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44卷：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

From Nature to Freedom

《外星看地球》第44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4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4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与卢梭的胡说相反，在我看来，在自然里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奴役状态。在自然状态里，人们需要获得自我，才可能接近自由；然后通过自我之死，来获得自由。

Synopsis

Natural self-suicide freedom-contrary to Rousseau's nonsense, in my opinion, there is no freedom in nature, only a state of slavery. In the state of nature, people need to gain themselv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approach freedom; then they can gain freedom through the death of themselves.

（另起一单页）

“外星看地球”，就是“超越地球观察地球”——从一个“对等的位置”而非“从属的位置”来看地球上发生的林林总总的现象。

（以上黑体）

上帝宗教 God Religion《外星看地球》第1卷

宗教战争 Religious Wars《外星看地球》第2卷

天子与人 The Son of Heaven and Human《外星看地球》第3卷

全球策 Global Strategy《外星看地球》第4卷

G2-中美联合体 G2-Chimerica《外星看地球》第5卷

两个世纪的内战 Two Centuries of Civil War《外星看地球》第6卷

病毒瘟疫 Virus Plague《外星看地球》第7卷

从暴民到暴君 From Mob to Tyrant《外星看地球》第8卷

党府论 On the Party Government 《外星看地球》第9卷

废垃论 On Human Waste《外星看地球》第10卷

历史人物 Historical Figure《外星看地球》第11卷

书面人物 Written Characters《外星看地球》第12卷

新闻人物 News People《外星看地球》第13卷

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外星看地球》第14卷

政权杀戮 Regime Killing《外星看地球》第15卷

国家妖孽 National Devil《外星看地球》第16卷

科学与文化战 Science and Culture War《外星看地球》第17卷

历史力学 Historical Mechanics《外星看地球》第18卷

六四余波 The Aftermath of June 4th Massacres《外星看地球》第19卷

蒙古后清黄俄黄犹 Yellow Russian Yellow Jewish《外星看地球》第20卷

民主攘扰 Democratic Disturbance《外星看地球》第21卷

民族交汇 Ethnic Intersection《外星看地球》第22卷

难民行为学 Refugee Behavior Science《外星看地球》第23卷

权力碰撞 Power Clash《外星看地球》第24卷

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 《外星看地球》第25卷

社会窃取 Social Steal《外星看地球》第26卷

猪义社会 Pig Right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27卷

书评文论 Book Review《外星看地球》第28卷

台湾中国 Taiwa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29卷

网络主权不是主权网络 Internet sovereignty not a sovereign Internet《外星看地球》第30卷

（另起一单页）

文明杀手 Civilization Killer《外星看地球》第31卷

香港事变 Hong Kong Incident《外星看地球》第32卷

犹太渗透 Jewish Penetration《外星看地球》第33卷

战场经济 Battlefield Economy《外星看地球》第34卷

哲学辐射 Philosophy Radiation《外星看地球》第35卷

政治抢夺 Political Robbery《外星看地球》第36卷

联邦制就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 The federal system is a more thorough feudal system《外星看地球》第37卷

美国会发生第二次内战吗 Will there be a second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外星看地球》第38卷

美国与中国 America and China《外星看地球》第39卷

美国和外国 United States and Foreign Countries《外星看地球》第40卷

中国论 O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41卷

中国社会超不稳定 The Extremely Un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42卷

中外关系 Sino-Foreign Relations《外星看地球》第43卷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 From Nature to Freedom《外星看地球》第44卷

与人 WITH (HUMAN)《外星看地球》第45卷

与事 WITH (THINGS)《外星看地球》第46卷

和 HARMONY《外星看地球》第47卷

是 BE《外星看地球》第48卷

就是 SAME AS《外星看地球》第49卷

不是 NOT《外星看地球》第50卷

不 DO NOT《外星看地球》第51卷

不懂不了不如 NON《外星看地球》第52卷

不会不能不要不知不死 NOWAY《外星看地球》第53卷

十不 NEITHER《外星看地球》第54卷

为何 FOR WHAT《外星看地球》第55卷

什么为什么 WHY WHAT《外星看地球》第56卷

如何怎样怎么也 HOW《外星看地球》第57卷

所谓 SO CALLED《外星看地球》第58卷

多个 MULTIPLE《外星看地球》第59卷

一个 ONE《外星看地球》第60卷

（另起一单页）

目录

001、“道法自然”的道不是创造世界的道

002、“灰犀牛”和“黑天鹅”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003、“自由航行”并非仅仅针对中国

004、“自由意志说”出自奥古斯丁的变节需要

005、60多岁中国公民对60多岁的祖国连开18枪自杀

006、澳洲出卖自由恢复劳改传统

007、波兰民族主义善于自杀

008、不准毕业毋宁自杀

009、不自由毋宁死的人才可能获得自由

010、参加属灵的战争——当你自由的时候

011、抵抗自然规律的生意经

012、独立不等于自由

013、独立先于自由

014、放纵权力不是人的自由

015、工作不能给人以真的自由

016、工作与自由

017、孤独感摧毁了自由社会

018、郭文贵会自杀还是被自杀

019、国会陷落是国会的自杀、暴君的胜利

020、国家利益是个人自由的敌人

021、华人对于自由的双重理解

022、加州大火是自由派造的孽

023、老人自杀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后胜利

024、蚂蚁集团名归实至、自我预言

025、毛泽东批判宋江投降其实是自我批评

026、没有思想自由能有技术创新吗

027、没有自由就没有芯片，要芯片先给人自由吧

028、美方还在危险地自我麻痹

029、民主和自由不是扑克牌

030、谋杀就是意外意外就是自杀

031、牛仔裤总统里根是不可救药的自由派

032、奴隶对于自由的羡慕嫉妒恨

033、批评就是自我批评

034、贫民窟是自由迁徙的结果

035、汽车是理想的自杀工具

036、枪支太多就是自由太多了

037、群体免疫的血腥之路就是自由之路

038、人类将死于自杀还是他杀

039、任正非向松祚不懂“‘人才’是‘自由’的产儿”

040、日本为何流行自杀

041、三重魔力鼓励自杀以逃避专制

042、丧失目标就是回到自我

043、生于自由贸易，死于自由贸易

044、世界大战就是人类的自杀

045、死也不要自由的中国人

046、听党的话无异于自杀

047、为香港自由奋战至死的第一勇士——

北京噩梦天安门万名冤魂瓦解中共

048、文明死于他杀而非自杀

049、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

050、我的自由就是不能让你自由

051、我们的自由与未来就是出卖你们的自由和未来

052、西方的言论自由也是用鲜血换来的

053、消灭富贵病——毛泽东主义自杀宣言

054、新闻自由不是新闻从业者们的特权

055、言论自由的限度无所不在

056、言论自由有真伪之分

057、言论自由与沉默自由

058、一步失去自由还是步步失去自由

059、疫苗杀人不见血——

“专制独裁社会”和“民主自由社会”没有区别

060、英国首相全民感染肺炎的自我预言实现了

061、政府作恶就是自然灾害了

062、支持国际自由、镇压国内自由

063、制造芯片也需要自由

064、中共为何受到自由世界的宽容

065、中国的裴多菲主义者——官员自杀研究

066、中国人欢迎美军到台海保卫自由

067、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

068、中美博弈落入了“专制与自由”的陷阱

069、主观能动可能，意志自由不可能

070、专制创造自由，自由成全专制

071、自己捐款给自己是慈善还是洗钱

072、自己洗碗才是最高等级的生活

073、自拍——自恋——自杀

074、自然规律是谁创造的

075、自我调查自我监督自我完善

076、自由比瘟疫更为致命

077、自由的人创造人工智能

078、自由的中国才能崛起

079、自由高于金钱——斯诺登如果真的热爱自由……

080、自由和安全不可兼得

081、自由就是妨害他人的权利

082、自由就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与神同在

083、自由贸易是强者在扩张

084、自由派在中美联合绞杀之下的最后哀鸣

085、自由社会的自杀

086、自由社会就是可以自由大便的社会

087、自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088、自由是自由社会的最大敌人

090、自由选举的胜者不是当选者而是选民自己

091、自由选举就是颠覆政权

092、自由主义的颓废、衰败和灭亡

093、自由主义的限度

094、自由主义就是要保护变态的少数

095、自由主义者秘笈——风派的“正负雅典精神”

（另起一页）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

From Nature to Freedom

《外星看地球》第44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4

【001、“道法自然”的道不是创造世界的道】

网文《“道法自然”的拜物教文化的惰性》（2017年2月3日 文鸣）说： 

理性分为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也称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客观理性就是客观规律，主观理性就是指的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及其认识成果。客观理性又分为神的理性、人的理性和动物理性。动物理性就是动物求生本能，食肉动物的理性就是弱肉强食，草食动物的理性就是逃生或伪装生存，而鸟类则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自由性如麻雀。人的理性就是公平或者平等，神的理性就是博爱。“道法自然”就是模仿动植物的习性，譬如：龙蛇凤凰崇拜、十二生肖、五禽戏、吃动物粪治病……这是把人降低到了自然物的水平，是一种倒退的文化。

……

西方精神第一，精神支配物质，上帝控制人欲。中国文化对神没有兴趣，精神趋向物质化，最终沦为虚无主义。因为精神会随着物质的死亡而幻灭，从而使人陷入悲观消极和渺小。为了获得暂时的满足，人就很容易受物质的引诱而流连忘返，自我陶醉，自我糜烂，中国古代帝王在物质的糜烂中醉生梦死，酒池肉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上行下效，中国百姓的价值观也是物质追求，玩物丧志，假大空盛行。这就是中国人不断地烟酒人生、腐化堕落的根源。

制度决定派认为：制度好，一切都好；制度不好，一切都不好。简言之，制度决定着人们的一切。制度派的错误，就是把人当成了机器人。机器人是由程序控制的，程序的水平决定着机器人的水平。但人的水平却是由人的知识与道德水准决定的，制度对知识与道德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所以制度决定论错。

其实，老子是中国最早反对制度决定论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的要旨就是要反礼制。中国最古之礼，是帝王选贤、礼贤、任贤之礼。老子却要求国王“不尚贤”，就是不选拔好人聪明人来接班；结果，西晋被司马衷这个白痴皇帝断送了。《春秋·公羊传》说“立嫡以长不以贤”，这就是血缘宗法制。“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原来，老子维护的是愚昧的宗法制精神“孝慈”，而反对任何提高民族智慧水准的先进制度。老子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在他看来，人们为利益而纷争，是任何制度也解决不了的，唯一的办法是消灭物质利益，无可争，则民不争，无可盗，则民不盗，而且“老死不相往来”，天下就太平了。很显然，“老死不相往来”是做不到的，老子的不争、不盗的太平梦就是胡思乱想。

谢选骏指出：“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的道不是创造世界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圣经约翰福音》）显然，这福音之道是高于自然并创造自然的，而非师法自然的。有人认为，这里的“自然”不是“自然世界”，而是“自然而然”，接近基督教的“我是我所是”（I am who I am）——因为“我”或道本身就是终极的存在，不可能再为他们寻找根源，如果说还要去找的话，那就只能找他们自己了。……但是，老子的自然和孔子的天一样，是无言的；基督教的神则是有言在先的，并通过言创造了世界。二者岂可同日而语哉？

【002、“灰犀牛”和“黑天鹅”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武汉肺炎：如果经济的“灰犀牛”遇见疫情的“黑天鹅”》（BBC 2020年2月3日）报道：

灰犀牛在远处，观察者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因此“灰犀牛”指显而易见却被视而不见，最终造成重大危机的风险。而“黑天鹅”则喻指那些非常难以预测的不寻常事件，其引发的后果又十分巨大。

中国经济刚刚从外部压力中喘过一口气，内部却飞起了一只“黑天鹅”。2020年1月15日签署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历时两年的贸易战暂告一段落。仅仅8天后，中国城市武汉“封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远超想象，家家闭门不出，演出取消，消费骤降。

相似的情境也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通过大范围停止人员流动，减少疫情扩散，但对经济活动也产生不小的冲击。

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已非昔日的模样，对比SARS或可窥见目前还在发展的疫情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潜在影响。

消费市场：七天损失一万亿——疫情首先冲击餐饮、零售、旅游、交通等需要人与人接触的服务业。

春节本是中国电影的“贺岁档”。然而疫情来袭，所有的贺岁片都取消上映，整个影视行业“颗粒无收”。而在2019年，春节档票房为58亿元人民币左右。

在消费领域，这只是“小头”。作为“大头”的餐饮零售行业以及旅游业去年分别实现超过一万亿和五千亿元的收入。

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等估计，今年春节的7天，餐饮零售行业被腰斩，旅游市场则完全冻结，这两部分损失就达到一万亿元。

而中国全年GDP一百万亿左右，粗略估算下，这两个行业就让中国经济损失掉1%。

国际货币基金制组织（ IMF）发言人赖斯(Gerry Rice)也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了直接的影响，主要是在需求上，因为中国人呆在家里，通常繁忙的零售和旅游旺季基本上已经暂停。”

对比2003年，疫情影响较大的5月，但是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腰斩；每年两位数增长的第三产业，增长率仅为0.8%。

然而，目前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已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冲击将强于SARS疫情。预计一季度消费增速显着下降，不排除1、2月消费负增长的可能；受冲击最严重的是旅游、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相关消费。

17年过去，中国经济从13.7万亿，增长到将近100万亿，这期间服务业占比提高12%，超过工业，达到54%。从一个制造业大国，转型成一个消费大国。因此，对消费领域的冲击，将对整体经济带来更大影响。

工厂或“开工难”——这个春节，中国人都待在家里，各种消费锐减。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认为，这可以被看作需求端方面对经济的影响。目前来看，来自需求端的较大冲击已成定局。

相应地，疫情还将从生产端影响经济。而这部分影响正在开始显现——随着春节返工潮的来临，如果中西部的人口大省的劳动力较长时间内无法返回沿海的制造业中心，那么可能造成“开工难”的问题。

对比2003年非典时期，新冠病毒爆发的时间点类似，最初病例都是在上一年的12月发现。然而，非典时中国政府一直处于维稳、瞒报的状态，否认病毒的严重性，直到4月19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刚警告地方官员瞒报会被严厉处分，第二天北京的病例就从37例突增至339例。

新冠病毒在春节期间已在全民间引起足够重视，一般而言，中国劳动力的“返工潮”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后进入高峰。最终对制造业企业开工造成的影响要视疫情的持续时间而定。

投行摩根士丹利分析，中国旅游、娱乐和零售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最为严重，工厂延长停工可能拖累工业生产和贸易。如果疫情在2月或3月达到顶峰，那么中国第一季经济增长可能被削弱0.5-1个百分点。

美国银行则把2020年中国GDP按年增速预测调低至5.6%，原为5.8%。该行的大中华首席经济师乔虹认为，最坏情况是，如果疫情进一步的恶化使工业生产在更长时间内被打断，2020年和2021年GDP按年增速将可能降至5.0%及5.5%。

下行压力期的“雪上加霜”——2003年，虽然受到SARS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全年甚至还实现了阔别7年的两位数高增长（10%），出乎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料。

回过头来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3年正是中国享受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的鼎盛时期。正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连年提速到2007年的14.2%，然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回落至9.7%。2003年至2007年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五年”。这样的发展势头之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很容易被消解，如果仅从年度数据来看，甚至很难察觉。

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则正持续经受增速放缓的压力。整个系统的杠杆率高企，这头“灰犀牛”持续向中国经济奔来，途中却遇到突发疫情这只“黑天鹅”。

交银金融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如果消费需求难以尽快恢复，叠加节后返工延期，将严重影响实体企业复工和营收增长，部分中小型生产和服务企业可能面临生存压力。

一旦大面积发生企业倒闭，投资的产出不利，造成债务违约潮，再传导至银行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将陡增。

武汉疫情持续：香港市面“一罩难求”——路透社援引中国央行原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称，应谨防企业信用风险大面积爆发。在全力应对疫情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经济的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保障民生。不过，相比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降息空间还很大，调节经济的政策工具还远未用尽，将能在一定程度上冲抵疫情在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比如央行已宣布开展1.2万亿元人民币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资金，确保流动性充足供应，银行体系整体流动性比去年同期多9,000亿元。

乔虹预计中国将推出针对性补助和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以支持经济。IMF发言人赖斯也表示，中国目前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在有必要时支持其经济度过危机，并确保家庭和企业能够获得信贷。

谢选骏：“灰犀牛”和“黑天鹅”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你说它要来，它真的就来了！

【003、“自由航行”并非仅仅针对中国】

《美国海军故意倾倒剧毒物 总检察长震惊》（2019-01-19 海外网）报道：

美国华盛顿州司法部长弗格森(Bob Ferguson)周四警告说，尽管美国环保署已敦促其寻求另一种处置方法，但该州正准备加入一场针对美国海军的未决诉讼，因为海军故意将有毒金属直接倾倒到该州管辖水域。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援引美媒消息，该诉讼起初于2017年6月提起，原告方系苏魁米什人部落(Suquamish )、非营利组织Puget Soundkeeper和华盛顿州环境委员会。原告诉称，美国海军决定将有毒物质排放到辛克莱(Sinclair)湾，并流入皮吉特湾，此外美海军在清洁退役的独立号航母时也没有获得适当的许可证，从而违反了《清洁水法案》。

弗格森告诉《西雅图时报》，他的办公室在审查了201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后决定加入诉讼，该报告揭示了2017年1月从独立号上清洗的有毒化学物质。弗格森表示，“大约有50辆自卸车装载的固体废物”被倾倒入水中。这些化学品包括锌、铜、镉、砷、铬，各种其他金属和多氯联苯。“因此，(环境保护局)根据《综合环境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将皮吉特湾船厂列为超级污染场地，联邦政府也花费数百万美元修复现场的沉积物。”

据弗格森的说法，美国海军官员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控制废物，直接将废物排放到辛克莱湾，尽管美国环保署敦促他们使用干船坞进行清洁。因此，海军直接违反了《清洁水法》和《华盛顿州水污染控制法》，并正违反《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对环境造成“迫切和严重危害”。

“我们要求美国海军补救其持续违反《清洁水法案》和华盛顿州法律的行为，并在皮吉特湾海军造船厂减少即将发生的实质性危害，将辛克莱湾的碎片采取清理补救措施。”弗格森表示，如果海军官员未能在未来60天内满足要求，华盛顿州将别无选择地加入对美国海军的诉讼。

据报道， 这并非美军近些年来污染环境的孤例。超核能放射性专家坎普斯(Kevin Kamps)举例称，美军曾对加利福尼亚猎人角土地造成放射性污染而后卖给开发商建房，二战后美军向苏必利尔湖倾倒大量的弹药、毒素甚至放射性废物，美军在内华达试验场、别克斯岛、波多黎各和俄亥俄州杰斐逊试验场进行铀试验等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此次污染事件，当地研究机构在检测皮吉特湾原产的鱼类后，发现鱼类组织存在大量化合物的痕迹。

坎普斯表示，总检察长的震惊不足为奇，因为污染行为并不是过去的事情——它们仍在继续发生。坎普斯呼吁，美海军的污染行为必须停止，否则对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的巨大破坏将继续进入未来，以致造成更大悲剧。 

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自由航行”并非仅仅针对中国，也是针对美国社会自身的。在我看来，“自由航行”本是北欧维京人的传统，是一种内在特质的外化，至于她所针对的对象，并非特定的，而是随机的，甚至假想的，所以最好小心一点，不要撞到了她的枪口上。

网文《航行自由》报道：

航行自由（英语：Freedom of navigation，缩写FON）是国际习惯法中的一个原则，即除了国际法规定的例外情况，悬挂任何主权国家旗帜的船舶不受来自其他国家的干扰。该权利已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1)a条加以法典化，但是该公约并未获得全部联合国成员国批准，例如：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签署了该公约，但却从未批准。

历史

到现代早期，国际海事法主要由习惯组成，有时偶尔也获得法典化，例如14世纪加泰罗尼亚的《海洋习惯》（加泰罗尼亚语：Consolat de mar）。这样的习惯被捕获法院用来裁决货物在在公海被海盗捕获的实际案例。从“Consolato”（和其他同时代的法典）中可提取出来的规则是：“敌方货物可以在中立船只中被捕获，中立货物可自由运上敌船。”本规则的第一部分意味着中立航行在战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第二部分意味着中立所有者的货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与我们现在所称的“航行自由”相悖。这一原则（我们将简称其为Consolato规则）被英国（后为大不列颠）、法国和西班牙等主要海军强国长期遵守。

然而，从17世纪荷兰共和国（当时欧洲主要的船运国）开始，另一项规则开始获得倡导，即所谓“自由船只（导致）自由货物”。这一原则指出，即使是敌方货物（通常将走私品除外），只要是在中立船只中，也是不可侵犯的。尽管有时（并不总是）规则的推论是，敌方船只运送的中立货物可以没收。然而，这条规则的第一部分使中立船只不受侵犯，这是航行自由原则的核心。由于这一原则违背了国际习惯，所以它必须体现在双边条约中以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这种条约中最早的例子实际上是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同奥斯曼帝国在1609年签订，随后1612年奥斯曼帝国同荷兰共和国也签订了含有这一原则的条约。当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的八十年战争结束时（战争期间西班牙捍卫自己对海洋的主权主张，以对抗荷兰声称的“公海自由”，后者是格老秀斯在《海洋自由论》中提出的），两国达成了一份通商条约，其中规定了“自由船只，自由货物”的原则。荷兰共和国随后与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缔结的双边条约中，也包含了“自由船只，自由货物”的原则，虽然有时不得不用武力获得这一让步，例如与英国在布雷达条约 (1667年)和威斯敏斯特条约 (1674年)中。然而，英国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坚持“Consolato”规则，正如法国一样，直到1744年该国同意延伸特权给当时坚持中立的荷兰。 

这样，荷兰利用条约法建立了一个双边条约网络，在互惠的基础上扩展“航行自由”，荷兰船只在18世纪的许多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它们拥有特权（为所有交战方提供航运服务）。英国非常不满这样的安排，因为英国是18世纪的主要海军强国，荷兰的特权破坏了英国的海军封锁效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该问题更加突显，荷兰在1674年英荷条约的保护下，为美国和法国提供海上运输。英国则针对荷兰船只拓宽了“搜索权”的使用范围，这导致了费尔丁和比兰特事件。在该事件中，一个英国海军中队在和平时期逮捕了一支荷兰舰队，尽管护航的荷兰海军提出了异议。 

不久，英国废除了1674年条约，这可能意味着“自由船只，自由货物”原则的死亡，但是多亏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已经在同一时期接过了这一原则，从而使这一原则免于死亡。1780年3月，叶卡捷琳娜二世发表宣言，其中包括声称“自由船只，自由货物”的原则是中立国的基本权利。为了捍卫这一原则，她成立了第一次武装中立联盟，荷兰在同年底支持了该联盟（从而引发了第四次英荷战争）。她的宣言中的原则不仅被该联盟的成员支持，就连法国、西班牙和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虽然作为交战方，他们不可能成为联盟成员）也支持。

然而，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除了条约法），“自由船只，自由货物”很快又在19世纪法国革命战争中被交战双方的实践推翻。例如，在19世纪早期美国法院的判例中，“Consolato”原则在案件中普遍适用，不受条约约束。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友好通商条约中，坚定地将“自由船只，自由货物”原则纳入其中（起初是1778年和法国的条约，随后是1782年和荷兰共和国的条约）。换句话说，当时美国的观点（追随英国的做法）是承认“Consolato”是国际习惯法，但认为可以用双边基础上的条约法取代。美国也在认真争取在习惯法中用“自由船只，自由货物”代替“Consolato”。

最终英国放弃了对1780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首先制定的各项原则的抵制。1856年巴黎海战宣言接受了这些原则，其中包括“自由船只导致自由货物”，但拒绝接受“敌对船只导致敌对货物”的原则。该宣言由各大国签署（讽刺的是美国没有签署），并很快获得其他国家遵守。新规则（结合了“Consolato”的“最好”的部分和“自由船只，自由货物”）是：“中立旗帜保护敌方货物（走私品除外）；敌方旗帜保护的中立货物不得被查封。”

在20世纪，这一新原则成为更广泛的海洋法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目前也体现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也成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的第二点。美国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美国是此前1958年《公海公约》的缔约国。但是，美国不批准的原因和航行自由原则无关，美国现在依然认为航行自由原则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不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意味着美国认为自己不受航行自由原则约束。美国的立场是坚持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美国自己尚未批准该条约。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七部分公海（英语：High Sea），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包括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因此世界各国在公海中享有自由航行权利。 

航行自由计划

1918年1月18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就包括平时与战时的航行自由原则。

1979年，美国卡特政府推出了“航行自由”（英语：Freedom of Navigation）计划。该计划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外交及军事行动计划，旨在防止沿海国家的“过度海洋主张”挑战美国的海洋霸主地位，以保证美国军事力量在全世界机动畅通。该计划的出台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应对其海洋大国地位受到挑战的产物。计划界定了“过度海洋主张”，提出外交活动和“军事宣示”相结合的应对方针。自卡特政府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并实施了该计划。美国每年根据自己认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谓“过度海洋主张”来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在外交及军事上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发起挑战。

该计划实施后，美国每年向一些国家和地区宣布限制措施的海域派遣海军舰船及军机，以显示美国不接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权利主张。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不得不缩减航行自由行动的开支。在2012年和2013年航行自由行动中，美国都是对12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挑战。在2014年航行自由行动中，美国对中国、厄瓜多尔、印度、菲律宾、韩国、台湾等19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挑战”。2014年行动的增加是因为美国加强了对拉美地区的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的挑战。在2010年代初，伊朗和菲律宾一直是常受美国挑战的国家，这是因为它们位于繁忙的海上航道。 

国际法中的航行自由通常指商业航行及贸易航行。军事航行则是由《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等国际法约束，例如无害通过专属经济区，不能进行探测、潜艇活动等违法行为。 

一些国家的领海基线采用直线画法，早在1951年国际法院便在判决中确认这一方法“不违反国际法”。但美国不承认，认为直线画法太宽，应有弧度，并将直线画法称作“过度海洋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拥有三条管辖权：1.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2.海洋科学研究；3.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美国认为，美国有权在各国专属经济区开展包括军事航行在内的不违反上述三条管辖权的活动，也允许外国军舰在不违反国际法条款的情况下进入美国的专属经济区乃至领海。 

自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2000年代末以来，中国成为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重要目标。美国侦察舰船长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大范围、高频度活动。1990年代以来，中美在中国沿海发生了一系列海上摩擦，都和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密切相关，包括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和2009年无瑕号间谍船对峙事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其在南海各项权益边界的依据亦与越南，菲律宾有争议，详见菲律宾控告中国案。美国2014财年《自由航行报告》对中国“过度的主权声索”的描述包括：领海基线直线划法、对专属经济区上空拥有管辖权、对飞越防空识别区但无意进入中国领空的飞机实施限制、通过国内法将外国实体在专属经济区的勘探活动定为非法。

美国执行自由航行计划并不针对特定国家，除了对于过度主张海洋权力的国家外，美国也会对日本、韩国与台湾等盟邦周边海域执行自由航行计划，行为准则受“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规范，明文规定在执行自由航行计划时，可以采用哪些战术以及禁止使用的战术，执行单位是国家安全会议与美国国防部，外交政策单位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主要为防止国际间的区域冲突扩大，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

谢选骏指出：“自由航行”并非仅仅针对中国，而且控制全球的必要步骤——所以美国可以到中国海边来航行自由，中共却不敢到美国海边去航行自由。

【004、“自由意志说”出自奥古斯丁的变节需要】

（一）

《论自由意志》，由罗马帝国的维护者奥古斯丁所作，主要回答恶的来源问题。在这篇对话中，奥古斯丁反驳摩尼教认为恶是实体的说法，提出恶是虚无，是善的缺乏——这个观点认为人作恶还是行善都是藉由自身意志的自由选择，而人也因此配享幸福或该得不幸。此外，奥古斯丁还针对有人把世间的苦难、痛苦、不幸等种种现象都归结到上帝身上的看法，作出了辩护。

有人宣传，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不仅开辟了哲学的新维度，而且首先为伦理学奠定了新的基础，使伦理学不再仅限于充当“生活指南”，而是承担起确立人的绝对罪-责、绝对权利和绝对尊严的根据这一使命的学问，开始了伦理学的历史性转向。而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则完全是出于他对基督教“原罪说”的信仰和理解。如果说对自由意志的追问是对人的自由存在的觉识，那么对自由的这种觉识首先是哲学从基督教信仰开显出来的。对人的自由的全面自觉是近代启蒙哲学的核心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遥远地召唤了近代哲学。

……

还有人宣传，奥古斯丁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他通过追问罪与责的来源和根据而开显出人的另一维更深刻的超验存在即人的自由意志，由此开始了伦理学从“幸福生活指南”向“罪-责伦理学”的转向。奠定在对自由意志的觉识基础之上的罪-责伦理学不仅使人在本性上区别于他物，而且使人在格位上与万物有别：因为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才获得了正当性品格，也只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行动才有正当不正当的问题。奥古斯丁甚至说“没有自由意志，人便不能正当地行动”。只是因为有自由意志，人才有道德上应当不应当的绝对格位，人的存在与行动才有正义不正义；没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和行为与万物一样，都出自其本性，而出自本性的行为如何会有罪呢？如何有应当不应当的问题呢？石头没有自由意志，它从高处往低处移动完全是出自其本性的运动，因而无所谓应当与不应当，无所谓罪与责，正如由于石头没有自由意志而不能向他者敞开自己，因而没世界一样。那么，为什么有了自由意志才有罪与责的问题呢？或者问：为什么有自由意志才能对人判罪呢？换成一个哲学史的问题就是：奥古斯丁是如何进行伦理学转向的？

（二）

谢选骏在《〈上帝之城〉批注》的后记里曾经指出“奥古斯丁为何改宗”：

奥古斯丁的拉丁全名是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 。但是奥勒留这个名字，在奥古斯丁自己的《忏悔录》和书信中均未出现。学者们据此推断，奥勒留是由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人添加的。

公元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Tagaste），即现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苏克阿赫腊斯城（Souk-Ahras），是一个北非的黑人。当时，该城归罗马帝国的努米底亚（Numidia）行省管辖。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中，北非属于西部，民众的通用语言为拉丁语。北非是早期拉丁基督教发展的重要地区。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基督教已经在讲拉丁语的帝国西部站住了脚。公元三世纪末，北非，尤其是迦太基（arthage）周边地区，即现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已经有了可与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相媲美的组织。奥古斯丁这位黑人神学家的一生，主要就是在非洲这块土地上度过的。

奥古斯丁出生时，基督教虽已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尚未正式成为国教。在民众的实际生活中间，基督教仍处在与其他宗教对立冲突的状态之下。奥古斯丁的家庭也仿佛是这种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不信基督教，只关心奥古斯丁的世俗功名，对他的早期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心指望他也早日归向上帝。她在晚年还长期陪伴在奥古斯丁的身边，反复规劝他版依基督教，对他的生活和心灵影响很大。奥古斯丁在青少年时代受过完备的学校教育，分别在家乡的启蒙小学、马都拉（Maduara）的文法学校（366年起）和迦太基的修辞学校（370年起）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文学、历史、语法、修辞和哲学，为他的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拉丁文和罗马古典文化基础。但他对希腊文不感兴趣，一直学不好，后来要靠拉丁译文才能研究希腊哲学。

奥古斯丁生性顽劣，不守本分，青少年时期曾干了不少坏事，诸如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结伙偷梨，寻花问柳，与情人同居生下一子，后来又听从母命抛弃了这位名分不配的女子，另觅新人。不过他的羞耻心还未完全泯灭，对自己犯下的各种错误和罪恶时常感到焦虑不安。

十九岁那年，奥古斯丁读了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106-43年）的著作，开始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决心追求永恒的真理，探索罪恶的根源。为此，他接触了圣经，但没能读懂，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后来转向摩尼教，成为该教的一名热心昕众，前后达九年之久，直至公元383年才对该教“失望”，离开了摩尼教。

关于奥古斯丁与摩尼教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奥古斯丁并未读过摩尼教的文献，而仅仅是听过有关的教义而已，但多数学者认为，奥古斯丁接触过该教文献，不过没有成为正式摩尼教徒，而只是一名热心的昕众。

公元375年，奥古斯丁从迦太基修辞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做教师。在此期间，他经历了朋友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可又未能找到超越死亡恐惧的出路。这一经历为他后来超越柏拉图主义哲学，领悟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神秘意义提供了基础。公元376 年至383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当修辞学教师，后因对该城的学风不满，于383年秋赴罗马，又由于罗马的学生常常逃交学费，于384年转往米兰任教。米兰教会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此时对奥古斯丁产生了巨大影响。安布罗斯反复强调的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的“喻意释经法”，使奥古斯丁大开眼界，也为他胡乱解经提供了借口。

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哲学，对奥古斯丁解决思想问题起了关键作用。据他自己回忆，二十岁那年他就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但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对寻求真理并无什么用处。公元383年他对摩尼教失望以后，曾一度迷上柏拉图学园派的怀疑主义。他采用了这种思想方法，对包括学园派哲学在内的一切思想均抱怀疑态度，并从学园派的著作中领略到希腊哲学的理性论证。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影响最大。他在米兰昕安布罗斯讲道的时候研究了这些哲学，他阅读了用拉丁文编译的柏拉图主义著作，其中可能包括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和波斐利的作品。奥古斯丁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提到，初次阅读柏拉图派哲学对他的思想起到两个实质性作用：

首先，这种哲学使他懂得在物质世界之外找寻真理，改变了原先将上帝当作物质实体的看法；其次，使他接受了普罗提诺把恶解释为善的匮乏的说法，由此得到关于恶的根源的解释，并摆脱了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以柏拉图主义为参照系，奥古斯丁重读了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也结果，他不仅认为圣经与柏拉图派哲学和谐一致，而且看到圣经超越柏拉图学派思想之处，这就是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奥秘基督甘取奴仆的形象，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担负起了人类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通往永生的道路。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奥古斯丁的两大问题，罪恶与死亡，终于迎刃而解了。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奥古斯丁决定版依基督教。公元386年秋到387年春，他在米兰以北的一座乡间别墅中首次开始过潜修的生活。当时他已辞去了修辞学教职，并解除了婚约，为正式加入基督教作积极的思想准备。在《忏悔录》中，他回忆了最终做出这一决定时的情景。那天，奥古斯丁怀着抉择的痛苦从房间里踱步来到花园，突然从邻居那里传出清纯的童音拿着，读吧！拿着，读吧！他立即转身回屋，顺手打开圣经，默默地读了最先翻到的一段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话仿佛是专门为他而作，深深打中他的要害，因为此前他一直热衷于名利，渴望着婚姻。读完这段话，他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攒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到了公元387年复活节前夕，奥古斯丁终于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

奥古斯丁的改宗背景是：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 I ，公元379年——395年在位）颁布敕令，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公元391年、392年，他又连续下令禁止异教崇拜，规定违者将受到与犯叛逆罪和渎神罪相同的惩罚。也就是说，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七年之后，奥古斯丁审时度势、投机取巧，成为了“基督徒”。好在他改换门庭及时，否则再过四五年，奥古斯丁就会触犯“叛逆罪和渎神罪”了。

但是，这种迫于形势的改宗，让他心里很是郁闷。受洗后不久，奥古斯丁与母亲和私生子启程返乡，后因母亲中途病故，在罗马逗留了一年。公元388年，奥古斯丁经迦太基回到了家乡塔加斯特。他为了打入基督教内部，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点儿财产，然后将钱分与穷人，并建立了一个平信徒修道院，继续过着沉思和潜心著述的生活。这段时期，他把基督教看作是从事哲学研究的有效帮助，着眼于善恶问题，探讨生活的幸福，批判了学园派的怀疑论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公元391年，奥古斯丁访问希波（Hippo），在当地主教及教徒们的极力挽留下，他“很不情愿地”担任了那里的牧师。不过，他很快就进入角色，显示了出众的煽惑才华。他在那里将他原来信仰的摩尼教领袖佛图纳图斯（Fortunatus）驳得体无完肤，迫使他“当众认错”并离开希波，否则只有面对“叛逆罪和渎神罪”的指控坐牢杀头。

公元395年，奥古斯丁升任主教助理，396年继任希波主教。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三十四年，直至公元430年8月28日去世为止。此时，希波城已经处在蛮族汪达尔人（Vandals）的围困之下，陷落在即。

奥古斯丁担任希波主教期间，“将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教会事业”。

但是罗马的沦陷却是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直接动因。

410年8月24日，西哥特人在国王阿拉利（Alaric）的率领下，夜间用突击的方式攻破了罗马，这是八百年来罗马第一次被攻破，哥特人狂欢，洗劫三天，并放火焚烧了城中的部分地方。这一事件在帝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把罗马城的悲剧归咎于罗马人背叛民族神改奉基督教的结果。罗马人原先日益高涨的基督教情绪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奥古斯丁有了撰写《上帝之城》的打算。我对上帝之家的向往由此被点燃，并推动着我去捍卫上帝之城，反对它的攻击者的指责和歪曲。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发源地，也是一个万恶之城：在四世纪初以前的近八百年时间中，该城一直是这个杀害耶稣基督的国家的首都。欧洲人和犹太人合谋杀害了耶稣基督！

罗马沦陷这一事件，其实才是基督教深入发展的真正起点。

不错，在罗马人看来，罗马从弹丸之地跃居为世界性大帝国的首都，他们的祖先并不崇拜上帝，而是崇拜自己的民族魔鬼，因此，罗马的强大是希腊和罗马的魔鬼庇护的结果，而罗马城的灾难则是上帝的旨意。虽然罗马大帝国正在急剧衰落，但大公教会的势力却在迅猛地膨胀。

奥古斯丁主教却热爱这个杀害了众多使徒的罪恶罗马，他是为罗马城的报应而难过，不是为主的受难而难过。他在一次布道中伤感地哀嚎：“我告诉你们，兄弟们，听到这个罗马陷落的消息，我的心都碎了，是的，我的心碎了。”

奥古斯丁的个案不是孤立的，而是人类罪性的一个体现，例如同样号称“圣徒”哲罗姆也是如此，甚至更加过分，真的让人怀疑他的基督教信仰是否只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权宜之计、生存手段。

哲罗姆（Jerome，约340年——420年）生于挞马太（Dalmatia）的斯特利多（Strido），但在罗马成长和就学。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360年前后教皇利伯流（Liberius）为他施洗。哲罗姆年青时有志于博览宗教方面的书籍，并且遍游天下各地的名胜。自366——370年间，走遍西方所有的城市之后，他又遍游东方，当他到了安提阿市，在安提阿生了一场大病。有一天在异象中，觉得他到上了上帝的审判台前。当他称自己为基督徒时，有一声音说：“你说谎。你只是一个古文学家，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哲罗姆于是在373——379年间去到旷野“专心研究神学及圣经”，并且学习希伯来文，在离安提阿不远之处修道，在379年时他到君士坦丁堡，在拿先素斯的门下受教。

382年哲罗姆回到罗马宣讲他的主张及修道主义。哲罗姆385年在安提阿退休，后来到了当年在罗马受他感动的保拉在伯利恒建的男修道院当院长，受罗马教会授予博士头衔，并且封为圣徒。就是这样一个样板人物，到了410年8月24日西哥特人攻破罗马时候，哲罗姆正在伯利恒修道院，他不仅不高兴，还哭泣说：“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城市，现在给人征服了！”这位“圣徒”不仅对主的可能降临无动于衷，反而焦虑得无法工作，悲伤绝望地说：“世界恐怕快要毁灭了。这伟大的城都，罗马帝国的首都，意付诸一炬……谁会料到，一度征服世界的罗马帝国的基石，竟会如此衰亡……”

这种相当普遍的人类罪性，一旦披上了宗教的甚至信仰的面纱，就会带来更大的恐怖。

例如在争夺圣地的问题上就是如此。所谓“圣地”，本来就是最为邪恶的地方。因为圣地杀害先知。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37—39节）

但是，人们为了争夺这些充满邪恶的“圣地”，却常常不惜犯下更大的罪行。这样的圣地，必将遭到主的审判：“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号啕痛哭。耶稣转身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路加福音》二十三章27—31节）

（三）

谢选骏指出：从以上“听其言，观其行”的考察，就不难理解了：“自由意志说”出自奥古斯丁的变节需要——《论自由意志说》出自奥古斯丁为了掩盖自己的改宗是一种投机倒把行为，而捏造出了“自由意志”的说法。好像他的见风转舵是一种自由意志的结果，是一种高尚的良心悔悟。

其实，关于改宗的问题，福音书里写的很清楚：基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指派了你们，好使你们去，让你们结出果子，而且使你们的果子长存。这样，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会赐给你们。”

所以，当上帝临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抗拒：当荣耀的主耶稣向悖逆的扫罗（后来改名为“保罗”，是后来的新约书信的主要作者）显现并弄瞎了他的眼睛时，他向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主啊，你是谁？”你看，他连来者是谁都不知道，就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了。因为那上帝临在的伟大力量所带来的震撼，没有人可以抗拒。自由意志算得了什么呢？

自由意志，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改变，找点下台阶的借口罢了。

实际上，意志是没有自由的，正如人是无法选择善，而只能选择恶的。所以夏娃和亚当会堕落，耶稣的门徒会四散奔逃。

【005、60多岁中国公民对60多岁的祖国连开18枪自杀】

《美警方：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枪击案枪手系中国公民》（2017年08月02日 环球时报）报道：

美国当地时间8月1日早上6点左右，一名亚裔男子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外向总领馆的建筑和门牌开枪射击，枪手共发射18枚子弹，之后自杀身亡。

当地时间8月1日早上6点，美国洛杉矶，一名亚裔男子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门前向总领馆的建筑和门牌开枪射击，枪手随后开枪自杀身亡。枪击案没有造成除枪手以外的其他人员伤亡。

枪击案没有造成除枪手以外的其他人员伤亡。枪击案发生后，洛杉矶警方一度封锁了总领馆门前的道路。总领馆工作一切正常。

目前，尚不清楚枪手的行凶动机。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据洛杉矶警员德雷克·麦迪逊介绍，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6时左右，另据验尸官透露，枪手是60多岁的男子，不过他的姓名尚不便透露。

洛杉矶警察局发言人麦克·洛佩兹说，枪手是一名中国公民(a Chinese national)，目前警方正在以谋杀罪对这起事件进行侦查。

枪击案发生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在官网上回应称，“今天发生了不明枪手枪击我总领馆事件，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已要求美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总领馆办公地点和外交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查明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谢选骏指出：60多岁的中国公民，在建军节对60多岁的共产党国家连开18枪，然后自杀——他是不是想杀了这个60多岁的国家？这个60多岁的共产党中国，开始进入了“开枪，为他送行”的多事之秋了！

还有报道称：2017年8月1日上午6时左右，一名60多岁亚裔男子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门前向总领馆的建筑和门牌开枪射击，随后开枪自杀身亡。这起枪击案没有造成除枪手以外的其他人员伤亡。

据事后统计，枪手一共发射了18枚子弹。至少8个弹孔打穿建筑正门的玻璃门窗和金属门框，还有十数个弹孔落在建筑大楼正门的墙壁上。现场目击者称，枪手当时是开了一辆灰色的丰田汽车到现场做案。

目前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工作没有受到枪击事件的影响。洛杉矶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目前均介入此案调查中。

目前，尚不清楚枪手的行凶动机。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据洛杉矶警员德雷克。麦迪逊介绍，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6时左右，另据验尸官透露，枪手是60多岁的男子，不过他的姓名尚不便透露。

洛杉矶警察局发言人麦克-洛佩兹说，枪手是一名中国公民，目前警方正在以谋杀罪对这起事件进行侦查。

枪击案发生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在官网上回应称，“今天发生了不明枪手枪击我总领馆事件，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已要求美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总领馆办公地点和外交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查明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谢选骏指出：不论这个枪击案件的来龙去脉如何隐秘，其结果就是60多岁中国公民干的。而在美国朝中国连开18枪，这该是多大的仇恨啊！冥冥之中似乎又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纪念“八一建军节”90周年，岂不是和60多岁的大阅兵遥相呼应。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悼念活动啊。

【006、澳洲出卖自由恢复劳改传统】

《“沉默入侵”疑受中国干预澳书商延迟出版》（2017年11月13日 转载法广RFI 小山）报道：

澳大利亚学者韩密尔顿今天透露，他即将发行的书因指控中国干预澳大利亚国内活动，澳大利亚出版商因担心北京当局采取法律行动，被迫决定延迟出版。

据中央社引述法新社消息，澳大利亚查尔斯斯特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著名学者韩密尔顿表示，他的著作「沉默入侵」（Silent Invasion，暂译）在即将出版之际，上周被出版社艾伦和恩温（Allen & Unwin）即时喊卡。

韩密尔顿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说：「这是第一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间西方大出版商决定在自己国内审查有关中国共产党内容。」

韩密尔顿补充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奥地利屈服于这件事，那么我们已经输掉一场试图捍卫我们在这个国家基本权利、特权和自由的战役。」

他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展示一封来自出版社的电子邮件，显示艾伦和恩温担心法律威胁，邮件显示出版社是北京当局影响力的明显目标。

据艾伦和恩温出版社今天表示，公司对这名学者有极大尊重，但在考虑法律意见的同时仍决定延迟出版。该出版社并表示，韩密尔顿不愿延迟出版，并要求恢复他的权利，他有权这样做。

据澳大利亚新闻报道，韩密尔顿的著作「沉默入侵」仔细审查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活动。而韩米尔顿教授说，律师们已经对这本书进行了大量编辑。

韩米尔顿教授与Allen＆Unwin合作出版了八本书，并且因为对公开辩论做出贡献而获得澳大利亚勋章。韩密尔顿说，出版商的变化是“关于中国遏制言论自由的争论的分水岭”。该报道说，这本书被取消出版，恰逢澳大利亚正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激烈辩论，包括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纷纷公开警告，有必要保护言论自由。

谢选骏指出：澳洲是一个劳改犯人组成的国家，后来好不容易淡化了一点，但是至今多数人的祖先依然劳改犯出身——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劳改罪犯联邦”。这样的背景使得他们最为恐惧的就是“律师信”——那是国家恐怖主义的阴影。

《秘密血河：英国20万罪犯流放澳州的“致富史”》（南方朔2014年5月27日）报道：

这段悲惨黑暗的历史，此前澳大利亚人都不太愿意碰触，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疮疤，也是英国的黑暗痛史。只有到了近代，谈论的才多了起来。

人类历史上，族群之间，有过太多的迫害与黑暗，今天存在的族群，他们的一些祖先也许会有沾染鲜血的双手，这些黑暗的历史都必须被记得，而且最好是由加害者的后代自己写出来。

最近我读了两本关于澳大利亚历史的著作，深为感动并获启发。一本是澳大利亚女作家凯特·葛伦维尔（Kate Grenville）所写的小说《我的秘密河流》，另一本则是历史学家罗伯·休斯（Robert Hughes）所写的《致命的海岸：罪犯遣送澳大利亚史》。

英国在18世纪时仍落后而野蛮，当时伦敦人口约为八九十万，犯罪者即有11.5万，占伦敦人口的1/10，伦敦娼妓有5万，占人口的6%。最初这些犯罪者有许多被卖到美洲的维琴尼亚和千里达殖民地，陆续卖了大约4万人。1770年库克船长发现了澳大利亚，于是英王乔治三世决定将澳大利亚作为集中的罪犯流放地。1788年1月26日，一个由11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将548名男罪犯和189名女罪犯送到澳大利亚，一直到1840年，澳大利亚一共送了16万名罪犯。罪犯的小孩由于不在记录中，人数不详，估计全部罪犯及小孩，约在20万人以上。

在澳大利亚成为罪犯流放地之前，当地的原住民估计有500至900个部落。这些原住民乃处于游牧和采食阶段，他们只有长矛，没有弓箭，对野兽的狩猎和追踪很有本领。这些原住民乃是最原始的公社社会，没有酋长。当这种原始社会邂逅到了白人罪犯的社会，两者的生存竞争必然特别的惨烈。

因此，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与澳大利亚那段不人道的历史真是充满了血泪。英国的下层阶级和犯罪阶级几乎完全重迭，犯罪者形同奴隶，孤儿及犯罪者子女被当作奴隶，可以买卖﹔犯罪者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生存考验极为严峻，有些犯罪者很上进，拼命要成为自耕农，他们占领原住民长期活动的地区，他们成了原住民的掠夺者，双方的生死存亡斗争遂各展开。澳大利亚的早期罪犯登陆地点如雪梨湾，靠近雪梨的霍克斯布里河流域，范迪门地区及澳大利亚的东部及南部海岸，遂成了“致命的海岸”。

这段悲惨黑暗的历史，此前澳大利亚人都不太愿意碰触，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疮疤，也是英国的黑暗痛史。只有到了近代，谈论的才多了起来。罗伯·休斯的著作即是代表性的作品。

而女作家葛伦维尔的《我的秘密河流》则是更精彩的救赎之作。她是被遣送到澳大利亚的犯罪者后代。她为了寻根，一直调查她的家系，发现到她的九世祖因为在伦敦码头偷了一点木材，就被判决流放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成为自耕农，因而发迹致富。但她一路追踪，最后发现九世祖的勤劳固然是致富的原因之一，但他掠夺原住民土地，杀害原住民，那才是更大的原因。所以她旧地重游，完全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去揣摩祖先辈的生活情境，将祖先的生活和罪恶重现。《我的秘密河流》这个书名出自著名的澳大利亚人类学者史坦纳（W.H.Stanner）的名言：“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有一条神秘的血河，也就是由白人与原住民间的关系所构成的鲜血之河。”

《我的秘密河流》从她的先祖在伦敦的苦难及伦敦开始说起，到他被流放到澳洲雪梨，而后到雪梨北边的霍克斯布里河圈地，占领原住民土地，引发冲突，最后白人杀戮原住民，将土地永远占领的故事一五一十全部写出来。这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赎罪之作。

人类历史上，族群之间，有过太多的迫害与黑暗，今天存在的族群，他们的一些祖先也许会有沾染鲜血的双手，这些黑暗的历史都必须被记得，而且最好是由加害者的后代自己写出来。加害者主动地去记得，比受害者的后代说出来更有意义。加害者的后代主动去发掘，去记得，代表了良心的觉醒和对罪恶的反思。今天澳大利亚对原住民的政策，在全世界是相对比较好的。这和白人对罪恶知道反省有着密切的关系！

谢选骏指出：澳大利亚这个罪犯联邦现在又在出卖自由了，向共产党恐怖屈膝投降。这一点也不奇怪，澳洲准备恢复劳改传统，正在迎接中国贪官入境，人们也不必拍案惊奇。因为，即使澳大利亚劳改联邦的妈妈英伦三岛，也在进行自我审查了。“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似乎势不可挡。虽然这还是一个伪造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007、波兰民族主义善于自杀】

《当德国实力遇上波兰民族主义》（2017年12月27日转载《金融时报》）说：

德国的角色是什么？就在几年前，时任波兰外长的拉多斯拉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Sikorski)恳请德国果断地领导欧盟(EU)。前些天，现任华沙政府又要求德国支付二战赔款。

这一转折反映了欧盟当前面临的两个挑战：如果前共产主义成员国从自由民主转向欧洲一体化本应消灭的威权民族主义，欧盟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找到政治上的解决之道，确保德国必然的支配地位不会滑向不可接受的霸权地位。

看看东欧和中欧现在的情况——俄罗斯的复仇主义和匈牙利、波兰和其他地方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你们看到历史回来报仇了。它还带来了一个老问题：是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

西科尔斯基在柏林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Gate)阴影下发出的呼吁，反映出存在于2011年的一种担忧，即欧元危机不仅会拖垮欧元，而且还会拖垮欧盟本身：“我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这么说的波兰外长，但事实如此：我担心德国毫不作为胜过担心德国的实力。”他补充说，波兰希望看到的是领导力，而不是霸主。

西科尔斯基是在一个不同的年代说这番话的。2015年，唐纳德·图斯克(DonaldTusk)的公民纲领党(CivicPlatform)领导的波兰政府，被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Kaczynski)领导的理直气壮奉行民族主义的法律与公正党(LawandJusticeParty)取而代之。表面上，卡钦斯基现在不担任公职，实际上他领导着这个一门心思要拆毁取代了共产主义统治的开放社会的政府。波兰从未来退回到了过去。

令人敬畏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Timmermans)的努力，没能阻止卡钦斯基为了收紧对权力的掌控而损害波兰法院的独立性并侵蚀出版自由。民族主义总是四处寻找敌人。当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Putin)领导的俄罗斯不在其视线之内时，波兰便把德国描绘为历史上的恶棍。波兰于1952年放弃了一切赔偿要求。如今它说赔偿事关国家“尊严”。

民族主义容易转化为仇外主义。波兰政府拒绝接受叙利亚难民，这意味着它接受了偏袒“白人”所谓特殊利益的本土主义。结果如何，看看不久前法西斯主义暴徒如何大闹波兰独立纪念日集会就知道了。

法律与公正党(LawandJusticeParty)并非孤例。在匈牙利，欧尔班·维克托(ViktorOrban)称得上是后共产主义时代首个谴责西欧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奉并通过削弱民主制衡机制来巩固自己权力的总理。两位领导人都试图利用2015年的难民危机来把捷克和斯洛伐克拉入威权轨道。他们意见相左的地方在于俄罗斯：欧尔班难掩自己对普京的迷恋。

西方国家的政界人士已经开始公开质疑欧盟东扩是不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波兰是接受欧盟援助最多的国家，约占布鲁塞尔预算的10%。匈牙利几乎所有道路、发电站和公共建筑项目都得到欧盟的部分资助。然而，卡钦斯基和奥尔班一边兑付支票，一边还在嘲笑欧盟对民主和法治具有约束力的承诺。

在布鲁塞尔、巴黎以及柏林，人们正在讨论的一种对策是关掉财政支持的水龙头。压制国内异见、藐视欧洲法院(EuropeanCourtofJustice)裁决、拒绝共同承担移民危机重担的政府，不应该享受欧盟的资金援助。为什么不看看他们是否愿意为自己的反自由主义付出代价呢？这个方案要求的是公平。我怀疑它是否会奏效。

有人说，如果东边的那些国家没有加入欧盟，秉持自由民主主义的老欧洲如今境况会更好——只要设想一下如果这些国家真的没有加入欧盟会发生什么，我们就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无法融入西方，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更有可能陷入混乱并再次倒向俄罗斯。如今在欧盟中边缘化这些国家，将造成同样的风险。我的猜测是，欧盟将不得不学着与民族主义者共处一段时间——尽管欧盟知道，还有一个不认同卡钦斯基做法的波兰，以及一个仍然重视欧尔班希望消灭的那些基本自由的匈牙利。

就德国而言，波兰总理描绘的德国“铁蹄”更像在说他自己的历史牢笼，而不是指现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你经常听到的呼吁德国增加国防支出的声音都来自其盟友，而不是来自德国政客。德国已经厌倦了霸权主义。

然而，有关规模、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的事实不会改变。当英国脱离欧盟时（或者说如果英国脱离欧盟），德国看起来可能还会更具支配性。正因如此，柏林和巴黎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对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Merkel)和对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Macron)同样重要。

本文作者目前是柏林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obertBoschAcademy)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vonWeizscker)研究员

谢选骏指出：波兰民族主义善于自杀，因为他一贯想吃免费的午餐——“波兰希望看到的是领导力，而不是霸主。”这是什么话？世界上哪有一个领导力而不是霸主的东西存在？除非，那个领导力向波兰一样，走向自杀。不是霸主，领导力如何获得必要的能量？上文作者没有看到的是，德国之所以不搞霸权，完全是因为“核武和平”造就了小国时代，也因为如此，波兰等劣质国家想任意吃奶，还可以不畏强权。

【008、不准毕业毋宁自杀】

《在美失联北大女生唐晓琳已确认离世》（2017年10月11日 转载侨报等综合）报道：

“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唐晓琳已离开人世”，犹他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所有学生10日均收到了含有该内容的邮件。当日，犹他大学（Utah University）的物理与天文学系主任Benjamin C。 Bromley教授给系里所有学生发去了一封邮件，邮件中表示，系里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唐晓琳已离开人世。当天，犹他大学校方并向《侨报》记者证实了这一不幸消息。该邮件对唐晓琳的去世表示极大悲痛，并说她将会被所认识的人们深深怀念，并且提供了心理辅导的信息。但邮件并未提及唐晓琳的具体死亡原因，以及何时何处发现遗体。

以上消息最初是由一位与唐晓琳同系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给《侨报》记者。在此之前，她曾在知乎上表示“两三天前三藩市警方找到了一具尸体，大约是xiaolin的，大约她真的从金门大桥跳了下去。”10日上午，《侨报》记者致电该系主任办公室，办公室人员证实邮件的确实是由他们发出的，并称犹他大学警方从旧金山警方获得消息，唐已经死亡。同日，犹他大学新闻发言人珀斯（Annalisa Purser）向《侨报》证实，唐晓琳被警方证实已死亡。珀斯表示，唐晓琳的离去令学校师生深感悲痛。她说：“晓琳是我校重要的一员，她将被那些曾和她一起学习、工作的同学、朋友深深怀念。”《侨报》记者同时联系了旧金山警察局，了解唐晓琳失踪案的最新情况，不过目前尚未收到回复。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表示，唐失联后，领馆同其家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愿意为其提供必要的协助。

四天前，据唐晓琳的朋友在微博上透露，失联已8天的唐晓琳留下的最后踪迹是，10月1日，去往了金门大桥南侧的迎宾中心。那里是她曾在给朋友的留言中说要去结束生命的地方。记者在Uber的司机论坛上，同样找到了该寻人信息，但发表时间比微博上的信息更早。

当地时间10月4日下午12点31分，来自波士顿、一位自称是唐晓琳朋友的网友用英文写道：当天唐晓琳花了大约5美元，乘坐了一辆uber到达迎宾中心。他还在寻人启事中提及“唐晓琳处于忧郁症中，可能会伤害自己。”“提供任何线索都会给予很高的奖赏。”15分钟后，这位网友更新状态称“我们在警察局，但是需要时间来通过法律程序。”晚上九点再次更新称：“警方已接管该案，谢谢大家的帮助。”记者同时注意到，曾在脸书上登出寻找唐晓琳状态的几位网友，都删去了该信息。

“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了，多好的一个人，”在得知唐晓琳的死讯后，一位自称是唐晓琳的高中同学的网友对《侨报》记者这样说道。她表示，高中时代的唐晓琳在班级里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人，很安静，但“大家对她印象都很好。”就此《侨报》记者向唐晓琳曾经就读的龙口市第一中学了解消息，但校方表示，唐晓琳的高中班主任目前不在学校。

读博第七年压力大——从已知的唐晓琳的经历来看，她度过了非常漫长的读书生涯。根据寻人启事中的信息，2004年她进入北大就读空间物理专业，2008年本科毕业后去往美国读研究生，至今已是第9个年头。从时间上推算，这是她攻读博士学位的第7年，但仍未毕业。此前，据中国媒体报导，犹他大学媒体发言人安娜·丽萨表示，唐晓琳就读于该校的物理与天文学系。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犹他大学的物理与天文学系每年招收将近20名研究生，同时提供有学费减免政策。但录取条件十分苛刻。

在知乎上，有网友从她的一张与人合照的照片背景里看到了“试管和移液枪”，这两样均与生物专业有关。随后该网友在一个科研社交网络服务网站“researchgate”上查询到，唐晓琳“在犹他大学的生物物理专业读phd，做的方向还是难度相当高的病毒RNA（项目）。”这位网友的言论引发了很多博士生，尤其是科研工作者的共鸣。与外界想象中的光鲜亮丽、前途似锦不同，他们往往要面对的是导师不让毕业、实验反复失败、花大量精力时间研究的项目“永远不会出来成绩”。

即使毕业了可能也面临着压根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尴尬局面。“如果生物PhD能够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止损机制，或许这样的悲剧就可以避免发生了。”一位网友这样评论道。

一位自称是唐晓琳师妹、同在美国读书的匿名网友表示，唐晓琳“有时候要半夜去实验室守着实验，特别辛苦”，“记得有次和她吃饭，吃完了都晚上10点了，她还要回实验室看结果。”同时这位网友还表示唐晓琳在读博过程中曾换过导师，“之前导师据说对她和另外一个中国女生不是特别好。”

作为旧金山的地标，金门桥一直被誉为近代桥梁工程的奇迹。但它也被称为“自杀圣地”，自开放近80年来，有1500人从桥上跳下，但据当地人介绍，目前防自杀网已建好。

谢选骏指出：不准毕业毋宁自杀。我也熬过辅导员的折磨，但我没有自杀，而是把它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我的辅导员是北大毕业的，他原先是个志愿军的宣传员，复原以后报送进入北京大学本科。他没有硕士文凭，却要辅导硕士课程，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他对我说：“我发表第一篇论文修改了八遍。”我回来就跟友人说：“完了，他肯定要我把毕业论文修改十遍。”后来果真如此。我的朋友真够意思，他说：“没事的，你修改完了我帮你誊写。”这个十遍里面，有两遍我一字未改，只是另外请人重抄了一遍，那辅导员竟然说：“不错，有所提高。”去他妈的，提高了什么？提高了我十遍抄写的厚度吗？这就是我所发现的人类动物学所要研究的课题吗。

那么，北京大学现在如何呢？

《被性侵者不止一人 北大禽兽门持续发酵》（2018-04-08 端木珊）报道：

前北大教授沈阳22年前多次性侵女学生高岩，致其自杀一事持续发酵。爆料者李悠悠表示，受害者不止高岩一人。

高岩不是唯一受害人

4月5日，居于加拿大的北京大学硕士生李悠悠在豆瓣发文，实名举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沈阳在22年前性侵北京大学中文系女学生高岩，并污蔑其有精神病，致其死亡的事件。

4月7日，李悠悠在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透露，“高岩不是沈阳第一个性侵受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近期，李悠悠等人已经直接或间接联系到了多位受害者，有北大的，也有南大的。“我们已经明确的知道，这些女生有些也给我们讲述了他们被沈阳性侵的真实过程，我们也是感到非常惊讶和愤怒。”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受害者姓名，但在适当时候，其他受害人会站出来。

高岩的一名师弟、北大九六级中文系的校友也对《南方周末》表示，目前已联系到几位受害者，但还不便透露姓名。“还在做疏导工作，一旦她们愿意站出来，会联系媒体。”

高母掩面痛哭：“20年了，没有人听我们说”

4月7日下午，多家陆媒就沈阳性侵高岩一事，对高岩的母亲周树铭进行采访。

据高母透露，高岩生前，沈阳曾在一天下午去高岩家中，高岩的父亲回家时，正巧发现沈阳在自己家，但未与沈阳谈清楚因为何事造访。从那以后，高岩的精神状态更加不好了。

高岩去世后，周树铭曾到北京大学，“要进去找沈阳和他谈谈”，但未能如愿。“三个保安像看犯人一样看着我，不让我进去。”

“20年了，没有人听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向谁说。”提起当年到北京大学讨要说法的往事，周树铭双手捂面，哽咽不已，“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我一直在小院站着，中文系没有一个人出来问过一声。”

对于北京大学对沈阳作出的“记大过处分”，周树铭表示，“不合适，给得太轻了。”她并针对“高岩家属并未对给沈阳的处分提出异议”的说法回应说，20年中，没有人代表北京大学正式告知她这一处理结果，更没有人征求过她的意见。“没人告诉我，只有孩子们告诉我。”

在受访时，周树铭发表对媒体的一封公开信表示，要“揭发迫害高岩致死的沈阳是如何使用手腕欺骗和侮辱高岩的。如果说高岩的死与沈阳无关，那请问北京大学于1998年7月为什么要给沈阳行政处分呢？！”

周树铭希望“给我闺女一个清白”，并保留追究沈阳诽谤、损害高岩名誉权的权利。

三高校发声明撇清关系

在沈阳性侵事件曝光后，连日来，与之相关的三所高校相继发声明，撇清关系。

4月7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南京大学文学院关于北大校友网上发文的声明》，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停止沈阳从事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书育人工作。声明还表示，北京大学的处分已经证实沈阳的师德师风存在过问题，任何处分都不能代表事实的消亡。

声明并提及，去年2月，沈阳向南京大学和文学院提出调往上海师范大学，后又向文学院说明因对方原因未能调动。目前，沈阳的人事关系仍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但据上海师范大学官方网站的介绍，沈阳“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讲席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传学院教授。”个中原因，南京大学文学院并不知情。

随后，上海师范大学也发声明称，从今日起终止2017年7月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4月8日上午，北大就此事举行专题会议，并公开了1998年对沈阳的处分文件。在北大公开的处分决定书中，沈阳虽承认曾与高岩搂抱、亲吻，但将责任归咎于高岩，称是高岩要求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无意但说“那你就算我的女朋友吧”。沈阳在高岩去世后，还解释称当时实出无奈，因为他感到高岩的“精神状态有问题”。

谢选骏指出：自杀的就是“精神状态有问题”，没有自杀的就可以出人头地了。

【009、不自由毋宁死的人才可能获得自由】

《送中条例只缓不撤 传特首等北京指示》（2019年6月15日 谈网）报道：   

2019年6月14日香港民众举行集会支持6.12反对逃犯条例修法大游行的示威者。（路透社）

香港社会的反送中示威抗争得到国际声援，目前香港已有多名行政会议成员表态，认为港府可考虑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但民主派指出，这只是“缓兵之计”，呼吁市民16日再参与大游行，继续制造压力，让政府撤回送中恶法。

缓兵之计

为迫使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宣布，16日将再次举行反送中大游行，要求：撤回“送中条例”、特首林郑月娥下台，及谴责警方暴力镇压市民。17日星期一则在立法会外集会，职工盟也呼吁全港在17日“罢工、罢市、罢课”，以支援民阵在立法会外的集会。

香港立法会则在14日下午宣布，17日、18日没有会议，19日、20日将召开大会会议。但陈志全议员在晚间21时40分于脸书发消息指出，立法会秘书处再出新闻稿，将17日、18日的大会改为：会议待定。这一变动，引来网友议论，有人认为16日游行人数是否高于9日，可能将影响到当局会不会随时召开会议。

接连二日的游行及“三罢”活动，存在警民冲突再次发生，及市民受伤人数、被捕人数增加的隐忧。6月12日的占领金钟示威行动，最终被港府定性为“暴动”，拘捕11人。据《立场新闻》报道，被捕示威者包括10男1女，年龄介乎20至57岁，有4人是在求医时被捕。

警方的暴力清场及任意抓人，引来外界高度的批评声浪及国际谴责。多名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在14日表示，政府会考虑所有方案包括暂缓等。

香港当局态度似乎有所软化，但被质疑是“缓兵之计”。公民党杨岳桥向《立场新闻》指出，如果政府暂缓而不撤回，无疑是“玩弄市民”，呼吁市民参与星期日游行，因为只有继续制造压力，才会令政府有真正改变。

民主派也在1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要提防行会成员的放风暂缓，或只是“缓兵之计”，并呼吁市民再次参与16日的游行。

教育界议员叶建源在记者会上指出，现阶段“所有人都不能掉以轻心，《逃犯条例》修订是必须撒回”，而非暂缓。他认为，如果政府不作出撤回承诺，只会令社会持续紧张，影响年轻人和师生。

张超雄议员表示，政府和建制派当香港人只有“3分钟热度”，希望拖延时间。他还说，《议事规则》有提及主席可随时召开会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也可能星期六、日开会。

另外，针对12日的暴力清场，民主派在记者会上指出，当天大多情况是警方挑衅民众，要求警方取消定性当日为“暴动”，并表示将追究警方的滥权。

朱凯廸议员指出，警方已铸成大错，他严重警告警方要停止拘捕年轻人，否则是和全香港市民对立。他也批评，目前关于暴动罪的法律条文已过时，让警方可定性任何一件事为暴动。

香港的空前危机

面对接下来的反送中示威活动，游行人数是否会再创新高，或是爆发警民冲突及暴力清场，成外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在推特引用《苹果日报》消息表示，北京充份意识到香港正面临一场空前危机，不仅影响到特区政府的管治，亦影响到国家颜面。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港澳办和中联办官员正聚集深圳，听取建制派商界大佬意见，评估《逃犯条例》修订的事态发展。为平息事件，中央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外国势力介入，修例乃特区政府自行提出，属香港事务。

另据《香港01》报道，有政党高层消息透露，北京已感到事态严重，超出预期，不希望香港出现不稳定局面，正急谋对策。但北京不希望全面撤回修例，会觉得是“全输”，对人释放只要用“人数”及“激进手法”便可推倒不喜欢的施政，不利港府长远管治，因此寻求一个不用撤回修例，又可缓和对峙局势的方案，包括大幅度调整修例内容，甚至不惜暂缓修例，但北京最终会选择什么方案，无法说得准，“林郑正等待北京最高指示”。

谢选骏指出：只有实践“不自由毋宁死”的人，才可能获得自由！“不自由毋宁死”的最高典范就是耶稣基督！如果还是不能自由呢？那么就死了算了！因为不自由的人生实在不值得再活！这样死去的人，就要和基督耶稣一起在乐园里了。——这是永生的上帝亲口应许的！这样的人，才获得了真自由！

【010、参加属灵的战争——当你自由的时候】

网文《属灵争战的介绍》（狮子精神战）报道：

对于世界上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来说，属灵争战的概念可能是个笑话。NBC（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喜剧节目，《周六夜现场》中,有个主持人叫“教堂姐妹”（主持人男扮女装十分滑稽），“她”把所有事情都归于“撒撒撒旦！”。观众们甚至是全美国看到有基督徒在描述一切事情与“撒旦”都有联系时，他们都会觉得这基督徒十分可笑。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观众的反应；因为撒旦是《圣经》中所揭露的真相，那么我们怎能期待这个世界会把它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对待呢！

这个喜剧的缩影只是我们周围属灵争战普遍存在的一个例子而已。什么！周六晚上的一个简单滑稽节目，怎么会是属灵争战的一部分？《圣经》告诉我们，撒旦的真实存在，他在各个方面都抵挡神的工作。耶稣说，他（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8:44），在他里面没有真理。因此，拥有数百万人观众的娱乐节目—《周六夜现场》，引起了许多人怀疑撒旦的存在，使人们质疑《圣经》里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周围一直发生着属灵的争战，而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8）

属灵争战的目的是什么？最终会怎么样？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之所以要知道属灵争战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选择了通过《圣经》向我们揭示它的存在。如果没有经文的启示，我们就不会知道这场战争的存在。所以，为了明白这场战争，我们需要明确的知道《圣经》上是怎样说的，而不依靠我们的感觉或者情绪。明白属灵的争战需要从上帝而来的启示，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世界对这场战争的质疑。

其次，《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领域，与我们物质世界不同。精神世界在很多方面控制着我们的物质世界。世界上的许多罪恶都是由这个看不见的战争引起的。许许多多的人卷入了这场战争，他们卷入两股力量之中：撒旦以及堕落天使，上帝与他的天使。这场战争在人类物质世界不断上演。

据彼得前书5:8-9节经文，这场战争的目标就是人类的灵魂，战场是在人类的心里，撒旦要蒙骗人，使人远离真理，不接受拯救而导致灭亡。

哥林多后书4:3-4“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我们周围就发生着这样激烈的冲突，撒旦国向上帝的国度开战，想夺取人类的灵魂。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我们就被拯救，但是上帝的计划不会因为我们得救赎而终止。如今我们成为上帝国度的一份子，我们要反对撒旦的王国，把这个救赎告诉那些迷失的人。这个时代的“神”蒙蔽了迷失人的心眼，而我们是这个“神”的敌手。明白属灵争战的活动不只是在我们生命中取得胜利的关键，而且在敌人宣称的领域中推进上帝的国度。

为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属灵的争战？

足球战——你曾经参加过不知道或者不了解其规则的游戏吗？试想一下，如果你被邀参加一场足球比赛，而你根本不了解其中规则。你可能就会问以下这些问题：到底怎么样玩这个球？为什么这些球员要袭击我？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会退出比赛，或者躺在地上,苦苦挣扎。当有人来到基督里，并且重生得救的时候，属灵领域里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觉得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却不了解这场争战。

明白属灵争战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明白这场争战的动态，向着胜利前进，而不是在失败中倒下。我们的目标是推进上帝的国度，战胜敌人，把灵魂带入上帝的国度。如果我们知道敌人是怎样工作的，我们就不会被他的阴谋诡计惊吓住。

撒旦知道被基督赎回（拯救）的人是他的死敌。他想要拿走我们在基督里得胜的优势，让得救的人沉溺于束缚和失败中。一个被击败的基督徒，对于撒旦来说，少了一个敌人，而对于上帝的国度来说，就少个一个完成任务的战士。基督徒知道撒旦的这个目的，就可以更好努力打好这场胜仗，而不是在失败中沉溺。

完美的斗争——我们需要知道撒旦如何在我们生命中以及身边的那些人中发动战争。如果我们知道他的作战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装备武器，拆毁那些让我们不断跌倒的堡垒。了解属灵争战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开展进攻，而不是在劣势和防守的位置作出消极回应。

属灵的争战什么时候开始？——只有通过《圣经》我们才能知道这场属灵争战的起源。上帝通过新约和旧约里面的先知向我们启示这个战争的起源。在《圣经》中，撒旦有很多个名字，其中一个是路西法，路西法是想要夺取上帝王位的那个天使。

他的美貌和骄傲使得他反抗神的权威，使得他带领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神。在以西结书28:1-18节和以赛亚书14:1-19节中，可以看到撒旦堕落的本性，在经文里，撒旦是推罗君王（以西结书28:2）还有巴比伦王（以赛亚书14:4）。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阿，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以赛亚书 14:12-13.）

“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察出不义。”（以西结书28:14-15）

在后面的学习中我们会仔细地介绍撒旦堕落的细节，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知道撒旦从完美到堕落，是完全出于他的自由意愿。他选择了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抵抗神的权威（启示录12:4）。随着灵性的堕落，这场属灵争战开始了。上帝创造了地狱的永火，作为魔鬼和他的“天使”的惩罚之地。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马太福音25:41

但是在撒旦被丢入地狱之前，上帝创造了人类，也允许撒旦挑战他的权威。

人类的堕落——上帝创造了天使，也创造了物质世界，并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像天使一样，人类可以选择拒绝或者服从神的命令。上帝先创造男人亚当，再创造了女人夏娃，把他们安置于伊甸园中。在伊甸园中，人像天使一样可以选择服从或者拒绝神的命令。亚当和夏娃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上帝给他们权利管理这地；他们可以治理它，支配它，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1:28）

上帝也允许堕落的天使—撒旦去诱惑亚当和夏娃。和那三分之一的天使一样，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竟怀疑上帝的本性和他的命令，听从了撒旦，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违背了上帝，堕落了。他们把自己的支配权给了撒旦，所以撒旦有了人类之上的权利。拒绝上帝的命令之时，亚当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正因为此，在山上的时候撒旦可以诱惑耶稣，说把天下的万国都归给耶稣，倘若耶稣愿意俯下敬拜他。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路加福音4:5-8）

尽管亚当和夏娃把万国（人类的后裔）都交给了撒旦，但是上帝在夏娃的后裔中预备了一个救赎计划。这个女人的后裔将压碎蛇（撒旦）的头。这场在属灵领域开始的战争，如今进入了物质世界。正如上帝应许对撒旦的审判，有一天夏娃的后裔，弥赛亚将会伤撒旦。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3:14-15）

人类堕落之后，上帝宣布人类成为上帝的力量与撒旦势力之间较量的战场。如今属灵的争战已经进入了物质世界。从该隐和亚伯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出现两种人，我们的心灵和天使也一样都会分成两种，一种是寻求神的，另一种是拒绝神的。所以，上帝从地上呼唤那些愿意服侍他的人，这些人是在世界上被救赎的人。在属灵的争战中，他们代表着上帝的军队，反对撒旦的工作。同时，撒旦和他的堕落天使在败坏和颠覆上帝的子民，千方百计地阻止神的终极目的。

人类的救赎和撒旦的堕落——耶稣出生以前以及出生之后，撒旦的目的都是阻止人类得救。从该隐杀害亚伯那刻起，蛇的“后裔”就开始追着这个女人的“后裔”。在挪亚期间，上帝把他的子民，挪亚的一家与那些堕落的人分开。挪亚方舟着地后，挪亚的后裔开始繁衍，我们看到撒旦仍然继续着这场从伊甸园开始的战争。上帝再次召唤了一群人，亚伯拉罕及其被选的后裔作为上帝的子民来阻挡撒旦的工作。

不要忘了，撒旦的目的就是阻止上帝话语的实现：夏娃的“后裔”伤撒旦。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和雅各作为他的子民。《出埃及记》里面，上帝提到以色列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和雅各为“我的百姓”九十次。他把他的子民与埃及的人民区分开。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出埃及记6：7）

上帝通过以色列的后裔完成了他在世界上的救赎计划。撒旦试图阻止上帝的计划，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看到，撒旦想通过法老把以色列并入埃及，杀掉所有男童，迫使以色列成为埃及的一部分。摩西历经艰辛带领以色列人民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在此路途中，上帝再次宣布了上帝子民与万国余民的区别。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出埃及记19:5-6）

以色列人被创造与世界不同，他们是一群特别的人，一群圣洁的人。希腊语里，圣洁这个词是“Xwdq Qadowsh”意思是，圣洁的，区分开的或神圣的，新约里对应的是“hagios”，可以译成神圣的。在堕落的人类中，以色列要成为神圣的一个民族。上帝通过这个民族带出弥赛亚，打败撒旦。我们读旧约中战争的故事，国家在罪恶中挣扎，这些都表明了一切事情都在属灵争战中，撒旦想要在其中阻止弥赛亚的诞生。

如以赛亚先知宣告弥赛亚（基督）将会是大卫王的后裔，将会降生与伯利恒（弥迦书5:1-2）。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统治万国，他的国度将永远常存（以赛亚书9:6-7）。然而，弥赛亚在进入荣耀和审判万国以先，他将要受苦，并要担当人类的罪孽（以赛亚书53）。撒旦之前还诱惑耶稣，想要万国来换取耶稣敬拜他，但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就战胜了撒旦。

耶稣用十字架的死赎回了亚当和夏娃失去的顺服，并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孽。他受尽痛苦，蛇伤了他的脚跟（创世纪3:15），但是在这过程中，弥赛亚偿还了全人类的罪。上帝又一次从地上拯救了他的子民。地上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上帝在世界的形象。在旧约时期以色列人代表着上帝，同样，今天我们代表着上帝。我们接在了神与以色列盟约的祝福上（罗马书11:17）。

耶稣宣告他已经战胜了撒旦，把权柄给他的子民和圣徒，让他们战胜堕落天使。因此，基督宝血的赎回，让我们可以在这场战争中有权利胜过敌人。从人类的堕落到耶稣基督之时，撒旦都在阻止我们靠近神，因为他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和力量，就可以战胜魔鬼的领域。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路加福音10:17-20）

然而，尽管撒旦在十字架上已经被打败了，但是他还一直设法阻止上帝的国在地上发展。撒旦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将来有一天，圣徒和地上被救的人会继承一切。在耶稣出生前500多年，我们就可以在但以理书里看到这个宣告。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事奉他，顺从他。”（但以理书7：27）

我们基督徒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打败撒旦的势力。撒旦想要从我们身上拿走在耶稣基督里的得胜，让我们活在失败中。这样他就除掉了阻碍他工作的一个威胁。但是，上帝已经限制了撒旦的破坏工作，不管他是否愿意。我们可以看约伯记，撒旦拒绝承认约伯的正直，但是撒旦却不能碰到约伯，因为耶和华已经“圈上了篱笆”保护约伯。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约伯记1:8-10）

看不见的属灵争战——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反对上帝的国，这发生在看不见的领域。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灵性的世界，但是其效果确实真实发生。《圣经》中明确地指出看不见世界的真实存在（罗马书1:20，希伯来书11:27，歌罗西书1:16）。这个灵性世界不是靠着我们肉体感官能理解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是指，一切事物都是有形的，或者说以物质形式的存在，然而，灵性世界的概念正好与其相反。

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不仅告诉我们这个看不见的灵性的世界，而且告诉我们它是按着一定的规律运行。我们面临的这场战场不是世界上的战争而是属灵的战争。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两争战原文都作摔跤）”（以弗所书6:12）

摔跤“pavlh Pale”这个词，只是出现在新约此处。摔跤在这里是指，在一场比赛中双方都努力去把对方绊倒，当胜利者用手把对方的脖子控制住时，就胜负就分晓了。保罗用这个例子来描述这场我们看不见的属灵比赛。我们的这场战争是非常真实，我们一起抵抗这股试图向天国领域扩张的势力。

保罗想让我们知道战争的根源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灵性上的。我们所在的物质世界发生着天使和魔鬼（堕落天使）的斗争。这个不可见世界的范围和其原本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列王记下6章，亚兰王与以色列交战，先知以利沙一直告诉以色列王亚兰王的计划、最后，亚兰王派了一支军队要抓住以利沙。军队到达的那个清晨，以利沙的仆人被吓坏了，他大声呼喊以利沙。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阿，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阿，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列王记下6:15-18）

因为以利沙从属灵的角度而不是物质的角度，了解这个景况。上帝让那仆人在那里是为了让我们能更好的看到仆人所看到的状况，这样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以利沙，另一个是他的仆人，他们代表着上帝派来的使者，对抗一支来自亚兰的强壮军队。在肉体的世界中，以利沙根本不可能逃脱。然而，物质世界是受灵性世界支配的。灵性世界就和物质世界一样真实存在，只是不能用我们的肉眼看到而已，这就是以利沙想要他的仆人知道的重点，上帝也想要我们清楚这点。地上也有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仆人靠着基督的力量，权柄临于堕落的国度之上。

关于看不见的世界，还有另一个例子在新约马可福音5:1-13，一个被鬼附身的人遇到耶稣。从这个事件，耶稣让我们看到这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魔鬼的运作。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伏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阿，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二千。”（马可福音5:1-13）

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可以洞察到属灵世界的许多事情。这里我们一起看下重要的几点。

1.那人有超自然力量，但是他的力量在上帝之下。

2.那人被鬼附身，受尽折磨。

3.他知道耶稣是谁，请求耶稣救他。

4.邪灵附在那人身上，也允许他与物质世界互动。

5.魔鬼害怕耶稣。

6.魔鬼有身份，他的名字叫“Legion”（军团）。

7.不止有一个魔鬼。

8.他们只能做被允许的事，如进入猪群。

以上所述细节绝非偶然，耶稣想要我们明白属灵争战的细节，让了解我们置身的这场冲突。许多人认为魔鬼和鬼附身是只是过去的一个遗迹，如今的时代人们都拒绝相信了，这个很正常。撒旦不想向人显明他的目的，他想要蒙骗人。在这个世俗、不可知论的世界，人不相信撒旦的存在，这对他是有利的。

当《圣经》课的老师和教会领导拒绝撒旦的存在时，他们不只是拒绝撒旦，他们也拒绝了耶稣的话，这就是撒旦的目标，因素耶稣声明撒旦确实存在。撒旦是真实的，他有目的，就是要弄瞎那些将要灭亡人的眼睛，撒旦被称为“这个时代的神”，他要阻止那些失丧的人认识真理。根据一些调查，实际上，大多数的美国人拒绝关于撒旦人性化的教导，包括教会在内。

“1995年，大约58%的美国成人相信撒旦是‘不存在的，但是一个邪恶的象征’。1991年收集到了更多细节的数据，如下：只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大部分相信撒旦是真实存在的，而大部分的基督徒似乎反对他们教会这样的教导。”

谢选骏指出：

当你自由的时候

就有奴役与你同在。

当你快乐的时候

就有伤感与你同在。

当你充实的时候

就有空虚与你同在。

当你坚定的时候

就有犹豫与你同在。

当你创造的时候

就有迷惘与你同在。

当你无畏的时候

就有孤独与你同在.

