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全集第83卷）

 虚无主义

Nihilism

谢选骏

2017年第一版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II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扉页与封底）

本书集中了1975年到1990年之间写作的《五色海》（Sea of Five Colors）中有关“虚无主义”的论述，改变其顺序，从后到前地展开排列，以展示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潮。因为，《五色海》的出版，曾经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中国大陆的思潮，并通过那个影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nihilism" in the Sea of Five Colors, which was written between 1975 and 1990, changing its order, from behind to before, to showcase the 1980s The trend of thought. Becaus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lored sea"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trend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that era, and through that influence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history.

（另起一单页）

（题记）

一个并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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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卷

虚无之君与零点哲学

一、在世界的边缘

二、天设之，地造之

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十、“〇”的故事

十一、整体性

十二、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

十三、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

十四、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十五、增熵趋势的加强

十六、“永恒者”

十七、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

十八、“零点哲学”的研究对象

十九、深沉的“〇”！

二十、只有宗教能驱散虚无主义

二十一、我们不是智慧海

二十二、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

二十三、要歧路，不要羊

二十四、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

二十五、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

二十六、“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二十七、一切哲学都是“贫困的”

二十八、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二十九、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

三十、零点并不是中庸

三十一、玛雅人与中国人

三十二、拷问《传道书》

三十三、余论

第二卷

社会虚无主义

一、现在的处境

二、正确的信仰与错误的信仰

三、伦理行为对宇宙的影响

四、虚幻的尊严

五、死后前途的探讨

六、自杀行为中的哲理

七、压力的教育

八、医德的丧失

九、关于真理的探讨

十、禁忌的哲学

十一、世纪的杀戮

十二、存在与意识

第三卷

宇宙虚无主义

一、未来的政治意识

二、“统一”的预兆

三、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五、现代人的迷惘

六、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七、生命的秘密武器

八、宗教与信仰

九、反差的意味

十、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十一、个人与社会

十二、灵魂之火

十三、梦幻的力量

十四、情结的形成

十五、理性与非理性

十六、他人的目光

十七、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十八、真理与认识

十九、内在的力量

二十、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击

二十一、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二十二、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二十三、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第四卷

历史虚无主义

一、认识天人

二、老公猩猩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民族的痉挛

五、超级诈骗犯

六、被压制者的美德

七、自寻烦恼的权力

八、人性论

九、天神的阴谋

十、孤愤

十一、历史多歧路

十二、存在与虚无

十三、历史是什么？

十四、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十五、文化史的定律

十六、偶然论与必然论

十七、灵魂的历史：零

十八、公理与启示

十九、阶段性的胜利者

二十、生灵的命运

空谷足音（1989年）

一、生命之谷 

二、论本体 

三、论圣人 

四、真的作者 

五、当代游魂 

六、论梦想

七、论爱情

八、论翻译

九、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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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虚无之君与零点哲学

（另起一单页）

一、在世界的边缘

在世界的边缘，驻跸虚无之君。他伫立在零点，他凝思在零点，他息食在零点，他运行在零点……他使零受孕──他使零成为任何最大可能的数。

零是最丰富的数，零是最本根的存在。

虚无，数之母，存在之父。

虚无之君是虚无的主宰，他主宰虚无，因而填充了虚无！他游漾虚无，因而破除了虚无！

虚无之君，是一股魔力，这魔力富于弹性和渗透的功能，是那“宇宙以我为中心”、“天地自我而剖始”、“万物因我而分类”的伟大汇聚点。就这样，他是──空间的坐标，时间的基准，万物的造名者。

他说──我是神秘的。我是天机永泄的。我是圆（〇）。对正数，我是期待的始点；对负数，我是可敬的终点。我是正数世界里的低谷中的低谷，以至于无；我是负数世界里的天外之天、峰上之峰，以至于无。世界上还有比“无”更富有的吗？

对于焦虑而有所求的人，我代表宁静的虚空，对于灰心而无所求的人，我代表炽热的冲动。对四大皆空者，我是酒、色、财、气；对于征服者，我是一个耻辱、一个失败的记录；对羡慕朴真的人，我是一个图腾、一个启示──对有者我是无，对无者我是有。有者厌惧我，无者爱悦我。

伟大的虚无之君这样说──

我不“参与有”，故对“有”我只是“无”。加、减、乘、除；世间一切的准则、方式、规律、本质──对我的作用何在？在我面前，它们成为幻影，成为伪善的把戏，不复“存在”。

伟大的虚无之君这样说────

我是无父而生，也将无子而亡，我的悲哀将和宇宙相始终，我就是始终，我就是五德，我就是万象，我就是八卦，我是时间之父、空间之主，我是那永不熄灭、永不溃散的孤魂，悲哉，我的灵魂将弥漫宇宙。

这是在生命的彼岸所能发出的最大最惨的呼号？即令是草木，是鱼虫，是禽兽，是王化未及的倭寇凶徒、教化未浸的日尔曼蛮族！

凡有血气者莫不如是悲叹！自我而后，将不再有这一类型，这一展现，将不再有这一汩汩而动的形态！

啊！是无父的孤儿，没有渊源，无所师承，得不到大树的荫庇，也无山麓可以凭靠，没有上流的汇集也没有天雨的资助，风华影响将消匿在沙漠的酷热中，但愿它能滋润一代沃土，天成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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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设之，地造之

天设之，地造之；他先天地而在。他正是如此（此时、此地、此情、此义）被派到他的殒命之所和殉难之地──那极高、孤清的人迹罕至之处，那耸峙在祥云之上的山巅祭坛。他和他的仆人们，将是新型的“山顶洞人”，日尔曼蛮子红胡子菲特烈及其随从一样，长眠在他们的堡垒中？等候复苏之机？

谁是不假人为的天成之子？他无需“教育”、“熏陶”这类专给五好战士和半开化部落看着玩的“文明棍”，猴戏只是要给猴子们看的，怎能在大尊面前舞文弄墨？

“教育”、“熏陶”如此，更遑论种种所谓“现代化的训练”？训练的活动，也许可以炼得一群优良的仆人，但决不可能得出一个未来潮流驱使者。本末不能倒置，所以“训练”只能维持和发扬，不能扭转和开创？所以，天成者虽然需要工具，但他却不是任何意义的工具，“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不论是普鲁士式黑格尔的、日本式的军部野兽，犹太式的马克思、贝督因式的游击劫匪、婆罗门式的土地主，都是器，都无法创造太一，生生不息的创造之心。惟有天成者，拒绝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他是一片空白、一片沙漠。这荒漠之底汩动着灌溉整个历史、滋润全部文明的浑浊之泉！

这空白不是真的空白，他只是否定以往的传统和习俗，他的颜色与生俱来，且永远如此，是自然的季节所依赖的凭据，他降临了，预示历史季节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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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伟大的虚无之君！

你只是凭着你的天性与天启以行事。天性与天启，是你全部的意义和依据。你的乐趣、你的节奏，自你“天性”中大成，涌溢而出，永远“不假外求”。你的希世珍宝对以往的历史和传统是清算，是“零”；而以往的传统和文化对于你又何尝不是一个“零”？在这里，你与以往的历史、传统平分秋色了！

你注入历史，使之有活性；传统环绕你，使你有荣耀。你与彼，如此依存，绵延不息。

啊，你的内在节奏与宇宙的节律、世界历史的节律、民族命运的节律、文化消长的节律，传奇式地合符，构成雄浑的交响。

“春江水暖鸭先知”，虚无之君如宇宙的感应，以空无，应答世界的万有实存，处万变而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因为在他的身上，潜伏着秘不示人的宇宙消息，这就是他作为“零”的真相。

即使是残废的人，即使是卑劣的人，只要拥有此伏彼起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意志，使这世界彻底臣服的心，终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伟大的虚无之君，你是多么孤独，你是多么充实，尽管，没有人能看见你，没有人能倾听你，没有人能思虑你，没有人能谈论你，你仍是孤独而充实的。

伟大的虚无之君，你来无踪，去无影──这不仅是神奇，且是命运献给你的苦涩，它使你不得与人为伍，它使你永远浪迹在无形的夜郎之邦。

你没有渊源。你没有师承。你没有任何楷模。你最多最多只是有一点点前兆而已。你因此遭到空前的排斥和歇斯底里的毁折，毫不奇怪，他们说你是“野狐禅”，他们嫉恨你的狂草，害怕你掀起的“人性革命”，将注入历史以一泓新鲜的空气，文化的新血成为你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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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哀哉！他将没有子嗣。他将没有后代。他将没有继承人。项羽、亚历山大、恺撒、丰臣秀吉、拿破仑、希特勒……都没有子嗣，或是早夭而绝种。后裔绝无者即从来没有的，如项羽、恺撒、希特勒，比之后裔仅有者即有过却没有传下来的，如亚历山大、拿破仑、丰臣秀吉，更深刻地体现了生命的精髓与绝望。上述仅有者的后裔，结果是供人耍乐和杀戮的，亚历山大、拿破仑、丰臣秀吉的儿子，不就是这样的可怜虫吗？如果这些可怜虫竟然没有死掉，还活了下来，那还不如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是笑料，是小丑，是流放北大荒配于军人为妻的奴婢，难怪明代末帝崇祯要亲手杀掉自己的爱女，不让她配种给准备爬上小姐牙床的无产阶级。

虚无之君的命运之链，既不像哈里发的权能转移那样安稳，又不像活佛灵魂转世那样偶然，没有一部人间的法典、一套神圣的习惯，足以使他的心灵方向得以延续，更遑言“发扬光大”了！他那难以捉摸的思绪与业绩，像是行云流水倾泻，又像无字天书费人猜疑。

他将无子而亡！不会留下遗言、不会留下遗迹、不会留下供人凭吊的遗址。看起来，生命界最阴郁的命运就要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为何依然欣喜若狂？看植物们竞相开花结实，把种子播扬到远方的山麓和肥沃的芳甸……动物们殚精竭虑、追逐异性，把基因射入未来时间之海……人们汲汲于利禄、显身扬名，把“意志的渣滓”如地位、财货、名声、权势……统统填鸭在子孙的心魄中，使灵僵死……只有虚无者在虚无中自在，销魂在沉默间，不为世人所知，不被历史──那是他的作品所累？

伟大的虚无之君！从零中来，又回到零中去──他如是走完一个奇妙的圆。

伟大的虚无之君！从无中来，又回到无中去──在这里，他是生命界的终极象征，是无尽时光的永恒见证，和全部缩影。他既不为“没有父亲”而羞惭，也不为“没有儿子”而哀伤……因为他既是“父亲”又是“儿子”，他既是“过去”又是“未来”──他既已经圆满，何必他求？

在他空无一物的身上，业已预示了一切物、一切事、一切人、一切文。一切时间性，在他的圆寂中均告消解。所以，将有许多盗贼前来剽窃他，希图割取他的一块心灵甚至一片血肉，他们没有捞到，他空灵的玄妙、日新的盛德、升华的潜能，岂是他们可以追踪？最终，他们的窃取无非是传播了那永恒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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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他是无罪而遭罚的！因此，他命中注定要使这个无情无义的世界连降整整一个世代的六月雪。

他被视同虚无，比浮云和雾气还要空虚的虚无，被世界遗忘，不再有一双人类的眼睛能够看见他，不再有一颗人性的心灵能够容纳他，不再有人的步履能够追踪他……不再有一束思想能够击中他。他浪迹在比天涯还远的荒原上，无名的天命与他为伍，星辰的冷光为他伴奏，与他相应成趣。这个世界无情无义，他的使命就是复仇，为一切值得复仇的记忆而流血。从他的宇宙悲哀，涌出泪血，泪滴是圆的，像天体闪闪发光，这光无色，无味，纯净得使人发憷，仿佛宇宙的胚胎。

──没有爆竹声声作为粉碎性的力量，新的一年将一筹莫展？虚无！零！圆！空灵圣境！自在的球形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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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佛陀的“得大自在”，湿婆教的“大自在天”，康德哲学的“自在之物”──都是你的垃圾。你是不自在中的自在，是使奴役变成自由的真宰。你的自在自由，使人忘却你的本相，从此，人称你为虚无之君。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然而运动又是什么呢？运动只是过程，只是形迹，只是轮廓，只是弃置了运动体的无穷之“道”的过程和“道”的瞬间轨迹，有什么呢？恍兮惚兮的名目，姑且称之为“虚无”……称之为“虚无之君”。

无上的虚无！让我们重新学会顺从！

我们是新一代的、恢复了原始天性的中国人？而你，势将兴起为，中国的新魂。只有像你那般虚怀若谷，方能复兴如此凋敝的造物。

你不是实存。你是那广大无垠的虚空。但你包含着实存，孕育一切，分化实存。你不是古代诗人所说的空灵之境，无穷的实存、迷离的体相，飘逸的声色、奔驰的犬马，是从你也只有从你才流溢出来！人们的一切欢乐和悲哀，其实都是以你为前提的！

你，什么也不“是”！还没有一种可羡慕的范畴足以囊括你，还没有一个可尊敬的名号足以冠冕你。正如零，什么也不是。还没有一种雄奇的巨量足以填补零，使零充实起来。

哪里是你的储秀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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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他就是一个宇宙，他就是一个天地，一个洞天和黑洞的交融，深藏无尽的珍宝，密储无尽的神符。

从“零”开始──这是命运。从“虚无之君”开始──是对命运的认识。对命运的认识，比命运本身──有着更多的宿命性。

“太不值得”，曾经是虚无之君赠给这个世界的绰号，也是他赐予万千生活的封爵。小小的悲伤、小小的愉快，琐屑的成就、琐屑的失败……身受世界的围困和生活在陷溺之中的虚无之君，若不化育健全一套双重的生活态度，又岂能在物我之间存活下去？

他一面对这世界怀着淡泊、无动于心；一面却倾洒热忱和大力于他所击中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他的事业”。他击中的世界有无穷的珍异和瑰宝，且只在虚无中自生自灭、孤自幽赏，只为他的心眼所窥见、只为他的脉息而愉悦……

虚无之君并不无畏地浪散心智和情感于世界的虚无之中，他不惰怠其锐气、降格其高贵，和光同尘是他的座右铭？他出污泥而不染，行凶恶而至善，不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驱遣寂寞，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来应付生活，以把自己的大能与真相，深藏在乌有之乡的梦中。他的大梦，将化出明天的世界。为此，他等待他所等待的信号，静候他所静候的日子。他是为此而表里不一、判若天壤？

在那粗鄙的掩护下，有一股沛然的生机崛起了……苛刻的批评家们说对了：他正是虚无本身，这虚无是带有惊叹号的一个劫数，在时辰未到时，看不见、听不见、触摸不着，他脱出我们今日最大最野蛮最放肆无忌的幻想之外。然而，一旦“应时”、“奉天”、“承运”──他就闪电般地君临到每一个活人的头上并刺入每一颗亡灵的心脏：成为令人生畏的零。这命定的数只能用布满恐怖意味的“〇”来表示。〇──就是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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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又是一个沛然的开启！它是关键、它是锁钥、它是命运的枢纽，它是悬于混沌之上的宇宙纪念品。

虚无之君对世界既不爱也不恨，他仅只超然而已。他的内心深海，与一切俗缘，业已尽行绝缘？他自成一体（“〇”），自给自足（“〇”），他自我完善（“〇”）──他的“内无”与“外在”，分属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纪，但却共同构成他的完美。

有些人眼看不清，所以说有渠道沟连着内无与外在，使之通体豁然，仿佛秘密的信息是由此播送的，因而不是“缘”，因而不是平行的、对等的关系。

其实，那不是人凭己智可以弄清的。尤其因为，虚无之君没有成见，没有习惯，不信规律，也不遵循人类意义的语法，所以他的语言是启示。他是文盲，是天真末凿的奇玉，因此成为一切形色都可以藉以自我展现的巨大空白……他为我们牺牲，于是他的肢体化生出了人、万物、宇宙。他是“永恒的零”，是一切数与方程都可以藉之运转的轴心。

这永恒的零之所以永恒，在于他永远不会失去，无所畏惧、无所挂牵，因为他从无任何既得利益。这永恒的零，因此不可毁灭，无法阉割，无法曲解，转世轮回，往复君临，在救苦救难中创造了新的苦难、新的传奇。

一团神奇的雾──〇

一团微笑的雾──〇

他是轮廓清切的空灵之境──〇

人们可在其里邀游飞翔，却无从占有或固持他，他能启迪人的天性，却不会倾注人所阙如的点滴清泉，请改变一下老人的恶习吧，不要向他祈求什么，而要向他献出所有，这样，人将从很穷很穷变得很富很富，这样，人不会因为奉献自己的天性而枯竭而虚脱的，而只会因不断地“受启──奉献──再受启发──再度的奉献”而荣获丰盈裕如、长青不衰的幸运，因为他是绝对的零，他既能赐人以深刻的负数，也能赐人以高耸的正数，但人不要期待正数，而专注于负数的迷人，就会变得格外强大。

但愿这“泊”无准则、无拘束的精神──〇，仅仅执“一”而变易，并用变易来增殖内在的野心──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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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在他的荒漠底里，蕴藏着黄金与石油。他在世俗生活中形同荒漠，但这个世界的一切动力和能源，正隐藏在他的荒漠之下──〇

“〇”──应当成为虚无之君的徽号，因为，作为他无上盛德的最佳象征，万物之始与万象之终的〇，是当之无愧地合二为一的！他因此从不渴求占有，在这世上，他无意于永占一席之地，一如无意于永保身外之物。虽然，这些劣根性也正是一切生命的特点之所在，既是优点也是弱点。如植物之占有阳光、土壤、水份；动物之保有天空、地盘、食物、异性；人之对待财产、家园、理想和优越的感觉等等……但他，摒弃了生命的这些顽冥的特性，甚至，到了无意“维持”他孑然一身的地步！

──他的命运就是孤独的别名？他的命运，在凝寂中独悬于宇宙的深处……上不接天、下不着地，他的命运，像是一个圆满的星球。

“〇”──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界限，又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超限。

在零里面，有一个世界；在零外面，有一个世界──尽管零也像一切界限那样是可以渗透的，他向外输送光辉刺目的反压制力，他默默承受了滞重阴郁的压制力量……他因此象征拒绝，作为“不承认主义者”，他拒绝“正有”，从而为“负有”的来临奠定基始，他不承认“正有世界”的模式与风俗，向“有之世界”宣战。

他又象征肯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固执某种东西，即使这东西是一片虚空也罢，依傍空灵而陶醉，就像踩踏着实在的世界，他以毫无保留的热忱，悄悄祝福尚未来临的世界。

〇──中央民族的新的图腾。中央民族幸而尚未诞生，得免于空前可恶的现代文明的侵蚀污染！这样的〇，不是万物有灵式的动物图腾甚至植物图腾，而是几何形式的现代图腾的典范。现代各小邦，即使连美、苏这等超级大国，在全球政治的洞彻下，也终究不过某种未来意义的小邦而已，这些小邦的国旗与国徽，多是这类几何形式的图腾，如美国的白色五角星，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红色五角星。其实，这类图腾的最早样板，在易卦图象中就有了。

而“〇”，就是最富永恒性的易卦图腾，太极与无极的征象。混一宇内，融通宇外，让这浩大的无言之征，成为未来的中央民族的最高誓言！

让这无限之无，成为中央民族的八达之路！让我们心怀这民族的精神家园，皈依其道！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悲哉！他甚至来不及停顿一下，略略玩味自己的创造。他的艺术不为自己赏心悦目而发。他不孤芳自娱，也无人能够参透他。于是，他没有读者、听众和观客，他像是一部无字天书，无人问津，不为世知。他沉潜幽深奇特的洞府，原始自然地封存着……以待来世。岁月匆匆、一切都不常驻……辽阔的悲哀此起彼伏、浩荡不已，幻化出世界史的景致。宇宙的无言之歌，就这样为他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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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〇”的故事

“〇”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〇”是我们最大的绝望。

让我们把希望之火变成绝望之灰，再从绝望的死灰中出生希望的树木来！

据说──

1，“〇”在《诗经》上的古义是“暴风雨来了的小雨滴”和“暴风雨过后留在物体上的球状雨滴”。

2，古代结绳记数是对“有”的记录。“〇”在对“有”的否定中必然出现。本意是“没有”。

3，早在1700多年以前，魏晋数学家刘徽注《九章算术》，把“〇”作为数字写得很清楚。古历中有以“初”（起初）、“端”（开端）、“本”（本末）表示“〇”的惯例。筹算有“凡算之法，先识其位”的说法，珠算空档，是筹算空位作“〇”的痕迹，古书里缺字都用“口”表示，后来，文字记“〇”也用它来代替了。至于由“口”变为“〇”，这是因为我国用毛笔画方时，一块变成按照顺时针向画“〇”。“〇”叫金元数字，含有“珍贵”之意。

4，古代印度在《太阳手册》里用“·”表示空位。直到十六世纪，欧洲才逐渐取逆时针方向画“〇”即“〇”。

但上述这一切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〇”，是一面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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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整体性

据说──整体性是自然界中固有的、强大的自我创造原则，它使事物在组织、复杂性和一体化方面达到更高水平。

只有把事物理解为富有活力的、不断发展的、创造性的整体，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在这种意义上，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要比事物的各个部分自身更为重要。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自然界这种凝聚各种因素和创造意义不断扩大的结构的性质。

他终于不再愿意看到他田地里的情景：土地板结，难以耕种；而且，只有更多施加昂贵的农药和化肥，才能保住收成不减。于是，他用混合肥料和豆科植物代替了化肥。为了控制虫害和杂草，他开始对庄稼实行轮作，采用更新的耕种技术，并着手于机械除草。

像他这样主张所谓“另一种耕作法”的农民，曾经被认为是古怪的人，但他们的队伍在壮大，而且产生了政治影响。替代传统的耕作方法开始受到广泛的支持，对食品安全的关心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关心他们的健康，关心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和土地的长期生产能力，因此，他们在寻找另外的选择。与此同时，传统耕作方式造成的水污染、土壤侵蚀及其它环境损害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由于一些害虫产生了抗药性，化学农药对他们已经无济于事。此外，灌溉使得一些蓄水层枯竭并造成一些地区土壤中含盐量增加。精耕细作、风和水每年要侵蚀掉惊人多的表土，这样的损失和浪费的代价高得惊人。昆虫学家估计，因为实行传统耕作法而付出的代价，包括对健康的影响、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难以估算。

一心一意推行“另一种耕作法”运动的人特别喜欢用“持久”这个词，因为他们主张采取不会拼尽资源或损害环境的耕作方式。他们希望采用的技术不需要那么多矿燃料之类的非再生资源，不污染环境或使环境退化，不那么依赖日益昂贵的技术，而且将使农村经济得以繁荣。他们认为，“今后，农业必将是在经济上可行的并对环境没有损害的。现行的传统耕作法是不能持久的。”

“另一作耕作法”需要利用农田里自然的生态关系。提倡者说：“我们正在设法改变环境，使之不利于害虫的生长但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土壤。”实行“另一种耕作法”的农民采用多种作物轮作的方法，而不是年复一年地在大面积土地上只种植玉米或小麦之类少数作物。家畜和豆科植物成为肥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诸如作垄耕作之类的特殊栽种技术和机械除草也得到普遍应用。实施作垄耕作，不会将前一年种植的作物的一些根茎犁出来。在结合采用这些做法之后，可以少用农药和减少侵蚀百分之五十以上。

上述农业革新为什么不能推广在人自身的社会与文化发展中？并对人自身实施一种“人的自然耕作”呢？

生物链，也是一个〇。一个圆（“〇”）。一条无始无终、藏头隐尾的天龙。他没于无始无终的神烟秘雾中，但却是一切运行和一切循环的无上象征，也是一切循环和一切运行的最高主宰！

神秘的“〇”！──他，即使在操纵着最大规模的屠杀与生育、指使着最为彻底的毁灭与建设时，仍然以虚、以静、以无、以圆的心情去。他还把这一心境，化为一个圆满慈悲的战略！这战略以无为本，以虚为治，以仁（圆形的同化功能）为本，以义（方形的向化态度）为治。他虚怀若谷、君临天下。

零点。世界已是一片废墟和无际荒原。零点。历史还是一片空的和无层的迷雾。零点。文化刚刚伊始。零点。人类方才诞生。零点──永恒者。

“如果把永恒理解为‘不是无限的时间的持续，而是无时间性’，那么，现在活着的人，就永恒地活着。”──这话说得多好啊。让我们把“无时间性”即“对时间的解脱”作为生存的唯一指归吧？

零点的钟声起来──永恒者来了……

〇，该是永恒者身分的天然标志。

〇，该是永恒者神格的崇高象征。

〇，该是永恒者人格的奇妙隐渝。

〇＝永恒。所以不能以“认识”来剥宰他。所以人们只能用零式的期待来赞叹他。

老子，曾用“道”表述它。可又嫌“道”不够明确（“非常道”），于是，又用“无”来形容它。

周敦颐，他在宋明诸子中的地位，一如老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地位。其作用甚至风格都与老子颇为近似，他则用“无极”表述“道”，可又嫌“无极”不够有力──作为有限存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玄之又玄的“无极”──于是，再用“诚”来将之人格化，以便世俗的耳朵可以消受这至深德育……

只是，这些概念似太陈旧了，仿佛不足以激发现代人对那新鲜润泽、活蹦乱跳的“零的世界的想象”。于是，我们对那个硕大无朋、自在自满的本体世界──用“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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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

是的，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在“〇”中互相抵消了，形成一个不偏不倚的零。罪孽与神圣的互相抵消。

“零”是虚无的象征。──它表示“没有”。要么是尚未诞生；要么是自己已经毁灭？──这就是“没有”的具体含义？

不，零要比没有还要过之而无不及：“毁灭”从来都不意味“零”；而仅意味着“废墟”（“墟”有“零”的意思，指土木建筑的形式已被破坏；但“废”则意味着曾经“有”过：虽废犹存）。而“诞生”，在现代人的理解中，不过是意味着能量的“转化”而已，并非无中生有，所以，“零”是表示远比废墟与毁灭更深状态的“没有”。

然而，一切“有”都从这“没有”中产生出来，有，以没有为出发点和存在的依据，有以没有为其存在的边界。

“一切”可以被分别理解为“正有”和“负有”。“正有”是现在的实存；“负有”是过去的或尚未来临的实存。“正有”是确实的有，“负有”是可能的有（已经消失的和必定来临的）。

数学上用“正数”和“负数”来表述“正有”和“负有”。“正数”和“负数”的边界则是“零”点，以它为存在与反存在的依据。对正数来说──零点，低谷中的低谷；谦卑，灾难中的灾难：以至于“没有”，《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

对负数来说──零是天外天、楼外楼，是巅顶，是狂傲中的狂傲──以至于“没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权贵们所谓的“否定之否定”，而是“正有”和“负有”之间的永恒运动，这运动不断自我推进，自我更新，以至于零。“负有”驱逐“正有”的运动锐进不已──以至于零。

在零之前，是一个逐渐变得陈腐不堪、恶臭四溢的旧有；在零之后，是一个逐渐变得新艳可人，祥光普照的新有。而“零”呢？零，这是一片未经开凿的非物质，反物质，既非存在，又非反存在……一片永远自我否定的虚无，是超越了虚无观念与虚无主义的全然虚无，宛如超神之神，游漾在神秘的边缘。

“零”是一个“数”吗？

“永恒者”是一个“存在”吗？

零不是一个数。但却是一切正数的出发点和临界线。从这意义说。“零”不失为一个最最重要的数学观念。

零的出现表明了的智慧之清晨，业已伊始。没有零，便没有完整的数学系统。

永恒者不是一个存在。但却是历史和反历史的双向护育者，是文化和反文化的双向裁判者，物质和反物质的双向显示者，精神和反精神的双向晓谕者……是一切纷纭之象的根本分界和重新出发。在这意义看，永恒者是一切历史界、一切文化界、一切物质界、一切精神界之一切坐标系统的最重要的原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滴泪。一个零。一个“〇”，一个世界，一粒种子，一匹精华，他使大地受孕，他令百代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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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

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在我们的后面，是一片废墟，在我们的周围，只有鲜血、脑浆、泪水和精液混成的生命遗物……血是身体的泪，是人体的精华。脑浆是思想的血、泪是信息的精髓。泪是心灵的血，是表达爱与恨的精液，而精液则是种族之血，爱情之泪，是创造新思想的精髓！唉，爱哭的孩子！孤独的心灵！种族命运的承载者！你完全无依无靠，只能靠你的孤独，或是，上帝。

“〇”，这是一个大圈的结束，又是一个大圈的启始。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到“零”结束。“零”，是最根本的，是“第一性”的；其他一切的数、物、象、人，总和起来才构成区区“第二性”。

在零的世界里，没有恶，只有善；没有善，只有纯净；没有纯净，只有虚空；没有虚空，只有命运；没有命运，只有超神之神。

一切卑鄙龌龊的恶，一切琐屑无聊的善，都化在圣洁浩渺的纯净中。

但在零的世界里，又潜隐着丰富的存在。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抵消；相依为命，相扑为乐……她们在互相消灭的邪恶忌妒中，达到生生不已的创造。

在“零”的世界里，“恶”并不存在。它，只是“恶之人”或“人之恶”的表象，和幻想，是一种作为“恶之花”的顽强冒尖的“恶意”，而并不像古来的宗教家和近来的理论家们所宣称或所痛斥的那样是什么“实在世界的本质”。

“零的世界”──既没有恶也没有善。如果强为之说，那就算只有善而没有恶吧！这是一个大善的世界，一个洋溢着“一切皆善”的世界，一个不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世界，而且“存在的就是善”的世界！当然，那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善，也因此而成了不合理的、邪恶的，甚至充满罪孽的。

如果撇开上述必要的前提，说“世界只是充满罪恶”──那岂不只是恶意者的诽谤？这是一种藉以为自己的不得意的生存状态进行肆意辩解的毁谤之辞。所以一切无产阶级暴发户全都乐意如是说，如果暴发户成了老迈的权势者，则渐渐有了一些善意，或曰“是经过伪装的更大恶意”──称道世界的完全合理性。

但这些蛆虫般的阶级斗争，这些你死我活的粪土战士，这些具体的善意与具体的恶意，岂不都是执一不化？它们仍在零的世界之无限海中，自怨自艾，自得自喜，星星点点。

而“零”，不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把倚天而立的标尺或“无形之剑”……零已经构成了超越神明的实有之源！它从此成为先于“物质”、先于“精神”、先于“反物质”、先于“力”──压制力与反压制力──的超生命实有。正因为他等同整个生态，所以他终于超然于生物的可能性，而作为生物的人便消失了──形成一个非此非彼的“零”。爱和恨抵消了，欲求与忏悔抵消了，进取与隐遁抵消了，“发现”与“反省”抵消了，创造与毁灭抵消了，“这一切”和“那一切”抵消了──得出灿然硕果，不是古代哲人津津乐道的“太一”，而是一个圆圆的“零”。

德国乐师贝多芬，凭其天才的直觉就发现了这一实存之母。在《第九交响乐》中，通过受难、净扎、彷徨、反思、斗争、升华等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生物性活动及其仪式，最后迸发出了自我否定的“欢乐之颂”！

这是超神性的大彻大悟。难怪贝多芬写的弥撒那么不成功。他著名的《mass in D major,OP123》和莫扎特的弥撒简直没法比，支离破碎，勉强成篇，毫无气韵。所以贝多芬再是拼了老命也要让弥撒进入交响乐，终于挣扎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第九交响乐》，勉强和莫扎特的《安魂曲》一争高下。

然而，贝多芬的“欢乐”，不过是件欧洲式的异教化外套。在“一切人类成兄弟”的文雅说辞下，流涌是的原始、纯朴并略带一点“日尔曼蛮族气息”的对于“〇”的礼赞。和欢乐女神相比，我更喜欢意大利作者Pergolesi（1710-1736年）《圣母悼歌》（Stabat Mater），那是短命的天才死前两天写完的，所以充满了对于死亡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对于生命欢乐的徒劳无益的“肯定”。

骄傲的蛮族，汪达尔人的后裔，站在罗马城外，所发出的对于“零的世界”的期盼和衷心礼赞，是什么？是老伽图“必须毁灭迦太基”的吼声，终于被“必须蹂躏罗马城”的冲动，淹没了。“为了基督的缘故，永恒的城市必须灭亡！”生命是从死亡开始的！

一切分歧与斗争，苦难与升华──在“零的边疆”，在毁灭和缔造的分水岭上，得出了它们最后结果。

宇宙。历史。文化结构。以及一切人间事物。──不断的增熵趋势。“历史因素”的不断积淀、增益，使一切创造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日益高昂，对创造者的报应也越来越惨烈。然而，还是要反抗。反抗是特大福音！这福音不仅体现了不甘沉沦、泯灭的超然英雄气，而且本身就是在安然忍受一切苦难的高贵宿命！所以，一位个体的伟大程度，即他的绝对值，是以他反抗增熵也即加剧增熵的量，来计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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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他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〇是生命蛋，又是休止符。

这个神奇的蛋，这个咒语的休止符，象征以下两种状态：

A、一次劫灰之后，不再生出新的结构与秩序。

B、某种结构及其秩序强大到了完善的程度，从而阻碍了新的生成与活动。

这两种状态都意味末日式的黑幕。前一种状态被叫做“毁灭”，后一种状态叫做“乌托邦”。

它们的共性在于，前此的状态带来过量的力与惰性，故一经改道便无以为继了。道是要改的！“不变”的神话，不过是未经改道之前的一厢情愿罢了。

人的生机，其实潜伏在上述两种状态之间的一阴一阳、一成一毁中。

有两种希望。一种是希望之火，一种是希望之木。当你说“我对中国的命运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是希望之火；当你说“中国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希望之木。

作为妓女和演员的希望之火是常有的、人性的一部分；作为婴孩的希望之木则不常有，因为它不属于人性，而是神的作为。

从希望之木到希望之火，是从诞生到死亡的道路；从希望之火到希望之木，是从死亡之境到再生之境的“灵魂转世”──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〇……美丽纯净的劫灰……

〇不是一个简单的“既济──未济”。〇是对一切“既济──未济”的千万相的描述。

“既济──未济”的可能的危险在于：它的每一个轮，可能加重增熵的每一个级，而增熵到了极限，就会打破并从根本上毁掉“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的秩序，永劫不复的无底黑洞于是敞开了。所谓“混乱”、“无秩序”甚至“毁灭”等等，无非是阴阳互致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的组成。“阴阳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本身也包含着最终的非秩序，包含着“以反秩序为形式的新秩序”，它因此可以被称作：“历史”，即，以不同形式重复着的过程。听！如此这般的不断增熵，在伴奏中掀起雅颂风格的圣乐之潮。这样“既济──未济”中因此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回合，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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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增熵趋势的加强

增熵趋势的加强……伴随每一轮混乱的间歇时期而来临的，只是更大的压制，个体自由度或许进一步萎缩。混乱、偶然与自由，仿佛是为新的奴役状态作准备，甚至，大能者对于增熵趋势的反制，也不过是开启了新形式增熵运动的又一个源头？他伟大到什么地步，就只能把历史折磨到什么地步。

新的潮汐，情绪的高涨与低落，智慧的丰满与亏损，意志的坚挺与疲软──这一切都中和在一条若隐若现、飘移无定的水平线上。

心智以外的“中和之纪”也并非超自然的、神秘的，“中和之纪”生成于“万象澄明”间，是在万物的消息盈亏里，被认识的。中和，就是零。中和了，“〇”就形成了。

“〇”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件实存。到处都是“〇”，但到处都看不到“〇”。世界并不是受到“〇”的规范的；但是，要是没有了“〇”，世界将是一堆无法识别的模糊。

焦虑，是破毁“〇”之心境的一大狂魔？心境破坏之后，“〇”的生态环境亦遭横祸，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环境污染，皆由此焦虑起。

由于这些运动造成了心灵的苦恼和生存的动荡，所以反倒产生了对“〇”的精神需要。“〇”──不仅是安慰者，而且是平衡者、中和者、再生者。

每一座天体，都是“〇”形的。每一个人心，都是“〇”形的。人心就是生命的天体，天体就是宇宙的人心。

宇宙的本原是这笼罩一切、侵吞一切的大圆？它既可被古来的圣贤表述为“元”，也可由现代的数学表述为“〇”。

“元”就是“零”（〇）；“零”就是“元”（〇）──周敦颐似乎有点领悟了这个道理，正是基于这小小的、常遭忽略的基本事实而不是“基本教义”，他赫然宣布，“太极本无极也。”

宇宙的本原是“零”，零是起点也是终点。对正数，零是起点；对负数，零是终点。对正在统治的“正有”，它是下葬的丧钟；对未受承认的“负有”，它是诞生的礼炮。

“零”表现为数字观念上的“无”。

“永恒者”表现为一切世俗意义（社会学和历史学）和群众意义（包括它们的哲学、宗教）上的“无”。

“永恒者的虚无”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这虚无之君是一切物、一切理、一切存在与非存在的所赖与所依，是它们的永久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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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永恒者”

“永恒者”，既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与归宿，又是一切存在的消解，他的徽号因而是那无始无终、无来龙亦去脉的“〇”。

“〇”的启迪是万物有灵，或万物无灵？但人的有灵恰是足以表明万物的有灵？世上的万事万物，均有自己的意志？哪怕是无意识的意志？哪怕是寓藏在身体内底的意志？协调与妥协，因此成为宇宙的第一要义。

如果不是“万物有灵”──那么整个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天然性的超智状态，该如何解释？

生态环境的超智状态及其不可超越性，仿佛为古老的“万物有灵观”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注解。

文明的悖论也许难免，哲学与生态的悖论亦然？因为人生的基本旋律“生──死”，岂不就是一切心智都无法消解、难以回避的悖论？

一，归宿感仿佛是心的陷阱，它在你虚弱之际悄然滑到你的足下，等待你自动投入：

1，归宿感是这样一种“欲望”：满足它，使人安详、麻木、幸福；不满足它，则令人空虚得几乎飘离起来，身心分裂了一般。

2，满足归宿感的努力，可以令人奋不顾身，而不计代价地行动，就构成了归宿感的首要价值。

二，归宿感的功能是：

1，获得归宿感的心灵，可以容忍最难耐的困境。

2，未获归宿感的心灵，对哪怕“有魅力”的生活也会失去热情。

三，归宿感是创造力的休止符：

1，它对未达目标的人是有害的。公子重耳尚未返国称霸，是不该陷入归宿感的。

2，它对已达目标的人是镇静剂，免得他徒劳无益地奔波。对毫无创造力的人，归宿感并无害处，甚至有其必要的，他们若无归宿感，反倒缺乏良好的工作状态。

四、归宿感的使命指出了归宿本身的虚幻性，因为归宿感的意义仅仅在于提供了心的庇护，和继续行动的支持力量，因此它对疲倦者有益。

五，在疲倦者看来──归宿即天堂，无归宿即炼狱；但精力充沛者则反之而视，他不知责任为何物，“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〇”──压制与反制的平衡。

“〇”──濒于虚无，终于实体世界之间的平衡。不是虎头蛇尾，而是善始善终：是以蛇尾始，是以虎头终，他显示风暴式的巨大涵养，他预示宁静中的无边生机。

“〇”──是心力与物力的平衡，是物力与心力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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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

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因此，飓风的中心仿佛一点风声都没有……风力的核心部分往往是风力的虚无？但是且慢，那只是“好像没有”，实际上还是有的，不仅有，且是“大有”（参见《周易·大有卦》），且是双边意义的大有。

所谓双边的有──即不仅在“有”的意义上有，且在“无”的意义上有，在“零”的意义上有，因此双边的有反倒与“无”在表象上非常近似。双边的有，是生生不息、日新不已的有，是“〇”。

“〇”──是心力意义的自在平衡。

零是心灵的宁静，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出发与归宿，也许它产生过风暴，也许它正在积累岩浆、酝酿地震，但就此时此地的它而言，确是被那称之为各种力量之均势的“〇”，包揽无遗了。

存在，并非可以被那空空如也的“有”字，一举概括的。存在，是压制力与反制力的交媾之果。因此，存在就是“〇”，“〇”因此是存在的终极象征：

首先有了存在（生），然后才有了负存在（死），最后，“〇”作为二者的一个中介面产生。

生活就是〇的进程，作为存在与负存在的中介，生活并不是存在与负存在的逆心扩张，而只是存在和负存在的向心延伸，亦是其观念之光环。这环及其向心运动，这向心运动及其环，恰是“中段的象征”。人，正是宇宙的中段──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宇宙之环的生命焦点。

这样的“〇”──不是禅宗的神秘的果子。这样的“〇”──是晚期工业时代的垂死之光，是后期现代化的文化陷阱，人们走了一圈……疲惫了，厌倦了，但还是走回来了。除了一些印象与体验──这是无法被他者拿来“客观地验证”的──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来，然则，人们也并没有失去什么，他毕竟“完整地归来了”，也许还带回来一些断残的印象、感受和一个新的心境？有幅题为《浪子回头》的油画，就恰到好处地再现了这一场景？

“〇”──没有那种肤浅而固定的方向性，零点哲学，没有那种充满了青春时代之盲动、鲁莽与转瞬即逝的方向感。

“〇”与“零点哲学”──因此是全方位的，它们被来自宇宙深处的旋风鼓舞着，宛如生命之帆饱满在现象之海上。

它们，是晚期文明的标志，它们，是暮秋的宁静的风暴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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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零点哲学”的研究对象

“零点哲学”，亦即“永恒者所思”，其研究对象，不是“实存”，而是作为一切实存之命脉及现象之出发的“永恒者诞生的宇宙机理”。

从这种意义上说──“零点哲学”体现了不失为“超级的虚无主义”，正因为这是对“超级虚无主义的所说和赞美”，所以，零点哲学反对虚无主义。

“一切从零开始”──并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希望或犹太巫师的咒语，它不是一缕主观的愿望，而是一座客观的事实。不是谁在强求“从零开始”，而是自然过程必定会“从零开始”。历史在“循环”中，“既济──未济”。有“螺旋”现象，不过，用“螺旋”来描述“上升”却只是哲学科的精神病人藉以自慰的一厢相情愿。既然螺旋，为什么不是“下降”呢？螺旋者，其下降的可能当然远远大于上升，或干脆既不是上升也不是下降，只是平行变化而已，所以“既济──未济”才是不偏不倚的描述罢。

例如我们最为常见四季节律，就既不是螺旋的下降，也不是螺旋的上升，而只是平行变化而已，是在“既济──未济”中。

一个循环，一个“既济──未济”，也就是一个“从零开始”，一个从四季开始的轮回──就是任何一点都可冠以“从零开始”的神秘之圆……“既济──未济”。

什么是“革命”？革命不是野心夺权的暴乱；不是阶级仇杀的造反；也不仅仅是一些小老婆养的多余人男女的互相发泄、痉挛和屠宰。革命是轮回的萌动，革命是四季分明的曝光，革命是循环过程的较激烈的阶段，革命就是“从零开始”……是“既济──未济”。

革命宣告了以往许多价值和许多机体的死刑判决，尽管历史上没有一场革命是完全彻底的──但历史进程已经藉助于革命的突变重又开始了自己的循环，重又铺陈了自己的四季，这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对世界的命运抱有其它什么奢望呢？

──一切又重新“从零开始”，“既济──未济”！

“从零开始”，并非那个老去的世界对这个年轻世界的诅咒，或是这个年轻的世界被禁止从那个老死的世界借取甚至“偷盗”某些东西，尤如普罗米修斯之盗火、鲧之盗窃息石息壤、撒旦诱惑人类等等而言；此刻的“从零开始”，是就这年轻世界所意欲创造的广大无垠之境而言、也是就它自身斗志昂扬、目空一切的饱满状态而言。

“零”，是正负绝对值的批判者。因而，“零”反倒成为绝对值之无限性的唯一坐标？就这样，我们的哲学之核，只是一个无意义的“〇”？

这个空无一物的圆，闪耀着无法形容的光，因为它不企图教导人们去怎样生活，它根本不为生活下定义，因此，它的人民才可能是自由的，要知道，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灌输的，因为人不是家畜，人的生活不习而能、不教先知，人们的天性中含有生活的种子，并不等待专政机器的铁血师表，全面专政的军阀不可能是一位慈善家，他的怜悯只是伪装，从未兑现过“根本改善人民生活”的弥天大谎。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一切理论骗子们的粉饰坟墓全都败露，原来到头来，并不是人民的生活属从于他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狂吠被淹没在人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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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深沉的“〇”！

深沉的“〇”！你是一面玲珑巨大的明镜？辉映出现代工奴的破碎心境。在你什么也没有的光里，“既济──未济”的寻梦才成为可能！

你弥合了工农兵奴隶的灵魂分裂？你抚慰了知识分子横遭摧残的精神，你圈走了盲目流浪的自我意识，使改革开放中的野人自觉进入“跟着感觉走”的沉沦。人们欢呼即将到来的颠乱，为你的零点式的降临，喜悦、颤栗！

你不是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也不是禅宗乞丐们的明镜，那些激动人心的天人之语，曾以《新约》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在陈腐的犹太世界……你要映照的，不是哲学的宁静世界；而是全面专政下亿万绝望的工农兵学商的阴影世界。这是没有了悲剧气氛的、死一般寂静的凄惨世界……

但愿你，博大的“〇”，能起死回生，零，你才是精神的太阳！昂然升起在全面专政过后的一片人类废墟上！晚期工业造就的一片灰暗而阴沉的天际，这才是二十世纪的精神污染，比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更加有害！在精神毒气的四溢之下，互相残杀的人民被迫萎缩成一点可怜的“物质”。兵营的头目很懂得这一点艺术，他们用人皮造出了漂亮的灯罩。这才是讲求世纪的实干家！这些以科学社会主义解剖人体专家学者们。从这里看，他们并非“要强迫人们回到中世纪”，而是真正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视人命如草芥。但还有比他们更清醒也更持久的屠夫，这些黑─马主义专家的唯一专业是腌制人类的活精神、活思想，他们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活思想”一露头，即遭立刻扑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一切居民沦为人质，并被彻底编成机器唯物主义的小小配件，他们已经完成了庞然大物的历史使命。精神屠夫们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前无古人的毒化工作，太多的精神毒气窒息了一代又一代的身体标本，还有精心烤制的许多心灵标本。──悬挂在半希腊式半墓穴式的半大屋顶的殿里。

然而“〇”的澄明，责无旁贷地来了──精神的太阳！用零式，穿透了这些精神与社会的迷嶂，使其剽剥人性的绞肉机，在晨曦中，露出青面獠牙。

精神的太阳！终于刺破了败落中的“新社会”，在什么也没有说的无聊中，好像又告诉某些平凡的道理，使得“新社会”的牺牲品们，得以较为镇静地面对无法脱逃的厄运。

只有“〇”，可以拯救失去了上帝的灵与肉。

“〇”是最富有的！

“〇”代表一切方向与一切形式。“〇”没有负担与拖累，“〇”还没有学会掩饰、疲塌和拒绝。

“〇”还没有确凿的方向，“〇”甚至连具体的方位的暗示也不存在，在“〇”的深圆中没有突兀，也没有开凿的迹象，“〇”把那些受人赞美的强力表现，看作衰败的印记。

a、“〇”不表示“毫无可能性”，相反，“〇”包含着一切可能性。

b、〇度不是没有温度，相反，〇是一个中庸的温度，一个无所不在的临界线。

c、〇不是毁灭，而是浑圆；不是废墟，而是生命之卵。

d、〇是终结，但更是启始。

e、〇代表宇宙间最基本的节律。

f、〇代表虚无，〇不是实存；〇是虚无之君，也是实存之敌。

g、“〇”是“句号”──但句号并不否定以往，只是结束以往，开始下一个句子。

“〇”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大通”状态。同于大通，则可以忘却存在（庄子的说法）。因为同于大通，意味消解了观念；而存在却总是受缚于观念（这是我们的理解）。

在上述境界里，追思与展望是并行不悖的，且融为一体。向前与向后、向左与向右，在大通之境，具有等量齐观的同一性──这是对执行者而言。而对思想者来说，向生和向死、向善与向恶──又何尝不有这同一性呢！

“〇”，是全方位的生命形态，它并不先期划定一个规范，所以它没有羁绊，它能把阻力转化成助力。

“我唾弃了一切。我跺下脚上的尘土。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挂念，更无分秒的眷恋，我走了，但我还会归来的！驾驶凯旋的战车，进入一片预期的新状态。”“〇”说。

“虽然时光隧道绵长，仿佛只是一个开端，但毕竟我比他们整整多体验了一个时代的开端，因此，我已经知道来世的故事。”〇说。

白日下昆仑

发光如舒丝

徒照葵藿心

不照游子悲

折折黄河曲

日从中央转

汤谷耳曾闻

若木眼不见

奈尔铄石

胡为销人

羿弯弓属矢

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

讵教晨光夕昏

（李贺诗）

“〇”不仅是天体（日、月、星辰），且是天体所表象的“圆形自然”。圆形的自然命中注定要显现巨大的轮转。在这轮转面前，人显得可怜，畏惧、无奈和顺从，是其常情。

诗人的特质在这里也像在一切地方一样，不是违拗常情，而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常情！太阳在黄河的环曲中旋转──多么惊心动魄的宇宙之图！而“令久不得奔，讵教晨光夕昏”的梦，正是窥见了此图之秘的诗人，面对宇宙之图发出的浩叹。这浩叹无异最深刻意义的祈祷，堪称人与自然乃至超自然之间，轻快的乃至沉痛的对话。

时间是圆形的──〇！

如果说，作为一点个人或作为一线的“人类”无法追踪、体认那“作为整圆的无边时光”，那么，时间毕竟还是向智人，显形为──圆的轮转：〇。

这个巨大魔盘──〇，万珍俱备，但仅瞬息而过；它创造万物，又销毁万物。

（另起一页）

二十、只有宗教能驱散虚无主义

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否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怀疑论（或曰虚无主义），折衷的答复形式是为“科学和理性的批判”。如果说，世界的混乱构成了对人的一种“压制”，而人又生而无力消除这一压力──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

前面所说的“简单的感情”，正是在此不得解脱的困境中，升起的一颗心星：一种是“并非答复的答复”，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于是，人的全部文化与观念系统从中派生，智能复杂的“百巧拼图”，竟然源于如此“原始的动机”。简单的感情，不是简单的头脑──头脑要复杂，心却要简单，这就可以治愈现代的病。现代的病症在于，人的头脑越来越机械化，但感情却充满冲突，疤痕累累或曰“矛盾重重”。难怪现代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现代的最大难题，正是“难题在自我繁殖中”这一怪胎！

简单的感情，不仅仅是“力求简化的意志”，也非这意志的演化，它比这意志更原始，因而更坚执、更广泛──也就是说，更为“无意识”，更接近人的生理性而非所谓理性！是从简单的感情中，派生出力求简化的意志的。

亲爱的人们，永远也不要迷失在细节之中。细节，以及对细节的过分奢求，这是一切高级文化的致命伤，尤其对于原创性的文化，这更是“堡垒内部的最危险的敌人”。在这一点上，禅宗尤其是惠能为祖师的南派禅宗，曾是较好的阐释者──但愿不要因此把他们沦为“楷模”和“典范”。他们的阐释，使人的天性可以从文明与魔障这二重表里的黑暗中苏醒过来。

永远不要结茧自缚。永远不要固执于自己的工具与道路。相反，请怀着“爱顿悟”胜于“爱习惯”的心！一颗“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心，它一定能助中华精神复国运动渡过危机，完成星际之旅！

饥渴的中国人！成就伟业的时辰就要来到！正像《孟子》所断言的，因为受苦受难而臻于强盛的日子，就要来到，因为饥渴状态，激发了热烈的渴望！前来解渴这热望的，是“简单的感情”──是受苦受难者的德音！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伟业必不同于佛教两千年来所传扬的非业之教！因为中国血液中奔流的天性，与热带丛林里的印度人是那样不同。中国的使命必不同于寒带的俄罗斯人和其他争雄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小邦，因为中国曾经超越民族的发展阶段，胸间有一颗属于天下的心。

简单的感情和简单的生活！──以便把更多的精力抽炼出来，供奉给智慧的“王者之业”的神坛，这是被一切挺进中的生活，一再证明了的：智慧越丰富越好，感情越简单越好，事业越是热气腾腾，生活方式就越简化……这样才是健康的平衡。智慧中的感情线索越是单纯，事业里的繁文缛节越是简洁，人的天性奏鸣就越是能轰动宇宙，照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千年梦想。

更深入一层──智慧应当成为一种排除了情绪干扰的纯粹，一种“不枯燥的理性之光”。事业的神坛呢？则在抗拒繁文缛节与过多装饰的坚持中，走向真正的生命纪念碑。

对一个混乱时代的灵魂修士来说，他仿佛在为“复国”的来世锻铸灵魂，不是个人生命的来世，而是“民族生命的来世”，历史的来世。他的感情是一种智慧，他的生活则是一个碑记。

这就是他的“生存状态”，只有“把革命当作一种生存状态的人”，才算“真正的革命者”。正如只有“把行善当作生存状态的人”，才算“真正的善人”。真正的诗人、学者、武士、企业家、工程师也都是如此，“把事业当作生存状态，把生活当作事业的祭品！”

“要简单的感情！”这是衰世的呼声。这是渴求中华精神复国的嘶鸣，这是“满蘸着返朴归真情意”的号角。……

文明的衰颓，来自情绪的日趋复杂，巧言令色日甚一日；飘浮无定，泛滥失节，以致终于无所归属，因而流入虚伪不真了。感情的泛滥有如感情的枯竭，是同一事体的两面相……看起来泛滥在前，枯竭随后，实际上，枯竭的虚脱恰恰隐藏在泛滥的狂热中。泛滥与枯竭，并非“因果”，而是并蒂莲。

民族的衰败，来自对文化积尘的过度尊崇。把文化的服饰偶像化，其患无穷。对社会习惯和文化成规的战战兢兢地恪守，这是一切人为灾祸的因。理论家们喋喋不休的“主义”和“情欲”，是以颠倒的方程式，解释了文明衰亡的“机”。

他们说，“人欲导致衰亡。”其实，简单的人欲并非衰落之因，而是兴起之兆。导致国家灭亡的，是那种追求新奇主义的复杂感情，是那些分化得过于细腻的口味和偏颇得奇离的嗜好，它们自相冲突，乱成一团，致使国民的生存险象环生。

“天理”太复杂，却不够真纯。“人欲”太平庸，却不够精彩……我们要的是“那道混成天理和人欲的算式”──这就是“简单的感情”。它既不像人欲那样分歧，又不像天理那样呆板，它向着一个目标，却又调动各种力量，消泯乱世乱象，呈现鹤发童颜的微笑。

简单的感情，诞生在心灵的隐居中，在这个数典忘祖甚至崇洋忘我的劣等殖民地，号称独立自主而实极自主仰人鼻息的国度世界上，难道就没有国魂的一席之地吗？“不”。他说，“我还会回来的。我总是会回来，以便促成那生命之圆。”他好像北魏的巨型石刻与细微雕像，饱经风霜，铮铮铁骨；又像踢腾的婴孩千骄百态，游刃有余。

北魏！这是一个富于当前中国象征性的文化之婴，上承秦汉，下启隋唐，而自身却是荒凉的。也许，中国二十世纪史的命运早就注定了，北魏的多重特征的再现，所以“新文化”的生长速度，竟然是要取决于“对知识分子的歼灭幅度”！也许早在战国末年，中国就曾面临这一困境了，所以，韩非书写了他的《五蠹》。晚至南北朝，中国又再度进入此境，所以有“六镇的起义”，反对当时的现代化即汉化，仿佛惟有历经此劫，文化的步履才可能再度前行。于是新的隋唐士人，终于再执中国的权柄，激励新的文明。

反观当今全球整体秩序的形成，毫无疑问地正从中国的世界智慧中吸取灵感。随着统一趋势的增压，这种吸取必将变得更为猛烈，甚至会应用某些重要的中国政治原则，以培育一大批俯首帖耳、机灵聪颖的政治动物。但是我预感到，推动这一历史运动的主角，必非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充分吸取了中国《书经》以来思想精华的一群非传统主义者。他们是文化上的尤其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野性的人”，故出污泥而不染，排除亡国奴性，从而具有充分的政治能力以致整合能力，能把中国业已浑浊不堪的内陆河流，开拓为一片蔚蓝色的世界之海。

正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给予中华精神复国的创造潜能以更为充分的余地，也许我们永久地失去了祖国，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中国！正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包含一种广阔的、来自相反维度的力量，这种复杂处境确能化解当今不可能化解的困境！

在民族命运的折磨中，有一种“精神上的无业游民”逐渐渗入有机的社会生活。我们无以名之，只好暂且这么称呼他：“文化盲流”。他们，已经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特殊景色，而且，越来越茂盛，越来越怪诞，越来越远离生活的常规。他们日夜游遁在功利性的、“必不可少的社会结构”之外……中国如何消化他们？如果有人问他们，“你的职业是什么？”他将如是答道，“妇女所不能从事的活动。”妇女不能从事的活动？女人有什么不能干的呢？

“思想！”

为什么在人类一万年的文明史上，竟没有一个女人是思想家，是精神世界的开拓者？哪怕这思想是诉之于音乐、绘画、文学甚至情诗等一系列女性颇为擅长的文化形式……难道，思想和首创精神真是某种激素的特产？比如说雄性激素？然而为什么绝大多数男人也终生没有这种激素呢？看来，用“激素”之类的物质主义概念，去解释人类命运中最奇特的谜──创造性那不可思议地诞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当这“激素”是作为一个生理学的概念被理解时。如果我们充分扬弃了“激素”的现有涵义，而从它确实资助过创造力这一点着眼（如男人确比女人更有爆发力，有些男子则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则发现它的这一特性与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的“乾元”极为相似（见《易经》的《彖辞传》和《系辞传》）。可以这样说：乾元是宇宙的激素，激素是人类的乾元。──这是就“激素”概念的非物质主义层面而言的。

真的，未来的世界，将由今日的思想孵化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一天──灵光，又会重新环绕在中国，迷惘的心灵沙漠，变为丰产的文明温床，甚至是世界秩序的策源地──而不再是我们当代的“瘟床”：像蒙古铁蹄和苏联坦克那样，把文明贬为“老九”……

那一天，灵光初透：文化的中国，复活的中国，我们欢迎你！

一个“〇”。一个本体。一个世界之雄所生的蛋。

中国人的精神故乡，这片简单的感情。

二十一、我们不是智慧海

我们，不是智慧海

只是百川中的一川

冰山间的荒凉河流

欲滴末滴的一灵泉。

无数个我们交汇冲撞

下一个世界的智慧海。

中国人的精神祖国在哪里？

我们还是不是古代中国人的真的后裔？

尚未复国的我们，还能不能被称作“中国人”？

“身分危机”，已从我们的生活态度蔓延到我们的文化特性了。现在，又从文化特性扩散到了全部的社会存在！现有的意识形态如阶级分析、社会发展阶段之类的梦呓，完全无力对此做出回答。

封闭的大陆内部的中国人正在寻找自己的精神故乡，尤如海岸线外的中国人正在寻找家系意义上的故乡。

寻找精神故乡，表明了存在着心理上的亡国状态，因为所有“精神故乡”在各种历史背景或社会背景中，都是祖国的代表！它不仅代表“未来”，也代表“过去”，代表“子孙”也代表“祖先”。

亡国状态造就了无归宿感！这种悲哀已经成为现时代现社会的最大流行病了。其病乱不仅在于我们的文化之根，已被当作垃圾彻底拨掉，且在于我们重新培植文化之根的努力，被视同犯罪行为而受到打击和摧毁。没有根，便要寻根；禁止寻根，便要复国！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之根又被迫吞咽他者的文化之根，便会产生无归宿感，产生虚无主义。──这就是我们诊断出的“现代中国的病因”。

“精神祖国”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是“同后回转”而是“向前挺进”的阶梯！它以“回归”，为前进的号角。

A，“中国的过去”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故乡。不论这“过去”曾经多么灿烂。不论其为秦汉成为庸宋，甚至更渺远的“成康之治”，或最晚近的“驱逐鞑虏”。

B，外国的精神，也不可能构成中国人对之膜拜作态的精神故乡。不论它们的吓人真理一度激起多么强烈的海啸。佛教不是，天主教不是，进化论和以之为基础的各种十九世纪的空想也根本不是；代议制的民主不是，苏联式的样板更不是。外国的东西再好，也不是我们的。外国的景观再美，对于中国人毕竟是靠不住的。因为二者的根系是那样互相离谱。所以，一百五十年来的中国经验已证明：“外国的好思想、好东西一传入中国，就变形变质。变得不那么美好，甚至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好的思想与实践，只能由自己创造，并在创造中不断修改。外来的东西没有内在的制衡，终将成为灾难。

我们已经产生了新的觉悟：

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就在，我们的脚下！哪怕我们脚下踩踏的是荒原，只要你在不断跋涉，这荒原必定成长为民族新家园！

“中国的心”在哪里？它就在，我们的胸膛里跳动。哪怕这心的体积如此微不足道，这心却必定铸成未来千万年的历史。

当中国人重建了自尊自信，就会毫不踌躇地大声喊出：“我们所抱的希望，就是中国历史的苦难之果。我们所行的路──就是通向中华精神复国的精神故乡。”这声音，将让死去的祖先睡得更安宁。“从我们的心胸，将跳出一颗包容中国的心，照亮世界的中央一如照亮自己。”

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中国人的地土上也许还会响起“世界文化万岁”的呼声。但更大的可能却是，在世界主义的呼声后面，却埋伏着另一个坚执的趋向：中国人正以形形色色的目光，搜寻自己的“精神故乡”，那充满活力与珍奇的内心世界。中国的居民也许麻木不仁，但中国的良心并未泯灭。中国的良心只是在冬眠中，迄今低估了中国复国力量的人们须要警惕，中国的灵魂、“强有力者的感情”，一旦苏醒并汇集了足够的豪杰之士，就能促使中国的居民革面洗心，风下之草即将远征！一条令人惊讶的新路，将使穿新鞋走老路的套数，变为穿旧鞋走新路的魔法。

也许西方精神可以为中国的符号注入活力；但救中国者，必定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洗练的符号。挽回中国颓势的，必非西方的施舍。

西方的符号与制度，在其本土，也许是健康的；然而，做了中国的主人，却不仅自己变质还让中国染病。中国人的心肠，如何消化吸收西式的糕点、大菜？至于那些名为“中国化了的”西式糕点、大菜，实为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它又岂能“有生命”、“有效率”？最终只扰乱了国人的肠胃甚至心思。食谱如此，难道更高级的符号与制度，能不如此吗？当我们粮荒饥饿之际，需要引进食物；但当灾年过去，必定还得回复自己的食谱。这就是精神故乡的真实含义，这就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理由。

到那时，一切拂拂扬扬、熙熙攘攘的洋泾浜，终将飘逝。显露在中国的意识面前的将只有一个消息：“我们”不是“他们”，我们的精神不是他们的精神。西方的真理，不过是中国的毒药。

这消息，将荡平中国的思想泥泞。熙熙攘攘拂拂扬扬的泥泞，终将杳无踪影。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凄凉浅滩上，一块顽石再度凸起：

“百王之无变，可以为道贯。”

中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中国。我们怎能不是一个义无反顾的爱国者！

（另起一页）

二十二、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

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而且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原创论！

虚无主义说，“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

零点哲学说，“‘一切都是假的’与‘一切都是真的’同样可疑！真假相对：‘一切皆假’，无异于‘一切皆真’的新表述。什么都可以做吗？不。人实际上只是做他的天性许可的事。‘什么都可以做’的信条的唯一价值及唯一的真实性，仅在它破除了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对天性所施加的魔法与诅咒……但零点哲学决不停留在这虚无主义中。”

在人生舞台上尽情表演的多种形象，其实是被许多有形无形的“线”给牵制的一些傀儡罢了，尽管是些自动的、有意识的傀儡。他们与木制的傀儡的不同之处在于：

A，受到多条交叉的外部之线的牵引；此外，还受内在之线的牵制与支配。这些线，有尚未被察觉的，有永远不会被发现的，有被人故意涂上了臆想彩色的。人们多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傀儡半傀儡处境，从而急于摆脱这不自由的感觉──但摆脱的努力，反而进一步证明了“线的存在”，挣脱的行动，也会进一步抽紧“线”对人的控制。这一切有机性质是如此富于人性！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的产儿！

B，离开了尽性原则的生命，是没有自由的，也是没有价值的。动物的生命，首先意味着迁徙的自由，觅食的自由，传种的自由。对于人，还要加上思想的自由与创作的自由。思想的与创作的自由，尤为人的标志。一个人，如果已被剥夺了行动自由，但只要保持着精神的自由，就还算保留着人性，如果精神也受到了支配，人的天性也就泯灭了。

裴多芬为了自由可以牺牲爱情与生命的提法，并不是诗人的肆意夸张。──失去了自由的人，是根本得不到完整的爱情的，所以他也就更无从具有“完整的生命”──“传种的权利”被剥夺了。

零点哲学反对市场价格来代替生命的价值！若是失却生命的支持，前者市场的价格又从何谈起？近代中国苦难的预知者龚自珍，如此表达了人人尽其天性的期待：“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不拘一格的人材，是正反两个方面的人才，是杰出的强盗与残忍的警察之间的对垒，是优秀的破坏者与建设者之间的完美结合──而如此宏伟的史诗般场景，显系“人尽其性”的自然结果。

“尽性”需要力量。“尽性”需要反抗。“尽性”是对沉沦的抵制，所以它并不是“水往低处流”；而是意味着“人向高处走”……“尽性”的和谐，是需要搏斗的撕裂来予以成全的，因为它立足于抗衡整个环境。大自然把灵魂射入人的躯体中，然而又授予非人的环境以截然相反的东西──为的是洗炼人的毅力，为的是等着观赏，那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对垒、风起云涌的抗衡……

“尽性”须有“权力”，权力因此成为外在的至善。“止于至善”──因此成了“唯利是图”！谁能提出“权力滥用的批判声明”？卡尔马克思以犹太人特有的方式赞赏伊壁鸠鲁式的快乐主义，尽管那是尽性意义上的罪大恶极，因为这样的快乐显然不利于“强力的凝集”。“权力的善意”，决不在“快乐”上；正如感官的善用，不在于使自己沦为玩具。而伊壁鸠鲁与弗洛姆之辈的享乐姿态，恰恰是发挥了权力的恶。这终致疲软的哲学，把人生当作冶游场，而把人的尊严贬到了玩具的地步。声色犬马之徒，孜孜谋利之辈，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天生的犹太人（甚至像某些作者所说的是“东方犹太人”、“黄种犹太人”），就是如此以经纪人的眼光，误解了人生和人体，结果把人体的一种功能冒充为全部的功能，以人生的一项美德遮盖了所有的美德。

而绝对的解脱则意味着游漾在感觉、观念、符号之外，因而这是“不可能的”。无匹的鲲鹏也有无匹的悲哀，太小，受制于外物；太大，受制于自己。太大的“自己”已然是内化了的“外物”……所以只有把尽性当作解脱之径者，才不迷惑。我们达不到，但永远朝向它……尽性的世界，是真和谐的世界，是现实的理想国，是唯一能物化的乐土──不仅作为心灵的安慰，且是事实的“畅行无碍”──捧来圆满的生命之光，它照亮爬行者的脑部，它剥离负重者的驮子，它处决伟大的导师，它宣告一切伟大的灵魂，都是尽性的灵魂，它以天性之笔，描绘“如何驾御物质存在”的胜利喜悦。

毫无权力的尽性，是不可能的，毫无尽性的权力，是无意义的。尽性不仅是“纵欲”，尽性也是纵情地反对纵欲！因为纵欲，只是一种“性”，并非一切“性”。“性”不是“欲”，更不是现代意义的所谓“性欲”。纵欲是一种尽性，但不是一切尽性──有的尽性导致纵欲，有的尽性却导致禁欲，有的尽性导致兼爱，有的尽性却导致屠杀并对不限于人体的万事万物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整合”。

尽性者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无与伦比的精神护符告诉他：“天绝人”的时刻也会降临──那时意识成为废物，而过期的符号作为垃圾，功能尽失，将被逐出语言的王国。不。它是根本未来进入王国的城府。于是，“天无绝人之路”，又将是永远活生生的。被天所绝之人，将不再是人；被天所弃之性，将不再是性。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有的贵，有的贱，有的顽强，有的脆弱；有的仁厚，有的刻薄；有的笑，有的哭。但每一个人体垃圾也都有自己的命星，与自己的守护神？

“如果上帝抛弃了你，不要害怕孤独；恶魔一定会接纳你，成为你忠实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他的星辰。他的星辰与他的天性是如此对应，配合默契──当宇宙的玄机斡旋起来，光明充溢每一个瞬间，无数的天性，对着无数的星辰，爆发出痛快的笑声！他们的呐喊响彻诸天。众星座因这个宇宙的音乐欢欣地颤抖……诸天、众星座、每一个天性……于此都捐弃前嫌，在玄机的强磁下，斡旋合一。

有天堂，“现在”就是天堂；有地狱，“现在”就是地狱！其余一切，都是想象、希望，可能是美好的导索，也可能是灾难的蓓蕾。天堂和地狱，是同一的！──它不仅就在你脚下，而且永驻你胸间，在你最精细的感觉中。

“不假外求”，说出天堂与地狱的最大秘密！“外”，不仅指“外物”，也指“现在”、“当下”以外的一切“过去”、“未来”诸相！“不假外求”之所以深刻，是在于“外”的虚幻性若不借助于你内在的感受性与想象力，是完全无法转化为世界的实在性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曾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哲学史编撰者们（如侯外庐等人）说成是“廉价的许诺”。这是因为，唯物史编辑们几乎像老牌的佛教徒一样深信，屠刀与成佛是对立的，不能统一。禅宗认为，屠刀与成佛间转化的契机，可以是十分短暂而便捷的，对此，注重阶级斗争和社会成分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了他们应有的愤怒。

可是在零点哲学看来，即使禅宗佛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也只是道路和方法上的：他们信仰的人本主义逻辑，却是何其相似乃尔！

屠刀与成佛之间的对立？在零点哲学看来，这一对立上并需要转化也不存在。即，可以有一位持刀的佛，临在这个充满武装力量的混乱时世。在佛的无穷业绩里，为什么不能允许其中有小小的一项是挥舞刀剑呢？哪怕是为了让人也成佛的良好意愿？换言之，在佛的无穷业绩里，为什么不能允许其中有小小的一项是斩除佛头呢？如果佛头能够作为救世的药引？

不错，佛是绝对禁止杀生的，不论为了什么崇高而辉煌的理由。但佛教的净土和天国并不是非得强令众生接受的（如马列主义那样），所以最广义的“佛”即人生各种净土和天国的各种主人，是不必受到佛教教义的规约的。更何况还有萨倕太子以身饲虎的典范在先呢。

例如，零点世界的主人，相信“现在就是天国”、“你站立的地方就是圣地、净土”的思想。在他看来，人只要虔诚就好。只要虔诚，不论你干的事是什么，那事就必是善的，那业必是乐的，那时就属于永恒。

天国就在你脚下，而且根本无须迈出一步！

只要你虔诚，坚信你的极限使你不可能企及虚无的天国而只能脚踏实在的大地──这大地能不是你的归宿与天国？

从今以后，你要干什么，就请去放开手脚地干吧！从今以后，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去体验一下那样的生活吧！──再也没有道学先生来诅咒你！只要你确确实实储存了大自然赋予你的那份天性！

试一试自己的命运，让自己的天性显影吧……

祝你成功！但愿不要还未动手，这种言语就从你的嘴角斜淌下来：“我，不是那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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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要歧路，不要羊

“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耶稣说。“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伯夷悲歌。但宇宙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被卷入了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压制──反制──再压制）。对此感到震惊的人们称之为“恶性循环”，但对更为坦荡宁静的灵魂，那恶性循环就是塑造了我们心灵中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万般存在的“永恒者”。

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人们追求井，而后又厌弃它；人们梦想井，而后又惧拍它；人们跳进去，而后又跳出来……

有时候，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恨是一个陷阱；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这井，就入那井；不做井蛙，就批评井蛙。再没有一个其他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在井边表达得那么充分、流露得那么浅显……

理论上的是是非非，是随着饥肠辘辘的转换而涌现出来的，各色需要与时推移，理论本身，作为“对世界的概括”，是被正在策划行动、正在采取行动的人们不断捏造与变幻着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在为行动或行为计划制造烟幕的。就此言，“指南”和宪法，不过是些印刷出来的烟幕罢了。

死人的阴魂，就这样无孔不入地透进活人的意识，无处不在地纠缠活人的生涯，亡灵那深刻入骨的眼睛──不断地从画像框中、照片集里，从固定的雕塑、从忽闪忽闪的想象中：紧紧盯视着活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关怀”我们每一个微笑、每一滴眼泪：他们挑唆每一个爱情、每一个仇杀！真是令任毛骨悚然！

原始的意识曾把人的世界一分为二：活人的世界和死人的世界，这很有道理。但一分为二还远远不够，事实上，死人的世界老在干涉活人的世界，活人的行为老是被困扰在死亡要素的阴影中。亡灵们，通过别有用心的活人和利益攸关的半活人，大肆渲染他们的余威：一遍遍举起那僵硬的手指，无言斥责胆敢冲撞历史神话（“光荣传统”）的创造者们。

“传统”，这是寄生在活人身上的一群霉菌，它的肆虐，与其说是古人的余威，不如说是今人病态式的需要。

是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并给灰飞烟灭的往昔镀上了一层人造的金色。于是，在个人生活中，形成了对童年和往日的“甜蜜回忆”，形成了恋旧癖的痼疾。而在民族生活中，则形成了被尊为“传统”的种种情结。据我们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一个实存之物，而是某种恶劣的习惯，如随地吐痰之类。被奉为“传统”以诱骗后代子孙的那套大大小小的磁铁，并非原先就是铁打江山，而是被后人的幻觉与吹嘘给夸张起来的！我们那些“美好的童年”其实并未实际存在过，而是饥饿与恐怖的混合体。只是我们回忆的幻觉，美化了饥饿与恐怖的岁月，并创作了那些由之生出的意象。啊，童年，那么阴暗的生活，都能够令人留连！

尤其考虑到，能够掌握政权的往往是些低能的白痴，他们在创造者生前盘剥之，榨取之，等创造者死后，还要嘬其骨而寝其皮。尤其在盘剥成性的极权社会里，许多冠以“文化人”或“社会名流”的大虫，其实就在这些白痴的手下谋幸福。

用道德程式去分解历史，当然应该指斥这些害虫。但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才使创造性的文化得以流通，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硬通货。若是失去了他们的挤压作用，创造者的内在动力，也许还难以恰到好处地发挥到那些令人愉悦的外在层面上，难以取得如此纯净的形式，尽管其内里包含着过多的辛酸……压制和剥削，把创造者的坦荡灵魂──劈、剁、雕琢成了可以实用的佩饰，它们变得小巧玲珑，散入寻常人家。原先巨大刺耳的天才之声，弱化为精细悦耳叮咚声。“过度活跃”的创新精神──被纳入习惯、传统的轨道……这岂不令人扫兴？但舍此途径，白痴又如何得以滋润，得以进化？

和白痴相映成趣的，有一种能量更大的啄食文化创造者及其产品的令人作呕的动物──那些黑翅足以蔽日的“超级兀鹰”。他们酷爱把文化的精品当作果腹的美味佳肴去吞食、销毁。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肯定有生命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在人类文化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身披人皮，却行使着兀鹰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方法──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辟开空间。

文化结构的坍毁，与文化精品的裹入腹中──同步而行，以实现能量的宏观转换。当此之际，创造文化的人，变得渺小；铲除文化的人，变得高大。“铲除一切高于我们的东西”、“实行三同”、“革命化”──成为一种精神的时尚。这大恐怖之所以得以出现，推其主因，实埋于以往传统的过分堆积，久已压制创造的本意；结果弊端丛生、活力日减。这终使铲除文明的行动披上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革命衣冠，衣冠禽兽令人耳目一新、心情一振，成为针对文明的绝命报应。不幸的是，在血腥盲动中，也含有自杀的危险：蛮横的压力，代替了灵巧的反应，而压力本身又会遭到成比例的反抗。于是，新一轮的“阶级报复”运动，重又开始。

在各个“信仰破灭时代”如我们这个时代，“神圣的偶像”和“世俗的偶像”全都死且破碎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本能的偶像”──人们竞相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在上述三个偶像中，人不可能一个也不要，但又只能选取一种。

由上述三个偶像可以区分两种宗教与信仰：

A，行使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是精神世界已经成熟透顶并且趋向没落的东西。

B，行使反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才代表了一个精神世界的巨大复苏。

上述两者即使同寓在一个名号的蝉壳如“儒教”、“基督教”之下，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实。再举一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有其行使压制功能和行使反制功能的两段历史，而列宁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则只有行使压制功能的历史，而没有行使反制功能的历史。

关键不在于“是什么宗教”或“是什么信仰”；而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否堕落到了掌握政权的地步？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强健得足以反抗压仰，还是衰老到了必须压制他者以维持自己的地步？

把握这一分际，我们就找到了启开蒙昧之门、通向历史之路、登上精神堂奥的金钥匙。

上述所言，当然是严肃的历史研究的一个使命。不是掌权者们豢养的那些哗众取宠、淆乱名实的理论分析家们，可以明白的。被豢养者们，只习惯于服从权势，所以只能从一个宗教的自我意识、一个信仰的自我宣言去解说它──而全然不能顾及其文化功能，不能顾及其功能不断转换着这一文化实体的内质这一事实。

其实，学说、理论，不过是一层皮，要害不在皮，甚至不在骨骼不在内脏，而在隐于皮层与骨骼之间的“腺体”，在其具体的“内分泌功能”──这就是“压制与反制”。

而控制着各个社会的各种权势者，本能地利用各种社会规范去拓展自身的权益，并巧妙使用公认的准则去限制权势圈外的生活天地：以此炫耀自己的优越与他人的卑贱。他们因此得以“从心所欲”但并不“逾矩”，因为规范这东西从来就不是普遍的、无碍的，它永远是“片面”而富于特限、特许精神的。庸碌之众被慑服了，势孤力单者被折服了。但是，即使在最为恶劣的社会气候的压力下，也还是有一小批个性突出的人，毅然走出自己荒漠，不论那在无意识中是否一度认可过并蛰居其间。他们要在规范的废墟中，辟开自己的路。他们的道路，成为新文明的典范与象征。拿破仑的名言是：“天才创造规律”──这论断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并不适用；但在对人文领域和艺术洞天，则能说明问题；至于社会规范与价值准则等领域，就更完全如此了。历史表明，以辟开自己的路，而去创造了社会规律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在“无意之间”为未来世界可能拥有、普及的新范型，提供了“样品”。

如此看来，“歧路亡羊”对现代意识的巨大启示即在于此：只有“歧路”还是实存，至于“羊”，则早已消亡了。因此对当代渴望洞悉宇宙本原的灵魂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去追觅那已然虚无飘渺、难以复得的已亡之“羊”，而在于，在众多的歧路中选择一条较有魅力的“路”，复归“太初之道”。这条路，虽不能指向业已消亡的“羊”，却能给行走其上的人类，提供新的归属感。尽管，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心灵而言，更能带来快乐与安慰的具象之“路”，是各相歧异的，甚至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它们的功能却有惊人的一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周易·系辞》）

（另起一页）

二十四、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

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必然论的危险在于迷信固执，因此豁达而合理的是“二元态度”：既包容了现今偶然论者的清醒，又收揽了现今必然论的拘执。清醒的认识和不拘的力量相叠，使我们豁达而合理的“二元态度”得以成立──既避免了偶然论者的玩世不恭，又避免了必然论者的迷信固执，从而实现了最高的生活艺术：锻炼弹性的力量。

唯物主义认为，人只有把自己沦为物，精神才能得到解脱。这种观念在技术上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人被沦为物的时候，他还是人吗？他的“精神解脱”与“精神死亡”还有根本区别吗？有各种各样的必然性，而决非仅有一种必然性，有“纵”的必然性，自然也有“横”的必然性，有“正向的必然性”，自然也有“反向的必然性”，有这一部分人的必然性，自然也有那一部分人的必然性──各种必然性提出的权利要求往往还是针锋相对的。历史，只是融汇了、调和了各种幻想的必然性，并把它们铸成段段光彩照人的“艺术品”；它的显影怎么可能恰巧相叠于这种必然性的权力要求呢？历史，是不会走极端的，尤其不走意识形态的极端。所以，意识形态的狂热在历史上都不持久，以意识形态主导历史发展，至多只是一时的变奏，用以反衬那更伟大的交响诗。

“人的必然性”当然不同于“神的必然性”。

试就生命而论，神的必然性只向世人显象一种面貌：“死亡”（死亡本身当然也暗含着生的循环）。但人的必然性却各式各样：它们沿着各式各样的道路走向各自制定的目标归宿。在神的必然性看来，人的必然性不过是一种强调得过分的“可能性”而已。人的可能性说，“一切都是可以想象并予以制造的！”神的必然性却说：“一切都是预定的、无可回避的。──哪怕你事先一点都未曾发觉，事后一点都不能了悟。”

神的必然性也许更接近宇宙的真情，但我们却十分遗憾地不能接受它，至少不能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它。我们只能接受属于人的、具有二元态度的必然性。它承认世界的不可创造性；同时，又具有创造世界的自信力。正是在那种意义上，连神子耶稣也自称为“人子”！他以这种自信来宣告自己就是神的同在……

我们的来临诚然是他力的、命定的，但我们来临之后却要自行其是，实现梦想；实现多少就算多少，前进一步再倒下，总比一步不前就倒下，要好些。

──这“积极的宿命论”，难道没有给人的创造力戴上了神化的面具？又向那本无人格的大自然投注了人的热情。

这，就是零点时分的“方向感”。

人，难道不是始终陷在自己的方向感里？有时自得其乐，有时苦不堪言。被天罗地网笼罩着、拖曳着，他看不见其广大无边，却处处感到它无所不在的影与光。他们经验只使他的心眼和他的幻想──他的精神之脊椎，才使他看到整体的趋向和宇宙的和谐。

方向感，从此成了人的翅翼，当然它又是人的囹圄。

安居这囹圄或突越这囹圄，就交织成人的生活史的经与纬。

除了安居的必然和突围的偶然，我们还知道什么有关必然与偶然的故事？

偶然论最强大的堡垒是科学。必然论最强大的堡垒是宗教。

科学以推翻定见为功德；宗教则以推翻定见为罪恶。科学最忌恨的是习惯式的“传统”的束缚；宗教最忌恨的是异端式的“零点的突破”。

但科学与宗教又是暗通的。科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渗入宗教并改变了宗教的历史。正如偶然论通过人的经验不断注入必然论、侵蚀必然论并改变了必然论。现在的必然论，往往包容着或“回答”了过去偶然论；正如现在的宗教，往往吸收了过去的科学成就。宗教和科学，必然与偶然──就是循着此路“之”向前的。

正是在宗教与科学的交接处，所发生的戏剧性十足的沟通，产生了两种诡辩论，一种担当了宗教向科学演化的角色；一种完成了科学向宗教的回归。科学的偶然论和宗教的必然论──在诡辩论那儿汇合了，正如在怀疑论那儿同时受到拷问。前一种诡辩论，在必然论的面具下兜售着偶然性的私货，“泛神论”是其典范。泛神论中的“神”──与经验和科学并无冲突（斯宾诺莎的学说，即其显例）；后一种诡辩论，在偶然论的遮掩下隐藏着必然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是其典型。尤其是经济实用论如马克思主义所包藏的“必然性”，全以压迫人的生命能动为最终指归。它们尽管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但这是一种说服科学世界的修辞。在实际运用中，在它们铁一般的“定律”的致命钳制下，相对自主的人生、充满创造热忱的精神世界，是不被允许独自存在的──结果，所谓“用”和“利”，其实才是它们所奉持的“必然”，它们及其臣民无法逾越这片髑髅地，它们的存在就是让高尚的人们跟随他们一起堕入九死之地。

尤其所谓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和咒语相似，是一柄足以导致心理与行为两极分化的锋利叉子；它使有为者锐意精进，又使无为者随波逐流。它越能使前者相信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饿鬼，也就越能使后者认定自己“应该受到改造”。必然性的信徒认为，我们能否在一件事功上获取成就，在根本上是前定的。人的努力也许会改变一些轨道与时间，但这些改变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努力和这些改变的幅度也是受制于异己力量的。例如对于一个肯努力的人来说，“不努力”比“努力”更困难；而对于一种不断改变的生存状态来说，“不改变”比“改变”更是不可思议。凡此，都是在异己力量的推动下，使人的心性安于被动的例证。

对必然性的信徒来说──

任何事物的诞生，任何状态的来临──都有其千万年的伏线和千万年的余波。有时人们察觉了，但往往人们本能察觉。未被察觉的，往往是更深刻地支配着人的。已被觉察的，反而只是那未被觉察的事物的边缘部份。

人，也许自诩为能动性最强的存在。但即便是人，也还是被割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可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在这境况中，一个人将成为怎样的人，并不像是马克思造反主义（区别于“马克思统治主义”）即某种无政府主义所宣传所肯定的那样，是可以自主的。恰恰相反，一个人对自己能是什么，几乎无能为力。他的“生物存在”当然是不由他选择的，他的生身父母以及上溯到无数时代的祖祖辈辈早就替他“选定了”。这就是自由意志的真相。

他的“社会存在”也不由他选择，他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怎样的时代、社会、阶层、家庭。他的境遇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那个无比复杂机体的小小片段……他的“命运”其实不知操在“谁”的手中，但确定无疑地不是操在他自己手里！

表面看，仿佛是操在这个人或那个集团的手中，但实际上，是极错综、难辨明的关系网，在操纵他以致决定他，甚至是这网中的“偶然因素”造成了他的幸运与他的灾难！凡此这一切，与斯大林主义名为唯物主义实为虚无主义的神汉神婆们徒年复一年灌输给我们的大道理是多么不同啊！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苦难的责任推给受苦的人，而免除造成了这庞大而非人性的关系网络的罪责！

在个人的命运中，偶然已经分化为必然了，如生物存在、社会存在等等，而小的偶然才被认作“偶然因素”，如临时的事变，意外的机遇等等。但流俗的这一区分是令人起疑的──因为人的总体命运业已显示，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区分实际上是多余的，仅仅对于诡辩论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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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

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文化或文明步入圆融境地时必定流行的思潮，有如熟透了的果实阶段。作为透辟彻底的理性所必然面临的深渊状态，虚无主义的社会伴生现象，是家庭和社团的解体、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未来不信任的情绪激增等等。因此，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虚无态度，对首先是一种生物的人类、对首先是“实践的产物和工具”的人类社团──都十分危险。

这是文化的大规模流感（传染性极大的流行性感胃）它的物化表现，是普遍的、大剂量的吞服麻醉剂。在古代，多以“饮酒作乐”（以祛除虚无之感），如罗马帝国时代和魏晋时期，在近现代，则以鸦片、大麻、海洛因、可卡因以致入工合成的麻醉剂。后来居上、青出于蓝──但目的都是为了配合虚无主义的纵横天下。

魏晋时期的玄学，南北朝时代的佛学，皮浪的怀疑论，以及二十世纪大行其道的现代主义──都是虚无主义的不同样式。伊壁鸠鲁式之流的享乐主义幸福论，也是以虚无主义思想为根据的！佛教中的“欢喜佛”形象，比释迦的一切教义有着更多的绝望。而当这些“精神慰藉”不够用的时候，就得诉诸药物手段了。于是便有了“魏晋风度”与“药”及“酒”并称的风尚。这哪里是什么风尚？这是精神风暴！于是便产生了“精神的暴徒”──各种破坏性理论的诞生。

虚无主义是一种“真理”，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所谓“根深蒂固、不可缺少的错误”。像一切文化现象一样，它是人的智慧的产物，终究也以天性（或曰“人的本能”）为归宿。它们只能一时压制人性，却从未能根本“改造”人的本能。──这道理很简单，人的本能属生物领域，用文化手段改造它是本末倒置，纯属徒劳。

这使得理想家们为之泪下、肠断以致疯癫、寻求短见。“寻短见”这一中国式的短语，包含了多么“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韧性！自杀是一种“短见”即忘了生命的蒂本是苦的！急于自杀的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毕生的事，白费了，感到“上帝”、“命运”欺骗了自己（其实，只是其自我暗示失败了），感到人类是不堪教诲的，而“世界和生活突然之间失去了光彩，变得毫无意义”（这一觉悟实在是过分迟到了一点）。总之，感到末日临头了。于是，与其坐毙，不如自杀！

使理论家绝望的东西，正是使人类获救的东西，人类在千万年的奔波与苦难中培植起来的本能与良知，它高超而不可名状，卑下而元所不在，恒定而万世如一，变幻而朝朝莫测……虚无主义这种文化形态，同样无力泯灭它！相反，虚无主义正是源于这深渊中的本能，它教导人类撇弃明天的垃圾。

纵观历史的陈迹：虚无主义所摧毁的，只是目的论的世界观。这类世界观的崩溃（及再生）常常是周期的──宛如昆虫和爬行动物的蜕壳似的。仿佛万物生长时的痉挛。婴孩就常常这样不由自主地运动，并在这“无目的的运动中，实现了他的生长。

目的论的世界观，其功用原在保护生长中的文化社会实体，而非终究束缚它。尽管各类世界观都提供了终极性的理性（“建中建极”或“乌托邦主义”），但无非是作为精神上“以攻为守的武器”注入生活的──以气势汹汹的权利欲，掩饰受到恐怖感惊吓的心理。归根结底，有关理想社会的万般描绘，大略可以归诸一种修辞手段，用美的渲染来诱惑愚弱而不加思索的心灵。它们的荒诞也是滥用修辞学的结果，为“强调”计，竟不惜把一时的工具吹嘘为万世的圭臬。因为修辞的滥用，乌托邦里的“流行性感冒”是害人的诡辩法，它虚伪的目的论比古代的神话更为武断，它迫切需要强权的支撑。

古代的神话和现代目的的论的世界观，对于群众的精神健康（以至对“有识之士”的心理稳定和“社会的净化”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没了目的论，也就没了归宿感。归宿感对巨人的、探索的心灵，是有害的休止符。但对一般民众的安定医院里式的清平生活，都是支柱。

很少有人具备这一能力，这里显示了真确的认识和有效的实践之间的矛盾的，哲学和生活之间的对立怎么办？明确意识到人类面临的这一双重任务（真确的认识和有效的实践），更少有人具备承担这一任务的勇气和智力。既要头脑清楚地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又不使生活重新降至动物的水平，这多么困难！这一任务的沉重性在于，它超出普通人的意志和智能水平。

人们习惯于黑白两分法的“非彼即此”论，和从它派生出来的“认识──实践一致”论。他要么是浑浑然地用目的论来保持高昂的士气，并使生活避免于沉沦（其结果会使人的生活和文化趋于僵化，从而危及更广阔的自我发展的各项潜能），要么被无归宿的苦恼和绝望折磨。这样，目的论的枷锁是卸下了，但得出的结果，不是更有冲力的人生和更有弹力的文化，而是心灰意冷的世纪性创伤。这创伤不住的流血，使社会文化陷入虚脱。

由于未能找到胜任这双重任务的强人，由于这双重任务终于成为双重的负担──“人类的历史命运”（即“文化史的样态”）一再飘摇于过度的禁锢阴郁和过度的放浪形骸之间。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灾难，要求一种“健康的虚无主义”（或它的同义语──适度的、工具性的目的论），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们，摆脱周期性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呆傻与颓废

要从生物必要性的角度去检视我们的文化和观念系统！以便发现它的消化不良或心肺病变。相反，若从既定的文化前提来为人的本能与良知“量尺寸”，不过是自己检查自己的产品而已──你能查出任何“质量问题”么？正如“自我监督”永远只是骗子集团的空头许诺一样，“亲属的回避”也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考虑，我们的哲学界朋友却还昧于这样的事实！他们心里难道还不明白──自己首先是一头动物，这动物有着从最原始的祖先那里承继来的全部兽性和更低级原始的生物性！正是这一渊源，供给他思考的动力。

行动要坚定。不要抹煞本能与本能中的良知（“原罪”），因为它太顽固，根本抹煞不掉。要用人的全部知识和技术来为本能辩护和“提供服务”……这并不是什么“创见”，相反，千百年来的有识之士，早就自觉不自觉地这么做了。他们正是以此为基地，建立了全部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早就这样宣布了：

世界和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有声有色、充满节奏感地活下去，这就必须为世界和生活创造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借口，并以此说服自己和他人，共同勇进！

身心健康时，觉得世上的一草一木都有意义，身心衰弱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极其空虚，关键不在“世界”（外物），而在你自己（主体）。

正因为世界和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才认为它充满了意义！否则，我们就会被无意义的现况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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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而最高的“对话过程”就是“祈祷”。

A，救主

救助的主宰，拥有救助的力量，发挥救助的功能。它是超渡苦海的舟船，它不必是宗教的，它可以是各种形式的。

教主所包含的“主宰性”，使它染上了一层人格的色彩，并从人格演化而来的神格意味。“救主在你心里”，因此是对的；但“救主是你的心”却是一种谬误。

必须排除对教主的两种误解：A，救主不是“汝自性”；B，救主也不是外物、外力。

“汝自性”如果离却外物、外力，则无以生成，更无以体现。而外物、外力，若离却“汝自性”，则将不复存在，即便在逻辑的推论或经验的伸延中，它可以被假设存在，但那也是与人无干的，“离却意义的假性存在”。假定的事物，没有意义与功能，那意味着什么？

汝自性与外物、外力，均不能单独构成救助的主宰，因为它们无法孤立。因此，存在的前提是此二者的交感；所以，救助的主宰也只能由此二者的感应中发生。

B，“是”与“一个”

当人们说“甲是乙”的时候，在较少的情况下，甲与乙的感念外延完全一致，例如，“人是脊索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的动物”，“姬昌是周文王”。而当人们把“是”与“一个”并用的时候（如说“甲是一个乙”或“蚂蚁是一种动物”、“姬昌是一位国王”），则甲的概念外延必定小于乙的概念外延。当我们说“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的时候，则意味着“救主”的概念外延必定小于“对话过程”的概念外延。换言之，“对话过程”可以是“救主”，也可以是“恶魔”，还可以是其它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观念。

“是”，不是“等于”，“等于”，不等于“是”。“是”，只是实在的或性质的（即语言关系的）规定。

C，对话

有两种对话，一是语言的对话，一是行为的对话。

人们通常把第一种对话叫做“对话”，而把第二种对话叫做“反馈”。

认为语言的对话侧重于“汝自性”的依据而行为的反馈则侧重于外物或外力。

因此有了误解，以为语言的对话是依据，“汝自性”做出反应，而行为的反馈则是依据，外物、外力做出反应。这种误解，抹煞了两种对话过程的同一性。

任何一种对话类型（语言的或行为的）或任何对话风格，都是为了达到同化的目的而生成的，生成时不为人所见，体现时才进入感觉的世界。

对话不是发话，也不是受话，而是在二者之间往来不息的一种协调。发话（如作品）既是受话的因，也是受话（如阅读）的果。受话既是发话之果，复为发话之因。发话、受话的因因果果是没有穷尽的循环之圆。

追求救助的魅力，是救助模型的原动力，但这内力必须借助一个对象化的外物才能生成并体现。“我”与对象的关系是变动不居的，我可以成为对象，对象也可以归化为我。我与对象，主体与客体原不可分，这浑然一体是在对话过程中彼此增生的。

E，过程

过程是一切。

过程有短长。

短的过程无法包容长的过程，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常识还认为，长的过程可以包容短的过程，这却是一个谬误。其实，长的过程只是在形式上甚至在结构上包容了短的过程，它实际上无法理解短的过程。严格地说，长过程已扬弃了甚至遗忘了短过程，两过程相存不相知。在长过程看来，短过程简单而原始，在短过程看来，长过程复杂而不可靠。

如果把救主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偶像，那么短过程的教主，是执一不变的，而长过程的救主则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者，意味着既抛弃救主又归化于救主。若果真如此，则长过程又断裂为短过程。“生生不息”的终极含义成为片段的过程环环相续，甚至环环相融，就像石子落在水里产生的波纹那样。你既不能说是中心的波纹产生了四周的波纹。小的与大的，中心的与周边的，实际上是那样的不同，它们因此只是在人的印象与观念中，才获得了同一性！这种同一，即救助力和救助功能的同一！

世界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过程”。

事实只是某个过程把世界强行引入自身，从而把自身等同于世界，从此把世界变成了“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当然只能是观念性的。只有观念性的过程，才能被人理解。过程是理解的产物，而理解则是对过程的追寻。从此，人们高谈对象的同一，实际上，他们是在同一的语言中藏着不同的货色。

F，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为了寻求救助的力量，为了享受救助的幸福，人们不断地进行试探。虽然《圣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主”，但这则禁止试探主宰的诫命，却恰恰证明了人们是多么热衷于进行试探，哪怕使自己沦为功利狂和机会主义者也在所不惜。在此，他恢复了自己的原始属性，裸露了自己追寻救主的原始出发点──“得救”！救主不在生活中显现（所以人才去试探）。“救主是永恒的”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从人们不停顿地寻求救主、找到救主、抛弃救主并重新寻求救主……的经验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但这一“永恒性”的命题的假说，又可以被人们不停顿地对话过程所否决。

人们是在物我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发现并确立自己的救主的。严格意义的心灵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心只有通过物才能感觉，所以心灵之间无法绕开物的媒介来对话；“对话”一词的基本含义中也就不言而喻地包含了物的作用。对话是通过声波或物体（包括身体）的媒介实现的。也只有通过物的媒介才能记录或传播。这也是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的诸假说得以风行世界的一个依托。

灵魂是不会说话的，因此灵魂无法从事“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的严格裁定？

智慧的作用是当习用的对话方式出现障碍或告一自然段落时，揭示了有关救主的崭新意象。所以人们便情不自禁地看到，救主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并未映现，而唯独等到对话过程终止之际才突然诞生。

他的心在淤积的闷闷中，萌发了异样的光。

遁世可以无闷，但找不到确定性，却令人窒息！

没有救主的时候，他喘息；而等到救主降临，他才获得了宁静。但他的力量和他的平衡是那样脆弱，所以他无法长期保持救主，保持宁静，无法永远保持内外力量的平衡。一切都变动不居，不断流失、不断萌生。但物我间这角逐、这交融，给生命以延续性，当然这也包含了生命的暂时性。因此，他使格外需要救主来凝固连续性，也用救主去圣化那暂时性。

在神话中，人受命不言。语言的禁忌告诉人们：必须无言。否则，你就会在关键时刻招来灭顶之灾──或引发洪水，或使自己变成一根石柱。这不失为一个深刻的“生存真理”。洪水滔天意味着外力、外物对主体即“汝自性”的泛滥；而变成岩柱，则意味着“汝自性”的彻底板结──二者的归宿是同一的，这就是失去了救助的力量，永远地离开了你的救主。

以此，人们不禁发出撕心裂胆的呼号：“伊利，伊利，亚拉萨巴各大尼！”这是耶稣在临死前喊出的最后一句亚兰语口号的译音，它的意思是，“我的主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耶稣临终的怀疑论，代表了人性中终极的绝望和透彻的智慧，冰冷的寒彻骨髓的智慧！

人们的灵魂，即使飞翔得再高再矫健再优雅，也还是得落到平芜的大地上，这时，不再有透明的天穹。

失去澄明之天穹，而仅仅拥塞着一切之“蔽”的大地！

在此大地上，人类发现自己失去了救主，因此他需要不断地跋涉，历尽磨难，寻求救主──尽管彻底的怀疑论者把这寻求叫做“创造”。

灾难的起因（导火索）是人们放去了无言的禁忌──他们在不应该说话时，却开口说话了──因此便受到了神的毫无保留的惩罚，被剥离了救助之力，与自己的救主永远隔绝开来──且受到喋喋不休者的酷刑。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对话的过程使人与救主隔绝？还是这一隔绝产生了对话过程并使人把对话过程变成实际上的救主？我们并不真的知道！

惶惑不安的人啊，假如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喋喋不休，从而斩断语言的对话过程，那么，是否就能在宁静的观照中，照见救主的本体了呢？

这是否又是另一个幻想──

人，可以抑制自己的语言对话，这只要抑止人作为文化的那一面相就够了；人却无法终止行为的对话（如反馈所示），因为人无力终止自身（这已扩及整个的类，即人科动物）作为自然属性绵延不已的那一面相。即无力终止反馈之链。

就完整的意义而言，就这两种类型的对话及其所有风格而言，救主只能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对象！

他们说“没有救主，因为到处都是救主”，这充分披露了一个多元时代的青天霹雳，“多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字眼。“元”这意味唯“大”、唯“一”；不是数理的一，而是世界景观的一。

而“多元”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世界是多么需要反动啊──尤需对反动的反动！

反动，不就是对话过程吗。

反动，得以构成理解之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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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一切哲学都是“贫困的”

哲学都是“贫困的”！

一切哲学之所以贫困，就在于忽略了“人”（更精确地说，是“我”即说哲学者）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他，只与外界进行一些对其生存、发展、扩张、遗传──必不可少的交换活动。物质交换。“精神的交换”──说到底也是形式不同的“物质交换”：一些能量（力）的形式的转换，其他“实质”是没有的。即使有，人也难以智解之。

要使一种哲学“站立起来”成为“普遍的真理”──首先得打破人这个相当封闭的循环系统。但这种努力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一切哲学只得流于“自说自话”，“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H.G.伽达默尔）或者，干脆“用大炮说话”。

论证哲学命题，需要诉诸理性和逻辑。

但理性和逻辑，从根本上说并不全然说尽了人性。它们并非人性不可缺少的一个部份，更非人的心理链条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在我们看来，原始人既无理性又不讲究逻辑。所以，各种高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奉行各自不同的理性和逻辑。人们只是在有闲情逸志的时候，只有当余兴未尽的时候，才尊崇理性、耍弄逻辑。一旦事情变得急迫，一旦生存的需要感到（往往还没有实际受到）了威胁──理性和逻辑马上就像腐物或赘疣似的被“扬弃”掉了。或者，迅即换了别一种──“他换掉一个女人，就像换悼一件衬衫一样；他扔掉一个救星，就像扔掉一块抹布一样。”

人，早在其前人阶段的生物发展中就学会了，“生而抵制一切‘异己’的即‘非我’的东西”。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认识到了异己之物或非我之人对“我”这样一个封闭系统，确实具有某种价值之后，人才逐渐习于交换与交流，让步与妥协。但归根结蒂，这种文明礼貌，还是为了促进这个封闭系统的内部力量的增长与扩张。

哲学，只在这种调节意义上才“有用”。所以，哲学的实际效用，并非哲学家们幻想中的本来样态。如黑格尔之流所言的所谓“头足倒置”即以思想先于行动之类。所以哲学的运用，无一不意味着“走样”：这个封闭系统的分泌物，若不经历改头换面以致脱胎换骨大变形，就无法被另一些封闭系统（人）所接受，就无法形成所谓的“精神纽带”。

人们相互说话，但是并不理解。他们热心地交谈着，自以为明白了，实际上只是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误解。谈得越多，误解越深；深到了以为彼此理解的程度，但是最终却是反目成仇或是剑拔弩张。而欲靠“眼神”与“感觉”来传达某种信息，却只能停留在原始的，动物般的交流水平上。这在男女调情、求食厮斗等活动中兴许管用，但一当触及高级文化的领域，就无能为力了。这种不幸的状况，在哲学活动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读哲学，于是成了和猜谜差不多的行业。而且，“哲学之谜”终究并无谜底──连哲学家自己的心中也不一定有可靠的“把握”！尽管他们装得很有把握把握。读哲学和写哲学，成了一桩世间最偷懒但也最艰苦最渺茫的差使──当然，其中最有情趣的是那种冒险的快乐。

明白了哲学的利与弊，就有可能减少哲学的贫困程度？越能留给人们以想象之空档的哲学，贫困程度就相应的小些？反之，越全面，因而越固定的哲学体系所受到的牵制的内容越多，用以调和的努力就越拙劣，其贫困程度也就越深。最好的哲学，于是就是那“说辞并不板结的意向哲学”。它反对“哲学大全”的谆谆教诲。它深深知道，“哲学教程”一类的东西，是衰亡的标志，是活脱脱的人的生活的死敌。哲学教材无一例外地只能塞满僵硬的言语。这些东西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个封闭系统来说，也许有其真实的价值。但随着条件的改变和个体的移动，它就成了虚妄不实的“金字塔文”。它不能超度亡灵，而只能祸及生民，把人们有限的存活，沦为无休止的苦役。

研究哲学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增强对各种苦役“理论”的心理免疫力！一个懂得人道的学者，从此使自己再也不至于动摇生活的信念。这生活信念是他从亲身经验中得出的，且是一切哲学的硬邦邦的核心！

研究哲学的终极目的──就是“弄通哲学”；其含义是不再使哲学羁绊生活，而要哲学为你的生活走马效劳？所以，一个成功的哲学家，其最后工作就是抛弃哲学研究本身。生活的要求是强大的；哲学不过是达到一种高尚的（“高级的”或“高贵的”）生活的途径，它使生活免于沦为“油盐酱醋柴”。

要达到“哲学上的虚无主义”这样一种苍茫无际的“强有力者的显著标志”，于是高尚的生活摆脱了习俗观念这种地平线上的玩具的控制──然后荦荦大端地展现在勇毅者的脚下……这才算是“弄通了哲学”？

“弄通”了哲学，就是终于达到了哲学的虚无这一“无有无不有”的神境。

“弄通马列主义”，无非就是达到了对那主义的虚无认识。“弄通”，就意味着搁置甚至取消。“弄通马列主义”──也就是说学会任意剽剥那个主义，从而实现对这一主义的彻底玩弄。这是完全彻底的投机态度！当然，这要从“看书读报”始。但是，却不可以“看书读报”终，因为那已不能再局限于“主义”的范畴之纸，而进入真枪实弹了，它的使命是“猫爪刺破青天”，即毁掉一切可能优于“猫”的存在。

啊！还有谁不明白这一切纯属纯粹的偶然？世界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这个原因，也不因为那个原因；而是“因为”它如此，所以它如此！只因其然，所以其所以然。其中哪有什么“道理”可循！本无“规律”（叫“规矩”兴许更合乎中国人的习惯），人自造作。拖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长长的、绵软而冷冰的规律，不正说明当代人的神经十分疲弱，因而需要一根人造的脊椎予以支持吗？

这也许是脊椎动物很自然的神经症状？百般无奈之下，哪怕是一条软脊椎也是好的！

人们捧出一个“硬道理”给我看，并说“看吧，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而你们看到、听到、吃到、闻到的其它一切，都是它的皮毛。这是一切工作的灵魂”……但是，说这话的人知道什么是灵魂吗？

若然，他那灵魂又是什么质地的呢？

若不然，他说的灵魂又是什么形态的呢？

为什么，“世界的本质”老以压迫不幸者为其职能呢？

为什么，真理总是要活人做它鲜血淋漓的祭品呢？

为什么“随着历史的发展”，真理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了呢？

为什么，“世界的本质”越来越单调刻板、越来越与常识格格不入了呢？

为什么，“历史”越来越酷似一场未经宣判的无期徒刑？

为什么，“生活”越来越成为一出见不得人的秘密审讯？

许多理论在解释这些“怪现象”（理论为了神话自己──竟指责事实为“怪”！这真是八怪而不为世所怪呢），但没有一种理论解释得通。许多理论能诅咒世界（他们把诅咒说成是“解释”或是“希望”），但没有一种理论能改变世界。宣告能够改造世界的理论，只是糟蹋了宝贵的资源，浪费了许多不能再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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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又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永恒的困境起源于：人们用纯属个体的精神照见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所有，但我们却以为有这个世界。两个世界的差距越人，人就越和世界格格不入；生活也就是充满狂涛。

我们之所以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误认为世界上有众多的“精神个体”的存在，误认为每一个人（即主体所看见的具有人形而和我们外形相似、能与我们的身体作各种交际的生命循环系统）都有一个“精神”，而且这“精神”还与“我”的形态、性质庶几雷同。然而，这观念恰恰是古代万物有灵观的残余。

这种有灵观的余孽，是一种“现代化的泛神论”！它假定一种抽象的“精神”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体的身上，犹如泛神论假定“神灵”、“神质”、“神性”（前者是多神的泛神论；后者是一神的泛神论）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物体中！区别仅仅在于，古代的泛神论是从多神观念中孵化出来的；现代的泛神论是从一神观念中孵化的。然而，后者要比前者更狭隘、更世俗、更浅薄，是一种丧尽了神秘与虔诚的市井伪宗教！它假定有许多“精神”，犹如有许多神；并假定精神之间可以交媾而“激起火花”，犹如诸神有男有女，且能婚配，生儿育女……

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偶像崇拜的现代版！它最著名的宣言之一就是莎士比亚在其《暴风雨》一剧中对“人”的那种近乎宗教颂词的咏叹调子。“人道主义”的种种理论和一套套天经地义的假设──不过这是一原始的偶像崇拜，在论证真确然性时所搬用的神学系统罢了。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假定每一座神像（即每一个人体）都有“不可抹杀”的灵性（用它的术语说，是“精神与意识的功能”），都有其确确实实的超自然力（用它的术语说是“意志”、“主观能动性”、“人的觉悟性”）。但这颇可怀疑的偶像即神的理论是否经得起认真而诚实的推敲呢？令人失望的现实是，每一个现代偶像崇拜论者，都活在自己的幽闭状态中。他们并未得到“偶像即神”所许诺的沟通！原来，并不是每一躯体，都有他所企盼的“精神”的。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大肆讥笑拜金石土木的偶像前身，斥之为“迷信”，但都视人体为至圣，为神圣不可侵犯。它在政治上崇拜集体形式的人肉，如“国家”、“民族”等等，它的圣仪不仅有新形式的活人祭祖，还加上了纵欲祭祖，以供奉那不知餍足、消解了羞耻感的肉体与感官。从此，“跟着感觉走”成了这个时代响入云霄的淫滥口号。

但愿人道精神、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不要流于这种形式的偶像崇拜！

除了“我”和“我的属性”之外──人从哪里去感受什么“精神”？“精神个体”即使存在，它们也不能沟通，因为还没有一条“精神遥感”的途径可供攀援。所谓“精神交流”必须藉助于某件非精神的工具──它怎能摆脱这一工具的限制与异化，从而达到真正的、直接的交流呢？“精神交流”因此成为一句动听但虚假的许诺。如果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感到了某种精神”或“他的精神打动了我”（译成古代偶像崇拜的表述方式，“我看到了神”、“神赋予我以神力”）──那就表明他已可悲地沦为这一许诺的牺牲品了。

既然精神交流不可能，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其他“精神个体”的存在呢？这表明，纵情谈论“我”之外的什么精神──是一种过于大胆、盲目的冒险。这种有害的假设，结果沦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一种现代人特别欢呼着的流行性虚伪！

我看不见精神；我只能看见一些形状、一些色彩、一些符号……。

我听不见精神；我只能听见一些风声、雨声，一些乐器的碰撞，一些人口、乌舌的磨擦，一些录音薄膜的震荡──研发出的某种声波。

同样，我已摸不着精神、唤不着精神、吃不着精神──我只能摸着、嗅着、吃着一些东西；据说这些东西可以刺激我的感觉，可以让我生出精神。

宗教家们的宗教，艺术家们的艺术，思想家们的思想，甚至科学家们的科学──一言以蔽之曰，为自己的存在（生存状态）辩解、开脱。安慰自己的处境，是为自己有限而平凡的一生，镀上一层无限幻梦之金的技艺。有生物意义上的局限。有社会意义上的局限。还有个性意义上的局限。肯定并承认第一种局限的人，叫做“不可知论者”。看穿了第二重局限的人，是“怀疑者”与“批判家”。

而力图补救并使“社会”感到这一努力很有吸引力的人，就成为所谓的“创造者”。

谁能理解它们？“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他们的理解之圆，就是他们的自我理会！

哲学反生活。生活反哲学。

就哲学而言，虚无主义是直道；不可知论是至理。就生活而言，者却太不恭敬，大谬不然了。生活、战斗、创造和一切高贵的值得珍视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来说，──恶劣的信仰，比之慈悲的虚无主义更好；狭隘的误解比精深的不可知论有用得多……

在这种意义上，请记取我们气象雄浑的生活之教言吧：

（它来自被压迫世界的底层）──宁要“错误的信仰”；不要“正确的虚无洞识”；宁要顽冥的成见，不要浮动的灵感。

1，即使整个文化世界已经毁灭，和整个文明习惯（说得好听点是“秩序”）已经崩解──人，还是得要活下去。而且，不见得就获得不那么好。

2，人的极深极强的适应能力，并不是文明的功效，而是从几千万年的进化逐步培植起来的本能。从最初级到最精微的，从最顽冥的到最浮动的……历史表明，这些本能要比任何文化之物和文明精神对人更有助力，它宛如一股长青、长绿、喧腾不已的活泉……指导人的思想，滋润人的生活。

