在则从速逮捕。这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亲自起草电令要求逮捕的人。罗克绍是谁？毛泽东为什么要急令逮捕他？这要从罗克绍的身世说起。
罗克绍，湖南省茶陵县江口乡人，生于1883年12月，是当地客籍人，又称客家人。据传，明代早期，他们祖辈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徙到此地。由于争夺生存资源，客家人与当地人矛盾非常深。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记载：“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在漫长的纠争中，客家人都会出现一些领头人，充当保护客家人的角色。罗克绍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先祖就是客家人的头人，自然子承父业，他也成了茶陵县桃坑、江口两乡客家罗姓家族的族长。他的家族目渐坐大，渐渐成了当地容家人首富。为了守护财产，他不仅建立了看家护院的家丁武装，而且还有一家兵工厂，专门生产各种土枪土炮。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等县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
罗克绍的富有家族成员频频遭到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这让他异常愤怒和仇视。为了对付共产党，他先是担任国民党茶陵县“义勇队”总队长，后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担任茶（陵）、酃（县）、宁（冈）3县团防总指挥。一时，罗克绍成了湘赣边界最大的反动武装民防头目。
1928年1月的一天，罗克绍接到当地土豪的密报，说茶陵县尧水区工农兵政府成员正在开会。他迅速召集民防团，连夜赶到尧水镇街上。他们刚走到街口，就被区农民自卫队布置的暗哨发现了。暗哨立即开火，但随即被罗克绍民防团密集的枪弹击中牺牲。
枪声惊醒了正在开会的人员。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尹子斌马上组织队员进行反击，掩护开会人员撤退，然而，由于自卫队人员少，手持的都是土枪，杀伤力有限，除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尹子斌当场牺牲外，还有18名苏维埃干部惨遭杀害。消息传到井冈山，毛泽东心痛得吃不下饭，电令茶陵苏维埃政府一定要组织反击，狠狠打击反动民防团的嚣张气焰。
1927年12月中旬，国民党派出军队攻打茶陵县城，工农革命军奋起反击，激战一天一夜，但敌强我弱，工农革命军边打边退，最终撤出茶陵县城。在撤退路上，第一团团长陈浩起了异心，与副团长徐恕商议后，打算把部队拉出去，到湘南投靠军阀方鼎英。
消息传到井冈山，毛泽东焦急万分，马上带农民自卫军两个连朝第一团的驻地茶陵县湖口乡奔去。从井冈山去湖口，江口村是必经之地。而此地恰是罗克绍把守的重地。这天深夜，毛泽东带领的队伍路经江口村，很快被罗克绍民团发现了，双方在村口发生了激战。由于罗克绍的人数众多，又占据制高点，毛泽东一时无法通过江口。如果天亮前不赶到湖口，陈浩队伍一旦离开驻地，必将失去这支革命队伍，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果断决定，部队大部分继续留在这里吸引敌人，他带几个人乘夜色的掩护，搭木排沿河而下。这个方案非常冒险，一旦被敌人发现，木排上的人必死无疑。
工农革命军看见毛泽东下了木排，立即加强了火力，有的人还故意打着火把，不断呐喊，这一招果然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他们纷纷向灯光处开火。毛泽东等人马上划动木排，向坑口方向划去。坑口离湖口只有15公里，那里有一座桥，可以上桥直达湖口。
天刚麻麻亮，毛泽东一行终于赶到了湖口。到第一团驻地一看，不由愣住了：此地没有一个人影，第一团的人到哪里去了？
问当地老乡才得知，第一团已开走了，不过刚刚才走10多分钟。毛泽东等人见此大步流星，拼命追赶第一团。在浣溪街上，他们终于看到了第一团的队尾，立即大喊：“等等！等等！！”
听到毛泽东的呼喊，第一团的人员全部停了下来。原先就反对投敌的营长宛希先等人握住毛泽东的手热泪盈眶：“毛委员啊，你再来晚一点，我们就永远见不到面了。”说完，他按照毛泽东的命令把部队带回到了湖口。
当晚，毛泽东在湖口墟背老园里王其生家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逮捕了公然投敌的陈浩一伙，从而挽救了这支革命队伍。
对罗克绍这个死敌，毛泽东始终念念不忘。在一次会议上，说到井冈山斗争，他愤恨地说：“在井冈山有两条大地头蛇，东边有肖家璧，西边有罗克绍，不把他们打掉，我们是不得安宁的。”他生怕当地政府漏掉这个死敌，新中国成立后，再次电令湖南省政府务必查清此人下落，从速逮捕。湖南省政府接到电令后，立刻组织人员奔赴茶陵县展开调查。
解放前夕，罗克绍看见解放军兵力强大，又建立了新政权，知道对抗下去死路一条，就解散了联防团，把人员遣散回家，把武器交给了政府。江口乡居住的全部是客家人，这里山高林密，与外界沟通的只有一条羊肠山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刚来的解放军工作组对这里的情况并不了解，把主动靠上来的罗克绍当成开明绅士，依靠的对象，让他召集村民开会，划分土地。并让他去当地小学教书，并担任了小学校长。
1950年11月下旬，他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毛泽东在查他的下落。透露这个消息给他的是他的亲戚罗天文。罗天文在乡政府当办事员。事有凑巧，他去茶陵县政府办事，恰好听到了省政府来电，说要抓捕罗克绍。当时，有人还问了罗克绍在不在，罗天文推说情况不清楚，有可能去世了。当年，罗克绍已经67岁，说他去世也完全有可能。
当时县政府与乡政府没有电话，来往信息依靠人力传递。罗天文当天返回江口，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克绍。如何逃避这场灾难呢？听到罗天文说他可能已经去世时，罗克绍眼睛一亮，决定上演一场“诈死”的好戏。
当天夜里，忽然传出罗克绍病重的消息，土屋里不时传出一阵阵嚎啕大哭声。第二天，罗克绍家属宣告罗克绍重病不治死亡。由于是暴毙，属于急性病，易传染，客家风俗是当天死亡当天掩埋。
第三天，茶陵军警来到了江口乡准备抓捕罗克绍，谁知，他竟已死亡。他们来到罗克绍坟前看了一眼就回去了。消息传到一个老公安耳里，他十分怀疑。世上哪有这么凑巧的事，他们刚来抓罗克绍，他就死了。他要求军警一定要前去开棺验尸。
一天深夜，他们秘密来到罗克绍坟前，挖开他的坟墓，果然没有尸体，是座空坟。他们在一些觉悟起来的客家人家里调查，证实罗克绍没有死，只是隐藏在一个山洞里。茶陵县公安局派出便衣军警在罗克绍家附近蹲守，发现罗克绍家每天有人送饭，随后在罗克绍家后山的一个山洞将其抓获。由于是毛泽东关注的对象，他们直接把罗克绍押送长沙，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审，一审判处其死刑。1951年2月10日，罗克绍在长沙识字岭执行枪决。（《旧闻新读》李苏章/文）
毛泽东杀死罗克绍，属于报复杀人，不仅说明他天生是个连环杀手、吃人魔鬼，而且说明他和罗克绍属于同一层次，都是“民团出身”，不是正规军，所以他可以“特赦”黄埔军校毕业的“正规军人”，但绝不特赦和他一样出身的民团。
因为，民团知道他毛泽东的土匪底细，决不能留下一个活口！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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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家族的血腥基因
报道指出：“毛远新下令割喉管的，不止张志新一人！”（周秋鹏）这说明，毛泽东家族具有残酷血腥的基因。
话说在奴隶社会、黑暗时代的1968年，辽宁省委宣传部将张志新和3万多工作人员送到盘锦的干校学习改造，张志新被专案组以“反对文化大革命”罪名特别提审。次年9月18日，张志新因“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捕，一度羁押6年。张志新在监狱中受到非人折磨，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被执行死刑，时年45岁。张志新临终前甚至被割破喉管，而这一命令正是出自毛泽东侄子、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之手。作家周秋鹏撰文《盯住那个割破张志新喉管的人》指出，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这一切都是毛远新那双兽蹄子干下的罪行，都是毛泽东家族的血腥基因之衍生物。
在我搜集的大量人类暴力行为的资料中，对我的心灵震撼最深的，当然是那个被割断喉管后再被枪杀的张志新了。张志新的事情，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听说了，当时只知道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文革” 期间，她因为在思想和言论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被打成“反革命”，先是坐牢，在坐牢期间又被逼疯，但她疯了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她就被枪杀了。当时像张志新那样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而我之所以记得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听说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二是听说她被枪杀之前，被人割断了喉管。就这两个原因，让我牢牢地记住了她，而且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关注着她的消息。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她死去时的情景。那样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会是什么样子呢？而割她吼管的人，又是如何下手的呢？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真实的资料。直到在1998年8月7日的《南方周末》上，我读到朱建国了撰写的一篇文章。从他的文章中，我发现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她的喉管等，并不是一下子公布与世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1979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而这些简短的文字中，无疑超出了我的所有想象。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惊与恐惧。到了1998年，距离张志新被枪杀23年之后，《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终于了说出更多的真相。
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扞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20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采访回来后，陈禹山等记者写出了《一份血写的报告》。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案报道讨论在3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我并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因为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我更关心的是人伤害人的问题。虽然我知道张志新的死，和当时的政治有关。但我至今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政治，就一定要把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而且她弱小得像一只兔子，可以说对整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伤害能力，仅仅因为在思想和言论方面，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就有人不肯放过她，要把她关在牢里，把她逼疯，枪杀她，还要先割断她的喉管。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但我却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有一些我的同类一人，对这个美丽而又弱小的女人，所表现出的凶残与暴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敢相信，那些事情真的是人做的。但是事实告诉我，没错，那些事情就是人做的。而且做那些事情的人，现在应该还和我一起，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我非常希望找到那个人，可能不是一个，有好几个，我想看看他们的面孔，和其他人的面孔，究竟有什么不同。当然我更想看到的是，在很多年前，当他们把张志新或其他罪犯摁在地上割吼管时，他们的面孔上，是怎样一种表情。他们的眼睛里，会不会释放出一种奇异的光泽。
2002年4月20日中午，为了证实与查找一些资料，我访问了张志新的网上纪念馆。首页有她的一张黑白照片，是从《南方周末》上复制过来的。我长久地看着她的面孔。她美丽得让我心碎。而她的美丽也让那些施暴者的面目裸露在阳光之下。在给她献上一束圣洁的郁金香时，我的心头涌起千言万语，但是我找不到一句，可以完全表达我的心意。后来我在附言栏里写道：“暴力可以伤害美丽，但是无法消灭美丽。”
2000年06月16日的《南方网》再度发表了陈少京采访陈禹山后写出的文章。披露在1979年初夏，陈禹山访问了张志新女儿林林，听林林谈了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这段回忆虽然没有刀子割破喉管的血腥场面，但是却把人的暴力行为，进一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以下是陈少京的原文——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林林和她的爸爸、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她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沈阳法院的人要他们坐下，说是给他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她记不全，一段是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是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她妈妈，并问了她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林林：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她摇摇头。她确实不知道。她当时只知道别人说她妈妈是个反革命。但怎样反革命，她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沈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家人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所以她什么都不知道。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她就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她的心一下碎了。但她强装镇静，强忍着泪。因为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她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她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她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在教育她，说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她和妈妈划界限。他要她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林林就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她说的。当时她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她谈话的人，他们又啼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她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爸爸领着她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下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她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她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她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从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她翻了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搂着她，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她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三个人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在学习班上，沈阳法院的人要林林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现摘抄于此：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限界，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林林也未满18岁。
如果说割破张志新的喉管，是人的一种暴力行为，那么，让张志新的一双亲生儿女留下那份签字并按手印的“笔录”，就是人的另一种暴力行为。而且后面一种比前面一种，无疑更加凶残。这都是毛泽东家族的血腥基因化身为了万恶的中国共产党。因为那些施暴者，割破张志新的只是肉体的喉管。而割破她的一双亲生儿女的，是共产党精神的喉管。
我曾经采访过很多的罪犯。他们因为对其他的人施以暴力，伤害了别人的生命财产，而被判刑，严重的被处极刑。理由是他们触犯了法律。而那些对张志新和她的儿女家人施暴者，却没有受到相应的追究。理由是他们在执行上级的指令，完成组织上下达的任务。同样都是人伤害人，同样都是表现出了凶残的暴力行为，只是因为理由的不同，就可以产生绝然不同的结果。我在采访那些罪犯时，他们都为自己的行为，表示出不同程度的后悔，因为他们面临着受到惩罚。而那些对张志新和她的儿女家人施暴者呢？他们也会为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吗？我看很难确定。因为他们至今没有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他们的行为是对的。如果再给他们一次相同的机会，他们完全有可能把当年做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说不定在手段与技术方面，还会有更多的发挥。
盯住他们！用我们的眼睛与心灵，死死地盯住他们！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也是必须做到的！
……
如上所述，毛泽东家族确实具有血腥基因，难怪上天切断了这一罪恶的连环！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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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毛泽东涉嫌杀害恩人
重庆日报上，作者洪君彦记述了“章含之文革出轨细节：在前夫大姐家中通奸，曾下跪认错。”
核心提示曰：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
（《重庆日报》2009 年7月17日第023版，作者：洪君彦，原题为：《洪晃父亲讲述他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由洪晃之父洪君彦撰写的《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书，近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记录了“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
作者洪君彦记述了他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的过程。洪君彦系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
第三者是大串联同伴
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17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妹妹劝我放弃自杀念头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也闹出段婚外情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正在劳动时，高音喇叭传来“揪出某某现行反革命、打倒某某现行反革命”的口号。不久“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
章与乔冠华的绯闻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通天人物”。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办离婚也要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先斩后奏激怒92岁章老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讲清楚？真是太难了。章老当时已92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踟蹰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
这段狗血故事本不稀奇，唯一的亮点就在于：
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看来毛泽东的大恩人章士钊之死，毛泽东涉嫌谋杀的可能很大。因为毛泽东奸污了恩人章士钊的女儿，又逼迫其离婚，专供自己玩弄，虽然说这个女的不是章士钊亲生的，但毛泽东等同乱伦，毕竟难以交待，无法面对故人，只有把他杀掉，眼不见，心不烦，十分合乎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对他自己临死的老妈和弟弟都是弃而去之的！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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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毛泽东虐杀情敌刘少奇
老淫棍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虐杀情敌刘少奇，这就是他妈的共产党政治！
事实如下：据《王光美访谈录》，1959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举行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嘱咐让王光美一起去游泳。据王光美的说法，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没有去。第一次游泳时，王在换衣服太兴奋紧张了，“把脚扭了”，反倒没游成。
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会议的议题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白天开会，晚上经常有舞会或演出。但到了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话在当时看来是讲得比较尖锐的。7月23日早晨，毛泽东在会上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据说刘少奇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据《王光美访谈录》，7月20几号，也即毛开始批彭之后，毛泽东又再邀请王光美到芦林水库游泳。这一次，王光美赶紧找出游泳衣。据说：“临出门前她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刘少奇看王光美一眼，说：‘噢，还穿丝袜！’王光美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泽东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
《王光美访谈录》指出，“后来休息的时候，主席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据《王光美访谈录》披露，后来江青也从广州过来，上了庐山。巧合的是，有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据说当天他们游泳后一众人等吃饭，没等江青。江青回来时，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结果当时毛泽东哈哈一笑打圆场，又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讨好江青。
外界一直盛传，跟王光美关系一直不错的江青，到文革时一直想置王光美于死地，就是跟上述事件有关。
1967年4月，中央在江青大力运作后同意批斗王光美。批斗她的“捉鬼队”逼迫王光美穿上1963年4、5月间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时所穿的旗袍、高跟鞋、丝袜和所戴的草帽、墨色眼镜，还戴上了事先特别制作的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据说，毛泽东不让江青出访国外，在王光美出访印尼前，江青曾告诉王不要戴项链，结果王光美没听从惹祸。
1970年，江青和林彪甚至以捏造的诬陷材料为依据，想要判处王光美的“死刑”。毛泽东知道后制止，才使王光美免于死难。林彪的太太叶群，是王光美的中学同班的同学，在念书时叫叶宜敬，曾到王光美的家一起做作业。最后叶群跟林彪一起在1971年9月13日坠毁事故中丧生。林彪的坠机事，当然又是中国当代历史另一悬案。
《中国青年报》曾于2004年10月报道，刘少奇毛泽东两家后人曾有过一次聚会：那是2004年一个初夏傍晚，聚会由王光美召集，刘源是联络人，刘家的儿女刘源、刘婷婷；毛家后人李敏和女儿孔东梅、李讷和夫君王景清等都参加了这次聚会。两家后人在京城相聚一堂，颇有“一笑泯恩仇”的味道。
刘少奇为何与毛泽东决裂？导火索是毛泽东邀王光美同泳！
但王光美不恨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欣赏她的裸体。
后来老淫棍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虐杀情敌刘少奇，所以老毛专门批示“刀下留人”王光美，王光美在毛死还要感激地表示原谅毛。这就是他妈的“共产党政治”！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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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毛泽东从废弃的教堂开始淫乱
毛泽东的淫乱从废弃的教堂开始，其实在那以前，毛泽东就已经魔鬼附体了。
朱汉生的文章《吴莉莉后来的故事》说他的父亲朱亚英是一个国民党的叛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二年。直到“文革”末期，特赦最后一批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才把他释放出来，安排在河北省邢台劳改农场就业，月薪三十二元。后来经过他们子女上诉，找到有关证明人作证，在一九八○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认定这是一起错案，恢复了他的起义人员身份，安排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任工作员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参事，月薪五十六元。
他父亲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个瞎了一只右眼、半身不遂的七十四岁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当时他们一家三口（他和妻子，一个两岁的儿子）挤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实在无法容纳父亲。只好把他安顿在北京东郊管庄的一家农户，答应把他的全部工资交给人家，这家人才肯照料这样一个瘫痪的老人。他又用退还给他的没收财产费（折合人民币二千多元），给他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供他解闷度日。平时他每周骑车从城里到管庄看望他一次，从家里做些他爱吃的饭菜，如饺子、红烧肉、炸酱面等，给他解解馋，再陪他聊聊天，略尽一点子女的心意。
回忆儿时认识的张伯母
一九八○年十月的一天，他正和父亲一块看电视，一边聊天，他对他述说了一件往事，他终生难忘。
那天正好审判“四人帮”的江青，江青出场后，态度十分嚣张，桀骜不驯。父亲看了，感叹道：“中国落在这么一个女人手里，老百姓不倒霉才怪。要是换了吴莉莉，中国这段历史可能要重写了。”“爸爸，您说的这话是甚么意思？吴莉莉何许人也？她怎么可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还记得你张伯母不？”
“记得，当然记的。她不是妹妹的干妈吗？小时候，因为她长得美极了，他们都叫她天下第一美人。”
“她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张伯伯又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咱们两家走得很近。你妹妹小时候长得活泼可爱，她特别喜欢，就收下做了干闺女。你母亲病死后，又是她给他介绍的续弦，也就是你的继母王慧敏。所以你张伯母和咱们家的关系不一般。”
父亲说的张伯母就是吴莉莉，毛泽东的情人。
他的眼前马上显现了张伯母的形象。
张伯母有着中等偏高的身材，皮肤白皙，有对大而有神的眼睛，对人态度冷漠，不大爱说话，她有一头波浪飘逸的卷发，常常穿着一身将校呢的军装：上身是紧身夹克，下身是马裤，足蹬长统马靴，右手食指上晃荡着一个钥匙链，那是她开的吉普车钥匙。那时在众多身穿旗袍、浓妆艳抹的国民党官太太中，她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小汽车还很少见，但张伯伯是胡宗南手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有办法给她弄来车子。
在她的身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常使人迷惑，给他的印象很深。比如说，当时他母亲病重，他们家便由王曲搬到了西安，以便就医。那时他才是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父亲却把他送到王曲的国民党军官子弟学校中正小学住校，这也是张伯母所支持的。
她对父亲说：“亚英兄，你放心。星期天就让孩子来我家过，我给他改善生活。”
张伯母见到他便问：“汉生，学校的生活好不好？吃得怎么样？”
他回答：“一点也不好。吃的是黑面馒头和咸菜，馒头都馊得发酸了；老师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她一本正经地教训他：“住校就是为了让你从小得到锻炼，能吃苦耐劳，适应集体生活。一个小孩子不能娇生惯养。”
过了没一会儿，她又问他：“汉生，你没发现我们家里有甚么变化吗？”
“没有。”
“你看看，我们家屋里全都铺上了地砖，这样就干净漂亮多了，小孩子应该培养观察力，你怎么连这么明显的变化都没发现！”
她对他教育很严；自己却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讲究（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的住房都是土地）。
这就是张伯母的为人。
思想激进与史沫特莱去延安
父亲开始和他讲起了张伯母的故事。
张伯母原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张伯伯叫张研田，是她北师大的同学。
后来，她去美国留学，思想激进，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在延安时期，她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母亲》，引起了轰动。
后来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谊舞。征得毛同意后，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她是一个离过婚的老练演员。
毛主席经常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采访。吴莉莉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一整天，有时吃饭也在这里。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革命，抗日，苏联、美国、德国到浪漫主义的爱情，英国诗人济慈的诗……毛是个诗人，文学家，浪漫主义者。“精神上十分寂寞和孤独”，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给他介绍和讲解了济慈……
作为翻译和舞伴，她和毛泽东就这样相识了，很快两个人就恋爱了，双双堕入爱河，并且打得火热。
这件事自然瞒不过贺子珍的眼睛。有天半夜，毛主席来到吴莉莉的窑洞。贺子珍跟踪而来，这下可捅了大漏子。
据史沫特莱说，她上床睡觉的时间不久，忽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门前响起了熟悉的毛的脚步声。接着，像猫一样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史沫特莱冲进了隔壁窑洞，看见毛坐在吴的炕头挡住妻子的拳头。贺子珍站在一边，对毛大叫大喊，毛默默地承受了她一阵子责备，然后给了她一记耳光，要她停止。于是，贺子珍冲向缩在墙角的吴莉莉，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用手指甲抠她的脸。史沫特莱过来干预，贺子珍开始大骂史沫特莱，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史沫特莱反驳她，说她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并且给了贺子珍一个耳光。这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愤怒欲狂的贺子珍拔出手枪，要射杀吴和毛（此事只是当事人吴莉莉所说，史沫特莱并未提及，故史料不全，难以确定）。此时史沫特莱指责贺子珍说，你出于疑心和嫉妒而攻击革命领袖，犯下了反革命罪行。最后只好由毛的警卫员把贺子珍强行拉走。一路上都有人偷偷观看，议论纷纷。
吴莉莉被送出延安内幕
这件事发生后，毛和贺的婚姻彻底破灭了，很快就把她途经西安送往苏联，治疗“精神病”。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当时也无法违抗，只能在临别时，温柔地捧着吴的双颊，充满柔情地说：你是好女人，但不适合搞政治……二人洒泪而别；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见面。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自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拘捕了她。但在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
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吴莉莉一九四九年从成都去台湾
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但是，吴莉莉在张家却留下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其中就装着毛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
毛送了四十多封情书给吴
毛对吴莉莉是一往情深，可能吴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就是在吴到了西安之后，他还不断派专人去西安，前后送来四十多封书信给吴。其中不乏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最爱读的线装书《聊斋志异》，封面上亲笔题词：“润之赠吴莉莉”。据说，吴莉莉离开延安后，毛十分痛苦，有很长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青，取代了吴莉莉，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解放”后，毛专门派人来找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把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雷锦章很喜爱毛的那些情诗，曾悄悄抄录了一份，把它们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深藏了起来。他们的孩子张宗爱小时候曾经读过，印象颇深，便向母亲索取，但雷锦章怕他惹事，只是答应，将来他长大了，可以把这些东西遗留给他。可惜经过“文革”和各种动乱事变，这些珍贵的革命爱情文物早已不知去向。
他听了父亲的这段述说，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他确信吴莉莉和毛主席谈过恋爱这是事实。但说是因为周恩来把吴赶走，并由此结下毛、周之间的个人恩怨，以至“解放”后毛不断地整周，他不相信。他认为这件事肯定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而毛批判周，是出于政治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怎能为个人情爱而和亲密战友结下死仇呢？另外，如果假设当初毛泽东和吴莉莉结了婚，吴当了“第一夫人”，就因为她曾留学美国，比较亲美，就会影响到毛泽东不会搞亲苏的“一边倒”和抗美援朝运动？简直是荒诞不经。
他当时就和父亲争论起来，说他这完全是唯心史观，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父亲感叹道：“你小孩子，懂得甚么？”
“他都三十多岁了，经过这么些年党的教育，他是个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
父亲苦笑了笑，再没说话。
吴莉莉与丈夫张研田的下落
一九九二年，他随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访问台湾，曾托他在台湾的表弟陈良打听张研田夫妇的下落。在“文革”时期，他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个消息，提到张研田是当时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
后来，表弟陈良告诉他：张家人丁凋零。张研田夫妇均已过世，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吴莉莉的死，好像是在毛逝世的前一年，她今天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九十六岁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不知为甚么，他忽然觉得当初他父亲的看法，不无道理。因为毛泽东的淫乱从废弃的教堂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注定是一个魔窟和淫窟，其领导人物都是魔鬼投胎的啊。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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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毛泽东把北大变成了野鸡的窝
湖南人毛泽东最喜欢“搞”女文工团员和饭店女服务员、列车女乘务员（张玉凤就是其中之一），他“搞”完之后多数把女的一扔了事，就像擦屁股纸；但也有的毛还要留起来，准备下次再上毛坑。
有几位“北大女生”，就是这么被“搞”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段毛泽东同两位他晚年的亲信干部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记录吧。毛泽东对王、唐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作为梁效班子的重要成员之一的范达人回忆说：“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她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范达人本人就是北大历史系出身，所以，他对这件事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更为主要的是这三位女学员其中的一位和范达人的亲属是杭州机床厂的同事，范的亲属还曾经告诉这位学员到了北大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她的亲戚范达人联系，只是她们到了以后并没有和范达人联系。而是后来范达人接到亲戚的来信以后主动找她们联系的。她们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中央领导人在杭州修养期间认识她们的，后来毛泽东要她们去工厂做工人，做了五年工人之后，她们提出了上大学的要求，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
（“我党”在建国后十分注意自身形象和自我约束，一反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对于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亲属工作安排做过严格和明确的规定。而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也曾经带头遵守奉行。不过就算是大公无私的毛泽东在文革却也有晕了头走后门的经历。）
我们来看一段毛泽东同两位他晚年的亲信干部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记录吧。毛泽东对王、唐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作为梁效班子的重要成员之一的范达人回忆说：“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她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范达人本人就是北大历史系出身，所以，他对这件事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更为主要的是这三位女学员其中的一位和范达人的亲属是杭州机床厂的同事，范的亲属还曾经告诉这位学员到了北大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她的亲戚范达人联系，只是她们到了以后并没有和范达人联系。而是后来范达人接到亲戚的来信以后主动找她们联系的。她们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中央领导人在杭州修养期间认识她们的，后来毛泽东要她们去工厂做工人，做了五年工人之后，她们提出了上大学的要求，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
范达人还介绍这几位女学员在放假或者节日期间有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她们进城，毛泽东逝世后，她们还参加了毛泽东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在北大历史系1972级还有一个女学员也是来自毛泽东的推荐，她原来是庐山宾馆的服务员。同时，哲学系还有一位。这里插上一段题外话，毛泽东对庐山比较钟爱，庐山宾馆的服务人员从厨师到其他工作人员和毛泽东非常熟悉，毛泽东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还在闲暇之际同这些人大开玩笑，并且给其中的几位女服务员改了名字，当然都是随兴而起的。这些服务人员以后都对这些事做过具体的回忆。因此看毛泽东推荐这些人去念书也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最喜欢乱搞女文工团员和饭店女服务员、列车女乘务员（张玉峰就是），他搞完之后多数把女的一扔了事，就像擦屁股纸；但也有的毛还要留起来，准备下次再上茅房。
毛泽东成功地把他早年进不去的北京大学，变成了妓女大学。或曰野鸡大学。（俗话把妓女叫做野鸡。）
网友评论指出：
文革的发端是毛的淫乱！——
“文革”的发端，事由是毛泽东对《李慧娘》一剧的反感。
《李慧娘》是一部新编昆曲历史戏，1963年，该历史戏在中南海演出。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了宠姬李慧娘，李慧娘是一个争取爱情自由的女性，她被杀后化作厉鬼向贾复仇。
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文工团员”在他的狗床上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一个男青年结婚，而毛为了长期霸占她，不批准她的正当要求，为此，她骂毛霸占她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毛大怒，毛好歹算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伟大领袖"，当他的光辉形象被自己身下的这个精光溜溜的小女孩解开的时，他翻身一脚把那女孩踹下了床……这是一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 偏偏在风波发生后，中南海演出了如此剧情的“李慧娘”，猜疑心极重的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的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舞台上的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游船在中途遇到了裴生，李慧娘脱口而出："美哉少年"，接着戏台上演出了年老臃肿的贾似道气愤地杀死李慧娘的一幕……演李慧娘的演员心犹未甘地化作鬼魂，她穿上白衫翩翩舞蹈，当情节发展到向贾似道报仇的一幕时,毛的神态发生了变化。毛平时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流露自己的不悦，这次他情绪大变——只见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似乎戏剧的演出是在嘲弄他的年老臃肿。是在嘲弄他不准身下的那个女孩与她心爱的"美哉少年"结婚，使他想起了那女孩指出毛的行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估计这是那个男青年告诉她的。这导致毛对年轻男人的仇视，并把他们赶到农村和工厂里去劳改。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题材。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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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毛泽东出卖色相
网文《毛泽东的性魅力和成功之路》说：
作一个领袖需不需要性感，回答是当然需要！虽然说很少有人去探讨领袖的性魅力，但不容置疑的是，作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其性魅力在他成功的过程中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本篇文章没有对任何历史上已经定论的领袖有任何不敬的意思，这里只是在探讨他们处世能力、生存技巧和性魅力对其发展之路的影响，对他们高超而不为人所知的生存技巧和成功之路的探讨和推崇，公开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秘笈，在一个程度上也方便我们这些俗人学习他们的某项专项能力，同时也还原事实的真相，让大众们知道“主席也是人嘛”的颠覆不破的真理。
“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
毛泽东是谁？我相信，在民国初年，像小毛这样满口湖南腔的乡巴佬，是没有哪个原意接近的，凭他小毛自己的本事是不可能在北京大学谋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务的。他老人家一生也不屑于说国语，更不要说年轻时刚刚混迹北京的时候。向他借书的同学肯定都见到鬼了！他那口难听的湖南话，即使是宋楚瑜这个“湘潭老乡”恐怕也学不来的！再加上“三无人员”的身份，不知道哪个北大同学不认为小毛的是开了后门才混迹到北大图书馆里来的！当然，小毛是开后门进的北大，他是赫赫有名的北大教授、五四风云人物李大钊介绍的，李大钊吃饱了饭没事做？李大钊之所以肯开这个后门全是因为他的老朋友杨济昌教授的推荐之故，杨教授又为了谁？杨济昌还不是为了帮帮他那个游手好闲好高骛远的学生找份糊口的工作呗！
当年杨开慧和追求她的老毛结婚，很多人都不理解杨开慧，像毛这样“专职游荡，兼职写作（或者闹事）”的人有什么前途？杨开慧并不嫌弃老毛，这主要是老毛的功夫了得，据可靠消息来源，他年青时一晚上十来次没有问题，即使是在井冈山斗争的最艰苦的时期，他老人家这方面的表现仍然值得称道！有诗为证：“山头旌旗在望”、“山下鼓角相闻”，最高潮的是“黄洋界上炮声隆”“我自岿然不动”！他老人家那时的“农奴戟”确实很厉害！
杨开慧并不漂亮，甚至是有点土，毛追求杨有动机是不在话下的，杨的父亲杨济昌是全国知名的教授！是真正五四的参与者、是风头无两的五四巨匠们的铁哥们！小毛，这个忘记带“暂#住#证”的乡下伢子对杨女儿的追求，那种鲜明目的性是十分强烈的！
如果老毛没有及时进入“风云人物圈”，如果没有李大钊的推荐，这个既有北大清华文凭、也没有“海龟”留学背景的乡巴佬怎么有可能参与这么一件时髦的事——打着赤脚到上海去列席参加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说老毛打着赤脚不是夸张，这是老毛自己在回忆文章里说的，借口在去上海的路上，棒棒军们把他的鞋偷了），当然也不可能有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的这种使他有全国知名度的机会了，老毛的历史地位和机遇可以这样的概括：老毛——和杨开慧结婚——杨济昌介绍——李大钊——陈#独#秀——中##共一大——国民党宣传部长——毛#委员——从此一发不可收——，即使老毛扎根井冈做“山大王”的时候，他也要找贺子珍来做“压寨夫人”——贺是当地地方势力领袖的大家闺秀！看老毛的手段；做“土匪”也不忘记吃软饭呀！试想想要是老毛和小凤仙或者赛金花结婚了呢（不是蓝苹演的而是真的赛金花的话）？除了认识一些像陈英士之类的“以妓院做掩护”的“反清复明”“志士”之外，哪还有如后来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
对性方面的能力老毛是相当自信的，他老人家不无吹嘘写到：“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
我们来总结一下，上文说的其实是：“毛泽东出卖色相。”
1、毛泽东趁老师死亡，趁人之危掳获杨开慧，开始离开乡下，进入“上流社会”。
2、毛泽东为了在井冈山立足，与匪首的女儿贺子珍结为夫妻，变成军阀。
3、毛泽东为了迷惑新潮男女，娶了上海滩的下三滥演员蓝苹-江青为妻。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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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毛泽东有多少野种
老妖婆刘晓庆当年声称毛泽东是其初恋情人，毛新宇又被多人质疑为假王孙，毛泽东到底有多少野种？
近日又出来一个四川人刘小枫，称毛泽东为其“国父”，为文革招魂是假，仿效刘晓庆是真。
有报道指出：
5月15日，欺世盗名的大陆学者刘小枫在一场读书会活动中，称毛泽东是开国“国父”，并称文化大革命是“人民民主”、美国的平等是在中国的刺激下发生的等等，这些论调引发舆论界中的非议，尤其是自由派学者的强烈质疑。
近年来大陆学界和媒体界结合日趋紧密，频频通过讲座或读书会形式，表达对当下时政问题的态度。最近一期的“凤凰网读书会”以“共和，中国的百年之累”为题，邀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小枫坐而论道，评论近百年来中国争取共和宪政的历程。
舆论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刘小枫身上。自1989年六四屠杀后在中国大陆出头以来，现年57岁的刘小枫出版多部专著，并主持了若干大型学术丛书的翻译和引进，因此至今在思想史和神学领域内骗取了“学术声誉”。二十多年来刘小枫在学术界里鬼混，却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等同于军阀党棍的“救星”，使得学界中的明白人对刘小枫嗤之以鼻。
特别在2013年5月15日的读书会上，刘小枫的若干论点，经“凤凰网读书会”微博披露和事后文字记录公开，在公共舆论上引发非议。
最大的争议之处，是刘小枫提出“宪政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这本身还不构成问题，但随后，他明确表示“谁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呢？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中考虑，蒋介石已经被开出去了，那我们说是孙中山接着毛泽东，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毛泽东的功绩大家都要承认。”
既然已经尊毛泽东为国父，刘小枫接下来批评称，“我们中国现在对于一个国父的评价是极为分裂的，一部分人恨的不得了，一部分人爱的不得了，我们可以说这是精神上的内战。我们看一下，哪个一个民族国家的国父，是有一半人恨他一半人爱他的？这不是很奇怪吗？”
此外，刘小枫还为连中共官方都已经不好意思的“文化大革命”鸣不平，称“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基本理念是平等，美国平等，我还要比它更平等。”他甚至进一步宣称，“美国黑人运动是在什么时候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严格来讲，美国人的平等还是在中国的刺激下出来的。”
除了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评价，刘小枫在演讲中还有不少引起争议的观点，例如称末代港督之所以要推进所谓的香港民主，是为了给中国出难题；以及“国际法是什么玩意儿？国际法就是强权制度。”“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汉奸理论，汉奸理论就是说，中国老统一不了，日本帮我们，这就是汉奸”等等。
刘小枫在演讲中多次提到法国，但出现了明显的史实错误，例如称“法国大革命后期的启蒙运动”、法国革命之后的复辟是拿破仑的统治，而拿破仑立宪是“绝对君主王权”的产物等等。
刘小枫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同情态度，引来了反对者的严厉批评。学术体制之外的作者锐气更盛，文史学者施京吾在微博上批评称：刘小枫的“国父理论”和所谓的“国家理由”，所依从的政治资源，几乎完全是纳粹理论的中国化。而公然以纳粹思想作为自己精神底色的有两人，一个是韩毓海，一个是刘小枫。
青年学者羽戈称，刘小枫对毛的态度一直飘移，他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称毛是自由主义者，如今誉毛为国父，这不是思想的变迁，说到底，毛只是他的工具，甚至学术只是他的工具。
此外，还有一些学界中人不指名地批评或质疑，北京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愤怒指责，“这个国度的知识人竞相邀宠，认贼作父，史无其匹，来无追者也。呜呼！”
大家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等论调被解读为间接崇毛，《求是》、《环球时报》等官方喉舌也频频发文反击“去毛化”，未来大陆政局全面左转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刘小枫又削减脑袋，想充当毛泽东的野种，称其“国父”、为文革招魂是假，仿效四川老妖婆刘晓庆是真。刘小枫的“国父论”，其实并不自今日始，却是这堆干柴上的又一颗火花。
网友抨击曰：
1、毛当年奉斯大林为伟大的“慈父”，你们现今又要认毛作父，刘小枫你这个“斯孙子”要做龟儿子自己做去，但不许你们这样居心险恶地亵渎我们的国家，侮辱我们的国民！就是你亲爹妈也不会答应！除非你妈是个卖淫妇！
2、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你指的是杀人，饿死人，毁灭人类文明的程度？
3、有奶便是娘，有肉就是爹：刘小枫把自己研究疯了。
4、 “我们要知道，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基本理念是平等，美国平等，我还要比它更平等。美国黑人运动是在什么时候发动？文革大革命。所以严格来讲，美国人的平等还是在中国的刺激下出来的。”——本来还想誓死捍卫他的说话权利的，但是对于疯人疯语看来是没必要了。
5、宪政就是宪政，这和评价什么人有什么关系？这智商。
6、王康：认毛作父的刘小枫是邪恶精神怪胎——
今天得知刘小枫称毛为“国父”，称孙中山比毛差十万八千里。这个博学之士终于正式堕落。
去年老友毛喻源说起刘已变得面目全非，我还不相信。20年前与其见面，只觉《拯救与逍遥》的作者正在经历某种内心蜕变。他回避64话题——我想他没有参加，现在看来，他绝不会参加。这个小市民的儿子靠外语走上“学术”象牙塔，大概一直在校正人生坐标。几天前在郑州与蒋庆说起刘，蒋不置可否。这一代人都在寻找，刘最后认毛作父，“这一代的爱和怕”原来在斯！这给人们一个崭新的教训。一面仰望“十字架上的真”，一面呕歌跨过鸭绿江的毛军；一面厌恶海德格尔，一面称誉卡尔·施密特；一面思念冬妮娅，一面美化切瓦拉。现在终于沦落到为毛招魂的田地，每况愈下至此，已不能用人格分裂甚或无耻之尤来形容了。
想想，刘的演变其来也有自。1999年天安门广场祭出毛思万岁方阵，薄熙来唱红打黑，新国际主义派全身心投靠当局，刘的怪异也就那么回事。其不为外人道所在，他以塔西陀、修昔底德、施密特等帝国史家的传人自命，欲做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精神教父。《圣灵降临的叙事》、《儒家革命源流考》都是刘为自己特殊身份设计的符号和阶梯。他不能总是用当局看不懂的神学、哲学把自己包裹得难以辨认而误了卿卿好事，于是渐次脱去神学伽纱，游讲青年学子，好一条现代终南快捷方式！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刘所知，本来杂遢漫漶，从不识“仁”为何物，远离中国困难与使命。不过，刘确实高出甘阳司马南孔庆东等浅薄肤表之辈，他看出毛对红色帝国的首要价值，全部意识形态才有“道成肉身”式的神圣性。为此，刘不惜以美国国父华盛顿、林肯为例，声称他们都通过战争而为国父。而毛更胜一筹，他既是中国独立战争（反抗西方）又是中国解放战争（内战，模拟美国南北战争））统帅。此外，毛是儒家“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的集大成者。不止于此，毛还是柏拉图《理想国》两千年来唯一的现世“哲人王”。公正地说，刘从来不属“自由派”、“儒派”，也不属“毛派”、“左派”，他大概骨子里看不起这些派人，他要重新塑造毛泽东，为还未完全矗立的现代东方大帝国立心。刘对毛的评价，令林彪的四个伟大相形见绌。人们不可一笑置之。
没有商鞅、李斯，秦始皇未必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没有戈培尔、罗森贝格，希特勒恐难成气候。刘小枫也许早已立下“学好文武艺，货以帝王家”之志，常言道，不能流芳千古也要遗臭千年。读遍东西“圣贤书”，终于有拼将赌注虽千万人不顾的良机。曾经在刘眼皮下滑过去的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梅涅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你们的德慧才智，怎么哺育出这样的怪物！
人们不可一笑置之。刘接下来一定会发表他“准确、完整、科学、系统”地重新评价毛泽东的著述——我愿为他的新著作免费预告。那时，就不是朝野争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而是类似《我的奋斗》（当然更有文采，更有理论深度，更神圣）那样重新唤醒全体中国人的“大书”。刘小枫如果不走出这一步，依然有一搭无一搭地客串现实政治，他就实在无趣了。
我跟刘小枫同为重庆人，算一代人。我以此为耻。当然，在此地出生和来过的不都是毛泽东、薄熙来和刘小枫式的人物，蒋中正、卢作孚等就曾为这座云横雾纵的伟大城池曾添过不朽光荣。
刘小枫当然有权利认毛作父，但我坚信所有了解历史真相的同胞不会茍同。相反，经历了毛暴虐统治的中国人，正在清算并将审判毛。苏联从1956年苏共20大开始，用了近40余年时间埋葬了斯大林主义，中国将用同样长的时间把毛的政治僵尸移走。如果刘小枫押注成功，毛派复辟，中国人将再次承受浩劫，那将引发大分裂乃至内战，最终的结局也绝不是秦始皇—毛泽东“万世一系”的天下。
我们要大喝一声：
呔！刘小枫你哪里去！你这个毛泽东的野种！
对于毛泽东的野种，我们要来一个消灭一个！就像对待汉奸那样！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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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文革会不会重演
某年的4月26日，习近平在安徽合肥召开了知识分子、模范青年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称，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待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即便不正确也要包容宽容，决不能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
习近平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引起了外界热议。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释放了言论宽松的信号，中共未来将容得下更多的批评。由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发起50周年纪念日将至，更有人将习近平的讲话与文革联系起来，认为习近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断，预示着文革的土壤已在大陆逐渐消失，中国不会有再次发生文革的可能。
文革，这个发起与50年前的政治运动深刻的改变了中国。事实上，文革从开始起，便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现状的认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主流观点认为，毛泽东可能对知识分子抱有成见。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将中国分为了五个阶级，而把“反动知识阶级”归类为五个阶级中最坏的“大资产阶级”。毛泽东曾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让数万知识分子受到株连。由此可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抱有成见的。
毛泽东坚持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被认为是文革发起的预先手段。1960年大饥荒之后，毛泽东的治国路线受到了挑战，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背着毛泽东召开会议，毛泽东企图借文革重新树立他认为的正确的路线，这被认为是文革发起的主要原因。在批判政敌之前，从舆论上围剿政敌是普遍的规律。而当时的文化与宣传部门，并未能很好的贯彻毛泽东的意志。毛泽东批判吴晗等知识分子，借此整肃北京市委和文宣系统，并以此为跳板开启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习近平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与毛泽东截然不同。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共和政府要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要减少对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习近平认为，知识分子有主见、有思想，只要是出于善意，正确的意见要接受，错误的意见也要包容宽容。中共坚持对知识分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实际上，习近平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是一以贯之的，他与贾大山的交往就是一例。贾大山是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位作家，也是习近平的好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记载，“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淡泊名利，无心仕途。他上学时未入团，上班后未入党。省作家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他坚决不去，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他居然没有出席。”
就是这么一位党外逍遥派，习近平离开正定转任福建后，还曾数次返回正定看望他。在贾大山1997年去世后，习近平写了一篇《忆大山》，这篇文章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
外界认为，习近平尊重知识分子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十年内不会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不可能会向文革时期一样的悲惨。文革是一场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在文革中无数的知名学人遭受迫害，甚至命丧九泉。
一代大师陈寅格膑足失明，造反派把他当作“牛鬼蛇神”从床上拖下来，强迫下跪，背诵毛主席语录。倘不能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一顿铜头皮带抽打或棍棒敲头的惩罚。梁宗岱夫人甘少苏说，“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最终陈寅格在绑在床头的高音喇叭的广播中心脏病发作去世。
民国知名学者俞大絪在文革中惨遭殴打。文献记载，1966年8月24日夜，派冲进来揪着俞的头发拖于床下，继之往墙上乱撞，让其交待罪行。俞据理力争，红卫兵索性把这位年过半百的女教授剥光上衣，以铜头皮带抽打，俞满地乱滚，哀号不绝。最终俞大絪当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此为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
主流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更多的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浩劫。在这场浩劫中，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被改变，更有许多知名学者丧命于此浩劫中。这场浩劫的开始，与中共最高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密切相关，与中共最高领导人对文化形式的判断也有着紧密的关系。
习近平频发善待知识分子、善待不同意见的言论，这已经直白的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习近平尊重知识分子、拒绝一言堂的态度，与毛泽东截然不同。因此有推测称，在习近平的任期之内，文化大革命不太可能重新上演，知识分子也不会遭受类似文革时期那样的灾难。
对于上文，微信有些评论：
读者评论一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越来越让香港人焦虑，最新的一个事例就是香港居民李波等人诡谲失踪。李波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之一，而这个书店在短短数周内五人失踪，包括另外一位股东和三名工作人员。”倘若不是美国警告中国在美“执法人员”，令完成、郭文贵两人也早就像铜锣湾书店五人，被东厂连恐吓带绑架回国“自首了”。 李嘉诚因躲避大陆第二次文革而被官媒围攻“不许走”，大陆便衣跨境绑架香港书店的艳史爆料人。台湾选举节骨眼上发生的这两件大事儿，就能让台湾选情发生根本性颠覆！！
读者评论二说：题目自相矛盾，文革也不是一言堂，一言堂也不等同于文革！习近平不会搞文革，习近平会有更多的毛泽东思想，会更加注重民生，民意。民意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就会一盘散沙，中国就会分裂。其它一切思潮和理论都救不了中国，习近平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
读者评论三说：胡耀邦纠正了历史的冤假错案，而自从陈良宇薄熙来被蒙冤以来，中国政治正式进入欲加之罪黑社会，又有多少冤假错案（特别是近几年）？先把这些新冤假错案纠正过来，人民才相信“辫子，帽子”的承诺吧！
读者评论四说：二楼的整个一二百五，天天念又臭又长同样的精神病经。也不动脑子想想，要是实行中全委弹劾制的话，你大大早就被罢免了，也根本不可能轮到他上台，其余的都是脱裤放屁白痴梦呓。
读者评论五说：上一次贵党主席说了这话，诱骗了多少人？导致了多少人家破人亡。习既然是代表党说话，先把党的错给认了。
读者评论六说：习草包害怕了，派五毛布迷魂阵来了。
读者评论七说：小编搞错了，习当然想搞一言堂，可是人民不允许。
读者评论八说：习大大有毛先生之壮志，可惜手下没有毛的众多文官武将！毛熟读历史治天下，习是熟读毛而治天下！习要成就中兴伟业，鄙人斗胆进言习先生两不得不为之壮举：1，党的政治局常委由7人降为5人，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增加总书记以是否符合党的根本利益为由的“一票否决权”，同时，为制约总书记专权，在党章上加对总书记的“弹劾权”以制衡，但弹劾要得到党代会全体代表的5分之3或5分之4以上通过。这看似美国的民主体制，但更适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特别需要超级强势领导人，毛是靠个人威信施行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而习，我们要从制度上帮他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样才能治乱党，治乱臣，治乱国，治乱世！！2，习要大胆任用熟人中的贤人而不惧谗言。人家美国总统组阁，从小学同学中就挑选德才兼备的任用，中国古代明君也强调举贤不避亲。还要大量启用不谙政治，权术和人际关系之人才，因此要慎用有秘书，办公室主任，副官背景之人，坚决弃用上届政府旧臣，以挣脱土地财政的桎梏。有这两点，习先生个人必将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也一定能集大量能用，可用和放心用的人才。定能成就我中华中兴之伟业！
读者评论九说：包子一心一意要做"老B的"二世啊？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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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毛泽东是一把扫帚星
（一）扫帚星原始
毛泽东是一把扫帚星，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但是这个基本常识却容易却人们忘掉。
所以有人赞他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救星，有人说他是千年不遇的妖魔鬼怪。
其实毛泽东不是什么，只是一把扫帚星星：
1、他是“男人”却不长胡子，
2，他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一旦死去就烟消云散了。
3，毛泽东思想是“扫帚星宣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4，扫帚星的学名是彗星，毛泽东就是彗星，所以他就是靠一个名叫“杨开慧”的女人开始进入如上流社会的。开慧这个名字的历史作用，就是“开发了彗星毛泽东”。
5，彗星以其拖拽长尾而得名扫帚星。汉族民间传说扫星主扫除，见则有战祸，或天灾。现代理解成将会带来灾难或厄运的人。
6，扫帚星的名称，原本主要针对女性而言。例如帮助文王兴周的姜子牙的妻子（马氏要求姜子牙休了自己，后姜子牙发达后上吊自杀。所以只能算是前妻）马氏就被封为“扫帚星”。但毛泽东没有胡子，所以他是一个变形扫帚星。
7，扫帚星得名缘由以后拖拽长尾而得名，寓意将会带来灾难或厄运的人。
（二）扫帚星引申
1，封神台上的姜子牙封马氏为“扫帚星”后世均目为晦气女子的象征。
2，古代命理学家认为铁扫帚是个凶星，女人命中犯了铁扫帚最为不吉，克夫再嫁，乖背破家。根据披廨老人的口传，男命同女命一样，命犯铁扫帚也不吉。
3，基本属相：
凡是以下属相的男女，犯铁扫帚：
申（猴）子（鼠）辰（龙）： 男出生在正月 女出生在十二月
亥（猪）卯（兔）未（羊）： 男出生在二月 女出生 在八月
寅（虎）午（马）戌（狗）： 男出生在四月 女出生 在七月
巳（蛇）酉（鸡）丑（牛）： 男出生在六月 女出生 在九月
铁扫帚也有吉凶之说。生在上午的人，命犯铁扫帚是把家财向外面扫，越扫越穷，才是真正的不吉；生在下午及晚上的人，命犯铁扫帚，是把外财向家里扫，越扫越富。
对于女命来说，犯了铁扫帚是夫家所忌讳的。披廨老人说：当女方出嫁之时，在娘家凑足“五谷”，让陪同出嫁的送客随身带到夫家大门口抛在地上，新郎递给新娘一把新扫帚，让新娘把“五谷”扫进院内，然后用红布包起来，放在夫家的柜子里，以示旺家。
五谷，五种不同的粮食。例如：小米、大米、玉米、小麦、高粱，豆类等等。
如此看来，扫帚星毛泽东的生日大有问题，他很可能不是生在1893年12月26日的。
（三）彗星科普
定义
彗星除了离太阳很远时以外，彗星的长长的明亮稀疏的彗尾，在过去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认为彗星很靠近地球，甚至就在我们的大气范围之内。1577年第谷指出当从地球上不同地点观察时，彗星并没有显出方位不同，因此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它们必定远离地球。每当彗星接近太阳时，它的亮度迅速地增强，对离太阳相当远的彗星的观察表明它们沿着被高度拉长的椭圆运动，而且太阳是在这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与开普勒第一定律一致。彗星大部分的时间运行在离太阳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它们是看不见的，只有当它们接近太阳时才能见到，大约有40颗彗星公转周期相当短（小于100年），因此它们作为同一颗天体会相继出现。
发现
公元1066年，诺曼人入侵英国前夕，正逢哈雷彗星回归。当时，人们怀有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夜空中这颗拖着长尾巴的古怪天体，认为是上帝给予的一种战争警告和预示。后来，诺曼人征服了英国，诺曼统帅的妻子把当时哈雷彗星回归的景象绣在一块挂毯上以示纪念。如果用中国思想来解释，这就是扫帚星横扫一切的结果。
中国民间把彗星贬称为“扫帚星”、“灾星”。像这种把彗星的出现和人间的战争、饥荒、洪水、瘟疫等灾难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在中外历史上有很多。
典型的彗星由彗核、彗发与彗尾这3个部分组成。彗核由比较密集的固体质点而组成，周围里云雾状的光辉便是彗发。彗核与彗发合称做彗头，其后面长长的尾巴称彗尾。此扫帚形的尾巴，并不是生来便有的，而是在接近太阳时，因受到太阳光的压力而形成的，因此常背着太阳的方向延伸出去。而彗星的体积，太阳系里面随便哪一个行星，都没法和大彗星相比较，闻名的哈雷彗星，它的彗星部分直径便有57万公里。有记录的最大的彗星，其彗发部分直径长达185万公里，至于它的长度，最大的，自头到尾竟然长达几亿公里。当然宇宙空间有很多彗星，可绝大部分全是小彗星。
史料记载
在《天文略论》这本书中介绍西方科学近代太阳系学说时，书中写道：“天文之学，由来久矣，然古人皆谓天圆地方。”此“古人”当包括中国人，“天圆地方”明显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在介绍彗星时，书中写道：彗星为怪异之星，有首有尾，俗象其形而名之曰“扫把星”，同时与“扫把星”类似的词语还有“扫把佬”“扫把眉”“扫把头”等。
相关报道
欧洲航天局“罗塞塔”彗星探测器的成功发射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彗星又被称为“扫帚星”，它吸引人类的“魅力”何在呢？“罗塞塔”所要观测的是一颗什么样的彗星呢？“罗塞塔”将要探测的彗星名为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是以1969年发现它的两位原苏联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它是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彗星，彗核直径约为3到5公里，围绕太阳飞行一圈的时间约为6年零6个月。
预计这颗彗星运行到距离太阳约5亿公里的最近点后，其冰冻表面开始蒸发，扩散出的气体与尘埃会构成长长的彗尾，它的彗尾可延伸数万公里，当彗星被太阳照亮时，地球上人们肉眼可见的“扫帚星”便出现了。
天文学家认为，彗星是由太阳系诞生初期的物质构成的，由于它自身温度极低并处在温度极低的宇宙空间，因此太阳系诞生46亿年来，彗星几乎始终保持着形成初期的状况，对彗星的研究将有助于人类揭开太阳系形成之谜。一些彗星上可能有外来的有机成分，而数百万个有机分子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聚合物，进而可能形成生命所必需的蛋白质、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分子。因此正如欧洲航天局专家所说，探测彗星可有助于释解地球上生命的起源。
此外，彗星撞击地球会引起灾难，地球上的水也可能来自彗星。因此，研究彗星也将有助于揭示这些长期困惑人类之谜。探测彗星的本质及组成成分，还可了解太阳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
（四）结论
扫帚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泽东之谓也！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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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毛泽东是僵尸还是丧尸
网文《让毛主席入土为安吧，停止在灵异空间的恐怖内斗！——我党在灵异空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内斗》认为，按理说共产党是宣扬无神论的，共产党员理应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才对。但如果你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你就会大跌眼镜的。2015年王林案曝光，发现无数高级党官和富商争夺王林，想让他当自己的保护神。
不只是王林，任何号称稍微有点功力的民间特异功能者或和尚道士，都被各级官员包养供养，以求为自己升官发财保驾护航。各地名刹新年第一炷香第一撞钟基本都是当地党委书记夺得，商贾只能获得第二。如果说现在风气才造成我党官员求神拜佛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毛主席当初49年进京时机就是consult当时高人的，并开示毛主席说其一生离不开8341的大限，毛主席虽然不解其意，还是用它来当作自己的御林军部队的番号了。所以，我党高官背地里都是信神鬼的，而且深信不疑。毛主席死后气功盛行时代，大气功师都被高官包办，这都不是秘密。据说李大师就是拒绝做江阔的国师才造下被迫害的弥天大祸的。
扯这么远就是要来解释那帮老干部坚持要造毛主席纪念堂的真正用意。大家都知道打下大陆天下之后，主席的内心一直有杯酒释兵权用意，不好意思做得那么露骨，但最后还是露出狼相，大搞文革，所有帮他打江山的将领下场如何就不必再在这里多说了，都是像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这样的下场，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正在死于非命的途中，好在毛主席终于自己死了，那些正在死于非命途中的老干部终于虎口余生，逃出生天，其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邓小平同志了，痛定思痛，回想起毛主席对他们置之死地的迫害，他们都咬牙切齿要报复！
怎么报复？他们还要在体制下享受利益，当然不会打破这个和毛主席一起创建的体制了，所以就玩阴的。他们通过那些所谓的高人指点知道，虽然毛主席已经身死，但还是可以折磨其鬼魂的，那就是让他不能入土为安，不得超生！所有宗教都是讲入土为安的。穆斯林死后必须24小时内入土，基督教也讲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仍归尘土，不论是再伟光正还是再大奸大恶，一旦死了就尘归尘，土归土了，不再追究了，入土为安重新开始。所以死也是一种解脱。
但是那帮老干部们实在是被毛主席整得太狠了，让毛主席就这样走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所以那帮被毛主席整过的老家伙，在一些所谓高人的指点下，阴毒地不让主席入土为安！特意建了毛主席纪念堂，让主席曝尸广场，主席阴魂因饱受阳光煎熬而痛苦得撕心裂肺地哀嚎，
那些通灵人士告诉我他们都不敢去天门，主席受刑的惨状太吓人，受不了，太令人毛骨悚然了。这就是很多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感觉有些说不出的不自在的原因，就是你生命的另一半看到或感受到可怕的东西了。
他们这么折磨主席40年还不罢休，是在是丧心病狂。连我都看不过眼。我虽然视毛主席为魔头，但反对使这种阴招害人。人都死了，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人再坏，把国家和人民害得再惨，背后也躲不过是某种天意。就像妲己祸害纣王江山社稷，也是上头派下来使坏的，其背后也是有其他非人类可控制的因素。完全不必要恨成这个样子，连鬼魂都不放过，可见我党党内的仇杀比对仇敌更甚，令我等旁观者触目惊心，难以置信。
毛主席幼稚地认为整完人一死走人了之，哪知人家要他万倍偿还！毛主席要知道下场这么惨死都不会发动这么多运动害人，后悔来不及了。每年纪念堂开放的时候都又无数受害人排队进去，解气地对毛主席说，当初你害的我们这惨，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
果报之分毫不爽实在是令人敬畏。但我衷心希望，这样阴毒的报复早日结束，早点让主席回韶山老家入土为安，拆除极具负能量的纪念堂，消除天安门广场的险恶戾气，也好让我国早日得到和谐平安的风水。
……
此文的描述，让人想起了所谓的“丧尸”情节。
丧尸和僵尸有以下区别：
1：丧尸是活人变的，僵尸是死人变的。
2：活人变成了丧尸，有这些原因：病毒、细菌感染；化学毒剂扩散、寄生虫寄生；核辐射变异；等等，带有科幻性质。死人变成僵尸，是死人多了一口气，变成四肢僵硬、头不低、眼不斜、腿不分、不腐烂的尸体、带有魔幻性质。
3：僵尸只吸血，丧尸则是吞下一切能找到的新鲜血肉。
4：僵尸可以控制吸血的欲望，丧尸则不能，它会不停的进食（僵尸丧尸都只对活人感兴趣）。 5：丧尸是没有智力的，这是和僵尸最明显的区别。当然丧尸不是完全没智力，而是指它们只能依靠本能或细胞生物的低微智力。僵尸则不同，它们有些十分聪明，甚至还拥有超能力。
6：僵尸往往都是钢筋铁骨，刀枪不入，水火难侵，只有用桃木剑、糯米、黑狗血、符咒等东西才能消灭。丧尸则是豆腐渣工程，动不动就支离破碎，爆头是最快捷的消灭方法。
7：僵尸不会变异，丧尸会变异。
8：僵尸不会腐烂，丧尸会腐烂。
9：僵尸害怕阳光，丧尸不怕。
由此说来，毛泽东其实不像丧尸，而像僵尸和施害者。
而毛左、毛粉，就不是主动性很强的僵尸，而是像比较被动的丧尸和受害者：
丧尸（Zombie），是西方娱乐作品里经常出现的怪物，它们是由人类受到某些原因而产生，它们是没有人性的尸体，严格来说它们不是活物。丧尸从黑白电影时代活跃到现今，最初出现在《活死人之夜》，经过时代演变而成为流行文化。丧尸与中国的僵尸有本质的不同。
“Zombie”这个词来自巫毒教文化。根据巫毒教信仰，巫师可以复活死者，复活之后同样被称为丧尸（Zombie，参考还魂尸）。死者虽然能走动，能用工具，但并不会拥有自主意识，并且受举行复活仪式的人操纵，因此被当成奴仆使唤。
一般作品中，丧尸基本是活人因病毒感染而变成，不过实际上，也有死人复生为丧尸的情况发生，例如电影《生化危机2》、《活死人归来1-2》等部分情节。万幸的是，现实世界未发现任何有关丧尸真实出现的记录，丧尸一般在游戏、小说、漫画、动画、电视剧和电影中，作为一种作品所需灵感的创作题材。
丧尸也称活死人。但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死者复活，可能是用强力药物迷昏被害人后，再利用幻觉药物跟催眠控制被害人的结果。像是在海地，常有许多丧尸传说，其实是巫师用药物迷昏被害人后，再用幻觉药物跟催眠控制被害人。
视觉
2个小时后丧尸将逐渐失去视觉能力，但它们是如何区分人类和同类的判断依然争论不休。一种理论认为人类做出的行动，要较不死者更为迅速和灵活，但对于已经视网膜完全自溶丧失视觉能力的丧尸而言这种说法不成立，因而人类试图通过模仿其动作来混淆逼近的丧尸，例如采用蹒跚摇晃，笨拙跛行的行进方式无一例外的失败，针对丧尸感官信息收集方式也进行了一些实验。更多证据指出丧尸的可能通过听觉与嗅觉或其他未知的感官方式进行狩猎。有人认为丧尸拥有夜视能力，因为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们夜间狩猎的行为。这一理论最后被推翻则是因为，即便没有双眼的丧尸也能有效地跟踪猎物。
听觉
毫无疑问丧尸拥有优秀的听力。它们不仅能察觉到声音——它们还能侦测其方位。他们听力所及的基本范围与人类的相当。超高频和超低频声波的实验则否定了它们能听见这些声音的推断。试验同时证实了丧尸能被任何声响所吸引，而不仅仅是存活生物所发出的。有记录证明食尸鬼会察觉到活人所忽略的声响。很有可能，尽管未经证实，这表明丧尸平均地运用它们全部的感官。人类自出生以来就是视觉导向的，他们只会在首选感官失效时才依赖其他的感官。而活死人或许并不与我们共同分享这一缺点。所是如此，这便能解释它们那可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觅食，猎食和战斗的能力。
嗅觉
和听觉不同，不死者拥有更为敏锐的嗅觉。不论是实战场合还是实验室测试，它们都能在任何环境中最优先分辨出活着的猎物的味道。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理想化的风力情况下，丧尸甚至能察觉一英里以外的新鲜尸体的味道。再一次的，这并不意味着食尸鬼有着比人类更好的嗅觉，而仅仅是它们更多地依靠它而已。并不能确认猎物们的特殊分泌物信号的细节为何：信息素，血腥味等等。在过去，人们试图凭借香水，除臭剂，或者其他浓重嗅味的物质来“掩盖”人类独有的味道，以期通过不死者大规模滋生的地域。没人成功。人工合成代表活生物的味道的化学物质，用来作为诱骗或甚至赶走活死人的实验工作正在进行。而真正成功的产品起码还要几年才可能完成。
味觉
对于活死人的味蕾是否有所改变我们依然所知甚少。丧尸有能力分辨出人类和动物的血肉，且它们更喜好前者。食尸鬼也有着显著的拒绝腐肉而偏好新宰杀猎物的行为。一具死亡超过12到18小时的人类尸体便会被拒绝作为食物。对于用防腐剂或腌制手段处理过的尸体也一样。尽管这跟“味觉”有多大的联系依旧无法确定。这种判断更可能是基于嗅觉，或者其他尚未被人们发现的本能。为什么新鲜人肉更受欢迎。
触觉
丧尸没有字面意识上的身体感知能力。在丧尸化后其身体表面所有的神经感受器依旧是死亡的。这是对它们而言是最好的而对活人来说最可怕的优点。我们，作为人类，拥有感知生理疼痛的能力来判断自己受到了伤害。我们的大脑会分类这些感觉，与经历过的类似状况予以比较，然后将其存档以为将来遇到时作为相应的警告发出。这是生理学和本能赐予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幸存下去的礼物。正是因为它我们才将勇气视为美德，并以此激励人们敢于忽略这一警告而冒风险行动。正是由于缺乏认识和避开疼痛的能力，活死人才如此可怕。它们不会在意伤口，因此，一次袭击无法被轻易阻挡。即便一个丧尸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它仍然会继续攻击，直到什么也没剩下。
第六感
历史上的研究，加上实验室和野外的观察，显示出即使活死人的所有感觉器官都受到损害甚至彻底腐烂掉，它们也能搜寻猎物。这是否意味着丧尸拥有第六感？也许。活人真正使用的脑容量不过是他们所有的5%而已。病毒激活某种在进化过程中失去的感知途径是有可能的。这项理论在对抗不死者的战争中争论得最为激烈。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够证实任何一方的观点。
医疗
不管古老的民间传说或神话传说怎么说，不死者在生理学上已经被证实没有任何的自我修复能力。细胞受到的损害将会保持。任何伤口，不管其大小和所处环境，将会一直保持到丧尸化的躯体到达自己的极限为止。各种医学手段都在被捕获的食尸鬼身上加以尝试以期激活它的自我修复。全都毫无效果。这种自我修复的无力性，某种存活生物保有着的能力的失去，对于不死者而言是个残酷的缺点。比方说，每次我们进行自我锻炼时，我们其实都会撕裂自己的肌肉纤维。而随着时间过去，这些肌肉便会被修复并补强到比之前更强韧的状态。而一个食尸鬼的肌肉组织会保持损伤，每一次的使用都会越发地使其机能失去。