当你胜利的时候

就有失败与你同在.

当你赢得的时候

就有损害与你同在。

当你幸福的时候

就有负担与你同在。

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有永恒的生命与你同在。

当你得到财富和权力的时候，财富和权力也控制了你。

只有“为了上帝而愿意舍弃一切”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真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耶稣带来的真自由，得以超越一切，让人得到天国之光。

“主啊，我明天就该死了，今天应该做些什么呢？”

“参加属灵的战争。那是不会朽坏的事业！”

2014年6月27日

【011、抵抗自然规律的生意经】

《你走路的姿势，透露着你的大脑是否已老》（2017年10月11日 转载华尔街日报）报道：

研究人员发现，行走速度变慢或步态不稳往往是认知功能障碍，甚至痴呆症与阿茨海默症的前兆，这比真正的病症出现要早10年以上。

73岁的David Victor要在15秒内通过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地板迷宫测试。这项心理测试考量的是规划与导航能力，Victor参加了一项步态与认知的研究活动， 每年都要接受一系列测试。研究助理Ashu Kapoor会在后台帮他计时。

David Victor一边在画在地上的步道间稳步往复行走，一边间隔一个字母大声背诵字母表。

73岁的Victor往复走的这条步道长6米，装有压力传感器，能够监测他的每一步：他的步速、节奏，乃至脚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所有数据被传送到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实验室的一台电脑上。之后，Victor还会戴上一个实时监测大脑功能的头部设备，重复上述测试。

步态，即人们行走的方式，正日益成为衡量老年人健康的一项重要指标。步态的变化往往意味着跌倒风险的增加以及其他健康问题。研究人员发现，行走速度变慢或步态不稳往往是认知功能障碍，甚至痴呆症与阿茨海默症的前兆，这比真正的病症出现要早10年以上。

爱因斯坦医学院与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的神经学教授Roe Holtzer与蒙特斐奥爱因斯坦中心(Montefiore Einstein Center)大脑衰老项目主任Joe Verghese正在合作开展多项研究，试图弄清步态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以及改善之道。

“我们把行走能力视作大脑功能的延伸。”Verghese博士说。

从2011年开始，研究人员每年监测600位老年居民的情况，其中也包括Victor自己。除了步态分析之外，这些老年人还要接受握力与平衡能力测试、一系列神经心理学测试以及一套常规健康检查。

受试者还要在前额佩戴看上去像头带的近红外光谱(fNIRS)设备，测量他们大脑的氧合水平变化。医生会将这个设备与电子步道连接，监测他们的步态。

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边走边说话时，起关键作用的是发生于大脑额叶、负责制定复杂计划的执行功能。他们今年早些时候曾在《神经病学期刊》(Neurology)上发表研究文章称，当人们边走边说话时，这个大脑区域的激活水平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日后是否容易跌倒。

Verghese博士说，“这表明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大脑发生变化的征兆会先显露出来，例如步态缓慢等。”

Victor头戴fNIRS设备，测量行走以及边走边说话时的步速、大脑活动与氧合水平。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出资赞助了一项测试计算机化认知训练效果的项目。在该训练中，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提升大脑的执行功能来改善步态。

参与者要在爱因斯坦医学院玩45分钟的电脑脑力游戏，每周三次，为期八周。最近的一次训练中，电脑要求84岁的Pedro Falcon在玩万圣节糖果记忆游戏时点击鼠标。一位研究助理则帮助80岁的Natividad Jusino在另一台电脑上做单词搜索。

研究人员计划招募420名参与者，但目前只有120人参与。其中一半左右的人将会玩CogniFit公司研发的脑力游戏，这些游戏已显示能改善大脑的执行功能。这家售卖改善认知健康游戏的公司与研究人员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赞助他们的研究。

另一半参与者将作为对照组，玩CogniFit制作的其他电脑脑力游戏，但是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游戏并不会对认知过程产生同样的刺激效果。

在受试者开始八周的训练之前，研究人员详细测试了他们走路以及边走边说话时的步态。研究人员还将在干预后以及结束6个月、12个月后再次测量，了解效果是否持久。医生还会在任务进行中测试他们的大脑活动情况。

“有个问题在于，如果你训练一个人做记忆测试，那他除了记忆能力提高以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改善。”Verghese博士说。这就是所谓的“近迁移”(near transfer)。

他们所期冀的是远迁移效应，即这些游戏不仅能提升认知过程，还能改善行走状况。

2010年也有科学家针对24人做过类似初步研究，研究发现，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行走及边走边说话状况均有所提升。但实验组的改善幅度比对照组要大得多。当时的对照组没有接触任何电脑脑力游戏，因此研究人员现在也正努力控制玩电脑对当前实验的影响。

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帮助临床医师辨别老年人是否存在痴呆症先兆及其他健康风险（比如跌倒），并找到改善步态的干预措施。

计算机化的认知训练是医生们正在测试的首个干预措施，此外，人们也在研究其他措施。另一位研究人员正在进行跌倒相关的实验，看想象行走能否改善步态。此前的研究证明它是有效的。

这项初步研究也为期八周，研究人员对40名体弱的老人的参与者采用电话干预，指导他们完成视觉想象训练，想象自己在行走。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将测量参与者的步速是否有所提升。

谢选骏指出：这个项目是一个“抵抗自然规律的生意经”吗？我记得自己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因为玩儿命苦读而行走速度变慢或步态不稳……也许正是这种“认知功能障碍”让我突破了毛泽东思想的奴役。感谢上帝，直到现在，都过去好几个10年了，我都写了百本全集了，怎么还没有死呢？因为我没有试图抵抗自然规律，我只是顺着上帝的引导，前行。

【012、独立不等于自由】

《万人上街促台独公投 蔡英文执政陷两难》（2018-10-21 德国之声）报道： 

台湾即将在年底举行地方大选，这是民进党全面执政后一张重要的成绩单。如何妥善处理两岸关系，更是深深影响着蔡英文2020的连任之路。

近万名台湾民众聚集周六(10/20)下午在台北市区抗议北京“霸凌”台湾，要求透过公投实现台湾独立。

总召集人郭倍宏表示，台湾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当自己国家的主人。他说：“中国一再对台湾侵门踏户，大家要掌握现在对台湾有利的国际局势，赶快返回国际社会，大家一起来保护台湾的国家安全。”他也强调，要透过全民公投来决定台湾命运，并用台湾的名称加入联合国。

这一场名为“全民公投反并吞示威活动”由年初成立的“喜乐岛联盟”发起，包括时代力量、社民党、基进党等小党领导人也都到场响应。这次活动地点就选在执政的民进党中央党部旁，更是引发对民进党当局喊话的想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公布的调查，支持台独的民意从2016年的51.2%下滑到2018年9月的36.2%，也是首次台湾民众支持统一超过维持现状。

蔡英文的两难

蔡英文政府上台后，未表态支持“九二共识”。中国因此急冻两岸关系，除了缩减陆客来台人数，也在军事和经济上持续施压，更透过外交方式让台湾邦交国转向。于此同时，蔡英文“维持现状”的立场也让支持台湾独立的民众感到不满，认为她对中国不够强硬，未积极推动独立公投。10月20日的喜乐岛活动前，民进党通过决议，禁止担任公职的人员参与，并在高雄举办另一场“反并吞护台湾游行”，更是引起独派人士不满。如何与中国维持和平现状与开启对话，又不违背支持者的诉求，成为蔡英文任内的一大考验。

外界关注游行是否影响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外，也将焦点放在202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公布的调查，蔡英文的赞同者从刚当选时的69.9%一路跌至目前的31.2%。虽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她“聪明有智慧”，却对她用人和治国才能上多有质疑，并认为她没有信守承诺兑现选前政见。蔡英文如要寻求连任，得要重新赢得选民在政策上的认同。

中国的回应

针对台湾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诉求独立公投、正名入联。中国国台办4月曾对此表示，这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并警告这种“危险行径”，只会给台湾带来“苦厄”而不是什么喜乐。

谢选骏指出：蔡英文两难什么？美军舰队都出来为台独公投站台撑腰了，她还首鼠两端。当然，独立不等于自由，所以，朝鲜独立了却没有自由，越南独立了却没有自由。恰恰相反——日本没有了独立，反而倒有了自由。

《美军逼近引爆点 频频挑衅为激怒中共》（2018-10-22 林染综合）报道：

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美国两艘军舰10月22日自鹅銮鼻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

中华民国国防部22日晚间表示，有关媒体报导美舰于台湾周边自由航行的动态，此次美国两艘军舰于22日自鹅銮鼻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

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这次美舰是“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国际水域”，相关细节由美国政府对外说明。

国防部强调，美舰航经台湾周边海域期间，国军均依规定全程掌握与应对，有能力维护海疆、领空安全及确保区域和平、稳定，请国人放心。

对于这一事件，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说，台湾一向重视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将持续致力于维持两岸现状，确保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及发展，总统府乐见各种有助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努力。

路透社20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导，美方考虑再次派舰通过台海，美军的任务是为确保台海这一战略水道能自由航行，以此向中国表明，美国有权通过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任何国际水域。但会加剧与中国关系紧张的风险。

《华尔街日报》20日报导，美方考虑继7月后再次派舰通过台湾海峡。两名未具名的官员说，这次任务持续多天，至少包含2艘军舰，目的是向中国展现美军有权航经台海及任何国际水域。报导说，美国军舰艇通过台湾海峡，将被台湾视为美方展现对台支持的信号。

7月7日，美国海军有2艘驱逐舰DDG-89、DDG-65，已在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执行过类似任务。国防部当天晚上主动公布美军2艘驱逐舰由台湾南部海域航经台湾海峡。

美军频频挑衅

中美两国最近可以说是剑拔弩张。尽管北京不愿承认，但中国的军事实力膨胀与美国竭力的军事遏制，已产生激烈的“碰撞”，以致两国军方高层不得不超时会谈以达成暂时的降温。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于当地时间10月18日在新加坡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举行会谈。在超出预定时间30分钟的会谈中，魏凤和再次向美国传递北京方面的强硬信号，即不会放弃南海和台湾，中国军队会继续“坚定不移”维护主权、安全。马蒂斯则以一种外交辞令的口吻“坦率而坦诚”向魏凤和表达加强两军关系的愿望。这场看似是“灭火行动”，因为，中美军队在南海、台海的“碰撞”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10月15日，一艘隶属美国的科研船“汤普森”号，进入台湾高雄港停泊。因该船属于美国海军船只，因而此事迅速引起中国大陆舆论关注。 尽管“汤普森”号台湾之行并无军事色彩——使用者为美国高校，曾四次停泊高雄商港，台军高层否认有联系，但舆论借此抛出美国试探中国大陆的论调还是“甚嚣尘上”。

10月16日，美军两架B-52H轰炸机再度“例行”巡航南海。美国官员称，该国不打算改变“自由航行”政策，否认会被视为对中国海军拦截“迪凯特”号驱逐舰行为的鼓励。 B-52H轰炸机近来已成中国南海、东海的“常客”，这种能携带核导弹的服役超50年的战略轰炸机曾一度逼近广东近海，对中国已构成十足威胁。 16日当天，中国外交部强硬回应了美国“北京军事化南海”的指责，称这是倒打一耙。 

9月30日，美军“迪凯特”号驶入南海岛礁12海里内海域，遭中国海军兰州舰逼迫转向。彼时舆论多指美舰落下风。 

北京祭出杀招

在中国方面，北京时间10月20日，中国自研的首款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成功首飞，与已服役的运-20重型运输机、仍在测试的C919大型客机并称中国大飞机“三剑客”。 AG600海上所搜救援航程超4,000公里。北京官方称，它是国家应急援救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装备。 

舆论多突出AG600的军事层面的意义。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称，这种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能够弥补中远海海域的搜救和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可实现对南海更远的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公海等区域的救助。 

借用海外媒体的话说，AG600将助力中国更好地、更快地控制南海。此外，也将加快中国海空军走向更深的大洋。 虽然早在研制之处，便有声音认为中国没有必要研发这种“鸡肋”的水上飞机，但AG600在首飞之日获得来自中南海的支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在20日致贺。 水上飞机获得“重大突破”，中国研制的第二款隐身战机歼-31（FC-31）亦传来“可能的消息”。

10月9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飞机研究所（沈飞）多位高层赴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贵阳发动机研究所（贵发所），“调研某型发动机。” 观察家称，贵发所和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正在研发中国新一代中等推力先进发动机，可能用于沈飞正在论证的新型第四代战机的动力系统。 

虽然歼-31在中国舆论中遭遇一波又一波的“抹黑”，但分析指，由于歼-20隐身战机价格太高，因此需要一种相对廉价且隐身性能较佳的便于批量生产的轻型隐身战机。 可以说，歼-31有望在换发后获得中国军方高层的青睐。此前，曾获习近平视察的歼-31已有两架原型机。尽管两机有诸多细节不同，但均使用性能不尽如人意的俄制RD-33/93发动机。 

当地时间10月16日，印度方面称，一艘中国海军的“元”级常规潜艇和926型潜艇支援舰“海洋山”号，在10月初进入印度洋。 据称，这是中国海军自2013年以来第8次向印度洋派遣潜艇。最新的一次是在2017年6月，同样是“元”级潜艇和926型支援舰，执行为期5个月的反海盗巡逻任务。 针对印度的担忧，中国海军一位军官曾回答印媒的问题，反问“为什么潜艇不能执行反海盗任务？潜艇也可以执行反海盗任务，和其他舰艇一样。” 

中国国营电视台曾公开过该国海军一艘091型攻击核潜艇巡航亚丁湾画面。另外，中国军方杂志还发布多张据称是093B攻击核潜艇巡航印度洋的高清照。 

谢选骏指出：独立不等于自由，自由不等于独立。

【013、独立先于自由】

《这里是我的祖国，这里就应当自由起来》（2019年7月31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一个多月前，我（江棋生）读了余东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怀念刘晓波”。东海先生在文中说：哪里是我的祖国，哪里就必须自由起来。他还说：“让祖国自由起来，是我们这些后死者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东海先生所表达的心志，对我的脾性，对我的胃口。

前些天，我又读了野渡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那个打捞光明的结巴”。野渡先生在文中坦陈的“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之信念，再次激起我的共鸣，并引发我的命笔。

在自由与祖国的关系上，有一句话是深为打动人心、一直不胫而走的；那句话就是美国近代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Where there is liberty, there is my country）。按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勇于追求自由的人，为了能享有做人的基本自由，尤其是为了摆脱严酷的政治迫害，他有权去国；这种去国，理直气壮，无可非议。即便他随后入籍他国，也同样理直气壮，无可非议。很显然，对于这种去国之人，“叛国”的帽子根本扣不上，“有奶便是娘”的指责，也完全站不住脚。爱因斯坦于1932年12月离开德国去美国，1935年5月正式提出定居美国申请，1940年10月入籍美国，1955年4月18日他的骨灰撒在美国——对此，除了纳粹政权和极少数脑子大量进水的人外，还有谁会说爱因斯坦是一个可耻的“德奸”，是一个人格上很不足道、谁给好处就投靠谁的见利忘义之徒？

从义理上讲，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不自由的国家，还存在由专制政权所施加的政治迫害，“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就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然而，我说这句话没有过时，并不等于说人们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尤其是在地球上的右翼极权已经消失、共产极权已经蜕变为后极权的时代，人们作出其它选择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就我而言，我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去国抉择的同时，十分赞成和认同余东海、野渡的选择。多年来，我的志向、我的言说和我的行为是一致的，它们三者所表明和体现的，都是一个主旨：这里是我的祖国，这里就应当自由起来。

我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它似乎显得高尚些，而是基于现实的考量。我从不相信大陆中国人不配享有基本自由，也清楚心中向往自由的大陆中国人，事实上多得不可胜数。倘若世界上的自由国家不加限制、不设门槛，对前去移民的外国人能够统统照单全收，我想，保不齐会有高达上亿的国人跃跃欲试，将愿景化为行动。然而，世界上的自由国家虽然决不会设置禁锢本国国民的柏林墙，但无一例外都有入境限制和移民限制。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如有些人指责的那样，表明他们对人权原则的伪善和背离。这是因为：如同公寓处于管理者的监护之下和小区处于物业公司监护之下一样，自由国家处于其民选政府的监护之下。谁都知道，外人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公寓，更不能不受限制地留宿公寓；非小区业主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小区，更不能在小区空地上搭建小木屋供栖身之用。依据同样的道理，外国人也无权不受限制地进入任何他们想去的国家，更无权不受限制地成为他国的成员。入境限制和移民限制的严格存在，决定了不自由国家中能够通过去国获得自由的人，只能是占比极小的一部分人。于是乎，“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的名言，就不可能落实到不自由国家中绝大部分追求自由的人身上。

哪里有自由，但哪里我去不了，怎么办？

如果未曾绝望，如果不想苟活，如果依然想享有自由，那么就将自然地导向如下选择：这里是我的祖国，这里就应当自由起来。

诚然，让祖国自由起来，实非易事。但是，难，就不做了么？近200年来，在世界上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自由起来的国家，有哪一家碰上的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的历程？

有人说，让中国自由起来，更难。然而，更难，就要放弃吗？就要认命吗？就只能交由上帝或上天来解决吗？

更难所造成的，很可能是我们自己无法亲眼见证中国实现自由起来的全过程。但是，我们的后代呢？我们的后代会不会是壮丽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弄潮儿呢？

我相信是。

谢选骏指出：作者谈论的只是自由，但他不懂“独立先于自由”——北美殖民地要是不先获得了独立，如何可能获得自由呢？作者崇拜的刘晓波也是不懂“独立先于自由”的道理，所以极力鼓吹“三百年殖民地”处境的优越性。这是因为，作者和他崇拜的刘晓波都不懂得中国大陆现仍正陷于苏联殖民地的处境之中——而要想获得自由，必先获得独立！举个例子，美国独立可以争取法国支持，但绝不能抄袭法国制度，更不能为了对抗英国而自甘堕落，沦为亲法派甚至沦为法国殖民地。

【014、放纵权力不是人的自由】

《CEO的教训：管住下半身也要管住上半身》（2018年10月05日 转载秦朔朋友圈）报道：

今年是美国CEO的灾年。

2月，永利度假村CEO Steve Wynn被爆陷入性丑闻，董事会接受他的辞职。

6月，被名模Kate Upton指控性骚扰4个多月后，Guess集团联合创始人Paul Marciano辞去集团执行主席职务。经过董事会特别委员会以及独立法律顾问调查，并未能证实Paul Marciano存在性骚扰的事实，但其在与摄影师和模特的沟通中存在判断力不足的问题。公司表示，2月20日-6月11日被调查期间，Paul Marciano所有薪酬将被罚没。

6月，英特尔CEO莱恩·科再奇宣布辞职。这位在英特尔工作了30年的高管被发现他曾与一名英特尔员工交往，存在情人关系，这违反了英特尔的“禁止亲密接触政策”（non-fraternization policy）。

9月9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宣布，公司CEO莱斯利·蒙维斯将去职。他是因为《纽约客》杂志7月底发表的一篇有关6名女性揭露其性骚扰的报道而遭调查的。

上述所有公司对CEO的调查和处理过程，均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做了呈报。

但所有这些案例产生的影响，都没有最近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因为没管住嘴所惹的麻烦大。

马斯克推文事件来龙去脉

事情源自今年8月7日，马斯克突然在自己的推特上大嘴一喷，说自己正在考虑以420美元一股的价格私有化特斯拉，而且他还信心满满地表示，私有化的钱已经到位了。

马斯克发布这条推特的时候，正是当天美股刚开市不久。这条利好消息迅速引发投资人追投特斯拉股票，仅仅一个多小时，特斯拉股价就大涨7%。交易所甚至短暂暂停了特斯拉股票交易，但没有影响特斯拉当天股价持续大涨。但另一方面，就在这条看上去已经言之凿凿的推特发布的时候，马斯克在向特斯拉员工的内部信中却透露，私有化似乎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之所以不太成熟，是特斯拉私有化所需资金并没有确定。2017年1月，马斯克和一家主权财富基金首席代表见面，对方口头表达了对特斯拉进行大规模投资并在中东建立特斯拉生产设施的愿望。2018年7月31日，他和主权财富基金的3名成员在公司总部会谈，有人对私有化表达了兴趣，但双方并没有讨论私有化特斯拉的相关条款。

8月2日，马斯克向公司董事会成员及首席财务官和法律总顾问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题为《出价每股420美元私有化特斯拉》。8月3日，马斯克与特斯拉董事会通电话，说沙特基金有兴趣为私有化交易提供资金。然后就发生了8月7日的推文事件，这个举动没有咨询特斯拉的董事会、员工或外部顾问的意见。推文发出没多久，特斯拉投资者关系的负责人就问：“推文是否合法？”

下午3点16分，马斯克通过电子邮件向员工们发送了关于将特斯拉私有化的愿望，并将这封信发布在公司的网站上。晚上7点20，一位华尔街分析师询问特斯拉的投资者关系负责人，“担保资金”是否意味着有承诺函或口头协议形式的“公司要约”时，投资者关系部门回复：“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但我认为，鉴于我们全力以赴地公开了这项报价，这个报价就是坚定的。”

今年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确实建仓了20亿美元，购入特斯拉股票，占约5%的股权，但其随后表示，并未就特斯拉私有化与马斯克本人有过实质性的探讨。

8月25日，马斯克在特斯拉官网上发布公开信称，特斯拉将放弃私有化。

SEC紧追不舍，马斯克迅速和解

随着更多信息披露出来，马斯克的推文，一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二没有与任何潜在资金来源讨论过关键的交易条款，更不用说资金已经得到了保障。有小道消息称，马斯克这样做，只是为了讨新女友、说唱歌手Grimes的欢心，在抽了大麻后，拍脑门想了一个梗，于是发到推特上，想让同样也抽大麻的女友会心一笑而已。这种说法之所以流行，是马斯克推文上的出价是每股420美元，刚好国际大麻日是4月20日。而马斯克之所以认识这位女友，也是因为一个几乎没有人看懂的梗，走到了一起。但马斯克8月17日解释称，他发文前希望收购价是近期的交易价溢价20%，约为419美元，他四舍五入成了420美元，而不是因为自己抽大麻才选了这个价。

无论怎么解释，都已经晚了。9月27日美股收盘后公布的美国曼哈顿联邦法庭的诉讼文件显示，SEC以“涉嫌证券欺诈”正式起诉马斯克，诉讼中表示：“马斯克在活跃交易日的中间时段，用他的手机公开发表了虚假的误导性声明，称特斯拉将被私有化。在向他的2200多万推特粉丝和任何其他可以上网的人发布该消息之前，他没有与任何其他人讨论过其中的内容。他也没有通知纳斯达克，他打算按照纳斯达克规则的要求发布公开声明。马斯克的虚假和误导性陈述，给特斯拉的股价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并给投资者造成了伤害。”

一个也许只是想博美人一笑的推特，给马斯克带来了巨大的麻烦。SEC的上诉决定一出，特斯拉股票应声大跌。为了避免和SEC对簿公堂引发特斯拉股价继续下跌，傲娇的马斯克立刻“认怂”，以最快的时间与SEC达成和解，以极大诚意表示自己会改过自新，希望SEC能宽大处理。鉴于马斯克良好的认错态度，SEC也放他一马，但是马斯克必须做到以下两点：首先是辞去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并且三年内不能担任这个职位。第二是支付4000万美元的罚金。

这对马斯克而言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因为虽然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但是作为特斯拉的灵魂人物，他依然是公司的“一把手”，并不会被驱逐出去；第二，4000万美元，相当于2.8亿人民币的罚款，对于马斯克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真正受伤的是特斯拉公司和投资特斯拉的股民，相较于8月马斯克发推特私有化时候，特斯拉将近400美元的股价，如今已经跌到了260美元，公司市价跌去了数百亿美元。

按照分析师的观点，截至现在，特斯拉算是利空出尽，鉴于特斯拉强劲的技术实力和巨大的市场，特斯拉今天的股价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抄底时机。

重要的问题是教育CEO

无论是管不住上半身还是因为管不住下半身，美国CEO、特别是上市公司CEO的教训可谓沉痛。中国上市公司CEO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的不多，但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案件中，暴露出信息披露的问题也相当严重：

利用空壳公司以“名人效应＋高杠杆融资”进行收购，不及时披露重要进展信息；

有的大股东在控股权转让过程中隐瞒实情、控制节奏分阶段披露，不断“拉抽屉”；

有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控制信息披露节奏，一方面利用误导性陈述频繁发布公司转型、对外收购以及项目研发突破等利好消息影响投资者预期，另一方面推迟发布企业亏损或收购失败的利空消息。

凡此种种的信口雌黄，性质十分恶劣。

从今年以来美国CEO的多场教训，对于已经在美国上市、或者希望去美国上市的中国CEO们，可以从中汲取至少以下五个教训：

第一，美国资本市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之严格，超乎想象。能力杰出的马斯克，撞到了枪口上，不负责任地、草率地经由非官方渠道披露企业信息，而且还是虚假的、未经核实的信息，也会被立即处理。作为市场监管者，SEC不仅要维护市场的公开透明，对投资者的保护也是其重要工作。拿马斯克开刀，也是警告更多上市公司高管，要管理好自己的嘴，千万不能被抓到把柄。

第二，市场上除了SEC之外，还有很多专业的“监管者”，千万不要耍小聪明。美国有大量专盯资本市场的律师事务所，但凡CEO出了问题，就会向中小投资者征集集体诉讼。中国公司的公关部门遇到危机喜欢“先撇清再说”，殊不知如果事实是浊而不清，那“撇”的举动就可能被认为是欺诈。美国律所的律师们都身经百战，最希望抓的就是大公司的把柄，狠狠打一场官司，赚钱又出名。

第三、CEO要有强烈的自我管理意识，包括言论和行为，最低的底线是绝对不能触碰法律，这一点务必牢记。当然，如果能够做得更好，就要入乡随俗学习当地的习俗和文化，即便不触碰法律，触及了当地文化的一些禁区，后果也是很难受的。

第四，公司治理要从严要求。今天很多中国公司都会选择在美国上市，但是公司注册地却在公司治理要求比较宽松的地区，这样很容易放松警惕，习惯拿宽松地区的标准在严格的地区行事，这样自然会带来很多麻烦。

第五， 一旦犯错或者触碰法律，最坏的办法就是抵抗和欺瞒，因为跟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对抗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在SEC上诉之后，很快就“认怂投降”。因为他知道，如果跟SEC死磕到底，吃亏的只有自己，不仅股票大跌，甚至真的会被SEC驱逐出特斯拉公司，这才是真正的无可挽回。

总而言之，管好上半身和下半身，是当一个称职CEO的前提条件；而是否能让CEO自觉管理好自己，则是监管和法律是否到位的试金石。

这都给想要去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上市或许容易，但能否按照美国公司治理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公司，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谢选骏指出：“管住下半身也要管住上半身”的说法，极具误导。实际上，“CEO”不是人，而是职位，攫取了这个职位的人一般都不是“老好人”，而是权力的化身。这样的“人”是无法管好自己的——而一旦充分行使其“权利”，就变成为一种自我放纵的禽兽了。自我放纵了，就像魔鬼了，能不导致毁灭吗。放纵权力不是人的自由，而是一种丧失自由、服从规律的体现。

【015、工作不能给人以真的自由】

《我们为什么讨厌工作？》（ FT中文网 2017年2月5日）报道：

说现在的工作环境比50年前好多了，公司也变着法儿的让我们开心，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不喜欢工作？ 

最近，我一个朋友的老板对其所有下属发表了一番鼓舞士气的新年致辞。“你们每人都有权热爱本职工作，”他对部下们说。

我的朋友觉得这话很可怕，看上去有点被雷到了，我则指出这话既危险又不切实际。没谁“有权”热爱本职工作。不仅如此，大部分人都讨厌工作。

如果你在谷歌(Google)上输入“我的工作——”，谷歌就会联想出你要说的是：“巨无聊”或“让我想死”或“让我郁闷”。如果以“我的老板——”开头，谷歌则会奉上：“是懒货”，“一直虐我”或（我最喜欢这个）“神烦”。更惊人的是，如果你输入“我的工作很刺激”，谷歌就会猜你是不是打错了，还会提示你想说的是不是“不刺激”。

互联网惯于助长负面情绪。但职场中人的不满却真的存在并还在与日俱增。我们正处于伦敦大学学院(UCL)教授托马斯·卡莫洛-普雷姆兹克(Tomas Chamorro-Premuzic)所说的“厌恶工作的流行期”。多数调查显示，喜欢自己工作的员工不足三分之一，而且从长远看来情况还会更糟。在英国，有些迹象表明，人们远没有1960年代那会儿那么喜欢自己的工作了。

这就怪了。1960年代我还没踏进职场。可1980年代我已经工作了，而且我敢肯定现在的情况比那时要好。我是在“金融大爆炸”（Big Bang，即1986年伦敦金融城结构大改革）之前来伦敦金融城工作的，那会儿金融城里满是穿细条纹西装的上流男士，他们好多人都非常不开心。那时候工作是为了生计，所以如果没找到心仪的工作，你就得捱着。晋升更是百年一遇，就算碰上了也多半是因为终于轮到你了，再就是你跟谁打过高尔夫。被老板虐更是家常便饭，谁也没想过发牢骚。办公楼里阴森森的，又脏又难受。压根没有什么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而且你还很可能因为饱吸二手烟而得上肺癌。

如今，不仅办公环境明亮又美观，而且如果我们不喜欢甚至可以不去——在家办公也行。老板们已被告诫不要大喊大叫。还有健身房和免费水果可以享用。如果你是一名女性，境遇更是今非昔比。1960年代，你只能整理整理文档以及做做速记，然而现在（至少在理论上）你能够执掌大权。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这么郁闷？

最常见的理由是有一个差劲的领导。但这一点很让人费解，因为今天的领导们绝对没有半个世纪以前那么无能。

所有那些MBA学位、职业指导、辅导还有培训——50年前一个都见不着——不可能全都没用。

如今我们不满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跳槽。因为我们一言不合就能拍屁股走人，所以就不太可能在一个地方好好干。如果人人都频繁跳槽，那谁也没法得到安全感或是归属感。

然而最令我们不开心的是我们期望得太多。办公室工作也许改善了，但我们的期望值却早已远远超越了这些。更好的教育水平也无济于事。有大学学历的人比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更容易对工作产生不满。所以随着更多的人拥有学历，不满也日益增长。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的需求层次中，我们爬得越高，就越难以被取悦。

企业自身出于善意的举措令情况变得更糟。面对不满的员工，他们坚信快乐对我们至关重要。他们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他们正在改变世界。他们要求我们不仅要投入工作而且还得充满激情地投入。他们鼓励我们自愿努力工作——一切都是以意义的名义。

结果却并没有带来快乐。萨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这种事情如果是简单粗暴地做出来，员工会比以往更加不快和幻灭。

企业对快乐的热衷也是我们不开心的一部分原因。当周围的人都说自己充满热情或找到了生命意义，或者当领导们说你有权爱自己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只要你觉得有一点点厌烦或是跟领导有了点小摩擦后，你就会觉得工作让你想死，还有老板真是神烦。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做一行怨一行”，自古有之，且是人之常情！因为工作千篇一律且因不断重复而变得日益枯燥。这与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形成反差。工作既然如此让人失去了自由，即使它提供了面包米饭，依然变成了厌恶的对象。在我看来，只有给人提供了更大自由的工作，而不是消灭了人的自由的工作，才能逃避工作所带来的诅咒。所以，拿到稿酬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感到痛苦，只有不拿稿酬的写作，才会让我感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唯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才能给人以真自由。

【016、工作与自由】

《我们为什么讨厌工作？》说现在的工作环境比50年前好多了，公司也变着法儿的让我们开心，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不喜欢工作？ 

最近，我一个朋友的老板对其所有下属发表了一番鼓舞士气的新年致辞。“你们每人都有权热爱本职工作，”他对部下们说。

我的朋友觉得这话很可怕，看上去有点被雷到了，我则指出这话既危险又不切实际。没谁“有权”热爱本职工作。不仅如此，大部分人都讨厌工作。

如果你在谷歌(Google)上输入“我的工作——”，谷歌就会联想出你要说的是：“巨无聊”或“让我想死”或“让我郁闷”。如果以“我的老板——”开头，谷歌则会奉上：“是懒货”，“一直虐我”或（我最喜欢这个）“神烦”。更惊人的是，如果你输入“我的工作很刺激”，谷歌就会猜你是不是打错了，还会提示你想说的是不是“不刺激”。

互联网惯于助长负面情绪。但职场中人的不满却真的存在并还在与日俱增。我们正处于伦敦大学学院(UCL)教授托马斯·卡莫洛-普雷姆兹克(Tomas Chamorro-Premuzic)所说的“厌恶工作的流行期”。多数调查显示，喜欢自己工作的员工不足三分之一，而且从长远看来情况还会更糟。在英国，有些迹象表明，人们远没有1960年代那会儿那么喜欢自己的工作了。

这就怪了。1960年代我还没踏进职场。可1980年代我已经工作了，而且我敢肯定现在的情况比那时要好。我是在“金融大爆炸”（Big Bang，即1986年伦敦金融城结构大改革）之前来伦敦金融城工作的，那会儿金融城里满是穿细条纹西装的上流男士，他们好多人都非常不开心。那时候工作是为了生计，所以如果没找到心仪的工作，你就得捱着。晋升更是百年一遇，就算碰上了也多半是因为终于轮到你了，再就是你跟谁打过高尔夫。被老板虐更是家常便饭，谁也没想过发牢骚。办公楼里阴森森的，又脏又难受。压根没有什么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而且你还很可能因为饱吸二手烟而得上肺癌。

如今，不仅办公环境明亮又美观，而且如果我们不喜欢甚至可以不去——在家办公也行。老板们已被告诫不要大喊大叫。还有健身房和免费水果可以享用。如果你是一名女性，境遇更是今非昔比。1960年代，你只能整理整理文档以及做做速记，然而现在（至少在理论上）你能够执掌大权。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这么郁闷？

最常见的理由是有一个差劲的领导。但这一点很让人费解，因为今天的领导们绝对没有半个世纪以前那么无能。

所有那些MBA学位、职业指导、辅导还有培训——50年前一个都见不着——不可能全都没用。

如今我们不满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跳槽。因为我们一言不合就能拍屁股走人，所以就不太可能在一个地方好好干。如果人人都频繁跳槽，那谁也没法得到安全感或是归属感。

然而最令我们不开心的是我们期望得太多。办公室工作也许改善了，但我们的期望值却早已远远超越了这些。更好的教育水平也无济于事。有大学学历的人比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更容易对工作产生不满。所以随着更多的人拥有学历，不满也日益增长。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的需求层次中，我们爬得越高，就越难以被取悦。

企业自身出于善意的举措令情况变得更糟。面对不满的员工，他们坚信快乐对我们至关重要。他们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他们正在改变世界。他们要求我们不仅要投入工作而且还得充满激情地投入。他们鼓励我们自愿努力工作——一切都是以意义的名义。

结果却并没有带来快乐。萨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这种事情如果是简单粗暴地做出来，员工会比以往更加不快和幻灭。

企业对快乐的热衷也是我们不开心的一部分原因。当周围的人都说自己充满热情或找到了生命意义，或者当领导们说你有权爱自己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只要你觉得有一点点厌烦或是跟领导有了点小摩擦后，你就会觉得工作让你想死，还有老板真是神烦。

……

谢选骏指出：“做一行怨一行”，自古有之，且是人之常情。因为工作千篇一律且因不断重复而变得日益枯燥。这与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形成反差。工作既然如此让人失去了自由，即使它提供了面包米饭，依然变成了厌恶的对象。在我看来，只有给人提供了更大自由的工作，才能逃避工作所带来的诅咒。

【017、孤独感摧毁了自由社会】

网文《自由与孤独从来是不可分离的》（2017-9-23）这样写道：

题记：很多头条上的朋友问过关于孤独的问题。没有时间去一一回答这些问题。但希望下面的回答，能帮助你们。

自由与孤独——灵遁者

大自然是公平的，她塑造了多少种存在方式，就给予人类多少种存在方式。就像有的树生长在沙漠，有的树生长在水边，有的树生长在草原。

唯一不同的就是，人类有发达的感官。如此一个人就会觉得自己的空间太局限，自己太孤独，自己太寂寞。

孤独与自由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伴随着我们的一生。自由是一种无拘无束，畅快的感觉。显然人越多，就越需要规矩，就越需要法律，就越需要道德约束。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慢慢发展而来的。

你一个人，吃什么，做什么，无所谓，不用征求另一个人的意见。你征求的只是你自己的世界。可是自己与自己对话，需要一种勇气，那就是面对孤独。没有另一个世界的介入，你的时间会单一，会流逝很慢。

两个人，吃什么，做什么，都得商量。一家人就更是了。酸甜苦辣口味不同。做饭的女人会抱怨，一天就伺候你们这些爷，欠你们似的。一天就被束缚在灶台，她觉得不自由。

农村的大多数女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于是随着经济浪潮，都出去打工。开始是兴奋，是憧憬。可是慢慢发现，上班，公交，下班，吃饭，睡觉，再上班。生活是一条线，依然是一种束缚。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坐了一辈子牢的老布，出狱了。出狱后逛了逛，在旅馆自杀了。有了更大的自由，却觉得失去了价值。在狱中他能办好多事，别人称赞他。出去呢？一个人也不认识。 所以人与人的交往，是一种扩展，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可是当人与人的交往中，自身的价值不被认同，反而是排挤。那么我们就需要寻求自我认同的价值，这个时候，就会离开躯体。去享受一个人的世界。艺术家在这方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梵高，尼采，叔本华等人都是很好佐证。光棍科学家，历史上多不胜数。

同样是电影《荒野生存》中的主人公，脱离城市，摒弃财富，一个人来到荒野中生存。他得到了一个的人的天空和宁静。但孤独却还在。就像他中途有一次，又回到城市。可是遭遇不快，又毅然决然的回到了森林，最后死在了一个废弃的车上。

一个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很多都市人的向往。可是因为生计等其他原因，没有走开。

我写这个短文，不是来刺激大家去走，世界这么大，走走当然好。我曾经一个人旅行过，一次4天的杭州之旅，一次两天的秦岭之旅。当我回来的时候，别人问我：“你和谁一起去的？”我说：“一个人。”

他们说：“你真行。一个人不无聊吗？”我害怕解释，就说：“还好。”事实上出发时候，就是矛盾的。是一个人去，还是叫一个人去。甚至秦岭之旅，就是因为太荒寂，一个人又无法鼓起勇气踏入秦岭，就在周边转了转，回来了。

孤独与自由就是一对孪生兄弟，这样的开头就预示着我的结尾观点。他们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想逃避孤独，就去爱，就得去包容和接受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如果你想获得极大的自由，那么就做好孤独的准备。他们从来都是一对矛盾体。

可是有一种自由，叫让他人替你旅行；有一种爱，叫让他人替你去爱，有一种孤独，叫让他人去孤独。你永远可以在自己所在的位置，发现自由，发现爱。你需要的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一双会发现的眼睛。

有一辈子未出山的老人和一生在世界各地奔跑的人。谁过的幸福，谁拥有自由，谁不孤独。当他自己没有说出来时，你永远不知道。因为束缚你的可能是爱。当你放下爱的时候，你失去的和得到的，是难以权衡的回忆。

就像我看《变形记》中的一个家庭。孩子家庭不错，父亲爱旅游，经常旅游，多天不回。妻子哭诉：“孩子变成这样，这样任性，野蛮。你教育了吗？你一天就知道玩。”如果你是那个父亲，你会放弃旅游，来陪伴孩子成长吗？

我们应该像树那样追求自由，又不离不弃自己站立的土地，在有限的空间，向着阳光，使劲的长，这样的生活，自然，而不矛盾。就是很好的。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有一种普世价值或曰人类文明的发展定向。我反问他说——那么希腊罗马的自由社会怎会瓦解的呢？帝制怎么可能战胜共和的呢？统一帝国怎么可能取消地方自治的权利呢？他答不上来了。其实，是城邦的孤独摧毁了希腊的自由，是公民的孤独摧毁了罗马的自由。自由是一个需要自己负责的艰苦跋涉，因此必然有其限度。等到一个社会老迈了，就会失去自由，就像一个人老了，就走不动了。等到一种文明衰朽了，就会害怕孤独，就像一个人老了，就想有人陪在身边。是孤独带来了自由，也是孤独感摧毁了自由社会。等到西方文明疲惫了，普世价值也就终结了。

【018、郭文贵会自杀还是被自杀】

《郭文贵曝王岐山家人“疯狂空中乱做爱”》（2017-04-22 法广）说：郭文贵推特曝料指控，有图有真相在截屏图片上——

即使中共尽力阻止，但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仍继续在海外大爆国内高官丑闻。郭文贵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疑因中国官方干预压力而中途停播，郭文贵今天在推特发表推文，曝料指控中国反腐最高官员王岐山家人贪腐。郭文贵表示，他的曝料不会停，只是刚刚开始。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导，郭文贵今日在Twitter爆出"反贪首长"家人向波音订制私人飞机，甚至带一名叫"曾畅"的女模特儿在飞机上性爱荒淫情节。郭文贵指控说，私人飞机上的这种"模特首长级"性丑闻，每小时综合成本高达16万人民币，并斥这些钱是有人以贷款名义骗取老百姓的存款得来的。

郭文贵日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曾指使他调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家人，包括提出有关其外姪姚庆的私人飞机的编号和航班资料。 由于内容惊人，郭文贵还以"性命作押"，直指如自己不能拿出中纪委政法委骗偷、贪腐、杀人灭口、海外资产存款上万亿等证据，甘愿剖腹自尽。报导说，究竟他还有无其他内幕，相信就像他所说："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据郭文贵Twitter发帖内容，文贵爆料的真假任何人无权决定。郭文贵说，他也不需要陆康（慷）先生和贪官污吏们相信．只有爆料结束时．证据．和人民．有权威的司法机关有权决定。

郭文贵说："我要证明贪官污吏们偷走我们老百姓放在银行的血汗钱是怎么被偷走的．都放哪里了？反贪一号人物的家人如何将一个叫曾畅的女模特以特别加秘首长待遇带上几亿价值的私人飞机上疯狂空中乱做（造）爱的！大家别忘了．空中私人飞机上的这种模特首长级做（造）爱每小时综合成本约16万人民币．而这些钱是他们直接以贷款的名义骗取老百姓的保命存款钱干的！一个人就搞定了几千亿呀！所以我不在乎任何人信不信！这已经不是习主席．和任何一个领导人的事情了这是国 家的灾难事关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权．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所有的人不要在以自己道听途说的那点本事演说这事关国家安危．十几亿人民被几个政治流 氓．盗国者强姦欺骗的国家事件了！此事件与政治．政斗无关不要用自己无知自私的那点胸怀点评这些事了！你们很快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个事件100个习主席也不敢以个人私心角度去处理．那将不会是十九大是否成功的问题根本就不会再有任何什么大．会议了！大家不要急．总要让文贵将料爆完吧！你们有的是时间去演评呢！"

郭文贵还说："所有今天在北京执行盗国者对付我的人都将会是人民的敌人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事实会超出所有人的想像包括习主席．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郭文贵担保说: "我在此负责任的向世界宣布．文贵拿不出中纪委政法委．骗偷．贪腐．杀人灭口海外资产存款上万亿的事实证据．我郭文贵将在世人面前剖愎（腹）自尽！请大家监督我的诺言的实施！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郭文贵指控说:"这位反贪首长的家人玩模特的数量方式和全人类的空中唯一的波音787z他私人定制几十亿元的飞机上在全球干的事情超出了全人类的人们想像．这已经不是秘 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及有关人员都掌握．文贵不是007．也不是警察．更不是法官．我不能什么都可以做的到．但我是个聪明人．勇敢的人．有责任感的人！也请大家不要再花时间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文贵从掌握这些资料之日起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如果不将事实公佈与（于）众．我将无法面对我自己的家人员工．同胞．和这个国家！"

郭文贵还说: "宁可轰轰烈烈的死，文贵也不愿坏着良心的苛且的生！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

谢选骏指出：从上面这些文字不会使用标点符号来看，确实不像专业人士的伪造。下面一个问题：郭文贵同志会像日本人那样自杀？还是像中国人那样被自杀？或是像共产党人王立军那样“被自愿走出美国领事馆”？

【019、国会陷落是国会的自杀、暴君的胜利】

《现场：骚乱过后的华盛顿 表面平静之下的瞬息万变》（BBC 2021年1月8日）报道：

抗议者挥舞着美国国旗闯进了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建筑！

国会骚乱次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看似回归了平静？

市中心街头比平常显得萧条，行人寥寥。在靠近白宫与国会的街区，每个街角都有多辆警车戒备。我在白宫往国会的宾夕法尼亚州大道上，偶遇了几名特朗普的支持者。“昨天有两百万人在这里支持特朗普，你还跟我说拜登胜出了大选，这怎么可能呢？”一名男性特朗普支持者情绪激动地喊道。同行的一名女士义愤填膺地应答：“是他们（国会警察）让那些人（闯入国会的特朗普支持者）进去的！”

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国会骚乱的阴谋论，其中包括暴徒是由极左翼组织Antifa（“反法西斯行动”）的成员假扮的，但指称已被证伪。

BBC的调查发现，多个闯入国会的特朗普支持者是保守主义的网红，以及阴谋论派别“匿名者Q”（QAnon）和右翼组织“骄傲男孩”的成员。

特朗普支持者在7日并没有大型集会，他们当中一些人按原计划离开了华盛顿。记者了解到，多家有大量特朗普支持者入住的市区酒店，无论是高档五星级酒店，还是廉价小旅馆，在当天上午都处理了大量退房申请。

但也许多人选择继续留守，有的拖家带口推着婴儿车在市区四处游览，有的人则在特朗普国际酒店对面的人行道上搭起帐篷，还不忘在帐篷外贴上特朗普竞选的标语。市中心一家还开门营业的平价酒吧生意兴隆，成群的特朗普支持者在此大啖汉堡与热狗。时不时有贴满特朗普竞选标语的卡车与改装巴士在街头疾驰而过。

在华盛顿街头，不难辨认谁是从外地前来特朗普的支持者、谁是本地市民。尽管一些美国人仍抗拒戴口罩防疫，华盛顿居民在公共场合的口罩佩戴率一直高居美国各地榜首，而从外地赶来声援特朗普的示威者，则大多不戴口罩。

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在国会骚乱次日决定重返现场，但他们在国会大厦附近就被拦了下来。国会周边围起了约两米高的栅栏，只有持特定证件的国会工作人员与记者能够入内。

他们转而在外围三五成群地聚集聊天，或是举起手机拍摄、直播。一名约30岁的男士在围栏前驻足良久，远观国会大厦象牙色的穹顶。“我从加州圣地亚哥来参加游行，”他微笑着对我说，今天重返国会只想“消化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他婉拒了我的采访请求。

同样来自圣地亚哥的美国退役军人巴比特（Ashli Babbitt）再也没有机会重返国会了。35岁的她是骚乱中四名死者之一。国会前有人为她建起一个临时纪念点，摆上了鲜花与蜡烛，地上的几张卡片写道：“如果今天我们让他们作弊，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明天继续舞弊呢？”

总统特朗普在大选以来持续指称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他自称以极大优势胜出了选举，但连任胜利被“窃取”。这些指称并没有实质证据，但却被他的支持者奉为真理。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PBS与Marist去年12月共同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信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美国人超过六成。但在共和党人之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拜登胜选，巴比特与其他冲击国会大厦的特朗普支持者显然并不在内。

在她失去生命前几个小时，巴比特曾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所向披靡，”她写道，“他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试着阻止我们，但风暴已经到来，会在不到24小时之内横扫华盛顿。”她的社交媒体上有大量与“匿名者Q”有关的信息。这名曾经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服役的退伍老兵，最终命丧在了警察的枪口之下。

国会骚乱中至少有4人死亡、逾50人被捕。除巴比特外，另外三人死于“紧急医疗状况”，具体死因和身份并未公布。

骚乱期间，特朗普呼吁支持者“回家”，却没有谴责暴力，也未承认败选。特朗普的社交媒体随即被禁言，直到骚乱逾24小时后，他才公开批评骚乱，并承诺平稳移交权力。

这24小时内，华盛顿街头表面平静，内里瞬息万变。国会议员在7日凌晨重启唱票，正式确认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政府内阁出现辞职潮，包括交通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等内阁要员纷纷离任，与特朗普割席。候任总统拜登再次公开发言，要求特朗普对此次暴力冲击国会事件负责。

此前甚少得到关注的美国宪法25条修正案一夜间成为舆论焦点。民主党国会领袖声言要用弹劾或援引第25条的方式，早日将特朗普赶下台。

21岁的大学生迪伦（Dylan）在骚乱次日来到国会大厦前，盘腿席地而坐，为四名死者默哀。“坦白说，我视他们为本土恐怖分子，但我依然为他们的逝去感到悲痛。”迪伦是民主党支持者，但在国会陷入混乱的当日，他身在群情沸腾的示威人群之中观察。 “我希望以后可以告诉我的孩子，国会骚乱那天我目睹了什么。”

迪伦在示威人群中看见了带有纳粹标志的旗帜。“我是犹太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看见纳粹旗帜飘扬，”他当下没有觉得个人安全受威胁，但深感震撼。他一直留在国会外围，后来才在社交媒体上看见国会大厦内的一片狼藉。

骚乱期间，人群持续拍打国会议事大厅大门，持枪警察在门内严阵以待。议员办公区走廊上文件散落一地，白色雕像摆设上沾上了血迹。议员与助理在办公室就地避难，用家具挡门，防止暴徒闯入。有的特朗普支持者搬走了国会的演讲台，朝着摄影记者的镜头咧着嘴笑。

人群闯进了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毁坏了她的名牌，朝她的电脑屏幕拍照并上传到社交媒体上。60岁、来自阿肯色州的巴内特（Richard Barnett）一屁股坐在佩洛西的座位上，把脚放在办公桌上，给议长留了个言：“我们不会退缩的！”他还带走了一个佩洛西办公室的信封，但坚称自己没偷东西——他自称留下了一个25美分硬币。

冲入国会的特朗普支持者中，至少一人是会讲中文的华人“川粉”。“我们已经占领了国会，但是没有看到国会参议员、众议员”，这名特朗普华人支持者在社交媒体视频中展示着示威者在国会内走动的画面，随即高喊，“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Great people （伟大的人民）！”

当日，警笛声与直升机轰鸣声响彻天际，华盛顿在晚上6时进入宵禁。宵禁前一个小时，记者目睹一名约50岁的女性特朗普支持者站在市区一家廉价旅馆前抽烟，她疲倦的神色里带着几分恍惚。“我不敢相信我们冲进了国会大厦。我之前祈祷我们会进去的，但我不能相信我们真的做到了，”她对旁边披着特朗普2020大选竞选旗帜的同伴喃喃地说。

不仅是参与“拯救美国”游行的特朗普支持者，全美乃至全世界目睹国会骚乱画面的人们都觉得难以置信。“一些事情永远地改变了。”在骚乱次日重回国会的迪伦再也不相信分裂的国家可以和解。他认为，拜登上台后，应联合一部分共和党人，在政治上边缘化支持“特朗普主义”的势力。两周后，拜登将在遭遇暴力冲击的国会大厦前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美国不仅面临总统权力移交的动荡，还深陷新冠疫情的泥沼当中，当日因染疫在美国去世的人数首次突破4000人。迪伦心中问题仍没有答案：“疫情期间，每一天都像是珍珠港袭击。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该如何继续往前走？”

谢选骏指出：国会陷落是暴君的胜利——是一年之前众议院弹劾川普总统违法犯罪但却遭到参议院否决失败的逻辑结论。在这种意义上，国会陷落也是美国国会的自杀行为！

《白宫最后时光，特朗普被顾问描述为"在黑暗中"的总统》（ZAKER 2021-01-08）报道：

（他）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谴责暴力之前，特朗普度过愈发孤立且愤怒的一天，《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7日以此为题的文章称，特朗普仍然对副总统彭斯没有试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胜选而感到愤怒。此外，在国会暴力事件发生后，多名政府官员请辞。有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现在的核心圈子是有史以来最小的。

当地时间7日晚，特朗普在推特账号恢复后首次发推，内容为一段视频演说。特朗普在视频中说，新政府将从1月20日就职。我现在的重点是确保权力平稳、有序和无缝的过渡。这一刻需要治愈与和解。此外，对于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特朗普在视频中予以谴责。那些实施暴力和破坏行为的人，你们不代表我们的国家。而对于那些违反法律的人，你们将付出代价。他在视频中说。报道称，（在发出谴责暴力的声音前），特朗普在白宫待了一天，但无法使用社交媒体账号，因为他的账号被暂时冻结。顾问们说，特朗普越来越愤怒和孤立。

当地时间7日早些时候，白宫新闻秘书麦克纳尼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中，谴责发生在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报道称，特朗普的助手们透露，他的核心圈内人士，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斯、女儿伊万卡等在内的人，建议特朗普发表另一份声明，告诉他美国人需要直接听到总统的消息。助手们建议特朗普，重要的是劝阻支持者不要以他的名义参与暴力骚乱，特别是在就职日临近之际。

此外，特朗普的顾问透露，他仍然对副总统彭斯充满愤怒，因为认为后者拒绝试图阻止拜登胜选获得国会认证，是对他的背叛。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很愤怒，我不想做你的朋友，特朗普告诉彭斯，我想要你做副总统。报道表示，特朗普对彭斯的攻击令他的许多助手感到不安，而彭斯是他最忠实的盟友之一。

而当地时间7日，几名白宫官员避开了椭圆形办公室，希望避开被顾问描述为在黑暗中的总统。顾问们说，特朗普似乎更沉迷于他选举失败，而不是对出现骚乱事件的悔恨。这就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在你眼前自毁，但你什么也做不了，另一位最近与总统交谈的顾问这样说道。

与此同时，报道提到，美国国会暴乱事件后的24小时内，特朗普身边队伍的人员已经减少了。当地时间7日，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辞职，成为国会暴乱事件后首位辞职的内阁成员。此后，美国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埃利诺尔麦康斯·卡兹也于当日递交辞呈。此外，当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有四名高级顾问辞职。

一名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表示，总统（现在）的核心圈子是有史以来最小的。就连特朗普的一些最坚定的捍卫者也与他保持了距离。别把我算在内。够了。6日晚，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参议院这样说道。

报道还与过往情况相比较，称在过去的危机时刻，特朗普经常花几个小时打电话给几十个朋友和顾问，听取他们的意见。然而助手们说，这回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特朗普最亲密的几位顾问公开谴责了他对骚乱的反应。他还回绝了包括前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在内的顾问电话。克里斯蒂曾表示，他6日花了25分钟试图联系总统，敦促他呼吁停止暴力。不过白宫拒绝就此置评。特朗普的顾问表示，他们认为他最近的行为越来越具有自我破坏性。一位顾问将特朗普的行为描述为越来越反复无常和不可预测。

最可怕的黑暗，是人们在黑暗中对光明的冷漠和淡忘。

xms369 发表评论于 2021-01-09 10:26:30

暴徒们当然不代表美国，他们只代表川普。只有川和川粉在故意撕裂美国，通过竞选总统破坏美国稳定成熟的机制。FBI,CIA再不肃清这些人，绳之以法，那美国真是到了危亡的时候了。

truth_hurts 发表评论于 2021-01-09 07:33:09

树倒猴狲散，现在辞职只是一个姿态，把自己与川普开割开，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保证交接顺利才是最重要的，留下来继续工作的人员们才难得。

明天某人过生日 发表评论于 2021-01-09 06:40:39

5岁小朋友返老还童回到2岁半。这些翻墙来的贱五毛太监还蛮同情老川的。

老品闲K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9:37:44

绝对挺可怜，破皮袄碰死忽悠他反中国，现在落井下石，都是小人。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1-01-09 00:51:12梅妃这两天突然改主意，不准备离婚了！她已经看到川粉进攻国会之前，现场动员会有：川普本人，一万卡，Junior及女友。这帮人因煽动罪入狱后，她只要搞定艾瑞克，整个川普集团就全是她的！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1-01-09 03:22:32

现在不要谈什么trump，谈谈共和党怎么办吧。共和党说得好听点儿，君子。不好听，真是一帮窝囊废。

thumpup 发表评论于 2021-01-09 01:41:16

美国左派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崇尚大政府、轻视个人自由和权利，中共在后面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师出同门，现在又有共同利益，那就是全球主义、大重构。保守派的“保守”是“保护和守卫传统价值”的意思，今天的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传统价值（例如相信神、注重传统伦理道德）与共产邪灵（无神论、违背传统伦理道德）之间的对决，是一场正邪大战！所以，但最后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中共以为通过策划和深度参与美国的大举舞弊和与民主党、华盛顿沼泽、华尔街大佬、跨国公司、大科技公司控制的左媒以及左派媒体勾结，一起搞掉特朗普，就江山永固了，但，人算不如天算，最后失败的一定是中共，而且就在眼前！因为，这是一场正邪对决，正义一定战胜邪恶，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1-01-09 00:08:40

他终于看到什么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了。

石秀林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22:47:22

川普现在已经变成了美国及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公敌。现在全世界已经有2大共同敌人：川普+ covid-19。

追求永生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22:16:17

关键一项漏掉，他防疫不利，把全美国人们得罪了，否则，其它各项继续，只把防疫搞好，他还是能连任。败选以后的所有倒行逆施只是败人品，大选的时候还没有显露，显然不能逆推对大选形成影响。现在如果重来，选情对川普来说已经全然变色，让他没有一丝可能当选。美国人民是明智的，没有人有责任对一个已经不正常的政客愚忠。

worley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8:36:36

因为川普得罪人实在太多了：川普打击药价，把大药厂全得罪了，大药厂都是巨款支持拜登。川普废除强制国民购买高价医疗保险，把保险公司全得罪了，保险公司都是巨款支持拜登。川普发起贸易战，把华尔街全部得罪了！川普制裁华为等和限制技术出口，把硅谷大佬得罪了（想要出口零件软件技术给华为）。川普修墙，把难民律师们全得罪了。川普抨击媒体丧失中立客观立场，沦为政党喉舌，把主流媒体全得罪了。

dream_pillow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22:00:55

民主党的智囊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川普现象了。选民对民主党的理念讨厌到了什么程度才会不顾一切地把票投给一个无厘头老疯子？

天山峪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21:51:00

川普独自走向白宫顶层平台的边缘，脚步越来越慢，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天空中好似拜登的声音说道：川普总统，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走吧，一直向前走，别往两边看……

路边的蒲公英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21:43:13

才看个视频，也不是我找的，是油管随机推荐的，洛杉矶市区，流浪者的帐篷群，无论往东南西北看，一眼望不到边，惨不忍睹。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21:31:46

现在留在他身边的人，只剩下美国的几个最终守护者：一旦他把手伸向核按钮，他们就变脸，拨刀，砍手。

StevenLax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21:28:22

天佑美国人民！把这个厚颜无耻，自私自利的赖皮人渣清除出白宫！少了流氓的美利坚合众国必定更加伟大！富强！

土木匠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21:28:00

川普下，worley上，肯定一呼百应，至少城里有几个支持他的蠢货。

phantomoftheopera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21:16:12

在美国，即使是国家总统也会受各种约束。不像在中国，习近平主席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没的比。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9:36:22

川疯子这次是真疯了，黄川粉跟着也疯了，都啥时候了还舔川腚吃屎，还想咸鱼翻身。

phobos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9:36:00

吊死叛国贼！

kittyl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9:31:24

疯了。精神病院的強制禁闭才是他的马上出路。不用这招以后难逃下大牢。

京工人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9:31:08

川总是在下一盘大棋。1/20后，如果有任何法律指控，川总可以当即要求精神病鉴定，并且肯定检测呈阳性，从而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川总因此可以回家吃吃火锅打打太极拳，悠哉悠哉过养老日子。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9:25:07

能上不能下，人生也悲剧。

waterlake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9:10:58

精神已经不正常了，处在崩溃的边缘。完全没有理由让他继续待在白宫了。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9:09:36

刚愎自用，优柔寡断，有心无胆，坐失良机。可怜可恨之人。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9:06:20

他优柔寡断，咎由自取。

ButterflyGarden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8:56:15

感觉他需要心理医生

何西2017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8:56:00

老年忧郁症。

firstly1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8:48:32

川普已经不正常了，这时罢免他是对美国和美国人负责。

urgentcare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8:48:00

川普的伎俩以前用过。指使律师给妓女支付封口费。一点都不留马脚。结果查来查去只能把律师定罪。川普又解脱。con artist.

urgentcare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8:46:00

桑德斯参加游行的时候从来都是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

urgentcare 发表评论于 2021-01-08 18:45:00

川普其实自己也没胆子。把别人忽悠去闯国会。自己躲起来看看直播。他要真敢和示威者手把手冲过去把国会认证结果推翻，也算有勇气有担当。当然那就坐实了treason.

谢选骏指出：国会陷落是暴君的胜利——因为川普不是一个合格的“帝国创造者”，而是一个私欲膨胀毫无节制的歹徒！说川普是暴君还算是抬举了他，他其实只是一个游离在暴君和暴民之间的街头混混。如果国会不能完成对于这个街头混混的弹劾，那么美国国会就将蒙受永久的耻辱，不仅失去了法律权威，而且树立了犯罪恶例。

【020、国家利益是个人自由的敌人】

《方方日记：肺炎疫情下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BBC 2020年4月16日）报道：

伴随武汉解封，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正在告一段落，人们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但一本关于关于中国疫情的书籍却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武汉作家方方在疫情期间一直以日记形式记录她的见闻与感想。这些文章在疫情期间成为许多中国人了解“封城”时期武汉的窗口，引起公众的同情与反思，在网上收到大量关注与分享。

在全球各国都面临这场空前公共卫生危机的当下，这些文字也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兴趣。美国与德国两家知名出版社分别在上周公布，他们计划出版方方所写的《武汉日记》，预计在今年夏天发售。

然而在中国，这给方方带来了空前的攻击与批评。一些人以“爱国”为理由，指责她违背国家利益，破坏中国形象。支持方方的人认为，作家表达与出版的自由不应该被绑架，这些日记带来的社会价值需要被看到。经过三个月“万众一心”的抗疫，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同时被煽动，监督与反思的声音在后疫情时期的中国发声变得更加艰难。伴随中国确诊数字下降，其他国家疫情不断加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又一次高涨。

过去几个月时间里，方方日记多次因为勇于发声而被外界关注。作为湖北省前作家协会主席，今年65岁的方方（本名汪芳）在日记中用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随想串联起武汉疫情形势的变化。她在李文亮去世后写道，“整个中国的人都在为他而哭”，也曾在疫情严重期间点出，“据说很多人此事才幡然醒悟：知道天天空喊厉害了我的国没有意义；知道天天光是政治学习讲空话而不会做具体做事的干部没半点用……尽管我们有过2003年，但是很快它被忘记；现在又追加一个2020年，我们还会忘吗？”

在疫情严重时期，尽管她的社交媒体公号遭到封杀，但这些文章还是被其他平台广泛转发。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还曾在2月的报道中评价称，她的日记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叙事、真切的情感、敢言直言的风格感染着每一位读者”。“方方实时记录了这场全球卫生危机的开端，展示了在应对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时多个国家是如何重复相似模式与错误的，”《武汉日记》的美国出版方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集团在介绍这本书时写道。“《武汉日记》是一个对我们时代的卓越记录，也是对一个威权国家紧闭生活的独特观察，”哈珀柯林斯网站上这样称。

“家丑外扬”？——而在中国网络上，许多人对这些评价不以为然。一些人认为，将这些日记出版为外文是在“抹黑”中国，“给反华势力递刀”。中国媒体评论人陈季冰本人并没有表示对方方日记内容的支持。他观察到，批评方方的人中，许多人抱着“家丑不外扬”的心态，甚至以前可能支持过方方，但因为日记在国外出版才成为她的反对者。“他们大概认为，批评中国可以，但得是我们自己来批评，外人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他对BBC中文解释道。

过去三个月来，在中国人艰难应对肺炎疫情的同时，面对病毒中国锁起了国门，爱国甚至民族主义情绪在门后高涨，中国人的自卫心理也在加强。在针对《武汉日记》的巨大反对声浪中，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评论得到近20万人点赞。他在个人微博上表示，在美国“猛烈攻击”中国抗疫的时候，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使得性质变得不一样了。“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他写道。

胡锡进的想法得到了武汉居民戴伟的认同。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项目主管的他认为，方方写的日记起初“是件好事”，可以提醒政府和民众做该做的事情，但“后面政府已经做的很好了，她还是只写不好的，还在现在被世界舆论可以利用的时候助攻”。戴伟担心，这样会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损害。“政权得不到世界的认可，国家也不会得到相应的尊重，”他向BBC中文表示。作为疫情最先爆发的中心，武汉人经历了长达近三个月的封城生活。 

“如果只剩赞扬声音”——在受到大量的恶意甚至人身攻击后，方方坚持为自己辩护。她在接受中国一家自媒体访问时称，她写日记以来已经经历过不少攻击，而这一波“是有人绑架国家利益”对她进行要挟。她认为，有些人故意曲解了她的日记内容，误导大众。“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她表示，自己的日记绝非一些人“曲意解读的所谓中国负面的事，卖惨的事”。“我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我的书只会给国家以帮助。”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方方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方方所做的是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表示，方方日记和日记引发的舆情对之后中国的一些决策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武汉人民应当感谢她，全国人民也应当感谢她。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她让我们惭愧，并在惭愧中自新，”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场争吵牵涉的并非只有方方一人。陈季冰表示，批评方方的人认为自己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这是一个“巨大错误”，但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个长期缺陷。“这种动辄挥舞‘国家’、‘民族’大棒打压不同声音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反应出我们社会长期以来缺失一个开放包容的公共话语平台，让不同声音能够理性、自由、平等地交流和讨论，”他说。“一个好人是不会被七嘴八舌地‘说’坏的，一个好的社会也是；相反，不允许七嘴八舌，只准一个声音'说'，肯定会让一个人和一个社会变坏。”

身处风波之中的方方表示，她的日记更多的是个体命运的同情、熟人朋友去世的悲伤与追责的决心，但持续受到的网络攻击已让她再无精力去追责。“从这点上说，他们赢了，”她在微博上称。“如果连方方日记都容纳不下，那就只剩一种赞扬的声音，迟早有一天，你赞扬的不给力也会成为一种罪状，”在微博上，一位网友这样评论道。

谢选骏指出：这个方方，退休以前是共产党的作协主席，专门负责打击个人自由；退休以后才有机会成为个人自由的捍卫者——由此可见，同样一个人，可以是国家利益的走狗，也可以是个人自由的飞鹰。因为人有原罪，他们的行为都是根据自己的处境设计出来的。国家利益既是个人自由的敌人，一个人就可以因为他与国家的关系，而分别成为走狗与飞鹰了。即使例如中共禽兽太祖毛泽东，也曾是个人自由的飞鹰，但最终沦为国家利益的走狗。而这个方方则是相反，先是国家利益的走狗，现为个人自由的飞鹰了。这就是所谓的“角色转换”、“面具人生”。

【021、华人对于自由的双重理解】

《从“左派”阮铭到“叛徒”阮铭》（鲁西南农村研究 2016-11-19）报道：

我入学清华时，阮铭任校团委书记。与他偶有接触，给我的印象是，白净面皮，文质彬彬得有些孱弱。阮铭出身燕京大学，在干部队伍几乎清一色“土生土长”的清华园来说，阮铭显得颇特殊；或许是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曾领导过燕京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或许是受到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的青睐所致。

阮铭的引我注目是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

那年五月的一天，几张大字报在学生食堂的墙壁上跃然出现，标题是《说不完的故事》，与不久前上映的苏联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名称相近，内容亦讲述爱情；最为轰动的是，故事的男女主角竟是团委书记阮铭和我临近班级的某女生（时任该班级党支部书记），文字中穿插了二人的打情骂俏，颇为生动。为此，清华园里“罢免阮铭”的呼声甚嚣尘上；为此，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党委组织部长周维垣特意陪同阮铭到该女生所在班级作检查；或许也为此，大字报三名主笔被划右派，其中两人为极右派，被遣送建筑工地劳动。

在那场运动中，阮铭在“自由论坛”上的“舌战群儒”，也令人记忆犹新。“自由论坛”是设在明斋（学生宿舍）门廊处的群众集会，师生均可在这里畅所欲言。阮铭这位风云人物（或曰“众矢之的”）的登台，其情该是多么激昂！而阮铭竟是不卑不亢，对群众的质询有问有答；该认错的认错，比如自己的不拘小节；该解释的解释，比如学生辅导员的特权；该承担的承担，比如团委工作的不足；该否定的否定，比如“肃反运动”的黑名单……一场辩论下来，竟有人当场示好，声称撤销罢免阮铭的要求。此情汇报到彭真处，阮铭被誉为坚定的左派。阮铭确也没有辜负市委书记的美誉，随后尊奉“引蛇出洞”的指示，要当时的学生会主席谭某两度请钱伟长（著名科学家时任清华副校长）登坛“放毒”。钱伟长这面清华右派的旗帜（时任党委书记蒋南翔语）之被砍倒，亦当有阮铭的一份功劳。——“左派阮铭”铭记我心！

“反右”以后不久，阮铭却离开了清华园，调往北京日报，随后在中宣部工作。这期间与阮铭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前见过一面，其身边的夫人并非昔日那位党支部书记，其衣着神态有几分落拓。后来再未见过他，但对其仕途时有所闻：中宣传部、中央党校……在我冷眼旁观步入壮年的“左派阮铭”将会如何腾达时，竟听说他出走美国，变节了！后来的传闻更具爆炸性：阮铭被陈水扁聘请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从“左派阮铭”到“国策顾问”，跨距实在太大了。匪夷所思、莫名其妙、不可捉摸、幸灾乐祸……如此这般的情绪，就是这些年来，每逢谈及或忆及阮铭时我的内心的感觉，直到近日读过《寻找自由》——阮铭回忆录——才明了这种跨距的内中究竟。

阮铭出身革命军人（父亲系毕业保定军校曾任孙中山总统府侍卫官）之家，接受的是带有浓郁教会色彩的西方教育（嬷嬷主事的小学、马相伯的震旦大学附中和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身处战乱频仍黑暗浓重的社会环境。可以想象：胸怀军人激情，向往自由平等的青年阮铭必会抵抗社会的黑暗与虚无，诚然，这种抵抗如鲁迅所说，是“绝望的抗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希望刚刚展现，12月1日即在昆明发生了西南联大四名师生喋血的“一二一惨案”。当局虽将凶手处决并免去云南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但其敌视与扼杀自由并未改弦更张。——蒋介石1945 年12 月7 日日记写道：“应作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之一切准备。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

正是青年学生的热血促使血热的青年阮铭踏进共产党的行列，那年阮铭还不满15岁。当时，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六个大字：自由、平等、民主；正如当时热血青年们耳熟能详的那首歌所唱：“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放出万丈光芒。”——这首产生于晋察冀边区的歌曾激励了多少青年义无反顾地投入反抗国民党的热潮啊！

然而，阮铭所向往的自由，是源于“天赋人权”的泛人类自由，与基于“阶级斗争”的阶级（内的）自由、党派（内的）自由，本是南辕北辙的；只不过在某个历史时期，它们会有某种契合，从而成为同路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阮铭d投身“革命”了，他自以为寻找到志同道合的自由追寻者。

另则，追求自由的人的性格特质，往往是率性；在日常生活中乃至在政治事务中我行我素，少有忌惮：身为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阮铭当众与女支书“打情骂俏”。即便是那场让阮铭跻身“坚定左派”的自由论坛之辩，彰显的亦非凛然大气横眉立目的左派特质。——阮铭泰然面对，因为他没有将群众视为对立面；阮铭坦然认错，因为他觉得放下身段并不跌份；阮铭豁然解释，因为他认为群众是知理明义之人而非一群心怀叵测之徒。因此，尽管坛下的群众听来看来，阮铭仍多有狡辩之辞，但清华园里那场“罢免阮铭”从而危及领导的风波终于被阮铭平息了。——写道这里，我突发异想：如果当年的左派都如阮铭，那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或许不至于发生？！

不过，阮铭的左派气焰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他包庇团委干部，不许批判；他认为钱伟长只不过“爱玩政治”、“爱出风头”；尤其是对蒋南翔执意打倒的袁永熙（原校党委书记时任党委常委）、郭道晖（时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怀同情之心，批判会上犹如“徐庶进曹营”般。反右派运动后，阮铭终被调出清华园。 ——就内里看，阮铭根本就不是左派的坯子。

阮铭到中宣部任职后率性不改：他公开执著地追求第一代女知青徐某某；他参加北大“四清”工作时，对彭真的某些做法想不通，越级写信给毛主席而被送回中宣部等候处理；他甚而一度相信“文革”是一场“民主运动”而身陷其中。中国“改革开放”后，阮铭进入中央党校，为胡耀邦所器重，但并未更改其追求自由的内涵和行事率性的作风，结局可想而知了……

阮铭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追求自由的毁灭”：少年时，在蒋介石法西斯奴役制度下，他追求过自由；青年时，在共产主义理想鼓舞下，他追求过自由；壮年时，在文革凤凰涅盘后重生的振奋中，他追求过自由……然而，在所有这些追求中，阮铭都没有得到他自幼融化于血液中的那种泛人类自由。或许，这种自由本不存在，或许这种自由不服中国水土，或许……

阮铭的悲剧是注定的了！

其实，阮铭并不孤独。许多与他同龄（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人，也经历过与他相似的“追求自由的毁灭”，而他们人生的惨淡远甚于“左派阮铭”！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言，可以说是“华人对于自由的一重理解”——那就是自我中心的个人自由。

《阮铭何许人也？》（2013-08-09 杂谈）报道：

阮铭——何许人也？当代年轻人，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是，此人虽然够不上大有成就的“名人”，却也称得上是腾挪多变的“能人” 。