3，对人生而言，文化并非缺如的东西。关于文化和“秩序”的迷信──实为现代人最可笑的陋习之一，这仅仅是因为，人们都患了软骨症，忘了人本来是世界上耐力最强的驮兽之一。

启示与理性，在这方面，实际上难于调和。欧洲人托马斯·阿奎那和印度人商羯罗（Shri Adi Shankaracharya，788—820年）在调和启示与理性上的失败，并非偶然的巧合。尽管他们的尝试是有益的，表明印欧思辨语言发展的极致状态……难怪有人把后者叫做“假面的佛教徒”，正如前者是假面的亚里士多德。

其原因几乎是一目了然。启示是基于自然感情的圆融会通，而理性则基于文化概念的方块分析。欲二者调和，无异于“方枘圆凿”。

中国人的智慧，早就洞悉了此方与彼圆──实分属两个世界。二者的基点不同。它们的归宿岂不反驰？故启示型的心灵崇尚自然，理性型的心灵崇尚概念；启示的心灵产生哲学家，理性的心灵产生哲学研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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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

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却日益走向青年。

只因越来越失去了对某物（如青春）的把握，你反倒越来越能够深入体认它；而只有新的体认，方能结束过去，开阖未来。

许多伟大的宗教与哲学，都充满了对青年的零式期望。

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断不能进天国。”

老子则对“婴孩”的浑厚生命力，颂扬备至。

甚至连孟轲老夫子，也对“赤子之心”充满敬意。

在世俗生活的领地中，“有”是一种财富，任何财富都必定体现为“有”；但在精神生活的神圣中，“没有”却是比“有”更重要。“没有”可以变出“有”来；而“已然之有”却常堵塞了通向“未然之有”的新路。在此，“有”比“没有”更危险！

我看到，许多有希望的生活，不是断送在“没有”的匮乏中，而是断送在“有”的充实里！例如，疯狂的工业文明之“有”，打乱了人赖以存活与幸福的生态系统；而唯独消解这无耻之“有”，方能免除人的最大危险。

新的创造，已经成为精神人物的别无选择的希望与出路。

就此而言，“失败的试验”、“无意义的创造”、“疯狂的发明”、“令人诅咒的真理”──都是具有丰富意义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间会使失败本身，变成胜利的象征，甚至是胜利事物的本身（这种领会比之“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提法要深刻百倍）！它使无意义的失败，变成满是含义与影响力的体验！它令疯狂的堕落，变成升华的前奏，甚至那令人诅咒的恶魔，也因人生的流易，而化为吉祥天女！甚至雨神的唾液，也成为农人不可须臾离之的甘霖……

天才之慧，在常人梦想不到的时刻，熟落在常人梦想不到的地点：开出常人梦想不到的花，生出常人梦想不到的果实。

请不要用“现在”去否定“未来”及其一切可能性吧。在这点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已经很有效地教训了“满大人”的野蛮朝代──那些当时看来无用甚至有害的“宗教”、“科学”、思想自由──终于化作“坚船利炮”，一举轰开了沉重压制的清廷大门……

对艺术而论，“新颖的就是好的”。潜在的价值则要高于已经验证的价值。艺术的表现是如此，就思想的运动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学术的研理又何尝非此呢？生活、体验、科学、制度、战争、和谈、幻想、爱情……哪一样不是潜在的价值要大于已见的价值呢？

多一层新颖，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可能，就出示了一条道路！

新的道，自有新的景观；新的气象，自有新的刺激以致新的生命。

思想，也是一股气；思想家，就是一个气场？

一切创造能力的共同命运是：它源于自我──即某种特殊的性格──又回归于自我；它仿佛一个征服世界的无敌勇士，绕了地球一圈又回到了故乡。啊，这是精神闪闪的故乡。

一切创造能力又都有其先天的局限──它是特殊性格的外射──因此归于自我是无可回避的。否则，它本身就会变得前后矛盾、支离破碎。为了自我的完整性，它不得不囿于自我：它是一个无所突破的“圆”，一个自我封闭自言自语的系统。

如果文化、社会的整体要继续前进、随时代而易进的话──就必须保护这种从自我到自我的循环！以便超越这一循环、整合这些循环。

创造型人格是历史的导火线。创造，不是为了无谓地烧掉导火线，而是为了显示人格后面的支持性力量，以宣泄宇宙的幽愤！

历史上一切虚无主义学说的最大谬误，不在于他们宣说了“世界是虚空”──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什么“虚无主义者说世界是空虚的，因为他们自己是空虚的”之类，全系悖论。实际上，这位牧师的儿子要说的本不过是“恰恰是人──即创造者──填补了世界的空虚”，但他的表达却把他的思想给毁了！

虚无主义的真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虚幻的前提上：“世界是实在的。只是由于我们完全无法把握它，所以世界终究是虚空！”

但谁曾深入思考过，使人悲哀、颓唐的并不是“世界是虚空”的结论，而是“世界是实在”这一前提，以及由这一前提而暴露出来的推理过程：“由于我们完全无法把握世界。”是的。这才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击揭示了人的软弱和人的处境的根本无望，也揭露了历史上一切虚无主主义的谬误：如果世界之空虚仅仅由于人无法把握世界的实在性，有关“虚空”的命题岂不纯属主观的臆测？！

由此判断，虚无主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羞羞答答的实在论；因此，它实际上很不幸地使自己堕入了自暴自弃的颓废和沉沦。

打倒虚无主义？但虚无主义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我们的零点哲学，建立在与虚无主义相反的基础上：世界的实在性是自相否定的“〇”，是既有正值又有负值从而达到既无正值又无负值的平衡态：“零”。

我们生在零之废墟上，我们埋在零之废墟下。

除此之外，我们只有自己而已。

生存状态！──因此成为人生的第一要义？

所谓生存状态，也即活得是否健旺，是否充满一种本能的美。

宛如动物的皮毛在阳光下闪光？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自足的，仿佛进入了无我之境，因而很难干扰了。

但是，竞技状态作为人生的又一要义，却是靠不住的。

所谓竞技状态，不仅指生理的，也指心理的，它是马在临战前的扬鬃奋蹄，是猛兽在草丛中虎视眈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外界激发而产生的“心潮逐浪高”。因而，它可以被扰乱。

生存状态是内在的，竞技状态是外在的；二者仿佛不同轨道，但还是分离、对立，并互为补充的。如生存状态不好，则提高竞技状态以补充之；而生存状态好了，竞技状态可能反倒一般化了，平庸了，乃至进入麻痹之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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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零点并不是中庸

零点并不是中庸，但也不是反对中庸，零点只是顺于自然而已。中庸是一人为的零点（“伪零点”），零点是一自然的中庸（太极之神）。

每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无一例外地首先投射在它们的历法之中。也就是说，投射在对天体和自然律的感应之中。历法因此浓缩着人对天人关系的观念。为什么各个民族都在它们的历法中把新的一天的启始定在夜半时分呢？显然，这已经包含了对“零”的无限生育力的巨大期待。包含了“有生用于无”认识，某间自然浮现出有关最生与死自觉意识。这意识宣布：死亡是生命的开始！

零是子宫。

零不是生命，但它孕育生命。

少女的死亡当然是令人悲泣的故事。

然而，少女若不变成妇人，新的生命又从何诞生呢？

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学会体外受精和试管婴儿的时代，况且，它的观念比它的技术更缺乏准备，人体以外的孕育。所以，新生命的降临无一例外地要牺牲掉“诗人之恋的对象”。为了义无反顾地前进，勇敢地牺牲掉“对过去的留恋”吧！

只有婴儿才能理解垂死的老人。所以，老人特别喜欢婴孩，他多渴望重新变成一个新生儿呀。

告别了浪漫时代的文明，是这样一种山谷状态：没有语言与歌，只有受伤者的嚎叫，绝望者的哀鸣，胜利者的狂笑与喊杀……尽管这些太嘈杂也太刺耳，但显然仍与动物世界的声音截然有别──这毕竟也是一种文化呀！我们的人类的高明设计师与建筑师们，伤佛在做着砂土游戏。砂土游戏和摩天大楼的建造甚至和真正艺术品的完成，需要类似的动机和相似的能力，不同的只是它的“社会效益”只是“零”。

但是，难道这“零”真的等于“毫无价值”吗？不。砂土游戏是一种宣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它是巨大设计的助跑，是人类理想的晨曦？──你能用一种行为的社会价值去圈定它的全部价值吗？你该以成败论英雄吗？

人们都盛赞分娩，说这是新生命的诞生，然而，谁又曾看到这种分裂（尽管它是“生长中饱分裂”）带来的“两无之境”呢？──旧有的一块，在分娩或类似分娩的运动中永远破坏消解了；而新的生命，却还在沉睡之中，仿佛永远也醒不过来似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在捕风！”这虚无主义之歌，用来形容分娩或类似分娩的历史撕裂与文明抽风，再是恰当不过了。因为它所成全的，是那么遥远，而它所毁弃的，却如此切近。

悬浮的列车是最快的；悬浮的心却是最慢的。

你想让一个人的思想张力达到空前水平吗？那么，请剥夺他思想活动以外的一切活动！

当人们高声颂扬业已作古的英雄人物时，有多少人会在片刻间想到英雄们临死前的痛苦呢？！

人们需要的是用一尊偶像来克服自身的软弱；于是便把英雄的苦难变成了有用的美德。教徒需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自己的罪孽，于是欢呼十字架上的救恩；在这样的信仰里，是否隐藏了人性中最卑鄙的利己性？

不论是神性英雄还是凡夫俗子，他们勇于牺牲的动机不是由于胸怀更大的目标，就是由于逃避严厉的惩罚──来自神的或来自人的──结果，其行为的后果却消解了目标的载体和惩罚的受体，这真是不无讽刺意味。英雄的冒险与儿童的冒失，难道真的没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吗？

他所进行的事业越是巨大，他实际参与的那个神话也就越是被夸张得无以复加。在如此规模的瞒天过海之下，他的幻灭之际也就越被延迟，他被证明为无能和无助的日子，也就越是推向遥远的未来……这种心理需要，正是许多伟大的发明赖以诞生的内在基础。──“向着伟大的目标，以便躲避琐屑的人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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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玛雅人与中国人

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玛雅文明在其科潘时期（公元前1000──后800年），第一次发现了“零”的概念。

这种创举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是与玛雅人杰出的天文、历法、数学成就等最齐观的。但问题恐怕并非如实证家们的推理（他们的大脑因久已弃置不用已经丧失联想性功能了）那么简单！在天文、历法、数学的发展上早于玛雅文明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以及最具连贯性的中国文明，为什么对“零”的发现却如此迟钝呢？我想，这里肯定潜伏着另一种“密码”。是什么呢？我们并不能确知。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的衰颓、消失像它的出现、崛起一样神秘”的林莽文化。这也是一片文化的林莽，因为它已渺无传习的人迹了。

这里确实有一种启示？

首先发现了“零”的观念并运用“零”这一高度智慧之滴，来镌刻自己命运的民族，也以它的诞生与死亡所构成的神秘之图，栩栩如生地论证了“零”的内涵！

这种静默，惊心动魄。

谁能仁立于玛雅遗址前而无动于衷呢？这种静默激起的震惊，正是有灵性的人，在面对“零”所启示的人及宇宙命运时，发出的那种难以自制的颤栗。

玛雅人不止发现了零的观念，更用他们的文明提出了那般浩大壮观的一个谜：生与死、活力与窒息、喧腾与沉默、创造与毁灭的刺目反差，何以并存于一身？

据说，玛雅人曾在林莽生活中找到一个解决森林土地贫瘠问题的办法！他们发现，沼泽森林的某些部分有肥沃的土壤，但不巧被淹没在水中。玛雅人修建了凸起的农田，每块有两三英亩大，周围挖有沟渠。在雨季到来时，这些土壤被冲刷到沟渠里。雨季过后，人们把沃土从沟里挖起来，堆回农田里，这样，这些土地许多年间都可以保持肥沃的力量。

这些凸起的农田、加上这个地区灿烂的阳光和充足的水源，构成了理想的耕种条件。玛雅人正是基于这种才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惊人稳定的文化。然而，自此形成惊人反差的是，玛雅的文明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啊，如此惊人的故事仿佛诉说了人的命运几乎必定是个首尾相续的圆圈，是如圆圈，是如宇宙泪滴那般不可违拗的“●”（实心的“〇”），这实心之〇，正是浑沌的徽记：无中生有，有归于〇。

如果说，“〇”代表无中可以生有，代表诞生前的孕育；那么“〇”则代表有复归于无：这个无不是虚无，而是代表完满、丰硕与死亡。明哲之士在玛雅遗址前，不是来凭吊，而是起来瞻仰。看一看智慧的自我否定吧！看一看死所呈现的终极之善吧！

玛雅之零（〇），你死而不亡，留念千载。

实证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推论玛雅文明只能终结于某种外部的、自然的原因：哪里会有一种“正常的人”自甘放弃如此辉煌的业绩！但我，却持有另一所思。难道玛雅人真的不会出于某种内心的、宗教的原因而离开他们业已圆满的圣地吗？正如勤勉的园丁，充满虔诚地摘下那业已成熟的果实？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可以设想：他们的宗教肯定发源于某种星相知识、宇宙智慧，某种“零的哲学”呢？事实上，古代许多民族的大迁徙（这导致他们离弃了发祥的“圣地”），正是源于对先辈圆满业绩的虔敬，也即源于对亡灵的深刻恐惧。这种已被人类学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实，表明“零的意识”是那么根深蒂固地植于人性之底层！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思索“通向零点的归途”，它就发出“抹抹掉一切，从头开始”的欢呼！

零点意识，决不如功利之徒所臆测的，仅是一种“创造冲动”，事实上，那是发轫于面对宇宙圆周运动时的认识！是对地球上春生、夏熟、秋收、冬藏──这一环形运动的皈依和礼赞。

玛雅人和中国人曾经有过广泛的联系。早在史前时期，白令陆桥和后来的白令海峡冰道，就在太平洋之东西两岸这两大黄种人类集群之间，分享某种共同的种族遗产，分享不绝如缕的联系。进人文明时代以后，许多迹象表明，这些联系进一步步增强了，间接的陆路加上直接的海路，形成了双轨制交往。现在，为了深入研究这些联系，甚至设立了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叫做“泛太平洋文化研究”。研究者们提出许多证据，说明太平洋两岸早在哥伦布之前两千年，在《山海经》时代，就有了文化上的深刻互渗。有的学者更指出，中国古籍中的“扶桑国”，即指墨西哥与玛雅文明。而“扶桑”，则被推测为仙人掌类植物。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开始形成了一个新概念：“玛雅──中国连合体”。学者们还把这个原始时期就已形成的连合体，与文明时代以后形成的“两河──希腊──西欧连合体”作了比较。指出后者是在某种世界规模的、普遍的“玛雅──中国连合体”类型的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只是由于后者独特而顺利地完成了由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治、由农业灌溉文明向商业交易文明的转化，才开出新世界的雏形。而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知识，玛雅文明似乎更与中国的殷商近似,也与周代的文明相远；位居东海之滨的殷人，不正是某种半海洋性的居民吗？他们不同于来自西北内陆腹地的周人，他们是“太平洋之子”。只是，玛雅人用以表达“零”时概念的符号，却成了问题：他们所采用的贝壳图像，该是死亡的标记，而非生命的象征（如蛋形的“〇”）。而贝壳起作为符号在古代中国，却是表示“财富”和通货的。

玛雅文明的地缘，一边是加勒比海，一边是墨西哥湾。它像〇一样伸出并孤立在茫茫海上。这种地缘，与希腊半岛颇有相似。而与它隔海相望的古巴，像克里特岛一样拱卫着它，大安的列斯群岛像爱琴海诸岛一样星罗棋布……无独有偶，在玛雅文明流布甚广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与商代文明的发祥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日本同源的东夷民族的聚居区），在地缘上也不乏相似。对渤海来说，朝鲜尤其是日本就像古巴和克里特对美洲和欧洲那样重要。

玛雅人历史悠远。在古老的传说中，他们的历史纪元可以追溯到最后一个洪水时代的末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113年。我们注意到，这比连接中国历史纪元之初（夏启时代）的最后一个洪水传说时代（鲧禹治水年代）的下限公元前2205年。还要早出908年！

玛雅虽无中国这样丰富的文字记载，但它的石雕与建筑却在那里，指示着一种现代人特别匮乏又特别需要的精神。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雨神和土地保护神恰克，是至关重要的主宰力量。恰克神与通天的宇宙树关系密切，在这种关系中，所呈现的五色主五方的观念，与中国人的五色五方观念是颇为相似的：

红色恰克位居东方，东方是红色宇宙树。

白色恰克位居北方，北方是白色宇宙树。

黑色恰克位居西方，西方是黑色宇宙树。

黄色恰克位居南方，南方是黄色宇宙树。

青色的宇宙树矗立中央。

在四方宇宙树上住着四位恰克。

他们那里各有一个巨大的水罐。当恰克将罐中之水倒下，世上就下雨了。而在中央青色树的树荫下，则有一天堂，居住着天堂之神伊什塔布。

这与中国式的“东为青龙，西为自虎，南为赤雀，北为玄武，中为黄土”的宇宙模式，仅有方位与颜色的配置上的错位,却在大致上相似。这体现了,宇宙就是一个五色海的思想.

“玛雅──中国”的自然世界观，正可以医治骚动失序的现代精神之痼疾？

古代玛雅人发现的“〇”，将在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区别于东汉以前的纯粹的“中国本土文明”也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和魏晋以后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明”也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之中，成为哲学,从而成为一个巨大的空间,容纳基督教文明的全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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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拷问《传道书》

传道，就是用“道”去征服比自己更优越更年轻更美丽更聪明更富有的人。在这一点上，只有耶稣基督是个例外。 

《传道书》是《旧约全书》中一部特殊的经典。《传道书》给这部以虔诚著称的“人与上帝的契约”，注入了一股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世俗性智慧。若是没有了它，《旧约全书》反而会失去许多有智和爱智的读者。 

《传道书》可以使《旧约》升格。从大众的粗鄙的信仰，变为少数精华的哲学。与《诗篇》、《箴言》、《雅歌》一起，《传道书》构成了《旧约》中的“智慧文学”。是“史记”（从《摩西五经》到《历代志》）到“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之间的桥梁。这四部经典所代表的，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彷徨无定。 

如果说，《诗篇》（大卫向上帝的祈祷）；是神圣庄严的《雅歌》（相传是所罗门的情诗）；而《雅歌》则是世俗快乐的《诗篇》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箴言》是一篇充满了道德肯定的《传道书》；而《传道书》则是怀疑成癖的睿智《箴言》。《箴言》是写给大众看的，《传道书》则是精神奢侈品。《箴言》中的布道能使人驾驶生活的骇浪，而多吃了《传道书》中的箴言，则会败坏你的生活欲念。 

《传道书》的作者起来，宣布他所体验的真理时，以色列人的命运已呈衰兆了。一个机能旺盛的民族，是体会不出《传道书》那么透辟的周流中旋还不已的人生奥义的。精妙的思想涡流，永在键全的生活磐石之外。繁荣昌盛的社会，或是忙碌的，或是快乐的，或是兼而有之，但偏偏不会是善思的、自制的。《传道书》的犹太，正如柏拉图的雅典、孔墨的中国、《奥义书》的印度、阿赫那顿的埃及、泥版图书馆时代的巴比伦──亚述、琐罗亚斯德的波斯、《可兰经》定版时期的阿拉伯、金字塔铭文时代的玛雅……那样一个“过了临界线而趋向分水岭另边”的半瘫痪者。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成熟的思想消解了有力的行动，雅致的装潢窒息了原始的活力──神秘的宇宙被抽象进而被肢解成串串观念和篇篇言辞，然后悄悄纳入凡人的絮语中。这是多么残酷的屠杀啊。但它却不能像创世神话中的大屠戮大肢解那样，化生一个新的宇宙。因为它虽勇于思虑，毕竟是怯于行动的？ 

正如“〇”对世界的不可理喻性进行了空前成功的免疫性处理（这正解答了《传道书》第八章中提出的那个问题：“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它解释了世界的不可解释，以此，它既保持了世界的荒诞性使其免遭人类理解活动的攻击和破坏；又保护了人的理智，使其免于在荒诞的存在压力下趋于崩溃。 

──“〇”是调解世界与人间致命关系（一如在当代世界文化中所示）的一大救方。归顺“〇”，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反叛“〇”，难免进退失据的困境。“〇”，从此成了解脱灵魂的“超神之神”！ 

超神之神，超神的上帝，也就是超越了一切现有宗教和可能信仰的终极奥秘！超神的奥秘，也许是现形为“〇”的上帝，这并不是对每一个入都可以显现的。 

所谓“读书多，容易疲倦；著书多，没有穷尽”的《传道书》名言，是出自一位饱读诗书的人？因为对人而言，最可怕的处境就是精力过剩而无从宣泄。在现代，最廉价的宣泄方式就是“读与写”，它比饮酒、吸毒、赌博、游乐，都要便宜百倍。所以，被生活抛弃的人，回到你的内心世界中去！回到读与写之中！这既可使你的存在状态断然有别于一只动物，同时，又消解了你在重压下的愤懑与无奈。 

让我们来拷问《传道书》吧！不是出于鄙视，而是出于尊敬──尊敬可使暴行变得温和、节制，甚至成了侠义之举。 

让我们来拷问《传道书》吧！清理它最后的功利主义残余，透视它反世俗的偏颇之辞，乃是超神之神的启示。它的反世俗，是立足于功利主义残余之上的，所以它称人生是无益的、徒劳的，它说日光下的一切都是“捕风”，但它并未赋予“捕风”以积极的意义。“捕风”在功利上虽是徒劳，却有锻炼人体的功效。“捕风”虽不指向任何目标，却包含着丰富的过程意义！这就是“捕风”的可嘉之处？ 

谁能认识这一点，谁就算参透了终极之圆──这虚无的却又无所不包的捕风之神，用以狩猎宇宙万物的巨型围场！ 

让我们拷问《传道书》！拷问它的一切真诚和一切虚伪，拷问它隐伏在冰冷智慧后面的生命之爱。 

《传道书》的作者不知是否意识到，他的道是可传而不可受的，是多数人无力消化的？ 

他的道，是一种内心智慧的袒露，而不是用来欺世盗名的。所以，他的书只能私人收藏而难以成为公众的教条。但《传道书》竟也列在《旧约》之中，真令人惊叹不已：超神之神确实是不可规范的。在中国的经典中，也有一部类似的智者书，《庄子》。 

这表明不同文明的内心，其实相差不多──都悄悄地渴望某种怀疑论。同时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四书五经）比犹太人的诫命（旧约全书），似乎更少兼容性！传道者，这是你的幸运呢还是你的不幸？ 

人人都畏空虚，不顾一切地追求实在。生命的本质在于感觉，“空虚”之所以可怕，即在于它是“丧失了感觉”。世界的真理是：唯有实在，方能激发感觉。……但是我要告诉人们：是最大的虚空，生成了最大的实在；是最大的实在，生成了最大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固是不错，但虚空又何尝不是凡事（之一）呢？其他的虚空还有忙碌、混事、欺世盗名…… 

没有不散的宴席？然而，散了不要紧，“曾经有过”也许更加使人动心。 

在一切最激烈的否定中，首先包含的恰恰是无意识的肯定与最诚挚祝福。 

人的一切劳碌，他在日光下的所有作为和“事业”，到底有没有“益处”？若有，这益处究竟何在？ 

西方来的福音教士说：没有，因为一切都不过在循环、重复而已。但中国的新的德音已经鸣响：这益处是自足的而不是寄生的；它就在劳碌之中，而不在劳碌之后的报酬；它就在行为和事业本身，而不在目标和彼岸。外来的和尚也许会念经，但那是建立在我们的无知上面的；其实呢，比念经更重要的是目标与彼岸！也就是我们的劳碌！ 

获得的报酬终究会落空；任什么也是“金玉满堂，莫能葆之”，谁能抵挡时间的流失、生命的流失呢。 

而目标与彼岸，却成为一副引导你生命热情的诱饵，激励你生气勃勃。但谁又能说诱饵比生命更贵重呢？ 

零点哲学，是反对虚无主义的零点哲学。虚无主义说，什么也没有了，世界是一片虚空，人生是一片荒漠……“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这日光下的劳作，有什么意义呢？”虚无主义，像《传道书》上犹太晚期文明的智者一样，向我们喋喋不休地传“道”。 

零点哲学起而反驳：“与其说‘什么也没有了’，不如说'什么都已经完满'。”贪心，这是现代危机的全部症结。而自以为“什么都有”的精神症状，倒是十分类似于“什么也没有了”的处境。例如，最具“现代无产者心理”的人们，往往反倒是那些令人侧目的豪富──常人不理解这一点，才说这些豪富“精神空虚”。其实，精神空虚正是物质充实引起的！ 

世界不是一片虚空，而是过于庞杂，过于自相矛盾了。这已不是荒漠，而是荆棘丛生。过犹不及……因为过分的东西已经相互抵消了；正值变成负值，幸运化为灾难。于是“冲突”才成了规定当代世界生活日常运转的“规律”。 

日光下的劳作，意义在于维系我们的生机。是我们使这世界生辉，是我们使生活充满情趣、充满意义。说劳作毫无意义，无异于自我否定。而即便最彻底的自我否定论者，也该是为自己的存在留下一席价值与辩护之地。所以，还是趁早收起你言不由衷的“无意义”论吧。 

虚无主义说：“到处都是阴沉沉的天。没有希望之火。没有确定的明天。我们创造不了什么──正如我们也毁灭不了什么。我们保留不了什么──正如我们也开辟不了什么。” 

零点哲学说，“历史之天正如自然之天，有晴有阴，有暗有明。问题不在于天空和海洋是什么色彩、有多大亮度等等──而在于我们如何感受它。问题不在于大地和山岳有多少曲折和多少险阻──而在于我们怎样行走，怎样飞驰。” 

希望之火永远潜伏在人的生命力之中。即使我们真的创造不了什么，我们也还是创造了自己。创造了我们独特的天地。更何况，不创造，也许正是大创造的流程。 

日常的营生，是迫于无奈。而在自然的骚乱和自然的和谐面前──尤如爝火之于日月。为什么要刻意制作？刻意制作的小家子气，岂不是贫乏的标志？以“零点”为象征的“历史之圆”，并不需要这小贵族的家徽！ 

我们看到含而不露的“天然之流露”，在“未经乔饰的素朴”中，在其自在中…… 

人类思想终究还是重复的，因为人们的生物基础相似： 

认识到“一切都在循环”，是人类思想最沉重的精神遗产。“安分守己地过一辈子，这是令人绝望的”──这种厌恶循环的思想，不是产生于物性的倦怠，而是产生于心性的疑惧。 

这种恐惧源于人类命运的“反思”，源于深刻的记忆，所以，治疗厌世症的最佳方案，就是让患者“健忘”。 

失去了记忆力，也就重获了新奇感！──最玩世不恭的人，都是记忆力天生贫弱的人。而安眠药的镇定作用，不仅在化解了焦急，且在模糊了往日印象的清晰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意识异常清晰的西方，麻醉毒品的泛滥已变得不可收拾：人们需要从往事的重压下解放出来！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记住了，便想说。记得太深，便有满腹的心思意欲倾诉。如果不记也不说，万事就无从厌烦，如果忘掉了你在循环（你被掀入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进程，且是这进程的儿子与祭品），你的厌烦就会突变为创造的喜悦。如女人与孩子的关系，就是这样。被强暴的女人如果保留了她的孩子，也就饶恕甚至爱上了施暴者──这就是人心！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这正是被精神遗产之重负给压垮了的精神，发出的吱哑声。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要别人来纪念么？这样，就太沉重太异化了。人活着仅仅是因为他活着，所以才变着法子活下去，于是活得不那么难受，成了生活的第一要义。而纪念，则是那种很少有人能从容消费的奢侈品；所以它不该也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准则。 

创业之主并不用“智慧”来考究一切世事，他只不过依其天赋高贵的本能去行事罢了。盛世之王也不承认世人之所经历的，不过是了无意义“极重的劳苦”。他还有余力去玩味人生的风波，并在其中发明乐趣；他还没有被末世之轮给磨毁──他在整人的意义中殖入了一颗喜悦的心。 

耶路撒冷的王啊，你祖先的粗犷，在你手中已过于柔弱、细腻了；你祖先的本能，已由你淘空、断送。所以，你才从贵族退化成僧侣，从武士退化成诗人，从征服者退化成思想者！你难道没有看见，还有多少土地等待你去探险、征服？还有多少强敌正环伺在旁，静候你的疏忽？你不明白？“彼岸”是为了“此世”的更舒坦更自然而被发现的？你不明白，“目标”是为了“过程”而创设的？你还不明白，一切外物，都是为激活你的潜能和欲念而存在？ 

弯曲的为什么要变直？缺少的为什么要足数？自然有它的本性，甚至“〇”也有它的价值！弯曲的，自有弯曲之美，弯曲之用以及弯曲的必要和它的不得不弯曲。如果世界的弧度都变直了，那世界成了什么？如果万物的曲线都变直了，那生命和多样性又何在呢！尽直，不如无直。尽直，就是死亡，是坍毁，是沙漠。可是，甚至连沙漠也有它的弯曲度呢！而沙漠之美很大程度上正来自它的曲线，它的反复无常所显示的神秘。 

正因为世界的秘密在于弯曲，人心才产生了“直”的概念。所以，完美的直，不论在自然、在文化、还是在人性中都不存在。“直”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表达了一种非存在，一种虚无，一种对现象世界的反叛。而《传道书》却据“直”以谴责“弯曲”，这无异于，据虚无以谴责世界的本性、生命的特征、人文世界的中庸之道。这谴责道出了多么沉重而无奈的精神晚景啊！ 

什么叫“缺少”？什么叫“足数”？人心没有餍足的时候，哪怕他得了消化不良症，也还是意欲着摄取；只要他还剩有一丝可以从事意欲的力量（哪怕早已没有付诸实行的能力了）！所以连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想娶一个年方二八的小伙子！老太太觉得自己还和年轻时相差无几，所以她渴望小伙子，来唤醒她沉睡的本能。因此追求足数的、制造更多的缺少。正如知识越多，发现的无知就越多。如果人心足数了，就会生出新的不满；如果世界足数了，就会走向衰颓、崩解。──足数之后，将是浩劫。 

世界与人心，正在这永不止息的运动中，日新不已。犹太人也许不解此中智慧，他们不能理解，甚至连“风”也是一种实在！“捕风”有什么滑稽呢？有什么徒劳呢？捕风为何该受谴责呢？人生本来不就是一场捕风运动？世界本来不就是一阵风吗──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年轻的，衰老的，上升的，沉沦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没有意义。因为人生正如宇宙，是一个“〇”。 

而“〇”的意义就在于：它除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有表达。 

〇不求全责备，也不追寻完满；因为〇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完满的封闭的超然的系统！ 

〇，超神之神。 

难道你的骄傲一定要在于你的智慧之声远播天涯，超过你同时代的全部噪音？不是这样的。要知智慧是不可比的。正如生命不可比。世界、时代、社会、文化也不可比（个性就更是如此不可比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幸运的个性”和“不幸的个性”，而无法说“好的个性”与“坏的个性”）──区别只是状态不同。状态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因为不同的状态本不在一条轴线上！ 

一切智慧的价值可以相互补充，却实无必要相互否定（除非是从否定形式出现的补充）。事实上，也无从真的否定，人的文化与智慧注定要由单一走向繁多，由片面整合全面。一切智慧，正像酝酿了它的那些生命一样，是独特的，是在独特中互为显映的。让我们祈求“更多的智慧”，而不是“更高的智慧”！ 

“多有智慧的，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此中智慧与知识，是中智、中知，而非大智、大知，所以俗话有云“深刻如同面临深渊”。大智大知则常出以破坏增期的形式，所谓“人智若愚”、“大知闷闷”是已。这是一个零点，一个“难得糊涂”，一个相克相生。而中智中期招来的愁烦与忧伤，不也与它所携来的颖悟透彻得失相抵、互相平衡吗？ 

为什么怕见烦愁？烦愁实生于莫大的智慧！为什么要惧闻忧伤？忧伤实是一种透辟的知识！没有心乱如麻的烦愁，智慧之门，从何启迪？而五内烦愁，知识与忧伤──这也合成了一个零，一个意味深长的循环，一个自始至终而周而复始的圆。这圆，包含了心路和履历的酸甜苦辣辛。

世俗快乐的另一种功能：全力以赴的喜乐、嬉笑，用酒使肉体舒畅，既是一种享福、狂妄，也是一种沉沦。但它并不品无意义的。沉沦，可以陷身心于必要的麻痹与彻底的休息，尤如动物的冬眠；而狂妄则强化自信、美化感觉：饮酒以致酗酒，不仅是某类人物的生理所需，甚至还有娱神献祭的动用！只要全力以赴的事，就值得嘉奖！ 

这一点道理，《列子·杨朱篇》在有关郑子产兄弟分别勤政、纵酒、湎色的寓言中说得再透辟不过了。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肆无忌惮地纵欲不失为良方，它为下一步英雄行为提供了义无反顾的动力。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少年时代放荡不羁的文文山，到了壮年竟有那般壮烈坚忍的牺牲。 

大兴土木、修造园林、奴婢成群，牛马满山、积蓄财宝、女乐嫔妃──这不仅为古代人喜爱，同样也是现代人汲汲求索的。不仅“喜爱”、“求索”，而且达到执迷、疯狂之境、“鸟为食亡，人为财死”，此之谓乎。《传道书》以其犹太式的智慧扫荡了这些心上的红尘，诚然廓清了这一成见，所有犹太人都是吝啬到了财迷心窍的程度。犹太的智慧当然要比没有智慧好上百倍。这些原始人和文明人共同欲求的目标，在经历过、体验过、占有过的人看来，当然是“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但对未曾“尝过”的人，却是比生命还贵重，似乎很值得以生命为代价去进行一番拼搏、交易。所以，世界上便有了那么多的骚动和叛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尽管持有各种堂皇的藉口以为烟幕弹，目的无非是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或为重新分配，准备道路。 

基督徒式的唾弃尘世，虚无党人的天翻地覆，似乎与此世俗的期盼毫无瓜葛，然而那又何尝不是以此为基础、出发点？人啊人，你几曾“超越过”？不是在内心的分秒顿悟，而是在你一生的行事中！庄子超越了吗？超越了，他又何必写书。写书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他的哲学！佛陀超越了吗？超越了，他怎会再干普度众生的无聊之举。普度这一行为本身，难道没有反叛涅槃的理想？ 

但这些毕竟不是“虚空”。这是人在尘世中的挣扎。尽管这挣扎并不能带来挣扎以外的更多收益，但毕竟可让人多喘一口气，多体味点生命的韵，多一点希望的温暖──这世界毕竟太荒凉了。当一个溺水者死死抓住手边最后一根稻草时，你是谴责他，还是怜悯他？无论如何，你这时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讥笑他，除非你自己先跃入水中救起了他！当然，我也知道智慧者的难处：可以救人脱离深渊，却无法救人脱离人生；甚至“救”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因为人类命运中生与死这一对死扣，早已注定人生的根本荒谬，这个奇异得百思不解的“矛盾”！所以，还是去尽力抓住那抓不住的、四下里飞扬着的红尘吧。抓住“〇”，总比两手空空要差强人意？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认为烦恼。”海德格尔等战败者们大肆鼓噪的“烦”，在“圣经”时代就已死死缠住犹太人的死魂灵了。但细细想来，你的烦恼又何尝不是一个“〇”？ 

智者和愚公的差别，是作为“人”的差别。等他们一死，就都被永远踢出人境之外，成为没有归宿的野鬼（原先负有收容审查他们使命的上帝与诸神，已被现代科学精“神”给肢解了）。这时，作为人的差别，自然消亡。智慧者的智慧只在生命之内，不在生命之外。生命完了，智慧也就完了。如果此一智慧想超越此一生命，也必得借助另一生命以为媒体。智慧并不能无限延伸探求，它不是线型的，而是圆形的，是自足的。它的传播与启迪也只能借助另一图形，另一自足。在这里，《庄子·养生主》上关于“以薪传火”的隐喻，当比基督教关于灵魂脱离肉体之说，更易为现代的肠胃所消解。智慧者以此而珍重生命，哪怕不是为了生命，而仅为了智慧。──“〇”框架一切烦恼，消解一切烦恼，因为在它透视之下，烦恼本不存在，本来就是杞人之忧。 

“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为分。”──看来，生物世界的“食物链”，在人的社会文化中也同样有力地绵延、活跃着。有创业者，就有败家子；有劳动者，就有剥削者；正如有宿主，就会有寄生虫一样。谁好谁坏呢？谁是必要的谁又是多余的呢？纳粹领导人希姆莱曾经指着犹太人说：“这些人只配死！”但要是犹太人都死光了，你们希姆莱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事业又何所依托了呢？唉，日尔曼的智慧看来并不高于犹太的智慧。 

社会由系列庞大复杂的食物链组合：“仁义道德吃人”固是不错，但不要忘了，人也偷偷咬食仁义道德以便活得更洒脱呢。有权者剥吃无权者的血肉固是不错，但无权者也变着法子反击他们呢。创业者的辛苦，到了末代子孙那里成了催腐的培养基，这仿佛是“可悲的”，但不要忘了，即便是狮子口中的食物，也常常被食腐动物所掠！笨蛋多有继承遗产、承接关系网的福气，而其先辈的勤勉，就成了这等低能者的乐土。老前辈们殚精竭虑所获得的掳物就被这样“糟蹋”了吗？不。且听我说，这也是“一绝”：疯狂的积攒、搜刮，和疯狂的挥霍、浪费：相加！这种鲜明的反差，比温吞吞的日子显然更多浓情密意的生活气息。 

说起“浪费”，则人生何往而不是浪费？“浪费”这以功利目的为准则的概念，在生活之流的苍茫无涯中业已丧失了应有的方向。谈恋爱、生孩子不是一种浪费？那爱情总会颓败的、那孩子终会死去的。建功立德不是浪费？那功德迟早荒芜如尘土，哪怕秦汉帝国的辉煌到头来也不过荒冢累累！至于“金玉满堂”更是“莫之能葆”了。所以商纣临死，以那么完满的哲学家分风度焚毁了他的鹿台！他的金玉被“浪费”了，还是被“超级消费”了？他的“俱焚”是私欲的恶性膨胀，还是一个庞大野心的最后一次搏动？ 

当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的解说者声称，公羊、公牛、公鹿之间的性决斗“既热火朝天又荒唐可笑”时，他想到过自己吗？他想到过人间盛行类似的动机和略为矫饰的举措吗？这种迟早落空的种族还债，真是一阵可笑的痉挛吗？据说，德国蠢材康德这样向学生谈起自己的初夜：“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动作。”其实，这些“可笑行为”的意义，正在它本身体现了生命可能的力量，并宣泄了生命曾经拥有的热情。舍此而求他，才是奢侈的希望。 

美国小说家弗·斯各特·菲茨基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年）在其《崩溃》中写道，“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他的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其处世行事。” 

你能吗？ 

生孩子的报应：生孩子的目的，其实并不在于这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座价值连城的伟人，就像比维多利亚女王的印度更有价值的莎士比亚那样。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以对自己孩子毫无根据的期盼甚至“肯定”，来安慰自己扶养孩子的辛苦罢了。越辛苦，期盼就越高。所以我们看到，寡妇（和现代特多的“单身母亲”）对孩子也就特别苛求（特别是对男孩，这还与“性感”有关呢！）。而多年不孕的妇女，一旦怀胎之后就忘乎所以，她的狂热把她的孩子夸张为一个神童──即使这神童是个侏儒。好多父母，其实是想在孩子身上兑现自己的末了之梦。所以他们向孩子施加了与自己的能力并不相称的压力。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简直荒唐！如果“种”不行，那孩子再努力又焉能创造奇迹？更何况，他有没有后劲去“努力”不也是一个种属特征吗！ 

生孩子的目的，仅仅在于生孩子，完成一桩（作为有生殖力的人最容易、最自然能完成的）自我实现。正如，养育孩子的正当（即永远不会落空的）目的，在于体验养育孩子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趣味和新奇──而决不在于希求“回报”。因为回报是无从把握的，而要求回报则得付出新的辛劳、争执、别扭；只有现在的乐趣，才是无从剥夺的！你的努力的意义，只在于你，而不在于“他”。 

聪明的创业者的遗产和愚笨的继承人的挥霍，其中的奥妙也是如此。 

功利主义者不仅仅是“追求功利的人”，而且“把功利价值当作唯一的标准”。他是功利目的之信仰者，是商人，他可以出卖一切。特别像犹太人这样精于计算的民族，当他反问人生的劳心以致“夜间也不能安眠”到底“得着什么”时，就冒出了冲天的傻气。若问人生究竟得到了什么，那是复杂得难以回答的。人生劳碌累心只是得到劳碌累心，有人评断这为苦，有人在其中发现乐。其实，你的劳累只是得到了疲累之后的歇息！以及你在过程中获得了打岔、宣泄、运动，获得了“给人生充气”的途径。正如英国小说家毛姆所说，如果作者把稿酬当作写作目的，他一定得不偿失，世间挣钱（意同于“获得快乐”）的办法有的是，何必出此下策？──在毛姆看来，写作的最大报酬，就是作者从写作过程本身所获得的那份快乐。那种无奈的（因为它只能是间接的！）宣泄，那种煞有介事的打岔（仿佛它自身已成了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似的）、那份充溢和那份狂喜──都是无以复加的！ 

这确是接近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后的新思维”（“新教”其实是“基督教向犹太教的退却”！）中，确立起来的那种“神赐的犒赏”！──除了在过程中获得的舒畅和发泄之外，这个世界是很少向你提供终极报偿的。否则，你就难免沦入叔本华式的佛教：在人生炽热烫足的环形跑道上拼命奔跑，想找个清凉的乐土，但可惜那片片凉点（这对普遍冷感症的当代人──因而倾心“热点”──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太狭小，还不容惯性前冲的人生竞技者收脚，已被逾越……而为了捕捉下一个歇息之地，竞争者们又得以加速度继续狂奔……好一幅荒诞之图，可悲可叹的顾此失彼，或是为了竞争而牺牲休息，或有为了休息而被击败。而人，总是要休息的；而心，总是想竞争。要摆脱叔本华式的魔道（同时也就摒弃了他所张扬的涅槃之帜）只有在过程的劳累中找到上帝。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而这运动，到头来只是环形的、是自相否定的、是只为自身颤栗与快乐而不需任何其他理由的，是一个永远高悬的明镜、一个零。 

这个世界所行的报应，超出了人的理解力。一切哲学、道德和宗教，都那么勉强吃力地论证着它的报应观；但他们繁锁的宝库在生命的湍流中很快就被冲走了。诺斯替派所发现的那位终极之神，是以践踏人间律法、善恶之界为最大乐事的？他当也蔑视以神的名义所营建的法老巨陵。科隆大教堂，圣彼得的广场，在他看来与林中的蚁冢和蚁穴间的空地，差别是有限的。 

《传道书》以它的宿命论指出了二十八种“定时”、“定期”：仿佛天地是为人生而设，世界在为神的宠儿效劳。其实，这种充实感正是大自然在引诱人们进行“种族还债行为”的诱饵！它是人的罗网，是心的机关，是生命的陷阱。我们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犹如一滩稀泥。瘫软的人们啊，但你们是否就因此灰心绝望？“进一步，世界很窄很窄；退一步，世界很宽、很宽。”“出门即有碍”──那是因为你的心气太高，不肯俯就万物啊。高贵者解不开的难题，谦卑者却应付自如；因为他无耻，而世界喜欢卑下之物。正是顺从、瘫软和无能为，才孕育了持久的生机。生命正遵循此道而渡过天涯冰期，一睹艳阳的风采……为此，世界需要一种“爱的哲学”，在你真心相爱的人面前，你不常常顺从、常常瘫软、常常无能为力吗？！这种无能，恰为接续另一种能力，一种抗拒时间之磨的韧性，人们在异性的隐秘处发现的，正是这种力量的交合。人们在孩子身上倾注的，正是这种顺从。 

无奈中的从命，比无奈中的抗命，更能赢得时间之神的青睐。 

以下这神思想有助于人开脱他为自己设置困境：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理。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天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好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好恶。……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一样。……都是出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否入地呢？ 

自视高贵的人，为自己设置了一座搬不动的道义之债台！ 

如果人敢于退一步，而把自己与万物等量齐观，确认“自己”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零（就像自己眼中的“万物”那样），那么，他过于膨胀沉甸的忧患之驮，就会悠然轻松了。难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已被前人和禽兽重复过亿万次了，我们就放弃生活吗？难道我们的语言毫无创新之处，我们就缄默不语吗？这也许聪明，但这份聪明我们却无福消受得起……如果这样，婴孩无从出生，少男少女的造爱尤如腐尸亲吻，而成年人也失却了渡过余生的勇气。 

孤明征兆！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只有你独自在荒原中跋涉。所以你大可不必怆然涕下。泪，本是希望之水。人们以泪宣泄、送走绝望之情，每一滴泪，都埋伏着一个新生。既无古人亦无来者的孤客！你的哭涕是多余的，你的泪是一种浪费。你既已丧失一切希望，你的绝望也无所依附了。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旷无回响，何必怆然？ 

欺压和被欺压，只是“恶事”么？它难道不也是一种力的交流、势的回环么？未曾出生的，真是至福者么？难道天日与大海就那等邪恶么？有幸目睹罪孽的，总比盲目不见的要好；有幸经受苦难的，总比麻木无知要好──因为人降生在世，总不能自走一遭；最终总会安息的一日，何必不在有生之年饱经忧患与喜悦呢？北极光的神秘，热带雨林的危险，会令陌路人感受恐怖，但充满恐怖地活着还是强如早已死去的人。无力承载磨难的人啊，你总有一天会死而安息的，何必现在就这样急于归西呢？ 

欺压者和被欺者，都有平起平坐的一天，这一天且不会十分遥远──那时，力的交流、势的回环趋于了结，万种风情终归于寂。 

优越感和嫉妒心，一个折磨人，一个被折磨。每个人都有优越感，每个人都有嫉妒心。每个人都有折磨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被人折磨的时候。可是，恰恰极少有人终其一生都能保持心境平安，既不折磨人也不受人折磨。──如此唾手可得的幸福，竟被人们轻易地甚至嫌恶地遗弃了。这真是天下第一大怪事。人们都不满足。嫉妒者不满。优越者更不满──因为，“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还有强中手。”优越感一旦碰上更优越的对象，马上就粉碎了，而且化为嫉妒的青烟！而人的优越又实在没有固定的准则，有时还会相互冲突的：如财富与智慧，爱情与权利，青春和知识，高贵与大能──都如此抵触、不合。要寻觅一种完满的优越，比九星会聚还难。所以，平衡优越与嫉妒，将之持平为一种罕见的“零度”，是心境艺术的最难技巧。 

孤独的处境，被现代哲学目为完美人性的出发点；但在古代的犹太智慧看来，却是“极重的劳苦”，是使人“容易折断”的祸根。无疑，两者所指不尽相同：前者说心路历程，后者言社会关系；二者亦相沟连。在社会关系上一帆风顺的人，很难认识生活的真面（如晋惠帝、李后主、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等“亡国昏君”，皆属此类），更别说问鼎思想圣殿了。而一位圣人若无“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祸患，又从何涉其伟业呢。 

即便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成帮结伙也不比独往独来更占绝对上风。谁会忘掉“祸起萧墙”的往事？谁不曾读过《庄子》关于“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大宗师》）的教训？然而，成群结队有成群结队的好处，拉帮结派有拉帮结派的难处，那就是“一根绳栓着两只蚂蚱”。“党锢之祸”在中国史上几乎成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传统，一个心气的死结，一切清浊都被一锅端掉的大倾覆。波兰杂种尼采说得真是不对，他竟认为“波斯人曾是最早对历史有广泛深入之理解的民族。”他不会想到一个中国思想家读到这席高论将会泛起多么洒脱的嘻笑！早在居鲁士大帝之先五百年（这年限正是中国意识中的“王者纪”[《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别于西方世界[从波斯到基督教世界的]“千福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就盖过了宗教意识，而铸成了国家哲学之冕（如《周易》与《洪范》所示）。正是如此觉醒的中国思想，指出了事物的两重性，不是波斯式的善恶之战，而是中国式的阴阳化合、吉凶相倚。所以，孤独的处境，既不如现代哲学颂扬的那样美，也不如犹太智慧拒斥的那么苦。 

孤独，使人得以成为个人，无助然而却清醒的个人。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谅下愚昧王。……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然而）在他（指少年人──引者）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 

犹太人的智慧已触及现代人称之为“代沟”的那种社会现象，但他的“取消主义结论”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为什么行动者大都跟从少年，尽管他贫穷卑微？显然，这些是他的同龄人，同龄人之间有种自然的默契。而王之所以愚昧，是因为他过于耄老，业已脱离时代的主流，与大多数社会成员格格不入了。他的同龄人、当年的随从，业已凋亡殆尽了。这就在金字塔尖与广大的基座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这足以分崩社会，粉碎一切信赖之心。 

时过境迁，代代轮转。当新兴的少年人也不被后来者喜悦时，并不说明虚空真是笼罩了万国，而仅表明少年人已老了。权力腐蚀了他，高位眩惑他，奉承的言语使他迷失了方向，忘了自己的真实份量。于是，他变得和昏庸年迈的老王一样，成就又一代历史祭坛的大年。这怎是虚空可以概括的呢？怎是捕风呢！如果他不再昏庸，他的事业就不是捕风。如果他不再年迈，他的心就不是虚空。但代沟之势却长存，不仅是代文化的底蕴，而且深植在整个动物世界的命运中。在猿类的群体中，不也有着老一代公猿与年轻一代的较量吗？在狮群和许多动物社会中，这样的戏目也被一代又一代地上演着。这不是无聊，这是生命的节律！ 

新文化、新意识的徽号是，〇！ 

这孤明之徽的含义，已由不断激励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那句谶语点破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从宇宙学、生物学、人类学的观点看，这句谶语好像具有梦魇般的永久魔力。它预示中国的运祚将以出人意外的异蜂，迭起。实际上，此语的源渊或可追溯到《易经》的行列中：“既济”之后仍是“未济”。宇宙之运如是展开，生物之命如是绵延，人类之性如是生生不息。这与《传道书》所表达的，原始宗教衰微而高级宗教未立之际的矛盾心境，都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的彷徨呻吟。你看它，还是对神殿施行原始的虔诚注目礼，要人们蹑手蹑脚地前往参拜；它又在敬神的语言上（如许愿与祈祷）比在祭神的贡品上，投入更大的价值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耶和华喜爱虔诚胜于喜爱贡品……）所以，喜爱《传道书》的人，就需要拷问《传道书》，以便把其中的沉渣挤压出来！ 

“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语言要寡少。”──这种典型的原始宗教把势位看得高于一切，而高级宗教却总是申明，“神在你心里”。既然神在你心里，可以支配你的意志，那为什么就不能支配你的语言？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有的天才（这是希腊的观念。用犹太人的观念说是“先知”。中国人则称之为“圣人”。）确是灵媒，神借他的口，向人间传递消息。这样的语言岂能寡少？果不其然，《传道书》结束了整整一个文化时代：在它之前，是《史记》时代；在它之后，是《先知书》时代。继寡言少语的传道书而起的，是滔滔不绝的先知以赛亚。明智与审慎，让位给狂热地宣示神谕。 

空虚的澄明让位给大地的丰盛。事务多，就会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示出愚昧。……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历史表明在两种宗教转型之间的文化缝隙中，常常生长着一种理智主义、实证主义、分析精神。战国时代、希腊化时代以及《传道书》时代，都是如此。这种精神把梦幻简化为一种谵妄，对诗的语言进行无情地审讯和拷打，迫其理性化。战国时的惠施、公孙龙们，干的就是这个行当。但是，神却不会因为人传达了他的声音而发怒。神以先知为赎罪祭；貌似残忍（《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其实是一种眷顾。先知的语言像瀑布般倾泻，不是愚昧，而是扫荡。显现在先知梦中的异象，扭转世界历史的航向。 

“人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下有什么事呢？ 

让我来回答这切近终极性的问题吧！其实，对你来说，你身后日光之下的事，远远不及你身后在黑暗中可能遇到的事，也不及后者更能吸引你的心！因它更难测度，无从想象；因它关系到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或是毁尸灭迹永归于无。这样它揪你心的程度要胜过一切世间的灾祸苦难……至于你死后的世事，那倒不难测知，人性不变，世界犹在，世事又能变到哪里去呢？人人都在代代循环中过活──“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下并无新事。”《传道书》开篇处已经说得如此明白。 

“影儿”一词真生动！想不到犹太的斯多噶还颇得柏拉图理念观的神韵呢！“影儿”刻出了人在世间的真实景况，甚至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之盛况，到头来也与一枕黄粱何异！时间会飘走一切的，旧貌换新颜，新颜旋又沦为尘土。“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卧春风”。──其实桃花也要凋零，甚至比人面更易摧颓！只是人不知道，人只觉得自己重要。一切都是影子。看得见，摸不着，摸得着，抓不住。即使连最实在的东西，也会像水一样从指缝中流走。一切都是“写在水上的”。英国诗人济慈真真写出了人之眼目中流淌着的世界。 

犹太的斯多噶啊！你既然通晓了“影儿”就是这世界的本性，知道人生无论如何打发，终究只能是一种“虚度”，你又何以令人不解地叩问“益处”？益处，不也是一个影子？饱揽益处难道就能逃脱终将虚度的命运？犹太的斯多噶呀，你的思虑到底还是缺了一块！缺了一点庄周式的通达。庄子笔下的智者，甚至放弃哲学的洞天，去回家为老婆煮饭抱孩子──因为他悟通了伟大和渺小这两者的同质性！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到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对中人、下愚不失为教益，但对上智、通人，却只是累赘。这是《传道书》因过于执着而不及《庄子》通达的证据。“齐生死，等万物”的哲理，方是为上智与通人所准备的。甚至，仅仅齐生死还不够，不足以说服在本能上恋生惧死的思考者──把常识颠倒，把“生”看作太虚幻境，而把“死”看作幻境的破灭，看作人又复归于“实在”（即“万物之母”、现象之母）这样才能免除惧怕。生为梦，死为醒，梦虽美，不足为凭；醒虽平淡，却是反归于本真。──这当高于《传道书》刻板的“丧礼哲学”？ 

这话说得多好啊：“忧愁强如嬉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听智慧人的责备，强于听愚昧人的歌唱。”因为智者的责备，可以锤炼人的智性；愚昧人的歌声，可以娱悦人的感官，各有其用，无从定优劣。正如忧愁与喜悦各有其时，无从偏废。线型哲学只执一端，偏从其善；以其是，是其所是；以其非，非其所非；终未领悟世界之圆，终未参透宇宙是零──正数与负数相抵。 

《传道书》又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这种不可知论，明智，是对世界的流动本相的参悟，是从偏执中解脱的征兆。说穿了，“先前的日子”不过是对先前日子的“记忆与想象”而已。它怎可与如今的“日子”作比呢？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吗？不尽然。终局与起头各有其时，各有其用。两者相周衔，才构成事情之圆。还是以下这些话流露了更多的宇宙意识：“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是什么事。……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那个也不要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人心里知道，你自己也屡次咒诅别人。……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 

万事之理在哪里？就在你心理！它不在万物之中，更不在万物之上。“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秤，就是他的万事之理。那秤砣，就是他的“良心”，那秤杆，就是他自幻收受的教化。每个人都是杆秤，随时准备与世衡量；每个人都是一个秤砣，随时准备砸在别人头上。所以，要知道万事怎样，就先知道自己怎样吧；要探查万物，就先探查自己吧。有人采取另一种途径：从万事之象入手去探查万事之理，这也未尝不可。只是须牢记，不可过于执。不可误以为你在从事客观的发现与研究。因你在探查万象以先，心里已有衡量；否则，探查会变得盲目，成为听凭感觉摆布的灾难。这也是从自己的秤秆，去建立万事之理的体系。人的秤，是物理世界、生命世界、社会与心里世界诸层压制综合而成，预先植入你的身心之圆。 

从邪恶到屈从── 

为什么古代的圣人、先知都那么起劲地诅咒女人呢？从中国的“祸水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到犹太的“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有等妇人，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她；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甚至连哲学家柏拉图，也把女人逐出了他的精神之恋的圣殿！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因为这些圣人、先知、哲学家都是男子，而且是受到佛洛伊德意义上“压抑”的男子？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女人头发长、见识但不幸的是世事常常被女人不幸而言中了”──女人与男子的生活目标却有差异，这无可讳言。这差异源自生理上的“种族分工”。尽管现代涌现了许多以模仿男性世界为务的“男性化了的女人”，但她们的模仿还很不到家，更别说有所创造了。她们的进退维谷，正是源自这种的处境。她们的身心分裂，造成的痛苦比男子更深。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古代精神对妇女的谴责就正确无误了。实际上，他们还是站在男子的立场上谴责妇女，而不是站在女子的立场上谴责因而成为方形的、线型的，它不能把心智引导到种族之圆内部的分工上，而把人导向遥远无尽的生命之外、枯燥的理念方程式上去。──男子不应该盲目地谴责妇女，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她们。男子应该重新学会像自己的“老祖宗”（如某类业已灭绝的古生物、“海猿”）那样去保护妇女！使之免于脱离种族之圆的优雅曲线，沦为生硬而干瘪的现代股份！ 

对女性的憎恶、对祸水的疑惧，是发自阳刚之气对阴柔的沉沦力量的反抗。“女人的罪恶”和“女人的顺从”实为同体。不顺从，则没有沉沦，不沉沦，便没有罪恶。所谓“正直人”，就是敢于抗恶的人，敢于逆溯沉沦大势的人，敢于说“不”的人。而此阳刚之性，在男子中尚不多见（依《传道书》的说法，一千人中仅一人而已），何况阴柔的女子呢！在这种意义上，女子当然不能像长出“胡须之德”（反抗的、自立的意志）那样，生出正直来。胡子三德是内在的特性，一个男子哪怕胡须稀少也敢于显示胡子，一个女子哪怕汗毛浓重也要极力掩饰──其区分在于胡须之德的有与无！ 

“邪恶”乃是“屈从”的笔名！ 

在原始劫夺中，战胜的一方杀死战败一方的成年男子，而把女人和孩童沦为自己的掳物。在这种“蹂躏”之下，屈从保全了生命，但也创造了“卑贱”和“邪恶”的观念！古代中国妇女之自称“贱人”，大约就起源于此。 

对权力的顺从，对强大的邪恶势力是丧服，仅仅出于怯懦呢，还是更高意义的“顺乎自然”？这个疑难，这正是困扰《传道书》第八章的核心问题。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是在这“事情的解释”面前彷徨、夷犹了。第八章展现的是思索的过程，如欲握其精髓，那么，在读它的时候，该像阅读展示思索过程的书那样，从后往前读；而不能像一书预谋好了的、先做好结论而后用“伪思索过程”（实际上只是设计巧妙的论证过程）那样，去蒙骗多数“软耳朵者”的人，哄骗他们由前往后去读。 

“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下所作的一切事，……就是智慧者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义人所遭遇的，反照罪人所行的，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战争，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邢行邪恶的。” 

“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作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辩明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吗？”这个世界充满了报应。世界的报应和人据以破译它的那些逻辑，却断然不同。非理性的报应之环，不过是由偶然的“机遇”和必然的“力的转换”临时决定又随时更改的，所以《老子》说“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它对理性的报应意识，是多么地陌生啊！人要查考天下之事，不仅在智力上做不到，且在精力上不可能。不仅个体受到无情的局限，作为总体的“人类”又何尝不然。人只能知道他所能知道和需要知道的那个“碟大的天”。除此之外，他仿佛“睁眼瞎”，更何况要去目击在他视野之外的事事物物呢？──世界对人的报应，只被那“人是人的存在（或观念）──神”所掌握，这是对人的存在（或观念？）的多大讽刺啊！ 

世人最喜欢絮絮叨叨一句话：“人比人，气死人。”这是说心理感受上（而非社会发展上！）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疾，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苦与气。然而，可以安慰气死者的是，一旦你死了，你也就跟一切最荣耀、最富足、最傲慢的人平等了。人与人，只有在死亡面前才有同等的机遇、同等的归宿。正是出于对这一点过分深刻的洞察于理解，古代的贵人与帝王才热衷营造巨伟的陵墓，企图掩盖在他们的极欲蹂躏下残存的最后一点真理。因为生死之战，尽管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肯定没有一个“最后的胜利者”！ 

正是这个前提，使人变得怯懦即“顺乎自然”。王的邪恶，可以毁灭抗拒邪恶的人，但并不能拯救王自己！这就是一切世俗权利的极限，不可逾越的极限。──即便一切大都听凭邪恶，那邪恶也将不可逆转地消亡的！而你的抗命，除了自毁以外。有时并不能抗阻恶的膨胀。这便是传道者的困惑。 

这时，我们是多么需要倾听天命的声音啊。 

这是一个顺世之道：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死去的人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的（！）。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洁净人与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俗语，还有比“苟且偷生”更深一层的含义，随着时间的逝川，“好死”中的“好”迟早总会流失的，而留下的无非是那不可挽回的、铁证如山的“死”。而根据同样的原理，“赖活”中的“赖”也是可以被洗磨掉的，留下来的“活”甚至可以转败为胜，变赖为好──即便退一万步讲，“赖活”毕竟还是留下了一条余地，“好死”的机会也还是存在的。最终一次的好死，不就可以勾销掉以往的一切的赖活吗──斯巴达那一位温泉关残余的勇士，不就是这样做而赎罪的吗？ 

这段颇类自省的言辞，出自大卫王之子、犹太的哲王之王，是令人惊叹的：“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 

这仅仅是等级意识强烈的“反革命观念”呢，还是领悟了人间权力的消长节律？仆人骑马而王子步行，仿佛《楚辞·怀沙》所谓“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的犹太版，实际上却不尽相同。《楚辞》之比，在与阐扬“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的世道混浊。而《传道书》之喻，却在指摘掌权者的错。权力腐蚀人，权力的性质就在于吸引愚昧人，并把愚昧人推上高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性质就在于排斥内心富足的人，并迫使他沦入低位。所以说，“死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种微渐中显现的真理，是由权力的性质决定的。远离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甚至“科学”与“艺术”的权力），能增进人的智慧、美德与内应力；亲近权力，则反之。就此而论，所谓“祸患”正是权力的苦涩果与恶之花。 

“贫穷的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罗门王，作为奸情与谋杀的产儿，心中似有一种广大无垠的悲哀四下弥漫开来，在孤独中，另一种声音轰击了他的耳鼓。使他看到有所依托的人们无从睹见的异象。最深刻意义的贫穷者，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与家园的人。而那种无法救济的贫困，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感觉。” 

每个人都依偶在自己的洞穴中，仿佛依托着世界之最。每个人都对生活的细节充满感觉，精神饱满地蝇营狗苟。 

只有他，永远无法固定下来，他是这个世界的弃子，是文明社会里的浪人。他生活在都市中就像生活在丛林中，就像在牢狱间。不。他不是隐士。他厌倦隐居的虚假宁静。他不像本华那样，把世界看作自己的表象（所以才产生了论证这一意见的需要并产生了有关的煌煌巨作），世界就是他的表象！他只感觉自己，尤如人们只感觉环境；他就是自己的感觉，尤如人们就是社会的角色。所以他常萎顿有如庄生笔下的思想帝王、秘境贵人。他的感觉浮出他的价值，他的价值感却反过来抑制了他的感觉，使他成为一个失去家园的圣人。他的智慧，正是他贫穷的根源；他的贫穷，正是他智慧的标志──这一切都是无法以常理衡断的！ 

亲爱的传道者呀，你看到了人的局限和世界的不可知，你说得那么中肯，多能安慰尘世间的失意者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于当时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既然人智如此，又怎么预知“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呢？真是的，《传道书》中最多诸如此类的逻辑谬误，我们姑且称之为“线型的交叉”、“智性的错误”；这可以是理性的分析的线条批判所最为中意的靶子。但我此刻思考的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我在它矛盾百出的说教中发现了一种“圈型的整合”、“灵性的逾越”。这种超越逻辑的表达（仿佛“超一切理”），实可说是《传道书》的最深刻处。 

人王的儿子啊，你不该拥有这般丰盈的智慧！难道，柏拉图的“哲学家帝王”的梦想真是取范于你？统治的权柄固有的滞重原会磨毁思想的锐利，你又是怎样使它们免除对垒，反而相得益彰的呢？这是圆形的一半： 

“早晨要撒你的神，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狂，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它倡导辛勤与劳作。 

这是圆形的另一半：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它倡导享乐与纵情。 

这是对人生之圆的总体消解： 

“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所以，一切世事说到底“都是虚空”。 

“圆”本身，别无一物。 

以致除了过程之外，别无一物。 

这是世界的末日： 

“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悼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 

这是思想的末日： “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从世界的诞生到思想的朽灭，巨灵划出了硕大无朋的圆。 

世界从虚空中诞生！无形的思想像永恒的神一样，也会朽灭。众神来往憧憧，各有其时。 

多么令人惊叹的奇迹！有那在生生灭火的故事中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圆，将轮转不己。 

《零点哲学》──一部倒映着《传道书》的书。它说，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一切都是意义…… 

因为这一切就是你的生命本身。你别无选择。 

（另起一页）

三十三、余论

如果承认，道德建筑是一种非个人的东西；而道德的规范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与个人内心深处的所谓“良心”（等等的道德准则）必不等同；进而，如果承认道德规范是控制人的社会行为的意识系统，那么，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各种富于革新力量的大艺术品，多是“不道德”的！ 

各种创新不已的大艺术家，都是“反道德”的！ 

这就是根据我们对艺术史的缜密观察与彻底反思，得出的可怕结论。 

艺术家的“良心”，是纯粹地属于个人的。良心，诚然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压力下生成起来的，但良心与规范却并不等质，更不等同。相反，内在的良心与外在的规范之间常有剧烈的冲突发生，故规范得以更新不腐。个体的牺牲，促成群体的进步。不错，可以认为各种大艺术品，就其气质而言，大体上都有劝善的意向。它是引人升华的，而不是诱人沉沦的。它们没有挑唆读者去杀人放火、偷鸡摸狗。没有教导人们去干残忍卑劣的事。但这说明它“有道德”吗？说明它“恪守道德规范”吗？ 

我们要说，不。 

要问理由，是因为上述的劣迹在根本上是违背艺术家的良心的。大艺术家，是以自己的良知良能主动地否决了这些坏事，而不是迫于社会规范而被动表态。 

后汉历史学家班固，在他著名的《离骚序》中，如此评价了楚国诗人屈原的人格及其艺术：“今若屈原，扬才露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以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离骚序》） 

班固是著名的《汉书》作者、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代枭雄泰斗，其历史眼光不可谓不深不远。但为什么，这个伟大历史家碰上那个伟大艺术家时，却发出了如此之深的非议？在他的评论之下，被我们目为艺术典范的屈原竟是一个不合法度、背离道义的狂人！这是使人震惊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如果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后仅仅作了个离经叛道、放弃社会责任（出家）的隐逸者（和尚）；那么，屈原则走得更远，不仅自绝于社会人民，而且自绝于宇宙的正常秩序──以人为的造次，放弃了天设地造的生命。他用死来表达了最深刻的怀疑精神（屈原在精神文化世界中的“死亡”意向，在其《天问》的无所不疑中，已有明显的流露）。如果放在基督教世界里，这种以自杀体现出的怀疑精神，是大罪与极恶的象征，以至死者连安葬仪式都不能“荣膺”！ 

很明显，在班固与屈原之间，有世界观上的深刻分歧。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应该说，恐怕没有一个简单到“这是”或“那是”程度的答案。 

如果承认相对静态的群体道德（就其纽带功能言）与相对动态的个体艺术（就其创新意志言），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两种基本要素，那么，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就能变得犀利、敏锐一些。我们就能从文化史的潮汐中，去把握两个精灵的不同脉搏。 

这一分歧的关键在于，二者的范式不同。班固，是从历史家的、道德评判者的范式去框架屈原的艺术的。道德自然容不下（这还不是主观好恶上的“容不得”）艺术。艺术是个人的，道德却是群体的。道德的声音说：“君子道穷，命矣。”（《离骚序》）。 

其潜台词是让作为君子的个人，服从群体的沉沦之运：“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式的自我放逐与和光同生，被奉为格守道德的表率。但艺术的冲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偏爱“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以至走上了“忿怨不容，沈江以死”的绝路──这有什么办法呢！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正是注意到了有必要去区别不同的范式，但班固的道德热情，却使他跨越了自己的范式，莽撞地冲大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洞天艺术。其后果可想而知。 

道德家的理想动机，也并不是纯净无暇、浩然无私的，他奉为至贵的“既明且哲，以保真身”（《诗经·大雅·烝民》）为的是“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离骚序》）。 

也就是说，服从社会规范限制的大多数，其初衷并不出自对道德宣传的真信仰，不过是为逃避规范压力的集中打击而已。为此，特别需要去表白自己多么合乎道德。 

还有一点不可不察，屈原是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文化环境的艺术见证者。班固则是生在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兴之世（东汉初年）的道德代言人。这种历史处境的不同，不可能不左右他们各自的精神表现。《离骚》与《离骚序》的差别也基于此。以道德批评艺术，用庸人（这是大一统帝国大量生产出来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处世准则去规范天下（天才盛产于“文化的乱世”）的心灵活动（这活动注定要超越各种已然的规范），表明班固虽是个杰出的历史记载家，但却是个糟糕的艺术哲学家。 

艺术与道德的战争── 

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他的血脉中、细胞里和心灵的深处悄悄隐伏着两大精灵：艺术与道德。艺术与道德的比值、比例、力量对比，决定了心灵和人的模式。如果这两个精灵处于不同深度的睡梦中、陷在各式各样的自我迷失状态里，两个精灵的具体宿主（即某位人士），就表现出“庸人”或“良民”的种种特征。 

如果这两个精灵已然苏醒并跃跃欲试，但却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它们的宿主就常在行为上心理上表现出矛盾彷徨、苦痛疑虑的交错特征。常有酷烈的内战；爆发于他的生命场与心理场中。只有当这两大精灵业已崛起，充分焕发出各自的潜能与魔性，展开了决战，使一个败北屈服，另个戴上王冠，并开始行使支配的权力，牢牢把握着宿主的活动方向时，只有到了此时此刻，它们的宿主，才得以荣膺艺术家或道德学家的美质！败北的一个精灵并未死去，它只悄然隐退，等候着复兴的时机。它潜入冬眠或偷渡到另个精灵的血液中。 

我们由此知道，大艺术家与大道学家都是某种精灵的化身。他们若不献身给“上帝”或“撒旦”（这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分别来自波斯的善神与恶神，因此，当同属一个更高的本原，是一个更大的宇宙之神的两面相），就不可能拥有他们已经拥有和可能拥有的各种业绩。而且，只有当一个觉醒的精灵已经扼住另一个觉醒精灵的脖子，并彻底征服了它、占有了它．支配了它的时候，大艺术家与大道德家才会诞生。 

当被扼制的精灵拼命反抗的时候，胜利的精灵就会爆发出宇宙的笑声，这声音迸发着创造的光芒或消灭创造的死光。人类所做出的每一项成就──不论是艺术的创造还是道德的克制──都是这种意义的自我征服的结果！这正是《老子》所说的“自胜者强”？ 

一片郁郁苍苍的汪洋，里面有多少精灵分成两造在隐隐晃晃！它们厮杀着，它们角逐着──在决定人的未来。对人生悲观的人们，说什么孤独、虚无；叹什么幻灭、无常！请看这幻丽的精灵世界，以其磅礴万千的气度，喷出斩不断的欲念──哪怕是道德的胜利，也是一种欲念的胜利！是一种欲力克服了另种欲力的结果；而不是，没有欲力或欲力的贫乏。所以，它虽满是疼痛，但也充溢欢欣；在奔流曲回的运动中，有着如诗的思想。当它暂时平息，好像失去了力，落下一片无上的宁静。这空寂之美，宛如悠长深遂的哲学之歌，汇集着历史的烟雨。 

艺术与道德，是心灵的两极、欲力的两极。它颇似希特勒的同乡、恶魔心理医生所说的“生命本能”（善神）与“死亡本能”（恶神）……在人的文明中，艺术抱有“阳”的恶的要素，道德负有“阴”的善的功能。艺术是文明之父，道德是文明之母。人的文化，就在这两个精灵的追逐、交合、婚配、离异中，超渡漫漫飞光，完成生之旅程。艺术，“非道德”。一切奔涌着性灵之真的艺术，总是通过对道德规范、既定秩序、各种常识的谋逆、反叛甚至篡位、杀害，来展开自己喧嚣的流程。那些除了自己的艺术之外，不愿正视一切的大艺术家，人们完全可以送给他们一个绰号：“那个时代传统道德的砍伐者”。 

“初创的道德也曾是一种艺术！”

这生动说明了，艺术与道德的“对流关系”。要是失落了这层关系，大艺术家（特别是像是画家凡·高和音乐家穆索尔斯基（Modest Petrovich Mussorgsky，1839—1881年）那样精神变态的天才）一定有理由去指斥传统道德的卑劣虚伪、商业功用。但道德的原始真诚也是极为感人的──哪怕这意味着它的渊头与虚构的神话甚为相近。 

“伟大的艺术总有一天会转换成普遍的道德（价值准则）”── 

这句话若被恰当地理解，可以使聪明的道学家更容易谅解狂放的艺术家，也可以使有灵性的艺术家，为新道德（价值洞天）的创立，自觉工作。在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天河上，架起一座周期性的鹊桥；在“文化的大年”中，一年一度超渡那些企盼历史会师的心灵。 

对艺术之真的最大威胁，不是以宗教教义（或其他世俗教义──商业的或政治的）挂帅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蒙昧主义者（因为这在目前已经不受信仰了）；而是以形形色色的科学的名义对艺术进行伪科学分析的艺术理论家。他们用“文艺的理论”去代替“艺术的规律”；又用“艺术的规律”去顶替“创作中的艺术”；再用“创作实践的销路”去掩蔽“艺术的性灵”──从而为活生生的艺术划了一些使人望而却步的圈子。 

这些圈子，除了理论家自己似是而非的解释外，本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这种虚假的科学，比以往直截了当的迷信更有害，因为在当代，迷信已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可是许多人又还不具备独立思考的意识，于是，伪科学就乘虚而入，夺占了旧有迷信的崩解所留下的思想真空。 

折衷主义的艺术理论，是对艺术生活（“艺术实践”所透现出的艺术性灵）进行压制和毁灭的有效途径之一。它不是去探索并用理论之光去再拓艺术的形迹世界，而是去褒贬并用理论之刀去切割艺术的心灵世界。艺术与理论，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好的理论富于艺术的、探索的精神；好的艺术暗合着哲理的思索与观照：这原是不错的。艺术和理论应该各行其是，互相独立；这样，它们才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及必要。 

艺术的冲动和理论的意志，性格各异。二者的方向不同，形态亦不同。要求它们合一，是困难的，也是荒诞的。 

人之所以“爱美”，决不是因为他的心灵落入了某项艺术理论的模式或美学思辨的套子里（理论是后于感觉产生的：是事后总结而非事前指导）。而是因为“美”之为物，具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功能，激发了人们充满主动性的“爱之欲”。从这“爱之欲”出发，人们才看见了那令人倾倒的美之洞天与美之奥秘。这种投射，什么时候变成了“客观的美”的不朽论据？ 

但“爱之欲”是独特的，而“美物”却得到相对普遍的接受──此中秘密在于“美物”内容复杂但又单纯得恰到好处：既以复杂的内涵与暗示激起了多种爱欲，又单纯得不至于使它们感到纷乱和迷惘。正是由于爱欲本身具有的这种能动作用，对任何事物，你只要正视它，就不难发现它具有某种美的要素（至少是潜在的）。 

对艺术来说，理念是个难以捉摸的虚无。它也许是有的，因为不论创作者还是接受者，在整个审美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某种热浪的袭击，以此“热浪”作为理念的原型，似乎可谓理念存在。但是，这种因人而异的热浪，谁能确切把握之？ 

当有人问米开朗基罗，他何以能雕出如是完美的造型杰作时，这位大师机警地回答：“石头中原有一尊完全的圣像，我不过去掉了多余的部分。”此等机智，不愧为意大利式的狡黠与文艺复兴式的辩才，但却是一个唬人的虚构。石头中并没有艺术的原型！既没有一个，也同样没有潜在的一万个。但米开朗基罗的俏皮话，为什么能使一些糊涂的听众和艺术理论家信以为真？原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真的存在一个艺术观念上的“原型说”──艺术的石块中预先埋藏着一个理念的维纳斯圣像！他们认为，随着艺术过程的展现，圣像迟早必会显现出来。更有甚者，还会进而推断，正是这纯属子虚的圣像原型，成为石块存在的原因和理由──“上帝创造花岗岩，是为了让人们制作圣像！” 

这种先验而超验的理念主宰艺术说，对艺术创作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只为评论家们的推诿与懒散，提供了烟幕，但却把艺术的真相搞得格外糊涂了。 

没有什么超然能够解脱我们。唯一可能的只是用些振奋感觉的伎俩来转移你过于紧张的注意力，达成一种医学上称之为“麻醉”的效果。这种振奋，得靠行为和感觉的协调一致来实现，哪怕是虚假的、专为自欺而设的协调一致。不得解脱的解脱，得靠无穷无尽的琐事把你搞得精疲力竭，于是厌倦了，于是也就和谐了。 

人生多么飘忽不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时间之流比什么都无情──它不仅自身无情，还具有使一切存在都趋于麻木不仁的超级功能。人们常说“回顾往事，恍若隔世”；于是理论家前来指陈人生的虚无性质；诗人也来悲悼“人生如梦”……其实，人生比梦还要飘忽，比梦也更悲苦。人有时还能支配自己的梦境，努力用意识去变幻着其中的镜头；但他却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更无法干预“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一语代表了一种根本的误解，也犯有严重的语法错误，因为“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我”所有的，它并不归属于“我”；“我”根本无力支配它。他必须二者择一：要么全盘接受，最多只能捞一点“回扣”；要么被逐步窒息，以至走向灭亡。他必须过一种自己深恶痛绝的日子，他没有抵抗的力量，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和谈判的资本，甚至一个呻吟的处所和抹泪的角落都找不到…… 

“人生如梦”这一格言的真实性──尤其对我们这一代“孤儿”和“断子绝孙者”，潜伏着比梦更多的危机和陷阱，充斥了比梦更难捉摸，更费解，更难控制，更无所作为……人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的前程？甚至无从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时仅仅是一点无伤大雅的嗜好与选择！历史业已表明，文明的发展，是以牺牲自由和毁灭天真为代价的！尤其当一种社会结构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它就要转嫁危机、推卸责任，把高贵的个人、灵性的存在贬为一颗丧尽良知、甚至丧失了独立的感觉系统的“螺丝钉”，以便用这不可能之事来障眼，来传播一种瞒天过海的神话！ 

出卖（推销、售卖）基督的传教士教导我们说：“人世间一切都不可靠；唯有上帝可以依靠。”《国际歌》则告诉人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按，那个“自己”也就是《国际歌》作者的自己）。为什么真理越来越多而我们却越来越贫困？为什么真理的颜色很不相同，但它们的药性却永远“不二”？为什么真理给人的地位越高，而陷之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罗网里越深？ 

我想起了梵蒂冈教皇的赎罪券。那是以俗人的金钱来增进天国的财富。而现代的神汉却更聪明，讲求更大的实惠──他们是用不幸者的眼泪来填充自己的护城河，用细民的软弱和愚昧来打下新型金字塔的基座……然而，这就是历史的正义论，也就是历史的无私与仁慈──分配给不同人等的不同角色……要顽强地发展自己。要做一个有人性、有健康感受能力、有野兽般的独立精神的人！他全然不怕被孤立，因此拒绝牺牲价值，拒绝牺牲优越的想象力──以换取甚至“乞求换取”（即“受施”）一种可怜的、虚伪的、哭哭啼啼的附庸地位。 

不做螺丝钉。不做一架现代机器（无怪有神教徒们称之为“魔鬼的玩意儿”，而无神的进化教徒则称之为“反动的东西”）的部件。不论从虚荣的角度看那会是多可羡慕。人的高贵天性（不论它有时表现得多么“不道德”但却决不是“势利的”），与其做一颗黄金制成的螺丝钉，还不如做一只到处流浪、饱经忧患的荒原狼。为了和自然亲近，为了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总得付出饿狼应该付出的代价吧。螺丝钉虽然免于残酷的勒索，但它毕竟是为趋炎附势而活着。 

人生是没有实际“目的”的！ 

形形色色的“目的论”无非是用来说服自己或别人信奉那个虚无飘渺的“目的”，以抚慰自己或别人心中的惶惑之情。抛弃了目的论，也就获得了人的最大自由，尽管这自由会使不善驾驭它的骑手感到无所措手足。 

集体主义，不过是世俗化了的宗教观念。它们的目的，在于强化个体的被统治程度。以便让种族的本能、他人的控制，来成功地压制个人的自由。“集体”并不比“上帝”高明。事实上，集体性再强的集体，也还是要由一些个体来做“代表”甚至主宰。从代表到主宰，只有一步之遥，其变化的轨迹在于：把集体重新沦为特定个体的财产！为人民服务，不过是统治人民、奴役人民的说辞。 

民族的图腾、部落的神、氏族的主神──以及全人类的上帝……不过是些递增着、累加着种族本能的投射。“上帝”和“爱情”一样──是人的种族本能的抽象化或“异化”！ 

种族之链的联接是性与生殖行为──关“爱情”什么事呢？ 

“爱情”本来只是选种活动。我们所喜悦的异性，多数是富于生殖潜力的，并符合我们生儿育女之标准梦想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但爱情的独断状态却要垄断性与生殖行为，正如“上帝”要垄断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爱情是种族习惯的“超文化”。人把爱情以外的文化财富搬来，堆在求偶对象的面前，作为一种被奉献的彩礼，去赢得对方的欢心，也文饰自己企图诱骗、攫夺、霸占性资源的原始动机。如果转化得美好，可算一种“结晶”；转化得极恶当然也是另一种结晶。上帝则是人的自恋情结的“对象化”。人把对自己的赞美和热爱积攒下来，喷射出去，异化为一个偶像或观念之柬，仿佛由此而攀登上了永生的天柱。 

人的意识总是把自己看得较为高尚和极为重要。这本是一切生命形态的内在基础。这种“迷误”本意是要促进人的种种活动并有效地保障其最低限度的存在──否则，人就会因“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而过于自卑，并伤心地死去了。 

自我感觉的这一虚境不仅强烈表现在个人感觉中，也强烈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意识中。不这样，似乎社会的活力就会削弱。所以一切初生的社会都盲目地相信自己，而对自己的存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切，进行反省、分析、怀疑、批判的社会，是已步入其晚景了，即处于深刻的衰落中。在这种意义上，当今的西方世界却是陷入深刻的衰落之中。所以，自信不仅是生命的必要，而且是生命的必然。它带来安定感、安全感；有效节约能量并引来圆满的光。 

但自信和自我中心、盲目的自尊，也会反过来危害人的生存。过度的自我意识带来致命的压抑感，消耗了本应用以更灵巧地维持人生的能量。它本身这时却变得不再生育。 

渴望不死的焦灼感就是一例。面临死亡时的惊恐本是动物的本能；但将之升格为一种意识甚至理论，并企图找到妙方以使生命永存──就是人所特有的了。在埃及人那儿，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情况──人活在世上的主要目的好像是为了找到一条通向死亡的康庄大道。这样，生人只是死人的培衬，那里因此迷惑着压制的神秘。而到头来，这种气氛只能抑制生命的真正冲动──使整个社会的高级神经活动趋于麻木不仁。 

什么成败利钝，都是就目的至上主义者而言的；对于运动至上者而言，一切成败利钝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重要。成败利钝的唯一作用，实乃对下一周期、新一回合的运动，具有刺激功能。 

在上述的新哲学面前，只有化为虚无，一片茫茫的神烟秘雾中只有一条游龙穿梭其间，以编组关于“目的”的神话……这条游龙就是“追求运动”。用欧洲人的话来说，是“浮士德精神”。 

古今文化大师，以柏拉图对文化的理解堪称一绝。他不仅洞识文化创造的一面，也深察文化破坏的一面。他具有两面之神的透视型眼光：他因此说该尽烧德漠克利特的全部著作以谢世人；据说他还身体力行，搜求各种版本的“德著”，予以销毁。 这是嫉妒呢？还是秦始皇？

破坏文化，似以焚毁典籍为最。始皇帝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这个超级暴君的焚书之举，不仅是中国史上的第一个人，也是世界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君王。在他之后的中国，董卓、侯景、梁元帝、形形色色的军阀（“农民起义”）和新式的“伟大领袖”──都扮演过效颦者。在他之后的地中海区，查士丁尼、伊斯兰圣战和蒙古、突厥的蛮族，以及“雅利安主义”的大使徒（阿道夫·希特勒）也实行过类似的暴行。但秦始皇并不先进。在他之前一百多年的一万公里之外，柏拉图已在其静谧的书斋里（而非血肉横下的战场上或庄严压制的祭仪中）悄悄构思并以行动宣布了！而柏拉图其人却是被两千年来的欧洲学术界公认为开山大师的，可见文化破坏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文化的创造。 

实施“焚书──文化破坏”工作的人士，要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于纯粹的破坏欲，如董卓、侯景、以及文明社会面对的各种内外蛮族；一是由于某种新精神的鼓励，如始皇帝、大领袖；查士丁尼、穆斯林、希特勒等。唯有柏拉图不同寻常。作为新社会的立法者和新时代的预言家──他至少与韩非同样激进、比马基雅维里更富于实践的勇气。形式上，柏拉图的贵族共和国（“理想国”）比韩非的皇帝专制国（“至治之世”）更完整，但要求内封闭式的历史变革的倾向却又同样鲜明。……人类，也许是世间唯一爱好“火”的哺乳类动物。越热爱“火”的人，越富于人性，就越富于破坏性和创造性。没有革命，便无以革新。 

创造一个东西（或是事物或是观念），比重复、师承一百个东西还难。创造的事业不仅需要殚精竭虑、难见成效；而且还得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不得好死，且死后蒙受轻蔑与恶名。 

聪明的现代人已把“学习”简化成一种“培训”了。学习的原初目的是造就一种人格，而培训的目的则是造就一件工具。在急速膨胀的城市机器文明（“现代化”，“工业”）中，人格似乎反倒成了一个累赘；机器需要的是“非人格化的工作人员”即一个机械化的、规范操作者。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要，新的制造业（目的是“造就人材”）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不断的培训与“学习”。在这种现代压力下，我们诚然不能说培训式的学习有什么不对，但我们能说它的唯一正确和最大必要的吗？它真能成为一个检验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原始生活与野蛮生活不同。原始生活特指物质生活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与落后，而野蛮生活除了物质生活方面倒退于相对原始的状态外，还在精神生活的空虚贫乏中，弥漫着崇尚迷信气氛。“野蛮”是“原始”对“文明”的反攻倒算，所以“原始”更多复仇性和残忍性。“反文化”是一种后文明的野蛮，而不是前文明的原始。

野蛮生活的本质是一种充满恐惧、耽于乌托邦幻想、用迷信的黑暗代替生活光明的全社会的蒙昧。

如果有人认为，“野蛮生活”仅仅是“原始生活”代名词，那就过于乐观了。野蛮之所以野蛮，是因为它用人类的现实生活作为牺牲品，来向古的或新的偶像献祭，以求博得这些虚无之物的假想欢心。它把巫术误作万能的灵丹，把神学教义当作解脱苦难的坦途。这就是“黑暗时代”的特征。野蛮是一种文化上的巨大运动，它把精力投于繁琐的观念丛中和幻想田（“试验田”）里，其必然结果是闭锁了生命的精华于伪造的金字塔中。它在社会表现方面的倒行逆施，堪称超级的守旧派，它纵任人的本能去歼灭文化的库存。 

我们把曾经创造文明社会而后倒退于野蛮状态的民族叫做“野蛮民族”； 把从未创造过文明社会的民族叫做“原始民族”。 

原始民族是初生的现象，野蛮民族是倒退现象。野蛮民族所开出的文明系统，属于“复兴式”的“第二代（或第三、四代）文明”，如古代巴比伦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五胡乱华以后中国文明等。 

由原始民族创造的文明系统，属于“自发式”（并不排除种种来自外部的“诱因”）的“第一代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等等。 

在倒退现象造成的文化废墟上“复兴”起来的、由野蛮民族创造的“第二（三、四）代文明”，往往会结出较之“第一代文明”更美丽、更灿烂的文化硕果。道理显然，不论“野蛮状态”（文明状态的“再度原始化”）多么猖獗、盛行一时，毕竟不可能把已然的文明影响一笔勾销。说穿了，文明不是一件偶发的、断裂的事故，文明是人类历史的连锁反应。所以它可能一时衰竭、甚至中断，但不会不留形迹地消失掉。它的结构可能被“蛮族入侵”或社会动乱毁掉，但它的“建筑材料”作为“文化遗产”会流传下去（通过口头传习、文字记载的形式或经由建筑遗迹、生产工具等多种符号），并被后人（同族的甚至异族的）从新的角度予以消化，再度放出光彩。成为在新结构中重获生命的古建筑材料……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区分“第一代文明”或“非第一代文明”是重要的。前者较后者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和自发性；而后者较前者显得更成熟并包含较多的继承性。第一代文明可能借鉴并嫁接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但是它的基本文化是出于自己的创造，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十分明显。有的学者怀疑六十进位制的干支记数来自巴比伦，有的学者认为早期中国文字与巴比伦文字有些瓜葛，并在中原铜器与北部中国或西部中国铜器的特点之间寻寻觅觅。有人认为甲骨文、金文和殷商青铜器是得自对某个先进文化的仿效。而这种语言文字方面与器物制作上的继承性特点，在希腊文化与更早的米诺斯──迈锡尼文化之间，则是更为鲜明的。正因为希腊文化和周的文化都不是第一代文明，所以它们的继承性特点较强。希腊不但有米诺斯──迈锡尼的渊源，而且广泛吸取了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希腊雇佣兵在埃及的活动是著名的，他们把埃及丰富的神话传统和古老的宗教观念“顺便”带回自己的祖国；就像后来的十字军把近东的物产与文化带回了西欧。而人们总还记得，希腊的诗史与相当一部分神话传说，如觅取“金羊毛”的故事等──正是发源于小亚细亚，而公元前八、九世纪的小亚细亚，正是由于亚述帝国的大扩张，才使得两河流域文化（“巴比伦文化”）也成了它的统治文化。 

所谓“世界文化”，从来都不可能起源于“世界主义的文化”，而只是来自“世界帝国的文化”。马其顿帝国造就了“希腊时期文化”。秦汉帝国造就了“中国文化”、孔雀帝国造就了“印度文化”。哈里发帝国造就了“阿拉伯文化”。相较之下，基督与佛的“工人无祖国”文化，最后形成的只是观念与教派的分裂，而不是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体系。 

每一种世界文化，都是一次剧烈而残忍的文化兼并运动的果实；而不是单纯的宽容态度一蹴而就的！ 

海洋──大陆──苍穹：各种文化体系或各文化圈的历史，大都经历着三种阶段：“海洋时期”、“大陆时期”、“苍穹时期”。这正如生命：起源于海洋，发迹于陆地，翱翔于苍穹。 

a，海洋时期是一个充满动态、活力和神秘感的时代。大地上只有日落日出，海洋还有潮汐的壮观和永久的黑暗。海洋时期文化，受两种对立原则的交织影响，强大的外在压力以及为抵抗这压力而产生的内在力量的稳步（因而是定向的）增长。在各种文化和各个文化圈的生命伊始，都充满了内在的好奇（它能更有兴趣地抵抗外在压力）和热切的无目的感：这推动它去创造目的。它自以为全部的运动正导致一个终极目标的来临（或接近）。全部精力，被设想为正在奠定某种永恒的东西。这是“航程上的文化”。它陷在险恶（因而充满机会）的、无依无靠（因而也更自由）的原始海洋里，但向往着“彼岸”。海洋时期文化犹如挪亚的方舟──它包含一切种子，洋溢在原始水中，驶向遥远的、也许是“命定的”星座。为什么古老的天文学，总把人的命运和星相联结起来？很可能它被目的论的热忱鼓励着？自以为正在接近永恒的实体。 

b，大陆时期是一个趋于稳定、功利和形式化的时代。当遥远无期的折腾，似乎得到一个明确结果（“世俗成就”），人们以为抵达新界。盲目的乐观成为各种流行思潮的基调。这时，动态让位给静态，在大陆文化中，自身性质已占上风，传统变得日益重要，人们越来越务实，成为经济动物。从海洋时期的“本能的人”（或曰“意志的人”）演化为纵情享乐的“感官的人”──确定性成了大陆时期的重要标志。文化的相对性被忽视，一切色彩都要被调和在一个盘子里。它的热情衰退，它把好奇变为贪婪的占有。它不再寻求永恒的星座，而是埋头于即刻的气氛。大陆文化把海洋文化的种子发育成株，但它自己却无所创制，它成了固定的育儿器。 

c，苍穹时期是一个空灵的、超脱得近似乎透明的时代。这是宗教衰颓和怀疑情绪、虚无主义盛行的文化季节。海洋时期有宗教情感，大陆时期有宗教组织，苍穹时期的宗教流于仪式。但这又是一个以金碧辉煌来掩饰其内在贫弱虚脱的时代，万神之殿精心树立起来，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苍穹时代没有生殖力，人口出生率下降。它的哲学理性得近乎残忍，它的诗歌充满铜臭，它的人民以玩世不恭来自相标榜。 

海洋文化是基因库。大陆文化是育儿器。苍穹文化是金字塔。

我们播种，你们耕耘，他们收获。这就是公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释文身为：“在人体上绘成或刺成带颜色的花纹或图形”──这仅及文身的现象层次而未人其功能层次，可谓粗浮不精；但却也在不经意间反映了社会上对文身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了解状况。 

从文明人的立场看，文身带有某种自戕的意味。这种有计划地刺伤皮肤以至使之发炎、变色的原始艺术和原始巫术的混合体，展现了人类精神现象学和人类精神史中的复杂内涵。 

现象与功能不同，前者是一种存在，后者则是对存在的解释。在读者就要接触的这本小书中，作者除去向人们展示了文身世界的种种现象之外，还介绍了对文县功能的五种解释：美饰说、尊荣说、吸引说、巫术说、标志说。标志说是较为后起的一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前面的几种解释。本书作者也是人体赞同此种解释的。泛泛地说标志，则标志仍是现象层次中的存在物；只有揭示了（即解释了）文身标志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才能进而确认它的社会和心理功能。因此，关键不在于文身是一种标志，而在于文具是什么标志？──通过对各种文身现象的综合分析，我们将看到，文身是生活信念的标志。 

在原始民族物我浑一的图腾制中，在文化民族区别等级身份和社会集团（如许秘密会社）的智性努力中，以及在费拉民族亚文化的职业群体和个人爱好中──无不贯穿着一根谱线：它向人倾诉着文身者形形色色的生活信念。倾诉了文身者为体现这种信念而忍受的巨大痛苦──这种忍受痛苦的能力本身也就是一种信念使然。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信念，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曾在岳飞的背部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勉励他从事以身许国的卫国战争。这是一项典型的中国式文身。岳母采取刺字的方式而不是文化人惯用的题赠方式，当然和岳飞母子出身于社会下层有关；但也表明，直接刺刻在人体上的符号比之印在身外之物上的符号（如写在纸上的墨迹），对当事人具有远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力。岳飞母子的文身活动，揭示了文身现象确实具有的普遍功能：社会的与心理的“言志”功能。以此，文身成为生活信念的自白。 

通过文身，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符号。通过约定的含义，他被附加了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象征力量是通过其内在力量的节流而获得的。而内在力量的节流，是通过英雄考验式的磨难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文身活动在古代往往也是和成年仪式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以之为轴心的。它从童年开始，在青年时代达到高潮，贯穿人的整个前半生，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奇异的人体符合系统。应该说，在任何一种文县样式及其具体解释下（美饰的、尊荣的、吸引的、巫术的……），都展开了同一个现实：作为文身者的当事人，受到了某种外来力量的干涉，并在此力量的控制下心甘情愿地、身不由已地驯服于归化的精神。对归化精神的不同类型，人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做出多重的、甚至是相互交叉的解释。 

我个人的解释是，即便是那些显得毫无生活信念，完全以娱乐为目的的现代文身者，也还是通过文身活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尽管你不妨把这种信念叫做“追求感官刺激的”。否则，你就很难设想他会忍受巨大的痛苦以换得文身之美，更难设想他仅仅是为了单纯的自虐而施行文身。为了“好玩”而进行文身，则他的生活信念则是追求“好玩”；这也许可以被斥为玩世不恭，但你却不能否定这也是一种生活信念。作为一种直接铭刻在身体上的符号，文身沟通了人的灵与肉。通过文身，人们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生活信念，还显示了社会归属的趋向。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上缺乏任何联系的不同地区和民族中，在他们各自文刺身体时所运用的纯粹的装饰画和线条画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形成。（《艺术心理学》第二卷）对此，可以提出两类解释： 

A，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即人类文化是由一个源头散布开的，所以即使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民族文化（文身是其一种表现）之间，也必有相似。人类学家索勒斯（William Johnson Sollas，1849—1936年）在《古代的猎手及其现代的代表》（1924年）一书中早就这么主张了。 

B，人类生理心理的相似性，即认为基本的装饰图案在感觉原理上是以本能为基础的。艺术理论家巴恩斯（Albert Barnes，1798； died in Philadelphia, 1798—1870年）在《绘画的艺术》中就此写道：“这种装饰美之所以有感染力，大概因为它能满足我们自由而愉快的感知活动的一般要求。我们的感官需要适当的刺激，什么刺激都无妨，……装饰就能迎合并满足运用官能以寻愉悦的需要。”（第29页） 

无疑，这两种穷本追源的解释，都不失为十分深刻并且富于哲理意味的。我们希望，人类知识有一天能进展到足以验证上述两项假设的程度。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也许现在对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这就是，暂且搁置一下虚无飘渺的发生学或起源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即便是纯粹装饰性的线条画，其相似性的基础，依然是社会集团的划分！艺术史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尽可以找到看起来互无交通的地区间的“相似形式”，但常识却告诉人：这些“相似形式”毕竟只是问题的一面，不足以抹煞区域与民族间精神表象相异的另面。相异，就是集团化的直接结果；而文身的一大功能，恰恰是区别人类集团──就像是现代人的制服和标志一样：而这一区分的功能，也正是支持人们去施行文身的强烈动机之一。集团化的生活，构成了人类意志的一项动力。至少是为人的意志，提供了一个有形的规范。 

人体，尽管对自我而言高于一切，对他者而言则不过是一个符号的体系。所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可以在《存在与虚无》中断言，“他人”只不过是“我的地狱”。人体不仅是创造符号的物理媒介，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身体语言，如发情，手势，舞蹈，自古以来就渗透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人际关系，迄今不衰。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人际关系的物化程度已经多么深刻。美国学者苏珊·朗格（Susan Knauth Langer，1895—1985年）在《情感与形式》中写道，“现实生活中，姿势是表达我们各种愿望、意图、期待、要求和情感的信号和征兆。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意地控制因此可以像声音那样被精心编入一套确定的和紧密相联的符合体系中，这是一种真正的推论式语言。语言互不相通的人们，往往凭借这种简捷的交流方式，表达他们的主张，问题和判断。因为，姿势（即身体语言）已构成生活行为的一部分，对他者而言，“它是一种可见的运动，但不是一种物体的运动，不是周围的滑动、波动、旋转，而是被当作生命运动看到和了解的。”（以上见该书第11章：《虚幻的力》） 

身体语言比起声音语言来，在阐述理性方面虽有不及，但在传达意志上，却有过之。因为人的视觉比所学更发达，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当然就更接近本能的层次。 

也许由于职业眼光的定格作用，符号学家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人是符号的生物”，因为很显然，人的思想（这体现为人的语言，包括直观的、造型的语言），是通过符号即对世界进行符号化，去认识世界（包括自思和自我观照中的自我）的。于是，人的创造物在这里获得了较人为高的本体性。人反而沦为此等本体的附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在说它自己。”透现在文身活动中，人称施行了文身术的人们为“文身者”即“文身的人”，于是，“文身”也就成了他的本质。 

人到底是不是“符号的生物”？ 

我们说，不是；因为其他生物也有自己的符号。从直接意义上，人仅只握有符号而已，但他并未变成符号。但从间接意义上，握有符号本身，也使人自身多少有些符号化了。这就是“异化”，是人的符号化，是在使用工具的同时自身的工具化。而文身，则是符号化、工具化的具象体现，一种不乏美感的体现。 

人原非隶属于符号的生物，但由于文明，由于集团化，由于经济的压力──他所行、所思甚至所欲、所惧的一切，都与符号结了缘。这比文身运动更为广泛，但又不乏有趣的相似性。当人们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顺眼，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她具有某种美好的性格；而当丑恶的嫫母被纳入符号化了的视觉模式，人们就会想到这是资质平庸的形象化。其实，这两项判断或解释，常被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生活是无法遵循任何一种形式逻辑的。符号化的视觉模式，近乎“成见”。在这里，姣好的或丑陋的面容，不同的身体与风度，都被理解成了一种符号，成了推理程序中的数据，成了类似文身图样的那种据以判断入的外在依据。 

身体语言是一项形象语言，而如文身或服饰之类则是附着于人体的另一类形象语言，是固定于活动着的人体而本身却相对稳定的形象语言。但文身的、服饰的语言，毕竟以其不断更迭的丰富性，构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符号系统。 

一千年之后，当人们回顾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将会为服饰时尚的迅速变幻而感到眼花缭乱。时装变化双轨交错：一是不同文化集团的服饰在空间上呈现的变化；一是同一文化集团在时间上呈现的变化；最后则是两种变化的大规模交汇。这些变化是如此迅速，结果，撇开质地与裁剪的水平不谈，现代服饰在样式与颜色上已超越一切阶级与集团甚至民族与国家的分野。嬉皮士、雅皮士、牛仔裤，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倾向，却不仅仅是集团化的社会势力。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奇特性，这就是现代文化语言的结构化。 

服饰本无意义，但习俗给服饰以意义，这意义对人生做出了规定。人通过服饰使自身的意义明显起来。服饰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礼记·王制》篇说，天子的使命之一是“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给服饰以国家典礼、历法、法律、礼乐制度同等的位置，可见重视程度。《王制》篇还把改革制度和服饰的尝试，看作叛逆一种行为。（“革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礼记·月令》篇记载，天子的服色还必须与季节的变化相一致：春季着青衣，夏季着朱衣，秋季着白衣，冬季着黑衣，而黄衣则是常服。显然，天子服色的规定，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示范的功能上，而是扩及与宇宙节律的终极协调。这种神秘观念，赋予服饰以宇宙法则的言语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天子用服饰的语言，对自然说话。

与文身相比，文明社会中服饰的社会规范性更强，因为它在公众生活中更为可见，意义遂更明显。随着文明化，文身越来越成为一项私人的“言志”象征或小集团的归化标志。原始社会（图腾制）中的文身功能，让渡给了封建社会（等级制）中的服饰功能。“正服色”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的重要方面。这也正是改朝换代社会政治变动，必与“易服色”的文化改革相联系的心理基础。 

例如，随着大一统长城时代的衰落、解体，中国服饰的意义也起了变化：审美内容被突出了，并被逐步推向首位。我们不再因为不肯穿满人的服装就被杀头了，这就是“时装运动”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也是以“好玩”为动机去实行文身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例如，我们注意到，在西欧社会的传统时装中心巴黎，时装大潮的争奇斗妍，是在反等级制的人权大革命之后开始高涨的；而法国革命前流行于贵族小圈子以内的时装竞赛，也对封建制度的瓦解给予了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封建贵族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是身不由已地加入这一历史的行列的。 

人权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分权的基础而非政治专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大变革不可能不影响人的服饰观。所以，现代社会的来到，也就表现为服饰制度的解体，表现为时装热潮滚滚而来。 

两个社会两种服饰观，表明服饰确如文身一样，是人的语言。可以脱下的服饰表达了各种的文化精神，正如不可脱下的文身图式同样表达了多重的文化精神。文身世界，悄然广延在身体与服饰的语言之间。与身体符号和服饰符号所拥有的功能相比，文身这个符号体系及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多少有些秘而不宣的味道。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退化中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被服饰取代了的世界。但即便如此，文身活动毕竟还是凝缩着人的生活信念，这使文身世界从时间的意义说构成了一部“信念的活史”。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文身活动，诉说着各自的生活信念，飘载着各自的生活形态。只要你深入到文身世界中去，就会发现那些图样和装饰决不是缺乏意义的。最起码，这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勇毅和悠久的传统。而经过恰当的转化（解释），它就能变为另一种动力。 

文身活动不是突发的或一蹴而就的心血来潮。尤其是全身型的文身，它必须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仅从毅力的角度看，它毕竟不失为惊人之举。它不仅是艺术，不仅需要技术，而且还需要稳定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这一工作。不论你怎样评价文身这一现象本身，你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有计划刺伤人体的原始艺术，对人的意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没有信念，谁能忍受一种长期的、周而复始的痛苦？像是文身那样？ 

这是从积极方面去看待文身。 

若从消极方面分析方向的功能，则发现“异化”的悲喜剧，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了。文身，不就是人的非人化象征吗？刺上龙纹，不就是祈求人为龙子吗？刻上凤凰，不就是念祷己为禽王吗？文身所造就的，正是一种原始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人”。 

“符号人”可以有两解，一是“对人进行符号化”，一是“符号化了的人”──这分头体现了“符号”一词的动词性和名词性。前者具体落实为文明的进程、节律；后者则为文明的结果。因为这种因果联系，这两种状况都可以构成理性批判的对象。因为主要产生于文明社会的理性批判的锋芒，向来都是指向文明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恶果（它并不是简单指向原始的淳朴或“野蛮”），仿佛一种自体免疫系统，以此抵消或平衡自体的弊端。 

但现在发现，“符号化”的意向早在文明社会诞生之前就有了。这将为现代思想家们提供一些什么启发？ 

分析一下文身现象和造成它的心理基础吧，“把人变成符号”、“符号化了人”的根源，并不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压力下，不在文明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进程中；而在原始人类的集团化的压力下，在神话与巫术意识的古老躁动中。神话与巫术的意识，渴望无止境地提升入，最后把人提升为超人即非人。这就是原始文化中的异化冲动，是古代一切宗教的基本冲动。 

现代文明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外表，与神话、巫术和宗教是大不相同的；但在要求无止境地提升人并把人集团化即把人类区别为分割为对立的集团方面，则有着精神上的一致，它同样在不顾一切地渴望提升人的活动中，把人改造（而不再仅仅是“幻想”）为超人即非人。 

这就是现代文明中的异化冲动，是各种冒充科学的非理性狂热，各种披上了学理外衣的妖术。──它的历史性进化，是从观念的幻想世界跃变到了实存的改造涡流。道路与方法变了，目标与真理则一。 

对文身这个奇特的世界，你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它就展现在那里，说着无声的故事。这些故事，对现代人类的求知欲是既感遥远又很切近的。在古代神话里，有一种灵活的人可以懂得鸟语兽言；而现在，通过努力，你即将通晓文身的图案与形象所包含的讯息，并理解它。 

英雄时代伴随着文明的生长而循环反复地有节律出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此可能成为一个英雄。每一个英雄时代，都伴随着一个事实上的文化革命运动。后人正是透过这一运动的若干文化沉淀（“结晶”），去体察这些英雄时代的存在。真正的英雄时代，是有生育力和繁殖力的，它是新文化的被裸。英雄并不是一个溢美的封号，不是力士与忠仆，而是文化的教父──“绝后的英雄时代”即等于虚无。 

各个英雄时代有个共同的业绩：突破隔离。 

军事征服是突破隔离的一种方式；文化革命则是突破隔离的另一方式。 

它们面临着的共同挑战就是：如何突破隔离？至于它们的应战方式则各各不同。 

有的文化机体如犹太社会的英雄时代，是从宗教信仰下手去突破它的局促状态，从而完成了一神教革命。 

有的则从军事征服下手，如亚述人的英雄时代，从而完成了世界帝国的建立。 

有的从经济贸易下手，如古典希腊和近代欧洲的英雄时代，从而完成了产业革命和技术革新。 

有的则把政治地理、文化表象生活领域整合为一，如秦汉中国的英雄时代（殷末周初）；从而形成世界史上最庞大、绵延最长的政治文化的共同体。 

在世纪生成过程中，各文化共同体又面临能走多远、能克服隔离多久的问题。英雄时代终会逝去，扩张的精神趋于衰退。它的突破隔离的效率，总会慢下来，它的“新边疆”形成新的隔离之势。 

这时，英雄时代无上自信的热情。会让渡给审慎、冷静的务实态度；以信仰为基础的勇往直前，会让渡给策略性地试探发展。同时，英雄时代最宝贵的品质、它的原创性，则被“后英雄时代”模式与走势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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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社会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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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的处境

在人类的行为中，惰性的表现无所不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习惯”。习惯不仅支配个人行为，也支配群体的命运；不仅支配人的偶然动作，也支配着整体的设计和文化。梁启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有趣的探讨。他说社会文化生活不得不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例如人们每天的上班上学吃饭作息等等。假定一切突然失去了习惯，社会必将沦入混乱。因此，他的结论说要塑造新人就必须着手培养一系列新的习惯。他的这种看法大约是取自日本人“文明开化”的经验，正如他的大部分想法一样。梁启超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其实就是日本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的一个缩影，正如他从日本引进了许多西方名词的翻译一样。与其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野蛮论”（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肤）是从梁启超那里来的，还不如说是从日本人那里间接贩卖来的。当然，日本人的东西又是从中国古人和西洋今人那里综合而来的。所以被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人叫做“东洋”。东洋就是东胡，西洋就是西胡，“洋人”就是“胡人”，就是“海上来的胡人”，也就是“海盗”，文化不同于以前从内陆沙漠地带进来的西域胡人，但种族上同属“高加索人种”，鹰鼻鹞眼。说日本是“东洋”，只是就其海盗行为来说的，是文化而非种族，正如“东胡”也是蒙古人种，而不是高加索人种。

梁启超贩卖的“习惯论”总结了东洋人亦步亦趋学习西洋的重要环节，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但“习惯”还有它的另一面相，使人们在受惠之余，也受其害。

据我观察，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而且人类身上一些最基本的生物活动，也受原始习惯支配。除人类以外，各种生物也无不受到各自习惯的控制。这些习惯在生物体内表现为生物钟，而生物钟的外围表现则为作息制度、饮食制度和行为的节律等等。其实生物的衰老现象也是属于生物钟的领域，所以有些研究试图把人的生物钟拨慢，以延长寿命。广义的看，即使有机世界以外的宇宙，也受到天体周期所造成的“习惯”的影响。

当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年）问道，是什么力量驱使那被枪弹削掉了半个头颅的雄狮继续向前狂冲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回答说，必是惰性而不是勇气。人类的文明，也是如此。为了自己的习惯和惰性，人付出巨大代价，苟安与死亡，而巨大的代价之后，也并不是文明的直线发展，而是心灵的欢欣交织着心灵的痛苦。这心灵力量的反差，是使诗人为之歌咏的绝妙题材，但却不是文明直线发展的助力。艺术起源于无能，起源于对惰性的哀悼。而文明的固定模式，则毁弃于斯。

远在希腊神话中，人们把这些周期神化为复仇女神、命运女神等等。仿佛是说，“周期”是阴性的。而母性的周期则带有某种“永恒的意味”，是它造就了人类的习惯。周期在文明中的投影，似乎构成了这样一种“规律”：特定的习惯总是顽强地保持其自身特点，一代又一代复制下去。除非步入了无以为继的绝境，它是不会轻易改弦更张的，更不会自我放弃的。而等到一种习惯由于极不适应环境而被迫做出重大的调整以至自我放弃之际，那时，一系列连锁变化，就会像是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一样，不受控制地发生了。例如，前述日本的“文明开化”必定倒向侵略战争，因为文明开化和侵略战争，就是海盗行为的一头一尾。在新规范确立成熟之前，整体存在──包括个人、社会、文化关系等等，都会陷入不停的动荡之中。

现在，海盗行为引起的环境破坏日益显著。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来关心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尽管如此千思万虑，但问题的解决前景恐怕是相当暗淡的。其原因仍在“习惯”二字。无论环境污染还是资源枯竭，其起因原先看起来都是好事而非坏事，即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生产力的空前膨胀，造成了污染与枯竭。此等好事，实为人类千万年来的梦寐以求和不懈努力所致。况且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以及文明所固有的竞争压力，迫使生存者不断向前探索自己的技术前途。此长期的背景，促使技术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现象才日益醒目地呈现出来。