腐烂
丧尸平均的“生命周期”——在它彻底解体之前能够活动的时间长短——估计有3至5年之久。听起来匪夷所思——一具人类的尸体居然能逃避自然的分解作用——这是由于基本的生物原理所导致的。一旦人类死去，他的肉体立即会遭到成千上万的微生物的袭击。这些生物体在外部环境中数目众多，但在体内则数量稀少。人活着的时候，免疫系统在微生物和它们的目标之间建立起了一道屏障。人死后，这一屏障就消失了。微生物们在进食的同时开始指数性的繁殖，并因此在细胞层面上使尸体解体。任何腐败尸体的颜色和味道便是这种微生物生理进程的体现。在你点了一道“陈”牛排时，你点的其实是一片已经开始腐败的牛肉，它曾经坚硬的肉质在微生物破坏肌肉纤维的作用下变得柔软。在短时间内，那块牛排就如同一具人类尸体一般，将会分解得了无痕迹，只留下过于坚固或对微生物来说缺乏养分的结构，例如骨骼，牙齿，指甲及毛发。这是普通生物的生命循环，自然将营养成分回收回食物链中的手段。要停止这一过程从而保存尸体组织，就必须将其置于不适宜细菌生存的环境中，例如放在极高或极低的温度的环境里；浸泡在有毒化学物质中，如甲醛；或者，在这个情况下，使其处于Solanum饱和态。
几乎所有和普通人类尸体的分解有关的微生物，都会本能的避开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从而有效地使丧尸防腐。如不是这种情况的话，与活死人作战就只需要简单的不管它们，直到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后，它们坍塌在地上只剩白骨和腐肉即可。进一步的研究正在寻找造成这一状况的确切原因。无疑，至少有那么一些微生物能够忽视由Solanum导致的排斥效应，否则的话，不死者将能被完美地防腐下去直到永久。我们还发现诸如温度和湿度之类的环境因素，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路易斯安那的河流河口徘徊的不死者，就没有待在寒冷，干燥的戈壁沙漠里的那些同类维持得那么久。极端情况下例如设想将其深度冰冻或是浸泡在防腐剂里，能够令一具不死者标本永久保存下去。这类手段即使不能让丧尸持续活动一个世纪，十年之久倒是可行的。（参阅“袭击记录”）腐烂并不意味着这些“行尸走肉”会简单地散架。腐败过程在身体上不同部位的所花时间有所不同。大脑依旧完整无损但其余部分已然支离破碎的样本也有发现。那些有部分大脑腐烂的活死人仍然可以操纵其身体行动，但和其他完整的丧尸相比就好像麻痹了一样。
消化
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一劳永逸地驳斥了不死者以活人血肉为自身燃料的观点。一个丧尸的消化系统是完全无用的。其体内那整个曾用于加工食物，吸收营养，最后排泄废物的复杂系统并不再具有原先的功能。对被压制住的丧尸进行的解剖作业显示出它们的“食物”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状态，未经消化地填塞着整个肠道和胃。随着丧尸吞吃更多的受害者，这一简单咀嚼然后吞咽的进食过程将会持续积累下去，直到它们从肛门被挤出来为止，或正如字面意思上的，把胃或肠子给撑爆。尽管这种关于无消化力非常戏剧性的例证较为少见，上百起目击记录证明有丧尸有着撑大的肚子。对其中之一的标本在捕获后进行的解剖发现，它的消化系统里装满了重达211磅重的新鲜人肉！还有更珍贵的记录证实，有的丧尸在其消化管道从里面被撑爆之后很久以后，都还在继续进食。
呼吸
不死者的肺依旧在继续运行，不断地吸入和呼出着空气。这一功能直接导致了丧尸发出的哀嚎声。而这个肺部和身体未能完成的，则是将氧气转变为二氧化碳的过程。由于Solanum对氧气没有需求因而排除了这两项功能，人类曾经赖以生存的呼吸系统在食尸鬼的体内已再无任何实际功用。这解释了为什么活死人能够“水下行走”，或是在对人类致死的缺氧环境中生存。它们的大脑，正如之前讲到的，已不再需要氧气。
循环
说丧尸没有心脏并不准确。不过，说它对它们毫无作用倒是正确无误。不死者的循环系统不过是它们体内装满了凝结血液的管道网络而已。诸如淋巴系统之类的体液也是一样的状况。尽管这一转变能使丧尸得到又一项比人类方便的优点，这已被证实是一条神赐人类的好消息。缺乏流动的体液阻碍了病毒事实上的传播。如果不是这样，考虑到与之战斗的人类无法避免地会被飞溅的血液和体液泼溅到，肉搏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繁殖
丧尸是不可生育的生物他们的性器官坏死而无用。曾有尝试将人类的精子和丧尸的卵子结合，结果完全失败，反之亦然。丧尸同样表现出毫无性交欲望，不管是跟同类还是活人。在研究可以得到更多进展前，人类最大的恐惧——亡者繁育出亡者——令人安心地不可能发生。
力量
丧尸所能施加的力量和活人一样强。能够施放的具体力量视丧尸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人类生前肌肉所拥有的力量在其死后依然会保持。和活着的躯体不同，肾上腺素据信不会对亡者产生效用，使丧尸无法释放我们人类可以释放的瞬间爆发力。活死人拥有的一项优势是它们永无止境的持久力。想想看体力耗尽之时，或其他疲惫之极的场合。痛苦和精疲力竭感会削弱你的极限力量。而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亡者。它们会用同样大小的力量持续其行动，直到肌肉如字面上那样分崩离析殆尽为止。
即便这意味着日益增多的越加虚弱的丧尸，它同样会使第一次袭击威力无比。不奇怪某些足以让3甚至4个成人精疲力竭的路障，会在单单一个丧尸的打击下轰然翻倒。
速度
“步行”的亡者实际上是在跛行或着蹒跚着前进。即便没有损伤或高度腐烂，它们协调性的缺乏导致了不稳定的步伐。速度基本上完全由腿长所决定。高个的丧尸有着比它们矮个的同伴更大的步幅。丧尸看上去似乎无法奔跑。被观察到的步行频率最快的（普通）丧尸也只能达到区区的1步1.5秒。不过，和力量相似，亡者们相对人类的优势在于它们不知疲倦。那些以为他们甩掉了自己的不死者跟踪者的人最好记住龟兔赛跑的故事。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兔子很有可能会被生吞活剥。
敏捷
活人平均的灵敏度等级大概要比最强悍的丧尸高出90%之多。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坏死的肌肉组织的强度所决定的（因此它们难以大步行走）。其余的原因则源自它们功能低下的大脑。丧尸的手眼协调能力更低，这是它们最大的一个弱点。从没人见过丧尸跳跃，不管是从一处跳到另一处还是简单的原地上下。在狭窄的支撑物上保持平衡同样超出了它们的能力所及。游泳同样是活人才保有的能力。有一种说法指出，如果一个不死者被泡胀到足以漂浮在水面上，那么它将会成为一个漂浮的梦魇。这非常罕见，然而，鉴于缓慢的腐烂速度使副产品气体的积累极端耗时。那些走入或掉入水体里的丧尸，更可能发现它们自己就这么在水底徘徊不已，直到最终彻底消散。它们可以成为成功的登山者，但只会发生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丧尸察觉到位于它们上方的猎物，例如，在房屋的第二层，它们会持续地试图攀登而上。丧尸们会试图攀爬任何表面，而不管那有多么不可触及甚至毫无可能。在所有即使最最简单的场合里，这些尝试都只会通往失败。即使在有梯子的场合，在必须执行简单的爬梯手—手交替动作时，4个里也只有1个能够成功。
行动模式
以下内容出自MAX BROOKS的《丧尸生存手册》
智力
这已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实，我们相对于不死者最大的优势就是思考的能力。丧尸所有的平均心智水平比昆虫都还要低下。没有任何时候它们有表现出理智或逻辑。尝试完成一项任务，失败，然后通过反复尝试和错误以找到新的解决办法，是一项在动物界中广泛存在但活死人们却失去了的技能。丧尸们在实验室里总是一再的在为啮齿动物设计的实验里失败。有这么一次实地事件显示：一个人处在一座断桥的一端，而几打丧尸则位于另一端。一个接一个，活死人们在尝试触及他的过程中不断地在边缘摔下。整个过程里它们中没有一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或有试图改变它们的战术。和神话跟推测不同，丧尸们从未被观察到有使用任何工具。即便只是抓起一块石头来作为武器使用也是它们力不能及的事。这个简单的任务能够建立一个思维联系使其意识到石头是一件比裸露的手更为有效的武器。讽刺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我们能更容易地将丧尸的智能，跟我们更 “原始”的祖先加以比较。即使最先进的计算机也没有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们除了被指令去做的事外，什么也不会做。想象一台被编程执行一项功能的计算机。这个功能无法被暂停，改进，或消除。不能储存新的资料。不能安装新的指令。这台计算机只能执行唯一一项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直到最后它的电源被关闭为止。这就是丧尸的大脑。一台本能驱使的，永无休止的，无法被修改只能被摧毁的机器。
情感
活死人就目前所知没有任何的情感可言。所有途径的心理战法从试图激怒丧尸到使其感到怜悯的尝试最后都只引来了灾难。快乐，悲伤，信心，忧虑，爱，恨，恐惧——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上千种构筑人 “心” 的存在，对于活死人而言就跟同名的器官一样毫无意义。这一切究竟是人类最大的弱点还是最大的力量· 争论在继续，而且恐怕会永远持续……
记忆
一种并不新的想法认为丧尸依旧保持着生前的知识。我们有听到一些诸如亡者回到生前居住或工作的地方时，便能够熟悉地运转机器，或甚至表现出仁慈或对爱人的相应的行为。事实上，没有一丁点的证据能支持这一空洞的幻想。丧尸不可能保有不管是意识还是潜意识的生前记忆，因为它们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食尸鬼不会被曾经的家养宠物，亲近的人，家庭环境及其他任何事物所搅乱。不管他生前究竟是什么人干过什么事，那个人已经永逝了，被一个除了进食本能以外毫无头脑可言的自动机器所取代了。注意这其实是在回避问题实质：为什么丧尸更偏好城市地区而非乡村？首先，丧尸并不是更偏好城市，仅仅是待在它们丧尸化的地方而已。其次，丧尸们待在城市里而非分散到乡下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城市地区是猎物最多最密集的地方。
物质需求
除了饥饿以外 （后面还会讨论） ，丧尸不会表现出任何人类生活里的其他物质需求。丧尸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曾被观察到有睡眠或休息。它们对极端的冷热温度都不会有反应。即便在最可怕的天气里，它们也不会寻求庇护所。简单如干渴这样简单的需求也不曾在活死人身上表现出来。违背所有的科学守则，Solanum 创造出了一种可以视作完完全全自给自足的生物。
沟通
丧尸没有语言技能。尽管它们的声带组织能够用于交谈，它们的大脑却不能。它们仅有的发声行为表现为深长的哀嚎声。这种哀嚎声在丧尸发现猎物时便会开始发出。这声音将会保持低沉和稳定直到身体接触发生。之后则变为一种意图表明丧尸已展开攻击行动的特定音调和音量。这一可怕的声音，屹然成为这些行尸走肉不可分割的特征之一。被发现这犹如丧尸军团的集结的咆哮一般的声音，其实还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武器。（参阅 “防御时分”）
社会动力学
总是有认为丧尸受到某种集体力量制约的理论传播着，从一支撒旦指挥的军队，到最新的昆虫那样的蜂巢式结构信息素运行机制，甚至它们能依靠心灵感应达成行动一致。事实真相则是丧尸根本谈不上任何的社会组织性。没有阶级之分，没有指挥系统，没有任何集体化的运作机制。一群不死者，不管其规模如何，不管表现出怎样的行为，都仅仅是大群的个体的组合而已。如果数百食尸鬼都聚集在一个受害者身旁，只是因为各自被各自的本能驱使而已。丧尸表现出对其他个体的漠不关心。其个体永远不会对视野中的任何其他个体作出丝毫的反应。这里回到关于感官的问题：一个丧尸如何区分开等距离外的同类和人类或其它的猎物？答案还有待寻找。丧尸们避开彼此就好像它们是无生命的物体一般。在它们相互接触时，它们不会尝试一丁点的交流或沟通。分享同一具尸体的丧尸宁可再三地相互争抢一块有争议的尸肉，也不会试图把竞争者推开。唯一可以被视为公共效能的似乎是恶名远扬的成群狩猎，食尸鬼的哀嚎声能够召集任何可以听见的同类。一旦它们听见哀号声，其他行尸走肉的家伙几乎都会汇聚到声音起源的位置。一种早期的理论认为这是一种有预谋的行动，一名侦查员使用哀嚎声来向其他的发出进攻号令。而不是以此作为警报。
狩猎
丧尸是流浪生物，没有领土或家庭观念。它们会行进数英里，可能的话，在有足够时间时在它们寻觅食物的旅途中横跨整个大陆。它们的狩猎模式是随机的。食尸鬼们无论日夜都会进食。它们宁可蹒跚地穿越整个区域而非刻意地展开搜索。中央区域或建筑并不会被挑选为更有可能存在猎物的地方。举例来说，有的被发现前往搜索农舍，其他的则在乡下的建筑里搜索，而同一群体里的其他则根本不往以上场所瞟上一眼。城市地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探索，因此不死者会在这类地区待上更久，但不会有建筑会比其他建筑被优先对待。丧尸看似完全不会在意它们周围的环境。举例来说，它们绝不会把眼睛移到可能传达某种信息的位置上去。默默地四处乱走，带着千码远的凝视，他们漫无目的地漫步着，不顾场所，直到发现猎物为止。正如之前所谈到的，不死者拥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定位一名牺牲品的确切位置的能力。一旦发生接触，之前的沉默和健忘，将自动转化为一种更接近于跟踪导弹的状态。它的头立即转向牺牲者的方位。下巴垂下，嘴唇缩回，而且，从它的横膈膜深处，发出哀嚎声。只要接触发生，丧尸便无法以任何手段加以扰乱。它们将持续追赶其猎物，整个过程只有在它们失去接触，达成一次成功猎杀，或被摧毁时才会告终。
动机
为什么不死者要猎食活人？既然已经证实了人类的血肉并不是它们所需的营养来源，那为什么它们的本能会驱使它们去谋杀？真相一直不可捉摸。现代科学与历史记载相结合，表明活人并不是不死者唯一的喜好之物。进入大规模滋生地区的救援部队总是报告它们剥夺一切生命。任何生物，无论他们的大小或种类，都会被一个攻击着的丧尸消灭。不过人类的血肉比起其他物种，它们最最偏好的。一项基于一个抓获的标本进行的实验，它面前放着两箱鲜肉：一个是人类，一个是动物。丧尸再三地选择人类的。这一现象的原因依然不明。在怀疑的阴影之上的，有一项可以得到证实，那就是：是 Solanum 带来的本能趋势丧尸去杀死并吞吃任何发现的生命。这一观点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杀死丧尸
消灭一个丧尸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正如我们所知，丧尸不需要所有我们人类赖以为生的生理机能。摧毁或对活死人的一员的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或是呼吸系统造成伤害不会有任何效果，既然这些功能都不再用来维持大脑的运作。直说的话，杀死人类的手段有上千种而消灭丧尸只有一种。除掉它们的大脑，不论用什么方法。
当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摧毁掉丧尸的脊柱系统能够同样的让丧尸消停下来。理由也很简单，无论是什么东西控制了丧尸的大脑，大脑发出的指令也必须通过脊柱和神经系统的传导，才能让它们的四肢来执行。因此，打断丧尸的脊柱或者让它们打架，可能也是一个较好的消灭丧尸的方法。
处置
研究已经表明 Solanum 能在一具停止活动的丧尸体内保持存活 8 个小时之久。确保对不死者的尸体保持最高的警惕。鉴于头部是病毒间的联系的核心位置，尤其应予以特别的重视。永远不要在没有穿着防护服的情况下触摸或搬运一具丧尸的尸体。将它视为某种高度致命的有毒物质来对待。火葬是最安全的手段是绝大部分处置方法中。不要理睬什么焚烧尸体会将 Solannm 通过烟云散播开来的谣言。
驯服
再次重申，丧尸的大脑长久以来已被证实，是不可能被修正的。从化学手段到外科手术乃至电磁波等等各种试验都只证明，这一目标不会有任何结果。动作修正治疗，或者其他任何试图把丧尸训练成家畜的尝试都只有失败而已。再次重申，这台机器无法被重装。它要么永远保持这样的存在，要么就变得永远不再存在。
这类丧尸在虚构作品中最常见的。就是活人被寄生生物寄生后转变为丧尸。
寄生丧尸
这是最常见的。他们移动缓慢，喜欢结群，拥有动物的本能和很惊人的撕咬力。他们新陈代谢十分快，所以必须要不停的吃碳基生物（即地球生物）来保持自己体力，如果长时间没有补充食物，他们就会休眠，如死去一般。他们已经死去，被病毒（例如《生化危机》的T病毒）寄生。病毒能改造被寄生物，全面接管人体神经系统使人脑死亡，所以当人丧尸化时人已经死亡不再具备人的感情。病毒大量繁殖与人体内，需要大量能量所以被寄生者有很强烈的进食欲望，他们生命顽强，因为他们身体只有两个器官在运行：大脑神经元和心脏，都由病毒控制，为其维持自己。他们拥有很强的感染能力。
动物丧尸
此类丧尸与其他丧尸不同是动物感染的，他们还抱有动物一些行为，最常见是狗丧尸。
生物丧尸
他们与病毒丧尸一样，但是他们不具有感染能力。因为他们是被一些寄生生物（如：猎头蟹）寄生而成为丧尸，而传播的是这些寄生生物，而这些丧尸本身是不具有感染性的。
辐射丧尸
这类丧尸他们也不具有感染性，但是他们却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与攻击型。他们只能由活人变为丧尸，这些丧尸是由于受到高强度的辐射，基因突变而造成的，他们全身具有放射性物质，拥有超强的体质与生命力，他们也是拥有动物的本能，但却没有结群的习性，他们新陈代谢比较慢，他们攻击人和他们看得到的任何生物。此类丧尸攻击全身皆有效果，但不能令其停止行动，只能杀死，同样是头部与心脏。
外星丧尸
这类丧尸基本上与寄生死丧尸的生物丧尸相同，只不过是由外星生物感染人类或者外星人。
魔法丧尸
其实这类应该算上是僵尸，就是《暗黑破坏神》系列中被黑巫师召唤的死去的人复活，变成战斗力，无感染力。
改造丧尸
这是最强的丧尸，种类多，有的可以感染，有的智商高，一般都具有多个形态，他们是由植入病毒改造人类或者人类与动物结合后，使用手术改造并精心培育后的生物武器，他们跑得快，跳得高，生命力十分顽强，自我修护十分快，利用碳基生命来维持生命，用杀人机器形容再好不过，拥有听从命令并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使用火箭筒，机枪等武器的功能。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毛泽东怪异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毛泽东为什么不杀要杀他的人
有报道指出：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鲍彤就以“走资派”身份被监禁。“文革”10年对他来讲完全是空白，直到1977年，他才听到第一个上级精神的正式传达：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鲍彤对于林彪“九一三事件”完全是个局外人，是不是可以做到“旁观者清”呢？2013年中国农历春节前夕，美国研究林彪的青年学者司马清扬回国，林彪之女林豆豆的丈夫张清林为其组织了一场与国内文革史专家、“九一三事件”研究者、亲历者的学术座谈，特别邀请了鲍彤参加，并在会上发言，经整理发表于《前哨》杂志2013年4月号。鲍彤的看法，为世人看待林彪“九一三事件”开辟新的视角。
高瑜：听鲍彤谈林彪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做了新南巡和1月5日中央党校研讨班上两个重要讲话，提出他的历史观，引发朝野巨大争议。在这个大背景下，鲍彤也谈了他的历史观。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正式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观。与他“新南巡讲话”中总结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强烈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紧密呼应。
201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过“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因此，如何研究中共历史，什么才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不仅关系着习近平主政之后新闻出版，历史研究的自由度，而且关系着当前朝野，关系着社会新思潮各派的巨大分歧和争议。
鲍彤发表他的历史观
春节前，张清林为身兼美国有机化学博士和中共党史研究者双重身份，年轻的司马清扬先生组织了一场与国内文革史专家、“九一三事件”研究者、亲历者的学术座谈，特别邀请了鲍彤先生参加。鲍彤聆听后也发言，发表了一连串对“文革”、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将座谈会带入高潮，鲍彤言谈隽永，令人耳目一新，赢得热烈的掌声和赞许。
鲍彤说：“历史新的角色可以用望远镜观察历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每个人只能看到一部分。研究者呢，刚才小夏（司马清扬本名夏继波）提到陈寅恪教授，陈寅恪教授是用显微镜来研究，看得很细，小夏继承的就是这种科学的方法。对待每一件事，有没有这件事？每件事站得住站不住？和其他事情有没有矛盾？怎么来判断这些问题？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这是一种好的研究精神。刚才刘（家驹）先生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个问题，恐怕不是20个，也不是40个，现在看起来是一笔煳涂账。将来弄清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鲍彤认为：“现在已经‘说清楚的问题’，也都是煳涂的问题。现在只说清楚了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伟大的’。‘毛泽东是伟大的’这个问题，我看被毛泽东自己说清楚了：毛泽东是渺小的。毛泽东所处理的一切问题，都证明他是渺小的，小人一个。林彪比他伟大，刘少奇比他伟大，说不定闹了半天江青也比他伟大。我是冒说的，因为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我对刘少奇很有敬意，但是我知道刘少奇所做的错误那也是罄竹难书。林彪元帅肯定也是犯了许多错误的，但是在毛泽东控诉林彪这一点上，肯定毛泽东是错的，林彪没有错。如果毛泽东要制造林彪这样一个冤案，那就证明毛泽东一定是个小人。是伟大的人物，为什么要制造一个错案呢？”
“五七一工程”的价值
鲍彤告诉大家：他知道‘五七一工程’是后来的事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天，他就是以‘走资派’身份，与外界完全隔绝。“九一三事件”没有让他听传达，他不知道。他听到的第一个正式传达是粉碎“四人帮”的传达，已经1977年了。在这中间对他是空白。
鲍彤讲了文革中的一件事：“在‘九一三’很久以后，我这个（拍右胸）口袋里放着《毛主席语录》，这个（拍左胸）口袋里放着《林副主席语录》。有一次我拿出来这两本语录，要放在桌子上，有一个人跑过来，也是个老红军，原来新四军八师的副政委，他说：‘你现在手里怎么还有这本！’他拿起林彪语录‘啪！’往地上一甩。我心里想他告诉我什么信息？大概是林彪出了问题了。”（众笑。）
座谈中，小夏认为“五七一工程”到底是谁写的，不清楚。刘家驹和王鲁光（王飞长子）都证明，经王飞辨认，确实是于新野的笔迹。小夏认为，不管是谁写的，其中有些思想是从林彪或者林彪周围人那里得到的。
鲍彤说：“我加一句话，‘五七一工程’恐怕是许多中国人的感觉，对毛泽东当时采取的许多政策的反感。‘五七一工程’反映了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那么也就证明‘五七一工程’有它的历史价值。”
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
鲍彤对林彪做了这样的结论：“林彪最后结论是叛党、叛国，现在党史上也是这么写的。如果林彪是叛党、叛国，我以为是很光荣的叛党叛国，因为意味着他是叛毛，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座谈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在九大报告就发生了分歧，由陈伯达最初起草的九大报告，提出“主要发展生产力”，引发毛泽东的不满，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和嘲弄。
鲍彤说：“在九大报告起草中，如果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不管他采取什么语言，很可能他采取‘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应该转到生产力上来了’，因此有人就批判他‘唯生产力论’。那就证明后来改革开放第一号人物是林彪。抓生产力啦，‘发展是硬道理’呀，发展什么呀？我对邓小平这个话，我也有保留。什么叫‘发展是硬道理’？我请问，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发展别的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张清林：发展贪污腐败。众笑。）那也是硬道理，那发展镇压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呀？如果‘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如果在某个历史时期，说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第一个提出的应该是林彪，是九大。”
从九大第一个报告被毛泽东否定，就意味着毛泽东本身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林彪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想变成一个转折点，没有转成，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好像是转成功，有人说他是“总设计师”，这个人很不好，要批评。”（鲍彤摇着手，笑了。）（高瑜：这是鲍先生的杰作，“总设计师”是他的版权。）
鲍彤：“这个人讲错了，中国改革开放没有设计师，邓小平不是设计师，耀邦不是设计师，紫阳不是设计师，没有一个人是设计师。如果说有设计师，那是历史唯心主义，当然唯心主义也不一定错。但是即使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错的。总而言之是这么个意思，如果当时林彪有一个主张，不管他当时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在一定时期，采取一定的语境说话，都是要受限制的。”
林彪起了承上启后的作用
鲍彤说：“如果林彪在九大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应该转到经济建设，应该结束文化大革命，那林彪继承的是八大路线，林彪开启的是后来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是承上启后这样一个作用。”
“即使说林彪是叛国，我想要离开也是可以的，要离开的多了，孙中山就是离开的，美国也去过，日本也去过，英国也去过。（张清林：还有马克思、列宁。）马克思自己离开的德国。为什么？他认为德国不自由，到英国去比较自由，那么他离开德国好像也没有说他是德奸。倒是有人说列宁是俄奸。林彪的问题，如果他反对毛主席，如果他反对的是对的，有什么错？如果他反对以后不得已被迫出走，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根本没想出去，根本没有想到要跑到苏联去，反过来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要陷害他。反过来又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要陷害他？”
“刚才姚监复说邓小平说驾驶员是好人，我就盯住，邓小平怎么知道？邓小平他那个时候又不在北京，他自己也在软禁之中，他怎么知道？由此可见，两者必居其一。第一，有非常权威的人告诉他的。第二，他查了档案，他知道这件事。如果有档案可查，邓小平能够看到，将来总要见天日。如果当时权威在场，权威也不是一个人，将来总是要水落石出。”
怀疑、挖掘历史功在千秋
鲍彤说：“现在的问题给了我们一种希望，就是大家看穿了这个里面有猫腻，这是个骗局，这是个骗人的东西，要深究，是个好事情。对现在历史的怀疑，是现在的人在维护它，是过去的人编造出来的。为什么过去的人要编造？为什么现在的人要维护？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挖掘？要抢救这些资料？我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人，既然面对着一些疑团，总是要想办法要弄清楚的。有些细节也可能弄不清楚，很可能弄不清楚。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的事情现在闹清楚没有？焚的第一个人是谁？第二个人是谁？有没有人打抱不平？有没有人反抗？有没有人说公道话？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了，这件事铁定了。我们也知道第二件事情，有一个人姓毛，叫毛泽东，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好！我们也都知道了。除此以外还知道别的吗？细节也许我们将来越弄越清楚，也许弄不清楚，大的轮廓，大的是非，已经清楚了，叫大白于天下，不是小白于天下。细节弄清楚了更扎实，更是有说服力。”
“所以无论大的问题的研究，小的问题的研究，对我们这些煳涂人，对未来将会长大的人，知道有一段时间是不准讲真理的，这段时间真相是被掩盖的，真话是被歪曲的，是需要冒着风险，冒着压力来研究的，来探讨的。如果有这个认识，对今后的后人，今天也许还没有生出来，也可能今天已经生出来了，也许今天他是30岁，也许30年以后他才30岁，这不重要。但是我想，对我们太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像权威所说的那样，黑是黑，白是白，黑的倒反是白的，白的反倒是黑的。”
“前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刚才讲十个元帅，我不相信十个元帅都是一样的意见，很可能十个元帅十个意见。我也不相信是十个元帅当中有哪一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有哪一位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但是我相信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残酷的内外斗争中，人都变了形。变了形之后，在各种场合之下，说出来的话，都很难反应映他本人的真实的状况。我们可以理解他，我们可以说明他，我们需要了解他，但是我们要分析他。其中有某些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政治主张不一样，人品人格不一样，在某些问题上都有保存自己的一种可能，某些问题提出，对后人有启发，那是很宝贵的。”
发表上述文章之后，女记者高瑜又于《外参》月刊17期中撰文《北京“九一三”研讨会为林彪翻案》，对此次研讨会的内容加以补充。
“九一三”事件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它对中国的震动，相当于美国的911。这只是后果的比较。林彪座机从山海关机场星夜强行起飞，并没有危害到中国的普通百姓。但是毛泽东锁定这是林彪另立中央未遂，是林立果谋杀他未遂，是恶性反革命事件，是叛国。定性是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结果不但牵连了对“九一三”毫不知情的黄、吴、李、邱四名高级将领，还惩罚了军内十几万人，连带他们的家属，使“九一三”变成株连几十万人的大灾难。
两个克格勃中将割走林彪、叶群头颅
首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有当时驻蒙古使馆的二秘孙一先和翻译沈庆沂等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调查的是谁，看到惨不忍睹的现场，一具具烧焦的穿军装的尸体，只知道“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他们拍了十几个胶卷，三、四百张现场照片，大小每一片残骸都照下来了。他们不懂英文，蒙古人也不认识是什么飞机，是这几个中国外交人员埋葬了遇难者，坟墓选在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坠落地方是背阴处。并且立了墓碑。当时驻蒙使馆人员连黑匣子的常识都没有，也就忽略。回到乌兰巴托，查字典，才知道是架三叉戟。他们根据外交部的指令，坚持是民航机，蒙古外交部认定是军用飞机。
很快苏联克格勃来了两个中将，掘墓，割走林彪、叶群的头颅，而且就在蒙古的苏联大使馆里处理，用开水煮，剥掉肉，只取走头骨。11月，又来取林彪胸部，看有没有钙化点。除了克格勃，苏联也只有四个人知道，两个专家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多年之前，三叉戟遇难者的坟墓在温都尔汗就荡然无存了。据说飞机的黑匣子2008年已经送还中国，一位重要当事人的后人当面听万里长子万伯翱讲，可以听到林彪说：“回去。”后来又有知情人纠正，林彪说的是：“回家。”林豆豆听说后去问万伯翱，万予以否认。但是听万亲口讲的人仍旧说是他讲的。还有说，黑匣子回国更早，是于2001年5月底，卸任两年的叶利钦接受江泽民的邀请，前来中国，在大连接受12天中医治疗时的见面礼，不过叶利钦交还中国的黑匣子只是复制品。
四十年了，中国军人的遗骨国家却不要。这是国耻，军耻，是国家的悲剧，军人的悲剧。
李德生在地下指挥所为什么骂脏话
三叉戟的空难是怎样发生的？
飞机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弹炸的？是炮弹洞穿的？还是迫降后翅膀插地，油箱中的余油冲开输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孙一先和沈庆沂也问过一位蒙古老大娘，她证实是亲眼所见。林彪座机为什么会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克什米尔号一样安装微型定时炸弹引爆发动机，是地对空打的？还是空对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一切至今仍是谜团。
空军情报部九一三晚上对三叉戟航迹线进行了准确的追踪，在地下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骂了一句脏话：“空军情报一条条往上递，总参情报上不来！”三叉戟飞过蒙古边境，空军的情报中断了，但是空军情报部仍旧截获三条苏联情报：“大型目标不清”；“大型目标着火”；“大型目标坠毁”。空军监测到坠毁地点。第一条情报被王飞压下。第二条李德生不相信，问在场的人：“飞机在空中能着火吗？”第三条来了，李没有说话。
第二天蒙古情报也到了：“发动机起火，坠毁。”坠毁地点与空军监测到的一样。李德生才高兴起来，表扬空军情报部：“你们这次做得不错。”毛泽东则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一个星期之后，空军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里获得李德生表扬的情报部，空军政治部，空军后勤部都垮了。抓的抓，关的关。各地飞行师都被陆军接管。
李作鹏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九一三晚上周恩来给李作鹏打了四次电话，都是工作上的事，让李作鹏感到只是普通的查询，周要他处理那架三叉戟飞机不能夜航。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航空兵，最高管辖权在李作鹏手里，空军管不着。当晚空军司令吴法宪去了34师100团，周办杨德中也一起去了。
李作鹏说：“按理说周恩来应该知道很多事，但是他丝毫没有提醒我，哪怕他只有一点暗示，我都不会轻易叫林彪的飞机跑。”当晚时间非常充裕，林彪北戴河别墅在山上，下山的路非常窄，两辆车会车，都要轧到两边的土地，如果横一辆大卡车，林彪的车根本跑不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路上采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第三，李作鹏就说，你哪怕给我一点提示，我在山海关机场上横点东西，飞机就起不来。而且李作鹏还说，我不是一点措施没采取呀，那晚起码山海关塔台，没人指挥吧，没打灯吧，山海关还是采取措施了。
李冰天说：“我父亲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情报工作出身的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林彪到底是怎样的人
毛家湾，平时就是一人一碗饭，清水煮菜，和切成段的煮老玉米。去过林家的一个亲戚说：“我是客人，给我单切了几片肠，叶群看我没吃饱，就把自己的饭菜都拨给我。”
张清林1971年8月8日进入毛家湾，以一个主治医生的眼光观察林彪，卡路里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一个月不解一次大便，这是一个正常人难以生存的生理状况。更令张清林惊异的是林彪的保健医生进入毛家湾十年，没有给林彪看过病，林彪也没有找过他。张清林说，林彪物欲、权欲都远低于一般人。
张清林进入毛家湾之后，吴法宪亲自对他说：“立国学开飞机，林副主席就这么一个男孩，万一出了事，我怎么交代？”张清林还听豆豆说：“林立果还搞一个国家安全的科研项目，父母都不知道，说走就走。”看来林豆豆也没有把她知道的林立果在空军的事告诉林彪和叶群。
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成为热点，林彪说：“好端端的一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20年。”林豆豆问林彪：“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回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并且说：“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他自从苏联回来以后，没有说过苏联半个好字。
九一三晚上林豆豆和张清林被当众宣布：“中央指示，命令你们上飞机。”这是张清林一字不差的记忆。
九一三之后，10月4日林豆豆和张清林被8341从北戴河带到北京玉泉山审查。原来是汪东兴和朱德住的院子，被腾空了，就关他们两个人。8341的一个副团长管理他们的生活，也很少说得上话。接触他们的是独人单线的谢静宜。林豆豆面对谢静宜的审问，回答：“如果林彪下了飞机，一看是苏联，非当场气死在悬梯上不可。”
谢静宜向林豆豆和张清林重点追查的问题之一，是九一三晚上11点，周恩来给叶群打来的电话。为什么打？内容是什么？他们交代：“不知道。”谢非常恼火，到了1972年，谢静宜说：“现在已经不是‘林彪反党集团’，而是‘林周反党集团’。”他俩非常惊讶。谢静宜还逼问林彪和老帅们的关系和来往。
林豆豆和张清林交代了林彪对毛不满的一些议论，如：“只关心个人名利权威，不顾国计民生。”对彭德怀，林彪说过：“谁说老实话谁就完蛋。”后来这就变成谢静宜他们搞的三本罪行里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所谓林彪最欣赏的那幅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恰恰不是林彪选的，而是周恩来选的。
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
现在，林立果给人的印象是个手提手枪的法西斯。但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他的同事，都说他是一个朴实、低调、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说到哪里去调查，他和党办副主任周宇驰两个人骑上摩托就走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在空军露面，总是站在后边。林立果参加了空军党办的一个调查小组，一共四个人，周宇驰50年代末是刘亚楼的秘书，《红旗》的社论有的就出于他之手。刘沛丰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于新野7、8岁就是上海共产党的交通员，写档案都没法写，只能写12岁参加革命。这几个人能文能武，都属于军队精英中的精英。“小舰队”本来是党办人员开玩笑，吹牛的话，后来就成了罪证。“571工程纪要”也是他们在调查、讨论中逐渐得出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结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动毛泽东不行，作为军人选择了那样的路。笔迹都是于新野的。
中央下发的林彪三本罪行，在当事人、亲历者看来都是胡说八道。
选妃，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叶群赶快托人，这样在全国闹大了，主要是怕毛给安排人。当年给林豆豆也提过很多人，也有人提过毛远新，结果遭到林家全家反对，首先林彪就说：“我们要给她找个工农子弟，这些人都不要。”直到1971年，选择了军医张清林。
空军中的老英雄王飞
林彪不知道“571工程纪要”，没有谋杀毛泽东的打算，是至今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人分析叶群知道“571工程纪要”，张清林证明叶群也不知道这个纪要。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机关党委书记、空军党办主任王飞，还有一项任务，管好林立果，是叶群交代的。林立果当时从北京大学直接到空军入伍，王认为他不适合给哪个首长当秘书，在党办成立这个调查组，让他参加。王飞在党办有十几个秘书，其中周宇驰、于新野后来提升为党办副主任，其余人也不知道调查组的事。党办调查组到全国各地稿军内调查，每个人调查回来都向王飞直接汇报。有时调查组开会，刘沛丰守门，王飞参加。
九一三之后，王飞进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以脾气暴躁，抗拒虐待，要求政治犯待遇而出名，经常大骂以“反革命”对待他的小战士。
1981年，他成为全国唯一“取保候审”的林彪死党。他的待遇也是最恶劣的，不给住房，只给300元生活费，只能依靠儿子们生活。他老年中风，有朋友去看他，他坐在沙发上，说着说着话，就把裤子尿湿了，朋友要帮他换，他说：“不要紧，一会就干了。”
90年代，王飞老年了，他敢于公开承认当年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说：“我们就是要杀毛主席。”当年就连军队里也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有“571工程纪要”，刘家驹采访过王飞多次，王飞对他说于新野从上海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大摞文稿给他看，王飞改了几个字，交代：“你收好，不能泄密。”刘家驹说：“听王飞讲，我才相信确有‘571工程纪要’。”这一点王飞儿子王鲁宁讲的不一样，他说他父亲进了秦城，才看到“571工程纪要”的复印件，认出于新野的笔迹。
现在，近九秩的老人四次脑出血，已经全瘫在床，不能讲话了，经多年要求，生活费才涨到1000元。我最近向他的长子王鲁宁求证，老人是不是讲过那句直言不讳的话，王鲁宁笑笑，回答：“我父亲说过，‘我们要做的事，五年之后华国锋他们做到了。’”
当事人后人与专家学者共议“九一三”
以上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真相，是9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上揭示出来的。“九一三”事件当事人亲属和学界的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员、教授、记者共50多人，共济一堂，座谈了40年前发生的这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九一三”北戴河当夜的亲历者，林豆豆后来的丈夫张清林，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儿子贺铁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闫仲川儿子闫明，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儿子王鲁宁，最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原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二秘孙一先之子孙戈先后发言，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吴法宪女儿吴巴璀、江腾蛟女儿江新文、江新德、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子女鲁岩、鲁莹参加了会议。还有一批“三叉戟”死难者的子女，飞行员潘景寅的女儿潘鸶和潘鹭、女婿杨亚文、林彪小车司机杨振纲的女儿杨军玲、机械师邰起良女儿李蔚，当年还都是幼童和少年，他们到会引起了大家的感慨。
学者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卜卫华、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渔、陈子明、丁东先后做了专题发言。因为会场气氛热烈，原本准备召开一个上午的会议，一直延续到下午4点才结束。
当事人亲属和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九一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至今当属国内首创。从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经济诸多方面进行历史真相的揭示和学术探讨，是这次研讨会取得的显著成果。
……
看了上面的报道，依然会令读者一头雾水：毛泽东为什么不杀要杀他的人？毛泽东真的有这么勇敢？这么大肚？这么仁慈？当然不可能。毛泽东怯懦、小气、残忍，众人皆知。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杀林彪集团里那些现在说自己当时要杀毛泽东的人？
是因为毛林原是一丘之貉，毛不愿深挖下去自己骟自己的耳光？也不对。毛泽东一再检讨、为了活命不惜钻裤裆，众人皆知。
看来，“这次研讨会”什么真话也没有，更别说“取得的显著成果”了。
除非，那是“红二代”们企图为自己涂脂抹粉、重新登台的化装舞会。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二节
毛泽东口齿不清所以成其大业
毛泽东口齿不清，所以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奈何？
上山落草为寇，小人得志就解散大学。
谁说乱世出英雄？乱世出强盗。
抢了一家人，就是强盗；抢了一万家人，就是英雄；抢了一亿家人，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了。
这就是毛小业主的光辉道路。
凤凰网说：
作为中国最为神秘的落马高官监狱，秦城监狱一直没有被揭开神秘的面纱。近日，原统战部长阎明复出版回忆录，书中提到自己文革期间在秦城监狱的遭遇。从点滴文字中，可以窥探到神秘的一角。据称，这里高官的食谱曾出现鱼翅海参。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位于小汤山镇附近）的秦城监狱，于1960年3月15日落成。现为唯一一座隶属于公安部的监狱和看守所，由公安部监所管理局管理。目前，中国省部级及以上高官判刑后多在此集中关押，诸如周永康、熙来、王立军等官员现在都正在秦城监狱服刑。秦城监狱可谓见证了众多高官的沉浮人生。
进秦城监狱的都有哪些人？
号称“中国第一监狱”的秦城监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工程之一。与其他监狱隶属司法部不同，秦城监狱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座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的监狱。
刚建成时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每栋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院前有一大片空地，供犯人放风用。
文革时期，由于高级“囚犯”陡然增多，1967年，秦城监狱又增加了6栋楼房和6个院子。
在不同的时期，秦城监狱关押的犯人也有所不同。文革结束后，这里关押着“四人帮”，上世纪90年代后，秦城监狱关押的则主要以贪腐高官为主。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等。
对于省部级贪腐官员（含副省部级）来说，无论他们在哪里被判决，大多会被集中到秦城监狱服刑。
秦城监狱的囚犯们怎么生活？
在秦城监狱关押的高官，他们的生活条件，也会比在普通监狱要优越一些。
曾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写道，秦城监狱的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
综合媒体报道来看，监狱里高官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房间内墙壁经过特殊处理，防止囚犯自杀，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
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门上方和厕所都有“窥孔”，供哨兵24小时监视。对于重要的犯人，监室内会设3道岗哨，没有人身自由可言。
曾任秦城监狱监管处处长的何殿奎曾回忆，高官的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每天如此，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都一样。
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何殿奎回忆，食物中还配有海参和鱼翅。
据称，秦城监狱里的囚徒除了可以“读书看报”，每天晚上19时到21时还可以看电视，每周单独放风多达六次。报道说，这些下马官员可以不穿黑色的统一囚服，改穿家人提供的衣服。
监狱内囚犯彼此无法见面
秦城监狱见证了众多高官的起伏人生，其中不乏“吊诡”的人生故事。比如，它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建造的，但是第一个被关进去的就是他自己。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当年主持修建秦城监狱。多年后，他自己被打成“叛徒”，进了秦城。他曾经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十八大以来，不少官员已经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此前，央视曾播出专案组在秦城监狱审讯刘铁男、季建业等人的画面。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等人也已经在秦城监狱服刑。
在秦城监狱，虽然关押的许多高官彼此相识，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关押在哪里，也不存在见面的可能。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这里就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吴法宪在回忆中说道。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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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别人抬棺
当年与潘汉年同样被王明派回国的张浩（林育英），1942年3月病死在延安。丧事办得极其隆重。当时的“边区”，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而张浩的丧事，实际上就是“国葬”。毛泽东为张浩题词曰：“为国而死，虽死犹荣”。众多中共要人为张浩抬棺。抬棺者排成两行。左边第一人是毛泽东。这样狗一样的差事，据说毛泽东一辈子也就干过这一次。连毛他亲娘死的时候，毛都不肯看一眼。至于搞了毛的童养媳的毛爹，毛就更不看一眼了。这是因为没有张浩（林育英）的假传共产国际的圣旨，毛泽东就当不上苏联的儿皇帝了。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林副统帅”了。张浩（林育英）才是“毛主席”的再生父母，胜似他的亲爹娘。
中共著名特工潘汉年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堪称传奇，1949年中共建政后不久，潘汉年却遭到毛泽东下令秘密逮捕，1963年被送往北京市公安局团河劳改农场，1963年6月因“内奸”、“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67年3月关回监狱。1975年5月送往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1976年1月，正式宣判“无期徒刑”，并永久开除中国共产党籍，最终在1977年含冤病逝。潘汉年的人生结局可谓悲剧，然而追根溯源不难发现，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几乎贯穿中共历史，许多大事件他都参与其中，并在复杂的斗争中与毛泽东有着鲜为人知的恩怨。《钟山》杂志2011年6期发表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撰写的文章《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披露潘汉年早年经历与其悲剧结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在人们心目中，潘汉年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
1955年4月3日傍晚，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到了北京饭店。这夫妇二人是来看望从沪来京、下榻于此的潘汉年和夏衍，并请他们吃晚饭。吴祖光回忆说，晚饭是在东单的一家小饭馆吃的，同座者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夏衍的秘书李子云。潘汉年、夏衍是来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吴祖光闻讯特来尽地主之谊。时隔多年，吴祖光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潘汉年虽一如既往地头净面光、衣着齐楚，但却有些闷闷不乐。也许是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吧，饭吃得时间不长。放下碗筷，潘汉年便说要回饭店休息，大家也就散了。（1）
回到北京饭店303号房间，潘汉年换上了拖鞋，大概在做上床的准备。这是晚八时许，电话铃响起了。潘汉年被告知，楼下有人找他。潘汉年穿着拖鞋来到楼下客厅。等候他的，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几名便衣随员。罗瑞卿向潘汉年出示了逮捕令，几名随员便将潘汉年押上了停在门外的汽车。潘汉年此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副市长，随着逮捕令的发出，这一政治身份也就终结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潘汉年是“钦犯”，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拘捕的。其原因，则是潘汉年长期隐瞒了一件绝不应隐瞒的事情。1943年春末夏初，潘汉年在南京登门拜访了汪精卫。此前几年，潘汉年已受命在沪宁一带与日伪特务联系、互相交换情报。潘汉年早已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建立了直接关系。此番到沪宁，也是为了与李士群接头。但到南京后，潘汉年却走进了汪精卫公馆的客厅。中共情报要人到汪公馆会晤汪清卫，这事情当然很重大。现在所有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用“被劫持”来解释潘汉年此次的举动。潘汉年到南京后，李士群告诉他汪精卫希望一晤。而当时向上级请示已来不及，拒绝则可能有十分严重的后果，于是，潘汉年只得硬着头走进了汪公馆。这样的解释如今被普遍接受。但我觉得，这解释还多少有些牵强，至少不够全面。这一点后面再谈。会见汪精卫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已属“胆大妄为”。按理，潘汉年一回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应该立即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甚至应该同时以书面的方式向延安详做说明。但潘汉年回到淮南后，并没有向上级提及此事。不但当时没有汇报，此后也一直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了1943年春夏间在南京汪公馆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并递交了书面说明和检讨。
潘汉年与陈毅面谈，应该是在4月1日夜间。谈完之后，夜已很深。否则，陈毅会立即面见毛泽东的。因为当夜已无由求见，陈毅拖到第二天（4月2日）上午才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送上潘汉年的书面材料。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翻看完潘汉年写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吃了顿午饭，也许还睡了个午觉，毛泽东又提笔写了这样的手谕：“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潘汉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后，毛泽东还一直记得他。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谈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了此前杀人的必要性，又强调此后要少杀，机关、学校里的“反革命”，则尽量“不杀”：“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又拿潘汉年说事：“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靠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此事有两点，至今仍让人们不解。
其一，潘汉年为什么没有一回到淮南，就立即向上级汇报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很多人对潘汉年长达十几年讳莫如深百思不解。其实，长期没有汇报并不是问题，没有立即汇报才是问题。这种事，只能事后立即汇报。拖个半年一载才汇报，就显得很滑稽。事后没有立即汇报，就只能长期瞒下去，瞒到瞒不下去的时候为止。毫无疑问，潘汉年是打算永远瞒下去的。1955年春在北京开会期间，潘汉年觉得瞒不下去了，才为争取主动而向陈毅坦露。以潘汉年的政治经历，他完全知道这种事应该立即汇报、必须立即汇报、不能不立即汇报。从汪公馆出来，潘汉年思想上就一定在为是否立即向上级汇报而激烈地斗争着。回到新四军驻地，这种斗争还未见分晓。一回到淮南驻地，潘汉年就向饶漱石汇报了此行的其他情况，例如离开南京后在上海又两次与李士群相见，例如与日本军官会谈等等，但却把在南京见汪一事瞒下来了。实际上，这次没有说，以后就想说也难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潘汉年在向饶漱石汇报时，把这最应该汇报的事瞒掉了？
其二，毛泽东为何以如此雷霆手段处置潘汉年？又为何几次在公开讲话中将潘汉年作为“反革命”的典型、代表？没有立即向上级汇报见汪一事，衡之以中共的纪律，当然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此事已过去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已证明此事并未产生什么不利影响。现在的种种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强调毛泽东本来对潘汉年是极其欣赏的、是十分信重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当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后，可以震惊、可以恼怒、可以将潘汉年削职为民，但不必真的认为潘汉年曾叛变投敌，不必真的相信潘汉年是一贯的“反革命”。潘汉年毕竟功勋卓著，毕竟为中共最终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有大量的事实证明的，是不容怀疑否定的。潘汉年的功绩，一般人也许知道得并不清楚，但毛泽东却必定是了解得很充分的。长期隐瞒见汪一事，即便是很大的罪过，潘汉年以其全部的功绩，难道还不能一赎此罪？但毛泽东显然不这样想。听了陈毅的汇报后，潘汉年全部的功绩，在毛泽东眼里都等于零。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犯的是“可杀之罪”，是应该“斩立决”的。而“我们”之所以不杀他，一是为了显示“我们”的仁慈宽厚，二是杀了也对“我们”不利。这样看来，毛泽东其实是一直并不欣赏、信重潘汉年的。这原因又何在呢？
（二）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与以王明、博古（秦邦宪）为代表的所谓“国际派”的斗争，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毛泽东来说也是特别艰难的一次。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掌握了党的统治权。而毛泽东与他们的明争暗斗从这时就开始了。由于王明、博古等人有共产国际作后盾，有斯大林为他们撑腰，毛泽东与他们的较量，就特别需要耐心和智谋。王明于1931年10月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国前，王明在组织上做了严密的部署。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与王明一派的斗争，一开始就是直接与博古、张闻天的斗争。
1937年11月，斯大林派飞机将王明等人送到延安。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是颇有几分“钦差大臣”的派头的，是手持着斯大林赐与的尚方宝剑的。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对于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这意味着与“国际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从此将与王明进行直接的、正面的交锋。这足以让毛泽东本来就很严重的失眠和便秘，变得更其严重。但此时毛泽东，决不能、也决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悦。他必须强颜欢笑。他必须兴高采烈。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坐的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发动延安各界群众到机场迎接。自己则在机场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欢迎词。毛泽东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2）在机场，毛泽东还与王明等人进行了“热烈的拥抱”。这就有了后来的“整风运动”。在此前与“国际派”的斗争中，毛泽东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整风运动”，则意味着将“国际派”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阵营予以打击、摧毁。斗争进行到1943年，毛泽东就大功告成了。如果从1931年算起，毛泽东与“国际派”的斗争，进行了十三年。
“国际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共党内曾经是十分强大的。但终于被毛泽东一派击溃。此后，原属这个阵营中的人，自然都有些灰头土脸，自都难免有穷途潦倒之意。与这个阵营有些牵扯的人，实际上也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当然，有些人通过反戈一击、改弦易辙而拯救了自己。但潘汉年却未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潘汉年正是一个与“国际派”颇有牵扯而终于未能自我拯救的人。
1906年1月，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宜兴县现称宜兴市，是一个隶属于无锡市的县级市。宜兴距无锡，是很近的。潘汉年十六七岁时即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25年，十九岁的潘汉年到了上海。也就在这一年，潘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1年5月，潘汉年从事的是“革命文化工作”，是中共“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逮捕后立即叛变投敌，这对中共领导机关来说，是天崩地坼般的灾难。1931年5月，周恩来着手重建中央特科。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奉命进入新特科，组成新特科的领导层。时任江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从此在“文化宣传战线”销声匿迹。在新的中央特科，潘汉年担任第二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
对于潘汉年怎样接近中共、加入中共，对于潘汉年怎样成为中共“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又怎样转入“隐蔽战线”，现有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当然都会有所说明、解释。但这些读物基本上都不提博古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大陆出版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已颇为不少。这些读物，在叙述潘汉年的一生时，往往只字不提博古。现在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博古有一个侄儿叫秦福铨。秦福铨1929年出生于无锡。1949年后曾在空军工作多年。1957年后在北大荒农场、新疆建设兵团任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4月病逝于北京。秦福铨终身琢磨博古、研究博古。生前写了《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一书。2009年3月，该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六章以“博古和潘汉年”为题。读了这一章，我才知道潘汉年与博古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下面关于潘汉年与博古关系的叙述，依据的便是秦福铨书中的介绍。
秦邦宪1926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才按照学校的规定取了个俄文名字“博古”。所以，1926年以前，还没有一个叫博古的中国人。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对1926年以前的秦邦宪，亦以博古称之。博古是无锡人。前面说过，无锡与宜兴相距很近，所以潘汉年和博古两人可谓是小同乡。博古1907年6月出生，还小潘汉年一岁。据秦福铨书中说，早在1925年3月，潘汉年和博古就相识了。1924年，博古就参加了“孤星社”、“锡社”等学生社团。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无锡市各界人士于是筹办追悼大会，博古是积极参加者。在这期间，潘汉年来到无锡，向博古提出参加筹备活动的请求。一番交谈后，博古对潘汉年颇为信任欣赏，于是请潘汉年负责宣传、保卫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俩的莫逆之交”。（3）据秦福铨书中说，在这次追悼活动期间，潘汉年在保卫工作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因而给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此后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埋下了伏笔。
1930年，博古从苏联回到上海，一开始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其时，潘汉年已是中共宣传文化方面的要员。由于都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潘汉年与博古又常在一起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成了政治局委员，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但实际上是中共的最高领导。博古是王明最信任的人，是王明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兼任了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对博古说在宣传工作方面需要一个得力之人作助手。于是，博古便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这样，1931年1月底，潘汉年就成了以王明为书记的江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从秦福铨的上述说法，可知潘汉年不但与博古莫逆于心，与王明也颇有“渊源”。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王明。重建中央特科，应该说是王明和周恩来共同的决定。而博古又一次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据说，正在宣传文化战线上长袖善舞的潘汉年，起先并不愿进入“隐蔽战线”。是在博古的劝说下，才当起了“特务”的。秦福铨也强调：“博古找潘汉年，谈到了中央的想法，动员他搞保卫工作，潘汉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了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中央特科工作。”（4）
（三）
当博古向王明推荐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时，潘汉年已在王明手下当了数月宣传部长。王明之所以欣然接受博古建议，让潘汉年成为新特科的领导人之一，也一定因为这数个月的宣传部长，令王明很满意。这也就意味着，潘汉年也已获得王明的直接信任。在1931年的时候，潘汉年就深得“国际派”头两号人物的宠信，他后来的命运其实就已注定了。
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指定博古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秦福铨书中说，王明临行前，单独与博古谈话，要博古“切记”住三件事。其中之一，是一旦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讯中断而又有特别严重的情况要向共产国际报告时，须派一秘密联络员到莫斯科。这个秘密联络员全权代表博古向王明和共产国际报告情况，王明也只相信这一人的话。这样，这个秘密联络员就必须事先约定。而博古又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潘汉年。所以，当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潘汉年就被确定为王明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5）
1933年1月，博古到达瑞金，意味着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了瑞金。5月间，丁玲和潘汉年堂兄潘梓年同时被捕。由于这两人都与潘汉年极为熟稔，潘汉年便面临更大的危险。于是，党组织决定潘汉年也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这样，6月间，潘汉年也到了瑞金。在这种时刻将潘汉年调离上海，也应该视作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对潘汉年的特别爱护。情报工作是潘汉年的本职。越是形势险恶，越需要潘汉年这样的人在上海为党工作。但博古显然不愿意潘汉年出事。潘汉年此时已有了另一重身份。他不只是中央特科的领导人，还是王明与博古约定的秘密联络员。当然，这一重身份，只有王明与博古知道。博古当然不能拿这秘密联络员冒险。秦福铨书中说，看到潘汉年也终于到了瑞金，博古喜形于色，“留潘汉年同宿”，连床夜话，亲如兄弟。王明赴苏联前要博古“切记”的三件事之首，是牢牢控制住“中央苏区”，要确保这块“苏区”成为中央的根据地。以瑞金为政治中心的这块地盘，本来实际掌握在毛泽东这一派人手里。现中央机关迁到了瑞金，当然中央要把这块地盘直接管起来。如果中央信任毛泽东，那毛泽东的日子还会好过些。但王明、博古这些在苏联的油锅里炸大了的面筋，根本就看不起、也根本就不信任毛泽东这种“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信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他们确信毛泽东不可能懂马克思主义。于是，博古中央一到瑞金，便将毛泽东在政治上边缘化，便剥夺了毛泽东手中的实际权力。博古虽然比毛泽东小十四岁，但他是中央负责人，又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撑腰，毛泽东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心情是极其郁闷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共党史常识。潘汉年虽然没有到苏联去吃过面包，但他一到瑞金，就与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打得火热。张云所着的《潘汉年的一生》有这样的叙述：“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潘汉年与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住楼上，博古与陈云住楼下。虽说这批职业革命家都是中共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但他们毕竟还很年轻，加上这年夏天中央苏区正处在第四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间隙之间，于是每天晚饭前后，他们常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唱山歌，还搞些体育活动，爱打篮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潘汉年喜欢打乒乓球，楼下客堂间用方桌子拼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陈云、张闻天等人一起活动的地方。尽管那时中央苏区的生活艰苦是出了名的，这儿与十里洋场上的上海更不能相提并论，但同志之间亲亲热热，潘汉年感到十分愉快。”（6）这真是几家欢笑几家愁！正在“愁”着的毛泽东，当然看见了他们的笑脸，听见了他们的笑声。他当然也看见和听见了潘汉年的笑，并且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动了反击。虽然反击的力度很大，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其实还是拿捏着分寸的。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被拉下了马。但毛泽东自己并没有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取代博古的，是“国际派”的第三号人物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知道，现在还不是与“国际派”决战的时候。现在还只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正因为在此前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一定程度上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这几个“国际派”的同情，他才能在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拉下马。毛泽东虽然没有成为名义上的党首，但毕竟回到了最高决策层，尤其把军事指挥权完全夺回了。这当然是中共党内的重大事件。前任党首博古，于公于私，都必须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有个交待。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原则上说，张闻天取代博古的决议，也必须共产国际批准方可生效。而此时，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通讯早已中断。事先确定的秘密联络员潘汉年便派上了用场。在这一点上，王明还真算有先见之明。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便找来潘汉年密谈。据秦福铨书中说，博古将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介绍得十分详细。博古本就是要潘汉年赴苏联汇报遵义会议情形，又不能用文字材料，一切都要靠潘汉年记在脑中，详细向潘汉年介绍会议过程，这是正常和必要的。博古说明了自己为何交权、为何让毛泽东回到权力中心。秦福铨说：“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7）放弃最高权力，对于博古来说当然不好受，否则就没必要哭了。而作为博古的莫逆之交，博古的下台，莫非也让潘汉年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反正这一天，两个小同乡相对而泣了。
博古派潘汉年赴苏联请示，毛泽东当然十分关心。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会议决议，那就一切都是白费劲。当然，潘汉年被博古选中，无疑又一次让毛泽东感到潘与王明集团的关系非同一般。仅仅派潘汉年一人赴苏联，毕竟很不保险。万一潘汉年途中出事，岂不糟糕。博古与周恩来商定，再派陈云赴苏，由周恩来向陈云交待任务。潘、陈两人当然分别行动。1935年2月上旬，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出发，于是年9月中旬才到达莫斯科，途中竟走了七个多月。据秦福铨说，王明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对博古交出最高权力表示遗憾；但最高权力交到了张闻天手中，又让他觉得情形还不算太糟。张闻天毕竟也是他那个集团中的要角，也算肥水没流外人田。政治上毕竟还稚嫩的王明，不知道遵义会议其实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张闻天的最高权位，很快便形同虚设。此后，他那个“国际派”将一步步走在下坡路上，再无呼风唤雨的可能。
（四）
在潘汉年、陈云奔赴莫斯科途中时，共产国际的政治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号召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强调“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工作”。根据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就应该积极实现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与国民党建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明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顺便说一句，王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席团全部成员四十二人，其中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意味着，王明与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同日而语”了，可以“并驾齐驱”了；意味着王明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了。据说，在宣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同斯大林的名字一样，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8）这一刻，王明一定体验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没错，这种幸福此前不曾有过，此后也不会再有。不过，当王明1937年11月在延安从天而降时，还是带着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获得的荣耀和光环的。他不只是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回到延安，还是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来到延安。这也就解释了毛泽东为何对其表现得那样恭敬。国际共运的领袖，这身份令毛泽东不得不表现出某种敬畏。
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需要及时传达给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已批准张闻天为中共负责人，也必须尽快让国内的中央知晓。1935年10月，王明决定潘汉年、张浩两人回国，传达这些指示和精神。当然，潘、张两人必须分头行动。
在潘汉年离开中央赴苏联期间，中共内部又发生了严重变故，也即张国焘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中央发生了分裂。1935年6月，毛、张、周们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会合后，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毛泽东们与张国焘发生根本分歧。毛泽东们主张北上，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后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独立行动，并于1935年10月在四川桌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张国焘的气焰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因为他手中的军事实力远胜于毛泽东们。
这时，张闻天虽然名义上是中央负责人，但实际的决策者已不知不觉间成了毛泽东。张国焘另立中央，甚至宣布毛泽东的中央为非法，这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极为头痛的事。毛泽东与“国际派”较量，依靠的是在军中的威信。“国际派”在军中几乎没有影响，这是他们终于败给毛泽东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却无法靠军中的威信战胜张国焘，因为张国焘统率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数倍于毛泽东指挥的军队。正在毛泽东忧心如焚之际，张浩从莫斯科来到了他身边。
张浩，本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早年加入中共。1931年1月被派赴共产国际工作。这次，王明派其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八一宣言》精神，受命后，张浩立即起程。1935年11月，张浩到达陕北。张浩是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这使毛泽东心头一亮，马上想到了制服张国焘的妙策。秦福铨书中说，1935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找张浩密谈，请求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说明自己是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解决中共内部的分裂问题。但张浩一开始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因为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中共内部的这档子事，根本不知道张国焘另立了一个中央。1936年1月，毛泽东再次约张浩密谈。毛泽东强调，分裂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共产国际既然已认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那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就自然没有合法性，也自然是共产国际不能承认的。共产国际虽然没有授权张浩解决中共内部的分裂问题，但张浩即便“假传圣旨”，也并不违背共产国际的“圣意”。应该说，毛泽东这番话，并非全无道理。张浩终于被毛泽东说服，于是连连致电张国焘，声称共产国际要求张国焘取消他那个另立的中央，归顺陕北的中央。张国焘不能不买共产国际的账。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他那个中央就是非法的，他那支军队就会被国共两党都视作是“匪”。秦福铨书中说：“张浩用共产国际名义发给四方面军的指示，全是冒名的。这个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张浩两人知道。”（9）
张浩致电张国焘事，肯定是真的，因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说到了此事。当然，说法与秦福铨稍有出入。张国焘说，张浩一到陕北，“立即致电给我”，并且此后“电报源源而来”。据张国焘说，张浩向其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关于分裂问题，张国焘这样叙述张浩的电报意见：“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10）从张国焘回忆看，张浩出面解决分裂问题，确有其事。按张国焘的说法，张浩并未劝其“归顺”陕北，只是说双方都不再以中央自居。张国焘的这种说法，有些可疑。共产国际既然已经认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那就意味着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既然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那当然有权力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张国焘。张浩如果真的提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那倒真是在对抗共产国际的“旨意”，张浩应该不会干出此等事。再说，这样的提议，十分滑稽，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不管张浩致张国焘电报具体说了些什么，反正张浩在解决张国焘闹分裂问题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帮了毛泽东的大忙。那么，理应与张浩同时起程回国的潘汉年呢？
（五）
当张浩已然到达陕北时，潘汉年还没有从莫斯科动身。接受王明回国的命令后，潘汉年先到共产国际情报部门学习一种新的密码编制方法，并默记一套新编密码，以供回国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之用。密码不能记于纸上，只能牢记在脑中。背熟、默写、烧毁；背熟、默写、烧毁，这个过程要反复进行。一字一码，都必须钉子一般钉在脑中。做到这一点，便用去了三个来月。正在潘汉年打算启程时，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蒋介石授意下主动与王明接触，就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进行试探。王明命潘汉年代表中共与邓文仪晤谈。潘、邓晤谈了三次，时间是1936年1月，最后商定于这年七月在南京举行国共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将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正当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谋求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蒋介石主动伸出了橄榄枝，这令王明十分兴奋。当然，蒋介石之所以有如此举动，也一定是因为已知晓了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如果与中共再次携手，就可能在抗击日寇中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多么需要援助。在王明与邓文仪的晤谈取得初步成果后，王明便催促潘汉年尽快回国，向张闻天汇报与邓文仪接触情形，并要张闻天将实现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当作头等大事。
潘汉年于1936年2月下旬离开莫斯科。原打算取道希腊，但因希腊发生政治动荡，船未能靠岸即返回。直到四月上旬，潘汉年才从陆路到巴黎，再从马赛乘船，五月中旬才到达香港。到达香港后，潘汉年才获悉中共中央已到了陕北。但潘汉年并未立即与陕北联系，而是按与邓文仪约定的方式，向陈立夫发出信息。在陈立夫的安排下，潘汉年顺利到了南京。潘汉年到南京时，已是七月下旬。潘汉年本来打算自己代表中共与陈立夫谈判。当陈立夫弄明白潘汉年并未与陕北联系、是在没有获得陕北中央授权的情形下来到南京时，便拒绝与潘汉年见面，只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与潘汉年敷衍了一番，并劝潘汉年尽快到陕北。这样，潘汉年才有些灰熘熘地离开了南京。