有一位网友爆料说：80年代末，原文化部长王蒙在他的自传《大块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一个人，一个带有满身鬼气的“能人”，就是曾经宣布王蒙为“右派分子”的阮铭。王蒙说：“是阮铭。看来他正受欣赏与重用。阮铭秀美挺拔，长脸黑眸，傲慢自负，目光阴鸷，带着一股冷气。”王蒙用极简的笔触提及阮铭的两件旧事：其一“‘文革’初期，他以《鲁迅文集》的某个注释有问题为由，发难攻击周扬。”另一件事：“阮铭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期间，在尚未定论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 而另一个在“反右”时受到阮铭打击的人写道：“在57年整风运动中，清华大学很多共青团员给当时清华团委书记阮铭贴大字报，提了很多意见，并认为：阮铭的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作为大学团委书记很不称职，提出罢免他。得到相当多的共青团员的支持。”

这些叙述，勾起了我对“阮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957年春天，根据中央部署，要求大家“大鸣大放”，帮党“整风”。怕群众有顾虑，清华大学校领导，要求党员带头“鸣放”，给有问题的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强调能否这样做，是对党员“党性”的考验。当时，我在团委担任秘书，兼任学生会“社团”——“清华文学社”负责人，对阮铭是比较熟悉的。整风开始后，我从身边熟悉的同志中找材料，围绕团委书记阮铭和我同班同学党支部书记潘某某之间谈恋爱中的一些不正之风，以两个班同学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真巧学校放映过苏联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印象颇深，我就顺手借用它作为大字报的“标题”。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他们两人谈恋爱时搞“特殊化”。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春天，全校发生“流感”大流行，班上一大部分同学病倒，全校停课一周，得病的学生都要到“室内体育馆”实施“隔离”。此时，唯独团委书记阮铭利用职权，不让他发烧的恋人（学生）——潘某某进体育馆“隔离”，却到“党委组织部长”家里去休息、治病，还可以吃组织部长家里的好药——我们认为这是“特殊化”，应该改正。

其实，这算什么大事呢？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张普普通通的“大字报”，却会毁了我的前半生！

大字报贴出后，立即有人质问我们“大字报”的内容是否符合事实？要求公开确认。

此时，我已感到压力。无可奈何之下，除了写大字报解释外，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召开了请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后任“广电部部长”）、校党委组织部长周维垣、当事人阮铭、党支部书记潘某某等人参加的“事实核对会”。会上，阮铭等两人作了“很诚恳的检讨”，说自己“党性”不够强，以为患“流感”不“隔离”是小事，个人找地方休息，不祘什么过错，现在看来，脱离群众，对党造成不良影响，很痛心……他们两人都承认“大字报”写的内容属实，表示衷心接受批评，坚决改正。艾知生副书记当场肯定我们大家的行动是积极的，有利于帮党整风。他要求阮铭等人，今后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处处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要给党和团抹黑，做一个大家都放心的合格的团委书记……

会后，我们根据此次会议情况，又写了一篇“大字报”报道“对证会”的实况。没有料到，清华园内，立即掀起了一 场“要求罢免团委书记——阮铭”的高潮，大字报贴遍全校园，成了“清华园”当时最热门的新闻之一。

但我至今也不明白，是因为阮铭积怨过深，不得人心呢，还是别有原因？为什么些许小事，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

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由于没有确凿的“反党”证据，我竟平平安安地度过了。

但是，到了1957年后期处理“右派”时，按照学生中“右派”要以10%比例界定，我们两个班60个学生，该划6个“右派”，我和现任团支部书记邬某某，是策划这份曾经轰动全校“大字报”的两个主要负责人，自是在劫难逃！

我的“罪行”有几条：反党不是抽象的，丑化团委书记——阮铭，就是反党；召开“事实对证会”，是变相斗争党的领导干部——阮铭；我在主持学生会“清华文学社”的“自由论坛”上，让手下的“文艺通讯员”所谓极右分子蔡某发表有关诗人流沙河《草木篇》不是“大毒草”的“反动”观点；我的父亲因为冤案经不住考验，投昆明湖自尽，我曾偷偷掉过眼泪，属丧失立场，有杀父之仇——于是，一番批判，一番斗争，不容分说，即被定为“极右分子”，保留学籍，发配到施工工地“劳动察看”，以观后效……从此，我便陷入了万劫难复的深渊——在建筑工人们的监督下艰苦劳动，干过灰土工、瓦工、电焊工等等；在“大跃进”中，参与过“清河制呢厂”“北京汽车厂”“北京重型机床厂”“华北金属结构厂”“北京面粉厂”“北京灯泡厂”等工程的施工建设，送别了刚过21岁后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我在受难者中是幸运儿——“劳动察看”回校后，又干过工程设计、实验教学、校办水泥厂建厂劳动、农业队长等，直到三年“暂时困难”开始后，工程建设项目陆续下马，学校内的临时工、复员军人纷纷回乡，校办工厂停建，才得以继续“插班”上学，直至毕业，整整耽误了三年半！“三中全会”后，我获平反昭雪，推翻一切不实之词，终于获得新生，开始了新的征程……

这就是阮铭给我留下的巨大创伤和苦涩的记忆！

“反右斗争”以后，阮铭青云直上，节节高升。和阮铭谈恋爱的——我的同班同学潘某某，不久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毕业后担任过“全国学联副主席”，和当时的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同志共过事，也曾红极一时……记得我的问题“平反”后，同班同学聚会时，潘某某曾哽咽着拍着我的肩膀说：“真对不起，我害了你20年……”言语恳切，颇使人感动。但她40来岁时，竟得了不治之症，早早去世了，再也没有和她交谈的机会。由于阮铭薄情寡义，后来，他们两人的恋情竟然毫无结果，也分道扬镳了。

据有关资料介绍： 1958年至1961年之间，阮铭离开清华后，调任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调至中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工作。在陆定一时期担任过《宣教动态》的编辑；陶铸时期担任过调查研究室主任。他还担任过中央宣传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文革中一度统管赫赫有名的“中宣部”，大权在握，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由于阮铭在“文革”初期，响应“全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号召，大搞打、砸、抢，犯了错误，从1967年起，他被遣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农场”接受监督劳改，并受到军事管制小组的隔离审查，一直到1973年因胃出血到北京治病为止。

但到1977年，善于腾挪躲闪的阮铭，凭着一身“本事”，又奇迹般地爬起身来，去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王震同志撤销为止。这是阮铭再次辉煌的日子。

这一时期的阮铭，曾以“改革理论家”的面目出现，参与起草了不少“文献”……

但是，恶人难逃厄运。1983年，不知为什么，他又受到开除党籍处分；1988年，原形毕露的阮铭，出国不归，彻底投靠台湾的间谍组织，成了当时台湾情报部门的主要干将。

1997年后，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2002年，他取得“中华民国”的所谓“国籍”，并加入了“民进党”。此后，由于他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获得陈水扁的赏识，2004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了激进的“台独”分子。（最近，据说他已转到美国定居。）

阮铭今年82岁了。他先后以“革命左派”、“改革先驱”、“民主斗士”、“台独分子”等多种面目出现。在分别加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期间，他都有过“杰出”的表演。

有的网友说：阮铭是一个混迹红尘江湖中的政治掮客。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秦暮楚，善于迎送、拍马，构陷整人，被人们称为“戏路广、角色多”的“政坛演员”。他一路走来，“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是个地地道道的时代“变色龙”！

市面上有阐述《黑厚学》的书籍，是教人怎样做一个“心黑脸厚”的“两面人”；古代有一本《反经》，也讲过此“道”。应该说，阮铭也是一个称得上精通此道的“能人”吧？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岁月的激流中，阮铭终于露出原形，成了寄居海岛的‘断肠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一切都过去了！阮铭是何许人，应该如何“定论”，历史总会有个公正的评价 。

但愿他在风烛残年中，能为祖国统一做些好事，也不枉自己曾经是个“能人”！

如果阮铭有机会看到我的这篇《博文》，不知他作何感想？

一个人即使再聪明，如果不懂得历史的大趋势，不懂得生你、养你、教育你的这块土地，不懂得“天时”，照样会碰得头破血流！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言，可以说是“华人对于自由的另重理解”——那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上述两端，可以说是“华人对于自由的双重理解”。华人对于自由的双重理解虽然南腔北调，但在我看来，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混”字当头，毫无荣誉感之可言。由于除了“生活”“工作”以外没有其他意义，华人的世界只能不堪一击了。

【022、加州大火是自由派造的孽】

《强风助长加州58个县有43个县野火蔓延 被迫大面积停电》（2019年10月30日 综合新闻）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史上罕见的野火失控，全州58个县中有43个县野火蔓延，迫使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由于担心强风会加重灾难，有关官员关闭了电力输送，全加州居民都在努力应对火势。

这几个星期加州面临危险的干旱，加州北部和南部的成千上万名居民由于火灾撤离了家园。风速最高可达每小时90英里的所谓的“强风问题”导致电力公司采取预防措施，关闭了将近100万居民的电力系统。接下来还要应对浓烟问题。

南加州盖蒂大火(The Getty Fire)27日开始在405号高速公路旁燃烧，大火截断了405号公路南向车道，这是通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交通要道。随后火势迅速扩大到南边与西边社区，火场超过600英亩，迫使约1万栋建筑中的民众紧急撤离，其中包括前州长、好莱坞影星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球星詹姆斯(LeBron James)。

同时，在北加州酒乡纳帕（Napa）和索诺玛县(Sonoma County)燃起的野火也在继续扩大，已摧毁96栋建筑，包括至少40栋民宅，更威胁8万栋建筑。

目前南北加州的火势仍然不受控制，尚未传出有人死亡的消息，但有一名消防员在苏诺玛县受重伤。

由于去年的野火被认为是电线被风吹断引起，太平洋瓦电力公司(Pacific Gas & Electric)上周末对北加州约220万居民中断供电，当地预计将出现另一波强风，接下来数日还可能会实施更大面积断电。南加州的爱迪生电力公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CO）也实行了大面积断电。

位于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受火势影响而停课，圣玛丽山大学从邻近火场的校区撤离450名学生。北加州索诺玛县也有40所学校停课，伯克利加大也因为断电而停课。

加州的58个县中，目前43个县都在大火燃烧范围内，加州州长纽森（Gavin Newsom）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滚滚白烟一片焦黄！太空拍摄：野火正撕裂加州》（综合新闻 2019-10-29）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数十万居民们度过了一个令人焦虑的周末，当科学家们追踪山火穿越旧金山湾北部的索诺玛县的路径，以免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时，高空中也有几只“天眼”正在密切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滚滚白烟一片焦黄！太空拍摄的卫星图像：金卡德野火正在撕裂加州——北加州的金卡德野火已经蔓延到如此之大，以至于一颗卫星能够从35800公里外的太空中拍摄到流动的烟羽。来自WorldView-3卫星的图像从太空中捕捉到了火焰。图片突出显示了盖斯维尔和卡西诺河附近几个葡萄园被烧毁的植被

滚滚白烟一片焦黄！太空拍摄的卫星图像：金卡德野火正在撕裂加州——为了更好地观察金卡德野火，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整理了GOES-17卫星每隔5分钟拍摄的图像，并将它们剪辑合成为了一个短片。NOAA的大气科学家和卫星专家丹·林赛表示，经过制作的动画相当引人注目。

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方法，让地球上的人们从太空中看到野火的样子，它让我们对烟雾的空间范围有一个很好的概念。上周五，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区由于严重烟雾发布了一份空气质量报告，预计烟雾将持续到本周一。强风和阵风的巨大力量，助推了火势的可怕蔓延，并且可以注意到连拍摄的摄像头都在抖动，拍摄地点位于圣赫勒拿山。

金卡德大火于10月23日开始燃烧。10月24日，美国宇航局的泰拉卫星利用泰拉卫星上的MODIS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拍摄了卫星照片。火灾发生在风景优美的北加州葡萄酒之乡，目前已迫使2000多人撤离。

来自WorldView-3卫星的另一张图像显示了金卡德野火在靠近盖瑟维尔时燃烧的西部边缘，它使用短波红外传感器显示了大火在城镇附近燃烧的位置。图片突出显示了盖斯维尔和卡西诺河附近几个葡萄园被烧毁的植被。

大火的东部边缘正在燃烧到人口稀少的山区，图中可以看到几个活跃的火点。该地区的低湿度和风造成了火势的快速蔓延，在短短几小时内就烧毁了约4000公顷土地。据报道，部分阵风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110公里以上。

爆发的原因仍在调查中，自上周以来，该州至少遭受了九场野火的困扰，最近的大火于周日在盖蒂中心附近爆发。周日全州58个县中，43个县处于高度火灾危险的红色标记警告之下。

2019年加州的森林野火总数超过了5800场，已经吞噬了超过65,000公顷的土地，造成3人死亡。虽然野火是加州生态系统的自然组成部分，但现在的火灾季节每年都开始得更早，结束得更晚。

气候变化被认为是这一趋势的关键驱动因素。春季和夏季气温升高，积雪减少，早春融雪，造成更长的干旱季节，增加了植被的水分压力，使森林更容易受到严重野火的影响。

尽管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气候变化给地球和生命带来的恶果，还是有一些家伙否认气候变化，甚至倒行逆施，推翻之前做出的承诺。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带给他们惩罚，终有一天地球人类会彻底觉醒，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迫在眉睫。

谢选骏指出：加利福尼亚热情奔放，加州也是高度南美化的地方，言论没有底线，行为没有底裤……但是，人欲过剩是会引起天火的，加州大火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说，加州大火就是自由派造的孽。他们无限制引进西班牙语的后果，当然是会引进南美化的一切东西了。

【023、老人自杀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后胜利】

《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2015年11月10日 中国青年报）报道：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

研究了6年农村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文中林木文等自杀老人为化名）

谢选骏指出：老人自杀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后胜利。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实际上，这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杀杀杀’！”凡是不愿杀人的，而自己又来不及被杀的，最后就得自杀。毛泽东思想的最后胜利，就是所有人的灭亡。

【024、蚂蚁集团名归实至、自我预言】

《四大监管机构公告约谈 立案调查垄断 马云再中箭》（VOA 2020-12-24）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周四(12月24日)发布公告称，其与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大监管机构“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

中国整改科技巨头再出重手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同一日公告，已“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对此，蚂蚁透过微信公众号回应：已收到约谈通知，“将认真学习和严格遵从监管部门的要求，不折不扣地做好相关工作的落实。”而阿里巴巴也回应表示：“将积极配合监管机构的调查。”

不过，两大利空消息一出，阿里系股价应声下跌。其中，母公司阿里巴巴周四在港股早盘以重挫8%作收，创五个月来新低，而同在港股挂牌的阿里健康收盘也重挫近11%，这是港股在圣诞假期收市前的最后交易时段。

自从11月初，蚂蚁集团号称史上募资金额最高、近350亿美元的上市案被临时叫停后，中国对平台经济的整改一波接着一波，其中无不剑指阿里巴巴集团的旗下事业。而创办人马云一再中箭，其事业版图之前景也因此蒙上极大阴影。

安抚当局 马云曾奉上蚂蚁持股

对此，部分观察人士分析，对照《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马云早在11月2日的监管会议中就主动提出，愿意将蚂蚁集团之部分持股奉献给中央政府的传闻来看，未来蚂蚁恐难逃被中国共产党收编的命运。

他们说，中国这一系列紧掐互联网民企的整改，虽有整顿市场乱象的用意，但也恐让国企后续得以趁机取得包括蚂蚁等科技巨头的股权，遂行中共所谓的“国进民退”政策或是“红色资本主义”。而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内部的维稳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

香港智易东方证卷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蔺常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华尔街日报》的内幕报道属实，这代表马云认知到自己10月底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的一席话已经得罪当局，必须有所弥补。

马云当时重批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并言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也没有系统性风险”。他还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过时的“老人俱乐部”所制定风险标准。

蔺常念说：“马云也知道，他讲话讲得太大了，他已经得罪共产党的人，他想安抚共产党嘛！这个没有办法啦！中国的制度就是天大、地大，没有共产党大嘛！”

不过，以结果论，马云此番服软的话并未成功挽救蚂蚁集团的上市案。而《华尔街日报》也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政府没有打算接受马云的提议。

蚂蚁面临收归国有的命运？

然而，以中国政府一波波的严管措施，以及对蚂蚁和阿里巴巴最新的升级审查来看，蔺常念研判，未来蚂蚁部分“收归国有”的可能性很高。

而“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Fraser Howie)也认为，政治嗅觉敏锐的马云愿意拱手释出蚂蚁的经营权，再次凸显出中国一党独大的极权本质。

霍伊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眼中，党才是核心，才是最重要的一切，就这么简单。所以，民营企业即使为私人所拥有，最终还是受国家和共产党管控。如果中共想要接管、也决定接管，企业就会被接管。民营企业家是没有能力抵抗的，尤其无法(像美国一样)可以透过独立的法院系统来反击(政府)，只可能透过党内派系或其政治盟友的私下角力，来达成协议。”

不过，霍伊说，中共不会像黑手党一样，明目张胆强夺民间财产。他研判，中国政府可能透过股权结构来强化对蚂蚁的控制，例如，透过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蚂蚁注入资金，或者收购蚂蚁发行的新股、甚至买入现有股东的持股，一方面解决蚂蚁因法规所面临的资本缺口问题，一方面取得蚂蚁的持股和董事会席次，进一步主导蚂蚁的实质经营。他说：“这就是我们这些年写到的‘红色资本主义’和‘私有化的中国’。中国透过董事会持股的法律结构等方式来国有化民企，并利用此一结构来控制民企。”

有“金融国资委”之称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是中国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中国所有国企商业银行的股东，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对这些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霍伊表示，只要国家入股，蚂蚁未来就可能成为如其他国企商银一样的金融公用事业，价格僵化、也恐不具竞争力。他认为，中国叫停蚂蚁上市案与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的狂妄发言关联不大。但如马云之精明的经营者和经手上市案的投资银行竟未察觉到中国监管环境之变化，实让他大感意外。

中共加速“国进民退”

在中共加速“国进民退”步伐的前提下，蔺常念也对马云之事业版图的前景持悲观看法。他说，一旦国企入股这些互联网民企，未来一切就会以党的利益为圭臬，中国科技股的创新精神和投资价值将不再，因为他说，“国企一来就会(把蚂蚁)搞得一塌糊涂啰”！

受限于新的监管措施，蔺常念说，蚂蚁未来不仅无法再仲介贷款、赚取５%左右的佣金，其放贷的杠杆率也可能由现行的20倍大幅下降到只有5倍。因此，未来即使蚂蚁还有机会再上市，其原本约3,100亿美元的总市值也可能被腰斩到只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水位。

长期关注中国局势的霍伊也同意，监管收紧后，蚂蚁未来再上市后的总市值可能大幅降低到只有1,000亿美元的水准，因此，他说，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监管单位早在11月初要叫停蚂蚁上市案的原因之一，因为监管单位很清楚，如果允许蚂蚁如期火热上市，随后推出的监管措施可能就会让蚂蚁的市值大幅腰斩，将严重冲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和央行即将立法施行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未来个人网贷不能超过30万人民币(4.6万美元)，或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企业法人或组织的贷款也不能超过100万人民币。

而经营网贷公司的一次性实缴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亿元，若跨省经营，则最低资本额将提高至人民币50亿元。另外，在单笔联合贷款中，办法也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这都显示，未来网络小贷的额度、出资额和杠杆率都将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

包括霍伊和蔺常念在内的许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整顿平台经济这些年来因竞争所衍生的乱象有其必要性，只是他们担忧，政府的监管力度过强，可能扼杀了此一行业的创新和未来的成长力道。

平台经济整改发威

中国政府对平台经济的整改本周起尤其频频发威，且看到明显的效应。

市场监管总局周二晚(12月22日)对社区团购平台祭出“九个不得”之禁令，其中第一条规定：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另外，除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也严禁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

禁令一出，包括美团和拼多多等多个社区团购平台都迅速做出反应，紧急整改，虽然少数商品据报载仍一度有低价倾销之嫌。

而蚂蚁用户近期也传出多人遭降低消费额度至3,000元人民币以下。经蚂蚁周三(12月23日)证实：其旗下的网贷平台花呗“正在调整部分年轻用户的消费额度，以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

分析人士表示，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市场稳定的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

创新未来中心(Center for Innovating the Future)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Abishur Prakash)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共之所以叫停蚂蚁上市案、甚至近期升级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其最主要的考量并非内部因素，而是外部地缘政治因素。他说：“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找到机会可以强化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管控。中国正在以整改为胁迫，来取得对民营科技巨头的控制。这最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因为中国需要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来作为其(未来)外交政策的工具。”

普拉卡什分析，欧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加强监管，大多因为科技公司近年大幅成长，规模越来越惊人，且伴随着跃升的技术水准也让科技公司得以扮演社会各阶层“守门人(gatekeeper)”的角色，甚至主宰个人的生活选择，因此，逼使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维持市场秩序，也避免这些公司“大到不能管”。但他说，中国的算计显然不同。他解释，中国政府对境内科技公司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在其管控下，不管是透过直接注资、还是公共政策在辅导其发展，并加以监管。

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

在此前提下，为什么中国突然要紧缩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呢？普拉卡什说，催化剂其实来自蚂蚁火红的上市案，但中国不是因为怕蚂蚁上市后大到无法管，而是看到蚂蚁等中国科技公司雄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普拉卡什说，中国透过整改将手伸进大型科技公司，目的是为了遂行其日后之地缘政治版图的向外扩张。他举例，阿里巴巴今年1月向马来西亚出口了一项人工智能服务“马来西亚城市大脑(Malaysia city brain)”，利用云端计算能力，可以解决城市交通的拥挤问题，也可进一步蜕变为智慧城市。他说，中国的盘算是，如果能进一步掌控这些大型民营科技公司，政府就可以将类似阿里巴巴城市大脑之类的出口服务或商品作为其向外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操作手法犹如美国的干净网络行动(Clean Network Initiative)，他说，这将是一种新型的外交宣言(foreign policy manifesto)，中国若能有效控制这些科技公司，就能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将这些公司的商品、服务和生态圈之建立引导到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方向或区域发展，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此外，普拉卡什所属的创新未来中心也预测，2021年全球科技圈将面临十大地缘政治的风险(geopolitics of tech risks)，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利用与科技公司的冲突来遂行其地缘政治目的将是明年的风险之一。

其他九大风险还包括：一、科技战(tech wars)，主要来自美中在半导体晶片上的争战。二、5G联盟(5G Coalition)，亦即，针对5G技术，除了部分国家开始围堵中国外，其他各国亦可以被迫开始在美中等主要大国间选边站。此外，三、在中国开始自行发展区块链服务网络(blockchain service network)后，同样也面临的来自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排挤，此一发展趋势也可能导致各国未来必须选边站，而形成的另一种断层(blocked world)等之科技风险。

谢选骏指出：海外人士谴责“土共”清算报复蚂蚁集团，是共产党复辟倒退的明显例证；但是其实，蚂蚁集团本身就是土共党员马云等人的产品——蚂蚁集团它被当作蚂蚁一样踩死，真是“名归实至”、自我预言也。何谓自我预言？别人是实至而后名归，先有实际的然后才有名声；蚂蚁集团则是名归而后实至，先有了蚂蚁的名字然后才被踩死。既然是蚂蚁，还想独立吗。

【025、毛泽东批判宋江投降其实是自我批评】

《宋江死后 武松淡淡的说了六个字》（2018-11-28 搜狐）报道：

在《水浒传》中，让人印象深刻片段之一便是武松打虎了。武松，身高八尺，长的相貌堂堂，还有一身的好功夫，要不是因为后来失手打死一个人，怕吃官司躲进了柴进的家中，后又遇到宋江，或许梁山好汉中不会出现武松这个人。

武松在上梁山之后，一直称宋江为哥哥，刚开始对宋江也是充满的崇拜之情，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宋江在酒桌上竟说出了想招安的想法，武松当时就拍桌子反对了：“今日也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说完武松便气汹汹的出去了。鲁智深和李逵也都来起哄，宋江不敢拿武松和鲁智深怎么样，便把李逵狠狠的训斥了一顿。兄弟们的反对也并没有改变他们被招安的命运。

招安之后，梁山的兄弟们和宋江一起成为了朝廷铲除异己的工具，尤其是在征讨方腊的过程中，虽然经过残忍的战争后，宋江胜利了，但是这胜利的路上也铺满了梁山好汉的尸体。武松也在此次战役中痛失一臂。之后的武松算是彻底想明白了，他不想在继续追随宋江，于是选择了出家。

就在武松离开宋江不久，便得到了宋江被赐毒酒的消息，这时的武松已经看淡了人世间的一切，他没有大的悲痛，只是淡淡的说了句“一切都结束了”。这六个字对于梁山曾经的每一个兄弟都是扎心的痛。当时满怀激情的上梁山，谁也没想到到了最后，因为宋江一人，他们死的死，走的走，各奔天涯，从此，再无梁山。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批判宋江投降”其实是自我批评——因为毛泽东像宋江投降朝廷一样投降了美国，拿原则做了交易，把自己的内外政策都改变了，变成了他一直咒骂的“苏修”还要“修”的“毛修”，后来的华国锋、邓小平正是沿着毛修的路线继续前进，深化改革、全面开放，把共产党中国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奇葩。

《毛泽东的〈水浒〉情结》（2015年05月06日  虞云国）报道：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对经典小说《水浒传》颇有与旧版电视剧不同的解读，从而印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似乎还可以翻用那句话：“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如毛泽东，在其前期与晚年，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就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一、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读《水浒》，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眈读《水浒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李锐认为，《水浒传》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9页)。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4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輯67页)”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陈晋《毛泽东之魂》147页)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页)。他还对薄一波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

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宋朝就举了宋江与方腊。若以规模论，方腊与宋初的王小波李顺以及稍后的钟相杨么，史学界称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宋江还不足以充当代表。他之所以举宋江，恐怕还是受《水浒传》渲染有关，但宋江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也由钦定而无非议。

1944年，毛泽东看完新编平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浒英雄逼上梁山相号召，鼓动全国民众推翻旧秩序。潜台词也不言而喻，圣地延安就是梁山，而他统帅的正是“众虎同心归水泊”的伟业。

新政权建立后，在外交場合，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111页)类似“逼上梁山”的话头，他对其他外宾也一再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225页)

总之，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路线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水浒传》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例如，他就毫不掩饰地承认：

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快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 (陈晋《毛泽东之魂》373页)

有西方研究者从《水浒传》对毛泽东的这些影响，推论他领导的革命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否如此，暂不深论。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将《水浒传》作为可资参考的革命教科书，宋江也其心目中是“统帅得很好”的革命领袖，则毫无疑义。

二、

1949年以后，在新政权建设中，毛泽东一如既往，从《水浒传》中借鉴思想、方法、知识与灵感，娴熟运用到政治工作、经济领域与文化战线的方方面面，其例甚多，不必赘举。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尽管已升格为大国领袖，但国家实力仍处于弱势地位，远不能与美苏鼎足而三，他又把“逼上梁山”论推广到国际关系中。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毛泽东交往录》422页)

而在国际共运领域，毛泽东向苏共领导权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他以《水浒》作譬道：“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108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吴冷西《十年冷战》737页)

是否可以说，无论在国内斗争中，还是国际角逐中，当自知处于弱势时，《水浒传》对毛泽东说来，就是革命的教科书，他在其中读出的，都是梁山好汉的造反形象，宋江也是一百零八将的正面领袖。

三、

1965年，就在中苏论战方酣之际，毛泽东与各大区第一书记有段谈话：“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132)其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毛泽东这里所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边赫鲁晓夫”的问题。这次谈话，尽管还袭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读取径，却可视为毛泽东对《水浒传》总体解读开始转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诠释《水浒传》的后期思路渐次成型。1973年岁末，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已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162页)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中指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57页)

芦荻先是强调，毛泽东这些评论“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没有别的意思”(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专访《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后又指出，毛泽东关注的是“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壁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读讲诗文的芦荻》，载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不论怎么说，在毛泽东的解读里，《水浒传》已从革命的教科书变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也由农民革命的领袖打成了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

当天，姚文元闻风而动，在起草的《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中称：“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这对“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毛泽东批示“同意”，表明正是他决策从“思想路线教育”高度，发动全民评《水浒》运动的。

当年9月，在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含沙射影指向周恩来与邓小平。文革结束后，有人根据毛在邓汇报时说江青“放屁！文不对题”，把评《水浒》运动说成是受“四人帮”的利用。对照在姚文元报告上的明确批示，毛泽东不满江青的只是“文不对题”地帮倒忙，因为“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751页)，而决不是否认评《水浒》运动是他的战略部署。

四、

就小说而言，毛泽东的评《水浒》运动，其锋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盖，这属于组织路线层面；二是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招安投降，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

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读《水浒》，目光如炬，心细如发。未经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确有两个主题，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题，二是后半部的招安主题，而架空晁盖正是两大主题暗转的关键性伏线。马幼垣有一本《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其中《架空晁盖》篇认为，这条伏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

《水浒传》确有蛛丝马迹的细节反映了宋江上山后，与晁盖在领导权上的矛盾与争夺。及至曾头市误中毒箭，晁盖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出临终遗言：“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水浒论衡》评曰：“晁盖一声保重，然后指明继任人的先决条件，等于委宋江以选人的监察任务，也就是说这把首席交椅与他无关了。晁盖已在弥留之际，哪容宋江、吴用等跟他辩，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许的继任立案程序。晁盖此举，全不以公为念，如果不是志在宋江，还会有什么别的意图可言。”

在“架空晁盖”论上，马幼垣说毛泽东“本末倒置”，理由是晁盖死后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说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当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来就谈不上屏与不屏。” 这是过于拘泥小说的逻辑而未能参透毛泽东的心结，在“理解的同情”上未达一间。

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心心念念关注的就是自己身后的盖棺论定，他与升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有一次谈话：

“人生其实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他回顾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创立新政权，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到弥留之际，后者在其心目中份量越吃重，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他的“盖棺论定”。他说：

这事(指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1781－1782页)

结合这段话，就能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盖”上大做文章，有两层考虑。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他最担忧的就是“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结局。在他看来，晁盖即便归了神位，也应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这才是毛泽东“架空晁盖”论的内心纠结。

马幼垣认为，以小说研究的文本阐释而沦，“架空晁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水浒》的本质和探索它的演变原委。但若政治挂帅，另怀目标，这种讨论很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把晁盖、宋江说成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如同他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样，用意是将晁宋斗争对应儒法斗争。

然而，正如李锐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了。”(《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21页)其结果只能像马幼垣所说：“古典小说如此卷入后世政治漩涡，古今中外大概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胡适《红楼梦》事件差可比拟。”但这次“态度更狂妄，政治目标更明显，更不试图利用学术讨论的幌子去作起码的掩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

五、

实际上，鲁迅对《水浒传》的解读，也不是一维单向的。他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诠释，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而他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这部名著的解读，则散见于杂文中。即就后一层面言，鲁迅既有关于《水浒》“不反对天子”、“终于是奴才”的批判(也就是评《水浒》运动中最受毛泽东青睐的那段话)，也有关于中国还盛行“水浒气”的反思(时下颇有文章批评《水浒传》宣扬滥杀无辜、劫富自享、女人祸水等错误倾向，正是这种释读的延伸)，更有“《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的赞许(《鲁迅全集》第7卷202页)。

毛泽东自许“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71页)，他在号召“《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时，就进而指出：“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地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在鼓吹《水浒传》的革命精神上，毛鲁两人无疑是同调。当然，持此说者还大有人在，连言情小说家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水浒人物论赞》)所以，我们不必因毛泽东发起评《水浒》运动，而抹杀其关于《水浒》论述中那些合理性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因而不妨重温金圣叹提笔评《水浒传》时的那段话：“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蓋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毛泽东所告诫的“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与金圣叹“乱自上作”与“乱自下生”的论断，也堪称是隔代知音，对任何时代的中央政府都不失为一种发聋振愦的提醒与警示！

《突然发动“评〈水浒〉”》（2012年03月27日人民网-文史频道）报道：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那是1975年5月26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荻。笔者在1990年6月与芦荻作了长谈。据她说，她本名芦素琴，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荻。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1975年8月14日凌晨二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据芦荻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才谈起《水浒》的：“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毛泽东为了答复芦荻的问题，才谈起了自己对《水浒》的见解。

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荻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8月14日，姚文元见到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姚文元 1975年8月14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其实，就算评《水浒》吧，毛泽东那些随口而说的意见，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过去评这评那，也曾评过《水浒》。姚文元对《水浒》的评论，跟父亲姚蓬子大同小异，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见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 （注：《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1961年第11期《上海文学》。）“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 （注：《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舆论总管”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牍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红旗》杂志1975年第九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8月31日予以转载。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荻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高潮”，究竟干什么呢？事情就像十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毛泽东阻止了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毛泽东怎么会知道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呢？

吴冷西曾回忆了内中曲折的一幕：“1975年9月，华国锋在昔阳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同志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谁知江青却赶到会议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宣扬《水浒传》中‘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邓小平同志。正在会议上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江青的论调后，十分气愤，立即将她的言论写成材料交给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手中。“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希望与我个别商量。我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态非常严重。“于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我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乔木要我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我们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绕开唐（闻生）王（海容）两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同志想办法。我同意了这一方案。“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主席的重要政治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便又联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讲话材料。他读过后，气愤地说：‘江青的讲话是在放屁！讲话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毛主席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嚣张的气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评《水浒传》’达到打击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穆青等同志反映的情况，使我们的党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 （注：余熙：《吴冷西新近首次披露穆青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始末》，1996年11月21日《文化报》。）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记透露了他的心声。1976年1月2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2月1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切齿之声可闻：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在2月16日，姚文元则写下了这样的日记：“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谢选骏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会像马克思那样吃软饭，他们的“经济工作”除了像波尔布特那样杀光群众或邓小平那样放纵黄赌毒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了。至于说到毛泽东是晁盖，显然张冠李戴了，因为毛泽东没有被架空，他统帅中共党政军，一齐投向了美国，美国就是晚年毛泽东的皇帝。毛泽东声称他反抗了一生，其实他是投降了一生——早年投降国民党，中年投降斯大林，晚年投降美国——毛泽东他不是一个霸王龙，而是一条变色龙。毛泽东批判宋江投降其实是自我批评——他的下场比宋江好不了多少。

【026、没有思想自由能有技术创新吗】

《硅谷精英大规模回流中国 预示新时代》（2016-11-15 人民日报海外版 ）报道：

杭州梦想小镇互联网村，成为很多“回流”精英的创业热土。海归博士研发的柔性传感透明键盘。

今年11月11日，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支付宝大楼彻夜灯火通明，大屏幕上滚动的数字不断引起人群惊叹。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电商购物狂欢节，在每一个时间段都刷新了之前由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仅在天猫，这一天的销售数字就飙升到了1207亿元。而支付宝每秒支付峰值则达到了惊人的12万笔——这同样是一个世界纪录。

在二十多年高速发展之后，中国互联网已经迎来全面开花的阶段，多项指标、多家公司走在世界前列。与此相吻合的是，在硅谷精英中占比很大的华人，开始出现大规模回流现象。中国这个发展快速而潜力巨大的市场，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子归来。

过去许多年来，每一波海外归国潮，都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这一波硅谷精英“回流”现象，同样代表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来自世界顶尖企业的人才——总体来说，这些从硅谷归国的人才大都是精英。在总部位于杭州的蚂蚁金服内部，有一个海归员工群，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人进来。而这些新人自我介绍时，说出的前“东家”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如Facebook、Google、Amazon、eBay、Microsoft。

这当然不意味着，此前从硅谷回国的人水平不高。反观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道路，一直不乏放弃硅谷工作，将先进理念与技术带回国内后，使之在中国市场发展壮大的先驱。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人，正是在感受到硅谷的互联网热潮之后，回国开拓了新的疆域。但与此前有明显区别的是，这一波“回流”数量庞大，而且平均质量非常高。与当初中国互联网近乎“一穷二白”的场景不同，今天中国已经既有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也有已经遍地开花的创业公司。他们在硅谷获得的技术创新领先优势，回到国内有着很大的用武之地。

仅从几家巨头招揽的人才质量就可见一斑。百度已经将一大批顶尖硅谷技术专家招致麾下，如斯坦福大学副教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权威专家吴恩达，Facebook前资深科学家徐伟，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统计学教授张潼，异构计算专家、AMD异构系统前首席软件架构师吴韧等。蚂蚁金服同样如此，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前普渡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是卡内基美隆大学博士、曾就职于Discovered Card，研究员俞本权此前是谷歌高级主管工程师等。而在腾讯、华为、360等企业，来自硅谷的人才同样比比皆是。

在本报采访的国际猎头中，有不少人认为，对于硅谷精英来说，最近这几年的回国窗口期不容错过。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速度极快，很可能会“时间不等人”。

人才服务公司Global Career Path合伙人Timothy Li认为，硅谷技术海归的优势不会超过未来3至5年。在他看来，虽然中国之前一直在学习硅谷模式，然后进行微创新，但很快会迎来质变，并已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硅谷，甚至硅谷也在学习很多来自中国的创新。“技术层面的改变，中国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而正是被国际猎头公司发现并回到国内的俞本权，于今年4月回到国内，到杭州正式报到。他告诉记者，这两年，几乎每位在硅谷工作的华人工程师，每周都会收到来自猎头公司的邮件甚至电话，开场白常常是这样——国内互联网发展势头很强劲，机会很多，要不要考虑一下？

中国能提供的选项——禾赛科技创始人李一帆发现，自己回国的决定很容易做出，也很容易就得到了周围人的理解。2014年，他辞掉了硅谷一家有名的公司的首席工程师职位，辞职回国创业。他分析说，50年前回国的钱学森那一代人，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国的；20年前回国的那一代人，回来后面临的可能是100倍的收入落差；但回过头来看，他们都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从硅谷回到国内，既意味着打破之前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开始适应“太快、太忙、太累”的国内互联网行业节奏，同时对这些人才来说，收入各方面也很有保证。中国互联网行业为核心员工提供的薪资体系，早已开始和硅谷接轨，“现金+股票/期权”这样的待遇，越来越具有国际竞争力。

而他们愿意回到的，也不光是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城市。杭州、成都、南京甚至一些二三线城市，都成为硅谷精英们愿意“淘金”之地。

以杭州为例，这个今年刚举办过G20峰会的城市，已经有了阿里巴巴及其旗下的蚂蚁金服等一众世界领先的企业，人工智能产业也已走在全国前列，早已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镇。

来自杭州市统计局和人才办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今，杭州累计引进具有海外留学及海外工作经历的人才共2.3万人。其中典型人物包括国际大数据专家涂子沛、云计算专家王坚、人工智能专家漆远、机器人专家李正刚等人才。落户杭州的海外精英94.1%集中于信息软件、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等高端技术产业。

不少城市已然意识到这股潮流，并想尽办法吸引来自硅谷的人才到那里安家落户。例如，此前南京组织过专门的硅谷创业人才恳谈会，成都则专门设立了对接硅谷高端创新项目的高新孵化器。

人才服务公司Global Career Path创始人吴杰一直在帮助中国互联网企业前往硅谷招聘人才，在接触大量的中国企业和中美投资人后，他预计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科技企业将大规模进入美国，这为硅谷工程师们提供了新的选择。

回国后“一天不是24小时”——即使对于硅谷精英而言，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也有着不小的挑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盛子夏说起在美国时一个同事的“经典案例”。“他说我写代码，哪怕只要写一个分号，这段代码就写完了，就可以交差了，但这时候到五点了，我一定不写上那个分号就回家了。”

盛子夏坦言，听到这话后“我都傻了”。但这反映的就是在美国工作的真实状态。尽管很多时候遇到问题大家很有解决的激情，但日常工作中，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各自负责一摊事情，“钱多事儿少。”

这一点得到了芝麻信用资深数据挖掘专家赵星的共鸣。他告诉记者，如今的工作强度，是自己在美国著名个人消费信用评估公司FICO工作时的至少三倍。“回国最大的感受，是感觉一天不是24小时，而是48小时、72小时……”

与此相应的是，在国内做事更有成就感。大幅度增加的工作量，带来的结果是，产品推进速度是美国的十倍甚至百倍。他举例说，FICO每更新一个版本的信用评分需要五年，但在蚂蚁金服，数据模型迭代速度达到了平均每一两个月就有一次。“这里是个全新的市场，没有历史包袱，没有以新换旧的纠结，因为这里什么都是新的。”赵星告诉记者。

而从硅谷带着51支创业团队回到中国的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创始人、执行主席雷虹，感慨说即使一到成都，她也“感觉整个城市都动起来了，远远超出想象”。这样的现象，在当下的中国绝非孤例，而是普遍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亚洲招聘公司Spring Professional上海总监Stephen Wu坦言，10年前留学生出去是不准备回来的，“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希望回来，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

做国外“想做而没做到的事”——业内人士分析，这波以互联网精英为主的归国潮，开启于中国移动互联网及创业井喷初中期，也就是2013年、2014年左右，国内的互联网平台、服务、产品、场景，以及构建的生态、用户数量、商业机会等，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中国互联网巨头公司的业务场景和用户不仅开始遍布全球，而且创下一个又一个世界第一。

在技术能力上，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开始打破IT核心技术长期被欧美垄断的局面，中国最前沿、最具创新、甚至国际输出能力的技术能力，集中出现在互联网公司。这为硅谷人才回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盛子夏分析说，以前我们总有一个惯性思维，要做什么事就先看看欧美、日韩是怎么做的，之后“Copy to China（复制到中国）”，如今我们已然成为被复制的对象。他举例说，支付宝实名用户4.5亿，全球第一；滴滴打车用户3亿，全球第一；腾讯社交平台总用户数，全球第一……“以蚂蚁金服为例，我们做成了全球金融机构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把金融变得像可乐一样，无论贫富、国籍、城乡，都能享受同样的服务。”说起这些，盛子夏不无骄傲。

而关于中国互联网的未来可能性，还有诸多更为乐观的预计。近两年，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发现，在跟哈佛、斯坦福等名校留学人员交流时，他们表达的回国创业意愿越来越强烈，其中大量硅谷人才甚至高管回国。“中国创业的黄金10年已强劲启动，经济在持续增长，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面临广阔的市场，机会无限，未来可期。”

而早在2013年，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就向硅谷华人发出呼吁，认为中国将带给海外人才更多的发展机遇。那时，正值这一波硅谷精英回国潮流开始启动。“虽然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依然是美国的，但是中国的公司依旧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百度CEO李彦宏的这个观点，早已得到许多人认可。最近，他在百度贴吧中发帖提问：“世界的创新中心会从硅谷转向中国？”

谢选骏指出：对此，我的疑问则是：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社会，真的能有技术创新吗？历史已经证明，钱学森他们那批人，只有技术剽窃，没有技术创新。没有思想自由，能够造就一个山寨大国，不能造就科技强国。苏联都是前车之鉴。纳粹德国仅仅专政了十几年，就造出了无用的导弹、失败的原子弹，密电码被人破译了自己都一直蒙在鼓里……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技术创新。

【027、没有自由就没有芯片，要芯片先给人自由吧】

《中国之痛：为何中国人设计不出好芯片？》（2018-04-18 转载 克雷格、肖琴）报道：

美国制裁中兴，背后折射的是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问题：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但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主流产品仍然集中在中低端。基础能力上的欠缺，强烈依赖第三方的先进IP核、先进工艺和外包设计服务，最终行业将受制于人。

“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轻松”。

但半导体不是。

不久前，美国官方发起了对中兴长达7年的封杀，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出售一切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

紧接着，路透社曝出华为解雇在美国的5名员工，其中有员工为华为在美国站稳脚跟而奔走了8年之久。

“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轻松。”这是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昨天的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说的一句话。华为一直积极拓展美国市场，但似乎与美利坚越行越远。

现在，中国全球唯二的两家通讯巨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中兴更是因为元器件依赖美国，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猛回头。改革开放正好40周年，我们在关键技术上依然会被“掐脖子”。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但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主流产品仍然集中在中低端。

警世钟。有些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由于基础能力上的欠缺，强烈依赖第三方的先进IP核、先进工艺和外包设计服务，最终业绩下滑，丧失核心竞争力，成为行业的教训。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中国芯之痛：中国核心集成电路国产芯片占有率多项为0，贸易逆差高达1657亿美元

昨天，微博知名财经博主@曹山石po出一张图，显示当前中国核心集成电路国产芯片占有率状况。

除了移动通信终端和核心网络设备有部分集成电路产品占有率超过10%外，包括计算机系统中的MPU、通用电子系统中的FPGA/EPLD和DSP、通信装备中的Embedded MPU和 DSP、存储设备中的DRAM和Nand Flash、显示及视频系统中的Display Driver，国产芯片占有率都是0。

这张图最初源自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魏少军所长的文章，发表在2017年的《集成电路应用》第34卷第4期上。

魏少军的这篇文章显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持续高歌猛进，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都取得了超过10%的销售增长率。

但行业火爆的背后，产业结构与需求之间失配：

芯片制造业主要为海外客户加工；

芯片设计主要使用海外资源；

芯片封测主要为海外客户服务；

最关键也是最致命的是，核心集成电路的国产芯片占有率低，也就是@曹山石的那张图，即便是有国产芯片，要么是为海外代工，要么无人问津。

另外一点，集成电路进出口存在较大贸易逆差。2016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达到2270.7亿美元，连续四年超过了2 000亿美元，是价值最高的进口商品。同期出口集成电路613.8亿美元，下降11.1％，贸易逆差高达1657亿美元。预计未来几年，集成电路进口额仍将维持高位。

关键元器件几乎没有国产、依赖大规模进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全球第四大网络设备制造商，一旦美国下禁令，中兴通讯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中国人设计不出性能强大的芯片？学者：国人选择性忽视国产芯

目前，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设计、制造、封装三业并举，制造可以去代工，封装测试与美国的差距也不是很大。

差距最大的地方在于设计，现在国内芯片设计主要还是依赖国外。一位北京某高校研究所专家告诉新智元，其实不是中国设计不了芯片，是因为当下没有芯片迭代的条件。

“英特尔、ARM这种大公司，它们设计的第一代芯片都很难用，但是可以去迭代，最后才会出现好用的芯片。”

反观之下，我们的国产芯片生存比较困难，主要是业界不会给迭代的机会。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已经存在性能优越的芯片，甚至成本也低。另一方面，人们没有耐心去等国产的芯片去迭代，这直接限制了中国的芯片设计能力的提升。

“本来有很多人其实可以设计出很好的芯片来，但是由于市场的生态不给你国产芯片迭代的机会，选择性忽视国产，所以国内公司也就不能、也不给工程师去’牺牲’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另一方面，研发投入不足也是产不出高端通用芯片的原因。除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外，国家其他科技计划基本上没有集成电路相关的项目和经费投入。2008年启动的“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及“极大规模集成电路装备及成套工艺”两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平均每年在集成电路领域的研发投入不过40-50亿元，不及英特尔一家研发费用的 5.2％～7.7％。

魏少军也指出：

目前，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主流产品仍集中在中低端，尚未全面进入国际主战场。除了在通信领域有了比较重要的突破外，在CPU、存储器、可编程逻辑阵列（FPGA）、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等大宗战略产品领域的建树不多。

虽然在“核高基”等国家科技计划大力支持下，上海兆芯研发的桌面CPU和“龙芯”系列CPU在特定领域实现批量应用，但受制于知识产权、加工能力和基础设计能力的不足，我国企业还未能在上述领域进入规模化量产，更谈不上全面参与市场竞争。

虽然我们在超级计算机用高性能多核CPU、动态随机存储器、嵌入式CPU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步，但在整个集成电路领域总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如果在高端通用芯片领域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发展空间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未来86%的企业将采用AI，国产AI芯片需要0到1的机会

在华为的分析师大会上，华为首次发布全球产业展望GIV 2025（Global Industry Vision 2025）预测：到2025年，全球联接总数达到1000亿，视频流量占比达89%，86%的企业将采用AI，并创造23万亿美金数字经济。

Networks + AI、Phones+AI、HuaweiCloud是华为构建智能世界提出的三大解决方案。未来，人、家庭和组织都将实现智能互联，而要真正去实现人工智能的应用落地问题，就必须从软件到硬件，软硬一体。

谷歌7年前决定研发TPU，到今天看到了效果：不仅在AlphaGO大放异彩，更重要的是还把它做成一项AI服务，商业潜力巨大。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一个新的趋势：深刻理解人工智能的软件将促进处理器架构的研发效率，针对应用性场景的AI芯片可能是中国的机会。

华为去年推出麒麟970芯片，带来更强的视觉、听觉、触觉体验；并通过NPU算力为基础的开放的HiAI生态，将AI带来的益处扩大到整个终端产业，这让芯片行业生态变得更丰富。

应用场景决定算法，算法定义芯片，软硬件协同设计。中国的地平线也在三年前看到了AI芯片的机会。

去年12月，地平线推出的中国首款嵌入式人工智能视觉芯片——面向自动驾驶的征程处理器和面向智能摄像头的旭日处理器，并在智能驾驶、智能城市、智能商业三个领域落地。

地平线AI芯片规格与核心架构

在技术层面，地平线的BPU值得一提。

BPU属于异构多指令多数据（Heterogeneous Multip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计算架构。核心的运算器件之一是弹性张量核（Elastic Tensor Core），可以根据所需处理的数据形状相应调整计算的模式以最大化乘法器的利用效率。借助特殊设计的数据路由桥（Data Routing Bridge），BPU可以将多种运算器件（ALU）同时和多个静态存储仓库（SRAM Bank）灵活地连接在一起，辅以编译器（Compiler）和运行时（Runtime）策略的优化，做到DDR数据的读取或写入和运算、以及不同类型运算之间的同步执行。

像地平线这样的创业公司能够自主研发AI芯片，证明了国产芯片在设计上不断进步。前述北京高校研究所专家也表示，不要认为国产芯片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生态问题，国内的一些企业在芯片设计上未必就差，只是缺少相对的或实验的机会。

“问题是连一个实验的机会都不给，哪怕只给从0到1的空间，以后让它们在夹缝中生存都没有问题。”

参考资料：

《集成电路应用》2017年4月第34卷第4期(总第283期)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氓之蚩蚩，只知为“设计不出好芯片”而痛苦，不知为失去自由而痛苦——这样的人要芯片干什么呢？想要奴役更多的人吗？其作者似乎真的不懂，一切科技创新都是自由思考的结果，只有自由人才可能有所创新，奴隶是绝对创造不了历史的，即使这些奴隶的骨头都是红色的。没有自由就没有芯片，想要芯片等等吗？先释放思想犯吧，先给自由人自由吧。

【028、美方还在危险地自我麻痹】

《美方：统一台湾是解放军现代化最大动力》（2019-01-15 15:54:10  美国之音）报道：

2018年4月12日，在南中国海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长沙号驱逐舰上阅兵，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人合影留念。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星期二（2019年1月15日）在华盛顿说，统一台湾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最大驱动力。在国防部举行的最新《中国军力报告》简报会上，国防部官员还说，美国最大的担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觉得已经有能力攻打台湾。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在星期二公布的最新《中国军力报告》说，“北京长期的兴趣是最终促使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并阻止任何宣称台湾独立的企图 ，这已经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

在国防部举行的最新报告发布会上，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最大的担忧是解放军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攻打台湾。他说：“我们最大的担忧是，有一天，中国解放军的领导层可能真的告诉习近平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我们知道，过去他们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强大的敌人等……随着技术的成熟，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我们担心他们的决策层决定可以用军力来解决区域争端。”不过，这位官员说，中国军队目前在培训和指挥结构上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美国目前还不能确定中国军队到底对攻打台湾有多自信。

习近平最大的担忧是国内稳定——尽管中国把台湾统一当作军队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报告认为，现阶段，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大的担忧还是来自内部，是国内局势的稳定。在简报会上，国防部官员解释说，这样的担忧不是来自新疆和西藏的少数民族问题，而是汉民族的稳定，因为这个群体的不稳定将会直接影响到共产党政权的稳定。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汉民族稳定与否将取决于这个群体对经济的担忧。

2018年12月31日新年前夕，武警以密集队形在上海外滩附近守卫，如临大敌。解放军虽然强劲，但缺作战经验

。这份中国军力报告是应美国国会要求撰写的。报告说，中国已经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劲、具有杀伤力的军队，覆盖海、陆、空、太空和信息等各个领域。这个军队使得中国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该区域或是更远的地区。报告说，未来解放军在装备上会更先进，操作也会更熟练，堪比任何现代化军队。解放军将会获得更为先进的战斗机、海军舰船、导弹系统以及太空和网络领域的资产，使得解放军有能力应对远离中国海岸的21世纪的威胁。

2018年12月27日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载着飞机离开辽宁省大连市港口，进行第四次海上试航。在国防部的简报会上，美国国防部官员还承认，在高超音速飞行器方面，中国已经非常领先。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中国的能力可以与世界最现代化的军队相比。不过，他说，一个国家军队的能力不限于技术，还有经验，指挥结构、培训以及熟练程度。他说，中国军队最大的劣势是中国差不多40年没有打过一场战争。

在谈到美中军力对比时，国防部的这位高级官员说，如果从美军可以在全球活动的角度来说，中国军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如果只是将行动限于台湾或其他区域冲突中，中国可能不需要那么强的能力。

中国没有动机在南中国海行事强势

美国国防部官员还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没有动机采取强势行为，使其演变成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位官员解释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的军事设施，中国人已经觉得自己处于一个强势地位，因此，不必表现的具有侵略性或是强势。他还说，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都比较专业。

美国国防部官员认为，在东中国海，虽然中日双方的海军和空军行动不断，但是，双方都没有意图使得争端升级。

谢选骏指出：美方认为统一台湾是解放军现代化最大动力，这显然是一种危险的自我麻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连小学生都知道，统一台湾的阻力在于美军，所以，解放军现代化最大动力已经不是“统一台湾”，而是如何克服美军的阻力！而在、克服阻力统一台湾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美方却没有想到。

【029、民主和自由不是扑克牌】

《中国目标吓人 美欧急谋对策》（2019-04-19 林孟编译）报道：

华盛顿智库“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网站发表该会主席兼执行长肯普（Frederick Kempe）的文章说，欧盟领袖们最近在布鲁塞尔，和现在被他们标签为“系统性竞争者”的中国坐下来举行高峰会。而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接近尾声，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文件把中国称之为“战略竞争者”。 

习近平的全球野心按捺不住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持续崛起几乎毫无悬念，成为形塑21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然而，美国和欧洲的官员陷于一系列问题，从川普政府的移民漩涡到英国脱欧乱局无法自拔，未能对中国崛起这个所有问题的症结给予足够的注意。

一些人不承认，中国崛起可能对二战后由美国及盟国建立的全球体系的秩序和原则，带来根本性改变。另一些人承认，崛起的中国和守护现存秩序的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关系，是我们时代具有决定性的危险。习近平决心强化共产党对国内的控制，同时彰显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欧洲盟友受到针对他们的贸易行动刺激，加上美国缺乏有力的对中国战略，于是在美、中之间两面下注。

中国最想要的，第一是把美国挤出亚洲地区，或最低限度减少美国的影响力，以便北京获得地区霸权，使区内所有各方最终都依附中国。第二，在全球范围采取行动，主要通过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包括大部分欧洲取代美国。第三，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北京渴望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看到民主国家苟延残喘，专制独裁制度占据优势。 

越来越多的专家相信，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中国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议题的主导性设置者和规则制定者。有专家认为，到2040年，西方主导体系的自由主义原则，将因北京要求的改革而削弱。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更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加依赖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北京将利用其软硬实力向各国施压，要求他们贬低或放弃民主价值和自由政策。

如果中国在2021年中共建党一百周年时达到其国家发展目标，届时经济规模将比美国大40%；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时达到发展目标，其经济规模将是第二位美国的三倍。北京是否能达到如此之高的目标？美国和欧洲能否扭转这种发展轨迹？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金融市场和西方政坛总有些人低估中国崛起的持久性。但中国商业精英、政治阶层和外国投资者，已对中国经济放缓，制造业工作职位流失，日益强化的专制体制出现新的脆弱性怨声载道。

如果可以选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宁愿在美国而非中国支配的世界秩序下活动。为此美国和欧洲必须在三个方面作出改变。第一，必须应对国内问题的挑战，那些问题已经削弱了西方民主和经济发展模式对全球的吸引力。第二，必须重振甚至彻底改造二战后建立的多边体系。最后，必须找到共同行动方式，为构建未来而更深入、有效地和中国接触。在可能的情况下和中国合作，必要时和中国竞争。现在中国想要什么已经很清楚，美国和欧洲的协调应对变得更加紧迫了。

谢选骏指出：民主和自由不是扑克牌，而是一种别无选择的生活方式，所以才说“不自由毋宁死”。六四屠杀以来，西方世界的最大堕落（而不是最大失误）就是把民主和自由当作扑克牌来玩弄，划算时就打，不划算时就不打，结果就出卖了民主自由人权了，出卖的结果是弱化了自己，强化了敌人。为何说这是一种“堕落”而不是一种“失误”？因为堕落是从他自己原有的状态的沉沦，而失误还是一个出牌交易的概念。民主和自由不是扑克牌，所以玩弄它的人就堕落了，并因为堕落而必败了。

【030、谋杀就是意外意外就是自杀】

《法国〈解放报〉发布调查结果：王健死于自杀》（2019年2月1日 转载法广）报道：

海航集团前董事长王健死于意外还是谋杀？这是法国《解放报》多名记者联合调查希望回答的问题。2018年7月3日，当时还是海航集团董事长的王健在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省参观博尼耶小城一座教堂时，从高出地面8米的一处围墙坠落，不治身亡。事发之后，法国警方做出了意外坠落死亡的结论，但中国社交媒体上则热炒各种他杀的可能。《解放报》这篇报道长达三页。四名记者在梳理各种猜测以及法国警方和其他私人调查的同时，亲自多方走访相关证人，从王健此行抵达法国后的详细日程与表现，到事发之后的各方证词与反应，试图厘清王健离奇死亡的真正原因。报道指出，事发之后，除社交媒体上各种猜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任顾问班农与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于2018年11月，宣布集资1亿美元，调查中国政府的司法滥权行为。在班农看来，毫无疑问，王健之死背后，是北京操纵的一起政治谋杀。他们派出的私人侦探多次前往出事地点，据说是发现了很多不正常的之处，足以质疑法国司法当局的意外死亡的结论。至于杀人动机，郭文贵认为，王健对海航集团与中国政府，尤其是与副主席王岐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知道得太多。

那么，王健之死，到底是政治谋杀，还是意外死亡呢？《解放报》调查之后，认为，政治谋杀之说应当排除，但意外死亡之说可能性也非常小，更何况多名与此案相关人士也都排除了这种可能。

从这篇报道的梳理来看，王健在事发前一天抵达法国，看上去十分疲惫。他此行与以往不同，目的就是休息。他的法国朋友为他安排了影展、歌剧、话剧等各种娱乐节目。当晚在下榻酒店用餐时，餐厅服务负责人Geoffrey注意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也很少说话，没有吃甜点，就返回客房了。次日清晨，王健状况似有好转，显得比较平静。王健与两名助手早餐时，曾向餐厅服务负责人Geoffrey询问酒店游泳池的深度。王健一行人随后前往那座建于12世纪的著名教堂。

他们抵达时，村里一名55岁的养路工Jacky 正在与教堂比邻的花园里维护草坪，就在教堂围墙边上。他讲述当时的情景时表示，四名中国人穿过花园，一直走到距离围墙大约７米处的一棵松树前。突然间，其中一人跑起来。跑道墙边时，他用手撑着上了围墙，在围墙上站起来，大约三、四秒后，他跳了下去。Jacky 明确表示，他当时没有看到任何人失去平衡，意外坠落。对他来说，此人是在自杀。王健的两名助手后来向警方表示，王健当时想冲上围墙去照相。Jacky当天曾两次向警方陈述他所看到的。但随后他就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也没有接受与郭文贵派来的侦探交谈。《解放报》报道指出，他之所以这次打破沉默，是他不理解警方为何得出了意外坠落的结论，而他明确看到的是一名决心要跳下去的男子。除Jacky 之外，报道指出，当时在场的翻译满脸惊慌地跑回村里一间酒吧求援的时候，用英文说的也是“有人跳下去”。酒吧服务员表示，他当时脑子里的反应就是此人有意跳下去了。他向警方报警时，因此告诉他们是在教堂的观景台，因为那里地势更高。

警方和救援人员抵达时，王健头部和手臂上满是两名助手为他插上的针灸。警方调查人员表示，王健坠落时是双脚着地，以致其下身插入了腹腔，引发严重内出血。尸检结果也表明，死者身上的伤处显示他更像是垂直跳落。

在法国警方看来，在排除有人推他坠落的可能性之后，他是自杀还是意外坠落已经不重要。

王健在事发当天清晨曾询问下台酒店游泳池的深度让人感到有些困惑。一名法医向《解放报》记者表示，自杀者事前往往会考虑各种可能性。

王健的两名助手后来均向警方表示，王健当时想爬上１．２米高矮墙去拍照，因为失去平衡而跌落。《解放报》记者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矮墙旁边有不少就有不少石块，他可以轻易借此登高，完全不需要助跑攀登，除非是出于绝望的冲动，他想摆脱随行者的注意。

《解放报》这篇调查的结论因此认为，王健之死，既不是政治谋杀，也不是意外事故，而是自杀。而且这也不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首次有跨国集团老板离奇失踪的事例。一名非常了解海航集团的人士向《解放报》记者表示，自杀的可能性是可信的。习近平为收回对那些快速国际化，也就是西化了的大型企业的控制，不择手段。对海航如此，对许多其他集团也是如此。他表示，海航此前实现多起大笔海外并购行动，政府开始叫停，让王健明白，必须到此为止。以后的事情可以任由想象。大家都知道北京能够施加非常强大的压力。

王健死后两天，他在海航集团持有的15%的股份被转入海航集团的主要股东：海航慈航基金会。

《解放报》还发表一篇分析文章，从中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跨国公司老板离奇失踪事件入手，分析中国政治与经济不分家的现实，以及这些企业老板面对的压力。智库Cercle Cyclope 的专家Jean-Joseph Boillot 向《解放报》表示，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54岁就宣布辞职，他一直都受到党的控制。他们可以进入他的所有电脑。他宁愿放弃与政权的较量。因为在商业圈，暴力、报复、施压至自杀或谋杀等，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报道认为，海航集团是中国这种体制的一个重要典型。王健本人游走于世界各地，家人都在美国定居，他摆脱了党的控制。集团债务高达800亿欧元，相当于其营业额的250%，没有人看得清他能否还债。他成了政府的目标。尸骨未寒，拆借其王国的行动就已经加快了步伐。

谢选骏指出：谋杀就是意外，意外就是自杀——这就是所谓的法国文化得出的结论？看来，法国人搞搞香水还可以，要是做做刑侦，那就只有小学水平了。不，甚至不及小学水平，连常识都没有。“在法国警方看来，在排除有人推他坠落的可能性之后，他是自杀还是意外坠落已经不重要。”国际笑话？意外和自杀已经不重要，谋杀和意外已经不重要，谋杀和自杀区别不大已经不重要，反正都是死了，这才是重要的。

【031、牛仔裤总统里根是不可救药的自由派】

网文《罗纳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为什么会由民主党改投共和党？》说：

看丘吉尔传记，看到丘吉尔曾经是自由党成员，后来转投保守党门下，想起好像里根也是和他一样，曾经投民主党的票，后来成为共和党员，这是政治投机行为吗？

里根曾经四次投过FDR的票，即使在他成为一个共和党人之后也没有改变他对FDR的崇拜，因为他认为，除罗斯福本人的能力/魅力对他的影响以外，罗斯福的新政除去政府规模和权力的扩大之外，也存在着“conservative purposes and effects”，即“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对中产阶级的保持。在里根看来，新政后的自由主义变得缺乏原则，失掉了他的支持。

另外，里根对于新政前后的自由主义的不同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新政式的自由主义具有“The social insurance mentality”，而LBJ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式的自由主义则是具备“The social engineering mentality”，里根明确的表示对前者的欣赏与借鉴而对后者嗤之以鼻，他认为后者严重地扩大了政府规模，并且“It was LBJ's war on poverty that led us to our present mess”。

所以我认为里根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他说过，“I had become a Democrat, by birth, I suppose.”

里根对自己从民主党转投共和党这件事说过一句名言：「不是我离开了民主党，而是民主党离开了我。」言下之意是他一直没有改变，变的是民主党。这其实不太符合事实，民主党会变，他也在变。

里根可说是一生下来就支持民主党，因为他父母都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而里根受他父亲影响较深。老里根还反对种族歧视和宗教激进，不准他的孩子看《一个国家的诞生》，因为这部电影美化了3K党。

里根支持罗斯福，为他连投了四次票。他也支持「新政」，因为「新政」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即使后来改换门庭，里根依然赞赏罗斯福。

里根还是杰斐逊和伍德罗·威尔逊的粉丝，他最喜欢引用的名言包括杰斐逊说的，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我们要让政府尽可能地小。还有威尔逊说的，自由不是来自政府，自由的历史就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历史。——所以，即使作为民主党的支持者，里根也一直抱持着「小政府」倾向。

里根到好莱坞做演员，长期为华纳兄弟公司工作，这是好莱坞最支持罗斯福和民主党的一家片厂，尽管老板本人偏向于共和党，但该公司拍摄的很多影片都是同情劳工和支持「新政」的。

二战结束时，里根是好莱坞最活跃的国际主义分子，他呼吁禁用原子弹，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没有什么政治话题是他不参与的。不过从这时候起，里根的政治立场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先是从自由派变成了反共自由派，他最初不相信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真有那么大，但随着苏联和美国的决裂，里根在好莱坞独立公民委员会（HICCASP）的一段经历让他对电影行业内的共产主义活动有了新的认识，从此反共立场愈加坚定。反共自由派是战后民主党中最大的阵营。身为演员工会（SAG）主席的里根，积极协助片厂清洗共产党的影响，为此和很多同行发生了冲突，因为许多好莱坞人士并不相信莫斯科是坏的，不相信莫斯科企图控制好莱坞。1953年里根成为了FBI的好莱坞线人，协助打击共产分子。对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在好莱坞的调查，工会主席里根基本上是配合的，但他也知道很多人被冤枉，他并不赞同打击随意扩大化，他后来也帮助了一些黑名单上的人洗刷名誉。

再后来，里根又从反共自由派演变为反共保守派。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战后政治气候大环境变化——五十年代是由罗斯福建立并由杜鲁门延续的民主党同盟的瓦解期，因为大萧条和二战团结在一起的美国人开始分化，并接连面临文化、政治、种族、经济的各种考验，民主党不可能维持铁板一块。

其次一些保守派朋友对里根发挥的具体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在担任演员工会领导职务的时候，里根与乔治·墨菲结为好友。墨菲可说是里根的政治领路人，他曾是踢踏舞明星，作为演员他在好莱坞的成就比里根要高一些，出演过一些歌舞片大制作，后来从政当过加州参议员，是最早在政坛取得成功的艺人，墨菲的保守主义立场对里根有很大影响。

促使里根政治立场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自己的经济地位大幅提升。1945年，里根的经纪人帮他搞定了一份百万美元大合同，虽然他演的只是B级片，但也算是步入了有钱人阶层，而当时是美国历史上个人所得税率最高的时期，90%的个人收入都进了政府口袋，90%！所以里根不喜欢民主党的高税收政策。

对这段时期里根政治立场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是他在1954年签约成为通用电气公司（GE）的演讲大使，工作是在GE遍布全美的工厂里向员工巡回演说。他接下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演员生涯正在走下坡路，当然大环境因素是电影工业本身在衰退，片厂制度解体，B级片市场被掏空，市场上只剩史诗巨片，里根不得不去演了很多电视。

在为GE工作期间，里根在政治和思想上受到该公司一个高层叫Lemuel Boulware的影响至深，此外他接触了不少GE的中层干部，也就是一大批中产阶级，这些都促使他进一步向保守派思想转变。

一开始里根的演讲内容还是陈腐的好莱坞励志故事，间或弹一弹爱国主义的老调，但到后来，他开始大讲自由主义，支持自由市场，提倡传统价值，活脱脱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面孔。里根在四十年代时曾反对过「大商业」，但现在他的主要敌人变成「大政府」，当然还有共产主义。

在组织身份上，里根直到1962年都是民主党员。在此之前，他为1948年杜鲁门竞选连任站台，他还在1950年加州参议员的选举中帮助朋友反对共和党的尼克松，但最后输掉。

1952年和1956年，里根连续为艾森豪威尔站台。这还算情有可原。因为艾森豪威尔长期是无党派人士，他出面竞选总统时被两党极力拉拢，里根和很多民主党人起初都劝他用民主党候选人身份竞选，但艾克最终选择了共和党。于是里根和不少民主党人继续支持艾克，因为他们觉得艾克是当时最正确的总统人选，不管他是哪个党派的。

1960年艾克两任届满，那些原来支持他的民主党人都转回头支持本党的候选人肯尼迪，但里根已经回不去了，他现在是彻底的保守派，所以他选择了支持曾经的对手尼克松。其实他不喜欢尼克松这个人，但他更不信任肯尼迪和那时的民主党，他认为曾经的同志们在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从此相见不如怀念，道不同不相为谋。

里根本来希望当时立刻就转党籍的，但尼克松阵营认为他留在民主党内会更有用，所以他又当了两年「卧底」，至1962年才正式注册为共和党员。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文有眼无珠，无视里根的转档“保守”其实是一种生物衰老现象，并非真的。电影演员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年2月6日－2004年6月5日），五十多岁竞选上任第33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67年－1975年），七十岁竞选上任第40任美国总统（1981年－1989年）。1962年他正式注册为共和党员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排除其投机考虑之外，基本上，这种“转向保守”是一种生物衰老现象，并非真的。骨子里，里根还是一位不可救药的自由派。我记得，他是第一个穿着牛仔裤出席正式场合的美国总统。当时引起的震惊，可以说是撼动了世界、倒了美国的牌子。他像一个街头流氓那样的做派，严重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从牛仔裤总统里根，到大开黄腔的总统川普，其间其实有迹可寻。那就是不断地下坠，日益偏离传统价值——说这样的人是保守主义者，简直笑死人啦！

【032、奴隶对于自由的羡慕嫉妒恨】

《香港逃犯条例抗议：大陆人的羡慕、悲哀与质疑》（BBC中文记者 2019年7月9日）报道：

香港游行转战游客区，BBC现场访问内地游客和香港示威者。

不论是《逃犯条例》修订的争拗、轰轰烈烈的游行还是立法会暴力冲击，对于香港近几周发生的事，中国大陆人能够获取的信息很有限：大部分外国和香港媒体的报道都遭到严格审查，而大陆媒体的报道则几乎局限于香港政府和中国外交部的片面回应，社交媒体上偶尔会有审查中的漏网之鱼——布满密密麻麻人头的游行图片和视频，还有若干含蓄地提到香港抗议事件的自媒体文章。

在数次大游行和立法会冲击后，香港抗议修例的示威者开始寻求用其他方式引起关注，他们将目光转向大陆游客，希望通过向大陆游客宣传“反送中”信息及诉求，将真实资讯传递回大陆，唤醒其他人“共抗暴政”。

但在“一国两制”下，深圳河以北的中国大陆长期处于信息闭塞状态，中港矛盾近年来也因为“双非婴儿”、水货客等事件不断加剧。大陆人真的会认真听取香港示威者的观点，并且如他们所愿将其带回大陆，让运动遍地开花吗？

“香港真幸福”

对于香港最近的争议，一篇题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的文章在微信等中国大陆流行的社媒上流传。作者赵皓阳是大陆人，曾在香港读过书。在他笔下，很多香港青年不是坏，而是蠢，所受的教育和专业素养完全不足以与大陆青年竞争，而民众上街游行是因为“香港长久以来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

此文在网络上收到无数好评与转发，但也遭到猛烈批评和驳斥。一群自称“来自中港台的年轻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回应，认为赵文存在许多事实错误和知识漏洞，意在撩拨内地已有的仇港情绪。

为找到大陆人对香港抗议的真实想法，BBC中文记者采访数名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工作生活的大陆背景中国人，发现他们观点极为对立。

苏奇在内地长大，到香港两三次，只接触过旺角、尖沙咀等商业区——苏奇今年30岁，在上海从事文化行业工作。6月9日那天，香港人山人海的游行照片在她的朋友圈刷屏了。

苏奇在内地长大，到香港两三次，只接触过旺角、尖沙咀等商业区。 游行照片刷爆微信的时候，也是她第一次了解到香港的抗议活动。苏奇用四个“很”形容看到照片的心情：“很震撼、很佩服、很羡慕，然后又很悲哀。”

“现在大陆发生的很多事情，任何一件拿出来在正常国家都会有很多人上街去表达反对的，但是我们没办法这样做，所以看到香港人可以上街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当然很羡慕。”苏奇说。

而让她佩服的在于，大陆人一般只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上发声。她认为，修例对许多香港人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知道这会对自己造成间接伤害，“我觉得很厉害，我感觉大陆这边不会有这样清醒而且一致的认识。”

香港抗议主体是年轻人也让她吃惊，“现在内地年轻人都不怎么关心政治，但是没想到他们有这么大的热情”。

在北京做营销的白领侯引， 和苏奇的看法类似。 他对BBC中文说：“香港真幸福，我们没这样的机会。”

“用合理的方式去表达对自己权利的追求和坚持，我觉得很棒，”侯引说。

“社会稳定最重要”

但也有大陆人认为，香港人对于修例一事有些小题大做了。

1995年出生的张维去年修完香港一所大学的新闻硕士课程，目前在上海一家媒体工作。她能熟练接触不同的信息源，会翻墙阅读国际和香港媒体报道，从微信群甚至得到在现场的同学发来的一手图片。

在数次大游行和立法会冲击后，香港抗议修例的示威者开始寻求用其他方式引起关注，他们将目光转向大陆游客。 

不过，在综合许多消息源后她得出的结论是：香港人把修例想得太严重了。

“其实这个事情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的。比如说，它只引渡七年以上的重刑犯，不涉及新闻界的人士或政界人士。一开始它也不是北京那边提出的，是香港自己要解决当时台湾杀人案的事情。”张维说。

29岁的金融从业者严明在香港生活了六年， 他也认为香港人多虑了，因为这次条例修订跟言论、出版示威等并不相关，也没有政治罪。

“没有这个法，导向是什么？是我在内地杀了人放了火，只要在内地没被抓，逃到香港就安全了，这样所有罪犯都过来了。”严明说。

但香港示威者会认为，这些案例本身不多，并认为嫌疑犯接受公平审讯的重要性，比把罪犯绳之以法更为重要。

还有大陆人反感游行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在西九龙站的游行中，BBC中文记者见到一名大陆中年男游客，他不了解示威者的诉求，“什么‘反送中’，我只知道‘送终’，”但对集会给他的行程添堵十分不满。

“他们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不光我们外地旅游者不方便，本地人也不方便了，”这名游客说，“我认为社会稳定、安定才是最重要的。”

不愿“六四”重演

尽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压力下宣布暂缓修例，许多示威者提出政府完全撤回修订条例、林郑月娥下台等诉求未被满足，不满的示威者开始升级行动。

7月1日晚上，一批示威者闯入立法会破坏，他们涂鸦特区区徽、在墙上喷上“林郑下台”等字句，挂上殖民时期的港英旗帜。

在支持示威者的香港人中，是否应采取暴力冲击手段达到诉求争论激烈 ，在大陆人中也是如此。

张维认为，在游行取得成效、特首已宣布暂缓修例时，示威者不应继续甚至升级行动。

“想要撤回暴乱定性就已经有点得寸进尺了，”张维说，“我觉得他们很多行为包括袭警、冲撞立法会之类的完全可以被定义成为暴乱，然后以暴乱去寻求撤回暴乱定性，这个逻辑不通吧。”

张维认为，如果示威者们认为自己的反对是合理的，应该去寻求合理的反对途径，“民主并不是你闹了就能给糖吃”。

对于是否采取暴力手段达致诉求，苏奇身边支持示威游行的朋友也分成两派，“一派觉得既然对方不肯让步，有时候有必要动用一些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另外一派则不赞成使用武力，担心这些孩子受到伤害。”

她自己也在纠结：“毕竟不希望再发生一次像六四那样的事件，但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要斗争总会有牺牲。”

道阻且长

在7月7日的九龙区大游行中，参与者从尖沙咀梳士巴利道花园出发，走到西九龙高铁站。活动组织者一再强调这是“和平、理性、优雅”的游行。

有人打出“今日武汉，明日香港”的标语，影射近日武汉阳逻抗议垃圾焚烧厂遭镇压事件。游行队伍走到中港城附近天桥时，许多示威者用普通话朝中港城的大陆游客喊口号：“香港人要真普选！香港人要真普选！”

也许是原本在双方之间横亘的信息鸿沟，示威者收到的游客的反馈似乎不多。BBC中文记者随机与围栏边围观拍照的三四名大陆游客攀谈，发现他们完全不了解香港发生了什么。

7日下午5时左右，BBC中文记者在西九龙高铁站附近的天桥上见到一名身穿黑衣的示威者陈同学，23岁的他，正拿着一沓传单派往前来搭车的大陆游客。他告诉记者，已经在天桥上发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发传单，他会尽力向路过的人讲解香港目前的局势。可是大多数人都做匆匆赶路状，拿了传单转身就走。

问他这次宣传的效果如何？陈同学苦笑：“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吧”。

接近凌晨时，警方在旺角清场时与示威者发生了短暂的冲突。 

参与者普遍表示，当日的游行实际上非常平和有序，持续时间也较短。但游行结束，一些示威者转到并非游行路线的尖沙咀广东道和弥敦道，接近凌晨时，与在旺角清场的警方发生了短暂的冲突。

在大陆人能接触到的官方报道或网络文章中，提到7日的九龙游行，会使用这样的表达： “港独分子发起” ，“逼塞香港高铁站”，“害苦警力和内地客”。

“曾经被DQ（取消资格）的港独分子，趁着这个时间，发起这种游行是什么居心，大家心知肚明。”香港亲建制网媒《橙新闻》微信公众号文章称。

在该文下方的留言区中全是谴责的声音，“明显用心不良！为什么要去游客人多的地方？”

在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下和信息不对称中，大陆人和香港人之间要达致理解和包容仍然道阻且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述，一言以蔽之曰，“奴隶对于自由的羡慕嫉妒恨。”自由是需要争取和维护的，因为超过、欺凌、剥削、奴役他人，也是人类的本性之一。

【033、批评就是自我批评】

《普京说“拳头之法行不通”委婉批评川普》（2019-04-27 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报道：

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4月25日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举行首脑会谈。金正恩委员长表示“我与普京总统阁下就朝俄友好关系发展、韩半岛以及地区的和平安全保障问题、共同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有意义的谈话”。金正恩委员长在当天结束单独及扩大首脑会谈之后举行的宴会演说中做出如上表述。普京总统强调称，“我们的立场是地区内核问题和其他问题除和平解决外别无他法”。 