其实，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一起出现的古老问题，而不是海盗文明所特有的，亦非始于今口。只是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技术加速度地发展，这个问题的阴影才越来越大，以至覆盖了文明的继续发展的前景从而被思想家们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破坏趋势其实是无法逆转的，最多只是减缓一些罢了。人类所能做到的，只是减轻公害而不是消除公害，因为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公害”。人能转移问题与危机的形式，减缓问题与危机的压力，却无法消除问题与危机，否则人生就称不上是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的危机了。

现代文明中滔滔不绝流出的公害，不仅威胁到现代人类的生存，且对未来人类的遗传因素，造成复杂的影响。这一切变化对人类来说，可称是危险而又未明的，因其前途未卜而更加危险。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后代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怪物，不知道他会怎么对待我们的遗产……人们对此忧心忡忡。其实生物史告诉我们，一个种族不会由于个别成员的荒唐行为而灭绝，甚至遗传受到改变也不足以毁灭一个种族的长远生存能力，除非它遇到类似恐龙遭到过的那种“天外灾星”的突袭。

有一句成语说得好，“两害相权从其轻”，那意思就是说，在两个有害的事物中，人们不得不选择害处比较轻微的那个。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诚然是不幸，但和历史上人类经历的饥荒和贫穷相比，大概只算一个较轻度的灾害。所以人们一直选择的就是污染和浪费，并以此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安全。尤其穷国，如果我们倾力保护原始生态环境，那如何克服贫穷？如何缓解人口增殖的压力？所以，富国通过转移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给穷国这一“办法”，来缓和自己的危险，这种“适度的调理”，在根本上无法扭转全球环境的恶化。这就是文明的习惯！是经济力量的致命惰性。除非有一天，保护环境与资源变得真正有利可图，否则大势去矣。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人们对于公害带来的苦难感到难以忍受了，还不能很快结束危机。因为还需要在心理态度上发生一个革命性的根本转化才行，即重新把贫穷评价为相对小的灾害，而断定公害才是最大的灾害。惟有这种“态度革命”，才有望结束技术系统继续造成人为的破坏，并在新的态度上，建立新的文化模式。

那时，绿色和平运动将不仅是富国的玩物，也将支配穷国的思想，严格说，那时全球已经充分一体化了，从而富国穷国的区别已经消失，世界人口已经实现自由流动，即其时矣。到那时候，科学技术的弊病就会显示出令人恐惧的“恶魔性质”，因为文明的人类已经不再害怕贫穷和疾病了。

的耐心和信心，是以往的历史积累的，不经常“百折不挠”，很少因为一时的灾难就纷纷脱落。只有面对万劫不复之时，牺牲文明的果实，而去换取原始的幸福，才会得到认真考虑，甚至要被升华为一种理想才能贯彻遵循。历史上，在巴比伦帝国的末期，在罗马帝国的晚期，以及中国秦汉帝国崩解前夕，社会都曾被迫面对这种巨大而痛苦的选择，结果他们通过拜火教（祆教）、基督教、佛教的终极盼望，由奢入俭，改变生存方式，存活了下来。因为历史的惰性和人的惰性，都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使人在奢侈中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祆教的、基督教的、佛教的选择，是出乎理性、出乎有识之士意料之外的最后选择，它们通过全部摒弃文明的方式，选择了生命，因为部分改良的道路，已因惰性太深而早被堵死了。只有在改宗之后，才开启了通向新文明的道路。这也就是人性中表现为“勤奋”的那种深刻惰性。

自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书问世以来的五百年间，海盗行为建立了“后基督教西方文明”，路德和加尔文新教，不过是这一文明的宗教形式罢了。这一形式也可以视为“伪装”，因为它其实是“世俗文明的宗教外衣”，而不是利用世俗文明来建立上帝的国。当然，这一发展不能完全责怪路德和加尔文，事实上，自从教皇阁下允许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掠夺瓜分美洲之后，海盗行为就得到了无限的授权，这队于教会自己，等于是政治和道义上的自杀。从此以后，教会的统一秩序，即类似于先秦周天子的那种统一秩序，土崩瓦解了。

海盗精神既然取代了耶稣精神，成为西方文明的动力，那么僻处内陆的日尔曼当然不甘落后，发动宗教改革、争夺政治资源，势在必行，有增无已。魔性的欲望发展得厉害，就会导致总体战争甚至全面毁灭。因此才兴起了相反的思潮：世俗的世界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这些“好的愿望”不到魔性欲望演泄完毕，就不会全面抬头，结果反倒被海盗精神利用，来实现后进国家的现代化。例如，俄国和中国运用共产主义的最后结果，并不是来结束资本主义，而是来扩大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也就是所谓“现代化”）变得更原始、更激进、更贪婪。

由此可见，统一的愿望和分离的愿望这两种欲望形式譬如一阴一阳，由混沌的人性原始欲望分化而来，又相荡相生。类似的机理，在古经《周易》上早就说得明明白白。

从历史心理学角度看，两种欲望彼此转化而来，它们发自个性化的努力，然后从心灵中升起了对于整体性的追求。成功者，通过逐步说服以至压服等手段，迫使多数的人接受它，以形成一种整体的秩序。这个整体的秩序，原是从属于人性力量的，而不是直接从属于宇宙自身的。它扎根在异己的势力中，有如荷花扎根于污泥。因此，任何统一都会趋于分裂，新一轮的角斗和竞争，又会在喜新厌旧的人性中，再度开始。

这使我想起了《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话：“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要命名这花样翻新的机理，说它是“循环论”也罢，说它是“螺旋式的上升”也罢，都像是一个“积极的轮回”。积极的轮回像是“轮子前进在不同的空间”，消极的轮回则像是“轮子的空转”──我们把积极的轮回理解为“个体与整体也即心灵场与历史场之间的不重合的圈”，以及这些复杂的圈之间如何努力与对方互相重合的无穷故事。

如若人类过于统一，可能反而不利于整体的发展；正如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代较有创造力，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中华民国；而统一时代较少创造力，如秦汉、元明清。尤其是文化上的统一，会窒息人的生命力。

相反在分裂时代，追求整体性的愿望倒会日渐强烈，这种思想倾向不仅体现为佛教、基督教的高级宗教，也体现为先秦战国时代墨子所倡导的兼爱学说，难怪有人认为墨子与毕达哥拉斯相似，其社团都具有宗教性质。这种相通的气质，是分裂时代力求超越国际政治的典型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家的经济技术力量大大膨胀，可是中原地区的版图却没有相应的扩大。位于边区的楚、秦、燕等国虽有较多的扩张余地，但其土地价值之低自不待言。这与今日世界的情势，颇相仿佛。尤其楚、秦争霸，很像苏、美争霸，各国相互兼并的资源争夺，使得当今世界获得了“全球战国时代”的恶名。兼并的结果，只是对某个国家有好处，但对整个天下来说，代价却过于高昂了。所以墨子提倡“非攻”，如何停止战争？惟有“兼爱”。这些声音，是对当时过度紧张的竞争状态的一个平衡；有趣的是，“兼爱”虽与“兼并”对立，但兼并与兼爱却在一个大时代中并存，且互为表里。兼并的现实，抹不掉兼爱之声；但兼爱之声，也盖不住兼并之实。所以说只有分裂才能创造统一的愿望，而真的统一反倒扼杀了创造的愿望和能力。

在相对统一的时代，有寻求分裂分离的欲望在推动历史前进，向着不同的方向继续演化，因为喜新厌旧的本能要求更换主导的形式，而“轮流坐庄”不仅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其实是左派，但不是毛泽东那样的极左派）的愿望，也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动力，更是上至野心家阴谋家、中至妓院嫖客、下至黎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普遍愿望。在现代技术条件和文明环境下，分类分离的愿望取得了历史上最大的扩张，现在每个民族乃至部落都渴望独立，就像瘾君子渴望海洛因。海洛因真是海盗时代的福音啊！海盗行为成了五百年来支配世界的准则，而“自由主义”就是海盗行为的意识形态，“自由贸易”就是海盗行为的政治纲领，“民主政治”就是海盗集团的组织形式。

欧洲中世纪，远远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干部们宣传的那么“黑暗”。中世纪事实上实行区域自治、政教分离。教皇党与皇帝党的斗争，促进了精神价值的独立，尽管这种精神价值不是科学型的，而是宗教型的。但宗教价值的独立，却为以后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独立，开辟了真 正的道路。而左派人物对此段历史的思想清算，并不是从一个合理的角度下手的，相反，他们差不多用蒙古式的精神模型，来处理有关的议题，即根据马列主义的教条来制定结论。关于这一点，东方的读者不妨去读一下十三世纪时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约翰·柏朗嘉宾根据东行经历所撰的《蒙古史》 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鲁布鲁克的威廉所撰《鲁布鲁克东行纪》中的有关记载即可明白：在古代蒙古人正如在近代苏联人的统治下，宗教与其它精神价值都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奉行“领袖”指示正如蒙古汗国阵营奉行“大汗”指示。而这两个“阵营”的版图又是十分吻合的：从易北河到朝鲜，从西伯利亚到越南，只是社会主义阵营比蒙古汗国阵营少了一个阿拉伯世界。

蒙古人的野蛮精神，所掀起的“精神革命”，其实比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更为持久，后者不过维持了不到八十年（除了它少数几个尚未倒台的原仆从国家），但前者却此起彼伏了好几百年。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国家，其实也可以被视为蒙古征服的持续后果。

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经常散播一股东方僧侣的附庸风格，这些僧侣，在蒙古时代开始就被那些游牧帝王豢养在宫廷帐篷里，天天为大汗和他的妻妾们勤勉地祈福。到了苏联时代，则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集团和他们的女人们祈福。这些僧侣就是如此用精神方法去“为人民服务”的。在他们心目中，最受尊荣的理想模型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他们所宣扬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反对虚无主义，他们认为，虚无主义对人生和宇宙感到绝望并持否定态度，没有填补空虚的能力，因而是可悲的。因此他们就用红色恐怖的思想言行来填补空虚，“与人斗，其乐无穷。”

事实上，虚无主义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思想，它的背后依然是对生活的热爱， 一种遭到挫折后学会了自我保护的热爱。因此，从文化史、精神史的角度看，虚无主义不仅是死的预兆，也是生的预兆，它通过否定旧的去进行了一种间接的肯定。

在这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也正是发自一种虚无主义， 因为他们信奉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对人生和宇宙深感绝望的思想：人作为物质即作为虚无者生存其间的人生与宇宙是没有出路的，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幻觉和活动来延续的，所以斗争一旦停止，生命也就停止。在他们心目中，宇宙对人毫无友善之可言。

这是真正的绝望。操持这种对人生和宇宙的基本绝望态度的人，怎么会对别人友爱仁慈呢？怎能知道他的绝望以外的广阔事物呢？这样的人，不可能对他人心软，尤其对失败者、穷人和弱者，绝无怜悯。所以人们说“中国人缺乏绅士风度”。呜呼！中国人在蒙古人、满洲人、苏联人入主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虚无主义是文明解体时代的特有产物。

作为新旧交替之际的思想结晶，《旧约·传道书》、希腊的犬儒派、魏晋的玄学等等，都是虚无主义的典型代表。欧洲十九世纪兴起的“革命思想”和“颓废主义”，则分别代表了那时代虚无主义思潮的左翼和右翼。

这些东西并不可悲，并且具有精神价值（而仅仅是“史料价值”）。盲目否定虚无主义，倒是一个文化虚无态度，即不知虚无包含着“有”、否定包含着“是”，那岂不倒和虚无主义如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合流了？

政工干部们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在哪里呢？其实，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不论是早期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是晚期的“深挖洞、广积粮”， 都是从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那里学来的。朱元璋靠这两条土办法赶走了蒙古人，毛泽东却靠这两条迎来了苏联人！ 至于文革，民间说它是朱元璋杀功臣的翻版，不过朱的规模小得多了。还有人说毛是造反成功的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而赫鲁晓夫（总书记）就是一个失败的玄烨（“清圣祖康熙”）。 毛泽东后来反苏与吴三桂后来反清一样，不代表他有民族思想，而是为了与赫鲁晓夫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吴三桂《讨清檄文》还说“狡虏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而毛泽东的《九评》则完全地言不及民族大义。

在各种虚无主义者那里，无论他们奉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宗教的、反教的，唯心的、唯物的，利他的、利己的── 他们观察世界的眼，总是相似的，在他们那里，“直觉”成为最为便利的遁辞。在直觉的名义下，一切荒诞之念和虚浮之辞，获得了天然的庇护。他们托词，“清楚认识意识之下的深层，避免在无意识中受其支配，相反倒可以驾驭它。”认识无意识，驾驭下意识的深层！这是不是概念游戏？被意识认识到的无意识，还可能继续是“无意识”吗？被驾驭的下意识，还是原来的下意识吗？这不是概念游戏，而是诛心之论，是恐怖统治的“认识基础”！ 所以暴君暴民们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对“怀疑对象”进行“群众专政”，其结果自然是，除了暴君一人，所有的人在战抖中生活。

暴君可能是一个“全才”、“天才”？对此，我们只能视之为一个“不可能的可能”，否则这样的假想真会窒息全部文明过程。历史表明，暴君可能是一切，惟独不可能是全才，因为暴君本人其实也要在无数的暴民的环伺下颤抖生活，而颤抖中的人，天良都泯灭了，哪里还有全才？

暴君所运用的流行学理，是精心制作的陷阱，走得进去但却是出不来了，或更悲惨的是从正门进去，从旁门被人抬出来，像绝症者之进入医院。梁元帝死前烧毁了他的全部藏书，史称“读书误国”，这烧自己的藏书，不同于秦王、毛泽东之焚他人之书，企图垄断知识、自己偷偷学习，所以梁元帝烧书也算是一种临终的忏悔。越是渊博的学者，就越不容易觉察自己陷得已有多深！理想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越是“知其不可而言之”，就越发恣意放诞起来。理想家除了用逻辑上的悖论为自己服务，往往还有意识地利用了生活中、观念中的悖论。

例如，与其说“宗教才是战胜利己主义的方式”，不如说：各种宗教经常用自己特创的大规模利己主义，去克服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范围利己主义。结果，有时恰恰是克服了利己主义的卫生功能，反倒用遏止的方法，人为扩大了利己主义的有害一面。坏的宗教使人作伪，驱使人性更加堕落，因为它扫除了制约性的因素，而使有害的方面以有益的名义恶性膨胀了起来，这种变态的膨胀毫无自然利己主义的美感之可言。

各种以教义名义组织起来的牟利团伙，为了论证自己的利益，而巧取豪夺各种知识的碎片，以装备“系统的论证”。这不是每个思想家都“难免会铸下的错误”。读者心中有数，可以区分“个人性的过失”和“有组织的犯罪”。不去盲从有组织的犯罪，以免沦为文字的奴仆。所幸的是，个人可能迷误于书海，但人类在整体上却不会。人类既然具有烧书的本能，人的本质，就不会因为听了说教而变得“好”些。说教与知识，只是外表与结果而已，而非内质与动力。我相信，任何一种哲学，对于某一部分人可能是祸或是福，但对所有的人，则既不会是祸，也不会是福。

在其他方面如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有人认为“近代技术，在世界各处都已经处于难以收拾的状态，一方面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同时也产生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因此对人类来说，有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制约”。其实，此话甚伪，伪者，“人为”也。因为抱定了“有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制约”这一宗旨的，只是发达国家中的一小部分酒足饭饱的人而已。对广大的穷国和穷人来说，技术发展不仅无须人为制约，而且需要继续放纵，直到自己也脑满肠肥为止，否则，就是玉石俱焚也毫不在乎。至于穷国、穷人的理由吗，那还不好找：“到一定程度，这些自会达到自我平衡的！”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行动群体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事实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行动群体而彼此牵制、交互平衡的。

文明事件是生命力量的一种表现，特定的文明是特定生命力量的特定表现。因此，一种文明的兴起，不仅对自己人民意味着表现，也对别的民族意味着刺激、压力、炫耀以至于挑战等等。这是偶然的吗？

例如，二十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历史的抉择，这在它向来引以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史”上是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大变局”，一个灾难性十足的大变局。列强们所代表的那种力量，曾以其商品和武装解构了传统中国社会，而它们的文化与精神，则是“西方的真理”这一名义，造成了中国的神经麻痹，还迫使麻痹症患者“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一癫狂随着日本入侵和苏联入主而达到巅峰状态，这个时代现在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的陈迹，尽管中国通过文革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但是并不彻底。

在《义勇军进行曲》这一“亡国之音”这象征性后面，隐匿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民族正在对外部世界的总体压力，进行历史性的总体反击。这反击是从军事领域入手的（抗日），但需要在精神领域完成（反苏）。不抗日无以保种族，不反苏无以保文明。这以后民族复兴才有望扩延到其他层面，其确切后果虽然还无法预知，但已经显见的是，中国的意识，正在开始对自身的处境进行再度抉择。可以设想，它抉择的结果，不会是照抄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因为那样对中国是复兴来说是必败无疑的。

中国这块土地，很可能成为全球历史这出连台大戏下一幕的主要舞合。这令人兴奋还是令人警惕？无论如何，我们要警惕的还是，当代中国思想已经发生了一种日益显明的精神颓废，那就是“后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阴影”。 这种虚无主义不是红色的，而是黄色的，它所动员的也不是红色娘子军，而是黄色娘子军，它对一切理念王国的否定，作为文化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尽管以消解甚至破坏来开路，但显然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否则就一定是消极或低级的。 重要的是，应该知道黄色虚无主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限度，仅仅在于瓦解红色虚无主义。应该意识到它只该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现象，任何颜色的虚无主义都不应该成为心灵的归宿，也无法成为心灵的归宿，否则那就是一种社会的病病征了。

当显形的甚至隐蔽的虚无主义风潮来袭，带着盲目的漩涡性格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是十分危急的。而对此“存亡危急之秋”作何反应，不仅关乎文化的前途， 也是民族的命脉所在。

诚然，现代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克服，有待于降低民族主义，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任务，却恰恰相反的──我们还必须花力量去争取自立，而后才能以世界主义的大家风范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必先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然后再去发扬传统美德。这都是因为，中国两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世界观模型，是“天下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这宜于在天朝秩序下与周边蛮夷和平共处，而不适于在同等的列强之间激烈竞争。从先秦中国“战国时代”结束以来，这个国民性格已经成为一个定了式的死结，有一幅经常使用的居室联很可以说明这种心情： “静坐当思过，闲谈莫论非。”思过，显然是“求诸己”；而论非，当然是“求诸人”。大家都求诸己不求诸人，就容易达成相互间的共处、共识。但另一方面，“竞争的能力”和“求异的思维”，也就被窒息了。它使中国社会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显得迟钝甚至麻木。这一特点，与小小岛国日本（还不如四川的规模）急速进入民族主义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辛亥革命前后兴起的民族革命，依靠反对列强的民族精神，推翻异族统治，实现民族复兴，正是着力于对世界主义的中华传统做出历史的清算，从而把中华主义转化为新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的救亡使命而言，不能在目前弱势下轻易接受世界主义思想，从而再陷于好不容易刚刚脱开的精神束缚。世界主义的能力，是为强者而不是为弱者准备的。企图宰割中国的列强当然希望中国继续在世界主义中腐烂下去，但世界主义正如自由贸易一样，是文化上、经济上的奢侈品，它所遵循的逻辑，是强者的扩张特权。弱者服之，亡国灭种不旋踵矣！对病弱的中国，在近期内拒绝世界主义而努力扩展民族精神，是明智之举。为此，当然需要抑制民族虚无主义，需要反对欧洲中心论，需要以中国人自己的眼睛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原生的欧洲中心论去观察世态。惟有以中国人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才能活出自己的光彩。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显示，“国民性”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我们民族的幅员尽管遭到大量割让，但还是那么辽阔。民族文化的积累，也仍不失其丰富。而在社会结构和人的心灵深处，却正发生一系列活生生的转化──从天下之民，变成民族战士。这一转化，是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我们不再像古人那样，为了维持“正气”、“道统”、“圣教”而劳碌奔忙， 而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不牢牢把握住这个关键，就会失去现代生活的真正脉搏。所以，中国在毛泽东的错误带领下，盲目投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三世界革命”等一系列荒唐闹剧，无谓消耗民族复兴的能量，养活了越南这样的共产主义小人来反对自己，为苏联集团火中取栗，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的错误表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害人非浅，延误中国发展整整三十年（1949—1979年），白白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抑制甚至麻痹主体的动力。中国的国力并非大大过剩，拿去喂养越南共产党这样忘恩负义的阴险小人真是自取其辱。

健康的世界主义，并非使人满足于“人类全体”的成就，而不论自己在这种成就中居于多么微不足道甚至受到损害的地位。世界的公民，风度雍容，心气豁达，奉行着平衡各个文明的中庸之道；而民族的战士，则以献身活动和悲剧风格，去迎接生存层次的挑战。这里的轻重缓急，显然有别。我们中国人，目前还没有资格充当世界公民，只能充当民族战士。这一点越南人和朝鲜人比毛泽东清楚，所以他们成功榨取了中国人的血汗，同样，日本人也比蒋介石清楚，所以他们成功逃避了对华战争赔款。我们要向汉字文化圈内的这三个原先的藩属国家认真学习，重回民族主义至少二百年，而不是充当殖民地三百年。这样的中国，按照现行人口计算，就可以比这三个原先的藩属国的国力总和，还要强大五倍。

分析一下人口增殖的条件，如果缺乏一种有效的文明模式促使人口诞生、保育人口存活，许多人是根本无法维持生计的。在自然环境下，人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其实很弱，即使一个国家，要自力更生也是很难，毛泽东叫了十几年“自力更生”，最后还不是要向美国低头？只是这种真实处境经常遭到人们自尊心的故意忽略罢了。只是等到陷入了新旧之间的巨大缝隙里，人们才醒悟文明模式的重要。毛泽东反对“帝”“修”“反”等三个模式，结果陷入无模式的混乱中，人民死伤狼藉，人口急趋缩减数千万人。只是等到接受了美国文明的保护，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内乱相对较少，人口质量再度开始提升。

增长与减少，从统计学上看，只不过是一些干巴的数字，但对设身处地的生活者来说，却是血肉相连的。没有理由要求人们在这巨变面前心情平静，也没有人自己能够做到这种平静。毛泽东号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本人在深宫中发出这些“最高指示”，死的是别人，与他并不相干。

而文明模式的崩溃，更是与种族灭绝全不相干，埃及文明彻底毁了，但其种族血统却通过科普特人传递下来。诚然，文明系统的毁灭会招致人口大量锐减，个体的死亡具有多种形式，但即便最温和的形式，对当事人来说仍然是充满悲惨气氛的，是可怕的而又残忍的──感情的洪流美化、圣化、永久化了自己的对象。

古希腊的斯多噶主义和中国战国时代的庄子学说，都试图使人们在文明衰退的没顶之灾面前保持平静。但哲学家们的著书立说和反复说教，本身就表明他们的心情也并不平静。当社会的趋势已然下坠时，当社会已经结构化、并已“熟透了”的时候，被恐怖的高墙所圈定的人们对此没有更多的选择。俗话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好在任何暴政所举办的人肉宴席也是终究要散伙的，独裁暴政的解体也像它的诞生一样，不是任何人，任何集团，甚至不是整个人类的力量所能阻挡的。例如苏联就不是被任何人当然更不是被美国给摧毁的，而是被时间或“上帝”敉平的。它的变化，主要来自一种今天的人们尚不甚了了的混合力量：自然力量和人间力量的某种复杂的配合。

难道了解此种巧合的秘密，就可以做到心情平静？在独裁统治下走投无路、心境烦乱的人们，行为怪诞、语言猥琐、目光短浅，但谁又知道，人的眼光与其生命力之间，具有完全不成比例的关系，垂死的生命，反而造就了深邃锐利的目光，它穿过广漠的空间，穿透漫长的时间，刺破了生活的核心。

《福音书》上有段记载说，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要他们宽恕那些四处迫害基督徒的群众，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耶稣认为，群众受到一种他们自己既不理解，又无法予以影响的冥冥力量的控制支配，而沦为盲目的工具，耶稣本人把这种力量叫做“魔鬼”。这种魔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专门送给人间以特别的痛苦，迫使人在痛苦中把自己的灵性触角伸到更为广袤的时空中，脱离生命的臣属地位，获得更好的归宿。《约伯记》里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打开了未来的重大方向，即文明的好运气，似乎是与哲学和宗教的繁荣是无缘的。所谓“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不仅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也是如此──仿佛文明的危机，方能赐予哲学以宗教般的力量。只有当社会已经无法通过自身的调节去克服危机，宗教和哲学提供的出路才会在无可奈何中受到的认真看待──当人的行为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人们开始诉诸一套套言辞，企图用语言的力量去驱散心头的阴影。就是一生作乱不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到了晚年也只好号召大家“学哲学”，因为面包没有了，牛奶也没有了，只有哲学可以供应。

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柏拉图时代，城邦制度已经陷入泥潭，无法靠行动把它拖出来，所以兴起了“理想国”的哲学。《礼记·礼运》篇上的“大同之世”，就是古代中国的理想国，它产于先秦战国时代的疯狂漩涡，这席卷一切的屠城运动是无法绕道而性的，所产生了关于“大同”的绝望思想。近代的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作为物质的生命和社会只能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死亡！”

在这个充满死亡的时代，中国的纵横家和希腊的诡辩派，横行无忌。与纵横家同样倚重语言的先秦诸子百家和深受诡辩派影响的希腊各派哲学一样，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要用语言去排忧解难──而这正是在行动领域中业已遭到挫败的社会标志。它由微渐著的全部历程，说明历来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无法做出确切的估计。人们的行为更多依赖眼前的需要和经验的库存，然后据此去推断未来，其臆断性可想而知。如果人们正面对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那么，就像一条河流突然遭遇到一个断层──“瀑布的奇观”就发生了。文化史上的大瀑布，就是由那新旧文明交替之间的裂壑造成的，它激起千层波浪、万重水声，这在平稳的时代是无法听见的，它充满惊心动魄的艳丽和撕心裂肺的乐音。

“干什么？”已经成为一个困扰着这个充满死亡的现代思想的严重课题。据未来学家们预测，这个问题将进一步困扰着未来社会的人类。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占人口多数的群众（至少百分之八十）都会慢慢陷入失业状态，那时的人们将不必每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就能维持社会生活的有效运转。有的预测甚至认为，那时的特权阶层为自己保留的最大特权就是“有工作可做”。这可是与自古以来“不事劳作的特权”正好相反的。但对缺乏精神活动的多数人来说，空闲是很糟的。古代的特权阶级除了不劳作的特权之外，还享有其他的特权。而新时代的群众只有被迫失去工作的义务，却没有其他特权。随着领取救济金的行列不断延长，“干什么”就日益成为一个举世注目的世界问题了。

实际上，这个危机于今已然略见端倪。正因为有了预兆，才成为未来学家们的担忧，这是未来学家与先知预言者很不相同的一点。而对于多数缺乏精神活动的人们来说，一旦工作与谋生脱离了关系，工作的动力将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答，可能需要到大众生活中去寻找：他们在自动化还没有彻底普及的现代，就已经感到无所适从、不知应该怎样生活了。“不知该干什么才好”的有闲阶级，其生活并不令人羡慕，缺乏压力，反而失去了生活目标。

他们面临着如下几种抉择：

1，当人在生活中已经排除了必须要做的工作时，最容易的选择是纵欲，通过放纵自己来免除焦虑，把剩余的精力消费掉。

2，再一种就是通过精神上的创造去消磨时间，争奇斗妍。

3，还有一种就是寄托心思于战争，进行一种为了战争而进行战争的战争，例如像玛雅人那样进行一种为了决定胜负的战争，玛雅人的失败者被杀献祭，未来的人类可以采取更为文明的方式。

4，为了获取征服之乐而从事的文雅战争──体育比赛。

其实这四种可能性，都已经排在人类迄今为止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内了。人类是否能设想出新一代的方案？也许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倾心开发宇宙。这种活动是近乎无限的，因而具有近乎无限的吸引力。但这种活动能否同时消耗掉那么多人的那么多精力呢？因为它需要观众提供时间超常的太空旅行所特有的耐心，却并不需要很多实际参与者，因此无法消耗多余的人力。

超出已有的经验范围的未来及其多种可能性，现代人没有能力一一确认。未来学家预言的事物，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已有萌芽，只是尚未引人注目而已──这也是他们的“神秘预感”和“科学预测”的生物基础。即使遥感与透视，也必须先有一个对象在那里。

但预言作为规范性的东西，却经常缺乏针对未来的实际价值，可能还会严重误导听众的思想。例如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只是表达了自己的心绪并煽动了后人的情绪，它破坏了现有的社会，但要依据它提供的设计去建设一个新型社会，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的主义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未来的人类。而我们却比马克思知道得更多、更清楚：只要未来人类的活力和智力没有衰退到马克思以下，就会做出他们自己的、远比马克思之辈更为优秀和贴切的答卷。

剩余的精力的大量存在，是人的一个特点，所以，他使抑制不住地要去设想未来，表面上为了后人与未来，实际上为了他自己和现在。在极端状态里，他恨不能把未来人类的发展尽行束缚在自己的思想轨道上。这也是一种“自我扩张”的人性流露和自然表现。

但有的人却走地太远了，企图用自己的思想轨道扼杀未来人类。例如马克思提出的所谓“剩余价值”学说，企图摧毁人类文明的全部基础。他几乎成功了。不，应该说他的企图已经在苏联成功了，结果成功摧毁了俄国新沙皇好不容易建立的社会主义帝国。

试想，我们今天所见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前人的剩余价值？不仅有形的建筑，就是无形的文化，哪一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剩余价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全都拿来花掉，那么今天的社会将是一片共产主义的沙漠。

应该说，“后现代”人类所面临空闲时间的剧增以及空闲所产生的种种困恼，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可以解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毕竟是以人类“前网络时代”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即“网络时代”人类所面临空闲时间的剧增以及空闲所产生的种种困恼，毕竟是新产生的。马克思一生虽然游手好闲，依靠别人养活，但他还是忌恨那些比他更加有闲并且有钱的人们，所以要发明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铲除他们，这与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就要封闭大学的“教育革命”，如出一辙。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毕竟都是落伍的，用圣西门的话是属于“非生产者阶级”，自顾不暇，哪里能替未来人类的前景提供合理方案呢？

既然社会民主主义或是福利社会主义无法解决后现代问题，那么传统宗教是否能帮助解决类似问题呢？

和平的、慈悲的、利他主义的高级宗教精神及其众多的活动样式，诚然能给人类的心境带来安宁与幸福，为多数缺乏精神活动的人们提供片片园地。这些园地在此前遭到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分裂的抑制而荒芜了，这时，则由于高级宗教的复苏而空前繁荣起来……

不过，却很难设想，这种高级宗教的精神活动，能为多数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所聚集起来的原始力量，提供一个足够充分的宣泄渠道。

事实上通过对宗教现象进行的观察就能发现，传统宗教本身并不是一剂消解欲望的或沉思冥想的灵药，它们之间时有表面的联系，但这种缘份只是由于人的原始活力在受到自然与社会的多重阻抑之后，既无法超脱又无法克服之际产生的一种消极逆转，而不是积极的创造。这种逆转当然也有意义：把人的精神诱导一个无害方向，总比马克思主义从事反社会的活动要好。所以马克思称这消极的逆转为“鸦片”即麻醉剂，并大力批判之。但马克思自己提供的却是“海洛因”，是致幻剂，比鸦片的麻醉作用危害更大。

在人类学角度上，可以把宗教活动视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活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确与人类的本性相背。它产生于人的本性（扩张）受到抑制（失败）以后陷入的那种抑郁状态（例如死亡恐惧），以及由抑郁向极度兴奋（得救）的大幅度跳跃。

从宗教的人生功能上，人类学可以区分出两种宗教：消极的与积极的。消极的宗教安慰人．抚慰人，给绝望者提供生存勇气，给受到欺压的人提供精神解脱。积极的宗教则要求把自己的观念传播开去（传教），以完成心理上的征服（实现天国净土）。在此过程中，运用类似于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所说的“间接路线”或“间接战略”，去潜近人生目标。例如所谓“宗教的证明”，经常是一项对于意志活动的最有力支援。在生活中，不少神汉用“上帝说”的名义来说自己的话，虽然亵渎神圣，却有意想不到的诈骗效果。而在原始部落中，对土地领有权的大量证明往往来自神话。超验的事实常在周期举行的宗教仪式上得到反复认可，其他部落认可与否，并不重要。因此，积极的宗教和神话，有效地发挥着它们扩张性的社会职能。在文明社会中，意识形态同样起着社会凝聚剂的作用，它像高悬空际的北斗星那样，看得见，抓不着，但对行路者却能提供行动上的方向感，像航标一样在文明波涛的曲折长流中，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因河流本身的弯曲，航标也仿佛与之迁化了似的变得那么不稳定。但只要领航者认准了航标一直走下去，航标会把他带到一个特定之地。

在许多高级宗教兴起的历史上，多起事件均能证实上述的说法。在民族的苦难中，会产生宗教及意识形态的精神变革。例如古代希伯莱人真正确立起一神信仰，就是在“巴比伦之囚”的悲惨年代里。而基督教兴起的时刻，则是罗马统治的空前苦难，是恺撒激起了基督的福音。所以在人类学意义上，基督精神并不是巴比伦之囚的反响，而是宣告罗马带来的世界末日。除非观察家的眼睛完全盯视在宗教传统的领域中，新约才表现为一个“革新”。伊斯兰教也不是一种消解欲望的和平宗教，而利他主义口号，根本掩饰不住它的好战表现。这并不奇怪，因为伊斯兰教兴起的地方，恰恰是被几百年的异族精神和异族统治肆意践踏的边沿地方，那是个被打得民怨沸腾、心灰意懒的地方。毫无疑问，伊斯兰的好战，乃是对此前一千五百年间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以及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当时波斯的萨珊王朝等强权政治所带来的压迫与苦难，所进行的一个反击。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历史上的所谓“圣战”，其实就是对于反击战的美饰。而现在，伊斯兰教自己也过去了一千四百年，难怪它陷入了垂死的痛苦之中。

人类过去的宗教经验表明，宗教不是源于闲暇，而是源于死亡疑惑和死亡恐惧。

有充分理由认为，高级宗教中那些比较好的内容，和平的、慈悲的、利他主义的说教，其基础恰是这些坏的生活所造就，即那些如战乱的、狰狞的、充满苦难的现实压力。高级宗教的利他主义，虽然宣传了慈爱为怀和人类一体，但这一宣传的后果还是造成了宗教既联合了人类又分裂了人类的双重性。看来任何纽带也无法兑现它们关于统一人类精神的崇高诺言。甚至在同一个宗教下，也老是隐藏着无穷尽的教派之争，爆发出宗教斗争是司空见惯的，其形式或为文争或为武斗。即使一个小小的教会，也是纷争不断，各种各样的理由被寻找出来，为了满足人们互相争竞的需要。

宗教战争的现实，充分表明了人性的顽固一面：即使高尚的教义，也要为人类的原始力量服务，提供一个双向的出口：其一指向克己，其二指向征服。不论从哪个方向去分析这宗教的人性，都不失为“人生在世所运用的一个心理战略工具”。

在克己的一面中，其战略目标乃是达到内心的平静；在征服的一面中，其战略功能是集合一个更大的人类集团──同教的兄弟姐妹。

宗教动员并综合了各种力量，将之融入一个可能虚构但却是实际有用的感觉场中。正因“虚构”与“有用”的双重性质，宗教在联合人类的同时，恰更深刻地分裂了人类。在宣扬博爱的同时，并不能减少人们彼此中间的敌意，只是给予敌意一个温和的包装。

宗教的征服，必须体现出利他的一面，征服之果只有做成利他的形式，才不易腐烂，便于巩固、发扬。结果弄得不好，宗教会成为一种炫耀，炫耀自己方面的道德优越性，目的却是在增进自己方面的现实利益。

这样一来，其“有用”的重点就会不同，结果就在相似的“虚构”之下，产生不同的具象差别、行为歧异。例如，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异性，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帮助，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温暖，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前程，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钱财，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感动，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消磨时间。当然，这些人可能还有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真在崇拜上帝，而且列为第一要务。

信仰的虚构形式越是接近，实用目的不同反倒容易触发尖锐的对立。因此，同一个教派内部人员之间由于歧见和争议，相互的敌意有时反比他与异教徒之间的敌意更深一些。这正如兄弟反目成仇之后，敌意更不易化解，所以同一教派内部的纠纷，也会激烈到需要各引异教的外援来进行干涉的地步。这说明什么？这意味什么？同一信仰所提供的原始亲近感，此刻反倒加深了相反的感情──为了争夺对于一个宗教的信仰的正统继承权，越是虔诚的教徒就越是全力以赴地去进行同宗相残的继承权战争。这时，他们把高级教义中的谆谆教导完全丢到九霄云外了。可见宗教有其不可脱俗的一面。在这一面相中，人们的行为和在世俗领域的行为，毫无二致。因此，对于一个教职的谋取和对于一个官位的谋取，几乎难以分辨。

类似的阴谋与爱情，在法国小说《红与黑》里，描写得十分真切。

人把自己最重要的愿望寓藏在信仰形式中。信仰形式具有原始欲望所缺乏的一种形式美感，它因此被认为自成体系并受到本位式的尊崇。但尽管如此，不论信仰采取世俗的形式还是保留神圣的外观，却仍然是原始欲望的表达。但是充满戏剧性的是，信仰一旦从人的原始欲望中分离自立，就以主宰自居，开始进行反对人的原始欲望的战争。这种“圣战”，实际上是一部分欲望（装在信仰形式里）对另部分欲望的斗争。

现代文明把人的各种欲望释放出来了，并激发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局势，不仅导致社会爆炸，还导致生命和自然的大规模破坏……对欲望的极端刺激和无限释放，激起了现代文明各方面的空前的扩展，若无此“恶”，经济技术无法发达，即便发达了也会迅即萎缩掉。

“追求爱的欲望”充分说明：爱是违反人性的，自我扩张才合乎人性中的生命冲动。倡导作为献身的爱，则是“知其不可而言之”。这不仅是力挽狂澜，而且是抽出人性的釜底之薪。从侵略而不是从献身的角度看，爱和自我扩张并不矛盾，而是一对孪生子；所以把爱和扩张这两种欲望对立起来，是极为可惜的，人需要爱，也需要自身的发展。发展即意味着扩展、扩张和侵略──而爱，不也是一种发展吗？当人们去爱，并不是去爱对象本身，而是爱自己与对象的关系。爱就这样成了人的发展表现和扩张形态。绝无关系的对象，无法从中获得美感享受的对象，人无法去爱。谁能爱一个自己并不感到兴趣的对象？因此，当一个人在爱的时候，其实也是他最为“自私”的时候，说明他正处于“发展”之中。一个人没有了爱，也就自我封闭了起来。从此，他的发展至少种暂时处于停滞状态。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所谓“魔性的欲望”。道学先生们宣称，魔性的欲望即“魔性的反应”。它被定义为“分离了的自我企图维护其作为本质的生命。”这个“魔性的自我”，即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的“过度的扩张”，它仿佛癌细胞，违反了有机体的“组织原则”。生命体内某一部位的如果过度膨胀，就会导致整体的非正常状况，从而危及整体构造，造成癌症。而追求整体性，就是服从组织需要、“追求爱的欲望”。

其实在我们看来，魔性的欲望和追求爱的欲望，可以说是同个东西的两个镜象：追求爱的欲望发展到极端，比如说发展到了宣传家状态，也就成为一种魔性。再如宗教狂热者追求爱的欲望，是明确且动人的，但这种欲望的继续发展，不就变成了屠杀异端的圣战？屠杀异端是属于一种爱的欲望还是魔性的欲望？

如果按照那种截然的两分法，应该说杀异端是一种追求爱的欲望，因为它追求的是整体性而不是要求把小我从大我中分离出来。是的，它要求小我绝对服从大我，但结果这就导致了迫害异端和宗教战争。在此背景下，布鲁诺和其他维护自己信念的人，那些文艺复兴时代崇尚个性、崇尚个人发展的人文主义的浪子们，他们的魔性的反应，岂不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东西？二十世纪末叶，这种追求已经发展到另一个极端，故流弊日显，所以再度兴起整体性，倡导和追求“爱的欲望”，以求与魔性的欲望之间取得平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笔抹煞“魔性”，则是违反历史真实性的新教条。

如若人类统一，反而则不利于整体的发展，并会窒息人的生命力。所以提倡追求爱的欲望和谴责魔性的欲望，具有相似的含义：前者更多是从积极的方面加以倡导，后者更多是从消极的方面加以反对。这种倾向说明，以“魔性欲望”为重要形式的“浮士德精神”及其西方文明，已经病入膏肓，开始拆除自己存在的基础了。

追求爱的欲望这种思想倾向，和中国战国时代的墨子所倡导的兼爱说有相通的气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家的经济技术力量大大膨胀，可是中原地区的版图却没有相应的扩大。位于边区的楚、秦、燕等国虽有较多扩张的余地，但土地价值之低自不待言。这与今日世界的情势，颇相仿佛。于是各国就开始了相互间的兼并和资源争夺。兼并的结果，对某个国家有好处，但对整个天下来说，代价却过于高昂了，所以墨子倡“非攻”，与此并行的学说则为“兼爱”。这些声音，可以视为是对当时过度紧张的竞争状态的一个平衡。有趣的是，兼爱虽与兼并对立，但兼并与兼爱却都有一个“兼”字在内，且在一个大时代中并存，互为表里。兼并的现实，抹不掉兼爱之声；但兼爱之声，也盖不住兼并之实。

还有一种现象更耐人寻味。我们看到，一个宗教流传的地域越广，传播的时间越长，总之它的世俗势力越庞大──那么它的内部分裂也就越严重。一个小的集团，要保持自身的统一以致达到铁板一块的程度，也许不难。但是，想要在一个庞大的宗教集体、信仰集团中做到这一点，那“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传统宗教如何能为人的闲暇和人的精神空虚提供出路呢？它又如何消解自动化带来的颓废与消沉呢？它能在科学技术的空前膨胀的压力中，解放人的性灵吗？更何况，宗教本身还带来了一系列难题！最终，它连自己也无法自圆。只有当我们认清了意识形态的被动性质并勇敢地承认其被动性，我们才会看到在“精神出路”上急骤奔跑的文明人类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一根刺。也许传统宗教并不能解开这些死结，最后不得不求助亚里山大的宝剑，快刀斩乱麻。

这个世界是特别需要一种新精神，而不仅仅是“精神领袖的自我意识”。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意识不能解决的问题，才能被真正伟大而不是冒充伟大的超越性人格所解决。

仅凭言辞是不足以推动“精神革命”的，对于精神领袖来说，“言传”远不及“身教”重要，而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恰恰都是只有“言传”没有“身教”的东西。这不是说他们的身教极为劣等，而是说他们的身教提供了和他们的言传极为相背的东西。而真正的精神领袖，他们言传只是在作为身教的具体延伸时，才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留下亲笔著作的精神领袖（如释迦牟尼［前565—前486年］、孔子［前551—前479年］、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这里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没有褒贬）但却找不到一个言行冲突的创教者。因为他们的事迹是后人写的。恩格斯说“人之所欲我皆所欲”，说明他只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不堪创教，马克思列宁也是一样。他们宣扬大公无私，做起事来却自私自利。

举个例子说，由于“身教”的作用，“选择死的方式”对精神领袖的人格确立显然是很重要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友人们劝他逃亡，但他却忠实于自己的人格信念而不肯投机。甚至连向法庭请求宽恕的事都不愿意干。按照当时雅典城邦的风俗，如果他请求宽恕（即使没有罪），并说些引起陪审团同情的话，法庭就可能“宽恕”他。但他忠实于自己的人格信念而拒绝向人民法庭进行可耻的妥协，结果选择了死亡。至于流血赎罪的耶稣，拒绝妥协和逃亡的事例，就更为著名了。

我们称苏格拉底所遵循的是“人格信念”而不称之为“道德信念”，因为他并非怯于外在的规范压力而是被他自己所特有的“内在的声音”给迷住了，这声音即发自他的人格。这一点耶稣更为明显，完全是“听从上帝的召唤”的。

苏格拉底从此成为希腊古典时代的一位具有象征性的精神领袖，一位导师般的人生哲学家。在耶稣的事例中，精神领袖的身教力量就更加明显。从人文主义的立场看，他独自用“立新约的血”，实现了对于罗马帝国的全面征服。

《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二十二章17─21）

耶稣的流血其实是一个宿命。早在《旧约耶利米书》就有这样的预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一章）

事实上，精神领袖无一是通过文字成功的，而是通过语言传达了自己的人格之光而已。

苏格拉底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和孔子一样，他的所有思想记录，都是出于其弟子（如柏拉图、色诺芬等人）之手，如《论语》出自孔门弟子如仲弓、子游、曾子、子贡等人之手。这就表明苏格拉底的人格影响力在世时感染了整整一代人，并通过这一代人，感染了整个后人。而他的精神力量不仅得自平时的言传、身教，更要紧的在于当他面对死亡时选择正义死亡的态度。苏格拉底以此震撼了他的弟子，以此震撼了他的时代。这只有耶稣可比，孔子和释迦牟尼都不可比，更不用说人格分裂、说一套做另外一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了。从此，希腊人把苏格拉底看作自己时代以至整个希腊智慧的象征，一位无法否认的精神领袖──不是因为他说了“我无知”，而是因为他坚持了自己的身教。

人们对待自己的诞生降世，无能为力的且无可选择的。但是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却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个人选择。任何一种选择也许并非他预先的自我意识所能决定的，但这却需要取决于他的人格精神。即，他虽无法对自己的具体死亡方式做出意志上的决断，但他的整个人格却决定了他在那种情况下就会趋向于那种死亡方式。有的精神领袖采取了显形的殉教，如自杀，有的则采取了隐形的殉教方式，借敌人之手去实现自杀。当然，也有的精神领袖选择了和平的甚至自然的死亡，这种死亡方式在中国特别流行。我觉得这些，就是人可以选择的。我想特别提出的是，一个精神领袖的死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他的人格精神的影响。所以，在最不喜爱非自然死亡的中国，孔子的死亡故事也要加上“获麟”一笔，这是要在自然死亡的框架内，添上的一笔传奇色彩。而老子的“西出关外”不知所终的传奇，则以回避了死亡的具体方式，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其神秘。儒家思想热爱平庸，所以把最没有出息的“死在床上”列为“善终”，而一切其他死亡包括战死都列为“不得善终”，这种死亡观决定了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人具有懦弱的性格。

精神领袖富于象征性的死亡方式和他的人格力量，给他的学说一道异彩。对接受者而言，怪诞的哲学因此变得更为自然了。这也许就是人格的力量可以使得文字获得了另一番意韵？

精神领袖的传奇死亡，推动他的学说迅即流布世界──这种现象说明，人类精神中有一股强烈的非理性暗流。同样一种学说由于它的创立者的生活以至死亡方式不同，竟致产生完全不同的命运，这就说明了，接受者心灵中的“灵性酵母”由于受到不同人格传奇的强烈震荡，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很难复兴，因为它缺乏人格力量。

人格理论带来的这种震撼，可以具体解说为，由于生命对死亡怀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好奇和恐惧，所以当他看到另一个人由于不平等即“非正常”的事件而死亡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心灵的悸动：在作为“人”这一点上，他与死者完全一致。兔死狐还会悲，何况人乎。再加上人的精神具有可沟通性，而精神领袖的传奇性死亡方式，会通过这可沟通性给另些心灵以强烈电击。可见，在精神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中，“身教”比“言传”更为关键。伟大的哲学家，必定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这就构成薪火相传的力量所在。

马列主义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这种人格作后盾。而缺乏人格电击、生命激活的过程，理性的言辞是缺乏血肉的。所以马列主义的造神运动只能造出一些小偶像，像雷锋之类，而大的偶像如伟大领袖云云事后证明都是泥塑且是肉欲的菩萨。可是“学习雷锋”只是学习去充当炮灰，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灵魂来说只是一个耻辱，这种前景只能削弱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而不是增进其生命。

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的奇特性在于他可以成为一个双重生活者：世俗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的精神生活。心身两面的这种相对分离状态，既给人困扰，也给他机会──实现一个独特交织的人格。于是，精神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骇浪中的避风港，这是自己历尽艰辛就可以达到的港口，无须仰仗他人。而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人所面对的只是别人或一些可见的障碍，而不是自己的精神。可是在精神生活中，人们反而不容易知道自己家在哪里，不像世俗社会的家，是一目了然的。正是在这种“无家可归”的彻底惶惑中，个人的精神生活比世俗的社会生活可能更需要某种“主导力量”，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对象，更需要一个人格力量的源泉，而不是像雷锋那样的“兵”。

这其实是一个战胜自我的问题。按照佛教的说法，是战胜自我，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是执行上帝的命令。

《罗马书》中曾经征服了异教徒奥古斯丁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其实这就是用精神生活去抵制世俗生活的压力，至少是去淡化这种压力。人在战胜自我时可能软弱，但在执行命令是却更容易坚强。不同的教义之间有着很大的文化区别，基本倾向并不一致。有的向内消除和不符合宇宙原始状态的动向，有的向外追求更高的存在……

基督教的说法意味着发扬人的生命力，达到一种向上的境地，它寻找，得到升华，找到唯一的真神、绝对的主宰。佛教的说法则是大力保养生命力，要求克服生命力中过于焦虑、烦躁不安的那些成份，进入一种静观的永恒。通过瑜伽，进入涅槃，回复到“前生命的宇宙原始状态”中去，使自己成为充满力量的存在。佛教哲学，可能意识到活的生命，原是对“前生命的原始状态”的脱离和反叛。所以佛教的修行要求，在活人身上实现精神的回归，是净化，是对叛离者的再度脱离。这种理想，与基督教的天国思想显然不同。“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它的前提是“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而它的后盾则是“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而不同信仰的共同点，则是让人在精神世界中翱翔时，免除心灵所面对的那种无所适从。有的信仰如佛教，把自我和欲望作为精神运动的对象，其结果是流于克己；有的信仰如基督教，则把上帝即宇宙的真宰作为对象，要求与之合一，为之献身──这对虔诚者而言，是清晰的，宛如亲眼看见一般，但对仍然留连于名利场中的生灵，仍是缺乏可见的标的。所以俗人在世俗生活中表现出的勇气，在精神生活中则完全不见了踪影，只能流露着畏缩。相反，被精神场吸得更紧的虔诚者，在世俗生活中经常谨小慎微，但在精神生活中则是无畏的──两个世界的生活者就是如此不同。

尽量走，尽量走……看看到底能走多远——我要看看我这一生，只凭借自己的力量，不借助于任何组织，能在精神的领域挺进多远。这是一个很好的悬念，因为我所见过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在精神上半途而废的。

在行动的领域中，对象与可行性都是可见的，因而可以预测。但在精神领域中，则由于开创性而难以对事态做出充分的预计。尤其精神领域的事物，许多超出经验范围，只能进入信仰的超理状态。巴斯卡为什么说信仰是人生最大的赌博？因为怀疑主义者的智慧看到，信仰所追求即皈依的东西，位于经验的领地以外。人既不能用经验把握，只能用信仰去认定。所以在精神场合中，许多问题不仅超出个人的经验，也超出社会的经验，超出整个文明史的经验，只能任凭信仰去解决。人们把信仰当作今生的工具去使用，但那并非精神的过失！追寻者的怀疑倾向，大率是对此而发。但请记住，任何他人提供的信仰，最多只能保证获得一种安定的心情，无法保证精神的追寻获得成功。

追寻者面对提问：“你这一生是否真的建立在精神的意象上。”他须用自己的生死使人相信他的回答：“你说的是。”

（另起一页）

二、正确的信仰与错误的信仰

人们把自己选择的东西叫作正确的，而把自己排挤的东西视为错误。以此种“选择—排挤”为轴心，许多理论说明应运而生，许多辩证逻辑飞速旋转。不错，有些人屈从于规范，作了语义的奴仆，听从“历史必然性”的摆布。但还是有人，即使在全面专政的威胁下，依然作了语义的主人，让全面专政从反面来严酷地训练自己。

总的说，对正确与错误的判别，可以基于两类不同的原理，一是语义的原理，一是生活的原理。前一类原理是每个成年人都能掌握的或都已经掌握着的了。后一类原理则只是被少数能抓住自己机遇的幸运者所拥有。在语义原理内有争端，在生活原理内有冲突，在两类原理之间有巧合、有中和、有融合。但毕竟，生活原理是基于自身的体验，语义原理则来自社会的教育、“党的灌输”。

有影响的思想家，是基于自身的体验，而创立了社会文化的广义教程，他们是“文明历史的立法者”。从他们的教程里孵化出各种语义原理。这些教程与语义原理本是体验与生活原理的结晶，但后来却被用来驯化人类。对于体验不足、缺乏生活原理准备的人们，驯化包含的危险是导致心智的消化不良症，尤其是专政下的驯化，不仅阻碍人们走向语义的理解，而且干扰人们形成真实的生活原理，结果只能像牲口那样理解语义，“服从命令听指挥”。

《庄子·天下》篇曾谴责说：“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种指责在当时是带有革命性的。因为它批判的恰恰是流行于“百家争鸣时代”的国际性风潮。百家争鸣，构成了一种“乱世传统”，它是经历了一定时期就要再现一次的。对“争鸣”的批判，流露出对独尊“神明之容”的神往。神明之容，岂不就是独尊者之容？那是“治世传统”的象征啊！如此看来，“庄子后学”岂不也像荀子一样成了汉武帝文化独裁的至圣先师？

庄子的大兼并时代对当今的全球化世界，具有启示性。这两个时代，同为“百家之学”盛行的时代，尽管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当前的这个文明世界。每个时代，都有与思潮唱反调的人，为精神的世界注入活力。其中佼佼者，可成未来神明之容的候选者，即精神领域的“选帝侯”。

不论是精神选帝侯还是社会选帝侯，以及未来人类对他们的热烈欢迎，对于当代世界的流行性见解无疑是过于陌生了，所以当今人类要成功地渡向未来，必须进行精神的变革。

而要解决什么是正确的宗教这一问题，最好先弄清什么是“正确的”。我认为，“正确的”这个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第一是指“真实的”，如人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外界的情况，当人们认为“某某结论是正确的”，这意思即指此结论“合乎客观情况”，因而是真实的。

第二是指“有用的”，当人们说“某种决策或行动是正确的”，显然并不是指它具有对外界情况的确切反映，而是指决策和行动的有效性而言。

浮光掠影地看，一项充满了有效性的决策或行为，必定基于对外在环境的近乎真实的了解。因此，“有效的”和“真实的”似乎具有联系。但我们在此指出二者的不同，比如说，某项决策或行动从短期看是有效的，从长期看却是灾难性的，缘此，你能说它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从正确的第二层含义即有效性而言，它是正确的；但从第一层含义即真实性来看，它显然未必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区分“正确的”两种含义。

如果承认“正确的”双重含义，那么就可据此说明：正确的宗教只能是就其有效性而言，而不能就其真实性而言。所谓“不言自明的真理”只能是第二层含义上的正确即指有效性而言；而不是第一层含义上的正确即指真实性而言。各种宗教和信仰所描绘的一切，尽管它们在信徒的“宇宙洞天”即世界观中被等同于真实的存在，但实际上它们还是主观的表象。这种表象，出于现象而飞越现象，力图把握“生活的本质”。但归根结底它们只是闪耀于心灵而且是某个心灵中的思想之光，它诚然驱逐了真实的黑暗，但它本身却并不因此成为“客观的真实的”。

如果我们竟然认为某种宗教或信仰体系所提供给心灵的图像世界是“真实的”，那么就把灵性世界混同于物性世界了。那样如何在不同体系之间排纷解难呢？它们都执著地认定别的宗派皆不真实，而唯独我宗我派才掌握永恒的真理！

其实呢，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各种信仰虽然堪称一时之盛，但无非轮流坐庄而已，还没有在各种宗教信仰之间出现过一位公认为至高的仲裁者。……即使同出“亚伯拉罕系”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由于它们对上帝的定义区别很大（例如有无“三位一体”），而获得的启示也很不相同，所以它们所崇拜的实际上是“不同的上帝”。

谁能从认识论的角度断定哪种宗教及其信仰是“真实的”呢？谁能用人来证明神呢？但是，对于这些宗教或那些信仰的信徒来说，这些宗教和那些信仰却是行之“有效的”。它们不仅可以左右人们的生活，还足以塑造人们的心灵。它们承担的精神任务，确是出色地有效地完成了。

如果说一个东西、一种思想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它和宇宙的本真、本相极为一致，因此它是相对稳定甚至永恒不变的，不需要变化的。但与此相反，“有效的东西”却需要变化，且是不断地变化，不仅因为它追踪变幻无定的自然现象，还因为人们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样式也在不断变化中，意识、情感随之迁异。在这万古不息的流变中，要使一个东西保持有效，就得使它跟上变化的节律，这正像朱熹的《周易序》所说：“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如不能随着宇宙现象节律而变化自己，那么行动的有效性就会失去，生命就会陷入僵滞之境。在这种意义上，“易理”显然是“有效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观照”。

从工具性的角度看，“正确的宗教”和“错误的宗教”，具有强烈的时间性，也就是说，那正确的宗教就是一种选帝侯的宗教。一神教和多神教，在不同的时节发挥作用。各种评价和应用本身并不固定，随着不同的社会压力及其要求，来到人们面前。这时，划分为“正确”与“错误”的评价，其实不过是人们对“利、害”二字的翻译罢了。

例如，有的多神教徒甚至认为，现代科技文明和产业革命，把地球环境开发得过分了，其证据是人与环境之间出现了某些严重的失调，再加上各种社会力量和国家集团竞相开发自然资源的结果，使自然资源遭到了掠夺性的利用，这就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生态失去平衡等恶果。当人们在惊俱之余探求其根源的时候，发现了一神教的“罪恶”。

其实，这种事后聪明实在要不得。我们知道，西方科学技术是在文艺复兴和地理发现以后伴随着宗教改革和反教主义一起发展起来的。一神教其实也是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而而是世纪的重大罪恶，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其实和多神教与印度文化息息相关的。当然，起内在条件还是现代文明由于自身的缘故，走到了险象丛生的境地。现代科学的绝对主义，关一神教何事？只是基于文明的这种逆转，人们对事物的评价也逆转了。一神教与多神教的位置和价值对比也要逆转了过来。原来极富开拓精神的一神教，现在被评价为“错误的”，而原本更保守的多神教，现在却被评价为“正确的”，且被冠以“更善于和自然相协调”的美名。

这样一来，“正确的宗教”并不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终点罢了。说到底，多神教并不是人类出于先见之明而采取的一个高明策略！那只不过是发自无可奈何的避难需要而采取的低姿态，一个心理上的俯首称臣罢了。例如，古代多神教，或叫做自然力崇拜，原不是什么明智的自我克制，相反是畏惧的产儿。远古人类不了解自然，故用神话的态度对待自然，这样形成了有助于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种态度与当时人类的技术能力是吻合的。而当人的技术能力突破了“与自然相协调”的俯首称臣的水平，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宗教观上的革命。就此而言，真正对现代文明构成影响的，并不是古代的一神教，而是实验科学。一神教并没有引发古典世界的产业革命！因此马克思韦伯不得不找来“新教”充当垫背。其实，新教的诸多特点早在中世纪本尼狄克特教团的“祈祷与劳动”的规程里，就具备了！

而西欧人是在中世纪停留了一千多年，然后才缓慢地进入了近代的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时期。因此，关键不是信仰的辞令与说法，而是文明驱动力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激发了出来，生活在这种趋势中的人，自然会对社会和对自己采取新的态度。文明解构的压力，使得古代欧洲人放弃了祖先的信仰多神教，而改宗了一神教。

在罗马时期和后来的中世纪，尽管从基督教那里吸收了一神思想，整个南欧人民在内心深处，还是信奉土著的多神信仰，结果形成表面上一神崇拜，实际上有多神内容的信仰格局。从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劣迹来看，信仰不足以阻止贪欲，甚至是促进了贪欲，或“使贪欲以信仰的形态出现”。

那么，宗教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

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当近代的欧洲人“没收和使用了宇宙万物，而且不是作为雇农，而是作为自耕农声称他们是大自然的绝对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干下了一件亵渎神明和前无古人的事，但他们为这种渎神的行为寻求了一个宗教上的证明，那就是在经过了改教和反教这两个阶段的世俗化过程，确立了自己“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世俗主宰地位，走到了科学主义。为此，他们宣布了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从而，把“意志”推到了精神前台，揭开了二十世纪大动荡的序幕。

经过一百年徒劳无益的“国家与革命”（这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僭主，“伟大的列宁”的一本纲领性著作的书名），经过把国家当作战争机器的“总体战”疯狂，欧洲人终于明白，人类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环境代价，于是环境保护和绿色和平运动兴起了。他们认为，“错误的宗教就是那种允许牺牲人以外的自然来满足人本身欲望的信仰。”按照这一逻辑，那么整个人类文明也就等同于一个错误宗教的剧目了。说到底，那种“为满足人的欲望，在道义上有权利用宇宙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神教所哺育的“科学主义信仰”的特性，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核心，是潜伏在人的自然性格（基因）中的一项贪婪的本能。因此，这种思想也必定在各种多神教的信仰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存在。哪怕是在以合理主义或务实态度相号召的中国儒佛道诸派学说那里，也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这种意识。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一味强调宗教的精神对于历史的指导作用，可能是基于误解。例如，真正以“法”为根本的宗教运动，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说穿了，“以法为根本”，最多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或教义，即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神学系统，而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或公众信仰中的宗教。以抽象的“法”作为广大群众的精神纽带，是过于理想化了。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护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造成的恶果，并非主义的错误，而是愚民的滥用所致。再好的理论，也不能超渡那衰颓的文明于残垣断壁之中。事实上，在共产主义降临恶俄国、中国之前，这两个国家已经被外敌入侵给摧毁殆尽了，所以绝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绝望了的人民产生了一点吸引力。宗教所需者，是在变态环境下的变态人格，说的好听一点叫“超常人格”，这种人格被神化以后，就能打动千百万绝望的公众。所以列宁的模仿者希特勒虽然用“种族斗争”替换了“阶级斗争”来吸引德国的公众（一种抵抗了蒙古统治因而不同于俄、中两国的人群），但在企图发动“世界革命”以拯救本国社会的意义上，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不可能兑现他有关废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许诺，他不仅继续霸占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他的政权秉承沙俄的遗志继续渗透、掠夺和并吞中国，以致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都不得不和他们翻脸，并揭露这群贪婪的列宁主义者是“新沙皇。

毕竟，社会运动、国家实体所诉诸的，不是智者的理性，而是大众的感情。基于虚无主义而取消了神格的宗教（如早期佛教、马克思主义）将因失其超凡力量，而失去黏附群众的能力，所以无神论的宗教一旦掌权，就必定与群众妥协，开始造神运动。

这在佛教社会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个人崇拜的崛起。而一旦强人死亡导致个人崇拜破灭，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因为失去黏附力而逐渐解体。

从另一侧面去看宗教，即使在最为非理性的、最讲求神格价值的宗教中，如果要想加强自己对于智者的说服力，而不是仅仅对于群众的黏附力，它也需要诉诸类似佛学、教父学、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体系等类的理论范畴。比如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虽然不同于大乘佛教以“法”为根本的体系，但他所论证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具有普遍的秩序意义，而不仅只是满足了人类的情感。这种普遍秩序、宇宙之法，其实是人的逻辑能力（IQ）的投射。正如“神格或超凡魅力者”其实是人的情感能力（EQ）的投射。如果把“神格”的宗教和“法”的宗教对立起来，等于是把“神格”和“法”看作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核心，是缺乏洞察力的表现。

实际上，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系统中，无论是小乘佛教和在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还是大乘佛教和掌权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都包含着神秘位格和宇宙大法这两个部分，前者用以震撼人心，后者用以说明这种震撼。甚至在希腊城邦宗教的神话系统中，也有宇宙大法的存在。那就是被称为“命运女神”的神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命运女神的权柄不仅支配了人，也支配了诸神。在北欧神话中，命运甚至带来了“众神的末日”，毁掉了神界及其秩序的“命运”，正是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因此所谓“以法为根本的宗教”，即以普遍秩序为号召的宗教，并不只是大乘佛教一家。作为论据被使用的“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在交替通用的一支教鞭，更确切地说，像是乐队的指挥棒，为了谱曲者、演奏者的需要，而随意舞动。

这说明宗教信仰也和乐曲演奏一样，是“系统决定一切”的，而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大凡只要是可以独立运转的，必定具有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重因素，它既要打动人们的感情，又得说服人们的理智。宗教和乐曲都不例外。宗教当然不像缺乏宗教体验的马克思主义外行所迷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鸦片”狂迷的一时冲动，当然也并非像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成就仅仅是武力胁迫和骗术蒙蔽的结果。实际上，宗教也罢，迷信也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罢，其兴起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旧有的、干瘪了的理性范畴，已经丧失了社会效用，所以需要新兴宗教的狂热性作为替用品。因为这种多少带有“邪教”性质的起源，任何新兴宗教都必然具有“极端神秘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自命正教的传统宗教才有理由攻击新兴宗教为“邪教”。新兴宗教的说理成份，是后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以构成宗教的理论系统或叫做“宗教的理性一面”，以便吸引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这不仅在原始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广泛吸收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在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吸收中见得，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日益趋附下找到证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宗教的神在其信徒的整个历史中（而不是在其信徒的一时信念里），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神会“死去”，正如亡灵的影响力很少超过百年。《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离娄下》）

我们可以把此“泽”理解成亡灵的影响力。孟子与孔氏及孔丘弟子无缘，不得其亡灵，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孔子学说，号称“私淑”。

宗教的理性这一面，号称“宇宙大法”，其实并非客观独立的自有永有者。因为自有永有者不可能被人类表述，且其启示也不是人所克制可知。任何这种意义上的宗教之理，虽然自命“宇宙之法”，但如果脱离了教主的人格及其创立的神格，就会变成一具僵尸，在粉饰的坟墓里“关河空锁祖龙居”。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这样嘲笑并有效预言了毛泽东的晚年。林彪很清楚，在“毛教”（毛泽东思想）发迹的历史上，农民式的个人崇拜是特别有效的催化剂。所以林彪为了保住自己，就大力倡导这种土财主式的胡闹，什么“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是《尚书》的“百兽率舞”和《礼记》的“向父母请安”加上民间信仰的“灶王爷崇拜”的混合物。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救星人格”所包含的情感的一面，那些理论和“规律”所代表的理性一面，则将被人厌弃，支离破碎，湮灭无闻。理性的一面，只是宗教用来推行社会化的工具。“民间毛泽东崇拜”的秘密，是把毛泽东画得越来越像是观音菩萨的模样，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像是个男的。而在生活里，我们知道，他的雄性激素是分泌得相当旺盛的。

其实，正如民间毛泽东崇拜所显示的，要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因为世界上偶像多得是，女的观音不流行了，就换上半男不女的毛泽东，扮男不女的毛泽东不流行了，还可以再换上女的妈祖。据公元前九世纪巴比伦官方所作的一次统计，神的总数高达六万五千以上。每一个市镇再小，都有一位自己的保护神，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人的思想所及者，都有神明可供崇拜。美洲的玛雅人更有创造力，据现代考古学家统计，玛雅人共计有神十万！

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难的是在新文明道路上切切实实打动人们的感情，把感情与文明形成合力，促成民族的文化心理气候实现建设性的转变。事实已经证明，这既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思维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毛泽东的笑面佛像能够催化的。那是要仰仗某种创造性的而非杀戮性的人格，以此为核心，再加上合理思维的运用与说明，才能促成新信仰的流行。至于这种信仰本身，我并不知道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仅仅知道它或是“有效的”、或是如耶稣所批评的那样是“失了味的盐”……

在上述意义，我们说，宗教不仅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个终点：人们把对于世界的“最后评价”放在宗教里（而不是“宗教在那里独力创造了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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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伦理行为对宇宙的影响

科学与伦理的区别并不是每个人都了如指掌的，但却使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科学追求的是真实的认识，伦理则注目于良善的行为。

不仅在社会生活里科学与伦理的关系如此，即使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科学与伦理要取得完全静态的平衡，也是困难的。科学主义与人性论者的区别，是这种困难的表现之一。即使在许多科学主义者那里，起动力作用的其实还是隐蔽的伦理热情，只是他们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罢了。从这种意义说，纯粹的科学精神比起科学主义不知珍贵多少。

现代人类的语言艺术之一，就是动用科学的语言去讨论反科学的往往是科学主义的命题，人们企图以此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架起桥梁。从科学看，这是“混乱”；从人性看，这是“必然”。结果巨大的动荡感当然来自这个时代。由于现代科学对社会和人无孔不入地渗透，各种科学实验的活动所揭示的事实和现象，使得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各种古代宗教所提供的死后生命观了。这样，就在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上，造成了巨大的空缺，人死后“物质不灭”的前景，并不能安慰人的落寞之情，因为需要灵魂不灭、意识不灭，饿而不是肉体不灭。否则，人们的灵魂也好意识也好，都仿佛面临一个无底洞，尽管人知道这是一个洞，却不知道洞有多深，不知道洞里有什么怪物在等着自己……

科学发现的空间，同样造成了强烈冲击波，冲毁了传统世界观赖以存在的超级假定，即生命的起源、生命与上帝的关系、以及生命与灵魂的终极归宿等一系列答案。现代人的灵魂或说是“思想感情”所发生的严重的分裂，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尤其是在那些发生了激烈革命和长期战争的共产党国家，一方面人们接受了科学乃至科学主义所灌输的许多信条；另方面人们又不能一下子从传统世界观的迷信母胎中完全游离出来，以自动放弃历来行之有效的心理保护伞。

至于得出科学信条的那些事实和现象，人们照例是不大关心也不甚了了的，这样的人还不能仅凭科学的知识去做出伦理上的抉择。在这些国家，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裂现象是最为严重的，充斥了过渡时代的精神病态。

科学社会主义者们要求，把科学知识即人从自然界获得的知识，一视同仁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贯彻到社会与人生中去，以完成其预谋的社会实验。而人本主义却基于自己的良心和文化的传统等伦理方程，极力反对这样的处置，结果他们被视为“反革命”、“右派”。

但事实上，现代科学知识所拼成的新世界模型，是导向一种广义的不可知论的文化态度的，而不是导向马克思主义的确定论和宿命论的。同时，科学势力的膨胀所造成的传统宗教及其伦理道德的破裂，并没有导致科学的统治，而是促成一种比传统宗教远为有害的迷信──个人崇拜的兴起，个人崇拜企图填补心灵的空洞，竭力在废墟上确立一个避难所。个人崇拜是一个可以面对但却立即受到奴役或迫害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疾病想要解决“不可知”和“要确立”之间的矛盾，强烈体现出现代人的无能为力和病急乱投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精神写照”。

科学的普及和宗教的破碎，使科学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人们越来越相信“生命只有这一次，其它都是虚无”的结论。尽管在“生命只有一次”后面加上了一句“我们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但子孙后代后面又是什么呢？还是虚无！ 

科学意义的物质就是文化意义的荒芜。凡此前景，对自我感觉强烈的人格，是贫弱的，缺乏吸引为的。这样的前景，迫使人们脱离虚无的自我，而投入他个生命的崇拜深渊，好像这些伟大的领袖不会上厕所。

古代宗教的许诺，却不是如此干巴巴的，它开出的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得到终极的奖赏，从而获得了能力，可以填写自己永恒的生命。

好的选择可以保证人们死后的永久幸福，但科学的发现无情地解构了这种幸福。因此，现代科学在实际上瓦解的，是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道德状态！这种局势是灾难性的。

现代科学造成了特有的心灵焦虑，成了二十世纪许多哲学的真正核心。但这些哲学所提供的回答和解释，又都是缺乏普遍说服力的，人们热衷于各类的矛盾的回答与重复的解释，“矛盾论”和“实践论”因而成为这个时代的哲学特征。

这个时代因为“矛盾的实践”而沦为一个“多元论”的旋涡，多元论其实是多神论的科学主义学说，多元时代的哲学特征就是无哲学！多元时代的哲学既不拥有超凡的神话，又不合乎充足论据的科学，它不过是力图调和神话与科学罢了，这种调和的结果，既不能赐人以神话般的持久陶醉，也不能给人以科学式的即刻功利。所以，它总是两边够不到，两面不讨好。

生命是一归事，社会又是一回事，正如存在是一回事，规范又是一回事。要沟通它们，需要艺术，需要创造力。而在科学和伦理之间，如何取得一种富于成效的对话，这就成了多元时代的哲学难以完成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任务。

不错，社会行为及其带来的道德结果，会给宇宙本身如生态环境带来各种影响，因而获得了“科学价值”，甚至获得了比单纯的科学研究更为根本的自然存在的价值。而所谓单纯的科学，是对自然的存在所进行的一种钻研，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比科学更直接关系到人生。所以有人认为“科学不过在研究宇宙而已，但伦理却能影响宇宙。”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例如中国的“天人感应”学说，明确指出人的行为影响宇宙的运行，也许有其夸大其辞、故神其说的一面，但它的重要并不在它的“正确”，而在它的“规范”。

从“天人感应”发展到“天人合一”，人的伦理行为不仅获得了暂时的社会价值，而且拥有了永久的宇宙价值。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看看西方文明在最近一百年内对地球资源的毁灭性使用，大大超过人类过去历史的一万年。由此可知，伦理的创造者，因此成为一个永恒者。而纵欲败德的欧洲海盗，推动这一结论向下推导：伦理行为可能要比科学研究更加关乎人类的未来，即“行”比“知”更致命。

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的发展，不完全是“伦理神秘主义”，伦理道德不仅影响人的世俗生活，也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即永恒；在受到影响从而受到约束的人看来，伦理道德不仅体现在人自身和人周围的环境上，还体现在整个宇宙及其过程中，因为宇宙虽然看起来和人并无人格联系，但却可能存在一千种人所未知的关系。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的学说探讨了这些神秘联系，也许现代人并不赞同他的结论，但是他的出发点却与我们共同，那就是如何更合理地生活下去。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理论强调，获得了知识以后就必须诉诸行动。如果没有行动而只是停留在知识阶段，那么这种知识就不是真实和牢靠的。因此一个人的文化教养，最终要回归到他的社会行为上去。

蒋介石是王阳明的门徒，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门徒，但实际上，如果从毛泽东尤其是其晚年的种种作为看，他也许是一个比蒋介石更极端的王阳明分子。难怪有人研究说毛曾经受到王学左派的严元的影响，看来国共战争不仅是共产国际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之争，不仅是“中国内战”，还是“王学内战”呢。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上汉武帝的所谓《天人三策》就提出了系统的“伦理神秘主义”思想。这并不孤立，早在西周初年出现的诸篇《周诰》中，就已展现了有关“天子”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人类的行为能够改变上天对于世界的态度。推而言之，人类的行为能够强有力地影响自然秩序，并迫使它改观！当然，为增强说服力，那里运用了一些特别能被当时人的经验所接受的论据和时人的理性判断所喜爱的合理主义说法。

周人把社会的统治者看成是人类的代表，而当人类行为的典型即统治者的行为，如果在伦理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信息就会反馈到半人格化的“天”那里，从而招致天命的更迭移易。天虽然并不说话，但是天却通过自然灾难或失常怪异（它的专门术语叫做“灾异”）赏罚人类。天的这一特性，孔子的《论语》明确表述说：“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人必须自己学会倾听这种语言，用自己的智慧去揣测天意。

明智的人，尤其是明智的统治者会从自然的灾异即上天的语言中，汲取到足够的启迪，从而校准自己的社会伦理行为，以平息大自然的震怒。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已经恢复，灾异当会随之停息。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想法。柏拉图说“大西洲”是由于触怒神灵而遭到毁灭的，《圣经》中的这类惩罚故事更多，这颇有神学即宗教哲学意味的理论，如果我们对它的理解放宽一点的话，则同样可能对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进行必要的校正。

即使放弃神学上的解释，看看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想想这一切正在反过来威胁人类自身，人的环境和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都被脆弱化了。这种“反过来的损害”，未尝不可视为“上天的语言”，即以“灾异”的形式，对人类的不当行为严重警告。

现代人所面对的，是一个难以把握、不可捉摸的终极存在。除了诉诸个人的良心并怀抱随遇而安的态度外，人们简直无所适从。现代人因此被虚无主义击垮并俘虏了。虚无主义目睹科学的彼拉多杀死了上帝，因而起来否定任何超验的“终极存在”。

但有一点却需要否定者冒点生命危险：否定终极存在便否定了生命的永续性的认可和期待。从此，便对那“只有一次的生命”失去了精神上的约束力。社会上的约束力可以通过法律施加，但精神规范的崩溃，却无法通过严刑峻法予以替补。

现代的精神艺术试图在“非人格化的终极存在”这一空前假定和人的社会伦理行为这一无根之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显然，这座桥只能是信仰主义的桥，因为它无法运用科学论证的建筑材料。

信仰主义的根源，深深刻在科学发展所构成的环境破坏之中，现在这一破坏正在侵入人体本身，通过“基因工程”这样的魔术。现代生活的疼痛说：“科学是不能放弃的，否则，将损害社会的竞争能力，降低人的生活福利。”但同时，听任科学对伦理的批判，则社会的道德基础就会成为一片死寂的虚空。这不是真的真空，而是充满着死尸的废墟，散发着有害健康的气体……

现代生活的阴暗一面，构成一种“伦理的压力”，正如“内外环境的破坏”。

伦理不是装饰，它的产生和科学的产生一样，是出于社会需要，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如果失去伦理约束，就会趋于解体。科学本身并不能代替伦理实现功能，但新伦理的建立却必须考虑到科学这一强大的新因素。没有一个时代的居民，能够脱离当时的科学发展去建立一种伦理，无论这伦理本身有多大的实用性。新的伦理，必须是科学与传统伦理之间的一个巧妙的综合。

“人生有无意义？”“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是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言词和行为不断解答着的。解答是不断的甚至重复的，涂了又写、写了又涂，而迄今为止还远远没有统一的答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提法去中和一下：

科学所见的人生社会像宇宙自然一样，意义本无，唯有运动而已。但人的感情不能接受如此透明的答案，它需要潘多拉盒子里的希望留下来。正如人们都不愿意知道自己的死期一样，人们也喜悦动态的朦胧意境，而畏惧成熟的一览无余。透视的眼睛将取消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给热忱的行动泼上聪明的冷水。针对人性的这一特性，对人生意义的“解答”就责无旁贷地归属于伦理而不是科学的职能范围了。这就是历史学们说的：“我的作为人的良心，在命令我要行善而不作恶。”其实这是从“上帝的命令”脱胎而来的。

善，就是对人生意义的积极而肯定的解答，而恶，则是对人生意义的消极而否定的回复。善恶范畴既普遍又矛盾，例如善恶的矛盾性体现在人间是意见分歧的，但对同一个心灵，善恶则相当稳定，那就是对某项问题的积极性的回答和消极性的解答，肯定或否定是一目了然的。

出于这种“终极性的理由”（而非“终极性的存在”），人们才去设想那无从想象的死后生命及其即将归附的“终极存在”。

“死后生命”因此是活人意识的必然延伸，人既已意识到自己的一生甚为短暂，就渴望延长之，以有限搏击无限，充实自己，为此而确立生活的价值，就是一个常新而不易厌烦的。

相比之下，科学的功能只是短暂的，科学所服务的现世易逝，而科学所瓦解的神秘则难再。

任何征服和统治，如果不与自然的节奏或“规律”相协调，则不能成功。而与自然的节奏相协调，对人类来说正意味着对其他生物的“征服”和“统治”。人与大自然之间共存共荣关系，取决于能否臣服于自然力。另方面，为改善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位，还是应该“科学的东西归科学”，正如“信仰的东西归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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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虚幻的尊严

有位美国心理学家统计，平均每位美国人一天要说两百多次谎言。美国人如此不是特例，而是人类的一个缩影。当然，这其中有许多是白色的谎言、善意的谎言，有的仅仅是掩饰，为了维护隐私，有的是出于礼貌，避免人际尴尬，而多数属于无意识的谎言。但不管怎么分类，这些总是谎言。谎言在人际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达到“自欺欺人”的深度，结果使得人人都戴上了假面，社会充分展示其“虚伪性的一面”。虚伪，在很大程度上是奉虚幻为真实，以暂时为永恒。这不仅是欺人的，也是自欺的。它既表现了人的创造力，又表现了创造力的误用与徒劳。

人们撒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遭到拒绝”。一项新的科学研究证实，人在遭到拒绝时会感到疼痛，和肉体疼痛的反应相似。很多失恋的人有过切身体会。而谎言的起源显然和人的“自我意识”有关。人有了自我意识，懂得打扮自己，希望在别人心目里有一个“美好的形象”，这个形象之美当然最好要超出实际，这就构成了谎言的起源。当然这是白色的谎言，诸如化妆、美容、职业性微笑，都是属于这类谎言。再如说，在人的本性中具有“精神性的一面”，这反映了人们是多么渴望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尊严又是什么呢？尊严往往大于人的实际存在，这是发展了的“自欺”。在不少社会活动家那里，“人的尊严性”，其实成了“虚伪”的别名。他们认为，人的尊严性是其它动物所无法具备的，而只有人迫切地感到必须维护它，而且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例如当人们想到自己的生活与这种尊严性不相吻合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羞耻或陷入“失去尊严”的心理打击之下。

人类学家们发现，大约在三万五千年以前，原始人开始用仔细打下的石叶制造形状精细的工具，骨和鹿角首次用作工具，以制作衣服和雕刻，工具开始成为艺术品。例如在角质的投掷器上雕刻装饰性的动物形象，珠子和垂饰出现于化石记录中，这是新的用于身体装饰的物品，而洞壁深处的绘画，表达出明确的精神世界。这个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信号，表明人类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

自我意识的人所拥有的“尊严意识”在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他也因为在生活中丧失了自身的尊严，而产生恐惧感。比如说，人在两性的求偶关系中遭到挫折时，所产生的反应和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此外，人在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中表现的自律和他律，也都是由于“尊严”这一杠杆在起作用。

正因为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有了“尊严的需要”，而尊严性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已经无所不在了，在这种前提下，如果没有爱，没有尊严，而仅仅为了满足单纯的“动物欲望”，则人类的性关系只会带来精神的堕落。其实，连动物也没有这样的动物欲望，因为这样的动物欲望是人（即拥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动物）所特有的。

事实上，单纯的动物欲望，已经不再可能发生在人的身上了。人既具有自我意识所触发的“高级精神活动”，他的最原始生物欲望也就难免受到“高级精神”例如自我意识、尊严、面子等等渗透和左右，而无法再行割裂开。哪怕是人身上“最邪恶、最低级的欲望”，也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欲望”，如果一定要比较，那只能说，它要“比动物欲望坏得多、坏得高级得多”。如果不顾“尊严的表现及其功能”，不注意“尊严性的起源”，就无法对人的精神存在做出透视，更谈不上恰如其分地理解，从而很容易被零碎的表面现象迷惑住。

例如：

1，假定人的尊严性起源于他的遗传基因，即是天生具有的品质，这是一种情况。

2，如果人的尊严性并不起源于遗传，而只是从后天的学习中得来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那么，这又是一种情况。

根据经验，“尊严性的规范”不是从遗传得来的，证据是，不同种族与不同文化圈中生活的人们，对尊严性的具体认知是大不一样的，精神形态和价值观，也都因之而异。他们为之感到羞耻和惭愧的事，也不一样。例如，有的原始民族在两性关系上丝毫也没有现代式的羞耻感，但在其它问题如在财产关系方面的羞耻感，却比现代人更为强烈。照此看来，“尊严性的规范”实与风俗民情关系莫大。

但在另一方面，“尊严性的因素”确实潜伏在人的遗传中。证据是，动物缺乏“镜象意识”，因此不能反省自己的行为，动物也缺乏复杂的语言系统和数字概念，无法精确约束部落成员的行为，因此上述两个方面都很难接受社会规范的压力。

正如动物学家无法在一个动物身上培养人类的尊严感和精神性，无法使它感到人类特有的自我意识。社会学家也无法在人类身上培植起完全的神性，无法使他感到神明特有的无我与超然。基于上述两方面，人的尊严性是不稳定的并且具有可变的表现形态。

至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什么范围，人的尊严性具有多大的可塑性等等，这些具体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人的禁忌不可能是超出时空的绝对禁忌，反过来风俗也并非没有根据的虚无。

根据禁忌形成的尊严，是相对的、流变的。而强调一时一地的禁忌具有绝对性，只是人性中虚伪一面的表现。

禁忌与尊严的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的生活需要和功利目的在因时因势而易，趋利避害的途径，因之也在不断地修改中。许多神话为此提供了线索，如《创世记》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一度生活在伊甸园里，那是个极乐世界，既没有禁忌，也没有尊严，人们不用板起面孔、夹起尾巴“做人”，既没有自我意识及其羞耻感，又没有可以称之为精神世界的东西。后来，他们智慧果，才产生了羞耻感和尊严性，知道了禁忌才穿上了衣服。有了精神世界，与此同时，生活的极乐状态也就破毁了。照此解读，神话时代的思想家已经知道：

第一，尊严性的规范不是从遗传得来的，而是通过后天行为（偷吃智慧果）得来的。

第二，人吃了智慧果，就可以获得了自我意识及其尊严，这表明“尊严性的因素”早就存在于人，所以撒旦的诱惑可以奏效。

神话时代过后，科学时代的人们通过对动物生活的观察，发现动物也有它们的行为规范，例如，狼群之间也有边界，这是两群不同的狼或两只不同的狼之间的外交，它们一般在自己的地盘上活动，尽量互相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

而当某群狼侵入另一群狼的领地时，遭受侵略的那群狼就会因为愤怒而奋起驱逐入侵者，而这群入侵者竟然能感到理亏！所以它们侵略更多表现为袭击而不是占领，它们还没有进化到可以用强盗逻辑武装自己，于是一旦被发现也就灰溜溜地逃跑了。狼群侵略者即使敢于抵抗，也是颇为无力的招架，不像人群侵略者那因为尊严受到伤害而做出激烈的抵抗。动物一般不会因为逃跑而感到羞耻和丧失尊严，人比狼有更明晰的尊严感，所以人群很难发动无理由的侵略，于是在人群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之前，总是要制造并宣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性谎言，以鼓舞自己的士气。

在对“尊严规范”的考查中，往往可以发现尊严规范的形成过程与人们对这种尊严规范的描述恰好是相反的。例如，尊严规范的形成是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功能，然后才从功能上升为禁忌和行为规范，

最后再从禁忌摇身一变而为尊严规范。但当人们描述的时候，却是从上端开始往下顺延的，或从表层往里层刻划的。人们总是先从“尊严规范的神圣性质”开始，再谈到尊严规范禁止人们去做某些事情，最后才涉及禁令的条目及其功能。这样，宣传家们就把尊严规范偶像化了，使之达到“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的神像地位。相反，倒把禁忌功能列为臣仆了，使之成为一个“使用说明”。尊严本来是基于爱美的自我意识用来管束人们的工具，现在倒成了主宰。

在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尊严范畴，很可能起源于一个很小的实际需要，而对这种尊严规范进行偶像化、本体化，就促成了各种精神世界的诞生，这就是作用于“人与动物不同”这一骄傲的杠杆原理。

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及其尊严，因此无法构成那种可以表述的、用语言去建造的系统化精神世界。

显而易见，在自我意识的作用下，人所特有的尊严性主要产生于后天的禁忌，而禁忌又是起源于社会的压力，结果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人们乖乖听从“尊严”的号令。如性的禁忌，是为了区分人类集团这样一个实用的目的而产生的，然后才为此创造了心理上和行为上的约束。可是当性的禁忌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规范性力量，开始独立于当下的实用目的。即使原先那些实用功能业已消失，一些禁忌仍然以其过时的理由非常顽强地图存，成为“陋俗”。这种陋俗也经常构成了人类尊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触犯了这些禁忌，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尊严，唯有恪守这些禁忌才意味着你在当时当地的那个风俗环境下，保持住了自己的尊严。

如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女性的经济独立以及避孕堕胎技术的发展等等，都使传统的性禁忌既不可能也不那么必要了。为防止苦果如私生子的降生或家族的指控等等而制定的性禁忌，因而不再受到遵守，这种新潮体现在人的意识和行为上，就是所谓“性解放”。目前，只有伊斯兰教的社会还在抵抗性解放，因为它的富有阶层可以娶四个老婆，大大降低了通奸和买淫的需要。

如果只是像“原教旨主义”那样，只从思想上强调人的尊严性和精神性，是无法扭转禁忌松弛这一趋势的。而不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其实早已不再遵守教规，他们也进行偶像崇拜，也过着放荡的世俗化生活。只是进行“圣战”是远远不够的，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禁忌和尊严，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所以任何一处两人以上共同生活的地方，就会产生禁忌和尊严）。禁忌和尊严，是要软化每一个体的棱角（至少使之变得光滑一点），而不是强化它达到彼此伤害的程度。

在现代这样一个道德失落的时代，也在悄悄酝酿一种道德的复兴，因为既然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存在，基本的尊严性因素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了。即使目前这个时代再堕落，我们也相信：所有的道德衰退的根源，并不在于培植尊严性的教育和宣传不够，而是在于社会变化过速。社会的变化过速使得旧道德瓦解，说教变得滑稽可笑甚至令人厌恶。但社会的变迁义会迫使新道德建立起来，于是新型的尊严和新型的精神性规范，也就会随之树立。所以，我们还是抛开“老年人的忧虑”吧，那只是一种旧时代的回声，老人所眷恋的，乃是一座瓦解中的神庙。这诚然含有一种悲郁之美，但最好不要忘记：

任何尊严性和精神性，都是为了护卫人的生活的。这就是“精神”的“至善之境”，多余的尊严与禁忌，只是虚荣，只是人的虚伪性，它会被生活击败，被迫退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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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死后前途的探讨

人们关于死后前途的看法，多少表现了他对今生或是当前处境的看法，因此从一个时代的死亡观不难发现它的生命观。

“既然我活着，为什么会死去？”这样的疑问折磨人，同时也凸现出由于本能的生存倾向，人们多把自己“偶然而短暂的浮生”，看作某种“必然而永久的主体”。而进一步的推论自然就会令人震撼且耸人听闻了：“主体也会毁灭且将丝毫不留印迹。”这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实际上，这里的震撼与其它人生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人过于心疼自己，从而把自己的影子看作永恒。

然而，那是一代代的人类不得不一次次面对的事实，冷峻而又不可折回：“你必须死去！而且得不到任何回报与记忆。”在如此彻底阴影下，人们如何才能宽心，并安然地生活继续跋涉？显而易见，人们必须回避死亡这一主题，而在回避不掉的时候，需要给予死亡以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或叫“开脱”，“宽慰”，甚至“麻醉”。于是，“有生必有死”，“人生如梦”，“视死如归”，以至“死是通向天国、通向永恒生活的大门”等等开脱宽慰甚至麻醉之词就创造出来了。

死亡观因而是和生命观互为表里的。人们不得不面对死亡，是因为他活着。然而“思想死”，比“死本身”更可怕，人的地狱也许并不在死后，而是在对死后恐怖的冥想中。

当然，从唯物论的想法说，人死后肉体还原为无生物，那么也就不存在“死后的生命”这个命题。但是即使按照这样的逻辑（它是否合乎事实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讨论死亡的人都是没有死掉的人），虽然无法在“死后的生命”这一概念下讨论生命之死，但生命还是免不了一死，而还原为无机物的那个有机物还是不同于无机物，例如，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测量碳十四衰变的方法，来探知死掉的有机物的年代，但却无法对无机物作如此测定，由此可见“生命”与“时间”具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各宗教关于死后的生命观大体可分三种。

一种是由佛教、印度教等主张的灵魂轮回说，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宗教的主张灵魂不灭说。例如佛教主张人死之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至于为什么极乐世界为什么在西方，有人认为与埃及人的太阳崇拜有关：坐上神舟前往拉神的永生国度。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比通常的冥府光明，但毕竟不是真理的发源地。崇拜西方真理的人们，可以安息了。

还有一种中国道教为中心的类似萨满教的民间信仰，所奉行的“白日飞升”、“尸解得仙”。这种理论也叫做“羽化登仙”。例如位于长江以南、鄱阳湖西岸的庐山，长约二十五公里，宽约十公里，大部分山峰海拔高度在千米以上，最高峰大汉阳峰为一千五百四十三米。庐山古称匡庐，又名匡山，传说周代的匡裕结庐山巅，一心修炼，后来羽化登仙，庐山之名由此而来。羽化登仙说认为，人能经过修炼变成长生不死的神仙，《太上业报因缘经》说其过程：“始有天地龙汉之初，吾号‘无形’，化在玉清境，出大洞真经下世教化，……延康之时，吾号‘无名’，化在上清境，出洞玄宝经下世教化，……赤明开运，吾号‘梵形’，化在太清境，洞神仙经下世教化。”如此，人可通过现世的修行达到灵魂与肉体的净化，人的世俗生命结束时，就能以此获得生命转换的超人力量，保证灵魂的超度，也保障肉体通过再生而获得不死。以此为契机，人脱离世界进入仙化境地，人从“谷”中（“俗”）跃升到“山”上（“仙”），从俗人成为仙人。

千百来的道士和追求永生活动的人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富，在这个领域中从事紧张的创造性活动。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说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从他们付出的代价看，道教型的中国民族特有的死后生命观，曾经深入人心是毫无疑问的。

利玛窦神父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中，对道教的这种活动大加谴责，因为他持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死后生死观（基督教型的），因而拒绝接受道教精神的方向。尽管求仙活动和炼丹事业的广泛开展，推动了医学和化学的发展，对现代世界的形成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医学事业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追求长生的道教活动推动医学的发展，十分自然，何况人的生命活动也还是一项“生物化学活动”，因此追求长生和生命永续的道教思想，最终推动了化学的发展也是一件合理的历史事件。用现代观点看，道教关于世俗生命经过巨大的蜕变而走向永恒生命的思想，可能比西方灵魂不灭观和印度的死后轮回观较为原始，有些接近埃及人。埃及本来想让死者复活的木乃伊技术，因为方法不对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在木乃伊技术失败的地方，基因技术却可能成功，通过基因复制人而使得死者“复活”。谁能说基因工程和木乃伊工程绝对无关呢？

古老的复活思想经过适当的扬弃，不仅可以推进宗教观念的革新，也会对现代生命科学如遗传学、人工智能的研究等等，产生出人意外的推动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设想这种作用？它的具体途径又是如何？

首先，道教及其基本理想，不同于西方的灵魂不灭论和印度的转世轮回论，而属于现世的生命观念。即使朝向永恒生命即“仙人”过渡的理论，也十分重视对肉体生命及其生活的改造和净化，这含有医学意义，不仅有助揭示人的新陈代谢活动，也可促成较为健康的精神生命，导入生命及其本质的研究。

现代意义的生命科学，离开灵魂不灭论或转世轮回论显然更远。倒是仙人理论，看成灵魂与肉体的奇妙结合。例如自然生命不能逃避时间的压力，但道教式的生命却可能转换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埃及人关于木乃伊复活的观念里，灵魂和肉体也仍然是可以分离的，例如死者的灵魂登上太阳神的船，航行到西方（和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位一样）。但在道教的永生学说里，灵魂和肉体是互相依存的，和现代生命科学一样，灵魂并不属于肉体。

二者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两者同属更深刻的生命能力。道教相信这种生命能力经过净化和提炼，可以凝聚成为长生的内力，它现形为仙人。

其次，在道教的死后生命观及其生命转换的理论中，漾溢着一种感官的现象世界的甚至享乐主义的气氛，它珍爱现世生活，这与现代文明中的现世享乐的精神，倒有神似。正如道教是一种“后佛教文化”，现代的全球文明也有某种“后基督教倾向”，其间的相似很多，有心者可以一一发掘出来。因此，也便于二者（道教文化与全球文明）之间互相渗透。道教不认为现世生活是悲惨的，是令人绝望的炼狱；相反它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而不是被动地陷入炼狱，实现对生命的改造和对死亡的克服。道教的精神，与西方宗教、印度宗教甚至阿拉伯宗教的现世悲观主义不同，充满现世的乐观主义，道教所鼓动的，因此也不是殉道式的献身（或脱离物累的无我之境），而是“保持宗教戒律的享乐主义”。这在气质上，也与现代的人本主义的全球文明，具有奇特的合拍之处。

道教确实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宗教”，而是“注重科学技术手段的人本主义宗教”，它受佛教影响也不赞同杀生，也反对违背自然地破坏环境，与“共产主义运动”等企图“改造世界”的信仰明显不同，可以免除科学主义的若干弊端，如忽视人性、忽视人的感觉世界等等。道教精神，因而不难转化为某种“以人为本位的宗教—科学精神”。

当然，在不同的宗教精神、不同宗教的死后生命观之间作本质优劣的比较，是相当冒险的。我们这里仅仅是说，道教精神及其对生命的观念与现代精神较为合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现代生活的发展，它似乎更加兼容，这不仅体现在它可能激发一些技术设计上，也体现在它可能导向的宗教哲学观念。道教关于生命本质以及对生命转换的设想，今天的科学还无法证实和操作，所以可能还具有潜在的引导作用，这就是其魅力所在。起码，先不要轻易地斥之为“迷信”。毕竟与它相比，许多传统有关“天堂”和“地狱”的思想，更容易受到现代知识系统的证伪批判。

那么，各种哲学关于死后前途的态度是否仅限于“无灵魂”（还原为无机物）或“有灵魂”（包括灵魂不灭、转世轮回和羽化登仙）这两类呢？并不一定。还有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可以独辟蹊径，例如孔子主张的“存而不论”。孔子尽管没有对死后的问题明确表态，但对超出经验之外的其它问题，他总是主张人们应持超然态度，把无法解决的问题悬置起来不下定论。

这样，关于死后的前途问题，存而不论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看法，那就是神秘主义道路或态度。它既不断言“人死后还原为无机物”的科学主义，也不断言“人死后生命不灭”的信仰主义，而构成似乎没有结论的“结论”，显然不比马列主义者区分的“唯物论”或“唯心论”更加缺少智慧。

不要认为这不可知论的态度和意见只是一种“犹疑不定”，甚至仅仅是避免在“唯物唯心”两种意见之间做选择的滑头世故。这“第三种态度”是独立存在的，作为怀疑论的、不可知论的态度，它搁置了判断，而现代实验科学（不是科学主义）认为，这种“搁置判断”的方法，才比较有利于人的认知最终接近真相。它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不是滑头或是逃避，也不是在这前二者之间的犹豫，而是同时否定了前面两种态度所包含的独断性。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由活人来认定人死之后是有生命呢还是无生命，这其实是在同个范畴以内，即活人预知死人的世界，而存而不论的观点却是在这圈子以外，另成一体。

从这种角度说，犹太人批评耶稣关于天国的概念，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既然“活人可以预知死人的世界”，那么“永远不尝死味”为什么就不可能呢？活人，即耶稣所说的“没尝死味”的人：如《马太福音》16/28：“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再如《马克福音》9/1：“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以及《路加福音》9/27：“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约翰福音》8/52：“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其实耶稣最敌视的并非“存而不论”这一造（可见耶稣并非搁置判断的科学精神的敌人），也不见得是唯物论的那一造，而是那些承认灵魂不灭（“鬼附着的”）却不承认耶稣天国的犹太人。

科学精神的首要敌人是科学主义，而不是信仰主义。因为信仰主义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分属人类意识的不同范畴，分头满足不同的需要，可以互补，必要时可以互构。科学主义就不同了，它窃取科学之名，干的却是信仰的勾当，名不正，言不顺。科学精神的显著特征就是搁置判断，体现为怀疑的、不可知的存而不论。

这是科学主义最喜欢抛弃并掩埋的。例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它假借哲学、社会学、民族学、自然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结论，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实，他早在《资本论》写作之前几十年，就公布了《共产党宣言》，这说明他根本不是以科学精神来从事研究和写作的，而是一味为“改造世界”、“夺取政权”炮制理由。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偶像黑格尔所诋毁的孔子则比“普鲁士黑马集团”要“现代”得多：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不失为中国精神投影在全球智慧的一道光亮。

“中国教育家”孔子（前551-前479）比“希腊教育家”（“Socratic method”）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早生了一百一十八年，因此孔子的“不知论”比苏格拉底的“无知论”（“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至少也早生了 一百年，孔子到底有没有影响过苏格拉底？我们在此提出来，但存而不论，搁置判断。

不过既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可以被早期基督教哲学家誉为“说希腊语的摩西”或“犹太化的哲学家”，也就可以想见他们并不是独力创造了上述的搁置判断的范例。

活着的人，怎能知道死后的生命？聪明的人如何面对这个二律背反？对孔子来说，这可能主要出于习惯，如他梦见周公，相信灵魂之间会有沟通，但这并不确定无疑。

对苏格拉底来说，因为他信神，所以灵魂只能不灭（或是反过来，因为希望灵魂不灭，所以信神）。可见，这是习惯或是信仰，是不应该讨论的问题。反过来说，讨论它的基础，只能是一种念咒，一种希望，而不是一种明智。

同样，唯物论关于“人死后还原为无机物”的观点所涉及的，就更不是一个“死后的生命问题”了，它因为已经完全否决了死后的生命存在，从而拆散了“死后”与“生命”的任何联系，从而成为一种和“灵魂不灭论”同等独断的信仰主义。“存而不论”的搁置判断，比“唯物（无机物质）唯心（灵魂不灭）”的二分法，增加了整整一倍的信息量，并打开了通往日新其德的道路。

灵魂问题，是目前人的智力、经验、逻辑和推理都还无法解决的。存而不论的态度，是真正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反应，虽然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解答，因此其局限是无法满足人的期待，无法安慰人的京惧，这也正是“明智”的局限所在。

存而不论，能给人的智性划定界限，但不能解脱人在本能和情感上的焦虑状态。因此各种关于“死后去向”的猜测应运而生，以消解此生的彷徨（而远远谈不上是对来世的引导）。但这些说法都是一些假说。其根据仅是感情上的需要，而不是经验上的依据。

存而不论作为搁置判断的“无答案”境界，如果能与“假设”结合起来运用，对知识的进步更为有利，帮助人的思想进入更为明澈的一层，充分实现“工具理性”的功能。这样可以批判地进入“有答案”的范畴，例如“无机物质”和“灵魂不灭”这两个答案，其实只是纯粹情感的自然流露。

也许有人会问：“希望灵魂不灭可以说人的情感所系，但人怎么可能希望自己是无机物质呢？”其实这很简单。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原名Francois Marie Arouet ）临死时说：“黑暗，黑暗！可怕，可怕！但愿我没有出生！”因为面对注定毁灭的命运“现在就是假的”、“我从来没有出生”这一佛教式的经典态度，不失为终极的庇护。

在这种意义上，小乘佛教与唯物论相通，它的涅槃也不是来世的。但断言人死之后并没有生命，只是化为无机物质，这与人类的感情需求相矛盾，所以小乘演化为大乘，人生智慧演化为偶像崇拜，是少数人的意识化为多数人的宗教时，不可避免的现象。正是因为人的感情和下意识总是希望死后还有生命的延续，所以，唯物主义关于人死以后没有灵魂的理论，会导致精神的颓废和生存目标的丧失，建筑在推论之上的“无机物质论”只能导致文革发动者那样的玩世不恭与暴虐人格。而对多数群众来说，不管他持有什么样的认知，都需要获得一个确切的答复，就像是获得了心灵的家一样，他要像买房子哪怕是租房子一样，使这个事情落实下来，这样才有安全感。

而往往，人的感情和好奇，确实渴望有个答复，尽管事实上任何答复都无法被证明，因为死人是不会回来告诉我们到底有无灵魂，所以人在面对“永恒”时的困惑才成了永恒的悬念。既然无法证明任何答案，“有答案”发生了危机。正因为科学无法证明死后前途的确然性，所以各种感性的证明兴起了，那就是宗教。在“答案”问题上，存而不论近乎“无”，而“死后有灵魂”与“死后无灵魂”这两种看法加在一起，才近乎“有”。有无相生，形成世界观的全貌。

现在，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一下死后前途。

不论那组“有答案”的想法（死后有灵魂或无灵魂），是否能满足人对死后生活的希望，显然一旦确立了死后观，就会对人的现世生活产生影响。一个有权势的人如果相信来世，他干了许多坏事当然也害怕报应的惩罚，于是，他就不倾向于承认有什么来世，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不必在来世付出代价。所以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如此残暴，是因为他们几乎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论是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如果只此今世可活，就谁也惩罚不了暴君暴民。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受尽磨难的孤立无援者，却容易相信“修个来世”，他们哪怕做了自杀攻击的肉弹或是雷锋式的驯服工具，也还是需要领袖崇拜来安慰自己的不幸。

如果肯定没有来世，没有“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那么，“我活着的时候经历的一切对我就是唯一的”，那么这个生存对我来说就是不可交换的了。这等于告诉人何，生命只有一次，爱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能干出什么就应该去干出什么，干到什么地步就算什么地步……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唐·杜秋娘《金缕衣》）

 “未来”既然已经成为“虚无”的别名，那么还能怎样呢？相反，如果肯定有来世，那情况就颠倒过来了，有权势的恶棍在现世的行为，虽然逃避了这个世界的审判，但却逃脱不了另个世界的审判，那里有一个不受贿赂的裁判员，使他从内心深处发抖。

有人把这种内心恐怖予以神化，叫做“上帝的意志”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历史规律”。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有灵魂”和“无灵魂”的世界观，会导致“有道德”和“无道德”的行为后果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然，像宋朝以后的儒家由于基本上属于无神论范围，所以他们的道德不是建立在“灵魂”层面的，而是建立在“血缘”层面上的，在家族主义的孝的精神指导下，人们用子孙替代了来世。“小祖宗”代替了老佛爷，父母君王代替了神秘主宰，人们自己所构成的种族存在之链以超越个体的绵延作了来世生命的替用品与仿造品。通过晚辈对长辈的服从，长辈获得了某种“永恒感”，即便这只是暂时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的生存完全堕落到平面上，失去了立体性；整个民族的精神五体投地，完全瘫软了下来。

“孝道”成为宗教，老年人的保守性主宰了社会，青年人受到忽视，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和“教育”，是企图让晚辈活出一个长辈的样子来，甚至是完全长辈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这样，长辈的垂死生命无形中遥接未来了。“灵魂”和“死后的生命”如何？谁也不知道，但是“自己子孙后代的存在”却是谁都知道的。因此，根据孝道的宗教精神，与其把时间精力花在死后前途的探究和灵魂的提升上，还不如花在栽培种族上，在后代的身上猛下功夫。这就是所谓“慈”与“孝”的一体关联（“父慈，子孝”）的儒教。

可悲的是，当人们把应该用来提升自己的精力完全倾注在后代身上的同时，反而造成“揠苗助长”，无形中扭曲了后代的发展。被监护人的地位，仿佛安全，其实并不自由。被“慈孝关系”互相羁绊住的人们所组构的社会及其创造出来文化，也就过于保守并因此而逐渐停滞。在家长制的定规下，个体的发展受到慈孝网络的抑制，社会的活力消解于无形。个人的灵魂得救，替换为家族的血缘关系。不考虑死后前途问题的人生态度，竟然与社会的化石过程发生了内在联系。

“孝道”宗教的奇特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在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中，有一些当时看来无害甚而有益的因素，经过曲折的变化，竟能转化为致命的毒素。

而对死后前途的考虑，从现实意义上说虽是甚少功利价值，但却能刺激人的精神向另一领域超升，激发热烈的探索精神，促成新事物。

（另起一页）

六、自杀行为中的哲理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每天都有许多人自杀。那时我住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上海北面长江对岸的南通。那个长江河口地区，表面上风调雨顺，实际上是个相当阴暗的地方，充斥了可怕的迷信和人间的勾心斗角。那是个让人绝望的地方，1961年11月18日，我们从北京搬到这里，一下轮船给我的第一和印象就是无比昏暗的街灯。那里的人们说一种奇怪的方言，生硬而拗口，十分古怪，他们的表情相当怪异，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倒是十分吻合。一九六六年春夏季节，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早晨，河边都会围着一圈当地人，大家专注而沉默地看着脸色阴暗的人民警察，又从河里捞出了一具肿胀的无名尸体，那些尸体已经发出异样的味道，嘴角还不停地流出液体，死人的眼睛经常半睁着，和围观的人群保持了一种奇特的沉默。

1978年我才终于离开了这个噩梦一样困扰了我十七年的城市。我到北京以后，有位前辈听说我很佩服梁漱溟，就介绍我就看望他。梁漱溟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南通。他叹口气说，“‘南通州、北通州，南通难通’，现在你从南通州来到了北通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我在南通的遭遇却难以磨灭，并迫使我思考，生命为什么如此阴黯而且毫无希望……这促使我思考生命的来由和去向……为了这个，我还应该感谢这个城市给我的折磨。

这种思考乃是理性与直觉的遭遇战，相当残酷。于是我读了很多书，从先秦哲学到希腊哲学再到佛经、道藏、新旧约全书，试图解决人生的疑惑。然而读书是需要动员理性的，而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又是不言而喻的，理性并不能解决生活中常常碰到的问题，反而会削弱人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动用的毒辣手段，结果哲学家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逃避问题，当然，让人得以舒舒服服地逃避这一结果本身，也就算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因为人最渴望解决的问题，大多是无解的。

这里，我们可以顺藤摸瓜地触及一下“有关自杀的问题”，以求对人性做出更深一层的了解。自杀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不少历史上的名人都是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例如，美国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名噪一时，后来不仅自杀身亡，他的女儿也在晚年自杀身亡，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家族病理性的自杀行为。可以佐证的是，海明威的幼子在六十多岁也就是相当于海明威自杀的年纪竟然做了变性手术而成为“女人”，并且当街脱掉粉红洋装、女性内衣和高跟鞋，赤裸裸走在街上，被迈阿密警方以妨害风化罪名逮捕，四天之后心脏病发作死在女子监狱中！法医解剖鉴定证实，海明威幼子作过变性手术造出女性性征。

此人深受性别错乱之苦，他三十多岁时撰写的《爸爸：个人回忆录》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1967年）。他在书中回忆，“我花大笔钱来克制变装癖。这种事错综复杂，不过追根究柢是有个超级硬汉作风的父亲。”这不仅让人怀疑，海明威的自杀恐怕也有相似的背景，“超级硬汉”不过是表面文章。

不难看出，自杀与人生的关系错综复杂，已到了需要把它列为社会学、医学甚至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项目的程度。

从哲学的角度而非从法学的角度说，其实，在“自杀”这个名目中，隐藏着多种不同的事实。即不同的动机使同样的自杀行为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和文化意义。特别有意思的是，随着人对动物世界的日益了解，也揭示了动物世界的自杀现象。早在《福音书》中就记载了猪群集体投海的记载，虽然那被认为是鬼魂附体，现今则不时传来老鼠投湖或是鲸鱼搁浅的自杀事件。直到今天，人们对动物自杀行为的研究，也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正如关于人类自杀行为的讨论，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自杀行为是生物体迫于内在压力或外在压力而实行的一种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戕害行为。由于自杀现象与活跃在各种生物身体上的求生本能，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成为引起广泛兴趣的一项研究对象。在这种兴趣的推动下，甚至出现了不少专门讨论自杀问题的学术专著。我个人以为，这种学术繁荣倒不纯粹是出于猎奇或隔岸观火的心理；实际上，自杀行为本身业已构成对生命本质的某种否定。它似乎暗示我们，生命的第一要务并非实现那种“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命本能，更不是为了“追求自我延续的意志”。、“好死不如赖活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要义”，但自杀却证伪了这一要义！尤其是，世纪之交统计的中国大陆居民的自杀比例，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这证明中国文化实际上正在脱胎换骨。

程颐（1033-1107年），早年与兄程颢师事周敦颐，合称“二程”，以“理”或“道”为万物本原，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衡量淑女的标准。朱熹（1130-1200年）《与陈师中书》说：“昔伊川先生（程颐）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中国近一千年以来的亡国奴们，风行乞活哲学，既不理会二程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不理会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努力实践“必须以一切手段、维持家族的生存”这一“识时务” 的生活信念。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家族制度的瓦解，自杀行为普遍化了。从而，也使生命哲学的雄辩蒙上了一层擦不掉的阴影，它等于告诉人们，即使在生命体内，求生能力也并不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人为什么会自杀？自杀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些问题实际上导致了以下问题的提出：人为什么要生存？生存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种连锁的问题，使自杀现象获得了哲学反省价值。通过对自杀心理的揭示，人们将得到理性的启迪，得到比各种马列主义党校哲学教科书更为真实的人生醒悟。

古典式的看法认为自杀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因为它可以把动物的自杀简单归到“魔鬼附体”的名下，而中国传统的鬼怪故事如《聊斋志异》也描述人的自杀与鬼魂急于投胎有关。但现代生物学的大量观察，却提供了很多不合鬼魂投胎解释的例子。研究表明，小至老鼠，大到海豚与鲸，其集体自杀的数量是巨大的，鲸类的高智能，并不能阻止它们窜上海滩等待死亡的来临。