当潘汉年在香港与陈立夫联系并试图在南京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时，陕北的中央在他眼里仿佛是不存在的。这其实颇有些违背常理。而潘汉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王明的命令。陕北的中央是以张闻天为首，张闻天本是王明集团的要员，听从王明的命令就等于听从张闻天的命令。在潘汉年看来，在时间很紧急的情况下，执行王明的指示而事先不经张闻天同意，张闻天决不会怪罪。但潘汉年不知道，陕北的中央，名义上以张闻天为首，但实际上已是毛泽东掌门。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的此种行为，说明他眼里只有王明而没有他毛泽东，说明潘汉年只认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而不认陕北的中共中央本身，说明潘汉年仍将王明的话当作“最高指示”。这当然会令毛泽东极其不快。而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实际情形，似乎比潘汉年更清楚。蒋介石、陈立夫知道，与中共的合作，是与陕北中共中央的合作，而不是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没有陕北中央的同意，没有陕北中央的授权，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就没有实际的合法性。再说，潘汉年试图代表中共直接与陈立夫谈判，也同样是一种忘乎所以的表现。这两人在各自党内的地位根本不对等。“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陈立夫是国民党的实际掌管者，而潘汉年只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情报专家，一个信使。陈立夫派一个铁道部次长与潘汉年相见，恐怕也意在提醒潘汉年注意自己的政治地位。后来，国共正式谈判开始，潘汉年在中共中央的授权下先期与陈立夫接触，又是另一回事了。
1936年8月上旬，潘汉年到了陕北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种种应该汇报的事情。但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在意。更糟糕的是，潘汉年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举。秦福铨书中说：“但潘汉年在向张闻天汇报中，回答张闻天的询问时，说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对潘的迟到，尤其是对潘汉年途经香港时，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更是不以为然。”（11）严格说来，张浩与潘汉年一样，只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张浩是共产国际的信使，潘汉年是王明的信使。当张浩在毛泽东的怂恿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时，当然是一种“僭越”。潘汉年对此质疑，张浩会感到难堪，而毛泽东则一定很恼怒。
潘汉年到达保安后，中共中央便将与国民党谈判一事提上议事日程。秦福铨书中说，在决定派谁先期与陈立夫接触一事上，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有过争议。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都主张派潘汉年，而毛泽东则表示反对。秦福铨写道：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12）
这让我们明白，早在1936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就对潘汉年下过“不可信用”的断语。1955年4月在北京，不过是重复十九年前在保安说过的话而已。当然，十九年前在保安，毛泽东还没有能力下达“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指令，如果能够，潘汉年可能在1936年就被逮捕审查了。
争议的结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意见占了上风，还是决定派潘汉年先期与陈立夫会谈。这说明，在1936年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已是中共实际的核心，但还没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不然以后的“整风”或许就没有必要了。
1936年9月下旬，潘汉年离开保安前往南京。秦福铨告诉我们，临行前博古约潘汉年密谈。我们记得，当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启程赴苏联前，博古与潘汉年有过一次深谈。那一次，博古把遵义会议的详情、把党内斗争的最隐秘的细节，都对潘汉年和盘托出了。从那时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党内又有过几番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共甚至几近分裂。博古此番约潘汉年谈话，首先就是要把这期间党内斗争的详情以及现在中央的权力格局，向潘汉年说明。不过，博古这次向潘汉年交底，与上次性质有所不同。上次向潘汉年详细介绍最高层的斗争内幕，还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潘汉年传达给王明和共产国际，因此也不能说是违反组织原则。但这一次，博古向潘汉年透露高层机密，却纯粹是出于私人友情，是为了让潘汉年知道在党内应该怎样立身处世。从这也一点也可看出，博古与潘汉年，的确交情非浅。
（六）
在这次密谈中，博古也对潘汉年有所批评。秦福铨说，博古首先指出潘汉年不该比张浩晚九个月才到陕北。张浩一到陕北，就问潘汉年是否到达。毛泽东等人才知潘汉年也要回来。他们等啊等，等了一月又一月，潘汉年仍杳无音信。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装在潘汉年脑子里。潘汉年的脑袋不出现在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就联系不上。这期间，急不可耐的毛泽东只得又派邓发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所以，博古对潘汉年说：“你说毛能不生气吗？”（13）
潘汉年到陕北保安后，言必称王明，这也被博古认为不妥和失策。当潘汉年向张闻天汇报时，口口声声把与国民党的合作说成是王明下达的指令，这令毛泽东十分反感。王明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抑或仅仅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机构抑或仅仅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时期，毛泽东开始强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而王明仅仅是一个派出机构的领导人；中共中央有权撤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成员。一年多之后，王明到达延安。
博古还向潘汉年介绍了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怎样在周恩来的配合下，以“篝火狐鸣”的方式获取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从而在军事上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张国焘闹分裂的内情，博古也对潘汉年做了说明。据秦福铨说，博古如此告诫潘汉年：“你这次身负重任前往白区和陈果夫谈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一概不要谈到我。毛泽东生性好疑，最近他对周恩来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14）博古之所以告诫潘汉年凡事要向周恩来请示、不要擅自行动，当然是针对潘汉年擅自往南京、试图以中共代表身份与陈氏兄弟会谈而言。如果考虑到1943年潘汉年在南京擅自与汪精卫会晤，就该认为博古的这番告诫是十分宝贵的。博古于1946年4月死于飞机失事。他如果活到1955年4月，看到潘汉年因又一次自作主张而祸从天降，会痛惜不已吧。
博古要潘汉年从此与自己少来往，用今天的话说，要潘汉年与自己进行“切割”，确实是出于对潘汉年的爱护，不愿看到潘汉年的政治命运受自己连累。秦福铨说：“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15）
可以想见，潘汉年是怀着很沉重的心情离开陕北的。以后，随着王明、博古等人所受打击日益沉重，潘汉年的心情也日益沉重。1936年的时候，潘汉年就已经知道毛泽东对自己很没有好感、很不信任，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时毛泽东已经是党内核心人物，潘汉年的心头不可能不有着一片阴影。此后，毛泽东的权势越来越大，并最终成神成圣，而潘汉年心头的阴影当然也越来越浓重。潘汉年的头上，一直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带着沉重的心情、带着心头的阴影，潘汉年参加了国共和谈。国共再度“合作”后，潘汉年又回到了情报战线。1939年，潘汉年重返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当年在上海，潘汉年的情报工作是以国民党为对象。如今，上海已为日军和汪伪控制，潘汉年的使命则是获取日伪情报。此时的上海，日本人和汪伪都建立了情报机关。日本人的“梅机关”和汪伪的“76号”，都臭名昭着。“梅机关”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基地，其创办者和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是日本在华的特务头领。除“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也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由先任副领事后任领事的岩井英一负责。汪伪的“76号”，由丁默邨、李士群掌管，是令人闻之色变的魔窟。潘汉年在上海，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甚至当面接触，甚至与影佐祯昭也见过面。潘汉年与日伪特务接触，是想获取情报。要从日伪特务手里得到情报，就必须用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交换。潘汉年这时期与日伪特务的情报交易，是十分有趣的。尹骐所着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这样叙述潘汉年与日本特务的交易：“数日之后，岩井英一就约请潘汉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馆见面……席间，岩井向潘汉年询问了一些香港和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情况。潘汉年适度地讲了一些香港和内地的概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派的情况，还讲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等等。岩井对这些情况显然很感兴趣。虽然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密信息，而大多属于新闻背景资料和时事观察分析，但潘汉年的侃侃而谈和独到的评述，还是令岩井听得津津有味。”（16）按这位作者的说法，潘汉年是在用没有价值的信息从日本特务那里骗取有价值的情报，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日本人的“特务水平”之高、间谍技术之强，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堪称日本通，他曾说过，日本男人最适合当特务、日本女人最适合当护士。岩井英一是一个特务机关的首领，他的上司是影佐祯昭。他们怎么可能轻易被骗。如果潘汉年的确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有价值的情报，他们也一定从潘汉年那里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本人不可能做亏本生意。
潘汉年在上海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时，虽化名“胡越明”，但他的真实身份，日本人其实是很清楚的。尹骐写道：“岩井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既然已经从袁殊的报告中知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就是中共要员潘汉年，何以又会答应让袁、潘合作共同开展情报工作，并且一直不点破潘的真实身份，而且装出很相信‘胡越明’是一位普通左派人士的样子，放手让袁、潘去从事情报活动呢？这正是岩井这个职业情报主管和普通日本特工人员的区别。”（17）岩井能识破潘汉年的伪装，说明确非等闲之辈。潘汉年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瞒不了岩井，能用没有价值的情报哄岩井吗？
关于潘汉年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的情况，尹骐书中还有这样一些叙述：“以后每半月要交给小泉清一的情报，在潘汉年的指导下、、、、、、负责编写，内容以大后方情况为主，包括国共合作情况，美、英、苏在香港和重庆的活动情况，等等。不用说，这类情况的编写必须仔细斟酌，不能太有价值，也不能没有价值。”“他（岩井英一）当然会想到潘汉年这位中共情报官员会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但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试探和商讨，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便建立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袁殊不断从‘岩井公馆’搜集情况供给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构；潘汉年则以胡越明的名义在香港定期为‘岩井公馆’提供情报。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这正是情报战场一种特殊的政治游戏和智慧角逐。”（18）
（七）
香港沦陷前，潘汉年以香港为情报工作的根据地，自己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决定到上海定居，并向岩井英一寻求保护。尹骐说，潘汉年“希望岩井能为他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证”。而“岩井经过两年和潘汉年的交往，已经清楚潘汉年的特殊身份和他的不寻常的活动能量。他知道潘汉年在内地的情报班子和在上海的情报干部必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他当即答复说：‘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和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至于胡先生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为你办一个特别证件，就不致引起麻烦了。’潘汉年当即表示同意。”于是，“第二天，潘汉年便拿到了一张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这就等于是一张‘护身符’了。同时，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供潘汉年使用。这无疑为潘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动条件。”（19）潘汉年这样与日本人合作，这样寻求日本人的照顾和保护，应该都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如果说潘汉年其实是以真实身份与日本特务来往，那他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接触，就更不可能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了。因为李士群原本也是共产党人，对潘汉年是非常熟悉的。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后又在苏联学习，与潘汉年是同龄人，也是同时期参加“革命”、成为中共党员的。从苏联回国后，李士群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立即“叛党”，成为“中统”特务。1938年李士群干脆“叛国”，当起了日本人的鹰犬。1939年参加汪伪集团。汪伪政府成立后，李士群当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行政院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主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权欲熏心、盛气凌人，不断地伸手要权要官，汪伪政府中主管警察和特务的周佛海常感头痛，汪精卫也对其无可奈何。终于，连日本人也觉李士群难以驾驭，遂于1943年9月将其毒杀。周佛海是李士群的顶头上司。读周佛海日记，知李士群被日本人除掉，周佛海非但没有恼怒，反而松了口气。
知道了李士群的人生经历，我们就明白：潘汉年与李士群，相互是知根知底的；这两人打交道，谁也别想煳弄谁，谁也别想白占便宜。1942年2月，在上海愚园路李士群寓所，潘、李有了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时，李士群指定手下的胡均鹤负责与潘汉年联系。胡均鹤是苏州人，亦于早年加入中共，当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成为“中统”特务。抗战爆发后，胡均鹤以“中统”特务的身份在沪宁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李士群的“76号”逮捕，旋即叛国，成为李士群手下的干将。由这样一个当初也是党内同志的人与自己联系，潘汉年当然很高兴。至于胡均鹤，也乐意与潘汉年接触，为的是万一共产党得了天下，自己有条活路。胡均鹤的政治身份是很暧昧的。据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中说，胡均鹤还是东北抗联名将赵尚志的妹夫。赵尚志的父亲是胡均鹤的岳父，胡均鹤对老丈人的生活多有照顾，也直接帮助过东北抗联。（20）
潘汉年这时期在上海活动，与日伪周旋，有的读物把这写得很危险，像是刀口上舔血，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但其实是毫无危险的。他比一般百姓安全得多。日本军、宪、警都不能动他，汪伪人员又岂敢太岁头上动土。何况，他同时与汪伪特务头子也开始了合作呢。周佛海日记中，亦有与潘汉年有关的记载。1943年3月2日日记中写道：“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21）筱月即邵式军，是周佛海的手下人员。渝方即重庆。筱月之戚名冯龙，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按周佛海的说法，潘汉年、冯龙等来沪宁，是谋求与汪政府“合作”，并非刺探情报。数日后的3月8日，周佛海见了冯龙，这天日记写道：“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回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颇注意，允与冯晤谈。”（22）1943年8月13日日记中，写道：“邵式军来，谈冯龙联络问题。”（23）从周佛海日记看，当时中共方面与汪伪的联系，并不只有潘汉年这一条线。
前面说过，1936年9月，潘汉年离开陕北时，心情是沉重的，心头是有着浓重的阴影的。1939年后，潘汉年在沪宁一带与日军人和汪伪特务来往，生活是舒适的、人身是安全的、工作是顺利的。但心情却未必是畅快的。“延安整风”轰轰烈烈地展开，是在1942年初。但实际上，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标志着“整风”的开始。毛泽东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整风”，首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的历史“罪错”，从而让他们不再作为党内的一种政治力量而存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难过。1942年以后，他们就更是饱尝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了。王明后来写了《中共50年》一书，其中把自己在延安的生活，说得像是在地狱中受煎熬。博古也必须不停地做检讨，必须深刻地否定自己。共产国际当时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屡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挨整的记述。例如，在1943年7月5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这样写到博古：“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总要尖锐地批评特区的政局，并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掌握着一切权力手段。”并说：“他看起来老是很害怕似的，我们谈话时，他小心地环视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几次，深怕隔墙有耳。”（24）从弗拉基米洛夫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博古的所有检讨，都是在说违心话，他并不认为毛泽东对他们的指控是成立的。我们更知道，“整风”已成功地在延安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以致于博古这样的人终日胆战心惊，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谈话，都要不时走出去看看是否有人偷听。
王明、博古，与潘汉年是有直接关系的人。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是王明集团中的一员。1941年12月，潘汉年定居于上海，1942年10月，奉中共中央之命，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并不意味着放弃在沪宁的情报工作。此后，潘汉年还将往返于淮南和沪宁之间。“整风运动”当然也在淮南根据地展开。许多人在“整风运动”中莫名其妙地被整。这一切，都足以让潘汉年心生悲戚。
（八）
潘汉年有做诗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潘汉年诗文选》。读“整风时期”潘汉年写的诗，可知这时期他的心境之阴郁。
潘汉年与扬帆是一对难兄难弟。扬帆于1938年从上海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时，扬帆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部长。整风运动中，扬帆锒铛入狱。潘汉年对扬帆的遭遇十分同情，曾写《怀炎》诗抒发内心的愁绪，“炎”即扬帆的字。诗曰：“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其中的愤怨是强烈的。这是在表达对扬帆的同情，但又何尝不可认为是在怀念远在延安的王明、博古呢？“相煎何必数恩仇”，难道不也是在为正被“煎”着的王明、博古鸣不平？
虽然心有郁结，虽然时感不安，但工作还是要做的。1943年初夏，潘汉年从淮南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亲自与李士群见面。到上海后，先见到胡均鹤。胡均鹤说李士群现在苏州，要见李，须到苏州去。于是，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苏州。到苏州后，又被告知李士群到了南京，要见他，须去南京。到南京后，终于见到李士群。见面后，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见见潘汉年。潘汉年当然愣住了。但稍事考虑后，还是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汪公馆。
现在的一些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在解释潘汉年为何同意见汪精卫时，都强调当时向上级请示来不及、拒绝又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去按响汪公馆的门铃。也就是说，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完全被动和被迫的，是被“绑架”和被“挟持”的，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应付一下而已。我以为，这种解释，未必十分合理。首先来看看拒绝是否可能的问题。李士群、胡均鹤都曾是中共党员，对中共的组织纪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汪精卫，又何尝不了解中共纪律之严明。如果潘汉年坚持不见汪，并向李、胡说明，若擅自见汪，则意味着自己不再能担负与李士群联络的职责，意味着此前经潘汉年建立的关系网将被废弃，而自己也可能受到严厉惩处。这后果当然很严重。这后果当然也意味着李士群此前在潘汉年身上下的功夫都泡汤。明白了这些，李士群应该不会强迫潘汉年赴汪公馆。再说，汪精卫要见潘汉年，当然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潘向中共高层传达一些信息，另一方面也希望从潘口中知悉一些中共高层对时局的态度，这需要谈话在比较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如果将潘汉年“绑架”、“劫持”到汪公馆的客厅，汪精卫的目的又岂能达到？至于说如果潘汉年拒绝见汪，李士群就可能翻脸，就可能扣押潘汉年，那更是不合情理的推测。试问：这样做，对李士群有什么意义？他能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
所以我认为，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半推半就的。当得知汪精卫想见自己时，潘汉年当然很惊讶，但惊讶之后是兴奋。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者，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体会特别深。机会稍纵即逝。能否经常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往往取决于能否敏锐地看到机会的到来并牢牢抓住它。这往往容不得过多的权衡、估算。所以，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难免养成一种赌徒性格。在潘汉年身上，这种赌徒性格就明显存在。从苏联回到香港后，不向陕北中央请示就擅自与南京方面联系，并试图独自代表中共与陈立夫商谈国共合作事，就是赌徒性格的表现。这一回，赌徒性格又发挥了作用。在潘汉年看来，汪精卫主动要见自己，说不定有重要信息要向自己透露。如果能从汪精卫口中得到对中共十分重要的情报，那岂不是大功一件？岂不是一种奇勋？果真如此，事先未能请示，就不值一提了。与汪精卫见面，当然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应该事先得到批准。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与汪精卫见面这件事本身，却又并非绝对不可。潘汉年在上海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与影佐祯昭见过面。影佐是日军驻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是侵华日军的首脑人物之一。潘汉年与李士群这样的汪伪要人甚至成了“朋友”。能见影佐祯昭、能与李士群“交朋友”，见一下汪精卫，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举。
赌徒总有赌输的时候。这一次，潘汉年输了。看来他并未从汪精卫那里得到什么令中共高层感兴趣的东西。汪精卫见他，不过是扯了一通淡而已。汪精卫自己当然不会认为是在扯淡。但那番言辞，在潘汉年看来，无非是扯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真的得到了虎子，那擅入虎穴就不算罪过。如今是，擅自入了虎穴，却连虎毛也没有得到一根，那就有些不好交待了。在从南京返回淮南的途中，潘汉年一定沮丧不已。本来，情急之下去了汪公馆，虽然没有什么收获，也是可以向饶漱石解释清楚的。但潘汉年终于没有说。对此，与潘汉年同时期参加中共的“老革命”陈修良有这样的解释：“他回到根据地后，本来准备向华中局的饶漱石汇报此事，但由于看到‘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错误，他怕说出来会见汪某的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解释清楚，因而没有把此事向党报告。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同样顾虑而未汇报此事。一个党员对党不坦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这同‘秘密投敌’，却是风马牛不相关。”（25）其实这正是潘汉年1955年的解释。潘汉年这样说，是能让人相信的，是他的心里话。但是，潘汉年的心里话却又并不只有这些。还有更重要的话，他没法说出来。他之所以终于不敢在整人整得热火朝天的整风运动中向饶漱石汇报擅自见汪一事，更因为自己本是与王明、博古关系密切的人，本就被正在得势的毛泽东一派视作是王明集团的人。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眼里，他潘汉年本就是有历史旧账的人，本就是“不能信用”的人。潘汉年如果向饶漱石说明擅自见汪一事，饶漱石当然会立即向延安汇报。毛泽东极可能拍桌大怒。又一次抓到了潘汉年切实把柄的毛泽东，很可能要新账老账一起算，那时就下令铲除王明、博古的这个“党羽”，而他也就同扬帆一样镣铐加身。正是这重原因，让潘汉年有了深重的顾虑，并终于把见汪一事瞒了下来。——但这一层原因，1955年的时候，潘汉年是没法说的。他怎么能够对毛泽东说这些？
可以说，如果“根正苗红”，如果与王明、博古集团没有什么实质关系，如果本没有证据抓在毛泽东手里，如果不是已经被毛泽东目为“不可信用”，潘汉年不会隐瞒在南京见汪一事。他终于决定把此事瞒下来，应该说，是赌徒性格又一次在起作用。潘汉年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知道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人间秘密。他更知道有无数秘密被永远地掩盖了。因此，在擅自见汪一事上，他决定赌一把。当然，他又赌输了。
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杀，潘汉年应该是闻讯心喜的。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潘汉年也有理由比一般人更高兴。李士群、汪精卫，是潘汉年在南京见汪一事的知情者和见证人。这两人一死，真正能证明此事的，就只有一个胡均鹤了。
（九）
即使没有见汪一事横在心中，潘汉年的心情也是抑郁的。有了这件事，他觉得头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锋利了，落下的可能性也更大了。潘汉年这几年写的诗中，常见一个“愁”字。1943年6月29日，是一个雨天，潘汉年写了《雨夜有感两绝》。其一曰：“萧萧细雨又黄昏，独坐寒斋伴孤灯。冉冉清愁成绮梦，醒来犹是客中身。”这是在南京见汪后不久写的诗。在这样的雨夜，潘汉年满怀愁绪。其二曰：“岁月蹉跎万事空，廿年落魄信心穷。辛酸世味应尝遍，荣辱何妨一笑中。”这一首就更让人感叹唏嘘了。潘汉年投身中共后不是屡建功勋么，怎么成了“岁月蹉跎”？怎么说是“万事空”？投身中共后，潘汉年不是十分受重用么，不是早已成为中共对外谈判和情报方面的要人么，怎么说是“落魄”？怎么反而“信心穷”？至于“荣辱何妨一笑中”，莫非潘汉年已感到巨大的屈辱、侮辱、羞辱、耻辱、凌辱迟早要到来？1944年1月24日，是旧历除夕，潘汉年写了《农历除夕》：“云黯风狂岁暮天，淮南作客又经年。征尘落落知音少，送旧迎新亦惘然。”过年了，应该高兴些吧，潘汉年怎么感到那样“惘然”？1944年6月，潘汉年写了《淮南闲居有感》：“狂豪不若少年时，嫉恶如仇自笑痴。历历丑恶收眼底，春秋难续独吟诗。”（26）
读潘汉年的诗，我们知道，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他的内心其实是异常愁苦的，是没有多少快乐的，是总有着不祥之感的。1949年5月，中共开始了对上海的接管。中共中央，从毛泽东开始，都对接管上海极其重视。能否成功接管上海，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视作中共能否在大陆站稳脚跟的前提。陈毅成为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潘汉年被任命为副市长，分管公安、政法、统战。这实在是知人善任。对付上海滩上的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以及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潘汉年无疑是十分合适的人选。1949年4月底，潘汉年与夏衍、许涤新三人一起离开香港，赶往北京。夏衍、许涤新也被选为接管上海官员。5月上旬，三人到达北京，住进北京饭店。据夏衍回忆，潘汉年住的是303号房间。巧的是，1955年4月潘汉年在北京开会，住的也是这303号房间，他就是穿着拖鞋，从这间房间走进监牢的。（27）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分头接见了他们，可见中共高层对接管上海如何重视了。毛泽东是在5月12日夜接见潘汉年、夏衍等人的。夏衍回忆说：“毛主席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潘汉年叫做‘小开’。”（28）毛泽东这时期心情很好，那是十分自然的。这时心情不好，还有什么时候心情能好。十几年前，在陕北时，毛泽东曾说过潘汉年“不可信用”，莫非现在改变看法了？当然没有。毛泽东也把潘汉年叫做“小开”，恰恰说明他牢牢记住了潘汉年，这对潘汉年来说并非幸事。眼下任命潘汉年为上海市副市长，当然是一种高度的“信用”。但这与当年所说的“不可信用”并不矛盾。当年所说的“不可信用”，并非指能力方面，而是就政治态度、政治派系而言。接管上海，需要潘汉年这样的人，这丝毫不意味着毛泽东放弃了对潘汉年的成见。
在副市长任上，潘汉年干得有声有色。潘汉年领导下的市公安局，成立了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值得一说的是，当年陪同潘汉年到汪精卫公馆的胡均鹤，被任命为这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在潘汉年衣锦荣归上海滩时，胡均鹤也“重现江湖”。我们现在不知道，潘汉年是否与胡均鹤有过私下密谈，不知道潘汉年是否叮嘱过胡均鹤要守口如瓶。也许并不需要密谈，也不需要特意叮嘱。潘汉年只要在某个场合不经意地说一声当年见汪一事并未向上级汇报，胡均鹤就什么都懂了。写到这里，我要说，潘汉年毕竟未失书生本色，毕竟不是心狠手辣的流氓恶棍。否则，依他的智谋和那时在上海滩上的权势，要做到让胡均鹤永久消失，并非不可能的。
胡均鹤活着，擅自见汪精卫一事就随时可能暴露。1954年9月，胡均鹤被逮捕，潘汉年的心一定提到了嗓子眼上。1955年3月下旬，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之一，是通报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饶漱石是潘汉年的老熟人、老上级，他的落难，自然也会令潘汉年惊心。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敦促与高、饶有牵连的人赶快坦白，历史上有其他问题的人也应该从速交待。会上又印发了关于上海逮捕胡均鹤和将扬帆隔离审查的材料。这一切，足以令潘汉年坐卧不安。扬帆是自己分管的公安局局长，胡均鹤更与自己有着特殊关系，这两人都出了问题，自己还能太平下去吗？潘汉年有理由怀疑，当年在南京擅自见汪一事已为中央知晓，毛泽东的讲话可能正是对自己在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潘汉年觉得，长期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他必须尽量争取主动。他不能等到被审讯时才交待当年见汪一事。他知道，他已无法说清楚为何将此事隐瞒了十几年。他感到百喙莫辩。但说不清楚也要说。瞒了十几年，没法再瞒了。
于是，1955年4月1日夜间，潘汉年向陈毅交待了当年在南京见汪一事。4月2日上午，陈毅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时隔十九年，毛泽东第二次对潘汉年下了“不可信用”的断语。不知道毛泽东这天午觉是否睡着。反正陈毅告辞后，毛泽东肯定在思考潘汉年的问题。他一定先回忆着潘汉年的历史。他想起了当年在瑞金自己大权旁落、向隅而“怨”时，潘汉年却与博古、张闻天们打得火热。他仿佛又听到了他们的欢歌笑语。他想起遵义会议后博古派潘汉年到莫斯科向王明汇报，出发前更面授机宜。他想起潘汉年在苏联迟迟不归，自己急得团团转，只得又派邓发赴莫斯科。他想起潘汉年好容易回到了香港，却不立即到陕北找中央，竟擅自与南京政府联系，并跑到南京试图代表中央与国民党谈判。他想起潘汉年到了陕北后，总把王明挂在嘴上，似乎王明仍在主宰一切。他更想起，潘汉年到陕北后，竟然质疑张浩“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想到这一点，毛泽东有理由皱眉切齿。想完了历史，就要想现实。现实是，五六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上海大局早定，中共不但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在整个大陆也政权稳固。那么，是该解决潘汉年问题的时候了。本来要如此，还要费点心思。现在，他主动送上了绑他的绳索，这真是太好了。于是，毛泽东拿起了笔。于是，悬在潘汉年头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义在长沙一医院病亡。“萧叔安”是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时用过的化名之一。死后，骨灰埋葬在长沙市郊，墓碑上的姓名也是“萧叔安”。人们习惯于认为，潘汉年当初如果没有擅自见汪并长期隐瞒此事，就会终身太平无事甚至官运亨通。这是大错特错的。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即便没有擅自见汪一事，也决不会善终，更不会官运亨通。即便潘汉年能平安地把官当到“文革”，他也决不会逃过“文革”这一劫。在“文革”中，像潘汉年这样的人，一定会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因为1955年便进了班房，潘汉年还能苟活到“文革”结束，还能偷生到古稀之年。如果没有在1955年便退出历史舞台，潘汉年可能死得更早，也死得更惨。——潘汉年其实是在劫难逃的。
当年与潘汉年同样被王明派回国的张浩（林育英），1942年3月病死在延安。丧事办得极其隆重。当时的“边区”，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而张浩的丧事，实际上就是“国葬”。毛泽东为张浩题词曰：“为国而死，虽死犹荣”。众多中共要人为张浩抬棺。抬棺者排成两行。左边第一人是毛泽东。这样狗一样的差事，据说毛泽东一辈子也就干过这一次。连毛他亲娘死的时候，毛都不肯看一眼。至于搞了毛的童养媳的毛爹，毛就更不看一眼了。这是因为没有张浩（林育英）的假传共产国际的圣旨，毛泽东就当不上苏联的儿皇帝了。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林副统帅”了。张浩（林育英）才是“毛主席”的再生父母，胜似他的亲爹娘。
注释：
（1）（6）（20）见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248页，第75—76页，第160页。
（2）（8）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87页，第272页。
（3）（4）（5）（7）（9）（11）（12）（13）（14）（15）见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36页，第137页，第139页，第141页，第146页，第146页，第147页，第150页，第151页，第156页。
（10）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三册，第295—296页。
（16）（17）（18）（19）见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13页，第114页，第114—116页，第148页。
（21）（22）（23）见《周佛海日记全编》，张德金编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版，下编，第713页，716页，784页。
（24）见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36页。
（25）陈修良：《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6页。
（26）所引潘汉年诗均见《潘汉年诗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7）（28）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580页，第585页。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四节
毛泽东为何赞赏刘海粟“裸模”江青
【多维历史】上有篇马屁文章写道，《毛泽东指示必须要有“裸模”背后原因》：
毛泽东说：“男女老少裸体模特，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受古老东方传统思想影响，以及为文化欣赏水平所限，新中国建立初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保守的一些观念。”
1964年5月，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曾在一份《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用女模特儿是不是洋教条？可不可以废除？难道吴道子的人物画是靠这个办法练出来的吗？”“我意应坚决禁止，我决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儿。”他们甚至还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美术界玩弄女性的借口”。
3个月后，当时的文化部被迫根据康生等上级领导者的“批示”精神，向全国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经其审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
就在美术教育界正纷纷作“惊弓”低语之际，中央美术学院老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因不同意废除人体模特儿写生，于1965年5月12日向中南海颐年堂送上了致毛泽东主席函：“……无产阶级在建立和完备自己的艺术教育体系中，可以批判继承旧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模特儿写生作为解决艺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继承的。”“真人（模特儿）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因此，反对为技术而技术并不否定画真人习作。为了深入研究人体的运动、结构、比例、造型，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从废除模特儿制以后，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建议在‘四清’第四阶段中，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讨论，经过反复试验，使新的艺术教育体系稳定地建立起来，完备起来。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在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来函的第一页上，以其高远的心智和辩证的思维，函劝决策中枢，尊重艺术规律、维护美术科学、坚持洋为中用。他写道：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模特，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另外，毛泽东还在该来函的末页上补充批示道：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这一“批示”精神，在那 “四清”运动的浓厚政治空气中传出之后，曾惊动了艺术教育领导者、美术育才者和美术史论者。尤其在那“批示”中，不曾出现“阶级斗争”字样，反而直用英文“model”代写中文“模特儿”。
由此足见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美术史论的博览与通晓，在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上“洋为中用”的时代气魄。
3个月之后，当时的文化部党组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批示”精神，于1965年10月9日送上了“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央、主席”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毛主席在7月18日对美术院校绘画和雕塑专业使用模特儿问题做了重要批示，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文化部党组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一致认为十分正确，应当坚决执行。文化部1964年8月发出的《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不妥当的……”“要提高师生及模特儿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和审美观点；应多用专职模特儿而少雇或不雇临时工做模特儿；对模特儿应采取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尊重他们的劳动；除安排模特儿进行基本功训练外，应注意组织师生深入工农兵中写生，以锻炼和提高刻画工农兵形象的创作能力……”
这个《请示》由中央宣传部在1965年11月11日转发。转发《通知》称：“各中央局宣传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部党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已经中央批准，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
上述马屁文章这是谈到“毛泽东指示必须要有‘裸模’”的事情，根本没有谈到“毛泽东指示必须要有‘裸模’背后原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毛泽东指示必须要有‘裸模’的背后原因”呢？
原来，这个原因不说也罢，是毛泽东赞赏刘海粟“裸模”江青！
早在2008年12月11日，“星岛环球网”就发表了文章曰：《敢露三点身躯，毛泽东之妻江青当裸模》：
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可说是1949年以后对中国大陆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女人！江青早年当过演员，虽然不算红，但是作风大胆。
来自台湾东森新闻网的一篇文章提到，江青（艺名蓝苹）曾经当过大陆知名画家刘海粟的裸体模特儿，经过战乱仍有一幅裸体素描画幸存，可以让人一窥她年轻时的体态与容貌。
刘海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文革时被打为“现行反革命”而惨遭迫害。他在1912年与志同道合者创办现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上海美专前身），因为民风保守，最初只聘到男孩为模特儿，1920年7月20日，总算聘请到女模陈晓君进入画室，这在当时保守的年代是禁忌话题，不少艺文界与卫道人士纷纷起而挞伐。
被称为“上海三大文妖”之一的刘海粟，最惊人之处是曾经替江青画过裸体油画。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的简繁着《沧海》一书所叙述，刘海粟在1983年曾经回忆过这件事，时间是在1935年间，那时他刚从欧洲回来，经人介绍认识了蓝苹。
刘海粟说，“蓝苹这个人单说外表并不出众”，是属于“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人。”但是她倒是有一些艺术天分，“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不过，刘海粟的女儿刘蟾则给以断然否定，还说如果真要画了江青的人体，那文革时的四人帮岂不把父亲整死！
思想前卫，追求个性解放的江青，当年只是个在上海演艺界浮沉的小明星，演过话剧与电影，艺名叫做蓝苹，长相清秀但算不上艳丽，机缘之下认识当时创裸体绘画先河的新锐画家刘海粟，也同意应邀充当模特儿。
之后，刘海粟共画了两幅油画，本来也只是画室中的收藏，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但随着江青前往延安并和毛泽东相恋，甚至跟着一起打天下，在中共建国之后，江青逐步展现她的政治野心和权谋；后来江青要求破四旧、立四新的红卫兵去抄刘海粟的画室，而且为了寻找油画而大肆破坏。只是当时红卫兵没有找到这幅画（一说是被找到而烧毁），刘海粟也被整的去了半条命，变成罪该万死的反革命份子。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毛泽东原来是抑郁症患者！
崔永元自曝抑郁后遗症：现在基本不睡觉！
经过十年抗争，饱受抑郁症折磨的崔永元已经治愈，甚至还不时拿自己的抑郁开玩笑，就连同为评委的蔡明、曾志伟也会拿小崔的抑郁说事。尽管崔永元已经坦然面对抑郁症，但抑郁也似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有媒体报道称，“他多年养成了这样的作息习惯，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一点起床，两三点后来中心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
这种症状，与毛泽东生前何其相似！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作息时间原来也一直是“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一点起床，两三点后来中心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本来，大家以为这是毛与人的区别，是一种魔鬼性格。现在通过崔永元的现身说法，人们知道了，原来毛泽东不是什么魔鬼，尔是一个抑郁后遗症的患者！
11月25日，崔永元完成了离开央视后的喜剧综艺首秀，崔永元在节目曝光自己的抑郁后遗症：“我现在基本不睡觉，也不太用睡觉，想睡睡不着才是最惨。”
安徽卫视《超级笑星》升级篇首播，崔永元也完成了其离开央视后的喜剧综艺首秀，对于喜剧节目，崔永元也表现得颇为适应，和选手经验交流互动中，更是曝光自己抑郁后遗症：“我现在基本不睡觉，也不太用睡觉，想睡睡不着才是最惨”。
由安徽卫视倾力打造的全国首档原创喜剧真人秀节目《超级笑星》升级篇已于上周开播，身为评委的崔永元也完成了其离开央视后的喜剧综艺首秀。关于崔永元在节目中的表现，不少网友还是给予了肯定，称“崔老师的犀利点评中冷不丁来一记冷幽默果真还是萌萌哒”。另外，更有网友借此送寄语，“希望喜剧能够治愈崔老师的抑郁症”。然而，与网友所期望的治愈相反，曾经深陷抑郁症的崔永元却在录制过程中频繁表达了做喜剧的痛苦。
前段时间《女主播抑郁症日记》在朋友圈疯狂转发，喜剧天才罗宾·威廉斯自杀身亡……抑郁似乎对“逗比”格外偏爱。对此，在喜剧节目中不断尝试脱口秀、相声以逗笑的崔永元似是深有体会。“喜剧是最难做的事情，做喜剧也是很痛苦的，在台上要想方设法让大家笑，大家还不笑，那不抑郁都不行。”
经过十年抗争，饱受抑郁症折磨的崔永元已经治愈，甚至还不时拿自己的抑郁开玩笑，就连同为评委的蔡明、曾志伟也会拿小崔的抑郁说事。尽管崔永元已经坦然面对抑郁症，但抑郁也似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有媒体报道称，“他多年养成了这样的作息习惯，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一点起床，两三点后来中心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
而在安徽卫视《超级笑星》升级篇的录制中，崔永元“晚上不睡觉”一事也似被作证。每当有选手提及“失眠”、“抑郁”之时，崔永元总会捍卫自己晚上不睡觉的权利。“睡不着觉其实没那么惨，睡不着的好处也很多，可以看书、写书、看世界杯……睡不着觉别不开心，其实睡不睡无所谓。”
崔永元捍卫自己晚上不睡觉的权利没有关系，但是毛泽东晚上不睡觉全国人民就要遭殃了！
崔永元“睡不着觉可以看书、写书、看世界杯”，毛泽东“睡不着觉就要杀人放火、劫夺民产、欺男霸女”了！
崔永元睡不睡无所谓，毛泽东睡不睡太有所谓了！
毛泽东不睡觉，夜夜发出最高指示，千百万人头落在地下。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六节
贱人毛泽东对于死亡的恐惧
贱人毛泽东得知蒋介石死讯，一天没说话，因为它知道自己也来日无多，兔死狐悲，充满了对于死亡的恐惧。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89岁高龄的大独夫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将来有一天葬到大陆去。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82岁的二独夫毛主席。出乎大家的意料，疾病缠身的毛主席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然后就整整一天，沉默不语。原来兔死狐悲了。
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点点东西，神色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悲怆哀伤。
词里写道：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
词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泽东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狐狸毛泽东向兔子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从个人感情上面来说，这是英雄惜英雄的真情表露，而从两岸统一来说，蒋的离世，使得原本已经明朗的台海局势，又徒增波澜。
蒋介石一贯主张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其晚年多次公开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1967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美国由于不愿卷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漩涡，于是有了两个中国的想法，借此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的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而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国的人前往纽约看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邀请他来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共同的愿望。1973年春天，他又打算派专机送章士钊老狗飞香港，要架通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桥梁。章老狗不从，结果被毛泽东毒死于香港。1975年春节前后，兔子蒋介石通过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经秘密通道向匪党中共中央发出邀请狐狸毛到台湾访问的消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假设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和谈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是就在1975年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蒋介石的去世，对于两个匪党的统一大业来说是一个损失。狐狸毛主席闻得兔子蒋总统的死讯，一整天只听一首词的唱片，这里面是有非常的卖国主义的意义的。据资料记载，毛狐狸是很喜欢听唱片的。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提供的一份目录统计显示，毛泽东生前听过的唱片有几千张，磁带有二千四盒。这还只是一个模煳的统计，不包括可能散失的部分。这些唱片、磁带内容包罗万象，从戏剧、相声到国内外各种舞曲、古典音乐、应有尽有。其中，各种戏剧，尤其是京剧、昆曲占了绝大多数。 可见其淫乱的程度。
毛主席这个老屄养的，经常痒痒的，听戏还很入戏，下了舞台抓住女演员就操。1958年，毛主席视察上海时观看新编剧《白蛇传》，随着剧情的发展进入角色，当看到“镇塔”一幕时，他拍案而起：“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据毛主席卫士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从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好恶。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同演员见面，然后就和女演员大兴性苟且之事。他用两只手同扮演“青蛇”的演员握手，用一只手同扮演“许仙”和“白蛇”的演员握手，而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饰演老和尚“法海”的演员。因为他是个男的，又老了，对老毛丝毫没有一点用处了。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狐狸毛在兔子蒋去世时，选择只听张元干的送别词是有特殊含义的。这体现了贱人毛泽东对于死亡的恐惧。果然。过了还不到一年半，毛老狗就死了，又过了不到一个月，毛狗就全家覆灭，比他的手下败将蒋介石都不如了！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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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毛泽东为何要挖全国人民的祖坟
匪首毛泽东：“老蒋挖我祖坟，我就挖所有人的祖坟，这才平等！”
匪首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在韶山劳作。当地人很迷信风水，有一次，匪首毛泽东讲：“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
在20世纪60年代初，韶山滴水洞一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修成后，除个别领导在此小住外，一般的人不得进入。由此，本来就很神秘的滴水洞，越发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提到匪首毛泽东祖父的墓地，许多人便会联想到大革命时期湖南军阀何键派兵挖匪首毛泽东祖父墓地这件事。对何键为什么要这么做，《匪首毛泽东生平实录》和《匪首毛泽东家世》这两部著作都没有详细记述。而《韶山的昨天与今天》一书是这样具体记述的：
原来，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几次派兵围剿湘赣一带的红军，都被匪首毛泽东所指挥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更使他恼羞成怒的是，彭德怀指挥的红军趁他的主力部队远离长沙，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际，竟从平江、浏阳一带突然杀出，一举消灭了他几个团的兵力，并占领了长沙，烧了他的省政府和第四路军总指挥部，还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何键百思不得其解。国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怎么就对付不了那长矛鸟铳的泥腿子军？硬的用了，软的也用了，却越发不可收拾。
后来，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他重占了长沙。回城后，他想的第一件事，还是如何剿灭红军。这天，他找来了拜把兄弟吴凯南商讨对策。
吴凯南是个迷信大王，他早就听说过关于匪首毛泽东祖坟的传说，似乎从中找到了战胜匪首毛泽东的上乘之策。何键找他商讨对策，吴凯南连忙说：“匪首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之所以猖獗，绝非人力之功，乃天荫之力，我早就听说湖南是帝王将相之地，舜帝南巡时就在韶山演奏过韶乐，那地方灵秀非凡。除此，匪首毛泽东的祖父辈在一块风水宝地上，那地方藏龙卧虎，传说其后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毛家得地灵之光，我们如不去断掉他们的龙脉，挖掉他的祖坟。否则，匪首就会越发兴旺，必将后患无穷。倒不如派几个人去韶山，断他的风水。”
何键详细询问了半天“宝地”的一些其他情况，这才恍然大悟，连夸吴凯南的计策“高妙”，马上密令总指挥部副官长熊士鼎和特务队队长龚仲荪（又名龚澍），率领一个连到韶山挖匪首毛泽东的祖坟……
匪首毛泽东祖坟在龙脉上：风水先生卜了11天
在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是龙头山，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被环抱其间。
滴水洞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能至。它的豁口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杜鹃火红。有两山陡立，过去原有一桥，桥下是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干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这就是滴水洞。只因匪首毛泽东由东而至，所以有人称它为“西方山洞”。
曾任匪伪“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在跟随匪首毛泽东的日子里曾经到过韶山滴水洞。他在《在匪首毛泽东身边的日子：张耀祠回忆录》中提到：
匪首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辛勤劳作。当地人很迷信风水，匪首毛泽东的祖父也是很信这个东西的。
有一次，匪首毛泽东讲：“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
匪首毛泽东还讲：“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即现在的匪首毛泽东故居）来了呢？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这一片的土地好。”
匪首毛泽东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他的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的雨水都淋不到。他们活着就在考虑死后的归宿，两人都想埋在这里。还不仅仅因为这里干燥，因为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的，说这里是一个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上。于是两兄弟争吵不休。
对于老人流传下来的说法，匪首毛泽东笑着说：“我看这个风水先生既会挑拨离间，又能平息一些事情，他说：‘这块土地告诉我，你们两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奇了，风水先生还能与土地对话。”他还说：“只有在封建时代是这样，谁愿意早一点死呢？死是一种自然规律，谁又控制得了呢？”
匪首毛泽东沉静地讲道：“不过，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
匪首毛泽东讲这番话时，两眼含着泪光。谁能理解土匪主席的这一“孝母”之心呢？当年他可是抛弃老母，到外面乱搞女人的。就是因为毛泽东的爸爸霸占了毛泽东的大老婆。
有一次，匪首毛泽东看韶山县志，他说：“老蒋挖我祖坟，我就挖所有人的祖坟，这才平等！”匪首毛泽东讲这话时，是很高兴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最终打败了蒋介石。
据《彭德怀自述》和湖南出版社于1991年4月出版的《红军攻打长沙》等著作记载：何键挖毛泽东的祖坟与彭德怀率兵攻打长沙有关。彭德怀曾先后两次率兵攻打长沙。第一次攻打长沙是1930年7月25日。和959年毛泽东清算彭德怀，也与这笔陈年旧账有关。
1930年8月23日，伪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按预定计划在湖南浏阳县东北的永和市会师，召开了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成立了匪党的总前委。在党的总前委会议上，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由于长沙守军准备充分，工事坚固，未能攻下。9月12日，鉴于据城坚守，援兵逐渐增多，红一方面土匪军决定撤围长沙。彭德怀率三军团向湘东、赣西开进。
伪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后，何键为了实行报复，他千方百计收买叛徒，驱使特务搜捕共产党土匪，破坏党的地下组织。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的三姨太杨开慧遭到擒拿。不仅如此，何键于1930年12月，还指令国民党第十五、十六、三十一等师，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据此，许多历史研究工作者认为，何键挖毛泽东祖坟的事，其时间应当是1930年底前后的事。
1993年10月，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书》一书，记述了毛泽嵘的回忆。毛泽嵘说，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的时间是“民国十九年的秋天”。谢柳青编：《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63页。毛泽嵘的祖父毛德臣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是亲兄弟。毛泽嵘生于1897年5月26日，比毛泽东小4岁。根据他的回忆，何键派兵挖毛泽东祖坟的事，是在1930年。因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元旦建立中华民国。民国十九年，即为1930年。
而何键当年指派挖毛泽东祖坟的原国民党军统局湘站特务队长龚澍提供的情况与毛泽嵘的记忆是不同的。龚澍，1890年出生于长沙县。他原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手工业工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投靠国民党，历任湖南省“惩共”法院侦缉队第一组组长、湖南清乡司令部侦缉队第三组组长、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部特务队长、湖南省保安处侦缉队长、军统局湘站特务队长。他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杀害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受何键的指派，率领特务到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就是他干的。
1949年9月5日，他被缉拿归案后，有关部门对他的丰功伟绩进行了认真详尽的审理和清查。他供认了以下的事实：1932年初夏，江西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国民党开始恐惧不安。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更是忧心忡忡，特别是因两失长沙受到蒋介石的责难。为了博取主子欢心和发泄仇恨心理，于是在1932年6月，指派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部副官长熊士鼎和特务队长龚澍去挖毛泽东的祖坟。
1932年6月29日夜，月黑风高，熊士鼎和龚澍带着十几名特务队的特务，会同湘潭县政府保安队的数十名士兵悄至韶山冲，按照事先绘好的地形图，去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毛贼发话：“老蒋挖我祖坟，我就挖所有人的祖坟，这才平等！”后来每打下一地，红军就大肆挖坟，不仅攫取陪葬品，而且焚骨扬灰。
蒋匪和毛匪双方恶斗，连带全国人民遭殃——遭到两个党匪“中央”的殃：全国人民的祖坟在1949年“解放以后”遭到系统挖掘，大家一起遭到焚骨扬灰的亡国厄运。
结果，竟然形成了如此荒谬的共产党文化：
《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挖祖坟倡议大会”上的讲话》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晚上好：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在国家经济取得V字型反弹、“保八”任务胜利完成的时刻，我们召开这个会议，意义深远。“挖祖坟”乍听之下有些倒行逆施、耸人听闻，其实不然！俗话说的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的祖宗在天之灵，也不愿意眼睁睁看着我们“受穷”呀！大家都看到了，临潼因为兵马俑而富甲一方；十三陵赚钱赚得像十三点；成吉思汗陵富了鄂尔多斯一个镇；……例子枚不胜举。
今天，四川的兄弟首先提出了“要挖刘备墓！”，河南可以挖曹阿瞒的，四川怎么就不能搞刘玄德呢？浙江的同胞们也应该呼吁刨了“宋六陵”，昭君墓的守陵人你们还等什么？就算刨开后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关系，科技日新月异，随便做几个仿制品一样卖门票。关键是个噱头。
有人忌讳盗墓会得到报应，这是屁话。英国人几乎把金字塔盗了个遍，还不是逍遥自在？再说：我们也不是图墓里的墓葬。我们在意的是够不够轰动，能不能引来“追帝族”、“追星族”。经过上下千年的刨根，中华大地可以开刨的地方不多了，我们这一代人要抓紧啊！要不，好东西就留给子孙了。
最后，让我们团结在掘墓人的周围，绝不放过一个名人墓葬，开创掘墓事业的新局面。谢谢大家！
最后让我一起高呼革命口号：
毛泽东，毛泽东，跟你冒着枪林弹雨走！
毛泽东，毛泽东，跟你闲庭信步向前走！
毛泽东，毛泽东，跟你谈笑风声向前走！
毛泽东，毛泽东，跟你忧伤似海向前走！
……
从上述“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挖祖坟倡议大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不把盘踞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铲平，中国的挖坟歪风就无法制止，中国大地就无法安生！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八节
毛泽东是潘金莲的好学生
（一）毛泽东热爱《金瓶梅》
说“毛泽东是潘金莲的好学生”，人们大约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酷爱并熟读淫书《金瓶梅》，和著名的淫妇潘金莲学到了诲淫诲盗的生活作风和房中秘术。君不见，毛泽东对潘金莲的热爱程度，已经走火入魔，竟以“共和国主席”和“共产党主席”的双重身份，发下《插图本金瓶梅》中共各省省委书记等高干人手一册：
事情发生1957年的“反右运动”前后。毛泽东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道：“《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两千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二十一册，正文二十册，二百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毛泽东带头，各官纷纷实践，结果如陈云所说，“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衣冠禽兽”……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一再督促高干们大读淫书。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他生怕高干们对正经的书没有兴趣，于是，有一语道破机关地暗示说：“《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以此来引诱好色的干部们大家都去读。
（二）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金瓶梅》
不过，本文的重点不在毛泽东好色、纵欲过度的问题上。
本文说“毛泽东是潘金莲的好学生”，主要是从生活作风和房中秘术以外的地方来管窥毛泽东如何受到《金瓶梅》的深刻影响，如何根据《金瓶梅》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
毛派分子认为：“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名言！“纸老虎”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用以比喻貌似强大而实质虚弱的敌人，甚至在英文中多了纸老虎的英文译名“paper tiger”，荣登英语借走的“十个中国词”之中，可见“纸老虎”的影响之广。
最近有人发现，兰陵笑笑生写的《金瓶梅》才是“纸老虎”的出处。《金瓶梅》第五回《捉奸情郓哥定计 饮鸩药武大遭殃》有下面这段话：
那妇人正和西门庆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来顶住了门。这西门庆便钻入床下躲了。武大抢到房门首，用手推那房门时，那里推得开！口里只叫“做得好事！”那妇人顶着门，慌做一团，口里便说道：“你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临时便没些用儿！见了纸虎儿也吓一交！”那妇人这几句话，分明叫西门庆来打武大，夺路走。西门庆在床底下听了妇人这些话，提醒他这个念头，便钻出来说道：“不是我没这本事，一时间没这智量。”
潘金莲嫌西门庆虽然外表魁梧，但见了武大郎都害怕，外强中干，所以说西门庆是个“纸虎儿”。“纸虎儿”与“纸老虎”无论在表达形式上还是实际所指上，都非常相似。由此可见毛的纸老虎源于《金瓶梅》，而《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才拥有“纸老虎”的发明权。
（三）毛泽东的视觉焦点在潘金莲
不过且慢，《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并非“纸老虎”的唯一发明人。因为在施耐庵的《水浒传》里，同样有纸老虎的踪迹。《水浒传》记载武大捉奸，西门庆慌作一团，潘金莲不禁大怒道：“见个纸虎，也吓一交！”那么，施耐庵是否就是纸老虎概念的发明人呢？我看也不是。
纸老虎概念实际发明人应该是施耐庵和兰陵笑笑生共同记载的潘金莲同志，或用现在流行的称谓，潘金莲小姐。
多亏了潘金莲的好学生毛泽东的大力推广，纸老虎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毛泽东思想一道广泛传播了。追根溯源，“纸老虎”概念的发明权在潘金莲。
为什么因为“纸老虎”一词，就说毛泽东是潘金莲的好学生呢？
话说1946年8月6日下午5时，毛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大家围坐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余光生是这次谈话的英文翻译。据当时《解放日报》的编辑黎辛的回忆，此次谈话的第二天，余光生便在报社的全体会议上传达了谈话的情况； 在这个会议上，他向大家介绍了此次谈话的一些具体细节。
余光生说：毛在谈话中提到了纸老虎，但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这个组合词，因此他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来代替。由于毛主席在和余光生同志研习英文和国外文化的过程中，接触过“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而在这个翻译的译文中没有听到，于是他就向余光生询问。当他了解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著流毒在五洲四海，就在世界广泛传开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潘金莲情有独钟、对潘金莲的精神领会得极深，不把她表达彻底，毛泽东死不甘休。这是因为，毛泽东不仅酷爱《金瓶梅》这本书，而且他的注意焦点在于潘金莲这个人。
具体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概念“纸老虎”一词，其实是潘金莲发明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潘金莲这位古代中国“性工作者”，其实有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
（四）毛派分子不该阉割毛泽东
但是，除了毛泽东以外，大家都觉得做一个潘金莲的好学生，似乎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所以中共上下都集体无意识地极力隐瞒了“纸老虎”的真实来源。
如《新词新语词典》认为毛泽东首先使用“纸老虎”一词：“指貌似强大，实则虚弱的反动统治者和侵略者。毛泽东在延安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谈话时最先使用这一词。后来paper tiger一词也进入英语。如：“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外强中干，色厉内荏。”
此词典在“内容提要”中说：“《新词新语词典》汇集和收录了1949年至今现代汉语中出现的新词和新语 纸老虎5300余条，是一部中型的语文词典，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由此可见，此词典是把“纸老虎”当作是1949-1989年间产生的新词来收录。韩明安主编的《新语词大词典》也收“纸老虎”：“比喻貌似强大、实际虚弱的人或集团。”例子如：（1）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解放军报》1958年10月21日）（见第622页）此词典在“前言”中说：“选收新语、新词7900目，凡145万字。我们理解的新语词，是指新社会产生的新语和词。具体地说，它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大跃进’时期。三年困难和四清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文革后新时期中产生，我国人民普遍使用过，或正在使用的重要短语和词汇。”在“凡例”中又说：“收抗战胜利迄今（1945-1990年）40余年间产生的新语新词。”
由此可见，此词典是把“纸老虎”当作是1945-1990年间产生的新词来收录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毛泽东讳”，以便掩盖“毛泽东是潘金莲的好学生”这一历史事实。
这也说明，毛派分子是最不忠于毛泽东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偏好，他们就不惜阉割毛泽东、歪曲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嗜好淫书《金瓶梅》、热爱淫妇潘金莲等“特点”都当作见不得人的脏东西收藏了起来。这难道也算是“子为父隐”吗？这当然不是好。因为没有人承认毛派真是毛的崽。喜欢毛泽东的人，看到的应该是毛的真面目，否则就喜欢错了地方。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2011年9月9日
（另起一页）
第九节
毛泽东用狗链子横渡长江
1966年夏天，毛泽东七十三岁了还能横渡长江，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了一条狗链子拴住自己的腰部，偷偷系在救生艇上，冒充硬汉，来达到煽动群情、蛊惑民粹的政治目的。
但是，有些毛派分子却不懂这个毛式诡计，还想效法表面光鲜的领袖。
2011年7月9日清晨5时许，天色微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下，哥斯达黎加留学生桑迪就想横渡长江，他脱去外衣裤跳入江中。4个多小时后，海事人员在谌家矶江段发现了筋疲力尽的桑迪，将其救起。结果迫使海事部门发出呼吁：长江水情复杂险恶，请市民不要以身犯险。
桑迪英文名叫Santiago Montero，来自哥斯达黎加，是武汉一高校留学生，来中国已三年多。桑迪说，半年前在一本书中读到毛老大横渡长江的故事，出于崇敬，萌生了渡江的想法。昨日清晨5时许，桑迪和同学逛到汉阳门，看到台阶下浩浩长江，觉得“机会来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漂流”中，桑迪只想快点游到对岸。而在岸边，渐渐看不到桑迪身影的同学心急如焚。学校领导、水上公安干警被告知情况后，迅速展开搜救，一直无果。
上午9点半，武汉海事局谌家矶办事处监督员周建华正在码头巡查，发现上游漂来一个人，立马把他拉上岸。此时通宵未睡、没吃早饭的桑迪，已在江水中漂了4个多小时。海事人员让桑迪洗了个澡，并送来衣物和方便面。之后，该办事处主任吴静将桑迪送回学校。
记者见到桑迪时，他刚在学校做完检讨。桑迪表示，自己在家乡时，经常在河流和近海中游泳。当他获知今年入夏以来武汉已有12人因江上游泳遇难的消息后，桑迪十分愕然，说自己下水前不知道长江水情复杂。“现在我终于知道老师们见到我时激动打我一拳的原因了，他们一直担心着我。”校方表示，对于假期在校学生，已严格要求禁止私自野泳。海事部门唿吁，长江水情复杂险恶，桑迪获救纯属幸运，市民不要以身犯险。
桑迪的故事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的危害多么巨大！毛泽东思想的流毒多么深远！毛泽东用狗链子横渡长江已经四十五年了，但其鬼话至今还在迷惑青年，每天杀害多少生命、每年制造多少冤魂。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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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毛泽东为什么不敢收复失地
周克华不敢抢劫银行，其实是害怕保安的火力；正如毛泽东有了枪杆子，却不敢去苏联收复失地西伯利亚，也不敢去日本收复失地琉球群岛，甚至还主动把流血流汗夺回的藏南领土乖乖还给了印度。毛泽东只敢到本国的农民家里搜刮土地，到本国的市民家里搜刮房产；毛泽东和周克华一个熊样，只敢在没有武装起来的人们面前逞凶。
毛泽东以为自己霸占了国民的土地，就好像英国人霸占了美洲殖民地。所以他好意思厚着脸皮吹牛笔：中国的工业化缺乏殖民地，就要把农村当作殖民地来使用。结果就按照斯大林的模式，在中国建立了名为“人民公社”的农奴制度。
（一）
“毛泽东主席是周克华劫匪的先行者，周克华劫匪是毛泽东主席的小学生”――这不是玩笑，而是逻辑，因为二者的共同逻辑就是：枪杆子里面出银行。
早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第六届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中，毛就说过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枪杆子里面既然出一切东西，当然也就包括“出银行”了。
周克华劫匪正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精髓”，所以“出”了银行。
周克华劫匪是这样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既然我有枪，那么银行就是我的；既然银行是我的，所以去银行取款的人就是拿了我的钱，就是剥削者；对付这样的剥削者，我必须用我的也就是人民的武装把它抢过来。我这行为因此不是抢劫，而是把银行收归人民所有。”
网上有人针对周克华的行为斥责说：“和谐国出来的抢匪就是不一样，外国的抢匪是到银行里面抢银行的钱，和谐国的抢匪专门在外面抢老百姓的钱，和谐国连抢匪也充满和谐特色，都是档（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儿女。”
这样的言论其实不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真谛：
“周克华、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抢银行，而要去抢银行的储户？因为银行只是钱款的保存者，并不是取用者；保管是无罪的，取用才是有罪的；保管是为人民服务，等待我来接收；取用则是挥霍浪费，必须绳之以法。”
其实呢？这只是借口。周克华不敢抢劫银行，其实是害怕保安的火力；正如毛泽东有了枪杆子，却不敢去苏联收复失地西伯利亚，也不敢去日本收复失地琉球群岛，只敢到农民家里搜刮土地，到市民家里搜刮房产。
更有甚者，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以后，毛泽东竟然把干部战士流血流汗打下来了的土地，一口气地还给了印度当局。毛泽东之首鼠两端，一下子跃然纸上。
（二）
周克华“出银行”杀了十个人（包括他自己），毛泽东“出政权”杀了十亿人（包括他们的灵魂）――毛主席比周劫匪伟大多了，而且伟大得有了四个方面。但是，毛泽东依然是“大周克华”，周克华依然是“小毛泽东”。
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说：“造反有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周克华照章办事：“抢劫有理”、“枪杆子里面出银行”。
他们的共同逻辑是：暴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但是，一定要“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
老毛泽东欺负弱者，小毛泽东也欺负弱者：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一切！拔枪射击的，不仅是周克华。看来在中国，只要有枪的，就忍不住要拔出来向无枪者射击，就应了北京人的土话：“看见怂人就压不住火”，就是说，看见比自己弱的就想欺负。
（三）
从毛泽东到周克华，不仅有“枪杆子里面出银行”的思想传承，还有“下放劳改出农奴”的社会关系。原来，周的父亲原是城里人，后被毛泽东放下放农村，沦为农奴；被迫娶了一个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寡妇，生下来劫匪周克华。周克华因此一代不如一代，连返城都不可能，只能进城坐监狱或当劫匪。这个处境让周家父子刻骨铭心，远远超过一般的农民。结果老周郁闷而死，小周发奋出击。
按照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许诺，有一天，劫匪周克华会作为“农奴解放”的典型而载入毛史——
尽管毛左们经常故意省略甚至完全忘记了：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现代农奴制度（人民公社、城乡差别、户口制度）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主席才是周克华劫匪的生生父亲。
毛泽东为什么不敢收复失地？
因为毛泽东自己就是个Z人。难怪日本人对他的继承人这么蔑视：包括日本国会议员在内的日本一百五十名 “右翼人士”乘坐二十艘船，2012年8月18日晚间启程前往钓鱼岛水域，预计19日上午抵达后，对太平洋战争末期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的避难船遇难事件举行“悼念仪式”。与此同时，激动的中国示威者打出了“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保卫钓鱼岛”、“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的横幅标语。
毛泽东以为自己霸占了国民的土地，就好像英国人霸占了美洲殖民地。其实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现在，中国人需要一次独立战争，拿回自己的土地所有权！
然后，中国才可能培植出充沛的国力，去日本收复中国的失地琉球群岛，去俄国收复中国的失地西伯利亚。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十一节
杨开慧被毛泽东自杀
2014年8月29日《华声在线》文章指出：“杨开慧被暴尸3日，上午枪决未死下午补枪”：
1957年，毛泽东满怀深情地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称颂杨开慧烈士为“骄杨”，并向一位友人解释“骄杨”时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其后，很多人误认为杨开慧牺牲时“丧其元”，即“掉脑袋”的意思。今年清明前夕，正在写作《毛泽东VS蒋介石：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书的老作家金振林，向记者披露了该书的一个章节——
《被捕入狱：何键并未对杨开慧用重刑》：
《晚晚报》采访员问杨开慧：你犯了法晓得么·杨开慧答：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1930年8月，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卷土重来，在全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四处捕人，并悬赏1000大洋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
是年10月24日这个晚上，化装成贩卖陶罐的小商人并在板仓一带盯梢的密探余连珊领着何键武术训练班教官、长沙县福临乡乡长范瑾熙等60多个清乡队员，冲进了长沙县板仓的杨宅，将杨开慧和8岁的毛岸英以及保姆陈玉英一并用当时农村流行的运输工具——鸡公车，一路吱吱呀呀地推向了长沙城的司禁湾陆军监狱署……这一天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