普京总统在宴会后举行单独记者会表示，“金正恩委员长也要求我方告知美方他的立场，并传达韩半岛及其周边发生的问题”，“我们计划向中国领导班子和美国政府传达今天的(朝俄会谈)结果”。对此有观测称，金正恩委员长可能要求普京总统在朝美两国之间斡旋。普京总统还强调称，“无核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朝鲜的军备缩减”，“朝鲜需要保障，以维护本国安全和主权”，换言之反对美国的“全面无核化”要求。 

接着，他提到2008年12月中断的朝核六方会谈并表示，“为商讨朝鲜的体制保障，应启动六方会谈”。他表示，“这符合朝鲜的国家利益。若韩美两国推出的(朝鲜体制保障)措施到位，可能没必要启动六方会谈，但韩美两国的保障体制似乎并不充分”。 

普京总统对于金正恩委员长评价道，“他是一个相当开放、可自由交谈的人”，并表示“我们就(对朝)制裁问题、与联合国以及美国的关系、曾是主要议题的韩半岛无核化进行了协商，并对其结果感到满意”，公开称双方商讨了对朝制裁。对于朝鲜派遣劳动者到俄罗斯一事，普京总统只表示“我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在人权和人道主义层面进行了对话”。据推测，金正恩委员长当天或已在朝俄首脑会谈上提议让朝鲜劳动者继续在俄罗斯工作。 

普京总统表示，“重要的是由‘国际法’来决定世界局势，而并非‘拳头之法’”，委婉地批判美国的对朝制裁是“拳头之法”。金正恩委员长和普京总统于当天下午2时10分(当地时间)开始举行单独会谈，从4时左右到5时25分举行扩大会谈之后观看演出并共进晚餐，但并未发布《共同声明》或协议文。在扩大会谈上，除两位首脑以外，朝鲜方面有两人(李勇浩外相、崔善姬外务省第一副相)陪同出席；而俄罗斯方面则有九人陪同出席，其中包括总统助理团队、交通部部长和铁路公司总裁等人。普京总统表示，“我们还商讨了煤气管、输电线建设等韩朝俄三方合作项目”。

谢选骏指出：普京说“拳头之法行不通”，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教训金正恩，后来以为他是在忏悔的自己的恶行，后来才听韩国人说这是委婉批评川普！天哪。拳击手也会抱怨别人滥用拳脚？暴君也会抱怨别人更残暴？由此可见，俄国人的批评是一种自我批评。但愿苏联的卫星国们不是这样吧。

【034、贫民窟是自由迁徙的结果】

《习近平提出决不允许中国出现贫民窟 常熟以北京模式进行城市整治》（2018年5月23日美国之音等）报道：

2018年4月15日，江苏省常熟市莫城街道湖鹤村湖鹤苑(东区)23幢发生火灾，5人死亡。事后，常熟市开展专项行动整治“三合一”（指将人员住宿场所与加工、生产、仓储、经营等场所在同一建筑内混合设置）和群租房消防隐患。常熟城市整治的方式与效果，似乎并未超出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模式。有中国社会学者认为，中国城市拆迁改造牺牲了许多人的权益。不过，符合民心的案例却也存在。

群租与大火

常熟市政府4月18日起开始整治行动，并将延续到9月30日，整治对象是该市群租房，以及“三合一”建筑物，即生产经营、生活住房、仓储等功能同在一处的建筑。4月15日，常熟市莫城街道一栋三层楼发生火灾，5人丧生，事件中的楼房就是群租房。

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前不久在武汉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前，考察了武汉棚户区，提出决不能允许中国出现贫民窟！要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农村留条后路。常熟等地的整治，直接受习近平指示影响。

当地来的声音

不过，常熟的整治并未摆脱北京南郊的模式。去年12月上旬离开北京南郊强拆地区，到常熟讨生活的一位磨刀人，最近向美国之音说介绍了一些情况。

谈到常熟“三合一”问题时，他说：“我去看了那里的小作坊。常熟本地那几个村都是这种作坊。两三层像小别墅一样，里面第一层是工作室、生产车间，二层住人，三层是库房，反正都是那种形式。有的村有工业厂房，但是我看也不太符合规格。三合一小作坊到处都是，现在基本都停了。”

整治后房源萎缩，房租高企，民众找房困难。磨刀人说：“现在的房租涨老鼻子了，而且找不着。我上一个小区找房，那里人说可以，但是房价一千多。我住不了，必须合租。可是合租我上哪去租？谁认识我？我没有办法。”

威胁断水断电

很多人被迫离开常熟，前往苏州、江阴寻找落脚点，因为强拆来势凶猛，当局以断水断电相威胁。磨刀人说：“常熟直接就是停水、停电，要不然就把你列入失信名单。反正房东是挺害怕，说你赶紧走吧，否则房东的水电也会停了。”

网上流传的一封信说：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没有地方睡了。市政府严厉要求我们外地打工人员，不可群租房屋，搞得我们很多员工找不到房子住，房租近期成倍上涨。

支持整治行动

不过，有常熟网上舆论说，常熟的违章建筑，不仅存在消防隐患，而且阻塞消防通道。中国房网报道，常熟“三合一”建筑物功能乱象在周边城市也很普遍。苏州在册“三合一”场所3.1万余家，占全省总量43%，成为该市三年来大型火灾事故的主因之一。

高速发展造成权益损害

中国社会学工作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做到：“我刚从泰国、菲律宾等国回来。这些国家经济上曾经远远领先中国，但是现在你看，他们的城市建设，很多方面落后于中国，那是因为他们是土地私有制，也无法强拆，而中国土地是公有啊！房子说拆就拆，中国经济的确高速发展了，但是它是以损害一部分的权益为代价的。”

成功案例

胡星斗说，像马拉松赛跑一样，最后抛下一圈又圈的人，很多人因此陷入困顿。不过，他也表示，中国强拆过程中，也不乏一些成功案例，例如河北雄安新区。据说，政府以“天价”，征收建设用地，当地百姓情绪很高。

雄安新区经验有无普遍意义尚不得而知。胡星斗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不仅强拆，有的地方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民众补偿都没有兑现。许多人怨声载道，留下数不清的社会问题，强拆上访比例可观。

谢选骏指出：人类热爱自由，为了自由，宁可忍受贫穷困苦；因此，贫民窟的出现是自由迁徙的结果。现在，“决不允许中国出现贫民窟”了，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取消迁徙自由了。

【035、汽车是理想的自杀工具】

《纳米颗粒：空气中看不见的超微型杀手》（BBC 2019年12月26日）报道：

多年以来，空气污染往往是媒体头版头条新闻，但有关这个全球最大的环境健康问题，其中一些信息，我们可能被媒体误导了。例如，我们被告知，一种直径测量为2.5微米或更小的悬浮颗粒污染物——PM2.5可以通过我们的肺进入我们的血液。但在事实上，绝大多数微米颗粒PM2.5是无法进入我们的血液的。

我们还被告知，包括二氧化氮在内的氮氧化物气体是城市最大的健康威胁。然而，在欧洲因空气污染而导致的死亡中，死於氮氧化物的仅占14%。其实最大的空气污染杀手纳米颗粒（nanoparticles）从来没有上过新闻头条，没有受到监管，也很少在小众的科学圈之外被提及，尽管科学家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改变流行的看法。

悬浮微米颗粒PM2.5比人类头发宽度大约小30倍，小得看不见，但是与悬浮在空气中的纳米颗粒相比，则相对是大块头。PM2.5的直径为2500纳米，而真正的杀手纳米颗粒直径是100纳米或更小。不错，PM2.5和PM10（直径为1万纳米，体积更大的悬浮颗粒）都是杀手，一般会造成人体肺和呼吸器官出问题。但是納米颗粒可以进入人体任何器官肆意破坏。而且政府部门是以重量来测量PM2.5值的高低，但数百上千万的纳米颗粒若以重量计，可能还不到一微克，因此政府部门的空气污染报告往往低估了真正的风险。有关空气污染应该关注人体吸入的颗粒总数，而不仅仅是重量的这门科学，实际已开始好一些时间了。2003年，苏尔布吉特·考尔（Surbjit Kaur）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完成硕士学位时，她的导师建议她参加名为Dapple（空气污染的扩散及其对周遭环境的影响）的实验。考尔设计的题目是个人暴露于污染空气的研究，由六名志愿者组成的团队大家“装扮成圣诞树”，并带上各种不同的空气污染传感器，连续四周每天在伦敦市中心走一条固定路线。

考尔后来离开了科学界，现在是一名管理顾问。她说，当年这些志愿者“是朋友和我们系里的人组成的。 但如果我自己也不参加的话，我真的不能要求别人去做这个实验”。因此她也加入这个空气污染测试志愿者队伍，来到了以马里波恩路（Marylebone Road）为中心的路边。马里波恩路是一条有七条车道的大道，杜莎夫人蜡像馆（Madame Tussauds）即坐落在这条大道上。她说：“我们到了这条街，知道我们会因为长时间暴露在这样的空气中而生病。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觉得很不舒服。”

穿戴在志愿者身上和放在背包里的仪器测量了标准的空气污染物，即PM2.5和一氧化碳。但考尔还带有一套刚刚上市的崭新装备“P-Trak”纳米颗粒计数器。她笑着说：“我们需要获得各种各样的批准才能实地使用这种仪器，因为样子看起来有点像测量核辐射的盖革探测器，有关部门担心我们当众使用会引起公众的恐慌。”这个设备吸入空气后，会向空气中的颗粒表面喷洒酒精使其现形，然后通过激光束将颗粒一个个数进去，可以将微小到2纳米的纳米颗粒（比人体血细胞还要小很多倍）的数量精确地计算出来。受纽约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和芬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National Public Health Institute）研究成果的影响，考尔有一种预感，认为计算这些"超细颗粒"的数量可以增加一些有趣的数据。她的预感没有错。她说：“我预料颗粒数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没有想到变化幅度很大，确实让我吃惊……过往车辆的数量对人们接触到的PM2.5颗粒数量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对超细颗粒数量则影响巨大。”当志愿者们走在人行道上时，他们一次至少接触了3.6万个超细颗粒，最多达到13万个。当他们骑着自行车走同样的路线时（要带上所有设备，虽然麻烦，但也不是不可能），最大值和最小值又各增加了2万个。

然而，记录到的平均最高值是在汽车和公共巴士内，这说明越接近污染源，即排气管喷出的废气，则纳米颗粒的总数就越高。同一条人行道上，走在街边和走在建筑物旁边，两者虽然只有几步路之远，但差异却很明显，前者纳米颗粒数平均值是8.2万个，而后者平均值则是6.9万个。同样的读数显示PM2.5颗粒数没有变化。

很不幸，考尔的发现对政府部门测量空气污染的方式没有任何影响。大约在2006年，就在她离开科学领域的时候，剑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接过了接力棒。普拉桑特·库马尔（Prashant Kumar）在德里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攻读硕士学位，已经在研究PM2.5和PM10。但在他来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时，他说：“在与我的几位导师讨论时，我们发现他们（对纳米颗粒）的了解很少，甚至几乎不了解。他们的测量，他们的关注是另一方面。所以我决定挑战纳米颗粒这个题目。”从2008年开始，他陆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成为有关纳米颗粒污染的开创性研究，并因此成为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的教授。库马尔回顾说：“我2008年进行的第一项研究是探索性的分析。”他说，汽车废气以气体的形式排放出来，然后冷却成更小的纳米颗粒，然后再开始聚集，形成更大的颗粒。从排气管中每立方厘米的空气你可以得到10的6次方（100万个）颗粒。走在路中间为10万个，路边则是1万个。他的研究发现，交通繁忙的道路上90%以上的颗粒都是直径100纳米以下的超细颗粒。库马尔解释说，这对我们的健康是个问题， “因为颗粒越小，表面积越大。更大的表面积意味着更多的（潜在的）毒性，因为其接触到你体内的面积也更大。”

为形象地理解这一点，不妨想象一下足球和高尔夫球的对比。一个足球的圆周为70厘米，表面积约为1500平方厘米。高尔夫球显然要小得多，周长约为13厘米，表面积为54平方厘米。如论体积，你可以把156个高尔夫球放进一个足球大小的空间，但所有这些高尔夫球表面积相加将是8453cm2，整整比一个足球大了6.9平方米。在纳米尺度上，这种差异更要大得多。一个由10亿个10纳米颗粒组成的雾团其质量只相当于一个PM10颗粒，但其总表面积却是后者的100万倍。而这些纳米颗粒表面覆盖着来自汽车尾气的未燃烧的有毒燃料。

库马尔教授的另一项研究是被成年人用婴儿车推着经小镇路边而过的儿童，其接触空气污染的状况。他说：“我们发现，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会接触到大量纳米颗粒，而婴儿车中的孩子接触的微细颗粒数量还要大……在某些情况下，会比成年人高出20-30%。由于孩子的免疫系统还在发育，他们更容易受到健康影响。”例如，美国加州儿童健康研究发现，在交通繁忙道路的半公里内长大的儿童肺活量明显受到损害。

纳米颗粒还可以通过肺壁进入血液，这是颗粒较大的PM2.5无法做到的。纳米颗粒一旦进入血液，除了可以到达身体的任何器官或动脉，也会造成与肺部相同的炎症损伤。不过直到最近之前，人们还不知道到底直径多大的颗粒能够通过肺壁进入血液，也不知道哪些颗粒会滞留在肺部或上呼吸道。

爱丁堡大学教授大卫·纽比（David Newby）领导的团队在2017年终於补上了这项研究拼图的最后一块。珍·拉夫提斯（Jen Raftis）博士是研究小组的一员。她说：“如何让血液中的纳米颗粒现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设想，现实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成像技术。但是现有的成像技术没有那么高的分辨率。所以我们决定使用黄金。”

爱丁堡研究小组使用从荷兰借来的一台机器，通过电极将黄金打碎到仅只有2纳米大小的超微细的颗粒。首先，让老鼠吸入这些黄金纳米颗粒，接下来，让人类志愿者吸入。拉夫提斯以让人放心的口气解释说：“我们使用黄金，因为我们知道黄金真的很安全。黄金可以用于临床是因为黄金是惰性的，不会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也不会引起体内的氧化压力。”黄金也很容易被仪器探测到，不像碳颗粒那样会有效地隐藏在我们碳基生命的人体中，难以查到。

志愿者在吸入黄金纳米颗粒的15分钟以及24小时后，提供了血液和尿液样本。你想不到吧，他们的血液和尿液的样品里真的发现了金子。研究小组还发现了一个30纳米的分界点。在流动的血液中可以发现低于30纳米大小的颗粒，而大于30纳米的物质则无法渗透过肺部进入血液。

拉夫提斯说：“我们显然不能对人类进行活组织检查，但却可以对老鼠做尸检。我们发现肺部积累的颗粒最多, 其次是肝脏，因为血液首先经过的是肝脏。肾脏表面的渗透孔大小是5纳米，因此大于5纳米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渗透进肾脏……但身体的其他部位则可能有颗粒积累 , 因为整个身体不同部位的表皮孔隙大小是有差别的。三个月后，志愿者的尿液中仍然发现含有黄金微粒。

随后英国心脏基金会（British Heart Foundation）资助爱丁堡大学教授大卫·纽比的团队继续此项研究。再一次，大卫·纽比要用实验证明一个理论。当时这个还未获得证实的理论是，纳米颗粒污染物在人体动脉中聚集可能导致中风和心脏病。大卫·纽比接触了一些即将接受切除动脉脂肪沉积（即动脉斑块）手术的病人。如果让这些病人在手术的前一天吸入黄金纳米颗粒，第二天手术后能否在他们切除的斑块上发现这些黄金粒子？

拉夫提斯说：“是的，我们在斑块上发现了黄金颗粒。”她此时谈到这一发现，仍然很兴奋。她说：“这表明，这种大小和结构的空气污染颗粒可以在吸入24小时内被吸附到动脉斑块上。对心脏病患者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事，因为我们人一生都会呼吸到被污染的空气。而我们做的只是一次性的实验，但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不妨把动脉想象成道路，动脉斑块想象成车祸现场，纳米颗粒就是被堵在车祸现场越积越多的汽车，结果造成动脉交通更严重的堵塞。而且纳米颗粒也可能就是造成动脉车祸的原因，因为这些颗粒表面附着的有毒化学物质会使动脉发炎，纽比的前任肯·唐纳（Ken Donaldson）森教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强调了纳米颗粒的毒性。“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组织的研究估计，空气污染可能导致21%的中风死亡和24%的缺血性心脏病死亡。交通废气一直被认为是空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的确凿证据，，但这只行凶的枪发射出来的子弹却很难找到。现在，许多人认为子弹已找到，就是纳米颗粒。

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和欧盟，都对微米颗粒PM2.5、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最有害的空气污染物有法律限制。但对纳米颗粒则没有类似的监管约束。有关方面典型的反驳是，法律规定的“PM2.5已包括最小到直径1纳米的所有微细颗粒”。技术上PM2.5确实包括了纳米颗粒，但正如我们所见，数百万计的纳米颗粒在PM2.5的测量读数中几乎无法显示。因此，在政府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上，PM2.5读数可能很低，给人一种空气很干净的假象，但此时空气中实际有大量微细颗粒正在进入我们的动脉血管。

2008年一份为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所作，有关直径低于100纳米的超细颗粒污染物的报告发现，因为“目前没有针对纳米颗粒的排放上限或减排目标之规定……也没有关于纳米颗粒的指引或可供查阅的纳米颗粒排放因素列表的途径。”目前存在的唯一法规是欧盟汽车尾气排放6号标准测试，其中一项是废气颗粒数限制，测量的颗粒直径已缩小到23纳米。但是，Defra的报告说，这意味着“城市空气中超过30%的纳米颗粒可能不包括在内”，并且只覆盖了爱丁堡大学黄金纳米颗粒研究所确定的30纳米分界值以下颗粒之一小部分。

也许唯一的好消息是，虽然纳米颗粒数与PM2.5的测量值之间没有很好的相关性，但确实与氮氧化物的读数相关。像纳米颗粒一样，二氧化氮（NO2，氮氧化物的一种）离排放源最近，但很快就会消散。NO2甚至会与空气中的其他气体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某些类型的纳米颗粒。因此，减少NO2的排放通常也可以起到减少纳米颗粒的作用。库马尔说：“两者之间确实相互关联，因为两者都来自同一个排放源。”

有关氮氧化物和纳米颗粒的解决方案也一样，即用电取代石化燃料作为能源。电动汽车仍然会扬起道路尘土，但它们不会释放由燃烧产生的纳米颗粒或氮氧化物。虽然仍需要发电站来获取电力，但我们在公路上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站在发电站烟囱旁的时间，尽管发电站的碳排放是我们必须快速转向100%可再生能源的更充分理由。而更好的选择是使用真正的废气零排放交通工具，如步行和骑自行车。我们越快完成这一转变，就能挽救更多的生命。在此期间，我们还需要通过建立隔离自行车道和绿色屏障，即人行道和道路之间的树木、树篱和攀爬植物等绿色隔离带，将行人与以燃烧排气车辆为主的交通道隔离开来，从而减少我们对废气的接触。

十多年后，考尔发现自己的习惯仍然受到当年纳米颗粒研究的影响。她笑着说：“当我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我的朋友们觉得我总是贴着建筑物的一边走很滑稽!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抄近路穿过公园，或者走小路。”

在爱丁堡，拉夫提斯走得更远。她说：“我不再于家中点蜡烛。虽然我很喜欢木材熊熊燃烧的火炉，但我家里不会使用，也不会有烧木头的炉子。我做饭的时候总要打开抽油烟机。我不会沿着马路跑步，跑步我总是选在公园。我不开车，也有意识地认为我不应该开，除非是开电动汽车。”但拉夫提斯骑自行车，尽管附近空气的颗粒物含量很高，因为“即使你在交通拥挤的时候骑自行车，你也可以通过锻炼来抵消空气污染。”

我问她，限制废气排放法规和政策是否应该更多地转向规限纳米颗粒的污染。她告诉我，她不是政策制定者，但很快又补充道：“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我的意思是，你觉得你在研究，再研究，也产生了数据，却什么反应也没得到，只是口头说所而已。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PM2.5正是监测仪所测量出来的。”

身处同样一个城镇或城市，我们每天接触到的空气污染程度，会因人、因交通方式，以及行经的路线而有很大差异。大多数城市或国家通过几个固定的监测站来测量，这些监测站检测到的只是附近的空气。然而，我们不会一辈子都会待在某个地方不动。

考尔在她泰晤士河畔的办公室，远望着伦敦的市长官邸，对我说：“我仍然觉得这个研究很迷人。如果政府推出的空气污染政策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但其政策的指导依据却是不相关的数据，那么你到底是真的在帮助人们，还是在防碍他们？”

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汽车真是现代人理想的自杀工具！尤其是各国反动政府，为了抽税，大肆推销汽车，不惜掩盖真相，严重恶化了地球环境！

【036、枪支太多就是自由太多了】

《实拍：卫星图告诉有多少参加反枪支游行》（2018-03-24日晷）报道：

3月24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爆发大规模反枪支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逾50万学生、家长、教师及支持者涌上街头，将宾夕法尼亚大道从国会至白宫的路段挤得水泄不通。

有媒体放出了当日的卫星影像，称“这张卫星图能告诉你今天的华盛顿有多少人”。

据悉，此次游行是自越战以来有最多年轻人参与的游行活动，警方预计有50万人参加。支持者从周边马里兰州等地赶往华盛顿，更有人从北卡罗来纳州等地远道而来，因为此次游行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安全。图为华盛顿，通往白宫的大道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占据。

美国多座城市在同日举行声援游行的活动，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纽约、旧金山（图）、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等地，人们涌上街头，要求白宫倾听人民的声音。

洛杉矶，抗议人群走上街头。

在纽约市中央公园西区哥伦布环岛，游行队伍从当天上午开始集结，11时左右展开为时1小时的游行，他们高举各种标语，沿道路前行。

一项新鲜出炉的民意调查显示，69%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加强枪支管理。图为西雅图。

亚特兰大人们高举“保护学生安全”、“投票反枪支”、“我们的生命比枪支更重要”等标语，要求立法禁止销售攻击性武器。

网民评论：

muyoupo 今天 02:45

不能只用口号喊禁枪，必须用选票来禁枪。过去的经验是，口号喊了，过几天又忘记了，结果共和党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决控枪提案而毫发无伤。为什么？太多的人把自己的蝇头小利看得比天大，把孩子的安危置之度外，以为那是不可能会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的，所以仍然投共和党的票。于是，校园枪支暴力越演越烈，现在每一个孩子都笼罩在危险之中。做家长扪心自问：你在保护孩子上面做了应该做得事吗？现在孩子们自己起来了，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靠自己的家长已经没有用，只能靠自己。这是对家长们的否定，你们没有做他们需要的事！那些仍然投共和党的家长们，是清醒的时候了。为了你的孩子的安全，而不是你的蝇头小利投票。不然，哪一天你孩子沦为牺牲品，你就是凶手的同谋者。

打狗棍 今天 01:04

fkgcd 

你这也叫舔么？太糊弄事了吧，你得彰显一下普世拥枪的制度性优越啊。笨狗一只，去花销你那5美分去吧。哈哈哈

fkgcd 今天 00:58

呵呵，“打狗棍”你一个五毛太监，恐怕连这种上街表达抗议的权利都没体验过吧？弱智儿童欢乐多啊。

打狗棍 今天 00:28

狗粮们说了，允许拥枪是普世用来反抗暴政的手段，体现了普世的先进性。

可这些人口喊一二三，啪～～～，狠狠抽了狗粮们的脸蛋子。

狗粮们来来来，不来为主子舔的三姓家奴不是好狗粮。哈哈哈

谢选骏指出：枪支太多就是自由太多了。而自由太多就是从宗教自由开始的。有人乱搞，就有人乱叫，就有人乱开枪。禁枪也没有办法了，就像禁止吸烟的结果却是带来了大麻合法化，以及，人造鸦片的遍地开花。这就是大众民主的弊端。这就是原罪的社会投现。

【037、群体免疫的血腥之路就是自由之路】

《欧洲正走上群体免疫的血腥之路》（环球网2020/04/07）报道：

英国又有流行病学专家向政府建议采取群体免疫方式对抗新冠病毒。首先，老胡觉得，提这种建议的专家，就应该让他们带着自己全家和整个家族先全都感染上，给世界带头。

英国的情况很糟糕，该国过去4天的死亡病例分别是569、684、708，621例，正在成为欧洲的又一个意大利。我觉得欧洲的实际情况就是在羞羞答答地走向群体免疫。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死亡数据在达到单日死亡五六百以上的高峰后，逐渐稳定。意大利人口和湖北一样多，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1万5，是湖北省的5倍，它的死亡人数肯定要超过2万人，有可能最后死3万左右。全国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是几百万。英法等国最后都可能走上这样的一条路。

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有一个小镇据说已经有67%的献血者都测出了病毒抗体，但是伦巴第大区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需要指出的是，群体免疫显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凡有一点辙，谁也不愿意自己参与群体免疫的尝试。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也这样搞，放任感染和死亡，仅仅达到意大利的死亡率，全国就至少要有50万至60万人失去生命，多么恐怖。老百姓能接受吗？

群体免疫实际上是用无数尸体铺出人类的未来，我认为它只是抗疫失败的一个好听名称，是块遮羞布。它是对人道主义的背叛。前天夜里我给住在东欧的一个朋友也打了电话，对方也说可能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指望群体免疫了。我说谁愿意群体免疫随他们去，你们夫妇先别染上，也都五六十岁的人了，咱们不去给他们做挡病毒的实验。

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说，新冠病毒蔓延开来，受到打击最严重的是穷人。在密歇根州，40%的死亡病例是非洲裔。在厄瓜多尔甚至出现了暴尸街头的死亡者，都是穷人。

群体免疫实际上是用无数尸体铺出人类的未来，我认为它只是抗疫失败的一个好听名称，是块遮羞布。它是对人道主义的背叛。

前天夜里我给住在东欧的一个朋友也打了电话，对方也说可能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指望群体免疫了。我说谁愿意群体免疫随他们去，你们夫妇先别染上，也都五六十岁的人了，咱们不去给他们做挡病毒的实验。

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说，新冠病毒蔓延开来，受到打击最严重的是穷人。在密歇根州，40%的死亡病例是非洲裔。在厄瓜多尔甚至出现了暴尸街头的死亡者，都是穷人。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不懂，群体免疫的血腥之路就是自由之路！自由之路不是铺满鲜花的，相反，没有时刻守卫的血腥抗争，自由就会沦为奴役——这就是“解放以后”的悲惨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血腥之路并非它是对人道主义的背叛，而是对“武汉封城”一类的奴役之路的抵抗。而历史已经证明，“解放以后”所形成的，并非人道主义，而是猪权现实。

《张文宏：目前靠群体免疫应对疫情并不现实》（2020年4月15日 综合新闻）报道：

上海冠病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今日（15日）指出，若要达到群体免疫，按照目前的死亡率，单单美国就会有600万人死亡，因此建立群体免疫并不现实，且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传染病靠群体免疫控制。

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国驻欧盟使团、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使馆与上海市外办今日联合组织防控疫情视频讲座，张文宏在讲座上被问到一些国家提出的“群体免疫”策略时，以美国为例分析，若美国达到群体免疫，三亿人口应该至少达到50%的感染人群，也就是需要1.5亿的感染，才能达到群体免疫。

张文宏说，如果按照目前的重症率，至少会有1500万的重症率，重症中的重症会有750万人，按照纽约危重症的抢救成功率来算，大概会有600万人死亡。因此，在张文宏看来，建立群体免疫是不现实的。他也介绍，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例传染病的控制是靠群体免疫。另外，针对一些欧洲国家提出恢复中小学上课，张文宏认为，在一个城市的疫情没有完全结束之前，小学和幼儿园开学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小孩子没有社交距离的概念，欧洲应该也不会让学生在学校戴口罩。他指出，等两到四星期，如果当地没有报感染，才算是比较安全的。对于在欧中国人是否应该把孩子送去学校，张文宏建议，等欧洲疫情再下来一些，再将孩子送到当地学校会比较妥当。

谢选骏指出：张文宏不懂世界历史，所以才会说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例传染病的控制是靠群体免疫”。他哪里知道，英国人倡导的“群体免疫”，正是他们对付美洲人和澳洲人的殖民战略）他们在依靠这个战略在塔斯马尼亚岛100%地消灭了原住民，在美洲和澳洲也都有效减少了原住民的人口，彻底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和资源。只是，英国人和欧洲人现在想在本国和本洲推行这一战略，不知后事如何——正如希特勒把英国成功灭绝北美印第安人的“群体免疫”战略用在了犹太人和东欧人的头上，结果并不成功。

《研究：人群免疫度达80%才算抗疫成功 社交距离要保持到2022年》（2020年4月16日 综合新闻）报道：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最新的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染力此前被低估，新数据表明，人群免疫率要达到82%才能遏制住疫情。与此同时，哈佛大学的研究说，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可能需要持续到2022年。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出版的学术期刊《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预先发表在其网站上的这份研究说，凭借新的数据和研究方法，估计武汉疫情爆发初期，被单个感染者传染的人数中位数为5.7人，这是此前估计的2.2—2.7人的两倍多。报告说，这意味着，要铲除疫情，人群免疫程度需达到82%。免疫力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或经过感染痊愈后获得。此前的科学研究推算认为人群免疫度达到55%即可。目前多国正在加紧研制和试验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

这份报告说，新冠病毒的潜伏期（指从接触到病毒开始到出现症状所需时长）平均为4.2天，这与其他类似的研究基本一致。此前对中国武汉疫情爆发初期的分析认为，感染人数翻倍的所需时间是6—7天。但最新研究认为，感染人数翻倍只用了2.3—3.3天，

研究人员还评估了对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在内的感染者识别能力对疫情控制努力的影响。报告认为，当社会有能力对多数感染者进行识别时，隔离手段和追踪有症状感染者的接触者两个方法可以有效控制病毒传播，但如果病毒传播的20%都来自未被识别的感染者，就需要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遏制病毒传播，这说明了早期有效监控、接触者追踪和隔离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部门研究者研究认为，如果没有有效干预，为了防止新冠疫情再度大规模爆发，持续或间歇保持社会距离的做法需要进行到2022年。报告强调，额外的干预措施，包括扩大危重病护理能力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将提高间歇性采取保持社交距离做法的成功率，并加速获得群体免疫。

哈佛大学的学者说，韩国和新加坡的做法表明，有效增加社交距离的措施可以缓解医疗系统的压力、让进行接触者追踪和有效的隔离手段成为可能。研究承认，长期进行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对社会和教育产生不良后果。报告预计，新冠疫情可能会在2024年卷土重来，即使疫情在一定程度得以遏制，对新冠病毒的监控仍要持续下去。

谢选骏指出：群体免疫的血腥之路不仅是自由之路，而且也是形成新的文化之路——所以我说，全球瘟疫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新文化之战”。哪种文化模式有利于控制疫情，那种文化模式就能够占据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主导地位！

【038、人类将死于自杀还是他杀】

《人工智能70年：科幻和现实的交融》（BBC 2019年6月10日）报道：

（人工智能学科的奠基石之一是1940年代美国神经科学家和逻辑学家联合提出的神经元数学模型） 

人类飞跑着进入人工智能（AI）时代。粗略估算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20多种寻常的AI，从垃圾邮件过滤器到叫车软件。

AI被分为两类，这些执行具体任务的AI属于“弱人工智能”；另一类“强人工智能”，又称“通用人工智能”（AGI） ，能够模仿人类思维、决策，有自我意识，自主行动。这一类目前主要出现在科幻作品中，还没有成为科学现实。

人工智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哲学、虚构和想象。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人工智能学科只有大约70年历史，不乏跌宕和学术门派之争，定义含混和因此造成的困惑、迷思仿佛层峦叠嶂，科幻和现实经常相互越界。

AI研发史上经历过两次“寒冬”，2018年人们又开始谈论第三个AI寒冬将至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正在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人类和机器的关系如何界定？看懂现在，展望未来，或许可以从回顾历史开始。

古老的梦

地球上第一个行走的机器人叫塔洛斯，是个铜制的巨人，大约2500多年前在希腊克里特岛降生在匠神赫菲斯托的工棚。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述，塔洛斯当年在特洛伊战争中负责守卫克里特。诸神饮宴时有会动的机械三足鼎伺候。

埃德利安·梅耶（Adrienne Mayor）在《诸神与机器人》（Gods and Robots）甚至把希腊古城亚历山大港称为最初的硅谷，因为那里曾经是无数机器人的家园。

除了古希腊、罗马，其他古文明也不乏人类对"复制自己"的探索。犹太人传说中有生命的泥人，印度传说中，守卫佛祖舍利子的机器人武士（模仿古希腊罗马自动人形机的设计）；佛教传入前日本的神照神社，中国的兵马俑，后来又有了达芬奇的机器人武士、会下象棋的木头人"土耳其"，等等。虽然跟现在一般理解的人工智能似乎风马牛不相干，但这些尝试都体现了人类复制、模拟自身的梦想。

不过，法国索邦大学计算机学教授让-加布里埃尔·加纳西亚（Jean-Gabriel Ganascia）认为，古代神话中人形物体被赋予生命，与今天人们想象和担忧的“通用人工智能”，即具有超级智能的机器，都更多属于想象而不是科学现实，至少目前如此。

在开创人工智能学科的先驱者心目中，AI的初衷是用机器来模拟人类、动植物和物种种群的演变，这个学科立足于这样一种猜想：所有认知功能都可以被精确描述，从而有可能在计算机上复制。

作为现代科技学科的AI历史很短，但不乏跌宕坎坷。

1943年，美国神经科学家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逻辑学家皮茨（Water Pitts）提出神经元的数学模型。后来有人说现代AI梦就诞生在那个时候。

那个梦是一篇题目绕口的论文，《神经活动中内在思想的逻辑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这篇论文被视为人工智能学科的奠基石。现在大热的“深度学习”，前身是人工神经网络，而其基础就是神经元的数学模型。

这篇论文的发表也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三大派之一的仿生学派诞生。这个学派从神经网络的连接机制着手来发展人工智能，被称为连接主义派，后来符号逻辑派占上风几十年，神经仿生派一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翻身，以新连接主义面目复兴。

AI的另一块基石是加拿大神经心理学家赫布（Donald Hebb）1949年提出“赫布规则”，简单说就是两个细胞如果总是同时被激活，那么它们之间就有某种关联，关联度与同时激活概率成正比关系。这个规则今天用在机器自动学习算法中。

1950年代——起步

现在人们普遍把1956年叫做AI元年。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学科，在这个时期起步并取得了早期成功。

图灵和图灵机

英国电脑奇才、密码学家、逻辑学家、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之父图灵（Alan Turing）曾想，机器能不能模仿人类的认知、学习过程，用逻辑推理和已有的信息来解决问题，作出决定？他1936年提出图灵机的设想，就是一种抽象计算模型，实质上是一种数学逻辑机。

1950年，图灵发表《计算机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ay and Intelligence）论文，文中阐述了"模仿游戏"的设想和测试方式，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图灵测试。这篇文章是对机器模仿人类智能的深度思考和系统论述。

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个词1955年首次亮相。当时4位AI鼻祖写了一份提案，申请开一个研讨会研究人工智能。他们估计两个月，10个人参加，就足以取得重大突破。他们是麦卡锡（John McCarthy）、明斯基（Marvin Minsky）、罗切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和香农（Claude Shannon）。

申请获准，暑期研讨会于1956年8月31日在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召开。

研讨会被普遍 视为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所以这一年算AI元年。 

明斯基是人工智能先驱之一。他1951年与同事一起设计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神经网络学习机，模仿的是人类脑细胞。他后来推动设立了MIT人工智能实验室，1985年又发起并成立了MIT的媒体实验室。明斯基毕业于哈佛大学。 

早期成果 

AI元年后，喜讯不断。1957年，GPS（通用问题解决器）设想问世。这个设想的原理是任何形式化的符号问题都可以用这个电脑程序来解决。提出设想的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专家纽厄尔（Allen Newell）、西蒙（Herbert A. Simon）和肖。这个设想属于逻辑、符号派。在短短60年时间里也经历了冷暖。 

1959年，麦卡锡提出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AI系统。那是他在《具备常识的程序》中提出的能像人类一样学习的假想程序，"Advice Taker"。同年，他和明斯基牵头在MIT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也是在这一年，塞缪尔首创了机器学习这个概念。他1956年写的跳棋程序具有自学能力，是世界第一个。

1960年——伊莉莎

1961年，世界第一款工业机器人Unimate在美国新泽西的通用电气工厂上岗试用。1966年，第一台能移动的机器人Shakey问世，就是那个会抽烟的机器人。跟Shakey同年出生的还有伊莉莎。

1966年问世的伊莉莎（Eliza）可以算作今天亚马逊语音助手Alexa、谷歌助理和苹果语音助手Siri们的祖母，可以跟人进行书面交流。

“她”没有人形，没有声音，就是一个简单的机器人程序，通过人工编写的DOCTOR脚本跟人类进行类似心理咨询的交谈。Eliza的“父亲”，后来成为MIT教授的维森鲍姆（Joseph Weizenbaum）解释说，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人们可以教这个程序学习掌握新的语言技能，谈吐越来越优雅，就像《窈窕淑女》里被调教得十分出色的卖花姑娘伊莉莎。

伊莉莎问世时，机器解决问题和释义语音语言的苗头已经初露端倪。但是，抽象思维、自我认知和自然语言处理功能等人类智能对机器来说还遥不可及。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机器人索菲亚仍需依靠事先输入的内容才能与人交流，但能说能笑能哭，而且是美女形象。

《窈窕淑女》中的伊莉莎出身贫穷，但在希金斯教授的调教下成了谈吐优雅的“窈窕淑女”。 

批评声鹊起

这个时期出现了对人工智能的尖锐批评。

《炼金术与人工智能》发表于1965年，作者德雷弗斯把这篇著名的檄文跟后来陆续写的文章集成《计算机不能干什么》一书，后人凡批评AI必提此书。

另一个刺耳的声音来自古德（I. J. Good）。他1965年发表了一篇对人工智能未来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的文章，可以算“AI威胁论”的先驱。他认为机器的超级智能和无法避免的智能爆炸最终将超出人类可控范畴。后来著名科学家霍金、发明家和实业家马斯克对人工智能的恐怖预言跟古德半个世界前的警告遥相呼应。

法国计算机学家加纳西亚把这段时间称为AI发展史上的“预言者时期”，因为学科初创并取得早期成果令人欣喜，难免说些头脑发热的话。

流传较广的包括美国经济学家西蒙（Herbert Simon司马贺）1958年预言，再过10年机器就能问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结果是1997年才成真。另外，AI鼻祖明斯基在1968年《2001太空漫游》记者会上说机器智能30年内可赶超人类 ，现在只是设想。

1968年，科幻大片《2001太空漫游》上映，导演库布里克对人类心灵深处那个古老的渴望做了太空时代的演绎。

1970年代－机器人问诊

1970年，世界第一个拟人机器人WABOT-1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诞生。

除此之外，这段时间AI领域基本上是埋头科研，主要侧重研究机器模拟记忆心理学和理解机制、知识和推理。因此，这个阶段AI语义知识表示技术有长足进展，进而推动了专家系统的研发。

专家系统利用一流专家的知识来再现他们的思维过程；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在医疗诊断和其他一些领域广泛应用。

1972年，针对细菌感染的医疗诊断系统MYCIN问世，准确率69%，专科医生是80%。1978年 ，用于电脑销售过程中为顾客自动配置零部件的专家系统XCON诞生。XCON是第一个投入商用的AI专家，也是当时最成功的一款。

1979年，斯坦福大学开始研发自动驾驶技术，但世界上第一次无人驾驶汽车完成首秀是在1986年；那是一辆奔驰面包车，德国联邦大学研制，车上有摄像机和感应装置。它在无人的街道上行驶速度达55mph。

1980年代——《终结者》

数据和知识积累推动计算机学习算法发展，使机器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自动调整编程，AI的应用突飞猛进，如指纹、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计算机和人造生命开始和其他学科交融，生出混合系统。

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物理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和神经学家霍普菲尔德用模拟集成电路实现了自己两年前提出的神经网络模型，这个模型带动了神经网络学派的复兴。深度学习大热并取得突破。

机器战警设计者的真实世界机器人

同年，深度学习“三巨头”辛顿（Geoffrey Hinton）、本吉奥（Yoshua Bengio）和杨立昆（Yann LeCun）发表反向传播算法论文，开启深度学习潮流。

那年，卡梅隆大片《终结者》上映，作家布鲁克斯（Rodney Allen Brooks）发表《大象不下棋》，提出更高层次的AI系统设想：在与环境互动的基础上打造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三大源头之一，哲学，又站到聚光灯下。1981年，美国哲学家、数学家与计算机科学家普特南（Hilary W. Putnam）发表《理性、真理与历史》，提出著名的“缸中脑”假象试验。

这本身是一个哲学命题，缸中靠营养液存活、通过电脑接收各种刺激而产生感知的大脑，实际上就是虚拟现实。这个假想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启示，也引发了对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也催生了许多科幻作品，比如《盗梦空间》、《源代码》和《阿凡达》。

AI的两个冬季

1974-1980年，1987-1993年，AI遭遇两次寒冬。

第一次是因为两份学术报告发表，导致AI领域研究经费锐减。一份是1966年在美国自动语言处理顾问委员会（ALPAC）的《语言与机器：翻译和语言学中的计算机》（Language and Machines: Computers in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另一份是英国莱特希尔教授（Sir James Lighthill）1973年发表的《人工智能普查报告》。这两份报告都表达了对先前的投资未能产生预期受益的失望，结论是不应该继续往AI这个无底洞砸钱。

不过，一线的科研仍在继续，但直接说AI的少了，诸如机器学习、信息数学、基于知识的系统和模式识别之类新词开始涌现。

出现第二个冬季则是因为桌面电脑迅速普及，AI系统的金主，包括美国国防部，觉得投资AI性价比不高，兴趣大减。但到20世纪末，AI领域再度春暖花开。标志性事件是1997年IBM深蓝大胜世界象棋冠军卡斯帕洛夫。

历史上这两次“钱荒”，跟AI研究资金来源较单一，主要来自政府给学术机构的科研拨款。随着AI产业化加深，越来越多研发资金来自企业。但AI领域内部的混乱、门派纷争、各自为政的问题依然存在。

“深度仿冒”情色视频正在崛起

1990年代——聊天机器人

1990年代后期，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和人机界面结合，产生了具有情感和情绪的智能代理，情绪／情感计算（即评估情绪的变化然后在机器上再现）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对话代理（聊天机器人）。

1993年，维诺尔·温奇发表《即将来临的技术奇点》（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一文，预言30年后人类将能够创造具有超级智慧的机器，由此走上人类终结之路。这个时刻就是后来很多人说的“奇点”。数学家霍金和企业家马斯克都是机器终结人类说法的信众。

但对于这个奇点究竟是否存在目前仍有不同看法。

1997年，IBM的深蓝超级电脑击败世界象棋冠军卡斯帕洛夫，西蒙1958年的预言算是实现了，尽管晚了近40年。

21世纪——深度学习

进入21世纪，许多人工智能的能力已经超越人类，比如围棋、德州扑克，比如证明数学定理，比如学习从海量数据中自动构建知识，识别语音、面孔、指纹，驾驶汽车，处理海量的文件、物流和制造业的自动化操作。

机器人可以识别和模拟人类情绪，可以充当陪伴和护理员了。AI的应用也因此遍地开花，很快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成了时代强音。

一个普遍认同的说法是，2012年的ImageNet年度挑战开启了这一轮AI复兴浪潮，把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推到前台，大量投资资金涌入。ImageNet是为视觉认知软件研究而设计建立的大型视觉数据库，由华裔AI科学家李飞飞2007年发起；她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ImageNet挑战是每年一度的全行业比武，比谁家的电脑视觉算法最强。2012年夺冠的多伦多大学团队的图像识别软件AlexNet错误率比第二名低10.8%。观察人士总结秘密武器有3个：大数据、更强的电脑、更聪明的算法。

李飞飞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与视觉实验室负责人、谷歌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首席科学家，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共同院长。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名字是樊麾，生于中国，围棋手，职业二段，现任法国围棋队总教练。他2015年10月与谷歌人工智能AlphaGO较量0:5败于对方。他对BBC中文网表示，输给机器的感觉终身难忘。

职业围棋手樊麾败给阿尔法狗之后的感悟

过去10年中，人工智能开始写新闻、抢独家，经过海量数据训练学会了识别猫，IBM超级电脑沃森战胜了智力竞赛两任冠军，谷歌阿尔法狗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Atlas学会了三级障碍跳。沃森和阿尔法狗的秘诀都是强化学习。

这个领域的镇海宝典《深度学习》2015年发表，作者辛顿、本吉奥和杨立昆1980年代就合写了同样开行业先河的经典论文，阐述反向传播算法，2019年获图灵奖。

不得不提的是索菲亚。2017年这个拟人机器人亮相时艳惊天下，与人交谈语言生动、深刻，沙特抢先给"她"发公民证，后来被杨立昆揭露是个骗局。

因为，索菲亚虽然具备不少先进的技术，包括仿生材料做的皮肤和逼真的面部表情，与人互动时的共情反应，但她只会说事先输入和设置的话，不具备人们以为她拥有的应用语言智能和思想意识。很快，索菲亚销声匿迹。

进化论更新版？ 

現代科学诞生前，世界上有迷信，有工匠。然后科学和技术融合，科技和迷信并存；科技和迷信之间有一片宽阔地带，繁茂地生长着科幻，小说、影视和艺术。

深度学习似乎表明人类向复制自己的原始意愿又迈进了一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继续跌宕起伏，而人与机器的关系、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挑战日益成为AI领域的焦点话题。

有人预言，几百年后，世界上的智慧智能将由3部分组成：人类智能（AI）+人类可控的人工智能+人类不可控的机器智能。

这一切又都离不开人类文明曙光初现时一个古老的梦想。

想象和现实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切割，科技和商业更是如影随形，但区分人工智能（AI）和通用人工智能（AGI），或许有助于减缓第三次“AI寒冬”将至的担忧和焦虑。

谢选骏指出：1970年，我被毛泽东集团发配到小店学徒，激发起强烈的求知欲望，渐渐地我梦想摆脱自己的肉体，仅仅留存自己的大脑，泡在某种营养液中吸收知识、洞察世界……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就是一种人工智能吗。我切身体会到，对于一种纯粹的知识与智能而言，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一种累赘和浪费；因此从纯粹的知识与智能来看，吃喝拉撒的人类根本不配生存。后来我信了上帝，知道人是靠着神的恩典活着的，而这，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理由。若非如此，人类命运所剩下的悬念就仅仅是——人类将死于自杀还是他杀了。

【039、任正非向松祚不懂“‘人才’是‘自由’的产儿”】

《任正非真正的忧虑是什么？读他一席话 悲从中来》（向松祚 2019-05-24）报道：

书桌前端坐，再次拜读任正非先生5月21日的长篇访谈。洋洋两万余言，坦诚从容，全面深刻，大气磅礴，感人至深。

读着读着，我突然仰天长叹，悲从中来。呜呼！任正非先生看似坦荡从容的话语，实在是饱含着深沉的悲壮和深深的忧虑。任正非先生所谈者看似是华为，所忧者其实是中华。他关注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华为如何应对当下所遭遇的困境，实际上内心深处所忧所虑者，却是国家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科学创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以及全球人才竞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请允许我详细引述任正非先生的访谈，以证实上述所言不虚。

1、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和强盛，人才是最重要的。

任正非如是说：“我讲两个故事，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德国因为不投降，最后被炸得片瓦未存，除了雅尔塔留下准备开会，其余地方全被炸成平地。日本也受到了强烈轰炸，如果不投降，美军也要全部炸平，最终日本采取了妥协的方法，保留天皇，日本投降，没有被完全摧毁，但是大量的工业基础被摧毁了。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整雄风”，没多少年德国就振兴了，所有房子都修复得跟过去一样。日本的经济也快速恢复，得益于他们的人才、得益于他们的教育、得益于他们的基础，这点是最主要的。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

2、我们和美国科技上的差距还很大，美国在科技上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任正非如是说：“我们首先要肯定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深度、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特别是美国一些小公司的产品是超级尖端的。我们仅仅是聚焦在自己的行业上，做到了现在的领先，而不是对准美国的国家水平。就我们公司和个别的企业比，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多少差距了；但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

3、中国科技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与我们经济的泡沫化和不能踏踏实实做学问直接相关。

任正非如是说：“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等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4、搞芯片、搞电子工业，光砸钱不行，还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等

任正非如是说：“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5、任正非最深的忧患：我们还有几个人认真读书？

任正非如是质问：“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

我称之为“任正非之问”，此问与“徐匡迪之问”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同一个问题，所问者一也，所忧者国也。

6、中国应该全面改革和改善各项政策，大胆吸引全球人才，搞跨国创新。

任正非如是说：“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

当然，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如果来到中国，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雷锋是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献给党。但是，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不仅没有优惠，税收还高很多。最近听说大湾区可以降到15%，实施措施是什么？是不是要在大湾区有户口，是否要在大湾区有工作？换一个地方就不行，这个政策有什么用？科学家本身就是流动的，只在这里上班八小时，还是科学家吗？我们要创造一些让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

7、中国应该调整政策，拥抱这个世界

任正非如是说：第一次世界人才大转移，是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转移到以色列，以色列成为了一个科技高地。

现在，第二次人才大转移又来了，美国现在排外，大量人才进入不了机密研究。美国著名媒体写了一篇文章反问美国“中国如果发明了抗癌的药物，也危害国家安全吗？”美国癌中心辞退了三个华人科学家，中国人发明的癌症药，难道也危害国家安全了吗？他反问美国。

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了工作信心，为什么不拥抱他们进来呢？他们问“怎么进来？孩子上学难，没户口买不了车，还要缴很高的税收。

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拥抱这个世界。

美国两百年前是印第安人的不毛之地，就是政策对了，今天是世界霸主。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来中国创业。

大家要想到，东欧国家都比较贫穷，但是美国大量的领袖、科学家、金融家……都是东欧人，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吸引东欧人到中国来，或者在东欧建立各种研究基地？

8、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任正非如是说：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理论基地要突破美国的重围，眼前这个方式比较难，因为中国在基础理论上不够，这些年好一些了。

我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数学的重要性，听说现在数学毕业生比较好分配了。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读数学的？

我不是学数学的，我曾经说，我退休以后想找一个好大学，学数学。校长问我，学数学干什么？我说，想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他问，研究用来做什么？我说，想研究宇宙起源。他说，我很欢迎你！但是我到现在还不能退休，还去不了。我们那时是工科学生，学的是高等数学，最浅的数学。

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中国过去的哲学体系是玄学，即使有佛教，也是梵文，唐僧应该翻译成汉语，但是没有翻。西方推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产生了物理、化学、数学、几何学……各种学科，所以工业发达，建立了工业社会，占领了全世界。

9、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的时间

任正非如是说：人类在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中，有50%左右是华人，如果他们受到排挤，拥抱他们进入中国，他们就会在底层平台上创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认为，如果能够真真实实把优秀人才引进来，对我们改革是好的。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时间。

10、千万不要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是害国的。

任正非如是说：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

华为毕竟是商业公司，我们在广告牌上从来没有“为国争光”这类话。只是最近的誓师大会有时候瞎喊几句，但是我们会马上出文件制止他们瞎喊口号，大家开庆功会、发奖章都没有问题，茶余饭后说两句过头话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能煽起民粹主义的风。

我经常举一些例子，其实就是想泼华为公司的冷水，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是害国的。

11、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

任正非如是说：因为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这次中美会谈完了以后，中央电视台讲到“我们要开放、要改革”，我好高兴。

实际上，我们还是开放晚了、改革晚了，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如果早一些去兑现，做一些贡献，就能团结更多的朋友。

中国的钱太多，为什么只存美国，不存一些到欧洲、俄罗斯、非洲……各个国家？如果说担心他们不还，他们是以国家信用抵押的，今年不还，一百年后还，不行吗？中国又不着急钱，这样就分散了风险。

对于农产品，为什么非买一家？可以买买乌克兰的农产品，乌克兰就不会那么困难。乌克兰是俄罗斯重武器的“粮仓”，买食品粮食时，是不是也可以买重武器“粮食”呢？

我们的重武器一定要自力更生吗？没必要，打赢就行。你们可以看看绍伊古的总司令报告，短短的报告，写得非常好。

12、华为高度重视支持科学家，运用美国著名的“拜杜法案”原则

任正非：我们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

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而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也就是说，受益的是大学。这样，从我们“喇叭口”延伸出去的科学家就更多了。

13、5G标准源自土耳其科学家的一篇数学论文

大家今天讲5G标准对人类社会有多么厉害，怎么会想到，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

Arikan教授发表这篇论文两个月后，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体，共投入了数千人。

十年时间，我们就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我们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

土耳其教授不是华为在编员工，但是我们拿钱支持他的实验室，他可以去招更多的博士生，我们给博士生提供帮助。我们在日本支持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四个博士生全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上班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而且他又可以再招四个博士生，等于有八个博士帮做他研究，所有论文等一切都归属他，不归属我们。如果我们要用他的东西，需要商业交易，这就是美国的“拜杜法案”原则，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喇叭口”，延伸出更多的科学家。

上周我们召开了世界科学家大会，我没有去现场，通过视频转播到我的会议室。来了一批科学青年给我做技术翻译，都是博士，很厉害，他们给我解释这些论文对未来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断有这种世界性的交流，我们自己吸收能量，他们也吸收了我们的需求，不断滚动传播。

14、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

任正非如是说：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发现你是人才，就去他们公司实习，专门有人培养你，这不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

我们扩大了与美国公司争夺人才的机会窗，但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生，从大二开始，我们就给他们发offer。

这些孩子超级聪明，举一个例子，新西伯利亚大学连续六年拿到世界计算机竞赛冠军、亚军，但是所有冠军、亚军都被Google用五、六倍的工资挖走了。

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出比Google更高的薪酬挖他们来，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创新，我们要和Google争夺人才。

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前进。

15、基础科学特别是数学具有极端重要性

任正非：举一个例子，P30手机的照相就是数学。

现在的图像不是照出来的，是数学算出来的。因为人的眼睛相当于有一亿个镜头，相机就一个镜头，我们手机通过一个镜头进来的感光点，用数学的方式分解成几千万个视觉镜头，再重新还原出来。

我们公司数学家的口号是“把手机做的比人类眼睛还好”，我还在公司讲话批判过，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他们顽固不化，没有办法。他们说“手机照月亮，可以照一千公里”，可能是真的，因为它是数学，把微弱的信号可能还原。

我去法国尼斯研究所见他们，就说“尼斯的海是蓝的，天是蓝的，数学家的公式为什么也是蓝的？”原来图像偏蓝色基调，现在好像纠正过来了。手机之所以进步这么快，得益于我们的战略“备胎”，因为我们网络建立的战略备胎没有用，就划给了终端。

终端一下如鱼得水，每三个月换一代，主要是数学家的贡献，当然还有物理学家做光的三色传感器。

所以，如果电子工业还停留在买别人零部件来组装，不可能的。当然，他们也有数学，只是数学是别的公司做的，在零部件中加钱卖给他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领导世界的，站在世界最前面的。

16、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

任正非如是说：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

教育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得到被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

深圳教师得到了尊重，深圳老师挣钱多，253个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我们帮助清华附中建设清澜山中学，校长说将来能做到中国第一的学校，因为收费高。清澜山只招收两千多个学生，对全社会开放，华为员工抢着送孩子进去，送不进去找我，我说我管不了你们。

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我个人为什么感受很深？我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父母这一辈子做教师的体会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一句话“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如果老师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国家是后继无人的。我亲身经历了他们政治地位低、受人歧视、经济待遇差的窘境，我们自己跟着他们，也亲身体会了这个苦，所以没有选择去当老师。

17、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任正非如是说：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担负起一个民族素质提升的责任来。不能说提到了教育就要去做教育。

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企业要做好企业自身的事情。我们是主战部队，“坦克大军”在前进时，拖着几个孩子、拿着几个识字本，就不可能冲得上“上甘岭”。为人类建立这么庞大的网络，就是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全世界30亿人口是我们联接起来的。特别是非洲地区，因为不赚钱，西方国家不去，是我们去联接起来的。如果华为不存在了，才是对世界的威胁。

我们不会自己去做教育，因为我们的主战部队还要缩减，要把一些次要的组织砍掉，让他们转为民兵组织私有化，跟着我们前进。就像淮海战役一样，民工推着独轮车送粮食，但是要给钱的。今年春节期间员工加班时，有五千多人提供服务，就是民兵组织，春节不仅买东西价格翻倍，还给服务人员一定奖励，及时兑现。

18、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

任正非如是说：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

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谁也搞不懂。但是我们要看到，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也给别人缴纳了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我们同意鼓励自主创新，但是要把定义讲清楚。相同的东西，你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能用，也要给人家原创交钱，这是法律，谁先申请归谁。

无线电最早是波波夫发明，但是俄罗斯为了保密，压制了这个东西的公布；意大利的马可尼先申请，所以无线电的发明权归“马可尼”。

飞机的发明者不是莱特兄弟，他们只是完成了飞行。其实真正的发明者是茹柯夫斯基，他的流体力学公式推演了让翅膀如何升起来，奠定了升力流体力学。我们的飞机喷气发动机到今天不过关，但是喷气发动机是谁发明的？中国人。

邓小平到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时，斯贝同意把发动机卖给我们。邓小平问军用的发动机卖不卖？英国人回答说卖。其实中国想买民用发动机，主要做民航机的备件，后来英国人军用发动机也卖，也就是现在轰炸机6用的发动机。

邓小平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英国科学家吓坏了，赶紧站起来回礼，说“感谢中国科学家的伟大发明”。邓小平回来查是谁发明的，是吴仲华。

这人在什么地方？一查这个人在湖北养猪，赶紧调回北京去做热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我们为什么不借着吴仲华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为什么在喷气发动机上不能进行理论突破呢？

现在飞机发动机设计叫实验科学，不叫理论科学，而飞机一定是理论科学。

F22隐形飞机的隐形原理也是五十年代俄罗斯数学家发明的，俄罗斯数学家说钻石切面是有隐身功能，俄罗斯研究半天觉得这个东西没用，为什么？因为做不到，没有意义，所以批准论文公开发表。

美国人读了以后，如获至宝，花二十年时间把F22隐形飞机做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的米波雷达又把F22看见了。

其实中国五十年代也有很多原创科学家，但是现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学风，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所以，还是要改造学风。

以上我梳理了任正非先生长篇访谈里十八句最重要的话，也就是十八个最重要的观点。

我衷心希望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有识之士，都能够高度重视任正非先生的真知灼见。

最后，我想引用美国著名科学家、著名科学工作管理者、二战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奠基人范纳维尔布什（Vannevar Bush, 1890-1974）的一段话，以说明任正非先生的真知灼见何等重要！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皆源自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新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必须来自最纯粹科学领域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如果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前沿科学知识依赖他人，其产业进步必然异常缓慢，其产业和世界贸易竞争力必然极其孱弱。”

任正非和范纳维尔的远见卓识再一次昭示了人类创新历史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规律，那就是划时代的科技和产业创新必定源自划时代的思想创新。唯有创新的思想才能激发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思想创新的重要性高于一切。正如伟大的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所说：凡是人能想到者，必有人能实现之。

谢选骏指出：任正非向松祚夸夸其谈却言不及义，这个义就是，“‘人才’是‘自由’的产儿”！专制制度虽能诱骗搜刮掠夺囚禁人才于一时，却不能持续——这是秦始皇的教训，也是毛泽东的死穴。甚至希特勒和日本人也是这样完蛋的。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都是分裂时期的文化强于统一时期？以此。分裂时期才有相对的自由。没有台湾的繁荣逼迫，大陆会有改革开放吗？没有美国的压力，中国会有进步吗。因为，“‘人才’是‘自由’的产儿”！专制制度虽能诱骗搜刮掠夺囚禁人才于一时，却不能持续。美国也不是为了强大才允许自由的，美国是不自由毋宁死然后才强大起来的——自由是基础，强大是末梢。“人才”，首先是人，如果人都不算，再有本事，那最多只能是奴才。懂了吗。

【040、日本为何流行自杀】

《日本车站的蓝灯真的能防止自杀吗？》（BBC　2020年2月22日）报道：

2013年，一篇科学论文引发了数千篇连环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的讨论。论文的结论令人吃惊：火车站的蓝色灯光能减少自杀人数。科学家甚至计算出装有蓝光的车站自杀率下降了84%。随后，这个观点流行起来，许多国家纷纷效仿。然而，跟许多有趣但复杂的科学故事一样，这篇论文中的一些细节在传播过程中被歪曲了。

这要从2000年代初期说起，当时，一些日本铁路公司为了阻止卧轨自杀，开始在站台上方安装蓝灯。这是一种所谓的“助推”技术，旨在通过一些因素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们的行为，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效果惊人。蓝光可以影响人们的精神状态。2017年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研究表明，有心理压力的人躺在洒满蓝光的房间里，能更快地恢复到放松的状态。

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的上田美智子（Michiko Ueda）听说了铁路公司在站台上的试验，并得知蓝灯确实成功降低了自杀率。她曾研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日本自杀率的因素，比如经济因素、自然灾害，甚至是推特上有关名人自杀的讨论。她对于铁路公司说法的第一反应是怀疑。她解释道：“我觉得应该跟进这个实验，就联系了铁路公司，问他们能否提供数据。”

2008年，东京环线（山手线）的29个车站都安装了这种蓝色的灯——上田和她的同事分析了日本71个火车站10年来的自杀数据，发现有证据表明蓝灯确实能对乘客产生影响，自杀率下降了84%，就是很快就被广泛报道的那个数据。

遗憾的是，真相并非仅仅如此。当此现象被报道后，筑波大学（University of Tsukuba）的市川雅雄（Masao Ichikawa）从另一角度对数据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区分白天和晚上在室外火车站收集的数据很关键。白天，灯容易被忽视，甚至被关掉。

市川还仔细研究了一个被称为“置信区间”的指标。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总是会有一些误差，比如影响的大小，置信区间表示误差值的可能范围。市川注意到，上田研究中的置信区间十分大，从14%至97%。“这表明统计结果非常不稳定，”他说。这意味着实际效果可能会低至14%，仍然显著，但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他希望，自己下一年发表的回应论文能够降低人们对蓝色灯光有神奇干涉效果的盲信，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对那些试图自杀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市川说，在站台边缘安装防护栏和幕门可能会有用得多。然而，他也承认安装这些装置成本远比蓝灯高。但如果证明了蓝光效果有限，多花些钱就是值得的。

论文发表以来，上田收到了世界各地铁路公司的询问，包括瑞士、比利时和英国，数量之多让她震惊。“太神奇了，”她说。英国已经在至少两处安装了蓝光装置——苏格兰的一个铁路行人桥和盖特威克（Gatwick）机场火车站。

蓝光确实可以降低自杀率，但科学证据混杂、不清晰。其真正效果可能比报道的要小——上田本人并不支持蓝灯。她说：“每次有人问我应该装蓝灯还是站台幕门，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应该装幕门’。”虽然她也知道幕门成本高，但她重申，蓝灯的影响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我们现在仍然不清楚灯光到底对人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上田说：“也许只要安装崭新明亮的灯，不管颜色如何，都会增强人们的自我意识，从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可能过段时间，这些能防止自杀的蓝灯就会失效，因为人们渐渐习惯了它们的存在。”

上田目前正在进行一项新的研究，旨在测量蓝光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但其他团队已经在这一领域得出了与之矛盾的结果。前文提到的那篇2017年的论文证实了蓝色灯光可以使人平静，但是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色彩与设计专家韦斯特兰（Stephen Westland）说，灯光可能无法影响另一种重要情绪——冲动。他以前的博士生西康内（Nicolas Ciccone）进行的实验发现，尽管参与者自我感觉房间灯光的颜色或多或少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但行为和神经学测量值并未显示出任何更深层次的影响。

有一项实验是让参与者点击按钮来给虚拟气球充气，以此来评估他们的冒险行为。如果他们能不让气球爆炸，就会得到现金奖励。论文指出：“每次充气都会增加爆炸的风险，但潜在回报也会更丰厚。”即使蓝光确实降低了自杀率，但安装站台幕门仍然是更有效的保护乘客的方式。韦斯特兰说：“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让我充满底气地告诉大家，蓝灯或是红灯能影响人们的情绪。”虽然光疗法可以治疗季节性情感障碍（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情绪的变化会影响自杀的企图。他说：“灯光颜色与你可能的所作所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这一切并不是要指责那些希望用新方法降低日本自杀率的人们。毕竟，日本的自杀率在世界排名前20。这个国家的很多人都在认真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自杀总人数有所下降，从2003年的3.45万人降至2017年的2.1万人左右，但年轻人的自杀人数却一直在上升。“难以言表，这太令人难过了，”市川说。

蓝色的灯光可能会对想自杀的人产生影响，但迄今为止，科学研究的结果都是不太确定的。就像上田所说：“我希望人们不要觉得装上蓝灯就万事大吉了。”“我想重申一次，人们应该采取多种方法，安装站台幕门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

谢选骏指出：日本为何流行自杀？日本虽然井井有条、整洁安静，但是这种秩序却是建筑在压抑人性、牺牲个体的基础之上的。安装蓝灯和站台幕门，并不能解决日本社会恃强凌弱的弊端。不过也正是这一集体压力的弊端，让野蛮的倭寇进化为文明的人了。日本为何流行自杀？为了追赶超越中国！

【041、三重魔力鼓励自杀以逃避专制】

《相约自杀 被疏忽的潘多拉魔盒》（中青报 2016年12月14日）报道：

如此年轻而庞大的群体怀疑生命意义，表明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已经出现了重大疏漏。

社交媒体上出现“相约自杀”的社群，其总数和规模如果予以公布，一定会让并不关心此类话题的大多数人感到震惊。记者在网上搜索关键词“自杀QQ群”，能找到相关结果约216万个。而记者卧底“自杀群”的媒体报道，也在最近被广泛传播。在社交媒体上相约自杀，这一现象正在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新问题。

对于目前存在的相约自杀的QQ群，有专家表示应该予以关闭。专家的理由很现实，即类似QQ群这样的虚拟社群，会强化人的自杀倾向，促进有自杀倾向的人将想法付诸行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相约自杀QQ群的功能，在于一种“社会动员”。通过分享自杀的原因、顾虑、方法等信息，促使整个社群形成一种迷恋死亡、迈向死亡的氛围。

从整个社会来说，这当然是一种“负能量”。负能量的不断累积、扩散，是不利于社会进程向前推进的。不过，要阻碍具有自杀倾向的人放弃自杀念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了解乃至进入相约自杀社群的世界。只有进入他们的世界，进入他们的逻辑，才能理清脉络，才能作出决策。

自杀是一个汇聚了庞大学科力量介入的现象，从心理学到人类学，再到医学、生物学，每一个学科都对自杀给出详细的阐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具有强烈自杀倾向的人，一般都在生活中丧失了生命意义的感知力，认为自己得不到社会、他人的理解，也无法对社会和他人产生正面价值。于是，自杀变成了一种最便捷的解脱方式。

人的一生多有起伏，身体心理的打击，人际关系的剧变，这些都可能让我们或逐渐或突然陷入“人生无意义”的心理状态。只不过，有些人很快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和求助外界，走出生命的低潮期。有些人则长期郁郁寡欢，心理状态呈现出“L”型。这些徘徊在生命低潮期的人，通过社交媒体形成了社群。他们的经历被分享，他们的自杀经验被共享。相约自杀，某种程度上是他们重新获得“社会认同”的一个过程，只不过认同的最终结果是生命的消亡。

几乎没有自杀者是百分之百决定要自杀的，绝大部分自杀者都处于极度的犹豫和矛盾中。即便是那些付诸行动的坚定的自杀者，也常常在活着与死的过渡时期后悔。目前，教育界对于青少年自杀行为的研究还算不上热门，但青少年的自杀问题已经并且将越来越成为社会的重要问题。如此年轻而庞大的群体怀疑生命意义，表明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已经出现了重大疏漏。

普通的中国家庭和学校，几乎都没有专门针对“生命和死亡”的教育。将生命与死亡单独辟出，告诉孩子们应该如何理解生命的起源、存在与消亡。让孩子们在不带成人设计的思维中探讨生命与死亡，这将有助于新生代更加立体地看待死亡。二战之前的很多欧洲贵族家庭，会要求十几岁的少年写下自己的墓志铭。这在中国人看来也许“不吉利”，实际上却是一种珍惜生命的教育。在此后的一生中，这些年轻人将牢记墓志铭中对自己一生的期待。在生命的高光时刻，他们会保持谦逊；在濒临死亡的低谷时期，他们会奋力搏击。

当然，笔者并不是要推广年轻人撰写墓志铭的做法，而仅仅是要指出，目前我们主流的教育观念，对于生命和死亡教育的重视度严重不足，无法应对年轻一代出现的新问题。只是关闭相约自杀的QQ群，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潘多拉的魔盒已经被打开，如何在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中，引入相应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才是根本之举。

谢选骏指出：中国社会事实上鼓励自杀以逃避专制，这可能是“三重魔力”的作用所致——1，儒家反对创新、禁止人们犯上作乱，2，佛教则用转世轮回来泯灭生命，3，共产主义使尽了专政暴虐极限。在这三重魔力之下，人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了自杀，没法解脱。只有基督的救恩可以助人摆脱三重魔力——所以尚有灵魂的年轻人若不信从耶稣基督，只有自杀或者吸毒。

【042、丧失目标就是回到自我】

丧失目标就是回到自我，只是，人生多么空虚。所以人们都不断设立目标，为的是填满空虚的内心（有无灵魂另当别论）。

有了目标，人就开始异化，开始为目标献身，让自己成为工具。不仅人为财死，而且鸟为食亡。

异化可以使人忘我——在这种意义上，反对异化的人道主义者，带来的不是思想解放，而是虚无主义。

网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研究综述》这样写道：

模块一：研究概况

80年代初期展开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新时期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据有关统计，从1980年到1983年，全国有近200种杂志卷入了这场讨论，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登过这方面的讨论文章，并且不少报刊还开辟专栏。各地出版了20多种讨论文集，发表文章的总数约在750篇以上。此间，各种类型的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等也在各地不断举办。可以说，这场讨论的热度，在我国理论界是罕见的。

人道主义研究“热”之所以在80年代初的中国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首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兴起，是真理标准讨论合乎逻辑的深化。没有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如此广泛地探讨人的问题的哲学争论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这场讨论的直接背景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造成了人的尊严、人格、人性、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严重扭曲和践踏，当人们从十年噩梦中苏醒过来时，就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从而构成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热”的直接动因。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哲学界就曾经出现过人道主义研究的热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理论界也曾展开过对人道主义问题的广泛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这些思潮和研究成果传入中国，对中国思想界广泛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无疑起到了某种“催生”作用。

这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大致经历了兴起、高潮和冷落这样几个阶段。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如怎样理解和看待异化概念，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是什么，“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怎样，人的本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也是争论各方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和异化问题。在讨论中，主要形成了三方观点：以周扬、王若水为代表的一方，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并认为在从传统的人道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转变中，异化概念的改造起了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异化仍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以黄楠森为代表的一方则否认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反对滥用异化概念，认为一切人道主义的基本理论在历史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术语，用异化概念来解释社会现象只能引起思想和理论上的混乱；最后是胡乔木对这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作出权威总结，他把人道主义作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的逻辑二分，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必须坚决拒斥，而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异化概念的应用应严格限制在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把社会主义的种种消极现象也纳入异化公式，只能给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自胡乔木于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话发表(不久又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后，这场讨论“热”便冷落下来，意味着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这场讨论宣告结束。

模块二：论点摘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这场讨论的重点。从本质上看，这一问题实际上折射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如何看待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亦即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再认识的理论问题，又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提出来的现实问题。因此，弄清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应该说，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之一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历史地加以扬弃的对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思想史的联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观和历史观，在总体上超越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绝对对立起来，视两者为毫不相干的东西，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同样，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者以人道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或者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解。在这场讨论中，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体系之中。这种观点对人道主义作了狭义和广义之分，认为狭义的人道主义是指资产阶级的抽象的虚伪的人道主义，而广义的人道主义则是泛指一切以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主旨的观念或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彻底的最高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此同其他虚伪的人道主义相区别。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视为哲学的出发点，就把人的解放当做自己的最高目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不仅没有取消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而得到加强。还有论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道主义历来追求的目标，因而也是人道主义的基本标志，而马克思主义最强调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实现视为一体；在《资本论》中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人道派”，批判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放弃了人道主义，只说明两者在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上的观点不同。“人道派”幻想在人奴役人的社会里靠“理性的力量”、“良心发展”、“泛爱’’等唯心主义说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为了同“人道派”划清界限，马克思后来才放弃了“人道主义’’的用语，但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放弃的，只是“人道主义”的称号，而不是它的实质。持这类观点的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克服了以往人道主义的抽象性、片面性、空想性，因而是最现实、最科学、最革命、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即肯定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又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如周扬就明确指出：“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他们还具体分析了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认为作为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抨击旧制度、摒弃中世纪宗教神学、冲破封建主义束缚方面都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不能对其一概否定，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因而从整体上看是唯心主义的，未能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人道主义，则扬弃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发生了质的根本变化，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继承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的基本趋向的同时，又否定了其阶级局限，把关心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的一般内涵推进和提升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并且一改传统人道主义的空洞说教，把它改造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找到实现这种真正人道主义的现实道路。因此，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同人性论、人道主义完全割裂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完全排斥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观点，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是不可取的、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包含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在肯定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同时指出，人性论、人道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或最高原则，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认为人道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他们还特别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作用，发扬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精神的创造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因此否认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如黄楠森就指出：当马克思肯定人道主义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形成，而马克思主义一形成，他就对人道主义思想体系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直到他逝世。这派观点的论者认为，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的关系形成之后才产生的，人道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在思想实质上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因为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据是抽象的人性论，它以人的自然属性或人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忽视人的社会本质，其基本理论是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矛盾。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分属于两个对立阶级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是私有制的理论表现，共产主义是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的，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基本原则、社会变革手段和研究方法，都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中有的论者还断言，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因此没有必要将人家的专利“开放”进马克思主义体系里面来。

二、关于异化问题

异化问题是与人道主义密切相关的，因为按照传统人道主义

的历史公式“人一非人一人”，也就是人的异化及人的异化的扬弃过程，异化构成了其中的内在环节。因此，对异化问题的看法，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人道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这场讨论中，对异化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异化概念的内涵、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时期有无异化现象而展开的。

关于“异化”概念的含义，在讨论中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观点从广义的角度把异化解释为“疏远”、“脱离”和“异己化”，把异化看做是一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的一个环节，从而肯定了异化现象存在的普遍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异化就是矛盾对立面的转化，甚至是辩证法三大规律的集中表现，这就不仅肯定了异化现象的普遍存在，而且肯定了异化概念的方法论意义；第三种观点认为，异化特指人的异化，它是依据抽象人性来考察社会历史的一种错误观点，借用异化概念来解释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失落与否定，带有根本的局限性，因而它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科学认识价值。

与异化概念的理解相关，争论各方对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也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一是认为异化概念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概念，虽然马克思在后期很少使用，但不能由此否定其作用，它对历史认识的指导作用依然存在；二是认为异化概念是马克思历史观精神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用来分析人和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一个一贯的重要思想，并且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科学化；三是认为异化概念只是马克思在思想实现转变以前即早期所使用的概念，在这时的马克思那里，它也只是从表象的层面上描述了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本质走向自我否定的外在表现，而无法进一步揭示这一现象赖以产生的历史基础以及扬弃这一状态的现实途径，其本质是唯心主义的，后来已被马克思所彻底否定，因此异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概念，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的争论，也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肯定社会主义时期仍存在广泛的异化现象，不光在思想上、政治上可能出现异化，经济上也可能出现异化，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仍需不断克服异化；二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部分异化现象的残余，但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因此不宜用异化概念来解释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消极现象；三是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异化现象。这类分歧反映着对异化概念的不同理解，也体现着对异化概念方法论价值和诠释力的不同估价，以及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不同判断。

三、胡乔木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的权威总结

如果说，从1980年到1983年展开的对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或争论，都是侧重于学术问题的研究活动和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的话，那么，胡乔木于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的发表，则是他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代表。因此是意识形态的裁决，已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对这场讨论的权威总结，宣告了这场讨论的终结。

对于这场讨论，胡乔木首先给予了明确的定性：“应该看到，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有的同志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根本性的理论命题；有的同志宣传‘人－非人－人’，(即人异化为非人，再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这样的历史公式；一些同志认为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异化，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一些同志热衷于抽象地宣传‘人的价值’、‘人是目的’这类人道主义口号，认为可以靠它们去克服这种‘异化’。如此等等的说法，提出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我认为，现在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就在这里面。”他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在这里，胡乔木把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讨论从错误的学术思潮上升为错误的政治思潮，并且认为，由于这股思潮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的倾向，它们“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制度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上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和悲观心理。”因此，对这股思潮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坚决加以讨伐，制止其蔓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定性下，这场讨论“热”从此冷落下来了。

其次，胡乔木在这篇讲话中对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出了权威的总结和说明。他一开始就将人道主义作出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这样含义不同的逻辑二分。他指出：“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现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尤其需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以免造成意义上的混淆。”在对人道主义作了这样逻辑的区分以后，他接着对这两个含义上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了说明。

胡乔木指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从学术领域到政治领域，从理论到实践在今天都是消极的、错误的，它不可能被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人类思想形式所改造、扬弃和吸收，因而必须予以坚决的拒斥，结束它的发展和存在。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不至从科学再回到空想，才能保证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与此相反，“我们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却企图抹煞这种对立，把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混合起来。他们或者要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而成为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派别(尽管被誉为‘真正’的、‘最高’的、‘最科学’的人道主义派别)，或者要把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部分(据此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核心和实质，是出发点和归宿)这两种含义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对这两种观点，都必须坚决地批判和拒斥，因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纳人、互相包括或互相归结。完全归结不能，部分归结也不能。人道主义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能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明人道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历史作用，指出它的历史局限，结束它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过去了的时代。”他还指出，现在我们的这些笼统宣传人道主义的同志的主张，其实质“是要把我们的历史观从唯物主义倒回到唯心主义，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从科学倒回到空想”，因此，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对于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胡乔木则表示能够容忍并允许它的存在，允许它在脱离其原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前提下，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能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当然这样的人道主义应该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他还指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本质上不同于作为伦理原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又同它有一定的批判继承关系。”在今天的中国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由于文化的落后和经济的落后，在现实生活中违反人道原则的犯罪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人缺乏关心、尊重、同情、爱护的冷漠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他还指出，“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过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把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至连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这种错误应该坚决纠正，不允许重复。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是把它当做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是把它当做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对待人的一项伦理原则。”