动物集体的自杀行为，使自以为人类才懂得“生存尊严”因而懂得实行自杀的人们，不禁为之发呆，因为生命的常态毕竟是“追求生存”。人们知道诸如此类的集体自杀是不正常的，即罕见的、因而是变态的。因此按照古老的说法去简单指控它们魔鬼附体、精神错乱，也不失为简单有效的。

但显然，这不是什么精神错乱。很难想象一大群动物会突发性地同时传染上了精神错乱症。除非，这不是指生理的病，而是指心理的反应。人类也有集体自杀行为的记录。和对动物自杀的了解相比，我们还是对人类的集体自杀行为的动机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七十年代末，对发生在南美洲的美国“圣殿人民公社教派”集体自杀事件的调查表明，自杀的动机，虽有宗教上的理由，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现实生活的超负荷压力，而为了结束生活中不堪忍受的屈辱、烦恼、压力等等，自杀是个简便的方法。

由此可以想到，集体自杀与个体自杀其实还是有某种区别，而集体自杀更便于我们解析自杀的性质。它可以否定古典式的解释，即认为自杀是疯狂消极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个体的精神错乱是可以接受的，但说一个群体突然从生理上同时发生了精神错乱或不可控驭的病理心理，则令人难以相信。哪怕这个群体不是人类，而是前述的动物。

特别需要考虑的是，自杀行为尽管与生命的本能冲动的方向相反，但它的出现本身依然是这一本能的某种延伸状态。尽管从常识判断这种延伸具有非常变态的一面，以至异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例如，自杀只是行为表现或行为后果，如果从动机看，导致自杀的动机其实还是为了活得更好一点。这种更好一点至少有如下两种形态：

第一，怀抱逃避苦难的动机去自杀。

第二，怀着追求永恒的动机去自杀。

对一个远处的旁观者来说，要从自杀行为的结局去区分上述原始动机并推导其心理差异，虽然相当困难，但毫无疑问还是应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动机。

更有甚者，在有些刑事案件中，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是为了栽赃复仇，其动机无疑是为自己的生命力量寻求出路，尽管这是最后一搏。这与出自对生命完全绝望而实施的自杀，是不同的。可见自杀行为和对自杀行为的看法，还是要以每个时代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倾向作为轴心，甚至连自杀的方式也像流行病一样受到榜样的驱使，例如某些追星族模仿偶像的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风俗与自杀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表面的、外在的。要透彻地理解自杀问题，必须盯视自杀中的哲理：生命反对生命；生物自行结束自己的行程。

还有的人从“安乐死”这一特殊角度去看待自杀问题。这种角度受到现代福利主义影响，使我想到是否由于自杀含有这类福利贪图安逸的倾向，原始基督教才极力反对自杀。基督教的基本人生态度是殉教式的，而不是福利主义的。但奇特的是，基督教对现世的蔑视虽和普通的自杀者外观相似，但精神的动向却绝然相反：蔑视现世的宗教反对自杀，而贪图今生的哲学却支持安乐死。

殉教与自杀，貌合而神离。具体说，安乐死的含义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终结，追求安乐死的倾向，虽会导致自杀，却表明自杀者对现世看得很重，这与殉教的冲动完全相反。

再如，当一个人进行自杀时，旁观者出于慈悲的动机而砍掉他的头颅以减轻他的痛苦，这种他杀并不等于安乐死。因为有些为了承担责任而进行的自杀，其动机并不是在追求安乐死。好像武士道精神的实践者，是以认输或是谢罪的自杀为美为荣耀的。而为减轻其死亡痛苦的断头力量，也并非来源于其自身。这些自杀者的心境，决非出自西方福利主义的考虑，而完全是东亚文化的产物。如先秦中国的贵族也是如此对待人生的。这种人生观，不同于世俗的福利主义，也不同于基督教教义，甚至背离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观念。

安乐死是一种最消极的自杀。而其它许多自杀则出自与安乐死完全不同的动力。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是兵败自杀，是为了负起责任。殉道性自杀也不是逃离苦难，而是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信念。如诗人屈原的自杀，不仅出于绝望而且意在到另一世界去证明他在此世界已经破灭的信念。屈原是相信另一世界的存在的，他自杀可能是为了去“打官司”。因此，这种死是殉道式的。陆秀夫和南宋末帝的投海自杀，为的是抵抗蒙古铁骑的俘获，以保持中国人最后的上邦尊严。这一尊严的消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后死亡。这种自杀，不是去追求安乐死，而是为肉体以外的尊严去牺牲肉体。

还有一种自杀，我们可以称之为承担或逃避责任的自杀，过去读《清鉴》、《清史稿》，看到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情节时，常能发现许多满清官吏在成败失地之后，就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开始我对此甚感吃惊与迷惑，心想，一个腐败的异族王朝，怎会有如此忠心的汉官为之献身呢？照理说，假定它有这么多忠心耿耿的官吏，又怎会招致如此的腐败，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呢？但细想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满清官吏的自杀，是为了逃避他将为失败而承担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严酷惩罚，按照满清的律条，如果与敌交战不利而失去守地者，不仅必须赔上身家性命，还将面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妻子儿女沦为奴碑、充军边疆。但如果他事败后自杀了，那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尽职的官吏，一个烈士，甚至被追封什么烈士的尊号，家属老小当然可以免遭囹圄之祸。中国有句俗语叫“畏罪自杀”，在满清的事例中，它获得了生动的注解。畏罪自杀，为的是逃避比个体死亡更可怕的灭族命运。正是这种制度造成的僵死力量，才使得那批颟顸无能的“满大人们”竟然获得了“杀身成仁”的勇气。而在文革中，情形恰恰相反。与满清同样起源于东北地区的林彪集团，横扫民国军队，直下海南，建成新朝。但是他们却把“畏罪自杀”视为更大的罪过和罪名，自杀以后的共产党干部，不仅家族不能赦免，还将进一步受到镇压。但即使如此，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还是自杀者层出不穷，多过满清千倍。何以如此呢？因为压力更大，即使株连家属也在所不惜了。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不仅在于追究现行责任，而且在于追究历史过失，所以把自杀行为的受害者叫做“死有余辜”。

今天，我们在讨论自杀问题时，要分清上述不同的自杀行为具有各自的动机和动力，而不能从结果出发，将其混为一谈。

分清自杀的动机、动力和行为后果等不同现象，十分必要。生活的复杂性告诉我们，看来相同的自杀行为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动机和动力。而另方面，有的行为动机并非自杀，而是履行义务，但行为后果却必须以自身的死亡为代价，如自愿殉葬、献祭或舍生取义的革命行动，如传说中的一些战斗英雄，因其强烈自觉的攻击性，演变出“同归于尽”的自杀攻击。

下面我们要作的一个分析，在虔诚的信徒们听来也许是亵渎神圣的，但却是真实无误的。即，那种“全心全意献身给一种宗教或信仰的生活方式”，也带有自杀倾向。尤其各种新兴宗教，具有狂热气质的信仰形式，都鼓励自己的信徒向异端的思想势力作拼死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个体的必死无疑。这些新兴教义等于是在鼓励自杀，而许信徒明知坚持信仰将失去生命，仍然兴高采烈地含笑去死，因为根据教义，这种间接的自杀等于是选择了永恒的生命。他们是想进天堂，而借用敌人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狂热信仰者普遍认为，纯洁献身的人们死后，灵魂能进入净土。“信仰成了谋杀的工具”吗？不然，其实是现实生活的过度苦难，使人厌世，极度脆弱的心灵早已准备好，准备接受任何一种极端学说。

殉教的死亡方式，看起来是他杀，实际上却是间接的自杀，因为死者是自愿的，否则可以随时退出这场死亡游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称之为“借用他人之手施行的自杀”。具体说，当某人知道自己坚持某种行为就会招致死亡，他还是坚持不懈，就意味着他身上发生了两种情况：

第一，他是为了照顾某些方面的利益而决心自己做出牺牲。如为了帮助同伴，为了国家而战，为了去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等等。

第二，他是已经极度厌世并其实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只是出于各种考虑或顾忌，他并不愿用自己的手去完成这一杀害，于是他就借刀以自杀。他很清楚，这样做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坚持他人不容的行为，甚至通过触犯社会的绝对禁忌而走向死亡。而许多新兴宗教教徒的殉教行为，是基于他们对现世的全然绝望。“崇拜唯一真神”这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当然也彻底践踏了一切已然的规范和社会的关系。而这，必定诱使主流社会去动手杀害他们这些异端，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已经榨不出油水的社会渣滓”。

当然，直接的、名实相符的自杀，是稍微成熟的宗教教义所禁止的，否则这种教义就等于在有计划地削弱自己的组织力量。因为“上帝的意志”就被解说成“让你去忍受苦难，且无法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信徒”。而直接的自杀则被解说成因此阻碍了神明的意志和计划，反而妨碍离弃尘世的人顺利走向永生。相形之下，唯一能够同时兼顾尘世与永生这两个方面的，就只有通过上帝之敌的手去死，这就促成了传奇式殉教热潮风行一时。其神圣性，正如前面所说，是由现实苦难造成的。其超现实的风格，正是根植在自然的根基中。

看看佛教，并无明确的禁令以禁止自杀。但大乘佛教也没有直接赞同自杀的理论。但从自然的生命观去看，涅槃难道全然与“社会意义的自杀”毫无关联吗？涅槃要压制动物生命，只是允许植物型的生存，是瑜伽术的哲学化。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去观察佛教与自杀倾向的关系。从“客观的”即自然与社会的而非文化与心理的生活层面去看，实现涅槃也就是达到了意识的自杀，而肉体自杀所要解决的一半问题，其实在精神的涅槃中，都可以获解。

一方面，从最消极的方面讲，安乐死式的自杀所求之境即无痛苦状态，当然可以通过涅槃来达到，涅槃甚至还胜过肉体上的死亡，因为涅槃可以容纳肉体上超然喜悦。

另方面，从较积极的方面说，涅槃却无法代替殉道式的自杀和逃避惩罚的自杀，因为它毫不涉及他人，起不到死亡带来的震撼和代偿作用。尽管在佛教看来，殉道与逃避的人，并没有摆脱社会的束缚，还是被现象世界囚禁着，无法达到纯净的超然喜悦。

过对自杀行为、自杀动机、自杀心理的讨论，我们知道了自杀问题就像整个人生问题那么复杂和多样化。依据不同的内外条件，它拥有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内涵，而绝不限于自杀和安乐死的关系这些表面化层次。这样，如果再去争论“人们到底有没有权利自杀”，就如同一味争议“人们到底有没有权利活在世上”一样没有意义了，因为无法通过争论给这些内涵不同的问题，提供统一的结论。自杀问题其实不成为一个问题，而是涉及到许多问题。正如“人们有什么权利活着”一样，也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包含着许多问题。如果我们空泛地主张“人具有自杀的权利”，就似乎在鼓动人们去自杀；如果我们肯定地断言“人没有自杀的权利”，则又似乎剥夺了人们干预自己命运的选择权，而这些选择权其实在许多微小的领域都已经畅行无阻，为什么要受制在如此重要的领域呢？“求生不能”倒也罢了，而“求死不得”又必须在违背自己条件的情况下苟活，岂不比死亡更为沉重而阴暗？仅就人这种心理生物而言，在特殊情况下的自杀，并不必然通向沉沦，而是可以认为将导致更纯净的生活方式，至少在自己智力所及的范围确是如此。虽然人的智能比人的存在远为狭窄，以致形成不了举世公认的肯定性意见。

往今来，即便最专制的暴政，也无法阻止人们自杀，所以当斯大林知道妻子自杀之后，十分恼怒，由此发动了大清洗杀害了上千万人。当然也有人认为那是伪装，是斯大林亲手谋杀了自己的妻子。

尽管全面专政可以给予人们无穷的苦难和不幸，也许正是这时的自杀，反而成为反抗壮举，从而使得无法继续施暴的独裁者像无能得逞的强奸犯一样恼羞成怒，大叫“这是自绝于人民”！。

我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中国的八十年代写道：“曾记得在一则现代神话中看到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暴虐之神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他的残虐而自杀身亡。她死之后，这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暴君，这次却无法兴高采烈反而变得怒气冲天，因为他觉得他的杀人特权受到了挑战。妻子的自杀身死，使他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了蔑视。他咬牙切齿地诅咒妻子的亡灵永世不得超生……从这则东正教故事中可以看到，被压迫者的自杀，会使压迫者失去迫害的对象，从而陷入一种无法祛除的失败感。”（这是在影射中国斯大林主义的格鲁吉亚祖宗，是相当危险的冒犯行为，所以只能采用如此隐晦的写法。）

就人而言，他的主体性是通过理性和感情的交错而体现出来的。一个丧失了理性自主且又丧失了感情自主的人，还能不能被叫做“人”，我想可能不。要求一个人的肺不呼吸而让他“更本质的生命本身”去呼吸，让一个人的心脏不跳动而让他“更本质的生命本身”去供血， 将是荒唐的要求。理智和感情，是代表生命整体去进行决策的，因为它是生命的决策机构。

这也许和佛教泛神论的生命哲学相合，但和常识尤其是和人的存在却相去甚远，因而处于无对之境。无对之境，如何纳入语言范畴？

不少对他人提出过高要求的教义如毛泽东的“斗私批修”，其实是发自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性格，它简直是一种“植物宗教”，要求他人消除一切动物特征，当然教义的炮制者自己并不包括在内，这恐怕是最深刻意义的玩世不恭。无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释义还是应该有所约束，否则，“为人民服务”岂不等于“为独裁者的个人私欲服务”的代词？放任领袖个人纵欲无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意义上当然要比法权框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更加接近原始社会而不是远离原始社会，如何推进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呢。结果只是造就了现代化工业废墟。

所谓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自杀，而且也是刚刚入主中国不久的苏联工业体系的自杀，所以毛泽东一死，中共自己内部就发生军事政变，中共自己的《人民日报》就指控他的嫡系党羽“四人帮”发动文革，使中国“倒退回新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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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压力的教育

无疑，现代文明中的教育事业，已陷入病魔的手中。

这些病如此深刻地困扰着现代各个民族的生活，以致阻碍着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之故，各个文明社会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酝酿着某种程度的教育改革。对于本来就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系统的中国社会来说，受到现代教育之弊的困扰和束缚，也就更为复杂。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从教育事业的侧面去观察一下，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及其诸多纠纷的历史。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暴力夺取政权后就干脆封闭了大学，造成许多人间惨剧不说，更重要的是像蒙古入侵一样造成社会的野蛮化。

在这个野蛮过程中，白种蒙古──俄罗斯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相反看看日本社会，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的发展，其西化程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少人包括许多日本人把日本算作一个“西方国家”！尽管日本在地理上人种上明明属于东亚，和马达加斯加的黄种人位于黑非洲边缘完全不同，且日本文化传统也是在中国的熏陶下逐步养成的。你别看日本已经拥有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外表，其实日本的根子仍然是东方的。不管多少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制度习俗，也改变不了种族上地理上以及基本的文化样式上东方的窠臼……这就使日本民族陷入一种内在的深刻矛盾。日本成功地西化了尚且如此，中国失败地师从俄国，岂不悲乎！

从苏联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制度的最大弊病是绝对化和僵硬化。

我们先谈绝对化的弊病。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即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主张应该根据接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智力特点，去开展教育工作。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主要是成人教育及高等教育，所以他的这个教育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贯彻到什么程度为宜，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苏联教育的原则却是与此相反的。在各个教育阶段，苏联摹本的教育制度大体上遵循机械的循序渐进，而实行统一教育。一个班级的学生约在数十人，因此，使得“因材施教”变得不可能。在大学或大学以上的教育中如硕士、博士学位的攻读者，以及博士后的课程等等，问题就更严重。在这里，分科是实行了，但受教育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统一课程的木偶。他哪里能像古代学者那样自由地钻研学术？他必须为了获得党员学士们的投票通过，而牺牲自己的天赋。等他适应了这一切，他的一切已经结束了，他已不复是他自己，成了同样的木偶。

其结果，教官不但未能激发出学生的天赋智慧，反而把学生变成了专业的从属，变成了知识系统的导体。这就是教育的绝对化，它把受教育者群，看作同一的存在，并以一个工具性的模子去塑造他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教育的僵硬化所造成的弊害，它主要表现在强迫教育制度上，所谓“义务教育制”并不是义务的（免费的）但却是强制的，和绑架勒赎差不多。尽管强迫教育制是近代工业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公民教育，但苏联及其附庸国家实行得特别非人化。它规定每个儿童都有义务受特定程度的强制教育，这个教育的源泉即执行机构，往往是统一的。因此，僵硬化的强迫教育是与绝对化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连幼儿教育和普及教育，都要为这种专政服务，并和专政的特征结了缘，结果，使人格层次的教育质量受到了损害，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从具体细节去推敲一下强制性教育制，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专政者放弃了它的愚民政策，发了鼓励教育、发展文化的慈悲。在现代国家里，普及教育是和政治的普选制一同来临的，其社会功能，是激发每个公民的社会投入，发掘每个公民的潜在能力，不仅是为了文化教养，而且是为了战争训练，以便把他们投入到增进综合国力的全民运动中，以便把整个国家投入国际竞争乃至世界大战的行列中。普及教育，因而成了世界规模的战国时代的特产，成了列强的人力资源的训练基地，它像其他制度一样，不是人的智慧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总之是一种压力的产物，而不是什么社会福利。

这种需要，具体为战国兼并时代的总体备战的需要，“文化”于此成为“战争的侧翼”。对于现代文明门外的半开化国家，所谓“教育救国”另有重要的含义：教育救国不是孔子式的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格水平和人性修养，把社会变成君子国或乌托邦，不，它的功能十分浅近现实，教育救国仅仅是把国民培养成战国的列强所需要的那种炮灰型人才，以便在适当时候把他们投入实际的斗争中去！因此有“文化战士”还有“经济战士”甚至有以爱情为攻防手段的“秘密战士”，尤其后者，如此富于象征性地说明了现代教育的“备战含义”。它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因为功利性已经不够，它还必须是制度化了的、绝对化了的，以便能够大批量地生产合格的人员。这个“格”，不是道德与文化之格，不是人性修炼之格，更不是要去“寻求存在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中取得心灵交流快乐的神秘之格，而是一个现实得具有爆炸性压力的“格”──这就是“铁血国家所需要的工具人格和战斗人格”。

如果在这样的国家中，竟然也鼓励人们进行灵魂对话，那么这时，灵魂对话比之直接追逐功利，肯定更符合了那个国家间接的功利需要。例如，当专政主义国家面临社会转型时，每每鼓励这样的对话，赫鲁晓夫的解冻，毛泽东的大鸣大放，邓小平的民主墙，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里面有的是好转，有的是恶化，那是从人民的角度来说；从专政者自己的角度，则皆非超功利的修炼，而是为了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免得它因为内部危机而倾覆。

我曾经注意过一个问题：少数创造者和多数模仿者的关系问题。

少数创造者为了寻求知识而寻求知识，他们把灵性活动当作一件美好的事，人生的好奇心，因此具有同化环境的能力。而本体化的求知欲，往往是和改变气候的同化力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求知欲也是一朵脆弱的花蕾，强加于人的教育反会窒息了人的智慧。

现代列国竞争和世界性的割据，竟然把人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也化作了一股策动战争的力量！到处都是好斗的人群，以民族主义作为借口对他人进行工具化的改造，自杀炸弹是一个典型。否则仅仅依靠个人的热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成功的指望。凡此种种动态，都像是一些末日反应。而所谓的理论家们，不过是为这些末日反应造作辩护罢了。

追求感官的满足，是多数模仿者的幸福，多数人骨髓深处的冲动，就是实现动物欲望，并保护自己“人人都有的动物权利”。事实上，人们都是按照这种动物原则待人、接物、处世、祈福的，只有超越了这个阶段的人，才开始具备超越此际的力量，才可能以其余力去“争取精神的价值”。

在任何时代，教育都不应该是统一的，更不应该是绝对化的和僵硬化的，在目前这个时代，这种古已有之的合理要求，在是绝对化的和僵硬化的教育制度下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自学和自修的流行，尤其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用每个人的自我努力去填补绝对化与僵硬化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缺憾。

人和人的基因和环境是如此的不同，当然需要选择适合自己具体情况的教育方式，好在任何一个注重功利以致达到偏执狂热的时代，其中看重自己灵魂水平的人，也是不会绝迹的。同样，任何一个倾向精神价值的社会，渴望通过教育去攫取功利目的人，也依然是大多数。事实上，渴望满足功利欲望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肯定要比热爱精神价值的人多得多，哪怕是在教会统治的神权时代，也是如此。正是这种实际上存在着的交错性，使得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发展成为可能，使得一种潮流被另一种潮流所取代，成为可能。少数追求精神价值的人与多数追求物质功利价值的人之间的力量对比虽有消长，但核心的人数之比，大体上没有变化，这可能是由基因的分布决定的。只是许多中间形态的人士，随波逐流地漂移在两极之间。

现在，各类提倡教育改革的专家们，在他们的专业眼光中几乎都忽略了一个要点：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的多样性。因此，任何统一的教育源泉哪怕流量再足，也无法独力滋养文明的机体。对文明的进步最有害的，不是过时的教育方针，而是那种企图把一个教育方针推到绝对化和僵硬化的统一设计。这种意义的“设计师”，是毁灭性的死亡使者；他的所作所为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的健康成长，流弊无穷。

即使以“非功利”相标榜的单一性，如果取代了哪怕是“功利性”的多样性，也是灾难性的，结果正应了伯夷所说的“以暴易暴”，不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心灵，都是如此。如果只是强调多元整合，而忘了多元整合是受到历史条件的支持或规范的，是不够的。多元论并不能导致多元的繁荣，而多元存在也无法独力保持社会的活力。人无法决定历史，正如生命无法决定气候；但是，人可以改变历史，正如生命可以改变气候，这是一种选择生命而逃避死亡的机会。健康的教育应该像生命改变气候一样改变社会，而无须为所有的活人，划出一个统一僵硬的模具。如同钙化的生活，不仅使人成为无本之木，而且在根子上削弱了整个文化群体的力量。

认为“教育的根本课题在于说明并回答人类应该怎样存在以及人生应该怎样渡过”等等，其实是脱离现实的，是卖书者的广告。其论据是建于一个虚假的观念上：即人人一样，人和人的兴趣一样，人和人的需要一样，人和人的生存需要一样！这无疑是欺人之谈。因为这类超级假想与人的处境及其历史经验完全背道而驰。其实呢，文明越是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越大，文化的层次就越是复杂。为了适应人类日渐分化的现实，教育也应在越来越深广的维度上，本着因材施教之原则，区分受教育者群体，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哲学上。

社会虚无主义者，就反其道而行之，经常通过伪装的平等主义宣传，来否定文明及其后果，企图用类似的痛风症毁掉文明扩张的势头。两百多年前的卢梭就曾大声喧哗过原始人的共产主义的田园牧歌。但卢梭的野蛮主义舞动，跳得太离谱了，通过对广泛的但却抽象得几乎没有的“生命本质”的肯定，否定并杀害了具体的实在的正在活动的生命及其生活。让我们唾弃卢梭的理想，因为卢梭的生活并不理想，他亲手把自己的五个孩子，一一送进孤儿院，后来许多“革命干部”都效法他的疯劲，为了发动世界革命而“牺牲”了自己周围最亲近的人。

这是些什么样的革命啊？生命不是空洞的宇宙概念，不是印度哲学中的“我就是梵”（或“汝即梵”）的哲学定理。生命是一个个易碎的珍珠，一串串生动的形象，是那些构成了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心理存在的泡影。因此，否定生命的具体性而仅仅强调它的哲理性，无异是否定了存在着的生命，是“用灰色理论对生命进行了血红的复仇”，是无产阶级革命。这种复仇的愿望，从古以来就在许多无力投入生活的哲学家的书斋里漂浮着，像是卡尔马克思那样用自己培育的经济学的数据，来堆砌了自己的书斋。

这种“以其肯定方式而进行毁灭工作的虚无主义”，比通常的“以否定方式进行推理的虚无主义”，包含更大的破坏能量。所以野蛮人没有做成的恶事，文明人全做成了，文明人的邪恶不仅是社会虚无主义的，也是更为根本的生命虚无主义，即，对生命，尤其是对人的实存生命，持有虚无态度。

与卡尔马克思们的社会虚无主义相反，热爱生活的人们热爱生命的多样性、并努力保护生命的多样性，爱，促使多样性长得更加动人，这也正是高级教育精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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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医德的丧失

人的头脑是电脑很难模仿的，其最大难点之一就是，人脑可以受到“神秘启示”，而电脑却望尘莫及。所谓神秘启示是指：接受的讯号是甲，发生的感应却是丁。这就是启示。神秘启示正是运用肉眼不见的形象，去启示只有心眼才能想象的来世。

有宗教的启示录，这并不奇怪。奇怪甲是，还有“科学的启示录”。例如，人们从科学的系统中发现了艺术之美、性灵之真，甚至在无情的科学中找到道义的热忱！一切“绝对”都是人创造的，因此，任何绝对也可以被人所软化，就像童话里的“冰姑娘”一样，终究受到阳光的软化。

科学化往往是和非人化同步的，唯物主义往往是和“缺德”同步的。有个问题共同困扰着每一个现代社会，这就是唯物主义阴影下的“医德淡薄以至消失”，医生成为冷酷的凶手，护士是则是折磨病人的干将。正是在这种趋势中，人们对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急剧衰退，感到了忧虑。医护人员从事的工作，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和幸福，因此，医护工作不仅是一项职业 ，而且直接意味着生命的维护。可是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水平竟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成为反比，无疑给维护生命的事业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然而从社会的其他层面去观察一下职业道德的淡薄以致丧失，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此，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们，如果结合其他领域中职业道德的失落，当更有把握弄清问题。

有的观察者认为，医生道德水平的降低是与国有化的医疗制度相关联的。根据这种观点，国有化的医疗制度使人丧失了主动精神。因此，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亦随之失落，职业道德也就随之失落了。此外，国有制度还在无形中鼓励了懒惰和平庸，它吸收并保举了一大批凭着私人关系而不是技术能力的庸医进入医疗岗位。这些“职业杀手”败坏了医疗空气，并压制了和排挤了优秀的医护人员。整个医德就被这些白衣魔鬼给腐蚀瓦解了。

然而，对比一下国有化制度之外的英国和日本的医疗事业，同样也存在深刻的弊端，这意味医德日下的势头，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堕落的现象”。因此仅仅从医疗制度上探究医疗弊端的根源远远不够。因为科学精神和技术科学过于细致的分工，促发和助长了人性的盲点，看不见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一个人，而只看见一个肉体，一个物质，和实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实际上，这一“看见”正是科学方法论必定会得出的魔鬼结论。既然科学的基础，就是非人格化；那么医学沦为魔鬼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医学和魔鬼学都是主张尽量少用人的感情需要去左右科学的推论和技术的运作。而如果遂行如此逻辑到底，其后果必定就是把人还原为一种有机物质，人的特殊性在科学之光的辐射下，将几近于零。

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每一个医生的恶劣的职业态度，都对医生伦理观的丧失这一现代悲剧负有责任。而如果我们推敲一下其逻辑，就知道这是把医生的态度归结到整个现代文明含有的普遍唯物主义倾向：“轻视生命”。然而，什么叫做“轻视生命”呢？如果说医生的职业就是轻视生命，这当然无法令人赞同。是不是一定要对垂危的病人大动感情的医生，才算没有失去医德呢？相反，如果一个医生大动感情还可能会牵制其技术力量的发挥。在现代医疗惯例中采取“亲属回避”的原则，尤其在外科手术中，不给亲属主刀是一个惯例。这是要防止他因感情受到影响而导致手术失误，这种惯例与法庭审理案件时的亲属回避，用意虽然不尽相同，但在要求主事人摆脱个人感情的羁绊上，却是一致的。这当然不能叫做“轻视生命”，否则，“轻视生命”一语就成了一个模糊得失去边沿的指控。

如此看来，所谓“轻视生命”，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生命的一个新见解之上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要想恢复传统的生命哲学，恐怕是充满了困难。其根本原因就是科学的发展，揭穿了生命的神秘性。另方面，农业和医学技术的发展，又促成人口爆炸的局面。生命诞生的神秘性既然消失了，又继之以人口膨胀的困扰，人人都生活在人海的动荡中，大家堆在一起互相竞争有限的资源，因而大家都感到世态炎凉、茫无归宿、缺乏稳定的一席之地。于是一种在城市文明中表现得特别强烈的冷漠，漫延到了几乎每一个文明居民的内心深处。这种冷漠，既体现为又被解释为“对生命的轻视”。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现在，“生命”不再是一个稀奇的东西，而是一个讨厌的东西，难怪生命价值直线下降，甚至成了难以逆转的趋势。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反复论述的，其实就是这一“人口价值律”，人口像是牲口一样，都是有其“价值”的。

换一个角度看，一个事物的“精神价值”，是与这一事物“未被认识的程度”，密切相关的。在各种以往的宗教与哲学中，无不给予过生命尤其人的生命以颇高的评价。但那是出自古老的神秘感，出自对生命诞生的不解和幻想。可是在现代科技活动中，人们不但解释了生命的形成，且能透过实验方法做出来给你看，如试管婴儿的诞生，不就和牛马的配种完全一样吗？甚至更不自然，更可以操纵。你说，面对如此具体可见、可以重复制造的生命，还有什么神秘感可言呢！还有什么和“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呢！

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神秘感只能寄托到另外一些不可见的因而是超越生命的观念上去。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实存的生命的意思。相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现代当然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恢复对生命这尊古老偶像的原始崇拜哪怕再多给它几顶文明的桂冠，恐怕已经绝了路。即便求助于类似柏格森所谓“生命之流”式的玄虚狂想，恐怕也是枉然。因为生命的神话被生命的科学取代了（而不是杀死了）。已经破灭了的神秘的大生命，却没有途径下凡来，超渡身处异化绝境的具体生命。

“伦理观”到底意味什么？用一句老套的话，它是一个“目的”呢还是一个“手段”？它是一个促进人生幸福的杠杆呢还是一个应该无条件为之献身的偶像？即使独裁者能在新的时代恢复旧的伦理，他能使复活的旧伦理再度复活其原有的功能吗？如果能够，独裁者就不需要集中营与劳改农场来强制推行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反动运动了。

在新的多国条件下，旧的一国规范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说，这种名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国规范还有一点什么价值的话，那也只是心理意义上的，为研究旧人类缅怀旧事物的反动能力，提供了活生生的当然也是血腥味十足的素材。孔子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绪兴许是高尚的，因为那只是思想家自己的高兴，对社会却说不上有害。但是专政者就不同了，他手中的刀枪使他的喜怒哀乐可以变成“十年浩劫”和“百年孤独”。而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并不是一种正在消亡的东西，而是一种反扑回来的东西，例如，袁世凯没有做成的“窃国大盗的事业”，毛泽东却做成了，而且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而医德的淡漠与丧失，也是在古代中国早就发生过了，可谓“文明晚期现象”，它表明社会的急剧滑坡使传统的伦理规范已不堪重负而支离破碎了。就道德史来说，现代世界面临着一个青黄不接的混乱时期。这个大时代的特点，是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无原则的实用主义，使得中人四顾茫然，愚人无所适从，智者则甘心堕落、与宣传家看齐，沦为大众偶像。没有一个人能在内心深处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这就是现代社会！一种掩饰不住的惶惑，驱逐人们逃离家园。

但未来却是不可知的，这不是出自虚无主义，相反，未来是有待于现在的人去创造的。探测未来既受挫折，顶着生物的惰性本能，人们就把眼光自然逆转到了过去的时光，想从业已消失了的旧梦中寻觅某种稳定感，人们更乐意依据已然的坐标去判断变化中的现实，人们害怕自己手中握有那种可以开辟未来世界的巨大梦想。

把人看作一种物质，这诚然是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方程式，是人世间悲喜剧中的闭幕。其出现，说明人类已经拥有了多大的自我批判力。但人世间的悲喜剧并非始自今日，只要人不绝种，悲剧也好喜剧也好，还会不断地延伸下去。剧种可以变化，但演出行为却是恒在的。难道不把人看成物质而把人看成上帝，就好些吗？悲喜剧的讽刺性不会就此消失的。反之，如果把人当作物质，就一定不能树立一个新伦理的规范？我猜想，由于伦理实践与科学认识之间的二元性质，在一个消解了人化的宇宙本体的认识论基础上，是否绝对不能建立人格内涵的伦理规范？毕竟，没有人格内涵的伦理规范，说到底是缺乏凝聚力量的。

北欧神话曾讴歌“众神的末日”，今天，生命的末日也来临了。因此，现代精神生活的一个严肃任务，就是在道德方程的废墟上勇敢向前而不是向后，以便为新魂的出世，廓清障碍。这样，伦理学才不至于沦为“旧时代的回声”。

可怕的不是缺乏规范而是缺乏力量，可怕的不是缺少知识而是缺少活性，因为后者总能带来前者，而前者若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则是可悲的。

当“力量”这个辞被理解为对他种力量的制约、削弱、局限时，它就起着规范的作用了。它已经预设方向，且成为固守自己方向的力量。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思想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过程，它本是无尽头的。但人的欲念却为它制定了一个尽头（教义规范），形成了僵死的结论。但思想之流终究要超过论断之结的，无数的结加在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流。

（另起一页）

九、关于真理的探讨

人生来具有寻求真理的禀性，这是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于是“一个献身给真理的人”成为对人的最高评价。但“真理是什么呢”？罗马总督彼拉多这样质问耶稣基督（见《约翰福音》三十八章）。人如何献身于真理而又不陷于自相矛盾以致流离失所的窘境呢？这些话题，以前有无数智者讨论过。所以，耶稣的仁爱真理却被组织和政权给导向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一如释迦牟尼的无我真理，却导向了以关心自我拯救为基点的有我之境，这也许不可避免，但对于人性实在有些讽刺意味！

“献身给真理”的观念，似乎把真理给对象化甚至偶像化了，而同时又给追求真理的活动带上了某种“祭祀”的味道，其结果是把哲学变成了一个祭坛，而哲学家就成了血腥的祭司。因此，这个观念似乎使人回到了中世纪的神权意识，甚至回到了韩非以前的时代。早在法家那里，“真理”作为本体已被消解了，变成了治世的工具，而善恶之性及惩罚原则，则成为治国烹鲜时的铲刀。

那么如果人是“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又如何呢？其实，这个看法本身，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个结果，事实上，人这种生物并不能从万物中分离出来，而假如这样强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自我中心观念之有害性”，那岂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生物只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是依附于地球外表的薄薄一层霉菌一样的东西。

这种处境对于人间流行的自我中心观念也许是个无情的嘲弄，但既然是嘲弄，就不能是无情的，所以连人类的上帝都有人类感情！

人在神明中间埋藏了自己的愿望，所以这种愿望只能落空。“人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是人的自我意识；“人又和宇宙万物连接着”，才是自然的存在。

有时，人需要用存在的压力来抑制意识的苦恼，而通过论证人与宇宙万物连接这一事实，可以缓和人要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的本能冲动（它现形为“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焦虑和苦恼，以此淡化那“命定的分离运动”所造成的罪恶感。为此，人特别强调了自己的“选择能力”和所谓“行动的余地”。

这无异于“以恶抗恶”，即“以意识去对抗意识”。但对抗意识的意识，也并不是“客观真理”存在，尽管人们喜欢如此自我标榜。这倒使我想到，有人并非缺乏智力，不能体察自己的学理所居的矛盾处境，而是不敢面对自己身体所居的矛盾处境。他的学说与他的身体是如此不一致：有良好的说辞，但那是为了说服别人，尤其是为了向智能中等以下的人去推销这些说辞，就采取投俗所好的销售策略，害怕失去听众就像害怕失去顾客，表演意识就像招待意识，学者们成了应召女，学说的纯粹性和不相关的事硬扯在一起，这种论辩风格和学术研究的所造成的“方法论”正在毒害我们的时代。学者们热衷于制造文凭，就像文革期间热衷于焚烧书籍，广泛的运用收到了预期的成效，那就是饥民的“发展战略”。现在甚至连饥民在行乞的时候也自称思想界的泰斗，真使人感到费解。

如果“思想界的泰斗”把自己的“理论应召”仅仅设限于说服一般的听众，而没有更高的期待，也就无从以真诚的态度和坦白的证据，去说服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也就无从以此推动一个富于扩散力的高级精神运动。要知道，智能较高的人能够独立思考，他们很难被大众宣传所说服，尽管这种高智能的人为数不多，但却是最宝贵的读者，他们是思想的种子而非思想的土壤。

思想的传播者则略微不同于上述的创造者，传播者相当于土壤（低智能大众）改造家，而非品种（高智能人物）培育者，而在高智能的人看来，不论人们怎样执拗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以此创造自己存在的理由，也不论人们如何放纵自己的欲望，如何表现出“恶”的特征，人和他生物兄弟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而为宇宙献身”！这不能责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而是命运的安排。所以圣经的作者智慧远在《老子》之上，他说创造者如陶匠有权利打碎自己制造的陶器重新创造。老聃则抱怨“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可是现在竟然有人信口开河，说老子笔下的圣人和圣经里的耶稣基督十分相似！耶稣基督可不是像老子的圣人那样，牺牲别人来为自己献祭，相反，耶稣是牺牲自己来为世人赎罪（至少在教义上如此）。那么谁拿耶稣基督比作老子的圣人，岂不是说耶稣也像老子一样是为了圣人而牺牲百姓的权谋大师了？这样的人不该在讲台上“传道”、迷惑众生，而应该去写写《耶稣在印度》之类的小说，为敌基督者做些宣传。

回到刚才的话题，深入一层，不管人类如老子的圣人以多么凶暴的态度去牺牲同类和其他生物，也不管他如何热衷于破坏自然秩序和生态平衡……他在更高的意义上，都在躬行着宇宙的最高旨意。忠实担当自己刍狗的命运，仁爱地或乖戾地“为万物服务”，即“把万物推入它本来的宿命”，除此之外，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人没有能力摆脱生命之链，即便他自杀了，他还是死在链条之中而不是之外？人也没有能力摆脱宇宙循环的锁，即便他胜利了，他还是被束缚得更紧？不管人们怀着恶意还是怀着善意，都一样， 是“在不同方向上以不同功能”在为万物服务？狼即使吃了羊，也是在为羊服务，因为狼吃掉的是病羊弱羊，结果使得羊的种族更加富于活力？这就是我们时代对“服务”一词的特定理解。“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也应该如此理解，方不致使人困惑。

有的人愿意“为人民服务”（如饿狼为病羊服务），有的人却不得不被别人服务（如羊不得不被狼服务），因为每个人生物冲动的形态有所不同。正如不同的种族集团相遇，其冲动也会采取各异的方向，有的掳人像日本人对待中国人，有的被掳像中国人遇到俄国人。正是这些纷繁杂沓的“不同”甚至“相反”，促成了更高水平、更大活性的大同状态。大同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经常是血腥的现实。不同冲动、不同意愿，不同意识形态，在血腥的存在领域获得了无情的大同。所以我们说，意识领域不同的国家，在统治人民的时候所采取的欺骗手段倒是经常地惊人地相似的。

古人认为“太阳每天都要下降到深渊里”，今人认为“人类的精神习俗也在重复太阳的陷阱”。

心理学家证明“语言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所以意识与存在的混用是无所不在的。就拿由来已久的“真理”一词来进行小小的解析，即可证明此点。真理一词是由两个部分合成的：“真”与“理”，什么是“真理”？常人根据祖宗传下的语义，毫不迟疑地回答：“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但这种说法却无法说明真理到底是什么。因此，古往今来有关真理问题的探讨，始终没得出一致的结论。如果把真理一词中的“真”作形容词看待，则只能得出“真理是莫衷一是的道理”这样的结论。因为在一些人眼中看成是真实的道理，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往往是虚假的道理，最后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只得诉诸论辩以外的方法去解决争议。要解决真理问题的歧异，必须还“真”以本来面目：它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名词！所谓“真”就是“本真”，即事物的本相。这样的这里是指事物和存在即使脱离了人的意识依然能存在的那一面相；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我们形容一种认识，说“这种认识达到了对事物的真实认识程度”，就等于说这种认识揭示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真就成为本真，是事物的本相，是不折不扣的名词。而“真的”这一形容词，反是从“真”这一名词派生出来的。它的意思是指那种和事物的本相、本真极为相似的认识状态。所以，当人们说某事件是“真的”，实际上是在说自己对这事件的语言描述符合这事件的本相。

很明显，在概念的构成上，“真理”一词具有双重结构，它是“真”与“理”的复合，而绝不仅仅是对“理由”的一种形容或赞美。在早期文明所拥有的比较健康的观念中，“理”具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它指的不是人为捏造出来的一些说法，而是指对本真、对事物本相的一种摹绘。也就是说，在原始质朴的时代，人们发自本能地认为，“理”乃是对“真”的一种表达和描述，在那种文化时代，人们所说的“理”即相当于今天流俗所说的“真理”。那时质朴的人们还无法意识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歪理”。但是语言的发展把这一切全都颠乱了，人们开始认识到“理”并不对本真、本相的无私摹绘，而是完全可以用来促进自己的私利的一种诡辩。而且，可以用理去折服他者以便达到预期的目的，例如，“在谈判桌上可以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从此以后，“讲理”就成了一项专门的技术，而所谓律师就是那种“雄辩胜于事实”的家伙。

在语言发展的推移中，各种诡辩的学术应运而生，其最高境界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叫“唯物辩证法”，它把“理的淳朴性”完全打碎，代之以“理的征服性”，理变成了“明火执仗”中的那个“火”，即火把，是用来照亮征服道路的。人们开始反省到理的荒谬性，于是开始用形容词去区分理，把它们分别叫做“真实的理”或“虚假的理”。流俗所谓的“真理”就这样诞生了。

在类似的过程中，“道”也落入了相似的命运。

本来，“道”指的是可以支配和正在支配宇宙的命运力量，是人的知觉无法直接捕捉的力量。后来人们发现，通过人们的嘴说出来的“道”，和人们心灵中升起的“道”，是不同的。人们心中的“道”和作为本真本相的“道”，又有距离。于是，人们困感了。结果只能是对心中的“道”，产生了不信任；对只是在嘴里说出的“道”，谁能不投以怀疑的批判呢。于是，“道”也分化了术，分化为“正道”和“邪道”……但是，我想，在现代人冠诸别人以抬高自己的“旁门左道”甚至“歪门邪道”等词汇的背后，“道”的原始意义是否已经微乎其微了呢。古代文明的淳朴创造者，还没有那种想到要故意去设计一种“邪道”，他们的道，还是自然之道、宇宙之道、本真本相之道。也就是说，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的道，他们还相信自己说的话。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只要透视一下“真理”的本义，就会发现真理是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结构，一个是本真、本相（“真”），一个是对本真本相的理解和认同（“理”）。如果我们把“真”看作是存在和现象世界的最高典范；“理”就成为“真”的无私表述者，真与理似可并列为“真理”：它们代表了“存在”和“意识”这两个领域中各自的典型。（尽管并列不等于通融，更不等于混同；不周层次在事实上是无法合流的，我想指出的是：把真和理的这两层放在一起，只是假借罢了；如果要等同二者，正如下愚的精神生活中如此不断地误用，却是荒谬的。道理简单，“真”代表本原、绝对、自在的存在；而“理”则仅仅是表象、意见、看法而已，是相对的意识，是人对真的一个并不稳定的认识。而以下愚的方式泛泛使用“真理”一词，就等于把绝对存在与相对认识混合起来了，这就制造了大量的谬误。文化毕竟不等同于荒谬，在对真理的误信与误用中，实际上隐藏着文化的杀机。

现代哲学的众多流派，不管它把现象世界看作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都共同承认一点：即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相对而又有限的；是不完善而又有待改进的……这就是各种“理”的现状，要优于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十九世纪思想的地方（至于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退化形式，基本上是用于论战的道具。斯大林主义只是列宁主义的教义化形式。而“毛泽东思想”则是教义化形式的延安变种，“邓小平理论”则是变种的“改良”）。如果我们不是谨慎地使用“真理”一词，结果反而是以绝对肯定的方式否定了外在世界可能具有的真实性。

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的认识丝毫没有达到终极态的可能，至于将来能否达到，依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人类的理再是完美无缺、逻辑严谨，还是无可与宇宙之真相合，若贸然以二者等同并论，显然是下愚。

到现在为止，“真理”一词已经向我们的头脑展示了如此深刻的二元性质。

关于真理问题的历史纠纷，则起源于对“真理”一词的滥用，起源于混同“真”与“理”两大界域的错觉，起源于人们只顾追求而不惜动用任何辩辞的急切。

我们既然点穿了“真理”的二元性质地，就明白了所谓“杜绝不了的不道德的事”，是一种存在，属于现象的世界，接近于真理两层次中的“真”；而那“不许可不道德的事”这一禁令，却是属于表象世界，是一种意识，接近于真理两层次中的“理”。

如此，则某事不论其违背道德或合乎道德，同属“真”的层次，而批判或赞许则同属“理”的层次。真与理总不相合，也不能说是一件不幸，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经常体现为“不真实性”，尽管它时而拥有改变存在的能力。

例如，把欲望这一“真”一分为二，列入两个“理”为“爱的欲望”和“贪欲”，正和把理分成“真理”和“歪理”，把道分成“正道”和“邪教”一样，是人的意识，其根源是满足那终极期待的冲动。这尽管表现了人类思想的活力，却不表明人类思想是合乎真实的。欲望就是欲望，岂有它哉？只是根据一些意识的教条，人们才厘定欲望的性质为“爱欲”或“贪欲”，只是根据神圣的信仰，人们才把“牺牲万物”和“为宇宙献身”区别开来。

对沉默在现代漩涡中的生活者而言，意识的这些分类有其文化导航的功能，但对一个中立的观察家而言，这却是虚幻的。这一切都是思绪，与宇宙的存在并不相干。存在就是存在。用全面专政者术语说是它“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因此，它本身是属于“恐怖的大同时代”的，尽管它会表现为“不同”和“相反”。不同和相反的显现，说明意识在追逐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互相较量中的真理”？

在“真理”问题上，哲学阐释学可谓行家。然而再过一百年，人们将怎样看待哲学阐释学？看待这个解构主义的刽子手？ 

也许伽达默尔在一段话中所表达的那种希望，将是最有预示性的： “当科学发展成全面的技术统治，从而开始了‘忘却存在’的‘世界黑暗时期’，即开始了尼采预料到的虚无主义之时，难道人们就可以目送傍晚夕阳的最后余辉，而不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的最初晨曦吗？”（《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这位老人在盼望着最初的晨曦呢！也就是盼望结构的统治，而不是解构的自由？

只是伽达默尔忘记了：尼采并不仅仅“预言未来的虚无主义时代”，尼采自己就是虚无主义，而他所唾弃的上帝，也就是他的祖祖辈辈曾经由之乞食的救主，就是结构的象征，世界的创造者。到伽达默尔的时代，尼采所说的“未来二百年的虚无主义”恰 好过去了一半，这个一半是由尼采主义者们统治的，他们用革命与战争，举行血腥的宴会，招待资产阶级也招待无产阶级，缔造了人类最大的屠杀工具，“革”了数十亿人民的“命”。伟大的导师尼采同志！不论你的党徒叫做布尔什维克还是叫做法西斯或是纳粹或是恐怖份子，不论你的崇拜者是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或是第三世界革命者（中国的那几位我们都懒得点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倒都是些绝望的虚无主义者。用你的徒弟列宁那句著名的绝望语言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

如此恶梦般的一百年过去之后，还要有一百年的虚无主义将要横扫一切？于是人们只能希望，但愿这将是伽达默尔的比喻所说， 是“夕阳的最后余辉”和“红日重升的晨曦”交相吸引人心的时代。这样疯狂的双重引力，却在分裂现代人的精神。 

在我们看来，夕阳是科学主义、技术统治、生产力专政的象征，而红日则是上帝、良心、文化活动。在我们看来，哲学阐释学及其解构主义，不过是对科学主义、技术统治、生产力专政的一项补充而已。这正如科学主义、技术统治、生产力专政，确实摧毁了神秘的信念及其对精神 客体的信仰，从而开辟了虚无主义的思想墓穴甬道，哲学阐释学亦不失为虚无主义交响乐中对应于技术统治的那一组和弦： 所以“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阐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伽达默尔如此坦白地写出。

这不由地使人联想到，“效果历史论”的意义，对“意义实在论”者来说，是毁灭性的也即是虚无主义的，在此，效果历史论非常接近韩非在《五蠹》中所指责的“儒以文乱法”。当然韩非的解释是直线性的因果论的：“儒以文变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事实上，很难以逻辑推论说清楚，其间的因果关系，例如人主的礼待儒侠之辈，到底是乱因呢还是乱果？

但韩非描绘的现象却是清晰异常的：“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这是一个“效果历史”、表演意识和大众明星宰制人类精神的时代，“宣传小册子满天飞”代替了“经典治国”，结果是把小册子奉为经典。例如，好像是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这样的小册子混编欺世盗名也不够轻薄，于是干脆来个《毛主席语录》才名符其实。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干脆让位给希特勒《我的奋斗》，因为我的奋斗岂不就是“高级物种如雅利安人或先锋队组织的统治”？

在我们看来，客体在意识中的消解，不是孤立的精神现象病，而已构成文化革命（即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文化屠杀）中的一页血腥命运。例如，在“颠倒历史”的闹剧中，就可以明晰感觉到“效果历史”正在沐猴而冠的先锋队（纳粹叫“冲锋队”）脚下绵延不绝，“破四旧”的结果是用石器时代的玩意儿（如集体游行、广场检阅等等）取代了铁器时代的古董。除此之外的“重大的突破”并不存在。

正是在世纪之交，可以解答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著名难题了：“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恰恰是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对一切理解中效果历史要素的根本洞见具有了可能。”（《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当然，不是根据他的解说，而是根据五百年来西方精神堕落的抛物线。

要透彻理解现代阐释学的性质，必须缕一缕它的前身“古典阐释学”。像现代文化的各个分支一样，阐释学也扎根于“中世纪的黑暗中”，它最初是“文献阐释学”，目的在于考证、整理、注疏古代的文献包括世俗的与宗教的。后来，“教义阐释学”开始兴起，主要围绕对《圣经》的义理性解释而发展起来。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导言中所说，理解的现象和理解者正确地解释现象，不单单是所谓“精神科学方法论”的专门问题；自古以来，这些现象就催发出种种神学上的和法学上的阐释学。与其说这些阐释者家具有明显的科学理论特质，不如说这些阐释者是与依循科学的法官与教士们的实践活动相适应的，并为这种活动提供依据的。

对比一下中国传统中类似于阐释学的那种精神方法，就可以发现欧洲的文献阐释学较为接近汉代的古文经学派，它主要是以古典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文献（欧洲的古文）为对象；而所谓教义阐释学则更近于汉代的今文经学派，它主要以基督教二世纪的希腊神学文献（欧洲的古文）和中世纪拉丁文化（欧洲的今文）为对象，和中国的今古文之争这两套方式类似，希腊与拉丁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而现代阐释学，即所谓本体论的阐释学（其代表作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与王弼等人的玄学经学派以“易老之理”去解释儒学经典的做法，获得了各自历史的相似性。这也可以暗示，“效果历史论”的历史意义，正是一种解构的功能，它展示了某种类似玄学洞天的效果，最终必将导致文明结构的全部夷平。

而从历史所提供的事态看，正如哲学阐释学的诞生是个渐进的、反复折磨的过程，玄学经学派的诞生，也潜伏在东汉的今、古文经学的长期论争之中。而以玄学本体论去解释传统的儒学（而非道家）经典，恰恰是魏晋玄学迈出的决定性杀戮。这一步与其说是与两汉经学（包括今文、古文 两大学派）之间实行的彻底决裂，不如说是两汉经学以玄学形式的最后延续。因此玄学经学派也构成了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中介点。也因此魏晋玄学成熟的标志，不是王弼、何晏等先驱人物的解易，而是向秀、郭象等人的解道（《庄子注》）。

可以预见，哲学阐释学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它之后，现代文明必将走向剧烈的变革，彻底扬弃笛卡尔以来五百年的西方传统。这将标志，某种异源于欧洲也就是“结构外的”思想方式，或将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使全球化的世界在整体上不再单恋认同于迄今为止的西方。

那时，中国思想对世界精神的价值，就仿佛是佛教思想曾对中国秦汉精神曾经超过的作用：提供新灵感甚至新规范，我们如此寄望于中国思想，即使中国思想在中国灭绝一如佛教在印度灭绝，也不能杜绝上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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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禁忌的哲学

哲学根本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学徒们（如替毛泽东撰写《矛盾论》《实践论》的延安秀才们）灌输给中国学生的那样，“是客观事物在人头脑中的反映”。道理简单，因为同一客体反映在不同的头脑中何以得出不同的哲学？可见，哲学其实是一种主观的体验，而不是客观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客观论，其实是为了强化社会控制而施展的障眼法。

这显示出，哲学家们无不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批判他人学说时，是相对的、开放的，他们建立自己的学说时，是绝对的、封闭的。不如此，便无以完成颠覆任务。

批判时刻的态度是毫无顾忌的，而建立时刻的态度则是充满禁忌的。这仿佛一个人，青年时无顾忌，晚年则充满禁忌，哲学家建立自己学说的时候，就是他的思想已经接近死亡的时候，所以庄子嘲笑书籍是古人的糟粕。如此看来，《资本论》实为卡尔马克思思想的最大糟粕。文明也是这样，文明越古，禁忌越多，所以近代中国不祈求野蛮之火燃尽禁忌（破四旧）的丛林，就走不出来。可惜文革在破四旧之后，树立了比铁器时代的四旧更旧的新石器时代的偶像崇拜，从灵魂深处完全彻底地毁灭了中国。

在文革政权的偶像崇拜里，暗藏许多禁忌，例如“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许多禁忌中的一种。为了说明这些禁忌的合理，党校干部进一步发明了某些学说细则。他们把这些叫做“真理”、叫做“哲学理论”，甚至叫做“学术研究”！实际上只是一些令人费解的诡辩。这堆“光辉文献”问世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证明政权的合理性、其规范的必要性，而不是为了任何学术的目的。

禁忌原本是一种精神现象，但是当它已经被作为“客观存在”给供奉起来了，那个社会就死定了。因为面对“客观存在”，你再也无法用诸如“好”或是“坏”这类形容词去批判了。相反，“存在的偶像”（“存在决定意识”）则是嗜血的，他要求牺牲品，来证明自己是“比真理还要大的存在本身”──这就是“客观论”的奥秘！

那么，除了上述的政治需要以外，“客观论的存在的偶像”还有什么道理盘踞人心呢？

作为一种记忆力和理解力特别发达的生物类型──人，他在生活诸相中找到了“因果关联”，然后，又从生活的体验出发，进行类推和观察，于是发现了“宇宙中的因果关系”。不巧的是，人们是通过对“果”的记忆和认知，去追寻“因”的，而发现因果之间的联系，不得不仰仗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联想力。就此而论，“果”是记忆活动的结果，“因”是理解活动的结晶，“因果之间的联系”则是人的思维过程。

我们常常注意到，社会的文化积累过程，和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明显不同：文明具有一种显著的“集体表象”性质，因此它比较抽象，排除了许多个体生活体验中的歧异部分，而仅保留其共相部分，并且是可以“传播─接受”的那些共相部分。因此，在个人面对因果关系的独特理解中，生活体验成了主要依据；但在文明这集体表象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上，生活体验的重要性让位给了某种可以“传播─接受”的共相部分，这种共相部分进而被描述成“可以脱离人而存在的客观”！奇怪，人怎么能够发现“可以脱离人而存在的客观”？实际上，“脱离人”不过是“脱离个体”的托词，因为真正脱离人的宇宙，人如何能够知道？归根结底，所谓“宇宙体验”仍然是基于社会横断和历史纵向的体验，甚至“自然科学”的原始出发点，依然不外乎人的历史经验，没有积累就没有科学。宇宙既包括自然又包括社会。而从生活的眼睛去观察社会和自然，其同为生活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主观与客观”、“因与果”、“宇宙与生活”互渗交融的“统一场”。人，始终生活在“场”里，超越，只是从“场”的这边滚到“场”的那边罢了。

相对看，在宇宙体验（如科学）的领域内，因果关系较少依赖个体人格而较多依赖集体人格，而在生活体验（如艺术）的领域内被发现和证实的那些因果关系，则更多依赖个体人格的独特性，因此，与前者（如科学）相比，后者（如艺术）难以定量定性地予以分析。不难发现，与科学领域中的因果关系相比，艺术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较难把握。因此，生命界（包括文明界）中的因果律，不同于物理界中的因果律。在这里，语言的弊病就显现出来了。两种“因果律”并非同一种东西，但由于语言之故，人们用同样的名号（因果）加诸它们身上，使之背离其初衷而趋同，结果赋予二者“相似的性质”。

“世界及其意义”就这样产生了！

例如，有一种虚幻的误释可以混淆轮回观与历史观的区别。而基于“前世报应”的学说其实起源于印度文化，具有强烈的伦理功能，其基础是一种哲学认识，认为生命形式之间具有生死相转、轮回相替的关系，如一种生命死后其灵魂投胎另一种生命，如此循环不已。以此为前提，印度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摆脱这种动物世界和生命世界中不断轮回的无谓过程，这种意向在佛教的理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前世报应的学说并不基于轮回的哲学认识，那就是虚幻的误释。如果只在语义上尽量切近这种古老的南亚认识，但其认识内核却是西方式的历史判断、并不承认生物之间具有轮回关系、并不承认人间具有轮回关系，那无异于张冠李戴。

其次，轮回观与历史观的差别造成了新的异样，那就是基于个体和基于群体的差别，在轮回观支配下的前世报应学说中，个人或生命个体是中心角色，个体的生命行为造成的后果，引起报应并由他自己在轮回过程中经历另一种生命形式时，默默承担，因此，行为者和受应者是同一的（同一个灵魂）。他是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历史观念制约下的报应学说中，个体隐退了，群体突出了，个体不再具有不断轮回的生命机能，他变成孤立于群体的“分子”的，他只构成种族生命之海的一滴水，他的行为后果因此不是由其灵魂在来生转世形式下承担，反而是由其他的个体生命来承担，就这样，行为者与受报者不再是同一的，个体责任变成了群体责任，于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人生哲学的内在核心。

如此一来，模糊个人责任的暴君暴民思想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因为受到报应制裁的，将是种族群体或整个生命链，而不再是罪恶累累的行为者自己，所以在泯灭个人责任的专制制度下，没有个体的希望，因为没有“灵魂的拯救”这一前景，于是虚无主义和肉欲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个体生命的终极解答。

而在轮回观或是“上帝审判观”的支配下，生命则怀有拯救的希望，或是超脱轮回之苦、进入解脱之境，或是被圣灵提升到天国去，所以个体生命不会随同自身死亡而完全终结，希望因此成为永恒的盼望。

对拒绝相信轮回或是天国一类“超级生命机能”人来说，“解脱”不可能是灵性的超然，而只能是肉欲的现实，否则就是无谓的。面对这种无谓，他只会觉得可笑而不会害怕“报应的累积”，他知道在唯物主义暴君的专政之下，即使自己的行为引起了恶劣的社会后果，那后果也不会像因果报应那样丝毫不爽，而经常是“好人受罚，坏蛋得势”，“罪与罚”的承担者极少是暴君自身，也不会是他的灵魂（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灵魂），而只能是他人，是那些被陷害的生命……至于所谓“报在子孙”倒是迟早的事情，只是那些受害者的子孙就一定得到“好报”吗？

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只有“现世报”行之有效。

所谓“现世报”，在中国民间谚语中是一句诅咒人的话，指的是一个人的罪恶，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报应，而不是等到他死后由别人替他受过，也不是由他的子虚乌有的“灵魂”代替他肮脏的肉体承受罪孽之报，如印度教所设想的那样。

“现世报”比前世报应和来世报应优越的地方，在于他是原始的诅咒，不需要借助各种“高级”宗教的死后生命观来支持，同时它也不需要借助靠不住的法律和“社会正义”伪装代表。你既可以据此说它是“披着现世精神外衣的宗教希望”，也可以说它是“对法律和社会正义还有残存的信任”。这种复杂的心情，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脆弱面与矛盾，但同时也透露这比单项的前世报应或来世审判，具有更直接的吓阻力，它不同于宗教神学的是，更富于“习惯法”的特征而较少“成文法”的特征，这与中国人重惯例而轻条文的“非契约性格”也是一致的。

但“现世报”的观念也导致人们片面地追求现世成功。唯物主义暴君之所以急于“破四旧”，拆毁轮回观念和上帝审判的基础，正是如此迫切地基于极权统治的需要。然而急功近利的暴君行为既已撤去轮回报应和上帝审判的利斧，在其夺取政权之后也就缺乏威慑群众的利器了，所以只能仰仗“不断整肃”恐怖活动来“进行统治”，其权术秘密是用“剪韭菜”的方式来对待国民，只让心智不全的国民存留下来，其余的，或处决或镇压或监禁或管制或流放──暴君们知道，即便你真心承认所有生物都在积累着前世报应的“欠债”，但只要这笔债务不需要自己去偿还，那就没有人会把这笔债务“萦系在心”。当人人都得知了“可以借贷而不必偿还”这一暴君暴民社会的通则时，人们会开始拼命借贷而后宣告破产，让人去替他偿还。

在这种暴君暴民社会里，陷入了反复“轮回转生”的周期性内乱的，是民族命运的生命链，而不仅仅是个人灵魂。虽说个体生命原是生命群落的一部分，但他毕竟拥有独立的意识，自觉与众不同，甚至可以推动命运，因此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核算的单位”，对他来说，别人（如暴君）歉下的债务要由他来偿还，这是毫无道理而且无法予以接受的。 荒诞无理的强加，不能鼓起他的理性精神，只能加强他的复仇意志，他因此尽量借债以便抵消暴君的勒索，结果让更多的无辜者受害，在唯物主义暴君的草鞋之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变成了“前人挥霍，后人还债”，现今在中国，整个种族群落以至生命链条，已经就沦入了这种意义的“债务之战”中。

“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这不仅是生活体验的法则，也是血淋淋的社会现实。

现代人是一种很容易感到上当受骗的生灵，因为他看到言不由衷的空头许诺太多太多了，可悲的不是死亡，而是为骗局献身，例如“打土豪分田地”、“消除资本家的剥削”等等骗局，牺牲了无数人命人权，结果只是造就一小撮官僚富豪。充当精致骗局的牺牲品，并不是“勇敢”，而是“智能低下”，如此看来“千百万革命先烈”其实被更为精明的权术高手所利用，做了智能较低的“基本队伍”。

“前人的帐要后人偿还”的债务循环，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的莫大悲剧，甚至构成了某种“法则和惯例”，“寅吃卯粮”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这难道是对各种被视为“因果关系”的思想，所做的一个“革新注解”吗？

人们已经习惯了“祖宗欠下的帐要出子孙们来偿还”的民族悲剧，所以人人逃避重复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你自己欠下的债必须由你自己偿还”的个人责任，无异让人重复还债，等于是加倍偿还。

只有当独裁者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个人责任，而不仅仅是模糊的“集体责任”（例如对文革进行所谓“集体忏悔”）和“历史责任”（例如对于大量血债仅仅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历史决议”就一笔勾销，从而逃避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只有当独裁者想到很快就得自己偿还自己的债务时，他才会比较审慎地欠债，而不会恣意修建行宫。如果当独裁者想到自己甚至要为债务付出高额利息时，他又怎会欺男霸女，纵情声色呢？那样一来，过度借债对他就将是一条畏途，就像沾染恶习的人对高利贷既依赖又憎恨。

前世报应或来世报应说，在现代社会中之所以低效甚至无效，是因为在科学主义的迷惑下，现代人已经被眼前利益引诱得发了狂，人们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甘愿一搏，何能顾及他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丘之貉，物质主义的工业文明显示了自己的真正内伤，那就是“缺德”，环境破坏、生物灭绝，使得传统的禁忌哲学成了杯水车薪，疯狂的“两头孪生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用羊骨头羊内脏来喂牛，结果使得“疯牛病”席卷全球。

两头孪生主义的怪胎（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两头怪胎”）的各个族系，无不想用“哲学改造生活”，然而其努力却没有一个是好的，要么无效（实用主义），要么昙花一现（纳粹主义），要么适得其反（斯大林主义）。

比哲学更有效的禁忌力量，往往来自生活本身。半开化的德国诗人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才是常青之树”，现代社会中，危害生命的东西甚至比生命本身更加清楚地说明了生命的涵义，例如艾滋病八十年代开始威胁人类放诞的自信，其世界规模令人震骇，比一切巨星更加耀眼夺目，但即使这样两头怪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依然对之视而不见，“埋头抓经济”，毒品和卖淫，堪称上述这两头怪胎的两条怪脚，疯狂滋长艾滋病的世界旅行。

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会引起当事人始料未及的后果。

我们知道，艾滋病是六七十年代美国反战运动的间接产物，因为反战运动是嬉皮士和性解放的直接产物，而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和性解放是艾滋病传播的有利武器。毒品和卖淫（性解放）的杂乱无章和亲密接触，赐予艾滋病空前的机会；在人们的性欲获得普遍解放的同时，人们的生命却受到了彻底的禁锢，医学革命的成就激励现代的“溱洧之风”（即“巴比伦─罗马─西晋之风”，也就是末世的淫乱之风），遍布全球。溱洧，是古代郑国的两条河流，每年春天，男女在此自由性交。《诗经国风》的《溱洧》一诗描写的古代郑俗的这一淫奔风习，与现代中国的“花儿”流行地区，有些神似，可能花儿也是此类古代遗俗。当溱洧之风鼓荡起来的时候，没有道德说教能够阻止它，甚至法律惩戒也不足以减弱它的势头。可是，最后致命的杀机以“自然惩罚”的方式来了，对性解放的热潮泼上了彻骨的凉水。

是文明过程，使人们形成了性的禁忌。促成这种禁忌的动力，众说纷纭。历史表明，各个文明都有其性禁忌松弛时期，其特征正如现代性解放开始泛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显示的，是典型的“知识普及·理性发达”的时代。这与中国历史上性禁忌松动的春秋战国时代、魏晋时代、明代晚期，与西方历史上的巴比伦统治时代和罗马统治时代，十分相似。可见“知识普及·理性发达”往往是和道德败坏的淫乱，紧密相连的。更严重的是，现代的人们还掌握了淫乱的补台技术，如避孕、堕胎等手段。性禁忌的传统理由仿佛不再能够成立了，人们看到自己不必为性的放纵付出高昂代价，就开始以越来越大的幅度逾越禁忌：当禁忌的根源（即灾祸）消失的时候，禁忌的堤坝一触即溃。

结果直到艾滋病的兴起，人们的头脑开始逐渐冷静下。艾滋病击溃了现代医学神话，也就瓦解了破坏禁忌的集体冲动。艾滋病不是人间力量，自然就是“天意”。而在那些接受神能者的心目中，它也许就是超自然的造物主前来人间恢复道德秩序的天使，只有杀手才能建立禁忌和纪律忌。反过来，如果现代人不能从技术上克服艾滋病以及更强大病毒对人类放肆行为的惩罚，那么人类就必须保存某些道德。否则现代的艾滋病及其后继者就会像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疑为鼠疫）一样，制约社会发展。如此看来，如果说性自由、性解放是一种借债的话，那么艾滋病及其后继者的流行就成了还债过程。人们对那种由别人或后人去代劳的还债的行为后果可以漫不经心，但是对自己必须亲身为之还债的行为，则本能地慎重起来。所以艾滋病的流行是比任何神道设教的道德规范，都更有效的禁忌来源。因此，“黑暗势力”是比“光明理论”更强大的道德禁令，它并不试图说服什么，它甚至并不直接命令人们去做什么，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相反的“禁忌哲学”则是苍白无力的，它如果仅仅具有现世的集体主义性格，则只能导致虚伪的“言行不一”，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而对你死我活竞争着的战国人民却既无理性说服力，又无感情的诱惑力。现今全球化的战国时代，片面追求利润和效率，以便在激烈的经济战争中获得上风、压倒群伦。谁还顾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不良后果？即刻获利的“追求”才是重要的。这种“破坏禁忌的态度”与唯物主义哲学，是一脉相成的。

生命既然诞生了，就有它的局限，有了局限，就有了自己的命运。生命无法抗拒命运，因为命运不是外在的，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那样前来敲门，命运就在生物自己身上。

艾滋病毒是外来的？但是它必须通过人体发生作用，如果人体不是这样，艾滋病其奈人何？击溃了人的抵抗意志甚至改变了人的文明观念并重新创造一个个价值标准的，其实是自己，所以无神论者说人自己就是神，有神论者说人是神造的或神支配的，其实只是“代词的用法不同”，在不同宗教之间，这一“代词用法的不同”就更为明显了。

（另起一页）

十一、世纪的杀戮

广义的宗教徒即信仰主义者，包括无神论者，因为无神论否定了人类认知能力以外的“神”，所以也是一种信仰主义。有神论者认为神是神圣的，无神论者认为神是个骗局，其实他们都在讨论自己不懂也不可能弄明白的“神”。

现在我们脱开这种传统的对立，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观察“有神论的宗教现象”，不难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宗教不仅揭示了人的原罪，而且体现了人的原罪；“宗教的原罪”主要的不是来自它的欺骗性的一面，而是来自它神圣性的一面。因此无神论者攻击神是个骗局，并没有击中有神论宗教的要害，而“上帝信徒的信仰表白”才集中体现了宗教与信仰是一个“人生最集中的罪恶渊薮”；而按照这一逻辑，越虔诚的信徒，其实就在宗教形式的原罪中就陷得越深：因为，每个试图用信仰来下注的赌徒迟早都会陷入这一罪恶的，不论他输或赢。

巴斯卡说信仰是人生最大的赌博，问题是，不论我们持有性恶观点还是性善看法，似乎都无法摆脱这一“信仰型的罪恶”。我是这样考虑的：对彻底的性善论者而言，神几乎是个奢侈品，是个不必要的东西，人只要消除社会的弊端，放任自己的天性就可以达到至善。但对性恶论者而言，人却生而带有原罪，人既如此龌龊，那么人所创造的一切，岂不也是原罪的产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宗教活动”（仪式、教义、神话），甚至包括多少是人们自己臆造出来的崇拜对象（神明、上苍等等）。 

例如，有些宗派领袖所注释发挥的大乘佛教的宣传，就十分清楚地凸现了“宗教的普遍原罪”，宗教的原罪来源于，它一定要把“人性的喧嚣”，用“超我与利他的彼岸义理”武装起来，再披上逻辑的铠甲，闪着普渡众生的火花……但所有这一切花样背后的动机，却与宗教自说自话的神圣性，背道而驰。同样，博爱的宗教家们，在对待宣传另一种博爱形式的“异端者”的态度上，表现出最大的不博爱。例如加尔文之杀害塞尔维特，就很过分，其恶劣程度大大超过加尔文经常痛斥的罗马教廷，直比杀害耶稣的犹太人大祭司。实际上加尔文当时也正是日内瓦的大祭司。

这说明，“原罪”在竞争的时候才获得充分的展现，而揭示“争夺信仰市场及其构成的竞争压力”，是“揭示宗教原罪”的最佳途径之一。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主要区别在于，原始的小乘佛教（现主要流行于南亚和东南亚）注重哲学思考，而后来居上的大乘佛教（主要流行于包括蒙古、西藏、朝鲜、日本在内的中国和东北亚）却由于混进了不少萨满教的东西而更多宗教神格的意味。

有的佛教学者认为大乘佛教是一种全职的宗教，而小乘教却首先是一种哲学。也许正是基于此，所以大乘教自诩能超渡所有的人，而自目为一种“大乘”。而有些新兴宗教出自现代性的传道需要，更是对大乘佛教的内容作了不少手术，进行现代化改造。例如取消繁多的大乘佛教神话，进而把教义抽象化，使之更为现世化和世俗化。

大乘教和小乘数的区别，是佛教内部分化的结果，但我们真正感到兴趣的，不是大乘教与小乘教在实践方面的区别以及它们在义理上的争论，对我们的论题更有启发的倒是，主张大慈大悲的大乘教，竟然容不得小乘佛教或南方佛教的拯救理论，以致到了要把小乘教称为“在本质上是违反佛教拯救一切人的愿望的”。这种态度多么像是批判罗马教廷的新教，变得比天主教更加独裁专断。这样一来，无疑否定了以下的说法，即大乘佛教（以及路德教、加尔文教等“新教”），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利他性格，因为连同属释迦和耶稣门下的同宗都容纳不下，怎会真的具有普遍的救世性格？

法国律师，后来充当“革命家”的罗伯斯庇尔，在信念上认为自己是“在完全无私地为人类服务”，但在行为上却容不得自己的亲密战友，不断阴谋杀害革命同志。这种信念与行为之间的冲突充分揭示了“利他性格”的庐山真面目。 

生活已经告诉了人们：越是强烈的利他动机，就具有越是浓厚的自我中心色彩裹在里面；而越是富于利他辞令的宣传，也就越是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动机。正因为如此，大乘教充满比小乘教远远虚伪和远远虚幻的空洞许诺，它在群体性更强的东亚而不是个体性更强的南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想必不是无缘的。“大乘”好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无我境地，实际上是“自我中心欲望的空前膨胀和肆意表演”，甚至是太阳神教的一种变相和伪装。

有人认为“大乘佛教中《法华经》上所指出的佛的目标也是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达到悟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更清楚表明了“自我中心欲望的空前膨胀和肆意表演”。这里明显有“一种意志的存在”。这意志包含着某种强制倾向，甚至是“精神奴役的要素”在内，完全违背“涅槃”的教义，竟然迫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这便是精神独裁的思想内核：以所谓“达到悟性”的说辞，来掩饰“迫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而不论人们是否具有佛那样的天性和资质，就标出这样一个唬人的投标数额！这样就可以使人问心无愧地接受精神上的宰割？

在精神生活中正如在肉体生活中，不仅“所有的人跟佛本身绝不一样”，而且所有的人彼此之间也无法一样。抹煞生命的这些差异（天性上的不一致），而要求所有的人一样甚至“跟佛本身一样”，这简直近乎“恐怖主义”！ 

除了精神奴役，上述要求还包含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即如果所有的人都可能跟佛一样的话，那么还需要佛干什么？如果人性具有无限良善化的潜力，那么有无“佛的超度”、“佛的开启”也就无关宏旨了，如此一来，佛，与普通的教师还有什么区别？于是，人人得而佛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世俗生活的示范作用，就可以。成为“神汉”、“神棍”、“宗教作家”、“职业传道人”了。在可塑性的鼓动下，所有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发育成佛，或出于本能而努力进入佛界。可惜事实正好相反，结果所有的人在天性上和遗传上跟佛并不一样，强求他们“跟佛一样”才会造成真正违背自然的不幸后果，而不能达到理想的终极期待。当然，这种毛病并不限于佛教，事实上，任何一种高深的理论，都无法消弭自身的这类困境，这是由人性中的“完美主义”造成的恶果。

按照这类可怕的理论，菩萨被描写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救世主，他不顾别人的意愿而强行实现其超度的意志，这种以意志为务而不是以消除意志为务的“菩萨”，其实造就独裁僭主，尤其许多出身卑微的大救星，极力培养自己的“弥勒佛”（即未来佛）性格。而我们知道，这种性格在中国的帝国时代曾经触发了多次流氓革命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弥勒佛精神”驱动下，社会冲突白热化了，造成大量的流血。为什么中国人人容易接受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就很接近弥勒佛宣传，很接近大乘教所宣扬的“解放之路”，无独有偶，比中国好不了多少的拉丁美洲也流行所谓“解放神学”，直接把马列主义主义用基督教神学包装起来，还有那位参与政治暗杀、写下《狱中书简》的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也是解放神学的先驱。仔细体察一下，这种富于讽刺意味的“结局”（杀人的佛，不为基督死而的牧师），是宗教的世俗解放论很容易导致的。热情越高，结局越惨，因为它抹煞了人性的不齐，“向着解放的道路迅跑”，跌入奴役到死的陷阱。 

所谓“摆脱不了‘小我’拘束的人就失去了逐步树立起‘大我’的过程，有的人就失去了可行的道路”，正是独断论的宣言。事实上，这个“可行的道路”已经成为“树立大我的斗争之路”，是强制他人摆脱小我的死亡陷阱。这种陷阱虽然具有哲学的掩饰，但其在社会功能上比军阀统治更加严酷，因为，它是握有笔杆子的军阀，是握有枪杆子的弥勒佛。古代暴君不过“钳民之口”，现代僭主则要“消灭人的活思想”。例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宣布，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挖掘人的活思想，然后消灭之。 

在实际的生命过程中，大自然给每个人打开的道路是不同的，正如人的面目与性格千差万别一样。为什么要在这种天然不同的丰富性之间强行一致呢？强行一致只是出于“控制他人”的需要，只是当一个社会面临解体时，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肉体黏合剂”，而根本不是精神世界的法则，而是动物世界的法则。 分清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假定说，仅仅因为一种精神比较高级，而把持了这种精神的社会势力就具有强求统一的特权，那么，这是文明的不幸，是癌症晚期现象。独裁精神的统治其最严重的后果，是使这种精神本身堕落，堕落到人性的水平线以下──在其“普照”之前，率先沦为巴结世俗秩序的弄臣。这样的例子很多，各种一度强大的精神运动，在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中，都以各自的步态，走完了自己的堕落之路。

后果很清楚，“在宇宙背后并包含整个宇宙的那种法与大我”，由于它过于自信和急于强制的态度，必将成为一条精神绞索，这是一具近似汉代官学和天地崇拜的精神枷锁，它扮演着从反抗者到压迫者的连锁角色。反抗的成功使它不可抑制地想去压迫，而压迫过程则使他自己的精华逐一毁灭。原先的解放军，现在变成了相反的东西。

还有一个高论也值得警惕：“菩萨界是达到佛界的过程。”按照教义，菩萨界充盈着救世热情，因此未能脱俗，而佛界则是脱了俗的忘我境界──包括“我”的两层次：小我与大我。为了达到纯粹的佛界而通过不纯粹的菩萨界，难道不会阻塞通向佛界的道路？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和阶级压迫而进行的全面专政”，最后造成了最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最僵硬的阶级划分。

在这里，“菩萨界”（全面专政）与“佛界”（消灭阶级）之间的区别，很像是人们常常提起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别。在我们看来，手段的公正性是重要的：恶劣的手段必定毁掉良好的目的。正如，以强制为务的菩萨界，会毁掉全然解脱的佛界。人性的反应，往往是渴望运用一种非常的手段，去达到一个崇高的目的，但最后常是迷失于前者并糟蹋了后者，正如在民间信仰信条中，我们被许诺说，炼狱尽管是可怕的，但通过炼狱的痛苦可以换来天堂的幸福，但弄到后来，其逻辑结论就变为：人们必须为了获得天堂的幸福，而甘愿忍受无穷无尽的现世苦难！然而到头来呢？人们发现那美妙无穷的净土、佛界、目的、共产主义，竟是虚设的、没有的，剩下的只是崎岖的道路和不光彩的手段。总之，只剩下赤裸裸的生活本身──“生活的目标”则消失在血腥的生活过程之中了。世纪的杀戮开始了。

人们得到许诺，但发现那是空的。而为空虚的许诺，人们却走尽了崎岖的路，人们最终只是在菩萨界里生生灭灭……或者作为菩萨而驱策群众，或者作为群众而追随菩萨，谁梦想有天能走完这永远过渡的时期而进入佛界？他一定大失所望。凡是相信成佛的人，是永远享受不到成佛的福份的，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始终只是在菩萨界甚至畜道中轮回着，而且还得始终面对这样的危险：为了他在菩萨界中犯下的种种罪过，而沦落到比畜道更低的处境中，成为普普通通的凡人，甚至成为“阿修罗”、成为“畜牲”，成为“饿鬼”、沦入地狱。这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实际上就是“人类寻求超我的历史”，经常在我们身边上演。 

人们先是迫于现实的苦难，而受到了精神的诱惑；然后又在精神的鼓动下，从事现实的改造；最后则在改造现实的活动中，迷失掉了原先的精神目标……所以到这一圆圈走完时，我们只能说，精神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意志，以至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物欲。面对这种局面，人们好像残花败柳。所以人们便说，精神的归宿在于物质，宗教的归宿在于社会，小我的归宿在于大我……但这些胡言乱语的人能够说请“大我” 是什么？当然不能，人们只能在“小我”中挣扎，即使伟大的舵手也是如此，他的与众不同只是在想象中把“小我”冒充“大我”， 并用“皇帝的新衣法”号召八百万红卫兵都来观看。

 

确实，在人类的精神中，我们看不到新的出路，即使竭尽全力对各种教义和学说进行改装，并提出了神明一样的精神目标，但这种努力却只是愿望而没有可行性，因为人类依然是动物，即使可能的超人，依然是动物，而且可能拥有更多的动物性。例如，双手沾满了“坏人”鲜血（也是红的，而且可能更红）的“毛菩萨”，指给红卫兵一个古老的彼岸，但却只有一条死路通向那里，没有人去过那里，没有路导向彼岸，而为虚妄的彼岸挤压现世，并无意义。

这并非古人之过，缺乏可行性，表明了人性中的一个弱点：“向不可能的东西挑战。”这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达不到佛界（纯粹的精神目标），尤其无法在群体规模上、时间持续地“达到”，但仍然需要来“神道设教”，以便麻醉群众的精神，免得他们犯上作乱，并保证“小我服从大我”，尤其因为，大我其实是没有精神的死尸（“大我的精神”其实是各种不甘寂寞的小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不论我们把这种“向不可能的东西挑战”的人性特点，评价为弱点还是评价为优点，它存在并影响我们文明的历史倒是真的，这一点，初听起来很荒诞。

由于食物的充足，人拥有了很多剩余时间，因此需要填补自己的生存空虚，于是各种文化活动被逐渐发展起来。像某位“中国佛教的天台大师”，把菩萨的境界分成了五十二个等级，其作用也原出于此种填补空虚的人性，还利用人性中的好胜争强的倾向，驱使人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去。

这种状态，与其说是强调精神领域的探索能力，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虚荣和繁琐，甚至是把社会的等级制度化入精神领域的一个实例。这不是个孤立的问题，而广泛存在于各种号称“精神”的领域中，例如喇嘛教和各种世俗的思想运动。

菩萨台阶制发挥的是社会心理上的功能，与个人灵魂意义上的台阶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个人的灵魂本无台阶之可言，就是有，也不是人们的肉体如脑子可以想出、嘴巴可以说出的。这种“爬级学说”只要稍加变幻，就很容易被一些连不懂礼义廉耻都不懂得的动物给滥用，加强社会奴役和思想控制。

两相比较自可发现，“佛界”是个精神范畴，而“菩萨界”充其量是个实践的范畴，这两者其实同时在人的身心两面各自发挥作用，而并不是一先一后、一上一下地对人的身心起着同一作用。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人只能在精神上进入佛界，在身体上是永远也抵达不了佛界的。照此参看，难怪虚无主义思想伴随着科学发现流行起来了，因为“天国净土”只对“灵魂”有用，可是到底有没有“灵魂”还是个疑问。那么，“天国净土”对人的肉体生活也就是动物生活的价值，也就聊胜于无了。

然而，社会意义上“大我”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天国”，唯物主义的天国带给现代人的，不是“恐怖和希望”，而是“空虚的空虚”。 

社会控制意义上的教义系统，不仅对现代人是个罪恶渊薮，古来的各种宗教又何尝不是如此堕落？宗教控制意义的神，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论这一控制系统及其“神明”拥有多少理由，但毕竟只是人的理由而不是神的理由，人造的宗教和神明，当然不免沾染上“人的原罪”，千百年来的神学家们，故意忽视的恰是这一要点。他们首先是把神予以人化，再把人予以神化。这种错乱，固然有利于在“人类动物园”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学说势力，但结果却把相对之物（如自己的思想）绝对化（神的启示）了。 

而在教义绝对主义的帷幕下，其实掩盖并活跃着人的血性，但神职人员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把人性的某面抽出，无限延伸，奉之为万古不易的圭臬与律法。结果，不是造成僵硬就是激起了对立面，于是，多种教义的争端开始萌发，搏斗趋于白热化。 

（另起一页）

十二、存在与意识

二十世纪的文明正在经历一阵前所未见的痉挛，社会的、科学的、精神的阵痛，摇撼人间。从经济观念到诗歌哲学的广泛振荡，超越以致泯灭一切边境的躁动，许多 固定的东西瓦解了，许多铁定的结构离异了。这种富于戏剧效果的大格局，已经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共认。但上述骚动，究竟是新生命诞生临产之前的悸动呢，还是注定要死去的事物在垂死之前的抽搐？抑或二者混杂，兼而有之？对此，各种看法或截然对立或旁敲侧击，围绕当代命运的这一轴心问题，各种思想、学科，油然而生，似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开始撕裂人们的肺腑，形形色色的惨叫回荡在全球上空，人们困在现代文明的幽谷中，四散奔逃，各自寻求生路，各种步入极端的变态反应，化作“哲学”甚至“宗教”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生命是“存在”，而各种哲学所说的“尊严”，各种信仰与宗教所指示的“生命价值”、“人生幸福”等等，却是一些意识的产物。诚然，在存在和意识之间架起桥梁，是人的智性本能，但在智性范围以外，这二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分际已定，因此存在决定不了意识正如意识也决定不了存在，唯物主义的荒谬正如唯心主义的荒谬一样显而易见，不论这个唯物主义是机械的还是所谓辨证的。

最为明显的是，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上，唯物主义者述说出来的自然规律和他们的伦理观念之间，展现了一条人为的鸿沟，他们无法一以贯之，常常拒不接受按照他的哲学逻辑（人是物质）必然推出来的那个伦理学结论（主观能动性对于人体物质的作用），这说明思想处境之艰难。

再以“人的伦理行为”和“人的技术成就”来说，也充分体现了思想的艰难处境：把人的伦理行为和人的技术成就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错误。技术成就是针对存在而发，它以改善生存状态包括心理或是精神的状态为目标，而伦理行为却是针对意识而发，它以管束意识以减少社团内部的摩擦为目标。与此相应，技术成就和伦理行为所凭藉的条件完全不同，技术成就通过知识的进步予以积累，而伦理行为则是人的生物存在和人的文化存在之间的一个社会妥协物，因此无法通过知识的进步来积累，相反可能因此遭到破坏，即，因为拥有强大的技术手段而拒绝妥协。

社会的特点基于人的特点，而人的特点又基于人的遗传素质，从这个特殊角度说，人的伦理行为在不小程度上是一种“先验的知识”，受到人自身固有的生物压力的限制或推动，个人和集团对此是无力抗拒的，甚至人群动员全体的力量、“整体的意志”要想改变它，也只能是加剧了它而不是削弱了它更不是改变了它，因为人的伦理行为不是知识与文化，更不是技术与科学。

然而这意料中的事，对于乐观主义者却可能带有“致命的性质”，这种致命性不是来自道德含义，而是来自生命性质，不是源于意识，而是源于存在。

在现代文明中，人们依据本能力量的而发展而做出的伦理反应、制定的道德规范，和技术的积累、知识的发展，形成日渐扩延的距离，于是传统上围绕技术与伦理的关系而体现并大致稳定的那种比例，开始被打乱了。

这种错乱，造成了传统伦理和价值观的分化与移位，形成了某种所谓价值多元化的格局。其实，价值多元化，这体现为百家之学的争鸣。

各种对立思想的逐鹿，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从其漩涡里飞腾出了所谓“生命的尊严”，代表了生命中心论，尊严感因此成为现代规模上最广泛最模糊的价值观，它是自我中心论的扩延，是建筑在现代竞争的巧妙宣传上。

原来人是借助现代文明的展品，来满足自己最原始的自我中心论的视野，从个人、集团，扩展到整个人类和泛泛的“生命”如动物保护主义，如此巨大规模的自我中心论，经常出以利他主义甚至“殉道”，其实，它同样逃不脱“反宇宙”的嫌疑。“生命的尊严”怎能用来反对其它的生命呢？

生命的尊严怎能构成各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的共同基础呢？

在“生命尊严”的口号下，去贬低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会不会忽略了其它生活者如许多深受人类之害的动物植物的尊严？

时至今日，许多人的生存如果失去了技术，也就失去了继续的可能。原始环境无法供养如此批量的大众。

和国家主义相比，生命主义的价值观显得宽泛而模糊。在强调生命至上的同时又强调生命的平等，是可疑的。如果人的精神不能像佛教讲经故事的“以身饲虎”那样充满怜悯（萨陲太子为了从饥饿的母虎口中救下羸弱的虎仔，避免食仔的悲剧发生，就从悬崖上纵身跳下），如果古代太子的风范不能行于今日的大众社会，那么“生命的尊严”岂不正是作践生命的元凶？

鼓吹生命的平等性，对人和人的文明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还是一个无聊的点缀？

以生命主义的概念去指控技术的发展──其性质何异于异端裁判所的教义去规范科学发展？

那是否是企图用某种精神现象去统治其他精神现象？这与科学主义试图用技术的铁拳去砸碎艺术和信仰的独立存在一样，是否侵略了它种领域？

人的精神发展，具有多面性，是并存而不是替代的。

例如，以伦理为尺度去衡量技术发展，可以将之分为善恶两种，但反过来，以力量为尺度去衡量伦理，则会产生大伦理和小伦理、强伦理和弱伦理之分，其绪论必是主张小伦理服从大伦理，强伦理并吞弱伦理。在技术的力量尺度下，没有善恶的分际只有大小强弱。

《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培根时代的英国人则说“知识就是力量”。两段话体现了世界观的两个走向：前者“知识”一词显然是以伦理为基础的先验知识，走向上帝，因此，“信仰”便成了达到照亮这种知识的光束。而在英国人那里，“知识”一词则是以力量为基础的技术知识，走向自我，因此，英国式的知识不是以信仰的回归为基准的，而是以追求力量的运动为归宿的。而从现代人的观点去看这一切，不论是圣经时代的世俗观念还是培根时代的世俗观念，仿佛都陷入了“过”与“不及”的知识陷讲，知识陷阱的错误是把人类精神的半个圆去充当整个的圆，尽管现代生物遗传工程已在着手改造生命的遗传特征，置“生命的尊严”于不顾，甚至嘲弄了人类的自尊。

在可以想见的未来，遗传工程甚至可以大规模地改变生命存在的形态，哪怕这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控。

如果有一天，遗传工程将获得“创造生命”而不是“改造生命”的能力（于是促使新物种的诞生），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达到了能够创造哪怕只是合成生命的程度，那么在这样的科技力量面前，这种能被随意改变并合成的“生命”还能拥有什么尊严呢？──生命的不可代替性消失了，生命的尊严也就没有了。

于是，生命也是一种特殊自然物，即人创造出来或说通过人体现出来的自然物。“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生命”的传统看法，正在日益沦为笑柄。新一代的试管婴孩会起来宣布：“生命与其他任何东西，并无不同。”即使撇开遥远的科技发展前景，仅仅是现代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局面，就已经使得生命的传统价值大大贬低了，例如，自杀性恐怖袭击这一战争方式的风行，说明“生命的价格”已经是可以通过抚恤金的价码来测量的了。在多灾难深重的社会里，生命不再是“没有任何等价物”，相反是最为廉价甚至如同垃圾般的废弃物，对于几百万人饿死、几千万儿童营养不良、更多的流离失所的人们来说，无家可归、死于沟壑，已经不再是预言家的超现实的信念，而是连我们置身其中的人们自己也无法全然相信的现实了。

人的生命，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就首先必须控制自己的数目，不要使它像是印得太滥的钞票那样，超过合理的水平线而致使自我贬值。和野生动物相比，驯养的动物就是比较无法保持其“生命尊严”的，因为它的生命是主人恩准并维持的，驯养动物因此是为了他者的目标和利益而生、而死……抛开宇宙生活的这一严格价值律，而去空谈“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是否有些“反宇宙”从而“也就在根本上反生命”的嫌疑呢？至少，这是流于所谓“个人利己主义相似的生命中心论”了。这种“生命利己主义”说到底，还不是人自身固有的自我中心观的一个延伸？

科学主义现在已经独揽人类精神王国的狂热，以其忽视人性的倾向遗害深远而使自己成为有害的东西。但是，如用贬斥技术力量的生命主义去取代它，就会犯下同样的错误。

生命主义和科学主义一样，没有能力统治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特别是类似近代西方从十九世纪的德国印欧学研究开始的、严重佛教化了的生命哲学（例如叔本华、尼采），甚至不能以比较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生命现象的两面性。例如尼采的生命观，由于受到“欧洲人新发现的”佛教─印度教教义和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夹击，狼狈不堪，原来的基督教背景土崩瓦解，变得浮躁不堪……

至于生命哲学以外的哲学系统，其概念面对二十世纪生命科学的主要成果，更是无所用心，这样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的相片，因而并不能激起人们的活力，反倒使得生命的能力萎缩在思想的桎梏下面。一种可悲的状态，即在所谓“宇宙生命”的旗帜下，无情抑制著人的生命，这种精神表现是西方文明在其“敌基督的五百年来的长途跋涉”的辛苦中，逐渐积累的疲劳所致，形象地说，每克服一个障碍，敌基督的力量不是增长一步，而是衰微一分，结果陷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困境，难怪西方文明的代言人尼采要把自己的最后著作命名为《敌基督》（《Antichrist》不应该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徒们那样翻译为“反基督徒”，而是“敌基督”的典型称号）。

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时代精神中透露出来的深深倦怠，这是一个“西方没落时代”的声音，一种尼采称为“欧洲的虚无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些虚无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异教、地理大发现的海盗精神，是完全相反的路向。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号召人们“守成”（和分赃），而不再鼓动人们去“创始”（和掠夺），仿佛他们知道，任何创始的行为，都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这对年轻人或许是一桩乐事，但对衰老者却是沉重负担，构成焦虑之源，难怪现代社会流行的是毒品。相形之下，守成却容易，既能宽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必冒险前往未知之境。但越是老牌的“主义”，就越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老态龙钟，就越是喜欢从伦理道德上为自己的衰老做出合理化的说明。文革的标兵鲁迅，早在文革之前半个世纪提出的“文革纲领”──小说《狂人日记》中，就提出了类似“破四旧”的主张，指控仁义道德“吃人”，从而为文革的所有暴行预先背书了。在那看来，“吃人”即是一切趋于衰朽的文化所做出的自我防卫或用文革导演毛泽东的话，是“垂死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代，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专政，毛的统治已经失去一切模糊性和诱惑力，因此不得不像满清的仁义道德一样，开始使用明确的暴力，开始“吃人”。

它创作了各种道德的说教，比宗教的蛊惑犹有过之，为了突出伟大导师的前无古人，就需要烧毁一切前人的著作。这才能鼓励“对于一个师范中专生的无条件信仰和无条件依赖”。这位师范生仅仅因为自己考不上大学，就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后，逐步封闭了所有大学。

人们对信仰的过度依赖，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实际是个躲避，这正显示了他们生命力在衰退的时刻需要休息。在类似文革政权那样的时代，由于革命、试验、制度和政策的全面惨败，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使得举国迷狂，这样，生命力的衰退，不再是个体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它不是突发的，而是在整个文明史上带有转折的意义。文革政权体现的没落状态确实深刻，把整个民族连同拖入毁灭，这种深刻还表现为，文革政权已不再停留在公然宣布自己是野蛮的这一点上，而是深入一步，把自己的没落变成一种“哲学”，把自己的衰老贮存到一个新型乌托邦的洞穴里去了。

当人们大寄希望于乌托邦的时候，也就是对自己的生存已经失去了信心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迫依赖某种杜撰出来的“思想”或是“主义”的补药，来维持自己的活动水平了。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当陶渊明写下他的《桃花源记》的时候，中原文化已经无可挽回地没落了。那时在佛教文化和五胡势力的侵袭下，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南北朝”的分崩离析中。同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代表了欧洲犹太人的绝望挣扎，在这之后，欧洲犹太人不是走向集中营，就是走向以色列，而不得不把他们在欧洲进行了两千年的殖民活动，做出总结。尽管《资本论》超现实的奇谈怪论，不论在审美的深度还是在滋补的热度上，都不亚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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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宇宙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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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的政治意识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一）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二）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同时却认定某个聚敛小小财富的守财奴是贪婪的。守财奴不舍得吃喝，哪怕这会导致过早的衰亡；而权力欲极大的人则疯狂地揽权，哪怕这会造成众叛亲离──就是贪婪的显例。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满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统治者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权威。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治国的手段变成了治国的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统治者，都严格地身体力行、实施廉洁的政治。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陈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无理剥夺）。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但“理”是很灵巧的。当有人要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就可以把公民说成是“无理的”。这样，无理的剥夺，就根据否定之否定的神圣定律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有理的剥夺了。

苏格拉底如果活在当今世界，恐怕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风暴，已经临近。

……

如此看来，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使理想家有可能比市侩更危险的地方：他的要求是含糊的，很可能大到无边无境、全世界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文化与道德的工具性质，早已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画卷中。只要愿意平心静气地观察──就能发现这个公开的奥秘。它之所以还算一个秘密──仅仅是因为那些“美学家”不敢承认它。他们的工作与薪金，都系于“美化人生”上，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把人升格为神。

如果一位大征服者不能满怀爱意，允许比他本人更崇高、更持久的建筑物存在的话，试想在他的国度里，除了废墟和浩劫还能有什么呢？把某人当作唯一偶像去崇拜的地方，只会剩下一片残垣碎瓦──在夕阳中静静懒卧。 “恨”所招致的荼毒，常使文明遭受周期性的毁灭。当力量的转换使失败者戴上胜利的桂冠之后，类似的复仇便开始了。

现代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开始从另一极摆动──从一元走向新的多元。这种走向，是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个自我封闭的“天下”）这一大形势密切相关的。先秦多元文化合并到秦汉大一统的模式中，曾引起普遍的痉挛和精神的萎缩。现在，是进行一次历史反过程的时候了。只有在新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一元文化，才可能恢复活力，使中国文化从根部摆脱积弱不振。

已经到了去全力促成文化精神的根本转捩的时刻了，新的太阳已经开始萌动──它是没有根子的，它是脱离了有形束缚的；它只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就像自然界的太阳那样悬在空中、周流九天、普照万有，超渡各式各样的灵魂，掠去文化明镜上的灰尘。

是到了剥掉各种圣人强加给文化心灵的压制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圣人”不是处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是无形迹的，但又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人殉葬“圣人”的遗体与遗道。

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一）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二）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三）“灵”能激起更广泛的心理共鸣力。

“王”由“天命”而显现。用现代观念说，则是群体欲力的复杂呈现。是各种力量均衡而后的映象。其复杂的程度，已经到了非由特选的个体而不能呈现的地步。因此，普遍的“天命”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它的特选的个体性。然后再从自然的个体性中，抽象出人为的“普遍性质”。

人类感应中的天命，从此扮演着普遍而又不可违拗的角色。这构成了群体的一项固定信仰。心理的特点之一就是除非相信某项心念是？真的？，否则，便不愿接受他的指导。于是弊端继之而来？既然行使过拯救使命的“真的”是真的──他怎会又突然成为该被舍弃的“假的”呢？于是种种思辨缘此而生。重重阻力缘此而设。如果拓开群体心理的局促，而纵观事实的世界，就会看到另一种景观──有用的，因而迅速普及了的天命，原先是属于某些特异个体的。没有这些个体曾经巧遇的具体波折甚至“意外事件”──天命则只能悬空而不能落实。天命具象化──永远在要仰仗着“偶然中的偶然”：天才。大自然的天恩，文化史的机会，是通过个体对群体的影响（然后才是群体对个体的选择），展示出来。

一个文化世界所仰观的天命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取决于这些个体的特质以及与其他特质之间的交流。天命并不是闭锁在古代瓶中的一匹恶魔，而是潜移默化、生动灵巧地在每一个文化心灵的田野上，悄然流过的一朵多棱的晶体！要想一次性地捕捉它、表述它、弘扬它，是不可能的。否则，天命就是可以限量的瞬息之物了。

只有天才竭尽其明敏的眼光，才能在瞬间抓住天命：抓住瞬间的天命表象，而不是永恒的天命本体──并把它的片断，断断续续地传递给群体。在传递过程中，走样、变态是连续发生着的……离开震源越是遥远，震波也就越是微弱。但震动毕竟带来了世界的变化。到于震动的本身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却是无从把握的。

如此看来，“意外事件”对大人格的形成，以及通过“形成人格”而施诸心灵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这既是常人难以揣度，也使预言家们的预言一再落空而受到事实的无情嘲笑！面对这一困境，经学家们争辩说：“偶然性体现必然性（宿命），必然性呈现为偶然性……”；然而，此间的模糊之处使该论断成为虚无。必然与偶然，二者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没有界限的定义，是浑沌与虚无的伴生物。面对找不出端绪的精神之结──聪明的人“存而不论”；谨慎的人“敬而远之”；但急于行动的人却强作解人。他并不真解。但为要他人建立起对他的信仰，信他在解，信他能解，他却强作解人。但解开精神症结的智性行为本身，从来也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其实际功能，无一例外地是促成了一种意志的活动，一种仅仅是缓解了群体精神悬念的活动。

如果“必然性”与“听由天命”同质，那就是有害的。因为这世界不是属于主体的世界，只是主体所观照的世界：真的“必然”即便有，也是超越于人的必然，人怎么能知道呢。

必然性、完整性、固定性、真确性──与天命无缘。因为它们借用了科学，但又不是科学所能证明的；它们像是蝙蝠，既要参加鸟类的聚会，又要贪食走兽的乳汁。

叔本华式（也就是佛教式）的意志绝对主义，也像一切绝对主义那样贫弱。因为他忽略了，意志和迄今为止被各种哲学家奉为“第一性”的各色本原（如“颜色是视象的本原”之唯物主义论调，或“颜色是感觉的复合”之经验论调）一样，都只是派生之物，而非自在之体。意志的根是什么？本能的根又是什么？这位和尚般的哲学家没有解答。

人的问题，也许最终还是要到宇宙论中去寻找答案，这一答案早在古代的星相学那里就被揭示了出来。叔本华的智慧吸纳了佛陀之旨，却未看到满天星云，陋哉！

如此看来，“净土”的观念，实在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并囿于理智至上的偏执。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但有时，它竟达到了戕害生命的可怕程度。试想，若是苍茫大地干干净净，无际天穹澄彻空灵──它们还能产生生命吗！它们还能抚育生命吗！若是生命玲珑剔透，一尘不染──他还能抵御宇宙间的尘暴与压力吗！他能有效地忍饥耐寒吗！随机地活动、绵长地繁衍──也将不再属于他！

（另起一页）

二、“统一”的预兆

“上帝”，在他的灵性中包藏着“人的自由”的极端力量。上帝，是“人的反抗”的崇高形式。尽管他常被阴性的（甚至是“母性”的）、道德化的、半凝固态的人造形式包裹起来，从而流于刻板的教义与习俗。这在“育子观音等生殖女神”的崇拜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但是，“上帝”怎么可能是阴性的呢？作为“乾元”反压制力的蝉壳、心灵世界的太阳、我们希望所聚的“宇宙力”……他应该是最为雄性化的。他不是那作为“坤元”出现在宇宙与历史间的普遍压制，不是那不可名状的“浑沌太朴”，而是对浑沌态的反抗、破坏、再生。

他从雾（浑沌之雾）里来。人们原本看不见宇宙之雾，只是由于他的宇宙之光，人们才知道“雾”的弥漫，才看见了他破雾而来的无限奇观……他是雾之子，但不是忠实使者，而是忤逆的儿子。

但千百年来的人们没有悟解此中的曲折。人们把他叫做“上帝”、“道”、“本原”、“质”、“朴”、“物自体”、“客观规律”……人们径直冠之以“第一者”或“第一性”的圣号。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然而，这是一个古老而顽固的错误！

真正的本原和第一者不是上帝及其他（名号），而是那由于上帝及其他（如名号）才被人们悟解了的“雾”。那无限阴霾的原始状态。那“浑沌太朴”。

有“两个上帝”，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所以，就有了两个宇宙、两套法则、两条真理、两种生活。对于习于文化的人而言，则有两种文化：压制的文化与反击压制的文化。

上述两条线索交叉，相遇于“创造”。创造原出被迫的反抗，就此说，它是被动的；创造又造成能动的压力，就此说，它是主动的。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汇合于创造之地。就像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相遇于中央，凿开了中央之帝──浑沌的七窍……这一大会聚，使得创造性事业不仅成为上帝──反压制力的象征，也成了上帝造物的契机；他并不来自虚无，而来自浑沌；来自对浑沌的沉沦力量的回应。

以“上帝”和“客观规律”（这不失为人心内应力的投射）的名义，来限制人的自由，这是反压制的力量重新沉沦为一种压制形式的显例。这并不像哲学教授们所武断的那样，是由什么客观来决定的主观。

因而，“上帝”和“客观规律”作为新式的压制，比原始的压制对人的自由有着更大的慑服力。上帝及其他，已成为攻入人类灵魂“堡垒内部的第五纵队”：主客体于此，就这样混一了。

“我的心中、人类的灵魂中有宇宙”──这是对浮光掠影的捕捉。他道出了“有”，却望不见“有”之深层的“无”。“无”就是“压制”。压制之“无”使宇宙成为“有”。事实上，是压制的力量（以及反击压制的力量）使我有了“心”，使人类有了“社会”；并使心和社会在无奈之中包容了宇宙之“有”──于此，“无中生有”。

以“存在”、“自我”、“主体”的名义，去独尊反击压制潮汐的泡沫，是病态的虚弱中产生的一种僭妄？──这是把派生物从原生物中剥离出来，予以极端夸张的努力，其后果，是原创性生命的浪费、脱水、及枯竭（《圣经先知书》斥之为“偶像崇拜”）。

现代物理学已经否定了“上帝”、“物质”、“始动者”、“第一性”等传统的本原价值。它注入了“反物质”观念，并把反物质与“物质”对等起来了。

“上帝死了”？“物质也死了”！

这是说，作为本原被供奉了千百年的“上帝”、“物质”业已消亡。科学杀死了我们的神，也铲除了它自己的基础──物质。理由仅仅是，它们不是“第一者”。可以认识的实体，也许只是不可言传的神秘？又一个二律背反。我们，只能通过它的“压制”与“沉沦”，依稀感受到它的影响，却无法把握它，更无法描述它……

因为它不露端倪，无有形迹。这是人的大悲哀吗？

使人悲哀的，不仅是对象的神秘，更是自己的“精神漏洞”。

对象，就这样从我们的精神之网里溜掉了。我们还在赞美造物主、赞美这网的编织工艺有多么高超呢！但有少数人看到了这一滑稽剧，并且哭泣──对着文明的高墙、铁丝网及其圈定的心灵荒漠！

物理学，与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爱情、战争……无不在冥冥中、浑沌里，寻求着自己的“一统天下”。就此论，宗教并不比科学“原始”，战争并不比爱情“野蛮”。两极的趋同，力量的中窗。物理学所面临的寻求“统一”的目标也许更艰巨，更难企及：它毕竟需要用实验室里的奇迹，证明自己的幻想。这，既是现代物理学的困难，也是它的骄傲。这双重性的后面，正在开启的是地狱之门还是天府之窗？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强权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潜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上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可寻；因为防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骗局！

宗教的“统一”，这是“阿蒙”、“马尔都克”、“亚述的战神”、“安拉”、“大自在天”、“弥勒佛”、“天照大神”、“惠能的明镜”……

统一与再生。

艺术的“统一”，这是“美”、“性灵之真”、“悲剧的崇高”、“升腾的无我之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马行空”、“画龙点睛”……古典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无情节反情节小说。

统一与生成。

政治的“统一”，这是法老的长袍、亚述的铁蹄与枷锁、亚历山大的宝剑、秦汉的政治屠夫、罗马帝国的武装骗子、成吉思汗的烽烟与战马嘶鸣、八旗的屠杀并混一宇内……甚至是国联的理想和联合国的论坛？是列强的炮舰政策？是全球化的经济整合。

统一与衰落。

战争的“统一”，这是“胜利”，或废墟。二者在许多情境中是同一的。“统一”是不再有意义的“归宿”。寻求统一，就是剔除事物的原始含义。达到统一，就是达到无差异的寂灭状态。统一意味着终结；因此，一切统一都是隐含着的悲剧程序。但更高层次的生长，却注定建立在统一所造就的一片尸骨之上。

统一与荒原。

爱情的“统一”，这是“梁山泊与视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阿芒和茶花女”、“牛郎和织女”……总之，是悲剧性的因而是永恒的结合。我们看见，唯独在毁灭式的回归和回归式的情死中──爱情，才达到了它的纯一、独占和净化？

统一与死亡。

所有这些“统一努力”，这些狂烈地寻求着归宿的“怀乡热”──这意味着什么？

正像《庄子·天下》篇总结先秦的“文化乱世”（其特点是失去操纵、控制的百家鸣，其前提是传统宇宙景观的崩解）时写道：

“天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这种绝对良好的文化自我感觉，是乱离之世的特大压力──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促成的。“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分裂状况，促成了柏拉图所谓“哲学家帝王”和庄子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神明之容”的兴起。因为人，总需要与环境平衡，并据此协调自己的思想感情。

敏锐的哲学“家”（他具有“历史眼光”）终于在文化乱世中看到了统一的力量，他说：“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这是文明节律中“秋季”的来临，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尽管从直观上说，那也是文明衰歇的结果。'

有一个新的预言将告诉我们说，物理学、天体论（宇宙学）等本体观念景观方面重获一统的时代，将消弭人的内心里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状态。哲学的分裂、宗教的紊乱、艺术的门户、政治的壁垒、爱情的矛盾、战争的拖延、黎民的苦难，会宛如过眼烟云。使现代人感到深深苦恼的这些“战国时代的流行症”，甚至会因其消逝无痕而引起后人的深深怀恋！

在很大程度上，小赫胥黎笔下的“奇妙的新世界”，其红居民的佼佼者很可能以类似秦汉思想家看待先秦战国时代的眼光──不乏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充满动荡不安和残酷行为的“乱离之世”：革命与战争主导的二十世纪。他们甚至会为我们的“幸运”、为我们的“躬逢其盛”、为我们不幸驾临这个血肉横飞的时代，而投来嫉妒的一瞥……

悲剧对亲身历经者当然是痛苦的，但对远距离的观众来说，却有着丰富的神采。甚至，以其崇高的风格和刺人的美，而流芳百世。呜呼！

彗星──孤零零──在宇宙间飘行

彗核与彗尾──难道真是宇宙的游灵

谁能洞穿──它的秘境

谁能追觅──它的轨迹

孤零零──是在比划自己的命运

彗星──游灵

向着太阳奔驰

游灵──彗星

背着太阳远去

轨道很长很长

发出轰鸣

留下阴影

悠悠

──周期没有穷尽的时候

它一会儿膨胀

忽而趾高气扬

一会儿收缩

──但却不动情

忽而藏头露尾

──韬晦光明

它是生命还是非生命

是沙漠还是甘泉

原始的信仰

──曾在其中

寄托了恐惧和希望

机器的回声

──则断定

它是一片荒场

人间的慧眼

──透过时空之隙

在天上的彗星

──找到生命的起源

（另起一页）

三、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有各种各样的浑沌态。我们是从生活的浑沌追溯到宇宙的浑沌的。是由经验的浑沌跃升到哲学的浑沌的。

人的诞生与壮大是减熵的结果。智能发达与思想之光是减熵的结果。言语和写作是减熵的结果。所以，我们是从减熵（即反抗浑沌）中获得对于浑沌的认识的。即，与减熵过程越是相反的，即越接近浑沌。比如，为什么在各民族古代的神话中都有关于“前宇宙”的浑沌描写？原始人是如何获得这方面的惊人的知识的？如果排除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猜想，应该说，是想象力得出了这种“知识”──原始人所猜想创世之前的情态与创世之后（即人们经验着的）的世界只要完全相反就行了：没有光，没有形体（无天地），没有引力（石头乱飞），没有生命、人、文化……事实上，一切神话也正是这么描写的！反抗浑沌（减熵）的各级象征，就是逐级与浑沌相区别、逐级从浑沌中跳荡出来的象征。

有各种等级的浑沌。由于社会分层（社会的反浑沌结果）、文明分化（人类行为的反浑沌结果），对人的心智的暗示作用；由于人的心智的发展层次（就像沉积岩那样）；由于人的心智老是处于不稳定的、强度不同的兴奋状态中（否则便不会有意识；连潜意识也无从谈起），浑沌必然依其原始程度而被分为若干级别。它像易卦那样由下而上地序位，第一等级的浑沌不是最高级的浑沌，而是最原始的浑沌；然后是次原始的、再次原始的……最底层的浑沌决定最表象化的（人类视觉中的“最高”）浑沌。