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6日回忆，当时，司禁湾陆军监狱署拘禁的人很多，而且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一天下晚将暮时，来了一个《晚晚报》的采访员大喊杨开慧的名字，“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穿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是问了问杨开慧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对她说：“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杨开慧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采访员又说，“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杨开慧说：“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采访员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杨开慧答：“我的话说完了。”
杨开慧入狱后，其七舅向定前派同济青布庄店员杨振湘护送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去南京，与正在南京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一道找到杨开慧父亲杨昌济老友章士钊、蔡元培、谭延闿等教授、名流营救杨开慧，他们曾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致函。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致电何键，嘱其缓刑。
号称“杀人魔王”的何键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并未在狱中对杨开慧施以重刑。“过去，有很多书里都写到杨开慧在狱中如何受尽折磨。其实，真相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回事。何键‘优待’杨开慧一是与章士钊等人的营救分不开，二是因为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杨开慧则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自从《晚晚报》采访员与杨开慧那番对话后，杨开慧就已经意识到了死神的临近。当时毛、杨两家都无人在长沙，住在长沙的杨开慧的六舅妈严嘉就托住在离监狱不远的堂兄向澍霖，打听狱中动态，以便相机行事。她还带着女儿探监送物，传递消息。杨开慧对他们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劝降不了杨开慧，外部压力又很大，何键等深知事久多变。他一方面把南京政府的电报压下，另一方面通过制造谣言，策划游行示威，并叫嚣说：“毛泽东的堂客不杀，别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杀了……”同时，本欲将杨开慧“斩首示众”的何键改为“枪决、暴尸三日”。
刑场就义：杨开慧身中两枪后又被补一枪
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还有一丝气息。披肝沥胆的痛苦，她的嘴里已啃满了泥沙，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大坑！
何键是湖南醴陵人。他的御林军——特务营，几乎全是从他老家招来的兵。特务四连二排担任了枪杀杨开慧的任务。
1930年11月14日，秋风肃杀。这天早饭以后，特务四连的值星官、也是监斩官之一的晏国务不断地吹哨子，边发号施令：“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荷枪实弹分两列面对面站立在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尽头的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长方条桌，上面有一箭形的“标子”，白色的纸上已写好了“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10个粗黑的大字。“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面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不久，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押来了杨开慧。此时，杨开慧仍旧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面不改色地穿过“人巷”，走到执法处长李琼的面前。李琼板着面孔，向扶绑的罗国林、姚楚忠做了个手势，二人给杨开慧松绑，然后，脱下杨开慧的青色毛衣和旗袍，只留下一件也是青色的单薄内衣。
李琼拿着一张状子向杨开慧宣读，接着，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标子”上白纸黑字的“杨开慧”三字从上至下一笔勾下，随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标子”扔到地上，旁若无人地掉头走进了里屋。罗国林、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杨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将“标子”从地上捡起，狠心地插到杨开慧的后颈衣服里。所谓的宣判过程，不到5分钟。
行刑的队伍从位于教育坪的清乡司令部出来，由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留了片刻。此时，特务兵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部黄包车，他们将杨开慧架到车上坐下，爬到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走在最前面的是号兵谭青云和唐冬初，后面是晏国务和清乡司令部的监斩官钟吕潜，他们骑着大黄马，杀气腾腾。马后，便是坐在黄包车上的杨开慧，在她的身后，是两列全副武装的士兵。
经过近一小时的示众，行刑队伍出了浏阳门。打眼一望，马路那边便是丘陵山地识字岭了。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大义凛然的杨开慧用她那特有的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她从容地步下黄包车，径直走向一较高的坟堆。
此刻，秋野一片荒凉。晏国务一声令下，尾随杨开慧的刽子手帅保云抬起了罪恶的驳壳枪，朝杨开慧的背心砰砰就是两枪，杨开慧应声扑倒在地，转脸瞪了帅保云一眼，帅低着头也看了一眼杨开慧的尸身，便将驳壳枪插到腰里，转身离开。罗国林和姚楚忠给杨开慧的尸身松开绳索，紧随大队人马而去。
中午，行刑的人大打牙祭。刚刚吃了饭，卫兵向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那个女人没死！”晏国务当即命令道：“副目姚楚忠，你去补枪！”
姚楚忠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直奔识字岭。只见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还有一丝气息。披肝沥胆的痛苦，她的嘴里已啃满了泥沙，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大坑！但冷血的姚楚忠见此并没有半点怜悯，而是朝杨开慧举起了驳壳枪……
这一年，杨开慧29岁。
主席寄情：“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杨开慧在一封未发出的给堂弟杨开明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
杨开慧牺牲后，她的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此时，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同时，毛泽东寄来30块银元，以杨开慧的3个儿子名义立碑，墓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1980年10月，金振林将所撰《毛岸青》第一版的样书寄给毛泽民夫人钱希均。书中就提到了毛泽东在闻之杨开慧牺牲后寄钱的事情。翌年1月，钱希均回信说：“毛主席寄30元钱作开慧安葬费一事，可能有误。当时，毛主席是没有钱的，红军非常穷。”尽管毛泽东在红区天天大鱼大肉。
解放后，毛泽东仍常怀念杨开慧。1957年，他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章士钊曾问“骄杨”当作何解，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因为她不知道杨开慧的私信里对他的看法是多么糟糕。
“由于这一说法，很多人误认为杨开慧牺牲是杀头而死。其实，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直到我在醴陵看到姚楚忠的交待后，才有重新的认识。”金振林说，解放后，姚楚忠一直隐藏了下来。1970年初，姚楚忠在岳阳市华容县建新农场劳动改造时，将他杀害杨开慧的情形坦白了出来。“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1974年7月，姚楚忠被背信弃义的醴陵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并被立即执行。
关于杨开慧烈士牺牲时的悲壮场面，正是金振林根据这些解密的档案整理出来的。
1982年3月，长沙县人民政府在修缮杨开慧烈士的故居——板仓杨家老屋时，在住房的砖缝中发现了杨开慧《偶感》、《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及本人“自传”等7篇手稿。其实，早在1929年3月，杨开慧了解到革命处于低潮的井冈山的情况，她深知敌人不会放过她，自己不能不有牺牲的准备。她在一封未发出的给堂弟杨开明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她为什么喜欢死亡呢？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毫无价值了。
3月25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在长沙县政府工作的作家章庭杰，他曾于1989年6月至1993年12月在北京协助毛岸青和邵华做文字工作。“我在北京时，听毛家人说起杨开慧牺牲的情形时，都说后又有人补了枪……我理解毛主席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这句话时，认为应该不是指断头，而是指牺牲。”章庭杰说。
老范说话 最重要的是真实
坐在金振林老师简陋的乡村书房兼卧室里聊起关于杨开慧牺牲时的场景，我的身体一阵阵颤栗。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许多革命志士都残忍地被杀害。今天，我们在清明节前夕来写其中一位最优秀代表，将是对所有烈士最好的纪念。
我虽然读过不少历史书籍，但要去做学问还是困难重重。不过，我深深地觉得，历史毕竟是历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搞清楚烈士牺牲时的壮烈场面，只会使后人对烈士更加尊敬和崇拜。
在这方面，金振林老师无疑是一个非常执著和认真的人。他在写作中并不被一些既有的观点所折服，相反，而是注重调查和实证。“经过多方调查了解，杨开慧在牺牲时并没有像某些书里写的那样高喊革命口号。她是大家闺秀，从小做人做事就不落俗套。当然，她没喊口号的另一个原因是刽子手从背后打的枪，也许她还来不及喊。”金振林老师说。
我不认为烈士在牺牲时没喊口号就不伟大。我以为，一些故意拔高的描述都是对烈士的不敬。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基于我们在对先进人物的宣传时，有时故意拔高这样一个事实。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效果不佳，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任何宣传，包括我们所写的一切新闻报道，最重要的无非就是真实。在此，我想将这句话与我的同行们共勉。
……
对于共产党刊物的上述报道，网友评论说：
1、（尹吉普评论日期：2014-08-30 08:25:40）
此地评论者孰人孰兽，显而易见。
2、（xu3331评论日期：2014-08-30 07:02:05）
毛太祖说了句：开慧之死，白身莫赎。毛左们就为太祖猫哭老鼠喊好。
3、（C00评论日期：2014-08-30 06:14:55）
这都是薄熙来编的故事。其实当时就是不枪毙她，现在她也早死了，没必要为她嚎丧。
4、（皇帝没了评论日期：2014-08-30 05:54:23）
按目前中纪委的讲法，杨开慧被抓被处死的期间，毛太阳正在大搞通奸。这是共匪的优良传统，应该发扬广大才对。
5、（XianSheng11评论日期：2014-08-30 05:11:40）
对杨来说，最可悲的是，她还活着，毛已经和贺子珍混在一起了。
6、（jchip评论日期：2014-08-30 04:14:13）
罗国林和姚楚忠给杨开慧的尸身松开绳索，紧随大队人马而去。
7、（chinayu2009评论日期：2014-08-30 02:53:54）
"罗国林、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杨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将“标子”从地上捡起，狠心地插到杨开慧的后颈衣服里。 "写的不是在行刑前，绑好了嘛。怎么死后双手能挖出个坑来呢？
8、（chinayu2009评论日期：2014-08-30 02:46:21）
写的不是在行刑前，绑好了嘛。怎么死后双手能挖出个坑来呢？
9、（achedan评论日期：2014-08-29 23:32:11）
1楼如此为老蒋的法西斯暴行叫好又是那曲的自由、民主、博爱？
10、（looking评论日期：2014-08-29 23:27:11）
毛魔头的女人都是，活，不得好活，死，不得好死。毛魔头是女人的灾星！
……
我发现，网友虽然七嘴八舌，但都忽略了：杨开慧其实是自己选择死亡的，也就是选择了“他杀形式的自杀”。杨开慧为什么没有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等叛徒一样，在被捕以后想尽办法“从狗洞里爬出来”呢？（邓小平也有这个嫌疑，虽然他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一样，声称自己是侥幸逃脱的。）
杨开慧死意已决，选择扮演一个英雄来达到借刀自杀，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只是毛泽东的保姆了，即使出狱也不会有任何前途，井冈山上没有她的压寨夫人的位置，为了避免尴尬，她“见好就收”了。
何况，杨开慧也并非毛的大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三奶而已。
杨开慧以死亡向毛泽东进行挑战，把毛泽东比了下去，使毛相形之下，成为一个连猫都不如的鼠辈。同时，杨开慧也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勾销了以前的毛妻和后来的毛妾毛破鞋们。
杨开慧的暴尸确实值得，揭露了共产党过河拆桥的本质，也让毛泽东几十年以后都坐立不安。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十二节
毛泽东是个流氓加文盲
毛泽东是个老流氓就不去说他了，因为大家“都懂的”：毛泽东不仅奸淫姨妈、扒灰儿媳，而且看见一个女的就搞一个，甚至连“老母猪”都不放过。
（一）
至于说毛泽东是个文盲，那倒是新鲜，需要说道说道：这是因为，毛流氓连“人定胜天”的意思都不懂！
毛泽东说：我毛泽东管不了老天爷，马克思也管不了。但是我提倡“人定胜天”，一方面要“听天由命”，另一方面要“人定胜天”，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人定胜天”的文盲胡说之下，1957年冬和1958年春，中国一些地方目无法纪，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进行了超社界、乡界甚至县界的“生产协作”。
1958年3月文盲的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对毛的胡说表示赞赏，认为小社并大社，人多力量大，并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各地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公布后，农村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在全国迅速掀起。8月底，河南全省实现了公社化。从1958年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
全面的灾难就此拉开了序幕。
人定胜天的意思，是指“人心安定，人人都能安守自己的本分，人类体现出的凝聚力和力量能够超越自然界。”也就是“人定/则/胜天”。宋·刘过《龙洲集·襄央歌》中写到：“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其中的“兮”字为语气词，而“人定”是一个词。但是，毛泽东这个流氓加文盲，却把“人定兮胜天”误解为“人类一定能够战胜自然”。 而郭沫若等流氓文人、林彪等流氓军人却趁机抬轿，把文盲吹捧为天才。
事实证明，毛泽东“人定胜天”的结果不是战胜自然，而是破坏社会，结果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的余党在《现代汉语词典》、《新华成语词典》、《国语辞典》中，也篡改了汉语和中文，胡说“人定”是指“人的谋略或力量”。胡说“人定胜天”是指“指人为的力量，能够克服自然阻碍，改造环境”，“因为人类是有智慧的生物，也可指人类一定能够战胜苍天（大自然）”。
在汉语和中文的世界里，而不是在马列毛的西方真理即“胡说”里，天，是至高无上的，《周易》的“天、地、人”之“三才”相济的，而不是相克的。战胜上天是不可能的，否则毛泽东就真能万岁了。
“人定胜天”的正确解释为：“人心安定高于一切”或“人心安定比什么都重要”。但这正是毛泽东之流的乱党最不希望的，乱党害怕人心安定和社会和谐，因为那样以来他们就无法抢班夺权、进行专政了。所以，乱党要通过党、团、妇联、工会来破坏家庭和睦、长幼有序、孝悌传承，和谐发展。乱党破坏忠、信、礼、义，不知廉耻，不知荣辱，摧毁道德、瓦解社会。
中国哲学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说的就是“人类乃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自封万物之灵，但人类与万种生物一样，都是由大地母亲哺育，靠阳光雨露滋润，才获得生命和生存条件的。因此，妄谈“征服自然”、“人定胜天”，其实是在制造违法乱纪、为所欲为的专政理论，为毛泽东霸占中南抢夺全国人民财产的犯罪行为，制造“哲学原理”。
毛泽东这个流氓不仅自己是文盲，还偏爱文盲“皇帝”。
毛泽东在历代帝王中他却偏爱文盲，比如他认为：“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一个字也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
谈论刘邦时毛流氓更概括道：“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看来，毛泽东偏爱文盲皇帝并非一时之兴起。
为什么偏爱文盲皇帝？就因为“老粗出人物”和“老粗能办大事情”？从逻辑上讲似乎说不过去，因为就算你举出若干实例证明了老粗中不乏杰出人物，但别人也可以同样举出知识分子中办出大事情的优秀代表。
不必讳言，毛泽东的思想系统里存有“反智论”的色彩。这其中是有渊源的。想当年，毛猪头一度被留洋归来的高知王明等人排挤出中共领导层，毛猪头后来做了毛主席，就把流寇战术说成是“独创的游击战术”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受“毛猪头反智论”影响，偏爱文盲皇帝便在情理之中了。其实按现代的眼光，中国之积弱就是从大流氓朱元璋的“厉行海禁”开始的，更不必提在这类铁腕主子治下辗转呻吟的小老百姓的痛苦了。朱元璋其实真是一个“猪元獐”。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一件趣事：袁世凯对人评价张之洞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辜鸿铭对曰：“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结果呢？
让“猪元獐”和“毛猪头”这样只配倒马桶、刷阴沟的流氓加文盲去治国，社会不遭殃才怪！
（二）
毛泽东是个文盲，不懂“人定胜天”是什么意思，于是凭借他苗侗族人的一知半解，开始胡说：人定胜天，就是人一定能战胜自然。
但是，这里的天是大自然吗？人类这么多次想要战胜甚至改造自然，但是结果却导致了整个自然环境的恶化，如果这个天是大自然的话，人定胜天这句话是不是不合理的呢？
其实，“人定胜天”属于儒道哲学。古代指“人心安定，人人都能安守自己的本分，人类体现出的凝聚力和力量能够超越自己的天分。”
小学生都知道，虽说人乃万物之灵，但人类与万种生物一样，都是由大地母亲哺育，靠阳光雨露滋润，才获得生命和生存条件的。因此，妄谈‘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为所欲为，就有破坏环境和遭受大自然惩罚的危险。
而毛泽东这个不懂装懂的蠢蛋，自欺欺人之余，利用其山大王的暴力，竟然愚公移山，破坏了中国的环境。
雾霾遍地的中国，就是毛泽东“人定胜天”的样板——毛泽东思想制造雾霾。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毛泽东卖国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毛泽东把政府军事情报卖给日本
2016年6月21日的“美国之音”说，中共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史上一直存有争议，中共认为，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但一本由日本的一位大学教授撰写的新书却指出，抗战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派遣间谍潜伏日本外务省，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该书认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还与敌人互通款曲，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准备。
美国之音如此连线这本新书的作者、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
主持人：远藤誉教授，你好。你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6月20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先请你谈谈你新书中在毛泽东与日军勾结方面有哪些新的发现。
远藤誉：我发现了日本的内部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比如毛泽东派遣了中共间谍潘汉年潜入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岩井公馆，跟岩井公馆的创办人岩井英一接触。
那么，日本战败之后，岩井本人写了他自己的回忆录，书名叫做《回想的上海》。这本书关于潘汉年以及所谓的五面间谍袁殊的描写是非常仔细的。另外，我新发现的材料是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内保存的当时的内部材料。
主持人：你的书认定毛泽东在抗战期间与日军勾结，列举的主要历史事实是什么？
远藤誉：第一：潘汉年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卖给日方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的同时，也向岩井请求，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这是最让人吃惊的一个发现。岩井本人也写道，对他来说这是印象最深刻的来自中共方面的请求。
第二；现在的中国都主张潘汉年等中共间谍是为了从岩井拿到日军的情报才跟岩井接触的。不过很遗憾，岩井是外务省的人，所以岩井手里没有任何关于日军的内部情报。所以按照潘汉年的请求，岩井只能把潘汉年介绍给日军参谋的影佐。影佐当时是汪精卫南京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的顾问。潘汉年见了影佐之后，影佐又给潘汉年介绍了汪精卫。潘汉年是通过这个渠道跟汪精卫见面的。跟中国主张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你出生在中国，曾任中国社科院客座研究员，是在什么时候你开始想到要研究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的？
逺藤誉：我体验过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共内战。当时我所在的长春，被中共的军队围困断粮。1948年好几十万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饿死了。当时在长春只有几十个日本人。我家里也有人饿死了。
1984年我在日本出版了《卡子 没有出口的大地》。1990年代初，为了在大陆出版，我把它译成了中文。不过中国的言论控制越来越严格。我终于明白了，至少在中共的统治下的话，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永远不会到来。
结果我在台湾出版了《卡子 没有出口的大地》。在这前后，我放弃了对中共政权的期待，开始彻底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中共是怎样壮大的？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到底作了些什么？才终于详细的知道了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二节
毛泽东对日本战犯为何“以德报怨”
看了“毛泽东1957年特赦日本细菌部队731支队长”（http://news.ifeng.com/history/vp/detail_2011_07/28/8007958_0.shtml）这一报道，我为他老人家感到羞耻。
最近，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的中共当局竟然为入侵中国的“日本开拓团”成员建立了“亡者名录纪念墙”。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从毛泽东“放虎归山”的做法那样一脉相承下来的。毛泽东1972年甚至还对访问中国的田中角荣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
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尽管彼此诋毁，但在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上，却是大同小异的。
中国人对日本战犯为何“以德报怨”？这似乎解释了“因为抗日战争不是中国人打赢的”？
理由：不是自己赢得的东西就不珍惜。相比之下，英国人对待德国战犯赫斯就严酷得多，一致关押到死，足足关押了四十六年还多。而美国人也饿死了数万德国战俘，甚至像法国这样的“伪战胜国”，也干掉了数万德国战俘，苏联就更不用说了，将近四十万德国战俘被斯大林吞噬，日本战俘呢，第一个冬天就被斯大林“做掉了”五万。而中国人呢？只会对自己的百姓才这样凶狠。
“以德报怨”不是美德，孔子批评“以德报怨”，反问说“何以报德”？孔子认为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按照孔子的逻辑看，大概只有通敌分子才会对侵略者“以德报怨”吧。
我曾经问过一些日本人，如果中国入侵了日本，而且留下了“战争孤儿”，日本人会像中国人那样收养敌人的遗孤吗？他们的回答是不会。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这一区别，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是小小的日本入侵了大大的中国，而不是大大的中国入侵了小小的日本。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2011年8月1日
（另起一页）
第三节
毛泽东为何尊称日寇为“皇军”
“皇军”是日寇的自称，连战后的日本政府都不敢称其为“皇军”，而称其为“前日本军”。毛泽东这个家伙，在1961年1月24日会见日本人的时候，竟然还尊称日寇为“皇军”，并说出了汉奸的心里话：“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看了“毛泽东1957年特赦日本细菌部队731支队长”（http://news.ifeng.com/history/vp/detail_2011_07/28/8007958_0.shtml）这一报道，我不禁为这个老贼感到羞耻。
最近，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的中共当局竟然为入侵中国的“日本开拓团”成员建立了“亡者名录纪念墙”。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从毛泽东“放虎归山”的做法那样一脉相承下来的。
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毛泽东对日本人多次说“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毛泽东这厮，为了“到北京看京剧”，就欢迎日寇占领大半个中国。毛泽东这厮，不仅感谢日寇的烧杀抢劫，还开口闭口的“皇军、皇军”，完全是一幅汉奸走狗的嘴脸。毛泽东这厮抗战期间要是落在沦陷区里，一定成为公开卖国的汉奸特务。
毛泽东还在1972年对那个正式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再度重申，要“感谢日本的侵略”。
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尽管彼此诋毁，但在对待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上，却是大同小异的。
中国人对日本战犯为何“以德报怨”？这似乎解释了“因为抗日战争不是中国人打赢的”？
理由：不是自己赢得的东西就不珍惜。相比之下，英国人对待德国战犯赫斯就严酷得多，一致关押到死，足足关押了四十六年还多。而美国人也饿死了数万德国战俘，甚至像法国这样的“伪战胜国”，也干掉了数万德国战俘，苏联就更不用说了，将近四十万德国战俘被斯大林吞噬，日本战俘呢，第一个冬天就被斯大林“做掉了”五万。而中国人呢？只会对自己的百姓才这样凶狠。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真正战胜了日本，而不是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那样通过割让蒙古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
“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是“惨胜”，其实结果是新的国耻。
“以德报怨”不是美德，孔子批评“以德报怨”，反问说“何以报德”？孔子认为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按照孔子的逻辑看，大概只有通敌分子才会对侵略者“以德报怨”。
我曾经问过一些日本人，如果中国入侵了日本，而且留下了“战争孤儿”，日本人会像中国人那样收养敌人的遗孤吗？他们的回答是不会。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这一区别，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是小小的日本入侵了大大的中国，而不是大大的中国入侵了小小的日本。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2011年8月14日
（另起一页）
第四节
毛泽东为何放纵日本战犯
从2014年7月开始，北京政府以“一天上网一个”的形式，公布被判刑的45名日本战犯笔供，而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日本战犯笔供有近20万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3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介绍中央档案馆在互联网上公布《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的有关情况。他表示，今天开始，以一天上网一个的形式公布被判刑的45名日本战犯笔供，而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日本战犯笔供有近20万页。他透露，这次公布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笔供包括原文、译文，并把提要翻译成了英文。从笔供内容来看，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主要有：策划、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进行人体活体试验、屠杀掠夺资财、毁灭城镇、强征慰安妇、强奸妇女，驱逐和平居民很多违反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种种罪行，很多罪行令人发指，甚至可以说是兽行。
“中央档案馆”一直很好地保管这些档案，目的有两个：一是把这些档案适时通过各种方式公布出来，提供给社会各界来利用，让人们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同时，也要把这些档案很好地保存下去，为我们的后代使用。今天开始公布被判刑的45个日本战犯的笔供，一天上网一个，45天公布完毕。目前馆方正在着手整理没有被判刑并予以释放的1017名日本战犯的笔供，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形式公布。
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侦查起诉、处理日本战犯的档案，仅仅就战犯的笔供而言，数量就将近有20万页，包括日文的原文和中文的译文。
其中一份笔供内容提要说，据日寇上坂胜1954年7月笔供，他1892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34年3月—1941年11月，在台湾任步兵联队的队副、大队长，军阶为少佐、中佐。1945年6月任陆军第59师步兵第53旅少将旅长。同年8月20日在朝鲜咸兴附近被苏军逮捕。
他的重要罪行有：
“1942年2月间，我任步兵第163联队长，在河北省保定县盘踞的时候”，把“逮捕、监禁的中国人约有20名”，“用斩杀、刺杀等方法进行杀害”。“3月左右”，“因京汉铁路望都站和清风店站中间地区约10公尺的铁轨被拆去”，“捉了10余名嫌疑者，经拷问而杀害3、4名”。“5月左右”，“望都附近的铁路沿线（望都西方约1公里）的一所炮楼发生被八路军急袭遭覆灭”，“拷问了居民30名，杀了通谋者6名，并将接近炮楼之3栋民房放火烧之”。“6月左右”，因在望都又发生炮楼被八路军袭击遭覆灭的事情，“拷问了很多的居民，杀害了5名通谋嫌疑者，并烧了数栋民房”。
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战中，于河北定县东南22公里处，“我指使第1大队杀害了八路军战士、居民约达800人以上”，“使用了赤筒和绿筒的毒气，受到机枪扫射的不只是八路军战士，而迷失逃跑路途的居民也被射杀了。又在村里进行了扫荡，向逃入很多居民的地道里掷入赤筒和绿筒的毒气，以至窒息，或者是对感到痛苦而逃出的居民，即施以射杀、刺杀、斩杀等残酷行为”。冀中“侵略作战的结果，给与中国人民的损失是：杀人约1100名，破坏房屋 10栋，烧毁3栋，把450栋的房屋掠夺使用了10天的时间，并酷使中国人民240名修筑8个炮楼（约10日间）”。
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 。‘刺杀比枪杀有效果’”。4月，在夏县，“我命令第1中队长……让部下的9名兵刺杀了俘虏”9名。8月15日，在山西泽州，“我让把8名俘虏交给第1中队，把9名交给第2中队作为教育材料刺杀了”。
1943年春，在河北行唐西北方山区，第2大队共“杀害八路军和居民约250人，烧毁房屋约50栋”。“各部队（前记行动间在各道路行进时之先发部队）将居民组成探知组，指使他们在前头走踏地雷而虐杀。”
1944年5月，在河南嵩县，因一士兵失踪“逮捕了居民十数名，并杀害了5、6名及烧了十二、三栋房子”。
1945年6月，在河南“由淅川向西峡转进”期间，“带着俘虏同行（我想大概有50名左右），后至豆腐店南方地区，益感前进困难，我命各部队‘务必将累赘之俘虏杀掉’”，“全部俘虏皆被杀害”。
1944年10月26日，在河南太康附近，“拷问杀害中国人民6名”。12月16日，在黄河北左岸归德北方地区，“拷问杀害中国人民11名”。
笔供英文内容提要（Abstract of the Written Confessions in English）
Kamisaka Katsu（ 上坂胜 ）
According to the written confession of Kamisaka Katsuin July 1954, he was born in 1892 in Oita Prefecture, Japan. He served as deputy battalion chief and battalion chief of the Infantry Regiment in Taiwan with the rank of major and lieutenant colonel respectively from March 1934 to November 1941. He became major general and commander of the 53rd Infantry Brigade of the 59th Division in June 1945. On 20 August 1945, he was captured by the Soviet Army near Hamhung, the Korean Peninsula。
Major offences:
“In February 1942 when I served as commander of the 163rd Infantry Regiment stationed in Baoding, Hebei”， “I arrested or put into jail about 20 Chinese people” and “killed them through beheading, bayoneting, etc。”； “around March”， “for the reason that about 10 meters of rails were removed from the Beijing-Hankou railway between Wangdu Station and Qingfengdian Station”， “more than 10 suspects were arrested and 3 or 4 of them were killed after interrogation and torture”； “around May, a Japanese blockhouse along the railway near Wangdu （about 1 kilometers west to Wangdu） was attacked and destroyed by the Eighth Route Army”， “30 residents were interrogated and tortured, 6 conspirators were killed, and 3 civilian houses close to the blockhouse were burned down”； “around June”， because another Japanese blockhouse in Wangdu was attacked and destroyed by the Eighth Route Army, “many residents were interrogated and tortured, 6 conspirator suspects were killed, and several civilian houses were burned down”；
27 May 1942: during the battle in central Hebei, in a place 22 kilometers to the southeast of Dingxian County, Hebei, “I ordered the 1st Battalion to kill over 800 people, including soldier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local inhabitants”， and “poison gas in red and green canisters were used; not only soldier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but also the local inhabitants who lost their way in the escape, were shot by machine guns. We carried out a mopping up operation in the village and threw poison gas contained in red and green canisters into the tunnel where many local inhabitants hid, suffocating many and killing through shooting, bayoneting and hacking those who could not stand the poison gas and ran out。” “The result of the war” in central Hebei “was the following losses on the Chinese people: around 1,100 people were killed, 10 houses damaged, 3 houses burned down, 450 houses appropriated for 10 days, and 240 Chinese people were forced to build 8 blockhouses （for 10 days）”；
Spring 1943: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in the northwest of Xingtang, Hebei, the 2nd Battalion “killed about 250 people, including soldier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residents, and burned down about 50 houses”， and “all troops （vanguard troops as mentioned before） organized residents into detection groups and ordered them to go in front of the troops to detect land mines, killing them in this way”；
May 1944: because one Japanese soldier was missing in Songxian County, Henan, “more than ten residents were arrested, 5 or 6 of them were killed and 12 or 13 houses were burned down”；
June 1945: During “the march from Xichuan to Xixia” in Henan, “we took （I think maybe 50） captives along with the troops. When we got to a place to the south of Doufudian, we felt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move forward with these captives, so I ordered that all troops ‘must kill burdensome captives’”， “and all captives were killed”。
看了这些资料，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
毛泽东为何放纵这些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仅仅判决了45个日本战犯，却把1017个日本战犯予以释放！
这不是敌对势力的“谣言”，而是中共中央的“自供”。
这是什么比例？
是宽大为怀还是纵虎归山？！
毛泽东到底是什么人？！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毛泽东归还冲绳给日本是汉奸行为
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提出“琉球主权未定论”后，日本媒体称找到了当年中国外交文件，其中提到毛泽东认为冲绳“当然要还给日本”，还代表中国人民“全心支持”冲绳归还给日本的“返还行动”。
日本时事通讯社5月9号的报道援引1964年的中国外交文件说，当年美国要将冲绳主权交出时，毛泽东告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冲绳“当然要还给日本”，并且将此以电报发给中国驻外大使馆。时事通讯社从中国外交部史料馆收藏的外交电报原文中找到这个信息。
这则于1964年7月28号发出的电报，标题为“毛主席的谈话：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固有领土”。电报当中提及，毛泽东与日本的日中友好关系官员会晤时，认同冲绳是“日本的领土”，而对于当年冲绳人民发起要求美国将主权交给日本的“冲绳返还运动”，毛泽东也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为正义的奋斗，全心支持。”
“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于5月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人民日报文章所提的琉球主权未定论，表示：“只能归结为一个词，就是荒谬”。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对仲井真弘多所用的“荒谬”一词，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赞成”。此外，根据1950年5月日本外务省针对中日和谈会议的内部会议文件，当年的日本共产党党魁、出身于冲绳县的德田球一也说：“冲绳要归还给日本”。
台湾的“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邓中坚认为，人民日报提出这样的说法，其实还是针对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邓中坚说：“我觉得说，人民日报这部分有它相关的理由提出，回过头来问为什么，我想这就是围魏救赵，如果你要谈（钓鱼岛），我就告诉你，连冲绳都不是（你的）。 ”
不过邓中坚也认为，冲绳属于日本的现况不太可能改变，即使交给联合国托管，然后再付诸公民投票。他分析：“从实务上来讲，如果（联合国）托管之后，举行公民投票的话，我相信，琉球人民或冲绳人民都还是会决定留在日本，这是我粗浅的看法。那钓鱼台是因为钓鱼台没有人住在上面，没有办法行公民投票。”
日本已经针对人民日报的文章，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5月9号说，如果文章代表中国政府立场，日本“断然无法接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同一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不接受日方所谓抗议”，她同时说“中国政府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而针对人民日报的文章，她“有关学者的署名文章反映了中国民众和学术界对钓鱼岛及相关历史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文特雷尔5月9号在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解释了美国的立场，他说：“美国承认日本对冲绳的主权，在尖阁诸岛议题方面，美国对于尖阁诸岛最终主权归属，不采取任何立场。”
这是因为，美国知道大汉奸毛泽东早就把冲绳给了日本，中共只要不反毛，就无法收回冲绳！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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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毛泽东的红太阳与日本倭寇的膏药旗
网文《德国拜恩州小镇迪特福Dietfurt“中国人狂欢节”观览记》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西元 2005年2月3日，农历甲申年腊月25，应马儿德国同学卡诺丽雅一家人盛情相邀，我们美满幸福的一家中国人，坐上卡诺丽雅男朋友雅科夫开的“宝马”良驹，一路风驰电掣，平稳行驶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车内欢声笑语，车外满天飞雪。行车不到两个小时，汽车到达卡诺丽雅的家乡，德国拜恩州七谷地区一个2800多人的小镇——迪特福特Dietfurt。
说起狂欢节，人们马上会想到绚丽火辣的巴西嘉年华会和幽默疯狂的德国狂欢节。声称有个“中国人狂欢节”，似乎有点儿天方夜谭。不过，在德国南部拜恩州这个小镇，的确有个“中国人狂欢节”。
这个小镇名叫迪特福Dietfurt，位于德国拜恩州七谷地区。每年2月前后，这里和德国其它一些地方一样，有着在狂欢节化装游行的传统。与众不同的是，和“挂羊头卖狗肉”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这里举办的狂欢节是“中国特色的狂欢节，”美名其曰“中国人狂欢节。”
迪特福小镇化装游行“中国人狂欢节”这天，在这个拜恩州小镇，有趣的是，当天凌晨2点，就有数十位各色装扮的人走上街头大喊大叫，或是制造各种噪音，把小镇里的居民从睡梦中叫醒。此举的目的是向人们宣告：“中国人狂欢节”到了。上午11点，迪特福老城区全面封闭，老城内的市政厅广场上开始搭建阶梯状高台，作为庆祝活动的主会场。下午1点，狂欢节开始。小镇迪特福到处洋溢着浓厚的中国气息。彩旗在街头巷尾飘扬，屋墙窗几，一街两巷到处是汉字小彩旗“嗨！华人”，“华人，你好吗”，“祝你生活愉快！”等标语横幅。横幅上画着龙或貌似汉字的图案。在靠近狂欢节主会场的大街上，一条横幅穿街而过，上面写着“迪特福——巴伐利亚的中国”。
在迪特福小镇“中国人狂欢节”主会场——市政厅广场上搭建了一座2层楼高的台子，台阶两旁站着手持长矛、威风凛凛的卫士和手拿宫灯、衣着华丽的宫女。高台如同一座宝殿，正中有一把龙椅。迪特福每年都要在游行中选出一位皇帝。这座高台就是皇帝的“金銮殿”，皇帝将在这里接受臣民的朝拜。
下午两点，迪特福小镇“中国人狂欢节”游行正式开始。近五十支队伍和数十辆包括手推车，三轮车，拖拉机，汽车装饰的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彩车，在近十支铜管乐队音乐的伴奏下缓缓前行。参加游行的人，不论大小，男女，老幼都穿着中式服装，以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的服饰居多。有中华国粹“京剧”武生背负靠旗，手握“丈八长矛”花脸“三声唤断当阳桥”猛将张飞，还有迪福特版的“千手观音”。在遥远的西方，一幅幅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图景展现在人们眼前：飞舞着的中国龙、身穿对襟袄的中国人、打着太极拳的方队和撑着花伞的淑女。
游行的高潮就是在耳熟能详的中国江南民乐伴奏下，迪福特“中国人狂欢节”中国皇帝驾到。据悉，自1954年起，每年的狂欢节都由一个“中国皇帝”来主持。“天子”一旦“加冕”便终身在位，但不能世袭。当朝“皇帝”于2000年“登基”，他叫弗里茨·高勒，封号为“高皇帝”，是当地一家医院的职工。如今，“高皇帝”是迪特福的公众人物，他的大小活动，时常见诸报端。只见当朝“天子”高皇帝的龙车缓缓驶来，头戴皇冠、身穿龙袍的高皇帝高高在上，前面有卫士鸣锣开道，两旁有御林军护卫，后面紧跟着太子、公主和嫔妃们，浩浩荡荡，煞是威风。随着“皇上”的驾到，狂欢节进入了高潮。众人不时地高呼：“高——皇——帝！”头戴皇冠，身披龙袍的“皇帝”站在一辆巨大的龙车上，群臣簇拥着他，齐唱《‘巴伐利亚的中国人’国歌》，浩浩荡荡地前进。
到了下午4点，游行队伍返回迪特福市政厅主会场。“皇帝”则在御林军侍卫的保护下走上代表“金銮殿”的主席台，宣读“致臣民书”，并祝福国泰民安。这时，鼓乐喧天，万民欢腾，整个迪特福特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现场有德国小品明星妙语连珠，包袱不断，逗的人们开怀大笑。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摇滚明星狂歌劲舞。全场沸腾，乐曲震耳，欢歌笑语在整座小镇中回荡。令人热血沸腾的是由“矮子理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当代中国，与人民渐行渐远的“毛泽东时代”的一幕在这里重现，我看见了人潮中的“万绿丛中一点红”那激动人心的“闪闪的红星”。游行结束后，人们涌进饭店、酒馆，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晚上，所有游行的参加者和观众都拥入“唐人街”大饭店，吃中国饺子。
令人义愤填膺的是市政厅广场上悬挂“迪特福——巴伐利亚的中国”横幅上面高高飘扬的竟然是大清帝国的龙旗和不伦不类的“倭寇膏药旗”。“倭寇膏药旗”是白底红太阳，迪特福克隆的“倭寇膏药旗”是黄底红太阳。虽然老夫对“矮子理论”孵化出无穷无尽贪官污吏的当政者“涛涛”“宝宝”当局难以认同，但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五星红旗还是有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的。记得马儿到德国留学时，买至毛主席纪念堂，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头像的一块国产机械表，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一把我父母亲坟上的黄土和老家的辣子面是马儿行李中最重要的物品。临行前一天晚上，我郑重其事的告诉马儿：“走出国门，你可以不爱矮子理论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但你永远不可以不爱中国”。看到迪特福市政厅前高高飘扬着代表中国的龙旗和“倭寇膏药旗”。老夫“陕西楞娃”的犟倔劲又冒了出来，非要叫马儿领上找迪特福镇长伦理去，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是“鸭对鸡讲”，说不清道不明。落得马儿数落老夫是：“人家迪特福的德国佬只是想找个乐子玩玩，高兴快乐开心而已，只有你揭起棒槌就认起‘针’来了”。
听迪特福小镇“中国人狂欢节”组织者说，“中国人狂欢节”如今已成为这个小镇最具特色的民间活动。由于“中国人狂欢节”的名气，还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及商业的发展。很多迪特福人都情不自禁的说道：举办“中国人狂欢节”并把家乡称为“巴伐利亚的中国”，都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活动的德国《明星》周刊记者也说，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繁荣发展，狂欢节的中国色彩也越来越浓。如今，小镇还建起了中国博物馆、中文学校等，甚至中文也成为小镇的“官方语言”。
在遥远的德国，怎么会有个“中国人狂欢节”呢？迪特福小镇的居民喜欢自称“中国人”，这一说法由来已久，1869年印刷的书籍就有小镇人自称中国人的记载。据说很早以前，迪特福特所在教区的主教向司库询问税收情况，听说迪特福特人纳税太少，就派税务官前往催税。迪特福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紧闭城门，不让税务官进来。税务官只得空手而回，并向主教报告说，迪特福人就像中国人那样，把自己关在城内。因此，迪特福人也被称为中国人。还有一种传说可能更为可信，据称几百年前迪特福人就开始与中国人做生意，用当地的白银、手工艺品等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交往多了，迪特福人渐渐喜欢上中国以及中国春节等传统文化，并按照自己的想象开始过起了“中国人狂欢节”。
据史书记载，迪特福第一次举办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是在1928年，打那以后，狂欢节的中国色彩愈来愈浓，迪特福人索性称之为“中国人狂欢节”。迪特福人无不自豪地说，举办“中国人狂欢节”，把自己的家乡称为巴伐利亚的中国，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和钦佩。
马儿的德国同学卡诺丽雅的男朋友雅科夫的老家就在小城帕尔斯贝格。一家美满幸福的中国人观看了小镇迪特福2005年“中国人狂欢节”后，又参观了迪特福小镇的小教堂，到卡诺丽雅姥姥家和卡诺丽雅家做客，向慈祥善良的主人赠送了兵马俑，弥勒佛和中国丝巾等礼品。然后坐雅科夫的车，十几分钟后到达小城帕尔斯贝格，做客雅科夫家，向热情好客的主人赠送了国画“牡丹图”，长城干红葡萄酒，中国丝巾和水晶毛主席像。毛主席像是雅科夫的爸爸，一个普通的德国文理中学教师的朴素心愿。马儿为我们准备到德国探亲签证时，顺便询问雅科夫的爸爸需要什么中国礼品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个56岁的德国公民，德国上流社会一份子，帕尔斯贝格文理中学的一个教师，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一个德国知识分子，向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需要的礼品竟然是被“邓矮子”之流及其孝子贤孙诋毁谩骂，妄图否定的毛主席像。由此可见“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是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用过主人招待的德式晚餐后，主人一家人把我们送上了返程的火车。
终生难忘迪特福！
那个德国拜恩州七谷地区的小镇迪特福，那一群热爱中国文化的迪特福人以及“中国人狂欢节”上一幕幕的影像在老夫脑海里记忆犹新，如在昨天！
向你致敬！全世界永远热爱毛泽东的人们。
2005年德国拜恩州铁路团体州票24欧，单人17欧。
2008年好像团体州票涨到27欧，单人19欧了。
有兴趣乘火车到迪特福 Dietfurt a.d. Altmühl Friedhof 小镇观看“中国人狂欢节”的“穷游儿”：
如果你从纽伦堡方向到迪特福Dietfurt a.d. Altmühl Friedhof ，可以三五成群相邀一起用拜恩州火车团体州票，先乘RE或者 RB火车到帕尔斯贝格Parsberg火车站，然后从帕尔斯贝格火车站步行3分钟到帕尔斯贝格汽车站Parsberg Bahnhof 转乘547路公共汽车Bus 547 第十五站下车就是迪特福Dietfurt a.d. Altmühl Friedhof 。
拜恩州火车州票在拜恩州许多城镇，可以免费乘坐和拜恩州铁路联运的公共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由小城帕尔斯贝格到迪特福小镇的547路公共汽车就可以持拜恩州火车州票免费乘坐。
如果你从慕尼黑方向到迪特福Dietfurt a.d. Altmühl Friedhof ，可以先乘火车到奥迪汽车城音格尔施塔特Ingolstadt Nord 火车站，参观位于音格尔施塔特小城的奥迪汽车博物馆，然后由音格尔施塔特汽车站Nordbahnhof Ost, Ingolstadt 乘9226路公共汽车Bus 9226 倒数第二站Beilngries ZOB 下车，步行5分钟到Deutscher Hof, Beilngries 汽车站转乘515路公共汽车Bus 515 ，第五站下车就是迪特福Dietfurt a.d. Altmühl 。
从慕尼黑方向到迪特福 Dietfurt a.d. Altmühl Friedhof ，也可以先乘火车到Kinding（Altmühltal） 火车站，下车后步行3分钟到Kinding Bahnhof 汽车站转乘222路公共汽车Bus 222 ，第十五站下车就是迪特福Dietfurt a.d. Altmühl Friedhof 。
准备由德国各地乘火车去迪特福观看2009年“中国人狂欢节”的穷游儿请注意：
在DB的火车查询页面上输入由你出发城市的火车站名，到达终点站迪特福的德文名称是Dietfurt a.d. Altmühl Friedhof 。
查询2009年迪特福“中国人狂欢节”具体日期的穷游儿，请登陆小镇迪特福网站：
http://www.dietfurt.de/
读罢这篇网文，大将军不禁纳闷：德国这个最为讨厌黄祸的白鬼民族，怎么会欣赏毛泽东呢？难道仅仅因为毛是那些白鬼马克思、恩格斯，半白鬼子列宁、斯大林的走卒？
不然。
这不仅因为马恩列斯已经人气全无，而且因为这个闹剧是“中国皇帝”为主轴的。甚至把共产国际制造德卧底汉奸毛泽东奉为偶像。
这是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红太阳”与日本倭寇的“膏药旗”，是何等的相像！
太阳，这个在中国传统中的暴君象征，怎么会在“东方红”和“文革”中成为偶像的？
显然是经过了日寇的神道教。
“时曰曷丧！予及汝皆亡！”——这才是中国思想。
其意思是：太阳啊太阳，你几时灭亡，我们情愿与你同归于尽！
此话出于夏民之口。由此而见人民对暴君夏桀的痛恨。当时桀的统治很残暴，他自诩为太阳，认为他与太阳一样永存。但是人人都盼着他死去，甚至恨不得与之同归于尽，诅咒道：“时日曷丧？予与女皆亡！”“日”是指桀，女”即汝。
时日曷丧
发音 shí rì hé sàng
释义 表示誓不与其共存。形容痛恨到极点。
出处 语出《书·汤誓》“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孔传：“众下相率为怠情，不与上和合，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时丧，我与汝俱亡！’欲杀身以丧桀。”
示例 城市村落，搜括无遗。遂使江东父老有时日曷丧之悲。武官爱钱之祸，一至于此！
★清·张岱《石匮书后集·流寇死战诸臣列传·总论》
由上述可见，根据我伟大的中国思想：
小日本啊，红太阳啊，你几时灭亡，我们情愿与你同归于尽！
同样，当1976年毛死的时候，大家那个开心呀！一听中央人民电台的讣告，我激动地跳起来，冲下楼去，以拳头把楼道里的木门都打裂了！当天下午买酒、晚上就摆酒庆祝！我亲眼看见很多人默默地排队。大家都知道，新时代开始了！我还记得，那天我买的是汾酒。汾酒真香啊。因为毛泽东终于死了！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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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毛泽东思想来源于汪精卫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号召全党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精神，搬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此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中国共产党号召中国人学习的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即“老三篇”中的一篇。
这一毛泽东思想其实来源于汪精卫。
汪精卫不仅给与毛泽东知遇之恩，也是毛泽东的偶像，还是毛泽东的先行者。这两个人长得也有几分神似，都是女里女气的。
在“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的神话之间，也有明显的神似。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1、
精卫填海：
精卫本是炎帝神农氏的小女儿，名唤女娃，一日女娃到东海游玩，溺于水中。死后其不平的精灵化作花脑袋、白嘴壳、红色爪子的一种神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和草木，投入东海，然后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好像在呼唤着自己。精卫填海属于复仇神话，女娃生前与大海无冤无仇，但是却不慎溺水身亡，如此与大海结下仇恨，化身为鸟终身进行填海的复仇事业。
2、
太行、王屋二山原在冀州南部、河阳之北。年近九旬的愚公在山北居住，苦于二山阻碍出行，便说服家人子孙挖山。邻居小孩也来帮忙。期间有河曲智叟讥笑劝阻，而愚公均不为所动，以子孙无穷反驳。最终感动天帝，派天神将山挪走。
通过上述比较不难看出：在“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的神话之间，有明显神似。
2013年，骗子大省河南“愚公移山精神研究会”在王屋山所在地济源市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员代表会。试管婴儿、“毛泽东之孙”毛新宇（见黄永胜之子回忆录）担任该会荣誉会长。
但是毛新宇这个试管婴儿显然不知道，“愚公移山精神”其实不过是“汪精卫精神”的跟屁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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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毛泽东汉奸考
（骨殖坛挖出来之后，寻遗骨的人在地上摊开了一块随身带来的白布，将秋瑾血红色的遗骨一块块在白布上拼接。当拼接到颈骨时，他们发现了颈骨上留有的刀痕，便初步肯定了这是秋瑾遗骸。骨骸被取回去后，又经过一番鉴定，确认无误，重葬在西泠桥畔，还为秋瑾树碑立像。）
我们一贯主张：毛泽东是大汉奸。
毛泽东是大汉奸的理由，众所周知，一般有二：
一、毛泽东是大汉奸汪精卫在北伐战争期间一手扶植起来的；且在抗战期间他假抗战、真通敌。
二、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徒子徒孙，配合日寇侵华，先后成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分裂中国。
但是众所并不周知的还有一条：毛泽东在十八岁以前曾经是一条满清的狗崽子，头上拖过猪尾巴。毛泽东作为满清的狗崽子，并没有痛改前非，反而为非作歹，在满清倒台半个多世纪以后，还秉承满清遗愿，下令拆毁了抗清英雄秋瑾女侠的坟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先考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后来，秋瑾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员。伪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泄，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伪光绪三十四年，生前好友将其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清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伪宣统元年（1909年）秋将墓迁葬湘潭昭山。1912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
再考孤山和西泠桥附近坐落着三十多座名人墓冢，到了1955年，据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陈修良后来回忆，毛泽东又兴起了拆除西湖边秋瑾墓的贼心。这年11月至第二年1月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刘庄，也就是今天的西湖国宾馆。有一次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道凭栏远眺，看到孤山一带有许多名人坟冢，感慨道：“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不好吗？”然后“江华闻言连连赞同，表示立即照办”。（《陈修良文集》）
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黄源也谈到，毛泽东有一天与江华谈到“我是和坟墓为邻的”。（《黄源回忆录》）无论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表达的意愿，结果却是众所周知：一夜之间，西湖边，特别是刘庄草坪上的一些墓冢就被搬掉了。
西湖边自古以来名人墓葬众多，尤其是上有文澜阁、西泠印社，被称为“西湖人文荟萃之地”的孤山，自南宋隐士林和靖在此梅妻鹤子终老一生后，这里一直是名人们心仪的身后长眠之地。尤其是晚清、民国之际，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一干辛亥英烈陆续归葬于此，孤山由是成了“西湖深厚人文底蕴的一部分”。也因此，杭州市委对拆墓之事颇多抵触。3月1日向浙江省委打报告称“对孤山、西泠桥一带坟墓，我们决定保留不动者，有秋瑾墓、苏小小墓、林和靖墓、徐锡麟墓，苏堤西头张苍水墓、章太炎墓亦均未动”。其他如陶成章墓、苏曼殊墓、武松墓等十四座，则被拆除搬迁。地方民主党派人士更是立即向伪总理周恩来提意见。周恩来随即致电浙江方面，叫停了这场拆墓运动。其后，已经动手拆除的12座名人墓还得到了修复，1950年代的这场风波，就此告一段落。
秋瑾自1907年殉难后，灵柩辗转大半个南中国，忽而杭州，忽而绍兴，后来又远迁湘潭、长沙，直到1913年再次迁回杭州。这一回，生前只活了33岁的秋瑾，却要在身后的第58个年头第九次迁葬，并且没有墓碑。不过，当秋瑾迁葬到这里时，她在孤山时的近邻远邻们，却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被搬迁到了这里：苏小小、林和靖、徐锡麟、陶成章、尹维峻……原本西湖边挤得满满当当的名人墓，在一夜之间被尽数清理，全部成为毛泽东的牺牲品。而毛泽东秘书、太监胡乔木，秉承毛的意思，成为这一倒行逆施的头牌走狗。
1964年，正当中国社会生活急剧泛政治化之际，胡乔木在西湖汪庄5号楼休养时写的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成为拆墓风波再起的由头。胡乔木的原词是“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犹污半面妆。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该词送毛狗审阅时，毛狗泽东“终日把玩推敲”，最后将末句改定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修改后还加了批注：“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这阕毛狗亲笔改过的词，以大字（新四号）在当时的《浙江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布，成为“拆墓运动”的檄文。
12月2日晚，一束探照灯射向西泠桥头，“就在这里挖”，从桥头的苏小小墓开始，一场突击拆墓运动开始了。
到了1965年1月29日早上的太阳升起时，杭州西湖边孤山旁的秋瑾墓，又一次消失了。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夜，杭州园林局技术员陈而扬等人，炸开了混凝土浇筑的秋瑾墓。
暗淡的灯光下，秋瑾仰躺在已经腐烂崩塌、只有几根筋柱支撑着的棺木中，骨架完整、发髻完好，发后还有一枚玉簪。但衣着也已腐烂不堪，只有脚跟处留着两块皮鞋后跟，骸骨旁有一柄短剑。然后，人们将秋瑾遗骨一块块拾拣出来，放进了一只高约两尺的陶瓷罐内。
凌晨时分，装有秋瑾遗骨的瓷罐，被一辆卡车载到孤山三公里半的鸡笼山马坡岭，安入了一个现挖的土坑中。陈而扬在陶罐上放置了几捆稻草，再盖上一块石板、覆上泥土，掩埋后削平地面，以便将来踩到松软土时，即可确定秋瑾葬处；还是不放心，他又就近找了一棵小柏树种在上面，作为将来辨认的标记。
当秋瑾等人再次被记起时，已是15年之后。
“文革”结束，随着岳庙重建，名人墓冢也陆续回迁。1981年，秋瑾墓在西泠桥的另一端重修，塑汉白玉全身雕像，还有孙中山的“巾帼英雄”手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此前人们险些找不到秋瑾在马坡岭的葬处——唯一的线索是“埋在鸡笼山下”。幸好，当年亲手葬下秋瑾的陈而扬是个有心人。陈而扬曾是个草药郎中，退休后还常到西湖山里去挖掘草药，有时也会到埋秋瑾骨殖坛的地方去看看。
1978年的一天，陈而扬在马坡岭与附近双峰村村民来政富抽烟闲聊，忽而谈到秋瑾，陈指着一棵小柏树说：秋瑾骨殖坛就在这下面。这柏树正是1965年陈而扬亲手栽下的那棵，此时已经有一人高了。事后陈而扬说，他将秋瑾单独埋葬并树立标记，只是觉得秋瑾“是个好人”。
两年后的一个上午，鸡笼山来了几位寻寻觅觅的人。他们是受邓颖超指示，被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指派来鸡笼山寻找秋瑾骨骸的。而那天早上，知道内情的来政富正好在现场，于是秋瑾遗骨顺利地重现人间。骨殖坛挖出来之后，寻遗骨的人在地上摊开了一块随身带来的白布，将秋瑾血红色的遗骨一块块在白布上拼接。当拼接到颈骨时，他们发现了颈骨上留有的刀痕，便初步肯定了这是秋瑾遗骸。骨骸被取回去后，又经过一番鉴定，确认无误，重葬在西泠桥畔，还为秋瑾树碑立像。此后，徐锡麟、浙军攻克金陵烈士墓：七星坟、陶成章墓、杨哲商墓、沈由智墓等一批辛亥革命名人墓葬，被迁到凤凰岭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重修墓葬。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满清流放了秋瑾女侠的遗骨五年，而毛泽东集团却流放了秋瑾女侠的遗骨15年，毛泽东比满鞑子更加可恶。
毛狗集团为什么如此下作？
因为汉奸在爱国者面前自惭形秽，所以汉奸对爱国者的仇恨是没有止境的。
秋瑾女侠的宝刀歌（1907）说出了辛亥革命的志士们绝对不是汉奸们“西方真理”路线的追随者：
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
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
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
辟地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
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铜驼。
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泪涕多。
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
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
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
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
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
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
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
殿前一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
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
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宝刀歌》。
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
宝刀侠骨孰与俦？平生了了旧恩仇。
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
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洲。
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
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
“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真像是预言一样地说出了毛泽东杀害百万。
“殿前一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更是预言了古代榜样对于来者的力量。
现在，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牺牲，终于开始觉醒，起来告别西方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残渣余孽。
为了对得起秋瑾女侠的游魂，我们一定要铲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苏联殖民地！我们一定要建立没有党国的新国家！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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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毛泽东的汉奸规矩
和妓女谈论节操，没有意义。
和亡国奴谈论廉耻，那要等到几百年以后了。
人类是健忘的，文字狱之下的亡国奴尤其甚之，不仅满清奴役下的百姓如此，党国奴化的现代中国人亦然。
于是乎，大汉奸毛泽东就被美化成为民族英雄。
但是汉奸毕竟是汉奸，狐狸尾巴藏不住的。
汉奸传媒“人民网”亲自招供毛泽东汉奸行状云：“毛泽东立规矩：中国同志不平列马恩列斯”（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毛泽东的“六不”规矩，成了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
西柏坡纪念馆内，有这样一块展板，上面写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对我国共产党人定下的规矩。
据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回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最初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1949年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画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只挂了四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说法不一，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这样，毛泽东提出了“六不”规矩，要求“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些规矩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提倡和坚持，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
呸！
你们这些臭汉奸！
在中国大地上，竟让马恩列斯这些色目人禽兽的狰狞偶像狂魔乱舞。玷污我华夏上国！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网民曰：毛在集会宣传文件末尾批加“毛主席万岁！”让群众呼喊，不是事实吗？
又有网民曰：“毛泽东的 '六不' 规矩中故意漏了一条，‘不爬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马列主义乱了中华的伦常，必须歼灭之！
消灭马列主义、驱逐马恩列斯的民族节日，迟早会来到！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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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毛泽东建立的不过是“后清”
网文《毛身患怪病，暴露他强烈的帝王欲权力欲望》说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北平。还是在河北那个名叫西柏坡小村庄的时候，在接受北平守军傅作义起义的瞬间，毛泽东的心里就已经把自己在北平的居所确定下了：紫禁城，皇帝老子居住的地方，我老毛要进紫禁城去办公了，——这是我毛泽东的胜利！
后来，在常委班子研究进城的时候，周恩来问他：“主席，您看进城以后，中央办公地点确定在哪里？还有您的居所？”
毛泽东迫不及待地说：“紫禁城！皇帝老儿在那里办公杀人，君临天下，在三宫六院里召幸妃嫔，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就不能进去办公，镇压反革命，君临天下？三宫六院我毛泽东为何就不能进去住住？”
当他看见众人都用一种惊诧的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一阵哈哈哈，改口说：“还有朱老总为何就不能进去住住？还有少奇，恩来，你们大家，咱们都进去住住！”
众人都跟着他哈哈哈。
他沉吟了一刹那，转为深沉地说：“不过，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住进紫禁城，可不是当皇帝，我们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看，中华门前边要写一块红底白字的大招牌，写上‘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住进去不是当皇帝，我们跟朱元璋不同，跟慈禧皇太后不同，也跟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不同，我们是人民公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才住进去的，我们是代表人民的！要不然，老百姓还可能真地以为我们是袁世凯复辟了呢！”
刘少奇说：“对，那是告示牌，是告示天下，我们是人民的政府，是为老百姓办事情的。我建议，‘为人民服务’那五个大字，一定要主席来写！”
众人都附和声声，一片声叫好。
毛泽东说：“要得！我写就我写，留个纪念嘛，也好，乐意效劳！”
周恩来说：“中央机关搬进去住以前，要彻底翻修一下，要修葺一新，现在的紫禁城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了，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修葺过一次，已经有很多年了。”
刘少奇说：“还有安全问题，傅作义、美蒋特务有没有安炸弹？投毒药？要叫工兵部队认真搜索搜索，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
毛泽东很满意，默默点点头。
北平的初春，积雪未消，北风凌厉，寒意并没有稍减。风景区西山（也叫香山）山脚下的路口，有一天忽然挂出来一块大牌子，上写“劳动大学”四个字。奇怪的是，即为大学，却不见学生，穿军装的兵士却不少，还有散布在圪圪垃垃的便衣特勤人员。时而有军车开过，扬起一路烟尘，转眼就消失在山林深处。
这一天，张闻天老婆子刘英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那处大宅子“双清别墅”前，一路观赏风景。这里层恋叠嶂，古木参天，有山泉潺潺作响，虽是初春，落叶乔木还没有绿枝，松树柏树还都颜色发着暗，但远处山坡上已经时隐时现泛出谈谈的绿色。特别是山上那座香山寺，春阳下特别显得庄严，给人一种古老幽静的感觉。
再细细打量一番面前的这座双清别墅，置身万木掩映之中，给人一种超脱乱世尘烟、独处清净仙界似的感觉，周恩来把这处宅子拨给毛泽东住，他考虑可谓周全。张闻天告诉刘英，这处宅子，是民国名流熊希龄的住所，这位曾任袁世凯政府内阁总理的政治家，还是真会选地方，挑这么一处仙境居住，也不枉人生一世了。在门前平静一下心情，缓缓气，刘英推门进去。江青正坐在六角山亭前观鱼，见有客人来，赶忙迎上前，满面堆笑。
刘英说：“这地方真好，清幽雅静，可比陕北土窑洞强多了！”
江青指指山石上两个凿刻的大字，说：“看这字如何？”
刘英瞅瞅那山石上刻的“双清”二字，说：“书法俺可不懂，你是行家，咋问俺？”
江青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笔，当属上品。”
刘英问：“主席怎不见？他身体还好吗？”
江青说：“身体还是不错的，跟延安时差不多。只是精神上头有些怪，怕见生人，一遇到陌生人，没见过的，就害怕，浑身发抖，自己都控制不住，不知是怎么回事。医生说，是心理障碍。你看，这都革命胜利了，心里障碍啥呢嘛！”
说话间，毛泽东从书房踱步出来，点头微笑，算是跟她打招呼。
刘英说：“主席这不是好好的吗，看见我，不是也没有打哆嗦吗？”
毛泽东接过话去，说：“你是老朋友，又不是生人？”
返回的路上，刘英心里犯了嘀咕，生人怎么啦，怎么就害怕见生人啦？对毛泽东的反常表现，她大惑不解。
其实道理很简单。
一个对皇权充满幻觉的人，对权力绝对痴迷的人，当他历经千辛万苦，杀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坏事，有一天，那个金光灿烂的皇帝宝座，那柄神奇的皇帝权杖，眼见着就摆在他的眼前的时候，眼见着就可以伸手得到的时候，他最怕什么？答案是再清楚不过了，他最怕死！尽管他身边警卫森严，外人根本就混不进来，但是，生人他还是随时可能遇到的。生人，他不认识的人，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是刺客！肯定是刺客，不是刺客来这里干啥子？
他害怕刺客，他害怕死亡，他害怕在这个时候发生意外——啪，刺客的枪响了！子弹搜地飞过来，击中他的脑壳，或者心脏，他立即毙命，像当年他枪杀“AB团”那样，像当年他枪杀“托派分子”那样，冤魂王实味的同情者会来吗？张国焘的同党，西路军那六万冤鬼项英的冤魂，会来吗？他知道皖南事变是他干的，还有长春城里城外那活活饿死的三十万军民……生人是谁派来来的？是行刺的……他惊恐万状，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胆怯……他浑身拼了命地颤抖……
不要以为那些不可一世的政治家们昂首挺胸器宇轩昂的样子是怎样的不可一世，不要这样认为，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在他们趾高气扬的时候，他们的内心都是充满着恐惧的，他们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权力，所以他们必须装出来“强大”！
任何一个伟人的姿态都是装出来的，其实内里怯懦得很！
譬如此时的毛泽东。他见到生人就情不自禁地发抖，抖成一团，没有任何生理疾病发生，有的，是精神的极度恐慌，或曰医生们说的那个精神障碍！
他害怕生人是表象，内里害怕的，是怕那生人夺去他的生命，夺去他唾手可得的权力——多么可怜！这个时候，那个跑到台湾岛去的蒋介石倘若知道毛泽东见到生人就害怕得浑身颤抖，哆嗦成一团，口吐白沫他该作何想，会不会笑出声来？
拥有权力，绝不失去权力——从此以后，毛泽东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别的任何理论，都是扯淡，都是为了掩盖这个念头而生发出来的胡说八道和歪门邪道！
……
我早就发现，清朝是一个非常政权，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个朝代宁愿屈尊在前朝的宫殿里，陪伴前朝的鬼魂……别的历史王朝，即使没有另造新都，也会营建新宫的。
中共虽然号称共和，其实只是寡头。但在居住问题上，它却和北洋军阀一样，继承了满清的传统，而不是中国的传统，和前朝死人的鬼魂为伴。
那山石上刻的“双清”二字，真是一个历史预言。难怪毛泽东大肆屠杀民国人士，但对满清遗老遗少却很优待。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共叫做“后清”——他们同样都是从东北入关、席卷全国的。区别在于，中共到底只是一个分裂政权、区域朝代，把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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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毛泽东与县太爷
（一）
“东方红、太阳升”，不是什么陕北民歌，而是取法于县太爷官衙屏风上的旭日东升的图案。其背景大海青天，则象征清官大老爷的公正无私。
与日出或海浪一起寓意福如东海。与天官一起寓意天官赐福。
“江山万代”，以“江水”、“山石”构成图案，象征“打下天下”。
“江牙海水”亦称“海水疆牙”。“牙”或作“芽”。以斜纹和波纹组成海水，上立尖状山石疆牙，取“一统山河”、“旭日东升”、“万世升平”之吉祥寓意。此外还有“一统万年”、“天地长春”、“万化长春”、“四季长春”、“地久天长”（以“天竹”和“南瓜”构成图案）、“和合万年”（以两个“百合”和一盒“万年春”构成图案）、“锦上添花”等等。
（二）
古代县太爷的官服上的波浪纹的含义在？
波浪即是海水，如果你仔细观察，应该还有岩石，其实这是一组寓意，象征了海水山崖，江山永固。
古代官服上的十二章纹，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及高级官员礼服上绘绣的十二种纹饰，它们是：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通称“十二章”，绘绣有章纹的礼服称为“章服”。
十二章纹由来已久，大约在周代已经形成。据《周礼·春官·司服》注及疏记载，周代有官名“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周天子用于祭祖的礼服即开始采用“玄衣·裳”，并绘绣有十二章纹；公爵用九章，侯、伯用七章、五章，以示等级。不过，《周礼》本身并没有记载十二章纹之制，只是说“王之吉服”有“裘冕”、“衮冕”、“毳冕”、“希冕”、“玄冕”等所谓“天子六冕”。
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封建的统治秩序，纷纷制定详细繁琐的封建礼仪，为了说明这些封建礼仪的合理、正统，都把一些礼仪的产生时间上推至三皇五帝时代，对于十二章纹也是如此。
十二章纹的最早而又全面的记载，是《尚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段记载并没有指明十二章纹是周代天子的礼服纹饰。
章服制度真正确立，是在东汉初年。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尚书》等史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从此确定了汉代的服制。东汉初规定：“天子、三公、九卿……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 三公、诸侯用山龙（以下）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以下）七章，皆备五采……”（《后汉书·舆服下》）。从此以后直到明清，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一直延用了近两千年。
（三）
毛泽东最喜欢“日”。十二章纹也就是十二种图案的头牌，就是毛泽东最喜欢得“日”。