再次，关于异化问题，胡乔木也依据区别人道主义的模式，对异化概念作了两种区分。他指出：“对异化概念，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作为理论和方法，一种是把异化作为表述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某些特定现象(包括某些规律性现象)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拒绝前一种异化概念，而只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且把它严格限制在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他根据对异化概念含义的这种区分，即异化只能严格限制在分析阶级对抗社会的现象，从而对讨论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异化理论进行了政治定性和批判。他指出：“有些同志说，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他们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把异化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然后，又把它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从而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他们用这种方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在这篇讲话中，胡乔木还通过进一步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者提出的“思想异化”、“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及“经济异化”的观点，说明，“从异化的抽象公式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消极现象统统纳入异化公式之中，势必把这些都看成是规律性的对抗性的，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中主体自己的活动造成的。这决不可能帮助我们解释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任何消极现象，只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至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模块三：教师点评

经过胡乔木的权威总结，发生于80年代初期的这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宣告终结了。这场讨论是对“文革”浩劫的反思和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回应，同时也是新时期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虽然这场讨论还来不及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便结束了，但哲学界对人的思考特别是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的思考并未停止。这场讨论带动了以后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等问题以及主体性问题、实践问题等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它对于中国完全走出“左”的思想禁区、走上现代化建设的健康轨道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见：唐晓勇、谭贵全《当代中国哲学改革与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模块四：拓展阅读

一、参考文献：

（一）著作

1、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

2、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理论研究室.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评论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3、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人道主义和异化三十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黄楠森.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北京大学哲学系.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陆梅林、程代熙.异化问题（上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二）论文

1、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3-16

2、黄楠森.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北京日报.1983-11-11

3、黄楠森.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认识和批判.红旗.1983（19）

4、刘秀兰.再论异化、人性、人道主义与文学艺术.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2）

5、丛大川.“实践的人道主义”辩──纪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50周年.南京社会科学.1994（3）

6、胡义成.用唯物史观审视人道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实质的一种非主流见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3）

7、张伟.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刍议.学术季刊.1994（3）

8、蔡函甫.人·实践·历史感──简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特征.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995（2） 

9、王喜珍.历史角度：人道主义.青海社会科学.1995（3） 

10、陈刚.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兼谈哲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学海.1997（1）

11、李文成.马克思主义的两面旗帜：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12、罗文东.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地位和作用.山东社会科学.1997（6）

13、丛大川.是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证还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评价——有关马克思哲学本性的几个问题.东方论坛.1998（2 ）

14、王金福.超越人道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历史观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性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98（4）

15、王冰、迟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鞍山科技大学学报.2003（3）

16、张锡金.开端：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学海.2003（6）

17、周峰.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18、刁世存.20世纪中国社会人道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5）

19、张晓东.科学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之维.南京社会科学.2005（8）

20、罗文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科学内涵与现实意义.江汉论坛.2005（11 ）

21、卢之超.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4） 

二、观点摘录：

1、张锡金：《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学海》2003年第6期

当代中国人学研究是在争鸣中曲折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讳言“人”的现象迅速改观，“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重新提到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的面前。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那场争论，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人的学说展开的。争论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引起，进而引发出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等，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解放后，中国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曾作了艰苦的探索，涌现出一些成果。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强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一面，因而人的研究受到严重的影响，如“人性、阶级性和共同人性”、“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社会主义和异化”等理论几乎没有留下值得称道的东西。这次争论的思路多指向过去，即主要从价值观、伦理学角度对我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非人性现象作价值和人道主义的评判，其实质是从哲学人性论上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以肯定人的价值，确立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这种关注人的现象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

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的地位，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焦点之一。与西方相比，中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的研究显得落后。哲学家王若水在1980年8月发表的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不断地争鸣、驳难过程中实现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提出，是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学说研究深化的一个标志。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观点提出后，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84年1月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认为马克思前期与后期对人的看法有区别，马克思在后期“有了新的出发点，并由此出发而建立了科学体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不容和含糊的。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命题，这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抹煞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所完成的革命变革实际上就被一笔勾销了。”

自50年代始，马克思主义和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都是不相容的观点在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冲垮了旧的堤岸，一些理论工作者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认为不能全盘否定人道主义，需要肯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概念。

有一些学者认为，“人是出发点”这个命题是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范围。这样，讨论人道主义问题也就势在必然。在关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争论中，由于各方在对人的理解问题上的分歧很大，没有形成共识，讨论也就无法深入一步发展下去。但是，有着“问题意识”的学术界将会在一定的环境下，把这个问题探索下去，求得科学的解说。

王若水认为，“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归宿点。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和概念。”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道主义，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吻合的。“马克思始终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当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饮食了人道主义的。正如我们所主张的不是别的唯物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一样，我们所主张的人道主义也不是别的人道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等等)。”

周扬赞同王若水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观点。他作为中国文化界一位领导者，参加过历次思想政治运动。这次他坦诚地承认：“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基本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周扬的话含有个人忏悔与醒悟的性质，也揭示了建国后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研究产生沉闷现象的根本原因。

周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我们都知道，从文艺复兴以来，崇尚人的全面发展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先进人们崇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这里，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现实依据和方面，即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取消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以往人道主义者幻想在奴役人的社会里，靠‘理性力量’、‘泛爱’、‘美’等唯心主义说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那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然而，周扬的文章刚发表，就受到中共高层领导者的批评，全国性的一些大型理论刊物，甚至那些专门摘录、转载文章的杂志，对这篇文章只字不提。这种“封杀”现象是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数年后周文又成了“宣传自由化”的代表作之一遭受责难。

值得注意的是，胡乔木提出，“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观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一些人认为，胡乔木所提出的人道主义“两个含义”的观点是对人道主义的思想史的概括。但是王若水表示异议，他认为世界观“不仅反映世界本身，而且反映了某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需要。因此，世界观不能排除价值观，价值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世界观包括价值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因而有不同的伦理道德规范。因此，把世界观和伦理道德平列起来，作为人道主义含义的‘两个方面’，是不妥当的。在我们党的文献中，‘世界观’一词也不是专指对世界的解释，而且兼有价值观念的含义。”

讨论人道主义，涉及到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尊严的失落或复归等，这就不能回避与此密切相关的异化劳动问题等。

王若水断言，在社会主义里，“实践证明还是有异化的。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当然，社会主义比之资本主义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自食其果，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于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里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于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在讨论“异化”问题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异化”现象，就是有的文章逐渐地意识形态化，无端地加重了政治情感色彩，即离开了学术讨论的范围，将学术问题上“上纲、上线”。胡乔木说，“抛开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方法，把如此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异化，似乎有很深刻的内容，实际上思想极为贫乏。它在认识上不能推进任何对真理的接近，在实践上不能提供任何解决的办法。相反，由于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的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上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和悲观心理。”他又说：“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

基于胡乔木特殊的政治地位，其文章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以致王若水被免去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周扬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了自我检讨，对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渐趋沉寂。

总之，这场讨论使人们认识到，要研究人及人性、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应对“人”这一被忽视的问题继续深入地探讨，以恢复和确立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它在实践上既敢于正视人的问题，又告诫人们，社会主义应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命运。由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重视研究人的问题的热情，为20世纪后期促使人们思考人的主体性问题，把人本身对从自然、社会、历史等客体的从属中相对地独立出来，并提升为主体，把被以往哲学肢解的“人”整合成完整的人，进而把作为主体的完整的人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以确立一种新的哲学、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人学科学揭开了序幕。

2、丛大川：《“实践的人道主义”辩──纪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50周年》，《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二

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是对立的，这不仅在于二者有对认的阶级立场，而且还在于二者有对立的理论基础。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论，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具体的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论。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新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借用了费尔巴哈“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等一系列人本学术语.，至把自己的共产主义称之谓“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那么能否据此认定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就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遗迹或残迹呢？

这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我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的肯定的评价，是肯定这一人本学对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理性宗教的巨大批判价值，并未肯定这一脱离劳动实践、脱离阶级社会的抽象的人本学内容。马克思这时哲学思想确实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这一影响在于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着眼点或对象，即感性的人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性社会关系，但并没有接受费尔巴哈的这种脱离感性实践活动的抽象“感性”内容。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与之完全对立。马克思同样带着人自身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问题，但他把思维投射到社会的经济基础—人的物质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活动上，他全面地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私有财产及劳动、资本、土地的相互分离，工资、资本利益、地租的相互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然后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性质：国民经济学虽然“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因为，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该加以论证的当作前提”，所以它就不可能指明以上经济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与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据的钥匙。”那么，更基本的前提是什么？打开资本社会和整个人类的历史之谜的钥匙是什么？马克思“真正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运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手段，独创了他的劳动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异化的理论。

三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作为理论基础，全面地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深入地思考了工业所提出来的新的哲学问题，萌发出共产主义即完成了人道主义或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新世界观。

在这里，马克思将白己的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和人的劳动的自我异化的共产主义视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是否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残迹呢？ 前面论及，费尔巴哈将人连同人的自然基础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视为哲学的最高对象、认定宗教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不是真正的实体和主体，而是人的本质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物。费尔巴哈认识到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但人又区别于一般自然存在物而具有自己特殊的类本质，他的哲学就是要扬弃宗教而复归人的自然本质和类本质。是他称自己的哲学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并极力要统一两者。问题在于他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只是直观地看待感性的人，它始终不理解这种感性的本质是劳动和实践，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和社会的真正本质，也不可能真正解决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问题。

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新哲学的对象，把人及人的社会与外部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自己析学的最高问题，所以他也称自己的哲学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并从世界观的高度来统一或结合二者。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要实现这统一或结合不是建立在感性直观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劳动实践尤其是几人的劳动对自然的改造上。有了这一新的基础，二者的统一成为可能，劳动实践是人类特有的自由自觉的感性物质活动，但它的客观基础在自然界，因为劳动实践的主体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人的劳动对象是人之外的自然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实践活动是作为发挥自身的自然力去改变外部自然，同时改变自身的自然。可以说这是劳动实践的自然主义。另一方面，劳动又是人这个类所特有的有目的的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不只是白然存在物，而且主要是类存在物或社会存在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实践是主体人的一种主体性表现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此使自然人化，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即是劳动实践的人道主义。

3、张伟：《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刍议》，《学术季刊》1994年第3期

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人道主义批判继承的产物。他们既吸取了其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关心人的自由和幸福，主张人的个性和才能充分发展等合理因素，又批判其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本质，克服其抽象性、空想性与虚伪性的局限，用唯物史观建构了自身的人道主义理论。随后，其后继者依据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大致包含如下四个方面基本内容：

一、关于人、人性和人的本质的理论。它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和人的本质，用社会的、阶级的、历史的观点对之进行具体分析，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确立理论立足点。

二、关于人的价值和地位的理论。它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摧残人，把无产者降为工具，将人贬为物的非人道性，提出应将他们从资本奴役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历史的主体、社会的主人，为无产阶级争取人权和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它则以劳动与贡献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

三、关于人道的伦理原则的理论。它反对剥削制度对人实施非人道原则，也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抽象与空想的博爱原则，坚持人道原则与阶级原则相统一，未来的道德理想与现实的伦理要求相区别，为确立人道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伦理准则。

四、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发展的理论。它以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人道目标，要求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建立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为此提出了理想的社会形式和正确的实现途径。

4、王金福：《超越人道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历史观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性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4期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他先前曾有过的人道主义历史观是对立的两种历史观。

第一，马克思自觉地区分了两种历史观，即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把自己的观点叫作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把人道主义历史观看作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叫作“新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叫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有一个副标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自觉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自己的历史观时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是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观中去，形成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名称，但从上述情况来看，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在1844年，马克思认为“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那么，到了1845年，马克思就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1845年以后，马克思不再把自己的学说叫作人道主义，他把人道主义的历史观看作是一种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在谈到从“类本质”出发来解释历史的人道主义观念时指出：“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一切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

第二，马克思批判了对人的本质的自然主义的非历史的抽象理解，主张从‘劳动实践、从具体的人的社会关系来理解人的本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擞开历史进程”，“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孤立的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劳动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并且人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人就是怎么样的，他们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马克思不再以人道主义的观点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异化问题。首先，马克思不再把异化理解为是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分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存在不可能与自己的本质相分离，因此马克思把“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人道主义观念称作是“荒谬的判断”，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的思辨。”马克思把异化理解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其次，在异化和私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不再把异化看作是私有制的根源，而是把私有制(强迫性的分工)看作是异化的根源；不是从异化来说明私有制和分工，而是从私有制、分工来说明异化。再次，马克思不再对异化采取简单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是肯定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推动作用。最后，马克思不再把共产主义阶段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是人的异化的自我克服、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而是看作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马克思不再从人道主义的观点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资本主义，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不再从“人性”的观点对资本主义采取简单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是肯定其在一定条件下的革命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宣告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其根据不是人性：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不符合人性才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也并不是因为符合人性才必然胜利。“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现实生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以上四个方面表明，马克思在1845年已经从整体上超越了人道主义，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人道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超越当然也是一种扬弃。马克思克服的是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的性质。对于人道主义中所包含的某些积极因素，如反对神性尊重人性，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类命运的关注，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给予继承的。但不能因为马克思也关心人，就把马克思主义叫作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解释历史的理论，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实际上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历史，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这是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

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理解并推进我们今天的现实的运动。从人道主义出发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现实，就会或者对现实持简单批判否定的态度，或者对现实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把现实看作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理想状态。这两种态度都是非历史的态度，是应当克服的。

……

谢选骏指出：看完上面的历史回顾，再来思考一下后来的社会发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破产，造成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而反对异化的人道主义者，带来的不是思想解放，而是虚无主义。

因为回到自我而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时候人生反而变得多么空虚。所以人们都不断设立目标，为的是填满空虚的内心（有无灵魂另当别论）。

有了目标，人就开始异化，开始为目标献身，让自己成为工具——不仅人为财死，而且鸟为食亡。如此死去的生命，才是充实的东西。

【043、生于自由贸易，死于自由贸易】

本来我想把这篇述评的题目叫做“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汇合”，后来一想不妥，因为“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汇合”两百年前就已经实现了，那时，英国使节无功而返之后，就合计用鸦片和大炮这一手软一手硬，慢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来，这个“两手”就成了华人的梦魇和华人的梦境——毛泽东称此为“革命的两手”，邓小平称此为“一手软一手硬”……而两百年后的今天所发生的，不过是“自东而西的汇合”，代替了“自西而东的汇合”。这样一来，我就把本文的题目改成了“生于自由贸易，死于自由贸易”。

《世界报：希腊比雷港成了中国进入欧洲门户》（2017年8月14日法广RFI珍妮特）说：

周日（13日）法国报摘为您介绍法国世界报网站上的两篇有关中国在希腊收购港口，以及在欧洲建高速铁路的报导。

世界报第一篇长文报导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成了中国进入欧洲的门户。报导指出，这个也称为比雷港的希腊最大港口，被中国买下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接收来自上海的货轮。

世界报雅典特约记者亚德雅·吉优特在一个比雷港举行庆典的活动现场报导说：这个希腊的夏夜，混杂着二胡尖锐的音乐与中国传统乐器琵琶的柔和音乐，这种奇怪的声音，充斥着比雷埃夫斯港市政府剧院的舞台上。由希腊所有政经界知识分子组成的观众面前，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正庆祝北京与雅典五月宣布的文化交流年。

报导说，在整个场子里主要以商人为主，他们留在这里，与其说为欣赏这种细致的中国音乐，不如说是为了谈生意。

这场音乐晚会是由中远海运集团赞助的，这个中国最大的海运公司，也是全球第五大海运集团。这个公司自从2016年夏天以来特别是控制着比雷港的港务局业务：他完成分成两阶段进行的收购了，占了比雷港的67 %资金（51 %是立即收购，另外的16 %等5年后收购，然后到了2052年将获得集装箱运输业务及旅客运送的经营权）。

欧洲信息国际中心中国事务学者专家乔治·左果普洛斯向世界报记者提醒说：中远海运集团是中国的国营企业。顶着这种国企旗帜，他遵循中国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展开战略武装膀臂，为的是创造一条新丝绸之路。比雷港是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龙头”。

负责比雷港的公关先生德梅梦诺普洛斯指出，港口的大计划是，我们要扩建通道码头，俾能接纳超过450公尺的邮轮。

如今在比雷港的11个豪华客轮船位置有两个能容纳这艘海上巨无霸观光客轮。公关先生德梅梦诺普洛斯说：“我们还要增加四艘”，因为这对于雅典最大产业收入潜能的观光业来说，港口附近的酒店及商家们都想分一杯羹。雅典市政府也赞成这项计划。希腊极左派的现任总理齐普拉斯也一改起初的反对立场，表示赞成这项开发计划。

对于中国来说，希腊为处于地中海的心脏地带。公关先生还解释说：“中国人主要是对收购港口有兴趣，而同时他们也对全球的能源感兴趣，亦即所有那些他们能以廉价购买的能源。”这不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为了这个本事在地缘战略上有影响力。现今希腊裔极其低廉价格私有化他们的港口及公共产业。2016年10月，中国电力公司因此就以3.2亿欧元买下了希腊电力公司（ADMIE）的24 % 股权。

而且自从中远集团投资、现身比雷港后，很明显地，一些多国企业集团如：惠普、戴尔、索尼、ZTE、华为等都选择了在比雷港地区作为他们出口到欧洲、中东及近东 的货物集散点。在2011至2016年之间，比雷港的集装箱数量增加了五倍。

报导还说，不过中国选择比雷港的战略让欧盟感到担忧。中国的扩张计划还包括了一条高速铁路的建造，以便把商品运送至中亚、巴尔干及东欧等国家。中远集团首先对收购希腊铁路公司感兴趣。但结果被意大利夺标买走。左翼欧盟并不放心看待这个的这些向外扩张收购欧洲企业。

中国建希腊至匈牙利高速铁路货品直运欧洲

另外，世界报的第二篇报导则指出，北京打算把希腊到匈牙利的铁路进行现代化工程，当然这一条从希腊比雷港直通到匈牙利布达佩斯月1500公里长的铁路，耗资18亿美元。中国已于2014年与匈牙利，塞尔维亚及马其顿签署的一项合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该合同应已于2016年11月签署关于从布达佩斯到塞尔维亚边界的那一段铁路建设的草约，而匈牙利部长没有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果格兰的相关询问。

今年二月中国媒体曾经提到从地中海到布达佩斯的第一批集装箱的抵达，它如果从中国开船送抵布达佩斯需要经过阿姆斯特丹或汉堡的港口，需要26天才能把中国的货物送到欧盟地区。打造这条铁路后，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不必经过那两个港口了。报导说，中国政府负责所有打造铁路的经济需求及负责建筑工程企业。这些铁路经过的国家接受中国的贷款，将分二十几年来分期付款偿还中国这些债务。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对历史的研究，靠什么起家的，就在什么上面灭亡——不仅中国历朝历代如此，世界各国、各个文明也是这样。这是因为人性的惰性，使得人们容易依赖成功的经验，最后矫枉过正，结果无不走向事物的反面。月盈则亏，物极必反，近代欧洲的霸权，是建立在“自由贸易”之上的，在十九世纪以前无往而不利了三百多年，也造就了欧洲以外的“三百年殖民地”的家破人亡。相比美洲、澳洲、非洲，中国还算是好的，虽然不如日本逃得快，但比印度和阿拉伯的反应还是快点。但是现在，历史的时针好像反转了，自由贸易在二十世纪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国家大伤元气，把十九世纪以前的进项吐出来好多，号称“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进一步衰落，自由贸易已经成为切割欧洲这块肥肉的利器了。这就叫做“生于自由贸易，死于自由贸易”。生于自由贸易，死于自由贸易——这已经成为西方文明及其霸权的历史宿命。其间的拐点，就是在中国大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2001—2002年。有鉴于此，两年以后，谢选骏推出了构思酝酿并研究写作了29年（1975—2004年）之久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044、世界大战就是人类的自杀】

《惊人科学新发现：二次大战削弱地球大气层》（2018年10月2日 BBC）报道：

根据调查报告，二战期间，盟军在欧洲投下了约270万吨炸弹，其中一半在德国。图为1943年轰炸德国的盟军战机。 

在保护地球大气层成为全球共识后，这个领域的科学家做出惊人的发现：二战中同盟国的炸弹的冲击波竟然冲破地球大气层到达太空。

英国科学家经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在轰炸德国的时候投下的大型炸弹冲击波，是否对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都产生了影响？

电离层是地球上层大气中人类知之甚少的一层，可谓地球与太空之间的边界。但它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无线电通讯，手机信号，卫星定位等。

数据表明，当时盟军的炸弹爆炸冲击波可以在英国上空1000公里的空间感受到。

以前，人们以为大气层的电离层的变化原因主要就是太阳辐射，大气，地球磁场等，现在英国科学家找到了人类战争等其它因素影响电离层的证据。

这一研究已经发表在地球物理领域顶级期刊《地球物理学纪事》上。也许，我们的教科书又要因此改写？

科学研究的历史发现

英国雷丁大学的科学家在研究雷电、火山爆发和地震的时候，研究了保存在英国伦敦西部斯劳地区无线电研究中心的每日记录数据。

他们分析了在二战中同盟国空军对欧洲大陆发动的152次大规模空袭时的大气电离层里的电子聚集浓度，这些空袭包括掩护盟军诺曼底登陆期间对柏林等德国地区的大轰炸。

对有关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当时一颗大型炸弹爆炸时，大气中电离层电子的浓度显著下降，从而也加热了高层大气。

尽管炸弹区域位于数百英里（上千公里）之外，但这导致英国斯劳上空的电离层电子浓度发生了少量但明显的下降。

研究人员之一、英国雷丁大学的克里斯·斯科特说："当我发现这种情况时，我感到震惊。"

轰炸，雷电与地震火山

斯科特说："当时盟军的每次大轰炸都释放出至少300次雷击的能量。"

但斯科特也承认"这些都是非常暂时的影响，它们会使大气略微加热。"

"轰炸对电离层的影响会持续到热量散去。"

这项研究揭示了二战中盟军的大轰炸不仅将很多德国城市夷为平地，还影响到了大气空间。

现在，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闪电，火山爆发和地震等自然力量如何影响地球的大气层。

1942年开始的盟军对德国的大轰炸将德累斯顿，汉堡等德国城市夷为平地。现在研究才发现爆炸冲击波穿透大气层冲上太空。 

电离层和人类的关系

大气层又称大气圈，是因重力关系而围绕着地球的一层混合气体，是地球最外部的气体圈层。大气层最低离地面的距离是大约10公里。大气层平均厚度约1000公里。

大气层的存在，使地球适宜生命的出现和繁衍。大气层对地球和人类具有最重要的保护作用，比如削弱太阳辐射，保温等。大气变化影响着气候变化，地球生物的正常发育和生长，对人类影响重大。

电离层是在距离地面约60到1000公里范围内大气层的一部分，它可以影响无线电通信，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射电望远镜，甚至人类对天气系统的了解。

谢选骏指出：世界大战就是人类的自杀——例如，二次大战的两大元凶纳粹德国和苏维埃联盟（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互相厮杀，但却先后灭亡！斯大林比希特勒多活了七年，苏维埃联邦比纳粹德国苟延残喘了四十六年，仅此而已。至于英联邦、法国殖民地，也都纷纷瓦解了。这就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

【045、死也不要自由的中国人】

和“不自由毋宁死”的美国口号比起来，多数人中国人则是死也不要自由的——除非那自由意味着“赚钱”。所以，中国人喜欢个人维权，却不争取公众自由。

《说说俺为什么去美国》（思项羽 于 2005/10/14 发布在 凯迪）报道：

说实在，我到美国非常勉强。跟豹子头林冲上梁山差不多。都是被逼的。

1981年我大学毕业。那时候我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一脑门子的作家梦。我读过一篇文章，好象叫什么“十种人不宜于去美国”，其中赫然上版，而且是最不适宜去美国的，就是俺们这类“读文科的人”。这篇文章把我整整毒害了9年。俺始终觉得搞文学的人要是出了国，那横竖就是一个“死”字。 

范学德学生说他出国前是个大学老师。俺比他糟糕，俺是窝中学教书的。俺们77级的那界毕业生，多数都进了党政部门。分配到中学的，大多都带有一种惩罚的性质：要么就是没有社会关系，要么就是“政治思想落后”。 俺是属于后者。或许， 俺如果也象老范那样在大学搞 “学问”的话，可能多半就不会选择去美国了。 

进了中学也没觉得怎么样。心想：反正俺迟早都要成为一个大作家，在那里不一样？刘心武不就是个中学老师么？所以俺在中学吃了八年的粉笔灰。这其间，俺没有发表，或尚未发表的文章和小说，加起来大概足有好几百万字。可是，嘿嘿，非常遗憾，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我竟然就没有遇到任何一位伯乐。

穷俺不怕。那时候教师的薪水大约RMB100 多不到，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俺是感觉精神压抑。无可形容的那种压抑，好象天天都生活在卡夫卡形容的那个“城堡”之中。俺活着，可TNND怎么就象他笔下的那个甲壳虫呢？

在大学里俺就是一个“自由PIE”。毕业的时候，俺系的党支部书记， 特别在俺的个人档案上关照了一把。大概写了几行非常富有“党性原则”的评语。从此之后，俺所在的那个中学的党支部书记们， 就都对俺“另眼相看”了。俺所在的那个中学的副书记，俺记得，和个坛上的“马列老太太”姜悠长得很象。（都是女八路）一脸阶级斗争五官。 在俺到中学的第一个礼拜起，她就叮上了俺的长头发。大概她的理解是： 头发长， 资产阶级，头发短，无产阶级。结果俺被她逼着，一个星期内剃了两次头。 （第一回不合她的标准，长了半寸左右）

但俺别的不成。讲课却是一把罩。这不是吹牛。俺说课象马季一样煽情，学生们听得脸红脖子粗，如同充足了气的轮胎一般。可这顶什么用？美国的中学，动不动就给学生发什么“eva1uation”， 让学生们给上课的老师评分。可中国的中学不搞这一套。你书教得再好都是孱头。 等到要涨工资了，评职称了，或是要分房子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 别人都拿你当蹬子了。那些学历没你高，讲课没你好的主们都上了，你自己倒给踹了下去。仔细一看：原来人家没什么特别的本事，就是有一看家手腕： 会往书记们的家里跑。不仅跑得勤，而且还知道上门的时候，从不空手。这个厉害。书记们说： 这叫 “积极靠拢党组织”。

俺既然是个落后分子，不懂得该怎么“靠拢”，当然临到有好事的时候，就得乖乖地“靠边站”了。俺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宿命，不“靠拢”，就得“靠边站”。除非你不打算做中国人了。

其实1982， 俺就有机会到美国去的。俺一亲戚从美国回来探亲，说俺的个性“很适合在美国生活”。俺却对她说“NO”。那时候俺脚得中国的文坛可以没有刘心武，但是却不可以没有俺。（靠，真是痴得厉害！）所以俺要留在贫穷的中国。

小说没法见报，俺想去考研。英语俺不怕。专业课也拎得起。可问题出在“政治经济学”和“党史”这两门课上。俺栽得很难看。本来俺在大学里的时候，这两门课就一塌糊涂。更没料到这两个“党八股”， 竟然变成炸掉俺前途与梦想的“哈马斯肉弹”。俺只要一摸那些本本，眼皮就发蔫， 没办法。这一条路又死了。

俺还写正耳八经的论文。内容和网友“神赋平等”今天写的那些东西很接近。 可惜当时没有网络这个好东西。所以基本上这些好文章的唯一读者就是偶自己。出国之前，我写了最后一篇好几万字的论文，是探讨近代西欧国家的流血革命的问题的，俺的主题非常吓人： 为什么某些国家会发生一系列流血的，暴力革命或内战？ 而一些国家却没有，或极少发生这样的流血的暴力革命？

俺认为这得归功于“新教改革”。凡是那些新教改革彻底的国家，譬如北欧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没有发生流血的“无产阶级革命”。盖因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对立，已经通过普遍的思想和道德改良的方式被化解了。 另一些国家，譬如法国，意大利，德国，墨西哥，“新教改革”不彻底，或失败了。所以它们发生“无产阶级流血革命”惨烈程度，相对来说就要比第一类国家严重的多。最后有一类国家，它们压根就没有过什么“宗教改革”这档事，或者干脆什么信仰也没有。结果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血流浮秆，伏尸遍地。譬如俄国和中国。

俺的方法非常简单 ：将流血革命比之于地震，然后用某种“烈度”来衡量。譬如说第一类型的新教国家，如果它们“流血革命”的烈度是0－1级的话，那么第二类型的旧教和新教混合的国家，它们“流血革命”的烈度，则基于 2－5级之间。第三类型是完全旧教的，或干脆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它们发生流血革命的规模之大，牺牲之惨，和6－8级以上的“强震”差不多。大抵么，这些国家无法以一种和平的，灵魂与道德改良的方式， 来减低社会不同等级或阶级间的仇恨对立。社会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来一个大爆炸，彻底发作。非得开膛破肚不可。

俺花了大半年的业余时间来鼓捣这篇东西。投递了好几个不同的的刊物，结果都一样成了打狗的肉包子。这是俺在中国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在坚持到第八年的时候，俺发现自己前途堪忧：一个抗日战争都打完了，俺还在绝望地爬格子。当老师俺学不会“靠拢” ，考研又不甘被洗脑，做学问嘛又找不到伯乐。想想在国外的光景再糟也糟不到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这就有了俺在“我这就告诉你，我为什么爱美国”一文开头所说的： 俺是揣着＄250美刀下关东的。那就是俺的全部家当。 俺到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除了一张皮，还有一付“锁链”（这是老马说的） 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俺就想知道，象我这样一个即没有一技之长，又没有什么“关系”， 且说着一口破英语的普通中国学生，在美国这样一个号称“高度自由”的国家里，究竟有没有一个可以凭自己勇气与诚实， 去创业并获得成功的机会呢？ 

三句半破英语，在美国怎么混？

我对美国的认识，其实并不是她表面的那些物质繁荣。对我来说：一个富有， 又不失人格尊严的生活，固然是最上选的。但退而求其次，贫穷，却不失人格尊严的生活，也是可以忍受的。最糟糕的情形就是： 既贫穷，又没有丝毫的人格尊严。你的月薪百蚊不足，可人家还觉得你欠他党国祖宗三代的恩情。成天拍着你的脑袋说：年青人啊，你的头发长了点，你可要多注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不良影响厄。 

说去美国追求“自由”，这未免太诗意话些。我宁可说：我是向往一种“理当如此” 的，“正常”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的“美国梦”。我不奢望自己会太“有钱”。不过我绝对希望，除了上帝和我自己之外，我的未来，不要有任何的第三者来支配。“正常的生活”的意思， 是指除了一个人的勇气，品格，和能力之外，我不需要依靠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来达到我人生的目的。尤其是不必依靠“权力”这种深具中国特色的东西。

有网友问我是怎么学英语的。其实我的英语很烂。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一般”的水准而已。初来美国，我选择了纽约郊区一所很小的文科学校落脚，除了想保持自己 的学生身份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上他们的硕士课程，居然不需要“托福”，他们有专门的英语课程提供给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所以我们可以一边上它的硕士课程，一边恶补英语。那个学校几乎没有中国人，而整个镇上也只有一户中国人家。所以我被迫天天练英语。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居然连梦呓都是CHINGLISH。我觉得这是炼英语捷径。

奇怪的是，那些嘲笑我英语说得烂的家伙，几乎都不是美国人。反都是中国大陆人。当然也有例外，两年有一回我写信给老美一大公司的总裁，企图向他推销我们公司代理的产品，结果他冷冰冰地给我回了一段话：大意是在考虑跟我们做生意之前，希望我先修正一下自己的语法和拼写云云。不过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美国人都会对我说： 你的英语说的很好。或，你的英语已经足够胜任了。

起先，我以为这或许是美国白人的一种“虚伪”。心里瞧不起你，嘴上却不说。但后来发现， 其实不然。这是美国人尊重鼓励他人的一种非常“自然”的习惯。他们自己从小到大，就是在一种被鼓励，被肯定的环境中成长。成人之后，当然不懂得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之类的生活方式。说是在美国学校里，一个老师问小朋友：1＋1＝？有回答说1＋1＝3的。中国老师若遇到这样的学生，大抵第一个“自然”的回答会是： 靠，你个猪头，这么简单的算术都学不会，你的脑瓜是怎么长得？但是美国的老师的“自然”回答却会是： 哦，“GOOD TRY ，YOU ARE VERY CLOSE TO THE RIGHT ANSWER NOW，TRY ONE MORE TIME”。（很好的尝试，加油，你已经非常接近正确的答案了）在这种被鼓励和被肯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真的是有一种非常健康，豁达，和包容的心理素养。靠“装”是绝对装不出来的。

而我所要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理当如此” 的，“正常”的生活环境。

和别的留学生不同，我在美国总共只打了一个多月的餐馆工。那是在1990年，我刚到美国以后不久，暑假时唯一一次很不愉快的美国经历。从那时起我就痛恨中餐馆，特别是中国大陆移民开的中餐馆。我发誓哪怕是饿死，也要比到那里打工强些。那个地方使你感觉又回到了那个人压迫人，象猪笼一般的专制社会中去。俺的老板是个福州人，俺的那点破英语，在他耳朵里听起来象仙乐。 于是他就给俺点了个每月＄1800美刀的“高薪”工作：不搞外卖，专做“PLACE ORDER”之类的百领活儿。－ 也就是接听电话， 点菜的什么的。其实俺那阵子和老美（尤其是老黑）说话 ，根本就是鸭子听雷。能搞懂“FRY RICE”（炒饭）“EGG FU YOUNG ” （芙蓉蛋）或者是“BEEF NOODLE”（牛肉面）之类的破玩意儿， 已经很不错了。 

一个多月后俺走投无路，就决定豁出去做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当推销员。俺在来美国之前就知道，美国是个“推销员”的理想国度。美国人看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能赚钱，你就是KING。 中国人“面子”之类的概念，在美国人那里是绝对没有的。这个英明决定决定了俺后来在美国一辈子的前途。打那时候起，俺就在再也没有离开“推销员”这个行业了。而且俺推销的，还都是地道的美国货，绝对本地生产制造的。

俺没有特长，又不是学理工科的料，胳膊也不是太粗壮。全身上下唯一可用的地方就是俺的嘴皮子了。学文科的人当推销员，倒正好派上用场。推销员在美国号称是“公司之王”。记得有一个给我们这些“菜鸟”提供训练的美国人曾经问我说： 你知道在一个公司，尤其是一个小公司里，如何分辨谁是老板，谁是推销员吗？ 俺说不知道。他说：这很简单： 你看到哪个家伙人模狗样，西装笔挺，穿着皮鞋把俩脚翘在办公桌上的，那就一定是TMD推销员了。反之，你看到那个家伙蓬头垢面，穿着T－杉，牛仔裤，满头大汗地在那里掏厕所的，那就是老板了。后来我发现， 这小子，他的观察还真是入骨三分。

我做推销员，也就会三句半破英语。俺和学校里的一个日本同学，两个美国同学合开一部欧茨莫比尔的破车，从纽约南下到康州，新州 ，卡罗莱纳一带，走街串巷子，推销礼品，画片，或鲜花一类的小玩意儿。“Hello，my name is John，I am a Chinese student” 这是第一句，通常是跟人家打招呼的。接下来： “I am selling those pictures to raise my tuition，are you interested in taking a look?” 是第二句，通常就直奔主题了， 告诉人家俺这是学生呢，搞推销是为了赚学费。这第三句就是谈钱了：“One for 7 ，two for 10”。 一张7美刀，给您优惠呢，两张10美刀。还剩半句呢？那就是一些废话了，譬如什么“ Very good” “Very beautiful”之类的。

俺后来对朋友开玩笑说：贺龙是俩把菜刀闹革命。咱也不差，三句半破英语闹革命。玩的就是个大胆。美国， 才真正是冒险家的乐园嘛。

我是美国人，所以我很牛

第一次听到用“牛”这个词来形容美国人的，俺已经不记得是在啥时候了。1995年那会，俺因为要给自己做退休计划，开始接触美国的股票和共同基金，学会了一个字叫“牛气” －Bullish。股票投资人说这词表示股市的多头与上扬趋向。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门口，就有这么一头怒眼圆蹬，奋力向前的斗牛铜雕。股市牛气谁不开心？美国西部是牛仔们的故乡。电影上时不时就能见识到。没一个不是硬汉。而当今在台上的这个总统哥们， 也是典型的牛脾气，并且来自牛仔的故乡德克萨斯。这本来就是一个牛的国家。用 “牛”这个词来形容美国人， 倒也十分贴切。

俺想做推销员，发现周围的那些美国同学， 几乎每一个人在大众面前说话时候，都是那么神闲气定，从从容容的样子。这就是“牛气”。 俺很羡慕。也当然也很想邯郸学步一把。无奈这种素质不是靠三天或三个月的速成就能学得会的，这乃是人家文化日积月累的丰厚沉淀。一个生在开放的，尊重人权的，自由的国家的公民， 他的心理素养与人格，总得说来要比我们这些来自集权国家的人要“阳光”的多，也积极正面的的多。他们的那种仿佛与生俱与的自信与自尊，根本无需雕琢。

这里面的反差实在大了去。按说俺在中国人里面， 已经算是相当开朗，有自信的了。可一到了美国的那些“牛人”当中， 我就发现自己好象有无数的心理障碍。 比如说： 不敢开口和洋人们说英语。一和老美说英语，俺的脑袋就好象要开天窗。 记得俺在出国前，有一次跟一个老美打电话，拿起听筒，那边人家一句： “Who am I speaking to?”俺这头就已经给震昏了，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头冒冷汗，牙关乱颤。脑袋一片空白。

这种情形后来持续了很久。甚至我到美国以后好几年，都还时有发生。这就好象一个演员站在聚 光灯下，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记忆在一刹那间全部蒸发掉了。什么台词都记不起来。那种情形是极端恐怖和无助的。我想来想去，没有其他原因，只能将其归结于一种过往的心理创伤。一个人在专制集权国家下生活长了，无疑他的整个内心世界就是阴暗的和扭曲的。他的个性和他的思维方式，注定就是负面的和否定的。专制集权对人最彻底的毁坏，大概无过于使其完全丧失信仰，诚实与尊严。

俺的销售的启蒙老师，给了我石破天惊的一课。俺开始学习什么叫“自信”，什么是积极和正面的思维方式。这哥们到底叫啥名字，我早给忘了。只记得第一他是个基督徒，会带着全体听课的学哥学姐们低头祷告，请上帝帮我们每一个人学做好推销员。第二是他被很多美国大公司邀请，开销售人员培训课程。他的一堂课要消耗俺半年的薪水。第三么，这哥们非常容易相处，平易近人。无论知识和经验都非常渊博。可他同时也“牛”的厉害。

他讲演，90％的内容对俺来说都是猪八戒看芭蕾，一头雾水。不过他说的三个例子，俺倒是连猜带朦地听懂了大意。那故事也是一个比一个牛。他先让我做试验：叫大家都闭眼，然后他告诉我们地板上有＄500美刀。要我们睁开眼睛后去找。谁找到就归谁。当然，大多数学生都把他的话当真，都非常认真地低头在地上傻找起来。只有非常少的几个精明透顶学生，可以猜到这不过是他的一个玩笑而已，没有受骗上当。

我以为他会嘲笑那些傻乎乎地在地上找钱的笨蛋。但结果正好相反，他却告诉我们：那些在地上寻找的人不是笨蛋，只有那些不去找的人，才真正是笨蛋。他说这里有两种思维方式：如果有人告诉你地上有500美刀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相信“有”，也可以选择相信“没有”。但第一种思维方式是正面积极的。而第二种是思维方式则是负面和消极的。

选择第一种思维方式，他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比选择第二种的思维方式对我们更为有益。他管第一种思维方式为“Winner Attitude”（胜利者的态度），第二种为“Loser Attitude”（失败者的态度）。他的根据是：地板上如果真的有＄500美刀的话，那么Winner就赚到了，而Losers却什么也得不到，这是实实在在的损失。但假如地板上真的没有＄500美刀呢？那么对于Winner来说，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所以根据这个道理，他说，只有笨蛋才会把“没有”当成一种选择。譬如我们的信仰，选择信上帝，怎么也比选择不信上帝要好些。只有笨蛋才选择相信“没有”上帝。

一个有“Loser Attitude”的人去申请一个职务，他举例说。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比其他所有的申请者都更胜任。因而他就表现出紧张，没有自信样子。而另一个有“Winner Attitude”的人则不然，甚至在他还没有见到老板之前，他就已经相信自己得到这份工作了。他不是去“申请”什么，而是去敲定一下具体的上班时间，是去签一份雇佣合同。Loser相信自己得不到这份工作，Winner则相信自己可以得到这份工作。最后的结果，也都是“各遂其愿”。相信“有”的就得到，相信“无”的，得到就是“无”。

一个好的推销员，天生就是一个有“Winner Attitude”的人。这是他举的第三个例子。一个客户约他见面介绍产品，那个有“Winner Attitude”的推销员，不会把他们的会面想象成一次“谈判”。而会认定这宗买卖已经做成了，done deal。客人不是要他去介绍产品，而是等着他上门收钱，高高兴兴地给他开支票呢！所以他心里没有任何的惧怕——既然你是到你的客人那里收支票的，那你还担心惧怕什么呢？You just go there and pick up a check!

那次销售培训，给我一次很强烈的洗脑。远胜过后来我参加过无数次类似的培训。仔细回味起来，你说这是美国精神也好，美国价值也好，它的确体现出一种正面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自信，进取。和我以前在中国的经历的正好相反。在这个国家，你到处都能感觉到一股阳刚之气，遍地“牛人”下夕烟。

说美国人很牛，其实还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表示。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投资讨论会，讨论美国通货膨胀，债券，和共同基金从1927年起到90年代末期，各自成长的情况。主持人拿出个图表来问与会者：如果1927年你拥有一美元的话，那么70年下来，按通膨的比率，政府债券的利息，和股市的回收情况来计算，目前各自的价值大概是多少？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前面二者的数目大概不超过区区数百美元。但是后者的数目，则高达了＄4700多美元。换句话说：你如果是一个具有正面和积极的思维方式的人，相信美国的股市能有好的回报的话，那么70年以后你的财富，可能就是别的那些具有负面，悲观思维的人的几十倍：所以说到底，不同的生活态度，绝不单单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财富。

我现在多少也是个“牛人”了。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我的孩子，最近生物课程得了个“B”。我不太满意，想找他谈谈。若按我原来的脾气和习惯，是一定会臭扁他一顿的。但我后来决定用正面的积极的方式跟他谈判。偶是这么说的：得“B”固然很不错，比拿一个“C”要强多了。但如果你的努力还不够的话，那么这个“B”就仅仅是“次好”而已（good），它不是“更好”(better)，也不是“最好”(Best)的。我相信，儿子，如果你再努力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你可以达到最好。

俺这么说，结果当然非常成功。

平生第一回，被一个陌生的美国姑娘拥抱

俺在美国所干的营生，当年在中国就叫“奸商”或“投机倒把”。一本万利。譬如一张非常普通的8X11的烫金动物图片，俺的进价大约是＄0.25美刀。但从俺手中出去，价格立马就得变成＄5美刀，有时候顾客要我们给些折扣，2张＄8美刀也成。赶上节假日什么的，4张＄20美刀，销路照样很好。

我们那个销售团队，一共有4个同学，大家共用一部1986年产的“奥兹莫比尔”破车，沿着新泽西，康涅迪格州一路南下。基本上是到美国一些的偏远小镇，将车在市中心停下，约定好一个固定的返回时间后，大家分手散开了，朝几个不同的方向，挨家挨户地推销那些我们携带的小玩艺儿去了。2－3小时以后，我们再返回停车的地方，接着赶往下一站。

四个人中，SUSAN是美国的白人姑娘，销售业绩是我们这个TEAM中最棒的。其余的三个，我是中国人，另外两个一个是韩国人，另一个是日本人。我们每天工作大约8－10小时。平均收入在＄80－120元之间。有时候周末出去工作两天，也能赚3－4百美刀，感觉到中餐馆当一个礼拜的苦力，还不顶俺这两天。

SUSAN赚的钱，要远远高于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至少一倍以上，如果我们平均一天能赚＄120美刀的话，那么她至少要在＄240－280美刀之间。极少例外。俺起先以为她有什么特别的销售技巧，后来才明白：这哪里需要什么技巧嘛？一个女人，又是一个甜美可爱的白种美国女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我们这些亚洲男人无法比拟的天然的优势嘛。美国人可不像老中，遇到自己人总是往死里整，他们永远是胳膊肘向内。

当然俺后来也摸到了一些“窍门”，知道推销给什么样的人，成功的机率会比较大些。譬如首先是那些30－40岁之间的女人，其次便是中低层的男性有色人种，包括西裔和非裔。而那些30－55岁之间的白人男性，则是最难打交道的。你几乎很难当面向他们推销些什么。

有一点则是共同的，是我在中国从未曾体验过的。那就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即使不买你的东西，也都会非常有礼貌地告诉你说：“No，thanks”或“I am not interested，but thank you anyway。(我没兴趣，但无论如何，谢谢你了)那种粗暴无理，恶言恶语拒绝的情形，不是没有，但却极为罕见。

但是最令人费解的是，几乎所有的顾客，他们在买了你的东西，付完钱之后，还会非常真诚自然地对你说声：THANK YOU。这对我的震动真是非常之大——你不仅赚了人家的银子，还顺带饶了个“谢谢”，这样的买卖关系，在中国恐怕一辈子也搞不明白是为什么。

所以尽管我的英语说得不道地，买卖却能不垮。凭良心说，我个人的“能力和本事”，其实只占了非常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除了一点点的勤奋和大胆之外，我完全是受益于这个国家整体的社会环境。美国人民善良，慷慨，乐于帮助那些有自立精神，又勤奋工作的人。否则的话，我的那点小生意早就玩完了。

当然，我也遇到过一些非常不友好，歧视华人的家伙。其中有白人，有黑人，也有拉美裔人。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我大概会在后面叙述中提及。但总的来说，这些人的比例非常之小。而且我对此早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我知道美国绝对不是天堂。在中国所遇到的那些邪恶的人或事，这里也免不了。

但本质上的不同在于：一种是基于文化和体制而产生的“整体”的邪恶，另一种则是基于个人的信仰和品格缺陷所导致的“个别”的邪恶。对于前者，你根本无能为力，唯有绝望。但对于后者，你却可以毫无畏惧，迎头痛击。

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不愉快的，给你心灵带来创伤的人与事，你都会慢慢地将它们遗忘掉。但是那些美好的，给你心灵留下温馨记忆的人或事，却会伴随你一辈子。你会不停地被激励，感觉“活着”还是很值得的。

都说美国人很看重金钱。但一旦和普通的美国人做买卖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中国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守财奴。美国人一旦发现金钱可以换来快乐和满足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银行帐户是否已经超支。（这也造成美国人负债累累）反而中国人却更像是金钱的奴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享受生活。

我有很多这方面愉快的回忆。十多年过去以后，我都还不停地回味它们。譬如说我会想起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我到一个十层楼高的Apartment推销我的那些宝贝画片，敲了很多的门都没有收获。结果非常意外地在3楼的地方遇到一位主动打开房门邀我喝咖啡的中年白人妇女。我坐在她家客厅的的地毯上，外面在下雪，我们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聊天，地板上摊着我背包中所有的那些画片，她一张张地看，说这张好，那张好，几乎每一张都喜欢。我们变得好象老朋友一样。离开的时候，我手里揣着＄40美刀，身上是热的，心里很温馨。

我还遇到另一个台湾老板，开饭店的。她那个地方很偏僻，我根本就想不起来究竟是那个旮旯了。大概她一年中，也没几个机会看到黄面孔。所以见到我这个华人就特别高兴。那天跟着我的三个“外国人”，都一起沾光了。我们不但在她那里吃香喝辣，而且还只有半价。

我平生中仅有的几次和陌生美国女人拥抱的经历，也是发生在十多年前的“推销”的途中的。我时常开玩笑地对朋友说：俺这是“财色双收”。不但赚人家的银两，顺带还吃了人家的豆腐。

我只记得这是一个身材姣好，穿着西装套裙，有着一付棕色迷人脸蛋的拉丁裔美国女孩。她的办公室大概不是律师楼便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总之，那天俺冒冒失失地闯进了她的办公室。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大约40－50之间的男人，（我估计他是这里的老板）他对我的画片没看两眼就摇头说，没兴趣，他不需要，谢谢。不过，就在我有感到有点而失望，想离开的时候，他却突然告诉我说，慢着，等一等，他办公室里的另一位小姐，或许会对我的这些画片感兴趣，他叫我先站着，他到里面帮我叫人去。

结果真的发生了奇迹。这个小姐一从里面的房间跑出来，便要我把身上背着的所有图片都放在桌上，一张一张地让她挑选。她一共要了4张，问我该付多少钱？俺想了想，估摸她说不定会向我要些折扣什么的，便咬咬牙说：4张＄20美刀。没料到她想都不想，立刻就从兜里掏出＄20来递了给我。一边连声说着谢谢。

底下发生的事情才是最窝心的：就在我收下她的钞票，客客气气地对她说谢谢，准备离开她办公室的时候，她突然往我面前一靠，非常自然地用她的双手绕住了我的脖子，将她柔软的身体贴了上来，亲热地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用非常甜美的语调对我说：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画片，她感觉很快乐，这几张图片真是太美丽了。一时间我有点而手足无措。我闻到这个阳光一样的美国姑娘，她头发上和脸上散发出的一股浓郁的香水味。

这是我平生第一回，被一个年青陌生的姑娘“献吻”。又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你不但赚了她的钱，她还倒贴你一个香吻。

不过下一回遇到的另一个美国女人的时候，俺就没这么幸运了。那是一个又黑又胖的大妈。块头和吨位足有俺一倍大。胸部像个火锅。当俺推开她的家门的时候，俺立刻就自己发现走错了地方。想逃都来不及了：里面坐着整整一屋子的黑人老大哥，而且还是那种五大三粗的美国“贫下中农”。凶巴巴地盯着俺这个可笑的中国佬。俺当时真是心里发毛，腿上哆嗦，思忖着能全身而退，已然是万幸了，三魂只剩一魂了，那还敢有别的赚钱奢望？

当他们知道俺是个中国学生，卖画片赚学费时，开始叽叽嘎嘎的讥笑俺了。说什么反正俺也听不懂，黑色英语，只知道绝不是什么好话。后来一个哥们开口了，指着站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大吊车一般的胖黑大妈对俺说，（大概是那个意思）你要是能给她一个Hug & kiss的话，她说不定就会买你的画片呢。于是全屋子的老黑，这时候都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嘻笑声。

奇怪是这时候俺反倒镇定了。心想不就是Hug & kiss嘛。既然我是个基督徒，我就没什么理由不爱这个又黑又胖又丑的女人。这样一想反而很坦然了。于是俺就大方地走上去和她拥抱，并且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天，她的胳膊足有我的腿那么粗）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非常奇怪地，全屋里的人瞬时都安静了下来，不吵也不闹了。大家都用一种非常惊讶的眼光看着我。我对他们耸耸肩膀。接着一个男人走过来，握了握我的手，又非常友好地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开始要看我的货了。结果，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我手里攥着两张这个胖黑女人开给我的支票，一共是＄35美元。皆大欢喜。

非常奇怪，以后我再看到其他黑人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恐惧感了。相反，我喜欢他们的大大咧咧，心里没有诡诈个性。你跟他们做生意，他们几乎不懂得什么叫“讨价还价”。

可以这么说，我认识美国，首先是从认识美国人开始的。而且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美国老百姓。我爱他们。

鲁爷写“阿Q”，说阿Q摸了一下尼姑的脑袋后，好几天都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手指尖的那个地方也感觉得滑腻腻的。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俺也曾经不经意地碰了一下俺的“暗恋对象”的芊芊玉手，（大概是交团费时候吧）随后下来的那一整个礼拜，俺都体验到阿Q的那种飘飘然感，手指间的地方果然就是麻酥酥的。类似这种男女间的身体接触，我想大概总会使人连想到“性”。不过我在美国，和这两位美国女人的身体接触，却从未使我联想到“性”。相反，我回想她们的时候，倒好象就是品味一杯甘醇的陈酿。里面盛满温情和感激。

美国的狗权与人权

这其实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话题。俺把它们往一快扯，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俺喜欢狗。小时候俺在中国的农村养过一条小黄狗。今天我在美国，养的是一条纯正的大狼狗。好象俗称“黑背”吧。

1969年俺在闽西落户。那年春节俺爹打牙祭，把小黄关到一个鸡笼里，然后放到河里淹死后，炒酒烹了。这个痛苦的回忆给我留下一辈子难以平复的“心理创伤”。虽然我非常尊敬我的老爹，他绝对是个好人，但他做的这件事情，我直到今天还耿耿于怀。

这一点美国的狗就很幸运。杀不得也，哥哥。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一个美国的哥们被警察逮捕了，后来被法院判了好象是8个月的徒刑吧。外加好几千美刀的罚款。罪名是“虐待动物”。坦白地说吧，在中国人的眼中看来，这哥们实冤枉的厉害。那天他在地里埋东西，怎么恰恰好就有一个警官打那路过，看着他形迹可疑，就上前盘查，结果一条浑身伤痕累累的死狗就出土了。靠，这还了得？警官当时就亮出他的铐子来。哥们就为了这么一条不值3个美刀的狗命，到局子里蹲点去了。俺不知道他是否有请律师辩护。打自家的狗，不是属于“内政”问题么？

警察是不是狗拿耗子了？

俺爱狗，尊重狗权。走到那里都跟狗狗们打成一片。连带也喜欢那些挺身捍卫“狗权”的朋友。美国有许多善心人士专门收留那些流浪的，无家可归的狗三毛。我有一个做“安利”的朋友，3万尺大的庭院，一共收容了5只老弱病残的孤寡。其中有白内障的，有高血压的，有瘸腿的，也有神经病的。其中有一只老狼狗，今年13岁，我的朋友非常伤感地说他恐怕最多只有一年的时间了。他本来后腿都已经完全瘫痪了，后来喂他吃安利的蛋白粉和钙片，现在又能摇摇晃晃地走路。不过就是这么个老家伙，我的朋友说，陌生人到他们家里，如果手里拎着东西想出院子话，那是绝对是出不了大门的。这老狗整一个活扬根思。他会死死咬住你的汽车前轮，打死不松口，除非你从他身上碾过。

但俺有一个做邮递员的主内弟兄，却忒烦狗。他说全美国的狗都痛恨一种人，是非追着咬不可的。那就是他们这些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国家邮政部门”的公务员。美国所有的居民都很尊敬他们。只有狗是例外。因为狗有极高的“领土主权”意识，而偏偏这些走家窜院的邮递员，又常常目中无狗，肆意侵入它们的领地，破坏它们的领土主权完整。所以狗遇到邮递员，就好象王伟遇到EP－3一样，非往死里整不可。

在美国被狗狗咬一口，搞不好坏事会变好事。变成赵燕第二。我的那个邮递员朋友，有一回就真的碰上一只凶神恶煞般的二郎犬了。不过是屁股被啜了一口而已，结果他歇了3个月的带薪假，医疗费用全部由邮局的劳工保险支付。狗主人的保险公司，另外再拿＄1万多美刀的“人身伤害”赔偿给他。我以前听说美国有一家最大的个人住屋保险公司叫“STATE FARM”，好几年以前故意从自己的保单中删除掉“狗咬人”的赔偿条款，结果一些粗心的狗主人，真是为此吃足了苦头。

狗象凶器，有时候难免走火伤人。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养狗的屋主，都要在自家的门口，或篱笆上挂一些“狗警告”牌子（DOG WARNING），以便少担当一些法律责任。有趣的是，俺发觉这些警告牌上口号，大都和狗的危险程度有关。譬如说“BE AWARE OF DOG”是最常见的，说明这户人家养的，也就是条普通的菜狗而已。很有可能是个老掉牙的武器。俺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当心！俺家有米格15”。

有上档次一点的，就挂“BE AWARE OF GUARD DOG”或者“BE AWARE OF SECURITY DOG”。说明这可不是一般的菜狗。尤其你不可以视为纸老狗。翻译成中文，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当心，俺家有歼10！”

但我曾经看过一个最牛逼的，却和上面的这些都不一样。它说：“NEVER MIND THE DOG，BE AWEAR OF THE OWNER”。这口号非常吓人。一改以狗为中心的思想，而是突出“以人为本”。俺翻译来翻译去，就是把握不到那个狠劲。最后就翻成这样：

“歼10算个鸟，当心俺家王伟！”。

这个最牛逼的狗警告牌，几天前本地的“洛杉矶时报”有一个报道，说是一家洛杉矶墨西哥塔可饼餐馆外，也挂了一个。俺从照片上看到的，我的妈妈咪呀，它上面不仅公然写着这句话，还画了一只手，攥着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冷冰冰地直指着进门的客人。报道说：可就有这么一位12岁的黑人少年先锋队员潘东子，不信这个邪，非要上门打土豪不可。他第一回还真的让他得了手。接着他就要再搞二回，大概是3天之后吧。但这一次人家墨西哥王伟不干了，奋起还击，发炮连轰三响。报道说，这三响枪枪夺命。其中有一炮几乎直接命中黑人潘东子的眉心。他几乎当时就丧命了。可见人家这洋王伟，绝不是个吃素的孬种。在美国打土豪没那么容易。

不过这都是题外话。

狗不需要对主人做的溴事负责，但狗惹事，主人却要担待。狗可以淘气，但你打它却得做班房。这里面的法理好象挺玄乎。试想看：我们打死自家一条狗，即不伤人身体，又不毁人财产，不跟打破自家的一只碗，一个茶壶差不多嘛？跟俺们要打台湾的陈水扁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属于“内政“问题，照理说外人是无权干涉的嘛。我打破了自家的一个茶壶，凭什么就该被罚坐牢呢？

这个问题原先我没仔细斟酌，一直到后来，英鸡利国首相，俺的好朋友克莱尔先生的一席话，才使得偶茅塞顿开。他说：我们不但要打击恐怕行为和恐怖分子，还要打击那些散布仇恨和恐怖思想的人。照他的说法，法律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诛心”的。教唆恐怖思想，和毒打自家的狗，看来都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了，而是属于“传播仇恨和残忍”。打狗杀狗，已经不再属于“内政”的范畴了。

所以，在美国没人敢搞“挂羊头，卖狗肉”的营当。超市里买得到羊肉，却绝对买不到狗肉。俺认为这是一种文明。俺的一个朋友便大怒，跟我争论。他说偶们中国人不吃牛肉，跟你们美国人不吃狗肉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尔等吃“匹夫”（BEEF）便是文明，偶们吃狗肉便是不文明？

说实话，我一时语塞。竟然也答不上来。真是头痛。

那年，俺差点成为“道德法庭”的

生活在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不知道80年代中期，很多省级的党报上都有一个叫“道德法庭”版面，专门刊登一些大专院校中的“现代陈世美”的故事。不同的是，这种国外地摊小报才看得到的黄色八卦中人物。一旦被推到这个“法庭”的被告席上，那么身败名裂的下场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一例外，他们都会被冠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典型”帽子。遭到所在单位的处分或除名。在我印象里，这里面绝大多数的“被告”，都有些拥有博士，硕士，或者学士学位的“臭老九”。 

俺那年也几乎差一点就成为了这个狗屎“法庭”的被告。俺那年大概26-27岁，经同事介绍和一位叫“W”的小学教师认识。长话短说，开头两个月我们的关系发展顺利，不错，开始进入到谈论婚嫁的阶段。但到了第三月的时候，情况急转直下。俺发现这个小姐十分凶悍，如河东狮子。于是决定紧急刹车，想要全身而退。 结果这个“Ｗ”小姐大发雌威，一状便将俺告到学校党支部，市委教育局，还有省党报的那个“道德法庭”那里。说我为人师表，却道德败坏，公然玩弄女性。坚决要求党和人民政府，将我这个“败类”清除出人民教师队伍。 

这也罢了，偏偏负责这个“道德法庭”栏目的那俩个记者，是两个大概跟我一样处于“性饥渴”状态的，４５－５０岁之间的老男人，老流氓。那年头，街上尚未有象今天这么多的“桑拿房”，这两个流氓记者读到“Ｗ”小姐的申述报告后，竟然兴奋得如同初中生首次阅读到因随手抄本那样。除了我是他们所要寻找的那种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具有代表性”典型之外，“Ｗ”小姐给他们提供了无数在那个年代你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只有在以后的“黄带”上才能看到的那种极端刺激的细节。譬如说，他们会公开询问“Ｗ”小姐诸如：你的内裤湿了没有？这一类赤裸裸的问题。他们非常肯定地告诉我：“道德法庭”一定会配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将我做为一个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来报道。

1998年，所以当我看到美国的电视媒体，因为陆文斯基姐姐的桃花事件，对老克总统穷追猛打时，我立刻就想到了自己当初自己被这两个党报的痞子记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痛苦经历。我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原谅了我们这位可怜的总统。不仅如此，我也相信他没有撒谎。盖因我自己当时和“Ｗ”小姐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与总统和陆小姐之间的情形及其类似。我们都和对方发生过“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但最终结局，却都象我们那里一句土话所形容的：“糍粑没吃到，糍粑壳却被贴到了背上”。

虽然我的父母后来通过各种手段和关系，使我能侥幸脱逃出这两个流氓记者的魔掌，不过俺那时候昼夜恶梦缠身，度日如年。好像一觉醒来，就会一眼看到自己坐在他们流氓法庭的被告席上。

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处于政治权力结构之中的中国人，跟生物界中处于“食物链”。上的大小动物非常相像。位于这个“权力食物链”中的某个中国人，他随时都必须扮演两个完全相反的角色：对于处于下端的弱者来说，他是一只穷凶极恶的狼，但对于上端的强者来说？他却一只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温顺的羊。或者，用另一个比喻也非常恰当：每一个中国人都像一个蜘蛛，各依权力的大小，编织出一个又一个形状大小各异的网，专门用来捕食那些比自己更弱小，却又不幸落入他们“法网”之内的另一个中国人。 

200４年冬，我曾经回到高中毕业后插队过的小山村，又见到当年的那位村党支部书记。时隔近30年。今天他居然还在那个相同的岗位上。唯一不同的是，现在他对我们的态度，和他当年对我们的态度，已经完全判若二人了。想来好笑，３０年前时候，他手里的一个公章，就可以决定我们这些城里年青人大半辈子的青春。所以我记得， 我每次从城里回来的时候，我父母都会特地吩咐我带些诸如香烟，糖果。鱿鱼干一类的 “贡品”来孝敬他这位山村的土皇帝。1976年，好像是他４０岁生日，我们几个知青还特地给他办了一桌酒席贺寿。有一到特别令人恶心的八宝糯米饭，我至今都不回忘记。里面有葡萄干，有杏仁，莲子，面上是用红枣排出的一个大大的 “寿”字 。就这样，这家伙一边打着饱隔，一边还要振振有词地教训我们说: 要节约闹革命嘛，这要的酒席，厄，厄，今后要少办点。然而时过境迁，那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滑稽的是，这个党支部书记却对我表示说：他愿意来美国替我看门。

当然很多人非常适应这种令人窒息的权力文化，或者说他不得不去适应它。我有一位在银行中当了大约7-8年的科长朋友告诉我，他的愿望是爬到“正处级”的位置上，这一辈之也就知足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经常陪他顶头上司打麻将，然后借机 “输个几十上百的”。（其实他的牌技要比他的那个顶头上司好很多）他当然心里会感到很憋屈，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 心灵没有被权势扭曲的人，才是最快乐的。和在中国的情况相比，我在美国也同样是一个 “无权无势”的人，生活在一大群同样是像我这样“无权无势”的人当中。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我每天都会听到有人象轰炸机似地跟我介绍说: 某某人是个 “处级干部”，某某人又是什么 “司局级干部”。每一个听起来都很牛逼。（俺2000年时曾经到北京公干，感觉就连地下的一只蚂蚁，都有可能是个处级干部！) 可在美国，你一辈子也不会听到一次，有人这么介绍他自己。 

不是说在美国就不需要和那些有权力的人物或机构打过交道，而是说，美国社会不存在那种扭曲人心灵的“权力食物链”。美国几乎每一级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是由当地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对他来说，不存在像中国那样的所谓“上级领导部门”。他只对本地民选的议会负责。譬如，俺所在的地区，是个人口2万不到的小城，可就这么一个区区小市长，州长阿诺，总统布什，他都可以统统不甩。

一个无官的世界，小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恐惧”。

这当然不是说美国的没有所谓的“官府”。 只不过是权力在美国人那里，更多的时候是用在“服务”方面的。美国的官府如移民局。地方的市府，警察局，法院，或美国的国税局，都是我们这些外国移民最常打交道的对象，说实话，我对它们没有半点不良的印象。

回想起来，我到美国也近18年了。迄今为止，接触到的美国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也不过那么区区3-4位而已。按过去中国的经验，这可是那种一句话，一个签名，就可以决定你一辈子“身家性命”的官儿。若换成在中国，我估计遇到类似的情形，你就算不被“敲骨吸髓”，被扒掉一层皮，也已然是三生有幸了。

譬如美国说美国税务局的官员，俺就从来没有机会瞻仰过他们的尊容。俺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就给山姆大叔赋税了，全部都是在纸头上。美国人说，你一生有两样东西是逃不掉的，一是死亡，二是国税局。可见美国的这个“ＩＲＳ”（国税局）绝对不是吃素的，权力比美国总统还大。但是这么多年来，对比一下同样是在中国国内做小生意的那些朋友，我就发现，美国这块土地，还真是那些“小老板，小雇主”们创业的天堂。我在国内开饭店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必须经常和当地的这些税务部门的官员应酬，送红包。不然的的话，他的税起码会比目前的高一倍不止。俺说， 在美国，呵呵，你连送红包的机会都没有。

哥们是1991 年拿到美国绿卡的。印象中不过是付了150美刀而已。 我只记得当时负责问话的是一个美国黑人移民官，他究竟问了我那些问题？我绝大多数都记不起来了。反正他非常友善，没有半点要刁难人的“狗官”模样。只有一个问题，因为非常可笑，我就记住了：你加入过法西斯或共产党吗？我摇摇头，于是他就将绿卡批给我了。前后10分钟都不到。

1996年入美国籍，那印象就比较深刻了。因为考官是一个韩国人，这使我莫名其妙地感觉好像在申请入韩国籍似的。滑稽的是这位美国移民官的一口破韩国腔英语，居然比我的CHINGLISH还不道地。 他以韩国人特有的那种正经八百的态度，问了我一大堆愚蠢的问题，譬如：

你加入过法西斯或共产党吗？(可笑不可笑？) 你今天早晨是怎么来的？(开车来的呗，难道还走路不成？) 你是干什么的工作的？(嘿嘿嘿，俺是干革命工作的)你去年交税否？(靠，俺去年交税交到心碎的！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不？) 你知道加州在国会参议院里的那个女议员叫神马名字吗？( 不是叫爱因斯坦吗？我的天，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问得出口？) 美国独立战争是那年爆发的？( 我的大妈阿，你知道我曾经是中国的一位历史老师吗？像这样的幼稚的问题你也敢来考我？)

结果，15分钟之后，当我从他的移民官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摇身一变成了美国公民了。连半点的惊奇都没有，全在俺的意料之中。 

说起来，唯一让俺吃过苦头的“官员”，倒是美国的警察和“青天大老爷”们。哥们那年刚从纽约移民到洛杉矶，初来咋到，两眼一摸黑，交通法规不熟，又“恶搞”交通英语，结果酿成大祸。被他们整得很惨。俺这里就记下了。

加州的高速公路通道有 “快车”道与 “慢车道”之分。快车道是给车内有2位以上乘客使用的。叫 “CAR POOL LANE”(共乘车道)。俺那时候是个老土，以为这是 “两部车并排进入”的意思。结果都每回都大大咧咧地把车开上这“共乘车道” 内。不幸大概1个多月后，终于被一个警察逮到，他开了罚单，让我上当地的交通法庭去见“青天大人”。俺在法庭上试图说服那个法官，说俺刚从纽约搬来此地，人生地不熟嘛。而且英文不好，不知道 “CAR POOL”的意思，以为那是允许 “两车共用一道”嘛。结果俺此话一出，整个法庭里20-30位跟我一样原先愁眉苦脸的被告们，这个时候都齐声发出整天动地，东倒西歪的哄堂大笑声。好像再大观园里见到刘姥姥那么开心。 但是这个面无表情的美国的“青天大人” 对俺没有半点的同情心。还是恶狠狠地判了俺大约$360美刀的罚金。

（从那时起，俺才明白原来“不知者不治罪”在美国的法庭上根本行不通。在美国的法庭上，你如果对法官说“我不知道”，那么这官司你已经栽了。所以以后，俺会对所有要上美国法庭打官司的中国朋友说：切记，千万不可对美国的“包青天”说“冤枉啊，大人，我不知道”。。。当然，这是后话。）

但话要说回来， 俺也同样领教过这些警察和“青天大人”的好处。我记得另外有一回，　俺半夜开车又“犯事”了。大概是因为白天12个小时忙着推销我的那些礼品吧，这时候已经累得像一只熊了，开车好像喝了半斤“二锅头”似的。结果就被三部警车给盯住了。为首的那个白人警官，硬是拒绝我的说请，给俺开出一个罚单来，上面居然有两项控罪：一是开车压线吧（大概），另一个则是没有“车辆所有权状”证明。

拿着罚单出庭，说实话，我是不报有任何指望的。这天下“官警一家”，哪有法庭不为警察撑腰的呢？我唯一的指望就是，就是这“青天大人”到时候能手下留情点，别罚得太猛了，俺就知足矣。那知道上了法庭，前后5分钟都不到的，这“青天大人”只问了一个问题：“车辆所有权状”带来了没有？我说：在这里呢。他看过以后就开始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通东西，俺什么也听不懂，只记得一个字他反复说了好几遍：叫“dismiss”。俺猜想他这是叫俺走的意思。赶紧问俺要付多？他摇摇头说“NO”。我再问：我可以走了吗？他点点头说“YES”。

当我腾云驾雾一般地离开这个克拉克法庭的时候，我几乎还是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呵呵，警察在前线辛苦抓人，这法院在后方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把人给放了？这案办得有点儿意思。人家的司法独立，果然不是挂在外面的胡弄人的“羊头”啊。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翻字典：搞清楚“dismiss＂的意思 - 果然也和“走人”差不多，但严格地说起来是“撤销控罪”意思。警察叔叔白忙了一场。

和美国的警察打交道，自从我有了哪一次被“青天大人”当场“无罪释放”的经历之后，就再也没有“老鼠见到猫”的感觉了。权力，原来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用来提供“服务”与“保护”的，而不是仅仅意味着“严打”，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什么的。

这也算是美国的一个纳税人，可以理直气壮地从政府得到的一点儿回馈吧。

1990年的冬天的一个深夜，我有一在外面卖东西时开车迷了路，东转西转就是找不到回家的高速公路。跑到一个加油站里，见到那里有一部警车，我就过去向那位警察哥们求援。这位老兄热情有加，给我说了一大堆该怎么走怎么走之类的“行动指南”。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这哥们一口标准道地的美式英语，把俺听得是一个头两个大。他一看不行，干脆一挥手对俺说：得，你干脆跟着我吧，我带你上高速公路。结果他在前面警车开道，俺开着自己那部100美元的买来的，左边的车门已经被撞得惨不忍睹的“奥斯莫比”老爷车，跟在他那如同巡洋舰一般拉风的大警车背后，享受这种在国内属于“外宾”才有资格享受的特殊待遇。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平生第一回，（惭愧啊）我实实在在地被“公仆”伺候了一吧。

还有一回是过马路，我也必须记下。当时我正牵着俺家的狗狗，步行通过一个四面都有红色“STOP”（停车）标志的十字马路。俺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部四门大“凯迪拉克”在我面前停了下来。里面坐着个大概40多岁左右的贵妇人。这女人用冷漠，目中无人的眼光抬头瞅了俺一下，大概见到这是一个中国人吧，就无须礼让了，她居然敢不等俺通过路口， 就一踩油门，“轰”的一声就从俺的面前冲了出去。就在我十分生气，用无可奈何的用目光尾随她那绝尘远去的车子，恨恨地跺脚的时候，俺身后响起起了一声惊天动地，鬼哭狼嚎的警铃声。一辆闪着红蓝大灯警车跟着就从边上像狼一样猛扑过去。俺先一愣，跟着就乐歪了，哈哈，这老娘中了警察哥哥的埋伏罗。这附近常有一个“公仆”静悄悄地在此“蹲点”，就专门抓那些不懂礼貌，不礼让行人的驾驶员。这个女人这一回真难得啊，居然被“守株待兔”了。我知道她肯定要为自己的大小眼付出惨痛代价了。不但要到法官大人那里交纳至少180美刀以上的违规罚款，以后连续3年，这老娘的汽车保险保费，也要也要跟着水涨船高罗。

赫赫，这“公仆”， 可给俺出了一口冤气了。

生在中国，死于洛杉

到美国来的中国人形形色色。尤其是像洛杉矶这样的国际性大都会。汇集了全世界几乎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种。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太多的英语，也不需要太高深的文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谋生圈子。所以在洛杉矶这个地方，你时常会在不经意之间，就遇到一个你可能在大陆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见到的“人物”。譬如说，有一次我在罗兰岗的一家中餐馆用餐的时候，发现坐在我桌子对面的一个衣着入时的女人，竟然是国内一个十分有名的女喜剧明星宋丹丹。我太太10多年前还是一个美容师的时候，她说有一天，马季突然走进了他们的理发店。。。

我是在教会里认识刘大叔的。这也是一个怪事。按说常常到教会里来参加聚会的，多半都是一些思想上相对来说比较“右倾”的朋友。但是这位刘大叔不同，他的背景和我们都不一样。他是这一位16岁就入D的“红小鬼”，老革命。所以当最初牧师跟我介绍起他的背景时，我感到非常难以置信。我觉得这好像比在洛杉矶的一家小理发店里遇到名人马季更令人感到惊奇。而且这个老头竟然在我们的教会中，一呆就是3年的时间，一直到他最后再洛杉矶去世为止。想起来是有点不可思议。

这位老哥到教会里来要寻找什么呢？起先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从牧师那里略微知道他的一点背景：出生贫苦，是个孤儿。后来被部队收养。长大，在那里入党，提干，接受教育。1950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杀过美国兵。59年从部队复员后，就在一个地方中级法院担任副院长。按照保守的估计，他来美国的时候至少有62岁了。照理说，一个受D教育和培养了那么多年的“老革命”，要转变思想和信仰，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

我想给这个“刘大叔”写个传记。因为绝大多数到美国的华人， 都有一个非常具体明确的目的。但这位老头却没有。他在美国，一不要美国政府的各种救济补贴，二不申请绿卡或入籍，第三也不到外面打工赚钱。说起来，他来美国之后享受到的一个唯一的“好处”， 就是一张免费的公车“月票”，这是美国政府给所有55岁以上的老人所发放的免费的福利。除此之外，他似乎什么好处都没捞着。

但是他却有他自己的理想。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呆了好多年了，早已经超过了他探亲护照上所允许的在美国合法逗留的时间。按说他回到中国去的话，生活状况可能要比他留在洛杉矶更好些。但他为什么不回中国去呢？这里面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依我的了解，他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一个他自认为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伟大的“革命工作”而自愿留在美国的。

他来美国，原本是为了探望在芝加哥读博士的儿子。时间大概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春夏之交。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大概我们谁都知道。而这个政治事件，竟然也影响到他后半生最后几年的命运。大概他老人家感到理想极度破灭，便决定留在在美国，参加海外的一些“民运”团体，以便协助中国进行民主改革。

老头非常活跃，出入于任何一个有民运团体出没的场所。所有的募捐﹐讲座什么的﹐只要他知道的﹐没有不参加的。这样的光景大概有持续了一年多吧。后来他就和所有的这些“民运团体”闹翻了。原因是他到处宣讲自己的“民主运动三项基本原则”：一是你必须承认大多数的党员同志还是好的﹐腐败堕落的毕竟是少数﹐第二你必须对D一分为二﹕60 年代以前的D基本是好的﹐这必须承认。以后是犯了错误了﹐尤其是痛打学生娃这件事情，过头了。 应当批评。第三﹕你必须从外部帮助共产党搞改革﹐但是不能搞革命什么的。他不仅到处宣讲他的这个“三个必须”的理论﹐还脸红脖子粗地跟人家辩论，搞到后来，“民运组织”看到他，就像老鼠汤姆遇到大猫杰理一般。

不过离开了这些“革命组织”﹐他就觉得自己无所事事，生不如死。昔日朝鲜战场上的英雄。如今却要低声下四地为五斗米折腰，这老脸他丢不起。当年朱自清教授宁死不喝美国奶﹐他也想争这口气。所谓的“88绿卡”，他坚决不要。美国政府的医疗保险﹐生活补助也一概拒绝。只有老人公交车月票卡﹐也是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才申请的：原因是不搭乘公车，他就无法离开家门一步，如何搞民运呢？

他原先是靠他儿子救济。但父子后来闹翻了。这“粮栈”也就断了。刘大叔的这个儿子听说相当优秀。美国博士学位，还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飞黄腾达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 他的“博导”是个台湾华人，在学业和生活上， 都曾经给过他许多资助﹐末了﹐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都下嫁给了自己的这位大陆学生。让他当了上门女婿。

但他的这个儿子，后来竟然要跟这个对他恩重如山的台湾太太离婚。这使得老爹怒不可遏。本来结婚离婚，在那些大陆来美学人中﹐流行得跟吹泡泡糖似的，没人在乎。可这在我们刘老头那儿﹐就成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他说自己在国内革命奋斗了几十年﹐ 一生中最痛恨的一种人之一就是“陈世美”。他过去曾经有两次开枪打人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夸大﹖)。一次是冲那个治死了自己老婆的庸医。而另一次呢﹐就是冲者一个非要抛弃自己妻子的“第三者”。可见， 他痛恨“陈世美”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起先是苦口婆心﹐接下来是大吵大闹﹐后来发展到父子见面如同寇仇一般。 显然他的儿子固执也象他的老爹。还硬是将恩师的女儿给休掉了。结果老头子一怒之下，就离家出走，一人跑到了洛杉矶，再也不和自己的这个“逆子”有任何的往来了。平常连提都不提。日子一久，他不晓得自己的儿子在那里，同样，他的儿子也不晓得老爹在什么地方。

他的生活这时极其清贫，居无定所。很多时候是住在大陆偷渡客所谓的“移民公社”里，一间斗室8条汉子，每天仅区区6美元的开销而已。不过，他是属于那种低生活要求的人。除了烟酒﹐罕有多余的奢侈享受。 既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只要能闹革命，哪怕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他也甘之如饴。

性格刚硬，拙于沟通。要么过于压抑自己﹐要么性情火爆。这是他后来患肝硬化，肝癌的心理因素。一方面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但另一方面﹐对于理想和原则问题﹐却往往保持