我们今日设想的最庞大的、最底层的浑沌，仍是有限的，否则有限度的人智，便无法对此设想。同样，我们此处所设想的最精细的和最表层的浑沌，亦然。

有各个层与面的浑沌。如文盲，也就是处于文化浑沌中的人。南蛮惠能虽不认得汉字，却有天性,可以从《金刚经》中吸取了够多的文明因子。在各种神话中，对天神创造之前宇宙形态的描绘，都可以归之为大规模的浑沌。在每个人心灵的某个角落，则弥漫着他自己的浑沌态──“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那么，当意识“不活动的时候”呢（这种时候总得占人生的一多半吧）？显然，它就悄悄回归到某个程度的浑沌态中去了。这是规模中等的浑沌。微观物理学所描绘的“裂变”过程，则不妨视为小规模的浑沌。

由于人在认识上不幸首先是一个动物，动物本能的“过程”是人的认识过程的源泉。人们对浑沌的理解因此首先从“过程”来着眼，绝对的浑沌，当是人眼看不见、人耳听不见、人智捕捉不到的。

星云和星系的形成过程，是现代人类知识视野所望见的最大减熵过程。就其哲学意义言，支配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凝结着高度反压制的力和抗沉沦的力的“星云中心”。现代人的集团中心意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其大规模的形式，家族主义是小规模的形式，帮会团伙至上的党性原则是中等规模的形式），对此不乏推波助澜。

生命的发展过程，是人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的减熵过程。这也许是宇宙意义上的微不足道，是一偶然而短暂的“变态”。但对生物圈的依赖者──如人类──而论，生物圈的发展，却与星系、天体的发展具同等价值。没有生命的宇宙，不仅是荒凉的、窒息的宇宙，还是虚无的、不可能的宇宙。

对人而言，生命过程的漂亮象征和高能结晶乃是热血的动物。它蕴涵着较之微生物、植物、冷血动物远为巨大的能量和运为灵巧的反应力。热血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使人把它们叫做高级生命。因此，称某人为“冷血动物”，就意味着把他的生存价值贬低到了不齿于人的地步；称某人为“植物人”，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意识业已终止；而称某人为“浮游生物”，就是说他还不如死掉。

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有一相似，它们的重大转折，首先发生在某些个体（生物个体或社会成员）──“载有者”身上。

“易学”（《周易》之学），曾以“卦主”观念，表达过古人对此的深遂理解。投合时尚的士们曾灌注了太多的道学气味，与无谓的政治色彩于“卦主”之上。但若一经剔除其时代性偏见，就会发见“卦主”观念披露了古老的历史感。它对各种“过程”中伟大个体的命运，作了预告与暗示。如前所述，这在魏人王弼对《周易》的注释中，获得了意韵十足的表现。

现代生物学已从生命演化的事实，则进一步证明了“卦主”的真确性：

进化中的巨大变异，常常发生在突然之间。成千万的科学家们，用他们常常炫耀的方法，至今找不到物种演变的“中间环节”。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定型的中间环节。许多迹象显示，生命形态的历史变迁，首先要发生在那些敏感者或异常者、变态者的身上。环境中压力形态的变化，把伟大的使命降临到了这些原先不幸者的头上，他们成为新的时代、新的宇宙节律的大始祖。现代的历史心理学由此受到强烈的暗示，历史的开辟者、文化的原创者们大多是在当时社会上郁郁不得志的“异常份子”。唯其不凡（就这词的中性意义而言），他们才得以预先播下历史迁化、文化转换的种子。就此而论，“历史”是与“社会”存心作对。历史（相当于“时间”）总是要否定社会（相当于“空间”）上流行的种种习俗；社会形态的不断被否定，这才构成了“历史”。在作为各种“始祖”的“载有者”、“异常份子”身上，凝聚着令人敬畏的能量，这使得他们变得极不安定以至自相矛盾……

这些矛盾与不安，乃是发自对宇宙根本状态的感受与反应。他们身上鼓荡着巨大的反差，反差越大，动力越大。

以上四大时间历史的象征（星云与星系，生物圈，热血动物，异常份子），各各具备“卦主”的性格。他们决定了各自的表象体系、各自的“卦象”。而这些大象征──作为反压制、抗沉沦的挣脱者，充分表现他们各自的“抵抗时间的性格”。

性格的历史……就是反抗时间的进程；它注定失败，但注定光荣。

历史是对原本浑浑噩噩的时间的一种细细分割。分割得越细，说明历史的力量越强。一种历史表现得越细腻，它对付时间也就越是“残忍”──千刀万剐、锱铢必较；浑沌状态因此被推得远远的。随着一年、两年，一代、两代，一千年、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千万年、亿万年……的节奏，时间──历史就这样被剖析为含义各异的单元；就像神话里化身创世的大神，用尸骨造成了空间的种种奇观。历史，因此成为“反抗的记录”：

没有对抗与危险，也就无所谓历史，所以《韩非子·大体》篇指明“盛世”的特点是，“记年之牒空虚”。尽管它对“盛世”的理解是阴性的、反历史的，但可能却是接近真相的。

对人来说，减熵是有限的，增熵却相对无限。人从自己的有限、有为、有形透视并反思（逆向的推理，如原始人推断“创世”前的情态）宇宙的无限、无为、无形、时间、历史一切过程，往往会给人以生成、升华、向上、日新的感受。但哲学家通过反思即逆向的推理，却发现宇宙间那个惊人的奇妙──漫无止境的沉沦，不断地把各种存在与光景的命脉（包括人类的命运、个人的遭遇），吸人它那无底的欲壑及阴部；但同时，它又不可思议地赋予万物与人类的灵魂以某种“自由”之感。“自己愿意的，命运领着走；自己不思的，命运拖着走。”罗马的哲人就这样哼哼。“走”，是免不了的；“领着”与“拖着”，只是感觉上的差异。

《旧约·传道书》的作者，也许看破了这一宇宙性的欺骗，他因此议论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新的，新的，新的──也许早重复过千万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当我们看着各种“无限美好”的减熵结晶，就像古代希腊人在看着那些摧人肠断的大悲剧。这是注定被毁灭者的大会演！沉沦和热寂（增熵的结局）是对无情的孪生姐妹，她们哼着无声之歌……漠然咏叹无穷之力。压制、沉沦、增熵过程，犹如希腊神话中蛇发盘错的复仇三姐妹，她们，以其永不衰竭的“正义感”，不断毁弃着各种出类拔萃的尖子。哪儿有能量的高度集结，哪里就有了要求铲平万物、而去伸张所谓“正义复仇”的天然借口──她们的正义就是增熵、沉沦、压制。

悲哉！生活。悲哉！宇宙。悲哉！渴望不朽的反抗者……你们是只能“得逞”而不会“成功”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奋斗是力图违背并抗拒宇宙主潮的活动。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系？

完整的解放从来没有实现过，有的只是压制性力量的形式转换。四个世界的力量，盘根交错地一同纠缠人、限制人。

“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句俗谚，以及《庄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至理，形象地说明了，人是多么深地陷入缧绁之中，陷入多么错综复杂的缧绁之中。他即便得以超越心理世界的海底万山丛，也超越不得社会世界的多层困扰。社会的困扰，能够打碎内心的宁静，在风暴之下，哪有不起涟漪的水？在地震之中，哪有毫不动摇的山岳？这是力量的对比，强的克服弱的，狂热的传染冷漠的。

涅槃。这是佛教的理想境界，也是叔本华哲学的至乐王国。在我们的理解中，涅槃是以自我暗示的魔术，唤起了某种文明人身上久已沉睡的本能，这种本能有助于减轻人的精神压力，使人通过减弱生存意志的活性，与外在的世界，取得力量上的平衡。

无疑的，涅槃是心理治疗的高级方法，是人取得精神净化的必要条件，是比一切身体的止痛剂都更无害的综合止痛剂，它甚至能治疗身体的疾病（如它的低级阶段：瑜伽术）。

心理上的强大，造成生理上的孱弱；精神的升华与社会的灾难往往并辔而行。这在涅槃方面，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涅槃能使人在心理世界的崎岖中，凭借最原始的植物本能建立起返朴归真的大平台；相形之下，道家的返朴归真，只不过是将人还原为非文化的本能状态而已，甚至没有达到禽兽所拥有的本能水平。但是，即便是半植物状态的涅槃人，能够超然于社会的动乱吗？涅槃的理想，也许源于社会的风暴或对大风暴的不祥预感，并发挥着健神补气（稳定精神）的积极功能；但在实践上，它却不是动乱的时代所能供养的。因此，在兵荒马乱、缺乏思想学术安全保障的年代里，只有在精神上、经济上、自治权上拥有独立地位的大寺院里，才可能出现涅槃的空间：“封建的庄园”因此成为文化的试验田。局部的失败不会带来大面积的灾难，而局部的成就，却能通过时空上的逐渐扩张被证明为有效，为新的文化模式提供选择的样品。

没有全然封闭的系统。相对的封闭；有限度的隔离，是一个世界得以区别于它世界的必要前提。但过度的封闭与隔离，则是死亡的前奏曲。心理的世界也是这样，它可能达到涅槃的无人圣境，但又怎能与这个可以感知的、可以向我们施加压力并反馈压力的世俗社会决绝？万万千千的悲剧，并不发生在社会世界的自系统中，而是萌发在心理世界与社会世界两个系统的接壤处。

1，唯有心理世界能体察并判断社会世界的诸多不幸；能通过心理力量去捕捉社会力量的潮汐。

2，通过心理的力量推动社会悲剧向高潮涌现；使生活具有浓郁的宿命性。因此，抽掉、减弱了心理力量的悲剧，是不存在的。即便在学理上强行假定它确实存在，那也只是一具失了生气的概念的尸骸。

反压制的能量仅仅滞留在无机层次上──这就是“物体”，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物理世界。

反压制的能量上涨到有机层次上──这就是“生命”，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生命世界。

反压制的能量一旦上升到心理的层次──就成为“灵长目”、成为“人”，成为“有智慧的动物”。

反压制的能量达到灵魂的层次就成为“文化”，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相往还的高级媒介。

而反压制力一旦飞腾到更高的水平──就爆出了灼烁千古、震动苍穹的英雄和圣哲──超级的宇宙立法者与洞天创造者。

有朝一日。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层次，则不是我们今天所能限量的。

（另起一页）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它是对宇宙命运的物理学表述。压制也是不可逆的。沉沦也是不可逆的。万物命定于趋向“中庸”、“非存在”。场的作用也是不可逆的（逆，最终也只能构成一个圆的回归，然后导向进一步的异化）。增熵趋势──同样是不可逆反。

不可逆？不可逆。若说确有宿命，不可逆才是最根本的宿命。

但我们（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终究还是要趋向于“逆”，否则，又怎能维持存在呢？逆，就是反压制。逆来顺受，则压碎、沉沦、吸住、热寂的“待遇”，将会一把抱住我们，那死神的手臂！而逆，才是存在、生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仅是生活的真谛，也是物理世界的实情；不仅是感情哲学，也是“自然哲学”。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反制、升华、挣脱（自由）、减熵──归根结蒂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作为一种无机、有机、社会、心理的混和存在，难道肯让虚无主义攫住翅翼，肯让阴沉的浑沌扑灭最后一线希望──灵魂的火？

在此矛盾的山谷中，一个启示应运而生，正是“不可逆过程”提供了“壮丽的机会”，它给各种存在以显示力量的不可推辞的使命。肃穆阴沉的“回归运动”──也抹煞不掉这一使命的曾经存在。这一启示对我们有两层价值：

1，它赞许并鼓励跟从命运、抓住机会的雄心。

2，它不被雄心所限，以至沦为“人为财死”的事业家。

它清醒地看到努力后面的无限虚无，从而调节了过度的行为。

（牧师的儿子、背教的虚无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被俄国人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年］称为“列宁周围的那批尼采主义者”的大宗师）在其被他妹妹阉割过的《强权意志》一书中写道：“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可怜的人啊，既然什么都是“假的”，为什么还要去“做”？

答案也许仅仅在于：“内驱力”！那是一个内力过剩者的呼声。他在最后的内战中毁灭了自己。

有人认为，拜火教的“末日审判”观念，与文革时代的“人人过关”、“个个受审”，获得了惊人的异时、异地、异文化的历史相似性。古来的拜火教徒和近来的机会主义者，都热衷于鼓吹“审判”与“过关”的涤罪性质。其实呢，在“审判”观念与“过关”现实中，统治着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充满了号码的“簿册”。这个标本被美化为活力的源泉，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塞堵活力的“息壤”，势必引发洪水滔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把这样的息壤理解为：无生命的癌肿，浑沌态的局部降临。用它来对付分化、生长中的危机，是南辕北辙，徒令混乱弥甚。它要的是取消分化、生长，退回浑沌；而决不是疏导分化，让生命顺其自然。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则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有对于罪恶感的自省力。

狭义的增熵，仅是热力学上的说法。但广义的“增熵趋势”却关系宇宙的全命运。它有形无形、或此或彼支配着：顺应它或反抗它的各种过程。它早已超出热力学的世界，而成为对宇宙沉沦趋势的大体描述。已经、正在、即将发生的各种现象，已经、正在、即将形成的各个实体，都在这笼罩一切的阴影下勉力挣扎，不时爆出灼人的回光反照，辉耀着我们。这回光反照就是“局部的减熵”的过程，也就是被我们“力量增长”的一切表现所追求的境界。

人这种敏感而勤于探索的动物，本能地察觉到类似“增熵趋势”的那种阴影、那种沉默、那种不可描述……察觉到它定命所含的大部份危险。

生活多么艰辛，每走一步都得付出绝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必须与增熵趋势作斗争。诗人们说，“悲哉！这就是生活。”武士们说，“生活就是战斗。”他们言下之意是说，“生活”等于反抗增熵的趋势。诗人与武士，一个悲悼生活的不幸，一个颂扬生活的不幸：但都一致肯定了生活的价值（管它正负）。还是把不幸当作幸福吧！这样你会好受些。甚至，号召走向另一世界的救世主，也只是在更高的层次，更纯粹的形式上，肯定了生活的不幸（“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掌管中。”）。他们的愤激之情，是指向“世俗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在他们看来太容易了，他们想要活得更艰难、更有力量；否则，便自觉是在无谓地耗费珍贵的生命的精华力量。这些力量的本来用途在于──抵抗沉沦逆境。

“背弃此世”与“隐居出世”的态度，是在对“彼岸”之追求的乔饰中，去实现一项有待完成的反压制、抗增熵的“升华”。发泄和满足──这种动物世界的普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业已沦为应予谴责的“增熵行为”。一如杀生、毁物同样应该受到唾弃那样。

人必须时刻抗拒增熵趋势的过程。他往往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这样做。

“人的本质”、“自由思想”、“强权意志”、“原欲（力比多）”、“反压制力”、“逆反倾向”……或者用更古老的称谓，叫做“上帝”、“始动者”、“宇宙的最高主宰”（假如它是阳性的、能动的）──都是为了抗拒增熵压力而“设计”出来的。它们奉天承运，作为压制之子、沉沦之子，作为增熵过程的逆向影子和久久回声……而生成着。

增熵过程对永恒者──对于人和人所看见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局部减熵”之母，儿子使母亲变得伟大。尽管，没有儿子的母亲只是虚无。对于人来说，各种层次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局部减熵”的副产品。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某种偶然的结果。必然性只存于深刻的需要之中──需要把生存予以神化，以便活得更有力量。所以，失去了扩张力量的必然论，是敌对生命的，是最糟糕不过的精神堕落。

柏拉图被那些依靠哲学分类混饭吃的教授专家们叫做“反动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罪过在于预告了一个衰世的来临。雅典的盛世消泯了，马其顿的方阵和罗马的军团将成为文明世界的主人。

“熵”在增加，反增“熵”行为日益成为徒然，它的破坏大于创造，实际上恰恰加剧了增“熵”过程。柏拉图贬低艺术，是因为他这个早年艺术家清楚不过地体验到，那个著名的民主时代的艺术，拥有的徒然与颓废。其背景就是雅典晚期“民主派”以及城邦传统的堕落。柏拉图，希腊智慧在其巅峰状态的闪耀，看破了此中的征兆。他没有试图抓住业已开始消逝的东西。相反，他勇敢地走向未来，哪怕这导向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野蛮”。对“理念”的肃穆景仰，鲜明不过地展现了伟大灵魂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情──这是另一种以不幸为幸福的“救世主态度”？

“局部减熵过程”，在人类业经升华的想象中，成为对“黄金时代”的回忆。其象征，则成为《圣经》中的“上帝”、《易经》中“元”，以及宇宙间到处活动着的逆反力量。作为这种诞生、成长、光荣、梦想的产儿，我们直接感知着它波澜壮阔的活力。它的潮汐变化，尤其是它不可挽回的退落，使我们产生了对增熵趋势的认识。这并不是什么“悲观主义”。我们不能直接把握，但能间接体察它的本原和敌人、我们的本原和敌人──增熵趋势。

如果把犹太教《旧约》和基督教的《新约》（及其对《旧约》的解释）看作同个体系，其最大的逻辑矛盾即在于对“上帝”作了完全相反的描述。一开始，上帝是作为逆反力量而扮演着创世的角色。而后，他则由反压制的力转成了压制的力──对作为新的逆反力量的文明之父、心理之父（而非宇宙及生命之父）的撒旦的大肆压制。所以，《圣经》的上帝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切近生活的真实，从而背离了宗教的、哲学的真实（弥补的理想）。在宇宙和人的真实过程里，压制力和反压制力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所以在宗教、哲学中，情形经常是恰好倒置过来。

“增熵”──这就是混同与“平等”？

“减熵”──则是分化与等差的前提。

“促进平等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平等，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平等”──这是“增熵”的行为。是反压制的力开始出现间歇的重大征兆。

加速分化、创造等差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一切结构都以合理的分化、分层、“不平等”甚至“等差”为基础），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等差”这是“减熵”的行为。是反压制的力重新走向复兴的重大征兆。在古代的观念中，前两项（心理、文化，属于圣人的事业，后两项（生命与宇宙）则属于上帝的事业……尽管在我们看来，二者是同一的。

“平等”，这是对朽败的等级结构的报应，同时，也是无秩序状态、混乱状态的前奏。“等级”，这是破开元序的浑沌之雾，是秩序状态、生长状态的前奏。

关键在于“活力”──有活力的追求平等的努力，比少活力的维持等级的努力包含着更丰富的反压制的力……因为，这是新分化、新等级、新秩序的诞生，所经历的一个节奏。在这“貌合神离”的追求中，新的、更强有力的“等级”力量正在酝酿兴起。有时，混乱状态比有序状态更可羡慕，因为那是为新的生长准备土壤，主动有力的无秩序状态比腐败无力的秩序状态更得礼赞，因为那是导向更有效的秩序状态的崎岖之路……

“争取永恒的平等和公正”，这是人的一种高贵、圣洁的创造？还是恰恰相反，是“增熵趋势”对人类行为的牵制？一种沉沦？为什么“争取平等和公正的呼声”常会响彻历史的云霄，使得血性的志士为之涕泗滂沱、不借杀身成仁？光用“强权意志”的解释并不尽意。因为“强权意志”只是心理力量和生物力量，而不是宇宙力量。实在的原因无非是，人和历史，文化和社会，都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在抵抗普遍增熵过程的矛盾中，分泌出种种的“罪恶”和“痛苦”。处在生物线索和社会线索交合之际（天人之际？）的人，首先感知的是“来自同一过程（减熵）内的不和谐”，而不是那作为本原和永久敌对势力的黑色增熵。但平等派不幸奋起反抗的，却恰恰是这（作为反抗者）创造万有的“减熵过程”。

真的罪魁是谁？是那隐藏在幕后的浑浊沉沦力。它如此这般驱使着反压制、抗沉沦的力量，并挑唆局部减熵过程中的不同产物互相残杀。它静默地坐享其阴霾的成功。它永远面带冰冷的微笑：等待着儿子们──由她分化而出的万物──复归于她的死亡怀抱。

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通过其间其里的种种过程，生存者和思想者，匍匐在增熵趋势的脚下。

人们可以反抗。存在，就是反抗，是“反抗的结晶”。但对抗增熵还是存在的前提。不同的存在，区别仅在自觉（人）与否（物）、力度不等（伟人与俗子的界限）。

但是沸腾欢欣有什么“意义”呢？须知，没有最终的胜利。只有“无可长葆”的深切悲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天父的”！这构成了各种哲学的心、各种宗教的魂、各种艺术的性、各种科学的精──吸引着解答而没有找到确切答案的“谜”，正是一系列充满着诱惑的动源。

“增熵”──这是“阴”；“减熵”──这是“阳”。这里的消息盈虚除了得自我们的生机，还能得自什么呢？是它，赋予我们以探询的希望。

希望告诉我们：“阳”从“阴”中来；“阴”是“阳”的永恒故乡。

“减熵”从“增熵”中来；“增熵”，是“减熵”的永恒海洋。哪里有“阴”，哪里终会萌发奇妙的“阳动”。“增熵过程”，到处激起“局部减熵”的浪花。宇宙充满了阴霾……但阴霾经常伴生着星光。这就是希望？无限的星光。

宇宙的崇拜论者、星空的歌咏者、生命的扶助者、文化的创造者……在那沉默的宇宙过程阴郁的笼盖下，显得多么脆弱、值得拎借。在他们自命不凡的豪迈之情、续密之理中，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无可奈何。若辈舍生忘死为之奋斗的，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分化过程之副产品。像那些被柏拉图嘲笑的“艺术家们”──他们只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投注到“影子的皂子”上面……我们知道他们。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新的眼光，把柏拉图的“理念”理解成他藉着诗人哲学家敏锐的气质强烈感受到的──“增熵趋势”。他所说的“影子”──即作为表象而存在的宇宙和人则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增熵过程最终无所谓固定的“产物”。它的永恒功能是“产生毁灭”，为了破坏而创造；为了死亡而诞生。

看，这个百舸争流、万恶竞赛的世界！

（另起一页）

五、现代人的迷惘

把“无机世界”中的问题引入哲学，并把这一“引入”的结果处理为“客观的景观”，是现代意识中的一种大荒谬。有机世界在谈论（思想离不开“谈论”）无机世界；这谈论是无机的，还是有机的？“精神”在观望、分解“物象”；这观望、分解属于精神还是属于物象？谁能对此做出众所公认的“谈论”？

人，首先是一种生物。他观察、感受、体验、思维、以及总结和创作的种种，都是生命过程的“症状”与表现。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五万年来的人类在体质上并无显著变异；而人类的灵魂在面对茫茫宇宙时，所面临的压力性问题，无论古今并无根本的变化。这就是：生命和人类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诸如此类的神秘，以奇妙的吸引力和拒斥力，组构了诞生、死亡，以及作为二者纽带的斗争、爱情等系列主题构成的雄浑交响，在各民族、各个体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神话中，有力地攫取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人与人的文化所包容的这些特点，悄悄然而顽强地注入对无机世界的认识系统──科学──之中。无生命的世界与有生命的世界，在此交汇。

在各种神话中，在各种被打成幻想的古神话和奉为真理的现代神话中，都以不同的音调歌咏了这一交汇。古神话的共同大意，是说有机模式的天神按照自己的样子（形体的或意志的），创造了无机的世界，从而给宇宙以普遍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古神话交汇了无机世界与有机世界。相反，各种现代神话更富于经验论的素养，它用倒叙方式追溯因果，肯定了“有机生于无机”。这一结论与古神话的结论虽然恰恰相反，却与《老子》“有生于无”的结论相映成趣。在此，我们仿佛看到了科学与现代神话的原始出发点。

谁要是参透了语言的性质和文字的界限，谁就“能对这里所描述的种种光景，产生恰当的理解”：既不拘于词义和字面，又不至于完全撇开它。没有实在的中庸。中庸是理想，因此它有用，其用在规范。

关于“压制”，应是这样思想：我们注意、认识压制的过程，是微观──而宏观的。而实在地说，压制则是心灵向外的投射。因而，认识压制的过程，是从体验逐步推向宏观。最终，找到其本原。但压制在宇宙诸史中起作用的过程，则毋宁说是恰恰相反的──

如果采用古典式的溯本追源的倒推法（它是由语言艺术中的倒叙法发展过来的），则会发现一个更富于哲学（而不是心理学）气质的景观。第一压制是物理层次的压制。它主宰着无机过程，但也是有机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茫无涯际的因果链上说，第一压制是宇宙间诸压制的原始状态，是“诸压制之母”。但第一压制又是宇宙诸压制本身，是诸种压制与反压制的本体。

第一压制──第二压制──第三压制──第四压制……是永远从宏观世界不断向微观世界移位、跃进、飞腾的过程。简洁地说，是某种过程在心灵中的投影，是第四压制反射了“第一压制”及其它诸层。

心灵界域的压力即便得到表层的缓解，也还会到社会界城中重获支持。而社会界域的压力之根，又深藏在生命界域周而复始的锁链中。没有人能够超脱生物之链。正如没有一种动物能摆脱它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唯独死亡给予一次“机会”，从生物链的紧紧约束、环抱下脱离开──但并不是自由，而是立即面临一个新的压力世界：无机界域的压制。“涅槃”，只能使人从生命形式的轮回中解脱，却没有教人如何从生命寂灭之后的无机压制下挣开。可见，“人”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是个排除不掉的因素。

现代物理学，为什么要拼命寻求那白己未曾发现而又无从证明的“统一场”呢？这充分表明物理学并不能超越于人，它难以成为“非人的学问”。它不可能脱离人的需要而达到“客观”的彼岸，正如再虔诚的信徒也曾到过作为客体的天国。科学不只是对经验的总结，它还是现代的人类（古代其实亦然）在生活中感到压力和困惑之际，急于寻找自身根源、自我归宿和生活之本──相对于生命之本──的一种手段。

科学与其它文化样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方法是科学的，而非艺术的、宗教的，或政治的、神话的。理解了这一点，对“科学”的全部实在性及其价值，就有了根本的参悟。

科学，与其它人文现象（人类精神之流的各色结晶）的共同背景，就是人的需要。在这宛如假面舞会之摇曳无定的世界上，为人生建立一个信得过的立足点，以及继之而来的生存网络。信得过，并不等于真实无误。因为，假如失去这个空灵但有用的基地，文明藉以生成的那种“良好气氛”就在无形中消散，文明的广度就不免倾斜。这种信任（信念、信仰亦然）和“真实”与否，只有神学上的但无逻辑上的联系。

科学与技术在近代的急剧发展，打破了自古以来神话、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之间的平衡，传统的图解已趋瓦解。作为心理逆反力量的诸种文化传统结晶，面临崩溃。这使寄居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遭遇到空前重大的精神危机。它危险，但也提供了机会。

为了重获心理平衡以及外在的世界秩序，人们需要一切手段，其中包括科学的方法、观念：以作为披着科学面纱的现代武士。

正是由于这至上的功能所驱，现代科学还有着太多的假定和太多的幻想气质。人们先去想象，然后创造，最后证实。即以“四种相互作用的场”为例：

1，“万有引力相互作用”中的“引力子”，只是一个假想的存在：

2，“弱相互作用”中的三项，除了作为参与实体的“光子、轮子、强子”外，竟有两项（场及场量子）属“未发现的存在”。未发现，怎能肯定其存在？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说明科学不可靠？不。恰恰相反。它说明现代科学还不乏生气。一种知识的内在力量，是与它的假设性成正比的。知识的力量，在于它是对于力量的认识。假设，则成为内力的投射状态；它指明了精神潮的趋向，暗示着那种驱迫、诱导潮流运行的神秘力量，如何一张一弛地汩动着。准确无误的知识，即完成了“非人化”过程的知识，但那是僵死的遗迹！

我们感到、看见并用科学方法测出了“场的作用”（吸引与压制）和与此相反的力──“挣脱”。“场的作用”无所不在，然后“挣脱”应运而生。这种关系，是难以描述的。“场的作用”，类似于“压制”与“沉伦”；“挣脱”，类似于“反压制”与“升华”。

“运动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是它原有的，而非‘场’给的”──这个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仅仅在于这一修辞上的需要：“在场的作用下，运动方向一般要发生变化。”对不可描述之事的强行描述，导致了割裂、孤立、误解、与“科学”。“系统论”的努力，阐释学的灵感，只是企图亡羊补牢。

按照我们的理解，各个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又何“原有的”之可言！物体自身的“原有”是一种断裂式的虚拟。直观地说，它们也是前此各种“场的作用”的产物。场的作用，类似《老子》所说的“万物之母”。它宛如连续不断的命运之链。片断的、忽生忽灭的人类，又岂能把握它？于是，只有用分析之刀割截它，以便自己的悟性“吃透它”，以便用自信心控御它。

而“场的作用”又认为是无所不在、近乎万能的，有各种各样的“场”。有物理的无机场，有生命的有机场，有社会的文化场，有心理的灵魂场。每个场，都是一个特殊的圈，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一个蔽于己而不知它的宇宙。只有永恒者能贯穿起各个互相游离的场。场，“抓住”万物，万物则力图“挣脱”它。支配着两种相反的运动趋向的这二者，仅仅是我们观察者的心灵之力呢？还是无机世界中客体的力量？或许，是这两种势力的混合？对此，活着的人也许难于得出绝然的最终答案。真要义在于两种相反的力量甚至在人自身、在人的心灵中也永存共处，混成混生。物与人，人与灵，灵与神──某种程度上都是两端力量相互牵扯、抗衡、分离、拥抱时涌起的层层泡影。这样说不是基于辩证法，而是出自先于法则的“事实”。或者，是先于理性悟解的“本能体验”？科学（而非“技术”手段）世界力欲解释的对象，与神话与宗教的对象有何不同？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浑沌像无底洞，吸引万物、诱惑万物，消磨世界、吞没世界。具象之为具象，在于它的原始状态极力从浑沌中挣脱出来，独立为力体。尽管“挣脱”之一如“反制─升华”，不是真正的“主动”，但毕竟近乎“自由意志”是一种貌似主动的被动态，一种迫于压力的应战。在世俗的见地里，凡是应战，就是主动行为；凡是意志，都是本性自由的。人们哪里知道──应战都是有所针对，它抵御明里或暗地的挑战。而“意志”与“自由”，在语义上则是全然相反的：“意志”导致了“自由”的固滞与完结（选择某一而排除其它），因此“意志”是取消自由（即其余选择）的行为。“自由意志”这一词组，像当代意识中的许多概念，是个十分真切的“矛与盾”的组合。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如果我们有能力“挣脱”科学（这也是一个“场”，一种压制，一条无底洞）加诸我们的程式，就发现“挣脱”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我们受到某种更深刻的神秘力的驱使，从诸多世俗文明的规范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我们就不仅完成了一种运动，而且缔造了一个新我。这其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他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只有“这种角度的挣脱”或“那种角度的挣脱”……没有全方位的挣脱。正如没有自由的意志。生活与宇宙对我们就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撇开了特定的“场的作用”──“挣脱”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可能？要知道，对一个场的挣脱，就是对另个场的趋附啊。“挣脱”只能就其从普遍的“场的作用”之“此形态”向“异形态”的游移、转换而言。故《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挣脱”作为反制的“升华力量”的物理形式，其心理上的启示是“自由”，其行动上的收益是“创造”，而其“终极价值”在于，全方位的挣脱（自由的意志、独立的反制、自在的升华等等）虽是一个极端而无稽的幻想，但挣脱一分就表明了力量存在的一分；故挣脱了十分就含有十分的价值。绝对的价值正孕于挣脱本身，它是“无量的”，即无视数量的正与负。

问题不在于“是否挣脱了”也不在于“挣脱了多少”，“挣脱了多久”……等等，而在于是否“正在挣脱”。人，是一种相对的动物；尽管他因此渴望绝对，但绝对是虚无的，是高级而细腻的幻念。我们生活者，也许正在无意识中“走向绝对”即走向自己无法把握的归宿。怀着热情，走在冷漠的宇宙中。

我们挣脱到什么地步──正如反制和升华的水平和力度，达到了何种高度和强度──就算把握着终极性的“胜利”已经抵达了那一地步，因为真正的、不消失的胜利，纯属子虚。暂时的胜利与终极性胜利的区别，仅在于后来的“影响如何”，而这一点，几乎无法预测。

万物和宇宙一样，面对着摆脱不掉的“压制”，挽回不了的“沉沦”，以及无所不在的“场的作用”的驱迫撕裂。而人类看见、听见、感到的各种“反制”、“升华”、“挣脱”运动……并不是空虚的。这是真正的实在。诗人们说：“人生如泡影。”但还有什么存在比泡影更为实在呢？实在，并不因其转瞬即逝而失去实在性。否则，还有什么实存？即便是人类视为“天地万物”的星球，在大时间的跨度中也会转瞬即逝，它的实在又岂能不是“空虚”的！宇宙爆炸的假说告诉人们，大爆炸中心的一分钟，迅速膨胀为各星系上的亿万年。因此，奇怪的事发生了：宇宙的核心部分比它的边缘还要空虚！

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古人只有极小的进步。面对古希腊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宿命”与“命运”，佛教徒称为“大劫”的那个不可描述者，绝望终于使人看见了一线生机──泡影式的胜利虽然可怜，但毕竟是可以展示我们生命力的唯一物证！仅此而已！无方向的挣脱、消解了压制的反制、逆转了沉沦的升华……都不可能。但生命却找到了他有限（如方向、反应、需要等等）的形式！这就是终极的美。

是反压制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不断再创着明天的世界。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生物学上的逆反力量、社会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以及最终的、我们本能和生存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催化了我们感知着的各层各面各体各相的大千世界。

把反压制力视为空间结构、有机结构、或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破坏者，那是颠倒的理解。耶稣是破坏者还是再生者？释迦牟尼呢？秦始皇或恺撒呢？他们是社会意义或世俗意义上的破坏者，但又是历史意义或神圣意义上的再生者？不错，他们是侵伐了“过去”，但他们又何尝未曾开启“未来”？反击压制的创造能量正在支持着空间，反击力量因此是“空间之父”。正如压制力量是为“时间之母”。

时间，是压制的使者。

宇宙间四处泛滥的压制与逆反、沉沦与升华、吸引与排斥无疑是真实的。我们凭借自己的体验，每天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但如若要在现代科学的实验范畴内检验它并解开它对我们生活的启示，则不免陷入曲士的乐观。这种乐观混淆了两个世界的界线，借用耶稣的话说，它们──分别是“上帝”与“恺撒”。但我们的上帝与恺撒也许不同于耶稣所说的上帝与恺撒。如果说，现代科学已被虔诚的博士们（其世俗作用相当于古代的修士们？）奉为新的可以证明的上帝，那么，用本能和生活（而不是理性与科学）一再证明的原理（压制与逆反），就是新的正在行动的恺撒，当然，这是一个像一切恺撒一样的、追求胜利的恺撒。

把反压制视同为“暴乱力量”或宇宙无政府（出人意外的混乱）状态的普遍肇因，是曲士的偏执之见。混乱与无序状态，本是不可描述者“……”的庐山真面目。真正的暴乱者不是反制和升华势力的具象、实体，而是那一片看不见摸不着松散弥漫混一宇内的阴性暴君。她沉着、发粘，具有古神话中的“弱水”式的奇能，在她的诱惑下，鹅毛、灰尘也沉入黑色的水底，永劫不复……

排斥力、舍弃力、毁灭为──是反抗她的压制力量的异化形式。排斥、舍弃、毁灭并不等于“增熵”，假如它们继之以吸取、获得、创造。

反压制力，要是最终不升华为创造性的冲动，就等于半途而废。破坏的反抗，始终属于很低水平的运动；高级的反抗，必出之以创造形式。继之以毁灭的，不是那荒芜，而是再生。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历史、个人的体验，无不如此。极多的具象与实体，都不会半途夭折，它缺乏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能与力──并非无此趋向。这就是反压制力的宿命！正如，“沉沦”是浑沌的基本趋向。

“充满义愤的反抗者”，实际上是创造者。根据经验，即使要逃避（哪怕是暂时的远离）那阴性暴君的无底洞，也需要超常的智慧。而逃避的途径，则为十分艰辛、形态万状的生命之路、自由之路、原创之路。

“顺引力场方向”和“逆引力场方向”，都不是挣脱的捷径。只有既非零度又非一百八十度的离心倾向──无规则地选取乱七八糟的途径，才能收取挣脱的最为灿灿之硕果。以哲学的套语做个比喻：直道的“继承”（顺向）与“批判”（逆向）都不会生下壮实的孩子。唯有在离心运动中独辟新径者，才别开生面，得为天下法。精神上的挣脱，哲学上的逆反，文化上的升华，都是非程式化的结果。但它开辟的新程式，渐渐地也会以此压人。程式与规则，是死者的遗迹与活人的祭仪，是人的头脑对外在强权的攀附、谄媚、合理化。人类的文明越是进步，就是越深地卷入精神上的奴隶社会？（仿佛自主的国民，其实是精神上的亡国奴！）

还是换一个角度吧！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遥远的星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的判断告诉我们，若干光年之前，一次重大的毁灭降落在这气数已尽的宇宙身上。但对更大的宇宙而言，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转换。当此局部的毁灭之际，一个甚或几个新的星系从宇宙的其它角落里走出来，以其涓涓再生为大宇宙的代谢注入生机。你能说这个过程的开场处，仅仅是个毁灭？或是个“悲剧”？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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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欲望是生命的忠诚卫士，没有欲望，生命就不存在了。欲望的强烈程度，显示生命的活跃程度。欲望的力量就是生命的本身；力量，就是生命的有机体对压力的综合反应。如果把生命比作一个坐标系，那么，欲望又是游移在坐标图上的红色箭头，欲望的箭镞标志着生命的度数。

欲望，产生于生命的方成之际，有时它甚至是生命之父。在生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欲望就产生了，欲望甚至是生命的创造者。植物、微生物、原生物，无不具有各自的欲望，各种微妙的、超感知的欲望力和方向感。它们的形式多彩多姿，以致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并不能按其本然状态了解这些原始的欲望，更不明了它们对其载体的生活使命所做的杰出贡献。各种高级动物的欲望因与人欲相似，故被纳入人类同感、理解的界域。其实，它一点也不见得就比其它生命形式的欲望来得强烈。

欲望是有机体的一个充满弹性的“安全边界”。借着它的动力，生命不停顿地完善自己；满怀兴致地充实、扩张，攫取那维，系、发育生命（包括繁殖、并为后代的幸福做出保证等等）所需时：各种能量──食物、空间、异性、荣誉等等。在欲望的刺激下，生命的内核才得以发芽、茁壮。

生活史，就是欲望的力量不断产生、高涨、满足、以及不断松弛、懈怠、再起、紧张、期待等周期性循环。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群体欲望（它必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不断此起彼伏的循环兴替。一种文化亦然，它也有自己的“欲望”及表现，构成文化运动的松弛、紧张及其多方的变奏。

在欲望的鼓动下，生活展开它那绚丽的画卷。在欲望的感召下，生活变得或波澜壮阔或涟漪微漾，形成迷人的景色。欲望是“生活之父”（阳性因素），是生活程序的软件。没有它，环境与材料这类“生活之母”将永远是些静止而无生气的硬件。

他使生命变为一张巨帆，鼓满清新之风。风的压力，使生命之轮节节进展，宛如庞大的风车。欲望扮演了风与帆的双重角色。他不是简单的风、帆。他是风中的帆，也是帆上的风：在互相鼓动厮扭之中前进的“风帆”……

失去欲望的生命，就像一张孤单而薄弱的帆。落在地上的帆，只是一堆毫无生气的皮革和布匹徒然被人藐视，感到自己孤独无助，充满悲切的失落感。美丽动人的孤帆远影，突然之间荡然无存。只是到了风把船帆高高扬起的时候，世界之帆才突然包容了新的气象。他突然抓住了存在的价值感。

失去强劲磅礴的风，帆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欲望，生命又在何处呢？生命不在医院、化验室、解剖间里，不在阴暗的标本柜中，他正潜伏在欲望这个充满春天气象的野性身上。

强烈的欲望，焦渴的欲念，表明了压制的过强，与反制的急躁。当某个惯有的压力转移或消失，本为抵御这压力产生的欲望就一下子变成无的之“矢”了。它茫然地射向虚无的远方日益焦虑、日益狂躁、日益非理性：它失去了针对性与方向感。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目标后，一下子跌到惶惑的深渊。现在，它会发出怪诞无律的信息，节奏感离开了它，人们说它“方寸乱矣”。没有身临其境者，无法理解此情此景。内在的精力既然“过剩”（并非真的多了），就要求刻不容缓地打出去，以免生命的护卫者成为生命的迫害者。抒发不掉的欲望、倾吐不出的思想，会转而消蚀产生它们的机体。而这，是比外敌更危险的内乱。

欲望，正是如此这般地抗拒着外在压力的生命卫士。宣泄──则是它应付内在压力的手段。

当内外两种压力平衡时，生命系统处于良性循环中，逐步臻至健旺之境。当不平衡发生时，会产生两种结果：

第一，内压高于外压，构成内压对外压的优势。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宣泄，生命处于焦虑状态。它有自我窒息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采取扩张的行动。

第二，当宣泄过度、生命力趋弱时，外压高于内压，形成外压对内压的优势。生命处于衰歇状态。它有天折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内缩。……生命因此成为两力相较（相克与相成）的疆场。生活，则成为一个钟摆，摇曳在扩张与退缩之间。日常的内缩是睡眠，日常的外扩则是行动与思想。

欲望的度数超过了抵御外压的程度，会转为生命的灾害。它将把生命推向一条理智控制不了的冒险之路。人类许多疯狂的生活场景，为此提供了生动的注释。时候一到，将有许多人会因“一时冲动”而后悔终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表明，过度的欲念，已冲决了生命的河床，无益地泛滥。“逞一时之快”，这是欲望的本性。而当欲望的压力（冲动）大大超过反外压的需要时，它就表现为盲目的、疯狂的发泄内压的行动。而“健康的欲望”，则忠于“应付外在压力”这一天然的职守，它并不寻求实现自己──实现自己，即为欲望而欲望！

对外在压制，可以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抗，但对内在压制，却难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消。叔本华说过，只有支配行动的意志，却无可以支配意志的意志。就是指此而言。内在力量的分裂，激发了“说服自己的心”，“克制自己的情”等人格的自相冲突。在许多情况下，这要么徒劳无益，要么导致身心俱伤。因此，内在冲突的记录虽然组构成文化史的交响诗，并给高级文化（而非生活的文化，如民俗文化）提供了丰盛的能源，但其内核却是悲剧性的，内在力量是消灭不了内在力量的。它最多只是巧借外力去临时说服、暂时压制对立中的同伴。许多宗教、哲理、艺术，恰恰是肩负这一使命的。

生命的平稳状态，是各种欲念的平衡和满足，是骚动相对宁盗的境界。单靠自我克制、自我平衡，难以臻至此境。即便历史上最杰出的和尚、修士，也还都借助外力，如寺院的屏障、修道院的氛围等等，去实现内在平街。因此，即便纯然的精神宁谧，也是内力与外力之间的一个对峙下的和平，是两种势力永恒搏斗的一个暂且休战，它并非像许多乌托邦的理论家们所宣传的那样，是什么完美的理想状态……

各种欲望，作为反抗环境压力的“生理需要”而存在、活动……不顾及这些需要，有机生命就会遭到解体。故欲望成为维持有机体正常生存必不可少的积极形式。“欲望很好”，因为它很有用，但当欲望走过头，超出生理需要的限度，它就成为一个威胁主人安全的“杀手”了。这种双重性和不稳定性，似乎成了人类欲望（特指人欲中那些与自然欲望如动植物的欲望相区别的欲望）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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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命的秘密武器

生命的内力拓开并幻化了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些眼花缭乱的表象世界。生命的内力。把自己的动人色彩镀在事物上，透入存在里，然后再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它、发现它、爱恋它。生命的力量，是对表象进行规定与不停推翻的主宰。生命力的形态，则隐在行为之海的底层，对表象的世界发布命令。就像上帝耶和华，用他的“信息”开创了世界的各个层面，输送了各项光谱，塑造了各种生灵。

生命的内驱为是与生俱来的？囿于与生俱来的本能意识，我们也许只能如是设想。这一假定的形成，是遗传获得的反压制力在起作用。即，生命在长期进化中集聚并传递着的逆境中的“美德”。仰赖这些物质化了的美德（“基因”），生命得以参与自然的有机循环，并在宇宙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一个位置。这是“上帝”为之安排的伊甸园，尽管不像《圣经·创世记》上描述得那么完美。环境若是真的完美了，反压制力反倒多余，世界反倒变得不平衡了。人，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载体的这一事实，使古代民族本能地体察到人与伊甸园之间矛盾，于是，他们创造了耶和华驱逐亚当、夏娃的神话，以原始的智慧，试图去解释上述矛盾。

生命界中反压制力的基点与仓库，是遗传基因。基因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制约、规定并繁衍出形形色色的生命属性。生命间断而有限，但基因却具有某种永续性。它比《圣经》的和巴斯卡思想中的弥赛亚更富永续性，也更普遍、更有活力。它也许成为未来的文化及宇宙的超渡者？生命世界的救助者，何必拘于人形？它将不仅是人的模仿者，而且是高于（并先于）人的。不仅在传统的宗教心理上，更在新兴的生命科学与哲学研究的永恒性上──因为基因比一切类型的传统救世主，更接近“生命的原质”。

生命从基因来；基因又从何处来？是从“进化”的机制中来的？这种达尔文式的理解太简单了。进化论已不能胜任生命的网络现象对其单线理论所提出的挑战。进化最多只能使生命稍稍完善而已，它并不是生命之源，它并未创造生命。生命之源这是现代科学还无力解开的谜。我们敢于向迄今遵循的心理习惯与科学定论挑战并置疑吗？我们如何应付诸多新发现的事实对智性提出的挑战？──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得求诸于智慧？

四维空间观念的发生与流行，再次证明了人这种富于抽象能力、语言联想的生物，推重空间观念远胜于时间观念，以致到了把时间贬作空间的一维的地步！而在前此的历史上，人们则视空间为理所当然，而对时间却大惑不解，故而多有伤感生命短促的悲歌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这一心理倾向的根源是，人作为反压制力量的产物，更倾向于对世界进行压制化和反制化，即在不自觉的狂迷中，把时间也尽情空间化了。

从压制的感觉看，空间比时间更直接、更表象化。人可以改变许多的空间结构，但对时间的流动却无能为力，因为时间是抽象的。

生命的有机世界，是一个跨越了众多层面的跳跃者和扩张者。也许，这只是某类有机生物（如我等）的一个偏见，但更可能近乎真实。在我们的视野间，那是跨越了无机、生命、社会和心灵诸界的文化怪物。如果允许我们对“怪”字做出新解，我们将说，“怪”即智慧（心）与神圣（圣）的结合。人就是这么一大怪物。他是异常中的异常，故而自目为“精华”。人类的悲哀与宇宙的存在是两个极端，人的意识大于他的存在；宇宙的存在则大于它的意识。人的意识及幻想（广义的），使之成为泛艺术的生灵。巴斯卡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说宇宙“无意识”，忘了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他又说，人只是两个无限之间的中间状态，忘了所谓“无限”正是从人延伸并投射出去的纪念。没有人，则无所谓无限。也许，巴罗克时代的智者是讲求中庸和人类中心的？不过现今的世界战国时代，已开始趋向全球化了──人们已经习惯用焦虑与痉挛，去崇尚极端与虚无了。

生命并非神话式地起源于梵天的造化。印度欧洲人关于生命之源的解释，再也不能使一个现代的头脑、未来的灵魂感到满意。生命也不是语学式地起源于《周易》所谓“乾坤屯蒙”的超级悬念，或孔子的古典不可知论。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对自己根源的探索，在当今巨型的宇宙冲突的背景下，实在显得过于静态化了。生命也不是来自十九世纪其乐陶陶的科学神话。各种过于清晰确定的图解，反倒凿开了战国时代全球化的疑窦。这个疑窦越来越深，它陷溺了我们的思想。又像一个无底之洞，向我们的胆量发出了挑战。但它又是一个摇篮，培植当代意识的活力。

生命起源于“被限制”的压力下。是压力，保持着生命的内力。浮动着视觉才华的法兰西，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浮的思想家：卢梭。他说，“人，生来是自由的……。”这十分动人，二百年来有无数的白痴为之倾倒。但细究之下，这条口号却是假的，是热烈的意志与精巧的诡辩的结合。实际上，越高级、越精密的生命形式，往往出现在越深刻、越严峻的“被限制的不自由”中。结构与功能越复杂，表明他所经历过的限制性的“条件”就越多──这几乎是自明的。为了在限制苛刻的境况中存活下去，才发展出了精密的组织。正如在受圈定的迫害中，才诞生不被人们称之为“文明”的各种精巧的反应。人生来并没有自由（如，毫无选择自己诞生的自由），而恰恰是不自由的状态创造了人，创造了各种使人被尊为“人”的属性与特征。就此，人生被迫成为一项争取自由与权力的不间断运动。

有了许多“限制”，才有许多“条件”，这样，才有了生命据以起源的种种可能。生命的可能性，并不寓于“自由”之中，而是寓于追求自由的奴役中。

“条件”对人的严格限定，在达尔文的学说中被美化成了“适应”；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授以“适应者”的桂冠。这是十九世纪炮舰政策和强权政治思想的生物学版。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被承认，【这是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和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等人的历史研究开始推进的】，生物学中单线直道进化的观念也被扬弃了。欧洲的霸权中落，使欧洲的思想主流放弃了绝对主义。但即使最狭隘的欧洲思想，也还变相承认了生命是“对压力和限制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拘一格，但各有价值各含力量。欧洲人已被迫承认的文化无优劣观念，中国人更加没有理由加以拒绝。

生命是欲望的载体，欲望是由种种悬念、快感勾连甚紧的内驱力的投射，它的原始功能是防御外界对机体的压力。欲望一旦产生出来，就梦想着突破各种对生命活动的限制。它追求自由，外在的和内在的。它醉心于自由的呼唤对生命，自由是个神秘而不可企及的字眼。克服限制，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

欲望以忠仆和卫士的身份随同生命而来，向“局限性”展开反击。它以盲目但执着的热忱，给生命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兴趣。它使生命忘却了孤独与死亡，使生命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原本的脆弱和虚幻之感，被欲望的膨胀所带来的辉煌之感，悄悄掩饰甚至一笔勾销了。

然而，无论多么强烈的欲望和多么辉煌的才能（它是为达到欲望的彼岸而施展的一种技巧），都消除不了生命的受限制状态。反而，它只能使生命更深地感受到受限制的难堪（尤其是在欲望落空、才能无用时），感到宇宙的漠然与浩瀚。生命注定在他固有的圈子和他的奴役中消磨时日。你能转换圈子、改变奴役；但却无法跳出圈子、消解奴役。即便是永恒的放逐，也算不得全然的跳出；即便是死亡的消解，也不是彻底的自由：你还得进入另一个世界。这种意义上的“命运”，是与生俱来的，却不会与生俱往。

多方的被限制，对生命是系列的压制。抵御无形的压力，成为生命的日课。没有胜利，只有更高一级的平衡。“胜利”只是“得意”（满足）的别名，它怎能不是昙花一现？众多个体同时“得意”，就是群体舆论、群体意识中的“胜利”。这里没有超然的客观标准。所以，一些人的胜利，就是另一些人的失败。对一种限制的成功突破，就意味着在其它方面限制得更深。依附与独立是个无情无义的两面之神。区别仅仅在于：力量的溅落点转移了！

自觉不自由，较之对自由的麻木不仁痛苦千万倍。生命越高级、自我意识（并不排除它采取群体意识的表象）越强，也就越是自觉到生存的不自由……生命越高级，就越敏锐，就越多地含茹着痛之因子──杰出者往往濒临比常人更多的悲苦之境。于是，不满（渴望那得不到的“自由”、“解放”……）和压制交织成更自觉因而更巨大的压力，煎熬那些只能“解释”而不能“解脱”的心灵。这是不是智性的悲哀？

这是普普通通的人子之心，这又是形形色色的动物之心，这还是随风婆娑的植物之心，是随遇而安的微生物之心……而不仅仅是什么“明澈的哲人之心”或全方位的“艺术家之心”。心，就是这样的普遍，因为它源于普遍的压力。佛教徒们在他们阴郁而明白的轮回观念中，确实道出了一点不经意的真谛。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他们！“众生平等”，那只是心的平等，是在受限制、被压制这一共同遭遇中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即反击力量上的平等。生存状态（生活）的不平等，恰恰是生命界域的丰富性赖以存在的基础。

这不是“泛神论”，不是机械论，不是神秘主义，不是沉沦式的物欲崇拜。这是宇宙的“力”；是像义务那样又像权利那样，牢牢属于我们的压制力和反击压制的力量，是我们永远在其中嬉戏、角逐、变幻、受苦的海洋！既古老又新奇的海洋──没有水，只有力的蒸腾与霰落！这力，就是生命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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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宗教与信仰

宗教感情曾是人类性格中最强大的生命表现之一。从表面看，它是违背理性的，带有超自然、超现实的幻觉性。但它的根须还是深深植入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压力内层。它依据主体拥有的可能条件，对主体面临的压力环境，做出特殊的反应。这反应也许是有效的，也许是无效的；也许是过时的。也许是恰当。但却无可置疑地创造了许多事物（不论你如何评价这些事物），推动了许多进程。在信徒的心中，它高于一切，它包容人生最大的肯定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

宗教与信仰──这是比心理水平高出一筹的“灵魂水平”上的反压力结晶。结晶的具体颗粒状态是在变易着的，结晶体的色泽也常在幻化之中，但结晶本身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一大桥梁，却始终恒在，以其可见或不可见的沟通力量鼓舞绝望的人。可以借助人为之力消灭一种结晶，但很快又有另一形式的结晶应运而生，填补它的消失所留下的一片空虚。这已为无数宗教兴替、信仰浮沉的历史一再证明。正如统治的意志可以改定币值却无法随意改变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一样，统治的意志也无法消灭各种信仰所追求所表象的那些价值核。凭借暴力可以破坏价值细胞核之外的细胞质（即信仰所采取的外观形态），但再寻找一种新质，并非难事。

当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渗入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心理的、灵魂的生活）时，它的反压制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另一些时空之中，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则扮演着全然相反的角色──如宗教裁判所的党委书记们，借用了基督的名义，肆虐历史、暴殄文化、杀戮天才。这时它，的压制性和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不要把这两种根本相异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功能混淆甚至等同起来即便它们使用同一个神名与“教名”，采用着同一种“教规”、“教仪”、奉行同一套“教义读本”──服装并不等于肉体，更不等于灵魂。

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不信奉宗教，不屑于去信仰任何神圣或世俗的理念。这种宣称者，在神权政治时代被叫做“无神论者”；在科学的时代则被叫做“虚无主义者”。二者都拒绝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任何神明或任何实体（包括社会、科学、和人等等）。然而在人的行为方式中，在他对命运的认同和对生活的捕捉中，却透露出了他在心灵深处所信奉的那个“目标”：谁都不会全无信仰。

信仰是心理力量的一个依托，是任何人都在赖以活动的指南。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非宗教的宗教”，这也就是巴斯卡所谓“人生最大的赌博”。人靠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对信仰的各种各样的奉献而生活下去。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唯理论者与原始的唯灵论者并无二致。因为以往的信仰从根本上说都是超验的。理性及其逻辑辩证的手段，根本上只是证明信仰确实合理或确实谬误的论证途径。在历史上的“信仰破灭时代”，信仰还是悄悄地零散地存在着。这时的信仰形式是，人们竞相树起各自“本能的偶像”，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用感觉的享乐，代替信念的追求。

现代的批判意识常将传统的宗教的精神与迷信的态度等同起来，造成这倾向的缘由，盖有两种因素：一是传统宗教的退化，使对它的仪式和附属信念的虔诚为“迷信”。热情衰退后，留下的只是习惯。宗教僵死之后，留下的才是迷信。精神的习惯失去了博大精深的象征意味，因而变成可笑的迷信。二是现代唯理主义的精神领主，不惜曲解宗教的全方位性质，以便为自己的唯权力论扫清心理上和逻辑上的各种障碍。从马基雅维里到尼采，西方精神的整个世俗化过程，把权力崇拜推上了人类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巅极。人们开始梦想着，去到诸神的精神尸骨上，建立人间的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是创建了一大批地上的巴比伦，这些权力中心──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到纳粹社会主义再到操纵南京大屠杀的倭王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把世界投入了大战国时代的血腥漩涡。所幸世界和文明没有因此而毁灭，相反，反为被压迫的民族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夺回了自己的独立与解放。权力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它自己毫无预见的情况下，遭到了“历史机制”（压制与反击）的报复与嘲弄。

在战国时代滚滚的烟云中，在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浪中，已经透现出这样一个启示：单调的权力至上论和枯燥的拜物教，满足不了人类精神需要的丰富性。如果承认宗教包含着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种低级的骗术；如果承认宗教的情感并非有意识的权谋的工具（如像周武王那样对待殷周之际的宗教），即能清醒地发现，它与权力至上和拜物教观念实属两个截然相别的精神层次，这就是耶酥曾以“上帝”与“凯撤”分别表象过的两个世界。作为人类精神的极度升华（有时“过分”了）的表现，宗教更深地扎根在人类情感需要（而非物质需要）的土壤里。更忘我地游漾在人类潜意识之梦的汪洋中──因此，有其难以简单替代（如以权能崇拜或拜物主义）的特殊功能。

宗教信仰像一切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事物一样，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的先后支配：抗者的命运与压制者的命运。形象地说，或是饥饿之极的青年，或是消化不良的老年。

具体看，行使着镇压功能的宗教信仰，迟早会使它控制的那些社会（如中世纪欧洲和明清时代的中国）趋于窒息状态：由精神文化力的窒息到社会生产力的窒息。只有当信仰作为解放者来到人民中间，挥发着自下而上的团结功能与自外而内的同化功能时，它才从正面推动了历史。我们赞扬作为反压制者来到世间的信仰，因为它透出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是一道强劲的曙光。它刺破积习的厚厚壁垒，将千万颗散乱但灼热的人心，重行催化成一簇瑰丽的生命之花。

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化的凝固式，即为道德与礼仪。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影响比纯粹的信念更强大。道德与礼仪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安宁与秩序。例如国家，虽说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但要使其运转，也离不开道德与礼仪的辅助。许多史实表明，国家的起源尽管牵涉在暴力开创的嫌疑中，但维持它、发展它，却是和平生长力量的一大成就。故一个国家若不能完成由暴力向和平、混乱向有序、战争向法治等系统转换，是根本无法持久的。中国古代贤明的政治家们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创业”与“守成”的不同方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结论至今启人深思。而欧洲人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对此还尚未吃透。他们的理论以普鲁士杰出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为代表，过于推崇绝对的暴力，忘了人类的暴行是会受到心理承受力、社会承受力、文化传统承受力等多方限制的，并将招致暴力的反击。

例如，监狱和官僚机器，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恐吓性的。与其说国家凭藉直接的暴力进行治理，勿宁说它更多作用于求安避祸的心理和习惯的惰性。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其居民自愿格守道德、自觉遵循礼仪。礼崩乐坏，将直接瓦解国家的存在；斯文扫地，则国之大难将至。一旦心性上的软件堤坊趋于溃决，那些硬件堤坊将是不堪一击的。法兰西巴黎巴士底狱的坍毁，即其一例。这时，监狱、衙门的硬度，脆弱得像是纸张一样。纵有千百万武装部队作为暴力压制的工具，最终也只是一大画饼而已，不能充饥。所以，渡过了危机、富于自信的国家都不致吹暴力（具体操作上是另一回事），而是奖励道德、倡导礼仪，它重视对社会软件的建设甚于对硬件的信赖。

但道德的压制功能一般大于它的反压制功能，因此，对文化本身的扩展说，它的消极意味过浓。只在特殊的压力状态下，反制的势力才以纯化道德的神圣名义聚集起来，向业已软化的压制力量展开反击。道德的理想境界，常常远离它的实存功能。人只在少数有情有信的受压迫者的无声幻想中，道德的理想才会闪闪发光。虚伪的道德是纯然消极的，它只追求“防范”的功能，它实际上只是一颗“压制之果”。它不仅麻痹人的心智，还绑缚着先知者。

礼仪则比道德更具束缚力。它的束缚力表现在，哪怕它是在为反抗与创造效劳时，也是以其规范的功能，而非以释放的功能去从事开拓的。它帮助一度分散的反压制力凝聚在一个构架中，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反过来，礼仪又为群体成员行为做出了细致的硬性规定。因为，它是为应付群体生活的压力而设计发明的。群众心理，是其基本的考虑对象。因此，对于负有过剩精力的杰出者，礼仪就不免是一种讨厌的限制。原始宗教或秘密帮会的入门者，须经种种图腾考验或宗教宣誓（如红旗与喝血之类）的礼仪。这对意向不坚者。确有强化其意志、固定其选择的效果；但对意志特坚者，则无异于画蛇添足。对于存心不良的投机份子，任何宣誓也起不了约束作用。尽管如此，礼仪仍不可废，人群怎样，它的礼仪就怎样。

压制若不肆其淫威，从反面促进生命与文化的代谢，世界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礼仪的积极性质除了在其促进、协调群体生活外，即在于此。在各种强制或半强制（通过主体的“内心认可”）的规范覆盖下，新的力，得以壮大──世界万物，无不因反差，而变得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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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反差的意味

神经衰弱症的表现是：患上这种病的人，醒来以后仍然昏昏沉沉，睡入梦中却是飘飘浮浮。整个生活失去强劲的、等差分明的节律，处于半醒午睡的浑沌态中。宛如心电图的曲线，业已消失掉高峰与低谷的区别，生命也就近乎中止。你说神经衰弱患者得不到休息，但他却终日都在“休息”，无所事事。你说神经衰弱患者不在工作，但他却终日蝇营狗苟，不得片刻的安宁。这是人的大不幸之一。

而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也有它的神经衰弱时代。每到这时，社会、文化的反差不禁减弱，各种节律的曲线平板得索然无味。文化的精神，因而陷于半醒午睡之间的病态里。

没有种种罪恶的社会是无法存在更无以发展的。因为，是人的价值判断把社会生活的某些属性评断为善，而把另些打入了恶的另册。故而，人为地消除罪恶、即有意识地从评断的标准出发去消除社会生活的一些属性并扩充另些属性，只会促使社会的失衡甚至导向结构的崩解。一个强健的社会，当然有它习用的善恶准则，藉以运转生活之轮。但它也能正视罪恶，即承认罪恶可以含有积极的因素。罪恶与圣洁是孪生姊妹──罪恶生圣洁，圣洁生罪恶。历史上的大圣人，无不生于大罪恶的时代。

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名存而实亡。高额遗产税的发明，是自由企业精神的又一次胜利，还是象征了它的彻底衰朽？也许我们今天还无法对此论定。但有一点却是明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ianov［Lenin］，1870—1924年）的预言仿佛对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而来的帝国主义时代，已在二十世纪（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之不是分裂崩溃，就是发生了质变──资本主义的制度与精神早已面目全非了。资本主义遭到社会主义化了，正如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化了，二者正在趋同，这是工具理性的胜利？还是各种利益的妥协？

只有在茫无归宿的乱世、在骚骚然的兵荒马乱中，或在壮烈而残醋的战斗中，优秀的文化（即强健而清新的灵魂和震人心弦的精神）才得以显现出来。在习惯的坚土上构筑起来的壁垒中，它的灵眼只能被彻底埋葬。需要埋藏多少世纪？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要知道。只有藉着“因祸得福”的意外，文化的甘泉才得以奔流在人世的荒漠上。诗人们常悲叹生活的变幻莫测，富贵宛如浮云；但在文化精神的观照下，人生却显得过于稳定了。虚假的和平令人厌倦，因为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僵持状态。于是，世界上就起了争端。而那真实的和平却是来自胜利者的和平，是刚刚经历过大规模战争调整了的新和平。这是在喘息中度过的片刻宁静。它的静态、它的安定，只是各种力量之间一个耦合的均衡，一个富于创生性的交换。它与虚假的和平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后者在不生育的死寂中度过残年、没入沉沦；而前者却指向一个新的生成。

平等了，就结构意义而言，就是破产了。废墟比之庄严的庙宇，瓦砾场比之繁荣的商业区，体现出更多的“平等精神”。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平等？那是在荒凉、寂灭中期待着残阳的一个平等。深邃的哲理曾告诉人们，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一悲伤构成了宗教、艺术、爱情的永恒源泉与不朽主题。然而，用它去指导社会生活，却未免过于消极，充满太多的破坏性了。生活，难道真像是宗教督教义灌输到人们头脑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乌托邦为理想社会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只是没落者的弥留之际的幻觉。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包藏着一种比之现代各种社会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马列］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再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及其各类亚种、变种，更为凶险的“平等精神”。在那充满了印度平原潮湿闷热气息的转世轮回观念中，雅利安人的野蛮性充分表现出来了。

雅利安人从来没有创造过文明，而只是掠夺、霸占、破坏、涂改各种文明！

在埃及（喜克索斯人），在印度（毁灭了帕哈喇文明的雅利安人），在巴比伦（赫梯人、波斯人），莫不如此。甚至在欧洲，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雅利安人也是入侵的野蛮民族。不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其创始者无一不是雅利安劫掠的受害者和至圣先师！

佛教也是在雅利安人劫掠帕哈喇文明的结果──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婆罗门教欺行霸市，制造等级，羞辱先师帕哈喇文明；非议的婆罗门教的佛教，因此把各种动物与人视为隔世的亲兄弟，而在旗人曹雪芹的《石头记──红楼梦》中，甚至连树木花草都与人获得了理念存在上的同等。据说，“石三伢子”其人惑于《石头记》的名字，十分重视《石头记──红楼梦》，并夸张地宣传说，《红楼梦》描写了一个阶级斗争造成的衰世的场景。其实，《石头记》首先道出的是一种没落思潮。在这种以平等式的虚无主义精心包裹起来的衰亡里，预示着社会的解体而不是社会的革命，预示着文化中的反文化暗流，于是石三伢子的革命，就充分体现了周树人病态幻想的“阿Q革命”。高利贷业者的儿子一旦开始反对文明，野蛮的黑暗时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无怪阿Q众多的现代中国，对“痞子革命”有种特殊的偏爱。

石三伢子所喜爱的轮回观念，对于生活在带丛林中的印度人，也许是个有用的大智慧；但对于生活在温带田野上的中国人而言，却有阴暗的消极意义。宋明诸子终于领悟到这种地缘上的先天歧异，他们吸干了佛教的精髓后扔掉了它的异域躯体。这个文化史上大规模的转形、嬗替，对我们的文化使命有无启迪？

平等精神与真正的平民精神又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种暴民的无序精神的情绪化表现，而后者的主流，则是不甘自卑、强调奋斗、尊重同等的机会等等。总之，那是一种反制升华。相反，平等精神则以深刻的自卑感作为自己顽强的劣根性。它以攻击他人的成就，去安慰自己的嫉妒心。以贪欲与懒惰替代了奋斗精神。析其成因，这是一种文明业已丧失了“同等机会”许久许久之后，方才兴起的社会心理上的痼疾。这痼疾反对有序的社会积累，足以把和平竞争的过程打得七零八落。现代国人简单地把平等精神称之为“东方式的嫉妒”，而把平民精神称之为“西方式的嫉妒”──从表面上看，这种称谓倒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这却是大谬不然的。用地域的东与西，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固属皮相，用文化的形态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又何尝不然。

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末期的“西方世界”也曾大大流行过上面所说的“东方式的嫉妒”──卑贱者的平等精神。早期宗教组织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乘势崛起。因为“平等精神”是“苛政猛于虎”的伴生物。相反，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文明”最富原创力的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着的恰恰是“西方式的嫉妒”──平民精神。许多平民士人乘机起来，布满了文化的星空。后来，大一统长城时代（从秦到清的基本大一统时代，少数分裂期应是例外），中国文明的内在力量衰颓，故而兴起了阿Q式的破坏力十足的平等精神。对此，若要作个简约的社会学分析，则平等精神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殊不鲜明的专制社会（如中国大一统长城社会）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了中国式平等精神主导的社会文化土壤──费拉社会。但平民精神则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比较清楚的贵族社会（如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以及随着贵族的没落而逐渐到来的初期平民时代。尽管这与他晚年对毛主义的屈服，似乎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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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诗人们常常咏叹当人走出了自己的窝巢家屋，无所依恃地直面大自然时的神秘感受。他站在山颠或海角，俯仰于天地之间，将不免倍觉自身的微渺；同时，又生起一种轻松欣快的感兴情绪，顿觉心旷神怡。这双重的心性来源于：

1，在自然的威压前，人的屈服与自卑；

2，自然的压制，反而助人从社会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所以，在社会间失意的人们，常乐于流连山水之间。自然的风光有令人陶醉忘忧的奇效，且赐给人们这样一种心境，在更为恒定的自然诸相面前，倏忽不定的社会诸相露出了转瞬跟，逝的特性。而这，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岂不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轻松欣快的情绪，是暂时脱却了社会压制后的心理反应。“自然比社会更强大”，这种想法反能劝说失意者回到生活中再：度挣扎。这种心境或类似的达观，令人更宽慰地看待尘世间的是非；同时，也由于它带有“虚无主义”（即真实得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感，到了受不了的程度）的倾向。而对现有文明“看破红尘”，甚至是从根本上的蔑视。其中既汩动着转向的创造精神，但对现有文明也意味着破坏的冲力。这冲力也许受到多重抑制而未曾显露（如胡人石勒年轻时的遭遇，他在城门口啸傲，却差一点被汉人恶霸杀掉），但社会气候一旦成熟，它却不难转向一种反抗文明的“野蛮”。

我们常看到，许多准备投身于重大斗争的历史人物，在投入决定性的行动之前，都曾脱离文明的环境而到蛮荒之野，去孤自思索着什么。隐居为什么能赐人以力量？因为，那是从自然的永恒中吸取到了原始的“气”，这气一旦鼓入社会，是不可避免要对旧文明的构架造成浩劫的。

在威严的自然和无垠的汪洋面前，人会顾影自怜；就是在人海之中，亦当升起如是的感触。人海像其它“多余的反制”一样，对“我”构成了沉重的压制。少数的人对“我”是不乏助益，而多余的则构成妨害。人人都想摆脱太多的人，但人人都摆脱不掉这群体生活的影子──除非他自己率先死去。现代文明甚至把“遁入空门”的狭窄道路都杜绝了。现代文明的这一特点，并不像卢梭主义者认定的那样，是由文明的恶质所注定的；而是由持续增高的人口压力（并不简单体现为人口的密度）造成的。事实上，表现得越邪恶的文明（它常体现为“极端的野蛮”，但这是比自然状态远为残酷的文明史现象，如大规模的屠杀并不见于“自然状态”），常常是困于更大的人海压制的文明。而诸多的反自然但又反文化的野蛮（实为一种变态的文明现象）行为、野蛮化，实际上是在以非理性的方式，在努力摆脱这全社会、文化圈已经难以脱略的超常困扰。

通常被称作“野蛮行为”的现象是反文明的；但同时它又是反自然的。因此，需要区分“野蛮”与“原始”。野蛮不是一种由文明到原始的倒退，而是由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过渡时，常常经历的一个节奏。不论你依据自身的处境与感受，认为它是沉重的压制还是轻松的解放，它实际上都是过渡、转换、再生时代的一个牺牲（奉献与收获的中介）。有谁在自然状态（如动物世界或许多发展极低的原始文化）中，见过文明大毁灭时刻特有的那种大规模的恐怖、集体参与的破坏？

更确切地说，所谓“野蛮”意味着文明的蜕化。如果不带褒贬地说，野蛮则是文明的特化；一种文明向另一种可能的文明转换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非理性”的痉挛或尝试。

在这里，我们确实触摸到了文明与野蛮交际之处的脉搏。这脉搏是清晰而有力的：经过了非理性的、再度野蛮化的冲击式洗礼后，旧的文明才可能被彻底抛弃，穿上寿衣，送进坟莹。经过了间歇、断裂、“黑暗时代”中的喘息、休耕、梦幻之后，新的文明才得以从“野蛮而肥沃的土壤”（它是在“文明的废墟”上做成的）中，长出自己的新株。文明与野蛮彼此对立，但却互为因果。

文明与野蛮这样会师于时空之间：

1，当文明鼎盛时，野蛮潜入地下冬眠。

2，当文明衰颓时，野蛮开始四出游荡。

3，当文明解体时，野蛮跃居统治地位。

4，当文明再生时，野蛮变成催化力量。

5，当文明拓展时，野蛮悄悄随之扩张。

在历史上，每个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默许着自己的掘墓人存在并活动，甚至相对容忍地宽待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作为旧秩序的掘墓活动的创造行为）。这种容忍不是恩赐，而是迫不得已。就此言，社会的腐败也构成一种“宽容”，腐败激发了廉洁的力量。若不然，新的社会动力是无从出现的。社会的生机随着代代新人而降生，这终将打开桎梏，注入股股清新强劲的风潮。没有他们，连黄金也会被侵蚀得锈迹斑驳！

正在生成上升中的社会，对此则是另一种态度，不是出自无可奈何的权变，而是来自明智的制度规定。容忍精神和多元文化内外相辅，因而为社会和文化向高级阶段进行的历史转换，铺上了一条和平（或低暴力）的道路。

使后人为之赞叹的，不是那如群星灿灿一般济济于历史天穹之上的创造者群像，而是那些终于容忍了他们并藉以实现自己和平演变的社会。社会待他们个人尽可以苛刻，以便大大激发内含的灵魂之火，使他们的人格趋于完满，使他们的冲力更为雄浑。──掘墓活埋也许算是一种“野蛮”，但埋葬尸体却是“文明”的体现。

“理学杀人”、“仁义道德吃人”──并不是变态的中国“封建文明”（小脚文明、辫子政治）所特有的怪现象，而是各种文明无不引以自豪的普遍成就（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这种文明方式的杀人与吃人（并以“道德文章”为其特征），也许在中国发育得更充分，引起了某种普遍的感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流行的景仰、畏惧之情，一变而为“五四”以后的烦闷与厌恶──尽管后来又有若干次的“回潮”）。世界各个文明体系所共有的这笔遗产，是再狡诈的史笔也推辞不掉的集体遗产。弗洛伊德这个性意识为尊的犹太动物主义者，从性变态的角度发现了欧洲社会与文明对人欲的控制──在他看来是某种不流血的宰杀或腌制。

但动物主义的悲观却也是多余的。文明能杀人、道德要吃人，但却不会杀光人类、也无法吞灭人类。相反，它们只是杀掉并吞灭人类的渣滓与败类，最终还能从整合的角度去超渡那为整体的“人类”。

繁荣的商业区，灯红酒绿的场景，对不想在其中牟利取乐的人，不啻为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原始的压制。这种或是激成诱惑，或是引发逃避。漂亮的姑娘，触发人欲幻想之翼，但对准备恪守道德规范的已婚男子来说，这是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野性的压力。推而厂之，对于那些可以放胆追逐她的男子，她又何尝不是一个强烈的、亟欲“抹去”她而后快的压制之源？这是文明的诱惑对浑沌情感的挑战。抹去，可以有许多的样式：或忘却，或旁骛，或占有。占有了，也就从心上抹去了。没有了压制，也就丧失了存在。

人的意志、信念、价值判断，既创造了被称为“善”的准则、范畴与实践，也创造了那些被称为“恶”的准则、范畴与实践。人的自我选择，虽是被迫的（它总带有根本的功利目的，并奉行节能的原则），但却是文明及其种种后果发生、发展的直接杠杆。就此言，文明的根子扎入蛮野；而野性的触须也同样深入文明的王国。它们彼此渗透。有时候，外表上文明之光四射的人，内心却很黑暗；有时候，外表粗野的人，倒有一颗温柔的心。

生活充满生动的、互相矛盾而活灵活现的魔力，但这是一种飘逸着的、抓不住的魔力。“执者失之，为者败之”是试图概括它的一句古老箴言。用现代的说法，对生活的希望愈高，则落空的概率也愈高。要求愈强烈，失望的机会也就愈多。说生活是一个谜，也就是说，是个无法仅用语言抓住的对象。所以，人们创造了整套整套的文化，力图解答这个谜。正因为抓不住它，所以无法预测它，甚至难以道出我们对它的真实感受──人们才因此变得格外热爱它。没有什么比行将失去的东西更可爱的了。人们常说，生活是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否决。在我看来。生活的这一性格是它的主人──人──的性格特征造就的。人们厌弃已然的东西，视之为压制；人们追逐未然的东西，以之为解脱。人们对现有的语言已经抓住了的东西，失去了神秘感。而以最大的虔敬，去探求语言之外的本原。人性的这一特征，促使相反的东西互相追逐，演出文化史上的大悲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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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个人与社会

如果社会不把榨取个人精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它又到哪里去取材，以堆积文明的大厦？如果社会不立意于压迫个人、强制个性，它又怎能去维持有效的普遍秩序？社会压力的症结并不仅在于什么“制度”、“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强权意志”、“贪得无厌的经济力量”、“穷凶极恶的生产矛盾”等等……这里的症结要更深刻；它是沟连着生物底层世界和生态平衡枢机的关键性表象（而不是随时随地可以验证的“实存”）。即，把原本独立自存的生物系统（个人），贬作一个更大机体（社会）的细胞。为了更大机体（社会）的存活，就要吞噬无数五脏俱全、感情丰富的独立机体（个人）──这是使千百年来的诗人所惧怕、武士所追求的死亡与兼并。

文明的系统、社会的结构，正像一架压力大机器，它是人造的，但到头来却不是人能控制自如的──它一旦确立，就有了恶魔般的非人“意志”（或叫惰性）。这意志和人的生存意志、创造意志之间，发生了绵长而剧烈的战争。战争的进程形形色色。但结果多是，人的个体意志的损耗、落空、毁灭；社会、文明意志的转形变相；以及人的总体意志（生物界城中）的胜利。而这一意志的胜利，体现在历史过程中往往通过击碎文明的系统去实现。故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衰亡、崩溃、消失的一天，尽管它的片断可以被后人捡拾起来，移作他用。

“在上帝、真理、人格……面前人人平等”，从可能的角度讲，从反抗僵化、反对固定模式、反对为既得权益而牺牲社会进步等角度讲，无疑有其可取之处。它不失为一个激活横遭压制者生命潜能的生动口号。但是，要把它真的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则是不可能的。我是说，任何一个社会迄今为止都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伟大的诺言。这一“食言”的原因初看起来很“玄妙”，说透了十分简单：各种形式的社会正义，都不是一种单一的社会势力所能保证的，更非一项抽象的原则可以担保：不论它们一时之间看起来多么纯净并富于效率。因此合理的期待是：只有在多种原则的相互对峙所造成的势力均衡中，社会正义和法治状态才可能实现。

人性中追求着支配世界和把握权力的倾向，使其一旦失去压力状态就有趋于沉沦、腐败的危险。人在物理的失重状态下，如不被保护，将迅即死亡；人性在生理方面、文化在心理方面的失重状态，亦复如此。所以，生理的压力使人性变得可爱；心理的危机则创造了令人眩目的文化。多重的社会组织产生出来错综的压力，可以归结为两大功能：

1，它提供了社会正义的保证力量；

2，又不至于因压力的单一化而使格局富于爆炸性。当然，社会组织的存在又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等级化，尽管是尚未僵硬的等级化。

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与个人独处时的个体，反应与表现何其悬殊！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可以是个良好的公民、模范的丈夫、优秀的父亲和贤妻良母，但独处时刻，人独自面对自己的良心、自己的上帝、自己的宇宙……时，扪心自问却不免发现自己终究是个罪人。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尊神秘莫测的两面之神！社会中活动的“我”与独处时的“我”，哪个更接近“真正的我”？而真正的我到底是实有还是虚无？社会的我与独处的我之间，又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渗透？凡此种种，都可以思索，但却很难论断。

可以说的似乎是：人，作为一种在社会形式的生命现象，与生俱来背负着双重性格。他的独立意识、自在生活，使他区别于蚂蚁、蜜蜂等生物；而他的文化与思维能力又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哺乳类动物。这一动态的事实，能使人为的巍峨建筑终不免沦为瓦砾场。社会都必然面对这严格的双重性：即，作为有机系统的个人（哪怕他的动物性也被文化色彩浸透了），同时又确是社会结构、文化系统中的一分子（哪怕是一个游离中的、失却归属感的分子）。这双重性等于是说，社会倘如不存在，个人也就消失于无形了。因而社会政治的艺术，成为协调个人与社会的艺术。它不以牺牲个性、牺牲人的天然价值（这是文化价值的活泉），为其生存代价。如若牺牲了大自然赋予人的天生丽质，那就从根本上牺牲了这些人寄身其中的那个社会，牺牲了它的文化潜能、堵塞了它的活泉。有效率的协调永远具有两个指向：个性向社会妥协；社会也对个性相契而莫逆。单方面的无度诛求，则对双方都是致命的，致命的暴力、或致命的腐败，就此结下不解之缘。

社会中的个体，有如社会有机体中的器官。在社会中，各个体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占据着相对稳定的位置。随着这种关系的展开，紧张状态产生了：人这种社会器官，恰恰是会思考的。不仅思考，他更乐于开展独立的行动，这也是人的群体不同于其它生物（蚂蚁、蜜蜂群体，的地方它必须驾驭一大群具有“自由意志”的细胞。个人的意识、意志、意念，对社会仅仅是个离心力？不然。从更广泛的角度整合考察，社会向心力的源泉不是别的，恰恰也是个人的主体力量：是个人赋予社会以超越个人的气质。是强大得足以超我的个体，把自己的热，投诸群体，使之作为一个有机的结构，进行连续运转。

一般地说，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反压制的社会，是相应建立在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至埃及马木图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

社会制度的伟大艺术，在于如何善用个性的力，以合成社会的力；在于将个性的原始冲动转换成文明的光束。为此，各种社会制度都设置了各种（显形或隐形的）等级存在，以节制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冲突，并控制个性向社会的挑战。各种层次的、各种装饰的、各种颜色的等级秩序，成为社会结构的“本质”，即“支撑”的力量。有理由认为，创造了社会结构的内在空间的，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反时间式努力。不是僵化的等级差别（社会反差力量的制度化形式），是社会效率和文化活性的坚定保证。

群体，曾是人的反压制的重要方式。正如群体所产生的文化，也是反压制的分泌物。《圣经》中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许下金口玉言，让他的子孙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古代的原始群落是生殖机能十分健旺的群体，他们以极高的繁殖率，去代偿极高的死亡率：那是由艰辛的生活和缺医少药带来的必须。人口众多在远古之梦和现代的不景气中，为什么会成为一种财富，甚至升格为一个理想：而不是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累赘、一种无可回避的恶梦？很简单，繁衍众多的人口，曾是人类群体反抗压制、自我延续的重要途径。环绕这一传统有效的方式而建立的种种理想，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追逐着人体的热气，渴望从中收集抵抗环境压力的能量。尽管在一个现代的心灵看来，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如此微不足道，而它的成本却未免太高现代人对外在压力已经获得了被称为“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反应方式，而这是比人口的增殖选为节能的反击方式。

人口的密度具有典型的含义：一方面，密度大，则抵抗力相对而强。这条规律在越古老的时代越有效。在现代，并不是这条规律的内在含义失效，只是外在效果变了：机器的力量取代了原始的人力。故多余的人力、失业的人口，反而成为负担，造成社会的拥挤与不安。另方面，密度大，则比重大而内压增强。所以我们只须稍稍翻阅一下历史与地理的经纬相织出来的人类群体之图，就看到一个大体相应的现象：密度越大的社会：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互相牵制与挤压的程度就越强。在古代，人口稀松的游牧民族比人口密集的农耕民族，从来就享有更广泛的内部自由。尽管那不是现代社会在法治状态下的公民自由，但毕竟不失为一种原始的、直接的自由。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人迹罕见之地，当然也就很少社会界域中的诸多压制。这时，人们更多面临的乃是来源于自然界的压制。如，无机世界的风雷雨雪、山水距离，以及有机世界的毒虫猛兽。为了抵抗这种不利，人需要结成团体、加速繁衍──社会压制是作为自然压制的反抗者，而诞生的。

人是一种有智慧、能进行设计并通过实施设计去改变环境与自己的生灵。因此。当人口的密集达到了彼此妨害的程度时，他便规划出种种行为规范，以把密集造成的损害，降低到一个比较能够忍受的水平──于是，克己的道德便产生了。当道德已经约束不住人们（以抵消人口密集带来的副作用）时，法律就产生了。在仅仅依靠法律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方，繁复的国家机器便被逐个发明出来，以限制罪恶的蔓延并镇压个人的自由。《庄子·马蹄》篇以激烈的反感，质问群体的文化说：“纯朴不散，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原始的和谐）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人的天性）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哲学的揭示使人明白了，文化的创造是基于（对那先于文化状态的原始浑沌的）大肆的破坏之上的。是一种强大的追求文明的压力，毁灭了白玉、道德、性情、以及天然的声色，使之化为人类文化中的圭璋、仁义、礼乐以及文采与六律。遁世的庄子看破了一点天机，但命运为此而惩罚了他：不让他把天机全部透露出来。

事实上，庄子的反文化论点是头足倒置的宣传──返真归朴在整体上是合乎不可逆转的宇宙宿命（沉沦）的，但正构如此，在可以视见的文化界城中，它却是一股逆流！这逆流的动用仅仅在于，有助于周期性地澄清文化的气氛，使人不至于沉迷于文化之象，自溺而不能自拔。

文化之过失，非文化之罪愆。并不是文化破坏了原始的和谐；文化，只是原始和谐被击破之后，产生的一个替代品而已，它多少带有无可奈何的味道。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看，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创造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体制如果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只能逐渐衰微。如果社会的效率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恒定值是递减而不是递增的。

对黄金时代的各种期待，牵引着人类的梦魂。每代骄子，都对黄金时代倾泻着自己的倾慕与热忱。社会的黄金时代是这样的；它建立在激励、保护主动精神的基础上，用革新生活去使社会避免这一危险：因囿于有形而丧失活力。次一等的社会，已经不再注意无形的个性，而只注目于有形的效率；它习惯于通过压制主动精神，维持着社会的固有效率。斯巴达的军事纪律和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但这未能阻止斯巴达社会的没落。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创造性的价值。它仔细保护他们、精心培植他们，倾其养料、促其生长以此间接的方式，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生长。生长势头较差的社会也还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无力付诸实践。因此，它更经常地对此保持无奈的缄默。糟糕的一种情况，则是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但无法接受创造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然而，社会的转机因此会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社会压制的结晶（五四时代和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攻击并反对的封建礼教和官方说教即其一种典型），原是文明的象征；这时，却成了文明的死敌。

上述情况，就其文化活力而言，分属三个年龄阶段。即，各个文明史──经历过的初起、中盛、末衰之运。从这特殊角度去测最一个社会的文化力量──即考察此一社会与生活在此一社会的创造性间的关系已经发现，创造性透过社会以对文化施加影响，利用“社会效益”促进文化变迁。从各个文明史的发展轨迹看，杰出个性才是文化的“体”，而各种社会效率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是文化的“用”。唯有体用结合，方能汇成气象万千的生活之流，结成生机勃勃的社会之构，呈现浓淡相宜的文化图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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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灵魂之火

生命，被种种软弱状态困扰着，而这以较能感受、体察到这一处境的心灵为尤甚。大汉奸周作人的兄弟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也许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活在世上，大约总是免不了要杀头的。”这种对灾难的超然态度，使他竭力画圆画押的圆圈。以往人们多用苛刻的眼光，术盯住这句死囚口里吐出的真言，并讥笑他无意识的黑色幽默式的反应。但我们却发现，这是他心灵的唯一一次真跳动。是唯一一次稍稍脱俗的行为。是的，人生在世，总难逃离形形色色非己所愿的事件。欲望之高，与实现度之低的冲突，想象之美与现实平淡之间的反差激起种种苦恼。人自身，怎去克服源于自身的种种困顿？──他最幸运的时刻，也只是击败了源于外力的挑战。于是艺术产生了，崇拜产生了，信仰产生了，灵魂之火喷发了。阿Q的悲剧，不在于没有灵魂，不在于没有灵魂之火，而在于他的“愚昧”──他最后还想完善自己，努力画着圆圈，作慷慨就义状。

人类坚信自己有“灵魂”。自我意识的扩延，不仅遍布生前，还要延及死后。但对灵魂问题，现有的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因此，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也消灭不了以科学工具去算命、招魂的习俗！尽管对于“灵魂”的具体定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它是某种可以相对脱离肉体状况而存在的意识。也许灵魂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神秘，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还要神秘。所以，宁可把“灵魂”当作一个形容的词汇使用，不把它作为一个代表实体的名词来使用；在此也仅仅在此层意义上，灵魂才存在。

有一点应该无须置疑：人大体具有动物所具有的各种察赋，但还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某些素质。正如天才具有常人所拥有的；各种优点和缺点，但还具有常人所无的某些素质。“优点”和“缺点”，“这样”或“那样”──在天才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天才身上的反差，尤其是心理上的反差和气质上的反差，要比常人大得多。反差越大，来自反差的动力化的能量也就越大。反差越大，触碰冲撞之后所释放的能量也就越大。

诸如此类的层进，极易使人确信：人具有动物所无或所缺的灵魂！而天才则比常人更可能不朽。虚无飘渺，不易捕捉的“灵魂”，就这样作为现象世界的补充物而被人的意识活动推出和设想着。

其他世界的压力，必须通过心灵或是灵魂的转换，才能化为心理上的压制感？心理上的压制感，必须通过并不常见的转化，才能在少数心灵中激起那种被称作“灵魂之火”的动力。对于这两种转换过程，尤其是对于后者，现代心理学作了许多研究，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确切的结论。因此，有关这两种转化过程的诸多讨论，大体还停留在猜测的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立论与反驳总在交叉不断地进行之中，要想清楚地讨论它们是困难的。但从这两种转化过程的结果来看，情况还是清晰的，几乎人类的各种高级精神活动、各个浪潮的文化创造活动，没有一样离得开心理上的压制感和灵魂之火的动力作用──而闭目不论灵魂之有无！

如果承认“灵魂”的定义是某种可以相对脱离肉体状态而存在的意识活动，则通常可见的病弱得奄奄一息的肉体，而能发生强大意志力量的现象，确使人极易产生关于“灵魂”可能存在的想法：肉体与意识的关系并不是绝对臣服的关系！从肉体状况并不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意识状况。所以，即便最低限度地讲，也还是可以认为有灵魂的存在。这灵魂从肉体产生，但却能相对独立地活动──他，不必事事征得肉体的同意，他有独立的意志与独立的活动领域。

柏拉图（他常常盗用恩师苏格拉底的名义说话）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生前，身体是灵魂的牢狱；而灵魂只有脱离身体的羁绊，方有完全的自由；死亡便是这两个互相依存的实体相互告别的仪式；因此，对哲学家来说，死亡并不可怕──柏拉图的这种观念是被动物主义所支配的现代心灵很难认同的。再者，柏拉图更认为灵魂有两个部分：一是理性的或不灭的部分，是灵魂的本体；一是非理性的或将灭的部分，是和身体发生联系后“沾染”的。如意志、情感等等。这种二分法显然从属于灵魂独立的原始观念，更难被现代心灵所接受。因为现代的各行知识告诉我们的，是恰恰相反的东西。即，理性是对非理性进行约束的结果。而决非心灵的本体。况且，意志和情感既然比灵魂低级，又如何能认识灵魂呢？

与柏拉图相比，还是所谓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关于灵魂的观念，更近于现代人对“灵魂”一词的抽象理解，虽然二者的文化内涵气质迥然有异。普罗提诺这样阐述心与物、万有与本体的关系：

当灵魂突然之间被照亮了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了这种所见。这种光亮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来的，这种光亮就是至高无上者。当他像另一个神那样，受到某一个人的呼吁而带着光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在面前；光亮就是他来临的证据。这样，没有被照亮的灵魂，就始终没有那种所见；但是一旦被照亮之后，灵魂便具有了它所追求的东西。而这就是摆在灵魂之前的真正的目的：把握住哪种光明，以至高无上者（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原则的光明）来窥见那个其自身同时也就是获得这种所见的方法的至高无上者；因为照亮了灵魂的正是灵魂所要窥见的，正犹如唯有凭借着太阳自身的光明，我们才能看到太阳一样。然而这要怎样才能实现呢？要摒弃万事万物。（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卷第三篇第十七章）

在普罗提诺那里，灵魂之火是外来的，而非自发的。而且，外来的方式是直接的灌注（“被照亮”），而非间接的激发（反击压制）。这表明，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比现代人更为悲观，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人的命运的信任，而把目光移到了永恒的天庭之上。

在我们看来，“灵魂之火”是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动力，它起于压制的底层，但却不同于反抗原先的压制源。它被某种压制触发；但一经出现，却不因为原先压制源的消失或压力的他移，而自行减弱甚至消失。它这时所照见的，并不限于先前它意欲反抗的那一物；它这时所要焚烧的，也不仅限于先前逼迫它兴起的那种势力。它充满了要给整个世界带来光明的热望。它变得想要为整个人生驱除严寒。从百接的实用立场看，灵魂之火也许是一种“病态的反应”，它业已超越了“合理的范围”。它的目标不再受到世俗性和物欲性束缚，仿佛宇宙之象。它因此被常人目为变态。

灵魂之火可以由各式各样心理的折磨而触发。它既可以冲天而起、蔚为壮观；也可以悄然蛰伏，不动声色。其情形有如火热的熔岩在顽冥的岩层下──或喷薄而出、杀气腾腾；或汩汩潜流，寻找突破口。它有时击碎了岩层，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归宿。有时则孤芳自赏，孕育着重大的思想。灵魂之火没有预定的去处，不怀功利主义的企图，它只知道它必须爆发或向外（行动），或向内（思想），否则它自己就承受不了这巨大的膨胀力，那无法由自身力量予以控制或消解的膨胀力。

他注视那茫茫世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他只知道他必须向前、向前──至于究竟哪里是“前”，他却无从知道。至于如何向前，他自己更无权决定。──这是一个权力狂热开始冷却的时代。他清醒地看到，牺牲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他从未渴望得到报偿。最好的报偿，就是千年一度的喷发。除去万世罕见的“自由”瞬间，他根本不再奢望其他。

世人之见，对于从功利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单纯意志，一概称之为“盲目的”、“非理性的”。这仅仅是因为，用合理主义的逻辑，已然难以解释它！这已是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更改的思想习惯了……他并不奢求改变世人的习惯，他被目为“非理性”冲动的象征，这将是一种非正确的表述；因为将来会有许多理性起来解释他，将来会有一大群理性主义者起来，为他热诚辩护，因为那时求职的方式，已经转变。──那时，人间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灵魂之火，以那些陷于不幸而臻至伟大之境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燃料。伟大的灵魂在自己的牺牲中，射入一道闪闪发光的力量──成为历史的超渡者和灵魂的打捞者，这样的牺牲、射入、发光、超渡、打捞，是孤独的。

灵魂之火，燃尽了灵魂本身。它一经发出，就不再属于这个界魂。他扬起无数张翅翼，向整个被压迫的世界纵情跃下……他给其余的灵魂，送去星星点点的激活；他激起他们死区已久的热情，他擦亮他们久已暗淡的智慧和皑甲，他鼓荡无数的灵魂，发泄最大的精神动力，向心域的规范展开攻击，他是一个绝对自我中心的利他主义者。

灵魂的力量，冲破了心理规范的禁锢──这就是灵魂之火兴起的预兆。

当心理上的规范禁锢突然发生地震式的根本动摇，反制之心也就突然照见了禁锢以外的广袤天地。那时，“豁然开朗”的感受，对规范的残余约束力而言，是最后的扫荡。当人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智慧果，从而看见了以往熟视无睹的新视象，新一轮的文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类似于“河伯望洋兴叹”时的狂喜，席卷心界。这种心境，是各个灵魂曾以层进式的方式不断地体验着的：一个接一个的豁然开朗，一个接一个的河伯兴叹……王国维曾借用辛弃疾的几句词，点破过“一个接着一个”之间的过渡情态：“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豁然开朗的情境，是富于目的感的心理动力，经过久久的幽闲，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甚至意想不到的目标时，所特有的喜悦与安详的交织。它因为成功而带有清醒的、有节制的情调，含有激动与宁静的混成。

它的表现及预后，与灵魂之火的熔岩状态大不相同，它更有建设性和目的感；它不意味剧烈的突发，只是自然节奏的渐进。凡是分别体验过这两种情境的心灵，都能接受这种比较。从心灵的角度看，正积极吸收外部刺激的心灵，更易体验到“豁然开朗”的心境：正在抵御外部压力的心灵，更易体验到灵魂之火的存在。后者的原创性、主宰性，要大于前者。──但它们都是同一心灵可能先后经验着的。

年轻的、健康的、幸运的人，容易陷入乐观主义情绪。他们完全有理由谴责宿命论是消极有害的，不利于人的奋斗。这种非议者，可能没有看到生活的另一面相。在那里，奋斗是没有用的。陷入泥沼的人却能理解生活的这一脾性，在那里，你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这时，唯一的救助只能是心理上的。在那里，宿命论不仅因此变成了神圣的，而且因此是有用的它使你下沉得慢一些，或许拖延到可以迎来一个转机。所以我们看到，在各个急趋没落中的文明社会里，宿命论成为一种继怀疑主义而勃兴的文化心理现象。宿命的思潮，使无法摆脱困境的人们，更易于忍受那失去希望的生活，那不以你的意志与努力而移易，反要一再任意摆布你的“生活”。宿命论的兴起，并不是消极的思想禁锢；而是积极的思想运动所触发的。

在文化趋于没落的各个时代中，宿命论的统治，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灵魂之火不愿意自我否定，只要它敢于走向自我肯定（哪怕有时披上了宿命论的语言外衣），就势必点燃起高贵的精神。生命的全部希望和文化的各类精华都被集聚在这一点，形成一个不期而成的热点。这一超白热化的灵魂运动使各种生命力找到了自己共同的出路。在宿命名义下的窄窄夹缝里透露出新的宇宙之光，照见了受到侵逼而灿烂自如的异象，即此世所无的“大象”：

至高无上者在其进程中，是绝不能乘任何没有灵魂的车而前进的。但他也绝不直接乘驶灵魂：他是以某种不可名状的美为其先导的。在伟大的王的行程前面，最先走出来的是较小的行列，随后出来的就一行比一行伟大，一行比一行高贵──越接近于王，也就越富于王者气象；再后便是他自己的尊荣的近侍。最后，在这一切荣耀之中，便蓦然出现了至高无上的君主本人，于是，一切的人──除了那些只看到在他来临以前的景象，便心满意足地走开了的人们而外──便都匍匐下来，向他欢呼。

（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卷第五篇第三章）

普罗提诺在此所言，与《老子》三十五章的开头数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他们都强烈暗示了灵魂的“执大象”者或投影于“大象”者，也就是“看到了大象的心灵”，所具有的浩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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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梦幻的力量

强有力的人生这是最高的目标。寻常的目的、世俗的成功，反倒只是为了促进人生的强有力状态而使用的必要“诱饵”和刺激方法。

强有力的人生！不论它出以什么形式。即便从一时一地看来，是“罕见的形式”、“反常的形式”、“可怕的形式”──这三种说法在日常语言里的含义，实际上非常接近──但只要能使人变得更强健就行。不必顾虑“他人目光”投下的各个标尺。基督徒但丁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这句话甚至折服了反上帝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x，1818—1883年）！而更加适合21世纪的语录则是：“让别人的非议，变为你前进的动力！”

强有力的人生常常体现为丁种人生的独特性。宋代诗人黄庭坚对此曾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士可百般，唯不可俗。”干什么都可以！但必须要与众不同！──这算是领悟了人生的旨要。物以稀为贵，人与文化亦然。稀有的人格、稀有的文化对文化史尤为贵重。“俗”，就是屈从于他人的目光，屈从于实体世界的压力。“俗”，就是“沉沦”，其含义十分接近佛教徒所谓“永世不得翻身”。即在众生轮回的“西西福斯运动”中永远沉沦。西西福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暴君，死后被罚入地狱，他每天的工作是把巨石推到山上，巨石随后自动滚下；他再重新推到山上，如此循环，毫无结果，永不止息……

有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唱道：“到哪里去寻找往日梦境？”人们很喜欢听，人们很喜欢想，但决不喜欢真的去找寻！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为那些希求弥合矛盾、消除冲突、解脱智性困境的大师们，所预备的一瓢浇头凉水。人们并不要梦境，除非他抓不住生活；人们并不要往日，除非今日遗弃了他。“往日的梦境”也许还可以求得近似的“复得”，问题是那复得又有何意味。当它无一例外地变了味的时候？那时，你得到的盐巴诚如《福音书》所说，是失了咸味的盐巴，不仅毫无用处，且破坏了你对盐巴的动情向往。况且，要是人们真的寻回了失去的往昔，那不等于陷入了西西福斯式的永无休止的苦役了？

梦幻的力量，是与实体的世界相对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很难重复的东西。梦幻的力量，与实体世界既分离又沟连。就其与实体世界相异的特征而论，可以说，“梦”是生命世界的高级象征。因为它是心灵世界可以相对独立的一项证明──独立并不意味着与它者失去联系。相反，独立是平行关系的前提。如国家的独立是国际间平行交往的前提；个人的独立是民主政治的前提。

正是在梦中，许多新的意象，可以通过无拘束的组合形式，突然诞生。许多实体世界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正是在人类的梦幻中，开始萌动，并走向完善。工程师在梦中构思了建筑的蓝图，征服者在梦中酝酿了他的革命运动。这仅仅因为，梦是相对自由的，它可以脱离实体世界的种种限制（“规律”）而自行运作。

生命的各种机制可在梦中剥离开去，然后自由结合；心理动向（“欲望”）的诸种要素可在梦中充分展开，然后随机化生。甚至身体的各器官也可在梦中重新嫁接组合；整个外在世界的形状、声音、颜色、温度、硬度、气味等等，会在梦中发生戏剧性的怪异之变。

现代生理心理学所作的“幽闲试验”（即把人幽闲在一个无光、无声、无动静的黑箱子里，使人丧失各种感觉的刺激；以观其生理心理的变化）表明，由于内在活力的驱动，人在这黑箱里会自动创造并体验到一系列幻觉的世界。从而看到、听到、闻到种种不属于实体世界的幻象。此幻觉世界，是人在非梦的清醒时刻体验到的，但其形态却与梦幻的世界十分接近。

梦与幻觉，无疑都借用了实体世界中的感知材料：就好像人类的建筑借用了自然界的物质材料。但人的建筑并不因为取材于自然而从此臣属于自然材料。梦幻与实体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它借用了后者的材料；但促使梦幻出现的动力，却不是被梦幻所借用的那些材料。因此，你即便切断了梦幻者与实体世界的各种联系，他依然在用梦幻创造着幻觉的世界。幽闲试验正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重复的试验。它还表明，人被隔离得越久，他的幻觉也就越丰富，变化的频率也就越快。这意味着确有一种心灵的力量在起作用；它用梦幻的活动，去补偿被抑制了的感觉场中的活动（人在实体世界中的活动）。

人本来是为在实体世界中找到一席之地而诞生的，为此，大自然赋予他许多精力，以资应付。被抑制，就意味着精力不白然地过剩了；于是它就情不自禁地要寻找一个出孔。其形式或为梦与幻觉（这是最极端的）；或为其它种类的与实体世界纠葛甚少的心灵活动，如想象、单恋、自我牺牲，等等。

心灵的这种特性使我们相信，诸如神话宗教艺术中的各种“异象”，正是人的精力在实体世界中受到抑制之后，为自己创造的一些“孔道”，它们之所以长保其青春般的活力，是因为代表了生命希望：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努力！它卓越奇谲。正因为生命在最基本的方面（如要求活动以宣泄精力）受到了无情的抑制，他才调动了更大的动力去追寻自由。这种追求在实体世界中常常落空（除非它有幸完成了先行一步的转化），但却创造了另一种世界：梦幻、想象、单恋、艺术、宗教、自我牺牲等。

古人相信梦的占卜，今人相信梦的分析。前者试图预知未来，后者试图解开心的奥秘。两者本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下一点上却不期而遇了：它们都承认梦具有一种非凡的力量。这力量或可以捕捉神秘的预兆；或可以显示人的全部灵魂。

梦是人在无意识条件下创造的一种艺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并都大力创造着这一艺术。它常常冲破习俗的禁忌与道德的规范，表达了人内心深处最隐蔽的愿望。通过梦对于欲望力量的宣泄，人可以变得轻松一些，不再那么深地陷于难以自拔的紧张与专注。这，实际上也就是各种艺术的根本功能。相反，如果在清醒的状况中，心灵的力量就会受到意志的控制，很难获得这么淋漓尽致的自由活动机会。

“好梦令人心碎，恶梦令人陶醉”──这是就梦幻的另一效果而言。太圆满的好梦，只会给清醒过来（即脱离梦幻世界，进入实体世界）的人，带来过多的惆怅──失去好梦以及不可能实现这一好梦的惆怅！相反，恶梦却会给苏醒过来的人，以庆幸自己逃脱恶境的欣喜感。《庄子》对这一“心理转换机制”有过形象的表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梦幻世界与实体世界的隔绝；另方面展示了建立在这隔绝之上的互存甚至互补。人的心理过程充满转折，有时就是这么奇特。

“拼凑”、“嫁接”、“混成”──这些都是对梦幻现象的特征描写。而梦幻的力量却来自心灵的不停顿的感受和运动。如果没有外在的刺激，它就创造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感受世界──为存在而感受，为活动而感受，为感受而感受，“无目的”的感受……所以，梦的“过程和内容”很可能迅速遗忘了，但梦的作用却已充分实现：梦幻的力量已经改变了心灵的样态。

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己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实体的世界通过各种心理的渠道，渗透同化的压力，迫人就范。例如，人在面对广漠无垠的时空时，就会产生深刻的孤独感。有时有人会帮助他，有时则没有。有时别人可以帮助他，有时则爱莫能助。也许只有极少极少的人从未体尝过全然无人援助的滋味。而当他真正孤独、无人救助时，梦幻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及时雨”的超渡功能。梦幻助人渡过无法在实体世界中即刻渡过的难关。而当梦幻消逝时，实体中的困难也许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复存在了；也许因心灵的迟钝而变得不那么沉重了。──梦幻就如是完成了救助；虽然它并不能直接改变实体本身，却可以改善人对实体的感受。

“梦话和呓语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愿望的流露即所谓“梦是心头想”。同时，通过语言的流动，内在的反压制的焦虑，得以缓解。一个真正的孤独者，只有通过梦呓去和虚无进行对话，与心灵中的另一个“我”进行交谈。这个对话者，在实体世界中无从寻觅……这种对话尽管无法使在者获得解脱，但可以赐给他刹那间的解放与片刻的宁静。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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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情结的形成

星术家、相面者们说，从一个人的脸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命运，可以看到他以往的经历。任何一点生活的快乐和苦痛，都融刻在你的面颊上！每个人的遭遇和情绪，都是个代化的、不雷同的，它凝缩在内心世界，打成一个个感情的结。现代心理学，哪怕是习惯以普遍规律去以偏概全的精神分析学派，也越来越倾向于重视对人的情感变化作具体的研究。这是因为，他们终于开始察觉到了在心的世界中，个体化的原则是至要的。用齐一的理，去规划各异的心，难免陷入玄学的陷阱中。如果，科学只是研究“一般的”；那么谁来研究“特殊的”？对特殊之缘（包括心象、情象、“情结”之象）的研究，须以相近的体验为基础，尽管这并不切合于科学的方法……

嗜好可卡因的犹太人弗洛伊德在《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的问题》一文中宣称：“我想人生的目的主要还是由享乐原则所决定。”但是由于“神在创造天地并没有设计‘幸福’这个字，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不过意指着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比以前较好的状态而已。因此，所谓‘现实幸福’，实是属于一种乌托邦心态。”这位动物主义者（以动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思想”，在这里显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即享乐原则与幸福乌托邦之间巨大的裂壑与空档。怎么填补这个深渊呢？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药方：“恋爱──我想这是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好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严格地讲，去爱人的行为本身亦是一种防卫机制，因这可以避免被爱的失败。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这是种人生观？但许多人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充分指出过，这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并无成效。如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以剖析北京的官妓历史为引子，指出统治者设官妓以引诱天下英雄去追求弗洛伊德式的、动物主义者的幸福，结果却不能吸收并泯灭人的全部精力：“人生有此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这些代代出现的“一二豪杰”，显然是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动物行为学（犹太人称为“精神分析学”）的视野。其实，按照这位开脱一切恶行因而鼓励一切恶行的犹太人的说法，他自己的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思想，而不过是某种动物行为的引子罢了。

我们所注意的“感情纠葛”，不同于弗洛伊德基于心理的分析而使用的“情结”观念。我们的“感情纠葛”（以下简称“情结”），是指具体个人“心态”而言──每人各有特殊的纠葛。而如“俄狄浦斯情结”、“拿破仑情结”等等范畴，却企图达到更大的概括性，它自认为是普遍的、超个体的。犹太人计划的集中论、决定论倾向，抹煞了人的个体独特性；而我们则更倾向于肯定个体的独特性。个体心理的体验完全可以告诉人们，人的具体行为是很难以类别来分析清楚的，你只能在宏观上、哲学上去“悟”它。同样，要想把具体个人的感情之结解析清楚，又不流于生搬硬套，不是犹太人的计划可以办到的。

“情结”产生于对“综合的心理压制”的综合反应。它是在心理防卫体制的不断作用下不断生成着的。情纠，是无从纳入一些既有模式予以解剖，因为其样态决非固定不变，而随压制形态不断蜕变，这种变化即便是科学的分析也难以把握。情绪的变化，再加上情结的个体化，使实验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对之只能猜谜，却无法确切解谜，因为那是在不断改变自己谜底的系列之谜。

伟大的人格，则必有其特殊的情结作为心理的支撑物。是情纠的波涛与浮力，为人格的出现，开辟了心理的空间。就像是神话中上帝的意志，为万物的生成，开辟了宇宙空间。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向上的力量。伟大的人格，既是理智的产物，也是情感世界的一个个结晶体。这是由一系列难以分解的因而不可思议的感情纠葛，形成并变幻着的──他波澜壮阔、浮沉万端，满挟着历史的消息虚盈，悄悄来到人民之中──“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以力量重新塑造社会的良知！他不是用物质手段改造人，而是先用登山宝训去转折人们对生活、对世界、对他人的基本态度；而后，新的物质手段自然会从中涌出。新的态度，自会产生新的需要；新的人心，自会产生新的世界。他不用理智去造化人心，而以泣鬼惊神的超级情感──设立新的理性规范。新的理性不是靠说服别人实现的；而是来自更大的综合压力，和对此压力的群体反应。这个命运负载着伟大人格、伟大情绪的使命。

探索普遍规律的心理学，如何探测这洪波涌起的独特汪洋？伟大的人格，对心理学来说是怪诞的、不规则的；而心理学对他则是陌生的、遥远的。心理学家试图剖析伟大人格的结果，无一不是新观念的发明和新规律的发现。因为每一伟大人格都是新颖的──足供学者们从中总结出若干条新的“客观规律”。

心灵越发展，越难寻得同道。“曲高则和寡”──古老的经验早已点破。飞得越高，就越孤独。同样，越孤独，则飞得越高！他力图用质的提高，以弥补量的丧失。那么。当你面对一个经过特优发展的心灵时，一般的心理学方法是否依然适用？进一步说，用分解自然现象的普遍科学方法，去分解颇为特殊的人文现象，是否灵验？

越伟大就越孤独：因为可以与之匹敌的事物越发少了。越伟大的人格，就有越奇妙的感情纠葛，光怪陆离、五彩斑斓……这不是点缀品，而是动力之源；没有他的情纠，就无法照见他的世界，光怪陆离和五色斑斓的奇观。

他的心不是生来面对芸芸众生的。他不思俯视而更愿仰视。他仰观自己的天地之精，在他的往来观照中，有欢乐之源汩汩而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羡慕的酬劳呢？他宁愿流浪也不愿长驻，因为他所看见的世界秘密就是“流浪”，而不是恒定的滞留。在云游世界的秘境中，他谛听自然的节律。但越是这样，他就越是得不到理解，而只能受到“故乡日以远”的误会。

伟大的人格、超凡的天才之所以“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是因为他的“感情纠葛”具有新颖奇异的结构，已经与寻常样态的人类情绪格格不入，致使无法沟通。生活层面上的沟通，乃至心理层面上的沟通还是可能的，不过灵魂的对话却是太困难了！以至让人们怀疑“到底有没有灵魂”。

没有此种特异情结者，又从哪里去就其本来状态地理解他呢？有的人说，天才往往在俗务上显得幼稚，甚至不近人情。这是因为天才与寻常人之间有道鸿沟──难以捉摸的天才情结，使他面临一个世俗化的“障碍”。从此，孤独成了天才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子。他们生前被遗弃、遭扼杀，死后被捡回来，分解后，腌制起来。“这只风鸡味道美极了！”后人就这样品尝着他的遗骸。

世界那么广大，而他却蜷缩在可怜的一角里，他能心甘情愿、泰然处之？宇宙之流滔滔，可他的生活却像死水（闻一多的《死水》歌颂过这一悲哀）一样，他能心安理得，听天由命？于是他要冲决这樊笼──投身“他应该前往的地方”去。他不喜欢这熟悉了的一切，而更憧憬那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类，在那里他或许可以扇动一下想象的翅翼……