“日”即太阳，太阳当中常绘有乌鸦，这是汉代以后太阳纹的一般图案，取材于“日中有乌”、“后羿射日”等一系列神话传说。“月”即月亮，月亮当中常绘有蟾除或白兔，这是汉代以后月亮纹的一般图案，取材于“嫦娥奔月”等优美的神话传说。“星”即天上的星宿，常以几个小圆圈表示星星。各星星间以线相连，组成一个星宿。“山”即群山，其图案即为群山形。“龙”为龙形。“华虫”，按孔颖达的解释，即是“雉”。“宗彝”，即宗庙彝器，作尊形，也有绘成虎形的。“藻”即水藻。“火”为火焰形。“粉米”即白米，为米粒形。“黼”是黑白相次的斧形，刃白身黑。“黻”是黑青相次的“亚”形。
以上十二种图案，各有其象征意义。按照历代注疏《周礼·春官·司服》的封建学者们的解释，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龙，“取其能变化”；华虫，“取其文理”；宗彝，取其忠孝，绘成虎与雄形则取其猛与智；藻，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养人”；黼，取其“割断”（做事果断之意）；黻，取其“背恶向善”。
十二章纹之制自东汉确立之后，各朝各代都把它作为舆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北朝时期，章服制度更趋繁琐，以后周为例，不仅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等级的章服，即使同一等级，不同用处的礼服也各有不同的章纹。隋大业元年，隋炀帝杨广诏定章服之制，并规定了十二章纹在皇帝“衮冕”上的具体位置。唐武德四年，朝廷发布诏令，宣布车舆、服装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违者治罪。天下只有皇帝可用十二章；皇太子及一品之服用九章，二品之服用七章，三品之服用五章，四品之服用三章，五品之服用一章。
明代和清代也都明文规定了章服之制，皇帝朝服仍为十二章，龙袍也“列十二章”。至于文武官员、明清则改章服为补服，规定文官的“补子”绣鸟，武官的“补子”绣兽，是为补服，各依等级有所不同。
（四）
中国古代十二章纹之制前后绵延近两千年，它是等级制度的体现。
毛泽东这个乡巴佬又岂能免俗？他一天到晚梦想到地主小老婆的床上去滚一滚，好不容易抓住了军队，一定要过足了官瘾！于是，东方红，太阳升了。毛泽东抢到了十二章纹的头牌。但其实，毛泽东不过是做了一回衣冠禽兽：
真正代表官位的补服定型于明代。明、清两代，官员在朝服的前胸后背处分别装饰一块方形的图案，叫补子，又称“背胸”、“胸背”。不同等级的官员补子的图案不同，而文官和武将的补子又不同。文官的补子的图案用飞禽，武将的补子用猛兽，成语“衣冠禽兽”即来源于此。
圈金绣回纹边饰，盘金钉绣山石地上彩绣老虎，铺绒彩绣如意云朵、八吉祥、蝙蝠、波浪及寓意吉庆的图案，综线圈钉太阳纹。八吉祥等纹饰以盘金线装饰轮廓。绣制工艺细腻，色彩搭配协调。虎纹为四品武官的补子。
……
这些玩意儿里面，最让毛老头感兴趣的，就是那个太阳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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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毛泽东是不是“老屄养的”
“真理大讨论”聚讼纷纭：毛泽东是不是“老屄养的”？
网文说了，有没有可能，毕福剑“毛泽东那个老屄养的，把我们害苦了”的视频是被人断章取义了？
有没有可能老毕的视频被掐头去尾，去掉了上下文，只剩下了短短的唱戏那一段？
当时那个场合，话题背景是什么？老毕唱这段戏的意图是什么？
难道没有可能老毕是模仿嘲笑邓轮？到底是谁害了毕福剑？
其实，说白了，说穿了，老毕是被网络活埋的！吃过肉边菜，菜边肉，喝过水中酒，酒中水，吹过牛逼，逼过牛吹的，谁没有骂过毛母，操过邓娘？
什么毛泽东这个老屄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能打得过人家吗？”，“地主招你惹你了”，难道不是邓轮攻击老毛的常用说辞？
如果这样，唱戏之前的故事背景应该是这样的：大伙在骂邓轮，老毕说，邓轮那群王八羔子，都是这么骂先主席的，我来跟你们学一段哈，学得像你们给我鼓掌！然后就开唱了，哈哈哈哈——
我知道一个叫狗庆东的人动辄咬人，不久前的一场官司还输出一个北大来，那叫一个一塔湖图。
我为什么说有图有真相呢？你写别人行，写什么章子怡约会范冰冰啊姚文元勾搭江青林彪王菲上了汪峰的床啊都没事儿，唯独这个叫狗庆东的毛左，一不小心就得吃官司。
毕福剑毕姥爷交友不慎遇人不淑，被人陷害于不仁不义。陷害毕姥爷的非是别人，此人名叫张清，此人之新浪微博-张清同志，他的微博昨天我看了。
张清是极左分子孔庆东所办的“东博书院”的秘书长。其实张清的真实工作单位是唐山政法委下属机构，但是张清长年在京，吃空饷多年。据称其前年病假条由丰台一家医院开出的。我估计用不了几天张清的病假条也得跃然纸上，开出病假条的医院和医生名字一样会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位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张清同志，而且还是执法人员，张清长期借“休病假”之名吃空饷，与极左势力为伍，从事非法政治活动，有网友问唐山政法委，这样的人怎能留在政法队伍里？
此人一个整天不断地宣传极左思想，鼓吹文革和个人崇拜，谁会相信他能做到公正执法？一个把私人酒桌上的调侃当成罪证、卖友告密的小人，哪一个同事愿意和这样的家伙共事为伍哉？
有网友要求坚决开出张清同志唐山政法委的公职，另有网友反映东博“爱国基金”，接受账号为张清个人账户。请有关方面一并调查张清和东博是否有非法募捐嫌疑。我们总在质疑中国红十字会，我们是否应该质疑一下北大教授孔庆东的东博“爱国基金”呢？
我简单说一下东博书院，东博书院隶属于北京东博华文文化发展中心，法人是孔庆东。
东博书院网站，注册为个人，域名拥有人宋德福。张清是东博书院秘书长。
有网友称：因曾质疑东博有非法募捐嫌疑，被东博疯狗造谣谩骂近两年。
而且，这位张清所播放的视频还是掐头去尾的。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视频的最后一句是毕福剑说的“别放到网上去”。
结果，还真就给放到网上去了。
我来大概还原一下当时的事实真相真实场景啊，此不是替毕福剑说话，而是告诉大家当时真实发生的到底是什么。当时酒桌助兴，老毕说我最近听到一个段子，我给大家学学啊。老毕学的，就是视频的那一段儿。学完了之后老毕发现有人录像，就说了句你录像……别发到网上去啊。之后老毕继续说：这段子太不像话了太反动了，是吧？
其他人都说，就是啊。
这基本是当晚的真实场景。但是，你看看网上的视频，只截取了老毕调侃的那一段儿。
毕福剑这一次和区伯嫖娼几乎是如出一辙，典型的都是被人算计了。
很多的屎左（注意啊，此为新词儿，毛左的意思）要求处理毕福剑云云。其实一个酒场儿，大家吃的热热闹闹嘻嘻哈哈，畅所欲言的，怎么调侃几句就不成了？怎么就上岗上线了？就开除公职吗？你以为殃屎是你们家开的吗？
另有网友爆料称东博书院秘书长@张清同志 ：经【工信部域名备案管理系统】查询，你站主办性质为:【个人】无出版物发行资质。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询，你站发行刊物【东博书院月刊】无报备，为非法出版物。经【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查询，你站无营收性夏令营营业资质，属非法从业。
大家看到了吧，张清和孔庆东非法的事儿，估计多着呢。
文章写到这儿，不得不提一句，饭桌上偷着录音录像，然后再公开，它所摧毁的是人类之间最基本信任。试问毕福剑，和你吃饭的是什么人啊？你的仇人吧？几乎是不共戴天吧？你为什么和你的仇人一起吃饭呢？
信任一旦被摧毁，就很难再建立起来了。而这种信任的重要性，是超乎意识形态的，是超越理想和各种主义的。人类一旦失去这种信任，那人间也只能是地狱了。
而张清同志，正是摧毁了这种人类之间相互的最基本的信任。那么人类之间的基本信任都没有了，我想知道你张清孔庆东所主张的什么主义，还有意义吗？
也许您二位不知道吧？人是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活在什么主义里！！！
张清同志这种告密小人，我相信今后他的路就是没有路。我也更相信他单位的同事们避他和躲避瘟疫没什么区别吧？我更相信，如果哪天我遇见他，我会用最难听的语言挖苦他讽刺他，你牛逼我就干你！
我不知道，谁还能与这种告密小人的人渣为伍呢？这厮估计致死也没想到，今天不是文革了。没想到告密被人肉吧，那滋味儿估计也不好受，也许正在嘬牙花子呢？
而且，这种告密小人如此之阴损，偷拍视频上传于网上。我问你，你既然如此之义愤填膺，你为什么当时不代表党和人民对毕福剑施以正义大而忘私的拳脚呢？对你而言，那么侮辱的话，你能全神贯注地拍摄下来，你得多大的忍耐力啊？没憋出肾盂肾炎吧？
今天看来，饭局真的是越来越危险了。区伯的饭局，长沙国宝四大队的陈队长是千方百计给区伯灌酒。单人单间，安排小姐，设计构陷。
毕福剑的饭局，则有“朋友”“另眼相看”扭曲事实。
本来毕福剑是学一个段子，仅仅是学的惟妙惟肖而已。这位张清同志罔顾事实，掐头去尾，故意陷害。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呢？
刚刚一个人告诉我说，吃空饷超过一定数额就是犯罪。不但要全款退回，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我想这位伟大的毛委员的好战士张清同志，应该得要负刑事责任了吧？
您有几年没上班了？
如今的饭局不但有地沟油瘦肉精假牛肉羊肉吊白块儿千里香等“食面埋伏”的“传统项目”，而且还得要经受地住区伯那样的构陷和毕姥爷那样的陷害。
老毕事件，至今官家也没表态，但是那群如丧考妣的五毛狗们，为了那一石（石头的石，此处读旦。石为中国古代的计量单位，计量有两个，一个是重量一个是体积，石为体积。我本人小的时候粮食还论石，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我老家，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升斗都有，木质的圆的，如果保存的好，估计现在还有。我百度一下看到说大清一石为三四十斤，我个人觉得不对。在我的印象里一石大约一百二三十斤。我说的一石粮 食主要指高粱谷子玉米等）狗粮，纷纷犬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变种的哈士奇呢。
我觉得中国确实应该搞一场运动了，主要就是打狗。把那些呲牙咧嘴，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狗杂种们，把那些阴险狡诈的势利小人们，把那些上纲上线猪狗不如的畜生们全部打到文革的地狱里去吧！
感谢大家！
读毕这段网文，我觉得光骂五毛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刻触及五毛主子们的灵魂，展开一场“关于毛泽东是不是老屄养的真理大讨论”：
例如，毛泽东到底是不是屄样的？
要知道，中国人管女性生殖器叫做“屄”，说毛泽东不是屄养的，等于说毛泽东不是女人生下来的，不是女人生的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就不是人操出来的了。毛泽东不是人生下来的，那么它是什么？是魔鬼还是动物？
毛泽东不是屄养的，难道毛泽东有四条腿么？
毛泽东既然是屄养的，毕福剑有罪么？
谢谢毕福剑！说毛腊肉，说毛太祖，说图书馆管理员，人们不一定知道你说的是谁。现在你只要说“老逼养的”，全国各族人民就都知道是谁了。谢谢毕姥爷！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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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毛泽东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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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做了儿媳的甜爹
——毛泽东扒灰记
毛泽东是比隋炀帝还要荒淫的花花公子，他的第四任妻子江青也就变成了“醋意”十足的疯婆子。
网传“毛泽东‘关心’儿媳，江青因此醋意大发”。原来，毛泽东关于充当“甜爹”，也就是“干爹”。甚至把自己用过的女人给了儿子，然后又派儿子上朝鲜，自己可以趁虚而入。
这样，江青的醋意不仅针对毛泽东从前的夫人，而且还把它倾泻在毛泽东的“长媳”刘松林身上，这个刘松林，被毛泽东奸污了以后就改名叫“刘思齐”了，就是思念毛泽东。毛泽东为什么叫“齐”呢？因为“齐人有一妻一妾”。
话说江青与毛泽东结合一开始还算本分，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角色。但渐渐地毛泽东感到了江青个性的张扬。他曾对卫士长李银桥感叹：“唉，跟江青结婚没有搞好，太草率了。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过，没大错，现在要胜利了跟他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说。没办法，背了个政治包袱。”
1942年以后，江青原来的那些缺点和毛病渐渐暴露出来。她的虚荣心，爱出风头，小心眼，自私自利，脾气的反复无常，喜欢走极端，喜欢记仇报复等等都暴露无遗，尤其是她的记仇报复、嫉妒吃醋大伤毛泽东的脑筋。
著名作家王行娟在《贺子珍的路》和《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两本书中都曾提到“西瓜诗引起的风波”:
1948年，贺子珍回国，江青串连康生阻挠贺子珍进京后来，娇娇（即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最小女儿）因不在贺子珍身边，要经常给上海的贺子珍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一次，美术老师让学生用水彩作画，娇娇画了一个圆圆的大西瓜，瓜的左下角，画了一块切成三角形的西瓜，老师给她打了一个最高分。娇娇高兴地把画寄给了母亲贺子珍。
贺子珍收到女儿娇娇的信和画后，百感交集，浮想联翩。她想到了自己的处境。那个圆圆的大西瓜，就好像一个大家庭，旁边那一块切开的三角形西瓜，就好像贺子珍自己。贺子珍久久凝视着娇娇的画，不禁泪流满面，后来她写了一首诗连同娇娇的那幅画一起寄到了北京。谁知这封信内的画和诗落到了江青手中。她看后气冲冲地问娇娇：“你用西瓜拉什么线？搞什么名堂？”一连串的责问，把娇娇搞得莫名其妙。
“你的那个好妈妈在你寄给她的西瓜画上写了一首诗，来讽刺我、骂我！你这下高兴了吧！”江青继续训斥娇娇，“我岂能咽下这口气，我已将这件事报告了中央，让组织来处理这件事，要组织上处理你妈。”
说到这里，江青还觉得不解恨，又加了一句:“还要处分你舅舅和舅妈，他们也在里面出谋划策。”
娇娇极力分辩:“画是我的作业，是我自己寄给妈妈的，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任何人给我出主意。”
娇娇不知道贺子珍的诗的内容，也不知道毛泽东到底有没有看过这首诗。那年暑假，娇娇到上海看望妈妈贺子珍，同贺子珍讲起江青发火的事。贺子珍听到神色黯然，半天没有吭声。娇娇要妈妈把诗念给她听，贺子珍苦笑着摇着头。
从那以后，贺子珍再也不给娇娇写信，只是有人进京时，才带口信。
江青的“醋意”不仅针对毛泽东从前的夫人，而且还把它倾泻在毛泽东的长媳刘松林（即刘思齐）身上。
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要刘松林认自己为“干爹”，后来，又同意她与爱子岸英结为伉俪。岸英血洒朝鲜战场后，毛泽东把对长子的爱全部倾注到刘松林身上。江青与岸英在延安时，关系处理得还可以，但是后来岸英看不惯江青的庸俗作风，多次对江青提出批评，叫江青不要干扰毛泽东，并对江青说过，过得下去就在一起过，过不下去就分开。28岁的毛岸英甚至直言江青:“你一点也不爱我爸，你成天冲他唠叨。”他责问江青:“你不爱我爸，为什么不走？”
至今刘松林还记得毛岸英告别时谈到江青的话:“江青她只顾自个，根本不照料岸青，她也不爱我爸爸。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自从毛岸英牺牲后，江青就把她对岸英的恨转嫁到刘松林头上，再加上毛泽东因出于对儿子的爱而关心刘松林，这更增加了江青的“醋”意，使江青总是有意无意地找刘松林出气。1957年，江青千方百计派人把刘松林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没收了，并放出话说:“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
这一切，都使毛泽东很伤神。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不再和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更多地把感情转移到对前妻杨开慧的怀念上。他曾派毛岸青和邵华去长沙探望杨家的亲戚。并于1957年夏天，会见20年代他和杨开慧的女佣陈玉英。而江青对《蝶恋花·答李淑一》的醋性，一直没有减弱。1962年，曾在上海公演了一出以《蝶恋花·答李淑一》为基础编写的短戏。令上海观众大惑不解的是，这出戏没演几场就被停演了。后来人们才知道，又是江青下令禁演的。
1960年代，毛泽东遇见了张玉凤……才抛弃了刘思齐！
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就是“扒灰”。
老毛头，老毛头，害死了自己的儿子，还偷了儿媳做甜爹！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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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忽必烈及其继承人毛泽东是盗墓的先锋队
宋朝灭亡不久，在元寇政权的默许之下，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动。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是西藏僧人杨琏真加。杨琏真加是吐蕃高僧八思巴的弟子，元世祖忽必烈崇尚佛教，尊八思巴为帝师，杨琏真加遂凭借老师的关系被任命为江南诸路释教总摄，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
最先被盗的宋陵是魏王赵恺的坟墓。赵恺是孝宗的次子，葬在会稽县山阴法华山天长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加，勾结天长寺僧人福闻发掘了魏王赵恺的陵墓，获得不少珠宝，献给了杨琏真加。魏王陵的发掘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加等人的贪欲，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宋陵。宁宗及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宋帝陵。宋陵护陵使罗铣拼死保护，遭到痛打，被人用刀架着赶出了陵园，罗铣趴在地上号啕大哭。
四陵之中，理宗陵寝所藏宝物尤多，据称打开墓葬的时候，有白气冲天而出，乃是宝气凝聚而成。理宗的尸体仍完好如生，有人说这是因为理宗口中含了夜明珠，这伙盗贼于是将理宗的尸体搬出墓穴，倒悬在树上。允泽用脚猛踢理宗的头颅，以示自己无所畏惧。防腐的水银慢慢地从理宗口中滴了三天三夜。西藏僧人之间有个习俗，即得到帝王的髑髅可以厌胜、致巨富，因此杨琏真加指挥手下将理宗的头颅割了下来，据为己有。杨琏真加一伙走后，罗铣买棺置衣将诸帝骸骨重新收敛，悲痛欲绝，附近乡里百姓皆为之感泣。到了夜晚，听到四面山中皆传来哭声，旬日不绝。后来，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流传。明朝立国以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叹息良久”，派人找到了理宗的头颅，于洪武二年（1369年）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江苏南京），第二年又命人将理宗的头骨归葬到绍兴永穆陵旧址。
不久，杨琏真加一伙又对宋陵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五帝及孟氏、韦氏、吴氏、谢氏四位皇后的陵寝在这次发掘中无一幸免。徽、钦二帝皆死于金朝，金朝虽曾归还遗骨，但高宗并未开棺检验。杨琏真加等人打开二帝的陵墓，但一无所获，徽宗棺中只有朽木一段，钦宗棺中有木灯檠一枚。高宗、孝宗二帝的遗骨由于年岁已久，已经“骨发尽化，略无寸骸”。高宗墓内只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孝宗陵只有玉瓶炉一幅、古铜鬲一只。这也可以看出，南宋初年的帝王们还是比较简朴的，所以还能维持一个局面，到了南宋末年就奢侈不堪了。光宗吴后、宁宗杨后的尸体尚“俨然如生”，罗铣后来把二后的尸体重新装进棺材，然后火化了。陵墓内有数以万计的金钱，为尸气所蚀，如铜钱一般，诸僧弃而不取，多为附近村民拾得。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政策。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但多属个人所为，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宋陵被盗则与此性质截然不同。杨琏真加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元世祖保护宋陵，但忽必烈均置之不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都献给了元政府，忽必烈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元世祖对盗墓的支持态度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宋朝虽亡，但仍不断有人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起义反元，杨琏真加借机上“压胜”之说，提出建造佛塔、佛寺，将宋帝遗骸置于其下，以压服宋人。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稳定统治的想法，忽必烈也想借发掘宋陵的机会，断绝百姓对赵宋的留恋与怀念，因此对杨琏真加的盗墓举动采取了支持态度。
杨琏真加的盗墓行动及元朝政府的支持带来极坏的影响。史称自此之后，“江南掘坟大起，天下无不发之墓矣”。此前遗留下来的坟墓普遍被盗，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破坏性影响不言而喻。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加等人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没想到却适得其反，这种掘人陵墓的行为引起了宋朝遗民的极端仇恨，百姓反抗情绪愈加高涨。直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借“宋陵事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忽必烈这个盗墓的先锋队长当时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所谓“天道好还，无往不复”是也。
由此也让人想到，现代中国的盗墓之风盛行，却也和苏联的影响密切相关。苏联人假借“考古发掘”的名义，鼓动中国共产党在华夏大地上大肆挖掘坟墓，造成了“第二次蒙古入侵”的浩劫！在“文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这个始作俑者，因此也其无后乎。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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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的二奶陶毅、六奶张玉凤
就专家考证，毛泽东的爸爸曾经替他娶了一个老婆罗大秀（1889年10月20日～1910年春），后来老毛的爹却自产自销，偷吃儿媳妇，进而公开占为己有，迫使毛泽东丢尽人脸，愤而离家出走，投奔共产共妻的行列去了。
以后安排下来：陶毅是毛泽东的二奶，毛泽东的三奶是杨开慧，四奶是贺子珍，五奶是江青，六奶是张玉峰，张玉峰毛泽东最好之，但这个名字太色情太露骨了，最后改为张玉凤，此是后话。
二奶陶毅、六奶张玉峰，虽然没有“过户”，但却是最为让毛难忘的。因为俗话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女，妓不如偷：
大奶罗大秀，妻也，但不如妾；杨开慧、贺子珍，妾也，但不如妓；江青，妓也；但不如偷：二奶陶毅、六奶张玉峰，偷也。
六奶张玉凤臭名远扬，路人皆知，人尽可夫，下面就说说二奶陶毅。
话说陶毅，女，汉族，字斯咏，湖南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大家闺秀，著名的才女，周南女中师范科的毕业生，时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二十年代初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副会长，毛泽东当时只是理事而已。据萧子升、易礼容等人的回忆，均称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诗人邢海珍说：“湘江才女冠江南”。
陶毅于一九一六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在周南女校，向警予、陶毅和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
在周南女校，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
1919年至1920年陶毅在长沙办“文化书店”，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
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陶毅终生未再恋爱，也未结婚。后来致力于女性教育，在上海、南京、长沙等地办女学，培养了丁玲等一批女弟子出来，于1932年初病逝于长沙，终年36岁。
关于陶毛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毛家太穷了。毛泽东与陶毅同为湘潭人，但是家境却相距十分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毛泽东和陶毅的二奶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持续下去。
毛陶分手后，奶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毛泽东早期，对陶斯咏这段恋情是很珍视的，有许多人相关的回忆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传闻说，那首《贺新郎·别友》就是1922年写给陶斯咏的情词——不过，一般公认《贺新郎·别友》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情词——当时他已与杨开慧结婚一年多。为此杨还与他闹过一场大矛盾，但估计毛陶这次的旧情复燃并未真的变成行动，因为杨后来留有文字，说她与毛“消除了误会”，既然当事人都自称是误会，想必没有真的越轨行为。
毛词《贺新郎·别友》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头这个撕心裂肺的，斯文扫地。
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罪行，在其“六奶乱花”的履历上，一目了然。
不过毛泽东的六奶，比现在流行的“一虎八奶”，又有逊色矣。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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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祸害中国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祸害中国？因为他借助于日本侵华的力量。他不怕牺牲中国人民，而蒋介石就不如他残暴：
福尔曼的手中，拿着他们在河南灾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摊在了蒋介石面前。有几张照片清楚地显现，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人类尸体上啃噬着。蒋介石震惊了。白修德注意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这种项羽式的仁慈，后来被毛泽东嘲笑为：“不可沽名学霸王。”而毛泽东在中国掌权以后，则以冷血心肠活活饿死了八千万百姓，而且禁止一切人民外出逃荒。毛泽东把这种禽兽行为叫做“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看见千百万人民惨遭饿死、亲人相食的照片，不仅不会哆嗦，而且只会哈哈大笑，就像听见别人向他汇报他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遭到虐待的细节时无比开心一样。
与蒋介石形成对照的是,当有人报告毛泽东很多人饿死时，毛甚至说：“人总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话还在怀仁堂与我们一起开会呢”，随之大笑。
这活画出了毛泽东比军阀董卓更加凶残的历史真相。
这不是海外反共分子为了骗取稿费和基金会的津贴而杜撰编造的故事，而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一文所披露的“重大国家机密”。
在毛泽东极为变态的心理中，那些人民是该死的。因为既然需要斗争，就得有人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只要不叫老毛死，小毛死了也不要紧， 何况其他人呢？毛泽东不仅抛弃妻子，而且出卖了弟弟妹妹，只有这种刘邦式的残忍，才能统治中国。
从“蒋介石失去了中国”而“毛泽东统治了中国”这一点，是否可以说中国人的命就是贱，就是适合于暴君统治呢？
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42年，中原河南发生了一次大饥荒。豫中平原，饿殍遍野，尸塞于道。据说，总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河南这次大饥荒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公正而有责任心的媒体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终是被一位美国记者搅得天翻地覆。这个有责任心的媒体是中国的《大公报》。这个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是《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特迪·怀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灾荒显现在1942年的春天。连续的春旱，使当年的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军人们对农民说，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坚持几个月，秋粮就下来了。谁能想到，这一年竟是夏秋连旱，种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谷子、高粱等等，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野菜、树叶、树皮都成了充饥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
《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奉报馆之命于1942年底驻站河南，刚一到职便遇上这一惨绝人寰的饥馑。面对满目疮痍的豫中大地，张高峰坚定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昭告于天下。张高峰以河南叶县为重点调查地，详细了解饥荒的情况，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写了六千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明白，在惨烈而绝望的事实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现手段；一个精确的事实，胜过喋喋不休的说理和论证：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手捧张高峰的稿子，心在颤抖。他为河南人民心痛，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客观和公正。
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于《大公报》上，犹如在重庆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犹未尽，又用他那枝酣畅淋漓的抒情之笔，配发了一篇充满着王氏风格的评论《看重庆，念中原！》。
昨天本报登载了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吾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借题发挥。借河南的灾情，说重庆的奢靡；借赈灾的无力，说政府的拙政，这大概就是《看重庆，念中原！》社评的本意吧！
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自然难逃军政部门的惩罚。2月2日傍晚，也就是《看重庆，念中原！》评论刊发的当天，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便派人来到了《大公报》编辑部，送达了“军委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造成了轰动大后方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抓进了监狱，严厉审查。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
《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闭门思过，竟让一位美国记者浑身难受。此人就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
《时代》周刊的报道引发轩然大波
白修德想知道，河南是否真有灾荒？《大公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政府的停刊令道理何在？白修德想深入河南实地采访，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正巧也有此意，两人便结伴而行，立即向河南出发了。
这两个神通广大的美国记者，搭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离开多雾的重庆飞往宝鸡，然后乘火车由宝鸡而西安，由西安而陕西之东，五天后他们来到陕西与河南的交界处潼关。这里是河南进入陕西的必经之地，也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大站。难民像潮水般地拥向这里，从这一个小小的隘口，挤进西邻之省，获取唯一的生的希望。
白修德是逆着逃难的人群走向河南腹地的，因而，他更能细致地体味难民们的种种行止。又往东行进了几十里，铁路还没有被完全破坏，他们居然搞到了一辆巡道的手摇车，可以在铁路上运行了。在通过一段日军炮火的控制区时，他们拼命摇动把手，快速前进，以免成为日军大炮的活靶子。
一路颠簸，白修德和福尔曼来到了当时的河南省会洛阳。洛阳天主教会主教、一个好心肠的美国人梅根接待了他们。梅根给他们提供了热饭和热水，详细讲述了河南的灾情。白修德听得出，梅根对河南饥馑的了解，要比北方别的人知道得更多。梅根甚至找来了三匹马，陪同他们在河南乡村实地调查。
在马背上旅行了两个星期。河南的灾荒令白修德触目惊心。这是1943年的3月，雨和雪交替着在河南大地上飘落，新的耕种季节即将开始，新一年的收成也许会好一点。河南的官员们说，两三个月之后，新小麦就下来了，那时就有粮食吃了。有一个老农说：“不错，很好。但谁知道到吃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活着呢？”
离开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有心的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计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洒满了白糖。白修德说，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还没有离开河南，白修德就按捺不住了报道的冲动，他立即动手撰写稿件，从郑州走到洛阳时，他已经完成了为《时代》周刊所写的特稿。他不想等到回重庆，而是直接在洛阳找了家商务电台拍发了出去。按照当时国民政府战争时期新闻管制的规定，所有外国记者采写的稿件，在向他所服务的媒体发稿时，无论在何地发报，都需先发给重庆，由有关部门审查后，再行发往国外。这一次，鬼使神差，白修德的报道居然没有绕道重庆，而直接由洛阳发往了美国。也许是洛阳的这家商务电台的工作人员疏忽了政府的有关规定，也许是发报员良心发现，有意让白修德未经审查的稿件直接传向海外。
不管怎么说，这次，白修德撞了大运。《时代》周刊收到了他写自河南灾区的现场报道，并迅速刊载了出来。3月22日，《时代》周刊用这样的标题和文字，回报了白修德艰难而危险的河南之行：
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中国的麻烦简直持续不断，中国痛苦的历史更是循环反复地出现着战争、洪灾、饥荒。《时代》的记者白修德上周根据他的第一手材料予以报道。他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对河南饥荒地区的采访。他报道说：我的笔记告诉我，我只是在报道我所见到的、所证实的事实，甚至至今我还难以相信它们是真的：狗在路上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荒芜的村庄望不到边，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像着了魔症一样，满脑子全是河南的灾情。他最为关心的是，迅速启动救灾机制，赶紧让军队停止征粮，赶紧派出赈灾车队，将粮食运进灾区，以解救那些奄奄一息的灾民。白修德去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去见了宋庆龄、孔祥熙等。国防部长何应钦知道了白修德对河南驻军的非议和微词，点着名要白修德去见他。会面时白修德情绪激动，与何应钦大吵了一通。何应钦拒不承认从外省运去河南的救灾粮食被军队抢走。白修德坚持说，他与被抢走粮食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给国防部的汇报都是假的。
蒋介石的侍从室心腹陈布雷也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李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立法院长和四川省政府主席都告诉白修德，在中国，你找别人都是白找，没有用。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起作用。
见蒋介石是不容易的。白修德已经得罪了宋美龄，只好去找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帮助。
宋庆龄迅速投入行动，为白修德面见蒋介石四处联系。蒋的侍从室传回话来，说委员长长时间外出视察后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宋庆龄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丝毫拖延不得。为了让这次会面达到打动蒋介石、立即启动救灾的目的，宋庆龄直截了当地对白修德说，我建议你向他报告情况时，要像你向我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对此负责，甚至人头落地的话，也不要畏缩。否则，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宋庆龄努力了五天，蒋介石终于接见了白修德。
那是一间阴暗的办公室。蒋介石面色严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挺直着瘦长的身子，坐在高靠背椅子上，听白修德讲述河南灾情。白修德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在开始听取他的报告时，带有明显的厌恶情绪，似乎他是一个不得不见的令人讨厌的客人。蒋对白修德的召见，带有勉为其难的例行公事的味道。在白修德叙述过程中，蒋介石颇觉无聊，甚至向他的一个助手发感慨：
“他们（指灾区百姓）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
白修德不理会这些。他向蒋介石申明，军队的强征军粮让老百姓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救灾物资根本就没到灾区；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几百万人饥饿而死；在受灾最重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蒋介石眉头一蹙，赶忙打断了白修德的话头：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说：“我亲眼看过狗吃人！”
蒋介石又否认：“这也是不可能的！”
话已至此，白修德只好将等在办公室之外的福尔曼叫了进来。福尔曼的手中，拿着他们在河南灾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摊在了蒋介石面前。有几张照片清楚地显现，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蒋介石震惊了。白修德注意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此刻，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相信了白修德和福尔曼的报告，他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认真地做记录。他让白修德提供救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并要求白修德和福尔曼写一份完整的报告交给他。蒋介石郑重地向两位记者表示感谢，说他们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会见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然后，蒋介石将他们客客气气地送了出去。
无论蒋介石事后对他的属下怎样暴跳如雷，摔杯子，拍桌子，但是，在这个中国一号人物的强力干预下，河南的救灾行动还是迅速启动了。
大家想想，在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蒋介石的统治下，一个河南省就饿死了三百万人，在绝对没有新闻自由的毛泽东的统治下，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国大陆，为什么不能饿死了八千万人呢？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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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毛泽东为吃糖竟感激苏联匪帮
人们要问问毛泽东这个逻辑不通的毛脚畜牲：你毛狗为吃糖竟摇尾乞怜、感激苏联匪帮。你毛狗既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你和你的狐群狗党为什么还要为了制造原子弹而饿死了几千万祖国人民？
在1958年夏天的中苏这两个土匪集团的会谈中，“和平共处”成为主要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问题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请求毛泽东对此立场予以赞同和支持。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对这一方针作出了否定的反应。他说，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总路线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将继续推行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赫鲁晓夫指出，鉴于当前已经出现了核武器，如果发生冲突就会导致巨大灾难，所以和平共处是一个原则性的立场。他几次重复这个论点，说话时显得急切而冲动，令人感到毛泽东的态度已经使他按捺不住了。
与此相反，毛泽东则显得冷静，不动声色。毛泽东重复了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论述的关于核武器是纸老虎，如果帝国主义发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打倒。但与此同时，毛却悄悄勒索苏联的核武库。
对此，赫鲁晓夫反应非常激烈。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轻松地作这样的假定呢！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2000万人，我们懂得这意味着什么。你不了解什么是核武器，而我了解，我看到了核武器的实际应用。毛泽东回答说：核武器是个纸老虎。总之，双方围绕和平共处问题的谈话进行得非常尖锐、紧张，双方没有取得共识。
关于中国制造原子弹问题。从原则上来说，这个问题成了造成苏中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55年，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协助中国制造原子反应堆以用于“和平目的（发电）”的协议。这项协议在很短时期内就实现了。
苏联在中国建起了一座试验性工业核反应堆和相应的研究所，该研究所安装了当时最现代化的苏联设备，有最优秀的苏联专家在那里工作，并将有关的科技资料与技术文献交给了中方。中国付清了建设研究所的一切款项。1957年，中国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生产原子弹所需物质的技术。经过多次会谈，苏方终于让步了，在中国开始建设加工铀矿石的工厂。
1958年，正当此项工程业已铺开的关头，建厂工作被停止了，设备供应也停止下来。参加项目的苏联专家无事可做。甚至连中方已付清货款的设备也不供应了。问题在于，恰恰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提出了禁止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倡议。苏方请中国支持这个倡议，然而中国一直未予答复。1959年，用于核项目的设备供货完全中断了。
据苏联人回忆，在此以后，中国专家利用苏方的图纸与设备继续自己研制原子弹。中国人很快就建立起以钱学森为首的科研所，从各高等院校最有才华的青年中挑选出成千名各行业的专家到该所工作。钱学森访问过苏联，讲过学，听过他讲座的苏联专家反映，他的专业水平非常高。苏联专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在钱学森和其他中国专家的努力下，中国的核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到60年代中期就生产出核武器。
总之，原子弹事件对于双边关系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可以说，正是从此开始，中国人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但是，人们也要问问毛泽东这个逻辑不通的韶山畜牲：既然原子弹是纸老虎，你为什么还要为了制造原子弹饿死了几千万人民？
撤退苏联专家是另一个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由总顾问领导。总顾问通常是由在苏联最有权威的人担任，往往是副部长或部务会议成员。在中国工厂里，仿照苏联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师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苏联专家工作。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逐渐增加。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同志的充分信任。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身份证）实际上成为去任何单位的通行证。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伪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泽东最后接见了他们。后来我是从中国人那里知道此事的。当我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老牌苏联特务阿尔希波夫回忆说：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据中国同志的提议，我有时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我奉召回国，向斯大林汇报苏中合作协议执行的情况。在谈话中，斯大林对我说：看来，你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后，我未再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同志还是继续发给苏联老哥以会议文件。
毛泽东的狗头在苏联狗主人的裤裆下低了下去，这就是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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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
（1961年4月8日）
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贸易代表团，继在北京举行初步会谈之后，最近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会谈已顺利结束。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对外贸易部部长助理周化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郑拓彬，以及代表团的其他团员、中国对外贸易部负责工作人员。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长帕托利切夫，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库米金，东方司司长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商务代表叶烈敏，以及代表团的其他团员和苏联对外贸易部负责工作人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接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代表团同赫鲁晓夫的会见是在亲切和兄弟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赫鲁晓夫向代表团介绍了苏联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以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进一步提高农业所采取的猎施。
在谈到顺利进行的贸易会谈时，赫鲁晓夫深信，这次会谈将促使中和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更加巩固，并将有助于中苏兄弟友谊的进一步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叶季壮向赫鲁晓夫本人、苏共中央主席团各委员和苏联政府转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兄弟般的问候，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所受到的热情、友好的接待表示了感谢。
赫鲁晓夫也请叶季壮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转致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他本人的兄弟般的问候。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和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之间本着合作和相互充分谅解的精神进行会谈的结果，商定了相互间的货物供应额，并在本年4月7日签订了1961年中苏货物交换协定书。
商定的货物交换额中包括了为了两国国民经济需要而供应的广泛的货物品种。
如同往年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1年内将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
苏联将供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锻压、发电和电工设备，石油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挖土机、泵和压缩机、拖拉机、汽车、石油产品、黑色和有色金属压延材，化工品和其他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出口的货物。
在会谈中还讨论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欠帐问题。苏联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暂时困难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
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苏联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万吨糖的建议，糖将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双方在友好和兄弟的气氛中还商定了有关进一步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某些其他问题。
在1961年中苏货物交换议定书以及其他协定和文件上签字的，中国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长叶季壮；苏联方面是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帕托利切夫。
参加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的有：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德群、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对外贸易部部长助理周化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郑拓彬和中国代表团其他团员；苏联方面有：柯西金同志、波利杨斯基同志、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斯卡奇科夫、苏联副部长普希金、波里索夫、库米金、谢米恰斯特诺夫，对外贸易部东方司司长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商务代表叶烈敏和苏联代表团团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的名胜、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参观了许多工业企业和建筑，并欣赏了首都各个剧院的艺术表演。
代表团曾拜谒列宁和斯大林墓并献了花圈。
应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帕托利切夫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将访问苏联的某些地区和城市，以了解苏联人民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就和苏联人民的生活。
（新华社4月8日电）
原载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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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舔到一点点糖，中共的毛狗杂种们就对苏联魔鬼“感激”不已了，这些个狗脸也真是太不值钱了，却还打着“中国”的名义，真是丢尽了我们中国人的脸！
就是仅仅为此，毛泽东汉奸党团也必须彻底灭亡！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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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毛泽东管斯大林叫父亲”考
毛泽东管斯大林叫“父亲”：唉，我的国民啊……还崇拜这样的贱狗一样的毛泽东。
没有贱狗的领袖，怎有贱狗的国家？没有贱狗的国家，怎有贱狗的人民？
共产党常讲“建国以来”，于是有人反问：中华民族建国只有63年？如此贱狗？
1949年建国的，那是苏联殖民地。斯魔在世时候，连中国的画家都把他画得比毛泽东高大，其实斯大林比较矮。
毛泽东本人还当面吹捧斯大林，十分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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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有可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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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表明，在格鲁吉亚禽兽斯大林70岁生日寿辰上，毛泽东竟然脱稿抒发他对格鲁吉亚—俄罗斯杂种狗“斯大林”的“敬爱”：“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共是不能有今天的”； “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没有联共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全力支持，中共绝对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
网上关于此事的争议，就是“讲话文本”与“即席演说”之间的争议。
“毛泽东管斯大林叫父亲”考的研究结论是：毛管格鲁吉亚——俄罗斯杂种斯大林叫父亲的，不是“讲话文本”，而是“即席演说”。
“讲话文本”与“即席演说”的差异，在中共那里是家常便饭，而且是天经地义——中共翻译美国总统的回忆录都敢删改，对于自己的讲话怎么会不删改呢？
有人说“毛泽东不会叫父亲斯大林父亲”。
对了，我忘了，你的证据是“毛泽东憎恨自己的父亲”。
但是有奶便是娘。毛泽东定期从苏联拿三十万美元的奶，叫他父亲也不奇怪：这个证据非常精彩——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95216370
真的假的？
俄文对吗？
不大相信？
俄文是收条，写得对吗？
签名是假冒的？
这个要专家鉴定。收了也不奇怪：是革命经费。
哈哈哈哈。
不是给个人的吧。要苏联资助是公开的。按照美元黄金比值计算，等于现在的一千五百万美元。“金票大大的。”当时派张国焘往西北进军理由就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络线，要接受补给。
政治讲究赢，赢了就是对的，所以多卑鄙之徒，比商业还要龌龊。
有时也讲究输：输了就是高尚的，例如文天祥。精神会永留人间。
而像毛泽东这样的狗东西，不输不赢的，算是什么玩艺儿？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2012年12月26日
（另起一页）
第七节
毛泽东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淫母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何演变出了“斗地主”一类的无神论形式的猎巫狂热？因为猫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为纲，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结果人人变成了老鼠。其实呢，发起这些运动的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富农出身的土财主，是一只小耗子。也就是说，毛泽东扮装成为猎巫的革命法官，而他的父亲其实却类似魔鬼的富农巫师。这在他和斯诺的谈话中是一目了然的。
问题仅仅是：毛泽东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淫母，是否构成了中国大陆沉沦的动力？
据说，长大成人后的毛，很少与人谈起他的父亲和家庭，因为他有变态心理。但在与斯诺的谈话时，他却敞开了自己黑暗的心扉，讲述了一件最鲜为人知的事情。他说：
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其实，毛泽东与父亲的这种矛盾和摩擦，从他进私塾读书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在南岸读私塾时，父亲除了早晚要毛泽东看牛外，晚上还要他学习打算盘，学会记账。转到其他地方读书后，需要寄宿，不能帮家里做事。毛顺生觉得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而且这样读下去，会使儿子越读越懒的，所以，在毛泽东读了几年私塾后，13岁时就要他辍学在家劳动了。
毛泽东与长工一道包揽了全家的水田活计。犁田、播种、插秧、中耕、收割……一切的活计，不论轻重，毛泽东都干过，而且干得很出色。但父亲仍不太满意，因为儿子总是忙里偷闲，忘不了读他的书。
一天，毛泽东挑完猪牛粪，在烈日里来到一棵大树下，他将长扁担往地上一放，便坐在地上，然后，从裤袋里抽出那本心爱的《水浒传》读起来。
读着《水浒传》，毛泽东由此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过的许多书，很少有写地地道道种田的农民的？为什么王侯将相、公子哥儿总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他正想得出神时，猛听一声怒吼，父亲出现在他面前：“你事不做，在树下歇什么凉？”
“你要我做的都做哒，不信你去看！”毛泽东不服气地回答。
父亲气冲冲地走到田边，儿子果然如质如量地完成了他定的任务。可他对儿子爱读书总有些不满，因为是这些书教会儿子“不孝”的。
父子顶嘴，毛顺生每次总说不过儿子，最终只能用“强权”压服。
更使父亲恼火的一件事，是儿子竟把自己的一次好生意搅了，害得他白白丢了好几块大洋。
一天，父亲对毛泽东说：三伢子，前些日子我在前面村子幺叔家定了一头猪，放了一半的定钱，讲好了今天去他家赶猪，你马上去赶回来吧！
毛泽东虽然对父亲生意场上的事不感兴趣，但赶猪这事不怎么难，便答应了。
毛泽东折了一根竹枝子，按父亲的吩咐，直接奔幺叔家赶猪去了。
到了幺叔家，一进门就见幺婶满脸愁云，唉声叹气：“你爹老子发了，我真的背时！前一向猪价低，如今涨了，我白白丢了好几块钱。”
毛泽东不由得也皱起眉头，他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急于把猪赶回来。
通情达理的毛泽东便说：“幺婶，那我不赶猪了，你把定钱还给我。你再把猪卖给别人，可以多卖几块钱！”
幺叔说：“润之，这不好，做人要有诚信，说了卖给你家就不能反悔。再说，你回去怎么好对你父亲讲，说不定你又要挨一顿骂呢！”
毛泽东笑着回答：“幺叔，不要紧的，我自有办法说服我爹老子的。”
毛泽东自作主张地退掉了这桩买卖，空着手回到了家里。
父亲见毛泽东没赶猪回来，便问：“三伢子，我要你赶的猪呢？”
毛泽东回答：“没赶，退了，这是定钱，给你。”
说着，把父亲交的几块定钱递了过去。
父亲问：“什么？幺叔反悔了？”
毛泽东平静地回答：“不是，他说因为这头猪亏了好几块大洋。他们家的家境又不好，我就给退了，让他们卖个好价钱。”
父亲一听，生气地吼道：“你是不是脑子进了水，他多卖几块钱，我们家不是要亏几块钱吗？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不晓得怎样做事，真是气死我了。”
毛泽东也没好气地回答：“既然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你就别让我去做了。再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还那么刻薄。”
父亲一时语塞，只得生气地说：“下次再不让你去做生意了！”
毛泽东与父亲之间的“战争”与摩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因为他们父子俩的处事方式差异太大。最终发展到年幼的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反抗父亲的“独断专行”。
那是毛泽东13岁那年的春节，父亲毛顺生为了让毛泽东接触更多的他生意场上的朋友，特地设家宴款待多年在生意场结下的朋友。
那天，毛顺生的兴致很高，所以平时比较严厉的他，对儿子们也非常“和气”。吃饭的时候，他特地到厨房要毛泽东出去向来宾敬酒：“三伢子，这些都是我在生意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将来要想在生意场上有所出息的话，应该拜他们为师。去，给他们每人敬一杯酒。”
毛泽东本来对父亲请这些人吃饭就不太高兴，而且他根本就不想与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就小声回答父亲：“我不去，我不会喝酒！”
毛顺生一听，就有些不高兴了，但他还是满脸笑容地对儿子说：“不会喝酒也要去，今天就是喝醉了也必须去。”
毛泽东仍小声嘟哝着说：“我又不做生意，要去，你自己去！”
毛顺生见毛泽东这样“不识抬举”，火气又上来了，于是便以命令的口吻说：“今天你不去也得去，不去做生意，你吃什么？成天看那几本破书，能换钱还是能长谷子？”
从小就犯上作乱的毛泽东，早就不满父亲的“独断专行”了，也赌气地回答：“你说破了天，我也不去，也不会做生意。我就是要读书！”
毛顺生见儿子当众顶撞自己，便指着毛泽东鼻子骂道：“你这好吃懒做的败家子，不忠不孝的东西，不去，看我今天怎样收拾你。”
说着，操起扫把就向毛泽东打去。
毛泽东见状，抬腿就跑出厨房，并一边跑一边说：“我就是不去，就是不去陪酒。你说我不忠不孝，而你是长辈，对晚辈一点也不仁慈。经书上讲‘父慈子孝’也是先有‘父慈’，而后才有‘子孝’，你做父亲没有做出榜样，我们做晚辈的才不听呢！”
“什么，你翅膀硬了，今天敢顶嘴了，看我今天打不打烂你的嘴。”毛顺生骂完，就拿着扫把从厨房追了出来。
毛泽东见父亲来势汹汹，知道他真的是生气了。他想到今天反正免不了一场打，干脆就横下心来，快步跑到门前的小池塘边，当着大家说：“爹老子，如果你再走一步，我就跳到池塘里淹死，我说到做到！”
毛顺生更气了：“你，你，你还威胁我，真是气死我了，我今天就打断你一条腿！”说着，还要跑过去抓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的母亲和客人们都跑出来了。大家都说：“顺生公，你家儿子小，不懂事，不要和他计较了。”
毛泽东的母亲更是拉住丈夫拿扫把的手说：“他爹，这么多客人，你就给儿子一点面子吧，他是你儿子，又不是别人。”其实，毛泽东不是是他爹的儿子，只有他妈的知道。
说完，母亲又慢慢走到毛泽东身边，轻言细语地说：“三伢子，当着这么多客人顶撞你爹，也太不像话了。去，给爹赔个不是，认个错。”
毛泽东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此展开：弑父淫母！
开始，毛泽东就是不肯认错，并说他没有错，所以不知怎么认错。后来，在母亲的一再劝说下，毛泽东才说：“娘，我顶撞父亲是有些不对，但他那脾气，对我们张口就骂，动手就打，真有些受不了。”
这时，他妈的也狡诈地告诉他说：“再怎么说，他表面上是你老子，当着这么多客人顶撞他就是错了。今天这个错你还必须认！”
见他妈说得也有道理，毛泽东才勉强地说：“娘，如果爹老子今天不打我，不要我去赔酒，我可以跪一条腿，当着大家的面向他认错。”
最后，在母亲的劝导下，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反抗父亲的“战争”终于平息。
说来也怪，也许是毛父觉得毛崽已经长大了的缘故，从这次公开“抗争”后，毛泽东的父亲对儿子们就不那么“专制”了，对毛泽东读那些白话小说的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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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毛泽东纪念堂的历史渊源
（一）
毛泽东纪念堂是模仿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南京中山陵等停尸间而来的，当然还参照了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的建筑。
但是在本质上，这些东西都是从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和木乃伊获得死魂灵的，甚至华盛顿纪念碑也是模仿了埃及的方尖碑。
埃及法老的木乃伊精神，不仅塑造了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的死魂灵，还影响罗马人的精神，甚至催生了天主教的生土崇拜圣徒。其影响之广之久，甚至影响了佛教，造成了所谓的佛骨崇拜。
在近代，“领袖”遗体永久保存供人民瞻仰的传统源自列宁，而列宁遗体永久保存或许源自东正教的遗体崇拜传统。
东正教教义里认定圣徒的遗体是圣物，不会腐败。俄国十月革命后，革命者挖掘焚毁了大批东正教圣徒的遗体。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主张保存遗体，并在葬礼上亲任主要扶棺者。
斯大林死后，遗体准备长期保存，两具水晶棺并存在列宁墓里，斯大林还把列宁挤在了中央位置，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将斯大林遗体迁出陵墓，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
1949年7月2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郊区的疗养院病逝。列宁遗体保存团队立即赶赴现场，对其遗体进行初步处理，然后送往索菲亚，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长期保存工作。随后，遗体被送进索菲亚的九月九日广场仿照列宁墓迅速建筑起来的季米特洛夫陵墓。1990年，季米特洛夫的遗体被迁出，葬在其父母的墓地，陵墓则被炸毁。
1952年2月，伊利亚·兹巴尔斯基被一个电话叫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停尸房，那里躺着一具蒙古人脸部特征的遗体，这是在莫斯科动手术失败去世的蒙古领导人乔巴山。一行人护送乔巴山回到乌兰巴托，在那里给遗体做了长期防腐的程序。但上级指示改口，鉴于蒙古地广人稀，不需要长期防腐，而是直接砌封在事先准备好的墓穴里。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遗体自然是准备长期保存，于是两具水晶棺并存在列宁墓里，斯大林还把列宁挤在了中央位置。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将斯大林遗体迁出陵墓，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
1953年3月14日，捷克总统克莱门特·哥斯洛伐克特瓦尔德在布拉格去世，苏联专家受命进行长期防腐处理。1962年，遗体出现腐烂迹象，被已无心保存的捷克当局火化。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已提前两年在苏联经过培训的越南医学专家，在及时赶来的苏联专家帮助下，完成了热带国情下的遗体永久保存。1975年8月29日，一直藏在山洞里的水晶棺迁入竣工的胡志明陵墓，至今，胡志明遗体的保存程度依然是最好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时值中苏交恶，中国不可能在遗体保存上得到苏联的援助，越南专家团队提供了“宝贵而无私的帮助”。
（二）
列宁遗体尽管曾长期享有倾国之力保护的待遇，但遗体保存依然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艰难历程，越往后越难支撑。
列宁病逝于1924年寒冬，当年冬季结束后，遗体开始腐烂，耳朵缩小、眼睛凹陷、双手和手臂变成青绿色。此危急情况催生了专门的实验室队伍，并遏制了腐烂。1943年又发生腐烂，一条腿和部分左肢被人造假肢替换。1961年，再次腐烂，维护班子因为第一代核心去世而青黄不接，赫鲁晓夫决定只保留列宁头颅，安装到其他躯体上，真身则火化。
技术上，常用的遗体防腐技术有冰冻防腐和干燥保存。但对领袖人物来说，冰冻防腐不利观瞻，干燥保存则更会令遗体容貌和体型大变。现有科技水平下，唯有液体防腐一途。其原理是抑制或杀死腐败菌和自溶酶，阻止蛋白质分解。
通常使用甲醛水溶液作为防腐剂，40%的甲醛水溶液即福尔马林。福尔马林固然有刺激性气味、毒副作用等缺点，并在逐渐被复合型防腐剂替代，但因为廉价，依然使用广泛。列宁遗体所使用的防腐液，其具体成分是无可奉告的商业机密，也是独家秘笈。
已在红场西侧的陵墓里躺了快一个世纪的列宁，静卧在水晶棺里，左手微握，右手松开。特制的滤光灯在脸上打下温暖的光芒，他面色红润，神情安详，仿佛正处在酣睡中。
每周三、四的10点到11点，每周六的13点到14点，陵墓开放，列宁接受各色人马的瞻仰。即便在苏联时期，苏联公民也只需要走过就行，不强求身体动作仪式。
每周一、五，列宁墓闭门，水晶棺通过液压装置下沉到地下实验室，科研人员在那里进行两小时的“必须的医疗护理”。用俄罗斯自制的精密仪器，检测身体的湿度、颜色、轮廓变化，然后施以防腐处理。
对遗体保护来说，脱水是一大敌人，故需每周检查中保持双手、双腿和脸部的水分，要用防腐液沾湿，并移除瑕疵，这是一项要轻重稳当的慢工细活。
今天，列宁遗体保护中对组织受损情况的检测，已从早年单纯的显微镜发展到利用最新的立体影像系统。定期对列宁遗体的新旧轮廓图进行对比，可更精确观察列宁的外貌是否在退化。
研究所的副主管德尼索夫教授，1993年曾向媒体透露过他们的日常工作。
涂了香料的列宁遗体会在每周的检查中被运入消毒室。苏联时期，遗体上出现任何细微的蚀变，都要征得卫生部同意后才能处理，即便是很小的组织移植手术。防腐处理完后，要整理列宁身穿的服装，纠正睡姿。
每隔18个月，要对遗体进行一场彻底检查，陵墓为此要关闭两个月。几个工作人员用白布将列宁遗体抬进灌了溶液的容器里，列宁遗体会在甘油和醋酸钾溶液中浸泡30天，皮肤逐渐吸收溶液，恢复水分和韧性。同时，列宁遗体将得到一件新定制的海军蓝色套装和红斑领带。纹丝不动的列宁不会穿坏衣服，但药液渗透会使衣服出现污渍。
德尼索夫说，由于政治上的异议，内毒杆菌、胶原和现代化妆品都是禁止使用的，他们利用温和的漂白剂来掩盖列宁遗体脸上偶尔出现的真菌或霉菌斑点。
列宁并不孤单，陪伴他的有不少作为试验品的替身遗体，满满几柜子。科研人员用它们来试验新的防腐液和新技术，待妥当再后施用于列宁遗体。
水晶棺内的温度保持在16摄氏度，湿度保持在80%到90%，由中央控制系统的仪器严密监视各类环境数据的即时变动。
国内很多报章吹嘘水晶棺对遗体具体特殊防腐作用。实际上，由极高品质的石英玻璃焊接而成的水晶棺，虽然做工复杂，价格昂贵，但对防腐并不能起到直接作用。水晶棺硬度高、热膨胀系数小、耐腐蚀、透光性好，它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遗体提供一个保证周边环境稳定的场所，其次，出于观赏性要求，可最大程度上保证棺内遗体形象不失真。
负责列宁遗体防腐的机构叫列宁墓科研实验室，这项事业的奠基靠两个人。生物化学家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是团队的第一代核心，另一位是当年乌克兰卡尔可夫大学解剖学系主任米凯尔·沃罗比约夫。
正是沃罗比约夫研制出了用于列宁遗体防腐的香脂液，其含有的甘油可以保持组织弹性和皮肤色泽，醋酸钾液取代体液，氯化奎宁消灭微生物。他自信一旦将遗体定期在这种香脂液里浸泡，便能得以永久保存。
踌躇满志的他，写信给政府毛遂自荐，并否定当时正施予列宁遗体的冷冻保存方案。于是，他和兹巴尔斯基被请到了莫斯科，接受了这项不成功便成仁的艰巨任务。
1930年代的大清洗恐怖降临，实验室成了专家们的避难所。虽然陵墓警卫长被捕，但沃罗比约夫却在实验室酗酒骂斯大林，他在1937年才被枪决，团队由兹巴尔斯基主管。
1939年，在列宁墓里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专门实验研究如何保存列宁遗体。
1952年正值苏联反犹，兹巴尔斯基也被告密，罪名是一个犹太人诽谤斯大林。他很快被捕、被解雇，接替者是他的副手马尔达绍夫。但因为有独门技艺在身，他躲过了处决。他的儿子1993年根据解密档案获悉，当年KGB的一张秘密便笺记录上，斯大林亲笔批示，找到替代人选前不可处决正在实验室工作的父子俩。
老兹巴尔斯基在1954年去世，儿子伊利亚·兹巴尔斯基也在同年告别实验室。伊利亚后来写了一本书《首要任务》，除涉及遗体保存之事外，还为默默死于劳改营的科学家记录了一笔。
（三）
维护列宁遗体的技术团队，已换了三代人。在苏联时期，这些埋首于地下室工作的人可以享受体制内较高层的优渥生活，甚至凭独家功夫躲过了大清洗。政治转型后，他们的待遇地位一落千丈。
苏联解体前的鼎盛期，实验室最多达65名全职科研人员，解体前后也有至少40人。1991年，叶利钦政府停止对实验室的财政拨款，实验室顿时陷入困境。多数显微镜、玻璃器皿、本生灯被闲置起来养灰尘。
1991年10月12日，列宁墓实验室被重组为生物结构科学研究实验室（即生物医疗技术科研中心），后实验室被并入俄罗斯药物及芳香植物科学研究所，又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但实验室无法分享中央财政拨给俄罗斯药物及芳香植物科学研究所的经费。俄罗斯转型的最初几年，这些常年在地下室埋头搞科研的专家，必须从头学习养家糊口的经营技能。
实验室团队只剩下12人，专家们的平均月薪是50美元上下，饶是如此，还曾有过连续一年发不出工资的窘境，但没有一人离去。1993年，万不得已的Yuri Denisov-Nikolsky甚至表示，愿意以100万美元出售恒久保存遗体的秘方。
不过，艰难的环境，也让该团队慢慢摸索到了生存之道。
1993年1月，《真理报》首次刊登了负责列宁遗体保存工作者劳无所获的消息，列宁墓办事处就此提议在列宁遗体面前摆放两个集资箱，但未获政府批准。《真理报》随后鼓动公众捐款。不久，从独联体各地区短时间内征集了200多万卢布，但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
同时期，一批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法律工作者和商人联合建立了列宁墓基金。1993年6月23日，该组织于莫斯科司法局正式登记注册，名为“‘列宁墓’独立慈善基金”。1993年夏，基金开始向列宁遗体研究工作者发放工资，数额随着物价与通胀程度自动调节。
据担任实验室负责人的生物化学家谢尔盖·谢尔盖维奇·杰博夫的学生介绍，实验室的几个年轻人凭借热情参与此项工作，他们所获待遇不足私人诊所的1/10，即使是首席专家，月工资也不过60001万卢布左右。
1994年是俄罗斯最艰苦的风雨时期，黑手党活动泛滥，但它无意中为列宁遗体专家团队带来了新的客户和财源。黑社会的互相倾轧令很多大佬死于非命，他们多半属于英年早逝。财大气粗的黑手党，自然会为大佬们风光下葬。专为领袖服务的技术，今天可服务于黑社会大佬。
对崇拜大佬的黑帮来说，列宁遗体实验室对遗体短期防腐和整容只收取1万美元，而当时盛行用激光雕刻技术绘有死者半身、全身像的墓碑通常要6.4万美元。区区防腐费用不在话下；对实验室来说，则是久旱逢甘霖。
《列宁的入殓师》一书的作者Samuel Hutchinson介绍说：“通常如果处理遗体需要大量工作，比如死者由于头部中枪而包裹着绷带，那么科研机构会在一周内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处理，这要收取1万元美元的费用。1997年，每月平均会有两个犯罪头目的遗体被送到这里。”
防腐师们来者不拒，将送来的遗体取出内脏，从血管注入三加仑的防腐液，然后赶紧按摩全身，使得防腐液流遍全身，甚至微血管。苍白发青的死者皮肤，防腐师们的十指齐动再加上神奇的化妆术，横死的大佬们很快拥有健康而阳光的粉红色。
1990年代后期，黑手党死者的身份地位下降，没必要或没资格送去做特殊护理。黑手党客源的减少，迫使实验室拓展其他业务渠道，如替制药公司测试药品、为国内外的富豪遗体服务、与国外合作科研项目、为俄罗斯考古发现的尸体做保养。当然，还有对朝鲜在内的国家持续提供技术服务。
尽管如此，2009年还是爆发出了列宁墓缺钱的新闻。因为资金短缺，列宁已经有6年没更换衣服了，工作人员只能对现有着装做细致的清洁。
（四）
1994年，列宁墓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认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联合国就用这种极其丑恶的方式，来羞辱死于极权暴政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大众。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频繁发起提议，要求将列宁墓迁出红场。他们或者是站在反共立场上；或者是阐释列宁本人生前没有要求保存遗体，其家属也希望入土为安。
将列宁移出红场的声音，既有江湖之远，亦有庙堂之高。甚至有一个红色美国富翁愿意出资购买，让列宁的腐尸定居美国。
通常，每年的11月7日，列宁会迎来他最忠实的拥护者，俄共与其支持者上前献花，同时表达反对迁葬的意愿。现场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寒风中缓缓活动，殊为不易。
陵墓工作人员自然反对迁葬，因为他们独特的成就靠这具遗体来呈现。也有人痴迷于这份伟大的工作，或者因为实验室在解体前后的待遇落差而心生不平，他们宣称列宁制造的历史是不能抹灭的，他们独一无二的科室实验也不能断送掉。
1993年，Denisov-Nikolsky说：“我们靠节俭和热情生活，因为我们有种延续历史的责任感。”
但专家团中队最重要的成员伊利亚·兹巴尔斯基，则基于其斯大林时代的经历，公开承认，站在普通人角度，他赞成埋葬列宁，但以学者身份说话，则认为继续保存遗体在学术上是有价值的。不过——实验室有很多遗体，用谁来进行防腐尝试和长期保存都可以，并非只有列宁。
（五）
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列宁墓受到了代表人民的抗议：在红场。有证可查的是1953年到1991年之间《苏维埃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其间不少是针对列宁墓的革命行动。
1960年7月14日，一个鞑靼人越过围栏用脚踢碎了水晶棺的玻璃。
1961年9月9日，一个俄罗斯女人朝水晶棺吐痰，说：“给你，下流鬼！”并将包在手绢里的小石子投向石棺，砸碎了水晶棺的玻璃。
1962年3月25日，一个俄罗斯女人从大衣里抽出上了扳机的信号枪，企图向水晶棺射击，未遂。
1966年3月29日，一个俄罗斯退休人员向水晶棺抛掷大锤。
1966年10月19日，一个俄罗斯聋哑人向水晶棺抛掷锤子，砸碎了玻璃。他在接受审讯时，说是为了让列宁活过来站起来，他想看到活着的列宁。
1960年用脚踢碎玻璃的那次，玻璃渣给列宁带来了损伤，列宁墓不得不关闭修复，水晶棺的材料也得到了改进替换。1966年的那把锤子，也给列宁带来损伤。
（六）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纪念堂，到底是共产党的正资产，还是共产党的负资产？！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九节
毛泽东像章窃取北魏佛教艺术
2015年9月11日“六盘山旅游网”报道说，“关爱教师，感谢师恩！教师节凭教师资格证固原六景区免收门。”
原来，在中共第3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感谢师恩、回馈社会，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须弥山石窟、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老龙潭·中华龙文化博览园和胭脂峡景区联合推出教师节凭《教师资格证》免景区门票活动。9月10日，全国各地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享受免收景区门票礼遇。
六盘山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地方，它不仅是大屠夫铁木真（“成吉思汗”）死掉的地方，也是大屠夫毛泽东（“毛主席”）的命运转折点。过了六盘山，毛泽东就和斯大林接上了头，从此再也不必担心后援问题了。
难怪，六盘山第一个景点，就是“红军长征景区”：
看点一：重走长征路——“地球红飘带”体验之旅
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徒步 2.5公里“红军小道”，参观长征路上18个重大事件微缩景观，通过语音自助导览在徒步登山中了解长征的历史，体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险与伟大。
看点二：再读长征史——《长征·丰碑永存》主题展览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长征·丰碑永存》主题展采用图片、实物、场景和多媒体手段，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看点三：登胜利山——观日出云海、赏大地景观
六盘山是登高望远、观赏日出、云海、晚霞和摄影创作的理想场所。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雷达和当代最新雷达等气象科技产品也为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课堂。
看点四：缅怀历史——《毛泽东像章展览》
纪念馆西厅临时展厅的《毛泽东像章展览》全面展示1966—1970年间全国各地不同题材、不同材质的毛泽东像章。
从毛泽东像章，自然就到了它所窃取北魏佛教艺术：
须弥山石窟
看点一：品丝路文化、赏石窟精品
现存北魏至明清时期石窟160余窟，雕像600余尊，北周造像之精美，隋代造像之淳朴，唐代造像之丰满，在国内石窟中有重要地位。
看点二：须弥山博物馆
须弥山博物馆系统介绍了世界佛教文化和世界石窟艺术发展史，是国内唯一一家以佛教石窟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从毛泽东像章，到它所窃取北魏佛教艺术，一般人不易想到；但一经提醒，想必大家都会觉得恍然大悟：毛泽东像章和北魏的那些佛头怎么如此相像啊！
正如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一书中指出：
魏道武帝早年精进，集结人才，使北魏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并在参合坡大破前燕，使北魏势力深入中原。但他三十岁之后就像其父一样逐渐变得狂暴昏聩。他无端杀害功臣北部大人贺千秋和卫王拓跋绍，有时上朝，突然记起某人的过失，就拉出斩首，甚至见人脸色不顺，气息不调，就认定是对他不满，于是下令处死之，以至朝廷之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为防止别人暗算，这个暴君只好随时变换睡觉的地方。更有甚者，这位白手起家的革命领袖还立下“立子杀母”的恶例，仿佛以此报答他母亲的恩情。立拓跋拔嗣为太子之时，为防止日后太子之母干政而将她杀死。后来北魏连续六代皇帝都延续了这一“革命传统”。道武帝看上自己的姨母，并与姨母乱伦生下一子，最后遭到报应，因宫廷内乱死在这对母子手中。这个暴君还把自己打扮成老佛爷，看看云冈石窟第二十窟那尊模自道武帝的佛像，竟然和毛泽东像章有某种相似，这是民族的潜意识作怪，还是毛泽东的拙劣模仿？
这也难怪。因为北魏和中共相似，实际上奉行了某种共和主义制度，所以领袖形象不得不假装仁慈，用意识形态的神话来麻痹大众。
……
根据林彪得自毛泽东真传的“两杆子”理论，光有枪杆子夺权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笔杆子用来保命，甚至在夺权之前就广造舆论。
毛泽东像章窃取北魏佛教艺术，还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正和北魏相似：二者都是“统一中国”进程里的半吊子工程、豆腐渣工程。
毛泽东像章窃取北魏佛教艺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事实上，就在近代，满洲妖怪婆子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也早有成例。这个浑身发臭的历史人物，就热衷于扮演观音，搔首弄姿、照相留影，还让别人叫他“老佛爷”。她明明是个女人，却装作男人；就像毛泽东好似男人，却不长胡子。
当然，这些坏头从北魏当时就开始了，因为那时的许多佛教就是照着那些野蛮民族的脸蛋儿雕刻出来的。
凡此种种，都在美国最大书店（http://www.barnesandnoble.com）经销的《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一书里，得到了说明。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十节
毛泽东蒋介石竞相贡献质子
毛泽东蒋介石都曾把自己最宝贝的“太子”，心甘情愿地送到贼窝苏联那里去，充当人质，以博得斯大林酋长的欢心。
网文《人民的选择在哪里——千秋评国共内战》说，1946年到1949年的国共血战，中共在苏联扶植下迅速战胜国民党，从此确立了统治中国的执政地位，这是一段共产党津津乐道难以忘怀的“辉煌历史”，总是强调内战的结果就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经常以此来证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也经常有人问：“如果不是民心向着共产党，为什么仅仅3年多，貌似强大的国军就会被彻底打败？”从坚持这个谎言出发，有些人还画蛇添足地倒推出，是中共的土改政策好，深获中国农民的支持。
中国人民或农民的意愿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土改乃中共胜利之母，真是笑话！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土改搞得更彻底，而越南的胡志明因为当年不愿按中共的指令搞土改而遭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波尔布特是否就比胡志明更得入心了？柬埔寨是否就比越南经济腾飞的更快了？中共为自己的胜利搜肠刮肚地想出了包括土改在内的种种理由，牵强附会！
翻开历史，国共之争绝不是46年才开始的，上海的四一二清共，南昌的八一起义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内战早就在进行了，国共两党在腥风血雨真枪真刀中已经厮杀了十几年。当时的国民党远没有统一中国，力量小而且分裂，但共产党好像一直都没有占据过什么上风，最后反而被赶出了三个最主要的农村根据地，被迫踏上万里逃亡的漫漫长征路。可见共产党和红军也没有什么大神通嘛！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就已经在南方各地开展土地革命了，打土豪分田地，但据鲁讯先生的《铲共大观》记载，当年长沙杀共产党时，万人争睹，欢呼雀跃，这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人民并没有因土改而简单地站在暴戾的共产党一边。如果一定要说49年共产党杀败国民党是中国人民的选择，那国民党在这一时期杀共产党的胜利是否也应该算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呢？是不是谁打赢谁就是中国人民的选择？那日本人统治东北统治台湾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啦？好像历史不能这么简单地注释！要真正了解国共两党的恩怨结果和胜负原因，得从他们的源头谈起！