者一种普通人很难企及的“高标准”﹐毫不妥协。谁要是在这些问题上和他发生冲突，他多半是没有半点的人情味的。

他和我在“为什么要来美国”的理想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相处于同一个教会，他一发言，我通常都会保持沉默。一来觉得自己是“老基督徒”了，二来知道你必须“尊老爱幼”。 这大叔天生就是一个为着理念而生﹐为着理念而死的人。他可以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但绝对不能没有地方让他宣讲他的理想。能不为发财，而单单为“救中国”而在洛杉矶四处奔忙，虽然愚蠢，但也令人尊敬。

他十三岁投身革命﹐过世哪年大概是67 岁﹐死时我们谁也没在场。 包括他在蒙特利公园市的那个香港女友都没有通知到。我和牧师，是在第二天早晨，从南加大医院社工的来电中，才得知这位老革命已经在凌晨4 点钟左右离开人世了。 原先医生估计他最多只能再存活3-6个月，没想到连死神在他的坚强意志目前都要退避三舍。他居然硬撑了一年半。

去世的前两年，实际上他已经淡出民运。他发现另一个可以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 这时台湾冒出来个李登辉﹐老头子一下子又被激活了。离开民运，他转而投身到台湾新党的义工团队。从此变成一个职业“反独拥统”人士。从支持欢迎郝柏村开始。研讨会，筹款餐会，游行，不管什么“发独”活动，他都是出了名的积极分子。

老头子永远有滔滔不绝的演说冲动。而且可怕的是：他有很多的时间和耐性。洛杉矶本地最有名的华人电台，在傍晚的黄金时段谈两岸关系时﹐他多半一定会“叩应”，发表自己义正词严的反台独纲领的。这样的机会他一次也不想错过﹐他非要和人争论到他的时间完全用完为止，还不肯善罢甘休。然后还要再争取﹐再拨打进去。那种耐性真的是让人家目瞪口呆。我自己就曾经试者给那个节目拨过一次电话﹐结果是在电话接通之后﹐整整等了20 分钟都还没有发言的机会。可见大叔的耐性有多好了。到了后来﹐我想节目主持人都讨厌他了吧﹐他的发言太多了﹐人家一听他说出头俩字﹐就知道完了﹐这位著名的，没完没了的反台独的大陆老党头又来了﹐怎么办呢﹖

他最后一次反台独发言，是在他临死前的一个多月左右。

那时候，他已经住院好一阵子了。先是在一个地区医院，然而被转到赫赫有名的洛杉矶-南加大公立医院。 那里本来是不接受非急诊病人的。只是，原来的那个地区医院的美国医生，被他这个坚决不吃西餐的中国老头闹的七晕八素，只有将他转院一途了。他非要吃教会弟兄姐妹给他做的小米稀饭什么，可医院离得远﹐谁也不可能天天给他送吃的呀。 他就想在医院里自己动手做﹐这哪成呢？

在南加大县医院住了些日子﹐病情竟然有些好转﹐人家开始劝他回家﹐或转去疗养。所以他也只好回“家”里住了- 所谓的“家”，也就是大陆人的“移民公社”﹐8来个人挤在一个800-900 平方英尺的小地方。 他就在那里，给电台“叩应” 节目打了最后一次反台独电话，打那以后，洛杉矶的华人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他的声音了。

但回家还不到2 个礼拜﹐他又再一次被我们送回到了县政府医院里去了﹐是以“急诊”的方式送进去的。而这一回﹐他就再没能够出来了。 

我有机会在他大约临死前的7-8 天左右﹐在他的病床前﹐最后一次聆听他老人家关于台湾统一问题的看法。我握着他干枯，苍白﹐脱水了的手掌﹐一种疼痛与平静感觉从心里油然生起。 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就象在水里的人﹐拉住一根救命的木头那样。 我知道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只能和他在一起祷告。心里默默地祝愿他走的时候﹐不但平安，而且有尊严有喜乐。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谈话啊。 人之将亡也，灯之将灭，他竟然还能想着国家﹐想着拯救我们的“民族”。这样的人，大概也是中国一个特定的时代的所独有的。 仅仅一个小时前﹐ 医生刚给他抽完了腹水﹐身体舒服了些﹐精神刚有点好转﹐马上又想到他的“中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了。甚至还打算到电台“叩应”，发表他的高论。但可惜的是﹐病房里固然有电话﹐可他的手，却虚弱到连握听筒的力气都没有了。 

老头子什么时候受洗信主的？我始终不太清楚。但这个老革命，最终还是信了上帝。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我听过他的一个见证。说有一回﹐他开车送两个台湾人去机场﹐车到半途﹐这两个台湾人开始批评大陆同胞﹐说中国人怎么怎么不好﹐台湾应该独立了。他说他当时就

已经气炸肺了﹕这还得了？真反了你们。这俩台湾人自然不知道这开车的﹐竟然就是洛杉矶赫赫有名的反台独，老共党头﹐这不是摸老虎的屁股找死吗﹖他说他当时真想卡住这俩台独的脖子﹐ 把车撞到高速公路边的隔离墙上﹐大家同归于尽才解气。不过好在这时候他看到了挂在前面后视镜上的那个十字架﹐他就立刻把自己的右手抓在那个十字架上﹐很痛苦地开始祷告说﹕主阿﹐让我学会忍耐吧﹐学会爱我的敌人﹐让我知道有平安。 结果﹐的确很灵验﹐他的气竟然就消了一半。他说﹐那两个台湾人啊﹐ 他们可真的是很幸运厄﹐要是在一年前﹐他们说完这些屁话，还能完整地走下我的车吗﹖到机场﹖ 。。呵呵呵。。

这个老共产党员﹐追求革命﹐救国救民一辈子﹐可到了晚年﹐当蜡烛将尽﹐生命将残的时候﹐忽然却发现﹕不对呀﹐他们用他们毕生的经历所追求的东西﹐革命也好﹐民主也好﹐其实都象草上的露水一样﹐转眼之间就便成了虚空。儿子令他失望﹐民运令他失望﹐新党国民党同样也让他失望﹐到后来，看来就剩下一位上帝，他还能寄托些希望吧。

他跟牧师也吵架﹐一次一次地离开教会﹐后来又一次一次地回来。我相信这里面的确是有一样东西深深地吸引住他了。那就是一种比斗争和仇恨更强大的，爱与宽恕的基督教信仰的力量。

老头到这个时候了﹐我估摸着，才有机会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内心。虽然是迟了一些﹐但总是给他以一种新生的感觉。譬如象死后财产安排这样的事情﹐原来我们都是非常顾忌的。牧师说应该趁他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做一些安排﹐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不要到了最后的时刻﹐你再安排怕都来不及了。可是我想﹐谁能在这种时候开这个口呢？谁敢阿﹖ 再说来﹐老革命哪有什么财产阿﹖几件旧衣服而已﹐再加上一些药丸子﹐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不错﹐他是有一辆七成新的三菱车﹐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也不是他的财产。而是他的一个香港女友“送”给他的﹐本来，人家是有意要跟他结婚的。但老革命觉得在 “理想”方面与她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只好跟人家保持一种“朋友”的关系了。 我们估计如果他过世的话﹐他的这个香港女友当然会把车子再要回去。 

令人惊讶的是﹐后来他居然能非常冷静地，主动找牧师谈他的身后 “遗产”的安排事宜。 他的意见非常慎重﹐算是正式的 “遗言”。连牧师都感到意外。第一﹐他说他不想将他过世的事情通知他在国内和本地的任何亲属。当然包括他的儿子在内。 统统不许找。 第二﹕ 他的那辆车子﹐一定要捐给教会﹐因为他会说服他的女友同意他这么做。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上帝﹐回报弟兄姐妹们对他的爱心与关怀。第三﹕他要求捐出他的遗体给美国政府做癌症研究之用。 绝对不可以埋葬或是火化了。 

当然有些事情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他人走了。后面会发生什么？也就由不得他了。他最感叹的一个经历就是：他革命﹐反美反了几乎一辈子﹐在战场上也厮杀过。可万万没想到是﹐到了最后﹐他过去的敌人竟然对他这么好。他没钱﹐没地位﹐在美国的身份也非法﹐比在路上的那些无家可归者还糟。可是他连着两回住医院﹐人家都没有因为他是中国人﹐因为他贫穷，而把他拒之门外。 实际上连他的身份都没有查﹐只问他有医疗保险吗﹖他说没有﹐于是社工就说﹐那好吧﹐你先住院吧，看急诊﹐我们帮助你申请一个特别的补助项目。

就这样，他在南加大医院里住下来了。而且还是这么一个一流的美国大医院。生病固然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的是﹕如果在中国得了这个病﹐ 没钱，没地位﹐没身份﹐没关系﹐就象一个乡下人那样，那么，那一家医院不是把他当狗一样给轰出去呢﹖ 

这是我在他那里听到的唯一句幽默话。他说他现在感觉象当部长了。病房是俩人一间的﹐有空调﹐厕所﹐电视﹐电话一应俱全。 还有专门的医生护士﹐而且这些医生护士们从来不对他发脾气﹐很多时候他骂人﹐吵闹﹐可人家都还是那么认真地替他治疗﹐从不敷衍了事。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可不是部长级的么？

这样的病房，每天的费用是多少呢﹖ 他问我。我说如果是普通的加急病房的话﹐一天至少$800美刀起 ﹐还要再加上其它的费用。我8 年前我也在这里住过3 天2 夜﹐因为是肾结石。回来我收到的账单是一个$7000 多元的天文数字。但是﹐我说﹐如果是重症病人的加护病房的话﹐恐怕说什么也得$1500-1800 一天吧﹐而且手术费是另算的。 

老革命听了我的话﹐吃惊的俩眼都快要暴出来了。说﹕这可怎么办阿﹖以后要是出了院﹐不是得背一个$40 万到$50 万一上的超级账单吗﹖ 可我心里想﹕嘿嘿，刘叔﹐我倒希望你真的能背这么一个账单阿。 

这次谈话以后几天﹐老革命差一点就报销了。 原因是他不听医生的劝告﹐偷偷吃中国的点心。这一吃不要紧﹐他因为腹水而导致的门脉静脉血管曲张﹐碰上这些硬邦邦的中国糕点﹐一下子就破裂了﹐演变成内出血。 当时就昏迷过去了。按理说﹐ 这种情形若是在中国﹐他根本已经回天乏术了。可一来是他生命力顽强﹐二来是医院的技术一流﹐不愧是洛杉矶有名的大医院。一个晚上的抢救﹐硬是将他暂时从死神的手中给夺了回来。他居然又多活了一阵子。

三天后我再去看他时﹐他一边吊着血浆﹐一边对医生护士们称赞不已。 他告诉我说﹐医生们都替他高兴﹐说他竟然能活过来真是奇迹。当然他更高兴了﹐说自己不会死，时间还没有到呢﹐上帝要让他活下去，多做一些救人的工作。 他说医生们给他使用了一种高级的针药，一针下去就得$800-1000 美元呢。我说我不知道。

他又问我这样一次急救手术﹐要花掉多少钱呢﹖我说不清楚。这么大的一个手术﹐至少得好几万吧。 他听了以后就默然。我心想怎么到这个时候了﹐你老人家还关心钱不钱的呢？ 他又问我说﹕你说人家为什么要救我呢﹖我反正都要死的﹐今天死﹐和明后天死﹐有什么区别呢﹖你说他们何必在我这个中国穷老头身上浪费呢﹖值得这样做吗？他们又没有什么东西有求于我的﹐我又不能回报他们什么﹖ 我说﹕ 大叔﹐话不应该这么说的吧﹖他摇了摇头﹐缓缓地说﹕唉﹐我只能感谢上帝了﹐我想这样的事情﹐ 大概只有在一个信上帝的国家里﹐才是有可能的吧。

他说的这最后一句话﹐仿佛哪就是他一生结束时的一个惊叹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显然，他明白自己的人生，要在离他故乡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洛杉矶，画上句点了。

好几年以后﹐我有机会看到 “拯救大兵雷恩”。我忽然将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大兵雷恩与这个刘老头，这里面有一种我们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关于 “拯救”的概念。看起来他们美国人是相当地愚蠢﹕ 在战场上为了拯救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他们宁愿花出比这多出几十倍的生命代价﹔在医院里面﹐明知无法救活一个癌症晚期的中国老头子了﹐却还是楞往他身上白白地砸下几十万美元﹐尤其是这个老头连半个美国公民都不是。他们图什么嘛？ 

(后记﹕那次手术以后10天不到﹐老革命就走了。最后的那几天﹐他一直在昏迷中度过。走的时候很平静﹐不知不觉当中﹐就将一生的道路走尽了。 不过他在此之前﹐总算跟牧师说定﹐死后一定要帮他将他的遗体捐献出去。做医学研究之用。他是流着泪对牧师说这话的。意思是他欠的债，唯有献出自己的身体来还了。如果他的身体能对美国社会做出一点点贡献的话﹐那么他在天上﹐也算是可以暝目了。 

我们照着他的遗嘱去做了。

只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然而却是我们无法跨越过去的法律的障碍。我们到了洛杉矶县的民政部门﹐要求他们接受大叔的遗体给南加大做癌症研究之用。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好事﹐竟然被他们给拒绝了。说来可笑﹐拒绝的理由仅仅是由于大叔生前没有在一份什么小小的文件上签名。我们找了主管的部门经理﹐给他看有大叔签名的遗嘱﹐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 “遗体捐献”这样的字眼。但还是不行﹐差一个地方没签字就是不行 。我们告诉主管的人﹐这是大叔的最后的一个心愿﹐假如他不答应的话﹐可能大叔在天上都会不开心的。 但哪位老兄还是一个劲地说 “SORRY﹐I CAN’T HELP”。 最后我们只好问他﹕那你们准备将他的遗体怎么办呢﹖那位老兄说﹕没办法﹐政府会先将遗体冷冻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家属来认领﹐如果没有的话﹐一年以后就要火化了﹐如果两年以内再没有亲属认领的话﹐那州政府只好将其当作无主尸体来处理了。我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位先生说﹐意思是﹐那政府就会找一个公共的墓地将那骨灰给埋葬了。 

我想想有时感到挺难过的﹐想到刘叔此刻正孤独地躺在一个什么黑暗的地方﹐遗愿竟然没有实现。而且﹐还要等几年以后才能下葬。 而他的儿子﹐还有他在国内地那些亲属们﹐则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在那里﹐也永远不会知道大叔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想给美国留下一些贡献﹐结果呢﹖还是没有如愿阿﹗唯一的安慰是；他在最后接受了上帝，而上帝也接纳了他。) 

一直到九十年代之前，我所使用过的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我的一个在美国的舅舅，80年代中到中国探亲的时候，曾经感叹自己已经20多年没有骑过自行车了，再骑，感觉竟然非常享受。俺形容他这是吃惯了大鱼大肉，忽然改吃喝野菜的那种精神愉悦。 但俺那时骑的，却是一辆70年代初的“永久”牌载重自行车，老态龙钟。朋友开玩笑说它是“浑身都响，就是铃铛不响”。那时候，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开四个轱辘的车子。

1990年，俺在美国的第一辆“坐骑”是一部4人座的1986年的“奥茨莫比尔”。哪是教会的一位弟兄“半卖半送”，以100美刀的价格卖给俺的。从此俺鸟枪换大炮，从“蹬车”一族，摇身一变成了“开车”一族，这可是一个质的飞跃。虽说俺囊中羞涩，但能供得起这老爷车，已然兴奋不已了。

其实就年份来讲，俺的这部“奥茨莫比尔”并不算旧，5年都不到嘛。问题是这哥们是一部在车祸中严重受损的所谓的 “报废车”，俗称叫“Salvaged Car”。它左边驾驶座方向的车门，已经被撞得凹下去有半米深，然后它的冷却系统也被撞得伤筋断骨。哥们开它的时候，必须作“两手准备”：第一是我必须从它右边的门进出，否则有可能这车门打开了，就再也关不起来了。第二是俺必须准备很多的机油和冷却剂。这哥门是个“浑身冒烟，就是屁股不冒烟”的主儿，经常开到半路，俺就得歇一阵子，让它消消气，再喂它喝几大缸。

但没了它，你还真的寸步难行。俺的那个“销售团队”，全得仰仗它的鼻息。说起来还真是多亏了这爷们，否则俺在美国的那“第一桶金”，还不知从何捞起。美国有一些节日是“发财”的大好时光，譬如感恩节，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通常到了这个节日期间，你只要会花70-80美刀，买些玫瑰啊，康乃馨之类的鲜花。用塑料纸包好后放在水桶里，往车后厢里一搁，大体上生意就可以开张罗。要是你能有足够的幸运，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话，那么3天的节日下来，赚个800-1000美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一枝成本25毛的玫瑰，通常最低的卖价是3美刀。无疑这是一个10倍暴利的生意。

俺是“无照经营”。所以通常只能采取的是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击战法。要是没车子，这生意当然就翘掉了。美国的警察，虽说执法通常要比中国的“城管”文明些，不搞“抄家”一类连锅端的缺德事，但他们通常会攆。所以我们就不得不经常更换地点。如果能找到一个人流多，警察又不管的地方，那可就大发了。我曾经创造过10分钟内销售35美刀的“辉煌业绩”。哪是在纽约上城，一个坐落于某个富人区内的大型购物中心的“交通要塞”上，既是进出车辆的必经之道，又有“Stop”（停车）的标志，俺只不过是将手中的玫瑰花束，朝那些驾驶员的眼前晃晃而已，这火爆的买卖就马上就开张了。不过很可惜的是，在这种黄金地段，警察哥们的眼睛，通常也都贼尖，10分钟之内，俺就被他们“驱逐出境”了。这发财的兴奋，与美梦破灭的悲痛，统统都在转瞬之间。

话说回来，美国拥车容易，养车难。别的不说，买完车，过一阵子后俺去上保险，我的妈妈咪呀，六个月最简单的一个责任险，价格居然是俺这老爷车的3倍都不止。请人来教车，每小时学费最低25美刀起价。俺大概只花了2小时“启蒙”吧。后来干脆就豁出去了，决定走“自学成才”之路。

俺居然找到一个旅馆上夜班的好差使。每小时5美刀薪水，从晚上8点上到第二天清晨8点。这是个台湾人开的小旅馆，坐落在一个小机场的边上，周围群山环抱，极其宁静。大概到了晚上1点钟过后，整个旅馆基本上就没有进出的客人了。更深人静，无忧无扰，俺起先是战战兢兢地在停车场练一些简单的动作，然后胆子稍大点了，就练急行，刹车，拐弯等等复杂的花样。再过一个礼拜的时候，俺已经感觉这小小的停车场太乏味太没刺激了。

白天，俺通常都将车子停得离旅馆很远的地方。因为俺的台湾老板说我若把车子停在他旅馆的门口，他的客人多半都会给吓跑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是他崭新的BMW750）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自己就是这儿的山大王了。万籁俱寂。你一个人开着辆车窗洞开，被山风吹得呼呼作响的破车，怡然自得地地行进在这个叫“伯克希”的宁静的小山区里，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道路不宽，但却是平整的柏油路，上面看不到任何的坑坑洼洼。路两边是茂密的枫树林，兔子，鹿，臭鼬等一干大小动物，大大咧咧地从你的车灯里横穿过街。偶尔有一两间乡村别墅的灯火，一晃而过。扑面而来的的，是美国的乡村特有的那种宁静，清香。而一个人在山路盘旋多时，却看不到任何来车。那种感觉，不但令人飘飘欲仙。而且还特刺激——因为我即没有驾驶执照，又没有汽车保险。就像个游荡在群山旷野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幽灵。

这样的冒险，一直到一天晚上，我差点儿被警察逮到才歇手。那一天夜里，我开了很远的路，到了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已经下了山，快要进入到人口密集的城市的边缘了。这时候我却突然发觉自己迷了路，不由得心里发毛起来。我转了个弯，拐进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内，准备在那里掉头回去。就在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一辆警车跟着我后边鱼贯而入，在离我的车子不到两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哥们也不亮红灯，和不打警笛，只是用车头明晃晃的高灯，死死地罩住我的车。非常幸运的是，不知为何，当我离开那里的时候，这哥们竟然没有将我拦截下来盘查。我成了他手中的一条漏网之鱼。他想他大概只是觉得我有点儿形迹可疑而已。但没有明显的违规动作，所以也就没动手逮我。感谢上帝啊，他若是将我拦截下来的话，呵呵，我真的不敢想象自己的搂子会捅得有多大——没有驾驶证，也没有保险。。就算不蹲局子，光罚款和吊销行车考试资格这两项，估计就够俺们喝一壶了。

我考驾驶执照最大的感触就是：美国和中国，在制度及理念之间的差距实在有若天渊，反映在考驾驶执照，这样非常细微的生活细节上，更是看得一清二楚。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驾驶练习场，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障碍物，驾驶员就在这些弯弯曲曲的障碍物中，学习如何规避，绕行，躲闪。。等等高难度的“技巧”。俺那时的印象就是：这开车，可不就是和在做人一个道理么？你得有很深的城府和心计。知道那些陷阱是你能跨过去的，那些则是你必须绕过去，或躲过去的？这就全凭你个人的“本事”了。

但在美国开车，就完全不必学这些奇奇怪怪的，七拐八弯的“本事”。说白了，你是否能拿到驾照执照，考官看的主要是你的“态度”，而不是你的“技术”。你的技巧哪怕再高超，如果上车不系安全带，左右拐弯不打信号灯，在“Stop”标志前没停6秒以上的时间，或者是闯红灯，看见行人过斑马线时不停车。。。所有这些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开车恶习，只要你犯了其中任何的一条，那么对不起，你的驾照考试立时就算玩完了。说明在美国开车，也跟在美国做人是同一个道理：你不必有很深的城府和心计，但是你一样东西你肯定得先学会：那就是守秩序，守法，这比什么都重要。

多年以后，俺曾经不止一次遇到从中国大陆，或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对我说他们在国内已经开了几十年的车子，可来到美国后，“路考”却三番五次落第，他们都搞不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这当然是他们不明白在美国做人，和在中国或台湾做人，是有极大不同的。这也难怪么？美国人读的最多的书是《圣经》，而中国人读的最多的则是《三国》。《圣经》教人如何“守法”和“守信”。《三国》则教人如何“权谋”和“算计”。这就叫“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吧。

言归正传，俺的这辆破车，开了将近一年后才进了“坟场”（Ｊｕｎｋｙａｒｄ）。但这时俺已经从它那里榨取了触目惊心的“剩余价值”。虽说它经常给我带来麻烦，但基本上都还算“有惊无险”。譬如有一回，我的教会牧师来旅馆看望我，俺亲自开车接送。没想到它居然敢在半路上抛锚。结果我们只好将它送到附近的修理厂。 回家的时候，我们没有车，俺的这位台湾牧师当场传授如何在美国搭“顺风车”宝贵经验：你站在路边，冲着迎面而来的车辆竖起你的右大拇指头，人家就会明白你需要一个“Ride”呢。结果我们试验了一下，嘿嘿，还真灵。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搭了３辆不同的便车。

９０年的那个寒假，我们在四个轱辘上跑了上万里的距离。我们住在纽约，但足迹却遍及新泽西，佛吉尼亚，康乃迪克，宾夕法尼亚，北卡罗莱纳等好几州。我生平中最辉煌的一次销售纪录，是在北卡罗莱纳的一个空军基地的家属营中创造的。俺至今都不记得那个小地方叫什么名字。只记得那天正好是圣诞节，俺们稀里糊涂地闯进了这个空军基地家属的营房-- 哪是一个由好几排活动房屋（ＭｏｂｉｌＨｏｍｅ）组成的小村子。貌不惊人，我们绝对没有想象到，在这等简陋的房子中，竟然居住着一群乐善好施的“富婆”。如果说大多数美国人平时就很慷慨的话，那么到了圣诞节，他们就简直像天使。我们在哪里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吧，赚了多少银子呢？俺没敢问别人，自己口袋有一大叠厚厚的票子，一元的，五元的，十元和二十元的，乖乖，俺一连点了三遍，足有３５０多美刀。他姥姥的，我终于发财了。

有一天，从康州回家的时候，我的这部老爷车终于在高速公路的半途中“光荣”了。那是在半夜１０点多钟左右，它将我们一车４个人，都抛在了旷野里。无论我们怎么鼓捣，它都不再呼吸喘气了。我知道它的末日终于来临了。那个地方离我们学校还有将近２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打电话回学校去找“救兵”来接我们回去。但俺的这部“英雄车”，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拖车的人告诉我，如果要修理的话，大概得花上千美金不止，这不值得。而且光拖车的费用，至少就得６００－７００美刀。怎么办呢？最后那个拖车的人说，他可以“免费”将我的车拖到附近的“汽车坟场”中处理掉。我左思右想，心如刀割。知道我别无选择，这是唯一一个最好的，可以让它“善终”的方式了。－　毕竟，它已经成就到了它在人世间，所能成就的最辉煌的功业。它的光荣的一生，就象那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保尔。科查金一般，可以毫无遗憾地结束了。

今天，俺终于入党了——俺从小就是一个调皮，不听话，又喜欢捣乱的“落后分子”。小学3年级，全班几乎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就少数几个和俺一样的“野孩子”脖上无物。到了中学，俺从初二起就积极争取加入团组织，还特地找了一个已经“在组织”里的哥们，做俺“一帮一，一对红”的伙伴。可恨俺不争气，老犯错误。一直到高中毕业临近，快下乡了的时候，才总算是搭上了末班车。后来，在大学的时候，俺已经很有“自知之明”了，知道凭俺这副臭皮囊，要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还不如考虑如何上火星更实在些。

一个政党，在我看来，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可奇怪的是，在英文里，这么一个掌握国家生死命运的组织，居然叫做“Party”。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俺对“Party”这个词，向来是有一种“畏惧”的感觉的。想到这个字，就联想到革命，联想到专政，联想到枪杆子和监狱之类的东东。到了美国以后才发觉：不对啊，和"Party"的本义最接近的意思，应该是“派对”才对嘛。美国的年轻人时常在周末的时候聚集，大家在一起喝酒，唱歌，跳舞，狂欢。这叫“派对”（Party）。再过分一些的“派对”，甚至还有摇头丸和乱性的表演。这一大帮老不正经少不端的家伙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实在和我头脑中原有的那些血腥暴戾的概念，相去甚远嘛。

后来就恍然大悟了：所谓的“政党”，不就是一群臭气相投的哥们聚在一起搞“派对”嘛。这是吸引美国的年轻人“入党”的高招。一提到“某党”，无论是“大象党”（共和党）也好，“驴子党（民主党）也好，立刻就能联想到吃喝玩乐的狂欢派对，这多引人入胜啊？有谁不愿意加入呢？今天你要参加大象们的派对，欢迎，明天你不爽了，说我要参加“驴子”们举办的派对，这也没人拦着，悉听尊便。

党员嘛，也不必男像洪常青，女像江水英。美国有一种人叫“Party Animals”，俗称就是“派对狂人”，喝酒狂欢上了瘾的，谁都拦不住。今天去这个派对，明天去那个派对。俺觉得这用这个短语来表示所谓的“党员”，要比“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这样死板板的翻译，不知道要信，达，雅多少倍。譬如，金二胖的“朝鲜人民劳动党党员”，翻译成英文就是“The Animals of Korea Labor Party”，听起来就十分美妙，贴切的狠。

俺是１９９６年入驴子党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机会向“党组织”靠拢。没有入党申请，没有漫长的考验，更没有什么“预备”期。过去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个在庄严肃穆的党旗下，举起拳头宣誓的神圣的入党仪式，回想起来，竟好像是火星人在地球登陆的一个情节。俺连自己“入党介绍人”是谁，长啥模样？很遗憾，俺都不记得了。估计也就是个在投票站里服务的白人大妈。因为那年俺决定要出来投票，选举美丽坚国的CEO。俺的入党介绍人对我说你要投票，就必须先登记，叫“选民登记”。她问俺是哪个党的？俺说还没入呢？她说好，这“选民登记”上有一栏目，问你是哪个党的？你喜欢当“大象”呢？还喜欢当“驴子”？悉听尊便。只要在上面画个“Ｘ”就得了。俺想了想，似乎这“驴子党”，对俺们这些新移民比较关心，比较有无产阶级感情。俺加入他们的“派对”，　应该是不错地。于是俺就这么入了。进去了

但到了２０００年，俺就决定要叛党了。因为民主党的蠢驴主张，和俺的理想差距太大了。多年来在美国生活，俺发现的一个最重要“政治规律”：道德上的保守，必然和政治经济方面的自由开放相结合，这就好像俩磁铁，只有它们正反两面，才会相互吸引一样。共和党是道德上的保守派，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反对人妖家庭。可是在政治上，却是不折不扣的“自由派”。提倡“小政府”，坚持开放市场，自由经济。所以，俺在那年的总统大选的投票前，就已经决定要投奔共和党的阵营了。

入党有什么好处呢？想来想去，大概唯一的好处就是俺可以堂堂皇皇地投下决定生死的关键一票。（当然，你不入也可以去投票）俺投谁，谁准赢。俺手中握有压断骆驼脊梁骨的哪最后一根稻草。你说俺厉害不？譬如1996年，俺的票投给老克，结果他赢了。4年后，俺的一票又投了小布兄弟，结果呢，他真的高视阔步入主白宫的“象园”。只有今年例外，国会中期选举的时候，俺忘了去投票，结果大意失荆州。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宿之间就变成了“驴园"。我现在痛心疾首，正懊悔不迭呢。

还有另一个好处，如今俺正在考虑是否也要享受一把。这可是我所投靠的这个“大象党”，所坚持的最主要的公民权利之一：你可以拥有一枝你所喜欢的左轮枪或来福枪什么的。俺觉得这非常重要。我记得很久以前，俺在康州作小贩子，倒卖哥伦比亚玫瑰。有一回曾被两个拦路打劫的墨西哥小混混给抢过。后来一个２０来岁的墨西哥小姑娘，路见不平，跳出来搭救俺。她帮我从那两个小混混的手中夺回玫瑰花，而且还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将那两个小混混给狠狠地臭骂了一通。末了她大声对我说：你下一回再来这里做生意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一支草蛋左轮枪吧。看看这些混账东西还敢不敢来抢你。她说的这最后一句“to carry a fucking gun with you”，俺印象特别深刻。这不就是共和党人的传统的主张嘛。

枪杆子和选票，在美国属于大众消费品也。按我以往的“中国常识”，入党无非就是为了吃喝嫖赌福禄寿嘛。但俺在美国入党多年，却实在是个只出不进的“赔本生意”。说白了，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我记得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变发生后不久，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几乎丧命。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签证官，又接连两次拒绝他老婆来美探亲的签证。我们就想到了去找本选区内的共和党的“区委书记”――　一位众议员出来说项，对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官施加一些影响。这是我在美国唯一的一次求“党组织”帮忙的经历。但是后来我却非常失望地发现：俺们的这个“区委书记”，他手中的那点权力和他的关系网，其实也不过是个“面子”或“人情”一类的东西而已。别看他的头衔听起来牛逼，可手中的实权，其实还不如中国的一个普通的科长。

后来俺就聪明多了。知道这美国的政党，管它是驴子党也好，大象党也好，八成就跟俺的那个美国儿子差不多。只有一种情况他会主动来找你：哪就是他缺钱花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说：地球上所有的政党都是一个德行：都是只花不赚，光进不出的王八蛋，河马，恐龙。

我的老爸老妈，在中国都是老党员。我知道他们必须每个月固定交“党费”，这钱是直接从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里扣除掉的。当然在美国入党，你也要交“党费”，只不过在俺们这旮旯，党费叫“兜内凶”（Donation）。交不交，或交多少，全凭你的阶级觉悟。一辈子都不交这“兜里凶”，吃里爬外党员有没有呢？俺猜测应该为数不少。前面已经说了，人家的政党就是“狂欢派对”， 既然如此，那就少不了白吃白喝的相公。

说到交党费，俺最近一个礼拜很心烦，俺居然一连收到3个同样的电话，都是来讨钱的。而且都是来自那个叫“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机构。虽然每次打电话来的人有男有女。但说话的内容，却全象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俺每次都误以为在和电脑说话呢！）台词大致是这样的：

啊，你是我们大象党忠诚的同志，巴拉，巴拉。。。我们的党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你知道这次中期选举，驴子们控制了两院，他们正准备将我们的国家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上去，他们，，，巴拉，巴拉，，是可耻的同性恋，和堕胎的鼓吹者。同志们，2008年，我们一定要从他们的手中，将我们的国家重新再夺回来，我们要赢得最后的胜利。。。巴拉，巴拉，现在，我们需要募集200万美刀的广告经费，作为我们整个夺回政权战役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不可以指望你的参与呢？。。。巴拉，巴拉，多乎哉，不多也，100美刀最好，75美刀也不赖，再不行，20美刀也成，同志，你的信用卡号码准备好了吗？

说实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电话讲演时，俺激动得热血沸腾。无产阶级感情立刻就升上来了。这还得了？反了你们这些蠢驴。俺连想都没想，二话不说就拔出信用卡，将一笔75美刀的“兜内凶”给划了过去。这就不得了了，从此以后i，俺就以一个“忠贞党员”的身份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三天两头，就要接到从哪里打来的相同的电话。

最近一次，是在昨天，一个美丽的小姐又给俺来电了，但这次她的台词刚说了一半，俺就已经不耐烦了。俺打断了她的话说：喂，昨天你们那里已经有人给俺＂来电＂过一次啦，说的话跟你一模一样，你怎么又来了？俺不是告诉过你们了吗，俺2006年的“兜内凶”已经交完了，俺有固定的预算，多一个子儿都没有。你等明年再来吧？这小姐一听说“明年再来”就乐了，说：

“你等等，俺这就回头找领导（Supervisor）来和你谈谈，太谢谢啦，我们要核对你的姓名和地址，好给你寄信过去。。你要不要现在就给我你的信用卡号码？。。。”

说实话，我的儿子从来不敢这样向我要钱的。

假如，我今天就决定逃离美国的话

。

如果有人问我：用最简短的四个字来归纳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是什么？那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信用”与“守约”。俺经常用中国人最能理解的“吃饭”做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做菜，好比一项经济活动，那么这个“信用”和“守约”是什么呢？就是菜里的盐和水。缺了这两样最基本的元素，任你是再高明的厨师，都倒腾不出可口的饭菜来。

说到“守约”，最近俺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向俺诉苦，他说他收到美国新泽西州高等法院的一张传票。美国的一家非常著名的复印机制造公司将他们给告上了法院。俺惊问其故，这老兄说他去年３月，向这家复印机公司租借（Ｌｅａｓｅ）了一台高级复印机，说好了每月１８０美元，连本带利５年内还清。但是后来由于机器养护的问题，双方起了争执，结果他从今年的２月份开始，就没有再履约支付这个月租。不想事隔半年之后，人家却一状将自己给告到了法庭上。狮子口大开：连本带利加上律师费，一共索赔5千8百多美元。他问我该怎么办？俺不客气地告诉他：你已经明显违约了，这官司无论怎么打，你都要破财消灾。

这就是美国日常经济活动最 “心脏”的部分：契约，双方签字的合同就是“生死状”。不管你的权力再大，理由再充分，借口再多，统统没用。只要你是违约的那一方，那法官就笃定罚你吃“红牌”。俺的这位朋友，虽说在美国已经呆了15年了，可习惯上，却还是像过去在中国那样，拿合同上自己的签字当儿戏。结果就是吃官司。

“契约”又和“信用”是一对双胞胎。你老老实实地履行契约，就意味你有很好的“信用”。不久前，俺的一位教会的弟兄从加拿大移居美国。他在俺家附近的一家车行那里，相中一台白色的奔驰５００越野车。５－６万美元的车子。他准备先付百分之三十头款，余下靠银行信贷。结果车行告诉他：贷款的利息最低也要７．8厘。俺觉得这个利息太高。对他说：且慢，让我来当你的借款“担保人”试试看（Co－Signer）或许，利息会低一些。结果是，车行这边收到俺的个人资料以后，一查俺的信用记录，二话不说，贷款的利息立刻就从7.8降到了5.5厘。

少付2.3厘的利息，他等于节省了大约２５００多美刀。车行的人对我的那位弟兄解释说：因为他刚到美国，没有任何的“信用历史”，也没有任何“信用分数”，（Credit Score）。当然就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但我的情形就不一样了，通常在美国，如果信用分数达到６５０分以上，就算很优秀了，但是我的信用分数高达７００分以上。我做他们的担保人，人家银行一看这么高的分数，知道我过去“信用历史”很优秀。自然二话不说，马上提供最佳利率。

这两个例子，说明“契约和信用”，对每个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实在是每天生活中的必需品。生意人，体会当然更深。我们几乎时常都要在不同的“契约”上签名：大到销售，代理合同，小到办公室租约，或一台复印机。有的契约是薄薄的几页，有的却厚的却可以像一本书。而且，所有的这些契约上的文字或用语，都是由专门的商业律师，逐字逐句地推敲过不知多少遍了。 而个人生活也是一样：举凡买车，买房，读书上学，买保险，找工作。。家庭中几乎所有重大的经济活动，。无一不和你的“信用历史”挂钩。按俺的说法：“诚实守约”在中国人哪里可能是一个火热的口号，可是在美国人哪里，却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人家的制度，早把你的性格和行为，和你的荷包挂钩了。

说到这美国的“信用记录”，其实这跟国内的那个“人事档案”最为类似 – 都好像如影随形的幽灵，非得到你死了不能甩脱。你某年某月做了什么错事，受了什么处分，往档案里一记，得，无论你往哪里走，都像背着殼的蜗牛一般。人家只要把你的档案一打开：嘿，什么屁大的溴事，都瞒不过领导雪亮的眼睛。而美国的这个“信用记录”， 也同样有这种“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本事。平常好像没什么用，到了有一天你要做生意，买房子，买车，找工作，向银行借钱的时候，得，你的全部“老底”就要被兜翻出来：某年某月，你黑了人家张三多少钱不还，又某年某月初一，你本该付李四200大洋，可你一直拖到正月15。所有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都要现出庐山真面目出来。末了的那个“信用评分”— 简直跟人事档案里的那个“组织鉴定”，差不多，一句话，就决定你是上天堂呢？还是下地狱。

俺当初为了建立这个“信用”，可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1990年初来美国，俺在一家叫 “Montgomery Ward”的百货公司里看中一台彩电，俺想买，却只能付得起一半的价钱。于是，俺便试着向这家百货公司申请一张区区500美刀的信用卡，心想这鼻屎大的金额，料他们不会拒我于门外吧？那晓得人家一查我的社安号码，得，当场就以“无法提供合理的收入证明”为由，把我给毙了。俺气得七窍生烟，心想此处不留爷，好，俺到别处去。后来接着又去了“西尔斯”（Ｓears）和“百老汇大街”，（Broadway）两家大百货，竟然得到的，都是相同的命运。

熬到1992年，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搞“信用工程”。于是，这就有了俺在美国买的第一台的“贷款车”。那是一部6缸，８８年的丰田的“金马力”（Camry V6 Le）。卖主是号称全世界最大的丰田经销商—洛杉矶的“Longo Toyota”。车子本身的价格近一万八美刀，但鬼子狮子口大开：要收俺将近19厘的贷款利率，为期3年。结果，俺虽然气愤不平，却还是忍痛接受了他们的“不平等条约”。

但两年后，俺就开始找到“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觉了。不同的信用卡公司寄来的“邀请信”（Invitation）开始渐渐多起来，好像廉价的情书那样。而且，俺的“价码”也好像“绩优股”那样一路飚升，屡创新高。从500美刀开始，变成$1000，$2500，$5000，…一直到后来的5万，10万。奇怪的是，你越是不喜欢花钱，按时还款，人家就愈是追着要给你钱花。以至于到现在，俺一收到信用卡公司寄来的这种“求爱信”，多半是连拆都不拆，直接就进了垃圾桶。

或许，有看官会说俺这是报喜不报忧，非也。俺后来可是栽了个大跟头的，那一跤，差点儿就没把俺多年来辛苦建立的这个优良的“信用历史”给毁了。打那以后，俺才开始学乖的。

那是在1999年，俺公司请了一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上海小姐，来头很大。赚的是最低工资，但开的却是一部最拉风的黄色双人奔驰小跑。那年，也正是美国的“纳斯达克” 股市，最牛气冲天的年景。这姐们是一位炒股的高手，据说她的台湾男友给了她将近30-40万美刀的股本，她经常每天到俺面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哇，今天早上起来，俺又赚进1000美刀了”。或是“啊。。每股净赚5美刀，当时要是多买几千股。。。沃塞”。这样刺激的话，几乎要把我的耳朵都听爆了，想俺也是一肉体凡胎，那里还把持得住？自然也是跟着她就一头扎下去了。这就成了俺后来麻烦的开始。直到美梦变成恶梦时候，俺才发现：不妙啊，俺多年下来的积蓄泡汤了不说，怎么还欠了信用卡公司好几万的债呢？难道俺借债炒股了不成？上帝啊，那时候你怎么就没拉俺一把呢？

随后的那2年，是俺在美国最狼狈的一断时光。俺的“三叉戟”掉到蒙古的沙漠里了。

俺的信用记录这个时候大概非常糟糕。债台高筑，每当信用卡公司的帐单出现的时候，俺的日子就像杨白劳见到黄世仁一般。有一阵子我甚至决定要“破罐子破摔”，干脆宣布个人破产得了。省得自己每天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债务。或者干脆躲到南美洲的某个国家也好。但是说来也奇怪，我竟然无法狠下这个心来。我想大概上帝要我学一个Lesson，从什么地方跌倒了，还从什么地方爬起来。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我到处申请不同的信用卡，大小通吃。多年累积下来良好的“个人信誉”，这个时候就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很少信用卡公司拒绝过我的申请。俺大概搞了不下十来种，然后就开始每天玩“嫁祸于人”的把戏。将“Ａ”公司的债务转给“Ｂ”公司，过几个月后在将“Ｂ”公司的债务，转给“Ｃ”公司，如此这般，好像转轮盘一般，将债务在几个不同的信用卡公司中转来转去，最后给自己赢得时间，一点一点将十多万的债务，一一逐步还清。

后来，当俺用“借债还债”的办法，终于度过俺这一段最艰难的“经济危机”后，俺想起中国有一句古语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用在这里，好像挺合适。

时至今日，我时常会从我的这段经历中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美国经济的核心推动力是什么？我会回答：“消费”，但是推动“消费”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我会说是“借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公司或机构，每天都在发行各种各样，名目繁多信用卡的缘故。而美国人也几乎是人手一卡。但问题在于：这么多的信用卡公司能靠做“借债”生意来发财，不破产，原因在哪里呢？与其说是这些公司懂得如何做生意，还不如说：他们拥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群顾客，一群世界上最知道“守约”的“债务人”。这些人，他们信守着一些非常根本的“文明法则”。而一旦这些愿意遵守“文明法则”的顾客不复存在的时候，那就等于釜底抽薪一般，再聪明的企业家，恐怕都要变成阿斗。

１９８９年，俺在东部的一所非常小的，只有好几百人的文科学校读书。那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生意”是我这个从中国来的学生，过去从未见识过的。那是一个无人的自动销售柜台，这个柜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诸如饼干，巧克力，花生糖之类的小吃，都是明码标价。柜台没有售货员，而只有一个纸盒做的小钱桶。学生们下课后，想吃点什么，就可以自己到那个柜台上拿，拿完后自己把钱塞到那个小钱桶中，或者，如果是大面额的钞票，也可以打开那个小钱桶兑换。全部的“买卖”过程，都是由顾客自己凭“良心”的约束来完成的。完全无人看管。经营这个小买卖的，是一个韩国来的女学生，她大概每隔两天，来“收银”一次，摆上新的货品。很显然，按我推想：她的生意绝对没有做“亏本”。否则她不可能长期经营下去。而她之所以敢于完全信赖她的“顾客”们，是因为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受过基督教的教育。过着非常严谨的宗教生活。否则，哪怕只要有５％的顾客不遵守游戏规则，她的“经营”马上就会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

这个南韩女学生的“小生意”，使我开始对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有了最直接，最感性化的了解。美国的经济，有别于许多远东国家的地方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多半是与“权力”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就伴随着严重的无序，混乱，腐败，和社会不公的现象。但是美国的经济活动，却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个“新教伦理”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最有序，最公平的理性化的运作。

这样的经济秩序，当然也有它致命的弱点，就是它无法有效的防范那些敢于“作奸犯科”的小人。譬如，我曾经有一回突发奇想，假定自己打算离开美国这个国家，要在这个以“信用”和“契约”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中，大捞一把的话，那么我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我过去良好的信用记录，以我的个人房屋增值而产生的“净值”为抵押，向银行贷到一笔３０－４０万的款子，数目大概会超过我付给银行的本金的两倍左右。用同样的办法，我又可以将我的公司再“抵押”一次，得到另一笔几十万元的贷款。接下来，我可以毫不费力的弄到一大堆的信用卡，我可以尽情地用它们购物，提款。。。然后，当我将所有的这些银行和信用卡公司都敲诈一空后，我可以怀揣数百万美元的“赃款”，再加上我自己那些储蓄，舒舒服服地跑回中国退休养老去。按美国目前的这种经济体制，它根本对我这种钻漏洞的做法无能为力。

只是：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可以这么做，但，为了这区区几百万美元，就放弃掉你心里所珍视的那些信仰和生活方式，这究竟是值，还是不值？

所以，直到今天，我都还选择留在美国。绝不当海归。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使我感兴趣的课题。首先必须说明的是: 第一: 所谓的 “基督教”，可以有 “狭义”和 “广义”之分。狭义上说，基督教可以指 “新教”，也就是所谓的“改革宗”(PROTESTANT)。广义上基督教也可以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

关于 “民主”，我们也必须对这个名词有一定的界定。它必须特指 “政治制度”而言。再进一步说，我们这里所说的 “民主制度”应该是特定于 “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民主”，可以是一种 “思潮”或 “生活方式”。甚至也可以是一种 “经济管理”的模式。譬如，公司的 “股东大会”中的投票表决方式，也可以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 “经济民主”，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

广义说基督教一定会导致 “政治民主制度”，可能太牵强。俄罗斯从9 世纪开始就一种是个 “基督教”国家( 以东正教为国教)。但俄罗斯直到今天，还没有形成西方，尤其是西欧和北美那样成熟的政治民主制。

但如果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基督教，则 “改革宗”和 “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关系就极其密切。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北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 “新教疆域”， 会是世界上政治民主制度最成熟的地区。用 “偶然”， 是绝对无法构成一个科学的答案的。

我曾经在很久以前就发现过这样一个非常特别 “规律”:  一个国家内部的流血暴力革命的 “次数”和 “惨烈度”，和这个国家是否是 “新教”国家正好成正比。美国，北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流血的，以夺权为目的暴力革命(独立战争，对外战争除外)。天主教国家，这样的革命就开始增加， 譬如法国，意大利，德国等都有暴力夺权的所谓 “革命”， 东正教国家更多(俄国的 “十月革命”，等)。而无神论国家，革命流血的风气最甚(譬如中国)。

基督教的 “改革宗”和 西方近代“政治民主制度”间直接的联系，可能不明显。但是 “间接”的关系，却非常易于观察到。一如土壤和树木的关系一般:  “ 好土”，并不一定会产生 “好树”。但 “好树”必须根植于 “好土”之内。

文化土也，制度树也。基督教信仰，和相应的基督教文化所提供好的“社会土壤”是什么？

第一: 自治。所谓 “新教”，咋看之下似乎宗派，教堂林立，但基本教义与管理体系，却没有什么根本差别。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治。 譬如号称美国的 “四大”新教系统的卫理公会( Methodist) ，长老会( Presbyterian)，路得会 (Lutheran)，和浸信会  (Baptist)， 在内部的管理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独立， 与分权的民主管理的原则。大教会多则上万会众，小教会小至区区几十，上百号人不等，但全部互不隶属。自给自足，自负盈亏。

而每一间教会的“政治结构”，几乎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微缩版:  牧师，执事会，会员大会三权分立。牧师一如国家总统，执事会( 或长老会) 好似内阁，而会员大会于议院无二。牧师和执事会主席，由会员大会聘任，有一定的期限。牧师，绝大多数情况下，除了提供 “属灵”的引导之外，行政权与财务权则由 “执事会”，或 “长老会” 掌控。举凡财务预算，牧师的聘用，或解雇，或投资办学等诸多事宜，皆由会员大会决定。 

高度自治和分权管理的能力，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国家可以与美国相比。这是第一。美国的整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都是基于同样的理念的外延。

第二:  伦理。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必须以相应的道德或信仰系统做基础。古今中外概无例外。中国的集权专制的道德基础，根植于儒家纲常。  伊斯兰国家， 基于“政教合一”的穆斯林伦理。而共产制度，倚靠的是无神论与唯物主义。

西式民主制的伦理基础是什么呢？一曰: 不承认可以有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二曰: 不承认可以有任何高于法治和契约的个人意志。此二者，又恰恰都来源于基督教的两个最基本的教义: 一是所有人类皆是 “罪人”，(SINNER) ，犯错乃天性。上至国王，下至乞丐皆无例外。因此权力不可以不受制衡。 二是“守约”乃是得救的前提。上帝的全然公义，体现在他和人类所定的那些永恒不变的契约(Covenant)中。(譬如摩西律法)。不受地上任何人意志的左右。  

第三:  个体。集权政治提倡所谓国家或集体利益。而民主政治则首重"个人权利"。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常识。问题是: 西方的这种个人主义，如果背后没有新教"个人得救"的神学做依托的话，它非常容易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者被其它化妆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信仰所取代。有别于所有其它宗教，甚至于天主教和东正教，新教将得救与否的选择，完成都赋予于了个人。她强调个人责任，超过世界上任何其它宗教。在新教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 “祭司” ，直接和上帝沟通(Priesthood。)，而无需限借助于外在的权威，譬如国王或主教。而每一个人，也都能成为上帝的“好管家”“(Stewardship)。财产，孩子，自由，权利，这一切都是每个信徒，在上帝面前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上帝将自由完全赋予我们个人的同时，责任也被一并赋予。个体神圣意义，在此被完全确定。

没有自治，分权的管理体系，没有重约守法的伦理体系，没有一个基于 “个人”权利的终极价值观，就不会有民主制度。这就是鸡与蛋的关系。或许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这是一个无解的命题。但是在基督教，先有鸡，后有蛋，是不证自明的 “启示性真理”。 

更进一步: 民主制度的出现和发展，绝对不可能来自某个伟大领袖，或伟大政党的 “赐予”。在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没有对上面这三个基本条件此形成某种压倒性的“共识”，变成一种普遍的 “生活习惯” ，和思维方式以前，民主制度只能是一种空想。这也回答了近百多年来，为什么中国人上下求索西方 “德先生”，而最终却渺渺茫不可得的根本原因。

后记：我是如何获得美国领事馆签证的？

上面的这篇政论文，我决定将它作为我整个 “美国经历”的一部分，而收录到我的个人回忆录中。 原因无它: 若不是当初我对这个问题报有那么大的兴趣的话，我肯定和这个伟大的国家无缘。1980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 “美国的西进运动与美国民族性格的形成”。这是我对这个问题探讨所迈出的第一步。

我强烈地认为: 一个民族的政治体制，最终是由这个国家的整体 “民族性格”所决定的。而民族性格又是由什么塑造的呢？我从许多西方学者的论著中得到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答案: 那就是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以美国人为例: 他们的民族性格特征是 独立，包容，尊重个人，热爱公益，爱好自由，直率，有强烈的竞争精神…等等。这些精神特质，如果不从他们最独特的“新教伦理” 来分析的话，那就根本无法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们无法明白事物的“第一推动力”来自何方。

我因为研究美国历史而接触到基督教，因为研究基督教而认识上帝，因为认识上帝而有了无穷的快乐和满足。这是一个美妙的，充满了喜剧色彩的结局。对于我来说，我已经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那个: 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境界。这个 “道”就是耶酥。屈原的无休止的 “路慢慢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痛苦过程，在我这里已经划下一个圆满的句号——“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上帝就是我们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

这一篇短短的政论文，就是我对人，信仰，政治制度这三者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代表我人生 20年的探求，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20前，当我开始探讨美国和西方历史与基督教的关系， 为什么法治，民主，人权，自由等等这些 “普世价值”会独独出现在欧洲和美国这些 “基督教文明区”？而不是出现在 “伊斯兰文明区” ，“玛雅文明区”，“佛教文明区”， 或“儒教文明区”时，  我几乎没有任何的 “知己”。中国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人一个人认为基督教，可以和这些 “普世价值”有任何的内在联系。

如今我放眼望去，却万分惊奇地发现: 许许多多的中国的学者，普通人，甚至很多的官员，都已经开始认识到: 仰望上帝，才是我们个人，乃至于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拯救的开始。中国人的苦难，起源于他们的不信。我已经发现很多很多的“知音”了。 可见: 只要是真理，所有探求的人，都会殊途同归。

当然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为了民主制度而存在的。我们也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信上帝的。然而: 民主制度，的确是基督教伦理最直接的社会 “副产品”。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那种情形。原因同样也十分简单: 上帝本质是公义，爱，与和平。而在人类所有的文明体系中，唯有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最能反映上帝的这种本质。

人的一生可以有无数的选择，可以有无数感兴趣的事情。如果没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强烈兴趣，我不可能来到美国这个国家。而我的一生的命运，也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而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我是一个中国三流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文科，报考的也是美国的文科专业。 为了来美国，我曾经历尽艰险，签证屡签屡败，可以说已经到了完全绝望的地步。但是，上帝使奇迹发生。我不但拿到美国学校的提供的全额奖学金，而且手里还拿着他们用快件邮寄来的一张机票。当我第3次走进广州的美国领事馆时，签证官草草看了一眼I-20和材料，总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在5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我来到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难的一个手续。 

我的一生，从那时候起就完全改变了。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圣经旧约。诗篇９０）

1991年4月，我从纽约迁移到洛杉矶。那年的感恩节我在纽约帕克西小镇当了3天的“卖花郎”，赚了大约800多美刀，正好够买两张纽约到洛杉矶的机票钱。我是到加州来投奔我的“姨婆”—也就是我的外婆的姐姐的。在这之前，她曾经给我妈妈挂过一个电话，说她开了一个小型商场，需要请一个部门的“经理”。她问我妈妈是否愿意让我去试试这个工作？她给的条件是一个月4百美刀的薪水，外加一个免费的住宿和一部车子。我想啊，这条件么，当然不算优厚，但也不算太差，毕竟，这是我在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工作机会，所以当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

我也因此而认识了我的“表哥”维克多，也就是我姨婆4个子女中的那个老幺。我的姨婆哪年大概78岁，而表哥维克多也已经40多岁出头了。他一直和他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既没有出去工作，也一直没有结婚成家，就靠老妈养着。说到我的这个美国表哥，如果是走在路上，估计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个美国人。他中等个头，衣着邋遢，头发蓬乱，一张典型的东方人的大扁脸，一张嘴就能看见二排稀疏不齐，被烟熏得发黑的大黄牙。但是，他却连半句中文都不会讲，是个地道的华裔美人。

按一般的收入标准，我的姨婆不能算“富翁”。但在普通美国的中产阶级里面，她却又属于很“上层”的。照中国人过去所熟悉的那个“阶级划分法”，她大概会被列在“富农”的行列。她在洛杉矶的好区“喜瑞都”市，有一栋4房三浴，带花园和游泳池的独立屋。又有一栋二层楼，12个单位的商业公寓。按1991年当时的市场价值估计，大约在120万美元左右。我的姨婆将这个商业公寓的二楼的4个单位拿出来做自己的商场，楼下的一个单位拿出来做我的住宅。剩下的，她当时打算全部出租做办公室。

但是在我们这些穷得叮当响的大陆人眼里，我的姨婆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成功人士”，一个在异国他乡个人奋斗成功的楷模。她是50年代初，随丈夫来美国的--那是一个后来在台湾和大陆地区都鼎鼎有名的历史学家。但是来美国以后不久，她的这个学者老公，有一天就突然离家不归了。留下她和4个孩子。后来30-40年时间，我的姨婆都没有再婚，而是独自一人在美国打拼，靠手艺谋生。她长期生活在芝加哥地区，在那里她给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Jane。又用这个名字开了一家裁缝店，给当地的美国人做各种婚纱，礼服，还有套裙什么的。她的客人么，大多数都是本地的那些有良好教养和收入的，白人贵妇和淑女。所以她的事业后来做的相当成功。不但可以独立抚养4个孩子，而且还能有多余的钱，来做股票投资。这个裁缝生意她一干就是25年，一直到90年代初，她搬到洛杉矶后很多年，她当年的一些老客户-- 都已经是老妈妈，老祖母级的人了，都还会千里迢迢地从芝加哥跑来洛杉矶看望她。

本来她的晚年生活是相当优裕的。除了领取美国政府固定的退休养老金及各种福利之外，她还有一笔更大的收入，是来自股票的分红。我的母亲告诉我，说她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投资美国的一些石油公司，现在一个月就至少有8千多美元的收入。这当时在我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换句话说，她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每个月不动一个指头，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享其成，这样的生活，是很多中国的老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

但是我的姨婆，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可，是那种极其“苦命”的人。倔强，勤奋，不安于平淡，也无法忍受无所事事。30多年来，一个人独自在美国创业，成了一个“工作狂”。“清闲”对她来说不蒂与活受罪。所以她在将近80岁的年龄，居然还象一个年轻人那样，梦想着另一个事业的“第二春”。起先她计划开一个小吃店，叫我妈做帮手。后来决定开一个小型商场，主要以经营各种的服装为主。老太婆每天自己开着一部美国的“别克”大轿车上下班，（她痛恨日本人，打死不用日本货，开日本车），自己到外头找租户，自己到洛杉矶的“Down Town”进货，自己和供货商谈判，签约。。。因为她年轻的时候事业很成功，所以她对自己晚年的这个生意也同样满怀信心。但是后来情形证明：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投资决策。

首先，洛杉矶的服装零售市场，价格之低，竞争之激烈，已经是一个令小业主无法生存的，可怕的“黑洞”。其次，她所投资的那栋商业楼的朝向，是侧对大马路的，视野窄，客流量低。所以无法吸引到长期的租户。最要命的是：９０年代初的美国房地产业，正从８０年代末期的荣景中，一路惨跌下来，自从她买了这栋商业大楼之后，她就发觉自己已经被彻底“套牢”了。洛杉矶房地产业，后来经历了整整10多年的低谷，很多80年代末投资房地产的华人，都有惨不忍睹的经历。而我的姨婆，就是那众多的牺牲者中的一个。

和母亲坚强，勤奋，又野心勃勃的个性相比，我的表哥维克多却正好相反。他聪敏，善良，心地单纯。但是性格却十分软弱，意志薄弱。尤其是不谙任何人情事故，头脑中没有丝毫关于如何当家理财的概念。更不懂得该如何帮母亲经营事业。（即没兴趣，也毫不在乎）。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工作经历，是在２０多岁那年，好像到一家电子工厂做过一阵子的装配工。几个月而已，就撒手不干了。而我的姨婆，以后也就听之任之，从不勉强维克多出去学习或工作。我想她大概失去丈夫之后，内心的创伤始终没有抚平，潜意识当中，极其害怕再失去自己这个小儿子。从那时起，几十年下，维克多就一直闲赋在家，无所事事。先是学作油画，创作了大量希腊神话为主题的作品。然后到了８０年代末，电脑和电子游戏流行，他的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每天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内容就是，玩电脑游戏，租录影带，看电视中的时事新闻。他那时对中国８０年代末的政治演变特别感兴趣，每次我们见面，交谈的内容必然离不开这个主题。虽然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一说起中国的事情，他就要义愤填膺地大骂中国的某位领导人是“伊低耳特”，或“厥克”。

后来我分析大概有三个情况，导致她生意和投资最终彻底破产。首先是那个小型商场，有时候一整天竟然连一个客人都没有。其次是她的那栋写字楼大多数的房间长期空置，没有租户。第三是，银行的贷款利息很高，但房地产的价格又暴跌近３０－５０％。而这座写字楼每个月的银行按揭，这时候却慢慢地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了。我记得90年代初那会，银行的贷款利息高的可怕，动辄就是10%到12%。像这样一栋商业楼宇，每月的按揭，加上地产税，加上保险，再加上其它的维修费用，大概平均每个月7千美元的开销，是肯定跑不掉的。而她租金的收入，却恐怕连这个数目的1/5都不到。

先是关闭那个小型商场，将所有的存货，都以惨不忍睹的低价出清。然后，为了减低每个月的银行债务，她又不得不忍痛，将自己的那栋已经住了１０多年的温馨舒适的房子，以赔本的低价出手。然后搬到写字楼里，将那个腾空出来的那个小商场，改装成他们母子二人的临时公寓。她仍然希望靠自己的这个最后一搏，能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房地产低迷期。但她没想到的是：晚年丧家这件事，对她的心理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亲眼目睹自己一辈子辛劳的结果，在晚年的时候，就这么于转瞬之间失去，哪怕再坚强的个性，都要崩溃。

１９９５年，我在美国事业，已经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发展。我们在美国有了第一栋属于自己的，漂亮的房子。但我姨婆的生命，这时却已跌到了最低谷。那年，我请维克多和他妈妈来我们家作客。她已经完全无法下地行走了，一整天都必须坐在轮椅上。199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使她全身陷于瘫痪，连说一句完整的话都很困难。

但她这时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身心的煎熬：他的儿子维克多，竟然要和一个在他们家做女佣的菲律宾老女人结婚。

这个菲律宾女佣是如何“勾引”维克多的呢？细节我全然不知。一个独身了将近５０多年的老男人，几乎从未和女人单独地接触过，到了这个年纪，大概连老母猪都会被当成是美女。这个女佣不仅年龄大，而且长相奇丑，满脸痘痘。但问题是：我的姨婆中风以后生活完全无法自理。而维克多却连煮饭和扫地，这样简单的家务事都不会做。买菜，做法，吃药，打针，做卫生，护理。。。几乎所有的大小事，都必须仰仗这位菲律宾女佣。但我姨婆她人虽瘫痪，意识却又很清醒。她明白这个菲律宾女佣居心不良，来者不善。但她又不能将她从家里面驱逐出去。

后来我听说，维克多径自和这个女人跑到赌城拉斯维加“快速结婚”去了。整个婚礼只有他们二人，连一个亲友都没有。前后大概１０分钟就完成了。

但维克多的这桩婚姻，却引发了他与他哥哥之间的一场蚌鹤之争。我的姨婆本来有４个子女，其中老二在美国失踪，（据说偷偷跑回中国，死在边境上）老三是女儿，也是她最疼爱的。但不幸多年前患肝癌过世。剩下一个老大，是最聪明又有才华的。一直在旧金山的加大担任经济学教授。本来他几乎和自己的母亲很少有来往的，但在维克多结婚以后不久，他就开始时不时地南下，回到母亲的身边来了。名义上是探望生病的母亲，但真正的原因么，大家不说，心里却都明白。包括维克多自己。

老大建议将老妈手中这栋商业楼尽快出手，说这样他们财务上的负担就可以减低，可以有更多的医药费，而且还可以租一个像样点的民宅。维克多自己没什么经济头脑，当然都是听他哥哥的。于是，兄弟两个终于在１９９6年前后，将自己母亲手中，这块最后的产业，给廉价脱手了。这虽然又是一桩赔本的买卖。但却对老大很有利，因为他怕夜长梦多，这个弟媳妇今后会独吞他们家的财产。所以即便是买卖赔本，起码他还可以从中分到一份。而我姨婆她本人，即便是心里100个不愿意，可到了这个份上，他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却全都由不得她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后还不到一年，我姨婆就过世了。

我亲自送她老人家入土的。在维克多夫妇新租的住宅的后院，我们为她举行了一个追思礼拜。主持仪式的，是他们家隔壁的一个邻居，一个韩国的牧师。他们夫妇准备了一些水果和甜点之类的小吃，招待寥寥无几的１０多个来宾和亲友。而其中绝大多数，又都是那个菲律宾女佣娘家的人。比如她的兄弟和表兄什么的。说实话，我对他们的印象糟糕透了，感觉那就象是一群帮派分子，难民。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姨婆的这个丧礼，结束后还不到两个月，我就在另一个类似的场合，出席了维克多自己的丧礼。

按中国人迷信的说法，或者是他母亲的亡魂实在太孤独了，连到天国，都不愿意撇下自己在地上的这个儿子。毕竟，他们母子二人已经相依为命，已经厮守了大半个世纪了。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那个菲律宾女人的一个电话，告诉我维克多出了车祸，现在正在医院里面，已经快不行了。医院希望能马上通知到他们最近的一个亲属。于是她就想到了我。我赶忙连夜赶往那个医院。到那里的时候，看到维克多实际上已经在“脑死”的状态了。只不过是心脏还在依靠人工呼吸机跳动而已。他的嘴唇肿得很大，身上插满各种急救用的管子。头上捆这纱布，但是血水却从耳朵里面渗透出来。显然他的伤是致命的。医生问我是否同意将那个呼吸机关掉？我沉思了片刻，就在院方的同意书上签了我的名字。我亲自送维克多的灵魂，回到他妈妈那里去。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老婆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后来我亲自打电话到办案的橙县警察局，这才了解到的悲剧的原委：据那个菲律宾女人自己的口述和目击者的证词，大概那天下午，他们夫妻俩人为什么事情发生了争执，那个菲律宾女人开车就要走，维克多不让。挡在车子的前面，还趴在车盖上。那个狠心的女人，却突然向后倒车，一脚大油门，就将自己的丈夫甩出老远，他后脑着地，几乎当时就毙命了。

这起车祸后续法律行动如何？我再也没有兴趣去关心了。起先听说维克多的两个表弟要起诉这个菲律宾女人。但我知道这里面没什么胜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一起刑事谋杀。最多只能当作一个普通的车祸来处理，一个不幸的意外而已。而真正的受害人已经死亡了，连民事诉讼都无法成立。

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这个菲律宾女人，就是这起不幸事件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按美国的法律，丈夫所有财产的第一，也是无条件的继承人，就是自己法律上的妻子。换句话说，我的姨婆辛劳一生到死，所留下的那些财产：什么退休金，股票啊什么的，这时候全都进了这个和她毫不相干的，甚至她非常讨厌的菲律宾女人的腰包里去了。省吃俭用，早出晚归，看来全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而我，一个远在中国，本来和他们的生活没有丝毫关系的外人，无意中却成了他们一生的送终者和见证人。我来到加州，完全是由于姨婆给了我那么一个机会。我也因此而在无意之中，进入一个我原来丝毫都不熟悉，甚至感到畏惧的，经商的领域。在这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到美国应该读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在一个学校里面做学术研究，从来没有打算“下海”经商过。

我一直在反复思考的是；我姨婆的这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她的一辈子，从一无所有，变成很富有，再从很富有，又变回到一无所有。生命好像在原地转了一个圈。

我来美国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我们的父母几乎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从大人的嘴里，知道其实我们家，在我爷爷那一辈人的时候，还是相当富有的。我们家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意大利风格的三层小洋楼。我们拥有一个大果园（大概栽的是龙眼）。而且，我们家在今天我们那个城市中，最繁华的沿江的地段，拥有两个很大的零售店面。但是命运弄人：1955-1957年的那场所谓的“公私合营运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使我们家重新回到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行列中。

中国人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大概道理就在这里。依我看来，无论是个人也好，国家也好，如何获得财富，相对来说应该是一个更容易的过程。而财富的管理，财富增值，和财富的应用，才是难度最大的。当然在美国，一部分人依靠手中的政治权力，暴力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财富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你今天是富翁，明天变成一个流浪汉或破落户这样的风险，却同样很大。在中国，你必须依靠政治权力来保护你的个人财富。但是在美国，你的一个错误的投资决定，一个无法改变的恶习，甚至是你的健康状况的改变，或是交到一个不好的朋友，都有可能使你在一夜之间，失去你几十年，甚至是你一辈子所积累下的财富。这里没有权力可以提供给个人，做他们财富的保护伞。那么，你必须用怎样的心态和方法，来管理你的些财富呢？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今天我是一个小生意人，我公司的年营业额非常小。大约＄2百40万美元左右。我们一家的年收入在＄15万美元上下。

可是在15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我身上只有区区＄250美元。我在美国是个标准的穷学生。大陆人。

现在， 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爱美国，只要有一条就足够了：

如果以生意额来算，＄2百40万美元的年营业额，大约是折合1600万人民币。我现在就要问一下在中国做生意的那些老板们：

1 你们需要和政府的官员们吃饭喝酒，唱卡拉OK吗？

2 你们需要花钱贿赂官员吗？

3 你们需要惧怕警察或“居委会”的老大妈吗？

4 你们经常不得不和各种的“税务人员”， “卫生检查人员”， “市容办”……的人打交道吗？

不管你怎么骂美国，俺可以无愧地告诉你，俺在美国奋斗11年，从来没有贿赂过任何一个美国政府官员，哪怕是一分钱，我从来没有请过任何一个美国官员哪怕吃一顿＄2.99的廉价工作午餐。

我的公司里，从来没有来过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方面的人员，什么狗P“税务人员”， “卫生检查人员”， “市容办”， 他们长的啥模样，俺都不知道。从来就没有来搅扰过我。连一个对话都没有。

俺每年规规矩矩地报税，定额＄250捐款给我当地的警察局举办的 “社区警察大展” （完全是我的自）——除此之外，我和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接触的地方。

知恩图报，人之常情。你说我能不爱美国吗？

邓小平说： 发展是硬道理。那一天中国人可以在上面我所例举到的那4个方面，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回答说：“我－－ 不－－需－－要 ！！！”的时候，那么我看什么口号都不要喊，我们都会由衷地说： “我－－爱－－中－－国”！如果你做不到，那我只好说：SORRY了。

如果我是贪官，或许我会说：I LOVE CHINA。BUT SORRY，俺不是贪官。所以我没必要对我自己，也对别人撒谎。

谢选骏指出：“不自由毋宁死”的美国口号比起来，多数人中国人则是死也不要自由的——除非那自由意味着“赚钱”。所以，中国人喜欢个人维权，却不争取公众自由。上文所述是十几年前所写的故事了，现在中国人比那时候多赚了好多的美元，所以就更加不要自由了。这些死也不要自由的中国人现在这么看问题了——

西方社会，日薄西山，行将就木。让我们看一看这幅没落景象：每次出行，你必将看到几个趴在路边的抛锚車辆，因西方百姓平日无钱保养汽车，不把坐驾开到最坏停摆时刻不罢休；西方百姓近年来衣着朴素陈旧，以保守色调为主，特别是进入冬季，绝大部分人穿蓝色，黑色等暗色保守冬服，甚少亮色，说明人们心情忧郁；西方百姓现在为车加油甚少一次加满，因缺钱，够开几十公里即可；西方百姓领免费救济食品人数逐年暴增；西方百姓中半职工人数大增，全职工人数下降；除西方一些大型旅游城巿外，因有国际游资，大部分城市交通顺畅冷清，因经济不活跃；过去西方百姓人手一杯咖啡或饮料，但现在人手空空，乱窜如地鼠；西方百姓中恶房东与烂租客现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分分钟上演黄世仁与杨白劳战斗剧；西方百姓因无钱制造传统持续的爱情，故尔无开销，快捷，低成本的性侵案在近期剧增；西方国家的公路破败，颠簸剧烈。供水系统污染；在那些所谓的西方名校课堂里充满了因政治正确而进入课堂的黑人，南美拉丁人及穆斯林低端学生。很快，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等就会成为中国电大水准；西方国家为压抑东亚及东欧优秀移民而大量推举印度人，致使他们的IT业充斥了大批不负责仼，心术不正，懒堕奸诈的印度工程师。西方科技工程正在被棕色印度摧毁；西方国家因恐惧东方能量而在教育领域掀起反智运动。西方精英在其可控范围内用蛮力强行阻拦东亚学生学习进取势头。等等，等等。你国的日子长不了了，你们的子孙前途很灰暗呀！不是吗？告诋毁中国就能拯救你国的厄运？希望犹太人再用好莱坞拍一部大片，片名叫“洛杉矶日落”，影片描述的是美国崩盘的那个金色早晨，到处是火焰，枪声与杀戮。相信该大片必将热透金世界！

谢选骏指出：这也难怪，因为在美国的口号与理想面前，多数美国人现在也是放弃了自己的自由甚至尊严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毕竟还是一个普遍人性，也就是动物性。只有特殊人性，才能超越动物性。

【046、听党的话无异于自杀】

《五四周年来临 新时代年轻人会听党的话？》（2019年4月20日 综合新闻）报道：

北京——还有一个星期就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官方也是不断的在五四1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展开宣传攻势。先是中央电视台在多个黄金时段播放有关五四青年的相关报道画面并在其微信公众号上推出有关五四青年的夜读文章。作为另外一个官媒的新华社连续几天都是在官网刊登出有关习近平历次五四青年节讲话和巡防片段。此外，中国各地的高校也是在五四来临之际进行“唱红歌，颂党恩”的纪念活动。

昨天（4月20日）北京中共中央举行大型集体学习研讨会，习近平又对新时代的年轻人塑造出一个全新的解释。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称，习近平在今年五四运动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并要求广大青年要跟党走、听党话”同时还要求要准确把握当下中国青年人的思想动态和采取的必要手段。

不过，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没有说谨防“境外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习近平的这番讲话也被视作是向外界传递出中国青年人是中国共产党造就的今天讯息。

一直以来，中共当局在多个场合表达出有关提防政治安全的相关论调，包括严防中国高校重蹈100年前、30年前的五四运动和六四天安门运动的上演。严防颜色革命的发生与街头运动存在着一些关系，就是当局不希望最终会被新时代的年轻人推翻下台，成为当下欧洲各国的一些民粹主义中新青年的范本。

同时，当局也在很多个场合频繁做出对于加强当下中国青年人的思想教育指令，这些都是为五四100周年和六四30周年的来临做出充足的思想准备。

唱红歌，颂党恩，中国年轻一代认同度到底有多少？

官方定义的新时代年轻人是指的是在改革开放后20年间出生的人，包括90后、00后。

这些人都经历过中国互联网起步阶段的前10年，这一代人相比于上一代的人在思想观点，人文交流上变得更加多元化和更具开放性，然而这些东西在中国当局看来是非常需要警惕和担忧的。而北京青年报的一篇名为《大学生为何会沉迷于游戏》一文言辞模糊点出当下中国大学生的消费时间和娱乐化的消磨。有中国民众认为“如果大学生不打游戏难道都关心政治、关心政府和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习近平很是讨厌的”。

习近平重提五四，就是想强调一个中共是人民的选择，强调领导力，包括对于下一层的党建工作的指导。强调中共的领导能力。此外，习近平的这番表态也是很清楚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该如何配合自己的统治，同时，频繁提出“四个自信”也是一再的告诫年轻人不要以身试法。

中国当局最近也要开始对第二批去年佳士声援的相关人士开启秘密审判，这场在去年发生在工人维权领域被当局视作学潮特征的运动，在五四100周年到来的敏感日之际也是向这些继续追求旧时的民主和自由的进步学生以及新青年提出一个警告。

在近期，中国当局加大比以往的力度在互联网上一再的删除有关六四和民主、自由象征的歌曲和电影，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莱卡相机的有关六四的广告片也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很大的哗然。敏感日的到来给中共当局的紧张精神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谢选骏指出：听党的话，就是要做普通一兵，甚至做一个没有人格的螺丝钉，这无异于自杀——德国人听纳粹党的话，结果大多死在了战场。苏联人、共产党中国人听党的话，结果大多死在了战场、外加饥荒、监狱、医院流产部门——这些看起来不是自杀，实际上却是自杀。因为你如果不听党的话就不会死，就像圣经启示的那样，夏娃要是不听魔鬼的话，也不会连带亚当一起死掉。听魔鬼的话，无异于自杀——听党的话，无异于自杀。

【047、为香港自由奋战至死的第一勇士——北京噩梦天安门万名冤魂瓦解中共】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港男爬高楼呛“林郑下台” 僵持5小时坠落身亡》（自由时报 2019-06-15）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引发国际关注，特首林郑月娥今天（15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但坚持不撤案。下午4点32分，一名黄衣男子爬到金钟太古广场高处平台，挂出反送中标语，和警方及消防队僵持到晚上9点左右，他爬出棚架，4名消防员尝试将男子拉回未果，男子上衣被拉脱后突然从高处坠地，伤重不治。

综合港媒报导，当时黄衣男爬上广场高处平台，挂出写有"反送中 No Extradition To China"以及"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Help HONG KONG"的白色诉求布条。报导指出，香港消防赶抵现场架设安全气垫，警方则封锁金钟道西行2条行车线，到了傍晚6点多，黄衣男仍未离开原地。

过后，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及警方谈判专家陆续来到现场，说服黄衣男返回安全位置，然而到了晚上9点左右，黄衣男突然向外爬出棚架，消防员尝试拉回没成功，最后从高处坠地伤重不治，邝俊宇在现场激动痛哭。

谢选骏指出：这是“为香港自由奋战至死的第一勇士”！天安门死难者的灵魂已经开始守护香港！谭嗣同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美媒指北京高层深忧香港示威蔓延中国大陆》（2019年6月14日 转载法广RFI 小山）报道：

2019年6月9日，近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即将修订的逃犯条例草案，盛况空前，酷似1989年5月的北京！过了三天，更有万人包围立法院！但遭到“尚未死人”的血腥镇压。

针对香港“612”示威事件，《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在香港一些反对派分子的危言恐吓下，加上外部势力推波助澜，已经演变成一场严重的社会事件。激进的反对分子已暴露出自己的险恶用心。自由亚洲引述评论认为，香港政府配合北京镇压示威者，全因为害怕影响到内地的稳定。

据自由亚洲报道指出，北京迅速镇压香港示威是为防止示威潮蔓延至大陆。该报道说，6月12日，香港一万多名示威者集会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条例》，遭到警察以催泪弹、橡胶子弹驱散。该事件造成近80人受伤。本周四（13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暴力祸港者不会得逞”。文章写道，一项正常的法律修改议程，在香港一些反对分子的危言恐吓下，演变成一场严重的社会事件，导致香港金钟一带陷入瘫痪。制造骚乱、拖垮香港，激进的反对分子已暴露出自己的险恶用心，又指激进分子打“暴力牌”阻扰、外部势力打“遏制牌”干扰，已经超出事件本身，站在与法治为敌、与民意为敌的一边。据文章指，反对分子一直妖言惑众，一再发起暴力冲击行动，一心想让非法“占中”、旺角暴乱的阴霾再次笼罩香港，批评暴力祸港是他们的手段和诉求。据报道指，关注反《逃犯条例》的时事评论人李家宝，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北京政府对香港示威情况，高度关注的原因是担心其蔓延到内地：“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国内局势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华文圈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成为引发国内矛盾的导火索，不过就香港目前清场而言，北京当局不管是在国际舆论形势，还是国内舆论形势，很显然是站在不利地位的，这也就是北京对此忌讳如深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该报道说，《环球时报》发表题为“香港出现骚乱，亲者痛仇者快”的社评称，失去控制的街头政治，是要把香港往落后和混乱的城市方向推，那是倒退，它不是香港应该走的路。社评说，《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针对的都是国际公认的刑事重犯，但反对派宣扬今后每一个香港人都可能被送往中国，如此粗暴的反逻辑解读最适合借助混乱的广场环境进行扩散，让冲动聚集起来的群体丧失理性。社评又批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台湾的蔡英文都在为香港的示威活动高声叫好，那些人都希望香港成为一张能够帮助他们与中国大陆对抗的牌。