世界虽然广大，但却是圆滑的。没有一个角落作为支撑，不去品尝某片死水，你就无法接近这圆滑的世界。于是你被迫牺牲自己的年华，等你巩固了你在某个角落里的地位，等你已经学会被这个狭小的世界接受的时候，你却成了这世界之角的一个部分，而不再是它的观察者、感受者和判断者了。就这样，改革者与再生者的候选身份，早已离开行尸走肉的躯体。

这就是“扩张者”和“理想家”的巨大悲哀？他必须做出让步，达成某种可以忍受的妥协，或者，是在一意孤行中化为一股无名的历史力量，一阵轻烟似的无名英雄。

无怪乎，怎样评价一个“超常”的历史人物（即“非常之人”），就是古往今来学者们聚讼纷纭的问题。而人们却更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人们不懂，失败者对历史的贡献经常远远多于所谓的胜利者。人们太容易被视觉的感受束缚住，我们因此要问一句：有没有一个人能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许多失败中，体现着极深的个体力量和勇于尝试的锋芒；而往往，在世俗的成功中，却陈列着连串的陷阱与墓穴。

在那些创造历史的天才身上，时间像梦一样地流逝掉……心中荡漾开淡淡的雾……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哀伤？他是为自己的内心力量而满怀悲怆？一个谜团开始扣击他的心扉──世上还有哪一出悲剧，会比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为凄婉的呢？

他，也许不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不断酝酿着、不断生产着反制力量的人。他并不要求大规模战争的用武之地，但却梦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试行着对抗压制。一个声音告诉他，心的力量若不能坚定地指向某个外在的目标，就会运转过来反对自己、障碍主体的有机生成。唐·吉诃德向风车开战而被人耻笑，但谁曾想过，这并非出自愚蠢，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敌对目标，以便保持自己的存在。他并不期待从这对抗中得到可见的利益，他是希望以此摆脱一种致命的窒息感，那种不能用其他方法加以驱逐的悲哀和绝望。

他并非无病呻吟。他的呻吟来自那隐蔽的灵魂疼痛。他秘密的苦难，源于他那边强的意志力量。这层压制要比外在的压制更善于咬啮人心……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

在他的暗礁从中，闪耀着一朵冷艳的热情……他渴望走到很远很远的异地永不回头。

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早已厌烦透了。他已然沦为这一大片木头手下的木头。他坐在一间豪华的房子里，但是却成了这间房子的摆设，人们把这间房子叫作“主人”，而把他当作一幅风景画中的淡淡一笔油彩，尽管人们酒后茶余时而说起这一笔油彩十分传神……但毕竟是一笔无足轻重的摆设。

他要启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去。他只知道，他必须去，而且，即刻就要登程。

他并不期待奇迹。他没有幻想他能抵达理念的彼岸。他知道，即使在其具的宇宙中确有那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在他抵达那里以前很久很久，他就精疲力竭，虚脱而死了。更可能的是，也许在他启程之前很久很久，那个美妙的地方早已毁灭了，只是消息走得太慢。他需要孤身一人，死在很苦很苦的汪洋中央，没有一个心灵知道，没有一面镜子照见此事。

啊，他的遗体将是鲨鱼的佳肴，他的骨骼会变成某一类化石。到底将属于哪一类，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来者告诉他。他的命运无人知晓，他的意志不如一颗鹅卵石。

为什么远离已经熟悉的一切，迈入未知的茫茫夜雾？是哥伦布式的幻想在激励他？不是。哥伦布是为了钱财，为了虚荣，为了满足因一再延误而焦灼起来的野心……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在鞭策他？不是。他并不渴望统治世界。他怀里没有揣着建立一个宇宙帝国的蓝图，没有那种要为之死去的狂热荣誉感（谁说荣誉感仅是条顿骑士特有的呢？亚历山大和项羽才是更高的典范）……

一种热情，这是冷艳的热情，仅仅不想回来，并无“义无反顾”的雄壮。他的厌弃之感，是无人劝阻的热情。──他只追寻自己所依恋的。他宣布：即使对方是虚无，即使对方并无同感！

在他的爱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厌倦。唯其厌倦，所以去爱。他想用爱的热情，忘却厌倦之苦。他宣布了他的受，他收起了他的厌倦，于是他走了。他悄悄地不辞而别，也没有送行的人。他真的忘掉了曾经那么熟悉、那么眷恋的地土？

他知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收容他的爱情。他知道一切地方都只能误会他的度诚。他的命运将是要么受到真诚的冷遇，要么遭到热烈的歪曲。各方的人们都涌来，阉割他，人们多么需要他啊！

尽管预知这些冷漠和不幸，他还是要去。他要证实他的不幸，他要体验他的苦难，他要让预感的东西成为已然的事物──因为他太热爱生命了。

当他熟悉了新的不幸，他的生命又撕掉了一页；他又厌倦了：世界太相似，不同的人类之间也是太相似了。正如他在一部讲述“超人”的书里看到的，却是到处充溢着“人”、“人”、“人”！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只是没有一个超人！哎！新新人类的嘴是超人族的，骨头却依然属于原始人类！

超人书里的超人还没有出生就死掉了。被令人作呕的试管婴儿和残缺不全的复制人体取代、腌制。

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区别只在衣饰和相貌；而心地和气质却永远齐一。区别只在群体的风俗和个人的爱好，但到处都飘扬着各种样式的阴郁和压制。

以后他到哪里去？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于是，他想起了很古很古的书上有一句话，说是人生在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悄然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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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理性与非理性

与隐蔽的潜意识和动荡的情绪相比，意识是种既带从属性、又较合规范的思维程序。在有些科学幻想小说中，它被描写成有一天意识终于消亡，起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善而全自动化的植物式的神经调节系统。那时人类控制自己意识，有如今天人类调节呼吸与心律那样，自然省力而合乎程序。但这一天还很遥远。意识，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独立，它还陷于和潜意识及l灵魂的“三足鼎立之势”的苦苦缠斗中。

潜意识比意识更深刻地支配着人的行为与生活。因为它更接近本能，更接近原始的生命动力。它对人类意志的活动，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理智的分析与判断、选择。潜意识往往是“非理性”的，它不可以理喻；但比各种纯智力活动更为本能地卫护生命。其表现之一，就是所谓“心理防卫机制”。

人之所以不同凡响不仅在于他有“意识”，有“理性”；而且在于他的意识与理性乃是从那潜意识丰富而茁壮的盘根错节中，灿然开启的一枝花。它的理性是从不规则的、未经条理化的情感迷宫中，支撑起来的一座灯塔。尽管灯塔的背后是一片昏暗。

理性，一个狡猾的两面神。

在人生千奇百怪的纠葛中，理性扮演着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它奉持着类似于“中庸”、批判的神牌，到处充当至高的裁判。它说它调和“爱”与“恨”；它说它消弭极端倾向；它说它的最高宗旨是那不可言喻的“仁”之圣境。

理性的两面性在于：它既压制又反抗。它对心灵内部的情感与意志，以及各种向往冒险的冲动，实施压制。对外部的环境、异己者、一切隐隐威胁的暧昧之物，实施反抗它们。人类的理性，就是这样的集“压制功能”与“反抗压制”于一身的法官或律师。无怪理性自命“智慧”，在身心之间做仲裁。

即使在充斥神经气氛的宗教团体生活中，“说理”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压力手段。至于各种世俗的社会生活，仰仗“说理”武器的地方就更多了。

人们为什么甘愿接受理性说理的统治或庇护？这是由人性本身的两重性决定的。有谁一生只会扮演单一的生活角色呢？他必须从儿子、丈夫一直“做人”做到父亲、祖父……从兵士、曹长、一直做到将校元帅……从婴孩做到母亲。或在得与失的浪涛中反复浮沉……这种变化，使人在各种深切的矛盾冲突中，不断地徘徊、犹豫、前进、后退，诸如此类。有谁，敢于直直面对赤裸裸的单一自己──即使只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良心上”？

人，是在受到教育之后才产生了公益之心和利他行为。他的行为一开始只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也以自我的种种折皱作为自己的掩体和归宿。其差别只在强烈的程度不同。这本是被生命的本质与自卫的本能预定了的。但是，道德的驯化则要他反其道而行之，为的是保障群体内部的和平与稳定。以便节省更大的力量以应付群体外部的压力。于是，人在群体内的行为表现上，就尽力呈现为一个利他者。最低限度是不要做出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或大损人而小利己的事。等价交换是受鼓励的，这体现为爱情与友谊；小小的欺骗还是可以容忍的，这体现为种种交易；而为他人做出牺牲，则会受到人们由衷的赞誉。在这一系列难以分析的纠葛中，性格的力量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坏的性格，是做不出好事的；坏人干好事，是要引出更大的邪恶来。这只要看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就一目了然了。至于环境及人际关系的因素，仅作为性格的参照与激素而存在。性格的群峰充满了痛苦、疑惑、矛盾。为了摆脱或至少为了解释（以便心安理得）这些摆脱不了和解释不尽的纠缠──人们便再次求助于理性。

绝对的持平，只是理性的自我感觉，决不是理性的实际使命。

理性的实际功能，是使情感合理化，使个人意志趋于社会化，是对性格做出说明。这一切本来仅限于语言的天地之间。而语言作为一种被言语和逻辑发展起来的东西，便也受到言语和逻辑的先天限制。

“纯粹理性”是没有的。纯粹理性是对性格、对生活、对历史过程不发生实际功能的虚无幻象，一套纯文字纯概念的封闭系统，一套有趣的智力游戏。而可能发生实际功能的心智活动则被冠以“实践理性”这个矛盾的字眼（下面将谈到的“非理性主义”这个字眼也是如此）。可是，各种争相撕裂人们的意识的教授们显然忘了（为了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不是理性），实践与理性原属两个分立的世界。实践所需要的是接近并把握那作为性格、生活、历史和人的宇宙的文化“自在之物”（感情和意志），而不是供奉这个作为表象说明的理性。

“实践理性”的发明，也许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为了弥补启蒙学者的不足），但现在看来，它却代表着一个语义学上的错误，一个逻辑学上的矛盾，一个对事实世界与性格世界的大误会。尤其是用它来解释中国精神天地中种种超乎语言文字之上的蕴涵，其剽剥之害，尤为剧烈。

绝对的理性主义者会走向一个极端──要求损害生活的丰富性，以成就理性的纯洁性。这种喧宾夺主、本末倒置的现象，仅用“变态”来解释，是太皮相了。实际上，号召抛弃生活的人，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生活（如克尔凯郭尔）；号召独尊理性的人，是因为除了空虚的理性外他已失去了对实存世界的感受力（如黑格尔）。还有另一种情况：极力宣扬一种理念的行为，意味着行为主体企图用这号召来抵制他内心更强大的相反动向；或用这号召来抑制他的外部敌人。理念是不可能剥夺生活的，剥夺生活的是生活自身。

人们经常容忍绝对理性主义，是因为，许多人在放任自己情感与意志的奔腾时，也有一种暗暗的恐惧同时萌发。人们虽然追求生活的丰富性，但又对丰富的另一面──动荡──怀着原始的恐惧。这种矛盾心情发自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惊怖──不少智能较高的动物身上均可见到。但人类智慧的自尊却迫使他自己标榜对未知事物的热忱（其实是满腹狐疑和满怀戒备），以此和他们所认为的动物世界的浑浑噩噩区别开来。他需要宣称热爱生活的丰富性和可变性；而反对“不安定”、“无秩序”等。秩序与对已成事物的承认，是连在一起的。至于方成未成的事物，多被习俗认为是无序的动乱之源。

其实，理性主义也是人身上潜伏的一种原始力量（存在的、反抗的本能）的表现，即此较弱的，尚可为习俗所容纳的力量，采取了合乎规范（理性）的形式。

“非理性主义”，是一个荒谬的悖论。“非理性”与理性的产物──“主义”──如何凝结一体？但许多大师以及他们的信徒正倾泻着大量的精力，去泡制诸多悖理的理论，以便建筑哲学的殿堂。“非理性主义”，就是用理性的方法去论证超理性的主题。其结果如何呢？应该说，那既是辞不达义，又纯是多此一举。辞不达义在于它用两种不同范畴、不属同一的观念互相论证，带有诡辩的性质。多此一举在于超理性的意念，怎能用理性来证明？“非理性”这一含混的字眼，引起诸多的误会。以致流俗几乎将之与“疯狂”、“丧失理智”等同起来了。在实际运用中，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语，就是用它来为极端行为辩解。二者都可悲地指示了人类智慧的一般界限。

大智者，想突破这界线的限制，他试图说明，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而是与理性的不同或对理性的超越。不完成此种超越，智慧将为理性所缚。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荒谬感与它的实存地位，交织成一幅发人深省的怪诞画面。荒谬的东西为什么存在？显然，这说明实存之物（现象）有相当部分是在我们的理性视线之外，是在我们的理性所能企及的视界之外。超出人类寻常理性之解的东西即为荒谬。

非理性的精神世界，是理性主义与神秘态度（它常被理性主义者叫做“神秘主义”）之间的中介。神秘态度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失去的世界一个被理性的视界遗漏了的存在世界。神秘态度也有它的局限它的超语言的非逻辑性格，使它难以被拘于语言和逻辑等一般文化界线的知识所理解。因此，非大智者不足以语此。而大智者寥寥，而寥寥者即为荒诞。

谁曾想到，“荒诞”却也为人类视界提供了一个个冒出了于一般文化界限（“知识之格”、“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等等）的奇怪现象。

什么是“主义”？对于这个当代生活中得到过度使用，因负荷过重而疲惫不堪、面目模糊的词汇，在权威性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里，竟然不列条目、毫无解释。倒是那本通俗的《新华字典》根据流俗的习用（而非从词源之根上）对此作了一番解释：

1，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文艺等问题所持的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

2，思想作风。

显然这两个定义相距甚远。

尤其是后者，在“思想作风”的名义下可以无所不包，根据任何一种“思想作风”都与他种“思想作风”互渗的事实，那任何一主义都包含着反对自己的因素。因此，“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一种难以确认的东西。而根据“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的第一层含义，则各种主义必然遭受两方面的批判：

1，一个主义中不无包含着与主义对立的“次义”、“再次义”等。

2，主义，一般意味着以线型的理论与主张贯穿意识，贯穿难以被线型贯穿起来的意识片断。那么，非主义的“理论与主张”（它以众多的平行次义构成一面非线型的意识之网），算不算主义？

非理性的精神和神秘的态度（态度与“思想作风”相近），不同意对意识进行线型的分割。既然如此，它当然不能算第一层含义上的主义。它们也许不失为一种“思想作风”，但思想作风的模糊，与线型切割的清晰，正好相反。可见，“主义”这一语汇本身就包容着两种并不相容的内涵。

（另起一页）

十六、他人的目光

他人的目光，不仅是社会准则的表现，也是生物准则的表现。它暗含着嫉妒、敌意、爱慕、欲求、崇拜、鄙视……它是通过相邻的心理体验的方向延伸过来的无形绳索，它羁绊着、支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甚至思想。这一心灵窗户所透出的压力，对于不同的人，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古代的隐士，在孤芳自赏、睥睨世人的时候，为了逃避这透过“心灵的窗户”放射来的压力，他们不惜躲藏到深山老林里，忍受寂寞之苦。或是无所不在的挤压，或是孤独地与鸟兽同群，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是被“千夫所指”的目光压力赶走的心理难民。他们躲入陶渊明式的田舍──那里虽清贫，但耳目却少。或是爬上谢灵运式的“山间小路”──那里虽崎岖，但口舌也少。“个性孤僻”是“不善于社会化”的结果，而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善人，舍此何由？

他人的目光还会凝聚成一种“群体的注视”。它紧紧追随、跟踪各种社会的生灵。它甚至能从最古最古的书籍上注视着你。它甚至透过最寂静的山林──默默地盯着你。儒家的圣贤们被这无形的群体注视给镇慑住了，他们发出了“慎独”的呼叫。社会的注视，化为内心的良知、良能。超过了策略范围而达到了洁癖的“慎独”，奉承着想象中的社会注视──唯恐这目光伤害了自己。

在他们的慎独中，悄悄藏匿着一个极大的妥协。这就是，把社会的注视予以特化，将之升格为普遍的真理：不仅是社会的道德真理，还是宇宙的秩序真理。庸俗的主宰（他人的目光，披上了神圣的衣冠；对它的屈服也就不显得那么屈辱了。神化自己的主人，为的是提高自己。

因为有了这层乔饰，“君子慎其独也”，就不是向他人的世俗群体力量臣服，而是向内在的道德良知、向崇高的天命天道的虔诚皈依。但在事实上，任何崇高的归顺与光荣的臣服，都是以自身的软弱与对权力的敬意为基础的。任何貌似虚无飘渺的理想，都是缘起于极其卑微的生存纠葛中。所以，“君子有三畏，畏大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畏惧的对象分别是世俗的偶像、神圣的偶像、世俗与神圣的混合体──而首先受到敬畏的还是世俗的偶像。

《周易·系辞》曾经阐述过一种带有“仿生学”意味的社会心理观念：“尺蠖之屈，以求信（意为“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尺蠖的委屈，龙蛇的冬眠，是为了积蓄力量，等待自然和文化气候的转变。理想，目的，原在经世致用；而和光同生、与世浮沉，则是为了有朝一日去发扬自己的天赋之性（“崇德”）。

这种对社会心理压力（透过各种“注视”交加而下，既屈服又反抗、以求最终征服它的古代“方法论”，不仅取自原始仿生学的启发，还得自天象的垂范：“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主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在《易传》作者的智慧中，天象的节律，成了宇宙间对立力量进行大规模贸易交流的象征。这一象征，促成了一种弹性战略意识的诞生。它要求一个人在进行此项奋斗（力量伸张）时，必须在彼项有所敛息（力量收缩），以此确保行动的有效性。

人生的艺术、社会行为的艺术，因为弹性战略而成为一项“妥协的艺术”。它注重针对性、阶段性，以及与各种力量的广泛联盟（结成统一战线），以确保在“解牛”过程中游刃有余：对各个障碍，各个击破。实践的艺术家与灵性的艺术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正系于此，他不把经过升华的自我（理想）与他力图制服的世界对立起来；而是把经过贬损与隐蔽的自我，投入到一个大群体，通过此群体去制服世界；最后，可能的话，再让自我显现出来。

《礼记·大学》篇宣讲的正是这种实践的艺术：“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让行为的主体即便处在社会的注视下，也要显得无可指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同“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只有通过“明（显示）明（明智）德（天性）”式的收缩，才可能把力量集中到“新民（征服社会）”的大业上。这是实践的艺术，因为它承认“至善”的存在，并以“止于至善”为理想的境界。在流动的灵性看来，至善是不可企及的，更无法留住。但实践的艺术却认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被奉为归宿。

这意味着通过克制并牺牲更高的精神要求，以满足居中状态的“多数的世俗利益”以减缓他们眼光中射来的压力，并认为这是合乎实践规律的良策。《大学》与《中庸》从两个相异的侧面阐述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沉重的原理。二者有些细节看起来矛盾，其实却圆融一体、互为表里。例如舆论，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注视。它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受到操纵的，但同样都发挥着保障、监督和施加压力的社会功能。任何人都不能超然舆论之上。虽说日本有句俗话叫作“谣言过不了七十五天”，但要紧的谣言，却足以致人死命，使你活不到七十五天。这是真正的“软刀子”，“以口杀人”的杰作。

渴望创造历史的人，须得打破社会的成规，这就会遭到舆论的压力。因为舆论毕竟是“现在”而不是“未来”的代言人。

创造者既然摆脱不掉异己势力和他人日光的注视，则只好取法于儒家的社会心理方法，对之做出，“一屈一信”的反应。屈与伸的方法是自如的、可创造的。但效果则限定了它，有些方式更起作用，因此，选择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到头来总是以社会的承受度为尺度的。即便是“金钱社会”、“西方民主社会”也无从例外。

关键在于：不要被这一压力吓阻住，从而放弃创造的意向，退入庸庸碌碌的生活圈子里去。生活是容易的，创造则很难；人的本能大多是舍难而就易。只有很少很少的机会提供给敢于破常规的人。创造性的生命是，利用社会舆论与他人注视的压制，在承受中将之默默化为一种变态的动力──以此逼使自己的反压制的创造力，乘势集中到特选的突破口上。

完成这种转化，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价值系列表作为杠杆。一种全新的方向感，一种对自身的全新意识，一种对世界和他人的特殊感受，一种善于折射他人眼光的天赋──这就是我们的创造者。

在以人为主体（表象意义上）的文化力量的消长势力中，心理的力量往往胜过物质的力量，决定着各种物质材料的取舍及命运。通俗地说，“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沙利·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年）对此颇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写道：“迦太基凭借自己的财富向罗马宣战，但正因为如此，却有它不利的一面：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二章）

而后来的罗马人为什么先盛而后衰竭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是个谜底永远在变化中的谜。但我们注意到，罗马的衰落是与少数优秀人物对社会影响力的下降及其公共事务的冷漠，成正比的。他们终于疲惫了，肩负不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他们终于屈服于正在沉沦的大众文化的压制下；而一切上升的文明，却要求少数英勇无畏的精英，在孤独和贫困中反其道而行之。

善于折射、转化他人目光中的普遍压力，才可能从生物群体准则的支配下和沉沦中解放出来。进而再从社会习惯准则的钳制中，解放创造的精灵。人类文明的各代先行者们，不论其动机、动力是什么，都是这么表现的。以此为先决条件，然后根据精神潜能的雄厚度，才可能升到众生的生命之海上他们如是摆脱了（或叫忘却了）旧有的纠葛而面对一个新境。他们把原先射向他们的社会注视的目光聚集起来，经过独出心裁的重新酿制，反射到他人、成规、历史等茫茫夜海的深处去、投向天宇的无穷黑洞中……

在震惊与迷惘造成的一片沉寂过后，群体的阻力突然变成热情；“他人”变成了崇仰者。热情与诅咒同样盲目，但却给新的光提供了迅速传播的机会。新的崇仰把该诅咒的异端，变成了必须皈依的新巅极。这巅极早先受到众目睽睽的压力，现在却像磁石一样吸引他们的眼光，并对他们的眼睛构成一个强烈的刺激。我们把这种怪现象叫做“历史力量的对流”。峨眉山的金顶上不时隐耀在人们眼中的“佛光”，就是自然力量之间的这种“对流折射”。而所有的圣者、大师、先驱，所有为世界历史的航道树立航标的人们，就是那折射并对流在文化心理界域的“佛光”。

（另起一页）

十七、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压制之存在，并不仅限于生命界。“压制”不是生命的属性（如“痛苦”之类然）“压制”作用是遍及全宇宙每一角落的铁律。“压制”不仅作为“铁棒”存在，“压制”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一切费解秘密的源泉……在没有生命的地方，同样有着压制！存在，因此成为“卑贱的”。向往永恒的宗教心灵，因此充满了自罪之感。

我们需要创造──创造“反制”、创造新“抗体”：以此保持我们内在世界与外来压制间的脆弱平衡。这个平衡一旦破裂，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的全部宇宙，便会破产、瓦解。生命的根底即在于发展自我以抗压制发展有效的精神军备（“自我”），而不是夸大自在之物──自然、上帝、物质、世界精神等等。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解，“阴”、“阳”是平行、混生、互补的。这使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性格。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性表现在：阴不是恶，阳也非善，阴阳是互补的而非相克的，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这样，整个宇宙和人生的根本趋势就不是“斗争”，而是“协调”。用《周易》的术语说，是“保合太和”。太和，就是阴阳协调的至善之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因而成为中庸的，而非极端的；从此，中国人视极端为“淫”与不祥。

既然阴阳是互补的，那它们的起源就是伴生的，没有先后之分。这与我们对“阴阳”关系的理解很不一致。在我们的理解中，阴是普遍的、绝对的力量；阳是针对阴而发的相对存在。这两种理解，分别基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

传统上对“阴阳”关系的理解，无疑以“地球现象”为根据。地球自转带来的昼夜现象，以及生物的两性现象，给这种理解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偏巧地球又有一个恒星、一个卫星──日、月，在《易经》中分别变形为“──”与“──”：因为太阳始终圆满而月亮却有圆缺。

我们对“阴阳”关系的解释，则超出了“地球现象”的视域，而以更广大的宇宙现象为根据。宇宙既不是一无的，也不是二元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无极”的。“建中建极”──那只是人类文明企图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理想：并非一个宇宙事实。正因为如此，用传统的“阴阳”观念，已很难说清我们的新思想。尽管“压制与反制”的观念，也非完美，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前，我们暂且借用它。

混乱的时代，也就是“阳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在内心深处推崇“阴”，把它奉为本原。内在的压制是“阳”性的；外来的压制是“阴”性的。

平安无事的时代，也就是“阴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从心底里企盼着“阳的巨灵”来到。因为奉“阳”为第一动因，他们的内在之阳骚动不安了。

常常，这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两种态度作为主导态度，也是交替出现的。

人心渴望与现实相反的东西，因此，当人们渴望什么、推崇它为第一者的时候，就是它的重要性迅速升起的前奏。这时的现实，必定极其缺乏它又极其需要它。

例如“太极”就是如此──在混乱时代，要求秩序的意识，对自身的哲学描述。

太极的“两仪”，既包含压力（阴）又包含反压力（阳）。因此，太极只是一个哲学观念。它侧重地指向压制力。因为反压力，本来就是从压力中分化出来的。尽管古代意识并未确认这一点。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太极与两仪关系的论述，首见于《易经·系辞上传·十一章》：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因语焉不详，遂起多重阐释。朱熹《周易序》这样理解上述关系：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

“负阴抱阳”的断定，显以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观念为内核。所以朱熹的理解最富于二元论的气质，以致他在一元的“太极”之上，放置了一个象征空无的“无极”。“太极无极”的观念，原是周敦颐首创的，但那寥寥数百言的《太极图说》，虽道出了第一个“新观念”，却是不甚明白：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周氏肯定“无极”先于“太极”，在此，朱熹显然向《系辞传》的经典论述后退了半步。而在比周敦颐（1017─1073年）早生六年、晚卒四年的邵雍（1011─lO77年）那里，则有一段更值得现代人思索的话：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自见，故明以阳为唱。……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邵雍：《观物外篇》）

此间所言，大大突破了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传统模式，而传达了一种新的阴阳观。它的要义在于“阳以阴为基”。可惜的是，邵雍没有将此历史性的发现予以完成；紧接着，他又退缩到“阳生阴，故水先成；阴生阳，故火后成。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的陈套中去了。邵雍在九百年前半途而废的发现，看来得由我们予以完成──

派生出阴阳两仪的“太极”，是浑沌，是普遍的压制，是沉沦的趋势。对此，古人已有本能地察觉，只是尚未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在《周易注》中把“太极”定义为：“淳和未分之气。”唐代孔颖达则在《周易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太极谓天地末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可见，周敦颐对“无极而太极”的理解，并非由《老子》“有生于无”的空想演化而来，而确有其易学学理上的渊源与依据。既然“淳和未分”（郑玄），既然“混而为一”（孔颖达，这正是“混沌”的本质、本相）──那“极”又在何处？

无极之极，才是太极。从这种观念，去看待类似明清皇宫中的“太极殿”名号，实在展示了一种对哲学的嘲弄。在世俗的皇宫中，“太极”成了集权的象征；而在哲学的洞天里，“太极”却是一片混沌──是宇宙的气质，而非金字塔的尖端。

“太极而无极”──说破了，太极本是极端的压制。“阳能知而阴不能知”、“能知能见为有”──暗示了，阳（反制）是后于阴（压制）而生；但又充满了，阴性压制所无的阳性活力。

中国人，经过两千年五百年，才彻悟了这个宇宙的真相？！

这是因为，人从内心深处畏惧压制。但人生的每个角落和每种侧影却须臾离不了压制。所以，人对压制的感受是又恨又爱。压制太少使人无聊得要死！压制太多使人紧张得发疯！人的一生，从一切意义说，都是在寻求某种与“压制”的平衡关系，进而力图在整个流动着的世界中，发展并维持这一脆弱的平衡。

压制，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助产者，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生身母亲；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母亲，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父亲（反压制的阳）！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父亲，且是这个世界的教化者。他教训一切存在去抵抗他！否则，你便不配存在。

压制，有时现形为“需要”，这时它成为“发明之母”和人类文明的不朽源泉。压制，有时现形为“苦难”，这时它成为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起点和崇高气节的基础。因为“压制”本身就暗藏着“反制”的种子！只要时节和气候一旦合适，它就有力地萌发了。它使世界震动，它改变世界的形态。它迫使“压制”却步，流向“反制”较弱的其它空间；可是它本身却是“压制”的变形变相！多么“奇妙的新世界”……

普遍压制的“力”，你，在古代意识中曾被抽象为“道”与“无”。

普遍压制是“力”。一切“力”都从它来，甚至“反制力”与“抵抗力”也从它而来。这里的机缘瞬息万变，难以测度，无路问津、无言描述。“精神上的再现”，只是美好而空灵的希望。

“普遍压制”，既不是作为一种观念的“物质”（如十九──二十世纪的各色唯物主义杀手所断言的……），也不是作为一种实体的“精神”（如柏拉图或朱熹、黑格尔们所幻想的）。它既是“物质之母”，又是“精神之母”。它，实际上永远超越于物理学的考察之外；它永远超越于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的考察之外。我们只能从各个界域捕捉到它的一些形迹、影响，一些现象，至于本体，却只可感应而无法证明。《老子》所谓“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只是试图理解它，并试图表达这一理解的语言努力。人的语言、人的理解，只能接近它的外延，而无法接近它本身。

它，不被人类窥见，也不被它的各种衍生物或衍生现象所照见。人，只能发现“普遍压制”投影在自己身上的影子或“存在”，并试图根据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去“分析”它。万物（甚至那万古照耀的日本鬼话“天照大神”──太阳）只是照见了他自身包容的那些影响，普遍压制的特殊投射……除此而外，他们茫无所知。只有“它”所造就生成，并且不断流易出的“现象”，才可能被我们这些作为“现象”的“意识”所发见。人难道不是只能发现自己拥有的吗。

对抓不住的大意象的哲学表述就是“道”（《圣经》上的《传道书》就是一篇典型的“虚无主义宣言”），就是“规律”，就是“自然法则”，就是“天理”──可惜这些枯燥乏味的观念，在其流传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人格化了。徒然增添了许多的混乱与迷惘。我们这些瞬息既逝的、泡沫般的“现象”发见不了，尤其捕捉不到──那永恒超神的“大自在天”。于是，便徒然神伤地称它为“无”，称它为“虚无之君”。不因为它等于“没有”，而因为我们无法和它相始终……无法和它相表里……伟大的悲哀使我们幻灭：“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从此幻灭出发，形形色色的“反压制力”被赋予特定的形式：

反压制──正如普遍压制──也是一种不可触摸、不可描述的“力”。我们只有藉着它们引发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才能间接感觉它们之“有”。这因为人类是“有”，若不藉着“它有”，便不可能有所感受。这，就是传统哲学所谓的“观照说”。

然而，反制与压制不一样，它，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它具有特定的、具体的形式。每一种反制力、每一种抵抗力，都有其特定形式。至于“普遍的压制力”──说到底，除了是我们精神升华的反相，还能是什么呢？

反制的冲力，所塑造的特定的形式，被现代人依据时间的压力，而分成三大类型：

a：过去的、记忆的、文化遗留意义上的世界；

b：现在的、实体的、物质存在意义上的世界；

c：未来的、想象的、精神运动（或精神观照：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义上的世界。

每一世界又可分出无数的较小洞天，每一较小洞天又可再分出无数的更小洞窟（如培根意义上的……），无有尽期。对三大时间世界的理解，就分别构成玄学与历史学的模型；科学与哲学的模型；艺术与宗教的模型。

他们一一诉说：压力是绝对自在的，反压力只相对存在，并不断转换其存在形式。藉以逃避（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是“绕过”，是“避免更大阻力”……）普遍压力的默默钳制。它是在逃避中，才得以形成自己奇奇怪怪的式样和特点，所以，决定形式的不是形式自身，而是形式以外的力。

反压制力的某一特定形式，就被人们理解为“某一存在”或“某一范畴”。没有反压制力，就没有各色形式；没有不可胜数的形式，就没有“存在”、没有“世界”，没有我们所有或所知的一切──甚至，连“我们自己”也踪迹全无了。所以，文化，是反压制力的文化；现实，是反压制力的现实；想象，是反压制力的想象；科学，是反压制力的科学……。一切“存在”，都是反压制力的存在。尽管，我们在经验上只承认特定的、具体的反压制力的形式；但在情感上，却希望有一个普遍的反压制源的存在。并衷心祈求赞美它的永恒胜利，切望它给我们这些反压制形式，以不朽的化育和强大的根本动力。

──上帝，其实就是人格化了的“普遍的反压制源”。因此，各个文明民族的上帝都是雄性的；只有原始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才崇奉女神（普遍压制的偶像）。

压制力与反制力的搏斗，体现为压制力的非人格性，而反制力却多少带上了人格性的色彩。人本身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形式，他就有意无意地把各种反制力量统统人格化了；甚至连压制力也被他正确地冠上“恶魔”或错误地冠以“上帝”的称号，从而多少予以半人格化了。

压制力虽然不带人格色彩，但在人的心日中却天生有着“报复”的本能。这是因为，它具有无机的反作用力。任何针对压制力的挑战与反抗（这包含强烈的反压制力），都会转换成某种形式的压制力，最终都会激发起针对压制力的反作用力。这有时候也就是所谓“大自然的报复”。其实，叫做人格色彩相应少些的“报应”更合适。人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史，足以表明这一点。你向自然索取多少，自然就向你讨还多少。你在这儿进了一步，在那儿却不得不后退一步；你怎样糟蹋自然，自然就怎样凌辱你：这里只有永恒的你争我夺和互相勒索，转换、运化、变易──决没有不付代价的得到。

压制力量诚然压制着反制力量；反压制力又何尝不在压制着压制力？

到处都是压制，到处都是反制。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就是反压制力的世界；我们窥见的宇宙本体，就是压制力的宇宙本体。没有休战，更没有和平！没有停滞，更没有尽头。只有一个无边界的“圆”粘连着又一个无形迹的“圆”……

压制力与反击力之间的关系？一言蔽之：互为压制，互为反击。

反击力作为压制力的分化形式，是压制的产物，而反击力对压制的反抗，又对压制力构成小小的挑战和小小的压制。压制力以新形式、新性质前来压制它……它又重新形成令人惊奇的反作用力……

在压制力与反制力之间，还有着神奇的、肩负沟通使命的“天使”。试以炸弹为例：弹壳，象征着压制；弹药，象征潜在的反击力：雷管，是反压制力的精华，也是沟通压制力与反制力的“善良天使”。

在人类之中，有些奇特的天才，就扮演着“雷管”或“沟通者”的角色。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术语中，关于这种角色的观念是用“王”来表述的。“王”是什么？“王”，就是沟通“天”（压制力）、“地”、“人”三层次的善良天使、天命的载体。“地”（生物圈）和“人”（文化圈）──在这里都作为反压制力而存在的。

大地，是茂密着无边丛林和萋萋芳草的大地！植物都向上生长向弥漫宇宙（并制造了宇宙，的压制力发出无声的抗议──所以，大地负载着反压制力。在植物的生长和生物圈的喧嚣中，超俗的耳朵，听到了超过一切人造水平的宇宙交响乐。

“普遍的压制”──在古中国哲学中，这一观念是用“阴”来作模糊表述的。《周易》所论的“阴”，至今仍给我们关于“普遍压制”的观念以变相启发。“阴”先于“阳”，“反制”（阳）是“压制”（阴）的派生力量。“反制”由于压制作用而产生，而且随着情势的演易，一切“反制”将成为“压制”。于是，“阳”终将寂灭，归于“阴”──能量终于耗散，达到死一般的平衡。所以哲人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王弼《老子注》）

“万物归根、归根曰静”──这，就是普遍压制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生命世界的最终灭绝，以及宇宙在普遍压制下的最终热寂。

她无情而默默地摧毁着，又强塑着。她不吭一声，坚决执行她的既定方针……尽管，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我们，很难对此吓出彻底而“科学”地证明，但凭着大自然赋予的本能，我们还是明白无误地发见了她！发见了她的威力和她的“仁爱”。“增熵趋势”，成为难以抗拒的宿命。而在佛教徒的脑海里，“增熵”的结局似乎就是“大劫”。

唉！我们对“压制”的这些表述，是那样鸡毛蒜皮、残缺不全！“压制”普遍存在的广度，它的深刻影响、它那“无情决定”的深度，是人类难以设想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的产物又怎能看清它的全部面目？人类一切成员的想象力理解力加到一起，仍不能印证那个“普遍压制”的广延度（存在的及其影响力所塑造的存在）的百分之一，尽管生物学已表明，人类的智力有可能认识百分之一的宇宙……就当我们枯坐于此，默然书写与阅读时，那压制并未隐退，她像魔影一样不断挤迫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精神。

看着茫茫的宇宙，凝视着茫茫的历史，听着令人茫茫然的无情风吼，听到了一个“神灵”向我们倾诉的秘密……她诉说这个世界的阴郁秘密，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压制”。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一切“本质”、一切“意义”、一切天翻地覆的易化，莫不是压制的结果，是那无所不在的阴性本体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影响”罢了。

尽管，我们的希望是反抗“增熵”、渡过“大劫”──我们的心眼望到了劫灰之后展翅而起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的颂歌说──

“罪恶”，就是“增熵趋势”。

“罪恶”，就是能量的耗散。

“罪恶”，就是向压制势力屈服了。

《福音书》中的耶稣几乎这么说了……

一切自强不息的圣人，都用他们的生命这样说了。

（另起一页）

十八、真理与认识

世界是压制又是反制。

对人，对创造者来说，世界是压制，是必须予以反抗的一片阴云。

对普遍的压制而言──世界又是反压制，是为了抵抗那个永恒的、沉默的女暴君而崛起并不断波动的。

世界的本质是压制；人生的本质是反抗。人生有多种反抗的形式，所以有各种生活方式；人生有多条反抗途径，所以各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局。但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一个形式、一条命运，确然握有成功的利剑。它的意义贯穿新的历史，连接历史的残章断简；这价值就是新文化衡量一切的尺度。

《老子》对“水”德的赞美，其实是种精神疲惫的可靠标记。是一种“老年的智慧”。

水，是下行的。作为一种战争的谋略，不能不说“水德”达到了深刻的见地。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水德，就是向压制的妥协，向沉沦的屈从。这，是与生命的根本精神完全反对的。是应当加以驱逐的真理！不是“我们发现了真理”，而是“我们具有形态特异的反压制力”。正因为他形态特异，所以才照见了别的心境不可能照见的秘密。就语言的本性说，这秘密只能独享而不可传递。它被这特异的反压制力彻底独占了，如其分享，势必走样。因为，这一个心镜和那一个心镜，不可能映出同一个镜象。所以《老子》也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理解了，就完成了；说出了，就完结了。最好的意象，是那尚未宣布、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意象。

作为有限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并圆满阐述无限而普遍的压制，和近乎无限而近乎普遍的反制。但作为一个人，他还是力图理解这些，他很想统一阐述，以便卸去自己心上的一块负累。以便获得驱逐了迷惘情绪的自豪感，把握了行动准则的确定感，从而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合理化的根据。人，就是这样一种渴望“正名”的心理怪物。在这里，《老子》开宗明义的那句话又用得上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出来的东西，被定了名的存在，就与它的承受压制的真如之性，相去越远了。尽管人的存在本身，就注定了他还是要说，还是要定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人的“认识”是什么？是反抗沉沦。

沉沦的趋势，要求或强迫人们和光同尘。“混同”，是其最高的理想。认识，则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自别于物，强行分析异己的世界。最后，当它自认为已经将世界分解完毕，它就渴求剖析自我/分解自己……从而把宏观世界里的对外斗争，化为微观世界里的对内克服。如此看来，认识只是升华的一个步骤：认识是升华的启始。升华是认识的完成。认识这是横亘于沉沦与升华之间的一道彩虹。认识起源于人的自我意识，起源于自我与世间之间的诸层对立。从这点而言，婴孩与动物是“没有认识”的或很少认识的。

认识的这一起源决定了：在任何条件下，认识都不会是客观的、公正的、无我的；认识，永远都服从于人的生活需要、服从“反制”这个理解和精神的核心要质。

真正的人，不甘心于“一般”。他，要从齐一化的中庸水平上奋不顾身地崛起。他要出头拔尖，反抗惰性为他预定了的轨道。他有他自己的轨道！他的轨道隐藏在他的心底深处……闪烁着超语言的意象之辉。这是他的至宝，是他存在的特点和价值。他对抗非人的、沉沦中的客观规律，用自己的幻丽气质涂抹整个宇宙的无边灰暗。

人，是力的产物。所以，人只能通过力去认识世界。人，不是原生力，只是派生力的一种形式，是较为娇柔、较为灵巧、较有弹性、较有智慧的形式。于是，人只能从派生力的立场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原生力。所以，“从上帝的立场”也就是从人自己假定的上帝立场──这要比丧失了上帝的立场更加危险！这种局限，构成各种哲学的先天不足。所以人生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恐怖，就是真的回到原生力那里去（而不是假装以便行骗）。宗教家，称这一回到为“皈依”；生物学家，称这一回到为“死亡”；哲学家力图调和这两种极端，他称这回到为“涅槃”──庄子则用“心死”和“坐忘”，模糊地表述了它。

一切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地球引力”（普遍压制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反制）能力。人和一切生命，都用自己的鲜血和节奏，反抗着沉沦的趋势。

一切精神活动的最终用意，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宇宙惰性”（永远沉沦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升华）能力。伟人和庸人，天才和常人──都用尽他们的心力和意志，极欲挣脱命运的奴役。

是苦难造就了人类，而不是幸福。幸福，只是苦难的间歇和偶尔停步。苦难，则是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普遍压制的一丛丛感受。“要是”没有了苦难，人类怎能生存下去？“要是”没有苦难，人类又何从诞生呢？基督教的原罪说，以最模糊的方式认识并肯定了这一宇宙事实。虽然它意欲用赎罪的行为，摆脱这一摆脱不掉的宇宙事实。

人和万物一样──是这么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他要反抗并力图否认他的主宰、他的至圣造物主。这一反叛倾向，在文明人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人本主义，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经典思想。功利主义，就是摧毁人类生存、进步之原始基础的精神推土机。它们都意欲通过消解个别的苦难，去逐步完善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却是与人的生存基础，背道而驰的。

对于压制的认识，对于沉沦的认识，对于无限阴霾的浑沌的认识，是发自对阴郁冷酷的压迫者的恐惧。从这恐惧中油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一片绚丽的幻想──要求从这无形铁蹄的蹂躏下解放出来，至少是暂时挣脱出来…“要挣脱就必须反抗”。尽管事实上的挣脱何尝容易！于是人们便去认识，以求得心理上的抵抗，并在这一抵抗中弘扬寓于自己天赋中的“宇宙玄德”。他告诉自己：这玄德是天赐的，不是你追求你。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创造了玄德，以此和宇宙分庭抗礼。

自由，因此不是“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只是人的反压制呼声。它既不是本原，也不是归宿，它只是本原和归宿之间的一道希望。

绝对自由之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这意味取消了自由的前提──普遍的压制。如果没有普遍压制，作为反压制的特定冲动的自由或绝对自由根本就无从生发。

人生的价值在于：人，生为一个受制于冷酷现实的奴隶，却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反抗，争取那空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在这永远徒劳而永远不息的争取中，人的反压制本性，得到了光辉的表现。

破环，这只是反压制力量的初级活动。反制力量的高级活动是“建立”。

只有当有效的建立已经初具规模，聚集起来的反压制力，才能有效地对抗压制。

而建立，就意味着对自由做出限制，甚至预示着“自由的背面”。

这是一元破碎的时代。

哲学上的一元论为社会上的集权和文化上的萧条铺垫着道路。一元的大地是荒漠：甘泉则会促成分化。

一元，既不是人类文化的伊始状态（如犹太人或穆斯林们所设想的一神论……），也不是某种文化历史的终结状态（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董仲舒、朱熹等象征性人物所设想的……）。它只是哲学观念上周而复始的一个意象，一个反复出现的变奏。对一种文化的发展史而言，对一元的崇奉与祀拜，属于中晚期现象。文化和历史的初生时代，不是一元时代，而是充斥着不确定的神秘感的“多元时代”。否则，初生的文化便会因为营养缺乏而软骨、夭折。文化和历史的末路时代，一元也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十分明晰的虚无情调和纷乱不定的无归宿感。这是对独尊一元的报应：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反动。

普遍的压制并非一元。

它不体现为一元。一元是太极，却不是无极。在普遍压制的无极状态和无定命运中，有反制的身影不断闪现。普遍压制得以分化为各色各样的反压制。因此，一元是哲学的假定而非宇宙的事实，它是一个神经衰弱者，内心充满了恐慌和自我的怀疑，但却强打起精神去冒充一个坚信者。在这里，一元成了一副镇静剂。然而，这只是迷信罢了。

我们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之一，就是破除对程式化的一元迷信。有活力的一元不是程式化的一元。而对一元的迷信，使现代人不是患上了苍白的软骨症，就是得了四海横流、千篇一律的妄想狂。只有废弃了一元的魔法，才能还生命以积极，赋活人以精气，给文化开辟广泛的创造空间──文化场。

一元论者老是企图“总结”这个世界，自欺欺人地为这个世界制订蓝图、规划。但是请问，这个世界如此容易总结吗？强调是可以的，但论断就过分了！不论尼采的“求权意志”、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还是费尔巴哈的“物质”、李嘉图的“经济力量”、圣西门的“新基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十九世纪欧洲迷信的呻吟。他们的乐观主义本质在于：以为用人的语言可以说明宇宙的实在。从而，陷入了一种“语言崇拜”的信仰中。一元论者的悲剧性就在于此：他们力图沿着一条固定的路数向上攀登。结果到头来，却顺着它飞速地坠落了下去──这是精神的死亡，这是到了家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真正的升华，只能在不择途径、不囿于言词崇拜的锐进中，才能实现。当我们把某些手段（如语言、逻辑、理论、科学等等）升为目的时候，活生生的存在便告凝固了。

我们需要一种适度的不可知论与合理的怀疑主义：以免我们的生活过于僵化，以免我们沦为神经迟钝的螺帽儿。否则，我们的心智乃至于我们的生活，都会顺着永远沉沦的惰性法则滑落下去。怀疑，因而成为升华与建立的前提；提问者，因而是解答者的真正先驱。

那么，可以替换一元模式的，是什么呢？

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绝对值”的怀抱信念。这样有助于我们从绝对论和决定论的宿命下挣脱开，更健康地直面自己时代的文化气候。

绝对值的原理是：

反制力原是压制力的虔诚儿子和忠实跟班。反制力的能量，取决于压制力的消长。压制力的突然减弱或突然转移，有助于反压制力的急剧增长或加倍崛起。长期稳定或逐步加强的压制力量，有助于反压制力的坚定凝聚或稳步增强……

另方面，反压制力的能量越大，则其所承受的压制相应越大。枪打出头鸟──这不仅是腐朽社会的顽冥规矩；也是自然界域，尤其是生命界域的一个平均律原则。

没有善恶问题，只有绝对值问题；一种绝对值决定另一种绝对值；不多也不少，完全像是“回报”：“正”值成为“负”值，“负”值又化为“正”值。正负恶善，那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一项项评判价值的临时性标尺。而压制力与反压制力不断比试着力量与压强的世界，却无视这些道德风俗气味过于浓重的“诫命”。

现代世界的真正悲剧在于，漠视了“绝对值法则”。漠视的结果，致使社会的反差变小，因而一切活力都趋于萎缩了。我们应该恢复充满阳刚之气的古人对绝对值的崇拜，使社会趋于消沉的反绝对值的清规戒律，受到实践和反思的检验，有些民间宗教就很懂得绝对值观念的价值，它们崇拜那些为害人间的“恶魔”。因为这些恶魔有力量，祀拜他们，可以为人带来安宁。恶神因而具有了绝对值意义上的“善德”。龚自珍也崇敬绝对值观念，他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拘一格，就是打破了清规戒律的──“绝对值法则”的──胜利。那些“人材”，是绝对值意义上的人材。他们，不是世俗法庭所能宣判的历史之子。

追求绝对值，这是宇宙力量所遵循的法则。绝对值至高无上，其余都是它的陪衬。必须受到刺激，而后才有反应，必定感到了压制，而后才会兴起。而那宇宙力量的汹涌潮汐，却以超人的言语告诉我们的心：刺激、反应、压制、兴起──这都从属于绝对值的运动形态。力量的绝对值──这才是默默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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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内在的力量

一切高级文化，诸如宗教、哲学、艺术等等，其最大的社会功用之一，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内化为人与自我的斗争。这样，社会趋于相对的安定。文明就获得了一个短暂而可贵的喘息。

而宗教、哲学、艺术的伟大成就，即在于使人终于（即一度）战胜了自我，达到“无我”或超我的境地；本不可能的“和谐”，竟成为现实。不是社会的和谐，而是心境的和谐。这样，大和平的帷幕就降临在这块焦渴疲惫、因过度兴奋而趋于衰竭的大地上。

而“客观的世界”似乎为此提供了充足的根据。因为那个“稳定的静态”，那个“缄默的浑沌太朴”，在布道家看来不是“上帝”就是“天命”（圣灵）；在哲学家的心中，它就成了“物自体”或“真如”、“佛性”；而艺术家的眼睛里，则映出了“永恒的美”与“生命的骄傲”……尽管在实际上，他们全都搞错了！

必须要有所排斥，才能汲取到什么。

有所毁损者，才有所创造。

以学习为例，一个人要是无论什么知识什么技能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下来，那他至多是个庸才，注定没有独创性。才能，也必须有所偏废，有所集中，然后闪闪的光辉方能透出。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决不是创造性人物的心理特征。

接受力与创造力，大体是互相排斥的。

接受，这是屈服、适应；创造，这是反抗、升华。而内驱力，是盲目的反对力量。它不择手段、不择目标地要求外扩。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他们的内驱力不是无谓的，而是微妙的反压制力。不自觉的心理反制力，这就是内驱力。这就是使他们不同凡俗的根本魔力。

即使绝情弃智的佛陀与庄生，超凡入圣的耶稣与心思缜密的柏拉图，不也在希求着什么朦胧之象、空明之境？尽管他们追逐的客体，是某种远远出人意表之外的本原，是某种不生不灭、超越善恶、不拘形迹的虚无之君……但那追逐，毕竟是一种希求、一场执劫、一个至死不渝的定向努力。精神之花的主人！有着独特的“心理场”：他们的创造因而举世无匹，始终占据其生命活动的支配地位……这是精神之花的前提。他们对人类的生活给予强力的指导与启示，唯独如此，他们成为人类渴求的精神甘泉。

他不寻觅追随者，却有参差不齐的大量信徒蜂拥而至。他的内在力量，构成了强大的人格力──这是反制力异化成为压制力的显著例证。

欲求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仅是欲求。欲求总与憎恶相伴而行。一方面的欲求有多大，另一面的憎恶就有多大。追求，同时意味着拒绝。追求与拒绝，这是内驱力的两个侧面。它们奇妙交融着。

单纯的欲求，充其量只能达到“贪婪”的境界：而憎恶却是创造之母。因为“憎恶”造成了心理上的真空状态，才为“欲求”提供了真正创造的可能地盘。憎恶比欲求更有力……

“憎恶”的动用，正在于杜绝了孔道的多元性，从而为“一个欲求”提出了强有力的保证。这样的一个欲求，在俗人眼中是可怕的欲求。《书经·咸有一德》篇却把这叫做“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并认为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的必要前提。

与其说“希望”是人类文化的灿烂火炬，不如说“绝望”是这一火炬的黑色燃料。绝望过后产生出来的希望是充满内在爆发力的希望。它已成为反压制力的唯一突破口与宣泄孔道。所以，富兰克林说过，正因为没有希望，我们才充满希望……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些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学上的概念，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能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

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是宇宙间最细赋、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末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

对于伟大天才及其事业而言，压制与迫害实质上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成全”。精神之花，灿然于一片死寂的精神奴役之后！天才，不惧压制，不怕迫害。真天才不会毁于压迫之下，只会消磨于幸福之中。因为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激发起来”的。

孟子对此有真知灼见。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是什么？不是现代人所误解的“人格神”，而是“无言”又“阴沉”的普遍压制。

“大任”是什么？

“反压制力”的社会化说法。你反抗了压制，你就实现了大任！

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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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击

普遍压制无所不在。

普遍的压制是我们感觉到的宇宙本原。反倒近似斯宾诺莎泛神论中的所谓“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神学的上帝，而是聪明的流浪的犹太人所进行的报复──对上帝本质的极端歪曲。

普遍的压制也不等同于斯宾诺莎的上帝，同样，她也远离今日的人们和过去的人们对宇宙本原的一切理解。她，是首先侵入智慧视野的阴郁罗网。她无所不在。她不是存在，存在也不是她的“属性”──但没有任何存在能逃离她的控制和压榨。

普遍的压制是宇宙的基调和永恒的主题。她不是存在，但也不退出存在。她决定存在，正如在宫廷阴谋中，女人决定男人。不论人们是否察觉她，是否承认她──她都无微不至地支配我们，照顾我们，并赋予我们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各种性质和形式。

她，几乎是“惰性”的别名。但她不仅仅是惰性；宇宙间的活性和精力也由她而来。这一“来”在人们心中现形为“激发”。

中国的灵性早就发见了这一点。他们早在《周易》时代就曾透露：普遍压制近乎阴。而阳正是从阴的压制中发动、衍生而来的。所以《乾卦》说：“初九，潜龙勿用”──阳还需要集聚反抗力。而“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阳已足够强大，能够开始反击压制的搏战了。

中国的灵性还表现在：他们认为“乾”与“阳”是世界的肇始。

这，就默认了在“天地开辟”之前，还有一片浑沌，一片阴沉无声的“惰性”、“压制”、“原始物质”甚至“劫灰”……而《圣经》中的“耶和华”，实际上是古代希伯莱人（不同于现代犹太人）给予“乾元”的别号。所以，耶和华不是第一者，而只是世界的起初，只是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一个媒介，是宇宙的创造者……中国传统理解中的可怕错误，在于将“阴”、“阳”并列起来，混淆了二者的主从关系。这是用“人”来解释“天”的又一失误。两千年前的这一错误可以谅解；今天的这一错误就不可原宥了。

普遍压制是一切宇宙的本质及根源。

如果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宇宙，真的有什么“本质”的话，那这本质就是：普遍压制。如果说，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摸到、尝到、想到、甚至梦到的万事万物，真的有什么可以想象并可以体验的“本原”，那这本原就是：

充斥于、支配着一切存在与非存在、超存在的浑沌及其沉沦的属性：普遍的压制，无所不在的杀害。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我们自身在内，都是无孔不入的普遍压制下的变形和影子，文明则是浑沌的偶然现形。

普遍压制的解放者是“太极”──有些类似于“上帝”。但不能将一切解放者统统理解为太极──因为这将引起无尽的误解。有些解放者本身是类似雌性的，像那位没有胡子的阴谋家，他怎么能是太极的化身呢？“极”与“普遍”，是难以调和的。受到普遍拥戴的家伙，不可能是极。尽管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极、救星，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普遍压制，具有太极的本体性。但她不具有太极的阳性。她是无极的太极，是阴柔的太极……她像观世音一样由男变女，但不具备观世音的生育功能，而是以杀戮为己任。

现代意识的迷误使人们幻想着只有一个宇宙，这是古老神话和灿烂童年的遗物。其实，宇宙不是一个，而是无数。它们不断地生、灭，不断地兴、衰，不停地交、替──于是构成了人类难以洞悉而无限纷繁、无限复杂的神秘“超级太空”。永远流动、永远无常、永远在发出无声咆哮和无音交响的超级太空。

阴性的主宰是沉默的。不像阳性的上帝那样会发出人声的启示；并向不割包皮的摩西口授经典戒律。阴性的支配者永远坠落、永远向下运行。不像印度人想象的那样不断向上超升；那样渴望摆脱轮回之苦──她宁静地驱使一切宇宙的兴替浮沉、新陈代谢……但愿这不要被斥为“将无机界生命化”。因为她就是笼罩一切、扭曲一切、消磨一切的普遍压制；她，就是酝酿一切、塑造一切、激励一切的普遍压制。

压制与反击的机缘是这样的：

在普遍压制的不断作用下，浑沌自身开始分化。这种分化，对普遍压制而言，是自我分化。反击力量，就在这分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突起。

在永远沉沦的惨淡光景中，一个个世界，作为满怀朝气和活力的转折，宣告诞生了。他们是沉沦趋势的派生物，用自己的诞生去反击沉沦，否定沉沦无上威权。

分化的过程就是反压制力的不断转易、增强的过程。反制力量，出自对压制力量的抵抗，不是机械的、固定的，而是伸缩的、弹击的。这抵抗不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而是盲目的、随机的、见缝插针的。他热切地向沉沦趋势宣战，对他而言，固定的战场是没有的──无数个宇宙就是超巨型的、漩涡般的战场。

普遍压制分化为特殊的压制，特殊压制又激起独特的反击。具体的（特化的）反压制力的增长，是随着某一存在实体的壮大齐头并进的。虽然有不平衡，并充满不可思议的神秘气氛，但凭着灵性之眼，还是可以朦胧地看到。凭着灵性的耳朵，还是可以依稀地听到……

一个东西一旦被创造出来，立刻产生自己的独立倾向。奴仆是主人买来的，但他却怀着抗命的意图。儿女是父母生育的，但却背离父母的意愿。……这种永恒的趋向，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和独创性。

在历史中这类情况比比皆是。诗人写出了诗篇。但这东西却立即有了自己的命运，脱离了创作者的原先设想的轨道。上层建筑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吗？历史表明，上层建筑一旦成立，马上就有了自己的主体要求。他要求从经济基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反转过去要求左右甚至支配经济基础的命运。他斥责经济基础的庸庸碌碌，他蔑视经济基础的鄙俗，他抵制经济基础对它的制约，他是经济基础的主人。……由此可见经济决定论者多么缺乏人性。学术就更是这样了。一个学科一旦分离出来，马上或不久就显露出它对故主即原先从属的学科的“反抗力”，它要靠损毁自己的恩主，来壮大自己。

科学的发展，正是以牺牲恩主的恩将仇报为前提的。

科学的分化过程，实际上是一连串的背叛行为与忤逆行径。

虔诚的教徒们指责科学是“魔鬼的玩艺儿”，从上述意义而言，还真是不错。但是，难道每一种新宗教本身的诞生，不也是这类背叛行径的结果吗？每一个新兴的宗教组织，不都对哺育过他的固有组织的背叛和敲骨吸髓吗？

不犯下深刻的分裂罪和遗弃罪甚至乱伦罪和弑亲罪，就不会有新的圣殿和组织。犯罪，这是升华的前提。犯罪倾向，成为实现圣洁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种新的反压制力，一旦体现为新的存在而出现在宇宙的角力场上──立即受到双重压制：

A，普遍压制力（它表现为“问题”、“危机”、“挑战”、“困难”等等）的压制；

B，衰朽的反压制力（它表现为陈腐过时的“认识”、“路线”、“方针”、“价值感”等等）的压制。

这样就迫使一切发展，只能建立在背离的基础上。

背叛与谋财害命于是称为至上的美德！世界，从一片沉沦着的浑沌状态中，就这样不清不白地分化而来、脱颖而出，世界上有多少伟人和天才，是被强暴而生的啊！

谁能热烈希望地否定这“天地之始”的无名浑沌呢？

世界上有多少伟大的领袖是通过最卑鄙的手段称为伟大的？例如那位杀害哥哥弟弟、逼死父亲、僭称唐太宗的李世民同志。伟大的领袖将自己的恩人贬为“丑陋陪衬人”，他还狡辩说，宇宙的诞生本身，就是背叛浑沌的结果。

压制力量和沉沦趋势占统治地位的时空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反击力量。但它不一定立即脱颖而出，施展反攻。他也许潜伏着，仍然处于貌似驯顺的半阴状态里。他也许飘流着，转移到另一个压力薄弱的时、空之中。但是迟早，一个辉煌灿烂的反抗，会形成的。

古人不理解这一“机缘”，他们称这种现象为“欺软怕硬”、“恃强凌弱”……但是，宇宙是不讲道德的。道德，只是人间的“游戏规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对宇宙来说，力量和节能是至高的；规矩与范式，只是力量运化的轨迹。

在“种瓜”与“得瓜”之间，在“种豆”与“得豆”之间，有一个漫长而曲折、混乱而莫名其妙得以致不可理喻的过程。结果，种瓜的不是得瓜的；种豆的不是得豆的。由于生长过程太长，窃贼也太多就是了。于是人们觉得称之为“命运”更令人舒心。因为“命运”一来，大家都不必对此承担责任。浅薄的理智与科学，尚不足以理解它；僵硬的语辞、狭窄的范畴，实在不足以概括它。

种瓜者并非得瓜者，种豆者不是得豆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是就瓜、豆生成过程而言的；至于作俑者和得报者，究竟是谁，那就无关紧要，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这是历史中的最大未知数。一切历史研究的法则和所谓的历史预测，都无从解答这无限之谜：到底谁是种瓜者？而最终的得瓜者又将是谁？像庭院里的松鼠一样忙忙碌碌的人们，真能参透此中奥妙吗？结果似乎是，谁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照此看来，怎样“理解”反制力量的突起，就成了一个头等的难题。“突起”是否就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虚无之物？不能理解的东西、难以释义的奥秘，就一定是假的吗？反过来说，难道能够解释、能予合理化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的？这样时兴的推理很难令人信服。人类的毛病，就是“不知──知”。这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虚荣心，毒害着我们的家园，使整个高级文化毁灭。普遍患有的社会浮肿病（庄子称之为“伪”），使得“知──不知”式的合理怀疑，变成反社会的代号。而要做到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却是最难的。因为哪里有个对裁判，去断定什么是“知”，什么又是“不知”。例如，孔子本人的“知”，就多次受到他者与后人的怀疑、嘲笑和否定。

在压制力与反击力、在沉沦趋势与升华作用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比例。这里既没有“正比”，也没有“反比”；有的只是冲决了思维的框架、混淆了语言界限的比例失调。但无论如何，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神秘线，沟通了压制与反击。就像月下老人用他的“红线”，沟通了一对痴男怨女的野心。他们也许早已熟知，也许未曾谋面，也许曾经分属于死敌世家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许几度悲欢离合如破镜重圆……但只在这时，才融和到一起。

这里的机缘，无法用语言去破译、更无法用感官去看清。这是新陈代谢。而新陈代谢是无声的革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党夺权”。

新陈代谢，是年轻一代替代没落一代的和平革命。新陈代谢体现了宇宙最高的道德（如果说，宇宙中真有所谓“秩序”的话）……新陈代谢，意味着更强大的反压制力，突破并粉碎了业已衰朽的压制力对自己的压制，取而代之，行使天命。这是新生事物将自己的“独立宣言”付诸实践的行为，是类似美国独立战争的那种分裂社会与背弃祖国的造反运动。所不同的，在于它的普遍性──小至细胞和量子，大至星球和星云，都在无休无止地重演令人作呕的节目……

“反压制的反击力”就是这样诞生的：每一项存在，都包含一项反压制力，否则它就不再存在。

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他的反压制力就随着生命的壮大而日益增强。终于，他成了一个好战者，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勇于革新者，一个满怀创造热情的人……随着生命的日渐衰落，他渐趋平缓、稳定；他的反击性日益薄弱。最后，“第二童年”来临了，他平安了。

但反击还存在。他感到自己的羸弱，于是尽力维护自己，采取越来越坚硬的自我防护措施。于是，他就显得越来越顽冥不灵、泥古不化。

最后，生物水平上的反压制力终于消歇。──死亡来临了。

什么是“崩溃”？什么是“解体”？

崩溃，是无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解体，是有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对普遍的宇宙而言，压制的力量是根本的要素。所以，崩溃与解体是万物最终的宿命。

只是对特殊的个体存在而言，反击力量才是他自己命运的标尺和水平线。

反击力量的状态，决定个体的一切形态。反击力量的水平──物理水平、生物水平、社会水平、心灵水平──是各种存在形态的直接决定者。有怎样的“水平”，就有怎样的存在。这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的。

疯狂吸食可卡因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原欲（力比多）”学说，还不应当寿终正寝？这样的思想毒品正是蔓延世界的药物毒品的前驱。

原欲并不“原始”，它，只是生物或心理反击力量的别名。还有比它更根本的欲望在！这个源泉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化育者。──是那“众妙之门”。

众妙之门是什么？是雌性的太朴。是“玄牝”。是那迫使一切派生物永远沉沦的女暴君。

人们，曾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迷茫了无数世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切好古的理想家的灵感源泉。这，很能说明我们当代的问题。因为共产主义声称是一个“尚朴”的社会，是个崇拜女性的“母系社会”。社会制度和经济问题方面的原因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那是一个依附心理占了上风的社会，那是一个听天由命、不思进取、企图不劳而获的等级社会。因为，它在精神上崇尚“阴”，在行为上表现出十足的“惰性”（这很合乎太朴的沉沦趋势，很能与压制机理协调无间！）；如果它也有什么“文化”的话，那也是反文化的文化，用别人的真诚创造来点缀自己无聊假面的“玄牝文化”……

尖锐而勇敢出击的反搏力量，是现存世界之外的破坏性因素和创造性因素。他因此雄踞宇宙之巅，他永远改换着这个世界的面貌、性格、以及广度和深度等等。

如果说，这个世界及其一切附庸属性是“存在”，那么普遍而不可测度的反压制力量就是“反存在”。它比存在更有力。它是“存在之父”，犹如普遍压制是“存在之母”。

我们的生命力，以及植物界的、动物界的，以乃至于整个生命界的内在力量，尽管光怪陆离，但都是普遍的反压制力量的分化形态。

这里面有多少矛盾、冲突、争夺、纷扰；有多少在那至上的永恒者看来，是如此可怜的互相抵触、琐屑的此起彼伏啊……但是，伟大而明澈的心眼，却在其中窥见了“壮阔的和谐”。它是如此庄严神秘，高临万有之上。

只有在漩涡中，才有对立和互相追逐，

只有在分化中，才有自我及其千奇百怪。

在那伟大而普遍的反制力量“看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天下何思何虑！”

但作为思想者的我们，却要用思虑的扁舟，试图抵达无思无虑、超脱万有的空明之境……用痛苦而反抗的航程，创造幸福的皈依！

（另起一页）

二十一、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浑沌太朴──犹如无边无涯、不见端倪的“祭坛”。

她，阴沉沉地通向一切存在，并力图压碎他们，使他们顺着命定的轨道沉下去。她，要求一切存在为她无偿地献身……

她，只有一种顽固的倾向：

要把一切宇宙、一切世界、一切可以睹见的形体，都搁置在她那无形的、永恒的祭坛之中。以便慢慢盘剥他们、细细咀嚼他们……直到把他们重新拉回她那冷酷的永恒中……使他们重行变成她那广漠无垠的一部分……在无动于衷里，她好像哈哈笑起来了……

可怕的宿命！这就是她！一切存在都在为她默默地“流血”，直到耗竭虚脱而死。不止是生物，不止是人类，不止是思想的精华，不止是灵性之花，而是一切存在与现象！一切已经存在的，以及一切过去存在的和将来可能存在的现象，都要为这最基本的（而不是“至高的”，暴君而默默牺牲，毫无报偿。因为她的本性如此：强行牵引万物下沉、并粉碎之……

她预支给存在物以报偿，那就是他们的存在，然后再夺去这存在的权利。幸福与不幸，在此汇合。

悲哉！印度人的“轮回”观念，并非仅仅强词夺理。浑沌太朴，默默“赐予了”一切，然后又同样默默地“夺走了”一切。这里有一圈又一圈的旅程，一个又一个的巨型之“圆”。

她既是可怕而沉寂的祭坛，又是喧闹而无形的摇篮。她不住地摇、摇、摇……终于摇出了一番又一番新的光景。摇灭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宇宙。

在她的“摇”中，我们才得以窥测出那个“稳定的静态”。如果她不摇了，就化为一片连静态也不是的“冲漠虚无”。

对浑沌太朴最贴切的描述，只能是：“〇”。因为具体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不可知”，并不是不可直觉，而是“不可说”。因为一切知识都立足于语言，并通过语言来传播。

“〇”──这是浑沌太朴的徽号。

“〇”包含着无限的神秘，不可言说的感受，我们的眼睛也看不见她。我们的心说，她是“〇”。

人类活动和一切文化的反压制、抗沉沦性质，决定了它们的散朴性质。用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到底是情人杀死了情妇？丈夫杀死了妻子？还是儿子杀死了母亲？使之不再是原来的她？也许还是《庄子·应帝王》篇末的浑沌之死，最为象征性地描述了文化和生物的命运──怎样一步步致朴于死地的。当然，这仅是人的视野所及范围之内的补，是文化洞天的朴。

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文化，注定了要在浑沌太朴的无限阴霾里，开创出一条条的幽径或大道。而对浑沌太朴来说，如此后果无疑分解了她自身，有如情人使情妇开窍，丈夫使妻子成熟，儿子使母亲衰老──这些杀手，都割裂了太朴的圆融。对“浑沌太朴”，这意味着“罪恶”；但对“人”，这是“进步”，是“反抗罪恶”……

对于人类来说，“返朴归真”从其本义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存在、以及万物的存在、甚至星系的存在，宇宙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朴与真的抗议和反击，是对浑沌与原始状态的破坏。“返朴归真”，只是当某种文明系统已经深陷于它的病态泥沼中，作为一个振奋人心、刷新历史的口号，才是可取的。《老子》的哲学错误，是以文化史的暂时波澜，充当了宇宙本原的永恒秘境。

浑沌太朴的基本属性是压制与沉沦。它是沉浊的、惰性十足的。只有作为她最高的对立者和分化形式的人类幻想，才是空灵的、充满活力的。

作为压制的分化形式，反击兴起了；作为沉沦的分化形式，升华展开了。他们，一直要升腾到很高很远的未知之境，被一种压制不住甚至自制不了（自我压制）的冲动驱使着，不能自已！

沉沦与压制结下了不解之缘。压制的本性是迫使你沉沦。但沉沦又不同于压制。沉沦，是就浑沌太朴的自我运行而言；而压制则是就它与表象世界的关系而言。此外，沉沦也是每一存在体的自身宿命，而压制则表现为存在体与它存在之间的关系。

压制导向沉沦……沉沦显示压制。对于人而言，浑沌太朴既是至善又是极恶。人的矛盾心理，在任何地方也不及这儿如此突出而醒目。不通过压制与反制的奇妙机缘，不通过沉沦和升华的神秘际会，作为生物的我们，是根本感受不到浑沌太朴，那个不可描述的“〇”，那个麻木不仁的阴黯暴君。

作为生物的我们，是在压制与沉沦所激发起来的反制也就是反击的升华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高级形式（人们自认如此），一片光彩夺目的浪花……我们因此认识了我们的“父亲”──反击过程与升华过程。并通过我们的父亲，察觉到我们的母亲──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

对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的思想，我们推测了作为宇宙第一者（不是宇宙创造者，而是前于创造者的原始质地）的“〇”──浑沌太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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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不论人与人之间纷陈着多少深刻的差异，并由此生起多少层面的力量比试与文化波澜，在以下这些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稳定的近似：

1，每个人都活生生地存在着，这意味着流动、变化，对各种刺激进行特殊的反应。

2，每个人都在活生生的存在过程（这被叫做“生活”）中极力表现自己，用各种方式展现自己的生命。

3，每个人都努力在空间上扩张、在时间上绵延自己的存在，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现只是其手段。只有当人确切知道了自己的极限之后，他才学会克制自己（所以，让人格守社会规范的灵丹，是用一定方法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极限）。

4，意识到上述三点，并通过语言和范畴来思索它们，从而形成群体的文化世界和个体的意识世界。

由于人的文化意识的泛时空性（我们现在思索这些问题，正是文化意识的结果），上述四点，事实上是交融在一起的。有时我们甚至难以区分，什么是动物的人，什么是文化的人；什么是基于科学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什么是基于文化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但相对说，区别它们恰恰是摆设在思想者面前的一个令人神往之谜──它诱使思想接近它。

文化本体论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的本体论。各种本体论虽在体现宇宙观念方面，有着深层的一致；但当人类的智慧以其不同的侧面去探索不同的问题，并把自己的光，投影到了不同界域中的刹那之间，必定会产生不同的视象。一种真实的科学本体论，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实验的（而不仅仅是“实证的”）基础上，它尽量排除猜测或假设的部份。这样一来，一个巨大的空白就出现了：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时空诸相的繁复则显得相对无限。在“实在”的背后和四周，存在着巨大的“虚空”。这虚空，是现有的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的。

这一虚空，正是文化本体论所意欲探索的空间。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之科学已经证实了的实在世界远为广袤、远为神秘的地方，但它又是近乎无所不在的，甚至就在我们身边。

极力在生活中表现自己，以此来赢得自己也赢得生活，这是现代人已经瞥见的普遍的文化精神动力。它不同于科学的精神，即便是在那如此千姿百态、充满生气的动物世界里，人们也看到了（并用摄像机悄悄拍下了）这一精神的冲动。人们观世的眼，决定了他所捕捉到的视象。人们把越来越多的人情味儿，注入他们不再对之感到恐惧的动物世界。人们越来越多地发见了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所具有的“人性”：这就是自我表现。人自己，无愧于那顶自我表现的大众情人一般无异的无耻王冠：他比四脚畜牲有更强烈的动机、更明确的意识、更耐久的毅力。不可否认，这正是帮助人类这种两脚动物得以战胜群伦、垄断地球的最大力量。

耶稣早在他短短三年的悲剧史诗般的反击生涯中，就发现了这个“精神决定物质”的现象，他认为这是“魔鬼”迷惑住人们的感官，从而蒙蔽了人们的真知。耶稣想完成人间的驱魔仪式，结果，反被魔鬼的子孙、毒蛇的种类钉死在十字架上。撒旦再一次取得了实有世界里权力核心必定拥有的光辉胜利，为自己的饕餮贪污的晚餐又多上了一道“纯洁的菜”。

耶稣的乐观主义，认定人类有能力战胜自己“精神决定物质”的（充满幻想气质的）文化天性（就上述意义而言）。而现代的生理心理学却证明了一个又一个反耶稣的定理！──人必须先对某物感受到兴趣，然后才能将之纳入视觉注意的中心；人必须对某物感到了“需要的压力”，然后才会把关于它的深刻印象，输入到意识的库存、行为的反应中去。

活生生的人，是随时随地（哪怕是在梦境中和玩笑里）运作着一整套“生理心理程序”的个体。在有机与无机之间不断反馈（完成其感知、体验、反应、行动、逃避、转移……）的个人──不仅是个人意识的基础，也是集体行为的文化出发点。离开了个人的精神，集体的文化要么失血并瘫痪，要么抽象为一个禁锢活力的符咒。

个人的文化精神的扩展，并不像是流行的看法那样，仅仅起着分裂社会和科学的规程作用。其实，它也是社会文化乃至科学规范本身得以更新的头等动力。当个人与个人在文化的荒原上相撞，他们要么两败俱伤，要么联合起来，学会共同的文化生活。因为在一个人烟日益稠密的世界上，孤独者很难找到自己的乐土。甚至连立锥之地都会被无情地剥夺掉。当个人的扩张采取了时间的形式，就促成了被称作“精神文化”事物的起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文化心灵的最大恐惧；而文化绵延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安慰这“无名的悲哀”。人，不仅希冀后人铭记自己（哪怕是刻在一块冰冷的花岗岩上、印在一条褪了色的条幅上），还渴望从援引前辈的遗言、遗迹中，汲取支援意识的力量。这就是“典范”的吸引力所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人，在创造精神上堪称是贫弱的，这可以从他们以“述而不作”为典范，以“注家”自居──不敢涉猎“开创先例”的文化表现──上看出一点端倪。缺乏原创力的表征，恰恰说明文化传统的压力过于强大，以致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启示变成了桎梏。

尽管个人的扩张及其创造行为（包括“思想”、“设计”）受到社会（空间上的）和历史（时间上的）的严格文化限定，但他总是在有限中，遐想着无限；在自我中，包容着宇宙──“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

人的本质是什么？

这取决于人与其它动物间的区别。古代神话说，人是上帝从动物世界里挑选出来，用以贯彻自己意念的优秀者。那么，是否可以据此判断：人，是上帝与动物之间的一个中介？或是上帝与动物的混合体──精神上的神，肉体上的兽？无怪有句谚语说，人具有半神半兽的双重构造。

意识与语言，也许并非人的专利（现代生物研究表明，动物甚至植物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人类的独特成就却把它的发展推向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理智的判断（趋利避害）和情感的冲动（以欲力为基础），更不是人的专利（这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前提）。但人的文化表明，它们是在人的活动中，得到了迄今最充分的发育。而综合了人的这些超动物特征的“有机文化”就构成了“人的本质”。人为自己创造了“文化”。文化的本体论，事实上是人在探索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巨大空隙时的“道路”。每个文化时代，都产生了自己的文化本体论，每个文化时代，也都扬弃了前人的文化本体论。

这种新陈代谢，正是“人的本质”的有力表现之一。

所谓真理是多元的这个命题，其含义是：多个真理可以相悖而共存。关于多个真理的观念，是否属于怀疑主义的一种羞怯表现？凡此种种，都很难确证。有关的论断与证明，常常取决于语言（及其定义）的安置及其巧用。因此，那只是语义学上的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但“世界观”与“真理”则不同：世界观是无法检验和公认的。那是一种存在。即便在一元真理控制着整个文化意向的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在“一元”的旗帜下，也是各各不同的。

“世界观”与“真理”的关系是这样的：真理虽然来源于实践的总结，但其具体形成却受到世界观网系的严重过滤。因此，就文化的本体论而言，它并不把自己的观念世界升格为普遍的甚至局部的真理；而仅仅自认为，是诉说了在某个时代、某种文化气氛之下，某个心灵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有机的看法。

这里展示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甚至不是一时的、片断的真理。因为这里诉说的一切，与真理本不属于一个范畴、一个界域。这里提供的，仅是一些有趣的说法、别致的思想而已。它并不试图建立固定的定义，而仅只表现了精神探索的多项可能性而已。也就是说，这是轻松的探寻，并非去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宇宙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人为的文化构造，都有其特定的限数。许多古旧的哲学原理，也像是文化本体论一样，在理论的原则上是承认文化乃至文明实体本身的这一新陈代谢的。差别在于，文化本体论还勇于兑现这个文化论上的承诺：它在实践上对异己的新文化力量，持发自内衷的宽容态度。这样做，不是出于文化道义感的克制，而是发自对文化命运的洞识。文化的嫉妒心是与缺乏自信，是成正比的。文化方域中的狂热嫉妒，是一种类似尼采所谓“追求权力的意志”之类的心理冲动，它来自潜伏在文化人类身体深处的攻击性本能。它的各种极端表现，在古代的暴君、排除异己的教会集团（以犹太会堂和基督教会以及他们的现代世俗化的继承人──政党，最为“杰出”）、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甚至相互攻击着的尼采主义者（如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表演中，早已为人熟知了。但新哲学并不出此下道，它知道过无济于事──建立在沙滩上的纪念碑是不可靠的。它看到了掩蔽在文明光彩后面的漫漫黑暗，它指着壮人视听的文化实体后面的无边虚无，对所有的“耳朵”（包括他自己的）悄然而说：学会宽容！

它的话语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开拓性的。正如弗兰西斯·培根说：“现在流行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事功；现有的逻辑，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现在流行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

也许，科学本体论的规范无法实现的文化功能，要靠文化本体论的探索去实现。

文化本体论，只是在追求着自己处身其中的文化大时代的文化本体──“我所自任的角色不是一个裁判官，而是一个向导员。”（《新工具》第l卷32节）

为此，需要区分科学的本体论和文化的本体论，即绝对的本体论和相对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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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在人的心灵深处，存在极反的心理动向，它们共存共荣、互相滋补。诸如，爱与恨，行善与作恶，受痛苦与寻欢乐，绝望与希望，求生存与觅死亡等等，这些对立面都在“我”的名义下奇妙地融合。越富于创造的活力，他内部互相对峙、冲突的心理动向间的反差，也就越是引人注目。克服世界，原本发端于克服自己。在这里，反差的存在，以及为协调反差而行的努力，成了心理驱力的源泉。大有抑制并称合反差的能力。为了生活，他必须寻求有效的行为方式，他必须做出确切的判断与反应等等；这就要求内心的反差尽可能不要外露。换言之，外露的言行，尽量避免以反差的形式出现，以降低不必要的阻力。具体支配行为的是一种当时主要的心理动向；相反的动向则经过抑制、转换而曲折地显现，担任隐秘的配角。这就形成了心理形态与行为形态之间的不同。因此，各种言行本身，都是个体的内心世界与环境之间的一项妥协、中和、或装饰。是个人试图适应环境或改变他人行为的一部分。各种言行在根本上都是随机而变的，具有试探性、即便在极为原始的心灵中，就已共振着动向相反、互为生成的颤音。

我们知道，在许多民族早期神话形象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并非人类的近亲哺乳动物，而是与人疏离的爬行类和鸟类。例如，在古王国时代统一之前的上下埃及分立时期，上下埃及的各自守护神分别为蛇神与鹰神。古波斯宗教的象征性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琐罗亚期德，一手执蛇、一手执鹰，代表两种相反力量的并存。《圣经》中的恶势力是以龙蛇一类的爬虫为代表的（撒旦）；而正义的天使们则身上有翼。至于古代墨西哥城的城徽更富于戏剧性──那造型是一只雄鹰征服了并践踏着一条负隅顽抗的蛇。龙蛇与鹰鹫，是通过互相对抗的力量化身，去占领神话鳌头的。

在古代中国文化心灵的梦幻世界（这常被称为“原始文化”即理性文化底层下的精神世界中），沉沦与升腾两种力量动向，分别投射到龙蛇（沉沦）与凤鸟（升腾）的象征体上。蛇，是原始阴柔力量的化身，浑沌势力的代表，它使人望而生畏。它能以人所没有的耐力渡过严冬，“死”而复生──春夏季节一到，再次隐现在草莽之中。它的眼睛闪着幽冷之光，它的嘴中含着把人带往另一个世界的神秘。鸟则是原始阳刚力量的化身，它是生命冲动的代表，令人神往。它能以人所没有的冲力脱离大地之母，周游天际，达到空前的自由。它的翅翼鼓荡着未来的风，它的眼睛满载着天庭的秘密。

龙蛇潜隐到很深很深的地下，凤鸟飞旋到极高的天穹──两种相反的力量同时激动着滞留在大地平面上的人们。人也许不得不中庸──他的生态就决定了这条道路──但他憧憬着相反的存在。

学者们有一套观念模式，认为古代中国的东夷部族是信奉凤鸟（包括“玄鸟”）的而西戎部族则信奉龙蛇。这种分类，就某个时期的历史横截面看，也许有道理。但任何道理都是属于人时一地的；龙蛇与风马的对立亦然它们逐渐开始了融合，完全打破了族属界限。例如，在信奉龙蛇等爬虫类的周大执天下牛耳的大时代（八百年的“周朝”）中，蛇神和爬虫神（以鳄鱼或它种类别为原始模特儿，在演化途中，大大吸取了鸟神的诸多特征，构成一种新型的龙神。龙不仅具有蛇鳄等神的幽潜能力，更具有凤鸟等神的飞翔能力。此外，更获得了作为两者之中介的变形能力。龙神，成了一种出神入化、潜隐无形的主宰：相反的力量集于一身。大的力量，来自协调与变形能力。

“具备创新个性的人，会在行为中表现出各种相对立的特征。”奥地利犹太人荣格这样说。这些人因为内心的反差过于强烈，以致无法协调得大圆大满，从而在外部的行为上留下了内心冲动的踪迹。创造性的个性，显然违背了“中庸”的原则。甚至可以说中道与创造二者完全相反。中庸反对极端，信奉“过犹不及”的理念──之所以称之为理念，是因为“中”永远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但这不等于说凡反极端即是中庸。创造性的个性则爱好在主体的能动中，找到了一种发泄的类，一种表演的美，一种自我愉悦的美。他的第一要义，就是击破现有的平衡，并以此来缓解他的压制感。而中庸的第一要义是力求调和各种冲突，避免恶性的行为循环，以便达成一项合理的社会方案。

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是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涂上了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

原始的创造力，则是一种不计成败结局如何的自我显现力。他的目的只是显现某种广大的映象。假文化市场上忙忙碌碌的买主和卖主却无力对此层含义做出理解。在他们眼中，创造行为似乎是经过了仔细演算的数理方程式。有篇讽刺小说（西德作家约·洛德曼的《成功之路》）真是一针见血，它说一个作品的社会成功，“与什么都有关系，就是与作品本身毫无关系。”这说法也许极端了，但对今天迷信于“接受美学”、“阐释学”的人们却不失为一副心与理之际的清醒剂。

人的认识能力是通过“好奇心”的诱发喷涌而出的。创造性的秘密就在于无拘无束地试探：它被好奇驱动，被想象烧旺，被意志鞭策──这试探所包含的功利性，是不确定的。只是在其以后，它才经由社会的功利目的所拣选，成了一种“有用之材”。以不同的心理动向为视线，去交叉地观测同一个世界，将获得全然不一的映像。于此世界成了费解的，因而是矛盾的。但“我”所具有的统一力量，却容忍不了无法自圆其说，容忍不了两个视象的重叠（眼科学上的所谓“复视”），所以他使要综合不同的映像，以求得统一的理解。这个刺激源，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的智力活动。从此他学会分头从两个角度去观察同一个世界应付同一个生活和“矛盾的世界”。否则，世界则无法理解。从行为的世界看，人必须面对一个不容疑惑的世界。你不是顺从它，就是抵抗它，二者都是“适应”的过程。总的原则，是采取一条相对稳定的“路线”──相界的心理动向，必须在这里求得一个实行的妥协。这妥协的方案，在古代中国思想中，是“中庸”。因此中庸不是一项理想，而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行动准则。

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创造力就相形逊色。已形的东西抑制了未形的东西。它使人不容易从经历和记得的事物中脱开去，开赴到比较新颖的境界里。我喜欢这句格言：“忘却与记住同样重要。”思想特别深奥的人，语言表达能力反而软弱──思想总想突破语言的囚牢，而最后又不得不蛰居其中，既痛苦又混乱。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他所表达的思想，只占他实际思想的十分之一。不是由于言论的恐惧，而是由于言论的无力。爱因斯坦的事例更能说明深一层的问题：他直到五岁才学会了自己的母语！《老子》所谓“大辩若讷”，真是灵验了。看来，语言不仅限制思维，有时还妨碍思维。一种表达越“精确”，对智者的启发反倒越少。

人的总能力是个恒量。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优的表现，对其他表现潜隐着牵制的作用；甚至抵消。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

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

信仰，是危机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危机感的产物。生命面临无所不在的挑战，每到力不胜任之际，危机就发生了。信仰，的力量在于：它是某一经验、感受、信念的特化，它因此有助于人在变幻无定的生活世界中，维持一种恒定感，以此去抵消生活的动荡。尤如在波涛中，压舱石显得特别重要。相反，在生活中跋涉过久的人们，也因极其疲惫而失去生活的节奏感、失去作为依托的信仰本身。这时，危机依然存在，但危机感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人们对危机的感受力已失去曾有的敏感度，故用以克服危机感的信仰本身亦随之冰释瓦解。这是因为，过深的危机反使危机感趋于淡化人们知道救助无望，反而不愿正视危机，只求醉生梦死，以求逃避现实了。每到这种时刻，虚无与纵欲结成孪生兄弟。这就是二十世纪现代风靡全球的“末世感”？

思想必须有力，且有助于人的生活──世俗的或神圣的生活。苍白贫血的思想无人问津，甚至激不起要把它记录下来的冲动──“思想力”，归根结蒂也是一种“力”。没有力量的思想，因其不能被寻求力量的人心所捕捉，因而没有价值因而也就不是“思想”。

思想力，有时发挥着压制的功能；有时发挥着反击压制的冲力。而“力”的性格，从根本上注定了它是动态的。思想力的倾向因而主要是反压制的，是革命性的。维持与保守的压制功能，只是它在文明衰退情境中的暂时表现。

思想力推动人们去远征。他们的身体或许已经形容枯槁，但心却在燃烧：心灵界域的精英，牺牲别的界域的精华。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相反，他带来的多半是“不必要的痛苦”。而对他周围的人们来说，他的出现则意味着骚扰和惊吓，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打破生命的寂寥。而生命之花的重启，又以“牺牲种种现存之象”为代价，以推动历史的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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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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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天人

诺斯替教派，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他们的《创世记》有耐人寻味的启示性。他们也承认，感性的世界（即《旧约·创世记》中“上帝七日所创的世界”），是神造的。但他们同时声明：这位创世的神，不是全能全知的宇宙至上神，而是一位名叫亚勒达包斯的“劣等神”。这位劣等神，正是信徒对《旧约》中的“上帝”的称呼。这位“劣等神”，是一个更高的神──索非亚（SOPHIA，意为“天之智慧”）的“叛逆之子”。而恰恰是这叛逆的、劣等神在其“对超理性的叛逆”中，才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宇宙”的、这个“感性的世界”！

对这感性的世界，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曾经正确地称之为“感觉的复合”。按照诺斯替教派的上述理论，人类苦难的种子，并不是埋在“失乐园”的灰尘中，而是埋在“创世记”的光明中。按照如此逻辑，那位遭到万人唾弃的“狡猾的蛇”、《旧约》中的“恶魔撒旦”──反而可以被认为是基督的救恩所不可豁免的中介！因为这蛇警告过夏娃，要她食取禁果、获得智慧，以便把自己和后代，从“劣等神”创造世界、对人类进行“感性欺骗”的罪恶中解放出来。按照诺斯底派的邪说，作为劣等神的、创造感性世界的耶和华，他的自由创造活动，是以至上神索非亚的“允诺”为前提的。但是，至上神索非亚不会永远容忍劣等神耶和华限制人类净化感性世界的奋斗──终于派下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人类从耶和华创造的感性世界的泥淖中拯救出来。……

像诺斯替教派这样的创世观与救赎观，是希腊人接受犹太背景的基督教的过程中，产生的特殊混合体。因此，它是两种古典文化（希腊文化、犹太文化）相遇时，击迸出来的精神电火。透过神学的飘忽帷幕，它向我们发出如下的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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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公猩猩

关于“老公猩猩”，我们是这样看的：不能仅从年龄去判断谁是老公猩猩；而要综合以下指标去衡量：

A、他们的“生物文化”年龄，这在中国一般要到五十岁左右，而在美国到三十就差不多达标了。

B、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抗拒。

C、他们对社会权利的掌握程度以及决心滥用这种权力以维护自己或隐藏或公开的个人欲望的程度。

D、通过镇压和虐待年轻一代的活动，他们积累新生命的尸体，以及他们运用这些尸体去进行祭祖等邪恶拜物教的广泛程度。

这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老公猩猩以及是“几星级”老公猩猩的重要参考数据。老公猩猩的特性越强，则他所应荣获的级别也就相应越高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对他们授衔，像一位总统对他的将军们授衔一样。

一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平凡的老公猩猩……五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最显赫、最狂妄、最有权力、最专横跋眉、最富于残余的强烈本能的老公猩猩。

我们给予五星级的“老公猩猩”以最高的评价，他们用自己的反动性抵御自身生命的颓废，使年轻一代的精神很快像老东西一样荒废掉，正是这种被遏制的年轻的精力，像困兽的暴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青年”，这是某种要比“奴隶”和“人民”远为实际，且生生不已的力量。但在中国社会，这三者的地位是相似低下的。

我们正是在此“压制”的意义上，认可了老公猩猩们的“历史贡献”。所以我们用文字为他们堆砌了繁多的金字塔，如二十四史、革命传统等等。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须辩论或指责历史学家们的奴隶性或人民性，因为奴隶性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奴隶性。

不是“红颜，命薄”，而是“命薄的，才算红颜”。不是“良辰美景留不住”，而是“留不住的才是良辰美景”。──人的进步和人的不幸，都是由一种内在的焦虑一手造就的：如“一切道德都是暂时的伪装。是弱者保障自己所有权的临时屏障。”

人性，摒弃已然、追求未知，爱恋瞬间即逝、而厌恶长相缱绻的。多么缺乏常性的人！

“动物庄园”的寓言可以这样理解：“福利国家”虽是“理性精神”的有意识产品，却与人性并不切合。因为所有的人性都企图在福利国家的大饼中，切出一块比较大的留给自己：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它的最佳缩影无非是──现代化的养鸡场、畜牧地。当然，在更让现代人自豪的“自然保护公园”中，也有更多的“自由”和“新鲜食物”。谁说以上看法是对现代文明的诬蔑？

当然，上述看法有一项重大的遗漏：养鸡场与畜牧国的目标，是杀鸡宰羊获取其肉和其皮毛。福利国家的目标则为保证政治上的稳定，也就是保证选票按计划落入那些权力集团的囊中。至于美学方面的趣味，养鸡场和福利国家颇为相近。养鸡场的缺点在于，还缺乏动物保护主义之类的装饰品。

你要抱怨生活的贫困？但如果生活并不贫困，你又哪里会去创造什么呢？哲学家们，尤其是希腊意义或中国意义的理想（而非现代的哲学教授们的生计），一言以蔽之曰，“抵抗‘人为财死’这一生物世界的定律。”哲学家想抵抗这本末倒置、矫枉过正的反常，但现代文明和福利国家却把这反常推到了极致……现代的哲学教授正是为这反常进行辩护的进行不遗余力的文化奸商。他们拒绝从那些非人的、异化的市场中解放，拒绝挣脱“过度的文明”；相反却卖身为奴，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甚至教会学校都在拒绝性灵之真……因为他们只是教书的，不是思想的。

庄子所说的“外物”，本为促进人的健全生态而利用的手段，但现代社会却把这东西升为目标，而日趋把人贬为手段，这是人本主义伦理上的破产。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生命的活动和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附加物（或是它们的表现形式）……从这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在上帝的创造面前人人平等──一切平等。”但这决不是“人本主义”或“人类至上”的可怜附注。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然之物的“重新排列”。世界的基本元素就是那样，万物之所以分歧，仅仅在于构造及元素的比例不同。──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认定“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用来解释既成的世界十分省力，但却过分缺乏热情了。这似乎是思想的衰兆，一种精神没落的标记。

创造本身到底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这项规定同样可以用于世间万物：它们本身的性质是一回事，我们对它的看法是另回事，且是更关键、更影响我们生活的另一回事。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生存的标识，这种标记预示我们正在兴起，还是趋于没落。因此，并不是“世界观”或“知识”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命运决定了我们将选择并获得怎样的世界观和怎样的知识……“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人对人造系统是具有敌意的。这样的敌意导致文明的分裂和再生。有时，这一再生也体现为，人对人造系统的抵制、损坏甚至全面破坏。

每当人感到人造的系统正在威胁“自己的真正幸福”时，就会毫无不踌躇地这么“再生”。这时的社会与文化，多是“停滞”、“退化”的，实际上，这仅是假象。因为文化的真谛乃在于“协调”：协调人际社会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社会革命的目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科学革命、技术革新、观念进化的目标），协调人对人造系统（这甚至是文化积累、生活传统、社会习惯、知识结构的目标）的关系。协调的努力，艰难而痛苦。协调之后有大长进，大长进又会带来更大的大不协调……协调时期，往往被目为繁荣时代，但这是旧事物衰亡与新事物酝酿的“无定河边”。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

新时代的耕耘者，常被目为旧时代灾难的触发者，因此创造者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但明敏的历史家，不会把捍卫旧事物的保守份子，视为生命的卫士，因为保守份子只是伟大传统的渣滓。为了驱逐这些渣滓，新的恶棍将起来，用新的创造作为协调的利剑，剔除渣滓。

如果我们能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的创造历程，能发现什么启迪呢？一切人造系统，都属于人的领域；正如人属于自然，而自然又归属于某种不为人知的超级存在……所以，野蛮有时比文明更“进步”。例如，关于中世纪黑暗、倒退的种种说法，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宣传家们有意无意间杜撰的新神话。中世纪，就其整体而言，决不比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有着更多的罪恶。现代的人们在这一点上往往持有矛盾的看法。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们，一面攻击中世纪野蛮、愚昧、黑暗；另方面又谴责古典时代的奴隶制度，并据此提出中世纪的经济秩序来得进步、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种双重评价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虽然生产力在古典时代末期已大大萎缩了，根本不具备“突破生产关系”的能力）……类似这种出尔反尔，对持有“经济结构决定文化形态”的教派来说，是家常便饭，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弄懂了文化史的节律，就可以看到，“冬天”比起“夏天”，并非一个倒退；同样，“秋天”也不是“春天”的耻辱。用肤浅而近视的功利主义观点，分解不清文化流变史的复杂色彩；而用生物学简洁明了的刀子，必能剖析出，所谓“文化史”，不过是文明人在求生存、谋协调时的一些轨迹。对其中纷纭歧异的线索，哪里能用具体的“黑暗与光明”、“倒退与进步”、“恶与善”、“邪恶与正义”等奴隶语言来形容，甚至强行解释？而自由人的生命生长，才是至高无上的。它悄悄支配各种人间现象当然包括人的文化，犹如无言的君主。当人通过艰苦的协调，再次适应了新的人造系统和生活环境，“返真归朴”之类的野蛮之声，会相对低沉下去，创造新的人造系统、新的文明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普遍的“文艺复兴”来临了。

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崭露头角，预示一场世界范围的空前风暴就要袭来！小小的电脑已经使得世界天翻地覆，而更灵巧的新一代机器人，势必激发更大的风暴，不仅一统现代世界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构造，亦必给一切现存文化和流行心理，以系统性的变形。

世界潮流，要转向了。天变，道也变，人变，一切世界图景，都要变了。

工业化给高级文化带来的毒化作用，可能很快就要转变为相反的东西。工业主义以及为适应工业主义压力而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一切玩艺儿，就要毁于一旦了？殖民扩张和他的后裔代议制民主，大众化和他的后裔自我中心和理性虚无，将趋于式微。因为它们的基础也就是它们的父亲──人口密集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已经趋于式微了。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者们为之癫狂的那种道德败坏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罪恶，应该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清算。为此，甚至连世界人口也会日趋减少，直到恢复一个较合生态平衡的水平。那时，因为过度工业化而遭到破坏的不同种族间的人口比例，将恢复──白种人口将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如五百年前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例如，在殖民扩张前，欧洲的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现在，却以病态的膨胀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个健康的世界和美好的未来，有待于白种人口重新回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当前，西方社会的吸毒、颓废、艾滋病、低生育力，正与世界历史的这一健康趋势，相吻合。

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普及化，使低级大众成为真正多余的人。不仅从高级文化意义说，也是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上着眼。在未来的机器和信息统治的社会中，无创造性的大众要么等于不存在，要么沦为某种纯消费性的动物──比动物庄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园中的珍禽异兽还不如；因为后者尚不失其观赏价值、存种价值（作为生物基因库的价值）。那时，为不使多数人死于功利价值的压力（大众的存在，那时已无功利可言）和人本主义的悖论，亟需东方性的神道论（“神道设教”），来重新麻痹多数人的延髓。神本主义的神话，替代人本主义的神话。既然人是万物之灵的观念，已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新的世界秩序将在巨大灾难后形成，它的新文化不会糜烂悼，因为毒化文明的、人口密集的工业民主，已经式微。新的文化，将立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之上，一如古代文明立在战俘和奴隶的尸骨上。

未来世界的人，要么作为创造者而活着，要么就别再活了。例如事务性工作、日常的循环、替创造铺路砌墙的活动，本来是由习惯成性的群众来干的，以后将一一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而代之。这样的高级文化，将在未来的世界史中光芒万丈，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我们面前展示一幅何等广阔的前景！许多未知的东西，正等待未来的探险家们！他们所寻到的东西，将大于哥伦布以来的西方海盗们……因为他们猎取的对象不是黄金与技术，而是整座整座的文明──全球文明，将席卷一切。

（另起一页）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A，一个完整的知识发展过程，应该形成两大结构。第一结构可称为“知识结构”或“分化结构”。第二结构则可称为“反知识结构”或“一贯结构”。

B，多数人的知识发展过程，只停留在第一结构，第二结构对他们不仅陌生、隔膜，仿佛离奇、不可获解的谜……

C，分化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不同点；找出的不同点越多，得以识别的事物越多，就越有广度。第一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识别不同和相异的东西，认识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

D、一贯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找出的相同点越对，得以概括的事物越多，就越有深度。第二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确立相同和普遍的东西，认识共通性是事物的本质。

E，上述第一结构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知识”；而第二结构则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学问”。第一结构代表知识要素的积累，第二结构代表知识结构的确立。第一结构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第二结构的使命是消解知识。第一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世界本身的分化作用，它的方法是分析，即《老子》所谓“有名，万物之始”；第二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知识本身的一贯作用，它的方法是归纳，即《老子》所谓“万物归根，归根曰静”。故又可称此学问为“反知识结构”。

F，第一结构的峰值称为“科学精神”（古人所谓“器学”）；第二结构的峰值称为“哲学”等（古人所谓“道学”）。前者自己终究归于世俗生活的应用，后者终究归于精神生活的阐扬。地道的科学是基于实验的，地道的哲学是基于虚无的。科学的方法是理性控制的观察、实验；哲学的方法是直觉推动的概括、抽象。以科学统帅哲学是哲学的僵化，正如以哲学统帅科学是科学的腐化。

G，对精神性的生物物种来说，知识发展的过程应当而且必定是完整的，他们的认知结构也必从第一结构转向第二结构。对人的肯定，迟早会升格为否定；从而不再将人生作为一个归宿，而作为一个阶梯……

H，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对在精神生物的个体发展中，扮演上述角色。而在文明体系的知识发展中，亦然。一个文明体系，一种文化结构，在其命运深处，都存在这两重结构。（第一结构）令人欣喜的诞生和（第二结构）触目惊心的毁灭，并存。实验主义的开幕和虚无主义的闭幕，轮番交流。

I，知识的发展过程，一旦达到第一结构的饱和，即开始走向第二结构的消解。一旦达到第二结构的完满，即向第一结构反转。每结构一旦凌越了自己的中庸，即走向自我否定。它常常表现为“自杀性的炫耀”。“中庸”何在呢？中庸啊中庸，人们无法事先发现你；只能事后猜测你。

J，什么是“一贯”呢？用倭化的现代汉语说，就是“主义”，即理论体系。理论若不“一贯”，则失其力度。而如果一贯到底，又不免成为偏见的渊薮。一贯之道，不仅是第二结构的特征，也是力求简化、把握环境的“生理现象”。

K，知识发展的尽头，出现了各种知识学科之间界限泯灭的现象。这在不知不觉中，为“齐物论”的时代做了开拓工作。知识的发展尽头，是虚无主义。正如劝人为善行爱的宗教之尽头，横亘着超级专断甚至残暴。不妨认为，虚无主义乃是第一结构的膨胀迟早造成的结果，当一个知识系统膨胀过了它的“中庸”极限之后，就会进入虚脱状态、产生虚无思潮，文化的内力趋于衰微，这时第二结构就兴起，振聋发聩。

L，这时，如果虚无主义还不够，那么野蛮精神将继起，虚无与野蛮的联盟，用否定理性习惯的神秘催眠，唤醒人的本能──“大理性”（也即“非理性”），而此本能的复苏，将引导人，重新进入第一结构。

M，这样，虚无主义就成为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之间的连接点。形成自圆其说的“思想大厦”、集大成的“一贯之道”。根本动力在于总结纷纭、归于纯一的“意志”。所以，尚未经历虚无迷雾之困扰的人，又怎能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正如不知道“死”，又怎样理解“生”呢？

N，当世界陷入虚无感，被净化或抽象为“道”或“主义”时，它原有的生命元素，也就丧失殆尽了。在此意义上，抽象被叫做“抽筋”也许倒更贴切些。如此，第二结构终于向第一结构回归了。

那么，作为人类知识系统的一部分的“艺术”，又是如何呢？

尝试论述我们的“新艺术论”如下：

A、艺术是（1）人的心智对外物的艺术性的特殊感受；（2）人的心智对这些感受的艺术性的特殊表现。所以一个艺术家不一定必然创造了艺术品──他可以只是在内心有高妙的艺术感受而不表现出来；而一个制作了若干艺术品的人也不一定就是艺术家──他可以是徒具其表即艺术形式而毫无灵魂即艺术真髓的匠人。

B、艺术的真价值不在于所谓的“社会功用”即社会道德教化的功能。这种东西只是消极保守的卑微价值，其创造精神是显然易见的贫乏。因为一切社会道德之为物、为工具，其生命都不是持久的，艺术若成为其附庸与装饰品，则艺术的价值也就则逃不过“卑微”二字的局限。此种艺术怎么能够不随其主子的衰微而衰微呢。

C、艺术的真价值更不在于所谓“娱乐”及“消遣”。堕落的价值标准来自所有的娱乐和消遣，其虚幻的满足感，使庸众昏昏然，在陶醉中，顺从惰性的驱使，从而阻塞了奋发有为的途径。我并不否认娱乐与消遣具有休息的功用，但把艺术的真价值视为娱乐及消遣，则系“堕入惰性的掌握”。

D、艺术的真价值也不在于所谓“培养雅致的趣味并陶冶性情”。因为这种观点是被某种粉饰贫乏的心理状态所支配的。这种心理状态虽不满于人类低下之状况，但不思谋根本的前途，却只津津于现实的粉饰。可是，任何粉饰都必然有一定的限度：粉饰与创造不同──粉饰只能依赖于某一客体，否则无法成立。而创造却能够是独立的。创造能够毁弃它所由生的客体。而陶冶性情正恰如一种粉饰。

E、艺术的真价值与真精髓在于“创造”。“人类对外物的（艺术性的）特殊感受”之所以是艺术，就是因为这种感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尽管是未经表现的艺术。因为这种感受本身在外界并不存只存在于某一部分人类的（具有艺术性的）心智中。所以人们说，艺术是需要天才的，即遗传学上的某些要素。训练可以培养机械活动，却不能培养具有艺术性的活动。尽管，如何使你的艺术感受为别人接受，是需要一些专门训练的，但这只是技术问题，并不是艺术的真髓。

F、我是这样理解“艺术的真髓在于‘创造’”的：人类的一切创造──制作、宗教、哲学、科学（幻想及艺术本身当然更不例外）……莫不起源于艺术。人类并不是为了吃饭而创造这一切的！“吃饭问题”（“经济”）岂能将人类携至如此遥远的创造之路！原始人会被饿死，但又是什么动力使原始人成为文明人的呢？是创造的冲动，是艺术的冲动。这种例子在孩子们身上再清楚不过了，小孩子亦未为饥饿寒冷所驱使，却在游戏中不断的创造，以进行艺术活动。我们可以说，若无艺术的冲动，人一切的创造都成为不可能。所以“艺术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艺术”。

G、一般人用“艺术性的”一词来形容“美的”，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以“艺术品”代替了艺术。应当用“艺术性的”一词来形容“创造性的”：因为艺术的本质不是美，而是创造。“美”是会死亡的，会随着观众趣味的变化而变成“丑”的。可是创造却不会死亡：它永远是一个脉搏，以前的创造将不断赐福给以后的创造。美，最多只能是一个形式，一个躯壳，而创造却是使美这个形式和躯壳得以形成的冲动，也是使美这个躯壳和形式终于归入腐朽败落的冲动。

H、艺术就是创造，就是重新构造的活动；所以唯独在创造中才有艺术，才有美。因为创造活动能给人心带来最大的愉快和刺激。创造活动是人生最高的意境。这是真的美，而不是艺术的躯壳和美感的习惯延续。

I、知识，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之一种，和艺术与创造的关系又是如何呢？知识是艺术与创造的凝聚体，因而是没有生命的，激不起承受者创造冲动的艺术品。任何艺术品，都是人的创造品，故一旦丧失其活跃的生命力，不再能激起承受者的创造性的冲动时，它即沦为“知识”。换言之，则任何“知识”，只要它能重新激起承受者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即成为“艺术”──“知识是凝固的、无生命的艺术”；“艺术则是活生生的知识”。

J、道德之为物与知识近似──那亦是“丧失了活性的艺术”，所以任何道德从根本上说来都是消极的，无生命的。如果它不能重新化为艺术，从而激起感受者之创造冲动的话，它简直就是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只有没有创造能力的群众才应受到道德的辖制，而创造性人物却是可以不受这种消极之物的羁绊──因为命运要求他从事永不停息的创造活动。而道德作为丧失活力的艺术陈迹，因此无权来限制他那充满活力的创造之路。道德为什么会过时且被扬弃？因为道德的消极性质。道德被创造之初，是作为某种艺术而出现的！它是一再被多人的惰性所重复之后，才逐渐成为一种习惯被沉寂下来。这时道德就丧失其艺术特征，成为十足消极的东西了。因此在新生活文化的预示者看来，道德不过是创造、艺术、生命的点缀和附庸──并不是生活造就了艺术，而是艺术造就了生活，创造、艺术、生命的生活。

照此来看，一切艺术与精神的创造活动，都是对现实及生活的嘲讽与诅咒，甚至是污蔑、揶揄、绝望的挣扎。环境往往窒息了人的生命冲动，人要求解脱就必须从“艺术与精神的创造”中去寻求。生活即人与环境融和，其本身是无从宰割的一体，所以伟大天才的梦幻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他的梦可以片面走运，从而创造了历史，并被人们称为“成功”；但他的梦幻既然是纯洁的观念，就不可能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完全物质化。生活有其本身的物性特点，观念上的灵性拿它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上一切纯洁化运动，在物质意义上注定是要失败的，纯洁派最多只能为生活留下一堆光荣的废墟。这也使得艺术成为一种不可或离的需要，一个不朽纪念碑与墓志铭。

人既然对生活的需求各不相同，而生活的物性本身又不可能被割弃、净化，所以艺术就只能成为群众惰性的调味品。为艺术献身的人发展艺术，是作为自己生命超然状态的另一面相；他们爱艺术是因为艺术可以提供生活本身不能提供的陶醉，故世人常以酒与药物，来和艺术相提并论。酒与药物用物质来刺激神经，艺术则用灵性来刺激神经──相对来说艺术为人们提供了较为无害的冲动空间，使人从压制下得以解放……

人们感到自然美与艺术美，实际上都是自我投射所赋予。所以，人只有在把自然界人格化时，才会感到美；美依赖于人对外物的人格化过程。而人类的互相交际，不论异性之间与同性之间，也都是依赖于类似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而进行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这是人类互相交际与理解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互相战斗与误解的基本条件。这个生物界及社会人的“永恒规律”，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劫数与命运。

A、从艺术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看一切伟大艺术品的“不道德性”，所谓不道德，就是解除了心理平衡的机能，如此或是堕落，或是创造，不再沉寂。

B、艺术有赖于激情，激情有赖于心理的不平衡；而道德的任务却在于建立平衡，消除不平衡。

C、道德是艺术的砒霜，艺术是道德的春药。

D、艺术与道德的交汇地是为政治。

E、例如中国，其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什么？就是塑造了一群俯首帖耳、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政治动物……

F、中国的最持久的道德是什么？就是它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这不是二十世纪的新花样，而是从《易经》时代就开始了：“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G、中国文化以往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艺术与道德按照中庸之道予以调和了。所以，中国的艺术特别表现得道德，中国的道德特别表现得艺术──中国人从来不会为了不同的道德打仗的，中国的一切除了利益之外，都浸透着“调和”与混同的颜色。

H、众所周知，七彩的混合色就是灰蒙蒙的“阴郁色”。

在各种用文字织构的作品中，大约小说最富于“一家之言”的性质了。流行性的看法似乎认为，“理论”必须严谨、清晰、富于客观性；而“创作”则不妨带有相当的主观任意性。总之，创作要求“有我”，而理论则要求“无我”。在这里我们想指出，这种二分观念已经到了必须加以转换的时刻。事实上，在小说中、在最富于主体感受的文字作品中，往往透现着最能超越自我的内在隧道，它是客观的、它是清晰的、它还有真正的严谨性。其表现形态的一种，就是以富于个性的描述，勾勒着内容：每当生命遭到大规模的折磨与伤害，以造成大量无辜的死亡时，哲学的怀疑气氛得以流行的大气候便也形成了。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叹息更能打动人心的了。