国民党和共产党，生来有缘，都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特殊历史环境的特殊产物，也可以说是我们北方强邻一手拉扯大的一对异姓兄弟。国民党曾是苏联的干儿子，而共产党则是苏联的私生子。孙中山先生当年在走投无路之下，以俄为师，向苏联一边倒，这当然有他欣赏俄国革命后一党专政易于推行国家变革的因素，但更大的原因，我想是他在军阀割据的旧中国，急于打开局面，需要建立一只强大的国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需要外援！而这，除了苏联，当时是没有哪个其他国家愿意和能够给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对国民党孙中山而言实际目的只有一条，联俄！扶助农工只是一个空头口号，喊不喊谁都不在乎，联共对国民党来说根本无必要，当时的共产党是几十个人，一条枪没有，在中国还不为人所知，而国民党经过辛亥革命，号称中国第一大党，在长江以南颇有群众基础，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联共的政策就是苏联强加给国民党的，苏共需要国民党的组织基础来迅速养大他的私生子，而国民党要得苏援，就得接受这个条件，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就是他们各怀鬼胎的开始！现在的共产党和亲共人士，一讲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往往只提联共多么伟大多么正确对历史产生多么积极的效果，几乎不提联俄，这真是本末倒置，不是你亲爹武功厉害，国民党跟你共产党这样吃奶的小孩联手干什么？国民党人士现在写这段历史时，又往往只强调自己是受骗受害者，这也不对！当时不联共就甭想联俄，而不联俄，何来国民革命军？何来以后国民党主导中国的历史？虽然是权宜之计，但似乎两党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联俄之后，苏联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援助，帮助建立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苏军的各军种顾问进入黄埔军校，新军队素质发生质的变化（就像以前的华勇营和后来解放军一样），战斗力迅速超出国内其他土旧军阀，这才有了国民党北伐成功和统一中国的实力基础。但他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苏联派来的总顾问成了国民革命政府的太上皇，以苏联为靠山的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大批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要害部门，蚕食着国民党的各级机构。像周恩来当时能当上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先为副主任），凭得什么？资历？贡献？文凭？还是才干？都不是！是共产国际强行派入黄埔军校的，国共两党实际上是在同一批军校学生中展开争夺，狡诈的俄国人，就这样为中国此后几十年的分裂内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像鲜卑的入侵为古代南北朝的分裂对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样。）还有像叶挺独立团，获苏联装备最精良武器，编在国民革命军中，国民党却无权调动指挥，其人事安排，通通由中共决定。一些国民党的党部组织，并不听国民党中央的决定，而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就是在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内，打土豪分田地从没有在东北华北进行过，而是国民革命到哪里，他就在那里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一副天生吃定国民党的样子！这种党中之党、军中之军的怪现象，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和中空，看在国民党内所谓爱党爱国人士（当然在中共看来，那应该是反革命顽固派）的眼中，这能忍受多久？确实是个问题，蒋介石的清共，一定条件下恐怕是必然的选择了！
中共的史书认为，蒋介石是为投靠美国而清共的，真是胡说八道！美国此时的对华政策并无大的作为，当时的美国不是世界的高个子，蒋介石对美国政治制度也从没有向往过（请记住：任何独裁者对美国分权制度大概都不会有主动的向往）。蒋介石在得势之后，感兴趣的也始终是苏联德国和意大利的集权模式。蒋介石的清共，实际上是清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国民党的利益，也为了中国的利益。这与美国是无关的。如果一定要说蒋宋婚姻是勾结美国，那请注意，与宋家的联姻是从孙中山开始的，骂孙中山勾结美国似乎更合理些！
回头我们比较一下，毛泽东和蒋介石，应该说是历史上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但表现也有某些惊人相似之处。这两个前后任中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都曾把自己最宝贝的太子，心甘情愿地送到苏联去，当人质以博得斯大林的欢心；两个都迷信枪杆子远甚于书本子的人，却都曾在党内斗争受挫时，向自己的党组织提出辞职要求到苏联留学！这种奇妙的巧合，可说明苏联对中国现代历史影响之巨，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深知当时中国革命的源头在苏联，动力在苏联，要得中国必须处好与苏联的关系。而苏联，对华政策，始终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可教，共产党可爱，认为国民党有基础而共产党更亲，因此阴阳两手，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极力栽培共产党。但另一方面，结局也很相似，蒋毛最后都辜负了斯大林的殷切期望！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与苏联分手之路。不同的是，蒋介石迫于形势，在儿子还未回国，半个中国都未站稳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清俄，道路艰辛。而毛泽东则是一直等到韩战后，苏援拿到手，苏军撤出东北，亲苏势力清除后，苏联在中国再没有反对力量可以借重的情况下，才开始变本加厉地反苏。平心而论，蒋并不仇苏（49年后的心态当然是另一种情形了），清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的反苏行为，对苏联来说，蒋介石实际上比毛泽东更易于和平相处。而毛的反苏，有变态过分之处，但当皇帝后不愿再当儿皇帝，这点又与蒋有相同之处。斯大林不了解东方人的反复无常以怨报德，只想操控中国，对华政策投入颇多最终结果却是完全失败！
一些人说，如果孙中山在，三大政策就不会变，这话太幼稚，孙联俄的出发点是为国民党能吃掉国内其他军阀，蒋反俄的出发点是为避免国民党被共产党吃掉，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那种模式发展下去，这两“兄弟”非打架不可！汪精卫当时应该算是孙中山最忠实信徒了，苏联扶植的武汉政府最后不是也“分共”了吗？
国民党因为清共，失去苏联的大力支持，并经历了重大分裂，但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仍牢牢占据优势。因为此时的国共两党，势力范围是重叠的。国民党的根基在南方，而共产党因为是借助国民党的组织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势力也集中在南方。国民党在南方先扎根，而且正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专政工具，南方又远离苏联，共产党无法占据港口基地，也就无法得到苏联的大批军事援助，如此等等，严重限制了早期共产党的势力发展，不管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有多正确，割据几块南方的山区最终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走不出去红旗就打不了多久，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已！但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的被迫转移却让他意外地寻得了发展新天地。
至今没有人能正确认识长征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是共产党所说的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即使国民党也是如此！蒋介石在这最后一次大围剿中，集中优势兵力，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红军主力损失惨重，两年内先后被迫退出经营多年的湘鄂西鄂豫皖和中央苏区这三大根据地，在国军的穷追下向西北方向逃窜。这一方面证明了国民党在中国已成气候，当时实力远超共产党，只要能腾出手来，孤立无援的红军决不是其对手。另一方面，在南方的重大失败和主力红军的北上，迫使共产国际和中共将发展的重点转向北方，而这正好点到了国民党的死穴，北方向来就不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要命的是他靠近苏联和日本的势力影响区，外围环境因素复杂，近代北中国的发展完全未跟上南中国的步伐，中国南北方思想向有差异（大家看洪秀全的西方邪教过不了长江以北和义和团的爱国邪教过不了长江以南，大体就可以明了这一点了），北方旧军阀虚弱多变（实际上后来的蒋介石就是在热河抗战中，认识到北方军队不可恃，而南方中央军长途跋涉北上抗战也凶多吉少，才下决心在上海开启中日战端的），这里随时都是一个内忧外患爆发区。共产党进入北方，尤如Sars病毒进入北方，一旦爆发，其危害程度比原来仅隔绝在南方的几个小山头上不知要大了多少倍。紧接着抗战爆发就是这样一个天赐良机，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再也无法全力北上剿共，共产党这南方病毒逐渐变异适应北方的土壤，在中华虚弱的躯体上扎下根来，这有点天意吧。但这个过程怎么也不能就说成是北方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就像非典，我们能说中国人民选择了非典病毒吗？不能！大体只能说，是非典病毒选择了中国人民，不幸，但是无奈！
不知蒋介石在败亡台湾之后，有没有想过自己当初剿共的胜利是塞翁得马，安知福祸呢？如果没有这个胜利，中共和红军毫无疑问会坚持在南方的几个孤立根据地里，“安内”仍是蒋介石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也就没有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剿共而与中共合流的问题，不会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即使中日开战，南方出生的共产党由于对北方情况的陌生，既不愿意也不容易放弃熟悉的热土而长途跋涉北上从零开始，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力也会集中在南方的几个苏区上，北方仍然会一片纷乱，仍然有大量汉奸，苏日仍然会支持各种势力，但与共产党相比，这些影响是局部性的。抗战胜利后，苏联当然仍会盘据东北以便讨价还价，但主要会支持溥仪或旧抗联的某些人搞自治，对国民党统治也就没有根本性的影响。蒋介石当年在追击红军时，可能还自鸣得意，以为可以借此进入各地方实力派的地盘，武力统一中国，而各地军阀为自身利益，也就暗中放水，让红军北上。共产党钻出国民党的手掌心，此后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可以自行掌握的了！最终的结果是蒋介石和各军阀一起被共产党送入历史，真人算不如天算，而国民党势力在围剿红军中，也确顺势进入了大西南，无意中为将来中国长期抗战保留下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可算是有失有得！只是这得失对他来说显得太惨重了点。但这样历史性的阴差阳错，又有谁能未卜先知呢？
共产党自己说当年长征北上是为了抗日，多好听的话啊！北上是为了逃亡，北上是为了找娘！这是一个私生子在受人欺负时的正常想法。当中央苏区即将沦陷前，中共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他们一旦撑不住就往中蒙边境方向走，苏联红军可以在那个地方提供保护。蒙古和新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祖国”苏联的势力范围，那也是中国共产党梦寐以求的方向，在西安事变前，中共一直想打通与苏联祖国的通道，以便挟洋自重，2万多西路军战士就是死在这样的征途上，而这正是共产党毛主席当年伟大的战略部署。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是一件顺民心的事，亡国的威胁近在眼前，中国政府需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苏联政府也需要中国停止内战保卫苏联。在这样的大势所趋下国共再次合作，两党依然是各怀鬼胎，也依然是别无选择！日本人同俄国一样，是能够直接左右中国政局的两大外来力量，国共两党也重视日本的作用，但日本对中国，始终少有苏联人那样全局性的投资，这与日本人的战略眼光有关，也与中日两国地缘有关。与中俄不同，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很容易交流与互相理解，但两国的死结是民族生存空间上互相交叉（借用世界大战略家希特勒的理论），而且交叉的又都是中国的精华地带。这决定了日本人对中国动向的复杂矛盾感情，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的彻底沦落基本抱同情态度，但又怕中国复兴，国民党北伐时期，日本人多次表态支持中国统一，但济南事件中，日本又迅速派兵自卫反击教训国民革命军。日本的底线就是中国的东北。中日这种地缘关系使日本不会去支援一个全局性政权，不愿意见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地缘关系，中国对俄还可以让，对日本根本无法让，让的太多了，国将不国！从李鸿章到蒋介石，中国全力以赴所对付的来自东方的威胁，实际上都是不得不为的事。这是亚洲两大民族的一大悲剧，而这种旧格局一直到二战后才彻底改观。日本侵华是日本人的错，抗战使共产党坐大也是事实，但抗战本身没有错！
到抗战结束，国共两党再次对垒时（实际上抗战后，饱经战火的中国人民根本就不希望国家再陷入内战！但战争与和平，又岂是一般草民所能选择的！），双方的实力已经此消彼长，国民党仍偏重南方，而共产党在北方有了极大的发展。共产党毛泽东这时做了一个很英明的决定，一切依靠苏联听从苏联，抢占东北要地！抽调大量精干部队奔赴东北使许多共产党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实力空虚，马上处于受攻的劣势。但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东北是最大的一块角地，连着苏联（原来梦寐以求的目标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有亲爹有力援手，地形上又易于独立防守。而且国民党的主力很快也被吸引到东北来，决战放在东北对共产党来说是最有利的一种战略态势！
我曾经强调，国民党输在东北，但东北决战又是无法避免的事，国民党当时确实占据军事优势，任谁都不能坐视共产党割据东北这样一块好地方。不顾一切地跟进东北没什么错，国军战争初期顺利打破共军封锁山海关的企图及推进中的胜利，也证明当时时机上的正确。蒋介石在东北的错误，主要集中在对苏交涉和后期不利情况下的增兵死撑。
中国拧不过苏联，虽然抗战胜利了，中国名义上升为世界一等强国了，这种现实仍然存在，而且更严重了。抗战后中国的一切机遇，都源于日本的灭亡，抗战后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源于苏联的空前强大！二战始终是许多中国人的热门话题，看到别人夸苏军，我却有一个一直不敢讲的观点，二战的结局对中国并不是最好，最好应该是苏联和日本同时崩溃（实际上也很有可能，只要珍珠港事件稍提前，巴巴罗刹行动稍推后），让远离中国的德国和美国去搞冷战，中国在中间崛起。我理解中国人都恨希特勒，他是恶人，但再恶也恶不过斯大林毛泽东，关键是希特勒德国从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斯大林是！如果是斯大林死在地堡里，什么蒙古独立，什么大陆变天，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当时苏联在东北的战略目的，是排除第三国势力进入这一地区威胁苏联，经济上的利益还在其次。这种战略针对美国，也可能日本，但还不是针对中国。国民党为得东北，现实只能满足苏联的一些无礼要求。国民党政府没有这样做，认为已在蒙古独立问题上让步太多，自恃国内外的舆论支持，要苏联按协议撤军。在某接收人员被苏军杀死后，全国掀起反苏浪潮。苏联在尴尬中被迫退出东北，但结果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支持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实际上陷入与苏联的对抗。这种对抗中，中国是得不到美国的什么支持的，二战后，随着欧洲的没落，美国是自由世界的当然领袖，但这种领导的角色是需要时间适应的，美苏双方这时期主要还是互相视探。（美国人民大致韩战爆发后才找到感觉）更何况杜鲁门对蒋介石本来就不怀好感。
蒋介石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也明显不如毛泽东，共产党在内战爆发前就能及时收缩兵力集中抢占东北，头脑清醒，国民党在东北失利后，战略机动兵力已全部损失，面临百万东野（兵力已超其他三个野战军总和）大军即将入关局面，拿什么防守？撤退收缩已经是难免的了。华北不撤，有人说傅作义犹豫，但蒋介石的决心还是关键，他站在全局的立场上，应该断然行事。不仅华北撤，西北新疆也应该撤，让苏联进入新疆可能提醒美国。只有收缩腾出兵力，对付分散的共产党，打一两个胜仗，将局势拖长，才有希望，蒋介石应该说不是看不到这一点，而是他的心态与抗战时相比，有很大变化！
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世界领袖大国，蒋介石也似乎成为一个世界领袖了，如果国内再整合成功，发展机遇是难得的好！蒋介石毫无疑问会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皇帝而名垂千古（毛泽东后来也有这样的机会）。这种即将功德圆满的心态导致蒋介石总是高估自己，急于求成，无法像抗战那样进退没有包袱。毛泽东处于搏的地位，蒋介石处于守的地位，心态的变化也使蒋介石不利的时候不愿面对现实，抱侥幸心理，盼望对方会停顿或内乱，而毛泽东根本就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到华北和徐蚌重兵被分割的时候，一切都大势已去了。一场比赛，本不该输或不该输的那么难看，最后却稀里哗啦了，这应该说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本就擅长墙倒众人推！
评价国共内战，首先我认为，不论是早期的国民党杀共产党，还是后期的共产党杀国民党，都是中国人的不幸，人民都是池鱼！由于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政权和平交接制度，改朝换代中的血腥暴力是难免的，共产党之推翻国民党，虽然过程中干了一些伤天害理之事，但结果不算大逆不道。毕竟国民党的元老汪精卫曾经扬言：“国民党的江山是无数革命先烈的血换来的，谁想拿国民党的江山，也请拿血来换！”（现代中国人对这话应该很熟悉吧，因为六，四后，共产党也常常念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共两党极其类同的地方！在这些人眼中，党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人民是他们的战利品！不同的是，国民党历经百年沧桑，今天终于从猿变成了人，而共产党呢？依然能骄傲地向自己的人民扬起它那红红的屁股！），这是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共产党毛泽东积极响应国民党的号召，也以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最终换取了国民党的江山，正大光明的买卖啊！几千年来中国政权的交替更迭，也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国民党说起来也是这么来这么去的，能有什么不服的呢？
所以，历史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主要还不是因为他在建国前的种种是非，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手段也不光彩。李世民杀死李建成从而夺得中国最高统治权也不是唐朝人民的选择，但这并不影响历史对李世民的积极评价。在玄武门事变发生后，人民只好接受他的结果，人民只求一个太平盛世，而李世民给了他们（当然，如果李世民不给他们，他们也无权选择别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这决定了他应该有一个辉煌的历史地位。而决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是他在立国后的那些祸国殃民。
其次，国共内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今天民主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有选择权，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制度，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法律，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不管这个人什么层次什么职业什么民族什么宗教什么信仰，只要他是国家的一员，他对这个国家事务就有一份和平表达权参与权和选择权，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人民的这种权力，那他们有过这权力了吗？没有！从来没有！49年前没有！49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这也就是民运不该消失也不可能消失的原因，我觉得骂民运恨民运是没有用的（当然，骂某些民运人士与骂民运是两码事），他的要求来自人民的基本人权，我相信正正大大，也将浩浩荡荡。正因为中国始终就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政权和平交接制度，谁接班谁不接班，哪个党上台哪个党下台，人民并没有选择的权力！在内战中，没有哪个政党哪个领袖去征求过人民的意愿！大部分的人民只是无可奈何的旁观者，受害者！有些是被利用来争夺政权的会说话的工具，这里面，有某些追求理想者，也有某些追求利益者，还有某些被迫参加者。是他们在用枪杆子，用自己的鲜血为自己选择前途！失败了，他们赔出自己和家人的财产性命，胜利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也理直气壮地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这是赌命，不是选择！
坚持内战结果就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的人，不得不陷入坚持清朝是汉族人自己的选择，东北人台湾人当亡国奴是东北人台湾人自己的选择的汉奸逻辑中，毕竟清初汉族人的反抗，日军侵入东北台湾的初期中国人的反抗，也像中共建国后几百万土匪反抗一样，被顺利平息了。他们很艰苦地去论证是明朝的腐败，是清朝的腐败，是张学良的腐败，才使广大人民最终选择了清朝和日本的统治。但他们还是无法正面回应，还是无法让人信服，为什么一个堂堂汉族人要去选择一个满族享有特权而汉族只能做家奴留辫子的屈辱制度呀？实在答不出来！为爱党爱国而当汉奸真是太痛苦了！实际上正确答案非常简单，早就有了！只是不知为何现在人们都不大愿意提起，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大清的江山是满族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满族人当然要拥有选择的特权。这还有疑问吗？再问这些精英一句：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谁的选择？又是谁的腐败造成黑人的这种选择呢？
中国古人言：成大事者，天时，地利，人和也！在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史上，民心的向背对政权更迭所起的作用大概就反映在人和上，但这还不是人和的主要组成部分，人和主要指的是参与者的团队精神和组织程度（即指那些敢于揭竿而起结成团伙争取自己利益的人），而不是指许多普通的听天由命的老百姓的感情。许多时候人民拥不拥护，喜欢不喜欢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像毛泽东饿死八千万人，人民没有推翻他，因为没有天时，而蒋介石抗战后声望空前高涨，人民也没有像广东饥民那样，万众强闯罗浮桥，奔赴香港要饭吃，但他被推翻了！这里面天时地利起了重要的作用。还有像秦始皇，他当政时人民也没有大规模反抗，是人民拥护他吗？不是！只是他能严密地掌握着国家专政工具，铁腕统治虽怨声载道却暂时没有露出破绽而已，而到秦二世时，由于两代领导核心权力交接出现问题，才给了各路草莽英雄大展拳脚的机会，人民的怨恨源于秦始皇时期，却爆发于秦二世时代，这就是天时或者叫气数。在改朝换代中，被改掉的有的并不是人民所厌恨的，而被换来的也经常不是人民所期望的，元朝清朝的异族统治就是这样子来的，楚汉相争明成祖与建文帝之争李世民与李建成之争结果也基本如此。帝王将相，成者牌坊，败者婊子，历来如此！人民的选择在哪里？只有民主社会才配有所谓人民的选择，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滥用这些神圣的字眼，那是一种亵渎！
不只国共内战，几乎所有的新中国悲喜剧，包括粉碎四人帮都不能说是中国人民的选择，那只是一场宫廷政变，他的结果碰巧符合了大多数可怜的中国人的意愿。而如果毛泽东不死，或中共高层不愿，中国人民意愿再强，四人帮也粉碎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让邓小平下台就是毛泽东的选择压倒一切，在这些政治大变动中，中国执政党根本没有也不需要去问人民一下多少人喜欢邓小平多少人喜欢四人帮。在一个专制制度下，奄奄一息口水如沧海横流的独裁者还能擅自替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永远是没有选择权的！你认为这样是好还是坏，另一回事，但你得承认这个事实。就像你得承认强奸与做爱有本质的不同一样，做爱是自己的选择，被强奸不是！当然，如果你站在强奸者的角度看，两者确没区别，一样的爽！马悲鸣也对！问题是：Who are you ···
真正人民的选择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制度去保证不同意见人的权力，不是只保护拥护者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保护反对者的权力。让人民听到不同的声音，而不是让他们盲目跟从，中国很多时候，倒是有全民支持或全民反对的现象，这是人民的选择吗？不是，像全民三反五反，全民反右，全民炼钢，全民公私合营，全民公社化，全民文化大革命，这是人民的选择吗？像八个样板戏，八亿人民曾经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去看，这就代表人民拥护江青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吗？我就见过有的农民，一星期连看六次《南征北战》，你能说这农民六次选择了《南征北战》吗？没有！因为其他的电影已经被权力斗争的胜利者禁止了，他没有更多的选择，也不知道更多的选择！而如果是江青张玉凤之流，百忙之中，每周还愿意看六次《南征北战》，那你倒可以说这是她们的选择，因为她们是新中国有权看到美国大片和香港小片的少数特权阶级，她们有选择权！
说李登辉先生是个划时代的人物，因为他在台湾建立了这样的制度，民进党的执政就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国民党在台湾的下台，不管心里多么不服，他都得承认这是台湾人民的选择，而对在大陆的失败，国民党始终无法承认这是大陆人民的选择，因为确实不是！而且国民党在台湾下台后，没有支持者被镇压，没有同情者被株连，他们的权力依然受到尊重，仍然可以对民进党的行为指手划脚，大肆批评，也仍然有机会重新上台；而在大陆，因为他是被枪杆子赶下台的，共产党新王朝为防止国民党旧政权复辟，就得对其支持者大开杀戒，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人头落地，国民党也永远失去了听从人民选择再次上台的机会！这就是区别！共产党为什么要在建国初期就进行血腥的大镇反行动？这恐怕不仅仅是秋后算帐报私仇的问题。一是彻底铲除国民党在大陆的社会基础，二是下马威，让这些潜在的反对势力成为社会贱民，无法抬头讲话，以便今后的愚民教育。这也反衬了共产党对自己当初执政的民意基础并不乐观。而民进党为什么在台湾变天后，对国民党会“宽大无边”呢？他有必要有可能也进行大镇反吗？不能，也没必要！在一个民主政制下，失去执政地位，虽然痛苦，但并不可怕，一切依人民的意志罢了！
1976年天安门的无名勇士曾经宣告：“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00年前孙中山先生曾讲过：“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请中国人深切体会这句话！没有人民，哪有国家，那些将几千万饿死的人轻描淡写地称为一个百分比数字的“爱国”者们，他们真懂得什么叫爱国吗？不，他们有的只是对主子的迷恋。许多中国人在不经意间，往往会流露出对外国某些情况的不解和蔑视，比如美国总统会为一个小孩受鞭挞而向新加坡政府求情，英国女王会亲自写信为在马来西亚犯法的英国人求情，加拿大政府会为一个加籍毒贩回国而几乎与越南断交，我们难以理解，我们嘲笑他们丢份！但在我们咧开大嘴的时候，为什么不换个思路想想：我们要国家干什么？我们要领袖干什么？难道不就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能挺身而出吗？他们才是正常的！中国人民让封建思想害了几千年了，我们供着国家，我们供着皇帝，生为他们而生，死为他们而死，中国的历史永远丰富多彩，中国的人民永远多灾多难！我们受够了！秦始皇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还啦！蒋介石毛泽东只是中国的帝王，李登辉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是台湾最后一个强人总统，也是台湾第一位平民总统，是他拱手将国家权力交还给台湾人民，恨他的大陆人，能否给我也找一个你们主子的例子？
共产专制制度和专制法律，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人民当然有不服的权力，有不遵守他的法律的自由。改变这样的专制政权是天经地义的事！为达到这个目的，人民有权采用各种有效手段，可以渐进，也可以激进，可以暴力，也可以非暴力，可以守法，也可以不守法，可以体制内，也可以体制外，可以独立自主，也可以联系外援，谁有资格对他们说不呀？像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不是南非黑人的选择，曼德拉为反抗这个制度，先是采取“藐视法律”行动，后是组织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再后是组织游击队武装反抗，再后是勾结外国势力，要求国际制裁，再后是与白人政权对话，不同阶段不同环境就采用不同方法，曼德拉回顾自己一生的斗争，也没有轻易否定那一次那一种抗争，最终的胜利是各种努力的综合结果。更重要的是，在牺牲无数先烈取得胜利后，曼德拉等人将国家的选择权交还给南非人民而不是据为己有，而人民重新选择了曼德拉，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选择！当然，只要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应该尽量避免流血暴力，民进党的推翻国民党，就比共产党的推翻国民党要好的多，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某些人，一会儿坚持在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是罪大恶极，共产党压死他们是依法行善，他拍手称快，一会儿又表示他坚决支持组织武装游击队，用暴力恐怖手段推翻共产党政府。到底什么心态？什么逻辑？大概就是所谓架秧子起哄的一种吧？不妨一笑置之！
如果真正有人民的选择，那么，威风而自负的政党啊，人民喜欢你信任你的时候，你应该好好执政，而当人民厌倦你拒绝你时，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心平气和地收拾好你的包裹，带着你的老婆孩子下去歇一歇吧！不要动不动就搬出坦克机枪对准自己的人民！把最新武器半夜都拿到长安大街上逞威风到底算个什么？
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的精英们，能理解吗？
……
哎，毛泽东蒋介石这一对难兄难弟，竞相贡献质子，丢尽了华人的脸面！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十一节
毛泽东读不懂孔门的《论语》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废了一个女学生的名字“彬彬”，而提出他认为相反的“要武嘛”，表明他竟然读不懂孔子的意思：所谓彬彬，其实包含文与质两个方面，而“要武”却是片面的野──不仅是野蛮，而且是粗野。而文化的兴盛能否实现，取决于文与质这两大要素之间能否取得内在的协调。孔子论述理想个人的话，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相协，史与野相济：也就是在人的生命素质与生命附加层的“文化积累”之间，取得了有机的并且是向上的平衡。
毛泽东读不懂孔门的《论语》，结果只能把政治理解为“造反有理”。其实，“造反有理”只是政治的一面，直至的另面则是“天道有常”。 如《荀子·天论》所言：“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毛泽东不懂这个，片面地要武、造反，不过是自己沦为凶恶之徒。
【原文】
子曰：“质①胜文②则野，文胜质则史③。文质彬彬④，然后君子。”
【注释】
①质：质朴。②文：文饰。③史：虚浮不实。④彬彬：相杂适中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
【读解】
这段话可以从各种层次上来理解和发挥。
大而言之，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人类朴素的本质，“文”则指文化的累积。那么，“质胜文则野”就是指人没有文化，就会像原始人一样粗野，落后。“文胜质则史”就是指文化过于发达后人类失去了原来朴素的本质，显得虚浮而没有根基，所以要“文质彬彬”，文化的发展要与人类的本质相适应，相协调。
小而言之，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质朴的品质，“文”则是指文化的修养。那么，“质胜文则野”就是指一个人没有文化修养就会很粗俗；“文胜质则史”就是指一个人过于文雅就会显得像个酸秀才，书呆子，注重繁文缛节而不切实际。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典型的“文胜质则史”，忘了做人的根本。所以要“文质彬彬”，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
广而言之，“文质彬彬”还可以从写作、艺术、审美的内容和形式、内在美与外在美、质朴与文饰等各个方面来力。以理解和发挥，从而使“文”与“质”成为一对内涵丰富而外延广泛的范畴得到深入研究。所有这些，当然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讨论得清楚的。
原载谢选骏：《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一），第二章 文化史定律之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Valley of Life—A Record of All Round Quests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Green to the East-- A Book of Spring
1975年—1995年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一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一卷）
引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1986年）
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二、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三、伟大灵性：危机中的宇宙艺术
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一章 痛苦的零
一、痛苦意识
二、生灵的命运
三、生命的意识
四、唯心派的忽视
五、人类不是中心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七、客观的神
八、公理与启示
九、灵魂的历史：零
第二章 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三、文化史的定律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六、罗马史的例证
七、新时代的图解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第三章 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二、存在与虚无
三、历史多歧路
四、王阳明的错误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七、孤愤
八、天神的阴谋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第四章 弱者的力量
一、人的三重天
二、佛教狂
三、人性论
四、奴性与英雄
五、意识形态伪装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八、权力论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十、底层的活力
第五章 被压制的德
一、强权意志说的低级
二、多数人的纵欲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五、野蛮与贤明
六、怪诞的认识论
七、把握与理解
八、超级诈骗犯
九、争雄与守雌
第六章 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十二节
毛泽东老糊涂，瞎猫碰上死耗子
网文《中苏边界战争真相：毛泽东挑起，美国人救了中国》说，“中苏边界战争”，是包括了黑龙江边境的珍宝岛战役和新疆边境的铁列克提事件。因为双方介入的兵力达到军一级的规模。珍宝岛战役全国都知道，但铁列克提事件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铁列克提事件是苏军对珍宝岛战役的报复。
在中苏边境发动战争，是毛泽东的决策，这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作出的最冒险的战争决定，不但把世界第二强大的霸权邻国变成了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而且几乎使中国遭受苏联核打击。
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边境形势随之紧张，冲突时有发生，双方都指责对方挑衅，但基本都是属于打架范畴的非武装冲突。对于1969年3月2日的战斗，我国媒体的调子是一致的，是苏军先发起的进攻。而我得知的却是另一种情况。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入伍沈阳军区，当时沈阳军区某副司令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我曾在他家住过几次。珍宝岛战役时，他是黑龙江驻军23军的军长，直接参与指挥珍宝岛战役。从他及他的秘书那里，我断断续续听到的情况如下：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是当时边境冲突的焦点，为了避免擦枪走火，双方都不许带子弹。开始时我们吃亏，因为苏联人高马大，打不过他们。后来从沈阳军区各个野战军调侦察兵（现在的特种兵）与苏军对恃，侦察兵练就一身过硬的擒拿格斗本领，使苏军在徒手对打中不断吃亏。苏军发现后，也从其他部队调来会武功的，并用装甲车冲撞我战士，我们又开始吃亏。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军区报中央批准，选地点找借口用武力给予反击。开始选择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但因是陆路接壤，边界划定难以说清，加上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故放弃了。第二方案就是选择珍宝岛，该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在此开战容易表明苏军是侵略行为。我方一侧山多林密，有利于我军机动作战，不利于苏军机械化进攻。
方案报请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做了周密的部署，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法，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2月26日作战计划下达到部队并传达了毛、林、周的有关指示。3月2日战斗打响。
战斗的第一目标是消灭一名叫伊万·斯特列尔尼科夫的“瘸子上尉”。伊万原来是中尉，在边境冲突中很是嚣张，后来被我调来的侦察兵打伤了腿，落下了残疾。苏方把他视为英雄，提拔为上尉，任命为边防哨长。他回来后更加变本加厉，边防战士都恨他，称他为“瘸子上尉”。
3月1日深夜，我军3个连悄悄来到珍宝岛潜伏下来。2日上午派出十多人大摇大摆出现在珍宝岛，引诱苏军出来。“瘸子上尉”带领二十多人乘装甲运输车赶到珍宝岛，看我人不多，只带领6名士兵迎着我军走过来，发出警告。当双方的距离达到五六米时，我方走在前排的战士突然闪开，后面的班长提起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扫射，当场将苏军7人全部击毙。战士们恨透了“瘸子上尉”，据说对尸体补射了不少枪。同时，我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向装甲车上的其他苏军开火，苏军措手不及，二十多人全被消灭。听到枪响后，苏军另有二十多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一小时，我方又击毙、击伤多名苏军士兵。这就是我所听到的真相。
听到这些，我脑海里浮现出3月4日我和北京数十万人民一起到苏联大使馆示威游行的情景。当时我国宣称：“由于苏联边防部队侵犯我领土，并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勇还击，胜利的击退了苏军的侵略。”
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中国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3月15日的战斗，我方最大的成果是击毁并缴获苏军一辆最新式的坦克。战斗是在双方都有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但双方的力量悬殊，苏军只是边防部队的反击，而中国是主力部队参加战斗。时任23军军长的副司令告诉我，我一个加强团事先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为了减少苏军炮火下的伤亡，战士们在冰冻土上挖掩体，他亲自检查，不允许有丝毫侥幸心。苏联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率领部队本想打中国边防部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对手不但早已准备好，而且兵力强大，他急忙电告指挥部请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恰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夫正在国外访问，竟无人能作决定。一直拖到中午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
苏军派三辆坦克从珍宝岛后面的江面上包抄，妄图两面夹攻我在珍宝岛的部队，没料到我军在结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坦克只管轰隆隆往前冲。我方事先埋伏好的部队上百门反坦克火炮、火箭筒一起开火，却发现对苏军坦克毫无作用。直到苏军第一辆坦克被反坦克地雷炸断履带停下来，这时一颗40火箭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最薄弱的地方，其概率如同流星砸中人头一般，将苏军坦克驾驶员的双腿烧断。列昂诺夫上校就在这辆坦克上，当时吓坏了，因为T62坦克是苏联最新式坦克，原认为中国没有武器能对付。列昂诺夫等钻出坦克逃跑，结果被击毙。苏军第二辆坦克发现大事不妙，掉头逃跑，与第三辆坦克相撞，虽然处在我军密集火力下，这两辆坦克仍然跑掉了。
我军反坦克武器对苏军坦克失去效力的消息传到中央军委，震动高层，毛、林、周都表态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坦克弄回来。苏联高层也下令绝不能让中国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是我军与苏军争夺这辆T-62坦克的战斗。苏军想炸毁坦克没有得逞，就用重炮轰击，轰不坏，把冰层轰塌，坦克沉入江中。后来在我北海舰队潜水员的帮助下，将坦克捞出送到北京，作为苏军侵犯我国的罪证在军事博物馆展出。1971年我回北京探亲，特意去看这坦克，注意到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极不显眼的地方，用白色油漆在火箭弹穿透的小孔周围画了个圈。
对坦克的研究让军方大吃一惊：一是坦克装备了大功率柴油机，战斗全重37吨，时速高达50公里；二是大口径115mm滑膛坦克炮，其穿甲弹可以轻易击毁我军的任何坦克；三是双稳射击控制仪，可以在行进中射击，而我国的坦克射击时必须停下来，极易成对方的靶子；四是红外夜视装备夜间可视距离1000米，没等我们的坦克发现对方就被击毁了；五是对方坚固装甲，使我军所有反坦克武器失灵。
我当时下到部队基层锻炼，和沈阳军区某副政委的儿子在一个连队。他从父亲那里听到，部队普遍反映战士中存在一种“恐苏坦克”症，认为和苏联的战争无法打。有的指战员甚至说，装备如此落后，如果苏军几万辆坦克打过来，就是几万个绞肉机。我们师是摩托化部队，是沈阳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装备比较好，团里配备一个坦克营。当时我连配备的反坦克武器40火箭筒、无后坐力炮据说都不行，我们就天天训练用炸药包炸坦克，也就是相当于人肉炸弹。战士们私下发牢骚，真打起来根本就别想靠近苏军坦克。
这种“恐苏坦克”症已经影响到最高决策部门。苏军为了报复在珍宝岛遭到的伏击，1969年8月13日，出动300多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越过边界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将我边防部队包围。新疆军区司令龙书金接到报告后曾急电总参、外交部。后来因没有派军队解围，造成我方数十人牺牲，多人被俘。龙书金不派军队绝非个人决定，而是来自北京，因为派多少部队都有可能遭到苏军坦克部队的围歼。珍宝岛战争的后果开始体现。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珍宝岛战役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刹时间中苏边境地区战云密布，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当初的胜利喜悦一扫而光。珍宝岛事件前，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只有15个非满员师，珍宝岛一声枪响，苏联增兵超过50个师，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苏联还制定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目标是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
毛泽东这才意识到，苏联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发动战争要经国会批准，而且要打着联合国旗号，你即使出兵朝鲜打死他那么多人，他也不能轻易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从这一点来看，你说美国是“纸老虎”也不为过。而苏联和中国一样，政治局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发动战争。俄国人极为残暴，什么人道不人道，逼急了打核战争完全可能。
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毛知道情况不妙，拥有了核武器并不能保证不遭受核打击，相反可能成为对方首先进行核打击的借口。于是让林彪发出一号命令，紧急疏散。10月15日，毛泽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随后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部队疏散的规模达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等。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防空洞，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没想到被中国骂成“亡我之心不死”、在越战中和我军对垒的美帝国主义，关键时刻不但没有对两个共 产 党国家的生死大战幸灾乐祸，反而冒着核大战的风险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使苏联的核打击计划破产。
８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但遭到美国反对。美国8月28日通过《华盛顿明星报》泄露了苏联计划，并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一旦苏联对中国核打击，就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的总统指令。勃列日涅夫得知后气坏了，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我对朋友们说，我不管美国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中国政府及中国老百姓感不感谢美国，反正我听说这事后很感谢美国。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你中央领导都跑到三线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老毛子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你能想象当年苏军能一次于卡赞森林活埋了六千名被俘的波兰中下级军官吗？没有美国，我们在座的北京人早化成灰了。也许是美国的这个举动，改变了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促成了日后的中美建交，这是后话。
在当时处于美国军事包围并秘密派兵到北越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下，再与北方超强邻国把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实属战略上最大失策。我对朋友们说，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是兵家大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认为中国领导人疯了，怎么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打仗？！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决定在珍宝岛开第一枪，除了毛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唯我独革、反修防修等激进的主张外，就是想利用边界冲突转移国内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矛盾，使全国人民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没想到几乎把中国推向核大战的边缘。
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些恐惧，不知什么时候最高领导人头脑一热，就有可能把整个民族推向战争。
……
老毛头本是斯大林帐下一条狗，和满洲人帐下的汉奸吴三桂差不多，哪里有什么强烈的民族主义？他在他爹斯大林的继承人头上动土，是争宠的动机加上了老糊涂作祟。正所谓“年纪不饶人”，毛泽东不服也不行，不行你看，再过两年连其忠实走狗林彪都背叛他了。他气得心脏病发作，五年之后，一命呜呼。死前还向美国人跪地求饶，恳求他们帮他“统一中国”，完全不懂国际政治和中国历史。（国际政治：美国不可能放弃太平洋战争的成果；中国历史：现代南北朝尚未进入结束时期。）
多亏他狗运不错，虽然已是瞎猫了，还碰上了死耗子，不是一只，而是两只：尼克松和基辛格。但是仅仅通过这两个死耗子，这位北朝首领就想做统一中国的隋炀帝，不可得也。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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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毛泽东民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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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如何压榨学徒工
我十六岁的时候，名义上初中毕业，被毛泽东们赶出学校，成为一名学徒工，当时月工资只有十四元人民币。那时买一斤大米要十四分钱（人民币）外加粮票，如果没有粮票，价格会高五倍，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包米。
我因此深知毛泽东之流是如何压榨学徒工的。
什么是学徒工呢？
学徒工就是遭受“学徒培训”压榨的年轻人。
学徒培训又称艺徒培训，是指在生产现场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把青年培训成为熟练技术工人的培训方法。其实，学徒工只要几个星期，工作能力就会不亚于正式工人了，但是学徒工必须忍受三年的超低工资的压榨。
1958年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 定》，各产业主管部门据此对本系统的学徒培训都制定了实施细则，对工种专业划分、学徒期限、培训目标、训练形式以及转正定级、考工考试办法等都作了具体 规定，从而使学徒制度逐步形成，学徒培训成为当时培养后备技术工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培训方式。据统计，1958年全国学徒的总数达到440万人，约占企业职工的四分之一。
学徒培训是一种“中世纪剥削”，在世界上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是早期职业教育的一种方式。在古代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世纪的《汉穆拉比法典》已经提及学徒制度。在古希腊罗马，学徒培训也相应普遍。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对学徒培训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在中国，学徒培训的起源也可追溯到几千年前。
学徒制的最初形式是父亲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儿子，这是一种与初期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相适应的教育形式。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师徒关系由父子关系逐渐演化为雇佣关系。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已经有了官办训练手工业工匠的制度，当时设有少府监，管理百工技巧的政务。训练各种工匠的时间长短不一，精细刻镂工的学徒期为4年，车驭乐器工为3年，矢镟手器工为1年。每季由官监考试一次，年终大考一次。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学徒培训已经有了很完善的组织与管理。
1949年以前，中国学徒制度，附有多种陋规旧习，学徒收入微薄。“新中国”成立初期，声称对旧学徒制度进行改造。
但如上所述，每个月十四块钱，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
毛泽东十分可恶，不仅剥夺了中国人受教育的权利，而且禁止年轻人读书，企图让所有的人都比他这个中专生更为愚昧。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好在他儿子死在朝鲜了，否则他的政策就会延续下去，中国人现在就和朝鲜人一样愚昧了。
不过我还是没有浪费毛泽东盼望我浪费的生命。
我在劳作的缝隙里挤出时间读书，比毛泽东这条中南海里的寄生虫，懂得了更多的东西，并因此深信中国一定能再度文明起来、彻底驱逐苏联的野蛮。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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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毛泽东握枪为杀人民
2012年12月，发生在美国康州的校园枪击案给许多美国家庭带来难以磨面的伤痛，也引发了美国社会有关枪支管理的再一次辩论。美国媒体，如有线新闻网 CNN的访谈节目最近连续关注有关枪支管制问题，主持人与嘉宾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而这亦反映出对于枪支管制这一复杂问题，美国民众所持有的不同态度。
美国部分地区，如纽约州通过了更为严格的立法，规定出售弹夹不得多于7发子弹，这一举措招来一些反对者的批评，他们认为问题的核心不是枪支本身，限制枪支无助于解决问题。美国奥巴马政府近日亦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加强枪支管理，这引发了合法持有枪支者们的担忧。1月19日美国麻州议会大厦前举行了集会，与会者多是支持美国第二宪法修正案，合法持有枪支的人士。在发言者当中，有一名美籍华人的发言格外引人注目，他曾是89年64的亲历者，他以自己的经历讲述了公民合法拥有武器的重要意义。以下是他英文演讲的译文：
在上周一，我决定去位于列克星敦的民兵公园，拜访上尉约翰·帕克（John Parker）和他的义勇军，并献上崇高的敬意。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浮现，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与毛主席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意识到枪是重要的政治工具。他们的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
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还说“党指挥枪”。毛泽东握枪是为杀人民。然而，詹姆斯·麦迪逊和他的同胞却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于民意，他说过，“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被国家侵犯”。
23年前，我是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在天安门广场上行使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样。我们对个人自由被限制和中国政府的腐败感到失望，我们认为和平抗议活动将使国家变得更好。我们年轻人的激情和爱国主义被AK47所粉碎。有些共产党土匪会说，他们其实用的是56式步枪。我们无法还击，因为我们手无寸铁，借用一句中国话说：我们是赤手空拳的。
像我们一样的持有枪支人士通常会说：第二宪法修正案是为了抵御一个残暴的政府。可能有人会争论，一名持步枪的男子与今天的军事机器无法抗衡，所以这样的理念不再适用。然而，1989年2千万和平的北京市民，肯定希望在他们手中有几百万支步枪！
如果那样，中国人民就能推翻万恶的中国共产党，处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自由不是免费的。自由是有代价的。我们认识到，在这个自由的社会，罪犯或精神错乱者可以获得武器而滥杀无辜。然而问题的答案是，不能解除守法公民手中的武器。这不仅因为罪犯和精神错乱者无论如何都会违反法律，更重要的是，当一个政府变得精神错乱时，尸体数量不会是5，或10或20，而是数以万计的，就像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样。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欠下了数以亿万的生命。
我们如今的宪政共和国可能变了模样和‘爱关心别人’（如果你这么认为，我有一个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工作人员，正想和你见一见。译者注：讽刺美国政府的安检举措），但请记住，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一个政府垄断枪支，它将拥有绝对的权力！
你知道，中国的“宪法”保障几乎所有像我们这里一样好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土匪颁布的伪宪法写着：“中国公民享有言论和宗教的自由，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能被剥夺。”你知道吗？就因为中国人没有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些就是空的。我向你保证，所有这些漂亮的保证，都不配印有它的纸张，因为当政府拥有所有的枪支，他们就拥有肆意残暴的所有权力。
我不是出生于美国的公民，我是2007年加入美国籍的。2008年，我成为了一个骄傲的枪支拥有者。对我来说，步枪不是用来运动或狩猎的，它是一个自由的工具。它保证了我不能强迫，我有自由意志，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现在，假设有2千万北京市民有几百万步枪，他们的弹夹应该被允许加满多少发子弹？10枚？7枚？还是3枚呢？
只要一枚！中国就将没有共产党！
我的朋友们，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战斗。你放弃了自己的步枪或30发子弹的弹匣，可能只是一个小步骤，但在对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的破坏过程中，却将是巨大的一步。
最后，我引用上尉约翰·派克的话：“坚守你的阵地，除非被射击时，不要开火，但如果他们希望开战，我们将奉陪到底。”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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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不要把毛泽东的罪恶推给红卫兵
美国的《世界日报》2013年1月27日发表专访《黑五類遭輪姦 今成科技新貴》（記者駱舒嫻／專訪）：
白宮創新與創業顧問委員會的華裔女顧問、繼趙小蘭之後第八位獲移民局授予「傑出美國人」榮譽稱號的華人傅苹，在甫出版的回憶錄「彎而不折」中，以一顆寬恕平和之心講述自己的移民之路。……
專訪说：
傅苹八歲時被打為「黑五類」，和四歲的妹妹被送進改造所強制勞動改造；文革中，十歲的她遭到紅衛兵毆打、輪姦，給她身心留下了終生抹之不去的傷痕；1984年，她因大學論文觸及計畫生育話題，在外媒披露後，被要求離開中國，帶著不到80美元和僅會的三個英文單詞「hello」、「help」、「thank you」踏上移民之路。
2010年起擔任白宮創新與創業顧問委員會顧問至今，2012年成為繼趙小蘭之後第八位獲移民局授予「傑出美國人」榮譽稱號的華裔，軟件設計公司Geomagic創辦人兼執行長傅苹，在今年1月甫出版的回憶錄「彎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以一顆寬恕平和之心講述這段往事。
出身書香之家
1958年生於南京的傅苹，父親是航空航天專家，從麻省理工學院學成歸國後，曾在抗日戰場上為飛虎隊提供後勤技術支持，戰後在南京高校執教，母親也出身富裕之家。
國共內戰結束後，傅苹的父親沒有隨其他叔伯遷往台灣，滯留大陸。知識分子，家境富裕，與台灣有牽連，讓傅苹父母成為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被打擊的對象。「我出生十天，就被母親送給上海的姨媽收養」，雖然自小離家，但傅苹也被打成「黑五類」，從養父母家被帶回南京。
這時傅苹的父親已被扣上「歷史反革命」、「台灣特務」的帽子，發配到「北大荒」，母親也被送到農村「改造」，家裡被抄了家。傅苹和四歲的妹妹跟其他沒有父母照看的孩子們，多被送到設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宿舍的改造所，在那裡一住就是十年。
八歲的傅苹既是姐姐又是媽媽，她去改造所的工廠做工、去農村下鄉，「學農、學工、學軍」，以此撫養妹妹。
「他們叫我『破鞋』」
傅苹和妹妹在改造所裡相依為命，辛苦勞動之餘，常受到看守在那裡的紅衛兵凌虐，逼她吃樹皮甚至動物糞便，讓傅苹屢屢產生撐不下去的念頭，但「妹妹太小，有這麼一個人依靠著我，我有責任養活她」。
最艱難的遭遇發生在傅苹十歲那年，有一天妹妹被紅衛兵推到學生宿舍旁邊的護城河裡，傅苹急忙去救起妹妹，十多個紅衛兵仍緊追不捨。「我一把推開妹妹，叫她快跑，回宿舍」，她自己往另一邊跑，卻在足球場上被紅衛兵追上來，一頓拳打腳踢，「他們像踢足球一樣把我踢來踢去，一邊喊『打她』」。
「我被踢斷骨頭，痛得昏過了去，被他們（紅衛兵）輪姦的時候，已經沒有知覺。他們拿刀割破我的衣服，身上割開了很大的傷口，後來我被送去衛生所，護士給我縫了40幾針」，在傅苹身上，至今仍留著兩道疤痕，一道五、六寸，另一道十多寸。
「等我醒過來，已經躺在家裡，我沒辦法起來，我妹妹那時候六歲，她就去旁邊鄰居家裡要飯」。如今講起這段辛酸往事，傅苹仍不禁哽咽，「有的鄰居不敢公開接濟我們，但還是偷偷給妹妹一些食物」。
伴隨身體上的傷害，還有心理的創傷，「有些紅衛兵女孩子給我取了個外號，叫我『破鞋』，他們就一直這麼叫我，後來長大一點，我才懂得這是個很羞辱的稱呼，比身體上的傷害還要嚴重」。
畢業論文 家醜外揚
1978年傅苹參加高考，入讀蘇州大學中文系後，立志成為記者。在撰寫畢業論文時，她實地調查計畫生育政策下造成的農村地區大規模殘殺女嬰現象，論文輾轉被外媒披露，當局認為「給中國政府丟臉了」，一路追查到她身上。
傅苹被關押軟禁了三周後，被帶到省公安局，官員給了她一本護照，「你出國，找一個地方去讀書，也不要申請政治庇護，因為你的父母和妹妹都還在中國，哪個國家收你就去哪個國家，再也不要回來」。
1984年1月，傅苹進入最先錄取她的新墨西哥州一所高校攻讀比較文學，但語言障礙和就業前景都讓她意識到，自己需要換專業。「計算機語言是一種人工語言，那我想老美和我都要重頭學，我們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遂轉到聖地牙哥加大電腦系，一邊打餐館工勤工儉學，1988年獲學士學位後，先後進入Dell和伊利諾伊大學超級計算機中心從事科研。
1993年，傅苹取得美國籍後才第一次回到家鄉，「一切都變了，南航宿舍都拆掉了，護城河也填了，人們也變了，那正是改革開放最火熱的時候，都要下海掙錢」。
1997年傅苹在北卡羅來納州創辦了Geomagic 3D軟件公司，她坦言，原本只是抱著創業後通過公司技術轉讓賺錢，自己可以重回校園的打算，沒想到「公司一辦起來就像一個孩子生了下來，你再也丟不下了」，搭上2001年之前美國經濟黃金期的順風車，公司迅速成長為行業翹楚。
2010年，傅苹「商而優則仕」，應邀擔任白宮創新與創業顧問委員會顧問，她也是美國女性科技顧問委員會成員。
效法竹子 彎而不折
2006年傅苹獲得Inc雜誌年度企業家稱號，讓她首度萌生了將自己的經歷寫出來的想法，但因女兒年紀太小，「怕她接受不了」，所以一直擱置到2012年初女兒滿18歲，「寫的時候想到這本書是可以留給女兒的，所以書裡的語言、語氣，都會考慮到女兒作為一個讀者，想到女兒接受的程度」。
傅苹也帶著平和寬恕的心情看待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如果自己想要平靜，就必須原諒……我自己早期在中國的經歷不好，這不是中國，文革只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時期，就像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不能代表整個德國」。
回望往事，傅苹認為這段遭遇「磨練了我的生存意志，後來我在美國經歷了離婚，公司也幾次起死回生，但我精神上都有很強的承受力，因為比這更艱難的日子我都挺過來了」。
傅苹透露，回憶錄書名出自已故姨父曾對她說過的一句話，「你要像歲寒三友裡的竹子那樣，彎而不折」，而且該書繁體中文版預期不久後也將在台灣面世。
……
这篇《专访》，把毛泽东的罪恶推给红卫兵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1968年的中国，已经没有红卫兵了：所有的学生都被毛泽东驱赶到农村和猪狗为伍了——他们自己天天都要受到毛泽东手下的农村干部的管制、改造甚至强奸，哪里还有可能去强奸别人？。
而“1958年生於南京的傅苹”，“十歲的她”却“遭到紅衛兵毆打、輪姦”，岂不怪哉？！
美国的《世界日报》，请不要把毛泽东的罪恶推给红卫兵。
至于说到傅苹被關押軟禁了三周後，被帶到省公安局，官員給了她一本護照，「你出國，找一個地方去讀書，也不要申請政治庇護，因為你的父母和妹妹都還在中國，哪個國家收你就去哪個國家，再也不要回來」。……一节，就更是美化了邓小平政权，因为类似的流放政策，中共也是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为了骗取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而开始实施的，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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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嫖客相怜：毛泽东支持马丁路德金
金遇刺后的第12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专门为金遇刺所作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这是因为，嫖客对嫖客的同情总是多一点的。何况这两人都是下层社会出身，又都是靠嘴皮子发家的。
4月4日，是马丁·路德·金逝世周年纪念，1968年4月4日，金被暗杀。微博上不少人，趁着中国的清明节向这位民权斗士表达了敬意。
因为距离产生美，金在中国的形象，从他遇刺后第12天，《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所作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开始，一直就是“高大全”——从反抗美帝压迫的黑人运动领袖，到凝聚美国进步力量的象征。其实，马丁·路德·金的私德的确有亏，作为一个牧师，他通奸、嫖妓；作为一个博士，他抄袭、剽窃。这在美国就不是什么机密，在这里重提这段旧事，不是弄搞臭这位民权斗士的“诛心之论”，而是希望通过对马丁·路德·金丑闻的分析，谈一下我们怎么看待名人的私德，哪些真的只是他们的“私事”，哪些是公共事务；以及以怎样的心态看待历史，关照现实。
在二战之后民族解放的大背景下，美国南方黑人越来越不能忍受长期执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民权运动风起云涌。1955年，黑人妇女Rosa Parks因为占用公车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为了反抗恶法，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起了罢乘运动，从此他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
金也因此成为FBI的监控对象。从1924年就担任FBI局长的胡佛，是个铁腕局长。原本，胡佛派人窃听金，是认为他可能跟共产党、苏联有联系，结果意外地发现了这位人权斗士不堪的另一面。
1964年2月22日，洛杉矶某旅馆里，金和同事谈起了电视转播的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当时，肯尼迪的遗孀俯身亲吻在棺木中部，金笑着说了一句：“那才是她最想念的地方！”这话录在了磁带上。这句极端刻薄、怨毒的话，出自一位整天在布道时宣扬基督仁爱的牧师口中，无疑证明言者的伪善。
不仅如此，FBI发现马丁·路德·金的巡回讲演，就是巡回嫖娼，白人妓女、黑人妓女，他都召，有时同时招2个以上的妓女，搞乱交；醉醺醺的多人性派对，甚至要持续几天。嘿咻时的淫言秽语，呢喃呻吟，都被记录到FBI的录音带里。即使，金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在晚上唯一的兴趣还是招嫖。
马丁·路德·金放荡糜烂的私生活，还得到了他的同事的证实。Ralph Abernathy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自传中提到：就在金被暗杀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3个女的一起鬼混，并且还殴打了其中一个女的。金的传记作者也披露过他的不少通奸行为，不过金解释称：通奸只是减压的方式。
在FBI胡佛局长眼中：金就是个伪君子，不配领导民权运动。胡佛是一个严格固执的人,对于局里的人，哪怕是露出酗酒或性淫乱的神情都是不可容忍的。他对像金这样向国人讲经布道的人言行如此背离感到极为愤慨。
之后，马丁·路德·金的性爱录音带，被寄给美国的媒体、民权运动的资助者，以及金的妻子。这样做的意图非常明显：即使不能把金搞臭，也要毁掉他的婚姻。于是，在1965年1月5日，金夫人收到了那盘记录他丈夫出轨的性爱录音带，跟金大吵了一架。而美国的媒体却出奇一致地拒绝发表这些资料，认为性丑闻与金领导的黑人民权事业无关，相反是胡佛搞的窃听之类，更可恶。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美国国会讨论设立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的法案时，他疑似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他的私生活不检典，成为反对者的攻击目标。共和党参议员Jesse Helms竭力反对设立纪念马丁·路德·金的全国性节日。在参议院通过此项法案前的一天，地区法官John Lewis Smith Jr.拒绝了Helms要求公开FBI监听录音带的请求，并规定这些资料直到2027年才能公开。之后，里根总统在1983年12月签署了此法案，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成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金的另一项丑闻就是剽窃抄袭。在整理金的遗作时，发现他当时的博士论文存在大量剽窃问题。之后，学者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是否公开？指责金抄袭，无疑是“政治不正确的”；最后，是英国媒体于1989年捅破这层纸，一时舆论哗然。
1991年10月，波士顿大学的审查委员会向校方提交了正式的鉴定报告，指出“确定无疑的是，金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有抄袭行为，他挪用材料的来源有些未在注释中标明、或错误标明、或泛泛标明，并在行文的间隔之中，稍作措辞变化或逐字逐句地挪用了别人的材料”。抄袭比重在论文的上半部分占45%、下半部分达21%。此外，他的经典演讲《我有一个梦》，那些气势恢宏的排比句“让自由之声响彻”都与黑人牧师Archibald Carey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相同或高度雷同；他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也大量“挪用”了J.Wallace Hamilton牧师的作品……
金的丑闻已然坐实。我个人不是很认同“有污点的伟人”的说法，那其实是为“尊者讳”，隐含的逻辑是“伟人”有权干坏事，不该受指责。
另一方面，金的确有抄袭、心胸狭隘、淫乱通奸。一根筋式的抬杠，或者扮演“道德帝”，或者“刻舟求剑”地将历史比附当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事实上，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时刻影响着我们思维和生活。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正义的化身，他曾经领导发起黑人民权运动，迫使美国政府承认种族隔离为非法，他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他的演讲感动了无数人，到现在这个演讲还被认为是经典，不说黑人，就是很多白人也参加到反对歧视黑人的行动中，其中包括美国总统肯尼迪。当晚肯尼迪邀请金到白宫吃饭，对其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是让新的民权法案尽快在参众两院通过。”
大概因为他的演讲太激情澎湃了，连万里之外的瑞典皇家学院评委们都感动了，所以让这位金牧师拿到了196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金遇刺后的第12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专门为金遇刺所作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上世纪六十年代难得有一个人同时受到中美两国首脑的高度赞美和认同。在美国，马丁路德金成为一个法定的纪念日，迄今为止，在美国只有三个以个人为纪念日的节日，一个是哥伦布，一个是华盛顿，一个人是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的名望与美国的开国总统相等，看来他的正义和崇高已经达到了神性的境界了，而与他相对白人们却是罪恶无比的。
但是与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截然相反的是，金的一生充满了放荡，他已有妻子，但是特别喜欢召妓，马丁路德金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发现他极其荒淫的生活，马丁路德金的巡回演讲，就是巡回嫖娼，在他巡回全国进行黑人民权演讲时，他将无数女子接到自己的房间，黑人妓女，白人妓女都有，其中白人妓女最受他“欢迎”，看来，这个一直说要取消种族歧视的“圣人”，在嫖娼时暴露了他自己内心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一个自己内心有种族歧视的人会不会真心地宣扬反种族歧视。一个妓女还满足不了金的胃口，有时同时招两个以上的妓女，搞乱交，醉醺醺的多人性派对，甚至要持续几天。嘿咻时的淫言秽语，呢喃呻吟，他高潮时的嚎叫声，都被记录到监控他的FBI的录音带里。与他在公众面前正义崇高、讲经布道的形象判若两人，这令调查局局长胡佛震怒，金根本就是个伪君子。即使金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在晚上唯一的兴趣还是招嫖。这就是诺贝尔奖的真相。
马丁·路德·金放荡糜烂的私生活，还得到了他的同事的证实。Ralph Abernathy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自传中提到：就在金被暗杀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3个女的一起鬼混，并且还殴打了其中一个女的。金的传记作者也披露过他的不少通奸行为，不过金竟然解释称：通奸只是减压的方式。
联邦调查局搜查过马丁路德金的办公室，获得了大量金从事变态性活动的记录，金用退税钱雇佣白人妓女，经常进行三人性活动，金还逼迫白人妓女喝“黑色俄罗斯”，他在华盛顿Willard Hotel里逼迫白人妓女喝“黑色俄罗斯”，并进行性活动；在拉斯维加斯他每人１００美元找妓女酗酒行乐；纽约他酒后逼迫一个白人女子满足他的变态性要求，否则他就从１３楼上跳下去；在挪威他追逐一名白人妇女被抓获；在洛杉矶，一名支持他的牙医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他进行变态性活动后，他威胁要杀死这名牙医。在他被杀的前一夜，他依旧与三名白人妓女做SM游戏，鞭打其中一名妓女取乐。录音带上他喊出的声音是：" I’m fuking for God！" "I’m not a Negro tonight！" 完全是一个至死不改的变态“色”魔。
马丁路德金还极其伪善，1964年2月22日，洛杉矶某旅馆里，金和同事谈起了电视转播的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当时，肯尼迪的遗孀俯身亲吻在棺木中部，金笑着说了一句：“那才是她最想念的地方！”这句极端刻薄、怨毒的话，出自一位整天在布道时宣扬仁爱的牧师口中，无疑证明言者的伪善。
马丁路德金还很不诚实，他死后，斯丹佛大学黑人史学教授克莱邦·卡生（Ｃｌａｙｂｏｒｎｅ Ｃａｒｓｏｎ）率领一批史丹佛研究生搜罗、整理金生前所写的大批讲稿和文章，这批认真的研究生赫然发现金的博士论文竟是一部剽窃之作，世人所景仰的民权斗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居然是个胆大无比的窃贼！
金于１９５５年获得波士顿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比较田立克和魏曼思想中神的概念”，田立克（Ｐａｕｌ Ｔｉｌｌｉｃｈ）和魏曼（ＨｅｎｒｙＮｅｌｓｏｎ Ｗｉｅｍａｎ）都是著名的神学家。令人称奇的是，金竟敢大量抄袭三年前获得同校神学博士的学长布泽（Ｊａｃｋ Ｂｏｏｚｅｒ）的论文；更令人讶异的，金和布泽的论文指导教授是同一人。难道这个教授一直在打瞌睡吗？完全没看金的论文吗？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如此好混吗？这里面的水太太太深了。金不仅大抄特抄，而且整段整段地剽窃过来，博士方帽就这样戴上了。
七○年代初就有人怀疑金的许多文章是别人捉刀的，后来也有人怀疑他的博士论文可能是人家代写的，但大家万万没想到他的论文竟是偷取同门师兄的智慧财产权。1987年以一部金传记《背负十字架》（Ｂ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市立大学史学教授盖洛（Ｄａｖｉｄ Ｊ．Ｇａｒｒｏｗ），也是“马丁·路德·金文件计划”顾问，他对金的学术诈欺，深感“痛心”。
不少人认为马丁路德金是个圣人，这诸多事件，说明马丁路德不仅不是个圣人，而且根本是连一般人都不如的罪犯，这样一个人成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是对黑人民权运动的讽刺还是真实写照？对于那些把他视为圣人的人，更是一种莫大的揭露。
总结一下：马丁·路德·金被一些人当成偶像，被认为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神学博士，魅力型牧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邪恶势力暗杀的烈士。据说美国只有三个纪念伟人的节日，除了马丁·路德·金以外，另两个分别是纪念哥伦布与华盛顿的。不过这位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却是个超级嫖客，基本上走到哪嫖到哪，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完全够资格出本书。并且此人性趣爱好十分广泛，白人妓女是他的最爱。
胡佛精心收集了马丁路德金的嫖娼证据，不过拿到手也没什么用，这玩意一公布，FBI首先就要因为窃听和监视公民隐私而声名狼藉。后来FBI终于掌握了可以证实马丁路德金嫖娼的合法证据，胡佛拿去找记者，可是没有一家报社愿意发表。报社声称马丁路德金的个人品行与他主导的伟大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胡佛只能悻悻而归，连小报都拒绝了他。
接下来，汹涌澎湃的犯罪浪潮席卷一切，人渣浮现到这个走向解体的文明世界。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毛泽东流下鳄鱼的眼泪
何仁勇的博客说：大批女知青被强奸，毛泽东流下眼泪：
“知青”，是一个打着时代烙印的词语。全称“知识青年”，特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这句“最高指示”的鼓舞下，累计有10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形成19世纪50、60、70年代中国的一道特别风景线。
当成百上千万的知青满怀热情来到农村劳动、生活时才发现，农村的确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但却未必“大有作为”。相当多的知青在劳动和生活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收到了一封知青来信。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李庆霖在文中以哭诉般的语言写道：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读完信件，毛泽东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他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实际上，在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中，与男知青相比，女知青的命运更加凄凉。她们要承担同等的体力劳动。“著名影星”刘晓庆当年曾在贫困的四川宣汉县当过知青，她回忆说：
“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但没有人要她，她只得和毛泽东发生意淫的关系。
此外，女知青还要忍受各地农村、边疆生产建设兵团里那些伸向她们的“黑手”。公开的资料显示。在当时各地农村、边疆生产建设兵团里糟蹋、残害女知青的现象非常严重，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当时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记载一些真实的案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叫贾小山的营长，先后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20余人；还有一个叫张国亮的连队指导员兽性大发，先后强奸女知青30多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个团长黄砚田、团参谋长李耀东分别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生产建设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多达299人，罪犯中涉及有部队现役干部209人。各地农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涉及糟蹋、残害女知青的也为数不少……
新华社《情况反映》所透露的，只是各地知青在基层接受“再教育”的种种负面情况的冰山一角。更多悲剧被掩埋在历史的角落，也许永远都不会被人知晓了。
新华社的报道被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毛泽东愤然做出批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周总理怒不可遏地批示，“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追查残害知青的行动。
文史作家邓鹏在《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中写道，“云南某部队300多军人中竟有30多人被处理。黑龙江、内蒙等兵团的一大批高级将领被解除职务……我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我们乡的党委书记以谁满足他的要求，谁就可回城为诱，和乡里的多个女知青发生了关系，事情败露后，尽管他有一定的后台，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逃，去监狱关了好几年。”
受糟蹋、残害女知青等事件的影响，国家的知青政策也在进行调整。1974年6月22日和8月7日，国务院先后两次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解决全国知青问题特别是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在那以后，女知青成为受到高度重视和保护的“高压线”。同时，国家允许一部分知青回到城市工作、生活。这些举措，让知青的生存环境有所好转。
1980年5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在经过一股回城的潮流后，历时25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
……
其实，毛泽东流下的是“鳄鱼的眼泪”，是恨铁不成钢，恨自己不再年轻了！
所以网民们这样评论说：
1、
pzzdm.com评论日期：2014-10-08 10:02:04
腊肉一定是会流泪的，因为他很愤怒为什么这么多女知青都被别人糟蹋了。
2、
oldthinker评论日期：2014-10-08 09:20:53
shuboch的评论有深度。毛会为别人哭？我不相信。北京的中轴线是中华民族的龙脉。北京的中轴线上有这么一具死尸，不将其销毁，中华民族不可能真正崛起。
3、
catlovers评论日期：2014-10-08 08:15:55
shuboch,你是哪国人· 你可悲吗· 想一想现在中国的统治者是谁· 是共产党！那怕是共党内的开明人士或反毛人士也不会公开批毛的，为什么· 因为毛蜡肉是共党的奠基人物,公开地反自家的奠基人物，不就是把自己的根刨掉了吗· 那这个共产党还有执政的合法性吗· 所以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这只毛腊肉的画像一定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悬着.