报道引述北京网民郭文浩表示，按照大陆当局在内地镇压群体事件的办事风格，当局必然会追究所谓的幕后黑手进行报复，也就是秋后算账。他说，港人必须对人身安全多加小心：“当局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去镇压，因为一旦涉及到政权的生死存亡，其实没有任何法律和道理可讲。只有你死我活。按在北京的经验，也按这一段时间这么多人被抓，当局是不可能对香港网开一面的。”

据汕头网络活跃人士丁宁对自由亚洲说，《逃犯条例》与香港人的自由与人权密切相关：“因为一旦这种条例通过，任何香港人都会有潜在的危险，还有他的尊严都会受到践踏。无论这次修订条例能否通过，香港都将成为导致中共倒台的导火索。”

报道指出，本周日，香港逾百万市民上街游行要求特区政府撤回《逃犯条例》，周三，上万人围堵立法会大楼及金钟部分街道，敦促立法会停止审议《逃犯条例》，但遭到警方暴力驱散。

谢选骏指出：1989年六四屠杀的天安门死难者一万多人——2019年香港包围立法院的起义者也是一万多人！这一数字的“巧合”让北京噩梦连连了。天安门的万名冤魂今天进入香港，明天说不定又在哪里冒出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瓦解中共，就在旦夕！“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048、文明死于他杀而非自杀】

《文明末日：人类正在走向文明瓦解吗？》（BBC 2019年5月7日）报道：

伟大的文明不是被人类灭绝的。是它们自己结束了生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12卷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这样总结。这一著作探索了28种文明的兴衰史。

他在某些方面是对的：通常，造成文明衰落的是文明自身。然而，文明的自我毁灭通常是其他事物推波助澜的结果。

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落是过度扩张、气候变化、环境恶化以及缺乏的领导力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同时，让罗马帝国灭亡的还有公元410年入侵的西哥特人（Visigoths）以及455年入侵的汪达尔人（Vandals）。

文明瓦解通常十分迅速，即便是宏大的事物也无法逃过一劫。公元390年，罗马帝国占地440万平方公里（190万平方英里）。5年后，它的面积骤然降至200万平方公里（77万平方英里）。到了公元476年，帝国已不复存在。

在人类的历史中，失败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我在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生存风险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的研究工作之一，就是尝试找出历史上经常发生文明瓦解的原因。历史上文明的兴衰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哪些力量促进或者推迟文明瓦解？我们在当今世界中能看到相似的规律吗？

观察过去文明的第一个方法是比较他们的持续时间。这会比较困难，因为文明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一个记录文明出现和消亡的数据库。

在下面的图表中，我将多种文明的生命周期进行比较。其中，我对文明的定义是在其所处的地域内，有农业、有多个城市、占军事主导地位、有延续的政治架构的社会。根据这种定义方法，所有帝国都是文明，但所有的文明并不一定都是帝国。该数据源自两个针对帝国兴衰的研究（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600年，以及公元前600年至公元600年）以及一个非正式、基于社群的针对古代文明的调研（我已修正这份调研）。

文明瓦解可以被定义为人口持续骤减、身份丢失、社会经济复杂性不断下降。紧接着，随着政府失去了对暴力的掌控，公共服务开始崩溃，社会秩序开始混乱。

实际上，过去所有的文明都曾面对这样的命运。一些恢复了，一些转型了（如中国文明以及埃及文明）。还有些文明的瓦解是永久性的，例如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文明。有时，在文明瓦解中心的城市可能复兴，罗马（Rome）文明正是如此。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像玛雅（Mayan）遗址这样的文明都是像陵墓一样被遗弃，留给未来的旅客。

这些能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未来全球现代文明的事呢？农耕帝国的教训能否适用于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后呢？

我认为能。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均由人与技术组成。"正常事故"理论认为，复杂的技术系统常常让位于失败。所以文明瓦解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与文明涉及的范围和发展阶段无关。

现代技术可能更先进。但这很难让人相信，我们已经克服了威胁人类祖先灭亡的事情。新发现的科技能力给这复杂的情况加入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虽然现在人类文明是全球性的，但庞大的帝国或者刚建立的小国都一样可能面临文明瓦解。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规模庞大就是对抗社会瓦解的铠甲。我们的全球化经济系统联系紧密，这似乎只会让危机蔓延。

假如以前的文明对未来有所指引，那会指引向何方呢？一种方法是，回顾历史上文明消亡之前的趋势，观察它们在当代如何演变。

尽管没有确切的理论解释为何出现文明瓦解，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还是提出了多种解释，包括：

气候变化：气候的稳定性发生变化时，可能造成耕种失败、饥荒以及荒漠化等灾难性后果。阿纳萨吉文明（Anasazi）、蒂亚瓦纳科文明（Tiwanaku）、阿卡德文明（Akkadians）、玛雅文明（Mayan）、罗马帝国（Roman Empire）等在灭亡时都曾经历突发的气候变化（通常是干旱）。

环境退化：当社会活动超过环境的承载力时，就会发生文明衰亡。曾是畅销书主题的生态环境崩溃理论指出，过度砍伐森林、水体污染、土壤退化以及丧失生物多样性均是诱因。

不平等以及寡头政治：财富和政治不公可以是社会崩溃的主要驱动力，具有同等作用的还有寡头政治以及领导者的中央集权。这不仅会引起社会贫困，还会导致社会没有足够能力应对生态、社会以及经济问题。

历史动力学模拟了平等、人口等因素如何与政治暴力相关联。针对早先社会的统计分析显示，这是周期性发生的。随着人口增加，劳动力供大于求，人工变得廉价、社会架构变得头重脚轻。这种不平等削弱了集体团结，接下来便是政治动荡了。

复杂性：文明瓦解学专家、历史学家泰恩特（Joseph Tainter）主张，社会最终会在其自身积累的复杂性以及官僚主义的重压之下倒塌。社会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集体，为了解决新的问题，其复杂程度会不断加剧。然而，这种复杂性所带来的回报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随后会反噬这些回报。在此之后，文明瓦解便无可避免。

能源投资回报率（Energy Return on Investment, EROI）是衡量文明的复杂程度增加的另一个因素，指的是能源生产过程中能源产出和消耗的比值。和复杂性一样，能源投资回报率也存在一个会降低回报的拐点。政治科学家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其著作《向下的好处》（The Upside of Down）中指出，罗马帝国的环境退化导致其主要能源（小麦与紫花苜蓿）的投资回报率下降，罗马帝国也随之衰落。泰恩也认为，这便是玛雅文明（the Mayan）瓦解的元凶。

外部打击：换而言之，即“四骑士”：战争、自然灾害、饥荒以及瘟疫。例如，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因为受到西班牙入侵而覆灭。大多数早期农耕国家均因致命瘟疫而迅速消失。在卫生环境恶劣的围城中，人类及牲口聚集在一起，无可避免地导致灾难性的疫情爆发。有时祸不单行，西班牙入侵美洲时带来了沙门氏菌便是如此。

随机性/运气不佳：对帝国的统计分析显示，文明瓦解是随机的，与时代无关。进化生物学家以及数据科学家兹立巴特（Indre Zliobaite）和他的同事在物种进化中发现了相似的规律。“红桃皇后效应”（Red Queen Effect）是对这种明显随机性的一种常见解释：如果一个物种需要在变化的环境中持续不断地与大量竞争者作斗争才能生存，那么它们几乎肯定会灭亡。

尽管已经有了大量的书籍与文章，我们对文明瓦解的原因仍未有定论。現在知道的是：上文所列举的因素均有影响。文化瓦解是一个临界点现象，此时的综合压力已经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范围。

我们可以通过检查以下危险指数来獲知，文化瓦解的概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以下是其中四个潜在指标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变化：

气温是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清晰的度量， GDP代表了复杂程度，而生态足迹则是反应环境变化的指标。这些指标已经开始急剧上扬。

贫富不均则更难量化。经典衡量方法基尼系数（Gini Index）显示，贫富不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轻微下降（但在一些国家内上升）。然而，基尼系数（Gini Index）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仅衡量收入的相对变化。换而言之，如果将两个分别挣1美金和100,000美金的人收入翻倍，基尼系数（Gini）不会发生改变。但两人的收入差距将从99,999美金跃升至198,998美元。

因此，我也对全球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占比进行了描述。1980年，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占全球的16%，这个数字现在上升至20%。更重要的是，财富分化变得更加严重。1980年，收入前1%的人占世界25-30%的财富。到2016年，这个数字激增至40%。由于这些数据不包括来自海外避税天堂的财富和收入，真实情况会更加严峻。

研究表明，由于化石燃料这种最容易获取、储备最充沛的资源已经耗尽，其能源投资回报率正逐步下降。不幸的是，相比之下，太阳能等大多数用于替代的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投资回报率低得多。这主要与它们的能源密度、稀土元素、以及所需的生产流程有关。

这让很多文献开始探讨，当能源投资回报率跌至在社会难以为继的拐点时，“能源断崖”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可再生能源技术继续改进、能源效率能快速上升，能源断崖才不会是终点。

复原的方法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造成文明瓦解的因素并非全部。社会恢复能力或许可以推迟或者阻止文明的瓦解。

例如，据经济复杂度指数（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 ECI）显示，如今全球的“经济多样性”（衡量一个国家出口的发展程度和多样性的指标）比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更高。大致说来，国家对单一出口的依赖性比以往更低。不局限于农产品出口的国家更有可能度过生态退化以及丢失贸易伙伴的危机。经济复杂度指数也衡量出口地人群的知识密集程度。技术更为熟练的人能更好地应对危机。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创新领域，人均专利申请数量也在增加。理论上，如果新技术能够缓解气候变化等压力，那文明在面临瓦解时便不会那么脆弱。

即便没有“暴力灾害”，文明也可能瓦解。努尔（Rachel Nuwer）于2017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未来栏目（BBC Future）中写道：“在某些情况下，文明只是简单的淡去。呜咽一声便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并无巨大声响。”

然而，当我们从整体来看所有这些文化瓦解及恢复的指标时，显然不能自鸣得意。我们有创新和避免灾难的多种能力，的确有理由乐观。但是，从引起过去社会文化瓦解的各方面看来，世界正在恶化。气候正在变化，贫富差距扩大，世界正变得日益复杂，我们对环境的需求超过了这个星球的承载能力。

没有梯级的阶梯

这还不是全部。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的世界紧密关联，又彼此独立。过去，文明瓦解局限于某个区域之内——那样的文明瓦解只是社会临时退步，人们通常能轻易地回到农耕或狩猎的生活方式。对许多人来说，这甚至是一种从此前受压迫状态的解脱。此外，当时在社会动荡期间流通的武器都比较基础：比如刀剑、箭以及偶尔才会出现的枪。

如今，社会瓦解变得更危险。在此期间，生物制剂、核武器等武器都能在国家甚至是部分群体中流通。致命的自动化武器等新型暴力武器可能在不远的未来面世。人们变得越发专业化，与食物和基本商品的生产脱节。变化的气候可能破坏我们回到基本农耕活动的能力，让一切无可挽回。

试着把文明想像成一个简陋的梯子。当你向上爬的时候，你踩过的每一阶都会掉落。从几级台阶的高度摔下来尚能接受，但你爬得越高，就跌得越狠。最终，当到达一个足够高的地方，任何一次从梯子上跌落都是致命的。

随着核武器涌现，我们可能已经达到文明的“终极速度”。任何一次文明瓦解——任何一次从梯子上跌落——其风险都是永恒的。核战本身就可以对人类的存亡造成重大威胁：要么我们的物种灭绝，要么永远回到石器时代（Stone Age）。

虽然我们在经济上变得越发强大、具有适应能力，但我们的科技能力也展现出此前任何一个文明都没有经历过的威胁。举个例子，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让玛雅文明及阿纳萨吉文明消失的因素有本质上不同。当下的这种力量是全球性的，由人类所驱动，发生的更快、更严重。

推动我们自我毁灭的并不是敌国，而是我们自己的科技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瓦解是社会发展的陷阱。

文明的瓦解并非无法避免。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可能走向灭亡，但我们也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吸取过去残存的经验教训。

我们知道要做什么：减排、减少贫富不均、让环境恢复到退化前的样子、推动创新发展、让经济变得多元化。政策提案就在那里，缺乏的只是政治意愿。我们还可以投入发展恢复能力。现在已经有很多发展成熟的方案来提升灾后对食物和知识系统的重建能力。不要创造危险而易获得的技术也很重要。这些将阻挡文明在未来遭遇毁灭而变得不可逆转。

如果我们盲目推动社会前进，文明才会走向瓦解。如果我们对历史充耳不闻，文明才注定会走向灭亡。

谢选骏指出：文明死于他杀而非自杀，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是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为何要正话反说，并用了《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2卷的巨大篇幅，故意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呢？我认为，那是汤因比这个学术官僚为了帮助英国这个文明杀手摆脱杀害其他的社会与文明的刑事责任！英国不仅用病毒和酒精杀害了北美社会，还用牧场和农场杀害了澳洲社会。中国文明也倒卧在英国的鸦片和枪炮之下。文明确实死于他杀而非自杀，现在也轮到英国自己了。谁是结果英国文明的凶手呢？他已经出生了吗？

【049、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

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而是寿终正寝。虽然各个文明的寿限不一，但想长生不老，无异白日作梦。——这就是官方学者的悲哀。这里官方学者不是共产党人，而是英国绅士，那就是历史学家汤因比。

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有人这么解释：我喜欢的译文名著很多，但令我无数次翻阅沉思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这三卷本的书中，汤因比提出“旧瓶装新酒”的比喻，又最令我难忘。汤因比在书中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文明自杀论”。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文明衰落根源于一个社会对新挑战不能进行成功应战，根源于人们“自决能力的丧失”。汤因比分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场成功革命过后，往往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蒙昧主义的崇拜问题。

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指那些成功的创造者沉溺于自己以往的成就，迷恋于自己已经获得的地位，当现存的社会结构遇到新的社会力量的挑战时，总是希图以旧的曾经有效但现在已过时的方法去应付新的挑战，而不是作新的变更；总是极力维护旧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作相应的调整。其结果则只能是社会在新的挑战面前丧失应战能力，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所谓蒙昧主义的崇拜问题则有三种情况，一是对伟人的崇拜；二是对一种组织制度的崇拜；三是对一种技能的崇拜。

汤因比认为，对挑战进行应战，并取得胜利的人都是创造者。但是要由某一些人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出现的挑战进行创造性地应战，乃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他们在接受了一次挑战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以后，在遇到又一次挑战时，很可能会出现明显失败的局面。他们以往的胜利，往往会成为他们再度承担创造性角色的严重障碍。那些在上一次挑战中取得胜利的创造者，当面对新的挑战出现时，他们往往不仅自己不去主动应战，而且还会极力反对新的应战者。而这些过去的创造者，由于他们在上一次挑战中的成就，现在往往是居于这个社会最有权力和最有影响的地位上，他们的反对会有何种程度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并且还又由于宣传的作用，整个社会的人们往往还会盲目地崇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并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衰落。

汤因比认为，革命成功过后，社会除对一些人的崇拜外，还会滋生出对某一或某些组织制度的崇拜，如对政党、国家、政治制度、议会等组织和制度的崇拜。汤因比强调任何组织制度都具有暂时性，它也像人类的创造行为一样，是寿命不长的，都有它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当出现新的社会力量挑战时，仍然抱着原来制度偶像，这个社会的衰落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他提出古希腊社会的解体和罗马帝国的衰落都是例证。汤因比认为，除对一些人和组织制度的崇拜外，人类还有一个难以根绝的经验主义倾向，即对一种或几种成功而熟练技能的崇拜。汤因比提出，一种文明的衰落“最主要的根源莫过于它以前过于成功”。汤因比提到，大量物种的灭绝，大概就是由于应付原来环境的能力太成功造成的。在汤因比看来，游牧民族和爱斯基摩人正是由于他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地投入到了游牧和狩猎活动，因此才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

汤因比关于文明衰落的理论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一是新内容必须要有新形式。汤因比“旧瓶装新酒”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理论是一致的，强调的都是社会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主动变革以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可谓是这一理论的最有力实证。同时启示我们，只有深度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赢得中国新一轮的大发展。二是崇拜既往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扼杀。崇拜既往是严重的自我缺失，汤因比提出的“三种崇拜”无不根源于实践主体自觉自醒自决能力的严重缺失。经济落后、科技落后，人之外的一切的落后，都只是一种现象的落后。一种文明的衰落、一个国家的落后，根本的原因在人，在于人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太盛，在于人的自主性、创造性、批判性严重缺失。三是民族振兴文明进步，首先需要从培养创新和批判性精神开始。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汤因比提出的“旧瓶装新酒”和“三种崇拜”等现象，就必须大胆解放思想，张扬批判性精神。批判是一种对现存对象的否定、修正、扬弃和超越。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史，就是一部实践主体批判史，不论是自然科学技术史，还是人类社会思想史无不意味着就是批判史。也就是说，人类是在批判中前行的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为何作出上述错误的论断呢？不在于他学识短浅，而在于他为稻粱谋，在于他是一个官方学者、一个英国外务官员。这就使得他的理论要比斯宾格勒“先天不足”了。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他的屁股坐歪了，他的脑袋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斯宾格勒就没有这个问题，虽然他有“身为德国人”这一局限，但他没有“身为德国官员”的多一层局限。因此他能够认识到：一切文明都会死亡。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他没有在政府领取津贴、在大学和智库基金会领取薪水，所以他敢于说出真话。正如我们根据中国的历史也能够认识到：任何朝代都会死亡。改朝换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国家政权不是被颠覆的，而是注定要自己灭亡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

【050、我的自由就是不能让你自由】

法国的讽刺作家伏尔泰说过一句笑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许多人把这句话中的“说话的权利”牵强为“言论自由”，其实是错的。因为你虽然可以说话，但还是要为说出的话负责，并无不受惩罚的自由。但这个意义上，任何独裁社会都有“言论自由”，没有暴君可把人人嘴巴都封锁起来；同样，任何自由社会也没有施行“言论免责”。

不仅言论自由如此虚幻，广义的“自由”更是一个语义矛盾，这是因为，从人性的角度看，“我的自由就是不能让你自由”。

下面，可以用自由国家瑞士联邦的例子来看，“我的自由就是剥夺你的自由”。

瑞士联邦是欧洲中西部的一个内陆国。东与奥地利、列支敦士登接壤，南邻意大利，西接法国，北连德国。 瑞士境内多山，大约58%的面积属于阿尔卑斯山区，分为中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西北的汝拉山区和瑞士高原三个自然地形区。 

《狮子纪念碑》介绍说：

狮子纪念碑（Lion Monument）是卢塞恩数一数二的雕刻作品，一支箭深深地插进了濒临死亡的雄狮背上，狮子面露痛苦的神情，前爪按盾牌和长矛，盾牌上有瑞士国徽。

这是为了纪念1792年法国大革命，暴民政击法国杜乐丽宫（Tuileries）时，为了保护法王路易十六及玛丽王后而死的786名瑞士军官和警卫所建的纪念碑，意在祈求世界和平，碑的下方有文字描述了此事件的经过。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曾赞颂卢塞恩的石狮是“世界上最哀伤、最感人的石雕”。

狮子纪念碑是世界最有名的雕像之一，1821年由丹麦雕塑家雕刻在天然岩石上。雕刻在整块的崖壁上的石像，是由丹麦的雕刻家特尔巴尔森设计的。这是为了纪念在1792年8月10日，为保护法国国王路易16世家族的安全，而全部牺牲的786名瑞士雇佣兵。

当年，瑞士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自由的男子却纷纷到欧洲各个专制国家充当雇佣兵。这些要钱不要命的瑞士雇佣兵，忠于雇主，英勇善战，残酷镇压争取自由法国人民。“荣誉和金钱”掩盖不了雇佣兵制度的残酷，这次事件之后，瑞士停止出口雇佣兵，仅留下在梵蒂冈为天主教廷服务的近卫军，就是那支著名的瑞士卫队。由于狗一样的忠勇，教廷的这支瑞士近卫军一直服务到现在。后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来到卢塞恩，将“濒死的琉森狮子”誉为“世界上最悲壮和最感人的雕像”。

这是为了纪念1792年法国大革命，起义的巴黎人民进攻法国杜乐丽宫（Tuileries）时，为保护法王路易十六及玛丽王后而死的786名瑞士军官和警卫所建的纪念碑，意在祈求世界和平。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意在祈求世界和平”，这是说明了以下的道理——他们的自由就是不能让我们自由，不仅如此，他们的解放还是不能让我们解放，而且，他们的民主更是不能让我们民主……如此看来，“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纯粹是帮闲文人的嚼舌。这是因为，“我的富有就是建立在你的贫穷之上的一项稀有的奢侈！”如果大家都富有了，大家就都贫穷了——正如，大家都有汽车了，道路就拥堵了；大家都有飞机，飞机就没有开了！

【051、我们的自由与未来就是出卖你们的自由和未来】

《蔡英文获美突破性待遇 北京重申反对此类过境》（2018年8月14日 转载法广RFI 台北特约陈民峰）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时参观里根总统图书馆，首度可以发表公开谈话，她致词时提到里根的对台六项保证，并推崇台美关系稳定稳固，里根任内的贡献不可抹灭。针对蔡英文过境的三项突破性待遇，台湾外交部今天感谢美国给予的礼遇，并盼望未来持续深化台美互动。

台湾高层领导人以往过境洛杉矶时，都会被安排参观里根总统图书馆，包括李登辉、吕秀莲、江宜桦、马英九等，但这次，蔡英文首度获准可以公开发表谈话，台湾官方视为突破。另外，台湾媒体可以自由采访发稿，以及蔡英文可以前往参观台湾的驻外机构「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也被台湾官方视为突破。

蔡英文致词时，推崇里根一生坚持自由民主价值，让民主浪潮推倒柏林围墙，让冷战能够结束。她说，里根在任时对台湾主张的六项承诺到现在都还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础，也是奠定台美关系重要的承诺，台美关系这几十年来发展能够稳定稳固，里根任内的贡献不可抹灭。

蔡英文并引述里根总统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谈的，除了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未来是不可以被妥协的」，她说，她相信，这也是「我们台湾人」在此时此刻的心情。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今天对美方提供的完善接待表示感谢。至于台湾随行媒体可现地采访与发稿，他说，感谢美方确保民众知的权利，掌握总统出访重要活动的动态。他认为这是很好的开端，希望未来台美双边的互动，在互信基础上持续深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13日重申，坚决反对美国或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这类过境，中国敦促美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及台海稳定。

对于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台湾外交部表示，不会因为中国有不同的看法，就停止深化台美关系的努力。

至于美方是否对蔡英文特别礼遇，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蔡英文这次过境，并未受到特别或明显的礼遇，与前总统马英九过去过境差不多。近期美中陷入贸易战，美方自然会小心应对美中关系，美方没有因台旅法通过，给予我方特别待遇，就说明美国并不想刺激大陆。

民进党新潮流系元老林浊水在脸书表示，一如往常，总统一旦过境美国，蓝绿双方就竞相在过境「礼遇」上比高下，他认为，不应拿次于部长的待遇互相攀比骄傲，否则国人看在眼中，痛在心里。蔡英文已经在今天上午转往巴拉圭访问。

谢选骏指出：小蔡不知，里根虽然伟大，却是演员出身，说话很不靠谱，而且患有老年痴呆症状明显，经常口误前言不搭后语，任期没有结束就挂冠求去，让老布什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其任内虽然抗苏有效但却是通过勾搭中共，让邓小平坐大了，他刚上台就有人从北京警告他，他却置之不理，结果就埋下了三十年后今日的隐患。小蔡不知，“我们的自由与未来”有时意味着“出卖你们的自由和未来”，这就是里根对海峡两岸的人民所做的事情——现在美国的有识之士们好像才刚刚明白过来一点点。

【052、西方的言论自由也是用鲜血换来的】

《「你的人生终点将很痛苦」卡舒吉被恐吓 结局竟成真》（编译庄蕙嘉2018年10月14日）报道：

本月2日在沙乌地阿拉伯驻土耳其伊斯坦堡领事馆失踪的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据称在馆内遭沙国行刑队杀害，引发一场国际风暴。卡舒吉曾是亲沙国政府的「建制派」，和多名位居要职的亲王熟识。之后他受「穆斯林兄弟会」影响，开始批评沙国政府，去年因此流亡美国。卡舒吉认为「土耳其比沙国安全」，不料却在土国的沙国领事馆疑似遇害。

59岁的卡舒吉是沙国最知名的记者之一，推特上有超过170万人关注。他出身沙国望族，家境富裕，大学赴美求学，毕业自印弟安纳州立大学，20多岁时成为记者，后来在好几家报纸担任总编辑等要职。

在阿拉伯世界的媒体圈，做到他这样的职位绝对不会只是单纯的记者。1990年代卡舒吉曾同时为沙国和美国情报单位效力，当过时任沙国情报局长图基亲王的顾问，和多名王室成员往来密切，可算是情治单位及王室眼中的「圈内人」。日后转而批判当局，被视为逾越了「红线」。

1980年代后期，卡舒吉前往阿富汗，采访时任凯达组织领导人宾拉丹，是访问这名恐怖组织头目的第一位阿拉伯记者。之后卡舒吉受穆斯林兄弟会理念影响，立场转为批评政府的民主派，例如宗教迫害和妇权议题。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后，卡舒吉屡屡撰文批评，对急于和川普政府建立好关系的沙国政府宛如眼中钉。加上卡舒吉经常批判沙国王储穆罕默德的政策，使他在沙国已无容身之地，去年11月逃至美国。

卡舒吉和土耳其总统厄多安有私交，也和厄多安的多名政府顾问熟识。一名友人说：「他曾说他相信土耳其胜于美国。」卡达和沙国去年发生外交龃龉，土国支持卡达，加上土国和沙国对穆斯林兄弟会的看法不同，近年关系也趋于紧绷。

卡舒吉与前妻育有四个孩子，皆已成年。去年他流亡美国后，留在沙国的么儿萨拉遭禁止出境，卡舒吉也在不久后和妻子离婚。卡舒吉也为华盛顿邮报撰写外交专栏。

沙国官方曾派人和卡舒吉接触，软硬兼施诱他返国。官员说，他的意见很重要，需要他支持国家的新愿景，例如进入政府工作，卡舒吉认为这是陷阱。卡舒吉的推特今年3月曾有人留言恐吓说：「贾马尔先生，你的人生终点将会很痛苦。」

之后他认识土耳其籍的未婚妻，两人2日前往沙国领事馆领取结婚所需文件，卡舒吉进入馆内，未婚妻在外等待，他却自此消失踪影。

谢选骏指出：其实，西方的言论自由也是用鲜血换来的——这只要读一读历史就会明白了。没有美国的“不自由毋宁死”，就不会有从英国鬼子的横征暴敛之下获得独立革命的成功。在阿拉伯历史上，曾有比现在更加自由的时候，这就像中国一样。阿拉伯和中国，虽然无法实现美国式的自由，但企及自己历史上曾经拥有的自由，还是可能的吧。

《专家不以为手表可录音 疑音档来自土国监听沙使馆》（编译陈韵涵／综合13日电 2018年10月14日）报道：

人权团体在沙乌地驻美国大使馆前面示威，戴上沙国王储穆罕默德的面具，指控他是杀人凶手。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导，专家不认同华盛顿邮报(WP)失踪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月初进入沙乌地阿拉伯驻土耳其领事馆时，开启苹果智慧表(Apple Watch)录音功能的说法。

土国媒体「晨报」(Sabah)13日报导，沙裔的华邮特约记者2日进入沙国驻土耳其领事时，开启智慧表录音功能，录下他遭「审讯、拷问及杀害的过程」并上传iPhone和云端iCloud。

卡舒吉「遇害」时，他的未婚妻持他的iPhone在馆外等待，哈绍吉不太可能从使馆内将音讯资料传到此iPhone。

CNN无法检核晨报的报导，遂询问沙国与土国官员；沙国官员强烈否认涉入卡舒吉失踪案，并说他当天下午就离开领事馆。

消息人士透露，土国当局有足以证明卡舒吉在伊斯坦堡使馆内遇害的影音证据，但不清楚当局如何取得这些证据。

卡舒吉以批评沙国政府著称，他今年5月参加「东方论坛」(Al-Sharq Forum)时的影像显示，他配戴有红色标记、有LTE数据传输技术的的第三代苹果智慧表。

苹果官网写道，智慧表的LTE传输功能无法在土耳其使用，也无法在使用者的电信服务范围外使用；CNN记者实测证实，搭载外国电信计画的苹果智慧表无法在土耳其使用。

不同于iPhone，苹果智慧表并无支援全球电信业者的版本，但若智慧表连接iPhone的蓝芽或联营Wi-Fi，则可在无网路的情况下使用所有手表功能，包括第三方录音程式。

换句话说，卡舒吉只需戴苹果智慧表，即便未连网也能以蓝芽传输音讯；对于一名自我放逐的沙国异议者来说，登入沙国领事馆的Wi-Fi是不智之举。

安全及技术专家说，蓝芽传输距离很短，不太可能从使馆内传输音档到馆外。

CNN情报与安全分析师巴尔(Robert Baer)表示，音档只可能来自土国安装在沙国使馆内的监听装置，「土耳其不信任所有境内的外国官员，且窃听大多数使馆内的活动；我觉得他们大概知道，但土国不愿承认。」

此外，「晨报」指卡舒吉的暗杀者尝试多次解开密码失败，最后利用他的指纹解锁装置；不过智慧表没有Touch ID指纹识别感应器，除非他们知道卡舒吉的iCloud帐号密码才能登入，而这需要非常昂贵的软体才有办法做到。

谢选骏指出：其实，沙特阿拉伯要是真让记者而平安离开了使馆，只要展示一下他平安离开的监控视频就可以了。否则，如何解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诡秘呢。不过他们暗杀记者也许是好事，正如蒋经国暗杀了刘宜良（化名“江南”），就在美国压力下被迫走向了民主改革了。

【053、消灭富贵病——毛泽东主义自杀宣言】

《肺炎疫情：哪些人群最脆弱且重症风险最高》（BBC 2020年3月11日）报道：

肆虐全球的新冠武汉病毒让每个人担心。因为，人人都可能被感染，继而发病、传染给别人。然而，那些已经有其他疾患和慢性病的人群，特别是老年人，感染后更有可能出现严重症状，甚至死亡。

到目前为止，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造成超过4千人死亡。但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大多数死者都是老年人以及那些已经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

这是为什么？本身有其他疾病并不等于比别人感染的机会更大，但是一旦感染，病症可能更严重。

新冠病毒主要攻击肺部。英国传染病专家、布赖顿和萨塞克斯医学院荣誉教授科恩（Jon Cohen）说，新冠病毒导致肺部感染——引发肺炎。肺部感染之后——不仅仅是新冠肺炎，还包括任何其他种类的肺炎——肺泡积水。于是，身体就要更努力地工作保证血液供氧。

这位教授还形容，通常，心脏和肺部紧密配合“就像一个团队”。但当受新冠病毒引发肺炎时，心脏必须要超负荷运转。很显然，如果已经有心脏疾患，那会给心脏增加额外的压力。

从中国早期住院的患者情况可以看到，在那些因感染新冠病毒后病症严重必须住院的患者中，40%或者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有脑血管疾病——影响大脑供血的疾病，比如中风。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副教授瓦尔丹尼（Orly Vardeny）解释，上述数字并不表明有心脏病的人感染病毒的风险更大，但是，一旦感染“更容易出现并发症”。 

糖尿病患者——一型、二型糖尿病患者风险更大，原因大同小异。科恩表示，许多糖尿病患者都有心脏、肾脏病症。病毒感染给人体带来的额外负担有可能引发这些器官的继发性问题。科恩还说，此外我们已经知道，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功能和常人相比通常更弱，抵抗感染的能力更低。

英国糖尿病慈善机构负责人豪沃思（Dan Howarth）说，冠状病毒可以在糖尿病患者中引起更严重的症状和并发症。他建议糖尿病人如果感染了病毒，并出现咳嗽、发烧以及呼吸困难等，一定要密切监测血糖变化。当然，无论是心脏病人还是糖尿病人，他们最终的风险指数取决于每个人的健康情况，比如，病史多长、病情多严重、是否经常出现并发症以及是否还伴有呼吸问题等。但是，从新冠病毒疫情初期的总体死亡率来看，65岁以上患者的死亡率是最低风险人群的5倍。通常，年龄越大，就越容易有各种身体疾患。 

如何预防病毒——养成清洁习惯，减少感染机会。老年人、男性更危险？其他疾病比如高血压、肺病以及免疫系统有问题的患者，也属于较脆弱人群。一旦感染新冠病毒，病症有可能更严重。这也适用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本身免疫系统就比较弱，感染病毒后身体应对能力也更弱。

2月底，中国疫情严峻、欧美病例开始出现激增苗头时，全球流行病学家对中国提供的首批4万4千病例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后，总结出以下几大特点：

1、受病毒感染死亡率最高的是8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在80岁以上感染人群中的死亡率占15%，而这一比例在10岁以下儿童中则为零。

2、男性的死亡率似乎大于女性。

《新冠重症患者7成超重 专家：肥胖者应隔离》（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为何过重或肥胖人士死亡率特别高？体重指标（BMI）多少不宜出门？

英国一项数据显示，新冠肺炎重症病患中有超过六成属于过重或肥胖。专家指肥胖人士较易呼吸衰竭，建议他们自我隔离，注意防疫。另有组织警告，肥胖大国墨西哥属高危。

英国国民健保服务（NHS）旗下研究中心国家加护审计与研究中心（The Intensive Care National Audit and Research Centre）日前分析全国医院有关新冠肺炎病人的数据，发现入住ICU的194名重症病患中，约7成属于过重或肥胖；当中56名病人体重指标(Body Mass Index, BMI) 25至30丶58人BMI 30至40丶13人BMI高达40或以上。

根据世卫准则，BMI在25至29.9属过重，30至39.9属肥胖，40或以上属极端肥胖。英国政府已把“BMI超过40”的超重人士划入高危行列，建议他们自我隔离，严格保持社交距离。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对德国之声解释，人类呼吸首先要气管畅顺，再运用横膈膜肌肉把空气拉进肺部，或肋间肌肉（intercostal muscles）辅助；超重人士脂肪较多，躺下时腹部脂肪会往上顶压，导致横膈膜没有空间拉空气，而辅助的肋骨肌肉又会被胸部脂肪压住而无法运用。他指出，超重人士如感染新冠肺炎丶肺部功能下降，会比体重正常者更容易呼吸衰竭，加上超重者很多会有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更属高危。他建议BMI 35或以上肥胖人士减少外出，避免参与聚会，以减低受感染风险。

新冠死亡率糖尿病患增三倍——肥胖增加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率比一般人高。中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早前发布的数据指，截至2月11日，新冠肺炎整体死亡率是2.3%，但高血压患者死亡率达6%，糖尿病患者死亡率7.3%，心血管病患者死亡率更高达10.5%。而武汉大学2月发表百多名新冠病毒肺炎住院患者的数据，当中超过四分一人因并发症转至ICU，这些重症病人中超过两成患有糖尿病，比例是非重症病人的4倍。

肥胖大国美丶墨高危——这为肥胖大国亮起警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显示，美国15岁以上人口肥胖率高达38.2%，高居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首。目前美国确诊人数已达69000多宗，死亡个案也已超过一千。墨西哥是继美国后最胖的国家，15岁以上人口肥胖率达32.4%，即每3个成年人就有一人肥胖。同时，墨西哥糖尿病成人发病率在经合组织成员中最高，达15.8%，比平均的7%高两倍。

倡议组织食品健康联盟（The Alliance for Food Health）一份报告显示，墨西哥首5例新冠病毒死亡个案中，有4名死者是糖尿病人。另一倡议组织消费者力量（Consumer Power）研究员马嘉娜（Paulina Magana）指出，墨西哥有1100万名糖尿病人，形同“新冠病毒的培养皿”。

目前墨西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475宗，死亡6宗，并有1656宗疑似病例。

谢选骏指出：在毛泽东时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都被叫做“富贵病”，只有像老毛那样吃得肥头大耳的死猪，才有权利获得病的权利。而毛泽东本人最忌恨的，也就是这些像他一样肥胖的人，他所批斗的人，多属这些特权阶层的。消灭富贵病——就是毛泽东这头肥猪的首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专挑富贵病人下手的武汉病毒，真是一个毛泽东主义者。而毛泽东主义的自杀宣言，就是命名了“新冠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COVID-19）”，就是2019年登基的冠状终身制！它横扫整个世界，就像毛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而且还要“全无敌”！但是消灭了富贵病患者之后，“全无敌”的COVID-19会否像毛僵尸一样，爬进玻璃盒子呢。

【054、新闻自由不是新闻从业者们的特权】

《阿桑吉絕對不是新聞記者》（魏碧洲 2019年04月14日）报道：

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吉藏身倫敦近七年後，與庇護他的厄瓜多政府鬧翻，上周被倫敦警方獲准衝進厄瓜多駐英國大使館逮捕，轟動國際。美國政府隨即公布對阿桑吉2010年涉嫌駭客犯罪的起訴，要求自英國引渡返美受審。

沉寂很久的支持阿桑吉左派國際浪人將社群媒體武器化，再次聲稱阿桑吉是新聞人員，受言論自由保護，逮捕阿桑吉顯示西方國家沒有真正的自由與透明。但實質上，阿桑吉難逃一捕，正是因他躲藏這段時間，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因社群媒體普遍化帶來濫用，普世價值遭到攻擊與重新評估，阿桑吉失去言論自由的傳統保護傘。

據各方報導，在不處死的前提下，阿桑吉被捕是美、英、厄瓜多三國秘密協調半年的結果。看來，抗告可能耗時費財，但美國將得到英國配合，引渡阿桑吉返美受審。澳洲籍的阿桑吉是以駭客打出名號，2007年維基解密釋出美國關達那摩灣監獄獄政手冊，引起國際注意。但他的做法是協助不滿美國政府與政策的人，打擊美國政府(當時小布希政府)。

他公布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50萬份美方機密文件，揭露平民死傷、酷刑及秘密軍事行動等資訊。美國政府極難堪，但反戰人士大力讚賞。2010年，阿桑吉與紐約時報、英國衛報、法國世界報、西班牙國家報等，一口氣刊出幾百萬筆美國上兵曼寧提供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場上的軍事與外交機密電報，等於是國際聯合行動，讓國際反恐聯盟工作受到挫敗。

維基解密雖也刊出其他國家異議人士提供的揭醜機密文件，但阿桑吉集中攻擊美國。最明顯的是2016年釋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喜萊莉與民主黨總部初選的往返電郵，曝露喜萊莉人馬操控提名初選，硬是作弊作票擠掉左派參選人桑德斯。此事當時竟未深究，事後查明是俄羅斯駭走民主黨總部電郵資料，交維基解密釋出。這才是真正的通俄行動，的確要影響2016年大選，使俄羅斯反對的喜萊莉敗選。

外界讚揚阿桑吉與維基解密，聲稱他的行為受言論自由保障，並不清楚主流自由派媒體與阿桑吉交手過程。主流媒體認為駭來的機密文件如果一字不漏刊出，會危害文件內的線民或軍事基地操作與情蒐能力，要求刊出時刪去或塗黑，但阿桑吉不同意，堅持全文刊出，雙方鬧僵。情治軍方人士看過文件後認為，洩漏的機密並不屬於公眾利益，而是有助敵人(聖戰士)。

例如，美軍評估阿富汗與伊拉克戰場路邊自殺炸彈客與自製炸彈，不同情況下對美軍軍車不同損害程度與戰力影響，再如美軍小型戰略特攻隊戰力報告，機密公布對美國納稅人沒有實質好處，不知公益何在，但絕對有助敵人繼續發動自殺攻擊。阿桑吉公布機密，等於把裝有機密的隨身U碟直接交給恐怖組織。

維基解密很少看到專制極權國家的醜聞機密，更證明阿桑吉是自由民主社會的敵人，更證明極權專制政權嚴密箝制，連內部文件都洩不出。阿桑吉曾指批評中國嚴密網路審查是維基解密的最大敵人，他卻持續濫用開放社會的言論自由。

從這個角度看，阿桑吉的作為絕不是應受言論自由保障的新聞自由，他選擇性攻擊西方自由開放社會，尤其是美國，無異在協助專制體制。阿桑吉2012年逃進大使館，當時俄羅斯總理普亭仗義執言，西方左派也跳出來聲援，國際女權運動分子放過阿桑吉涉及性侵的指控。阿桑吉利用開放社會的言論自由，打擊政府與相關的自由民主制度，能否再受自由民主的保護，爭議性極高。

美國2016年大選飽受俄羅斯編造假新聞之苦，種種後遺症代價慘痛，一般人對新聞報導極不信任，正是對自由民主社會的莫大損傷。紐時分析指出，「無論是出於信念，或即興之作，或純屬巧合，維基解密種種洩密，加上阿桑吉的前後說法，往往幫了莫斯科大忙，害慘了西方」。引渡阿桑吉回美受審，絕對不應扯上新聞自由，因為他不是新聞記者，也不是編輯。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思考还停留在网络时代之前，不知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社会已经全面改组了。在这个社交媒体、全民新闻的时代，新闻自由已经不是新闻从业者们的特权了。如果阿桑吉絕對不是新聞記者，那么魏碧洲也絕對不是新聞記者了。

【055、言论自由的限度无所不在】

《YouTube枪击犯父亲：女儿痛恨失影片收入》（2018-04-04 综合自每日邮报中央社）报道：

影音网站YouTube加州旧金山总部昨天传出枪击案，警方指嫌犯是39岁的网红艾格丹（Nasim Aghdam）。

影音网站YouTube加州旧金山总部昨天传出枪击案，警方指嫌犯是39岁的网红艾格丹，她的父亲说，艾格丹的不满可能来自她痛恨YouTube停止支付张贴影片相关收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导，加州警方指出，艾格丹（Nasim Aghdam）在旧金山南方圣布鲁诺（San Bruno）的YouTube总部，开枪射伤3个人后自戕身亡。还有第4名伤者是因为逃跑时扭伤脚踝。

这是艾格丹在加州Menifee的家，她的家人还住在那里。而她最近搬到了圣地亚哥的祖母家。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导，相关当局尚未厘清艾格丹的犯案动机，但他们正在调查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似乎可看出艾格丹指责YouTube限制她个人的频道。

住在加州圣地牙哥的艾格丹似乎是名素食主义网红，她对YouTube的不满似乎主要集中在影片遭到审查，并批评YouTube未和影片制作者分享足够利润。

艾格丹在网络上常常以爱护小动物的形象示人。

她曾在网站上表示：“真实世界没有言论自由，你会因为说出制度不支持的真相而遭打压。”

她还写道：“在YouTube或任何影音分享网站，都没有公平的成长机会，假如他们允许，你的影音频道才会成长！！！！”、“Youtube过滤了我的频道以防止它们获得点阅数！”

还有一篇贴文指控“思想保守的”YouTube员工对她的影片设定年龄限制，她认为这是为了减少影片观看次数，并阻止她制作新影片。

她的父亲伊斯梅尔．艾格丹（Ismail Aghdam）向“信使新闻”（Mercury News）表示 ，他的女儿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YouTube不再支付相关费用给她制作的网络影片。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导，伊斯梅尔·艾格丹指出，女儿近来失踪了好几天，因为担心她最近对YouTube所产生的怨恨，于是他报警处理。他说，警方最终在圣布鲁诺（San Bruno）以南约28英里（约45公里）的山景市（Mountain View）找到了艾格丹，且艾格丹被发现时正睡在一辆车子内。

当艾格丹的家人得知她离YouTube总部很近时，他们告诉警方，艾格丹曾说YouTube“正在毁掉她的人生”。

伊斯梅尔·艾格丹说，警方告诉他们会密切关注艾格丹。艾格丹的家人认为她并不认识YouTube总部的任何人。

山景市警局发言人向CBS证实，他们昨天早上确实发现，一名和艾格丹同名的女子睡在一辆车子内。他们证实这名女子是来自加州南部的失踪人士，之后便通知了她的家人。

谢选骏指出：言论自由，是一种消极权利，保证言说者不会因为言论而被逮捕、监禁、处罚、杀害；言论自由不是积极权利，不能保证言说者的愿望得到实现，甚至不能保证可以畅所欲言——任何言说在特定时空受到限制甚至封杀是正常的，就像在客人在主人家里发表言论可能受到驱逐，作者的稿件可能遭到网站、报纸、出版社的拒绝和封杀，警察还可以在大街上禁止人们开车和说话。不懂言论自由的限度，结果枉自送掉性命——因为死者太相信言论自由的神话了，没有区分自由神话和自由现实之间的区别。言论自由的代价是，必须为了言论自由而承担后果，包括受苦受压受难受害——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尽管形式和程度不一。

【056、言论自由有真伪之分】

《挑战网络审查的人民战争》（2020年3月15日 转载法广桑雨）报道：

三月十二日，中国互联网发生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纪大战，令当天习近平武汉调研秀黯然失色；一篇发表在《人物》杂志上的题为《发哨子的人》的公众号文章被删之后，无数网民接力传播，与网警斗智斗勇，甚至使用了迄今为止人类现存的所有沟通语言重新排版，打响一场反抗中共网络审查的史诗级人民战争！ 结果就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出现了近百个版本，其中包括甲骨文、文言文，金文，西夏文，毛体，摩斯密码······英 法 德 意 越 泰 韩 日 阿拉伯 波斯 世界语版，拼音版，十六进制编码版，国际音标版，徐冰天书版，音乐简谱版，漫画版，精灵语+克林贡语版，古希伯来语版，二维码版，条码版，盲文版，火星年轻人版，外星人独创版，电报版，手语版，DNA序列版，星际影视版，最后，有人于2020年3月11号15时32分51秒，将这篇遭遇全网追杀的文章写入以太坊的区块链，操作者留话说：“内容上链，雁过留痕。永久保存，不可删改。它的安全，将由遍布全球各地的 6980个节点共同守护”。 

正如网友所说；“本想打一场人民战争，结果一不小心就弄成了“和人民打一场战争”。

当天的网络金句是这样的：

你宣传的，我连标点符号也不信！

你删除的，我翻箱倒柜也要找出来！

另有网友发帖说：《发哨子的人》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本传播现象，而是一场语言革命，是网友用语言共同完成的行为艺术，一场用语言完成的反抗和游行。它只属于这样的代时，也是此片土地才能完成的“壮举”，欧美人玩不了，人类文明没有绐他们提供这种悲衰的机会。

叶隐发帖说： 《发哨子的人》从昨至今，在我的朋友圈，至少看到三四十个公众号转载，堪称近年自媒体传播史上的奇迹，也是扼杀言论自由的耻辱。 艾芬是一位良知健全又有点胆怯的女医生，她蒙受了领导的羞辱，又亲历了一群颟顸愚蠢官员，将一件本来真正“可防可控”的事件，硬搞成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作为在抗疫最前线的，每天目睹那么多闹剧、荒诞剧、悲剧、惨剧的女医生，一个婴儿的母亲，终于鼓起勇气豁出去了，把她所亲历的一切都说出来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也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情节。 但是，她作为亲历者，用冷静又愤怒，沉痛又悲凉的语调，把一个官僚化无孔不入的体制的瘤疾剖开，把病患各种无助无力绝望的境遇，用一种朴实无华的语气陈述出来，就有一种特别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具有了史料的价值。武汉中心医院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外行领导内行，官员为了官位、金钱、荣誉，各种厚颜无耻的瞒、骗、装、演，把一件本可扑灭在萌芽中的事故，先是搞成举国灾难，再搞成全球性的灾难。没有哀恸、反思、追责，只有掩饰、号召感恩、 预备庆功。”

一篇人物采访被全网追杀，它真的就那么可怕吗？的确，这是一篇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大夫的口述，艾芬大夫被称为最早发现并发出新冠病毒信息的人，同院李文亮医生，那位已经死于新冠肺炎的吹哨人，就是因转发了一条由艾芬发出的截图而被网警传唤的。艾芬在口述中自称是发哨子的人，并说“要是早知道这样，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要到处去说！”。

艾芬的口述把读者的视线聚焦到医疗感染重灾区 武汉市中心医院，聚焦到医院管理层的不作为乱作为。中心医院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官僚体制的逆淘汰，外行管理内行，无知无畏欺上瞒下，坚守党性而必反人性所引发的系统性灾难。她的口述也恰恰为不久前同样遭全网封杀的《庚子上书》提供了依据。

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民主派人士赵士林日前曾公开上书习近平，指出人为错过防疫黄金窗口期，铸成瘟疫全球大流行的五大原因是： 1 体制极端维稳的惯性； 2 体制报喜不报忧的习性； 3 体制唯上唯权的僵硬机械性； 4 公民社会功能的丧失； 5 信息不透明不通畅，舆论功能缺位。赵士林提出的这五点原因大多能从艾芬医生的口述中找到作证。

网上还有一个来自武汉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原职工五问医院管理层的帖子，从侧面印证艾芬的口述，这个帖文的质问对象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党支部书记蔡莉，院长彭义香，内容是这样的：第一问：堂堂市级三甲医院何以沦为“医护感染中心？”据不完全统计，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数目逾两百余人，其中重症患者不在少数、命在旦夕！书记、院长为何没能合理调用医疗资源？为何没能及时预警本院职工？ 第二问：急诊科艾芬主任早在1月1日，就多次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及医务处反映疫情，但均未引起重视！直到1月21日，钟南山院士说出“肯定人传人”，期间已历二十日，医院管理层有无向上级单位上报？有无向全院职工通告实情？ 第三问：疫情肆虐，全体医护几近以裸奔的形式仓促直面战场。他们被迫在朋友圈丶社交平台呼吁募捐防护物资，大量员工得不到正规防护，这是枉顾本院医护性命。为何医院管理层毫无统筹安排？视本院医护人员生命财产为儿戏？第四问：医院管理层有无亲临一线调度指挥？有无当面关怀一线战士？领导竟然在开周会时批评某些戴口罩的高年资医生“不懂医学常识，搞得吓死人”。若不能把医护的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来重视，医院管理层又在重视什么？是自己的乌纱帽吗？第五问：管理层对病毒：坐以待毙、视而不见；对职工：不管不顾、尸位素餐。武汉市中心医院之殇，理应由医院管理层全部担责！”

法学教授张雪忠发帖说：这两天，一篇对艾芬医生的访谈文章，成了公众舆论的超级热点。艾芬医生真的很了不起！她是一名敬业的医生，平时不一定会关注和思考政治问题，只是一心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在被领导谈话后，虽然心里觉得很委屈，但也很快就噤声了。但是，在经过这么多天出生入死救治病患后，她没有去博取任何赞誉，而是站出来向世人公开事情的真相，并袒露自己的悔恨之情，这是非常勇敢、有良知和有担当的举动。在访谈中，艾芬医生说了一句特别有分量的话：“要是早知道今天，老子要到处说！” 这句话所包含的政治学意涵，非常值得加以阐明。

在这个国家，一直都有人在为社会的进步，为建立一个良好的现代体制，而前仆后继地奋争、付出和牺牲。很多人为此失去了工作，自由甚至生命。这些人无疑是社会的脊梁。但这个社会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脊梁。她们在平时默默无声，只是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过着一种波澜不惊的平静生活。但当危机袭来时，这些职业人士却可以挺身而出，为大家的安全，将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境地。她们不习惯说华丽的语言，却展现出了高超的专业能力和大无畏的勇气。在这次疫情中，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有艾芬医生，和张文宏医生，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虽然我们的政府如此糟糕和不负责任，但我们的社会却还不至于彻底败坏与沉沦。

在今天的中国，各行各业专业人士面临着困境。他们经常要迫于权力的压力，放弃甚至违背自己的专业判断：会计师被迫认可造假的账目；建筑师被迫认可偷工减料的建筑项目；教师被迫对自己的学生说违心的话······现在，连救死扶伤的医生，也必须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可以避免的疫情，因为权势人物的专横干预，最终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并且，在疫情爆发后，各地的医院竟然必须依照权力的意志，来决定该用什么药、该实行何种治疗方案！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者。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是一个社会实现良善治理的基础。当他们在专业问题上，也必须屈从权力意志时，这个社会就不可避免会出现治理溃败的局面。这次疫情的爆发，不就是蛮横的权力，干预到医学专业领域所造成的吗？

如果没有制度的革新，权力任意干预专业事务的局面，就不可能改变。但如果没有整个中产阶级的关注和参与，单靠少数勇于牺牲的公义人士，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现有的制度。只有组成中产阶级的各个专业群体，和那些更具有政治意识的公义人士携手合作，才有可能带动整个社会，致力于制度的革新与再造。专业人士，要想有独立和有尊严的职业身份，就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具备必要的政治自觉，关心和参与推动国家的政治进步，积极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专业，这就是那句“老子要到处说”所包含的政治意义。

谢选骏指出：专制社会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乱说乱动的鲁莽却创造了言论自由的事实。自由社会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多数人却保持沉默，甚至为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言论——由此可见，言论自由有真伪之分。事实上，有些主张言论自由的名人，所行使的正是典型的“伪言论自由”，为了争夺基金会打赏的臭钱，他们组织了各种“海外中宣部”互咬或干脆沦为Facebook上的帮闲叫兽了。他们言不由衷为人洗地，只为在自己的生存困境中，争取到一席摇尾乞怜的之地——这就是他们的“论言论自由”！

【057、言论自由与沉默自由】

《在中国说出“我也是”的代价》（2018年5月10日 转载纽约时报）报道：

北京——被称为“三角地”的北京大学中心地带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期间，北大师生在三角地贴出名为“大字报”的宣传海报，批评学校管理层是右派。1989年4月，学生们在这里集会，哀悼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这场集会愈演愈烈，最终发展为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学生抗议活动。

所以声援北大学生岳昕的海报开始出现在三角地的公告板上时，显得意味深长。

岳昕等八名学生于上月向校方提出申诉，要求公开20年前一起强奸案的调查情况，该案受害者是一名21岁的学生，后自杀身亡。被指控侵犯她的人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的一名教授。

岳昕说，提交申请几周后，她和她的朋友遭到校方的一系列恐吓，其中包括深夜访问她的宿舍，当时她被迫从手机和电脑中删除所有该案信息。校方还逼迫岳昕的母亲向她施压，让她不要再插手此事。

“面对她（母亲）的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我的内心在滴血，”岳昕在一篇网文中写道，在遭到官方审查之前，这个帖子广为流传。北大还威胁不让她毕业。

去年秋天，对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骚扰与性侵犯指控受到全世界关注，当时中国显得格外安静——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有些中国人甚至趁机吹嘘。官方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一篇评论文章宣称，中国就没有类似的指控，这反映了文化差异：“中国男人被教育要保护他们的女人。”

但是，没过多久，中国女性就开始发声，她们分发请愿书要求开展调查，或是在社交媒体上写下自己的经历——而与“Me Too”（我也是）运动的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随后审查就开始了。社交媒体平台屏蔽了提到性骚扰的内容；在线请愿被删除。岳昕和她的朋友也是这样，她们或许是在响应世界范围内的觉醒，意识到女性正在遭受权势者的侵犯，又或许是受其启发，但她后来的经历是中国特有的。

岳昕并不是第一位令当局感到紧张的女权主义者。2017年5月，在“我也是”成为标签几个月前，几名自称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社交媒体用户写道，一位同学受到教授的性虐待；帖子后来遭到审查，这几名用户的账户也被删除。三年前，五名女性因策划旨在提高北京公共交通内性侵犯意识的活动，遭到数周的拘禁。

在中国，与性骚扰和性剥削进行斗争从来都可能带来非常切实的危险。因为它意味着要进行组织，以及参加一直在打压公民团体的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其他活动。而且，它实际上是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拥有权力的人是否经常欺压没有权力的人——在这个腐败横行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最近几周，在北京大学的一些关于岳昕和她的请愿的学生聊天群中，有这样一条消息：“北京大学的党委认为整个事件是一场政治运动，校内学生已经开始串联，也有和校外势力的串联。”将抗议活动称为外国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经常使用的一种贬低策略，但说它是一场政治运动并没有错。

大学校园，尤其是北京大学，经常站在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前沿，这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领导层。1919年5月，为了抗议《凡尔赛条约》允许日本控制中国部分领土的条款，北京大学的学生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封建统治，后来这被称为“五四运动”。70年后，全国各地大学的学生再次举行民主抗议活动，导致了6月4日的天安门镇压事件。北京大学校园里的三角地正是这些抗议活动的诞生之地。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学生似乎很安静。随着经济的腾飞，这个国家的很多人，包括学生在内，都信奉一种新的利己主义：埋头赚钱。更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极端民族主义、支持专制的观点，对公民自由和权力制衡漠不关心。

因此，北京大学公开出现要求透明、表示不服从的情况，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有司诸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三角地的海报上写道。他们表示，岳昕是在践行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号召学生们鼓起勇气，质疑那些只关心维持稳定的当局和管理人员。

目前看来，各方似乎已达成某种和解。岳昕在发信声称她受到骚扰几天后，宣布自己回到了学校。她提出的公布强奸案真相的要求仍未得到回复。

但中国渐渐抬头的“我也是”运动在不断取得出人意料的结果：被指控强奸、后来到南京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教授沈阳被开除了。学术界的其他一些人也因为类似的指控而丢掉了工作。这场运动能蔓延到校园之外吗？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这很难讲。但这不会是学生第一次发起反抗。

谢选骏指出：蠢驴们认为在中国说出“我也是”的代价很高，似乎故意假装不知道在中国说出任何“……”的代价都很高！蠢驴们故意假装要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以便获得外国资助——其实呢，在中国别说“言论自由”是缘木求鱼，就是“沉默自由”也不被允许，大家都要随着党的歌曲一起跳舞，而且是广场舞、样板戏！

【058、一步失去自由还是步步失去自由】

《中国农民是怎样一步步失去自由的？》（2019年3月03日 转载法广RFI 索菲）报道：

明镜集团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万字，记载了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民的访谈。在中共即将迎来建政70周年的日子，这套书的出版，为人们真切地了解那个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生动翔实的第一手史料。今天，我们请参与这套书编辑全过程的高伐林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法广：《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这套书是谁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高伐林：《酸刺林》这套书，是中国大陆的独立社会调查工作者周浙平访问记录的。书名中的“平朔”，是山西省北部的平鲁县和朔县一带。这两个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属于中共控制的晋绥根据地，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县级政权，日本投降后，这两个县就完全在中共管辖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杀地主斗富农，就是由晋绥地区开始。周浙平先生在这一带跋涉奔波，访问四百多位农民和基层干部，筛选写到书里的是363位。这套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这些农民讲述1945年到1984年，他们自己和家庭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经历，展示农民在中共治下遭遇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法广：周浙平是什么样的人呢？

高伐林：周浙平先生是1948年出生的，现在刚过古稀之年。他母亲也是平鲁人，16岁参加了抗日妇女救国会。周浙平出生在朔县，后来随父母去了北京，进了北京农业技术学校。没读多久就开始了文革。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他办理投亲靠友来到朔县，和村里人一起干农活，还参加过修公路。他前后在这个地区呆了十年，在县、市、中央各级报社工作，中间还干了几年广播新闻。1988年他就辞去了公职，成了一个民间社会文化考察工作者。

法广：他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套农民口述呢？

高伐林：周浙平在插队时亲眼看到了农村，和学校老师教的、报纸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就萌生了念头，想把村里人的真实境况写出来。后来他去过十几个省的农村，有所谓“先进”的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贫困地区、边疆地带。看得越多，反映农民真实命运的念头越强烈，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找到合适的方式。直到2008年他在早年插队的村里拍照片，尝试用人类学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他访问那些老人，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发现这是个好办法，用周浙平的话说：“我等了40年，机会终于出现了。”

2009年他开始《酸刺林》的访谈，到2017年结束，加上整理录音，整整投入了十年时光。每年背上录音机、电脑、照相机，去平朔一到二次，最多三次。完成多部农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农村》，《无花果》、《难民纸》、《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法广：周浙平是怎样进行调查采访的呢？

高伐林：作者告诉我们：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平朔地区之后，第二步就是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寻找与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吻合的人，他开始访问时，离开展土改的四十年代后期已有60年以上了，要找的访问对象至少是70岁以上。他对受访者有个要求，请谈自己和家庭的经历。周浙平认为口述史的意义之一，就是抢救口述人的记忆。本书的受访者截止到去年，已有几十位离世了，但他们的回忆留下了。

法广：他们的回忆留下了，重要意义在哪儿呢，周浙平先生怎么看？

高伐林：周浙平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史的叙述者、让千千万万普通人入史，成为历史的主角，这样的历史叙述就可能达到避开那些政府编的教科书、历史光是记录精英事迹等等局限。他举了一个例子：访问一位老人，是当年关押地主站岗的民兵，民兵要归到正规部队时他跑了。访问是在他家窑洞的炕上进行，下面站了一群年青人在看热闹。老汉说出他的经历后，第一个感到意外的是他儿子，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和他生活几十年的老爸还有那么一番经历，其他人更是惊讶，纷纷插嘴，说这老汉还当过八路呢，要是不跑，现在也是大官了。如果人们都把自己活生生的经历留下来，传下去，还会轻易接受教科书的编造和说教吗？

法广：你们认为，从书中这些农民的经历说明什么问题呢？

高伐林：还是用周浙平的话来说吧，这些农民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共执政七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姑且不谈，到八十年代初的前几十年农村政策，一句话，就是一层进一层、一步紧一步地剥夺农民的自由。从本书的第一卷到第七卷，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大鸣大放、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四清、文革、学大寨……一系列历史事件，剥夺了农民获取食物的自由，生产劳动的自由，旅行迁徙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说剥夺了他们言论的自由，娱乐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他们出门讨饭的自由。农民的处境，与奴隶、犯人相差无几。他强调，我的判断就建立在每个故事的细节上，读者可以从本书记录的故事中得到验证：这套书，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史。

法广：最后一个问题：“酸刺林”这个书名，作者有什么深意吗？

高伐林：酸刺是山西北部山上到处都长的一种灌木，果实很小，最大也超不过豌豆，吃起来是酸的。不管天旱天冷，年年长，过去农民年年刨，枝上长满刺，很不好刨，刨它主要是晒干了生火。作者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就像这酸刺：虽然很卑微，但是很坚忍，环境再恶劣也顽强生存，生生不息地延续，也给人们带来好处。

谢选骏指出：中国农民到底是“一步失去自由”还是“怎样一步步失去自由”的？在我看来，中国农民是“一步就失去了自由”，而根本无需“怎样一步步失去自由的”！那么，中国农民是在哪一步一步失去了自由的呢？在我看来，就是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步——你既然强夺了别人的土地和自由，你自己的土地和自由又怎么可能保存下来呢！还需要什么“一步步失去自由”的过程吗？由此可见，人不能贪婪，人不能抢占份外之物，人必须按照《圣经十诫》上的话语，逐条履行。假如当初，中国农民没有追随共产党的诱惑去抢夺别人的土地和自由，他们怎么可能“一步步失去自由”呢？

【059、疫苗杀人不见血——“专制独裁社会”和“民主自由社会”没有区别】

《中国浙江启动紧急接种计划 有专家忧“未得其利，先得其害”》（BBC 2020年10月22日）报道：

中国的东部沿海省份浙江的多个城市启动新冠疫苗紧急接种计划，让民众自愿接种， 但因相关疫苗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引来全球关注。因其“小商品”批发市场闻名全球的义乌市，民众排队接种新冠疫苗的场景证明公众对被视为“新冠病毒终结者”的疫苗有着强劲的需求。此时欧美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波疫情，单日新冠确诊数不断创新高，接种新冠疫苗在国外是不可想象和遥不可及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供应浙江的疫苗还在临床第三期试验中，未经批准上市。民众自愿接种疫苗的安全性和风险如何？中国疫苗研发和试验性接种的风险是否有足够披露？为什么疫情远比中国严重的欧美国家并未启动疫苗的紧急接种？专家认为，接种未完成三期临床试验疫苗和确诊新冠病毒的风险相比，现在接种此类疫苗的风险更大。打这类疫苗很可能：“未得其利，先得其害”。

除义乌，浙江的嘉兴和绍兴，也宣布重点人群可紧急接种新冠疫苗。浙江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大省，尤其是义乌，承担全球小商品和贸易往来枢纽的作用。

BBC记者到义乌采访时，一位等待接种的市民说，还是值得冒险一下。作为一名商人，他在西非的公司每天都在亏钱，他想尽快过去看看。

这位市民代表本次义乌率先接种人群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意在全球不同大洲，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此时疫情正严重，甚至从未受控。他们迫切需要接种疫苗产生抗体后前往当地照看生意。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金冬雁对此时接种未经验证安全性的疫苗持谨慎态度。他对BBC中文表示：“（中国）妖魔化西方世界的新冠疫情，把美国和欧洲疫情讲得像人间地狱，这些人打了疫苗出去就像是救了自己一命。美国欧洲新冠疫情严重，但没有严重到符合紧急接种的条件定义。”

“紧急使用被滥用”——浙江当地称疫苗为紧急接种。紧急接种的概念从2020年7月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

从7月开始，中国已经启动疫苗的紧急使用和接种。彼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忠伟称， 中国对一线医疗防御人员、边境口岸的工作人员等高风险暴露人员，在其自愿、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启动了新冠疫苗紧急使用工作。

中国称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根据是《疫苗管理法》《药品管理法》有关规定按照相应程序启动，启动后经过层层论证审批，满足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规则，得到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世卫组织被外界批评在本次新冠大流行中的角色专为中国站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世卫已成为“中国的傀儡”。金冬雁认为，疫苗三期试验未完成，给健康人接种这类疫苗不符合医学伦理要求。而且中国滥用“紧急使用”的定义。他解释称：“要像在武汉(新冠肺炎）大规模流行的期间，医疗系统已全面崩塌，有大量的人死，在这种情况下，疫苗还没有完成三期，使用疫苗可以挽救大量数目的生命，这个时候可以用。但中国现在（基本）没有疫情，不符合使用条件。”他认为， 此时的做法“基本上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药品和疫苗的审查制度推翻，走回前苏联或改革开放前的水平。这样对中国的新药研发和疫苗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是自毁长城。”

利益驱使——中国媒体报道，浙江开放接种的新冠疫苗费用为200人民币一针，民众需要接种两针，都是自费。义乌的现有疫苗已停止供应，官方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义乌接种。官方称本次义乌的接种想摸底民众的需求。

中国一直在为新冠疫苗定价吹风和试探民众反应，此前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国药集团的两款灭活疫苗正在申请中国药监部门的有条件批准，一旦获得批准，每针疫苗可能的最高定价为600元（88美元）。此前中国国药集团曾吹风称两针价格不超过1000人民币。

相比美国政府的全球大采购，政府为美国民众买单的政策，中国现行的疫苗自费接种政策招来不少批评，民众呼吁将其纳入中国医保范围，换言之，民众期待中国政府能买单。此后中国官方明确表态称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其定价不是以供需而是以成本作为定价基础。

在10月20日的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上郑忠伟表示：“不管怎么样，新冠疫苗的定价一定是在大众可接受范围内。”

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新冠疫苗年产能可达到6.1亿剂。值得注意的是，义乌和嘉兴的疫苗来自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正在中国境外开展第三期临床研究。即：未被批准上市。金冬雁评价称：“他们（疫苗生产商）等不及了。真正（疫苗接种）大规模铺开了，国家可能会包起来，到时候挣不了多少钱。现在能挣很多钱，所以肯定是有利益驱动。显然是卖给这些出去经商留学的人，趁机收回成本。现在（新冠疫苗）不是（中国）国家统管的一类疫苗，是二类疫苗，所以厂商能挣钱。“中国现在是开了一个口子，让疫苗厂商赚钱，非常危险，” 他说。但他也提醒，选择接种疫苗健康人，他们大部分年轻力壮，免疫力强，如果感染新冠病毒，很大几率病症为无症状和轻症，得重症的机率很低。但如果接种未完成三期试验的疫苗，疫苗有可能无效，无法起保护作用，并且在病毒来的时候，一旦感染病情可能会加重。

疫苗的风险披露程度——中国媒体报道，接种之前，公众会签署一份新冠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同意书写列明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分为常见不良反应、罕见不良反应和极罕见不良反应三种，其中常见不良反应包括注射部位可能出现疼痛、触痛、红肿及瘙痒或出现发热反应；罕见不良反应包括接种部位严重红肿、重度发热反应；极罕见不良反应则包括局部无菌化化脓、过敏性皮疹、过敏性休克等。

中国媒体《新京报》消息，9月以来浙江已经有73.4万人自愿接种。专家表示表面好像做到风险告知的义务，但风险披露不够透明和详细，留下隐患。

BBC中文记者查阅本次浙江使用的接种知情同意书上，发现其未明确列明一旦发生接种事故或者重症患者等情况的责任方。到底是准许紧急接种的中国国家相关机构、疫苗生产商、接种地还是接种者本人承担责任？目前看来还要打个问号。金冬雁表示：“本来自然感染新冠病毒很大机率可能是轻症或者无症状，但是打了未经完成三期试验的疫苗，（不但没有免疫，感染后）还有可能加重病症。如果这些风险被清清楚楚披露了，还有多少人会去打呢？”他表示，披露风险就要披露到这个程度。

新冠疫苗安全性挑战——目前全球即使有多支疫苗进入临床三期实验，但没有一款疫苗获得批准上市。在三期研究中，英国牛津大学和药商阿斯利康联合开发的疫苗因一名参与者出现无法解释的病症，在9月暂停实验后恢复；本月12日，美国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表示由于一名疫苗试验参加者出现不明疾病，已暂停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

相比之下，中国的疫苗试验似乎未出现任何严重不良反应。中国国家卫健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忠伟表示：“目前为止我们开展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的所有人员没有严重不良反应报告，部分到高风险区域工作人也没有发生感染的报告。”但中国官方并未给出“严重不良反应”的定义和具体不良反应者的情况说明。外界对此一直抱有怀疑态度。

中国的新冠疫苗研发走的是较传统的路线——科学界目前对于疫苗是否能起保护作用，保护效力等问题仍持观察态度。金冬雁认为：“最危险的情况是，这些人打了疫苗，不但不能保护，反倒病毒来袭的时候，这些人感染后症状可能会加重。这些情况是有可能实实在在发生的。必须要等到三期临床完成才能评估会有多大机率发生，和保护得好不好。”全球出现二次感染的案例证明人类可能无法对新冠病毒永久免疫。即使已经产生抗体，也可能再次感染。而新冠疫苗让人体产生的保护力可能不及自然感染后的抗体。

2020年8月，一名33岁的香港男性在首次确诊四个半月后再度感染新冠病毒。第一次确诊康复后，该名男子前往国外旅游后确诊，第二次确诊的症状比第一次轻微。自香港出现二次感染案例后，荷兰和美国相继出现二次感染病人。美国病人的第二次感染病症比第一次严重。金冬雁指出：“最好的疫苗就是自然感染后产生的抗体，如果它都保护不了，疫苗肯定是要打问号的。打了疫苗，觉得没事。但是到了高危地区，感染病毒后有可能症状会更严重。”

全球虽出现二次感染案例，目前为止二次感染的数量比例不大。

谢选骏指出：过去人说，“庸医杀人不见血”；现在的情况是，“疫苗杀人，比病毒杀人更加直接”。为什么呢？因为疫苗产业涉及到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因为可以草菅人命了。

《英国“人类挑战”试验让健康人充当小白鼠引发争议》（BBC 2020年10月22日）报道：

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斥资三千多万英镑实施一个名为“人类挑战”（human challenge）的研究项目。英国因此将成为全球首个以此种方式进行人体试验的国家。

可能于明年1月开始实施的该项目将故意让约90名健康人感染新冠病毒，以加速新冠疫苗的研发。英国政府将对这项开创性的研究投入约3360万英镑。

试验细节——专家坚持认为，安全应当是重中之重。该计划需要获得道德方面的许可，并需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才能进行。“人类挑战”项目希望能提供更快捷测试新冠疫苗的方法，其手段是让公众暴露在病毒环境中，而不是等待自然感染。该项目将选取在临床证明安全的疫苗，让志愿者接种后主动感染病毒以测试疫苗的有效性。

研究人员将首先使用一定剂量的新冠病毒在人体上做试验，期望能发现让18至30岁志愿者感染新冠病毒的最小剂量值。这些人类“小白鼠”将通过鼻子被感染病毒，并被全天候监控相关反应。由于他们年龄小且身体健康，因此受危害的风险最低。接下来科学家将测试新冠疫苗是否可以防止感染。

“把风险降到最低”——该项目的首席研究员，来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克里斯·邱（Chris Chiu）博士说：“过去十多年，我的团队已安全地进行过人类呼吸道疾病与其他呼吸道病毒的研究。没有一项研究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但是‘人类挑战’计划的合作伙伴将努力确保将风险降到最低。”该项目的另一位负责人彼得·奥普肖（Peter Openshaw）教授说，故意用一种已知的人类病原体感染志愿者“绝不是轻描淡写”，“但这样的研究非常有用。它对尽快测试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其他治疗方法至关重要。”

世界各地目前有上百种疫苗正在研发中，有几支已进入最后测试阶段，其中包括牛津大学的一种。虽然其中一些疫苗在“人类挑战”试验之前就可得到测试结果并投入使用，但研究人员认为这项试验依旧有价值。它有助于一对一比较找出哪种疫苗效果最佳。专家说，我们可能需要几种不同的疫苗以及有效的治疗方法来应对新冠疫情。他们还需对像老人和弱势群体这样的高风险人群进行测试。

“人类挑战”第一阶段将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皇家自由医院（Royal Free Hospital）的专家以及安全研究部门，联手一家名为hVIVO的公司合作完成。接触新冠病毒后，年轻的志愿者将需要留在安全的生物试验设施中，直到他们不再具有传染性才可离开。

“人类挑战”项目将对志愿者的时间做出财务补偿，目前尚未知具体金额。志愿者参加研究后的一年内会被监测是否存在任何副作用。尽管有些方法可能会降低致命性，目前尚无特效方法可以治愈新冠患者，故意用新冠病毒感染健康人的做法在道德上处于两难境地。

牛津大学伦理学专家朱利安·萨弗勒斯库教授（Prof Julian Savulescu）说，“人类挑战”项目有其依据：“在大流行期间，时间就是生命。目前为止已有一百万人丧生。道义上必须尽快研发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鉴于此，不进行挑战性研究才是不道德的。”

英国政府在官方声明中表示，几十年来，“人类挑战” 性质的研究一直在安全地进行，并在加速开发例如疟疾、伤寒、霍乱和流感等疾病的治疗方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试验还帮助研究人员确定哪种疫苗最有可能在随后的3期临床试验中成功。

谢选骏指出：不仅“专制独裁社会”会让疫苗杀人不见血，“民主自由社会”也让疫苗杀人不见血——因为在商业利益的贪婪上，“专制独裁社会”和“民主自由社会”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因为人的原罪是类似的。

【060、英国首相全民感染肺炎的自我预言实现了】

《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诊感染新冠病毒》（2020年3月27日 综合新闻）报道：

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宣布，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有“轻微症状”。本周，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被确诊感染。这些不断确诊的病例也反映着当下英国疫情的严重性。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前不久宣布未婚妻已经怀孕。现在尚不知道她的情况以及安排。首相府说，约翰逊首相是在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的建议下接受检测的。

首相约翰逊一直每天主持新冠病毒的疫情发布会。现在他将开始自我隔离，但仍将主持英国政府的抗疫行动。约翰逊在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上发帖说：在过去的24小时里，我出现了轻微的症状，被确诊了感染。我现在自我隔离，但是仍将通过视频连线继续领导政府的抗疫工作。

“团结一心，我们必胜！”——3月26日，约翰逊首相通过视频连线参加20国集团的特别峰会。本周初，首相发言人曾经证实，一旦首相约翰逊健康出现状况，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将临时主持首相工作。至今英国已经确诊了11600个病例，死亡人数达578人。预估实际的感染人数应该远远超出这一数字。

伦敦时间周四（26日）晚八时，约翰逊在唐宁街10号门外和财相一起，加入全英“为全民医疗体系鼓掌”活动，表示对医护人员的感谢和敬意。约翰逊周三（25日）下午在议会“首相问答”期间承诺，将与下院议长合作，保证及时向议会提供最新信息。

英国议会每年3月31日休会，今年因新冠疫情提早到3月25日。但休会期间部分委员会仍将继续工作。约翰逊确诊消息发布后，工党议员露西·鲍威尔（Lucy Powell）发推特说：“病毒在任何形式的聚集过程中都能迅速传播。议会对此反应太慢。本周首相问答环节在场的所有议员都应该特别警惕。”

谢选骏指出：英国首相十分缺德，他以为武汉肺炎就像在中国那样专门感染平民百姓，所以鼓吹全民感染肺炎来挺过英国瘟疫——殊不知在民主的英国，交际广泛的社会名流比平民百姓更容易感染！现在他和他的卫生部长都不幸感染了，所以他再也不说什么让感染者们自生自灭的缺德话了——他也要寻求积极治疗了。但是完了！英国首相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终于实现了。

【061、政府作恶就是自然灾害了】

网文《三年自然灾害》报道：

"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指中国大陆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

简介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 

重要数据

从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看，“三年自然灾害”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按照国家气象局分析发布和出版的权威性资料文献，水利部统计归纳的资料和研究出版的，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汇编的《中国灾情报告》，概括其记载、归纳与研究。气象部门就时间、地区、降水量距平、干旱种类给出序列统计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这里记述的全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和《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人口》等书的权威性记载。公安部的户籍人口档案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

网文《三年困難時期》报道：

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運動，導致嚴重糧食短缺而引起1958年—1962年間發生全國性饑荒的一段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78年以前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民間稱之為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歉年，餓飯年、饑荒年。中國大陸以外則常用大飢荒或三年大饑荒形容那段時期，也有部分西方學者稱其為大躍進飢荒、中國大饑荒。大饑荒所發生的時期有不同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認為是1959—1961年，賈斯柏·貝克、Basil Ashton、文貫中、楊繼繩、馮客、周遜的著作則採用1958—1962年，還有一些歐美情報機關（如美國中央情報局）認為是從1958年開始的。中外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統計研究的結果表明在1958—1962年期間，1500萬—4500萬人被餓死，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村的農民。

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說「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進一步肯定了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卻把大饑荒的原因完全歸罪於「自然災害」。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國內外研究大饑荒的學者，認為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政策是導致大饑荒的根源，而毛澤東是這些政策的主要發起人和推動者。1959-1961三年間也並沒有大面積的災害，是正常的年景，蘇聯撕毀合同也根本和農業生產沒有任何關係。