读者的目光也许更爱逗留在那些短命而有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上。短命、不幸──与天才的艺术之间，似乎有种亲缘关系。这里，一串是真实，一串则是想象；一串是对天才的留恋，一串是对夭折的伤逝──因为没有什么比“有价值的东西之毁灭”更能打动人心。为什么“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为什么倒霉的人，才能写出好作品？以前的老牌思想说，因为人一倒霉，思想和艺术就变得纯净起来……这是“少数人的说辞”，是贵族主义的逻辑。而身在大众社会，如果代多数人立言的话，应该这样说：只有倒霉的人，才喜欢阅读或是从欣赏艺术的活动中，寻求解脱！倒霉的人当然容易与倒霉的人产生共鸣，而他们的共鸣，又像宗教经典专向下层社会传播一样，进一步传到其他倒霉蛋的耳朵里……而那些幸运的人却脑满肠肥、终日忙碌，他们与这一切倒霉艺术的传播过程，始终绝缘！“评论家”也属于这种倒霉的人……至于问道那少数养尊处优的家伙，为什么也推崇那些倒霉蛋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得不以“青少年时代的苦难情结”甚至以“附庸风雅”、“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之类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们了。否则，他怎么会纵情文字呢？权力和财富，是使人天然趋向于纵情声色的。除非，那是像纳兰性德一样的病秧子。

当然，少数人将本能地反对这种代多数人立言的“下流说辞”（顺着本性的向下流动），他们总认为自己并非“身世穷而文章工”，而是天生就纵情梦想、拒绝声色的特殊材料。

（另起一页）

四、民族的痉挛

A、昨夜沉思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与众不同的“汉族”，一堆散漫的人类物质。

B、我们的“汉族”，真像一颗人间的彗星那么散乱。它时而奔向太阳，时而奔离太阳──两种运动，在它自己的轨道上，这是命运？

它把“太阳”当作一个目标或“反目标”──它是依据和“太阳”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离太阳越近，它就越软化、越膨胀、越离心、越变形……离太阳远了，它就硬化、收缩、向心、整合。变形者有特色、有表现性；整合者有内力、有持久感。

哪里是我们的中庸之道？哪里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汉族性”，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汉族性，是我们特有的“中国国民性”。中国，正在汉族性中痛苦挣扎？中国，正在酝酿名不见经传、实不载史乘的空前事物？所以，他的生存形式，超出人类迄今已经认识了的形态。于是，他仿佛混乱得使人困惑，他真的反复无常得令人厌倦。但他的形式，还是不乏某种“规律牲”，这就是：“混乱加反复等于无常的汉族性（？）”。他一会儿向阳，一会儿向阴──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命。他忘了自己已有的宇宙，他苦思自己将有的洞天。

混乱感，已成为二十世纪汉族性的重要特征。

这个自秦以来形成的费拉民族，作为整体无法重抵“历史高峰”了？它早已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并从令人眩晕、使人震惊的高度上，坠落了下来。从那以后，它就在下山的颠簸中陷入迷乱，丧失必要的形式，必要的“礼”。汉魏以降，中国失礼，失义，失理，失忆。

这无序的混乱，不是生长标志。如从循环的角度看，也许是再度的、还没有开始进入生长的阶段（而只是停留在“前生长的孕育阶段”）。文化的孕育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破坏的要素”；它将选择、筛取、创新，一时间，它来不及对试验的结果，加速催化、促其生长。

其他还在生长的社会，在其既定轨道上，其中的居民，缺乏类似的体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中国的混乱，无法参与那种支配中国每个人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巨大摩擦力？所以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估价，令人发噱。包括社会混乱状态和人的混乱感觉在内的多重混乱，已成为今日“各领域中国生活”的基调，如工作、学习与爱情等等，莫不如此。社稷、家庭与公共生活，亦然。而克服这一基调的努力，业已构成中国走向新生命的道路。

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有人说，汉族是个缺乏绝望感的民族。其文化原因极为复杂，如果一言以蔽之，则曰：老化。由于老化，我们在整体上说，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真相。由于老化，我们看见了努力奋斗后面的无限虚无。我们已经老化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危机意识，都无法真正激动群体的心灵。老态龙钟的汉族自以为历经诸多忧患，不会亡种亡国，故日益疲沓，不思振作。这种老化，已接近腐化，青年的腐化只是生活方式，老人的腐化却是生理现象，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但老化得进入腐化的民族，却不再产生具有危机感甚至绝望感的个体，因为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青年个体，可以像韭菜一样被一波一波地剪下！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痛感。但衰朽的结构，正是依赖精力充沛的个人，并吸取他们的血，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呢？

英雄已死，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也许不是的。一个尚未摆脱的危机、走出困难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的。这样的民族或由于幼稚或由于衰老，都离不开它的保姆。没有保姆，幼稚的民族无法长大，衰老的民族无法送终，没有英雄的今天，就没有民族的明天。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英雄，需要保姆的民族也要培育出自己的英雄来！和保姆不同的是，真正的英雄，在本能上是不受原则控制的──他拒绝“驯化”。但他善于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某个足资其驰骋的群体规范，并将个人情感皈依到能使群体趋于狂热状态的那个希望的焦点。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耳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欧洲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等意大利文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一类的日耳曼野人。这类日耳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 beare 1564—1616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蹈矩。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不同的高级文化，以其不同的核心，再加种种内外环境的影响，形成民族精神的形式。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各个中等国家，如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在民族精神的形式方面也日益混同，这实际上为高级文化的世界规模的合并，准备了条件。另方面，不论高级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独特形式具有多大差异，它们都起源于民族意识的区分，即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看法。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的意识，不仅是高级文化，也是习俗性文化的基础。如果缺失了这种“认同”或“追求差异”的意志，一个民族的文化即将被别的文化所同化、吞食、消失殆尽……因为“模仿”的引力是巨大的，而抵抗“模仿压力”的，惟有尊严与骄傲等固执的力量。

民族身份的丧失，其实是一种“惩罚”，不仅仅是一种“代价”。是加诸一个民族头上的过分沉重的勒索。

对快乐的惩罚，不仅是“付款”，且是快乐过后的深切失落！对憧憬的奖励，不是“努力”，且是憧憬过后的终极幻灭。这并不体现任何人格意味的支配，而只是心情转换、焦点移易。没有过快乐，就不会失落；没有过憧憬，就不会幻灭：命运是很公平的，有幻灭比没有幻灭好，有失落比没有失落好。生命毕竟在此搏动过。

紊乱令人痛苦，是因为它打破生物遵循的节律。但生长总是伴随着紊乱，它一笔勾销“氓之嗤嗤”的安详、宁静，所以人们憎恶它。紊乱，令人绝望，但绝望的感觉并没有把人尤其没有把某个群体，导入实际上的绝路。绝路与否，取决于人对绝望感的反应，反应好，绝望感将是新的转机，展开新的道路。因为我们看到，一切有希望、有潜力的发展，都孕育在紊乱，激活于绝望：是绝望而非信仰，逼人思考：是紊乱而非秩序，迫人调整的生活方式。人是苦虫，他受益于痛苦，也只有通过痛苦，才净化、升华，使自己成为人而不再是兽。假如压力消退了，他的生活反而迅即腐化，原形毕露。所以，为了生活的力度，请保留我们的痛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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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级诈骗犯

人，生而喜爱掠夺，为达目的，乐于采用诈骗手段。这种人性，即使从儿童身上也可以一目了然。

道德、教养、文化的熏染等等，对这生就的欺诈倾向实行文饰，或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但在根本上却是支持并进一步增强了它。因为这倾向抹煞不掉，它转过来要求道德、教养、文化等等力量，反过来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效劳。

“谋大业者，不计小利”──并不是不计小利，而是企图以小利换取大利，大业至德盛矣哉！不掠夺、不诈骗，并非目的；而只是积累信誉，以便为遂行大掠夺、大诈骗而积累必要的能量、信誉。多少禁欲者、多少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坚忍精神、道德光辉，足以照亮阴沉的宇宙千万世纪……可是我看见：他们的左颊上印着“掠夺历史”，右颊上刻着“诈骗众神”──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儿，使我茫然。

“少数人”反抗“多数人”，也就是少数人反抗社会，出以不同的形式则生不同的命运。它若出以文化的创造这形式，就有一个文化繁荣时代的来到。它若出以军事斗争这形式，就有一个强权中心确立，它若出以宗教狂热这形式，就有一种新宗教的崛起。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功镇压、严酷统治，诚然造成“暴政”；但不会马上形成可怕的僵化。只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严刻腐蚀，才会使得整个文化的活力趋于衰微……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并不是僵化的，王朝末年才风行腐败。通过系列观察和反省，我们终于认识到，“多数人意志的胜利，是文化的末日。”也就是王朝末日。末日经常不是“暴政”的别名，而是由伸张“正义”的行动导致的。如果这正义，意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和有效腐蚀；如果那暴政，意味少数人驱使多数人奔向某个聚焦的目标……

“多数人”合群，他们的个性不强、干劲不足、主动性不够并缺乏抵抗精神。“少数人”天生有反骨，他们个性独特、充满斗志，内心奔腾着想象和创造的冲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些特点，完全可用体质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工具予以检测。甚至在动物世界，我们也可以发现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对立和分庭抗礼。

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变成了“某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心灵塑造了某种文化的精神？局部地看，仿佛是这样的。可是展望整个文化史，我们就发现：统治阶级可以被摧毁、推翻、瓦解、取代；但文化的精神却依然强有力，征服一代又一代的统治人物。由此可见，可能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精神塑造了文化的精神，而很可能是它们共同受造于更大的压力。比如罗马帝国瓦解后的西欧，它的统治阶级先后是：教会、封建领主、专制帝王、国民议会、工会、政党、新闻媒体……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它的文化精神还是有其一贯之处，由此可见，文化精神并不产自统治阶级的心灵。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心灵也是派生物，虽然看起来像是独立创造的原生物。

哥伦布以他的远航新世界，来反抗他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虽然他割不断与旧世界的种种联系，最终还成为这些物理的与心理的联系的牺牲品，但他毕竟是离开旧世界的第一人。现代的美国人，为了标榜自己自别于欧洲和旧世界的孤立主义──就奉哥伦布为理想人物，但这正好反证了哥伦布命运中的那种性质，即唾弃祖国又被祖国唾弃的气质。

一切冒险家和探险家，都是这样忘恩负义的反抗者。他们的进军，是出于深切的厌倦和果敢的叛逆，这些特立独行的反抗者们，反抗社会，也就是反抗随波逐流、惰性十足、喜爱合群、毫无创造精神的“多数人”，其反抗行为的特定形式，也就决定了文化的形式。换言之：他们怎样反抗，文化就怎样形成；他们反抗了，文化就诞生了。

有时，他们的反抗是出之以“绝对服从”的形式。对旧世界的厌倦、反抗，产生了对于新世界及其主宰者的空前崇拜和无条件服从。而“无条件服从”毕竟还是有一个唯一的、未被察觉的条件，那就是：对旧世界中异己势力的蔑视和反抗。所以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有时，他们的反抗是出之以“勤恳营造”的形式，例如建设一个新国家等等，就是这样。建设，意味着某种破坏。任何建设一旦出现在空间中，必对其它东西起到瓦解作用和破坏影响；甚至对地球环境的现有平衡，发挥某种悄悄地腐蚀。不论我们这类生物，能否对此见微知著、认识总结。

历史的节奏，就以人性中这“反抗──压迫；再反抗──再压迫；再反抗──直到灭亡……”的基调，产生。归根结蒂，反抗会蜕化为新压迫，它激起新反抗，又再蜕化成再压迫……“呼吸不停，战斗不止。”

“权力”倾向于“肯定”，哪怕是欺诈式的肯定。“权力”肯定了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而这一切东西却终不免是归于否定的。其之所以是否定的，就在于它们并不像“权力”的占有者所昭示的那样积极，而是极为消极的腐蚀性存在。除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消极，都是“阴”。只有创造才积极，才是“阳”。

“权力与创造不共戴天。”应当广义地理解这句话。我不否认权力也有创造的潜能，但这只是巧合而已，是创造性导致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导致了创造性。成功的权力，只会削弱创造力，使创造力从非创造的孔道中发泄出去。有时，权力刺激也会促使创造力高涨，但权力刺激不可过大，过大反而磨灭了创造的冲动。尽管权力催化了创造潜能，但创造的高涨不是产自权力。人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用权力以求纵欲，所以权力对他们意味着灾难，“德行”与“权力”在他们身上是对立的。权力越重的人，道德越败坏，只有深受压制者，才成为“有德之士”。

如果暂时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有兴趣找一点更直捷、更切实的“原因”时，便不难发现：由于科学的进展，人们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力也相应加强了；由于“群众时代”的到来，人们干预社会进程的权力也得以强化──但结果又如何呢？心的嗜欲越来越强，人间冲突越演越烈，上述两种权力的强化，到头来都灌注到野心中，使之无比膨胀起来。于是，运用权力来“享受人生”，而不是“追求人生后面的虚无”（如“彼岸”），就成为人生唯一的目标及内容。

中人和下愚都有创造潜能，但没有艺术情趣，没有重视游戏轻视功利的贵族天性，他们的潜能最终都没有发挥出来。不会创造的人们认定创造比争权，太是隔靴搔痒了！这些感官动物视创造为逃避现实，为“懦夫本色”。这些感官颠倒的动物哪里能够理解“行为场所的转移”这样意义重大的母题？他们哪里懂得，权力无非来自先前的创造；权力只是对于创造的消极报酬？

针对自我的权力也即“行使自己的天赋权利”，俗话说就是“享有”。“享有”还可以细分为“肉体的快感”和“精神的陶醉”两种。享有作为“报酬”，其目的是使动物的生活更有兴致。除此之外，享有只是消极的，没有更多的积极动能。尤其有害的是，很少有人能抗拒享有的腐蚀。

如果说，对自然的权力，有助于减轻自然界的压力；对社会的权力，有助于减轻同类的压力；那么享有作为“消除自我压力”的方式，作为规避种种戒律的途径，显然更受青睐。对享有的限制就形成了所谓戒律。戒律的目的在于控制“无谓的精力浪费”，以控制享有带来的解放感、自由感、扩张感以及种种快意的宣泄；只是，这对生命很可能有害，因为这些权力的后果都是消费性的，原始性格十分顽强。

在上述三种权力形态的关系中，对同类的权力欲，助长了对于自我的权力欲；而对自然界的权力欲，又助长了控制同类的权力欲。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更多不是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下助长起来的，而在“力求控制同类的权力”中诞生，如多数时代的科学发展，都是以军事工业为杠杆而勃起的。技术的发明，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之类的抽象目标，而是为了反抗同类的压迫，它体现为“竞争”或“弱肉强食”。所以，科学的迅速发展，总是与分崩离析的乱世，一起来临。而技术发展则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又推动社会的无情“进步”，这种进步永远是与人的不幸福状态紧密相连的。最后直到技术发展导致环境破坏，迫使技术发展本身不得不停滞或减缓下来。只有等到社会萧条、文明解体之后，上述不平衡状态得以减轻，社会的重新统一，再度成为可能。所以，“社会政治方面的统一”（“思想统一”、“宗教统一”，只是其副产品），经常都是技术与科学发展、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致命伤。幸好，这些统一还是与动物庄园里的幸福，紧密相连的。

权力首先体现为，权力行为对创造行为的腐蚀；其次体现为，权力行为对生命健康的戕害。权力既然如此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是否应该受到必要的谴责？

不必了。人的思虑其实并不能够“改变”什么。“自由意志”耍枪弄棍的余地其实是很小的。一切由意志促成的改变，细细考察下来很多不过是前定的，而且是前定于意志之外的动因动能……人的思虑、意志，甚至天才的潜意识，都只是山雨欲来之前的微风，至多不过是信风或是“王风”罢了，哪里可能是真正的动因呢。我们在此并不指责权力，只是陈述它的始末、揭示它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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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压制者的美德

“被压制者的美德”这个命题，立论在这一前提之上：只有在遭到压制的、不自由的心灵中，人的美德才可能产生。所以，“奴隶道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奴隶才有道德──“美德”，属于被压制者。压制有各种形式。许多压制既非来自社会关系、也非来自物质的缺乏；但只要它构成压力，形成遏制，造成强使，就产生了导致美德分泌的机制。

原来，美德是作为自卫武器而制造出来的，美德是反压制力已经凝集的表现形式。人类，由于“天性如此”，当他不再感到内外交困时，当他感到已经自由，已经获得主宰能力时，他的美德就会逐渐丧失。丧失的过程越迅速，其后果也就越是灾难性的：故“暴发户”对邻人最危险。暴发户的内外平衡改变得太迅速，谁知道他会在暴发之后，要干些什么“自由自在”的罪恶勾当？往往还是变本加厉的变态勾当！

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压制，美的、善良的、崇高的、纯洁的感受，才会油然兴起，作为对苦难生活的解毒剂，作为反抗不义、建立公平的动机。所以，“受压制的人们有福了”，决非妄语；“压制，乃是上天赐给你的至福”，也不是说给倒霉蛋听的镇静剂，而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被压制者，身在重压下，如果放弃了升华的道路，就意味断绝了一切希望，这当然不行。于是，只有那些敢于面对压制、敢于嘲笑压制，同时还敢于忍受压制（以之作为锻炼自己身心强健的有力工具）的“威武不能屈的上等人”、“富贵不能淫的大贵族”、“贫贱不能移的真君子”，人生的圆满的至福，才呈现出来。

美德好像碧血，是从伤口中分泌出来的！一般说来，伤口越深重，分泌的血液也就越多；心理上的压制越残酷，则激发的美德也就越是光辉动人。我们应当用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来欣赏悲惨世界中不断涌溢的美德。这悲惨世界，是命运对天才最高的赏赐，而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体现了命运对注定朽灭之物的爱！

因此我们称“奴隶道德”为美德。因为我们看到：即将来临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奴隶社会──它并不类似古希腊罗马、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美洲大陆那样的输入外部奴隶的奴隶社会；而类似奥斯曼帝国、满洲帝国那样的蛮族入主、反客为主的奴隶社会。它们其中的一个，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罗马帝国（拜占庭），一个再度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中华帝国（秦到明）。

我们同样看到：唯有美德即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防卫方法，才能为新文化的发轫，积聚必要的能源、培育不知畏惧为何物的年轻一代。在这个议题方面，传道人的儿子尼采或因为无知或因为病态，或二者兼而有之，犯了一个绝顶的错误：基督教并不是单方面地使人驯化并弱化了人的健康本能，基督教岂不也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多少恶棍借用基督之名，犯下了比之异教世界远为血腥的暴行。这些超级恶棍往往就潜伏在教会之中，打着上帝的旗号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尽管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使弱者更加俯首帖耳。这两极分化的含义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奴隶道德”到底是强化了历史还是弱化了历史？到底还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滞了历史？答案显然是强化了和推动了而不是弱化了和阻滞了历史──为此，也仅仅为此，让我们欢呼奴隶道德的胜利！奴隶道德，虽然助长了恶行，却从反面即纵容的意义上强化了历史的邪恶动力，并推动了历史“冲浪过程”。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被压制者的不幸处境，乃是源于自己（或其祖先）的某种“罪恶”。历史证明，今日之被压制者，乃是昨日之压制者，也是明日之可能的再度压制者。而今日的压制者之所以能肆行权力，乃是得力于其昨日之被压制。同样，也要在其明天为其今日之压制，付出再度受到压制的代价，从而再度转为“被压制者”。虽然历史的线索有时并不像我这里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但我们具有历史直觉的透视已经表明：也许个体可以逃出这一报应的循环，但种类却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你就是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里的尼姑小和尚。”

真正的被压制者，乃是历史哲学意义的“伤兵”──他们曾经惨败在人生的角斗场上。他们在前一回合的放肆活动，遭到挫折，于是沦为“伤兵”。然而，通过被压制状态而实现了休息的人，有福了；正如通过静静养伤而实现了自身复原的伤兵，重新有力了──他卷土重来，扬起烟尘。这样的人不因受伤而懊丧，或从精神上解除武装；他也不因养伤的寂寞而发狂。他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知道报应的时刻即将来到，知道新的报应将回馈今日的无聊！

“伟大的伤兵”！──这决不是一个讽刺或亵渎的名号称呼，这是一个献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者的颂辞……

为什么握有社会权力的人往往罪恶昭彰？因为占有权力，就意味着行使权力。权力，也如同一切工具一样，只有当它使用时，它才存在；搁置不用，怎能避免朽坏？争夺权力，则也必消耗反压制的力。而行使权力所具有的消极性，要远远大于其积极性：这是由人贪得无厌的劣根性造成的。人的本性，逼迫人以权力来填充欲壑，这种本性远远大于人以权力来创造文化的可能，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事实上，文化上的创造者，多数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反抗，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顺从……

“含而不露”、“为而不有”，只是一种永葆青春的希望。而人的不安份的本性迟早将打破这种死寂，并以狂欢节的方式奔向毁灭……

君子的“慎独”与小人的“无忌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以强力的内在控制，填补了外在压制遭到削弱后所留下的真空。而小人，则由于这暂时的真空状态，而情不能自禁，下流地消耗了他的内在压力：于是当新的压制来临时，他就因为失去备战的抵抗力，而被内外交困活活绞死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人可百般，唯不可向下流。

理想的状态不是被压制（就更高意义说，被压制只是一种生命的准备状态），而是以被压制者之心，处压制者之势，即拥有压制力而拒不施行压制职能。理想的状态，像一张巨大的神弓，引而不发，长葆其盛。

我知道！这些只是年轻的梦想，仅仅现在，三十岁前夕，生命还有最后余辉在闪烁，我临照这变幻无定的世界，面对一切川流不息，心也升沉不已！我知道，一切力避衰落的希望，也许无益有害：它们只不过加速了衰落进程。老子倡言无为，因为他看到这世界背后的真情！伟大的心灵，追逐伟大的事业，他企图切割、役使、控制现实世界；以及探索、塑造、主宰精神世界等等，最终产生对他人身体和心理的支配并造成巨大压制，或帮助他人从压制下解放，以进入另一更为强力的压制状态──这无限优良的麻醉剂，达到一箭双雕的功能。

其一雕，使心灵摆脱日常生活的困扰和琐屑事物的纠缠，摈弃杂务充塞他生命空间的杂念──这些杂念以猥琐的希望、刻骨的嫉妒、无孔不入的欲念、自惭形秽的冲动以及羞耻怨艾、悔恨失意等等一切可以想见的形式，侵害他、腐蚀他、咬啮他，终于会蛀空了他！

其二雕，使心灵被空前博大精深、使人陶醉、令人神驰的精神高涨，紧紧攫住，开创有价值的也就是能令人振奋的活动──归根结蒂，追求伟大和不朽只是解脱的一种形式，是心理的平衡机能。这种形式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基于它被超乎寻常的痛苦所充满。他像基督走向十字架的光辉，本身就是深切苦痛的永恒象征，作为人生的“无从医治而只能麻醉”的伴随物。

“人生空虚得可怕。”──但正是这强力恐惧以及为弥补这因空虚而产生的强力恐惧，而强行分泌出来的上述麻醉剂，成就了文明社会的思想家们所高谈阔论的“历史”！历史，步步是这样刻骨铭心的血印。在这类心灵的深处，也曾激荡过五光十色的媚俗波澜，但最后都归于死寂，无声无息。因为命运给各类心灵以不同的启示，首先给他们更大的差别，这个基本的生物和心理的事实，不禁一记耳光，打在那伪善的社会平等学说的脸上！仿佛狗血淋头的“治疗”，无情破毁了社会平等的诸多魔咒。缺乏权力，就缺乏活力；权力过少，活力也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跳梁小丑一旦登上国家元首的位置，马上显得容光焕发，颐指气指了起来。虽然，过多的个体权力对一个结构来说可能意味罪恶与堕落；但毫无疑问，过少的个体权力就像贫穷一样，使得生命本身的机能遭到扼杀。

各类生物都需要它们的势力范围，由此出发都不得不创造它们的权力形态。

每个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权力形态，由此出发都不得不调试他们迈向权力的脚步。

──依靠本能冲动的方向、原始力量的度数、再加上外力或反作用力，造就了个体的权力形态，这就是他人的感觉能够确认的“存在”。人们在此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只有那些最幸运的物种及个体，才拥有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而弱势集团、弱势个体则一概阙如，但实际上，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乃是任何物种、集团、个体必不可缺的，不同的只是势力范围的大小、权力形态的形式。

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长此安宁；不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充满嚣腾。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甜甜蜜蜜；不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充满苦涩──这里有什么平等之可言？有什么互相认同的可能？

命运的“公道”就在于“区别对待”！它逼使那些认定自己所得份额为不恰当、不合适的人，去反抗、侵夺、扩张、转形。人间的斗争，就起源于上述不同的心灵感受──以致一颗有活力的心灵，宁愿毁灭也不愿默受。“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因此并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秽行，而是在光天化日下普遍风行的准则。而“损人利己”，不仅是一个争夺资源的明显需要，也是一种取得心理优越的隐秘渴求！

从心理上说，“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是不存在的。对优越感的隐秘渴求来说，损人就是利己！打击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而我们传统的道德箴言簿之所以告诫要避免损人而不利己──恰恰说明这样“幸灾乐祸”的行径乃是生命的常情。而箴言的实际含义是，不要让心理优越感的隐秘渴求发展得太员，以致干扰了资源争夺方面的明显需要！

伟大的心灵，是由于极端的优越感（“拒绝媚俗的超俗感”）而不是由于恪守道德箴言簿，才不屑于追逐这一类的幸福（１，损人而不利己的疯狂游戏；２，损人利己的赢利，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不等于说，他没有追求这类幸福的倾向。事实上，他只不过给予这种追求以更辉煌、更博大的形式；并在这种形式的陶醉中，走向更高级的生活。伟大的心灵因此显得仁慈、博爱，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得残酷和仇恨的必要性，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陷入残酷和仇恨中，他便被降低到群众的水平。他怎么能与小民争利呢？他怎么能去正法一个普通的罪人呢？所以伟大的心灵可以发动世界大战，但对讨厌的邻人却不得不礼让三分；他们流血漂杵，但脸上却是肃穆的，心里则带着谦卑的微笑。按照同样的道理，他面对群众的崇拜，也感到由衷的厌恶，尽管他呼应这种热情，但他清楚，群众哪里懂得敬畏他的价值？群众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狂欢，就像是幼童的“过家家”！

根据“禀赋”、“本能”、“内在压力的生来度数”、“隐秘渴求的基本方向”等方面的不同──每物种、每个体都有其扩张的领域，尽管具体的领域对每物种、每个体都极为不同、五光十色，而且不同的物种与不同的个体，渴望不同的标尺。

A，如果达不到他的领域之极（包括空间的深度、时间的绵延两方面），他就会感到压抑、欠缺，就会不由得兴起强烈的愤懑、毁灭的热情。B，而如果达到了他的领域之极，他也会感到满足甚至幸福的。他就以充满和谐的情调去遐想翩翩，如庄子之乌何有之乡、柏拉图之理想国、但丁之天堂，以及许许多多的近代乌托邦（这是人的内在和谐精神的外延？）……而如果超过了他的领域之极，他就会感到放纵与放纵后的虚脱，然后被烦躁、懊恼、悔恨甚至虚无精神，给吞噬掉。

“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人啊，你们差一口就饿，多一口就饱的畜生！

──权利是消极的权力；权力是积极的权利。

社会权力，是持有者的毒药。它的消极后果导致软弱、腐化；因为耗能过多，因为主体最终无力抵抗诱惑，因为人的欲望是满足不了的，一个欲望的满足，引起新一轮的欲望，而且更大、更强、更野。这些欲望是生活的泡沫，不是生活的先导，它们并不足以改造生活、革新生活，只在旧生活的死水上投入臭气翻腾的浮光掠影。

一个欲望、思想，若不化为一种冲动、一种改变生活的行为，并不是真的。一个欲望、思想，达不到“实现不了就宁愿灭亡（毁灭对手或自我毁灭）”的强烈程度，就不是真的。除非你一旦抽去了它，生活就沦为无聊的杂凑、低劣的演技，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毫无内容的空洞形式，你才能宣布，“我是真的”──只有到了这种时刻，打开那未来大门的金钥匙，才向我们显现出来。

（这也是“殉教者”的秘密与“十字军精神”的底里。）

达到你的扩张领域之极吧，避免自己的活力被暗暗戕害──这是一切生活理想的终极秘密。不论这些生活理想具体表现为多么大公无私，误解和悲剧的关键，不在于各种扩张的冲动彼此冲突，而在于伪装的保护色，给扩张的冲动，所投下的虚假阴影。外来的压力使主体改变了他的天然状态，并逼使他在不自然的状态中行走，从而造成深刻的病态。这灾祸的根源如此隐秘，以致很少有人看穿它。

一个心灵要能不受外力的逼迫而改变自己的天然倾向，是有福的。即使死在征程的半途，也还胜似那在别人的路上，走到尽头的人们。

所谓“种族特征”：其高级形态不是指物种的、群落规模上的肉体官能方面的特征。个体的“精神类型”、“意志力度”、“欲念倾向”等等；不也是“种族特征”吗？甚且是更深刻、更本在的种族特征？正如“强有力者”，也是一个广泛的甚至有些含混的概念，它决不等于身强力壮、筋肉发达，也不等于性欲亢进、食欲旺盛，甚至也不等于心地冷酷、手段残忍，或精明强干、厚颜无耻等等。虽然一般人认为，“强有力者”应该具备上述特征。

真正的“强有力者”，是能创造出别人力不能及的“始作俑者”。体力、意志力、想象力、行动力的王冠，都是他的，而这些气数是无法在他的体貌上预先推算、未卜先知的。“强有力者”的名号，是由结果追认的；除非命运的神迹……

善解人意：能够满怀同情的理解去体会别人的意思；善于倾听、吸收不同的意见，能对别人的境遇做出设身处地的感受……这些，诚然不失为美德，是合群的人类品种的优良特征，但是，这却与能够创造历史的品种特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创造历史：这是多么可怕的压力。这有时体现为外压：环境要求他这样做，否则便不让他活下去。但更多体现为内压，苏格拉底式的“内心的呼唤”，如果拒绝这呼唤，人就会因空虚、惶惑、内疚甚至精神崩溃，而悲惨死去，为了顺从这内心的声音，除了动员主观感受、在空前的磨难下坚持明确的方向感，别无办法。

这种主观的感受，经常体现为“拒绝”，唯有拒绝外压的气势，才能获得创造的喜悦。“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大都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

直截了当的“拒绝”，使主体孤独，使客体感到突兀、费解、隔阂以致愤怒。“拒绝”将招致“拒绝”，如此循环往复、日甚一日。这使得世界分裂了，社会分化了，文明分叉了，而分裂却正是历史运化的基本形式。所以创造历史的人们，往往表现出某种生硬的狂态，作为社会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程，促成整体的优美。不信，要是缺了不和谐音程，整部交响乐反而会流于平板、单调以致庸俗，使人发困的。

“今天的被压制者，将是明天的世界主宰；本来的世界主宰，常在后天沦为仆役，往往是最卑贱的仆役。”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恒理。所谓“被压制者”，不是社会学术语，而是心理学概念。现代西方的荒淫哲学，把人视为物质，一笔勾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视人与人之间的组合为机器的构造。这是源于十八世纪、风行十九世纪、统治或半统治着二十世纪的西欧海盗后裔的大众舆论。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真实的景况。真实的景况是：人是心理动物。他所谓被压制，不是一种外在客观的、齐一的标准可以度量出来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种标准），而是基于不同人的主观感受。据此，所谓被压制者，就是强烈感受到压制感的人；被压制感越强烈，则其受压制程度也越深，其反应的度数也就越高。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现象：被压制者的感觉，远比缺乏受压制感的人们，敏锐得多。也可以说，感觉敏锐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同时，被压制者的情感，要远比缺乏压制感的人们，纯洁得多。也可以说，情感纯洁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综合起来，被压制者由于其敏感及纯洁，较之缺乏压制感的人，更容易为某种感情而献身。比如，一个处于逆境的人，必定是感受很大压力的被压制者，这种人很容易被别人的善意表示，所打动。请注意，“逆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感受的表述：一个绝望的人，有时会变得异常轻信，他会把他在正常状态中决不会相信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一样全盘接受下来。甚至一个贵人在落难时，也很容易爱上一个贫贱的女人，这类贱货他在平时连看上一眼都不屑。凡此种种，又与“饥不择食”相关。因为饿汉比饱汉更机敏、更警觉，同时他们的情感也较单一，较能摒弃习惯看法，等等。

如果需要为这类现象提供理论的证明，则不妨说，被压制状态有助于排泄情感的杂质，犹如一定的压力会挤出脓疮中的液体。而在境况危险或面临死亡时，许多人便会拼命地交配，像昆虫那样完成最后的生存斗争。这样，为抵抗压制，使自己能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存在或幻想可以继续存在，生存者必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击，这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使他在情感上变得纯一，在感觉上变得敏锐。与此配套，生存者除集中精力，还要排斥内在杂质，如果他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会削弱信心、稳定、抵抗力等等；并丧失方向感。

压制是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这样看来，压制虽被一切生命所厌恶并躲开，但压制却有助提高生命的各种能力。且不说“生命起源于压制”的原理，我们称压制为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还因为压制具有提升被压制者的道德力量、情感力量和行动力量的功能。

终于，人们多少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被压制者”了。

何以被压制者能负荷如此重大的使命？他来到这世界上，带来了一个空前的预言：世界将永远成为被压制者的世界；世界是命运为被压制者预备的一份礼物。

命运之所以把这礼物，赐给最深度的被压制者，不为报答或慰藉他，不是要他放纵一番、发泄一场──而是要有秘密的事业在他手中完成：命运把这礼物交在他手里，是因为知道他是最负责任的保管者：命运让他用自己的性命，重塑这礼物，以完成愉悦命运、震惊世界的创造性工作。他是命运的棋子。

真的，这潜隐在最深度的被压制者，却是《福音书，登山宝训》中所说的“清心的人”，所以上帝才让他接管世界。诚如异教罗马的元首马克思·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年）在《沉思录》中所说：“只有当不想统治的人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可惜的是，罗马的多神宗教只能给人带来伪善。奥勒留元首装出一副对于权力清心寡欲的样子，其实却死抱住权力到另一个世界，还把权力传给自己的低能儿子。

［回归一下历史也许是必要的：公元161年，罗马元首安东尼逝世。奥勒留和维鲁斯两人共同继承元首职位。169年，维鲁斯病死。180年，奥勒留病逝。这两人执政时期，多瑙河的日耳曼部族多次南下，奥勒留去世时，边境形势更为紧张。但奥勒留却把继承权留给自己亲生的下贱儿子康茂德。这一动作，使他装模作样的“沉思”背后隐藏的伪善，暴露无遗。康茂德是一位放荡轻浮、优柔寡断的人物，他即位后，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签订了不利于帝国的边境条约，躲在罗马过起了奢侈的生活，还大肆屠杀对立的贵族，引起了臣民的不满。禁卫军官发动政变，杀死康茂德，安东尼王朝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奥勒留的前任们有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那些确有统治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继任。但是，奥勒留这个伪善的“哲学家帝王”却让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了继承人。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依靠血缘法则而不是能力法则上台的康茂德，无视自己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康茂德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禁卫军训练有素、报酬优厚，但这以后已经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权。另外一个说明奥勒留这位哲学家帝王真实面目的身教典范是：他死后仅仅两年，他的女儿魯琪拉竟然阴谋暗杀小她十岁康茂德，事情败露后遭到康茂德的监禁和杀害。这种家庭内讧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帝王、“虔诚的佛教皇帝”梁武帝。］

而“清心的人”则不同于伪善的哲学家帝王，他将接管的世界，既非彼岸，也不在天上；他不坐以待毙地等候主人，也不行法利赛人的祭祀，他拒绝售卖罗马的赎罪券，也不以布施的名义欺财诈色。如果命运悦纳的话，他就借力使力地接管，他也不推辞千古恶谥。他知道，今日的被压制者，可能被明天的权力所腐蚀，并淘空其内在精髓。这命运的路线是：久经压制──获得力量──反抗压制──掌握权力──实行压制──自我放纵──腐化堕落。

而天命之子是稀有的。且即便天子也难免一死，精神总会委顿，肉体总有糜烂的时候。于是上述的路线，成为人类的命运。牧师的儿子尼采所夸张的“主人道德”，其实反倒是贫弱无力的病态标志。那些作威作福的老爷和横着走路的暴发户，比年轻的强盗更加可恶。理想的人，应是命运的工具，而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打手。因为一旦成为统治阶级，没有不腐化堕落到底的，他们握有的权力，使他们不再创造奇迹，而是在消费生命！而我们的被压制者，则不是劣质阶层，而是传达天意的被压制者。

勿忘权力是毒药。因为权力与“被压制”是相反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在尘世间，越有权力者，越容易堕落；越无耻的人，越容易发迹。卑鄙不一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无耻一定是无耻者的旅行证。人的罪恶程度，是与他获得成功并掌握权力的程度，成正比的。权力越大，罪恶越大；罪恶最大，权力最大。由于活着本身，就意味多少拥有一点权力，所以，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真正触及到了人性的要害。不仅人有原罪，万物都因其自保倾向──即使那位“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天子。

另方面，唯有权力能解除压制，没有权力就只能受到压制。然而遗忘了天子的现代人众，却无法运用权力的压制来增进自己的生长能量，反而附庸权力的压制来消费自己的生命能量，结果使得权力的病态日趋严重。

现代人只注意权力，而不注意德行；只注意外部物质，不注意内部精神，可谓舍本逐末之至矣。因为权力毕竟是毒药，权力不能医治现代人的病态，反将毒杀千万亿病人。

权力之成为毒药，因为它不提升生命，反退化生命。握世俗权力者，鲜有不堕落的。“权力的作用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只有一句话：浪费生命。”世俗权力都导向罪恶，导向放纵，导向反压制的生命力量的消退。故一切伟人，莫不因压制感而奋起；一切大业，莫不起源于绝望中的反抗。

这绝望亦为主观感受。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有什么难过的？他们过得比我们好多了！”可见，绝望者，起自伟大心灵的天生不平，这不平注定要改变世界均势和历史定局，打出新天新地来。而世俗权力呢？使人的生命流为形式，徒具其表，蛀空性情；它只会带来舒适、享受一类的清福，这仅仅便利生命的消耗；很少人会“放着权力不用”──他们的贪婪，终于使权力成为一切毒药中最毒的。

一个有权力的人（即握有高于常人之权力的人），要想不因权力而自我毁灭，必有超强的道德情操，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所谓“自制力”，这才是《老子》所谓的“自胜者强”。自胜者，必以道德情操来凌驾生存欲望、强权意志。所谓道德情操，当然不是被动状态的自限，而是主动状态的热忱。一个真有道德情操的人，其最高座右铭必非“我不应该……”，而是“我一定要……”。

是的，正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一定要……”的固执，为他树立起千百个“不应该……”的戒律。只有在这意义上，戒律才是必要的。戒律的压制，酝酿、激起的反作用力量，使得创造的甘泉勃发。甘泉的勃发与荒漠的压制之间的关系，可与飞奔者与影子的关系作比：奔跑者为摆脱无处不在的阴影，为实现“脱离阴影的那种解放、透明的自由感”，竭尽全力地飞奔！甚至当他颓然倒下时，也本能摆脱阴影，但他却在这运动中，跑出辉煌的成绩。像流星发出触目的光，他的格言是：宁可短点也要亮点！命运作证，如果他不是怀着如此美妙的希望，是决然拿不出如许的精力来的！这叫“夸父般的疲劳而死”。如果不是疲劳地死去，他也会老死在床上或“死于安乐”。牛栓在桩子上也不免一死，而且或许死得更快！创造者与压迫力的关系也是如此。创造，是受思想的驱使，渴望摆脱压制的窒息。否则，即使死亡也不能帮助你摆脱那普遍压制的阴影！

在我看来，无论庄子的坐忘还是印度的瑜伽，都是渴望摆脱压力的努力，是以彻底的放松来对付无孔不入的压制。它们通过制造“内在的吗啡因”，通过做个“活死人”，把力量集中运到特定的方向。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这甚至可以使死，成为复活的中继站、再生的渡口：从一种被压迫状态转移到另种被压制状态；从一个地狱摆渡到另一个地狱。正如犯人在押解途中，不免设想新监狱的种种令人振奋。……并怀着期待的欣喜，来迎接可能是更坏的苦难……美哉！神啊！这就是你的救赎？这就是你对人类的最高的爱。

由于兼容了神性，那“道德情操的载体”天生就不属于这个“现存的世界”，这“可感的世界”，这“人类意义的宇宙”。所以他绝然超越这世界，他与这世界之间无牵无挂，可以一刀斩断似乎斩不断的流水，更何况离愁乱麻之类的干系！正因此，他无从滥用他的权力，即令这权力此刻体现为世俗的权力；唯有他可以免受“权力的毒害”？正如鲨鱼感染不了人类的许多疾病？这是由精神类型的异常，预先决定的！

（另起一页）

七、自寻烦恼的权力

一个人越伟大，他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也就越剧烈……伟大的天才都是些“自寻烦恼”的怪物，他们把许多莫名其妙和奇形怪状的压制，强加在自己身上，从而背负了过多的、似乎非份的东西。

这样，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便有了一场空前酷烈的消耗和折磨，在精神的意义上，这要比世界大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心理革命及其酝酿的新道德原则，缔造了一副全新的表现形式。这表现形式，古人虔诚地称之为“其德配天的人”，甚至自吹“是命运在这尘世的代表”。

由此看来，世界帝国并不发自某个妄想狂或独裁者的奇怪意念，而是一个普遍的和长期的社会运动的结果……甜的，酸的，辣的，涩的，苦的，但必定要来的。

奥斯曼帝国的事业，不是发自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1389─1402年在位）的壮举，而是土耳其民兵（加齐“贵族”及其武士们）首启其端。而罗马帝国也非恺撒的杰作，那是罗马贵族和罗马平民在实现了内部和平之后，协同攫取的世界成果。大英帝国，与英王的意志也毫不相干，那要归功于东印度公司的流氓商人、逃命的清教徒、以及罗德西之类的探险骗子的组织家才干。即如日本德川幕府的“岛国世界”，也是倭国南北朝浪人武士们的血汗播种的，和那纤弱的“天皇家族”何干？

在《强权意志》一书中，弗利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犯了一切理想家、乌托邦份子、教条主义书记们常常犯下的老毛病──把“教育”和训练等机械习惯的重要性，提高到首位，企图以非人的物质力量，制约人的生命及其内在世界。

当然，这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成功来说，也许是重要的甚至必要的，但想以人为努力战胜自然法则的努力，终究要失败的。这与他的一贯思想不无矛盾，因此只能解释为“组织力量对精神力量的再度胜利”。

“权力”是什么？权力，应该是轮廓分明的反压制力。

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有宇宙的权力，有地球的权力，还有生命的权力和人类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等等。例如耶稣就把权力粗略地分为“上帝的”与“恺撒的”，尽管这种权力的划分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亵渎上帝，因为按照《旧约》的记载，天上地下的权柄无不归于上帝……

而中国人古来的偏见与现代的迷误，却在于把“权力”观念全盘政治化了，似乎权力只是政治活动的附庸。其实呢？政治不过是权力活动的特定社会形式。权力活动还有远为丰富多彩的精神形式，如宗教（埃及），艺术（两河），科学（希腊）等等……都是高度发达的。只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轮廓分明、坦然赤裸，我们中国人便简约地称它为“权力”，仿佛其他的权力都是虚无。而面对其他轮廓较为模糊的权力，人们便也模糊地称为“生命力”。其实，影响力、同化力、再生力……尽管披上了乔饰，又如何是生命力而不是权力？从这意义言，甚至连情感也是一种权力，幻想也是一种权力，救助也是一种权力，献身也是一种权力。

人生的权力，产自其争取解脱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争取解脱的活动，就形成什么样的权力；多大程度的争取解脱的活动，便造就多大程度的权力。这里，有着最丝毫不爽的报应在；这里，闪耀着灿烂而孤独的精神力量。

升腾于历史之天的渴望，常常借助权力之翼。这权力并不消极，不是占有性的，而是再生性的。例如，历史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它终于破除了沉沦式的“幸福状态”，是因为它继起反抗“顺水推舟”这无机世界的宿命。

历史利用了参与历史的人们对权力的向心力，利用“权力”的抗拒沉沦的天然倾向，来增进自己的高度：对一种权力的离心力起源于对另一种权力的向心力，而不是相反；因为人永远都需要某个权力。

历史，宗教史，艺术史，政治史，科学史，本由权力促成。权力，还将改铸历史。而限制权力、追求平衡的理想，根本上是“反历史”的，除非它实际上推进了另一种更大规模的权力集中，除非它仅仅意在换取一个喘息，以便为更大的权力和更高创造，铺平道路。否则，平衡一旦确立，权力一旦消解，历史之天反倒混浊不堪了──历史之天的这一脾性，与老子倡导的“水”性，是正好相反的。仿佛历史借以确保自身清澄的那些巨大压力一旦不复存在，清澄的历史之天就会被再临的浑沌状态覆盖掉。

意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必须注意自己的权力。必须注意不断保持自己权力的健康状态。消费的并因消费而变得病态的权力，将毒化历史，从而导致消费性的社会和病态的历史。而所谓“病态的权力”，就是以自身为最终的目的，以占有和享有为最终的目的。这样的权力是狭隘的玩物，是堕落的权势者们所能理解的唯一权力。而恢复权力的健康本性，就是还权力以工具性质，用权力来增进权力，用权力来推进历史，用历史来“实现命运的意志”。而不是用权力来腐化社会，用权力来糟蹋历史。只有“支配命运的意志”，才是最根本的强权意志。只有恢复了对于这样健康权力的向往，权力才充满反抗精神而非浸透压迫性格，才能抵抗历史的沉沦，把历史变成天路历程！而保证历史之天的澄彻空明，就要把一切无关宏旨的东西，作为史的渣滓、道的屎溺，逐出天穹。

历史的败坏，源于权力的误解。社会的糜烂，来自权势者的滥用力量：既来自被治阶级对罪恶的趋附，也来自知识份子对暴力的阿谀。社会也是权力的外壳与形式。有怎样的权力，就有怎样的社会。静观社会之流从我们的身旁潺潺流过……体察社会之流在我们身上汩汩翻腾，就不难领悟，社会，仅仅是各种力量的会演、撞击、相摩相生、你争我夺，所形成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外观。

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权力记录”，而历史，就是权力形态的变迁移易。宇宙史，就是宇宙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地质史，就是地质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人类史，就是人类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文化史、民族史、国家史、区域史、家族史、个人史……亦然。

在那些对于历史和权力持有上述理解的心灵中，“权力”已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权力已从世俗的、狭隘的人生之谷的谷底，升起，阴沉地翱翔在寥廓苍茫的历史之天。权力，从此已不再是勾心斗角的等义词，而成为一种永恒力量的代号，所以，这样的悲剧应该可以避免：一个握有权势的人不幸犯了错误，于是他自我解救的方式就是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错误坚持到底，就是绝对正确。”这种无耻的权力要求，必须铲除！

而越是模模糊糊的权力要求，往往包含越是可怕的含义。明确而直捷了当的权力要求，虽然容易遭人反感，但毕竟是有限度的，它的明确性就规定了它的有限性。模模糊糊的权力要求，和朦朦胧胧的希望一样──则隐藏着无边无际的野心和幻想。它们的贪欲是很难满足的。它们的逐步明确，会使它们的劫掠对象，感到日益深刻的惊恐不安。如果一个人说，“我要一、二、三、四、五……”──即使胃口大到千万亿万，也是不难予以满足。因为他既然开得出口，多少带有相当的“合理性”──否则，他岂不是拿自己开玩笑了。但是一个人如果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求正义、公平……”──试问，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你知道他的胃口到底有多大？这是十分危急的信号。有时，整个世界都填不满它！因为他得寸进尺，巴蛇吞象。

而作为其贪欲对象的人们，这时往往不是昏头昏脑地上了当，就是在这虚声恫吓前屈服让步了。所以我们说，越是“道德化了的权力要求”，就越是富于上述侵略性。道德性和正义感──为权力要求所内藏的炸药，提供了坚强的弹壳；从而使得这种权力要求，对现存的力量平衡，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世俗功能的道德准则，往往是有意模糊了其内含的权力要求。其实道德要求，往往是更难填平的权力要求：它不是直接的，因而更不明确，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说，这是更加巧妙的“间接路线”。

“我无限爱你”和“领袖爱人民”一样都是极其无耻、强暴有力、胆大妄为的权力要求，它体现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高级动物的全部情感的登峰造极：完全彻底的占有。

对食物的爱如狼对羊的爱、对异性的爱即“色狼”对“色羊”的爱、对同类即“一丘之貉”的爱以及对自己领地（“祖国”、“故乡”甚至“第二故乡”）的爱，表明所谓理想也是“权力的呼声”……而道德不过是克敌制胜的权力要求的伪装，一种变态的戏剧表演。例如政治骗子宣布了他模模糊糊的、甚至南辕北辙的权力要求，叫做“不断革命”。据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富首创精神”的，其权力要求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求“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所以从那时以来好几十年，就一直造成思想规范和社会行为骚动不安。这个以“西方真理”包装起来的“底层革命宣言”，说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的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演出了权力要求的一个双向的极端形式。这种双重社会瘟疫的传播，使得“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受害者要求报复的途径，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谎言。

在宇宙的一切形态和一切漩涡里──都有着权力，都充斥了权力的要求。从这意义说，可把权力解为压制或反制，即宇宙的根本动力。这样的权力，是不仅仅局限于生命及其属性的。这样的权力，超越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这样的权力，超越市民哲学和急功近利。

对权力的世俗理解，源于人对生活的肤浅感受。这些感受给人的错觉，使人觉得权力是人生的特产，而权力在政治事务和社会活动中，表现又最为显著。但实际上，权力在人生活中的表现，有力渗透一切人间事务并起决策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切生存活动无不汇归权力，并据此揭开一切生命秘密的最终谜底。

权力，还不仅是“归宿”和“谜底”，简直就是生活本身。人们在追求生活的同时，也就在追求权力。人们在追求金钱、势力、爱情、他人仰慕、后代称颂的同时，也就在追求权力。权力是生活本身？不，权力且大于生活。尽管权力造成生活，但权力毕竟是隐藏在生活的背面。

生活作为权力的表现形式，是实现权力、体现权力的运动。

生活和权力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活是有形式的，权力则无固定形式可言。权力不断借用其它有形的事物，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自然、社会、人、文化、政治、爱情、灵感等等都是这类“事物”。权力支配一切而不出头露面：人们看到的只是生活，人们追逐的只是有形之物；但权力支配生活、宰制有形之物。这就是权力的狡诈根性！

强权意志的杠杆说，有其合理之处：追求权力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充当仆人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食欲。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需要和地缘政治的野心，促成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因为它是反抗沉沦的向上的冲动。它和人的血肉之躯有密切联系，它也支配人和动物的感情。尽管夺权意志并非“本体”，尽管针对从它派生出的社会、文化、政治、爱情、经济结构、生产方式而言──它具有根本性，但它却是服从于更高的道德，这道德可以被命名为“天神”或“宇宙之主”。如此看来，“夺权意志”的学说，却是基于极大的误解，它把人的反压制的力量给绝对化了，甚至予以“庸俗地客观化了”（这在叔本华那里尤其显著），从而极为荒谬地“使世界变成意志的表象”。因为说到底，夺权意志应该只是生物现象，用它解释整个宇宙生活，那是把“马尔萨斯──达尔文主义”推向极致的结果，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异曲同工（难怪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成为绝对权力的并蒂莲）。因为，这强权意志的主人，毕竟不是那用语言创造万物的至上主宰。如果，“世界是命运意志的表象”，那么你又如何避免你所说的“命运”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呢？有关这一点，《以西结书》说得十分明白。实际上，当叔本华和尼采等佛教徒把夺权意志本体化绝对化成为偶像的时候的，也正是他们宣称“上帝已死”的时候，然而，以“夺权意志”并不能填补“上帝”留下的真空。

就我们所见，“权力的奥秘”仅仅在于：

“没有人来压迫你，你就浑身不自在了。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适用于人类中的一些“贱骨头”，而且适用于全人类，适用于整个生命界。而对特别具有冲击力的人，尤其如此适用。生命的全部功能，在于抵抗压力，当人和各种各样的压力形态竭尽全力周旋的时候，他的生命力被调动得最大最美。一旦压力失去，人的全部功能系统将陷入空前的衰退甚至紊乱。因为生命的源泉──压力没有了，生命的节律也就随之减弱乃至消失了，生命实体因此面临空前危机。为了寻求自身的平衡，生命需要追逐压力（而不是什么权力）！四面树敌、到处冒险的生活，可以“帮助胜利者重新站立起来”（而不是躺在地上纵情声色）。

由此可见：

A，欲追求权力必先反抗权力。不从旧有权力的逼迫下解放，就不可能实现新的权力集中的优势。而若不实现新的权力集中，便不能有效地粉碎旧有权力。

B，因此，权力和反抗是一对永远处于“反馈状态”的孪生子。而反抗权力的行为，若不发展为争取权力的斗争──则始终停留在低级的、破坏性的水平上。

C，权力，这也是一个“圆”：反抗旧权力，是开端的“半圆”；争取并建立新的权力，是完成的“半圆”。二者合璧，权力的太阳方能升起。否则，留下的只是并不完满的“残月”──那又如何照亮人生的谷底和历史的天空？

D，追求权力与反抗权力，是对一个过程的两段描述。两段，构成一个过程。其实又何止两段！权力的阳光，可被分析为无数截面、无数光谱；但无数截面、无数光谱，也并不能拼凑成一个圆满的太阳。这从相反方向，充分显示出人的理性的狭隘与片面。

E，“维护权力”是腐朽的。其腐朽性在于：它阻滞权力的更新，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生命之流，遭到暗暗毒化。因为流水，方能不腐，流动的水，要比人为的消毒，更好──它不截断生物的链，而是成全生物的链，使得一切造化各得其所、各安其序、各取其乐。这样的造化，就是天国的影子？

（另起一页）

八、人性论

人有三种心的本能：欲望、意志、精神。

欲望以其动物性追求外物，意志以其人性追求理念，精神以其神性追求梦想。

寻常的人有植物性神经与动物性神经，伟大的人难道就没有人性神经与神性神经：寻常的人受植物神经与动物神经的支配，伟大的人受人性神经与神性神经的支配。而所谓灵魂，就是“神性神经的产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灵魂的？没有神性神经，没有灵魂，谈不上有精神生活，灵魂所居之位置，多数人不是空白，就是罪。

灵魂又是什么？你说一个人脑子里有不良思想，他还能忍受，但当你说他灵魂肮脏时，他就不免勃然大怒了。灵魂是比大脑更高级、更抽象、更纯粹的所在，现代解剖学还不能发现它。灵魂不是感觉，是接近神的心理状态，非物质的，像真空那样不可感触。它不是希腊哲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团火，而是文天祥所谓的“正气”，正气是灵魂的外延，灵魂是人内心的神。

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灵魂以及灵魂中隐藏的神性，才能发现真理、激荡正气。神秘感认为：知觉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消灭，灵魂却不会，它代代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直达遥远的天际。灵魂的不朽在于，它超越现象世界，它反抗物质而亲近精神。俗人没有灵魂可以消灭，超人的灵魂却永远不灭？如果真的如此，则历史发展的杠杆，不再是“争权的意志”，而是“奉献的灵魂”！

若说“谋求生存的欲望”不足以概括“争夺权力的意志”，那么，“精神献身的灵魂”又是如何呢？

“强权意志”若不升华为“献身精神”，则不可能获得更广大的征服力、更持久的同化力。“献身精神”若不以“命运的诰命”为归宿，则不可能万古常春。献身精神的人形载体，爱那“神雾朦胧的世界”，但是他依然立足于这个世界……难道他就是救世主？

争夺权力的意志，起源于“雄性嫉妒”，所以，女性是没有强权意志的，她们从来没有努力推进历史，个别的例外，大概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即由于她们缺乏女性特质，以致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那位长着马阴的武媚娘却想则天……但即使武家的媚娘，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寻找驴胎，而不是创造历史，所以她玩耍尽兴之后还是奉还了唐朝。由此可见，尽管坚持争夺权力的意志也是如此难得，它毕竟还是人心的第二层次，而不是最高层次。最高的灵魂层次，不仅女性不屑一顾，以致终生隔膜，而且绝大多数男性也望尘莫及，所以拥有灵魂的人，是希世珍品，同时也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人生如梦”，这句话的哲学意义在于：生活也像梦境一样，是人心的一种活动！实际上，梦境对人生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由于人性的这个特点，在德国，宗教哲学革命要先于社会与政治的革命。十九世纪德国在社会政治上的无能状态，提供精神革命的沃壤。因为在政治大一统时代里，官方的镇压会使一切非官方的宗教哲学的革命，化为乌有。中国先秦的王国时代，学术昌明，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当分治的政治世界一旦统一，它的精神爆发力量就会空前强大。这样看来，德国和日本的所谓军国主义，早就埋藏在它们的宗教哲学中了。而日本比起德国来，还不肯认罪，这都是因为，日本的宗教相当低级，缺乏罪恶意识，不知罪恶为何物，当然无从认罪。

世界上最麻烦的就是人！

人，既娇气又贪婪（这些名贵的品质，如“娇”、“婪”，不知为什么都被古代智慧的化身──造字者们，加上了“女”旁），他嗜欲无穷、不厌其烦。

温饱、爱情，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欲望的两个追求（如两个犹太思想家马克思与佛洛伊德斯设想的那样），人们的行为，还受制于虚荣、青春、气恼、发奋、嫉妒以及倾慕（非性的）。那时候，曲折的心理的内素，要比单纯的生理因素，起着更关键的作用。

人，一方面隶属于“集体”（种族、国家、民族、社区、家庭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集团”──阶级、组织、俱乐部、朋友圈子），另方面仅仅属于自己……而在新柏拉图份子和基督教使徒看来──这两种“归属”又都是靠不住的表象、一种偶然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真正的所有权只属于那“永恒而深不可测的虚无”，或者叫做“命运”……

这三种所有制（“集体”所有、“个体”所有、“命运”所有）互相龃龉、彼此争夺，有时甚至兴师动众、舞其干戈。使人不禁疑问：在它们后面，究竟隐匿着怎样的人性？其实，它们都各有“有道理”，因为它们各自代表了文明的三个年龄段。

文明的童年，在集体意识下生活。自我对他而言只是生理上的自卫武器，却不是心理上的扩张工具。对原始社会中的野蛮民族、半野蛮民族，乃至对文明社会中的新野蛮民族（以重新原始化重获生机）的考察，使我们相信，它们都奉行一种真诚的集体精神。

文明的成长伴随着自我意识的成长。文明以致某系统的文化也是如此。当它进入盛年，经历某种类似个人经历中的“青春觉醒”或“自我意识觉醒”的骚动，伟大文化的种子，在此孕育并绽开初次的蓓蕾——春秋时代的中国便是如此。这时，自我保存就从被动抵抗的生理体制，变为主动进攻的心理体制了。

个人主义并不是一种“坏”的东西。它，只是盛年的意识。同样，集体主义也非人人叫好，它只对那些急于保护臣民的僭主而言，才具有超常的价值，地地道道的宣传价值……当一个社会体制、文化结构度过了自己的盛年，耗尽了最后的精力，某种有毒的怀疑主义便会刻入骨髓：“我们以前信奉的目的论，靠得住吗？”其起因在于，这时的社会体制与文化结构日益感到自身的虚弱与匮乏……更糟糕的是，它已经无法通过寻常的调整以补充自己。某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生命元素活活失去了；而某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反元素”死死地沾染上了。怎么办？

往日的年华，犹如泡影，犹如嘲弄你的梦魇……尽管呼天抢地，却无回声，可怕的沉寂已经逼近了，虽然还没有最后笼罩在头上，但已经包围了、困住了、只等最终的一击……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而日渐稀薄，它知道了，它日甚一日地知道了：个人无力回天，自我太有限仿佛一个可怜无助、行将遗弃的孤儿。宿命论兴起了。独行回天，力挽狂澜，那只是青春时代的幻想、癫狂。在宿命论的时代，它成了可笑的谵妄，虽具审美的价值，却无生活的意义。它于是成了某种神话。

原始人一度相信自己可以通神，文明人一度相信自己可以征服宇宙。但衰老的文化、被迫再度落入野蛮化的社会，最终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出路在于“回归”，回归得更接近本原。这不是向前的“信仰”，而是无可奈何的顺服。

老年的神话和童年的童话是不同的。前者较关注自己的“归宿”，后者较关注自己的根源。童年对世界的好奇，发自面对根源的兴趣，而老年对往事的眷恋，却发自面对归宿的震惧。他们用这些阳春时节的熙暖，来驱散那他们既想回归（以摆脱辛劳和病痛）的永恒、本原，又对之充满无名戒惧的空、无、黑暗。──四大（酒色财气），不就是生命的代词吗？四大皆空，不就是死亡？

只有盛年之美，以其阳春时节的喜悦、仲夏之梦的骄矜，踌躇满志，独奉“我即一切”的个体化原则。仅就此言，个体化的原则无可厚非。因为，生命初开的形态是种族，其盛开的形态却是个体，只是当落幕的时候才又回归到种族的摇篮──命运。由此可见，种族是文明的根基，而（文明的）鲜花与硕果则是由个性迸发出来。而命运，则是种族与文明的收获者。创造者们，前进吧，你们是真正的献祭者！

从生物学上说，越低级、自卫能力越差劲的物种，其繁殖的数量就越庞大，以“量”的富裕来抵偿“质”的欠缺，保证种族绵延，不致断绝。这可名之曰“均衡的自然法则”。据此法则，是否可以认为，越孱弱的个体，才越需要仰赖种族的势力，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保？而越强人的个体，反而越容易感到来自种族本身的压力；种族要求他循规蹈矩，不越种族法律的雷池。这些限制，本为保护种族成员；现在却反过来压迫其中的佼佼者……

在克服这些限制、压力的艰辛中，最奇特的个体又从种族困境中生长起来，他无可争辩地高于种族水平，然后把推进种族生命、承担种族疾病，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样，种族困境未能绞杀的佼佼者，成为种族的代表，君临天下。

他说：“生命的完美形态，不可能出现在体族整体的生存状态中，而只能通过佼佼者超越生存的形态来体现。他的完美不可能永恒，甚至不可能持久，所以他必须汇入种族，生命发展的奇妙结晶，仅仅一瞬就足以更新种族的命运！”

从这意义言，我们还要感谢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它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结果实行的是专制暴戾的个人独裁，似乎表明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还没有走向最后的黄昏……如若没落的社会表里如一地推行“集体意志”（而不是由暴君制造的集体意志的假象）──那么，命运的天国、世界的末日，可能就来临得更快了。

（另起一页）

九、天神的阴谋

天神预先培育“善”，以便为“恶”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否则，“恶”会因为受不了饥饿的困扰，而趋于消亡了？既然是天神，就不会这么不仁慈的；天神既需要善，也需要恶：以作为世界的两极。

天神，既“造善”又“作恶”：他为作恶而造善，又为表彰善而纵容恶……这就是“正义”的原始含义？

人们都称颂“爱”的伟大（因为它激发了人们的生活本能和生活热情）；但似乎忘了“恨”比“爱”更有力。“爱”固可充实生活，使生命盎然、饱满。但唯独“恨”，才赋予生活以意志的坚韧。“爱”给生活以轻柔的玫瑰色和梦一般迷人的幻觉，“恨”却使生活变成庄严弥撒。

“爱”不需要连贯，可以不要因果性，结果沦为杂乱无章的“意识流”：“恨”却具史诗般的结构，具有雄浑的气息、夸父式的献身精神。所以“复仇”成为人类情感中最强力的一种。正是它，促使许多民族从极度衰弱中奋然崛起。而“爱”呢？只不过使一个民族走向孱弱。或说，是一个民族在走向孱弱的过程中，必定要表现出他们的爱之心理病症。

若是失了“恨”，生活将成为没有盐的空虚。──这是悲观主义者的真理。是“恨”，使他们对人性的痛苦有了推卸的去处。他们把属于人性的苦难，归在他们“恨的事物”上，就像命运把世界的罪，都归在救世主身上。对乐观主义者，“爱”的作用也是一样。他若失去了他的“爱”，等于走向毁灭，所以他极力制作有关“爱”的幻梦。

悲观主义者，若失去顽冥不化的“恨”，就临到虚无的深渊，并开始下滑进入自杀的山麓……为了活得有力，无论如何也要学会“恨”！为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无论如何也要能够找到足够“恨”上一辈子的对象！使自己的一生不要迷失方向！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惜人们对此殊少认识。

尽管，一切道德信条都异口同声地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哪一位道学先生敢于否定“复仇”的神圣性？没有。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而复仇，就是最正当的防卫！因为“复仇”（它的底里就是那普遍的“恨”；“复仇”不过是“恨”的合理乔饰。一切“恨”都以“复仇”为借口，以强化自己、软化敌人）是深入人心的本能。只有佛陀、耶稣等伟大超人才具有否定它的资格。但耶稣献身十字架本身，不也是对法利赛人的末世统治所进行的强烈抗议吗？这抗议中有刻骨的憎恨，尽管他出于“神子”的口，而讲了一些相反的充满怜爱的话。

对自己人的爱和对异己者的恨，这两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答案，何须统一。

“爱意味着平等。”但是，平等却不能等于爱。爱的基础是互补，而不是平等。尽管世界上有两种爱，但它们都与“平等”无缘：

第一种是向下的、俯视的。它开始于同情、怜悯；诗人叫它“怜爱”。

第二种是向上的、仰视的。它开始于尊重、崇拜；诗人叫它“敬爱”。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压迫感的变形。

压迫者、充满自傲和扩张感的心灵，易于产生第一种爱，即俯视的怜爱。它给人宁谧的享受，使人变得深沉起来。它有助于证明优越感。它在冷静中倾向于自制，对他人的施舍肯定了自己的价值。要知道，无论怎样充满自信的心灵，总有空虚衰弱、自我怀疑的时刻！所以任何心灵都需要不断的自我肯定。这是“政治家的爱”，是需要巩固新近胜利的爱。

受压迫者、受到自卑感控制的心灵，易于产生第二种爱，即仰视的敬爱。它给人升华的感觉，使人进入想象的幻境，将事物没有的丽质奉献给它，又反过来希望受到它的保佑。要知道，这有关解放的幻想多么刺眼！对它的憧憬，是人的头等动力。这是“艺术家的爱”，是一切自觉缺陷者的爱。

社会，不论处在何种“制度”、“意识形态”、“道德系统”、“文化色彩”、“时代风尚”的笼罩下，总是“充满罪恶”。至少，从布道家和纯洁派的观点来看，只能如此。否则，还有什么“社会生活”之可言呢？

于是，请把一切个人的哀愁、血泪、愤恨、心绞、肠断之类，都抛到一边去！只有当你投入一个更大更持久的存在中，你，才可能纯洁起来。

（另起一页）

十、孤愤

当我们回首“人类历史”的时候，不禁要用一种轻蔑的眼光来斜视之！一万年的历史，不过建立了一堆貌似成就的废墟！且是日暮途穷的废墟！──谁来充任新一届救主？谁能完成“新一轮拯救的使命”？

──“人类根本无法救药。”答曰。

“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一群动物、一群比爬虫更为贪婪的欲火之载体。

在超越人类的眼光看来，也许，人的文明如荒漠。那么，有什么可以叫做光明或“希望”的东西？

尽管我们也像多数人一样学会了自欺，为自己建造了可使自己鼓足勇气活下去的思想或是海市蜃楼；然而海市蜃楼烟云消散、思想的幻象尽失后，留下的岂只是更为彻骨的虚空？

这个真相好似毒鸩的相，使我坐立不安、恍然若失──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我们自以为发现了“真理”，其实不过是用来填充欲壑的新废品：人们自以为是“善”的，不过是巧取豪夺的辅助手段──假冒为善的人群啊！甚至就连这种对人类的重新发现，也只能是动物的呼号与另一种欲念。我们于是不得不与别人一起蠕动、爬行、生活（尽其可能饰以美味的桂冠，是为了继续蠕动、爬生活！）──却要自视高贵：自视杰出，甚至是最超拔的一个，多么虚伪的人！

人类除非让位给更特别的物种，否则仅凭自己的能力，是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而人类的梦想深度，适足以从反面证明其灾难深度。人类的无梦想状态，又足以证明其僵化及近乎朽灭的停滞状态。是青年的血，使我们渴望创造，这渴望使新文化的曙光，成为可能。我们正在干着自己有时都会对之哑然失笑的“事业”。这事业也许提供人们新的感觉，然而却不能对人性也就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做出什么彻底的改变。如此看来，即使为了自己，人也需要把世界的王位让给更完善的生命。

只有遵循这命运，人才能融化于自然，从而获得永恒的生命。天才的踪迹将成为“人的象征”，因为他们代表了人对新的生命类型的过渡。尽管他们的数量诚如沙中之金，但却是“金沙”。命运珍视“人”，因为金在“沙”中，沙中有金……多数人是沙，少数人是金。对沙的关切超过了金？那是因为，一颗金就可以使一大堆沙土成为金沙，而一大堆沙土却不能使一颗金成为金矿。金，类似于人的完成状态；沙，类似人的未完成状态。

这里是七段铭文：

A，人生来去匆匆！一切都川流不息，瞬间万变。没有长驻不移的元首，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长青不老的丽人。以“美”而论（撇开其观念性，就算它“是客观存在”）──任何被我们评判为“美的”，都不可能是某一事物，而只是这一事物的瞬间。这是因为，万物都靠着自我否定，才能继续生存。“她浑身都是宝。”这个命题的意思只是说，“她对我而言，现在浑身都是宝。”在这条命运线索上，不可能每一点都美！任何线条都是曲线，而曲线的许多截面，又是十分丑陋的。它们倏忽、飘忽、恍忽──甚至很难被我们的感觉捕捉到，更难刺激起我们神经的兴奋。

B，只有当我们被幻象困住了（尽管并不觉得困扰），并被笼罩在感觉的世界里，从而认定幻觉即为世界的真相时；我们才会看出世界的固定性、确实性甚至永恒性。所谓“幻灭”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个人曾经沉浸、陶醉在自己之中，然而自己的破灭，岂能不使附庸之上的固定性、确实性、永恒性，也烟消云散了吗。面对这令人怅惘并深感孤独的景象，绝望感就沛然而生了。这绝望感就是“幻灭”。幻灭，就是从自己之中走了出来。

C，人在“幻灭”中感受的，更接近世界的本相。如，人在幻灭时感到孤独、冷漠，而人生正好孤独、冷漠。幻灭的虚无感，比之实在主义，更接近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及其变化莫测的经验。尽管天才的幻灭，并非绝望的产物，而是透视的结果。天才的眼目如此神奇，什么障眼法都蒙蔽不了他，在非人的意景中，他看透一切，看透底蕴，万象在他面前灰飞烟火。

D，现代是一个概念游戏的时代。实证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概念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但只有原始人才会相信概念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对事实的把握”──而今，概念游戏的奴隶和耽欲者，是“夏日原野上，一朵最后的玫瑰”。

E，现代科学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游戏的庞然体系。现代科学的各类细目的诞生、扩张，可谓雨后春笋，生机勃然；又如百花争妍，使观者称羡不已……可是这一切的结局与收获呢？学科分立的倾向终将走到尽头，那时，各门学科将发现各自的内容都互相沟通，各自的界限将被打破……甚至分立数千年的“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鸿沟，也会在一天早上突然弥合：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万种学科又将归一，一门系统学问。

F，这大学问以天子为归宿。世间的万象，最后无不涌聚天子之庭，以沟通天、地、人之间的固有隔阂，而且他的神（“功能”）就是万物的宗主。任何学术如不上溯天子，就难称完全；天子，于是成为人的性命之核。他来临，一切变质，学术又岂能独外？天子作为基因，必化合几百年间学术的有机结构，不明白这至贵情理者，又何足以谈人生的境界？

G，中国的精神内含这至贵要素。为什么中国的文化灰尘已经积累到如此腐败的地步，而中国仍能延续下来？因为中国还有天子的激励。天子是永久有效的复活剂，也是周期性勃发的生命力。以此，未来统一世界的权能，将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体：它的头脑及中枢神经类似中国的天子，它的身躯及应用系统类似是西方的文明。

现代社会的紊乱、骚动、文化失调及种种刺耳的叫嚣，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及源远流长的曲线。正如生命，社会与文化也有一定的“年龄征候”，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征候。尽管，由于迄今为止的文明还十分稚弱，所以我们还不具备充分的经验来鉴别社会、文化的“年轮”……毫无疑问，现代的世界的千奇百怪，只是某种“年轮”的体现，而不可能是不变的终局。所以，现在流行的代议制民主必衰，楚楚动人的西方思想文化必亡──剩下的，只不过时间问题。

人的来源迄今为止仍是神秘的，但凡千万年的演变，使得人们占有权力、支配他人的冲动，已经成为生存发展的基本模式。这不断的转换，形成历史生活的基本旋律。而过度膨胀的权力感，则是现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要消除现代灾难，唯一的药方就是降低权力感在全文化中的比重。而实现此一救赎的唯一道路，是一个空前有力的全球世界权力核心的兴起，它以其全球性使命，消除权力感造成的世界性紧张状态。

在现代世界的普遍混乱中，将产生吞没一切的漩涡（此谓“否极”），它不负荷阿提拉、成吉思汗、列宁同志的“无情破坏”，而是秘藏秦始皇、恺撒、阿育王、穆罕默德同志的“重新组合”。一切主权国家的“私权”，将付之一炬，超级权力中心，将带来强制性的世界和平。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古老的预言再次应验！它的现代文本说，“强者，莫不由舍命夺权的冲动而臻至其强；弱者，莫不由享受权力的奢侈而沉沦于弱……权力的罪恶性质，即在于“享受”，而不在于“争夺”。

在上述意义看，“进步”又何尝不是“衰落”？人们常常指着这个说“这是进步”。时而又指着那个说，“这是进步”。他们说错了没有？往往没有，他们的这类说法往往是其来有自的。只是他们太拘泥自己的经验，过分囿于当世之人所共有的某些感受，以致把这些感受当作客观的事实。“衰落”，也是如此。“进步”与“衰落”不仅格格不入，也是互相通融的。它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而相辅相成！

透视一下历史过程，就可以明白：在“衰落”过程中，往往拥塞着许多“进步”，而“进步”的大量涌现，却也不能阻止“衰落”进程。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正是某些“进步”加剧并深化了整体的“衰落”！充满恐怖色彩的真相，使现代人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的人主张，为减缓衰落的过程而取消关于进步的幻想，这是保守主义者；另一阵营的人主张，为进步的实惠而置衰落于不顾，他们称有关衰落的论述，为最大的思想骗局，这是自由主义者……在这场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厮杀中，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边，因为中国现有的条件，还轮不到对此做出选择。

但有一点是异常清晰的：“进步”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东西。它是一座冰山，有一天洋洋自得的“占领者”将突然发现，这冰山正在足下消融，从而使一切建树的基础宣告崩溃时，他们该多么惊惶！而如果事前看清“进步”的冰山性质，并在心理上做好应变的准备，就不会被恐惧和绝望所击溃？还是相反被恐惧压迫得更久？

衰落既是不可避免的宿命，那我们为何要悲观绝望？要知道，衰落之后，将继之以复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衰落有衰落的趣味，这是生活在盛世的人们，体会不到的。对他们来说，足下的土地多么实在，而望洋兴叹是空洞的。

“进步”何尝不是“衰落”？“衰落”何尝不是“进步”？只要“衰落”在深化，我们就可以说，“瞧！进步并未停止！”──这无异说，在进步中，既有吉，也有凶；进步者，既是善果，也是恶报。

在互为因果的意义上，人类可以被区分为“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而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则是永恒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幻想者，是阳的化身；生活者，是阴的形骸。所以，在他们之间永久的对垒与战争中，也有着永久的交媾与调和！幻想者，多是处在主动的、攻击性的、支配性的地方；生活者，多是被动的、接受挑战的、最终要遭到支配的……

幻想者是精神人物，是创造世界的工匠；生活者是两足动物，是创造世界的材料。工匠，并不是耽于梦想而拒绝行动的懒蛋，他的幻想是在求得生命的更高值。

幻想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观念的制造者”，一是“运动的推进者”。前者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音乐家，不是讨好观众的叫花子，不是欺世盗名的大祭司；而是驱使生活者投入运动的精神奴隶主。后者是政治、军事、世界战略上的征服者。他们的征服，服从于更高的目的：将生活者淹没在新精神、新天命的役使。所以，他们的肉体征服是实现精神征服的步骤。

幻想者的两大类型，统一为拓荒者与收获者的兼容并蓄于一身。幻想者并不是生活者所臆想的那样，是苍白无力的、缺乏生活能力的。恰恰相反，幻想者比生活者更重视力度，更珍爱力量，更懂得施展力度、力量于世界的要害，更注重提升生命的能力。

生活者，是生命的消费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本身，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他们对生命的功能，是纯然消极的。幻想者，是生命的培殖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的再生，置于首位；他们恶狠狠地对待自己和他者，仿佛乐于践踏生命，并以生命的敌视者与毁坏者而自豪……但实际上，他们才算理解了生命，并把生命的火焰刺激得发狂。生活者，在物质上延续种族。

幻想者，在精神上发育种族。生活者，在物质上繁荣社会。幻想者，在文化上支配社会。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幻想者不事生产，因为他们是文化的灵魂、社会的中枢；“劳心者”、“劳力者”──这也是古人对幻想者与生活者的某种阶级化的因而是不太确切的称呼。我们的幻想者还包括柏拉图所谓的“卫国者”，哲学王则是他们的天然首领。无疑，精神上的创制，要比肉体的寻欢作乐，更能满足幻想者。因为他容易受到观念的激励；不易感到官能的诱惑。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感受力过强，官能的快乐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是徒然使他们感到人生的空虚。于是，他们便起来创造，起来征服，起来创造性地征服，起来征服性地创造……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他的本能冲动，就是对环境的厌恶，并要自己创造新环境；他的本能冲动追求崇高、不朽，无法满足于平凡的生存，对超越物质形式的生活，才感兴趣。这种本能冲动及其意向如此强烈，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抵抗生命本身！他的全部生存史，可以归结为，“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向善？

英国人伯兰特·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年）说，“建立一种哲学，能应付那些陶醉于权能几乎无限度这个前景的人，同时也能应付无权者的心灰意懒，是当代最迫切的任务。”其实，这样的任务基督教神学早就完成了；但当代世界真的需要这样的哲学吗？当代人需要的是官能的刺激和疯狂的自恋癖，就像罗素本人一样！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所描述的那种既承认“神”的最高主宰地位，又予人类行动以积极肯定的哲学，已经被西方社会给唾弃了。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是言不由衷的，是虚伪透顶的。

伦理与政治并不同一。为什么？伦理，是教化，施之于民者也；政治，是心术，存之于治人者也。这两者并非无所间隔，而治人者受统治欲所驱又岂能遵循伦理？至于小民，则不得不成为伦理的恭顺仆人！否则，他们就将作为社会的垃圾，就像遭到遗弃的美国黑人那样。小民的伦理与治人的政治，都只是那个政治（即“社会的治理”）的一部分，小民的伦理，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治人的政治。

现代僭主政治（其中尤以托洛斯基主义在亚洲的变种最明显──文革的“继续革命”），由于其理论脱离实际的虚伪性，在治国方面无所措手足，结果，只能经常抓住一个外部的假设敌人为对象，来加强内部压力。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没有抛弃中国；而是借用来自西方的残酷活力（“西方的真理”），把中国人从一千年的腐败堕落中抽打出来。因为中国缺失了欧洲的中世纪一千年的所谓黑暗！新一代中国革命的再出发者们──将为中国的复兴，培植无情的但负责的伦理观。惟其无情，方能负责；惟其负责，方能无情。

中国为适应现代秩序，已经付出极为可观的代价，在世界史上都堪称空前。这种绝境下的努力，将化为中国民族再进军的强劲动力，只有再出发、再进军，方能把中国的命运，推上一条新路。让我们抛弃过去的美德，让我们面对凶恶的海洋，中国革命，不仅要承受过去的“罪”──也会化育未来的“孽”！

（另起一页）

十一、历史多歧路

在全球化的混乱局势下，当人们谈到“历史”时，概念往往是含混不清的。有时，历史与“过去的实况”而不是作为命运的见证和存在之王的历史……等同起来；有时，与“文化的记录”而不是作为精神之花和观照之镜的“历史”……等同起来。这含混造成许多混乱。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在使用“历史”一词时，有时取其前义，有时取其后义。这在诡辩论者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肆无忌惮地“玩弄历史”，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正是利用了“历史”这一名词的双重性乃至多重性。

但是，我们要求对“历史”的概念作内在一贯的理解！历史，不是作为精神之花的“观照镜”，不是图文并茂的学术；同样，历史也不是“过去生活的实况”或“已经逝去的一切”，它甚至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发展过程”。在我们单纯的理解中，历史，是充满了生机的有机过程。它历经盛衰兴亡、度过自己的春夏秋冬（春，兴；夏，盛；秋，衰；冬，亡。）……在我们单纯的理解中──历史，是神秘而圆满的自我实现过程。它既不受一个外在的至高者的操纵，也不是（作为表象的）人的观念。它的自在独立于庸庸碌碌之辈的是是非非之外。

历史，不是浅薄狭隘的线索；而是波澜起伏的巨流。历史，甚至不是雄浑的长河；而是万珍俱备、泥沙俱下的无边汪洋。在它无生命的汪洋中，暗藏生命、含蕴生命，汩动生命的活泉、泛起生命的色泽。

如果把“历史”与“过去的一切”等同起来，那“历史”沉浊、混乱的本相将表露无遗，因为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得足以选择精华和裁汰废物。

而我们对历史的单纯理解则告诉世界：“历史”，是“淘去了一切渣滓之后剩下的‘过去的一切’”。什么是“渣滓”？什么又是“淘去了一切渣滓之后剩下的”？──这些并不在人的视野之内，不是人的感性甚至理性所能判断的。人所擅长的只是接受既成的事实，并聪明地适应它。在我们的身后，不是无根的虚无，而是一片〇的苍天；不是黑色的死亡，而是无色的来世。这来世，集一切生命的精华，奉持“太上无情”的光。

这光，漾溢在历史之天上……

无情的时间！你是一只无情的手。你毁灭一切。随着你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运动──美的成为丑的，善的成为恶的，真的成为假的。一切都在消失，一切又貌似重来但终不重来……

然而，时间还有另一功德：在使真、善、美，成为假、恶、丑的同时，也令假、恶、丑，产生新的真、善、美！时间不但毁灭一切美好的，也医治一切损伤！时间令一切重来，还令大道永远轮转。

是的！心头的创伤，还有什么比时间这万能医师更善医治？没有！时间的医治没有后遗症，创伤愈多，在它面前愈坚强。即使短暂的幸福，也比永恒的苦难动人。“永生”本身并不可贵，除非，它含有为所欲为的快乐。人之追求新事物、创造新生活，出于对旧事物、旧生活的厌倦不满。世俗所谓“幸福美满的日子”，是新生活可怕的腐蚀剂，是幸福的迷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陷入此中，便难以自拔，世俗心目中的“苦难”总是比“幸福”，更接近生命的活泉。苦难深，则开辟新生活的雄厚资本。

只有苦难、孤独、劳顿、痉挛、绝望──得以成就伟大的人格。相反，世俗心目中的“幸福美满的日子”，却只能毁灭有价值的人格。因为，只有越过时间的无形壁垒，人格真伪才能被鉴别；因为，只有时间才能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人们长恨生命短促，不能及时行乐。对饱经苦难的勇敢者，永生才是莫大的苦役。对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躯体，长生不老是无止息的刑罚！“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由于人性，常开的，就不是好花；常在的，就不是好景。关于“好”的论断，无不极残酷的是以时间为标准的。

时间是无情的手，它剥去一切伪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走着瞧。”这就是指，时间无情的剥蚀，足以使万般本象，尽情暴露。

“愚人”的哲学是必要的！人并非单靠智慧长得壮大。人并非单靠智慧去博取高超的战略、攫取世俗的胜利。人，是靠神奇的怪质，走完他的征程、鉴定他的命运、试练他的力度。

智慧只是这怪质的表现，有时仅仅是调料装潢而已。恰如在一位身段优美、擅长歌舞的绝代佳人身上，著上一款新颖的装束。但归根到底，“佳人”的身体和她那炽热的本能，才是真正的怪质。又如一匹千里之骑，鞍辔金玉相辉，然而，是它的驰骋能力，使那装潢引人注目。而劣马的金玉其辔，不过是幽默与讽刺的写照。

《阅微草堂笔记》（清·纪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449页）云：“盖愚者恒为智者败，而物及必反，亦往往于所备之外，有智出其上者，使起而胜之。无往不复，天之道也。使智者终不败，则天地间惟智者存、愚者断绝矣：有是理哉？！”在现代世界绝对主义的苦海里，古代的真知向我们透露：智慧不能救人，强健不能救人，惟有不可思议的命运，始能宰制人、左右人，决定人的命运的，并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东西。

“无往不复”的观念，古老而生命力旺盛。天道轮回，人道亦然，历史上有无数事例。在历史中，万物并无优劣。胜利者，惟有“幸运”二字可写其德。此理昭然若揭。“社会的不幸者”，常常成为“历史的幸运者”。一些“愚人”凭强健的本能和完美的天性，尽性而为，拒绝听从智者的劝告。他们认为那劝告里有陈年的酒糟，当心酒精中毒！在一篇叫做《死亡腺之谜》的文章中谈到“DECO激素”，并称为“死亡激素”（谢谢命运，这个理论毕竟还知道“人体是复杂”的）。如果把它切断，足以替人们增加寿命若干。文章还举了“八腕章鱼”为例来说明。我并不像该文作者那么乐观。人类延长自己寿命的一切努力，终将招致无情的报应，可能得不偿失。至于切断“DECO”而无严重的副作用，更是匪夷所思，否则人类及各类动物的进化，为什么没有将这种自生的“死亡激素”淘汰掉呢？

这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必有其人功用，不然，人体以及一切动物体的“经济原则”早就把它排斥掉了！这种分析，并非“事后聪明”，从最浅处说，这种激素，虽对个体可能不利，但对种族的代谢必有极高的价值。任何物种限于生物链的束缚，只被允许定量的个体生存世上。超过这一数量，首先是饥饿的火神来“替天行道”。在生物链的外在制约下，若无“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作为生命的内在制约，怎能保持种族的青春并借以保持种族在生物链中的优势呢？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其实是对个体而言。如对种族，则适得其反，是使得种族再生的必要杠杆！它避免将整个种族的生存优势，押在一场危险的赌局上。

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批判北宋象数学家邵雍，在其巨著《皇极经世》中，宣布了一种“退化史观”。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历史，乃是一个生命力不断退化、越来越失去道德的过程。他临终大书《病亟吟》，很能说明他的历史预感：“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他反复强调的太平世，已经所余不多了。在达尔文主义尚未式微的现代中国，邵雍的观念自然成为各种互相对立的官方学者们（如极左派与自由派）交相诟病的口实。但是，只要我们敢于深入这一历史观念的底里去探其究竟，就能发现它十分有趣、并且不无道理。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邵雍的错误，不在于他指出了历史过程的退化性质；而在于他的这一论断建立在含混不清的道德基础上了。也就是说，《皇极经世》过于倚重《春秋经》的精神，却未按照编年史行事，架构上属于历史神话。可使是上，历史根本不按任何意义的道德来发展，是人的智力和诡诈，在历史的力量对比中，发现了道德的轨迹，并奉为至尊。因此，把道德作为历史评判的尺度，是事后的聪明。而所谓理想，则是复杂的历史力量借以实现其构图的心理工具，而不是历史的指导力量。毛泽东语录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他的谦虚或推卸责任。理想哪里可能是什么归宿或主宰呢。

我们对“历史在退化中”的理解，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宇宙爆炸”的事实，驱使玉碎为瓦，再驱使瓦碎为土，从核心到劫灰，怎能不是退化呢。历史也因此陷入无限的沉沦之中。仅就历史截断面而言，历史似乎是“进化”的。但这促使它进化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反压制力。历史作为压制作用与沉沦过程的派生物，是人的归宿，但只是神的表象。──这难道不是彻底的退化吗？

文明历史，是反压制、抗沉沦的摩天宝鉴，但即使在它的深部与核心，也正遭受沉沦的剥削之苦！潜藏在文明历史内部的“沉沦”，是堕落中的，它不得不显形为“历史因素的不断沉淀”。我们因此看见，文明历史总的趋向是，越来越丧失其天真自然的情趣。形形色色的繁杂而惰性日强、烦琐而含义日少的“历史纤维素”，像梦魇一样侵凌健全的人生。它们以传统和文化的名义，不断奴化我们的意识、戕害我们的发现。我们看见，历史越悠久的民族及其文化，就越容易受到这类“历史纤维素”的捆缚。困在这纤维素之捆绑内的居民们的生活，也就越变态、越不自然。这样看来，一个创造了某种文化的民族，比一个未曾创造（而只是借用）某种文化的民族，更易受到这种不利影响（如中国比日本）；而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越伟大、创造的时间越接近现代，则其也就越容易背上这该死的包袱。

这就是“成功的悲哀”。相形之下，“失败”也许倒更有益，失败可以帮助人们去掉包袱、轻装前进。失败者总是能比成功者学得更多的东西。而半开化民族的活力，也总是比文明民族更强大。例如历史记录表明，在文明门槛边上的野蛮人，是最富于“侵略性”和集体活力的。

历史本身在沉沦之中。但处在历史流星雨中的人，还会时常升起某种上升升腾的感觉。这无非因为，人的努力和奋斗，可以推使历史暂时对抗沉沦的厄运。正因为这些优秀的个人，感到历史沉沦的压制之苦，所以他便起而反抗这暗淡无望的既定命运。从终极意义而言，人的反抗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却创造了光怪陆离的痉挛！──文明的动力，使得活在其中的人信心倍增。这些激情相信宇宙的根本命运，可以上升；人类历史的趋势，可以进步。

如果相反，则文明历史将沉沦，其标志是：在历史纤维素的层层重围、不断困扰下，反压制力越来越弱，抗沉沦的意志越来越淡。如果，我们只愿以古人那样的态度和力量去生活，便根本不配生活下去。如果，我们只付得起古人那样的努力与代价，我们的生活就注定要失败。要知道，现代人所面对的历史之流，要比我们的祖先所曾经面对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暗礁和压力。活着的人，必须付出日益大的牺牲，方能抵消加速度的沉沦！

（另起一页）

十二、存在与虚无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所以他们被称为“智囊”，也就是聪明的酒囊饭袋。于是，历史在鼠目寸光的智囊们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难理解的非人的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命运或诱骗顾客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规律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就这样，“历史”与“人”绝缘了，成为异化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成了奴役的根源，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推行极端政策的借口，不仅支配专政权力，甚至也已经渗透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它们有些不同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非宗教的自然主义和非世俗的人文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所主张的，对立人与自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历史教化，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成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信仰崩溃的西方信徒。当然，这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们日益空洞的心灵。

二十世纪的西方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西方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这得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的多动症观念的曲解。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作用了，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宣称“上帝死了”，后来被尼采夸大为时代的最强音）；它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们的“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们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区别，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创造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暂时从“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里。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哲学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也因此自诩创造而非引进了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但这只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这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这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尽管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只有封建的精髓；它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它崇尚的是竞争，它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唯物史观”仅其一种），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史观”了。

无怪孙中山曾对此感慨地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是的。甚至现今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协约国”、“轴心国一同盟国”），也有古代的“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近来改换了“发达”一词）的欧洲蛮子，而是他们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东施”（“东方的西施”）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西方法宝”，在中国大地上互相对垒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祸乱中国的武器，日益酷烈的内战，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

他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西方世界致强之道，而是西方衰颓之光。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以治为本的思想，是对西方文明的内在危机做出的补救式反应，这对平息西方的内乱（它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也许有用；但对中国的富强，却南辕北辙。

这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严重威胁中国文化的复兴，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致弱的文化先导。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不是可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的。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只有人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才能激发社会的全面复兴。中国的命运一再证明了这一常识。尽管现代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做出充分的估价。

人人都生活在全球环境中。而这个地球，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村落”。可是在这个“村落”中，如今“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荒唐！因为人，已经意识到那看不见的、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

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一种基本被动的月光式的东西（有限的主观能动性！）──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呢？它仅仅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吗？它仅仅是种“被扭曲了的意识”吗？

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是在什么地方呢？

按照一个极端的唯物主义理论，无论如何，虚无应该就在世界中。否则，岂不等于承认了“另一世界”的真实性？

按照另一个极端的虚无主义者宣布，这世界却是虚幻的。他们认为世界的实在性，既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世界的真实性，仅仅是我们感官的某种属性；至于这个世界是否真实，“真实”又指什么，却不是我们的感性所能断定的。因为它只是空间性的存在，而达不到时间性的存在，所以时间能让真实变形。所谓理性，其实只是时间在人心中的绵延，正如感性是空间在人心中的绵延。

除了“我活着”──“我看到”──“我觉得”──“我欲望”这些，我们的感性究竟还知道别的什么呢？而“我”以及关于我的一切思想──岂不都是瞬息即逝的！这时，一个新曙光突然洞彻：“存在”与“虚无”，本来就是一回事。“虚无”，是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的断定），对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的世界）所做的判断。而以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去看，世界便是实存的了。如此，存在也是虚无；虚无也是存在──哪里有什么一定之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象与本质”：“现象”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现象”。除了“现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存在”；因此，即使最为荒诞无稽的幻想、稍纵即逝的念头，也被列为“精神现象”。

“本质”？这是别有用心者杜撰出来的神话！它的功用在于屈折人的常识和本能。一般人所说的“本质”──已经全部透露在“现象”之中了。而理论家所说的“本质”──只是他们强加给现象界的语言霸权。

现象世界的“矛盾性”，只说明了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在面对世界的时间性的时刻，所表现的软弱无能、摇摆无定；而根本无助于证明有什么“物自体”的存在。

在这种意义说，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

岂有它哉？

（另起一页）

十三、历史是什么？

历史之天，从人生之谷的忧郁中，冉冉升起。

它的寥廓，是来自谷底的局促；它的清朗，是来自谷底的阴沉。

历史，于是成为人生的“完成状态”。

“进入历史”乃是死亡的代号，是人生价值已经结束的可怕标志。

一切有价值的人或物，都怀着各自秘密的意欲，“渴望进入历史”，然后在那里被固定、被存储起来。“历史之天”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包容了，自人生的谷底升腾起来的全部悲哀和喜悦，并通过神秘的机缘将之中和了，它交汇那些在世俗之称上全然相反的存在，在它无尽陶冶之下，一切歧异全消泯，一切渣滓全廓清，一切矛盾恰到好处，一切煎熬人的苦难，化做沁人心脾的福泽。

它是雄浑的，又是清癯的；它是无碍的，又是严峻的──它严格排斥不配进入那无形圣殿的存在，又放纵那些敢于翱翔于苍窍之上的超越者。

历史之天的纯净性，不在它空无一物、纤尘不染；而在它具备一切，使它包容的万有在它里面互相抵消了。《中庸》云：“致中和，天地育焉，万物位焉。”中和，这是历史之天终归清平的无敌酵母。“历史之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困于人生谷底的灵魂，在无奈的心中酿出一片精神。就像那被圈于神瓶内的古代恶魔，在千年的孤独之后，迸发出的响彻天穹的狂烈笑声……

但它又不仅是幻想。它还是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生之最终归宿。不论是怎样的人生，不论这人生是辉煌是暗淡，多么坦荡或多么崎岖，多么丰盈或多么贫乏──都无一例外地汇归于斯、泯灭于斯……成为沧海一滴、云雾一缕……不论这人生与历史之天的奇观清彻，有多大抵牾与不协，都无可幸免地归入它那苍茫无际的沉默中。

历史之天，并非人生之谷的陪衬，也不是遥远、空洞的背景；它是自在的独立的统御者。人生不过是在它那永不停歇的巨型剧场中，不时上演的、一个个小小的剧目。有价值的人生，才得以上升为历史之天的微小但实在的组成部分──极端的苦难才能造就极端的人生，逼使它们上升到达常人不可想象的高度。

历史之天，是人生之谷的归宿。因此不能计入历史之天的人生，仿佛并不存在；而是很快地消亡。人生的精华，保存在历史之天无污染、不褪色的苍穹中。

历史之天，正是我们意义的来世。明澈而悲凉的智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存在与这来世无缘，那还有什么来世与我们结缘呢！历史之天的空灵而非物质，使它决不容纳活人。“历史人物”因而成为亡灵的代词，因为活人的血肉之躯实在而无常，不合历史之天的铁律。历史之天，是要索取人与文化的精华，而把不合其苛求的渣滓，尽行剔除……不，简直远远排斥，不是剔除，而是根本就沾不到边！仿佛渣滓无力承受苦难，如何升到令人惊诧的广寒之境？

我们的一切苦难和一切幸福，是在历史之天获得全新的形态和含义的。生存的波折，不是在那里消失掉，就是扬起疯狂的风帆。历史之天充满希望之翼的“来世”，并不同于各种宗教许诺给无知细民的“西天极乐”的另一种形态的来世！

历史之天有它的神秘感。它无穷的星光和不衰的引力，强烈吸引着那些配得上“伟大”称号的灵魂。这样的称号不是霸权者活着的时候自封的，而是基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在它面前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胜利者的评价”，并且，还要透过描述，才能品出！尽管这种“寓评价于描述”的诡计往往也是下意识的。天真的人，自欺欺人，他们自以为是在讲述“真实的历史”，其实那在是发挥自己的评判。

而常人所说的“历史”，甚至还够不上以上意义的“回顾与展望”，它往往只是“对回忆的回忆”；甚至是“对回忆的回忆所行的再回忆”……因为过往的一切业已模糊不清定，亟需读者的想象力使之生动、活跃起来。想象力，因此十分可笑地成了历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历史有意义吗？从“历史即往事”的角度讲，历史毫无意义，犹如垃圾，它只表达一个业已破碎凋零的过去。过去的生活灰飞烟灭、无有遗孑；只有一些遗物或传说在似是而非地传播，往往还是在传播病毒……而这一切残余，也注定要消逝殆尽的！

历史的意义，其实在于现在。在于它对现在人们生活的作用。“历史的本来意义”，是永远有待活人去重新发现的无边虚无：它有待生机盎然的人们，以血腥的奋斗，不断填充。事实上，实在的、纯粹的往事，对活人并无价值，也激不起真正的兴趣。人们需要的仅仅是象征的概括，而非琐细的事实。然后，人们是用自己理解的概念去串解事实，人们并不需要印证不了自己价值判断的真正事实。因为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历史感受，建立起一些概念，然后用以切割史实的。而“历史给人们的启示”，则是读者用自己的灵感，投到历史里。“历史的经验”，则是活人自己的经验披上了“历史事件”的盛装。

我们的“历史感”其实也并非来自历史的典籍，而是来自阴云密布的生活压力。我们用这灵感，来抵御压力、照亮黑穹，所以，我们一步步援引史例为自己作证，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以为自己的同调……这种莫须有的“高屋建瓴的历史透视”，其实只是我们的思想，却是驱散真实孤独的唯一良方！

天才的灵感，把历史当作一个巨型储藏室，而取用的本体则在周遭的环境。历史之海如此恣肆，任什么灵感都可以存放进去而不露印迹。无怪历史储藏的容量对个人几乎是无限的，它以那么多的时间度量、容纳那么多的回忆、幻想、评价，并鼓励人的智力，把切割下来的断片，重组为真实的整体……

啊，历史！就是这么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场，一笼任人吹云嘘雨的天穹，一堆纵横捭阖的死亡判决书，一团光怪陆离的思想、一个自相矛盾的集合体……

如此历史，仿佛幻象的影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集群、每一有性格的“人”──都会按自己的热情重新涂抹、排列，然后阐释它，这新的涂抹、排列、阐释，要是传布开来，就构成新的历史之天的曙光。

健全的历史观念，排除了绝对论。“强调是可以的，执着却大可不必。”观念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平衡作用，因此可以减缓世界弊病和时代偏差。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在观念世界里应得提倡，这有助于生活本身的健全，生活本身在不断变易，所以，观念的世界应向相反的方向流转易形；不是作为“反映者”或“镜子”；而是作为“补救者”或“锥子”！所以，只有“反动”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起到互补的功能，才最能建立精神的价值！而“消除反动”，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革命证明，其实乃是建立暴政的借口。

哲学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从上述意义说，也只能是“反生活”的。不是反对生活；而是反抗生活中过与不及的弊端，以便更好地补充生活，推动生命。相对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生活本身的变幻不定性（从“纵”的角度看）和生活现象的复杂冲突性（从“横”的角度看）。在生活的液态面前，僵硬的绝对论，是进退失据、无能为力。

宇宙，无准的。天地，随时易。尽管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生活、反抗压制──我们制出了我们的准的、练出了我们的处变不惊……但这些能力却并不永远灵验。绝对论的错误，在于诱使细人们相信：这些能力会是不变的天纲地纪，或是什么万灵的仙丹……欺骗细民和白痴的各种绝对论，无一例外地要把人造的事物，神圣化，结果沦为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只会使得我们的生活，趋于老化也就是程式化。

优秀的相对论者当然不会“绝对地排斥绝对观念”，显然，他们只是以相对的态度去反对绝对，以便使自己更强大、更灵巧，而不会在反对绝对的斗争中沦为无耻的绝对论者，从而中了绝对论者的圈套。所以，优秀的相对论者要像反对绝对的绝对观念那样反对绝对的相对观念！绝对的相对观念，像绝对的绝对观念一样，对开拓新生活的冲动，弊害无穷。因为唯一可能的绝对，乃是广大无边、空灵无碍、不具形式的“绝对”，即完全虚化的绝对，这样的绝对，才不至于对新的生命扩展，构成任何意义的掣肘。

（另起一页）

十四、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音乐代表某种高度的内心和谐状态。即使这音乐狂暴、骚乱、惴惴不安、充满痛苦的痉挛──也还都是内心意义的某种和谐。没有这内在的和谐，音响怎能变成音乐？如果那样，任何一种音乐，都是难以激动人心的。

音乐于是成为“内心的秩序”；足以与“礼”这“人世的秩序”交相辉映、水乳并融。此中义理，早在《礼记·乐记》中，有充分的古典阐释。

音乐是文化的激动人心的象征。每一个民族的庙堂音乐，都代表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灵；每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都代表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及其对未来的希望。某种文化的“特质”（如果真有这种玩艺儿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体现在它的音乐色彩、音乐形式、音乐方向、音乐所表达的欲望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民间的主流音乐是缺乏超越性和终极关怀的、而且是现世意识主导下的享乐主义的“靡靡之音”。

一旦内心的秩序（“乐”）与人世的秩序（“礼”）这两极之间发生了龃龉；内在的灵性与外在的规律怒目相向，文化的和谐状态就完结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的分化状态。这分化给人们以繁荣昌盛的印象，并崛起旺盛的创造力量。于是人们说，“这是文化的黄金时代”。继文化的大分化时代而起的，则是文化的分裂状态；这时，文化的这一部分试图吞噬文化的那一部分；文化的某一枝桠试图毁灭文化的其余枝桠。各部分、各枝桠之间的互不沟通、不屑理解、对垒分明、亟欲决一生死……最后，某一派别胜利了，在其枝桠意义上，然后吞并、消化了文化的其它“残存”。

一场伟大残酷的扫荡战，就要展开了！继分化分裂的时代而后，风起云涌。韩非子的《五蠢》，是一部典型的宣战书。在硝烟弥漫的厮杀后，巨大的世界帝国的绝对统治的帷幕，就要降临。对此，无须好与坏的评价，只须有与无的事实描述。

和谐时期的文化主流及基本世界观是“宗教”；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军事性质的。分化时期的文化主流及其基本世界观是“艺术”；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商业性质的。分裂时期文化主流及其基本世界观，是“科学”；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政治性质的。宗教带来和谐；艺术带来分化；科学带来分裂。因为它们分别提供了“凝聚力”、“分化力”、“离心力”。伟大的政治创举，是产生于反抗文化分裂状态的努力；普遍的商业冲动，则是对文化分化状态的反（所以商业主义，是一切高级文化的致命伤。）而频繁的军事活动，是对文化和谐状态所带来的深刻寂寞无聊进行的排解。

──这就是历史的“阴阳面孔”！

大众的科学，是强化政治的有效手段；大众的艺术，则成为商业的广告；宗教为军事活动的惨酷性质，涂上一层神圣的色彩──凡此种种，真是各得其所。

任何文化，都是逃不脱上述的连环宿命；甚至甘心于此，陶然自得；甚至乐于孵化出文化之蛆！

过于热烈的“文化阳光”，孵化出繁殖过度的“文化之蛆”：这是一幅幅现代市民的生活的“疯狂剧照”。而这些“文化之蛆”，正是“文化生命的内在机制”埋伏或是派遣来彻底解构其文化机体及其一切创造品的。好一幅可敬可畏的宿命图画！

源源不断的能源供应……从粮食到石油，从电子装备到心理兴奋剂一一使得人口疯长，人们的活动目标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类似某种生产过程；于是，酒足饭饱、肥肥胖胖的家伙，越来越感到精神空虚和焦虑不耐烦。因为精神力量本来是为支持身体力量的不足而准备的，如果身体上的困难降低到零，那精神反因无用武之地而变得狂躁不安了，这就叫“饱暖思淫欲”。─这也是文化史上必定要发生、必定要来临、必定要过去的“能量大释放时代”。一个疯狂的解放、宣泄的时代：它注定要将历代的文化积累、心理积累、精力积累总之是能量的积累，统统挥霍殆尽；迎来一个苍白无力和气息奄奄的“虚脱的世纪末”。在新的世纪中，将有许多极端的心理事件和一些富于征兆性的事物来临，落在四散惊逃的人民的头上。他们将为其父辈的纵欲无度的“大释能”，付出可观的、惨不忍睹的代价。

这不仅是关乎“善恶”的永恒问题，而首先是哲学意义“历史力学”的课题，此消则彼长，此长则彼消。

“体验”是什么？体验是最大的虚无：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自觉与否而已。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敏感程度不同而已。而人人都有的东西，不会是价值很高的东西，所以，问题不在于“体验”，而在于“体验了什么”。一个人的体验既不可被人感知、也就无法作为真理受到举世接纳，又如何征服人心、催化历史、陶铸天地？那么它的“意义”又何在呢？不求遭到无谓的理解，这是对的；但还是要取得支配历史的地位，否则，除了徒然还是徒然。

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标榜为“反对唯心主义”的，术士而已。巴比伦的星象家（天文学家）、古希腊的发明者（科学家）、印度的巫师（数学家）、中国的方士（化学家）、近代欧洲的发明家们……并不是客观主义者，但确是十足地道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对自我心灵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身外之物的信仰上的。同时，他们对自己官能可靠性的信仰已经远远超过智慧的范围。所以，适度的“怀疑主义”的智慧补剂对他们的心智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即使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多数情况下也是建立在对“社会法则”的认识基础上。随着社会变化和社会法则的移易，自然规律也永远处在变化不定的状态。

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再具备道德的性质，它原先包含的压制精神、约束行为的功能，已经结束。

近古的宗教则以自我克制与道德异化的形态，垂范至今。因而，神话是失去仪礼的言语，类似童年的冲动。宗教则是固守仪礼的教义，有意无意的过年的规范。

突破仪礼拘束的神话，近乎天启。作为一切新文化的前兆，为蓬勃有力的生活，提供最持久的动力。高级宗教则相反，它的起源是为一个衰竭了的居民实体提供定心丸；为精神阳痿的民族，开出一帖内在充实的补药。

千万不要混淆清晨（原始宗教），与黄昏（高级宗教）：尽管二者都是朦朦胧胧、神秘动人。它们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热闹非凡的世俗主义时代，那也是主权国家横行无忌的日子，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启蒙轴心。

庄严而肃穆、寒冷消沉的夜！现在，我们陷入了衰竭与颓废的时代精神：当文明衰竭与颓废时：

A、讨论多于决策

B、清谈胜过行动

C、规律压制创造

D、优柔寡断的思想取代了敢打敢拼的行动

E、宣传代替了哲学

F、权力上的等级取代了赤子真情的力量

G、社会习惯强求一律、杀害忠良、鼓励背叛

H、社会舆论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之间，形不成正面的反馈

（另起一页）

十五、文化史的定律

在任何文明的“阳面”的背后──都隐藏着它的“阳面”。文明的体系，文化的有机体──如同一幅凸版印刷品：它的阳面凸起有多高，它的阳面四下就是多深。这里生成着，与那些有关平等的伟大梦想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我们的理论，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和文化的内在特性。

就拿宋词来说吧，它与妓院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就较广义的庙堂文化言──则与妓院、寺庙、宫廷、豪门大族的闲暇等一系列“寄生虫生活”和“罪恶的渊薮”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诸子的思想结晶，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客生活”的产物。没有那些慷慨的施主与独立的保护人，单靠奴才般的官吏和热衷科举的士子，深刻的思想要么夭折，要么禁锢瘐死……

宗教史显示：充满灵性的新教义，并不产自一个繁荣昌盛、“纯洁无瑕”的时代。恰恰相反，它往往是纵欲时代的产儿！纯洁化的努力，是社会危机的精神表现，是针对过分的社会放弛状态和文化解体状态的终极反抗，是“圣洁的恶之花”。正如伟大超凡的艺术，往往产自战乱时代并受到悲剧精神的激励而萌发；相反，那些向往战争的“边塞诗”，反而产自相对安全的盛唐时代。

──这些文化史上的事实表明：人心常常向往并渴求与事实世界相反的东西。

文明的阴面，在道德评价的眼光中，常被视为或需要掩饰或需要消除的杂音、“阴暗面”被视为“文明”无可奈何的副作用（例如“文明”一词，在中国的语文中，就含有某种“光明”、“反阴暗”的意味）──而且受到各种高度升华的精神文明的一致谴责。但是，这些杂音、阴暗面，却是真正的基础，若无它们作为“刺激”或“挑战”，哪里会有进一步升华的文化？正是在相反的、似懂非懂的半瓶子醋意义上，那弹丸之地日内瓦的“公民”、小邦法国的流浪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做出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道德的堕落”的论断。只是我们要指出：要是没有道德的堕落，科学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没有深刻的压迫，就不会产生壮烈的英雄精神；没有奴役的状态，就难以崛起追求自由的希望与意志──要是没有了阴暗面深陷下去的“不平”，文明的大厦在哪里立足？！人们只看见地平线以上的景观，却忘了地平线以下的地基。人们只是赞赏水平线以上的“成就”，却想消除水平线以下的“缺憾”。但缺憾与成就却是一对连体（好一个“对立面的统一”！）──它们是互补的，但首先是共生的。

──上述事物的共生的性质决定了：文明起源于“原罪”；也决定了，“原罪”常能推进文明的势头。而小邦之人卢梭的抱怨，恰在相反的方向揭示了一个机制，一个凭其小邦的阅历还不足以理解的文化机制。因为评价一种文化，尤其是判断一个文明，需要世界历史的眼光。而十八世纪的欧洲诸国，显然还不具备这种眼光。它们的启蒙主义的鼠目寸光仅能盯着文明、文化的阴暗面，望眼欲穿地看着它的幽深峡谷而痛快淋漓地历数其罪，是最简单不过，但也是最小气的。相反，那一边仰视文明成就，一边俯视文明罪恶的眼光，考察文明的整体命运，才是我们的任务。

洞察的艺术，是将射向成就与射向罪恶的两道眼光兼融起来，即足以穿透万丈壁垒。同时从两个角度、两个相反的方向，透视人的精神与失乐园后的文化奥秘。而这洞察的艺术，正有待于我们的思想家，去付诸实践，以完成精神领域无声无息的北极探险。

阴面的要素，是文化生长中的负因子，它伴随文明的扩张而悄悄滋生。这是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沉默无言的“罪恶”，声声切切，召唤新文明的创造者们，起来反抗。阴暗面每扩展一步──它所激起的新文明的反作用力，也就一丈甚至百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而，魔高一丈，道高又何尝不是百丈？如此循环，如此报应！各种“阴暗面”通过一定条件的转化，能够生出与它相应的“文明”──这是一条“文化史定律”。历史是充满活力的，不是机械的“一贯到底”。历史是有弹性的、多方位的、多选择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反作用力──表现为文化上的“报应”。

“报应”，这个弥漫多种民间信仰的信念，其实也包含文化史的高度智慧。它以前是被理解得过于狭隘和个体化了。“报应”，不仅是十分微妙的心理转化过程，也是人调节自身与环境关系的平衡过程。但传统上对“报应”的理解却是单向的，它常以卢梭式的消极色调来一贯到底。确实，它看到了“各种文明都将生出它的阴暗面”，但却忘掉了，“也只有各种阴暗面才能激发新的文明”。如果这样理解了“报应”，也就这样洞察了文化：一切文明的成就，都要向人索取可怕的“报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不付代价的午餐。在文化史上，没有不付代价的逆步？

“报应”的图景，是立体而流动的，它是难以捉摸、分析甚至难以指认的网络──它的“消──长”“盈──虚”、“凸──凹”，不仅是对一个外在过程的描写（如针对月亮、潮汐的周期性变化），且是对一个内在生长的机制解析。用消长、盈虚、凹凸等相对关系，来比喻文明的阳面与阴面的对应作用，尽管有些机械唯物论的嫌疑，但却有助于对“报应”观念，做出容易被现代意识理解的描述。