4、
catlovers评论日期：2014-10-08 07:48:31
万幸的是毛死的早，不然也下乡了——奇怪的思维！上山下乡女孩被强奸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流鳄鱼眼泪的毛腊肉！
5、
cgovt评论日期：2014-10-08 07:37:08
毛泽东有俩女儿，其中一个下乡了吗？也被强奸了吗？没有？但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冬梅不是给人做了小老婆吗？
6、
shuboch评论日期：2014-10-08 07:33:30
毛皇帝年轻的时候说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这句话没说错。因为农民虽然穷苦，但他们毕竟是落后的农耕生产力的代表者，与之相存的是落后的思想意识，奴隶的意识，皇奴的意识。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是要下一代接受先进的教育，文明的教育，只有毛让中国的下一代去接受落后的教育，这是和他的帝王思想分不开的。他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反动的一段。这个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旧时代文人对中华民族精英知识分子的杀戮和残酷迫害，对生产力的破坏，对产生他拥护他的农民的欺骗和压榨，所造成的危害和留下的遗害无穷的人口问题，道德问题随着历史已经看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了维持专制阶层的特权和利益，继承毛制的统治者拒不正视这段历史，拒不反省这段历史。毛的画像还挂在那，毛的僵尸还摆在那。比历代皇帝，比古埃及的皇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悲的中国！可悲的中国人！
7、
鄙视五毛评论日期：2014-10-08 07:22:14
章含之谈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http://youtu.be/WcEQUYdcABs
8、
巴蜀顽石评论日期：2014-10-08 06:06:03
老毛的眼泪与鳄鱼无异！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不正是毛泽东吗？
9、
老张评论日期：2014-10-08 02:27:41
那个年代一些女知青被蹂躏老毛流泪,现在上千万农村妇女卖淫习近平还哭泣么·
10、
lisa_wlg评论日期：2014-10-08 01:07:35
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中长大的一代怎么可能相信世上有善，怎么可能不教育他们的子女怀疑一切，文革对人性的摧残不止于肉体，其对文化的浩劫和信誉的摧毁会影响几代人，但愿有一天真正的民族文化能慢慢回来，如果还有可能回来。
11、
looking评论日期：2014-10-07 22:12:55
不是哭，毛快被气死了，霸王硬上弓，那是毛的专利和强项。
12、
万维娘评论日期：2014-10-07 21:44:28
万幸的是毛死的早，不然也下乡了。毛泽东的外孙女孔冬梅确实给人做了小老婆。这就是恶有恶报。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六节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霸占中国
“毛泽东”就是“毛人淹没中国”的咒语。因此毛泽东中国、祸害中国，乃是一种不幸的命运，毛泽东就是天灾人祸。
“毛泽东”就是“来自西方的真理”，是汉奸亡国奴，是下流坯子的统治。
（一）白种牲口，东亚病夫
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这毫不奇怪。不是中国人天生有病，而是国势衰落使汉子沦为病夫。正如西方人并非生而自由，而是新的扩张，通过奴役古老的有色人种而使得西方人“生而自由”！所以十八世纪以前，当奥斯曼土耳其人强盛的时候，西欧那些金发碧眼的牲口，经常以狗一样的乞怜的眼光，仰望那一举摧毁了拜占庭帝国的奥斯曼回民……但后来，土耳其势衰，浑身长毛的白人幡然悔悟，像狐狸精那样爬到壮汉的背上，敲骨吸髓，把回民的帝国，弄得百病缠身，弄到解体亡国……西方荡妇反过来骑在土耳其壮汉身上，蔑称它以前崇拜的公牛为病夫。这就是西方的文明功德圆满？
当欧洲毛人驾船来到东亚的时候，也重施故技，张开邪恶的魅力，用口淫的办法拼命吸食中国的精髓，他们把这种吸食的口淫叫做“自由贸易”！毛人也要把中国弄得衰弱，然后趾高气扬，把中国人打入东亚病夫的十八层地狱。他们把大学办成了妓院，在里面纵情淫乱，组织第五纵队，他们利用大学来吸食中国的精髓，仿佛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强奸诱奸中国妇女，把半人半兽的杂种，打扮成为高等华人。他们在中国散布瘟疫，要在中国的尸体上建立西方的极乐园……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瘟疫，毛泽东党徒，就是这样的高等华人！
难怪只有“毛”泽东才能“救”中国，只有毛人的干儿子毛泽东，才能在中国建立稳固的汉奸统治！因为“毛泽东”一词，乃是恶魔对中国的特别咒语：毛，毛人；泽，奸淫；东，远东的中国人；毛──泽──东，用毛人来奸淫东方人。而毛人，就是德国犹太人马客死、德国土著人摁哥死这些多毛怪物。
（二）瘟疫的深化
我已听到一种声息。我已看到一种蠢动。我已经察觉到一种气候正在逼近。一场比共产主义更大的瘟疫袭击中国！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瘟疫的脑袋是黑色的。这瘟疫的身段尾巴却是惨白惨白。黑色的头，无情的死亡。惨白的身体尾巴，除不掉的孝装。它吞噬时间。也使空间变得虚无。它淹没悲伤、埋葬啼哭，并使各种临终的假话、弥留的丑态，成为蛇足。
数亿数亿的人，将会死去。相比之下，一九六零年代饿死六千万人的共产饥荒，不过是动物农场的陈年故事。让我们预先祷告吧！因为那时将没有时间。
而来自西方的真理家们，正在策划阴谋，为这场邪恶屠杀准备“技术手段”！这些散布瘟疫的高手，是鼠疫、天花、梅毒、霍乱、结核、艾滋病的原始宿主，他们到了哪里，哪里的古老民族就会成群结队地灭绝。
科学的进步，使西方人传播病毒的能力大大提高，他们的聪明才智不是用在对付而是用在传播艾滋病的事业上，他们那种畜类特有的淫乱生活，快速扩散精心制造的科学梅毒。他们嫖妓，热衷搜寻东方人里的未成年少女甚至少男！说是可以治疗他们的世纪绝症！他们用这样的“人体美学”和科学方法，来传播艾滋病毒，来传播“美国式的文明”！于是，艾滋病也随着毛人的身体，进入中国，毒害神州。怪不得连共产党头目也要姓毛！陕北老农的大救星也要姓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也要姓毛！全他妈的姓毛。毛毛枪！中国已经开始成为西方病魔的淫乐对象。而那些喜爱美国生活方式的支那狗男女们，正是传播毛人病魔的巫。他她它们通过死神的掌声，和毛人拥吻，乱中华、害中华，售其奸。中国，恢复最古老的宫刑，对这群坏东西实施净身！
中国要彻底铲除“毛、泽、东”的汉奸余毒！
（三）恶魔的微笑
恶魔先生正露出他特有的一绽微笑，步步逼近中国！由于“毛泽东”一类崇洋媚外狗男女的中介淫媒，中国即将拥有一亿艾滋病人！似乎，不是恶魔在捕捉中国，反倒像是中国自己淫奔上去，兴高采烈地接受那些畜生的亲吻与拥抱！
“毛泽东”的瘟疫终于展开了哈哈大笑。随着他的笑声，中国颓然倒在他的脚下，胡言乱语，昏厥并僵直……中国再度沦为牲口的妓院和赛场，这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呆婊”为指导方针的黄色娘子军！
难怪邓小平虽然恨恶毛泽东其人，却死死不肯批判“毛泽东思想”，因为邓狗也是崇洋媚外的淫媒，他们家族经营的“中介”干着“毛泽东”一样的卖国勾当！
一切征兆无不显示，中国正被“毛泽东”推向万劫不复的悬崖。再持续的动机，也不足以使这场没有基础的“长征”延续下去。再强大的动力，也不足以使没有翅膀的动物凭空飞跃。再敏锐的眼睛，也无法为悬崖上的行者找到道路──除非，他学会“反转的智慧”！
中国从悬崖栽落，落入取死的龙潭，甚至撞在尖利的岩石，残肢断体飞溅谷底，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像一个老巫婆骑在中了魔法的勇士身上，骑在中了咒语的中国身上，强令中国朝着反向前进，不得休息。她用咒语强迫勇士，管她叫“党妈妈”，奸党的咒语，就是毛人炮制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不惜用刀插在勇士背上，鲜血直流，映照党妈妈淫亵的笑容。“毛泽东”的刀，是用坦克做的。党妈妈这个奴隶集团，满脸皱纹，牙齿脱落，但却梦想永远扼制华夏勇士。这个妖婆对中国来说，代表外来的、异己的力量，她是西方的梅毒，在中国身上长出的毒瘤！她对中国越是蛮横无理、凭恃暴力，中国就会在社会瘟疫的道路上冲得越远。
恶魔“毛泽东”的微笑说：是的，这瘟疫就是给与中国的最好待遇！“毛、泽、东、万、碎！万碎、万万碎！”
（四）中国瘟疫的泛宇宙性
医治瘟疫的努力，从来就没有成功过──这是因为，“瘟疫是在实现生态平衡”。它淘汰劣者，犒劳优者。任何个人、集团，都不能阻断瘟疫的声势。
恶魔的微笑说：是的，可以预防的瘟疫并不是真的！可以延缓的瘟疫并不是善的！可以治疗的瘟疫并不是美的！真的瘟疫，无从预知其病原体，只有在死伤狼藉之后，人们才对它有所认识，因为知道了它的厉害！就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那样。
“中国瘟疫是世界瘟疫的一部分。”正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瘟疫的病原是外来的、进口的。但是，中国的瘟疫又将加重世界的病，并使那该死的瘟疫制造商自己也命归黄泉！
他们的天堂就是他们的地狱，而他们的地狱就是他们的天堂！这就是毛人的辩证逻辑！是的。中国的瘟疫将超过中国的疆域，将无情的黑手，伸入始作俑体者的黑心肠，像黑死病一样断其子孙。那时候，每一个朝不保夕的恶棍都会念念有词，“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有瘟疫为其形影不离的伴侣……”中国从世界革命的中心变为世界瘟疫的策源地！
在那美妙的一天，生命界的一切成员，都将感染并相互传染！玄秘的复仇机理，将把鸡瘟也传给人类，就像鼠疫曾使大量的“无辜者”死去。即将消失的天花之类，也将通过一只青蛙获得复兴，再度昌盛，把大多数白人的脸，变成他们原来那样的麻树皮！不仅人类彼此，而且是哺乳类、爬行类、两栖类、无脊椎类，连植物、浮游物、真菌类，都在互相传染形形色色的瘟疫。生命共同体，将成为一个同归于尽的瘟病大家庭！它还悍然侵入其它存在物，木质、石质、气体、金属，它以万物公敌自居，并且自豪。
史无前例的剧毒，是它的资本，不可思议的魔性，是它的精神。中国应有尽有的一切──旱涝相间的土地、疏疏落落的森林、浑浊的河流、颓废的山岳、昏暗的城市、凋敝的农村、破产的工厂甚至连街道、房屋、家具、日用品──都将成为恶魔的战利品、借尸还魂的道具。它操纵中国，全面的错乱、全面的“革新”……
未来中国，就将是这样一个“自动化国家”！貌似坚固的房子，自动倒下压死里面的居民。锤子自动逆转，敲碎使用者的脑袋。汽车莫名其妙失去控制，自动跳进河流；高压电线自动断裂，电死无数生命。道路自动开裂，颠覆行驶中的车辆。桥梁跳荡，锅炉飞腾，武器库自动开启，枪炮齐鸣。荒诞成为原则，灾难成为正常，万事万物都会中邪，跳出物性束缚。瘟疫之国正在发出它嚣张的呻吟、畅快的咆哮！善意的瘟神和慈祥的死神，正以矫健的步调，跳起他们的白衣虹霓舞！
中国，已在一百五十年的外部侵犯、内部残杀和分崩离析中，衰弱颓废到这种地步，以致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愿，更何况力量？相反，他们像欢迎毛泽东这个西方毛人的代理人一样，欢迎举世无双的瘟疫，还念念有词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热切欢迎瘟疫所体现的机会均等！他们称此为“大自然的正义”。他们把各种各样致命的病原体，一概封为“西方的真理”！
（五）瘟疫是还债
一切都病了。一切都是病的。万物都将在摆脱不掉的病中，孱弱、憔悴、亏损、陨灭……面黄肌瘦的菜色笼罩中国，仿佛国色天香！不是食物匮乏引起的。这是世界病，中国的世界病。致命的传染导向致命的死亡，不是个体的死亡，而是一个世界的消失，一种生命类型的末日。一幅新的图画展现在残留的世人面前，堂堂中国己经不再是一个“病梅之国”，而是“万物皆病”的人间地狱！
一个“人人患有鸡瘟”的奇妙新世界！古老的鸡瘟正在超越现代的艾滋病！看！圣贤豪杰也被超级病毒施与致命一击！瘟疫过后的中国，将不再有中国文化，不再有历史传统，一切过去的资源，都转化成为虎作伥的帮凶！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最恐怖、残暴、卑劣、肆无忌惮的故事，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的辅佐下，使古代的暴君也自叹弗如！
“中国的尸解过程”，不仅将肆其茶毒于中华大地，且以不可洗涤的污染，投影于整个地球！全世界将没有一块绿洲，可以逃避这场中华浩劫的火烧联营！
当此绝路临近的时刻，让我们学会“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吧！瘟疫是还债。是优者取代劣者的天赐时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良机……瘟疫是还原。是达到本来不可能达到的社会隔离、种族精华的审判。瘟疫是还愿。它加害于无辜的害虫，并使抗病的使者脱颖而出。……蚂蚁的事后聪明对此只能说，“瘟疫是神灵对人类的亲吻。而谴责瘟疫，就是谴责至高的意志；阻碍瘟疫，就是阻碍自然规律。”
是的，让一切有灵魂的东西，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做一番沉思、反省、忏悔或诸如此类吧！我们留给子孙的，除了尸体和废墟外，还有什么？如果，我们还能留下哪怕一个子孙的话！
正如我们的祖宗八辈留下的光辉遗产，现在除了腐化堕落、罪恶昭彰的劣迹外，已经一无所有！历史的报应是盲目的。刻入骨髓的虚无，江流入海般风行，这宿命论，将是服务于迫切的、大难临头的现实需要！
只有虚无主义，才能面对灭顶之灾！例如，在瘟疫袭击下，最好的防卫就是听天由命；最好的医治，就是等待结局！我们当代一切困境的最佳出路，就是尽快还债，正如几乎一切古老哲学一再告诉我们的！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七节
毛泽东是蔡元培的好学生
12月26日，又到毛诞。2008年毛诞不同寻常，因为今年是毛泽东的“老师”蔡元培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说毛是蔡元培的学生，除了毛在北京大学混过，想当学生而不可得，而蔡元培当时却是堂堂大学校长，说毛是蔡的学生还算抬举了毛；另外，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在文化革命的意义上，蔡元培是毛泽东的引路人。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85年十七岁考取秀才，1886年十八岁设馆教书。1890年二十二岁中进士，1894年二十六岁授翰林院编修，堪称天资聪慧。后来还当上北京大学的校长，并通过北大晋身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进而变成了“新文化党”的领袖人物，并把北京大学办成了一个培养革命分子的巢穴，把新文化运动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阿富汗神学生运动（塔里班）那样的暴力运动，裹胁左右两派却左右逢源，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
蔡元培1904年曾在“暗杀团”里结识陈独秀，计划失败后各自逃亡。分别多年之后，陈独秀、蔡元培这两位恐怖分子都进入文化界，并再度见面，成为上下级同事，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碎一切的恐怖活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抵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而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求“贤”若渴的蔡元培听到陈独秀来京的消息后，当天上午，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消息传出，全校震动，新文化党徒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但教师中的正派人士却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独秀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但恐怖分子出身的蔡元培却指鹿为马地胡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说无真才实学？”新文化党徒们像1957年反击右派时一样纷纷表态支持，说陈独秀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研究有著述。这样众口一词，堵住了正派人士的嘴。
而蔡元培为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惜伪造履历文书。这一犯罪行为可不是用来推翻满清的，而是用来对付民国制度的。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原放当时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全文如下：
敬启者：
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鮞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
北京大学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附履历一份：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以上引自《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6－327页）
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三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五天之内，蔡元培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极高。而在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就是因为做贼心虚，怕教育部发现他伪造履历文书的犯罪行径、拒绝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均是蔡元培一手编造的。
陈独秀根本就不曾毕业于什么日本大学 。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资格。另外，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陈独秀也承认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伪造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陈独秀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恐怖分子陈独秀还向蔡元培极力推荐那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冒充到处美国博士的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聘请二十七岁的假博士胡适为北大教授。结果把北京大学弄得乌烟瘴气。
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语言暴力的杀戮号角。在紧接着的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腥气息开始弥漫开来，注定要未来一个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对于蔡元培与陈独秀在北大的这段文化破坏工作，同样被蔡元培“破格”弄到北大、成为讲师的梁漱溟后来自吹自擂地粉饰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言行不检，讲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难在北大站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这真是惺惺惜惺惺，猴子爱猴子。
在号称“五四运动”的文化破坏中，陈独秀不仅是蔡元培手下的前敌总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当场被捕。后经蔡元培等后援人士解救，于9月16日获释。之后又因为在苏联指挥下建立恐怖组织“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遭到当局追缉，于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渔阳里二号陈宅楼被捕。蔡元培和胡适“博士”给上海的法领事发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来，但是七天之后需到堂听会审结果。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判罪罚一百大洋了案。由此可见，法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纵容和支持。
1922年8月9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逮捕陈独秀，罪名是“藏有违禁书籍”。8月14日，陈独秀从拘留所的狱卒处知道在《时事新报》上有一条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最后，法院判罚陈独秀四百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这比后来共产党专政期间“收藏反动书籍”的处罚轻微得多。但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显然来自西方殖民国家的传授。事实上，反清、反专制、反西方、反压迫的自由思想家邹容（1885－1905年），早在这之前就被西方国家关押迫害致死。
1932年10月15日，由于中共党内同志的出卖，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十一号宅中被捕。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这一次被捕与前三次不同，被捕之后被立即引渡给国民政府，将依据所谓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请求营救他的推荐人：“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此时已由南京到上海。1931年10月下旬，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聚在上海法租界亚乐培路三三一号（今陕西南路一四七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商议如何营救陈独秀。蔡元培对杨杏佛说：“我看速拟一快电致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将电文交《申报》发表。”并建议“仲甫是文化中人，宜多几个人联名致电，同时要致电中央党部，目前此案由他们经手，对陈独秀很不利。”最后在电文上署名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嘏、朱少屏等为新文化党徒。以快邮代电寄往南京。在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下，蒋介石官送私情，饶了陈独秀一命，将陈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
1940年3月5日，七十四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六十多年后，张耀杰《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一书提出了一个“蔡元培悖论”：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该书序言说：“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有人惊叹：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这似乎表明“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兼容并包”之共生种子，并不一定能结出“兼容并包”之共生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朱健国《“蔡元培悖论”与新文化运动路线图》〕论者指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致命隐患就是不宽容。论者称此为“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并说“‘兼容并包’思想为何不可传递不可再生？蔡元培可能始料未及。”
其实，根据我们对蔡元培的论述不难理解，“蔡元培悖论”就是蔡元培自己一手导致的。因此根本不存在“蔡元培悖论的悲剧”，而只有“蔡元培悖论的闹剧和丑剧”。蔡元培这个风派头子，兼有前清进士、光复会组织者、同盟会参与者、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两度“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混杂阅历，不论他多么善于伪装“兼容并包”，他的假包装终于在“打倒孔家店”的问题上破了局。因为不论新文化党的说辞如何，从它后来表现看，就是企图在“不破不立”的闹剧和丑剧中，取孔家店而代之。其极端表现，就是林彪在毛泽东授意下，企图用《毛语录》取代《论语》，修齐治平一番。可惜毛语录质量太差，用了不到十二年就破损不堪了，还不如希特勒《我的奋斗》。
用“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来描写蔡元培这个新文化党的党魁和新文化党的党徒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关系，并不确切。因为蔡元培这个一娘和他的九子实在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造反派，这个一娘九子的造反乱伦的结果，就促成了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及其闹剧文革，把毛的新文化党的祖师爷们也一起否定了。
而蔡元培伪造履历文书的罪行，后来也被毛泽东等人有系统地继承发扬，用来批量篡改历史记载，并堂而皇之地叫做“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仅党史，而且国史，全部重新伪造一遍。这样的历史，还不应该结束吗？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2008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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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毛泽东企图拔高自己
（一）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自比秦始皇？
因为毛泽东企图拔高自己，他企图掩盖他一生最大的失败：那就是作了苏联的走狗，却没有能够统一中国。
毛泽东的一生，不仅比不上秦始皇，甚至比不上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好歹赶走了蒙古人，毛泽东却引进了苏联人。
毛泽东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反清成功的吴三桂”。
这就是小富农的狡猾之处：通过叫嚣“我是秦始皇”来转移视线，掩盖自己卖身投靠的汉奸本质。
秦始皇，北击匈奴、南并百越、西到流沙、东临碣石，统一并扩大了中国，堪称东方的恺撒、中国的亚历山大，在世界历史上都算是一流的征服者。
毛泽东呢？这条可怜虫北边朝拜斯大林，东边为金日成替死，南边帮胡志明撑台，西边给霍查送钱，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堪称是一个真正的二百五，比他那位试管里做出来的孙子毛新宇好不到哪里去。
结果呢，毛泽东这个不长胡子的二姑娘，还通过倒贴，把中国搞得民穷财尽，饿殍遍野，死了一两亿人。
（二）
毛泽东这个二百五，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他自知罪孽深重，所以不敢再见先人，临死的时候口口声声要去地狱里见他的野祖宗马克思。
毛泽东这个二百五，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把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
毛泽东拙劣地模仿狗主斯大林，站在天安门上人五人六，但是人家好歹扩张了俄罗斯帝国，把东欧、蒙古都占为己有，毛泽东呢？割让蒙古领土收不回来，还把台湾海峡让给第七舰队。就这么一个毛东西，还想要净重，和秦始皇比？其实毛泽东全党的毛重，也比不上一个秦始皇的净重。
这就是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的秘密所在，这个狡猾的小富农想偷梁换柱，冒充残暴的秦始皇，只不过他残暴有余，皇气全无，只是斯大林帐下的一条狗。
斯大林的狗毛泽东，他做的“国家”当然也只是一个狗国，而不可能是中国。
（三）
堂堂中国，五千年历史，不可能永远做俄国的狗。
何况毛僵尸并没有统一中国，反而只是裂土“主席”呢。
毛泽东，充其量不过是中国一个地方的领袖，而绝对不是整个中国的领袖。
将来的中国，谁想自比秦始皇，起码要收复蒙古、西伯利亚、朝鲜、越南、日本，接管南洋群岛，也就是统一所有东亚文明人居住的地方。因为这就是秦始皇干过的事情。拿这个标准来看，毛泽东不过是一只龙虾，跟祖龙根本不具可比性。
毛泽东晚年最喜欢自比秦始皇，是不是他承认了自己残害百姓的罪恶？
不是。
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意在掩盖自己一生的最大失败，那就是作了苏联的狗，却没有能够统一中国。
如果说秦始皇是个暴君，那么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相形之下不过是个小丑。
毛在天安门上的滑稽表演，和通过演说煽动民众对外扩张的希特勒相比，不过是个脑满肠肥的土霸、鱼肉百姓的懦夫。
（四）
毛泽东这个没有胡子、倒贴外国、根本不像男人的二姑娘，怎么能够控制中国大片领土的？
这是因为，中国有一帮狗奴，是五胡乱华以后留下来的杂种，历经安史之乱、沙陀、辽、金、元、清、倭、俄历次杂交混血，在中国培养的第五纵队。
这些人以金庸和爱新觉罗等等为代表，不仅混进文艺界炮制歌颂满鞑子的清宫戏，还登堂入室混淆视听。
正是这些人渣建立了一个狗奴国家。这里举两个例子。
刘小枫与钱钟书，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有没有共同的人格缺陷？
有。
那就是“钱钟书、刘小枫之作为毛泽东狗奴”。
钱钟书作为一个在西方留学却拿不到学位的“学者”，比晚十年拿学位却早冒学位十年欺世盗名的胡适，学力果然还要差劲。但他如何能出人头地？原来是依靠充当毛泽东狗奴发家的。钱钟书在广大人民受苦受难的毛泽东时代，不仅丧失良知，不为人民发言，装聋做哑也就罢了，而且使尽浑身解数，钻入毛著编译会，吃香的，喝辣的，用民脂民膏自肥。这就是一个“行为的狗奴”。
刘小枫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出头的“学者”，竟然恬不知耻地巴结杀人无数的毛泽东为“国父”，这就是“言论的狗奴”。比斯德哥尔摩情结严重得多。
须知，毛泽东并非中国国父，要说毛泽东是国父，那最多也就是一个“狗国的国父”。所以说“钱钟书、刘小是毛泽东狗奴”应该不算是冤枉了他们。
（五）
秦朝虽然凶悍，不过二世而亡。也就是说，亡在了红二代手上。
毛泽东预感这个危机，所以反修防修，妄图延年益寿甚至倒转水流，借以避免秦朝和隋朝那样二代继承人手里的亡党亡国。
但是，赵高这样的秘书执掌中央权力，却是专制政治不可避免的宿命。宦官政治不过是秘书政治的一种形式。东厂恐怖不过是秘书政治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虽然做不成秦始皇，他的政权却可能二世而亡。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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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毛泽东比慈禧更像女人
僭称“慈禧太后”者，叶赫那拉氏，名杏贞。1835年11月29日生于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1908年11月15日死于北京紫禁城，今故宫。杏贞乃满洲镶蓝旗人，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以伪清“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临朝称制，自1861年至1908年间清廷实际掌权者。
杏贞从“贵人”、“嫔”、“贵妃”、“皇太后”一直干到“太皇太后”，二十六岁就开始守寡，尽管信仰藏传佛教却声名狼藉；杏贞纵情声色，迫使儿子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供其居住。1875年1月，杏贞杀害同治，立侄子兼外甥四岁的载湉为帝，改年号为“光绪”，再次垂帘听政；1881年4月8日杀害慈安太后，从此慈禧实现一宫独裁。
结果，慈禧成为晚清统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四十七年。长期以来，有关慈禧的史学论著和文艺作品，大都只讲慈禧祸国殃民的一面，甚至把一些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在慈禧的身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慈禧已成为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后。那么，历史上的慈禧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其实，和后来盘踞在中国政坛上的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相比，慈禧尽管昏庸、腐朽、专横、残暴，但毕竟还有“英雄”的一面：敢于向外国宣战。不仅强过与日本商谈“二十一条”的袁世凯、与苏联勾结“联俄容共”的孙中山，而且强过打了对日战争却不敢向日本宣战的蒋介石，而且强过打了抗美援朝却不敢向美国宣战的毛泽东。
如此看来“中国阴盛阳衰”、“汉人不如少数民族”，被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与慈禧的对比，不幸证实了。
慈禧叫人家管她叫“老佛爷”，看来还是有它的道理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倒像是女人，在朝鲜牺牲了几十万大军，反倒欠了苏联一屁股外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毛泽东只好脱下军装，整天和高跟鞋跳舞。
到了邓小平，就更加等而下之了，敢情做了缩头乌龟，“韬光养晦”，鸵鸟了起来。
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如此不堪，也不知道猴年马月，中国能够再出一个“英雄”，敢于向外国宣战。
2016年6月13日，见到了资中筠发表的《慈禧的手机没有充电器》一文，可算是《慈禧英雄论》的回响：
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这句话的含义，就不再解释了，只想说一说其中一个关键词：慈禧。
一百多年前，咸丰驾崩了，慈禧跟另外两位历史上的女性人物“武则天和孝庄太后”一样，年纪轻轻都死了皇帝丈夫。20多岁的慈禧，没有像20多岁的武则天和孝庄那样用陪睡换江山，而是直接发动政变上台。慈禧在夺取大清统治地位之后的前三十多年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选择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洋务运动，按后来的历史形式讲，慈禧也相当于总设计师。慈禧启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工程师，后来提升李鸿章为洋务总工程师。洋务运动快速发展了大清的经济：火车铁路，兵工厂，纺织厂，电报局，北洋舰队，机械化露天煤矿，炼铁厂等等行业企业第一次出现在封闭千年的中国，洋务运动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就把一个等同于唐汉时期农业经济体的国家，带进了近代经济体的大门！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实属开天辟地。按现在的历史评论讲，谁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这些就是谁的成绩。
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为了发展疯狂搞运动造成的落后经济，再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这等于是照抄慈禧的作业，甚至连慈禧做错的选择题（先引进西方科技，不引进西方体制）也是照抄不误。如此盗版慈禧前三十几年的施政，简直是一种膜拜。
洋务运动一条腿发展起来的大清，很快就跌倒了。就算大清的历史没有甲午战争的惨败，只发展经济的洋务运动也注定保不住大清。因为西方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是同西方宪政体制配套使用的结果。大清只引进科技，就像买手机不要充电器，待机时间再长也会没电的。历史上看，慈禧的智商还是目前中国统治者中最高的，慈禧肯定不会假装相信什么亩产万斤，慈禧当然也不会眼看着大清断电。慈禧知道选错了题之后，毅然决定预备立宪给大清充电。慈禧死后，孙中山说不要充电了，不如再搞一部配充电器的新手机，后来的历史证明，孙中山搞不起，他最后倒向了苏俄。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几度躲在一个女人身后的历史，尤其是大清，除了创造性地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之上帝的洪秀全，站出来发了十四年疯之外，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选择站在慈禧的身后，可见大清的历史处境是多么险恶，一帮男人躲到一个女人身后的清末最后注定一触即溃。而大清倒台之后站出来的男人，至今还没有能超过慈禧的。
最后，再来读一遍那句很著名的话：一百多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不如慈禧！下面是比义和团更可恨的爱国贼。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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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毛泽东自比隋炀帝
“纽约作家毕汝谐”《我所知道的公安部长李震之死》写道：
按：笔者的一个铁哥们，曾经与李震之女相恋；他口述若干情况，笔者整理成文；发表于1989年11月美国“中国之春”杂志（笔名依林）。
中共十大前夕，公安部长李震受命于毛泽东，前往山东进行调查活动；频密地往返于京鲁之间，风尘仆仆。李震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对调查活动守口如瓶，但其家人私下猜测这一调查活动是针对江青、康生的。
李震每次自山东返京，都要前往中南海晋见毛泽东；李震回到家中，不免要与家人分享这一巨大的幸福。
李震家住公安部大院，平时在五号楼办公。出事那天晚上，李震正在家中看彩色电视（其时，彩色电视是稀罕物件！），忽得中央办公厅电话，说是中央首长要在五号楼召见李震，命其速去。这种电召本是平常事，故李震及其家人都未注意。
李震出门后，遥视五号楼一片漆黑，咕了一句：“怎么搞的……”——这是李震家人听到李震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李震一夜未归。翌日，李震家人得悉李震已吊死了！
李震死时口中含有数十片未溶化的安眠药片，衣履不整；判断其死于他杀的理由有二：
一、自缢者的勒痕因体重下坠应当呈马蹄形，而李震颈上的勒痕是正圆形的，显系被人勒毙。
二、李震吊死的绳子是其办公室窗帘绳子，两端被齐刷刷剪断，而其办公室内并无刃剪。
中央立即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专案调查组；毛泽东发话了：“李震平时工作不力，不能令人满意；隋炀帝时期也曾有过大臣离奇死亡事件，至今还是历史之谜。”
听话听音。专案调查组随即给出李震自杀的结论；李震家人始终不服。
李震死后，遗属迁往平民住宅，与前任公安部长谢富治遗孀飞黄腾达有若霄壤之别！
……
毛泽东崇拜隋炀帝，潜意识里老是把自己比作隋炀帝。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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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插队”是毛老头的卑鄙遗产
“插队”是毛泽东老兔崽子的卑鄙遗产。
怎么说呢？
1949年“解放前”，车站没有军人优先的规定，那时，许多有紧急军务的军人仅仅因为没有排队就被骂成“兵痞”。那时的人民还没有养成特权观念。
“解放前”，这个国家的人民上电车就学会排队了，一直到文革前都还保持着，到了文革的“大串联”以后——印度式的一窝蜂，就成了潜规则，直到现在，中国居民再也没学会排队。
2012年2月15日台湾的《旺报》“两岸征文”栏目刊文《排队与插队》，作者来自台湾桃园县，通过对自己在大陆切身生活体验，感受着“排队”和“插队”，并对部分大陆民众爱“插队”表现出理解，“资源有限，但人口过多时，如果你站在原地排队，也许就一辈子在原地饿死了吧”，“就算在台湾谁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不会插队”。
如果说中国人在“挤”、“抢位”方面是世界冠军，其实并不夸张。比如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站台基本都能看到排队候车的人，地铁的站台上也如此。不过等到公交和地铁进了站，情况就不同了，甚至会变得相当恐怖：霎时间，所有等车的人会一起冲向车门，不管车里的人是否能先下车。“先下后上”的提示语也根本不起作用。没有“抢挤”经验的人，恐怕会被这阵势吓倒。
毛泽东的“串联”和“下乡插队”，把人性的黑暗发挥到了顶点，随着这位流氓无业阶级分子的飞黄腾达，中国也就从一个“礼仪之邦”，变成了一个“中华流氓共和国”了。
“插队”是毛泽东的卑鄙遗产。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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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中国的富人没有逻辑地崇拜毛
有篇无名氏的网文写道，《中国几千万富人中有几百万人在默默的变成了毛左》：
你走进中国任何一家金店，记住，是任何一家金店，基本上你都能买到毛主席像章。
对我这个说法有怀疑？那你们可以试试看啊，可以做个社会调查啊，你们可以随便走进几家金店，问问店员：你们这里没有用毛主席像章？（其实，最后你不想买是没有关系的，按你们猫眼人的说法你们就说这个像章做的真他妈的恶心就行！）
可是如果你们真去了，你们将发现，我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现在中国任何一家金店，基本上你都能买到毛主席像章。
中国有多少家金店？我保守的估计是最少五万家。是不是政府在强迫他们卖毛主席像章？不是。是这五万家金店老板恰巧都是毛左？那更扯淡。生意人，没有市场需求，没有人经常来买毛主席像章，甚至，如果毛主席像章卖的慢，他们才不会不约而同的在柜台里摆那个东西的。他们这么干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毛主席像章太好卖，需求太大，买的人多。那么，每家金店，每年能卖出多少毛主席像章？我的感觉是，如果一个月连一枚都卖不出去的东西是早就应该下架的东西。
50000家金店乘以12枚乘以10年=6百万。
就是说，10年来，在中国大陆，在比较富裕的阶层，在这个按理来说应该憎恨毛泽东的阶层，但他们却购买了6000000枚毛主席金像章！
……
上述作者大惑不解的原因，是其未能明白“前门毛”、“毛观音”的秘密。
富人买毛像和司机挂毛像是一个道理，都是为了“趋吉避害”。富人买毛像，是想用毛的血腥来冲邪，以毒攻毒，避免自己的血光之灾。司机挂毛像是中国人典型的“恶神崇拜”，用“钟馗”来“避鬼”。
假对假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毛泽东的假对假，引来邓小平的假对假，邓小平索性打着红旗反红旗，把劳动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让邓小平自己的狗崽子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之流的狐群狗党们的狗崽子们先富了起来。
这种作假，是两个中国的共同遗产。
例如，假博士孙中山看中了蒋介石的假学历，惺惺惜惺惺，猴子爱猴子，就像长相女性化的大汉奸汪精卫看中了没有胡子的大汉奸毛泽东、共产党叛徒蒋经国看中了共产党叛徒李登辉。
其中，没有胡子的大汉奸毛泽东最为让人恶心的是，他后来索性男扮女装，把自己的相片修改成了观音菩萨的模样，让手下的恶棍四处张贴，活生生地把一个土匪打扮成了一个菩萨。但同时呢，这个极为阴损的“毛观音”却到处杀人越货、奸淫妇女，干尽了魔鬼也会皱眉头的勾当。
看来，冒牌“国父”（实为叫花子“果腹”）孙中山造假的后遗症，真是严重！
假货不除，国无宁日！
中国的富人没有逻辑地崇拜毛？
不然。
中国的富人知道自己的财富来自罪恶的官商勾结，所以他们崇拜罪恶的权力来源——毛泽东。
中国的富人崇拜毛，是很有逻辑的。
没有逻辑地崇拜毛的，是那些“被毛卖了还帮着毛数钱的”工农大众。现在上访，已经晚了！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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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毛泽东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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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集团怎样俘虏美国朝野
网文《毛泽东等抗战亲笔信惊现纽约》说，深秋的一天，为了钩稽一段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翻译家的旧事，有人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书及手稿库查询资料。埋首故纸堆搜求时，突感如“一束闪电般震撼”：原来这人不期而然地发现了一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袖抗战时期寄到美国来的亲笔书信原件。
除此之外，同时还发现有抗战时期大量宋庆龄、斯诺夫妇、路易·艾黎、宋子文和其他当时赫赫有名并活跃于中国政坛和国际间人物的书信及往还的原始文件，共180余箱资料。
看着这些斑驳发黄、有的甚至纸页一碰就掉渣的文件，一下子把人拽入了近80年前中国那烽火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
仅大略浏览，就使此人异常震惊：这批寄往美、英的抗战信件其写作历时七年多，差不多横跨了抗战的全部岁月。而它们的发信地点也各有不同。除毛泽东朱德两封发自延安以外，周恩来信发自汉口，董必武信发自重庆。而宋庆龄的信件则发自香港、广州、内地和海外各地不等。
它们静静地躺在这儿，近80年间几乎从未被触动过。
为什么这些珍贵书信和中共党史第一手原始资料会来到远隔万水千山的美国？又为什么它们会被送到哥伦比亚大学？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什么要给美国写信，他们这些信件是寄给谁、为什么寄，又为着什么样的目的而写呢？当时，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这些领袖人物要写这些信、寄出后的结果如何……这些都是那个瞬间涌进脑海的问题。
几个月来，通过大量原始资料的阅读、信息搜寻和查证文献，努力还原历史，试图从错综复杂的史实中爬梳脉络、去芜存菁；结合大部分当事人的背景资料从纵横两个坐标切入事件和背景，算是基本还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秘辛。
在哥伦比亚大学被发现的这批抗战书信，时间跨度达7年
宋庆龄在国外赠延安救护车前留影
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为什么要写信？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信件的原始内容。这批信件中，最早映入我眼帘的是周恩来的信，因为那上面“诺尔曼·白求恩”这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这是从我童年时在中国就人人皆知的名字啊！
“朋友们：
如我们几星期前写信所告知，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从五台山地区给我们发来了无线电报，他和另一位志愿为我军做医务工作的外国医生理查德·布朗先生已经抵达那个地区。白求恩医生告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跟布朗医生一起已经在那儿施行了110多例手术。白求恩医生请求贵处能汇给他们一千美元为那个地区的医疗和手术器械所用。他请求将这笔款项寄到延安的马医生那儿。
我们多么希望能向贵处报告你处通知我们的那14箱医疗手术器材已经来到了延安并被输送到了五台山地区！这14箱器材是红十字医疗救援委员会送给陕北战地医院的，有足够配备300到500张战地医院床位的手术设备和相应的医疗器械、敷料等。那样的话，白求恩和布朗医生的手术设备问题就会解决了。而此刻，我们将寻求其他办法来解决如何替代这14箱设备的问题。我们盼望能够尽快获得这些设备来解决五台山地区的亟需。
至于上面提到的一千美元，八路军的设备和资金接收处是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马医生是延安的一个外国医生。您不能寄钱给他，因为这不是他真正的名字。我们在书信上、电报上和金钱收据上也不能写上他真正的名字。同时，我们也认为将金钱寄给个人是不恰当的。因此，请将贵处能支持白求恩医生的款项寄给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它会被用于我们五台山根据地的工作。
您的真诚的，周恩来，八路军代表”
此信写于1938年8月4日，从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寄出。收信人是“美国援华委员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前身是美国反战和反法西斯同盟）”
紧接着，是毛泽东的信：
“亲爱的先生们:
史沫特莱女士通知八路军医疗服务处，七月份有一笔给八路军前线战地医院数目为650美元的款项被付与了汉口市美国纽约花旗银行。八路军医疗服务处已知悉此事并收讫此款项。
七月份的余下款项被兑换成了中国货币2571.43元，正式的收据已经寄去。
我们也已经寄去了关于战地医院的初步详细报告。此后，我们会按月寄去逐月的报告。
八路军医疗服务处深愿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即将得到的巨大支持之诚挚谢意，并希望今后这样的帮助能够持续下去。这谢意不仅仅是发自医疗部，而且也发自那些伤员和承受苦难和需要您处帮助的人们那里。
送上诚挚的问候。
毛泽东，李富春”
这封信是从延安寄出的，美国收信人和地址跟周恩来的信一样。寄出时间是8月20日，比周恩来信晚十六天，可谓前后契合。显然，这两封信中间有呼应关系。
至于信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由于其中主人公白求恩医生已成了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处我不必多赘。信中提到的八路军亟需却被截留的救死扶伤医疗器械，我随后会详谈。而信中提到的那位神秘的外国“马医生”就是后来闻名中国的美国人马海德。
从这里我们显而易见地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信跟周恩来谈的几乎是一回事，但内容却稍稍有别。读此我们不禁要问，当时正值抗战初期而且战争正处于最残酷的阶段，中共这两个核心的领袖人物为什么会万里迢迢写信给美国报告这些医疗器材和战地医院之类的事情呢？
如果回顾一下当时抗战的大背景，就不难得知为何会有这样两封信。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信
这两封中共当时最高领袖的信为什么寄到美国？它们承载着什么样的使命和目的？为此，我开始调阅这浩如烟海的百多箱文件。
经过悉心梳理，我终于搞清了线索。1938年，毛周写这些信时，中国共产党和其军队刚刚度过了一场巨大的生死灾难。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蒋介石全力剿共红军被迫长征，再到艰难地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二次国共合作，中间磨炼多多，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困境。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然遭到蒋介石不遗余力地追杀剿灭。但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呼声和紧接着的西安事变又逼蒋必须妥协和倾听民意。表面上国共抗战达成了，但是不久就又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念念不忘釜底抽薪，而毛泽东周恩来则需要韬晦隐忍、卧薪尝胆跟蒋介石周旋，利用这暂时获得的宝贵时光抗日图存。
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美国的信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书写的。
可又基于什么样的具体原因呢？
抗战伊始，是中国军队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武器水平远高于自己的日寇，中国军队虽顽强抗敌但死伤惨重。那时全国的主要战争资源都控制在蒋介石政府手里，他们在刻意限制和封锁延安；不只是武器弹药，甚至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方面也封锁八路军根据地。当时中共陕甘宁和晋察冀根据地战场因为缺医少药造成军队伤员死伤惨重。八路军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五台山地区展开浴血奋战，后取得了平型关和阳明堡大捷；但国共表面上的合作并不稳固，国民党政府控制着战争资源，处处掣肘八路军新四军。
自1938年起，一些海外支持的中国抗战资源开始进入中国，特别是宋庆龄号呼转徙，从欧美、东南亚支持中国抗战的组织和广大华侨处获捐了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材，并准备输送八路军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加美医疗队也到了八路军前线。但这批医药医疗器材的输送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干扰和扣留。毛泽东、周恩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信寄到美国，一方面是配合宋庆龄的努力，同时汇报、落实应用情况，以利下一步的行动。
当时国共刚刚进行第二次合作，时代的大趋势和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抵抗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的伎俩和封锁直接伤害到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对此，中共如果隐忍就等于默认；但如果抗议或抵制，会被不解真相的民众或外国人看成内讧，影响民气而且被国际舆论误解。
共产党的友人宋庆龄，凭借她的影响力为中共和八路军争取的国际资源，屡屡被劫，毛周寄往美国的信，既是一种争取国际舆论的重要政治策略，也是必要的申诉。
宋庆龄的“保盟”和“工合”
说起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和我国那时获得美援的情形，一般读者都知道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演说获得天文数字美援的一段历史；鲜少人知道宋庆龄其实也在美国和欧洲、东南亚甚至新西兰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募捐、团结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并做出了伟大业绩。
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这180多箱信件和手稿原件里，有着大量宋庆龄当年的书信原件。从这些信件里我们可以追寻出宋庆龄全力为抗日救国操劳的脚印。
外国工合专家在根据地
抗战开始后，宋庆龄就在上海和香港及时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两大组织，向全世界正义人士、反战组织及华侨呼吁募捐、宣传中国的抗战。
在“保盟”成立宗旨宣言中，宋庆龄开宗明义宣称它的任务很明确具体，暨“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任务很实在、很简捷，就是为了争取医药外援以救助中国抗战军民。
而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工合国际组织，是1937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外国友人与上海的一批爱国人士发起创办的。因为看到日本侵略者彻底破坏了中国工业，而中国若要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必须修复并重振自己的民族工业，故他们希望通过工业合作社的建立，来组织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失业的工人和难民进行生产自救，以支援长期抗战。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很快赢得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正义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很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捐款和物资总计价值上千万美元，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医药和医疗器械，许多外国技术人员亦来华无偿为工合工作。工合国际委员会在促进中国的工业合作社事业、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和发展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国革命领导人的盛赞。
保盟和工合两大组织的成功得益于几大重要因素。其一是宋庆龄利用其国际视野和资源优势整合了亚、欧、美等正义力量及支持中国抗战的各阶层人士形成了国际性的联动力量。第二则在于宋庆龄巧妙地利用其特殊身份、人脉资源、社会关系和政治影响力，把保盟和工合两大组织纳入了当时的政府体系并得到了当局的认可。由于她的影响力，导致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等都实际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而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也不得不被动参与、甚至蒋介石对它的活动也不得不默认。第三是因为，宋庆龄曾经接受西方教育，她熟知西方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组织、慈善和非盈利机关的运作规则，能够熟练运用自己的知识赢得外国相关机构的信任和援助。
在前述大背景下，既然蒋介石封锁控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医药医疗资源，宋庆龄就利用这些有效资源竭尽全力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所以就出现了本文开头中共主要领袖人物都写信配合并支持宋庆龄保盟和工合工作的寄往欧美的信件。
宋庆龄海外捐助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行为当然会激怒蒋介石政府，于是有了对运往八路军的医疗器械的暗中扣留和阻挠。宋庆龄则指挥这些医药医疗器械绕道香港甚至越南等地运达八路军根据地。这显然增加了运输难度，且易引起国外捐赠者疑问。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正是配合宋庆龄的国际募捐活动而写，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报告收款细节、资金使用情况，并表达了对这种支持的感念。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批资料中还有1944年朱德和董必武就同一主题寄到英国和美国的信件。这批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外政策和国际联络方面的重要资料。
据考证，本期宋庆龄通过“保盟”和“工合”两大国际组织在国外募捐约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输送到了中共抗日根据地。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它极大地支持了中共的抗日战争。
除了替延安获取物质资源，宋庆龄的另一特别贡献还在于介绍外国记者、医生甚至美国代表团中有正义倾向并同情延安的人士在国际上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宣传张目。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都是宋庆龄直接介绍到延安的。著名的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医疗队和医生们也都由她直接引荐到根据地。
除此以外，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工合还努力动员一切友好的国际力量支持中国抗战。除在香港以外，工合在东南亚、欧洲和美国都有分支而且积极发挥着作用。仅这次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存文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工合在美国大量的工作记录。这个组织在美国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的抗战并发起募捐，而且直接招募专家甚至医生、工程师、普通工人、华侨去中国参加抗战。自美国的宗教草根组织到大亨集团，直至动员邀请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出任工合名誉主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出任主席，在美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声援赞助中国抗日活动的浪潮。
仔细研读这一批跟中共领袖信件同时发现的资料，我们可以看见，与中共领导人书信同时出现的，是宋庆龄和她的团队间的秘密文献，而这个团队的主要人物大都有国际背景；换句话说，这些文件泄露了宋庆龄的“朋友圈”和它的组织运作内容、方式以及他们的工作程序。
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宋庆龄和她的工作团队如何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号呼转徙，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抗战以前那段凄风苦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岁月。
自清末起，中国就成了西方人的乐土。特别是一些跟海外通商的港口城市大都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而以当时的上海为最。我们这里叙事的上下文背景中相当多史实都是在这儿发生的；包括我们事件的主角宋庆龄也是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曾经是她活动的主要舞台。
那时，在旧中国有着一批特殊的人物暨“外国人”。这批人自晚清以来就在中国享受着特殊地位，扮演着特殊角色。因为享有“法外居民”的“特权”，他们利用这样的身份，也做过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
大致区分，第一大类是有中国背景甚至是 “土生土长”的老外。比如说，国人熟知的司徒雷登、赛珍珠、创刊美国《时代》和《生活》的媒体大亨亨利·鲁斯、宋庆龄的秘书和首创协和医院社会救济工作的蒲爱德等。这批人大都有难以割舍的中国情结和对这片土地的爱——虽然这种挚爱会以不同形式来表达。
第二类则是在乱世闯荡中国的外国人。这里面有商人哈同；政客威廉·端纳；江湖人双枪科恩；学者费正清夫妇；媒体人史沫特莱、斯诺夫妇、爱泼斯坦、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安娜·利泽；作家项美丽及各色人等；更有工程师路易·黎以及著名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医生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
而宋庆龄所联系和打交道的，是其中最具正义感且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一批国际友人。他们中有人亲自投身中国革命或倾向革命，或同情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不遗余力地帮助被侵略和被压迫民族；有的甚至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一百多箱材料和记录文献里，我能读到宋庆龄如何发动华侨，策动海内外政治人物和国际知名人士替中国抗战呼吁，为伤兵、孤儿和流离失所的妇女捐献救助款；如何事无巨细的叮咛、悉心安排每一步具体的行动计划。只有亲自浏览这些当年的书信，才能真正理解这样一个爱国奇女子，知道为什么新中国会如此感激这个在共产党最困苦的时候跟他们相濡以沫的人。
同样，读蒲爱德和斯诺夫人的海量信件，也同样感人。蒲爱德是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生活、救助中国穷苦百姓大半生的美国人；而斯诺夫人则是刚刚深入中国、了解战时中国人的不幸并竭尽全力帮助中国的一个正义的国际主义战士。她们身在美国，却时时不忘中国民众，认真投入地募捐和讨论每一次行动步骤。在世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反法西斯和反对内战的斗争中，我们不止有白求恩，还有很多无名的英雄。
而这批珍贵的书信史料为什么辗转到哥大？
研究发现，哥伦比亚大学所藏这批中共领袖信件和“保盟”“工合”180余箱文献原为宋庆龄亲自建立的“工合”国际组织美国总部干事蒲爱德收藏，后被她捐赠给哥大珍本图书馆手稿库保存。近80年来，它始终沉睡在书库一隅；笔者相信这次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将对理解中国现代史有重大的意义。
……
这批信件的重大意义，无非在于说明“毛泽东集团是怎样俘虏美国朝野的”。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集团之所以能在取得苏联扶植的同时，成功地使美国中立化，从而最终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控制权，显然和抗战期间的这些秘密活动不无关联。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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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国总统卡特谄媚屠夫毛泽东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反动歌曲是1970年9月发表的。那时中国大地上正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腥风血雨，死人无数。而这首冒充儿歌的魔鬼颂歌却娼道：
狗（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土匪（太阳）升，
伟大牲口（领袖）毛主席，
指引妓女（我们）向前进。
过了九年，毛狗已死，毛尸犹在。
中共自己的报道指出：1979年在肯尼迪中心，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听罢，邓小平与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这些美国孩子，此举让许多“美国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些白痴，根本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那等于在痛骂他们的祖宗八辈，说他们在朝鲜死的好！死的好！
过了37年，到了2007年，中美“建交”28周年研讨会上，白活了83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毫无悔过之意，还当众念出了他的白宫日记部分内容，披露了建交过程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及曲折经历。
在1977年~1981年的4年白宫生涯里，卡特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此前从未对外公开。
“愿为建交决定承担所有政治责任”
卡特的中国缘始1949年，当时他作为美国海军军官首次来华，并在中国度过了25岁生日，而那一天恰好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1972年，毛泽东主席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横跨太平洋的握手，打破了中美冻结20余年的坚冰。然而，尚未来得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就因“水门事件”提前下台。继任总统福特由于各种原因也未能实现中美关系的新突破。
在当年7月7日的日记里，卡特这样记录了建交前自己承受的巨大压力：“伍德科克（后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和国务卿万斯来到白宫，我告诉他们要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决定。伍德科克一周以后就要去北京，我对他说，与中国建交是可行的，我要向所有美国人民说明这一点，并愿为这一决定承担所有政治责任。”
绕开国会的秘密谈判
1978年初，中美领导人就建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出于保密考虑，卡特避开国会，甚至都没有让国务院插手，所有的信息都直接从白宫发往中国。
他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
台湾问题达成妥协
1978年8月23日的日记里，卡特写道：“今天，我派去访问中国的国务卿万斯给我发来电报，说中国外长黄华告诉他，明天邓小平要见他。建交谈判进展异常缓慢，中国国内并没有公开此事……”
事实上，中美双方如何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达成妥协成为建交的最关键问题。卡特在1978年9月和12月的两篇日记里这样记录了台湾问题上的进展：“今天我见了柴泽民（后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大使），他向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我和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布热津斯基一直讨论到深夜，我们让伍德科克与中方加快进度，尽快敲定建交公报文本的措辞，尽早宣布建交决定。……中方也发来了他们的文本，我立马转给身在中东的万斯，让他迅速做出回应。……我还和国防部长哈罗德仔细研究了有关对台军售和撤军等的措辞。……一切进展很顺利。”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就在我和邓小平的笔下，两国关系走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勃列日涅夫非常不满
两国敲定了建交的所有细节之后，卡特政府决定立即将此决定通报苏联及欧洲盟友。
“我半夜给蒋经国打了电话，告诉了他美方的决定，又分别给福特、尼克松通话，和尼克松聊了很久……”卡特在日记中写道。“12月27日，我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联对中国非常不满，几近疯狂。他几乎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我们不要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我决定先放一放，过几天再给他回复。”“我们的目的是要与中国和苏联都建立友好关系，帮助他们弥合分歧。”
日记中还记录了卡特与布热津斯基开的一个小玩笑，令人捧腹：“我告诉布热津斯基中方取消了建交的决定，他差点当场晕倒，我赶紧告诉他我是开玩笑的。”
邓小平24小时内作出访美决定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令他意外的是，邓小平在24小时之内即刻作出访美决定。可见邓小平的迫不及待已经到了不顾体面的地步。
“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我们在为邓小平访美积极准备。我决定在肯尼迪中心为他举行盛大宴会，这样可以让更多人到现场参加。……我还准备安排他去休斯敦看看，但得先听听州长和市长有何建议，我不想让邓小平在美国期间有任何尴尬。”
“1月25日，我接受了一家中国电视台的采访。我对着镜头告诉亿万中国观众：中美长达30年的隔阂已经消除，美中建交为两国加强经贸、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合作提供了契机，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这是我有史以来面对观众最多的一次电视演说。”
“1月26日，我带了数本介绍中国的书来到戴维营。”两天后，邓小平抵达华盛顿。
1979年1月28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选择了这一天开始对美国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问。
“他个子不高，但坚韧、睿智、坦率、有胆识、风度翩翩、自信、友善，这些品质都非常吸引我，我很愿意和他交流。”卡特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对邓小平的第一印象。
在肯尼迪中心，卡特为邓小平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听罢，邓小平与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这些美国孩子，此举让许多美国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邓小平受到了美国人民最热烈的欢迎。我们还签了很多协议。他极富幽默感，我很喜欢他。”卡特在日记里说。
任期内未能访华是最大遗憾
卡特担任美国总统的4年任期里，因故始终未能到访中国，这也成了他任内的最大遗憾。为弥补这个遗憾，卸任后他先后8次访华，与许多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28年前，卡特在白宫欢迎邓小平时说：“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随后，两位领导人并肩走进白宫，在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这个经典历史瞬间被镜头永久记录下来，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
美国总统卡特的罪恶，不在于“与中国大陆的共产土匪建交”，因为对此他还可以辩解说，这是“为了美国利益和魔鬼交媾”。
美国总统卡特的罪恶，在于公然利用肯尼迪中心的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热爱屠夫毛泽东的反动歌曲。这个下流动作，并非建交程序所必要的，完全是一种无耻的谄媚、人格的堕落。
由此可见，美国总统卡特和天安门屠夫邓小平一样，都是毛派分子。
这样看来，美国的衰落不是偶然的，而是被内部的蛀虫搞垮的。
而1989年天安门屠夫邓小平悍然发动“六四大屠杀”也绝对不是偶然的污点，而是屠夫毛泽东的僵尸复活。
老布什总统对邓小平的姑息，正是卡特主义的阴魂不散。
他们都是美国的卖国贼！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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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卡扎菲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为什么说卡扎菲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呢？毛嚎叫说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对派、包括打倒毛自己的走狗刘少奇、林彪，卡扎菲也以好斗闻名天下，也杀害了自己的副手贾卢德。毛做卡的老师完全够格，卡是毛导的好学生，毛的最好的学生则是柬埔寨的红色屠夫波尔布特共产党。
但是现在，中国却出现了毛派分子的一个奇怪论调，否认卡匪是毛匪的好学生。
否认当年的那个敢作敢当的卡扎菲上校，除了有阿拉伯其他国家人民的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有毛泽东思想支持。
毛派分子胡说八道，信口开河，说卡扎菲1969年9月1日上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去世，他们在这七年之间不但未曾谋面，而且还惹得“毛主席”大怒生了卡扎菲一肚子气：
……
1970年老秦正在总后某研究所工作。那时隔上几个月就要传达邱会作部长的讲话，邱会作很能讲，时不时还会讲些国际形势。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分健谈，不用稿讲上几个小时如同小菜一碟。有一次邱会作在总后礼堂讲了利比亚二把手总理贾卢德到中国买原子弹的事。
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曾是利比亚政坛仅次于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显赫人物。1969年7月，利比亚的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8月，国王在雅典宣布退位，利比亚局势混乱，27岁的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者卡扎菲与贾卢德于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领导政变，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了政权。
1970年8月，卡扎菲派他的副手总理贾卢德突访中国，这一访问当时没有公开。贾卢德代表卡扎菲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购买原子弹，目的是为了帮助苦难中的巴勒斯坦人，为了帮助整个阿拉伯世界挽回颓势，干掉以色列。只要中国卖原子弹，利方马上和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
8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贾卢德时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在制造原子武器的数量上，我们即使把全部预算都用上，也赶不过超级大国，我们不干这个傻事，我们不怕原子弹，也不拿原子弹吓人，更不会拿原子弹做买卖搞核交易。
毛主席说中国不能为了和利比亚建交就卖原子弹。毛主席因此还很生气，这么讨厌的卡扎菲，太狂妄了，因此连贾卢德见都没见。当时毛主席身体很好，连非洲马里、几内亚的部长访华都接见，却偏偏不见利比亚总理。
1976年毛主席去世快两年后的1978年8月初，中国和利比亚才开始建交。
1994年9月，伦敦的一家报纸证实，贾卢德的护照已被当局没收。在1995年9月1日庆祝利比亚革命周年纪念活动中，也不见了贾卢德的踪影。卡扎菲还公开讲话声明，由于贾卢德当时的犹豫不决，“自由军官组织”的政变险些被葬送，这等于重新改写了利比亚的历史。显然贾卢德早已失去了人身自由。
从1995年至今，贾卢德生死不明。本博秦全耀觉得贾卢德的地位有点像中国的林彪，卡扎菲曾在大会上宣布他是永远的“二把手”。林彪则被写进中共九大党章，成为过毛主席法定的接班人。
毛主席和卡扎菲都是生性好斗个性极强的人针尖对麦芒，一山难容二虎。所以，在毛主席生前中、利两国关系停止不前，连外交关系都建立不起来。老秦不解，凭什么有人会说卡扎菲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呢？
……
这个毛派分子“老秦”，显然是秦始皇的徒子徒孙，是毛的残渣余孽。他的回忆恰恰说明毛泽东和卡扎非都是小人，根据同样的道理，你不能因为毛泽东杀害了林彪，就否认林彪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杀害了林彪，就否认林彪是和毛泽东、卡扎非一样的地地道道的小人。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伊斯兰武装与毛泽东思想
2014年10月16日，无能的国际联合部队承认，万恶的伊斯兰武装取得进一步战果！
美国负责领导国际部队的艾伦将军表示，虽然国际联合部队继续空袭，但是没有在阻止“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一步扩散，取得重要战果。同时他表示现在还为时过早来判断美国领导的国际空袭行动是否有效。
法广特派记者让 路易 普尔泰（Jean-Louis，Pourtet）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指出，在空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行动中，美国负责领导国际部队的艾伦将军拒绝评论谁取得胜利，谁失败，他只是承认到目前为止，伊拉克还是国际联合部队打击的主要目标。近日美国加强了对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的轰炸，五角大楼同时宣布有上百个“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被打死。艾伦将军同时指出加强对库尔德人指出，增加对科巴尼轰炸的原因说：“我们出于人道救援目的对科巴尼和附近加强轰炸，我不认为非常合适用军事重镇来形容科巴尼，加强对恐怖分子轰炸，目的是为那些保卫科巴尼人士争取更多的时间。”
艾伦与其他美国将军一样不评论与土耳其的分歧，并且强调土耳其是“美国的盟友”，而且与叙利亚反对派中的温和人士正在进行谈判，同时也在讨论美国是否使用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问题。
伊斯兰和共产党，都是滥杀无辜的。
和他们谈判就是与虎谋皮。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梁思成为何抑孔扬毛
提起梁思成（1901—1972年），大家都知道他是社会活动家梁启超的儿子，一方面他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另方面还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爱情故事的主角。作为历史人物，梁思成的主要事迹，是主张保护北京的建筑，但却因此遭到中共的白眼甚至打击迫害。
到了二十一世纪，由于时间的变形作用，梁思成几乎被塑造成了维护古代文明的标兵，例如谢泳在《梁思成百年祭》中相当煽情地写道：“梁思成如果活著，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
这种过度渲染不是孤立的，在国人特别突出的造神倾向下，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选择性遗忘”了：梁思成在身为受害者的同时，也曾为虎作伥、抑孔扬毛。事实证明，梁思成并非古代文明的维护者，而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红色建筑家。
1957年，梁思成写了一篇《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的文章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梁思成在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他的主要作品有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仁立公司门面、北京大学女生宿舍、鉴真和尚纪念堂等。
《新京报》“北京地理-城市客厅系列”专版曾经缅怀说，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保留北京的旧城、在西部建新城的方案。梁思成热切构想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即全长三十九公里的环城立体公园。根据他的构想，平均宽度约十米的城墙上可砌花池、栽种花木、再安放一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休憇，秋高气爽的季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莽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令市民胸襟开阔，还有城楼角楼可劈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等。但梁思成的规划遭到否定，因为城墙不仅成为阻挡时代潮流的封建文化象征，亦成为新北京建设的实际障碍。尽管城墙的存废早有定局，但解放后的十多年中尚未真正危及它的存在。梁思成侥幸认为，城墙的砖皮和灰土总数约一千一百万吨，以二十节十八吨车皮组成列车日运一次，需八十三年才能运完。然而1960年代，在“深挖洞”的思想号召下，拆毁城墙城门达到高潮，成群结队的职工、干部、学生、家属摆开战场你追我赶，将取下的城运回本单位筑防空洞。梁思成显然过迂，他不懂“人民战争”的威力。没有动用火车，更无须八十三年，人们用铁镐铁锹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彻底毁灭了几百年来雄镇四方的城。
……
其实，梁思成并非如此无辜。
人们很容易就发现，在《中国建筑艺术》一书的第15讲《庙——曲阜孔庙》中，1959年梁思成的思想行为，更像一个毛派分子，是1966年红卫兵们的先驱。
《庙——曲阜孔庙》一文发表在《旅行家》杂志1959年第9期上，显然是梁思成加入中共前后的作品。梁思成这位共产党员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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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像中国的孔丘（公元前551至479年）那样长期地受到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尊崇。他认为“一只鸟能够挑选一棵树，而树不能挑选过往的鸟”，所以周游列国，想找一位能重用他的封建主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始终不得志。事实上，“树”能挑选鸟；却没有一棵“树”肯要这只姓孔名丘的“鸟”。
他有时在旅途中绝了粮，有时狼狈到“累累若丧家之犬”；最后只得叹气说，“吾道不行矣！”但是为了“自见于后世”，他晚年坐下来写了一部《春秋》。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自见于后世”的愿望达到了，正如汉朝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所以从汉朝起，历代的统治者就一朝胜过一朝地利用这“圣人之道”来麻痹人民，统治人民。尽管孔子生前是一个不得志的“布衣”，死后他的思想却统治了中国两千年。他的“社会地位”也逐步上升，到了唐朝就已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连他的后代子孙也靠了他的“余荫”，在汉朝就被封为“褒成侯”，后代又升一级做“衍圣公”。两千年世袭的贵族，也算是历史上仅有的现象了。这一切也都在孔庙建筑中反映出来。
今天全中国每一个过去的省城、府城、县城都必然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红墙黄瓦的孔庙，而其中最大的一座，就在孔子的家乡——山东省曲阜，规模比首都北京的孔庙还大得多。在庙的东边，还有一座由大小几十个院子组成的“衍圣公府”。
曲阜城北还有一片占地几百亩、树木葱幽、丛林密茂的孔家墓地——孔林。孔子以及他的七十几代嫡长子孙都埋葬在这里。
现在的孔庙是由孔子的小小的旧宅“发展”出来的。他死后，他的学生就把他的遗物——衣、冠、琴、车、书——保存在他的故居，作为“庙”。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在过曲阜时杀了一条牛祭祀孔子。西汉末年，孔子的后代受封为“褒成侯”，还领到封地来奉祀孔子。到东汉末桓帝时（公元153年），第一次由国家为孔子建了庙。随着朝代岁月的递移，到了宋朝，孔庙就已发展成三百多间房的巨型庙宇。历代以来，孔庙曾经多次受到兵灾或雷火的破坏，但是统治者总是把它恢复重建起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了明朝中叶（16世纪初），孔庙在一次兵灾中毁了之后，统治者不但重建了庙堂，而且为了保护孔庙，干脆废弃了原在庙东的县城，而围绕着孔庙另建新城——“移县就庙”。在这个曲阜县城里，孔庙正门紧挨在县城南门里，庙的后墙就是县城北部，由南到北几乎把县城分割成为互相隔绝的东西两半。这就是今天的曲阜。孔庙的规模基本上是那时重建后留下来的。自从萧何给汉高祖营建壮丽的未央宫，“以重天子之威”以后，统治阶级就学会了用建筑物来做政治工具。因为“夫子之道”是可以利用来维护封建制度的最有用的思想武器，所以每一个新的皇朝在建国之初，都必然隆重祭孔，大修庙堂，以阐“文治”；在朝代衰末的时候，也常常重修孔庙，企图宣扬“圣教”，扶危救亡。1935年，国民党政府就是企图这样做的最后一个，当然，蒋介石的“尊孔”，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当时的重修计划，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孔子的重视，连孔子的子孙也沾了光，除了庙东那座院落重重、花园幽深的“衍圣公府”外，解放前，在县境内还有大量的“祀田”，历代的“衍圣公”，也就成了一代一代的恶霸地主。曲阜县知县也必须是孔氏族人，而且必须由“衍圣公”推荐，“朝廷”才能任命。
除了孔庙的“发展”过程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历史记录”外，现存的建筑物也可以看作中国近八百年来的“建筑标本陈列馆”。这个“陈列馆”一共占地将近十公顷，前后共有八“进”庭院，殿、堂、廊、庑，共六百二十余间，其中最古的是金朝（1195年）的一座碑亭，以后元、明、清、民国各朝代的建筑都有。
孔庙的八“进”庭院中，前面（即南面）三“进”庭院都是柏树林，每一进都有墙垣环绕，正中是穿过柏树林和重重的牌坊、门道的甬道。第三进以北才开始布置建筑物。这一部分用四个角楼标志出来，略似北京紫禁城，但具体而微。在中线上的是主要建筑组群，由奎文阁、大成门、大成殿、寝殿、圣迹殿和大成殿两侧的东庑和西庑组成，大成殿一组也用四个角楼标志着，略似北京故宫前三殿一组的意思。
在中线组群两侧。东面是承圣殿、诗礼堂一组，西面是金丝堂、启圣殿一组。大成门之南，左右有碑亭十余座。此外还有些次要的组群。
奎文阁是一座两层楼的大阁，是孔庙的藏书楼，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年）所建。在它南面的中线上的几道门也大多是同年所建。大成殿一组，除杏坛和圣迹殿是明代建筑外，全是清雍正年间（1724至1730年）建造的。
今天到曲阜去参观孔庙的人，若由南面正门进去，在穿过了苍翠的古柏林和一系列的门堂之后，首先引起他兴趣的大概会是奎文阁前的同文门。这座门不大，也不开在什么围墙上，而是单独地立在奎文阁前面。它引人注意的不是它的石柱和四百五十多年的高龄，而是门内保存的许多汉魏碑石。其中如史晨、孔庙、张猛龙等碑，是老一辈临过碑帖练习书法的人所熟悉的。现在，人民政府又把散弃在附近地区的一些汉画像石集中到这里。原来在庙西双相圃（校阅射御的地方）的两个汉刻石人像也移到庙园内，立在一座新建的亭子里。今天的孔庙已经具备了一个小型汉代雕刻陈列馆的条件了。
奎文阁虽说是藏书楼，但过去是否真正藏过，很成疑问。它是大成殿主要组群前面“序曲”的高峰，高大仅次于大成殿；下层四周回廓全部用石柱，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
大成殿正中供奉孔子像，两侧配祀颜回、曾参、孟轲……等“十二哲”；它是一座双层瓦檐的大殿，建立在双层白台基上，是孔庙最主要的建筑物，重建于清初雍正年间雷火焚毁之后，1730年落成。这座殿最引人注意的是它前廓的十根精雕蟠龙柱。每根柱上雕出“双龙戏珠”，“降龙”由上蟠下来，头向上；“升龙”由下蟠上去，头向下。中间雕出宝珠；还有云焰环绕衬托。柱脚刻出行山，下面莲瓣柱础承托。这些蟠龙不是一般的浮雕，而是附在柱身上的圆雕。它在阳光闪烁下栩栩如生，是建筑与雕刻相辅相成的杰出的范例。大成门正中一对柱也用了同样的手法。殿两侧和后面的柱子是八角形石柱，也有精美的浅浮雕。相传大成殿原来的位置在现在殿前杏坛所在的地方，是1018年宋真宗时移建的。现存台基的“御路”雕刻是明代的遗物。
杏坛位置在大成殿前庭院正中，是一座亭子，相传是孔子讲学的地方。现存的建筑也是明弘治十七年所建。显然是清雍正年间经雷火灾后幸存下来的。大成殿后的寝殿是孔子夫人的殿。再后面的圣迹殿，明末万历年间（1592年）创建，现存的仍是原物，中有孔子周游列国的画石一百二十幅，其中有些出于名家手笔。
大成门前的十几座碑亭是金元以来各时代的遗物；其中最古的已有七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孔庙现存的大量碑石中，比较特殊的是元朝的蒙汉文对照的碑和一块明初洪武年间的语体文碑，都是语文史中可贵的资料。1959年，人民政府对这个辉煌的建筑组群进行修葺。这次重修，本质上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修：过去是为了维护和挽救反动政权，而今天则是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和对于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给予应得的评定和保护。七月间，我来到了阔别二十四年的孔庙，看到工程已经顺利开始，工人的劳动热情都很高。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彩画工人中有些年轻的姑娘，高高地在檐下做油饰彩画工作，这是坚决主张重男轻女的孔丘所梦想不到的。过去的“衍圣公府”已经成为人民的文物保管委员会办公的地方，科学研究人员正在整理、研究“府”中存下的历代档案，不久即可开放。
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上次来时，曲阜是一个颓垣败壁、秽垢不堪的落后县城，街上看到的，全是衣着褴褛、愁容满面的饥寒交迫的人；今天的曲阜，不但市容十分整洁，连人也变了，往来于街头巷尾的不论是胸佩校徽、迈着矫健步伐的学生，或是连唱带笑，蹦蹦跳跳的红领巾，以及徐步安详的老人……都穿得干净齐整。城外农村里，也是一片繁荣景象，男的都穿着洁白的衬衫，青年妇女都穿着印花市的衣服，在麦粒堆积如山的晒场上愉快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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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有兴趣和有时间，不妨找到这本《中国建筑艺术》，一睹为快，那里有一个比较真实的共产党员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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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插图珍藏本） 梁思成（著） 线装书局出版 定价 68．00元
《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精心选取梁思成关于中国古建筑的演讲和中国古建筑的个案研究，辅以两百余幅精彩的古建筑图片，将是梁思成目前装帧最精美的一本书，也是众多梁迷必藏的图书。
梁思成（1901-1972） 著名建筑家1924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1927年获建筑硕士学位。同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28年回国，任东北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和教授。1933年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先生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目录
第一讲 建筑是什么
第二讲 建筑的艺术
第三讲 建筑的民族形式
第四讲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第五讲 中国建筑的特征
第六讲 中国建筑的类型
第七讲 中国的佛教建筑
第八讲 中国建筑中的塔
第九讲 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
第十讲 店面 店面简说
第十一讲 阁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及门考
第十二讲 桥 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
第十三讲 民居 山西民居
第十四讲 寺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
第十五讲 庙 曲阜孔庙
第十六讲 晋祠
第十七讲 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
第十八讲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第十九讲 平效建筑杂录
第二十讲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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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所介绍的梁思成是这样的：
梁思成 （1901-1972）
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人。
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东京，梁启超长子。曾在日本神户同文学校读书。
1912年9月，随父母回国，先后在北京汇文学校、崇文高小及清华学堂肄业。
1924年6月赴美国，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攻读。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1924年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不久转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1927年2月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士学位，当年6月获硕士学位。7月～1928年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
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3月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经欧洲考察意、法、希腊等国建筑艺术返回北京。8月，梁回到东北，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任东北大学教授兼建筑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任研究员、法式部主任（至1946年），致力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到任后，组织调查组到荒山野岭寻找古建筑遗物。６年间，走遍华北十余省、百余县，对二千多处古迹遗存和文物进行勘测研究，获得重要成果：
1933年在蓟县发现北宋双层木构建筑独乐寺观音阁；还有宋初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以及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的铜观音。
1937年初，他和夫人林徽因（中国第一个女建筑学家）到五台山，发现建于唐代的大佛光寺大殿木构建筑以及山西晋祠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举家南迁，由华北经华中到西南的昆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到各处调查勘探古崖墓和佛道教石窟摩崖雕刻。
1939年再从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以便利用该所的图书资料研究古建筑。在中国营造学社停止野外调查后，他便专研古代专著《营造法式》。
1941年还担任前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1942年接受国立编译馆委托编写《中国建筑史》，历经两年多才完成。
1944年起，梁被任为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梁回北平，向清华大学校长建议增设建筑学院，首先开办建筑系，学校当局聘请他任建筑系主任到1972年。11月，被派去美国考察，应耶鲁大学之聘为访问教授，应耶鲁大学聘请讲授《中国艺术史》。
1947年1月-6月，作为中国代表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4月，参加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作了《唐宋雕塑》与《建筑发展》两上学术报告，并获得该校授予文学博士学位。6月，再次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为访问教授。之后，还出席该校举办的“体形环境学术会议”，获得城市建筑整体结构规模方面的知识，回国后建议把建筑系改为营建系，更好地培养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专门人材。
194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４月，被选任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梁仍任清华大学教授兼营建系主任， 同时受聘为中央直属的修建处（建筑工程部前身）顾问。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四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担任过国徽的设计组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城建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全国科协、科联委员会委员，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委会副主任，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等职务。参加过北京十大建筑设计工作，对保护北京古文物建筑提出过很多建议，对保存团城和成贤街牌楼作出了贡献。
1962年，梁思成南下广西调查，还回到新会故乡茶坑村与乡亲团聚，在县城指导华侨大厦改建工程，对县里建设提出合理建议。回北京后，又接受为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设计，为促进中日友好作出努力。英国著名建筑学者李约瑟说他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极“左”势力迫害， 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遭受批判，身心受到摧残。
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打倒“四人帮”后，恢复名誉，并决定整理编辑出版他的著作。
梁思成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可以将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用类似语言翻译的方法转化到西方建筑的结构体系上，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新建筑。他和夫人林徽因一起实地测绘调研中国古代建筑，并对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学奠定了基础。1940年，因抗战营造学社不得不迁居四川李庄，在非常年代的这一时期，虽有川滇古建筑考察，虽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但却是整体工作困难重重、惨淡经营，留下许多遗憾，营造学社以致1946年不得不宣告解体。梁先生强调说:“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在这一时期，学社经费匮乏，学社成员生活极度艰辛。梁思成仍强忍着病痛，坚持实地考察，并完成《中国建筑史》等重要文稿的写作。这部《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共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的，因此可以说它是体现学社治学观点和方法的代表作，是早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建国后，梁思成在建筑创作理论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强调新建筑要对传统形式有所继承。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运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梁思成的这些理论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多数建筑师的思想和政府的希望，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建筑界有很大影响。梁思成主要作品有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仁立公司门面、北京大学女生宿舍、人民英雄纪念碑、鉴真和尚纪念堂等。曾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 梁思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古建筑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倡导者之一，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
《清式营造则例》、《宋营造法式》、《中国建筑史》、《中国艺术雕塑篇》、《中国雕塑史》
《蓟县独乐寺山门考》、《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等17篇；
另外，在报刊发表有90余篇文章。此外， 用英文撰写发表在美国百科全书的有《中国建筑和艺术》等６篇。其生平著述被收入《梁思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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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为何抑孔扬毛？现在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答案了。
从上述“百度百科”所介绍的梁思成的个人简历来看，显然，梁思成抑孔扬毛，是他身上的共产党员的党性起了作用。在梁思成身上，共产党员的党性最终战胜了建筑学家的良知，这大概也是许多“反动学术权威”的共同特点。否则他们根本等不到1966年才被打倒；而会早就死在（肉体死亡或者政治死亡）“十七年黑线专政”（1949—1966年）中了。例如梁思成，在挖苦完孔子的失落、控诉完孔府的“罪恶”之后，并没有能够多神气几年，就步其后尘归入了反动阶级。这就是为虎作伥者的结果？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六节
毛新宇等120个政协委员包藏祸心
毛新宇等一百二十个政协委员为何反对“中华文化标志城”？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毛新宇等一百二十个政协委员却大力反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如此声势浩大、兴师动众？
我认为，这是他们担心“中华文化标志城”另立中央，建设一个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文化体系。如此声势浩大、兴师动众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担心毛泽东思想的党派文化被中国民族精神的文化体系逐步取代。
有调查才有发言权，先看一下情况再想想我的结论是否正确。
（一）
据报道，在山东建立耗资三百亿人民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虽然已由中南海批示同意，还是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百二十名社科、文艺等界别的政协委员联名反对，紧急向大会提交提案。发起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表示，虽然已经过了政协提案的截止期，但面对这么重大的事情，还是要联名向大会和社会舆论提交“特殊”提案。据悉，大会破例接纳提案，这在以往几乎没有过。反对者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毛泽东后代毛新宇。网上也是一片反对声，有网民说，“孔子很伤心，孟子很难过”。
据报道，拟在济宁兴建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坐落在曲阜孔府、孔庙、孔林一带，获六十九位两院院士倡议支持，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按二零零四年测算就要投资三百亿元人民币（约四十二亿美元）。中共执政后，单项政府投资如此巨额还是首次，这一数字是全年中央财政对文化事业投资总和的几倍。这一工程的新闻发布会较早时在香港、北京举行，并没有引起媒体太大关注。3月9日，政协委员、山东政协主席孙淑义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因工程庞大，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终于引起两会与会者关注。反对者认为这项目是“文化造假”、“文化浮夸”、“打着文化名义破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环境”、“原本就是打文化牌子搞地方经济”。这一“新城事关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主张兴建者“低估了民意，轻率地利用国家领导人对他们的信任”。
（二）
看起来，毛新宇等人的反对很有道理，就像许多人反对三峡工程一样。
但是这也让人产生了联想：当今中国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分赃工程比比皆是，为什么这一百二十个政协委员不去反对别的，偏偏专门挑上了“中华文化标志城”来大做文章？
其中是不是另有隐情？
是不是另有经济、文化、社会以外的考虑？
参与签名的政协委员刘庆柱、江蓝生、宋镇豪、张国初、郝时远、郝树声等人是否宣传的“学界精英”人们并不清楚，但说到毛新宇，人们显然意识到这个“联名提案”的政治性质，意识到其声称的“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必须再搞科学论证”，所具有的政治分量。
且不说“必须再搞科学论证”很像一道勒令，具有文革时期的文风；尤其“搞”字，更是湖南土语，具有毛氏味道。下面分析一下一百二十个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的三点核心内容：
1、“中华文化标志城”无论选在何地，都不可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也不可能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还会引起各地争相效仿，以弘扬文化为名，大搞城市建设为实。因此建议“地方城市冠以中国、中华等国字名时要慎之又慎”。
2、违背中国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承诺，将有损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一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对环境有严格要求，中华文化标志城若建在九龙山，就会人为地改变三孔的环境。”
3、没有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古建筑古遗址的本体维修、环境整治必须按照总体保护规划，并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可能正好泄漏了动机：“中华文化标志城无论选在何地，都不可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也不可能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
“无论选在何地，都不可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也不可能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这样的预先断言，正是毛新宇等的担心。从反面看，他们担心的可能就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以后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获得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认同。
明眼人都知道，现在的中国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崩溃，而面临极大的精神空虚。为了填补这个真空，各路精神兵马纷纷出击，要来夺取思想舆论的制高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正是这一努力的一项体现。
（三）
参与倡议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六十九名院士的倡议书这样写道：“在儒家文化发源地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文化工程，我们——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愿为发起人，支持和参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以此来告慰我们的先祖和昭示我们的来者。”
显然，这是在精神上另立中央，建设一个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文化体系的重大努力。在院士和政协委员的分歧中，我们站在院士一边。
至于说道“违背中国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承诺，将有损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似乎更像一个恐吓，根本离题万里。因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精神中心，用借尸还魂的方法，满足当前中国社会的精神饥渴。这和“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一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对环境有严格要求，中华文化标志城若建在九龙山，就会人为地改变三孔的环境”等担心，毫无干系。
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是一个“走向未来”的活动，而不是一个走向过去的缅怀，所以它不可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所约束。
在这场六十九名院士和一百二十个政协委员的决斗中，我们支持六十九名院士。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必须指出：在文物保护问题上，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处境是绝然不同的。欧洲文明是一个由盛而衰的文明，它必然缅怀过去、珍藏过去；中国文明是一个由衰而灭的文明，它力图重振雄风，因此只能面向未来。缅怀过去、珍藏过去的中国，只能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现代中国已经被取消了缅怀过去、珍藏过去的资格，所以才会发生文革破四旧那样的悲剧。
现在，破四旧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竟然出了一个孙子，来倡导保护“世界遗产”，这不是很滑稽吗？
现在，主持批孔、挖掘孔林、捣毁孔府、拆除孔庙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竟然出了一个孙子，还来反对“人为地改变三孔的环境”，就不仅仅是滑稽了，而是令人看到了他背后的黑色动机。
其实，在一个中立的观察者看来，“中华文化标志城”无论选在何地，只要能够唤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就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
（四）
毛新宇等人企图阻止历史前进，让中国永远定格在毛泽东时代。
据人民网北京2008年3月8日电，新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毛泽东同志后人毛新宇”3月7日做客强国论坛时表示，这次他准备了四个提案，其中三个就与毛泽东思想有关。
毛新宇说，“作为全国第十一届新的政协委员，我所要写提案就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我国现实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毛新宇说，这次新当选委员准备了四个提案，这四个提案里有三个提案就与毛泽东思想有关。比如说，运用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思想来指导我国的企业更好的经济发展问题，运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来搞好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问题，运用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思想，搞好我们国家工业布局问题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的方方面面与我们国家今天的经济建设都息息相关，需要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挖掘。”
20世纪60年代正是文革时代。看来毛新宇的提案不仅与经济问题有关。还与文化问题有关。只是不知他如何把毛泽东思想的破四旧、砸孔庙，与保护世界遗产联系起来的？可见他的头脑完全缺乏逻辑和基本常识，相当谵妄，几乎成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笑料。至于其他政协委员，则可能还另外包藏了其他种种的想法。
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表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是有效的革命工具和破坏工具，却不是建设中国的有效工具。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正确评价中国国务院和山东地方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努力。
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回归中国文化的和谐怀抱，与毛氏动乱实行一劳永逸的割裂。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七节
奥巴马就职毕竟不敢引用毛泽东诗词
2009年1月22日，我看到美国的“多维新闻网”，转载《联合早报》的消息说：“美官方发中译版：奥巴马就职引用毛泽东诗词”。报道说，“令人意外的是，深谙中文的译者借用了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中流击水’名句。‘中流击水’出现在奥巴马演说的总结段落。”
《联合早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的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辞，有段话译为中文是：“美利坚。在我们面临共同危难之际，在我们遇到艰难险阻的冬日，让我们牢记这些永恒的话语。心怀希望和美德，让我们再一次迎着寒风中流击水，不论什么风暴来袭，必将坚不可摧。”
《联合早报》对此进行解释：1925年，毛泽东在长沙橘子洲头眺望湘江，回忆当年求学的情景，写下词作《沁园春·长沙》。“中流击水”就出自词中的“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描写他少年时在江中游泳，连水上急行的小舟都被他激起的水花所遏止，词句也隐含人定胜天的信念。
然而，《联合早报》上述说法却是错的，《联合早报》的编辑作者显然缺乏基本的文史知识了，把“中流击水”这一典故当作了“毛泽东诗词”，从而给美国的奥巴马总统扣上了“就职引用毛泽东诗词”的“政治不正确”的红帽子。而偏巧奥巴马总统刚在就职演说中斥责过共产主义，将之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Recall that earlier generations faced down fascism and communism not just with missiles and tanks, but with the sturdy alliances and enduring convictions.”（大致意思是：“我们的前人，面对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时，不只以导弹及坦克应对，还有牢固的联盟及永不磨灭的意志。”
《联合早报》所报道的微言大义，我这里就不便猜测了。我想说的是，“中流击水”到底典出何方，为什么不是毛词。
原来，“中流击水”的典故出自民族英雄祖逖的“中流击楫”。而我指出这一点，是不想让现在的人们忘记了民族英雄的艰辛业绩。
祖逖（266年－321年），字士雅。河北范阳逎县（今河北涞水）人，汉族。东晋初年有志于恢复中原而致力北伐的大将。自从匈奴人占领中原，北方有许多人避难到南方来。刘琨的好友祖逖也带了几百家乡亲来到淮河流域一带。在逃难的行列中，祖逖主动出来指挥，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有病的坐，自己的粮食、衣服给大家一起吃用。大家都十分敬重他，推他做首领。到了泗口（今江苏清江市北），祖逖手下已经有一批壮士，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的北方人，希望祖逖带领他们早日恢复中原。
当时，司马睿还没有即皇帝位。祖逖渡江到建康，劝琅琊王司马睿说：晋朝大乱，主要是由于皇室内部自相残杀，使胡人乘机会攻进了中原。现在中原的百姓遭到敌人残酷迫害，人人想要起来反抗。只要大王下令出兵，派我们去收复失地。那么北方各地的人民一定会群起响应。
司马睿并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但是听祖逖说得有道理，也不好推辞，勉强答应他的请求，派他做豫州（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刺史，拨给一千个人吃的粮食和三千匹布，至于人马和武器，叫他自己想办法。
祖逖带着随同他一起来的几百家乡亲，组成一支队伍，横渡长江。船到江心的时候，祖逖拿着船桨，在船舷边拍打（文言是‘中流击楫’），向大家发誓说：“我祖逖如果不能扫平占领中原的敌人，决不再过这条大江。”他的激昂的声调和豪壮的气概，使随行的壮士个个感动，人人激奋。
到了淮阴，他们停下来一面制造兵器，一面招兵买马，聚集了两千多人马，就向北进发了。
祖逖的军队一路上得到人民的支持，迅速收复了许多失地。当时，长江以北还有不少豪强地主，趁中原大乱的机会，占据堡坞，互相争夺。祖逖说服他们停止内争，跟随他一起北伐，对不听号令、依附敌人的，就坚决打击。祖逖的威望就越来越高了。
刘琨在北方听到老朋友祖逖起兵北伐，也很高兴，说：“我夜间枕着兵器睡觉等天亮，就是一心要消灭敌人。现在祖逖跑到我前面去了。”
公元319年，陈留地方的豪强地主陈川投降后赵国主石勒，祖逖决定发兵进攻陈川。石勒派兵五万援救，被祖逖打得大败。接着，后赵的将领桃豹和祖逖的部下韩潜又争夺蓬陂（在河南开封市附近）城。战斗了四十天，相持不下，双方的军粮都发生了困难。
有一天，祖逖用布袋装满了泥土，派一千多名兵士扛着，运到了晋营，装作运粮的样子。最后又派了几个兵士扛着几袋米，运到半路上，故意停下来休息。
桃豹在赵营内看到晋兵运来那么多的米，自然眼红，就趁晋兵休息的时候，派了大批兵士来抢。晋兵丢下米袋就逃。赵营里早已断了粮，抢到了一点米，只能够勉强维持几天，但是大家看到晋营里军粮那么充足，军心就动摇起来了。桃豹赶快派人向石勒求救。
过了几天，石勒派了一千头驴子装运了粮食接济桃豹。祖逖早就探得情报，在路上设下伏兵，把后赵的粮食全部截夺下来。这样一来，桃豹再也支持不住，连夜放弃阵地逃跑了。
祖逖领导晋兵艰苦斗争，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后赵的兵士陆续向祖逖投降的也很多。晋元帝即位后，因为祖逖功劳大，封他为镇西将军。
祖逖在战斗的艰苦环境中，和将士们同甘共苦，自己的生活很节约，把省下的钱尽量帮助部下。他还奖励耕作，招纳新归附的人。即使是跟自己关系疏远和地位低下的人，他也同样热情地对待。生地的百姓都很拥护他。
有一次，祖逖举行宴会招待当地父老。人们高兴得又是唱歌，又是跳舞。有些老人流着眼泪说：“我们都老了，今天能够在活着的日子里看到亲人，死了也可以闭上眼睛了。”
祖逖一面操练士兵，一面扩大兵马，预备继续北伐，收复黄河以北的国土。哪儿想到昏庸的晋元帝对祖逖竟放心不过，怕祖逖势力太大了不好控制，派了一个戴渊来当征西将军，统管北方六州的军事，叫祖逖归他指挥。祖逖辛辛苦苦收复失地，反而受到朝廷的牵制，心里很不舒坦。
不久，祖逖听说他的好友刘琨在幽州被王敦派人害死，又听说晋元帝跟王敦正在明争暗斗，心里又是忧虑，又是气愤，终于得病死了。豫州的男女老少听到祖逖去世的消息，像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伤心。
祖逖虽然没有完成恢复中原的事业，但他那中流击楫的英雄气概，一直被后代人们所传诵。
到了二十世纪，毛泽东虽然读书不多，但是祖逖的大名却是如雷灌耳，不会不知道，否则毛连师范中专也不可能考上的。但是，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里所描写的却是游泳，而不是坐船，所以他当然不可能照搬“中流击楫”，否则别人还以为他要上船呢。不论是求救，还是打劫，都非老毛的本意，所以老毛改“中流击楫”为“中流击水”，这也是老毛的机敏应变之处，尽管早年读书不多，晚年还可以混到主席位置上，看来不是偶然的。而奥巴马的演说则完全不同。他讲的显然不是游泳。“让我们再一次迎着寒风中流击水，不论什么风暴来袭，必将坚不可摧”，这显然更接近“中流击楫”，更接近集体一起乘船而不是人人分头游泳。所以我看，不是奥巴马用了毛诗词，而仅仅是中文翻译不当。如果翻译成“中流击楫”，就合适多了：“让我们再一次迎着寒风中流击楫，不论什么风暴来袭，必将坚不可摧。”
这样一字之差，既能避免《联合早报》所报道的穿凿附会，又能勾勒出祖逖那拯救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族英雄情怀。至于毛泽东的冬泳，还是作为个人英雄主义保留在他自己一个人的纪念堂里吧，千万不能拿出来当作治国方针，更不能推销到美国来。尤其现在的美国，切忌操之过急，千万不能按毛泽东的诗词办。
2009年1月22日
2009年1月22日美国“多维新闻网”转载《联合早报》
美官方发中译版：奥巴马就职引用毛泽东诗词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仪式，被中国官方媒体与各门户网站重点报道，其就职演说内容又经官方删节，因此在大陆官方与非官方网站也，就出现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不同译本。
美国大使馆21日也发出美国官方的完整中文译本。这个权威版本与奥巴马英语原文一样，充满浓郁的诗意。令人意外的是，深谙中文的译者借用了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中流击水”名句。
“中流击水”出现在奥巴马演说的总结段落。
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的翻译，这段话译为中文是：“美利坚。在我们面临共同危难之际，在我们遇到艰难险阻的冬日，让我们牢记这些永恒的话语。心怀希望和美德，让我们再一次迎着寒风中流击水，不论什么风暴来袭，必将坚不可摧。”
1925年，毛泽东在长沙橘子洲头眺望湘江，回忆当年求学的情景，写下词作《沁园春·长沙》。“中流击水”就出自词中的“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描写他少年时在江中游泳，连水上急行的小舟都被他激起的水花所遏止，词句也隐含人定胜天的信念。
原词下阕如下：“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
看来，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的翻译人员里面，还真有一些毛粉丧尸。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八节
巴菲特学毛泽东死不退休
美国“股神”巴菲特原先预测，美国房市现在开始复苏，不过他现在又说自己大错特错了，在这一正一反之间，他的钱包倒还是鼓起来了。
巴菲特在每年一度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公司股东的信中说，他相信美国的不动产市场，终究还是会复苏，到时候，失业率也会下降，不过他没有预测，大家究竟还要等多久。巴菲特说，美国的房地产依然深陷不景气，不过他预测房市最终还是会因为人的因素，而被带起来。巴菲特解释说，在生活艰困时期，手足亲戚可能会相互扶持，不过人毕竟是人，住在一起，彼此的容忍，很快就会被消磨光，该买房子的，最后还是会去买房子。房地产的春燕延后到来，让伯克希尔·哈撒韦损失惨重，因为它旗下有不少企业，对营造业仰赖很深。
巴菲特已经81岁，企业接班问题，这些年愈来愈引人关注，他向股东保证，对接班人选，他心中已有定见，只是还没有公布，因为他还没打算要退休。
81岁的巴菲特还没打算要退休，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毛泽东的死不退休。
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有些进步了，知道应该伪装一下，退居二线。在这种意义上，巴菲特比邓小平都不如，连伪装都懒得做。虽然巴菲特可以争辩说，他这只是赖在私营企业不走，但是毛泽东也可以说，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就像打下了一只什么鸟，因此整个中国都是他毛老头的私营企业……
81岁的巴菲特还没打算要退休，这不禁让人想起，如果他有了毛泽东那样的权力，是否也会发动文革，妄想长生不老/如果他有了邓小平那样的权力，是否也会发动六四屠杀，专门歼灭比他年轻的人们。
巴菲特的老人政治经济，也像毛泽东、邓小平的老人政治一样，付出的代价相当惨重。
2012年2月27日，巴菲特掌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近日发布了2011年第四季度财报，由于旗下保险业务疲软及金融衍生品业务的亏损，公司净利润下滑30%。巴菲特被迫在公司网站发表了2012年致股东公开信，宣称该公司董事会已为其物色到接班人。该文为巴菲特亲自撰写，长达20余页，可见巴菲特尴尬之至。
财报数据显示，由于该公司旗下保险公司的业务疲软以及金融衍生品业务出现的亏损，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净利润从上年同期的43.8亿美元下滑至30.5亿美元，下滑30%。财报显示，该公司旗下的保险业务在第四财季的亏损达到了1.07亿美元，而在上年同期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该业务的盈利为4.14亿美元。其亏损主要是由旗下汽车保险商Geico Corp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再保险集团（Berkshire Hathaway Reinsurance Group）导致的。
数据还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公用和能源业务部门的盈利同比下滑8.1%至3.16亿美元。但81岁的巴菲特好像对此已经麻木不仁，在其公开信中表示“我们主要业务去年表现良好。”他甚至还在信中宣布了两大重要的投资：第一笔投资是以50亿美元收购美国银行6%优先股，同时获得可在2021年9月2日前以每股7.14美元价格购买7亿股美银普通股的权证；第二笔投资是收购6390万股IBM的股票，成本为109亿美元。目前伯克希尔公司已拥有四家公司的大量股份，其中美国运通占比13%，可口可乐8.8%，IBM 5.5%，富国银行7.6%。
股神同志此次还在信中为其投资的失误，认了错。他坦承在德克萨斯州公共事业企业能源未来控股公司上投资受挫，他斥资20亿美元购买的企业债券现今市值8.78亿美元。巴菲特说，从大的方面来说，这家公司的前景与天然气价格联系在一起，而气价在其购买债券后不久就下跌且持续低迷，尽管自购买债券后该公司每年收到约1.02亿美元利息，但除非气价大幅上升，否则公司支付能力很快将告罄。我们在2010年对这笔投资减记10亿美元。去年又增加减记3.9亿美元。巴菲特说：“不论事情今后发生成什么样，我在购买债券时完全错误估计了盈亏可能，这就是董事会主席犯下的一大失误。”
巴菲特还坦言，自己之前“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的这一预测完全失败。但他坚信，房地产市场终将复苏并帮助拉低美国失业率。至于复苏时间，他不再预计。巴菲特说，人们在经济不确定期倾向于推迟消费，但最终一切会结束。对房地产市场而言，人们终会发现，为省钱而选择与配偶的父母或子女的配偶一同居住已经“失去吸引力”。
巴菲特在公开信中表示，董事会已物色接替他出任下一任行政总裁的人选，但他并没有透露进一步的详情，只表示目前还有两名后补人选。巴菲特说：“董事会对于谁会成为我的继任者，出任公司CEO抱有同样的热情，他必须是一个董事们充分了解，管理技能和个人品质得到董事尊重的人。我们还有两个出色的超级替补，一旦责任交接的时刻来临，我们可做到无缝传承，而伯克希尔的前景将依然光明。”巴菲特还提到，新获聘任的投资经理康姆斯及韦施勒都拥有卓越的投资技能和对伯克希尔的责任感，“他们的智慧、判断力和魅力，足以使他们在我和查理不再经营伯克希尔后掌管我们的全部资产组合。”
至于巴菲特的接班人会不会成为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牺牲品，或是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替死鬼，只有天晓得了。在巴菲特身上，我们看到了可悲的人性，那就是紧紧抓住权力，到死方休。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九节
钱钟书、刘小枫之作为毛泽东狗奴
（一）
刘小枫与钱钟书，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有没有共同的人格缺陷？
有。
那就是“钱钟书、刘小枫之作为毛泽东狗奴”。
钱钟书作为一个在西方留学却拿不到学位的“学者”，比晚十年拿学位却早冒学位十年欺世盗名的胡适，学力果然还要差劲。但他如何能出人头地？原来是依靠充当毛泽东狗奴发家的。钱钟书在广大人民受苦受难的毛泽东时代，不仅丧失良知，不为人民发言，装聋做哑也就罢了，而且使尽浑身解数，钻入毛著编译会，吃香的，喝辣的，用民脂民膏自肥。这就是一个“行为的狗奴”。
刘小枫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出头的“学者”，竟然恬不知耻地巴结毛泽东为“国父”，这就是“言论的狗奴”。
须知，毛泽东并非中国国父，要说毛泽东是国父，那最多也就是一个“狗国的国父”。所以说“钱钟书、刘小是毛泽东狗奴”应该不算是冤枉了他们。
（二）
毛泽东并非中国国父，最多也就是一个“狗国的国父”。
此话怎讲？
此话要到毛泽东其人的言行里寻找答案。
毛泽东晚年最喜欢自比秦始皇，是不是他承认了自己残害百姓的罪恶？
不是。
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意在掩盖自己一生的最大失败，那就是作了苏联的狗，却没有能够统一中国。
毛泽东，充其量不过是中国一个地方的领袖，而绝对不是整个中国的领袖。
秦始皇，北击匈奴、南并百越、西到流沙、东临碣石，统一并扩大了中国，堪称东方的恺撒、中国的亚历山大，在世界历史上都算是一流的征服者。
毛泽东呢？这条可怜虫北边朝拜斯大林，东边为金日成替死，南边帮胡志明撑台，西边给霍查送钱，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堪称是一个真正的二百五，比他那位试管里做出来的孙子毛新宇好不到哪里去。
毛泽东这个二百五，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他自知罪孽深重，所以不敢再见中华列祖列宗，临死的时候口口声声要去地狱里见他的野祖宗马克思。
毛泽东这个二百五，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把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
毛泽东拙劣地模仿狗主斯大林，站在天安门上人五人六，但是人家好歹扩张了俄罗斯帝国，把东欧都占为己有，毛泽东呢？割让蒙古领土收不回来，还把台湾海峡让给第七舰队。就这么一个毛东西，还想要净重，和秦始皇比？毛泽东全党的毛重也比不上一个秦始皇的净重。
这就是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的秘密所在，这个狡猾的小富农想偷梁换柱，冒充残暴的秦始皇，只不过他残暴有余，皇气全无，只是斯大林帐下的一条湖南狗。
斯大林的狗毛泽东，他做的“国家”当然也只是一个狗国，而不可能是中国。
堂堂中国，五千年历史，不可能永远做狗。
何况你老毛头还没有统一中国而只是裂土称主席呢。
（三）
《“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第六章“‘ABC神学’的相关现象”指出了钱钟书和刘小枫这两位狗奴的学术弊端：
还有一种与“ABC神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语义游戏，也常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泛起，其结果虽然不至于荒唐到“中国古代自发产生过基督教”的地步，但也足以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其结果诚然是“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举个例子：有“学者”刘小枫以《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基督徒”。
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该学者被认为是位“文化基督徒”，所以他的对话就只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基督徒”而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我们这样说，完全是因为该学者的论说内容和论说过程所致。
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是糊涂，或是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拯救”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笔者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信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
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前毛泽东的小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管锥编》。该书在1980年代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钱钟书本人则在1990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人称“官方学者”的钱钟书所作的《管锥编》，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本人对此还有些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编》，自承其“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但是《管锥编》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可能不是完全的巧合，宣传“ABC神学”甚力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的主要编者，也正是《拯救与逍遥》的作者。
（四）
《请注意救赎、拯救、救星的区别——兼谈刘小枫的胡乱翻译》指出了狗奴的翻译问题：
中国有一帮“翻译家”喜欢望文生义，例如，把基督教的“救赎”翻译成“拯救”（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就是一个典型），进而把“拯救”等同于军阀党棍的“救星”（东方红太阳升……它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样一来，救赎与救星竟然挂上了钩子。结果，这么个不走正路的刘小枫，就得出一个不走正路的理论，一边说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一边说文革祸首毛泽东是“国父”。
这是因为，这类“学者”混淆了“救赎”、“拯救”、“救星”完全不同的性质，今天我们就来给他们上上课：
1、“救赎”是：杀害我、拯救你；“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2、“拯救”是：不杀我，拯救你；“拯民于水火之中。”
3、“救星”是：杀害你，拯救我；“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所以，不可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等同于英雄好汉的“拯救”，更不可等同于军阀党棍的“救星”。
刘小枫胡翻乱译，《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假基督教与假中国文化”。
正如我在1989年以前就指出过的那样：即使说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无逻辑，或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拯民于水火之中也”。这就是中国式的“救国”，当然还不是基督教的救赎。
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儒家的“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基督教的“拯救”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在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谢选骏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通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中庸之道，就是拯民于水火之中。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
刘小枫现在冒出的“国父论”，说明他老态龙钟，终于掩饰不住地露出了老底，也说明他一直以来就没有弄懂救赎、拯救、救星这些概念的区别所在。
简单说，刘小枫的“国父论”其实就是“救星论”，这说明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是从“东方红、太阳升”的层次去理解基督教的，太肤浅了。
刘小枫打着研究基督教的旗号“工作”了二三十年，但其实却分不清楚“救赎”、“拯救”、“救星”的区别，人们会怎么说呢？
人们会说，刘小枫胡乱翻译介绍了这么多的书，不仅误人子弟，而且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污染环境，太可恶了。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十节
“香港民族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残渣余孽
（一）
“香港民族论”来自于《香港民族论》一书，其作者是“2013年度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其出版地在香港，用的语言是中文，出版者是“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日期2014年9月，页数172页，书号ISBN 9789881363107。
《香港民族论》，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于2014年9月出版的政治理论读物，由官方编辑委员会学苑编著。书本辑录学苑于同年2月就“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专题所发表的四篇文章，另外加上吴睿人、练乙铮、孔诰烽、徐承恩及苏赓哲五位知识份子的撰文：
梁继平 - 综援撤限争议与本土政治共同体
王俊杰 - 本土意识是港人抗争的唯一出路
曹晓诺 - 香港人的背后是整个文化体系
李启迪 - 香港是否应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吴睿人 - The Lilliputian Dream：关于香港民族主义的思考笔记
练乙铮 - 与学苑同学谈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识
孔诰烽 - 残缺的国族 自决的城邦 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困境下的香港问题
徐承恩 - 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识简史
苏赓哲 - 本土思潮的几点释疑
书中提及的其他重要读物有：
陈云 - 《香港城邦论》、《香港遗民论》及相关系列
罗永生 - 《殖民家国外》
欧内斯特·勒南 - 《民族是什么？》（Qu’est-ce qu’une Nation·）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想象的共同体》
安东尼·D·史密斯 - 《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
查尔斯·堤利 - 《民主》（Democracy）
曹长青 - 《独立的价值：全世界文明社会共同的价值》
该读物在2015年度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被特首梁振英点名批评。事件在香港造成抢购潮，令该书一度缺货。《学苑》前编辑李启迪表示，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书店在雨伞运动后以“商业决定”为由表示不再购入该书，质疑有个别书店自我审查。
参考资料
1.^ 梁振英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
2.^ 2015年施政报告 引言第10段
3.^ 梁特曲线促销 《香港民族论》火速售罄
4.^ 书局因“商业决定”暂停购入《香港民族论》
5.^ 《学苑》书刊被批港独反爆红 全港缺货或加印 三联商务拒卖《香港民族论》
延伸阅读
《学苑》二零一四年二月号“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
（二）
为什么我说“‘香港民族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残渣余孽”？
因为“香港民族”或曰“粤语（两广）民族”的概念，无非是“五十六个民族”概念的延伸。
而“五十六个民族”这一概念，其实来自斯大林这个苏联“少数民族”分子的耳提面命。不仅是“反科学”的，而且是“民族分裂主义”的。
斯大林的“民族分裂主义”，在他死后不到四十年就造成了苏联的国家分裂。
现在，毛泽东死后同样不到四十年，国家分裂的阴影就席卷中国了：不仅有“台湾国”、“东土耳其斯坦”、“大西藏”、“南蒙古”，现在还多了个“香港城邦”——凡此种种，都是从毛泽东早期的“湖南国”孵化出来的。具有苗族血统的湘人毛泽东一贯仇恨中国历史传统，喜欢大作翻案文章。甚至支持台独分子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把阶级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外方面，就是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及其爸爸斯大林主义一样，都是“少数民族”撼动多数民族的反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其伪装理论就是犹太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毛泽东，没有活到“港独”的一天，因为那时香港还有“港督”。
有“港督”就没有“港独”，没有“港督”就需要“港独”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指出：香港人留恋英国统治，和台湾人留恋日本殖民一样，这都是汉人、唐人甚至华人的劣根性，就像共产党留恋苏联统治中国的1950年代。
这是因为，几百年来，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腐败居民废垃们，已经习惯了外来统治。
在废垃社会，蕞尔满洲可以统治中国，蕞尔日本可以进出中国，斯大林的跟班可以专政中国，租界里的秩序最好、效率最高，所以，中国再作三百年殖民地也就想当然地最好，共产国际可以策动北伐也可以命令解放，时至今日，就连中国民运中的最高权威也是在西方社会广受欢迎的藏人领袖达赖喇嘛。
但愿中共及早肃清毛泽东思想的独素，取消错谬百出的“五十六个民族论”，早日实现我在1980年代就提出的“中国一体化”。
中国应该参考美国“独尊英语”的民族政策，而不是学习苏联“民族自治”的民族政策。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苏联国家分裂”的闹剧临到“中国”头上。
只有拒绝“中华联邦共和国”的胡说，才能阻止已在中国上演的血腥杀戮。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另起一页）
第十一节
真假易中天“毛论”的得与失
网上流传一篇易中天的讲稿：《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发动文革》，不知真假，但并不妨碍我们来点评一下其内容。
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揭开了“共产党在中国”这个历史事件的部分性质，因此获得了观众的欢迎：“易中天毕竟不一般，有他独到的见解。此文前一部分早已流传，后一半多被略去。其实这一部分很有分量。自然也有人不喜欢。”
有人推荐我看此文，看完我答曰：“大致不錯，问题不少，我来写篇评点。”
点评如下：
一是作者宣称要“挤压中华泡沫史”，指出“‘中华5000年文明’就是泡沫史，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这似乎有理，但也表明作者还不知有江浙良渚文化的存在，良渚文化存在于5300到4000前，后来由于长江下游洪灾，生态恶化，被迫一路北迁中原，带动沿途文明发展，并直接刺激了商周文明的兴起。良渚文化还代表了泛太平洋文化，其玉器支座和礼器文明一脉相承于中国和玛雅等太平洋两岸。
二是易中天虽然常在电视上讲课，又是大学教授，但作者却不知斯大林共产国际（类似于蒙古大会）侵略中国并不能让中国重回秦始皇以前的封建时代，而只是一次周期性的蛮族入侵而已：满清，蒙古，辽金，五胡，都像毛泽东和他的主子这么干过，但都维持不久。
有人说：“不论真假的易中天的观点，颠覆了毛老头建立的政权，我觉得他胆子够大了。”
其实呢，毛老头本来就是斯大林扶植起来的傀儡，无自己的政权可言，所以才发动文革，想摆脱俄国人控制。毛老无建树，狐假虎威的，模仿斯大林和列宁，结果只是分裂了中国，帮助苏联扩大了影响，是民族罪人，还不及蒋介石的不抵抗：消极抗日，好过积极投苏。
举一个例子。有人声讨说：“三面红旗带来的大灾荒，官方统计3千5百万人饿死，而非官方机构统计是饿死了8千万人！比中国历史上任何灾难死人都多得多！罪在何人？！”
我说：“罪在俄罗斯！”
“为什么？”
“俄罗斯一直祸害中国，毛狗晚年也后悔，要‘反对苏修’，但悔之晚矣。”
“中共好像很少说俄罗斯不是。说美国不是多些。”
“亲苏派骂美国，摆脱自己的汉奸责任。美国对中国当然不好，但还是列强中最好的，而俄罗斯是最坏的，至今霸占中国领土不还，宁愿荒芜也不让中国人开发，和当年的满洲人一样坏，将来俄罗斯也会像满洲、蒙古一样灭亡，并且退出西伯利亚。”
“会吗？”
“迟早。”
“西伯利亚那么大，是我们的吗？”
“历史都是几百年一个循环的。中国人到达西伯利亚比俄罗斯早，西伯利亚是黄种人的地盘，白种人必须离开。”
“等到循环。”
“循环已经发生了。俄罗斯解体，正垂死挣扎呢。”
“但蒙古和西伯利亚沒回来。”
“俄罗斯还会进一步瓦解的。”
“俄罗斯在复兴呢。”
“需要再消耗他几十年。”
“去打叙利亚了，在复苏。”
“这叫死猫跳。就像A股反弹。俄罗斯靠出卖石油过日子，除了美国帮他搞起来的军事工业，什么也没有。俄国人都是酒鬼，不像中国人还会做小生意。”
“你研究透了。”
“中俄之间的关系，就像小生意人碰上了酒鬼。小生意人肯定吃亏。但酒鬼活不久，小生意人虽然没出息，但活得下去。”
附录：
《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发动文革》
一、挤压中华泡沫史
所谓“中华5000年文明”就是泡沫史，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
有人说从地下挖出了几万年前的陶罐，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儿关系。文明包含三要素：
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
宗教——人类心灵的寄托；
艺术——人类对万物之美的诠释。
哲学、宗教、艺术萌芽之前，是没有文明史的，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中华文明史没有5000年，只有3700年。
二、揭穿中华谬论史
比如：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
——“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
——“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
——“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官僚权本主义”！
“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
封建制——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集权制——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而且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
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
三、对比中华古今史
比如：“奴隶制”和“极左制”，一对比就明白了，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再比如：“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义上“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复辟。
四、必须借用世界史
比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警世之言：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言简意赅，醍醐灌顶。“经济民有化”（自由经济）才能“政治民主化”（自由选举）。
作为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约翰·洛克的警世之言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
——宪政就是契约，契约精神只能源自于经济私有化（民有化）的“自由经济”中。
就是说，没有“自由经济”的“自由选举”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如“坚决不走私有化邪路”的委内瑞拉、纳粹德国、前伊拉克、现伊朗，由于百姓的生计和生活统统依附于“公有制、国有制”，就算东施效颦实行了“自由选举”，选民也空有民主权力，毫无民主能力，只能把查韦斯、希特勒、萨达姆、内贾德、穆兄会、哈马斯等各路骗子或疯子选上台，只会让右翼民族主义、极左民粹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得逞。这绝非宪政民主，统统是垃圾民主，比开明专制更不如。
五、还要总结阶级史
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就是反文明。所以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
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却不可以模糊“阶级”之分。人分三六九等，当然有阶级之分，不同的阶级力量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走向。“马论”错在用“贫富”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
——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
——依靠创造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
——特权无门、竞争无能的，是“无产阶级”。
此标准能启迪读者，为啥有的社会进步成了民主？而有的社会依旧在专制中轮回？规律是：民主＝竞争，同样面对垄断为本的“特权阶级”造成的社会不公，竞争为本的“资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而暴力为本的“无产阶级”再怎么造反与革命，都只会重蹈专制。
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意大利工人暴力团伙（法西斯）、红色高棉、红卫兵、造反派等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各路“无产阶级”暴力团伙，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除非人民获得了持枪权利！
我重写的《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选票派看了会怒骂、毛派看了会咒骂、同行看了会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
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华史！
——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悄悄告诉你：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发动文革。
不晓得大家为啥只盯着文革骂？文革无非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许多朝代都搞过这种把戏，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既洗劫了社会财富，又骗取了底层民意。
——大明王朝的无产阶级领袖朱元璋就是这么干的，把大批大批的富庶百姓抄了家，一批又一批地发配滇边“劳动改造”；
——委内瑞拉的无产阶级领袖查韦斯也是这么干的，带领穷棒子选民联手洗劫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争相流亡海外，国民经济大幅倒退。
“路线斗争”就是同室操戈，都是为了坐稳头把交椅。
——太平天国的无产阶级领袖洪秀全、大顺王朝的无产阶级李自成都是这么干的，为了坐稳头把交椅，搞掉的都是自家兄弟；
——前苏联的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更是这么干的，残酷清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兄弟。
所以“文革”并非史无前例，而是老酒装新瓶，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因此，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
——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
——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
几亿人口啊，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去“公有企业、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复辟到了井田制时代。“三年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个复辟制度造成的直接恶果，文革就算折腾了十年都没能死这么多人。
改革开放进步在哪里？莫言说：“倒不是因为恩赐给了老百姓多少钱，而是因为归还了老百姓最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从这个角度看，“改开”的确功莫大焉。但，改革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我们当然要警惕文革回潮，但更要警惕先秦时代的第二次复辟！这才是殃及全民、无一漏网的最大浩劫。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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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崇拜毛泽东”就是“崇拜铜臭”
毛泽东的红色娘子军、铁姑娘队和邓小平黄色娘子军、卖淫集体，表面上南辕北辙，实际上都是中国人的趋炎附势、从众心理、攀比习惯、上好下甚、权势崇拜的“民族性格”使之然也，都是“党的政策”的直接产物。
2010年6月20日“美国之音”报道说：“毛泽东在井冈山和延安再上神坛”，这表明，美国之音完全不了解中国，不明白中国人的内心，不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我为什么这样评论“美国之音”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这篇报道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毛泽东在井冈山和延安再上神坛”认为：
［
在个人崇拜风靡一时的文革结束之后，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和中共领导人终于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接着，中国有了改革开放。可是今天，在中共夺取政权前曾经盘踞的红色根据地里，毛仍然像神一样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
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红色根据地被称为“革命圣地”，而圣地里的神就是毛泽东。毛无处不在。他的雕塑、画像、徽章、手迹、语录、著作出现在纪念馆里、商店里、饭店里、各种纪念品上，以及老百姓家里。歌唱毛的歌曲在扩音器里反复播放。
井冈山是毛泽东和朱德的队伍会师后中共开创的早期根据地，被认为是毛的发家之地。这里流传着许多关于毛泽东大显神灵的故事。有一年，韶山人运送毛泽东塑像从井冈山路过，汽车突然出现故障，不得不在井冈山停留一日。可是第二天，车未经检修就良好如初，可以继续上路了。当地人说，那是毛主席留恋井冈山，希望在此逗留，多看一下这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由于毛在显灵，所以车不用修就恢复正常了。
记者发现，毛泽东在1931年拍摄的这张照片里就已经有痣了，说明毛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以后才“得痣”的。在参观毛泽东旧居时，导游在一张青年毛泽东的照片前向我们提问：这张照片跟毛的其它照片有何不同？左看右看，不得其解。导游说，这张相里的毛泽东没有那颗著名的痣，而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给毛拍的照片里则有一颗十分显眼的痣。她再问，大家知道毛是何时长出痣的吗？无人能答。她接着说：“他是伟人嘛，与普通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这颗痣呢，是他中年得痣。中年得痣有几大含义，一呢，这颗痣确实是他中年的时候长出来的，还一个表示他革命事业中年得志，这个是遵义会议确定他身份之后，才长出来这颗痣。所以说，主席中年得志嘛。”
还有更神的。毛的一处旧居前有两棵大树，一棵是南方红豆杉，另一棵是椤木石楠。据导游说，1929年这两棵树被国民党兵烧死，20年后的1949年毛得天下之后又发芽生长。1976年毛去世后，两棵树再次枯死，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树又复活，至今枝叶茂盛，一片丛茏。至此，故事还没完。导游接着说：“这棵树是一棵公的。公树是不开花结果的。但是这棵树开过花、结过果。是什么时候呢？1965年5月份，开出许多星星点点的小白花。当地老表也觉得奇怪呀，是不是什么重大事情要发生？果然，1965年5月22号，毛主席他老人家重上井冈山。所以说这是‘神奇树’、‘感情树’。” 据说，现在，每逢重大节假日，当地老表都会来拜这两棵树，在树前插上香，烧点纸钱。
不论是在井冈山，还是在红军长征后建立的根据地延安，毛泽东旧居里都能看到一些散落的香烟和钱币。记者：“这烟是谁搁的呀？”导游：“游客搁的嘛。因为我们主席几个爱好嘛，爱吃红烧肉、爱游泳、爱抽烟。所以贡献给主席了。”参观者把香烟放在毛用过的桌上、床头，还插在毛雕像的手上，供他身后享用。在延安一个小卖部，店老板每天必把一根香烟点燃，插在毛雕塑前的香炉里。
在中国，信教的人把佛像买回家，不叫“买”，叫“请”。在延安，小贩推销毛泽东像也用“请”字，比如“您要不要请一尊回去？”对毛的尊崇程度和方式，如同信教者。一名在延安毛旧居旁出售纪念品的商贩说，春节前后，总会有官员到旧居前磕头上香：“你像大年初一、三十晚上，好多人来到主席院，磕头烧香，把那饺子、红烧肉往那儿一放。你看，当官的，还不是老百姓呢。”
一个曾经多次去过井冈山的江西司机告诉记者，他是信佛之人，可是在井冈山附近没有看到寺庙，不知为何。请教当地导游才知道，井冈山方圆百里找不到寺庙，因为老百姓都把毛主席当神来供了。
在延安经商15年的胡先生说，他确实认为毛泽东是“神”。胡先生：“传说毛主席是鳖精变的，毛主席爱洗澡嘛，他爱游泳、洗澡。这是老百姓的传说啊！” 记者：“你对毛主席怎么看呢？你也觉得他是神吗？”胡先生：“现在也是神。这最起码是现实的，也不是虚构的。”毛成了神仙，连他用过的一些器具也享受到皇家待遇。井冈山一处毛泽东旧居外有块大石头，因为毛过去常坐在石上看书而被称作“龙椅”。
导游说：“因为主席，我们民间会说是皇帝，皇帝坐过的凳子一样，所以也叫龙椅，坐一坐龙椅， 可以沾沾主席的灵气。”对于毛的个人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早请示、晚汇报是每天的必修课；作报告、写文章，言必称“毛主席指示”；毛的话成为评判革命与反革命、好人与坏人、对与错的唯一标准。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说过，那时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
文革后破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才有了拨乱反正，才有了邓小平等一大批官员的复出，也才有了改革开放。然而今天，在“革命圣地”里，毛泽东还是神，没有人提及他在中共建政前后的错误，有的只是肯定和颂扬。他像十全十美的圣人一样，依然高坐神坛之上，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
好像是为了证明上述的“美国之音”的荒谬报道之不了解中国、无法猜透中国人的内心似的，紧接一天，6月21日的“新华社”就通电全球说：“湖南首次发布毛泽东工艺塑像质量标准”。
该项电文指出：
［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21日在韶山发布了中国首个毛泽东纪念塑像工艺品地方标准，以规范旅游纪念品市场秩序。新标准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记者从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了解到，21日颁布的《毛泽东纪念塑像工艺品》地方标准从塑像的形象、外观、材质、壁厚以及硬度、耐擦洗等性能方面作了具体规定，重点解决毛泽东工艺塑像存在形象失真、比例失调、用材低劣、腐蚀变色、标识不规范、以次充好等突出问题。
标准同时规定，批量生产的毛泽东工艺塑像需要通过由5至9名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从事工艺美术工作五年以上的专家审查塑像形象。审定内容分神态表情、发式造型、脸形与五官、身材与四肢、服饰与姿势五个项目。审查人员以毛泽东相关历史时期的真实照片为蓝本对照工艺塑像进行审定，审定合格的毛泽东工艺塑像才能流向市场。这一标准覆盖湖南省生产和流通领域，对市场规模超亿元的全国毛泽东工艺塑像的制造和销售，也具有规范意义。
一些旅游部门和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执法人员则表示，为一类长期畅销的旅游纪念品建立明确和有操作性的官方质量标准，是依法规范和监管的根本保证。
］
“新华社”的上述电文使人想到：一、“毛泽东热”确有中国政府的插手；二、“毛泽东塑像”确有粗制滥造现象；三、粗制滥造“毛泽东塑像”却没有粗制滥造佛像、鬼像，说明中国人是把“毛泽东塑像制造”作为一项商业活动而非宗教活动，所以才会像其他商品一样发生“假货”、“烂货”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现在是把“毛泽东”当作财神来崇拜的——在中国的政治正确主义的旗帜下。换言之，中国人现在“崇拜”的，不是毛泽东，而是财神，是铜臭。“毛泽东崇拜”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的铜臭崇拜”。尤其是，这个“毛泽东头像”已经印在最大面值的人民币百元大钞上了——我的上述结论就更有一个难以动摇的论据了。
毛泽东的红色娘子军、铁姑娘队和邓小平黄色娘子军、卖淫集体，表面上南辕北辙，实际上都是中国人的趋炎附势、从众心理、攀比习惯、上好下甚、权势崇拜的“民族性格”使之然也，都是“党的政策”的直接产物。
“崇拜毛泽东”就是“崇拜铜臭”，君不见，“毛泽东”的画像贴在了人民币的铜臭屁股上面了？
“毛泽东崇拜”就是一种恋尸癖。
2010年6月22日
（另起一页）
后记
我看不惯老毛的跋扈
我的诗文有十一二岁的时候开始写的，到了1967年，我那时被妈妈关在家里，她怕我上街会被军分区支持的保卫党委的群众组织用流弹打死。百无聊赖之下，只得出此下策：看书写东西。
世间没有比看书写东西更为廉价的娱乐了。多亏养成了这个习惯，使我得以安然度过中国社会翻烙饼的毛泽东时代，也度过了笑贫不笑娼的邓小平时代。
我不是“忧国忧民”、“关心政治”，而是看不惯老毛的跋扈。他自己想当老大，就祸国殃民。
我这么小年纪怎么就知道呢？通过自己观察的。我亲眼发现：毛泽东是一切祸乱之源，他操纵各派、反复无常，是最大的走资派、最大的叛徒、内奸、工贼、农贼、兵贼。再看看他的语录，除了一些厚黑学的打砸抢烧杀，就剩下一些中专水平的东西。
毛泽东没有能力获得深造的机会，却迁怒于人，关闭了一切学校，企图让后生们统统不及格，变成比他都不如的文盲。
我看透了他的险恶用心，所以决定要超越毛。
这样一来，我就把“生不逢时”变成了“正逢其时”，我可以在荒漠里创造甘泉，可以在野蛮化的中国，开辟一个文明的新时代。
我揭示了现代南北朝的存在，展望了新的唐朝，可以指引未来的几百年。
氓之蚩蚩过日子，只是关心吃得用的空气等等都不安全，因此没有历史的意义，只有材料的意义。历史材料需要裁缝，不是裁缝就无法创造历史，因为创造历史的是裁缝，不是材料。谁说“那个创造与我无关”，他就只有沦为被造的布料，而且可能还是零头的边角料。
……
就这样，二十一世纪的现在中国，都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末期开辟的。
〔另起一单页〕
书名
北朝首领毛泽东
（底细、劣迹、怪异、卖国、歪理、民贼、流毒）
Mao Zedong, the head of China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Insider, misdeeds, weird, traitor, fallacy, Bully, pernicious influence）
编纂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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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七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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