而某种文化形态内在生长的最佳时辰，就是它那个过度的紧张与过度的放弛；生命力寓藏在过度的原始淳朴与过度的文明罪恶之间的“临界期”──这时，文明中的罪恶还可以令人忍受，而文明的成就则使人倾倒。当一种文化形态还没有达到它内在的生长的“临界期”，罪恶不够，但成就也少。它的形式单调、它的内容简单。这时，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成就的升高，罪恶也升高了。

平均主义的理想是动人的。因为它违背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道路。因此背诵这种理想，有助于缓解社会生活中的反差，有助于淡化这反差中产生的冲突性力量对人的精神所造成的压力、紧张。但是，社会活力正好来自某种潜在的冲突，如果拿平均主义一味消除社会的分化与反差，其结果将是“玉石俱焚”：黑暗没有了，光明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团浑浑噩噩的灰蒙蒙……这是灰色蚂蚁的国度，不是我们的理想。相反，当一种文化形态已经越过它内在生长的“临界期”，成就多，但罪恶也多。它的形式多样，它的内容放肆。这时，抑制新的罪恶，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问题。文化的发展趋于没落。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的理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道学立场”，对文化的“阴暗面”（凹面）做出全面的批判与攻击，从而取得很高的思想成就。但是他们好像忽略了，要是真的瓦解了阴面的存在，阳面的衰萎也就立时可待了。对消极面的人工破坏，事实上加速了积极面的凋零最终是对整个文明体系的全面打击──文明史正如生命史，其成就与其说是来自善恶的斗争，不如说是来自阴阳的调和！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十全”不仅意味着“十美”还暗示着“十丑”，尽管后者常被悄悄地掩饰起来，甚至被说成是（可以避免的）偶然失足。但实际上，“十丑”不仅坚韧、深刻到了不仅要与“十美”并存的地步，而且要凌越“十美”──所谓“十丑”，岂不恰恰寄生于人们对“美”的依恋中？在这种意义上，大团圆可以说是最糟的结局：仿佛混沌。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中，文明的上述特质已经得到朴素的描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马列学者，认定这段文字仅仅流露了“朴素辩证法”的精神，或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描述。其实差矣！这段文字，重在揭示人心中“追求相反要素”的特质，以及发自这心理特质的文化要义。

我们的研究显示，“文化史的定律”，并不来自外在的压力，更不是自然律在文化事象上的“被动反映”。恰恰相反，此定律首先是从人的灵魂中生出，而后扩及人的文化，最终扩及六合，泽被宇宙，成为人心中的“自然规律”。

“文化史定律”还昭示我们：随文明进化，罪恶亦进化。如，随人类集群的外在扩大，其内在的压力也会持续增长：社会约束增多，个人自由遭到压制。随社会物质的增产，心灵自由反而减少：灵魂中隐藏的虚无主义将表面化。随技术力量的强化，人的智能和体能反而退化。而与食品产量的膨胀同步出现的是：食品的味道淡化、质量下降。看来看去，种种新的事实反倒证明一个古老的智慧：“有一利，必有一弊。”医学的发展，诚然给人以健康、长寿，但是，它却使人陷入对技术、对“身外之物”的依附，人在医疗系统中日益难以自拔，保育了大量的白痴和遗传病。而那初衷意在追求健美与力量的体育锻炼，却通过激烈的竞赛，使人疲惫、畸形甚至残废。

我们面对着一个：永远都只是得失相抵的世界。充实是以空虚为代价的；高出水平的度数，恰与低于水平的度数，惊人相似。美好的东西，需要付出艰辛；痛苦常会得到意外的补偿──主观感受和外在情境，交融于此。

只看到文明的阴暗面，说明我们已被文明“宠坏”了。我们应该看到文明事实上的可贵。这仲可贵当然包括它的阴暗面本身。文明的发展是超道德的，如果强调道德本位，那么，就算阴暗面是“超道德的道德吧”！阴暗面甚至还是维系文化有机体、保持文明水平的必要手段。从寻常的道德评价出发，去攻击文明的存在──正是王国维所谓“以奴仆命风月”。风月浩荡，难以从命，结果道德与风俗被文明的浪潮冲激得面目全非……而不是道德与风俗指导文明的发展。

这很说明问题的要害。其实，道德、正义，又从哪里来？从文明的阴暗面中来！它为矫正人性的偏颇而设。所以，大凡被列为“恶”的，都是人人急于投入的，为维持秩序、缓和焦虑，故把它打入恶；大凡被列为“善”的，都是人人急于规避的，然而，为鼓励勇士、为填充空白，请把它奉为善吧。

“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贯穿人类命运的始终。借用神话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起初，人类生活在原始的、虚幻的“幸福”里。这是“阴”的、静态的、死气沉沉的伊甸园的幸福。接着，那个阳的、动态的、生气勃勃的“恶魔撒旦”来了，他“诱惑了人类”，逼迫他们去寻求与既定的幸福相反的要素。于是，人类有了“罪恶”（原罪）被剥夺了乐园里的居住权，并受到“死亡”的惩罚。

尘世的悲苦，激励着追求相反要素的灵魂，去创造那种甚至在“命运的天国”里也闻所未闻的文明。文明的本质，就其原意来说，不是建立什么什么的天堂，而是建立不折不扣的机遇帝国。而“命运的国”──天国，却是要毁灭世界，甚至以最后审判毁灭我们如此爱惜的地球。

机遇的帝国即人的文明里，充满了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永生与死亡的鲜明对比，怵目惊心的反差，构成文明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尽管“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驱使人们蔑视已经获得的成就、蔑视这“尘世”中千奇百怪的机遇帝国。对“天国”的向往之情，正是燃烧在世俗的犯罪和厌倦之后，而决不是在这之前！因为，如果让一个年轻的心灵真的生活在“天国”里，连最迟钝的人也会憋死的！

在各种文明世界的体系中，我们看到一个共通的星象图──上面闪烁着“正值之星”，也闪烁着“负值之星”。它们交相辉映。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各种书籍上描述的规范形态，拥有多么惊人的差异！但它们对文明世界的星空，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等价值的。

对比鲜明、反差强烈的文化（如欧洲文化），也许不如相对中庸的文化（如中国文化）享祚久长。因为它大起大落：“其兴也倏兮，其亡也忽。”但是，在文化史上，它发出的“光”也许更强，“热”更炽烈；它的内心，具有更激烈的思想、更鲜明的个性、更惊人的风格……这是否也能算作文化史的又一“定律”，是从前一“定律”派生出来的。

追求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幸福的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不衰的美丽？为什么？因为和谐难实现，幸福终归是泡影。这样，“价值规律”得以发挥：越是受到珍爱的东西，恰恰越是难以抓住的东西。一时的“得到与满足”，并不是真正的抓住，因为缺憾依然常在。而一时的、肤浅的“得到”──只使缺憾更深，命运变得更难捉摸。

假定在人的文明中真有“幸福”，那社会本身所产生的幸福又有几何？人们生活在各个时代，但仿佛同在受苦受难。所不同的，只是用不同的音调、不同的节拍在呻吟。呻吟的形式变了，至于呻吟本身，那是不会消失的──这就是一切被称为“高级文化”的那种精神现象的持久性基础。

即便是恰逢“黄金时代”的新兴社会，它的“幸福与苦难之比”究竟是多少，也只有躬逢其盛的人才能知道！强大的社会并不总是幸福的社会，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对外胜利扩张，奠定了“世界和平”，但内部却战火连天，苦难重重。而伯利克里斯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盛唐时代的长安，就堪称幸福的社会吗？哪里哪里。

粗略检验一遍，就知道它们都有各自的危机和暗礁，所以败亡不旋踵之间也。可见，富于巨大文化创造力的社会，常常也并非幸福的。它们也许很优雅，很有创造的力量，但并不“幸福”。

幸福，这是一种希望，一种想象。它不能实现，假定实现了，反而失去了幸福的内质。如其规定人类必须“永远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那么，恕我们直言──这样的幸福，就不幸福了，且将成为超级的苦难。

“文化史的堂奥”可以这样表达：“山有多高，海有多深”。

“山若颓倒，海也夷平”──这是对文化史的一个隐喻。

科学以海平线作为地形高低的界标，这本是一个假借。真正突兀的山和高原，其实都在海平面之下。正如喜马拉雅山的高耸，其实借助了无数的高原上的丘陵。是海平面的掩饰，使得巨大的“高原”成为我们足下的“平原”甚至“低谷”。

文化史上的退潮与涨潮；衰与胜；颓唐与锐进；堕落与建树；罪孽与升华；破坏与创造……都可借用“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海有多深，山有多高”的公式予以象征的表达（而非“科学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挖下去”的自然结果就是“堆起来”。而“堆起来”的成就，也只有建立在“挖下去”的苦难之上。

一方面是文明社会的灿烂成果；一方面则是它的历历罪恶。一方面是文明人类的无限欢欣；一方面则是他们的永恒哀哭……

消灭了一方，就在无形中铲除或填平了另一方。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光秃秃、平芜芜的“地球”可是，“地球”却从来不是一个数学意义的球体！

最使历史学家们感到迷惘，因而也最能迷乱世人之视线的，是这个事实：地质上“地平线”（或“海平线”）是可以测定的；但文化、社会上的“地平线”却不是那么容易测度……于是简单而粗糙的人们就不惜彻底否定它的存在，以掩饰自己的思想贫乏。于是构成历史研究中最大的迷误！

现在，让我们来铲除这经久不衰的迷误！

伟大的政治，只能从伟大的思想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一种政治，不论它本身具有何等价值──都不可能产生相同品级的思想：“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手中，仅得其下。”政治，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只有思想才是政治的法。

渺小的政治，从本性上说，则是思想的奴役者。董仲舒思想，并非汉武帝政治的基石；而仅是其装饰。汉武帝政治思想的源头──应上溯到《荀子》。同样，塞内加也并不是罗马元首们的思想指导者；后者的指导者是柏拉图与斯多噶。实际政治，是思想界的探照灯与现实界的可能性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政治上的创造性，在于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妥协；而根本不在于什么“开创理想的世界”。

伟大的思想，只能从伟大的艺术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色彩的思想，不论其本身的得失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出相应的艺术图解。依据某种思想（不论这思想多动人）炮制出来的艺术──犹如缺乏魅力的老处女，它尽管“有贞操”，但却干巴巴，还喜欢专门找别扭。这样的贞操是危害健康的，不仅危害自己的健康，更危害读者的健康。

我们应把宋明诸子看作是唐宋文人的文化继承者，尽管二者在“精神上”是不同的。前者他们的思想性学说，实际上是对后者艺术化生活的提炼。所以，正确的路线是“艺术──思想”或“感性──理性”；而不是“思想──艺术”或“理性──感性”。

伟大的艺术，只能从伟大的宗教情感来，而决不是相反。激荡不安的宗教狂热，借助艺术的恣肆得以倾吐。

不论是先秦的诗人、魏晋的名士、唐宋的文人，都是这样。屈原、谢灵运，李白不过是其佼佼者。屈原在萨满教巫术与儒家精神的矛盾中，充当了一个杰出的牺牲品。谢灵运，在对神秘易理的宗教崇拜和对山水的留连中，毁掉短促的一生。李白，则在功名与成仙的交叉梦想中，实现了一个优美的悲剧。……唐宋文人，在文化史意义上，只是汉隋之间诸人高僧与众多名士的变相继承者。

伟大的宗教从哪里来？

从高度而详尽的政治压迫、全面而残酷的精神专政之中来……

秦汉帝国，作为完善了的国家政治之楷模──只是引导了佛教的内流并激发其崛起。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也绰绰有余地证明了这一自杀的命运。

人生而陷于奴役、不幸，因而渴望精神的自由。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为宗教的寻求。这是人心上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教义之成为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所以在不同宗教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相似的玩意儿：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变成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决不是由于什么“宗教本身的非逻辑性质”使之然；而是更深基于社会组织的惰性和人性对异己者的扼制中！这样看来，是人性使宗教堕落，而不是相反。

（另起一页）

十六、偶然论与必然论

偶然论者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由“偶然性”支配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偶然的、完全是巧合的因素，能一举改变整个历史进程。如此，则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必然”，一切现象都是偶然发生又偶然消失的。是一些偶然事变的偶然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是人的解释欲望的不甘寂寞，才强为之说，于是在偶然中找到“必然性”！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偶然的偶然再加上偶然……无论我们怎样试图发现“必然”；也只是事后聪明而已，除此之外，一切枉然！所以思想骗局的制造者们也只能在事后说必然，因此所谓的必然，既然是无法预知的，又从哪里去发现呢？相反，世界从来没有按照人们臆测的去发展。既然如此，人们谈论必然性，就不过是在谈论一种希望──有时是一种谎言，有时是一种疯狂。这种谈论不能带来清醒的认识，不能增添真正的力量；只能带来一种自以为是的昏庸，以及希望落空爆发巨大的幻灭。人们津津乐道的“必然”，是些过去的经验，一些通过观察所得知的现象联系，如果凭借这些来预测经验之外的规律，焉能避免马夫前蹄？

必然论者的观点：世界是由“必然性”支配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是必然性的体现。“局部的偶然性，在全局而言就是必然性？”一切偶然因素，只对一个小圈子而言才是偶然的，如果放在宇宙的宏观之下，所有偶然都由必然联结一体：没有一物、没有一点偶然，是无来由的！我们能否在一事上成功，这也是被必然性的体现──种种已知或未期的条件，预先注定的。你可能会说：“不，那与我们的努力程度有关。”也许是的。可是甚至连你的努力程度，难道不也是被其他条件和可能性给预先注定了的吗？你哪怕为了使神的预言破产而去改变自己的行径──但是，这种超常的努力也不是人人都可做出来的──仿佛注定只有像你这样一个人，才会这样做。而你的来临，又因此“绝对不是偶然的”？

有人说，世界上最偶然的事，莫过于一个人的诞生了。是的。如果我们能使人们相信任何人的诞生，都出于必然，也许人们就会更容易相信世界上的一切，莫非预先注定的。下面，让我们就这个“偶然事件中最偶然的事件”，看一看必然性的实质吧！

你的诞生，不过是一长串（长到人类无法想象）因果链的一个环节。因此，你的诞生是必然的。你的父母具有他们那样的素质，这也是“必然的”，甚至你的父母的偶然结合，也“并非不受必然性的支配”？他们的结合也是一长串（或二、四、八、十六等等长串因果链的汇流……）因果之链的一环。这是无须论证的。

一种偶然的动作吗？不！偶然的动作，那也是被必然的刺激决定的。这种刺激何时发生，以及对相关的反应何时发生，以及反应的强度与形式，也都是必然的、早已被决定的。人是什么？

人就是被那无数的线给死死牵制住了的活傀儡！

许多线索未被发觉，有些线则永远不能被人们察觉，剩下的许多线，则被人们涂上了臆想色彩。

但是，哪里有什么偶然呢？

况且，论证“人的诞生是基于偶然性”，其尽头，还会使人沦为没有尊严的畜生。我们当然反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必然论。但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必然论者：人人都是被必然性宰割的，都是被无可摆脱的必然性，约束在绝路上。即使你想摆脱命运，那也只是必然性挑唆你这样做的，以便达到他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

我们被一面名叫必然的天罗地网笼罩着、拖曳着，我们看不见它而只看见偶然，也就是说，只看见必然性的支离破碎的头绪，却看不见整个的网络。我们迷惘着……有些人被偶然性给征服了，沦为屈从的、堕落的仆役；有些人臆想出自我中心的必然，抓住一些可怜的头绪，堆砌一个乌七八糟的思想体系，来安慰自己的幻想，甚或为自己的特定目的，骗取流氓群众的信仰……

这一切在亿万年前就注定了？……无穷的互相影响，像是天罗地网笼罩宇宙！任何一点偶然，都出自它的微妙决定？甚至连生物种类的随机突变，也是必然的？为什么不在别的个体上，而在此一个体上，发生突变！是此体的天生素质和后天机遇（机遇不仅在个体且在宇宙命运上，都“不是偶然的”）相乘，突变才得以发生──

这一切都无可逃避，这一切都命中注定？且注定到这样的程度：必然性本身，永远无法被人洞察！人们探测它的一切努力，都在真相意义上枉费心机；因为人们从中仅仅能获得盲目的陶醉，并达到“无痛死亡的快乐”。因为，向人显现出来的“必然性”，也并不是“客观神的必然性”。

我们所感到的这无所不包的网，它在无限的残酷中，有着无限仁慈的威力！它那无始无终的“道”──（感谢命运）使我们有幸认识了“命运”。

和上述必然论不同的是诡辩论的观点：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诡辩家说：“这个东西是这个又不是这个；那个东西是那个又不是那个。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必然的又是偶然。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夹。”……

啊，这是多么无聊的系列废话！德国式的，犹太式的，还是俄国鞑靼式的？！痞子运动哗众取宠的辞令，只对驴的耳朵有些用处。所以有人说“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个牛克思”──悲哉！中国！你的灵魂已经死去？

在希腊史上，随着诡辩派哲学的兴起的，是苏格拉底式的怀疑论与柏拉图的洞穴理念！诡辩论是替唯心主义而不是替唯物主义准备土壤的？不见得吧！唯物主义不是还发扬光大了诡辩论吗？思想史的发展，虽然需要诡辩师们的辛勤劳动，但这并不等于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对的。

超越在偶然论与必然论之上的论点：如果我们撇开了“偶然”、“必然”这些人造的藩篱呢。例如，“轮盘赌”的偶然结果，也体现了“宇宙必然性”吧？乍看之下，把上述两个打了引号的概念硬扯在一起，是骇人听闻的！但这决不是荒谬的。因为，被摇动的轮盘会在哪一点上正好停下，是完完全全受到“力的交织”的支配的，推动力、阻滞力、感觉不到风力甚至难以验证的意志力即巫术的力等等。……也许，偶然的风力和神秘的巫术也并非偶然的──而是若干年代之前就注定要在此时此地发生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也许正是一些我们的认识鞭长莫及的“力之交织”，决定了格局之美！所以，“必然”与“偶然”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其实说的却也是同一东西（也许是其不同侧面？），正如盲人之摸象。

从哲学上言，所谓偶然与必然并不是世界运动的属性，只是人心企图解释这种运动，以求在其中发现规则时产生的一种心灵属性。人们对有规则的可以预料的世界运动称为必然性，对无规则的仿佛猝发的世界运动称为偶然性。

A，就实存说，偶然性与必然性可以这样理解：越是小的、敏感的感觉体，越容易发现偶然性（小的感觉体往往比大的感觉体更敏感）。越是大的、迟钝的感觉体，越容易发现必然性（大的感觉体往往比小的感觉体更迟钝）。

B，越动荡、越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越安稳、越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必然性。

C，在理解力方面，自我感觉越片面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自我感觉越能全面理解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

也就是说，小的、敏感的、飘泊的、自我感觉狭隘的感觉体，感到的偶然性多；大的、迟钝的、安稳的、自我感觉广大的感觉体，感到的必然性多。

若要举例，从蚂蚁到猛兽；从庸众到圣人；从技术专家到通才：梯级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若从我们想象的神的意义视之，则全宇宙没有丝毫偶然性，而所谓偶然性早已被消融在全宇宙运动的宏大必然中了。若由细菌视之，则存在并无必然性可言：缺乏水分甚至可以使它休眠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养料充足它又可以在一夜（对人何短，对其何长）之间繁衍到无数……这细菌环境并不像人的环境那么大、迟钝、安稳、自我感觉广大；而完全可以瞬息万变。至于位居另一极的“神”，他的存在无限，他无喜怒哀乐，他的环境永不变，他是必然的化身。

例如自由──在一个近乎“绝对必然”的世界里，人还有行为（思想也是某种行为）的自由吗？创造性天才，还有发泄其创造冲动的余地吗？（反对绝对必然的唯一理由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根本无从谈论“绝对”。）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绝对必然性”怎样与“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协调起来呢？所谓“自由”并非“自为”或“自在”：它不表示自我的绝对独立、毫无依附性；而仅仅表示自我有选择的可能性。

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在于：通过对易化──终极善的深透体认，领悟天命，从而按照天命的所指示的方向，去开始“自由创造”。这创造是自由的，因为并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限制它或规定它的道路。而在相等范围内，它当然可以凭借创造者自己的取舍，来任意行事──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自由要受生命极限的影响、左右甚至规范。

这样看来，创造者对天命的“主动皈依”（甚至是“创造了天命”，因而达到了“朕即神明”的癫狂状态）──也就是最大幅度地发挥了自由！这尽管不是诡辩大师在虚无党宣言中喷吐的那种自为自在、独立不倚的肉体自由，但却是高贵的心灵自由──并不因为它是天命，就丧失了它的创造性。

创造者为什么获得自由？这伟大的特权之被创造者领有，是因为他身上储蓄了丰盈的“历史力量”或叫“报应的数”──这综合性力量所具有的动感，甚至使他渴望为此死去并且也真的能够为此死去！这样的死亡可使历史生辉，也可使他心满意足。

──“绝对必然性”作为信仰，因此不会成为天才人物的障碍，反而成了他的保护者：命运注定他实现使命，并完成命运赋予他的一切工作！

天才能认识客观的命运、宇宙的真实或所谓的必然性吗？并不。但他却有一只独特的慧眼，足以直觉自己的必然于瞬间，这样他可以知道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去获得心灵的自由。这自由是桂冠：先声夺人，博取易化的无上宠爱！

哲学家作为生活者，较常人远为迟钝，所以哲学家较常人更容易感到必然性。他通过必然性来认识周围的事物，所以哲学家较常人更富于对于生活的耐受力。耐力的另一面就是迟钝和愚蠢，这也是报应──特别在民众看来。

在一个迟钝和伟大的感觉体视之，宇宙被必然性支配，甚至最不可逆料的事他都能理解，最微妙的蛛丝马迹他都能洞悉！那么，在他面前，还有什么是偶然的呢？心理变化？不。这神秘变化的曲线甚至已经定局于他降生之前！虽然他的人形限制他，使他说不出这“必然”是“什么”。

一个优秀的行动者，不会因为命运已经前定，而感到失望、沮丧，好像他的奋斗多余，并且无意义。恰恰相反，他知道奋斗乃是他的本能活动，是他命运的契机！

说一个人的行为是他命运的契机，并不过分。所以他的奋斗不是多余，是“命运得以显现的前提”。

行为是命运的关键。命运人人不同，不仅在于环境差异，更在人人的不同反应及其构成的“行为差异”：这正是命运及历史寓于人身的终极秘密。优秀的战士尽管知道一切前定，仍然勇往直前，因为他要对得起“身上凝聚的历史力量”！除此，别无选择──只有这“必然的命运”，可以使他喜悦：

问：既然一切都必然（尽管人类不能认识和说出这必然），一切都前定，仿佛安排好了，那我们的努力和向善奋斗，还有意义吗？

答：有意义。尽管我们并不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力量属于自己，但这力量毕竟体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我们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体现了什么！不在于我们能怎样，而在于我们所体现的力量是怎样……命运前定，所以没有必要忧虑。要逃避那最终的结局，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企图逃避，也是命运给你的安排；为什么有人就不企图逃避呢？这是因为你与他的命运不同！

如果你知道了前定，就消极无为，这也是你的命运。真正的战士，即使面临必败的命运也会以高傲的反抗，去迎接死神的光临。所以积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逆境，最终还会积极；消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顺境，最终仍是消极。乐天安命不是消极的哲学所致，而是基于本能的惰性：天才的命运虽然和反抗、战斗、征服、同化紧密相连，但他们可以乐天安命──乐于反抗、安于战斗，对流离颠沛的激赏！因为乐天安命，不是逆来顺受的同义语。

我们信仰命运的前定，因为我们信仰终极的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命运的具体，虽然我们得以创造种种信念，但摆脱不了生物的根性！这时，命运的力量显现：我们被造就成各式各样的人！这些人都是那终极的善，为实现其秘密意图而应用的工具！我们的强大，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光辉，我们的罪孽，都不属于我们，而属于那主宰。所以，我们各就各位吧！各守其分，各安其序吧！

如果我们过的是合乎秩序与伦常的生活，这种生活就能够产生新文化，所以这种生活就是新生活……然而我们怎能知道我们的位、我们的分、我们的序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都知道，因为现存的一切都要变化，并非“常驻不变”的。如此，我们又怎能知道什么生活才合乎终极的善？我们当然并不可能全能知道。但是，在这索然无味的世界上，要是没有天才的创造冲动所赋予超然玫瑰色，生活将是多么阴沉可怕！人人都变成行尸走肉，我们的激情沦为和死人的亲吻！如此，沉浸在感官的满足中，永在动物界轮回。

在幸福美满中了此一生，让高贵的情感麻木不仁地死去……这并不能与“太上之忘情”相提并论，这只是仿佛爬行的小甲虫。在某种意义上，上升的小甲虫，比之堕落的人类还要高贵──因为它们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它们也许将占领全世界：用它们的创造，奉天承运地占领地球。

当一个天才人物意欲躲避命定的堕落而另有所图时，他一定会痛苦万分、进退维谷。命运不可抗拒，命运终于使他不得不抛弃自己的情感和幻想，勇敢地自觉成为命运无情的工具。这一切也许是随着鲜血，一起淋漓而下，但我们早已认定：命运所安排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信念，而成为不可征服的生灵！

我们所理解的天意，就是某些通天者所感到的启示，正如命运的语言就是先知的书。天意要求创造性天才“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他的命运不是占有，而是创造；不是享受，而是付出；不是安平泰，而是流离颠沛：唯其如此，他不失为一个天才，不在创造的路上停下休息，拒绝毁灭自己的创造性，拒绝提早结束创造的生命。他的命运，是在千秋万代的历史上打下烙印，他于是无法休息，只有死亡才是他的安息日。日常的休息不能带来轻松感，反使他备感沉重。这一方面由于心理原因，因没有尽到责任而焦虑；另方由于生理原因，因缺乏刺激而无聊疲惫。大倦怠的时辰来到了，幸而，有一个隐秘的声音呼唤他，使他不至于沉沦下去，并终于振作起来……于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在他身上珠联璧合。

（另起一页）

十七、灵魂的历史：零

灵魂不灭吗？肉体质量的彻底毁灭是不可能的──可能有的不过是序列的重新构造罢了。不错，每一个新人都是一个新的序列，一个永不重复的、有其特性的序列；但每一个体序列本身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断重组之中，直到这序列最后解体……

灵魂也是这样──每一个特殊的灵魂，在不同时空，又是特殊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普遍的灵魂，而只有特殊的意识流。许多意识流都互相交通，不论方式如何。因而，所谓普遍的灵魂如何存在？

传统意义的灵魂存在吗？哪怕不是宗教意义的，而是心理学意义的？哪怕只是意识流的，而由于意识流的功能，渗透、感染、返观、抽象、扩张、臆想、投影、归纳、远近法、透视法……所呈现灵魂的假象。

个体生命的终止，被认为是意识流的里程碑，但这不等于意识流终结。此意识流，已永远侵入彼意识流，并将其中某些元素，顽强传递下去……这样传递，才构成“灵魂”的要义。是否可以认为：意识流在跨越个体的程序中跳跃易化，仿佛流浪徘徊……产生某一意识的生命体，虽改组而不复延续，然而这并不等于意识之流的消解，也不等于这意识之流的运化本身业已毁灭……

所谓意识变成潜意识等等，即缘此而发。但其机制的复杂，到今日人类不能解释的程度，更不必大言不惭去“彻底认识”了。不管我们认识到什么程度，只要能够中立，不以生命的终结而伤感，不以意识绵延为灵魂而自封为神……就是活脱脱的人生。例如天命，岂不也是类似灵魂不灭的绵延吗？

“天命”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理论，似乎非常高明。历史何以呈现这种状态？而不是那种状态？历史的命运，将会怎样？等等。这些不断骚扰现代史家和古代史官们内心的永久的谜，逼迫人们用各自的意向、方法、论据，一一解答。而惰性很强的中国人并不像乐于探究的西方人那样乐于探讨“规律──法则”之类的东西，结果便提出最终的观念──天命。这不仅是懒惰，不仅是所谓“不懂科学方法”──而且含有省略的习惯与意向。西人重测量，而形成科学；华人重感觉，因而形成艺术。

西人的科学方式，是基于其社会之外向扩张方面的需要，故可以“针对发展性的问题”；中国的艺术方式，是基于其社会内向统合方面的需要，故是“针对稳定性的问题”。而西人的科学所留下的漏洞与片面，可以通中国的艺术来贯穿与弥补。在相异条件下，不能解决问题而只是增加问题的科学崇拜，应该抑制。新的中国艺术，将在新的信仰基础上，向前推进，依据对历史的自觉与领悟，也就是依据“天命”，来展开自己统合全球的行事──天命。不是通过传统的迷信与独断，不是拷贝宿命论与教科书上的“必然性”；而是活生生的，追随情境的流异、思想的迁化而推移的易化冲浪──因而有生命，可调节。新的艺术说：“天命”、“气数”、“时运”、“易化”，名词并不神秘，现在，请以最现实的全球化现实，来充实之！

节奏、周期、循环、规律等等，是由阴阳的互动互补而形成的。阴阳的消长，本是万古如一，问题仅仅出在，运动所造成的空间的变化及其时间，可谓与日俱新。

节奏、周期、循环、规律，是阴阳调和（阴阳搏战是其变奏）的结果。阴阳有其各自的上风，但没有最终的胜利，因为阴阳是依靠对方而显示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终的胜利”只是人的单一性观念，而不是宇宙的交响性事实。所以，社会拥有胜利者，历史没有胜利者。

“历史因素”是指历史过程积累的泥沙，与“传统”的有形不同，历史因素缺乏形式。历史因素的来历四面八方，它没有去处，要么分解，要么堕落。角度与方向，是传统的特性，也是被排除在历史因素的领域外，它也不会传递任何精神。

历史的生长，是伴随大量死亡而来的。没有死亡，生长可能吗？而死亡制造了历史因素，使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阴阳消长、此起彼伏的运动罢了。历史的幸福？这是关于理想状态的观念集丛：历史中没有客体的幸福，历史迫使一切人的幸福感变得相似，因为幸福和苦难一样，也是彼此模仿的！

然而我们却不能称彼此模仿的陶醉本身为实在的幸福。由于人间的利害冲突，一个人的幸福往往要建立在他人的牺牲上；而只有举世的陶醉才足以构成举世的幸福；只有超越历史的陶醉，才构成超越历史的幸福。巨大的难题之解决，构成了巨大的幸福：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幸福的思想及争取陶醉的实际行为，没有也不可能给全球的人带来幸福，反使实际存在的舒适和安宁，遭到局部的解构。而实际上，不论多么巨大的幸福和陶醉，也是依据实际存在的舒适与安宁，逐渐扩充而成的。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命运已经注定，争取幸福的思想、赢得陶醉的行为，除了导致更大灾难外，势必一事无成？幸福啊幸福，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鬼怪？

这也许证实了悲观主义者的断言：人间的幸福，是互相对立的；人类的陶醉，是一团把握不了的鬼火，它的功用，只是把人引向隐秘而更大危险的未来……

犹太人是这样歪曲《圣经》的：幸福要到原始社会找，到那浑噩不辨善恶，没有知识没有羞耻的伊甸园里找……因为心灵的安宁和听天由命，使人们对一切都不抱希望，没有追求、没有热情。那么“一万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岂不也填充了弃婴者卢梭和一切复古家的乌托邦？惜哉。归返伊甸园之不可能。太阳可以由东到西，再由东到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不会遵循旧路哪怕仅仅一次地“由西向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宿命，使人为的强制归返，不仅不幸，反而使得苦难雪上添霜。

那么，道德评价和利害权衡，仿佛只有趋向虚无的“零”，才是更为圆满的？

“零”，是对“绝对值”取消。零的使命，判断了世界的“正”、“负”。在零的上边，“正值”增多；在零的下边，“负值”就增加。“零”的上下移动，则决定了世界，决定了文明体系的成败。

人们津津乐道的“客观标准”，其实只是这个零！

一个文明体系倘若坚守自己的零点，保存自己的张力及特点──它就不可战胜？一个文明体系倘若丧失自己的零点，丧失自己的张力及特点──则将不战自溃。

多少外加的数字，并不能赐予他生命的力。在这种意义上，零点乃是不增不减的灵魂，因此也就是不灭的灵魂！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源已荒废，流安在哉？

所以，要有效攻击一个事物，就攻击它的源泉（零与灵魂），从而分裂它的源与流、撕裂它的骨与毛。要有效攻击一个事物，就指陈它已背叛了自己，它已丧失了最低限度的秩序和内在逻辑……如果放弃这“最小阻力的征服之路”，而以另一套价值来攻击某物，必定事倍功半。韩非早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用：它刺入人心的弱点，所以战无不胜。

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权利去攻击那保持着自身张力的文明。如果一个文明体系本身没有陷入紊乱和自相矛盾，如果它还能继续创造而不是仅仅只制造悲剧──那么，请原谅它的“阴暗面”。

对某种文明的正面攻击，只应在这样一个前沿阵地发起：它已开始毁灭自身特点和价值，所以，即便是为了保卫它或拯救它，也应该努力攻击它。这就是《书经·仲虺之诰》指示给我们的、世界征服者的道路。

争取局部的社会幸福如民族幸福的途径，还是以庄子式的退避、孔子式的互让为上策？

大家若能退一寸，全社会就比开发出了一个新大陆，还更宽裕？

可惜的是，互让如果不是出于单纯的礼貌，则在理论上行得通，在行动上却行不通。不仅因为真正的退避多么违背人的生物本性，而且因为人的大部分快乐，是来自与邻人的对比中。一个人的优越本身，就会剥夺其他人的快乐：“你的幸福，只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于是，随着个人生活压力的加大，人们在总和上反而只能生活在幸福的总量也越来越少的互相残害的空间里。

既然社会和谐与民族幸福的目标，根本上只是不切实际的希望，那么努力促成它们的行动，就要落空。伟大的例外仿佛在于：用不和谐的行动去促成意外的和谐，用反幸福的手段去创造不期而遇的幸福！

我们借此警告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尤其要警告利用乌托邦的幻想，来进行诈骗活动的用心者：当心，身（实践）首（理论）异处！

悲哉，我们看到太多血，仿佛白流了；太多精力，遭到浪掷！拯救人类整体的努力，从来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人们，只是从一个苦难的历程，走向另一个苦难的历程……陪伴人们的是一些闪烁着奇光异彩的──苦难之花。除此之外，人生还有什么呢。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更长久？是苦难？不，那似乎太消极了。是追求幸福、摆脱苦难的努力？不，那似乎注定要落空，从而带来更大的幻灭与消沉。那么，是那些在沉沦与挣扎的不经意间，生出并留下的注定要毁灭的花？仿佛是的。在人们走过的片片不毛之地上，惟有这注定要毁灭的花，发出苦涩的清香，安慰疲倦的远人异客……同时告诉我们──永远的虚无和永远的实在。

遵循天命的人，并不抱残缺或是眷恋那永劫不复的“过去”……他们的目光热切但不迷惘、专注但不痴情。他们的心中装着超然的谋图、不欲的恋情。他们的爱，投向历史，投向历史的主宰。愿他们的罪，得到特别的谅解。这就是灵魂的不灭？

（另起一页）

十八、公理与启示

“公理”也者，原先也是从发明者的个人体验中得出的，逐渐得到经验的认可，而后才被确认为举世叩拜的偶像。所以首先须有丰富深厚的体验，否则即使有了“公理”，也无法诉诸经验，敷衍成文，使大家都能理解它……例如，表述一个思想比产生一个思想，更艰难；而让人接受这思想，比表述它，更艰难。在公理形成之前，体验与经验先被总结为哲学三部曲：

相对主义：破除一切固定的迷信，确立类似《周易》的天垂象哲学观。

绝对主义：排除各种怀疑，确立关于客观神与终极善的思想。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绝对主义的功能在于，提出有神论──证明唯神论──归入向神论。

而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只有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才能达到协调一致：新的生命是向善的运动；而在决意向善运动以前，需要恰当的怀疑，以为除草剂。

生活愈丰富、感受愈深刻，就愈能认识神、愈能相信神、愈能与神合一？

原先，个性与自我的鼓吹者，可能是些超乎庸众的天才人物，所以，他们所讲述的个性与自我，不可能是普遍的个性与自我（因为普遍的个性与自我只能是天才与庸众的平均数），而是他们的超乎庸众的个性与自我。结果他们发扬个性、扩充自我的普遍号召，导致了名实不符的：他们这些聪明人难道理解不了，许多“未经发扬的个性”、“发育不全的自我”，即使是走到其潜力的尽头，也不可能再发展一步以达到天才的边缘，以理解天才世界的皮毛？世界的秩序原是这样等差安排的，但鼓吹个性与自我的宣传家们却公然无视之。

这就是个性与自我的鼓吹者，所面临的陷阱。如果不能理解生命的差别为何物，如何振振有词地谈论它！

个性、自我，并非最高的判官（伪判教者），亦非根本的归宿：个性及自我，不是自为而是被造的，最多只是被造之物的表现。

个性、自我之真价值，在于体现了自然的差别性。否则，个性与个性之间、自我与自我之间，无从呈现如此巨大的不等呢？这正说明，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力度，体现了天道的特性。正如一出戏里须有各种角色，才能从不同方向促成剧情的交织发展，各种角色的价值，终于殊途同归。

梦与醒觉的区别，也是如此。梦可以促进醒觉，醒觉也可以深化梦。

这样，“梦”成为生物界的最高象征之一，也洞然开启为艺术的不朽源泉……

在梦中，可有许多新的生命，突然涌现，仿佛诞生。生命体的各种机制可在梦中自由结合；生命体的各种要素可在梦中自由同化；生命体的各器官可在梦中随意组织。好像是在说，神话中半人半兽的神怪们（异象），也是先在天才人物的梦中出现，而后才成为群众宗教的崇拜对象的。

这种自由拼接，体现了生命的最高状态？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如，人或是神），意欲创造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神或是人）──如神话与宗教一再重复的……（或兽、虫、菌类等等）──如现代生物遗传工程正在试图做的……的最早尝试与最美建树。

艺术是梦境的外化？梦境是生命的表现？不同的生命形式有其特殊的梦境，不同的梦境都有其特殊的艺术形式……所以，人格特立的艺术家，并没有共同的表现形式。

“梦”──因此成为“上天给予的艺术”，也有人把梦占看作上天的启示。梦境因此是人渴求而不可得，欲避而不能免的。

古人相信“梦兆”，良有以也。在梦中，有不同凡响的创造，这是人们在“清醒时”无法达到的。当然，单纯的梦境往往无法“完成”这类创造，也就是难以按照现世的规则和需要加以编排组合；所以才有了神话、宗教，甚至艺术、科学。但无可否认，许多创造的契机，是在神秘梦中埋下的。“梦的内容”可能已被“遗忘”了。

可是，“梦”还是改变了生命，并以一种奇特而难以明了的过程，激起持久而剧烈艺术灵感──神奇怪诞的“拼凑”、不可思议的“嫁接”，惊人魂魄的“混合”……──可笑！这些贫乏而干枯的词语，怎能再现梦境的丰富情状于万一！

“好梦令人心碎，恶梦却令人陶醉。”──也就是说，好梦只能给苏醒后的人带来“得不到”或者“失去”的伤感，恶梦却能令人生起一种快感，一种终于避祸的“庆幸感”，一种类似看过悲剧后的轻松感。

《南华真经》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正是对人奇特的心理转换过程的良好表述。

一个梦，一个大梦，一个破碎了的梦，一个不断“物化”着的梦，一个不断挣扎、不断变形的梦──这就是上帝之子……这就是创造之子的临在人间？

那么梦与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对“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智者而言，怎样破除“死”这毒刺的威胁？

对寻求荣华富贵等尘世欲望之满足的众人，生活可以是麻木的、顺从习惯的、因而是机械的──他们并不会因此切感死亡毒刺的威胁。甚至许多现世的杰出奋斗者也多属此类。然而，对帝乡（彼岸、乐土、天国等等）怀有深切向往的心灵，却将众人称颂的此岸看得轻轻，仅仅因为这经验中的东西已经不足为奇。

他们寄希望于自己不知道的世界，所以愿意相信个体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端，否则，这世界的无聊就是生命的全部领域？不堪设想！对此世的倦怠，只有用超验的信仰来克服！而信仰者，又怎能不鄙弃此世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心思不能忍受“规划好的日子”。

对他们来说，彼世并非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是真实的甚至是肉体复活的，就好像但丁的《神曲》描写过的那样。

死亡的威胁，说到底是基于对此世生活的依依不舍，就好像要和一所住惯了的房子永别那样，“纵有千种风情，更待与何人说！”──也是那样依依不舍？

但这只是“感情”，是只对具有这种感情的人来说才有意义，而且也仅仅是这样的意义，消极而无法医治，积极而无从生长。

最切感死亡痛苦的，曾是留恋生活的人！这些智者仿佛具有穿透生活的眼光，他们的代表是庄子，释迦；对于他们来说，物理上的天国，是虚无的；而物理上的此世，也不真实。所以他们寄情于心理革命，造就僧侣的迷幻世界。如，真实的永生，并不是肉体生命无聊而平凡的延续；真实的永生，是将一己融于超然神示。过去的人们，把永生幻想为肉体的复活（如古代埃及人和某些基督徒）；更为高级的，把永生幻想成自我精神的孤独永存（“灵魂不灭”）或“活在人民心中”（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职丹心照汗青”）。

但即使这样也不是真实的永生，也许还是囿于一己的幻想，尽管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从一己变成了类人──人民……但这“人民”是渺茫的，“类人”只是在某些具有超然想象的个体的心中活着！“活在人民心中”，说到底还不是一种新的灵魂不灭的想象：这些狭隘的永生观念是无益的，反倒使人们的善行与慈悲，蒙上一层可疑的色彩。仿佛说它不是出于知足的爱，不是出于对神恩的感念，不是设身处地的义举──而是希图获得加倍的报酬。希图以此世的有限牺牲，换取来世无限的幸福？──这是什么？这仿佛超级的罪恶。

这实际是与恶行同出一源，却比恶行要善于伪装，在罪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是神的道路，使我们降生世界？只要真的体认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马上就可以成为完人？

用知足的、感恩的、设身处地的爱来回报世界，茫茫众生马上就可以脱离苦海，日臻一日于光明世界。那儿完美、和谐、幸福。在那儿，痛苦经过知足、感恩、设身处地的涤除，成为献给上天的最好祭品。这就是“无罪的羔羊”。

正像神的道路所启示的春天那样美丽。无需等到此世结束而到另一个世界去实现，无罪的羔羊能在此世实现比众人幻想的天国更加美丽的知足、感恩、设身处地。关怀弱者和不幸的人，实际上具有和观赏悲剧一样的灵魂疗效！因为它通过更惨的经历，净化了你心中的不满足！这就是“慈善活动”的不慈善内情，这是真实无幻的──它的实现，并不期待超然命运的额外恩典，而是早已授予我们在万恶的天性中了。驱除人间罪恶，光复宇宙正道，竟要期待这样的一闪念？

客观的神恩久已降下，是我们的不满毒化了他，使这光明世界原本的完美、和谐、幸福，未能实现，反成为科学家们的笑柄。

呜呼！天国就在我们的手边，可是我们却不能得到。这天国，得来甚不费力，只要知足，只要感恩，只要设身处地，心里必定得平安。当爱充满，洁净即实现。

痛苦常有，即使在光明里也免不了痛苦！但借着知足、感恩、设身处地，就能以“爱心”与“和谐”而克服它。这就是“爱”的止痛功能，这就是“和谐”的医药性。痛苦常有，只有神的道路在激励人，永远奋斗，日臻完善。“靠自己是不能得救的”，当然，因为人根本不可能得救，所有的得救只有在死后也就是在人们无从感知的地方，才有希望兑现。即便乌托邦是现世的，也要在千年之后至少也要百年之后再兑现，否则就将被无情地证伪。所以说，在光明世界里，痛苦会有另一番意义：它不使人畏惧，而使人欣喜。

真实永生的意义：一个人虽然死亡，可是由于他的知足、感恩、设身处地，把生命看作一个意外的收获，把死亡看作是意外收获的证明。结果，他不是“死灭”了，而是“将一己融合于神的道路”。这听起来令人振奋多了。由此看来，一个生物的自身反应，才是“决定一切”的。这和动物主义者所谓的心理原则一样──相似的境遇在不同个体，结出不同的果；不同的境遇却可在不同个体，得出相似的结果。这全视那位个体对境遇的反应，这种反应，事实证明，才真正决定下一步命运。所以人们说，“一个人的遭遇加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于是，“命运”是比“遭遇”更深刻的遭遇。这正如所谓“痛苦”、“幸福”等感觉，以主观感受为转移。对敏感的人，痛苦不堪，幸福也不堪。但事实上，带给他痛苦及幸福的那个事物本身，与带给他人的，并不相同。

伟大天才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的遭遇异常特殊，而在于他的反应与人不同，因而造成了不同的“命运”。伟大的命运，渊源于奇特的反应。此之谓“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所谓“苦”，却是依据不同的人而有不同感受，决难从外观以放四海而皆准的反，去衡量。所以在他者看来极为顺利的人，自己内心却吃尽苦头，结果也就可能和吃尽苦头的他人一样，获得真正的考验。

所谓“小我”，称为“生存欲望”，所谓“大我”，称为“升华倾向”。小我的规范是“情绪”，大我的规范是“理性”。有人号召他人“斗私批修”，仿佛听命者必须打破自己的小我才能确立发令者的大我，于是这二者似乎是对立的。发令“斗私批修”者差矣。须知，小我是大我的基础，如感情是理性基础；若非人人都有小我（即“私”、“修”），生命早已完结（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打破听命者的私、修之后，听命者已经被迫沦为发令者的家奴。难道权力可以使得发令者达到神明之境甚至超神状态吗？抑或权力只不过使发令者养成最大的自私与最大的淫恶？ 

天才不满人的卑下生存，必推动小我的质变；小我并不自我毁灭，而是攻入大我。没有小我，谁能在这充满危险的世上生存？又何超越之有？

现代生物学的巨大进展，已摧毁了二十世纪哲学（更不用说是十九世纪了）的藩篱。现在，二十世纪（更不用说十九世纪了）哲学的社会桎梏已经被证伪。这些过往的哲学起过作用，但需要指出，时至今日依然被这些哲学阴魂所缚，或被这些灵魂的梦魇压服，将无异于僵死。社会生物学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催生新哲学的契机。

就公理的意义说，“正反理性”似乎是值得留意的孪生现象。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其实只是假象。真相只是──反理性主义的内容常常由理性主义的外衣来包装；反理性主义的外衣常常被目为“理屈词穷”的同义词。而信仰者的学说是：“由反对旧的理性主义出发，以达到新的理性主义。”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的精神发展，轮转在“理性主义”和“生命哲学”之间，而生命哲学其实是某种反理性主义──在这永不消沉的一张一弛中，不断流传易形，不停日新其德。

从文献的观点看，理性主义较之哲学，更多思辨的建设性；但也许生命哲学倒比理性主义更接近宇宙的真实？因为极度的建设性，难免导向精神的僵化与窒息；而极度的真实性，又纵容虚无与混乱。所以健康的生存，要求在这二者之间求取平衡。

理性主义会陈旧，所以需要生命哲学刷新它。生命比理性更真实，尤其当他相对超脱动物生活的时候。

通过人的生理演化，我们知道现今的人类无法通过生理演化自动达到理性的生活，唯一的道路是通过理性的约束或是命运的怜悯（或干脆是现今人类灭亡，一个新种族的继起，正如人类发展史上各种古猿的灭亡为智人的继起），来奠定基础。──先有新的种族，而后有新的道德。

结构？一切结构都是人造的！在自然界里，哪里有什么结构。为什么？因为所谓“结构”的言外之意，是指某种固定的、有案可察的东西（否则还谈得上什么结构呢）？而自然界中，不存在这种固定的而有案可察的东西的。所谓“结构”──岂不也是人的观念或观念的产物？

自然界是存在各种形态的，但是，其“内在的结构”并非可被我们这些作为动物而存在的单纯形态的“人”，所能把握的。人所知道的结构，始终只是基于人自己的形态，依据其生物特性而制成的“普遍结构”，即伪结构。

再者，即使自然界真有某种可称为“结构”的东西，也并不与人依据自身形态设想出来的结构相似：自然的结构永在万花筒般的易化中，不会固结，也无法观念化，因此如何言语化？如时间和速度，只是人的感觉，无法在人的观念世界以外得到验证，所以，事物排列的顺序，并不等于结构。

人的感觉、情绪、思惟、心理、意识这些所谓“主观”的东西，除了能有效帮助人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活下去并发展起来，并没有独立于人的意义。所以，人类凭借自己，无法达到那种“和客观世界相切合的真实”感觉、情绪、思维、心理、意识等等；只能达到“自我感觉仿佛真实联贯于客观命运”。

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走到了：

还有什么比“有效帮助人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活下去并发展起来”──对人更重要和更真实的呢？于是，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感觉和梦想，直接替代为“最大的客观事实”吗？

在上述道理的思考者看，人的主观其实要比流变中的客观（即相对于人的“外物”）──更有意义也更实在。

于是，“历史”、“世界”、“宇宙”，不过只是人的梦幻。然而如此一来，任何其他的生物类型，也就会有了它们自己的“认识模型”！它们自己的方式！并画出不同的梦，从中提炼一个新而奇特的历史、世界、宇宙！

“存在的──流变的客观”，不但比人的主观所画出的梦与认识──即“主观化的客观”更加真实；且比人类自己的主观本身也远为重要──人的主观不也是宇宙客观的一个类型吗？因此，1人的主观──2主观化的客观──3假定是脱离了主观的客观：实际上也是高于人的力量的逐渐升高的层次……某种对人生坦然无畏的接受（不是试图用伪饰来降低恐惧感），某种深沉的凝视……是不应该被打入虚无主义地狱的。

虚无主义是这样的哲学：由于困顿、丧气的煎熬，人的精神结构垮掉了；于是他盗用上述的“清彻如玛瑙的认识”来为自己的怠惰辩护，并称自己丧失结构的惰性，为“看破红尘”。因此，虚无主义有可能被庸人的头脑，沦为无聊的遁词、卑微的呻吟。虚无主义还可能导致这样的危险：认识不是认识，生活不是生活，两者之间丧失了距离；清彻的认识，使生活索然无味。其实，认识与生活，分属两个天地：认识是观念世界的现象，生活是生命世界的现象；认识与生活不能彼此取代。群众可以没有认识而去生活，因为他们还停留在未入观念世界的生物世界中；可是哲学家有了认识却还不得不需要生活，没有人能够逃避生物基础而只进入观念的象牙塔中。

生活比认识更为基本：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者”会被淘汰；而神汉们却不会为了自己的吹牛而稍稍舍弃他生活中的蝇头微利。神汉们不是在逃避生活之后，被迫拣起一个理论来作掩护，以便溜掉；而是把自己不信的东西也就是不要的东西，兜售给听众。如果他是神甫或是牧师，这样的做法就是所谓“出卖基督”。

让我们否弃“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但奉行那清彻如玛瑙的虚无主义──勇敢的虚无主义！勇敢的虚无主义者，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激浪，而以冲浪激情投入生活苦海！尽管他知道，宿命不可免，但并不气馁，反而激起更加激荡的激情。

二十一世纪，可能流行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这样的虚无主义者们，失去信仰及希望，只为低贱的本能而活，没有观念世界的高贵属性──其希望已经霉烂，也许从来就没有诞生过。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永远在动物界轮回！一生被生物欲望驱策！

好的信仰，则需要另一种虚无主义来洗涤；那洗涤来自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没有经过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洗涤的实在论信仰（宗教），结果沦为群众膜拜的偶像。僵硬的化石也许显得坚强，但却没有生命……尽管生命之流是脆弱的，但却是宝贵的。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而言，它的现代版本则可以是：“穷而独善其身则虚无主义；达而兼济天下则帝之玄观。”

虚无主义在此成为低级生活的慰藉和解毒剂──虽然服用过多会导致麻木不仁（因为解毒剂本身往往就是某种毒剂）。但愿清醒的、玛瑙般虚无主义，沁入头脑，给以透彻的认识；而让烈焰般的帝之玄观，给我们以行动的神韵！

虚无主义的功能还在于：旧瓶不能装新酒者，甚明矣。所谓新酒，不是旧瓶产生出来的余孽，而是从新花中获得的精华。旧瓶装新酒，一者使旧瓶破裂，二者使新酒变质，三者必使得人们还用看待旧酒的成见来看待新酒──新酒难逃旧瓶的污染，新的不再新，旧的不再旧，浑然一锅煮，不知为何物。我们要求分别为圣，纯洁，分道扬镳；新酒，新世界，于是诞生。而新的公理，是从启示的个性中，而不是从述而不作的个性中，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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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阶段性的胜利者

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胜利者”！

怀孕是一个胜利。诞生则是一个更大的胜利。

成长是一个胜利。长成则是一个更大的胜利。

“胜利”固然不失为胜利，“失败”也不失为胜利。若无某种程度的前此胜利，根本就谈不上有所“失败”。你若没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在争取，“失败”又从何谈起呢？然而，崇拜胜利者，并不等于崇拜每个活着的人。胜利者之上还有胜利者，正如强中还有强中手……正如山外有山、楼上有楼。崇拜胜利者，其实是崇拜“人杰”；崇拜胜利者，其实是崇拜胜利者的源泉和护符。

怀疑胜利者的人们，像病人对风流女子的奇妙吸引力那样──吸引多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众，吸引多少心地狂妄和想入非非的大众情人。战国时代，是“迷信”最少的时代。因为处在此刻的人们，最讲求效率，以在紧迫的战斗中，击败对手，把那些不利于发挥自己优势与力量的神秘情绪，彻底扫光。

战国时代的一大特征：有两种文化并行，流行性文化和暗流性文化。流行性文化的主要用途，在娱乐时人。或为官僚主义的，或为商业主义的……尽管它们的形式不同、色彩各异──但总是向大多数人的情趣献媚，来交换自己的影响力。而大多数人的情趣，不论处在哪种社会的框架里和哪种文化的光环中，其性质都相去不远。例如，各民族的习惯虽然差别，但人性却是共通的；所以流行性文化，尽管形色上不同、味道上差别，其“水向下流”的趋向，却极类似。

暗流性的文化，则更多从文化的积层本身发展而来。这种发展本身是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它，虽然也受当代重大事务的直接刺激；但它的蕴含，却来自几千年文化所固有的内驱力和重大母题。文化有机体，也像生命有机体一样，有其自身的内驱力，且受内部压力、内在欲望的驱遣，并在这驱遣中完成它的宿命行程。

这类暗流性的文化，并不著称当世。因其所能赐与同时代的快乐，比流行性文化要少。相反，它们往往还缺乏流行性文化的那种“轻松的情趣”和“快乐的刺激”。暗流性的文化，不是迎合，而是忤逆大众的爱好；且正是在这忤逆中，引导着未来世界的趋向……

人本来就是惰性十足的：愈趋向什么就愈容易趋向什么。于是，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于是，“马太效应”等等，不论是趋向或是善还是恶，是功还是罪，都证明了人的惰性。超人不可能变为凡人？这是否也说明超人也受这一生物规则的支配？但我们的善恶功过观念，毕竟与世俗大相径庭！我们所说的恶，是劣败；善，就是优胜；罪，即逆天命；功，即顺天命。

而世俗所谓善恶功过，本是割裂客体以为自身的利益计，以为自欺欺人、互相蒙骗的把戏？上述所说的“惰性”，并非懒惰、消极，而是接近于力学上的“惯性”：没有一种强大外力的推动，已经落实在生物身上的惯性，是不会自动改辕易辙的。为了能毫无遗憾地死去，必须创造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为了能心安理得地活着，必须接受一个心理上的归宿。

这是人生的“心安理得术”。一切创造者，都是此等意义的艺术家。

被世俗的成见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人们！在命运的法庭上，你们也许会被证明有罪；但在自然的过程中，你们是无辜的。有“客观的命运”，有“绝对的命运”，有“无尽头的终极善”……他们是“未识之神”。但对我们是那么遥远、陌生、不可理解。我们怎能去谈论他们呢？我们谈论他们，何以为？

我们只是关注，“主观的命运”、“即将来临的命运”、“阶段性的终极善”。这是一切健康哲学的出发点，是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啊，后继者！一个有信仰的人，活的时候富于奇趣，死的时候也充满热望？

如果我们相信“现在”只是一种“准备”，是向某种大方向、大目标的无穷动的环节，我们心里是否会好受一些？那样，现在的生命所包含的快乐和痛苦的烈度，很大程度上就被降低了。由于“感觉”相对迟钝了，“道心”反而明敏起来。──这是哲学家和煽情家，共同利用的一个现象，高贵的和下贱的，所具有的共性，是多么奇特啊！

在一个更新的阶段上，王道与霸道，谁为体，谁为用？王道为体、霸道为用？霸道为体、王道为用？这里的体用，有别于一般的体用吗？一般情况，体为里、用为表。而王霸的体用却是王道为表，霸道为里；即，以体为表，以用为里。

革命者的目标在于王道的实现──德音的普及、礼乐的成就，也就是同化力量的扩张、被同化者作为“奉献牺牲”……这是表，十足的王道。但王道社会的建立，却需要排除不义（不义，即被同化者之的拒绝奉献、拒绝被牺牲），这时就不得不仰仗霸道了。霸道是一种生存能力，但仅有霸道的人却不堪称王，不论他技能多么优越，都无法征服不义，达到“霸”的成效。在这意义上，征服“不义”和征服“不廷”，是一个意思。但一个真正的王者，毕竟不是为了征服而战斗的，也不会沉溺于霸道而流连忘返。他采行霸道，是作为手段来作成王道的冠冕。

精神附庸的层次：征服不义，须有仁的引力。

乐观主义者之乐观，是由于不明白人生的底蕴。

悲观主义者之悲观，是因为对人生有过多的奢望。

悲观的乐天者，是爱好悲剧的幸运儿。

乐观的悲天者，是聊以自慰的潦倒客。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胜利者莫不自称是“优秀的天使”。

而神呢，又并非人格的神；所以神的使者也就不是世俗理解的使者。神的使者成了那些“苦心孤诣地理解神”，并“付出一切以执行神的命令的终极善的人”。天使的奇异处在：他的神经系统与精神状态，不同凡响。

神的使臣并不高人一等，他不为日常事业的成败，去战斗；他仅仅为了神的意图而运动，至少在他自己的理解中，是如此。所以天使不同于神汉、神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只有透过物质化，才能传达；所以天使仅仅冥想天意而不去行动，并不能完成使命：所以天使和神汉、神棍，没有多少瓜葛。天使为上天服务，神棍为人民服务。

世人总喜欢用善恶来匡定人们的行为，结果所有的行为都被分为善恶两造。然而，这是一时的价值标准。神的使者懂得神意，永远朝向终极的善；他懂得历史，世人的价值标准因而对他无用：世人确立价值标准，是为保持社会的和平；而天使的价值标准，则是为了打破社会的和平，打破“阴”的局面，开始新一轮的向善的运动。对天使而言，善是绝对的、永恒的，恶只是相对的、暂时的。有关“恶”的一切，可以在无穷的易化、神意的广大中，化为虚无。所以，对天使而言，善恶永远是模糊的。他尽管“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但却不像罪犯那样作恶多端，又非议善。他确乎超越善恶，善恶观念对他而言，已是镣铸；尽管对世人那是规矩、是楷模。

他的至善，就是用刀插入历史的脊背，把人类推向百炼成钢甚至万劫不复的向善运动！

一切新的生活，均为幸福生活；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善的；并是向善运动的，因为向善就是新。据此，世上只有一种不可原谅的恶：旧，或曰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这恶在易化的新潮中也将化为善：一切运动中的，都必定是善的，并使障碍承受报应！这是易化的冲浪者所喜悦的事。

易化的冲浪者！你的情感健全与否？意志价值如何？让我们从那终极善的大角度来看！那才是准确的。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情感与意志，只要对“接近终极善”有利，我们就欢迎，因为冲浪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终极善的来临、神意的圆满成功，至高无上！为此，肉体的损失，对全体而言几乎是零。

损失值得！而且一本万利。

即如爱的情感，也不能一概视为“善”；恨的情感，也不能一概斥为恶。同样，“颠倒过来”亦非正道。既不能简单地把杀害行为归诸“恶”；也不能把盲目的爱归诸“善”。爱憎的价值、善恶的标准，只有在“终极善”和“易化冲浪”的无限制雄浑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肯定，并一笔勾销在此之前的一切阎王债！

除此之外，哪有和“客观的神”一样美丽的伟人呢！既便是创造之子，最多也只是像“主观的神”罢了。

这其间的区别提醒我们：真神（即“客观的神”）哪里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呢？人如何企及神？如何理解其启示？如生命的痛苦，会使智慧者觉得，永生不仅不幸福，反而是无休止的（因而是恐怖倍增的）苦役啊！

“所有这些小民的灾难，除了在强有力者的感情里之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那普鲁士人与波兰人后代所婚配的产儿、牧师之子哲学家尼采，评论“小民”与“强有力者”的关系时，发出的论断。这个论断同样可以比喻主观之神与客观之神的天壤之别。

“所有这些主观之神（百神）的灾难，除了在客观之神（命运）的可能存在的宇宙感情之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任何伟人的想象，正像小民的苦难一样，只是个别的、贫乏的、自生自灭的、没有宇宙意义的；而“客观的神的存在”却像君临万众小民面前的伟大天才一样，是普遍的而浑然一体的！万众小民无法设想伟人天才的感同身受；伟大天才也无法设想客观的神的完美善良，超然和谐。

这就是我们有关“阶段性的胜利者”和“痛苦意识”之思索；也是对客观神意的可能领略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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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生灵的命运

生物是离不开“命运”的。因为它只能循着自己的特殊轨道前进，既无法倒退，也不能旁行，受制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所形成严密的网络。人也是这样。生物性，构成人性的基础，迫使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反应，不得不基于预定的人性──所以，人就把自己不得不屈从的生物性投射到外界，从而发现了“客观规律”……

人的生物局限性，使他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而他的可能性又带来意外的喜悦（发现时的喜悦、创造时的喜悦、尤其是获得成效时的喜悦）──这两者互相牵制，有助于“命运”观念的确立。

“命运”也体现为“意念”——意念是一个内在的命运。在落实自己意念的时候，我主张在认真的前提下，不必“顶真”。生命何必那么沉重？人们在世上所走的每一步，最终会被时间擦掉重来，“从零开始”。让我们有时间嘲笑一下的意念吧。

局限性使我相信“必然”，可能性却使我获得“偶然”的观念。人生在根本上只有一种“必然”──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的一切，纯属偶然。所以，必然论是死亡的逻辑。相形之下，人生的可能性极富潜力，于是“偶然”就被目为一个多头的、不可捉摸的活怪物。

为什么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一种体现”？因为人生虽有众多的可能性──但最后都不得不归于最终的冷峻，它代表人生根本的局限和遗憾。终极意义的虚无，是因为，人生是以毁灭为归宿的。

但是偶然论者不甘于此，他们的乐观精神使自己相信“人的自由精神终能战胜死亡”。如果这个理想最终能确立并被证实的话，人，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命运”的羁绊……从而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与虚无的人相对应）。但这是难以证明的。

宗教，表面上是这类乐观精神的朋友，实际上却是其敌人。宗教并不相信人有全然超脱死亡的能力，因而它才创造关于不朽的神话──用以满足人类自找肯定的心理消费模式。宗教，经常出之以否定人类及其现世生活的形式；但其中却掩藏着人类更高形式的自我肯定。人所认识的神，不就是人自身的愿望吗？想象力的发展并不等于人生的质变！例如“最虔诚”的圣经宗教（后来分化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本性，其实还是更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例如比之佛教和道教）。这仿佛是说，越虔诚，就越自我中心？

而所谓“人的自由精神”，不过是以完全世俗化形式，表现了类似的自我肯定；它不假于神，而是赤裸裸地宣告人欲的宣泄。只是，完全世俗化的自由精神，最终只能是落荒而逃的受伤的野兽；自由精神开始是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盟友，但结果却因为过于沉重，不得不沦为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叛徒，托庇于各种形式的超验的精神。人，尤其是个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到这一步。而披上了宗教与必然论外衣的集体情绪的产物，则类似羊群挤在一堆互相取暖的倾向；可以提供安全感。

有伪装的自由精神。它表面上肯定现世、肯定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深切希望──但在实际上却为人间的恶霸势力服务，用来镇压特立独行者的活思想和活精神。它的自由就是：“把一切不符合自由主义规范的动向，扼杀在萌芽状态！”

还有伪装的宗教精神与宿命论。它表面上倡导服从，骨子里却充满了蔑视权威的反抗精神。它把自己的情绪上升为“天命”与“启示录”。所以，牧师的儿子尼采对所谓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的批判，其实是故意的伪善的曲解：不是基督教创造了奴隶道德，而是奴隶道德侵入了基督教；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奴隶道德早就繁荣娼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奴隶道德”能够更为有效地“为恶霸势力服务”（为“民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主人集团鼓励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成全了奴隶头上的主人集团；正如信徒的愚昧成全了神职人员的狡诈。牧师的儿子为何无的放矢攻击基督教？原来他看到了教会组织的邪恶内幕？吃奶水长大而后背叛了他的奶头，是人的常情，却不是真理。被罪恶感毁灭的人，多少是个有良心的人。他的残余的良心变成了他的命运。

他面前有两种命运：大命运和小命运。人们常说的“命运”，是指“小命运”而言。书生说，“命途多舛”，老妇说，“我的命苦”……他们的“命运”，是指生活遭遇和生活环境而言。俗话说，“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这里的“命运”，同样是生活遭遇意义的“小命运”。生活遭遇是可以改变的。性格，之作为一种内在的小命运，即使已经“成形”，如风云际会，仍可导向截然不同的小命运。这就形成了“运气”观念。因此，“小命运”是可以反抗的，而世间也不知流传过多少成功地反抗了小命运的故事。

在“小命运”显而易见的桎梏后面，隐伏着难以察觉的“大命运”。对它，人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小命运，是大命运浮幻的表象。人的能力，把握不住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说，一个勇士克服难以逾越的障碍，完成了他的复仇使命──成功地反抗了常人对之俯首帖耳的小命运。可他怎么知道，他正顺着大命运的隧道乖乖滑行呢！这大命运，把他吸入他自己和他的邻人根本茫然的深渊里。那深渊里，既有可人的幸福，又有灼人的苦难。

人与人的气质不同。人与人的天性悬殊极大。人与人有着千差万别的“小命运”……但“理想社会”却强求一致，迫使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模式的压力下。这是对人的生命力施加的最大酷刑。这难道不是宇宙意义上的“犯罪”？所以它必遭人的天性之反抗。人在追求生命的不停冲动中──终将摧毁这等陈腐的限制，将人的生活重新带入有声有色、万珍汇集的历史之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

而我们的理想世界，不是一个凝滞的画面域横断面；而是一条滔滔无尽、万化千变的“流”。我们的理想，就是各种理想的对垒、厮杀！

人生的最高理想，是穿梭在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而不是停留在任何“美妙的截面”上……停留，就是腐朽；腐朽，就是罪恶；罪恶，就必予驱逐──以便再次跃入大清湛鉴人（或浊流滚滚）的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

不要斥责比我们更伟大的东西吧。因为我们不可能“理解”它，更无从判定它的含义。不要以横断的镜片，自以为是地批评比我们更伟大的“流”吧！无论如何，人只是一“点”──即使所谓的集体，不也只能是一“线”吗？而惟独一切集体之总和，才构成一“面”！（离开“网络”还差得很远呢。更别说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些系统。）

而我们人自以为“美好”的一切，不过是“适应”的结果！

适应性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全部秘密。这种适应性不仅仅是我们意识到的东西，更多是我们无法意识而且还是被它（适应性）支配着的东西。如有学者就认为，生物的适应性，是导致生物进化的主因。他们甚至把器官的“用则进，不用则废”，推演为宇宙的真理。

为何贵族们（这只能是世袭制的产物）不但不能使他们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合理，反而总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断由盛而衰，步入最后的灭亡？如果说，他们的天性就是善于统治别人，那么这种能力必定是可以遗传的，以此，他们的子孙也将在累代遗传的“进化”中，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强的统治能力。但实际情形却是恰恰相反的。

相反，贱民的子孙经常成为一代天骄。在由贱而贵者的奴隶祖先的天性中，似乎找不到明确的统治能力以资遗传，以至这些奴隶生受贱视。如此，则奴隶们的子孙的所谓高贵气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正确的答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正如他的思想能力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命运和可能的成就，也是如此从天上掉下来的！

在中国，最具有连贯性的明显观察事例莫过于，孔子的子孙，可谓受三千年不断之教化（从殷王那里开始）；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是所有家族中最富智力的。“用则进，不用则废”这个科学市侩炮制的“伟大的真理”，在这里似乎并非站得住脚的。

我们知道，在生物演化或叫“进化”中，有一种惯性使得某一物种恒常向一个人方向演变，如无特殊的变故及外力迫其改向；物种本身的自我调适能力，会推动它在与环境的互动下，沿着这方向一直进展到灭亡的日子。生物史的过程就是如此。

这种演化的方向性，在开始时，可能是由特殊环境、偶然遭遇触发的。但这并不能导致“用则进，不用则废”的结论，须知，有时不仅无“用”，甚且有“害”（至少是无用）的特点仍在“进化”不已，最后给物种送终。如恐龙过于庞大的体型就是这样。

生物不是命运的理想制品，更非自在自由之物，而是“命运那无穷好奇和无限残忍的心肠的试验品”！经验地说，则是环境、命运的偶然产物。

为什么在饲养场中，人工杂交禽兽的结果，可产生姑且称为“进化”的现象（如果产生了比较肥胖的公猪或产蛋较多的母鸡），而人种之间的社会杂交，却只能产生被有识之士称为“退化”的现象？因为──

A，禽、兽的人工杂交具有人为目的，故可以测度其成效；虽然这种杂交对禽兽本身是有害的。但人种之间的杂交，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却是盲目的、无从测度其成效，或只能测度其失败的。因为促使人种杂交的是乱七八糟的性欲，而往往不是对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退一万步讲，即使人种杂交是基于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那么，人又怎能确知其长期的后果呢？

B，杂交的禽兽，是在人为条件下生长的，而且往往只能生长在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中，饲养员要的就是它们的“畸形发展”，因为这才符合饲养者的私利（坏牧人是不会为畜生舍命的）；而人种的杂交就不可能有一个更高的饲养者在“做主”；所以，人的畸形（这是杂交的必然后果）不仅不可能成为他生存的优势（如饲养场中的禽兽），反而造成他的劣势。

对付禽兽的方法（如为达到高产而进行的杂交），之所以不适用于人类，是因为人类对自身和对禽兽，采取了“双重标准”──其观点、要求及做法、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人不会把自己工具化而只能把自己目的化。

人种间的杂交，会使种族特性消失或减弱，这非常危险，在人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样，种族特性混杂了的“中性的家伙”（介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杂种，最典型的如印度某类型人种和拉丁美洲的某类型人种）之所以罕见，不是不能在社会的退化条件下出生，而是难以在真正严格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因为消灭了种族特性，也就等于在根本上剥夺了人与环境间在长期的协调过程中培植起来的适应力！

尽管有那个退化的社会在提供人为的保护，但杂种毕竟还是显而易见的劣种。

换一个角度阐述上述论题：

“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存竞争。

这正如马列官方教科书上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食物状况决定了社会的治安状况”……（在这里，我们看到伊壁鸠鲁的十九世纪版：对自己获益最多的先师，叛教者往往破口大骂得最厉害。卡尔马克思，这是多么富于黑色幽默精神的混血的叛教的犹太人啊！）但我们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纯正的历史的常识的：历史上生产形态的革命，是无法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一定要处于某种匮乏状态，才有条件发动一场生产技术的革命，可是一切暴力革命都是由于饥饿（也就是劳动力的过剩）引起的。因为劳动力的过剩，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廉价的甚至是义务的兵源，如果劳动力匮乏，其市场价值必高，劳动者的日子必定好过，谁去充当志愿兵？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征服活动，实际上都有可怕的饥荒作为其杠杆（其杠杆作用是使得劳动力极度贬值）。暴力革命及军事征服，带来的不可能是新的生产能力及其“生产方法、生产关系”而只能是更换一批主宰者，往往是更喋血更野蛮的──从而“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由此可见，杂种不仅身体病态，连思想都是病态的。

再换一个角度。

“生命流”观念的产生，说明作为生物的人，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不论环境如何变化，都喜欢设想它是不变的（即把环境也多多少少生物化了），正如不论人种多么混杂，都喜欢设想那是无害的。其实，谁规定“人类生命是生命之流的最高表现”？真实的情况只是：“生命之流是生命（人）的作品”！正如柏拉图所谓洞穴说不自觉地表达的那样。其他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偶像，亦复如是。

正因为生命是不确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有──某种永葆其自我调节能力，

“好制度”和“永葆其再生能力的人间事物”既然子虚乌有，于是生命的要害问题只好在于，鼓吹某种富于调节力的哲学，激励不断更新的精神！

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在生命所造就的这个千奇万妙，变化莫测的世上，即使有“必然”，也无法被平庸的、残缺不全的人眼所认识啊。而人们所谓“必然”──不都是一些经不起严格考察的想当然吗？

A、各种创世记，即以感性世界为基础的创世景观，都不是永恒的。所以，至上神（最高的精神状态），终会派下他的“儿子”（即某位道成肉身、体现了最高精神状态的人）──前来打破已然的、既定的感性世界的僵局，他即将（和已经）把人类的命运，带入超感性的境界，从而构成“世界的毁灭”与“最后的审判”。

B、创造了感性世界的“神”，或说感性世界所创造的“神”（圣经正确地称之为“偶像”），只能是自私的“劣等神”。他在一次性的创世之后，就懈怠歇工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懒惰，为了维持自己的领主地位并享受人类供奉的香火，他刻意软化人类，意欲永远将之囚禁在感性世界的笼子中。为此，也仅仅为此，他禁止人类服食智慧果，是要他们固定在蒙昧中。他不让人类享有生命树，是要他们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伊甸园”是片极美极美的乐土，但那是感性世界的因笼。生活在乐园中的人类，是没有个性的囚徒。他们不自知，并以受奴役、被保护，为乐事。……

C、被动的人类，终于在某个“不安定因素”的鼓动下，行动起来，打破了感性世界的沉闷。

“世界是怎样的，对于更高超者来说，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上帝是不会在世界上显示的。”──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逻辑哲学论》6.432，

多么绝望！正因为他拒绝显示，他才是上帝？但基督的上帝却不是这样的，他为毫无价值的人舍命！在人本主义的意义上，新宗教的兴起取决于两个条件：A、群众需要一种超现世、非物质的安慰与寄托；B、天才需要一种超现世、非物质的升华与陶醉。因此，宗教的兴起，有待尘世生活的令人绝望、使人厌倦。这时，历史的需要，才来到我们身边。历史不是由少数天才随意创造的，因为越是伟大的天才，就越是命运的恭顺奴仆！

人生的最高成就，甚至全人类及其文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活下去？面对反复无常的世界，人们终于可以明白：人可以达到的，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超越感性的世界！征服，是肯定，是对感性世界的吹捧：人的每一个进步，都体现为征服，人的每一个动力都由征服的意愿来提供。这样，每一个事业都意味着征服，例如克服一个壁垒、解决一个问题、爱上一个女人──无不意味着“征服”。

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经济甚至演说、演戏、做人、做梦，无不意味着征服。如果没有征服的刺激，人生将何其平淡？世界将何其荒凉？文明有何意义？然而，只有征服而没有超越，犹如只有收获而没有对收获的使用，除了使自己沦为守财奴之外，还有什么呢？“金玉满堂，莫能保之”（《老子》），此之谓也。感性世界的消解，将使金玉沦为败絮。

在种族秩序中的人民生活，仿佛大为不同，但还是属于同一范畴──受基本肉欲的驱使。群众的物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仅是一种生物现象。所以，人民运动的性质，也是不会改变其物性的。一切试图改变人民生活和人民“精神”的努力，都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谁也无法改变上述的物性，更不能遏制这种物性带来的肉欲。受限于感性世界的人民生活，完全是一种物质运动。从精神现象看，各时代、各区域、各种族的运动，仿佛性质不同；其实呢，大同小异，任何认真的精神载体，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一个实干的战士，因此用人民的物性来达到自己的精神。因为他对天人关系的新认识，是以天作为调整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的一个标尺。在他看来，天与人，实际是同受一个最高造因的支配，对其中一造（如“天”）的认识，有助于对另一造（如“人”）的调整。当宇宙形态出现特定倾向，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也会出现相应的倾向。所以不同地区的不同人，感受到不同的宇宙形态，地区与人的差异，使天与宇宙形态，拥有不同的影响力。而时间差异，又给表面相似的空间形态，以各不相同的特性。严格说，这既非人受到天的移易、感应，也非天受到人的感应、移易，而是它们同时受到更高造因的感应，据以调整了共同的状态。

如果使用更洒脱和超越的眼光，并借助更高级的角度来看，有理由认为，土壤与植物、环境与动物、天与人，并非谁决定谁，或谁决定于谁：而是共同受制于一个更隐秘更不为人知的因素，某个就人的感觉而言的“虚无之君”。并不是“天人交感”，而是天人受制于更高的造因，这“虚无之君的造因”，能够使得天人同时现出相似的特征。

由于人容易习惯社会状况的改变，所以自然状况的突变──灾异，才会对人暗含一种警告意味。现存的社会状况，既然已经背离常轨，那么对文明人类而言，社会感受已经不足以像自然感受那样直接、敏锐地射入灵魂了。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社会灾难，不再察觉它对文明人的命运所造成的损害。暴君可以把暴政美化成仁政，也可把恶意曲解成慈悲；但他决难把自然的灾异，说成是上天的赐福。所以，用灾异学说来对暴君进行最后的制裁，不能不说是西汉今文经学家们对文明世界的一大贡献。其合理基础在于：人的动物本能比人的社会习惯，更基本也更强大，且还派生了前者。因为决定事态发展的，最终是动物本能而不是文明习惯，所以对社会状况的认识，不得不受权势者宣传左右摆布，但对自然状况的感应，却独立于社会意识形态之外，因为天毕竟高于人。

水土与植物、环境与动物、天与人──这是不可分割的两造。没有植物，水土是什么？没有飞禽走兽，大自然又是什么？没有了人，天是什么？天之骄子又是什么？在这“不可分割的两造的对立”中，有深刻的统一。是土壤决定了植物的品类及繁萎盛衰之理？还是植物改变了土壤的成份及其质地？是环境（水土、气候、经纬度、毗邻的生物链等等）决定了动物的种族特征？还是动物及其连锁活动改变了环境的风貌？

天人感应，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不仅天决定人，人也改变天。天人交感意味着：A、天的态势及运行，对人的心理及行为的影响；B、人的希望及命运，对天的状况及天人关系的再影响。这里的机制是有机反馈的、生龙活虎的，无法用西方的机械观念来解释。理解的金钥匙在于中国式的直觉。

“宅地学”起码是“有道理的”。不同的居处、住宅，对居住者的生理、心理，可能没有影响吗？这一点无须精明的心理学家就能认可。而精明的心理学家，只是可以对此做出更精细、更系统、更有趣地分析罢了。而不同的生态和心境，又将酝酿不同的行为方式、思想风格等等，以至于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地步。而这一切，又给居住者带来不同的命运！──世界在他心目中的影象和模式，因此大相径庭；他在世界上的定位也因此发生微妙而不断的变化。任何拥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可对上述所言做出自己的注解，难道不是这样吗？

宅地的位置、建筑的样式、水流与朝向、大的背景环境，从此与人的命运结下不解之缘。“风水”也是如此。它对心理动向、行为反应、世界图景的形成等等，影响巨大。不但活人周围的“风水”是这样，死人周围的“风水”亦复如此，特别是在一种崇拜祖先、深信死者境遇将影响活人命运的文化系统中，就更是如此了。

至于更深一层，人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宅地、这样的风水，就是一个更重要、更是休戚相关的问题了。例如，古代帝王对祖坟以及现代独裁者对故居和寝宫修葺盲，也含有宅地意义的巨大风险（和“机遇”）。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修葺不失为一种破坏，穿凿不失为一种泄漏。所以，极盛的穷奢极欲，实为破败的预兆和伊始。

中国传统中的“风水”观念，也可解为反压制观念的古老表述。“风水”好的地方，也就是压制得恰到好处的地方。所以，任何“开放状念”，也都是对好风水的釜底抽薪和致命一击。

一定要有所压制，而后才有所兴起。开放诚然是兴起之果，但又何尝不是兴起过程的终结呢。一切世俗的伟大及繁荣，都是对开放过程消费，没有不终得其报的。

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Francis of Assissi 

这是教会圣徒法兰西斯的话，大意是：整个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毁灭一支蜡烛的光辉。

而《庄子》笔下的圣王却不懂这一点，这大约体现了东西方精神的差异：《逍遥游》说“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中国人的精神注重“天下”，欧洲人的精神注重“灵魂”——此东西方精神差异之源？

我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写完了以上所有。

这并不只是个人的倾吐，而是代表了中国现代生存状态下必定会涌起的精神潮涌。

它澎湃，它迟滞，它周流，它也会凝固下来。这时，一种多么强烈的空虚感袭击了我此刻的心境！

我终于意识到，我这就不得不和八年以来陪伴我的旅程的这些“思想纸牌”握别了！

不是因为我放弃了它们，而是因为我修订了它们从而完成了它们！

写完了，“作品”就不属于你了，而成了你的身外之物。

有的人写书，只写结论，只写那些为使读者接受其结论而操纵的论证过程；有的人则把整个思考过程向读者也向自己呈现出来。前者显得光滑而后者似乎矛盾；前者凝重而后者富于动态；前者是“说完了”，而后者是一种探索。

──愿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我想把读者当作活人，而不仅仅当作对象。

思想其实是不可凝固的。写在纸上的思想恰如刻在碑上的铭文一样──都不再是思想，而是遗烬。

写完一本书，尤如关掉一座大厅的灯。以后，游览者就得用自己的心灯去照亮这厅里的展品了。

（另起一单页）

空谷足音（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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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之谷 

01

生命之谷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祭坛，每个人各用不同的名号，去称呼它，每个人沿着不同的幽径，去逼近它。现代中国的名号是：只有豪门而没有贵族的荒场，只有装潢而没有气质的祭坛，只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们。 

02

对他者来说，你永远都只是你在他那里的价值、功能、用途、吸引力而已。当然，这也包括相反的函数。在他者那里，你的整体、本体，全都消解了，更不用说你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了。他尊重你的极限程度，一如尊重他自己的某一个器官；他仇恨你的极限程度，一如仇恨一个谋财害命的鬼魅。他爱你，是因为他自己的某种感觉，而你恰巧来到这里并激醒了他的这一感觉！这个生命的世界，垂涎三尺的现象遮蔽了一切。 

03

生命的世界，发出三种震波：音乐、语言、动物的吼声。人在最情急的时候，是以动物的嘶鸣来表达；人在最优雅的时候，是以音乐──“天上的声音”──来絮叨；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说话。所以，最好的书籍（指文字写成的）是音乐式的，最差的书籍是标语口号式的，只有一般化的书籍，才以语言的方式在认真说话。如果真有天堂、地府的话，我想，天庭一定是以音乐说话，而地府肯定充满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就像是现代音乐那样。 

04

电影是有音乐的，生活却没有乐曲的伴奏。音乐堪称“生命的本质”，因为它是直捷提供感觉的一种艺术；而生命在性质上只是一种感觉体、甚且只是一种感觉而已。音乐把生命的神韵给抽象出来了，电影则把生命的神韵镀抹在生活那枯燥的骨骸上，使无聊的过程本身成了一种娱悦。要是人们将音乐射入生活，从而以一种观赏电影的心情来品味自己的“日子”，该有多好啊！──那么平庸刻板，那么毫无新意地重复了亿万次的灰烬，也能生出光辉来。 

05

性格决定反应的模式，关系决定反应的强度，而环境因素则限制反应或鼓励反应，除此之外，大约人人都太相似了！真不愧为是在千万年的进化中陶冶并淘汰下来同一个物种！“不要苛求并谴责别人，先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观念、信仰，习惯、琐事，伴侣、打岔，以及熟悉的环境等等，冲淡了人的孤独感，替人的深壑搭上了条条彩虹……“多美丽神奇”，诗人说。“这是通向天堂的路”，武士说。庸众则认为那是雌雄蛇神在交配。可是谁要是真地“实践”上去了，他跌下来的时候一定更是晚景凄凉。 

06

幸福，就是一种被麻痹状态，那时，你暂时遗忘了生命的重负，甚至忘记了自己！一心朝向太阳，是向日葵的陶醉，这既给了我烧灼痛苦，又给了我流淌的灵感，我是该远离你，还是该亲近你？该敌视，还是该仰慕？生活在主流还是生活在支流更能麻醉自己？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唯有理想主义的激励，才能拯救我们不断下坠的灵魂。如果我们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就能活得轻松愉快一些，那么，会有百分之几的人愿意以幸福的名义，让灵魂死去？什么？百分之百！ 

（另起一页）

 

二、论本体 

08

“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09

历史是无善恶的。 

善恶是人生之谷里的一种选择。在狭窄的人生之谷里，只有进与退的抉择，没有旁鹜的自由。一些人把前进视为罪恶而称颂后退或停留；一些人把前进视为善德而攻击后退与停留的企图。但在那寥廓无际、圆融一体的历名之天上，却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则。历史之天，那是被没有法则的法则、被创造法则的动态，所鼓荡着的“更大宇宙”。 

10

对世界难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可以根据宇宙的阴阳关系做出解答了：当然是先有鸡后有蛋的！因为蛋的“鸡”蛋性质（这应不言而喻），已决定了蛋只能由鸡生出。否则，那就不是鸡的蛋，而是别的蛋，是那些尚非是鸡的禽类所生之蛋。根据进化论的假设也可以得出似的结论：鸡类是从别的鸟类的蛋中突变、孵化出来的怪胎发展过来的。而宇宙之易也恰恰是：阴生阳，阳生于阴。 

11

人真是孤独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了掩饰这灾份尴尬，为了慰抚这份酸楚，他发明了友谊（不同于互相利用的经济关系）与爱情（不同于专门交配的性欲关系），以资排遗寂寞。他是多么迫切地渴望幻觉，为此，他常认真地炮制假象。“观念的奴隶”──这就是“人”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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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圣人 

12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奈，人生最大的骄傲亦莫过于无奈。历史上一切具有震撼力的圣人（中国模式）、先知（希伯莱模式）、哲学家（希腊模式）──都是如此悲哀和这般骄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精神人物”简称为“无奈者”。 

人之至境，既不是来自悲哀，也不是来自骄傲；而是得自悲哀与骄傲的交合：悲哀中的骄傲；骄傲中的悲哀！这就是“无为”的古意？ 

13

支持文天祥的肯定是一种童年时代被植入的道义性，所谓“深刻”，不妨理解为“生命早期的刻入”。以文天祥的聪颖、明智及其生存状态上的放达，本该明了“死去原知万事空”，既然如此又何必执著，以生命代价去博得一点死后的虚名呢？何不学习百万汉奸、亿万顺民，一起走下首阳山，用“皇军万岁”的夹道欢迎，热烈迎接忽必烈的人民军队呢？那么，该如何解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

我以为，那种道义性与牺牲精神，是文天祥之“晚年的理性”为“早年的非理性”所作的诠释，是“早期深刻的道义性”在为自己没落的黄昏所寻求的一种支援意识；而不是类似“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们为自己计算好的“故名钓誉的行为”。 

14

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言最好的解毒剂”。但他没有说，科学的狂热和科学的狂言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被评价为恶德的那些玩艺儿，诸如忘恩负义、得寸进尺、喜新厌旧、投机背叛、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实际上在人的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诞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生物世界的奥秘，看来不是人和文明所能消灭的。正如枝叶对根部是无能为力的，根部对土壤也是如此。 

人越老，体验到的恐怖和绝望乃致濒死的感觉也就越多。人因而变得更胆怯、更明智、更富于自制力。除非，这位老人是怀有某种深刻信念的人，如文天祥或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他们不再回顾失败，而是一心仰望迟早的胜利，所以变得一往无前。 

15

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并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暴民所具有的那种蛮勇，而更多自保性与散漫性。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就作鸟兽散了。他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原是尼采所谓“主人道德”、“贵族性征”的标志。 

16

人是一种经常会“心痛”或是“心痒”的生灵。所以，各色人等、各位个性的人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自己的麻醉剂”，以便止疼，以便在“过度的醒觉”面前后退。对饥饿的人来说，食物是一种麻醉剂。对情种或色狼而言，性伴侣就是麻醉剂；而贫贱之人则视金钱、权位为人生最大的慰藉（还是麻药！）。对复杂的头脑，穷凶极恶的高智能活动是何等快乐呀。而诗人的痛苦，则须写作来镇定。 

有不同的人，所以便需要不同的麻醉剂，传教士追求上帝与天国，嬉皮士追求流浪与海洛因。而在不同的空气（“文化”）中，同一种麻药的效力也会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麻药。信仰是救治“心痛”或是“心痒” 的良药。

17

绝大多数的欲望，都附属于一个器官。如食欲附属于胃，性欲附属于生殖系统。温暖欲附属于皮肤，安全欲附属于眼睛和耳朵。追求声誉的欲望附属于脑部。只有占有欲是不属于肉体的，它完全是一种心性之欲。占有欲的这一抽象特性，决定了它既是最高贵的，也注定了它是最为自我折磨的──因为它的走向是没有边界的；这种不断破坏领地现状的领地意志，不是一种自我折磨又是什么？它的最大愿望，就是攫取那攫取不到的对象，从而陷入超脱不了的“魔道”。 

18

不论是《旧约》中的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为了信守他们与上帝达成的协约，为了在精神世界中采取主动的攻势，就不期而同地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了被动的守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真是“不像一个男子”！仿佛是些第三性的、无性的人物。这正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种“僧侣型人格”。他们与顶天立地男子汉式的“贵族型人格”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恰是世俗生活的宠儿和征服者……贵族是女性世界的征服者，僧侣是女性世界所拒绝的。所以，管理世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贵族型人格的身上，但指导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任务，却得由僧侣型人格来负荷。

先知啊，你的含义是孤独，所以你必须学会孤独。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奇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死，你必须安贫乐道，信守你早已立下的誓言。

19

女性世界，这是与精神世界对立的世俗生活世界，尽管女子中也不乏颇富才具的“才女”，但任何才女都不可能像男子那样，懂得“摒绝爱情”这一至要性。多数女子从未有过这一经历：为了信念而拒绝世俗生活的诱惑。因为信念乃是“领地意识”的产物；而领地意识则是雄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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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的作者 

20

没有受到“诱惑”或被震撼得失去常态，就不必硬作文章。因为无诱惑无震撼的境界，同样令人羡慕！甚至是更加令人羡慕。无诱惑无震撼而硬作文章，不仅拙劣，而且过程痛苦。惟有诱惑和震撼，才是美妙的，听从诱惑，才是大手笔。这样的诱惑，当然包括宗教的诱惑、得救的诱惑、天国乐土的诱惑。 

真的作者，意即受到诱惑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些变相的心理自述。因此，这些作品实际上构成一种回忆和自我安慰。若说他们作品的客观效果“可以欺人”的话──那么它们首先是一种“成功的自欺”？自欺方能更好地欺人。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真的作家”们的作品──对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才能获得一种准确无误的透视感，一种月色澄明般的普照感。 

一个真的作者也就是以写作为乐而不是为生的人，他的作品首先是写给自己心理历程的一束鲜花、写给自己生命征途的一块碑记。因此，他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往往是自觉缺乏的，他用此法来实现心灵的自我克服。 

“和为贵”的宣扬者往往在流离颠沛的倾轧中渡过了一生。而“无为”的鼓吹者如老子最后却“不知所终”。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当然，我们必须把那些为了市场需要而写作的“伪作家”、“以写作为生的爬虫”排除于此列之外……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写心情而是写肠胃。 

真的作者渴望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对人世无所留恋的心理状态，一只看破红尘的智慧眼。一种“不顾后果”的亡命精神，赌徒般最后一搏的热忱。 

21

“海明威式的人物”和“海明威式的精神”，实在是神经衰弱的症状。人生的诸多磨难，无法通过“海明威式”的疯狂与痉挛来解决，除非那是把猎枪塞入自己的口腔，然后──扣动扳机！

22

一个“人类学家”而不是一个“人学专家”，那么他的工作领域似乎应该包括： 

（1）研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人的处境； 

（2）当代世界文明的景观以及中国的命运； 

（3）我们在这一片乱麻之中最好扮演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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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代游魂 

23

谁只配做一个隐士？谁受不了世俗的刺激，结果对世俗生活种种罪恶的“反击”，反倒形成了“特殊的罪恶”。难道这种作为“罪恶之果”的“超级新罪”可以当作一种荣耀？或是一个高贵的标志？

归隐乎！归隐乎！！我终于在现代做成了一个古代的隐士。这是我十七岁时的梦想。那时我还想出家做一个小和尚，在撞钟健身之余，可以猛啃经书。这样就可以逃避世俗生活，可以逃避猫头鹰（毛泽东）的政治学习。

24

谁确实感到自己的脆弱？谁希望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更麻木一些，更亡命一些：那么，就请变成一只书虫，而不要变成一个自作多情的诗人。 

25

旅游的最大收获并非游乐，而是在与陌生环境的接触中，“体味自由精神”。这时，你特别能感受到“人”是一种多么高贵的生灵，因为在旅行中你仿佛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最能收效的旅行当然只能是“孤游”！谢朓就很懂此中的真味，他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一诗中写道：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说明他是真正领会了旅游的神髓。

但当代人却完全误用了旅行。他们把旅行变成了一种购物消费甚至娱乐炫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感到的精神负担甚至比日常的闭锁生涯中更为沉重了！在炫耀中，自由的、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终被窒息！ 

26

在房间里散步，是完全起不到散步作用的。因为散步的功能本不在那周而复始的腿部机械动作，而在于消除焦虑。而室内散步，却充满讽刺意味地向你宣示：这房间是根本走不出去的，你的焦虑是无法消除而只能加剧的。 

文明就是一间房。它是人走不出去的一间房。人只能在房间这头走到房间那头，靠那头的希望来在想象中消除这头的焦虑。但这只对笨人有用。对聪明的人而言，他还没有走到那头，就知道那头本和这头一样，代替焦虑的还是焦虑！所以，他只有尝试用“分析焦虑”来消解焦虑，也就是说，用思想的散步代替行动的进取，用脑的奔驰代替腿的散步。这种尴尬的“进化”很能说明，为什么随着文明（而不是“文化”）的发展，“分析”之风日炽。因为此时此刻的“分析”，已经成了天资聪颖的人们唯一能进行的挣扎了。而等待着愚笨的人们的，这时就只剩下沉沦。

沉沦就是大众化，就是放弃判断和人性。像团体旅行那样，以异乎寻常的步调一致奔赴沟壑，仿佛沟壑里有着永生！这是产生“救世主态度”的时代，正是在这精神的感召下，旅客们以快乐的心情走向车毁人亡。你能说他们可怜吗！ 

27

啊，体育！你的目的就是把人变成做一架超级机器？如果灵巧只是用于用作观赏的目的，你说这到底是灵巧，还是呆板？

“散仙”是中国体育的精髓性观念。它是与欧洲体育的群体性、机械性、训练性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它注重的是个体性、灵异性、气质性。仿佛它知道他人的目光，使你的灵巧变成带着镣铐的舞蹈。 

28

人生是具体的，具体到了无法解脱的地步，于是“宇宙的永恒压制”被发现出来。用来对抗“宇宙的永恒压制”的，是“零点式的态度”： 

真正的坚忍，彻底的无所谓，十分的麻木，以及勇敢的出击，亡命的冲锋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日程生活。难怪现代人对毒品的需要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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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梦想

29

在各种题材中，最难描写的大约就是梦了。而在一切描写梦的艺术形式中，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大约最为得心应手。但是，再杰出的电影高手也只能表现梦的心境所涌现的情节，却难于表达些情节、景观所据以生成的那个精髓：梦者的心境。这种极度欢快的眼泪，极度压制的沮丧，极度开朗的傻气，极度睿智的雄思，都是电影艺术永远无法问津的。导演先生，你只善写作，何能传神？ 

30

“我不是喜欢你写的东西，而是喜欢看你写东西时的神态；我不是喜欢你的谈话，而是喜欢听你说话时的声音”。 

“难道真是如此吗？如果那些东西和谈话真的对你一点吸引力没有甚至招你反感的话，你会喜欢炮制它的神态与传达它的声音吗？” 

“当然不会的。但我更喜欢那神态与声音。” 

“哦，我明白了。你是害怕那些东西和谈话了，害怕自己的浅陋与不解被它们给揭露出来，像小溪害怕进入湍流因而完全淹没自己，你也对真正进入这些东西与谈话的主题怀有一种被淹没的恐惧，一种歇斯底里。所以，你便十分狡猾地把有关智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关爱情的问题……这就是女性的知智慧？” 

上面是我假设的“萧伯纳和女演员的通信”。而真实的通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女演员给萧伯纳写信求婚，说如果能生出“一个头脑像你而面容像我的孩子”将多么好。萧伯纳回信说，但是如果不幸生出一个面容像我而头脑像你的孩子，那该怎么办呢？

31

“别人”是作为“外物”而被认识的。尽管，这是些会说话的、甚至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外物。──正如古希腊人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现代人批判了奴隶制度，从此出发，他把“会说话的工具”升格为“会说话的股份”。 

32

人在悲剧中，方能体味悲剧的真韵。否则，人就只能欣赏悲剧而成为观众；而无法体验悲剧而进入角色。 

33

运用“对于一种欲望的极力渴求”──来冲淡“另一种欲望对于我的压迫”，这是意志力的辉煌业绩之一。但这并不构成“解脱”，这，只是反压制力形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它并不能总是成功。因为欲望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毫无表现。即使欲望的大部分能量被转移了，但它的残余却仍然发挥着与它的“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甚至剧烈作用。

反压制力的这种形式向那种形式的过渡与转换──需要一门精深高妙的“艺术”来予以完成。只有大艺术家甚至天生的大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具体的艺人──“文艺工作者”──才能成全它。 

（另起一页）

七、论爱情

34

互置一下：当你对某人在某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满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处境与他的处境互置之后，你是否依然对那一角色不满？如果是的，那一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否则，就是可以原谅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考虑到，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实际上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例如，有人拿丈夫（或妻子）和情夫（或情妇）作比，就会发生人性剖断上的严重失误。补救的办法是，你把这两个人格所处的角色互置一下，然后再进行比较。于是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事：有人费尽心机和原配仳离而与情人情妇结成婚约，结果发现，后任比前任更加难缠；这并不是“有意的欺骗”，而是“处境的改变”使之然也。 

35

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落入情网。而“原发性的恋爱”与“原发性的脆弱”相加，是最为灾难性的。

男子可以在任何年龄爱上一个有过任何经历的女人，并达到迷狂的程度。女人则不然，她只在内心深处委身给她偶然碰上的第一个男子。不论是爱与恨，或是淡然，这男子便成了她终身的创伤、终身的偶像。 

36

有的尚不能保持，失去的又怎能追而复得？从这种意义说，“失恋”是不可弥补的永久性创伤。失恋不仅指男女恋情的中断，且可以泛指一切“无奈的失去”之情。真正的失恋之后，人只能在新的情境下，寻求代偿性的麻痹，以求忘却旧情罢了。

“与妓女交往没意思，与贞女交往太沉重，与半贞半假的良家妇女交往又觉得太是繁琐。”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在1989年的广州监狱中对我如是说。然而要是反过来，妓女、贞女、良家妇女，又会怎样看待他呢？ 

37

那种固执，那般专注，那种对死亡的迷恋和震惧，那般无遮无拦的联想，那般无以名状的淡淡哀愁，还有那刻骨铭心的神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的躯体内部都藏有大剂量的人性秘密。这些“内涵”生带来，死带去，很少有幸运的人能将自己的秘密实现出来，更少有人能在实现之后再开掘出来，来一番“自我发现”，并通过符号垂诸未来。因为这些潜能是紧紧闭锁着的，是需要另一个人用他的潜能为钥匙，来激活并打开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人，没有那样一串复杂得如同密码的钥匙，你的秘密只能永锁胸间。

不同的人，打开不同的潜能，有如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而你的一生能碰上一些怎样的人以及在什么时候碰上什么样的人，这可真是偶然中的偶然、巧得不能再巧的“缘份”了啊！所以，你的有些潜能是永远无从发掘、显现的，而有些呢，却由于过度的诱惑而被夸张得变了形。 

38

人类的明智和坚忍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终于确立了婚姻制度。可卡因的沉迷者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正如为了安全，人类的集团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如果人的性禁忌真的像犹太人渴望在异族社会里推行的性解放那样完全解除了一切顾忌，甚至一如小赫胥黎在他的《奇妙的新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彻底的共产共妻，那么，“新世界”就是文明遭到肢解、彻底颓废僵化的样板戏。不信，我们就看一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停滞与黑暗的吧！ 

39

《蝴蝶梦》（利百加，Rebekah）的主题是在说：纯洁而没有堕落之“烙印”的女子，才能拯救一个男子的灵魂？ 

40

选择强健富有的配种，是生物择偶的第一准则。而人类的爱情有时却睽离这一法则，追求弱种甚至追求病态，这是为什么？这可能出于以下原因：

（1）受到社会的规约，守着自己的份； 

（2）人的心气易受摧折，从而背离自己的原始之爱； 

（3）人的自尊使他产生了自欺倾向，“葡萄是酸的！” 

这说明人完全是个“活在感觉中的生命”，只有“当感觉凝滞的时候”，才能“感觉到永恒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瞬间，才会诞生思想、理性、哲学甚至诗、音乐！ 

41

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吐出来的“爱情”，是令人恶心的；一个垂死的专制暴政所施行出来的仁政，亦然。

（另起一页）

八、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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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评价都不是“客观的”，都不是独立于评价者的。相反，任何评价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它都着着实实地反映了评价者是如何估价自己与被评价者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但这起码体现为一种力量对比。

43

六段日常批语的翻译：

（1）“他是个恶棍”──他比我厉害，我又拿他毫无办法。

（2）“她是个荡妇”──她已和（或许可能和）许多人乱来，但却没和我乱来过。

（3）“他是个小人、十分庸俗”──他办得到许多不无益处的小事，可我却办不到。

（4）“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做到此事，不过……（“这有什么了不起”一语后面，往往紧跟着“不过”） 

（5）“我年轻时也有过理想”──我并不一直都是个毫无念头的低级动物；更非生来如此的贱货！（虽然现在我已经沦为一头彻头彻尾的牲口了。） 

（6）当人们说“他有野心”，也就是说“他对现有处境并不满意并亟欲改变”。也就是说“他尚未彻底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不幸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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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崇德思想与日本人的效忠思想不可同日而语。崇德是抽象的，效忠是具体的。效忠的对象可以是错误的，但是那效忠还是对的。崇德则不然，它否定错误的效忠，却使得一个错误的民族无所适从。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商人的效忠，而不同于武士的效忠。中国人的理想与其说是秦始皇还不如说是吕不韦，那位商人政治家。他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还是“造王者”，不仅精神造王，还肉体造王，虽然按照太史公的说法他是用了偷梁换柱的窃贼手段，但后来两千年间却成为所有“中华英才”的师法对象！如此个人至上的做法，最后很难不演变为互相出卖的民情风俗。老实的人对此叹惜说“人生来就是要被出卖的？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理由”……于是逃兵在中国成为“机灵”的代词，汉奸成为“识时务”的冠冕，而“荣誉感”则成了一种挖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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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载体──超越了时空与自我。一本好的书，采纳中外、贯通古今，它的风度诱使人的精神日新不已，步出一己的封闭，通往无垠世界的讯息库──读书，从此成了进入智慧海的不二法门。

在古代圣典中，上帝对虔诚的信徒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再过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洪水，是人类面对的多重挑战；方舟，是人类超越洪水的载体。人生旅途上的书籍，尤如洪水中的方舟，──它与世浮沉、与时推移，但却矢志不渝地指认着自己文化的、超渡的使命。 

在经验的世界中，令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正是凭藉了书舟的超渡力。 

一本书，堪称一座小小的方舟，一个助人跋涉于艰难时世的精神飞行器；它又沟连多人的心思，作成群体的纽带。 

一套丛书，就是一连串精神方舟的系列；它透视现心灵的漩涡，脱开紧闭的茅塞，是个无形的共济场。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认为，读书者对书的态度应该是：“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其“深思”的目的，在书籍本文的意蕴；“慎取”则在于求索主体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弗兰西斯·培根则更在《新工具》中，以近代化的思索点破了人与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人类智慧所构成的“洞窟作用”。即，当人们失慎于书时，它就难免对人构成可能的危害。史称梁元帝“读书误国”，是为如此这般史鉴，是为迷于书海无穷而忘却书舟颠覆的超越者鉴。

书的功用，不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模式，而在展示了幅幅动态的流图。一本书的论证方式可以因时间的流易而变得陌生，其结论也可以渐渐化为陈腐，但它所呈现的精神活性及其流线，却同样可以是常新的：活力比结晶更长久。 

动态化的书籍观，以强健的时代感获得了明晰的方向，它无意去退藏于密、膜拜坚硬不变的真理，而是前来与读者们同解生机盎然的文化之谜。 

就我们的“文化哲学丛书”而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朝向同一的方位。这，就是通过精神领域的运动、转形与升化，去实现复兴中国的梦想。这三个“面向”的主体，并非他人的文化结晶，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需要。这需要召唤已被大一统体制抑制已久的民族活力，催促坚韧的中国民族再度觉醒，抵达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一百五十年以来，那些在苟活中担荷苦难与再生的“中国的脊梁们”，不正是如此努力的？通过对现代知识和民族精神的双向性认同，通过把握开放与自强间的最佳交叉点──中国民族正在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抚今追昔，不难发现，在古代中国的灵性洞天中，就曾以易形无穷而永葆其神的鲲鹏，去象征中国的心，去象征中国精神那勤于探索、不知疲倦的活力：“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正是这主体的活力，才使我们在面对浩瀚无已的新潮文化时，不知惶惑、不知退缩。中国的心，在东亚舞台上曾经“水激三千里”，取得过“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煌煌成就，可惜一统的沉寂窒息了百年激荡，惟有奇迹可使鲲鹏再度复活，把巨大无匹脉息，投射到我们的丛书中──“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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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只有一位，所以德国妖人音乐家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就宛如女妖之声，毫无我们理解之中的“神”的气息…… 

（另起一页）

九、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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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革命事件毁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全部生活，扭捩了我的全部命运。”老人说。“那怎么可能呢！毁掉了的再建起来不就得了吗！”少年说。“毁掉的心境是再也建立不起来的。那革命事件的冲击波揭开了被遮覆的真相，宣告了你苦心经营的生活是多么脆弱、无聊且虚幻啊！从此，你的命运不得不改道而行──你怎么能走在一座已经跨掉的桥上呢！而世界上任何桥梁又都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垮掉的”老人说。

要是没有其他时空中传来的乐音，我们这个时代就会像月亮上那样荒凉了，根本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人可以谈话，没有同路人，没有引导者，没有一个可以寄托相思的对象……然而幸哉！这种荒凉状态也是人类文明史以来不常有的“异象”。如果说物以稀为贵的话，那么，这种“贵相”又将播下什么样的龙种呢？

荒凉的时代，荒芜的人群，荒废的情思。在这些大荒之中，会生出反抗荒凉的生命？就像沙漠植物，出于干旱，反抗干旱。 

48

人的“中期目标”常常是以牺牲短期目标并改变长期目标为代价。结果会发生两种情况： 

（1）中期目标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异化为目标的奴隶； 

（2）中期目标偷偷被提升为长期目标（特别当你力量所限，一再推延中期目标的达成），结果使人“玩物丧志”，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灵，所以，他不仅能为自己的处境镀金，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人生来注定就是要流血的：红的或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这种藉口或以那种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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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中，好多原先互不相识、飘零四方的游民走到一起来了。在这聚合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净化并完成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又一座人体的金字塔诞生了。接着他们堕落了，露出了饿蚊子的疯狂来……这帮风花雪月之徒！这伙“随欲主义者”！他们玩玩这个，逛逛那个，一切神秘感都破毁了。他们谈谈这个，说说那个，一切价值感都尽行涂炭。他们的力量，在于成帮结伙，但这也注定是他们的致命伤，所以他们永远不能长久地共事，稍有起色，就内讧开来。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制源及其发出的无孔不入之压制力──作用于“历史气候的调整者”身上，就会化为巨大的反压制力。这些反作用力，及其夺人心魄、乱人眼目的表现形式──正是发自他们特有的心理海洋。这些海洋，映现着、改造着无机世界、有机世界、乃至社会世界的洋洋大观。这一“打破”这一肃清，就意味着更加深入的革命。 

50

革命，是反压制力量最激烈的表现。革命，是反压制力量喷发的最高巅极。革命，不仅要打破有形的既定压制，也要打破心理上的悟性压制。 

革命是壮烈的。它是悲剧的最高潮，它作为悲剧的结束者和句号来到世间。 

革命，决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政治运动的术语。也不仅是描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军事运动，以及人间可能出现的剧烈运动的区区术语。 

51

有文明的类型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 

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现代人喜欢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这种革命，说它是“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个里程碑”…至于真实与否，只有他们晓得了。 

就“现代科学”的视野而言：还有生命起源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物种起源”──“生命起源”必将成为生物学倾注最大关心的最大谜底……地质变动的革命。陆海升沉的冲天骚动……地球起源、形成；是星系诞生、澌灭──这又是何等壮观的革命！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伟大交替更迭！──那里有着新艳刺目的朝阳冉冉升起……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智人的视野所窥见的“革命”……他确实不同于“猿人社会”！

即以“人民革命”为例。人民革命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是强大的反制力量。但它一旦爆发出来，马上就成为压制性力量。反压制要求某种形式的压制来补充自己！革命的历程越长，革命所容纳的杂质越多──它的压制倾向就越明显，它的惰性就越重，它的污秽就越是沉浊。朝气蓬勃的时候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新公式化、模型化、老公猩猩化……年轻的弹性消失殆尽。反制力变成压制力。

新的转机又开始酝酿；新的力量又开始消长。新的努力骚动了。革命，又是普遍的。《周易》曾赞叹说：“革而信之，文明以悦。”明确指出革命是文明的刷新者。“革而当，其悔乃亡”，明确指出恰当的革命乃是涤除不祥的有力手段。革命，不仅是一个西洋输入的概念，中国人，对它有最古老而又最深刻的论述。《周易》集中表述了这一理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为革命，乃是来自宇宙的某种节奏。在它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运动中──流露出宇宙的最高情感。 

不只是社会界，不只是心理界，不只是生物界──而是遍及宇宙每一个物理角落：都闪烁着革命的奇辉。没有革命，便没有明天的生活；没有革命，“存在”，就成为不可理喻又难以摆脱的超级暴君了。革命，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可喜的。不论革命与变化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它毕竟在荆棘丛生的“存在”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没有革命，宇宙将沦为永久的黑暗。在这种意义上，创世的上帝，乃是最大和最初的革命者！ 

52

革命，还是沟通并转换有形的社会压制和心理的社会压制的唯一手段。 

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净化”与“正义”，都应受到解咒，因为它们不同于革命，而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诅咒。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有形诸笔墨的“规律”、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束缚生命力的“原则”、“理想”。“束缚生命力”，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生命力量的伸张。在我看来，只有生命力量的伸张才是正义，只有生命力量的扩张才是净化。除此之外的“净化”与“正义”，都意味着对生命的病态限制，都意味着这些年轻时代恶棍，到了晚年却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阻止年轻人像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鬼混。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精神衰落，已经成为社会的梦魇。 

53

正确的东西，只能诉之于正确的人格。高贵的东西，只能诉诸高贵的人格。而“规律”、“原则”、“理想”……若想成为有价值的──势必依附于某一有价值的、有具体生动内容的人格。否则，它们就流于空洞而虚妄了。

没有“客观上的净化”；正如没有客观的正义一样。们都是某种伟大人格或超群神格的鸡毛蒜皮！ 

54

在模仿西方生活和引进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俄国人比日本人显得从容不迫，他们因而造出了一大批文化上的副产品：什么普希金、莱蒙托夫，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陀斯陀也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 

日本人，则显得匆匆忙忙。因而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造就值得“炫耀”。他们的文化副产品，就其创意而言最多只是二、三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即使其始作俑者也是意不在此的。 

至于中国人，则是惊惶失措、乱做一团……因此，在中国变革的中国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没有文化上的创造可以言得；反倒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民族的”的一词，在中国已经堕落为权势者们的梨园儿女了！

1990年初黑沉沉的除夕夜，零点时分

（另起一单页）

版权页

书名

虚无主义

Nihilism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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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第一版

June 2017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