「大躍進」和農村集體化是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大躍進」時「大鍊鋼鐵」浪費了大量人力，農村大量人口去大煉鋼鐵，導致無法及時收割糧食。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放開肚皮吃飽飯」，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在全國範圍出現嚴重的饑荒的情況下，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例如經濟出現困難，農村出現餓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糧食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為415.75萬噸。

公社化和集體食堂

在大躍進期間，耕作被強制以公社為單位進行，而基於私有土地的生產被禁止。強制的農業集體化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認真幹活的動力。鋼鐵生產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要求（以鋼為綱）。百萬計的農民被號召和命令脫離農業生產而加入到大煉鋼鐵的勞力當中。因為土法上馬大煉鋼鐵，大面積的森林就被砍伐作為替代燃料，很多鐵製農具和其他生產資料（破鍋爛鍬）就被搗毀作為煉鋼原料。而缺乏基本技術設備的大煉鋼鐵運動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資投入之下，產出的只是幾乎沒有經濟價值的劣質的生鐵或者廢鐵塊。

伴隨著集體化，中央政府下令實行一些基於蘇聯生物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的偽科學理論的農業革新。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種子遠密於常規來播種並且假設這些種子間不會相互競爭。實際上，它們會因此相互競爭而相互妨礙生長，結果是產量降低。另一個革新是基於李森科的同事特文提·馬爾特瑟夫（Teventy Maltsev），他鼓勵中國的農民實行深耕（深達一兩公尺）。他們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處，而這些泥土有助於讓植物長出超大根系。但是，無用的石塊、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層熟土卻被埋到了下面。

公共食堂制度也是觸發大饑荒的一個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況下，農民必須十分節省地吃糧食，從而堅持到下一次收穫。而大食堂制度將農民的口糧強制性集體化，提倡「敞開肚皮吃飯」，再加上不少基層幹部從中剋扣，使得本來就匱乏的糧食被提前消耗殆盡。據前國家統計局長薛暮橋估計，1958年大食堂過度消耗糧食多達1750萬噸。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錯的情況下，僅僅半年之後就發生饑荒。

統購統銷和過度徵糧

由於施行統購統銷的關係，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而糧食則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不能儲糧。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徵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的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的。徵收量大大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原本應該留下的口糧、種子、飼料「三留」也全都上繳。於是各個農村的糧食短缺，公共食堂無米下炊，導致了嚴重的飢荒，有許多人因此被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1956年初，初級形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普遍建立，正在一大批一大批地向高級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轉變。同年10月6日，國務院作出《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要求今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不論高級社或初級社，一般以社為單位，根據一九五五年分戶，分社核定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數字，統一計算和擬定。歸社統一計算的結果，糧食有餘的為餘糧社，糧食不余不缺的為自足社，糧食不足的為缺糧社。」這樣，合作化後，國家不再跟農戶發生直接的糧食關係。國家在農村統購統銷的戶頭，就由原來的一億幾千萬農戶簡化成了幾十萬個合作社。《規定》提出：「國家對糧食豐收地區的餘糧社，可以在定購數量以外，適當增購一部分，但增購部分不得超過餘糧社增產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國務院又作出補充規定，根據一九五六年的經驗和供銷矛盾的新發展，提出在堅持「三定」的基礎上，實行以豐補歉的方針。對超過糧食「三定」的餘糧社、自足社，必須增購一部分糧食，對缺糧社必須減銷一部分糧食。針對中央和國務院在糧食統銷中向農民層層加購的作法，劉少奇認為：我們的糧食政策好。群眾交售有習慣，國家不出錢，群眾無意見。

在這種背景下，黨和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相當一部分領導人和單位，在糧食畝產問題上作起文章，從上到下颳起畝產萬斤糧、幾十萬斤糧的吹牛風，為國務院的「增購」決定保駕護航，來證明劉少奇「我們的糧食政策好」的「科學論斷」。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農業部發出通知，獎勵一九五六年第一批農業增產模範，一九五六年第一批增產模範共68個單位和個人，分別屬於廣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山東、陝西、青海、吉林、內蒙古、北京和上海市。第二批名單已經審定，分別屬於安徽、河北、甘肅、江西、黑龍江、貴州、山西、遼寧、雲南、河南、江蘇、廣東、四川、湖南、青海、浙江、新疆和天津的107個合作社、拖拉機站，農業技術推廣站和國營農場。以多交愛國糧為榮，少交愛國糧為恥的榮辱觀，在紅頭文件、新聞媒體、幹部講話中廣泛宣傳，總理周恩來在反右派運動中「搭車」把對統購統銷政策的態度作為劃分左中右的條件之一，從而，自一九五八年起，統購統銷中「三定」的「定產」工作，開始在吹牛皮說大話的基礎上走高不走低，「定購」，建立在高「定產」的基礎上，「國家糧食徵購應當同農業合作社內分配結合進行，使農業社首先完成國家擬定的糧食徵購任務，然後進行社內分配，必須繼續堅持購銷結合的原則……」「各地徵購多少糧食，銷售多少糧食，中央每年仍統一安排一次」，「全國庫存糧食除了地方可機動使用的糧食外，仍然由中央集中掌握，統一調度，地方政府必須繼續執行國家統一的糧食庫存、糧食調度計劃。」……自從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之後，黨和國家進一步加大了落實統購統銷政策的力度，並在人民公社化之後，對統購統銷政策在細化的基礎上，也作了調整，按照當時國務院的紅頭文件要求，必須堅持「先國家，後集體，再個人」的原則。由於已經公社化，實行生產隊、大隊、公社三級核算，農民生產下的糧食，必須由生產隊集中交給大隊，由大隊交給公社，由公社交給國庫，由國家統一收購——一粒不少地以極低價格賣給國庫，然後由國家糧食部門按照核准的人口數以及各生產隊產糧年度總產，扣除應按定額賣給國家的統購糧數額，以及公糧（土地稅）數額，又及代保管的種子、牲口飼料，再及地方政府機動糧數額之後的餘糧數，再給農民確定供應（返銷）標準，一切都扣除之後，有無剩餘，余多餘少，再由人民公社按糧食部門提供的標準人頭概算社員口糧，由社員拿錢到國庫再買回返銷給自己的口糧（返銷糧），這就是「統購統銷」。農民所賣統購糧的糧款，基本全被政府用來扣除灌溉農田的水費、化肥款、農機修理款等形形色色的收費，結果，農民分文也得不到，在多數情況下，仍然是欠債者。那時候，政府規定不准農民外出的打工，不准在市場買賣物品，農民沒有其它任何經濟來源。這時的農民，誰也無錢到國庫去購買返銷糧。因各級領導在糧食產量問題上向上級吹了牛，實際產量達不到預報的數字，而國家年初的定產數又是在各級吹牛吹出來的數字基礎上做出來的，定購時，自然按定產額統購，吹牛者便把應返銷給農民的口糧全部扣壓住，存在國庫，彌補差額，作為大豐收成果，去為他們搭建升官的階梯。

國防大學政工教研室博士生導師林蘊暉研究發現：由於高指標、浮誇風導致高徵購，1959到1961年平均徵購數占糧食總產量的34.4%，而正常年景是20%多。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來傳》亦證明了這一點。

浮誇風

1958年，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年糧食產量增加一倍的口號。為了討好毛澤東的大躍進方針，或想證明自己的管治勝過其他地區等原因，全國各地都掀起「浮誇風」，各級幹部嚴重誇大、虛報糧食產量，不斷虛報產量等數字，如畝產12萬斤等。

不僅是產量浮誇，就連豬就像大象般巨大、花生大至能讓幾個人坐上去而渡江，這些誇張得荒唐的新聞也經常報導。產量高，自然要上繳更多農作物給予中央，地區官員把差不多所有收成都上繳了。最後，農民則面臨非常嚴重的飢荒。

錯誤政策

1959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產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國各地的糧食、棉花產量跌落到相應1951年的水平。Joseph C. H. Chai 用阿馬蒂亞·森的理論分析，發現1960-1962年糧食減產使得飢荒無法避免，而糧食減產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錯誤，而不是中國政府所說的天災或蘇聯逼債。在糧食分配上，鄉村比城市減少的更多，使得飢荒在鄉村比城市嚴重。

氣候

由原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高素華主編的 《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是農業氣象學家根據1951－1990年間全國分布大致均的350個站點的氣象資料作出的分析。從以下幾個方面對1958－1962年大饑荒期間的全國性氣候作出分析——根據對自然災害評價的需要，氣象學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劃分乾旱等級。它反映了該年降水量與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離程度。如果當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則是正常年景，不存在澇災或旱災。在該書中，農業氣象學家採用全國分布大致均的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降水資料，繪出了1951－1990年間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隨年代的變化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約為－30％，為一般乾旱。其乾旱程度遠遠低於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還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沒有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是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氣象專家將澇災分為澇、大澇兩個等級，連續一個月降水距平大於200％，連續2個月降水距平大於100％，連續三個月降水距平大於50％為大澇。1959、1961年只能算一般澇年。1954年澇災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的現象。

信息封鎖與誤導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饑荒研究專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認為，絕大多數饑荒的起因，不僅是因為糧食減產，也因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糧食分配，而且通常結合著對於問題嚴重程度認識的信息匱乏或者乾脆是有意的誤導信息。在中國這場59－61年的大饑荒中，城鎮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糧。與此相對比的是，因為新的集體經濟，農村的下級官員因搶著虛報他們公社收穫產量，而留給當地農民遠少的剩餘。阿馬蒂亞·庫馬爾·森認為導致饑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災，在導致包含中國大饑荒在內的現代饑荒的各種原因中是相當次要的，因為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來應對。而毛的中國恰恰在因為錯誤的經濟政策而每年餓死百萬計人的情況下，沒有在議會或者報紙出現批評的聲音。因為缺乏反對黨和自由媒體，毛的錯誤經濟政策能夠持續三年得不到校正，從而造成了現代社會最大規模的饑荒。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吃的。中國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此後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裡，中國政府將有關饑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密，同時不斷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人餓死。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劉桂陽為反映民眾的困苦，在國務院北門外請願、張貼標語，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案件。

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勞·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北京、包頭、太原、延安、西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利途徑一個公共浴室，他便問熊向暉說：「我可以進去嗎？」熊向暉回答說：「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說完，蒙哥馬利徑直走進了男浴室。浴池裡多是中青年人，也有幾個少年，他們見到一個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走進浴室，並同自己打起招呼來，便有些害羞地躲開了。而蒙哥馬利卻沿著浴池走了一圈，仔細審視著浴室內每一個人的裸體。當他走出浴室後，即對陪同人員說：「來以前，有人說中國正在鬧大饑荒，餓死了幾十萬人，中國每個城市都餓殍遍地。說中國鬧大饑荒是沒有理由的。這裡人的肌肉很好，絲毫看不出饑荒的跡象。」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而實際上根據習近平弟弟習遠平2013年發表在陝西省委黨報《陝西日報》上的文章，陝西同樣也發生了饑荒。

以後進入1980年代後，隨著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饑荒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遲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書》中關於過去200年間大饑荒的列表，尚未收錄這場59－61年的中國大饑荒。但該書1999年版中的「饑荒」條目，則明確稱中國大躍進饑荒為「二十世紀兩次最大饑荒」之一，「造成了多達兩千萬人喪生」。《共產主義黑皮書》也稱之為「史上最大飢荒」。

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一直採取封鎖消息的策略，並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數和人民遭受饑荒的慘狀。當時的新聞至多以各地大面積發生「浮腫病」作為報導題材，從中也可以看出饑荒的嚴重情況。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指人相食），報告中寫道「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1289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該報告送到省委後，「省委書記曾希聖只批給幾個書記傳閱，嚴格保密，並指示公安廳，嚴格控制知情範圍，有關檔案銷毀。」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2013年11月20日，美國勞改基金會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布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國官方調查文件。

信陽事件中，當地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並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對外糧食援助增大

中國政府在三年困難時期仍然大量進行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例如，據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1965年5月10日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又如，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外交部解密檔案裡，1960年除了對幾內亞的援助外，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1961年8月，寮國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

除了對外援助，困難時期的糧食出口情況也逐漸被披露。1960年1月，與外交部、外貿部平行的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成立，專門負責向外國贈送現款、食品等。就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訪華，中國給了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1年1月，中國和蘇聯分裂，中國希望阿爾巴尼亞幫忙罵蘇聯的赫魯雪夫，給了五億盧布，還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

糧食進口遲緩和拒絕外援

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尚長風分別在中共黨辦刊物《中共黨史資料》 2009年03期發表了《1961年中國糧食進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發表了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糧食進口實情》，公開了當時的糧食進口和外國援助情況，原文引用如下：

「1960年12月底， 周恩來、陳雲、李先念商議，進口150萬噸糧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廣州會議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進口糧食500萬噸、翌年進口350萬噸至400萬噸的決定。

當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不過，禁運名單並不包括糧食。中國陸續從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阿根廷、聯邦德國、義大利等國進口了糧食。

中國第一次從加拿大進口糧食時，兩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依據加拿大法規，官方特許的銀行不得向尚未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提供出口商業信用。然而加拿大小麥局成功地說服了加拿大政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關銀行為中國第一批小麥進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貸。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小麥也爭取到了較為優惠的條件。

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糧食報價也比較低。1961年初，中國曾考慮向美國進口糧食，剛剛就任美國總統的甘迺迪也表示，可以基於人道主義立場，向中國出口糧食。不過，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中國最終沒有向美國直接進口糧食。後來，通過當時同中國關係比較密切的法國轉口購買到了美國糧食。

1961年初，美國總統甘迺迪曾設想以民間的形式向中國提供糧食援助，被中國婉拒了。其他國家的糧食援助，中國也未接受。

中國接受的唯一一筆國際無償援助來自蒙古：小麥1萬噸，麵粉6千噸、牛羊肉1千噸。

1961年，蘇聯兩次主動提出對中國的糧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年2月27日，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雪夫致信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提議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穀物和50萬噸古巴糖。中國決定把100萬噸糧食作為備用，接受50萬噸糖。後來由於中國順利地進口到糧食，100萬噸備用糧食最終沒有使用。另一次是蘇聯提出借與中國30萬噸糧食渡荒，中國予以接受。當時，蘇聯對華態度也較為友好。據中國貿易代表團匯報：「赫魯雪夫主動提出對我1960年的欠帳和借給我50萬噸粗糖都不計利息。」

據1961年12月26日的《外貿通報》，只有德、捷兩國對華態度特別壞。東德派其政治局委員馬特恩來中國索債，被中國總理周恩來嚴肅批駁其要求，東德開始有所收斂。

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則在其回憶錄里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覆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志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自行去解決。

政治鬥爭和腐敗

從1955年開始，由於批判右傾思想的影響，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層層抬高經濟指標的趨勢，特別是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的指標。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因為清楚地看到很多計劃超越了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1956年2月份，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等，決定把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要求的180億元壓縮到147億。1956年6月10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財政部提交的預算報告初稿，其中明確寫道「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明顯地加重了反冒進的份量。同時更進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147億元進一步壓縮到140億元。由於周恩來等人反「冒進」，暫時遏制住了經濟建設大幅冒進的趨勢，但是1956年經濟還是有冒進的問題，以致財政第一次出現了10億的赤字。在編制第二個一年計劃和1957 年經濟計劃時，周恩來等人還繼續堅持反冒進，把一些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了下來。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明確提到「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可以得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結論。 同時提到「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可以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但是毛澤東並不認可上述這些現在看來非常正確的國家決策，而是憑藉自己巨大的權威，從根本上扭轉了國家經濟建設的政策：從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 對國內基本矛盾的估計和對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完全轉到錯誤的道路：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不顧實際條件強調高速度發展。從制度層面看，不僅僅是領袖和領導集團的錯誤，而是制度性錯誤。在這個體制內，沒有對最高領導人錯誤的糾錯機制，反而可能會把錯誤進一步極端化。

「反右傾」鬥爭導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傾，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危，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成風，處處隱瞞、謊報災情。例如河南省委於1959年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一些地區的政府官員（例如：河南信陽）為了隱瞞災情，阻止飢民外出討飯，截取郵件阻止信息傳播，讓農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導致災情嚴重惡化的原因。信陽最終餓死至少105萬人，而且有大面積人相食現象。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沉痛地說，「這幾年我們掠奪農民比國民黨還厲害！」1962年夏，國家主席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1959年4月份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毛澤東沒有採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向農民徵購的糧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狀態。在大饑荒時期，不僅大量徵購農民的糧食，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在餓死人最多一年，即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國家糧食庫存高達887.03億斤，但沒有開倉放糧救人！1960年4月，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糧食。1959年的糧食產量比1957年度減少了2500萬噸，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大饑荒為嚴重的1960年，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同時還出口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

供應制度

城鎮居民的糧食是定量供應的，按勞動強度大小不同來確定糧食定量指標的， 所以普通的城市居民雖然不會餓死，但是也是處於半飢半飽的狀態。 而高級幹部和極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則是按權力等級享受特殊供應的。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為保障其高級幹部的食物、肉類及煙不虞匱乏而批示「特需供應」的報告，依官員級別滿足所需，造成特權供應。 1960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國家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的具體標準是：

1.四副二高：每戶每天供應肉1斤，每戶每月供應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菸2條。

2.正副部長：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應肉4斤、白糖1斤、雞蛋2斤、甲級香菸2條。

3.正副局長：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應肉2斤、白糖1斤、雞蛋2斤、甲級香菸2條。

當時戲稱這些特權享有者為「肉蛋幹部」。1961年2月起，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經濟工作5人小組組長陳雲按照老婆于若木的建議，又對「肉蛋幹部」以下級別的其他幹部，供應定量的白糖和大豆，戲稱「糖豆幹部」。具體標準是： 行政十三級以下、十七級（鄉科級幹部）以上每月特供2斤黃豆、1斤白糖，讓大饑荒時期的幹部健康狀況得到了保障。

在大饑荒時期，按照中共中央特意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計劃配給體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應比農村好得多，機關幹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幹部又按照級別高低獲得不同的飲食待遇，形成體制性腐敗。

剝奪逃荒和求生權

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國農村大饑荒的起始年。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中共黨營媒體人民網——《國家人文歷史》則總結指出：在戶籍制度嚴格執行的時代，「禁止農民流動求生」，農村人無法離開土地，只能在家等死。並稱「按保守估計，農村有上千萬人餓死。」

而《毛澤東的大飢荒》作者馮客教授查閱了中國官方的檔案之後，有一些非常驚人的發現：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僅僅包括了飢餓所導致的死亡，還有一部分死於階級鬥爭。

在大饑荒中飢餓的人，很多是因被減少給予食物的量而導致的。因為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歸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餵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他們所分得的食物也會因其勞動量的減少而縮減。

武力鎮壓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於中共黨辦的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記載了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飢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其並明確指出：「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學者宋永毅則據中國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要飯吃的所謂叛亂，甚至遭到正規軍隊使用機關槍進行武裝鎮壓。

在餓死20餘萬人的安徽無為縣，1960年由原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黃立眾（56年考入北大，因說了農村餓死人的實話，被校長陸平開除）看到眾多鄉親被餓死組織而組建了『中國勞動黨』，並針對當地幹部衣食無憂卻大肆搜刮農民活命口糧的情況制定了《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暴動準備在1961年春節期間發動，後被兩個連的部隊剿滅。1982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給予部分平反。

《三年大饑荒沒有造成大規模農民反抗的根本原因》一文作者調閱了大量中共官方編寫的地方志，更加詳細地披露了在三年大饑荒時期，針對農民要糧食吃的保命行為而進行的全國性武力鎮壓嚴打運動，這與烏克蘭大饑荒時期蘇共對烏克蘭農民的暴力屠殺如出一轍。其中最為殘酷的一個例子是，「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裡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過程

官方檔案

海外學者搜集了中共官方檔案里對大規模餓死人的歷史記載，並將其整理成書正式出版：

由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飢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的「糧食戰爭」。

艾塞克斯大學歷史系講師周遜（時任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馮客的助手），從中國官方檔案中節選出121個，201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檔案彙編《中國大飢荒，1958-1962》，檔案中包括餓死與人吃人的記載。

官員回憶

三年困難時期的餓死人數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來說，是一個非常忌諱和迴避掩蓋的話題。雖然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一直採取封鎖消息的策略，並至今未能明確公布死亡人數，但其政治敏感度亦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退；而且針對來自香港台灣和世界的各種質疑和譴責聲音，中共領導人在毛澤東死後亦轉變曾經一貫堅持的完全否認態度，進行了各種反思和回應：

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在1958年11月20日的武昌會議上說：「除特殊外，還是要睡一點覺。現在要減輕任務。」明年的生產指標要降下來，不能總是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否則，「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註：指廣西餓死550人的事情），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他指著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安徽要搞那麼多（嗎）？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

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說：「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

前國務院副總理、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說：「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我國人民所經歷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

曾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鄧力群回憶這段歷史說：(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婦女穿白鞋弔喪）。怎麼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的？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嚴重的浮誇，征了過頭糧。還有特別厲害的一條是，沒有飯吃了，村子裡能夠吃的、能夠找到的都吃光了，為了保住他那個浮誇，竟不讓逃荒，讓民兵把著。這裡沒有飯吃，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歷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解放以後遇到大災大荒之年也都是這個辦法，不讓逃荒，強迫命令，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時候，他（毛澤東）情不自禁地罵了一句，並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這個由所謂的「左王」鄧力群口述、朱元石記錄整理發表於《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5期標題為：《七千人大會到「西樓會議」》的文章充分敘述了中央幹部（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陳雲李先念周恩來等實權官僚）對三年大饑荒時期全國各地大規模餓死農民的歷史事實是洞若觀火了如指掌的。

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2004年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曾經表示，大饑荒四川「死了1000萬人」，並直接導致四川省經濟衰退，退出比較發達省份的序列，成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樣的中下等經濟省份。這個數字與載《中國人口科學》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的研究結論940萬相吻合。

當時安徽副省長張愷帆在回憶錄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是548萬，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數等，安徽餓死約500萬人。中共中監委農村處處長李堅調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間餓死人的總數，將生產隊、公社，再到每個縣的統計數字逐級彙總，安徽全省餓死人總數350萬，正式上報為300萬。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在文革後表示：核實結果，安徽餓死350萬沒錯。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萬人。根據丁人卜的《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無為縣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2.5。

根據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援引山東省一位領導1960年的大會講話內容「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

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這一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65萬人，外流 109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

原四川瀘州中共地委書記鄧自力說：「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長寧（縣）是個爛攤子，20多萬人口就餓死了7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撥了些糧來，社員又無錢買。

其它在各種公開場合承認大規模餓死農民的中共高級幹部還包括：胡耀邦、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出獄後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其聲稱全國當時大致餓死500萬人左右）、李銳等。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從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萬人；1960年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1000多萬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數應在1000萬以上。這還僅僅是1960年一年的數字。

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認大量人餓死，如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鑑》、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國》和《曲折發展的歲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災害長篇紀實》等等；

中共官方主辦的各種報紙雜誌和網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認了大規模餓死農民的歷史事實。例如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主辦的《炎黃春秋》雜誌2008年10月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導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

歷史記載

大陸毛派和官方一直宣傳大饑荒時期毛澤東多次提出不吃肉，要和全國人民共度難關。比如1968年後擔任毛澤東伙食管理員的吳連登說：「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愛吃紅燒肉，但在最困難時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沒有了紅燒肉，雞、魚、肉、蛋都沒有了，全是素菜。舉個例子，毛主席特別愛吃魚，但在那個時候，他連魚都不吃了」。衛士封耀松則說1960年毛澤東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來，封耀松幫他按摩時，他腳背和小腿的肌膚失去了彈性，按下去一個坑，久久不能平復。這是浮腫。老人家已經六七個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黃不接的季節，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糧，常常是一盤子馬齒莧（一種野菜）便充一餐飯，一盤子炒菠菜，便能支撐著一天工作」。然而也有與此類描述大相逕庭的說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經常陪他吃飯，並為1960年毛生日餐當事人之一的秘書林克為此專門打電話詢問了毛澤東當時的保健醫生、護士長。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

大陸政府出版的書刊文章，廣泛報導了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時期，菸酒肉茶一直沒有間斷，生活待遇相對於其他中國人是相當地優越和奢華。毛澤東在當時的照片亦顯示其身體富態，不存在所謂的營養不足甚至浮腫病問題。

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段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毛澤東宣布不吃肉，只特指不吃豬肉，不包括牛羊肉和豬油，更不包括蝦肉和魚肉和其他海鮮。毛在「不吃肉」期間，依然可以吃到花樣繁多、用豬油烹製的各種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蝦、野味等其本人並不反對的肉食品，偶爾還吃了紅燒肉和肉包子。而且其保健醫生鑑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

經常陪毛澤東吃飯的衛士張景芳回憶稱，大饑荒時期有一次陪毛吃紅燒海參，海參太滑掉在桌上，毛把它撿起來吃掉。

毛澤東在1961年7月的伙食費開支654.82元，另有水果費86.65元，一般雜費54.22元，小孩生活費47元，首長雜費17.04元，房租費86.80元，澡費3.6元，汽車費2.70元。按1961年的黃金價格3.04元/克算，折合黃金243.9克，換算成 2012年的價格在8萬元人民幣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個月生活費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債里開支私人客飯59.84元和115.11元兩次。

1960年12月26日，毛澤東給被派到農村搞調查的身邊工作人員林克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們如果很飢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亦可見中南海的高幹食品特供部門北京市食品供應處34號供應部並不像中國其它地方一樣物資缺乏。

高幹韋君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特供：民眾恨極了編順口溜，中共中央實行幹部食物補貼。「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當時中共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鋒同志帶了五個人在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1號生產大隊調查農村食堂時對婦女病和婦女生育情況作了深入調研，發現甘肅大饑荒三年裡農村出現了比較少見的婦女病，如子宮脫垂和閉經。子宮脫垂為飢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和過重的體力勞動等因素所致，過度飢餓引起閉經，只有幹部妻子經期正常。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的女兒程丹在接受《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專訪時回憶：「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一直不錯。」

歷史學家王曾瑜憶三年困難時期：看到高幹身份的北大校長脂肪豐富的腹部就來氣。其並回憶說：「在寒冬臘月，北風成天呼嘯的時候，村里三天兩頭死人嚎喪。死的都是老人，其實是在饑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

退休幹部梁志遠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安徽亳縣每公社都有人吃人。

一個名叫惠文的作者當年在「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簡陽縣進行整社時寫下了日記。在題名為《無聲無息的代價》的一則日記中，他這樣寫道：「石盤公社的六合、中和兩個大隊為一個聯社，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580人，到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勞80餘人，只剩下20餘人，死去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為60餘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動力40餘人，只有2人活著回來。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為6900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養馬區火盆公社第五大隊新民生產隊，在困難時期20多個主勞幾乎死光……剩下的儘是些老弱、婦女、兒童。」

南京大學碩士生劉保軍，近五萬字的碩士學位論文《關於「大饑荒」的官方記述與民間記憶——以「信陽事件」為例》，該文是作者經一年時間研究，併到信陽地區進行兩個多月的田野調查，對信陽地區十八個縣市的地方志中關於「信陽事件」的記述和民間記憶的巨大差異進行了比較，特別詳細地實錄了「信陽事件」人相食的眾多個案及細節。

媒體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饑荒報導——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對大陸的「五毛」以及「自乾五」（林治波和吳法天等「不良文人」）的言論做出了嘲諷。

歷史學學者曹樹基刊文：《盲人摸象：有關大饑荒的不同回憶》。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採訪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悽慘的。」

1954年5月張仲良調任甘肅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是三年大飢餓時期，治下餓死人最多的五個地方最高長官之一。甘肅定西地區的通渭、會寧、定西等縣，以及平涼地區的靜寧縣和寧夏的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皆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據當地了解情況的人估計，因為缺糧斷糧餓死和浮腫無救而喪命的，最少已接近百萬。其中通渭縣，人口減少三分之一多，全縣人口總數到1980年還沒有恢復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宋琳（筆名依娃）採訪兩百多名大飢荒倖存者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飢荒倖存者》，於2013年出版。余杰2005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開演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到了提問時，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係。余杰指出：毛澤東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饑荒，致使三四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毛是冠絕古今的暴君。這時，有一名學生激動地站起來反駁說：「你說三千萬人餓死，有什麽證據？南京大屠殺死難三十萬人，後來發現了好多萬人坑；你說餓死三千萬人，怎麼沒有發現一個萬人坑？」余杰說，如果是今天，他會如此回答那名大學生：你讀一讀依娃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吧。周遜與依娃調查大飢荒的動機之一，是她們都有家人在大飢荒中餓死。依娃表示，中國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修建一面哭牆，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大飢荒死難者的名字。

徐友漁表示，《墓碑》一書是為作者楊繼繩大飢荒中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

作家沙青在獲1988年大陸「中國潮」報告文學一等獎的《依稀大地灣》紀錄了大饑荒時期許多駭人聽聞的真實片斷：「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里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里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顧准日記》第58頁:「（19）60年12月22日：除民間大批腫、死而外，（河南）商城發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內公布，據說22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殺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顧准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62年5月2日出版的一份名叫《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文件的第3頁中稱，到1961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糧食產量出現下跌，有工廠關閉，教育和科學的發展被擾亂，數以百萬的人嚴重營養不良。並且出現廣泛的饑荒(widespread hunger)。又另一份中情局在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頁中稱，自1958年以來(since 1958)，死亡率（中國大陸）由於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減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然後中國大陸在1959年到1961年的年糧食產量也低於1957年的水平。

爭議

中國歷史教科書在提到三年困難期時，認為是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運動路線導致，但中共官方對死亡總人數一直保密。

目前爭議主要是餓死人口的具體數字與三年經濟困難的責任追究問題。

公開論辯

近年來，「餓死三千萬」的文章廣為流傳，而大陸毛派、「自乾五」、個別教授和中共部分黨辦媒體則公開否認上千萬農民餓死，使得爭論加劇：

2012年4月，《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通過新浪微博否認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上千萬人，引發部分網友激烈抗議。次日，北大教授孔慶東等人轉發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餓死人是謠言，是「外國人」寫的黨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為大饑荒做了專題報導。

2013年9月，徐州師範大學數學教授孫經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否認大躍進餓死上千萬人口；其認為，大躍進造成的死亡人數應該在250萬人以下。楊繼繩認為孫經先以「遷移後不上戶口」解釋人口變化，而沒有解釋沒有戶口如何獲得糧食配給。孫經先反駁稱糧食配給制針對當時的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通過參加生產小隊勞動而分得糧食，因而不需要購買實行配給制的商品糧。

2013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撰文表示，「『兩個三千萬』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

災害責任

官方態度

中國官方聲稱這是「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一同造成的。

中國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稱是由於政策的誤判加入趕上三年的罕見自然災害所致，現在則迴避這一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並沒有收錄「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

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

各方觀點

「三年自然災害」這一提法值得質疑，因中國大陸有大約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國土面積，跨越亞寒帶、溫帶、亞熱帶、熱帶等幾個氣候帶，自然條件非常多樣化，正常情況下自然災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暫時性的，發生連續三年的、全國性災害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2000多年歷史中從未發生過。一些學者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氣象日誌研究指出，氣候最惡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難時期。人為的原因只有曾經因日本侵華而導致的多年抗日戰爭才出現了全國性的經濟困難，「自然災害」是一種出於歷史政治或者科學技術方面的原因而非常局限的說法，現在看來也具有某種政府推卸責任的意味。

很多人認為過激的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特別是大躍進時的「浮誇風」和「大煉鋼鐵」）是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被認為是後來造成中國大陸三年饑荒，而且導致幾千萬人死亡的災難型後果的重要原因。例如四川《巫山縣誌》就記載：「農村青壯勞力上山煉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裡，豐收未能歸倉」，當時的《人民日報》到處都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的」、「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穫」的言論。很多專家紛紛討論糧食已經多到吃不完的情況，並要解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情況。

費正清教授1991年出版的《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實施的政策是大飢荒的原因之一。

大飢荒口述歷史《尋找大飢荒倖存者》的作者依娃表示，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完全是當時統治者的政策錯誤，這一點必須明確。餓死就是餓死，不要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

北京《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2期上發表的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中，把責任歸咎於毛澤東設計的保證和不妨礙他乾綱獨斷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從制度層面研究飢荒，結論：全世界歷史上，民主正常運作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飢荒。所謂民主「正常運作」，是指有自由表達不同觀點，而不是多數人暴政。他表示，中國大躍進失敗造成1958-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而政府卻不修正錯誤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另一個因素是缺乏資訊；公社裡的人當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們看到報紙上說形勢一片大好（這是沒有新聞自由的結果），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自己失敗了，而不是政策有問題，所以他們數字造假。當大飢荒達到高峰的時候，北京根據造假數字，得出的結論是收成比實際多出一百萬噸。

經濟學家孟昕、錢楠筠等教授研究大饑荒的制度原因，發現1959年大饑荒開始的時候，糧食產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糧食產量高的地區，反而餓死的比率比較高。他們認為這是中央計畫經濟下，政府難以蒐集產量新資訊並且作出調整的結果。

蘇聯責任：1960年底，蘇聯體諒中國的國情，提出「還債的事可以延緩」。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1961年，蘇聯在中國要求下借給中國20萬噸糧食，以緩解中國東北糧荒。而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長期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一。沈志華教授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中國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開發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大舉對外援助，也加劇了經濟困難的程度。

1950－1960年中國糧食國際貿易情況（單位：萬噸）

年份 出口 進口 淨進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168.10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1960 272.04 6.63 +265.41

合計 2500.14 90.16 +2409.98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9月22日第649期，發表了安徽行政學院退休職工北原的《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的若干解析》一文，該文總結說該「錯誤（大規模餓死人）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與一貫宣傳的「自然災害」「蘇聯逼債」無關；並且第一次在官方媒體公開聲稱「三年困難時期」大量餓死人的慘劇威脅到了執政黨的現階段的執政合法性。

中國大陸現存的毛派和一些海外學者亦有部分觀點是：將大災難的責任歸結到毛退居二線之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一線領導負有直接責任，甚或認為毛是無責任的受害者；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的親屬派系後代則將主要責任歸結為毛的好大喜功獨斷專行，並開脫稱劉周鄧陳等是冒著政治生命終結的風險與毛做了鬥爭。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在其著作《巨人的背影——為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第三章「大饑荒解析」，稱饑荒的主要責任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但從現存的歷史材料上來看，兩者均有虛構事實美化自身的問題。

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份1964年7月31日的文件的84頁中稱，自然災害本身無法解釋的整個事情，而當時中國大陸的領導層要為這次事件負上主要責任。

死亡人數

中國大陸人口數量變化圖。可以看到在「大躍進」期間出生率的大幅降低和死亡率的顯著提高。

受政治因素影響，各方對於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的估計，均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外研究人員估計的數字大多在1,650萬到4,300萬之間。

中國在1953年和1964年進行了兩次全國人口普查。1950年代中期，中國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經常性人口統計制度。每一年，戶籍管理部門都對人口總數、出生、死亡、遷入、遷出等項目作出統計，並且層層上報匯總。在中國出版的各省人口資料和各地縣誌中，大多都可找到當年統計的死亡人數和其他人口數據。

中國統計部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死亡數據 (單位：萬)

年份 出生人數 死亡人數 時期 出生人數合計 死亡人數合計

1954年 2245 779

1955年 1978 745 1954—1956年 6199 2230

1956年 1976 706 1955—1957年 6121 2139

1957年 2167 688 1956—1958年 6048 2175

1958年 1905 781 1957—1959年 5719 2439

1959年 1647 970 1958—1960年 4941 3444

1960年 1389 1693 1959—1961年 4224 3602

1961年 1188 939 1960—1962年 5037 3298

1962年 2460 666 1961—1963年 6602 2289

1963年 2954 684 1962—1964年 8143 2152

1964年 2729 802

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3250萬）及其成因》：

曹樹基的統計數據（單位：萬）

省名 全部府數 災區府數 全部縣數 災區縣數 災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貴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肅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廣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雲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東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蘇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遼寧 1931.0 33.0 1.71 13

廣東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龍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陝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計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美國人口學家、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科爾（Ansley J. Coale）是第一位研究大飢荒死亡人數的學者。其1984年出版的《1952-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中認為中國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2,700萬人左右。

Basil Ashton等人1984年的論文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數約3,000萬人，出生減少約3,300萬人。

美國人口學家、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研究中心主任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變化中的中國人口》一書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2,300萬人左右。

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的研究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250萬人左右。曹思源根據中央檔案館解密檔案，算出餓死3,756萬，與曹樹基的結果相近。

1986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委託西安交通大學蔣正華教授研究，對美國人口學家科爾（Ansley J. Coale）的結論進行了修正，估算非正常死亡在2,200萬人左右。

金輝、丁抒等人則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4,000萬以上。

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5、6千萬。河南780萬，安徽800萬，山東750萬，四川900萬，青海90萬，江西640萬，湖南470萬。據《餓鬼》英文版第272頁，此數字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趙紫陽在內的中共高層確認。

2006年哈佛大學再版費正清的《中國新史》認為1958-1960年餓死人數是2-3千萬。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列舉各方觀點，結論是從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144萬，如果從1958年算起，那總數接近3,000萬。

北大學者孫尚拱於2010年根據國家人口年鑑的總人口數據估算，認為1961-1962年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4,400萬人，但他沒有區分出生人口的減少和死亡人口的增加。

2010年9月荷蘭歷史學家馮客（時任倫敦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出版《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閱全國解密檔案，認為1958年初至1962年底的大饑荒至少造成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甚至可能高達5,000-6,000萬。馮克的數字受到愛爾蘭經濟史學家格拉達（Cormac ó Gráda）的批評和質疑，認為該書使用的人口粗死亡率過低，因此高估非正常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最少的估計出自徐州師範大學的數學教授孫經先，他認為三年困難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他和楊繼繩發生了激烈的辯論。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62年9月24日刊發的一份名為《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頁中稱，自1958年以來(since 1958)，由於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減弱和食物短缺而造成了（中國大陸）死亡率快速上升。又另一份中情局1964年7月31日出版的文件的82頁稱在1960到1961年有超過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unnatural deaths）。

谢选骏指出：在无神论和科学主义（科学诸夷）的统治下，人类僭越自己为神，甚至嚎叫“人定胜天”，如此一来，政府权力无边。政府作恶就是自然灾害了。例如，现代各国政府竞争军备，不惜毁灭生态环境。相比“政府作恶就是天灾”之下，“流氓作恶才是人祸”。“政府作恶就是天灾”还有一层意思——“要想政府不作恶，就像希望没有天灾一样，根本没有可能。”相比之下，惩治流氓容易，惩治政府就比登月还难了。因为登月都是政府组织的。啊METOO佛。

【062、支持国际自由、镇压国内自由】

《加拿大激辩：中国是否威胁国际自由？》（2019-05-14 法广中文）报道： 

在5月8日美国国会辩论“中国是敌是友”的第二天，加拿大著名智库芒克国际事务中心的2019年度首场辩论会也以“中国是否威胁国际自由秩序”为题，在多伦多罗伊汤姆森音乐厅举行，这是芒克辩论自2008年举办以来的第24场大型国际问题辩论会，也是它第二次聚焦中国问题。

加拿大智库辩论：中国是否威胁国际自由秩序？

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的作者白邦瑞担任正方辩士，前者称“拘留两名加拿大人是中国威胁国际自由秩序的明显例子，中国共产党每天都在暴露出他们的本质，现在是人们醒来的时候了。中国共产党对绝对控制的痴迷不仅影响中国人民，还深刻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后者认为“如果中国在军备控制、劳工标准、人权、国际法和环境保护方面破坏世界秩序，全球在过去75年取得的进步就不能持续”。这次辩论会的两名反方辩士一是北京非政府组织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博士，他强调“中国寻求维护和加强国际自由秩序，而不是威胁它”，另一位是曾服务于新加坡外交部三十三年、在2001和2002年间出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后担任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的马凯硕。

被认为是亚洲崛起代言人的马凯硕相信“中国不会威胁国际自由秩序”，因为“中国是1945年以来国际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威胁这一秩序违反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他在这次辩论中与白邦瑞等人对垒，引起加拿大媒体兴趣，《环球邮报》以《芒克辩论：前安理会主席详细阐述为何中国一旦破坏秩序必败的原因》为题刊登记者专访，介绍其观点。

马凯硕认为“正处历史拐点的世界不要害怕，因为中国人根本不想接管世界。事实上，中国人很高兴看到美国继续担任世界警察。” 对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崛起对现代自由秩序形成致命威胁”，马凯硕也认为大可不必惊慌，“尽管中国影响力肯定还会增长，但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自然希望得到更多的尊重”。他直言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很多国家没有理由担心中国，“中国根本不会影响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几乎就是美国政治的一部分”。马凯硕指在德法等欧洲重量级国家施加限制时，北京最近为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书的意大利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新选择，而在防御上与美国结盟、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澳大利亚正处“痛苦困境”中，美国因不再是唯一超级大国，也面临着“重大的心理调整”。

但“更大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会遵守规则或制定一套新规则？”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马凯硕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过去曾希望随着亚洲崛起，世界仍可维持1945年以来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是西方给予世界的礼物。但现在的危险是它可能崩溃。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来自中国还是美国？”马凯硕提醒留意近年来哪个国家经常破坏、放弃或退出多边协议。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中导条约、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他指“截至到目前，最公开和诚实地反对多边秩序的是特朗普政府。而中国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支持者和反对气候变化的支柱，同时还致力于改革世贸组织”。“再看中国国家利益，它是受益于强有力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还是减弱的秩序？从逻辑上讲，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在国际秩序破裂时会有很多损失。况且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内稳定，而不是创造新的国际秩序。中国是维持全球现状的力量。”

关于中国在南海岛礁上的行为，马凯硕辩称是“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率先建设人工岛礁，凭军事实力中国本可夺岛，但却选择建造人工岛礁，说明它仍尊重游戏规则”。而华为的争议是因为规则还没有建立，既然每个国家都从事间谍行为，最好的方式不是阻止华为，而是制定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

辩论结束后，赞成正方观点者由76%下降到74%，赞成反方观点者上升2%，反方险胜。芒克辩论上次聚焦中国是在2011年6月，主题是“中国崛起，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当时的反方辩士之一是基辛格，他认为中国“将面临巨大的人口问题不会那么快占据完全主导的地位”，当年的辩论令反方支持率大增22%。

谢选骏支指出共产党中国内外政策不仅有别，而且几乎相反——例如支持国际自由、但却镇压国内自由；支持国际多元化、镇压国内多元化；支持国际开放、镇压国内开放……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在国际上不占主流。1940年代它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的时候也是“支持自由”的，但一掌权就完全变质了。当然，“解放以前”它在“红区”和“解放区”的表现，也是“镇压自由”的。事实上，大家观察一下，现在中国对付美国的方式，很像1945年以后毛泽东对付蒋介石的方式——指控蒋介石独裁！国民党反民主！后来呢？蒋毛谁更独裁？国共谁更民主？中共现在支持国际自由、镇压国内自由，也是暂时的，等到它一旦获得国际主导地位的时候，共产党就会原形毕露了——像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一样匪夷所思了。

【063、制造芯片也需要自由】

《任正非：不是华为设计不出来芯片，是中国造不出来》

（2020-10-28 法广）报道：

中国电讯巨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9月14-18日访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学校与部分科学家、学生代表座谈时的发言，题为《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在10月27日经华为“心声社区”对外公布。演讲中，任正非表示，中国今天的科研状况很像二战前的美国。他说，“二战前50年时间，尽管美国产业已经领先全球，但在科研上充满功利主义，不重视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大量依赖欧洲的灯塔照耀，利用欧洲的基础研究成果，发展短、平、快的产业。”

任正非说，“习主席在与科学家座谈会讲了，基础教育、基础研究、基础理论、基础工业，也讲了科学家的好奇心驱动。国家不仅要重视科学理论、工程技术的研究，也要重视一些不以应用为目的的纯研究。不然我们怎么能向上捅破天呢？我们这么大的经济总量，允许一部分人是‘梵高’应该是可以的。”他谈到，“我国的经济总量这么大，这么大的一棵树，根不强是不行的，不扎到根，树是不稳的，万一刮台风呢？我们拧开水龙头就出水的短、平、快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基础工业还是不强的，小小一滴胶，就制约一个国家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是分子工程，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而这几千种胶、研磨剂、特种气体……，都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我国现在还基本达不到，很多种技术一年的需求量只有几千万美元、几百万美元甚至更少，试看泡沫经济下有几个公司肯干这种事。缺一种就会卡了一个国家的脖子。”

任正非称，“过河需要船和桥，我们有了很好的科学目标，过河的船夫就是人才，人才来自教育，因此，国家的发展根本在教育。我们振兴中华，不是靠口号，而是要靠‘船’和‘桥’。我国每年有七、八百万大学生毕业，加上中专生大约有一千万，聪明人很多，如果允许差别化的教育，就是姹紫嫣红。”他说，“一二一，齐步走，同质化就缺少活力，就不易产生天才。世界有一个乔布斯就改变了移动互联网。差异化就容易产生尖子，政策要支持少数人因材施教。同时，也要重视农村教育，现在有些种田能手、养猪状元，如果他们过去有机会受到系统教育，也许就能成为精英、天才。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大多来自农村，毛泽东、粟裕……。”他续称，“我们今天的农村孩子中，怎么知道不会有明天的爱因斯坦呢？深圳很重视中小学教育，全国达到深圳的水平可能有一些困难。但如果国家每年给边远地区一些经费，让穷孩子每天能吃上二两肉，也许比修些大房子强，房子总会旧的，孩子总会成为博士的，而且他们会更忠于祖国。那么二、三十年后，我们的创新能力就大幅度增强，与美国的差距会适当缩小。没有创新是支撑不了我们这么大的经济总量持续发展的。”

任正非强调，“在科学、技术、工程领域，不同人才选择不同的方向，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多学科交叉突破会更有可能，横向融合创新才能形成颠覆性的效果；科学、技术、工程垂直打通才会形成能力，真正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因此合作交流越来越重要，当然，大学还是应偏科学理论，偏重发现；企业偏重技术、工程，偏重发明，结合起来，力量才会更强大。”他谈到，“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特别是在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上，有特别独到的优势。我们今天的科研状况很像二战前的美国，二战前50年时间，尽管美国产业已经领先全球，但在科研上充满功利主义，不重视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大量依赖欧洲的灯塔照耀，利用欧洲的基础研究成果，发展短、平、快的产业。”

任正非提出，“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唐纳德·斯托克斯1997年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中，强调美国不仅需要纯技术研究，即波尔象限，也要纯应用开发的爱迪生象限，更强调应用驱动的基础科学研究。理论上遥遥领先，又与应用结合，这样既拓展了科学认知，又能创造价值。”他认为，“和平需要实力相当才可获取，祥林嫂式的和平是不存在的。美国的科技发展史就是一面镜子，我们以此来反思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的系统性、科学性。学人之长，长自己之力。”

任正非称，“现在美国主张中美科技脱钩，美国是因为开放才走到今天的强大，封闭会重返落后的。清华张钹教授讲，美国越讲脱钩，我们越要高举科学无国界，坚持开放和国际化。科学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真理只有一个，不存在东方科学、西方科学。论文都会公开发表，可以查询的，我们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摸到上帝的脚。我们要坚持向一切先进学习，封闭是不会成功的。华为今天遇到的困难，不是依托全球化平台，在战略方向上压上重兵产生突破，而有什么错误。而是我们设计的先进芯片，国内的基础工业还造不出来，我们不可能又做产品，又去制造芯片。”他说，“就如我们缺粮，不能自己种稻子一样。技术创新它是可以依据理论，独立设计、发明出来的。就如汽车，都是四个轮子，车都不一样。理论是可以在网上看到的，是大江、大洋、大山阻隔不了的。”

任正非表示，“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中最主要的是宽容。”他指出，“急功近利只有戏剧作家，才会写出科学家既会弹钢琴又会魔术般地出成果。我们要耐得住科学家的寂寞与无奈。”他称，“我们只有尊重历史，才会英雄辈出。只有承认科学的历史观，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我们今天受到百年未闻的打压及围剿，20万员工的忘我奋斗，正在挽救公司的存亡，如果我们还有可能胜利的一天，我们不要忘了千万奋斗的英雄，各级干部部门要作好记录工作，追溯英雄，是为了产生更多的英雄。英雄是平凡人，不要忘记他们。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他称，“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的年青人又如此活跃，我们的国家一定充满希望。同学们快快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你们今天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据路透社报道，上周五，保加利亚与美国签署了一份关于5G移动通信网络安全的声明，美方官员们表示，该声明将确保受保护和清洁的通信。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上周三宣布，超过40个国家已经加入了美国领导的清洁网络倡议，5G移动网络的国际安全形势因此大为改观。他称，超过25个欧盟和北约国家现在是美国倡导的清洁网络的成员，更多的国家随后也将加盟，这些国家承诺只会使用值得信赖的通信设备商。他还说，美国邀请全世界热爱自由的国家加入目前超过40个国家和50家电信公司组成的清洁网络。华盛顿早先发布净网行动，要在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商店、网络云服务和海底电缆五大领域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并呼吁各国相应。

谢选骏指出：任正非哀嚎“不是华为设计不出来芯片，是中国造不出来”！却没有说个究竟为何。因为他一个解放军屠夫自然不懂，制造芯片也需要自由！奴隶无法创造新技术，自由人方能制作日新月异的芯片。

《孟晚舟方请求再被加拿大法官拒绝 境况不妙》（美国之音2020-10-10）报道：

加拿大司法部星期四（2020年10月8日）表示，一名法官作出一项裁决，支持司法部不向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律师提供属于法律特权的大部分文件，包括加拿大与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电子邮件。

今年8月，孟晚舟的律师要求法官下令加拿大司法部提供跟她2018年12月在温哥华被捕有关的机密文件，以证明有关当局违反了孟晚舟的权利。

加拿大司法部已经通过律师向孟晚舟的律师提供了索取的部分文件，但基于法律特权拒绝提供更多的文件。

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孟晚舟。她被指控向汇丰银行隐瞒华为与伊朗的商业关系，导致这家银行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

孟晚舟辩称自己无辜，并一直在位于温哥华市的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争取不被引渡到美国。她下一次出庭定在10月26日。有关庭审预计会持续到明年4月。

中共指责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和继续不让她离开加拿大是政治行动，并一直将两名加拿大人关押在中国。两国关系因此持续紧张。

加拿大外交部长石俊星期三在一次活动中把中共继续关押这两名加拿大人的行为描述为人质外交，并敦促北约盟国继续密切注视中国越来越独断的行为。

谢选骏指出：任正非的“国家”没有自由，结果不仅造不出芯片，还为了盗窃芯片把他的女儿给葬送了，到了自由社会都没有了自由。

《〈经济学人〉拿钱洗白华为 隐藏近10年利益关系》（2020-10-27 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26日披露，英国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在中国电信钜子华为(专题)因与中国政府关係密切，而面临西方各国检视时，经常在报导中协助打造华为的正面形象，并建议华为如何应对各国质疑，却一直没有公开双方将近10年、利益丰硕的商业关係。

华为2012年起开始委託经济学人旗下"经济学人智库"（EIU），协助推进其企业政策，并转移西方国家政府对其网路安全的疑虑等。在2012年8月4日发行的刊物中，经济学人就以"谁在害怕华为？"（Who's afraid of Huawei？）的报导为封面故事，指称华为的崛起引发网路渗透疑虑，但各国不应以科技民族主义做为回应。

当美国、日本、澳洲、英国等主要民主国家，近年全面禁止或加强限制华为参与国内5G建设时，EIU也襄助华为展开反击，建议华为如何处理西方国家的疑虑，并避免激怒各国，包括华为应多举办全球公共论坛，以提升企业形象，并主动参与制定网路安全标准。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人方面也指派编辑参与活动主持，让这些论坛更易被认可。此外，华为也利用经济学人的全球声望投放大量纸本和数位广告，试图洗白其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模糊关係，并把自己塑造成世界主义的倡导者。最近的一次就在今年9月，由华为出资的影片广告谈及武汉肺炎对全球化的衝击。

不仅如此，在2012至2018年间，经济学人至少发表7则由华为赞助的报导，其中大多是有关世界各地宽频网路现状的分析，并进一步凸显华为在促使各国结束保护政策、投资发展宽频网路上功不可没。例如，在华为支持下，EIU曾在12年针对英国宽频网路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议，华为随后将此宣传成"（建议）获英国政府考虑採纳"。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人从未揭示其与华为的长期合作关係。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专家贾迪纳（Nile Gardiner）表示，经济学人与华为的关係，仅是华为影响英国和欧洲舆论的一环，华为在欧洲有大规模的宣传行动，并投注钜资左右欧洲人思维，"某些欧洲媒体和企业竟选择与中共控制的企业合作，非常令人失望。"

儘管经济学人近年"力挺华为"的倾向趋弱，但仍对华为相对友善，包括持续抨击美国政府制裁华为的决定，以致华为公关部门经常引用该杂志报导的"事实"，反击外界批评。

谢选骏指出：华为虽然可以收买《金融时报》，但却无法收买各个环节，总有照顾不周的地方，结果屋漏偏奉夜雨，岂不哀哉。

【064、中共为何受到自由世界的宽容】

《中俄早对美发动"影子战争"：中国是背后算计的阴沉朋友》（ 美国之音 2019-06-09）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明显改变对中政策，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美国一名国安新闻资深记者最近出书表示，其实在美国还没意识到中国的威胁前，中国和俄罗斯其实早已对美发动「影子战争」。该书还形容中国就像是「阴沉且恶毒的朋友」，表面上对你微笑，其实却在背后进行算计。

美国之音报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首席国家安全记者修托（Jim Sciutto）上月出版新书《影子战争》（The Shadow War），称中俄早就对美国展开了秘密行动，以击败美国及其领导的国际秩序。

修托在新书发表会上表示，这场「影子战争」还没有达到公开交火的地步，而是在和平与战争的政治边缘进行的一种战斗，但他警告「影子战争」同样危险。他说，这些战争形式包括：2016年，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网路攻击；中国窃取美国公司的智慧财产权以及美国政府的机密；中俄分别在南海和克里米亚图谋改变世界的领土版图。修托表示，长期来看，中国是美国真正的威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有能力超越美国…他们经济更强，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口等」。他说，中国有取代美国的意图。他还形容「俄罗斯像是你在晚宴上喝醉的朋友，直接冲破了你的大门，而中国则像那个阴沉的、恶毒的、算计的朋友。他们表面上和你微笑着，背后却要捅你一刀」。

书中有个章节特别谈到了中国盗窃美国F-35隐形战机资料的情况。加拿大中国商人苏斌（Su Bin，音译）在仅仅4年的时间内盗窃了美国F-35，F-22战机和C-17运输机的情报。苏斌后来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并最后被判刑。修托说，中国在美国安插了数以千计的间谍，另外，中国国内还有网路骇客。

修托表示，美国和西方一直对中国和俄罗斯抱有幻想，但其实根本不了解敌人。他说，西方世界以为俄罗斯人及中国人想要的是共同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其实中俄更想要的是另一种不偏向西方利益的体系。

曾担任美国前驻北京大使骆家辉幕僚长的修托认为，美国目前为止尚未採取足够防范措施，也缺乏来自高层的明确指示。

谢选骏指出：这位作者把中共叫做中国，所以他没有能力理解，中共为何受到自由世界的宽容。以至于中俄早对美发动了"影子战争"，但是美国目前为止尚未採取足够防范措施，也缺乏来自高层的明确指示。实际上，美国政客比作者更好地区分了中共和中国——只有中共能在中国维持血汗工厂，从而为“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创造条件！

【065、中国的裴多菲主义者——官员自杀研究】

（一）

网文《有一种研究，叫论官员自杀文化》这样说：很遗憾，利他主义固然高尚，但往往无用！

我居住附近的十字路口，是北京著名的“风水胜地”。每隔一段时间，这里总要在京城都市报的一角占据则讣闻的位置。一个横穿马路被撞死的快递员，被掉落板材砸死的逛街青年，被精神病人捅死的外国友人。

横穿马路时，我常想起这些没有名字的死者。他们的生活在十字路口结束，徒增幸存者的慌张。怪不得加缪说，死亡才是唯一的哲学命题。

当然，对死者来说，十字路口才是最适合死亡的地方。不少官员们也正在熟谙这个道理。非正常死亡，倒在人生的最后十字路口，死者太多，都已经挤不上报纸的头版了。

从10月23日算起到今天，已经有9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跳楼、落水、自缢等等，死亡数字在更新，手段却没有太多变化。对于他们来说，既然选择了提前到达终点，结束的方式就不必考量。

至迟在2011年，已有媒体惊呼官员“自杀潮”出现。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2012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为68人，2013年—2014年，两年间官员的自杀人数多达77人。也就是说，过去两年间的官员自杀人数较之过去十年还多。

贪腐、抑郁和原罪——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官员的自杀往往不被视为悲剧。大概是太多“畏罪自杀”的案例，冲淡了命案的悲伤色彩。

11月9日，湖北恩施州财政局长王金维在家中跳楼自杀。据媒体报道，此人属于当地明确“不提拔不重用不处分”的干部。在其坠楼身亡前一日，他被宣布停职难以否认的是，近年来畏罪自杀成了很多官员自杀的直接原因。但在公安部专家赵国秋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官员自杀原因中，63%是因为抑郁、压力大等，另外37%才是病重、欠债、夫妻吵架、畏罪自杀等。

2011年，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曾透露，在该院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比其他任何一种职业的患者都要多。许多官员的心理疾病，在压抑中恶化。在部分官员中盛行的拜佛文化等，也与心理疾病泛滥有一定关联。

北师大心理学教授许燕在给官员辅导心理时，一位官员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过度劳累、心理压力大，再加上公务员体系长期的压抑封闭特征，日常和心事都没有“在阳光下运行”，这也导致他们会在阴暗中遇到心理问题。

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有传闻称，一些地方有组织规定，“患抑郁症的官员不允许提拔”。因此，抑郁症成了很多人的难言之隐，隐藏越深，病情越重。

尴尬的是，这些却难以得到公众同情。官员的抑郁症，不少网友先入为主判断为“畏罪”。这种阴谋论的盛行，背后潜藏着舆论的偏见：公众心中，他们身背着权力的原罪。

自杀：利己还是利他？——涂尔干在《自杀论》中为自杀做了区分：利己、利他、社会失范和宿命。官员自杀属于哪种类型？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多半属于利己。按照涂尔干的解释，西方现代主义的发展，将个体从宗教、家族等关系中解放出来，脱离使他们现实的生活目标消失。比如，近代的基督教教徒自杀率颇高，是因为宗教的世俗化伴随而来的宗教组织解体，使他们一时看不到生活的意义。

抑郁症的官员，不少都夹在体制的缝隙里，他们半辈子都在体制里摸爬滚打，在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人事压力下，升迁就变成了生活的全部意义。遗憾的是，这个意义通常会毁坏个人的私生活。贝克特早就说过，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

公众却不喜欢讨论抑郁症的细节，他们像看一部宫斗剧一样，揣测着官员自杀背后的私情。比如，一个刚被中纪委调查的官员，他的自杀是否能为亲属们带来什么？这样的自杀，显然就是利他型了。涂尔干的分析样本里，利他是指倘若自杀表现出作为一种义务来完成，屈从于某种社会目标和意义。

中国人的死亡观，寻求的是一种现世的终结。死亡，在传统文化中意味着一切责任的终点。“一死百了”，说明就是这种心态。现实中，死亡在法律层面也有其终结性的意义。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则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当下反腐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腐败窝案频发。在窝案的调查中，一些官员也会考虑自杀能导致调查的关键证据链缺失，继而达到保护同党的目的。“自杀一个，救活一窝”，这种黑帮片的剧情，也极有可能导致他们铤而走险。

这正是公众质疑所在。官员自杀可能是为了“利他”，无论这个他者是留下的巨额财富还是腐败同党，他们都在贪腐的链条上屈从于某种目标，并将自杀作为最终的手段。

官场自杀文化已经形成？——遗憾，利他主义固然高尚，但往往无用。党纪规定，按党纪规定，当事人死亡的，党组织仍可以调查，并追究其责任，无需撤案。比如自杀的正部级高官宋平顺，就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央纪委开除党籍。而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余小平，死后不仅被“双开”，还被查出道德败坏，作风糜烂。其自杀被定性为“自绝于党和人民，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2011年，华东政法大学学者齐杏发在一篇论文里提出，中国官场有自杀文化。这种文化的成因，有传统因素，也有当下现实影响。中国缺乏对自杀官员的追问，这与多数国家的做法明显不同。在不少发达国家地区，公职人员的自杀被视为事关公共利益的严重事件，媒体往往会集中报道，政府也会迫于压力启动调查，向公众宣布调查结果。比如，2003年，香港职员张之琛的自杀，特区政府就迫于压力启动了深入调查，专门向公众解释其详细死因。

而在我们这里，当地政府的讳莫如深，加剧了民间的猜忌，也客观上为官员自杀提供理由。官员自杀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韩国也有。前总统卢武铉的自杀，就是典型代表。韩国官场同样有“潜规则”，陷入丑闻的官员，自杀成为挽回名誉的最佳方式。长此以往，丑闻官员自杀，变成了带有仪式感的、挽回公共形象危机的方式。但不同的是，韩国官员自杀的“仪式感”，仍然是在“赎罪”，是个人在面临公众诘问时，选择以最极端的方式表达忏悔。因此，韩国官员的自杀文化，是一种相对偏激的赎罪文化。

这与我们的官员自杀文化仍有不同。中国官员的自杀文化，或许只是一种逃避。迫于精神压力的自杀，虽为悲剧，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行为依然是对生者责任的逃避。而至于贪腐官员的畏罪自杀，本质上是为了“逃避将来的惩罚”。但这样的自杀文化，恐怕仍然只是生者的一厢情愿。因为法网恢恢。死亡只是死者一厢情愿的逃避，死亡的波澜不会轻易消失。何况，死亡因泛滥而变得廉价：公众已不愿宽容卑微的自戕。

谢选骏指出：我把自杀的中国官员叫做“中国的裴多菲主义者”。中国的裴多菲主义者，在中国国情之下，只能用自杀来争取自由了。所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到了中国官场，就变成了“做官诚可贵，二奶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否说明华人要比匈牙利人好要劣等呢？也不见得。

（二）

新闻报道《有官员被脱光放冰桶闷死》这样说：2015年2月7日晚21时许，广东佛山市南海狮山一处停车场，一名中年男子从高处坠落致死。随后，警方证实死者是时年51岁的佛山市体育局副局长刘慧芳，死因暂无可疑，排除他杀。据称，刘慧芳生前有抑郁症表现。刘慧芳之死给日益引起关注的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又增一例。

利用公开信息，《财经》记者搜集整理了一份官员非正常死亡情况表，主要统计对象是经认定为自杀的案例或疑似自杀案例，少数案例属于未经证实是自杀或他杀等意外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统计时间是自中共“十八大”后的2012年12月至2015年2月7日，共收集整理了99个案例。因无法掌握全面情况，这是一份不完全统计表。

这99个案例覆盖了北京市、深圳市、广东省（深圳除外）、内蒙古自治区等24个省市自治区，已知性别者中女性仅有2人，分别为辽宁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徐安生和湖北省荆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饶同珍。其中，52例被证实为自杀，34例在公开通报或报道的表述中为坠亡或溺亡等，未指明是自杀还是属于刑事案件。

关于死亡方式，以坠楼、自缢最为常见，分别有50例、19例；极端者选择高速公路跳车、卧轨等。“整体来讲，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男性的自杀率比女性较高，尤其在城市地区如此。中国官员群体中，本身也是男性比例高于女性。自杀方法上，在城市地区，跳楼自杀的比例较高。在香港，跳楼是最常见的自杀方法，这与香港高楼林立，人们比较容易接触到这种自杀方法有关。因此我们在香港呼吁，在高层住宅加强安全保护措施，如增加窗花、围栏，控制进入天台的通道，以预防自杀。”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叶兆辉教授对《财经》记者说。叶兆辉称，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政府官员都并不属于自杀高风险的职业。近年来在香港鲜有听闻政府官员自杀。香港的公职人员中，警察的自杀风险略高，主要因素包括工作压力、欠债、较易接触高致死的自杀工具等。

“目前还没有完整的内地官员自杀情况的统计数据，因此不便评论官员自杀率是否增长。如果确实存在增长趋势，那应该引起社会关注，并及时采取预防、干预措施。”叶兆辉说。

自杀的“问题官员”们——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高强压的反腐态势，“老虎”“苍蝇”一起打。201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2万人，比2013年增长近三成，比2012年增长约44%。反腐研究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称，因没有公开全面的数据和分析，“很难说官员自杀现象与反腐之间的关系，官员的压力与普通人群一样来自各方面。但高强度反腐确实令一些官员饱受压力，也有一些公众所知的案例是畏罪自杀”。

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许燕教授观察，2009年是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的“元年”。当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有十余例。此前的2005年初，山西省委组织部长王通智在北京参会期间坠楼身亡。她认为，“这些标志性事件促使中央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一些官方评价不错的官员自杀，让有关方面不理解。2009年中央纪委、中组部曾邀请专家学者座谈分析公务员心理问题及自杀事件。”

两年后，中央纪委、中组部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质的意见》。此后，心理课程被加入官员培训内容。据许燕观察，除了官员自身身体、心理方面的原因外，近两年官员自杀现象与2009年的一个不同之处是问题官员的自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高强压的反腐态势，“老虎”“苍蝇”一起打。201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2万人，比2013年增长近三成，比2012年增长约44%。反腐研究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称，因没有公开全面的数据和分析，“很难说官员自杀现象与反腐之间的关系，官员的压力与普通人群一样来自各方面。但高强度反腐确实令一些官员饱受压力，也有一些公众所知的案例是畏罪自杀”。

现实中确实存在“畏罪”自杀或所谓“利他性”自杀案例。比如，被检方立案侦查两天后，2014年5月18日，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刘占滨，在医院检查身体时于卫生间摆脱监护法警，从窗户跃出坠地身亡。同年9月，调研时接受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被免职的南京市六合区委书记、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娄学全，在被作为顶风违规案例通报三个月后选择了自缢身亡。

在《财经》记者统计的样本中，23名官员在非正常死亡前其本人或同事遭受纪检或检察机关的调查，约占样本人数的23%，其中13人是本人此前被有关部门约谈或已立案侦查。还有1人在杀害领导后自杀。其实，问题官员的自杀现象在近代历史中不乏记载。厦门大学谢泳教授研究过1946年－1976年的自杀状况。他援引1952年的三反简讯总结，“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26人（其中有12人未死），还有8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也有个别案例是在被纪委控制期间非正常死亡，且并非主动，典型者如浙江於其一案。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於其一，在与纪委谈话时被责令脱光衣服坐入盛有冰水的浴桶内，被多次实施闷水后死亡，涉案的温州市纪委、检察院6名办案人员已被追究刑责。

官员的“心病”——问题官员非正常死亡之外，当事人“抑郁”成为官员自杀事件发生后官方通报或媒体报道中的高频词。据《财经》记者统计，在48例非正常死亡案件中，官方通报或媒体提及了初步调查发现的可能诱因。其中“抑郁”出现29人次、1人次患有焦虑神经症、6人次精神不佳或经常失眠；11人次身体患有疾病或者身体不好；1人次因借贷无力偿还；3人次因家庭不幸；3人次因工作压力大；1人次在遗书中称“百口难辩”“太累了”。

99例样本中，经官方公开通报或证实发现遗书的有15例。遗书中也多提到抑郁或患病，如“抑郁难忍，先走了”，“病治不好，痛苦难忍”；也有表现失望、绝望者，如“勤勤恳恳，一事无成，工作压力巨大”，“我一个办事员，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些材料领导都过了目，认同了的，到现在却要我说清，百口难辩，硬是要我承担责任，我没办法！做的要死不讨好，想不通！”也有明确为他人开脱者，“我的死于（与）任何人无关”，“我的死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影响，完全是自我选择”；也有人担心自杀后陷入涉嫌违纪违法的传闻，在遗书中称“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组织和违反法纪的事”等。许燕认为，这并不排除有些人为保护自己及亲属等，在遗书中对自杀诱因避重就轻。叶兆辉认为，具体到每一宗自杀事件，原因都是复杂的。从人口大范围看，一般中年人士的自杀风险因素包括严重的精神疾病、失业、欠债、离婚等；从《财经》记者整理的案例看，“某些自杀的报告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有些案例据报道在自杀前曾接受调查，甚至面临被免职、追究行政或者法律责任的危机，这些危机可能加剧他们的自杀风险。”

在他看来，自杀行为本身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计算，其背后心理因素包括绝望感、无助感，认为自己的存在没有价值，死亡或许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做自杀预防时，一直强调要破除人们的一种误解，即误将自杀当作解决困难或危机的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齐杏发曾对官员自杀进行研究，并有任职公务员两年多的经历，对官员有广泛的了解，接触的人中“不乏个别现在已经自杀的官员”。齐杏发说，问题官员的自杀与高压反腐有一定关系，“但目前官员自杀的主因是忧郁型自杀，长期患有精神疾病，最终走上自杀道路，倒不一定是东窗事发时才自杀”。他认为，近两年多来，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说明公务员群体的精神处在高度紧张状态，有相当比例的公务员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这既表明反腐在实质性推进，也表面官员的生存状态亚健康。”“从心理学角度讲，自杀背后还是压力问题，只是个体的压力源不同。”许燕说。她长期研究职业人的心理枯竭与心理健康、领导干部心理特征与测评等，曾围绕工作压力和心理调适的主题多次给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官员讲课。许燕称，包括官员在内的人的压力主要来自外部因素，即使是抑郁症患者也有前因。这些外部因素包括：当前中国社会环境比较严峻；贫富差距拉大；对职业和环境没有掌控力，失望感、绝望感加剧；人在满足生理需要之后进入马斯洛理论中的安全层次的需要阶段，但很多人缺失安全感。这其中，尤其是反腐加速后，鼓励对问题官员举报，一些官员的安全感更加丧失，“听说有官员得知被谈话，就跑向窗户，但幸好被及时拉住”。内部因素则是人对压力的承受度有个体差异，遇外部刺激后，心理脆弱者会导致心理崩溃，极端者自杀。“一般情况下，人的压力73%来自工作，中国官员的压力又和公务员制度的运行机制有关。”许燕分析，中国官员层级鲜明，官员权力距离指数较高，这意味着上下层级观念较强，官员不能越位。

另一特点是，国家权力与领导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对官员更强调人际取向，而非任务取向，即在提拔官员时，更侧重人际关系。“目前，腐败窝案、串案多发，官员拉帮结派、官商结合。也因此，中央纪委要求严查买官卖官在内的选人用人腐败。”

另外，与其他职业的不同，官员可选择的退路不多。“官员的理想目标是步步高升，一旦仕途不顺，前景迷茫，对未来不确定，更会导致个人生命价值感低落。庸才上去了，但承担不了工作，有压力。能者对职业无望也有压力。”许燕说。齐杏发也认为公务员内部的政治生态需要改善。“在一些企业靠个人能力说话，人员能自由流动，个人晋升发展基本上不受制于他人。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态。但目前公务员系统的运行，离这些差距太远。”

官员职业的特殊性，又使得他们不会主动寻求外界帮助和心理疏导。因工作原因，许燕经常接触官员群体，也接受一些咨询。官员群体给她的总体印象是比较封闭、心理自我防御性较强。在许燕给政府官员讲课的课堂上，不乏一些听了多次还要再听的人。分析面对外部环境时，她会提及因压力导致的后果，但基本不讲官员自杀的案例。在2009年之前的一次讲课中，她曾提到官员自杀事件，“有听课的干部比较敏感就提出不要讲自杀，但也有人当场就反驳讲讲无妨”。还有一次讲课时，听完她分析的负面环境因素，组织单位的负责人反馈称“不要讲太多负面内容”。在随后的第二个班授课时，她过滤掉了负面环境的分析，“但听课的干部们就反映为什么不多讲讲社会现实”。据她观察，现在的情况稍好一些，“这与当时整个社会对压力和自杀的认识度也有关系”。她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相关研究时，不提压力而是使用“职业枯竭”，“2000年之后，国内才开始接受工作压力这个词”。

即便研究多年，许燕也很少针对官员压力做实证分析。她曾经对官员做过一次有关压力的问卷调查，发现回收的问卷真实性有限、无效问卷较多。“他们会朝着社会赞许的方向回答，即回答一般认为对的答案，而非自己的真实情况。”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在授课时讲到压力的特征时，“他们会说这些我都有，但给他们的测试却看不出来”。

应对与干预——“如果自杀官员确实如媒体报道，将自杀当作解决自己及家人贪腐问题的方法，那么相应地，有关部门应提供其他应对问题的选择，令官员清楚明白：如果自己或家人负有法律责任，自杀并不能抹杀法律责任；如果自己或家人原本清白，也有希望可以循正规法律途径解决危机。”叶兆辉说，在香港若有自杀发生，在死因不清晰或有疑问时，通常会送往死因庭接受调查。死因裁判官为司法人士，有权命令警方调查死亡个案，并对死因进行公平、公正的研讯。同样不可知的，是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真实数字。可以肯定，被公开报道的案例只是部分。

对99个案例的统计显示，大部分案例在被媒体获悉后，有关部门会向社会或媒体公开证实，还有少数案例官方会主动通报。不过，仍有18个案例的公开材料看不到官方部门的公开回应（消息来源是知情人士）。叶兆辉认为，从专业人士角度出发，通常并不鼓励报道自杀新闻，因担心引起模仿效应。但当自杀涉及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人士，关涉社会公共利益时，公众的知情权应受到保障。如有涉及官员贪腐问题，通常会循法律途径解决，媒体亦需尊重法庭的审理规范。

相关案例显示，对于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部分地方政府已能适应以新的技术方式回应社会。除了传统的渠道，如向官方媒体发布通稿、举办新闻发布会外，有些政府部门会比较及时地通过官方微博、政务网站发布有关权威信息。这其中，发布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有些是非正常死亡官员所在的单位或办案部门发布消息，有些是当地政府办公室或宣传部门统一回复，有些则是当地警方发布。

不过，发布的内容较为简要，通常表述“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无后续公开。除少数案例确已被纪委立案或进入司法程序外，官方的回应或证实很少明确其本人或同事、家属等是否卷入违纪或涉腐调查。因此，个别官员自杀后即便被官方证实患有抑郁症，但仍难以消除其涉嫌腐败的传闻。据齐杏发观察，对官员自杀，官方倾向于低调处理。“如自杀官员可能涉及腐败窝案、串案，深入调查会牵涉到其他人，更不愿主动选择公开，其影响就是助长官员利他型自杀。”另外，一些官员自杀后，不再被追究违法违纪问题，有关财产也可能因此得到保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则认为，贪腐官员选择自杀，是因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成本。一旦发生涉贪官员自杀事件，有关政府部门希望风险最小化，大事化小。“如果如实披露涉贪情节，可能牵连更多官员，导致人心惶惶。”聂辉华认为，这与当前纪检监察体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有关：“如果纪检监察机关是独立办案，当地党委和政府不能直接干预，自然就难以掩盖真相。”“如果自杀官员确实如媒体报道，将自杀当作解决自己及家人贪腐问题的方法，那么相应地，有关部门应提供其他应对问题的选择，令官员清楚明白：如果自己或家人负有法律责任，自杀并不能抹杀法律责任；如果自己或家人原本清白，也有希望可以循正规法律途径解决危机。”叶兆辉说，在香港若有自杀发生，在死因不清晰或有疑问时，通常会送往死因庭接受调查。死因裁判官为司法人士，有权命令警方调查死亡个案，并对死因进行公平、公正的研讯。“通常社会公众会尊重死因庭的调查结论。如果涉及政府官员，政府也通常会依照死因庭的结论作出回应。”

对此，任建明称，在新加坡1986年发生的因被调查而自杀身亡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案可供借鉴。郑章远因涉嫌受贿被调查，其予以否认后自杀，之前写信给私交不浅的时任总理李光耀。之后，郑章远家属还向李光耀提出，为保全名誉请求验尸庭不对尸体进行研审。但是，新加坡国会最终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公开结果，还推动修法，如涉嫌贪污的官员去世，一经查实，其名下资产超出正常收入来源的部分仍可视为贪腐所得，法院可判决罚没因贪污获得的收益。与之类似，北京市委原常委、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因经济犯罪案发于1995年4月自杀。当年7月，中央纪委查明，王宝森在任职期间，滥用职权，大肆侵吞、挥霍、挪用公款，腐化堕落，决定开除王宝森党籍。中央纪委称，王宝森贪污公款25万多元人民币、2万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姘妇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营利活动，造成1300多万美元的损失等。

有关王宝森案涉案资产的处理并无公开，相应的修法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才真正进入立法层面，并于2013年起实施。新法明确，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检察院可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截至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贪官死亡后遭没收财产的仅有一例：2015年1月，江苏南通中级法院裁定没收南通市房管局原局长陈西非法所得711.25万元。陈西在取保候审期间死亡。聂辉华认为，新条款的适用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涉贪官员自杀后，线索可能中断，造成证据链不完整，证据不足，法院难以没收其违法所得。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死者为大”，一般不会对死者穷追猛打。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向社会如实公布官员自杀原因和相关案情，彻底堵上自杀者“死后一了百了”的侥幸心态，不能隐晦地以“健康原因”遮掩。另外，反腐调查应规范化、透明化和制度化，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杜绝冤假错案。

那么，如何对官员自杀进行干预？许燕教授认为，应从影响官员压力的自变量入手，净化政治环境。目前，中央已经提出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不过，重构政治生态之路“艰巨繁重”。在具体改革路径上，应简政放权、改革选人用人体制、加强公务员职业素养的教育、提高公务员工资等。

“核心在于建设廉洁政府。不少官员本身也不想

腐败，但环境诱使其腐败。至少从我的公务员经历而言，大多数公务员不希望处在腐败圈，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当人人都不能腐败，对公务员自身是最大的保护。”齐杏发对《财经》记者说。

谢选骏指出：事实上，如果通过中国国情来思考匈牙利人，裴多菲对俄国人的大军进行抵抗，何尝不是一个自杀行为呢？裴多菲何尝不是忧郁症患者呢？尤其考虑到，裴多菲的母亲甚至连匈牙利人都不是，而是一个被匈牙利人征服的、更加卑贱的斯拉夫民族的斯洛伐克人。为了向上爬升，裴多菲不仅想做一个彻底的匈牙利人，还要和贵族攀亲带故。根据我对匈牙利人的了解，在缺乏西欧贵族传统的匈牙利，其居民也缺乏内在的荣誉感。因此裴多菲的这种做法和犹太贱人卡尔·马克思“和贵族攀亲带故”的举动，如出一辙。裴多菲和马克思这两只“乌鸦”，为了挤入“鸽子的队伍”，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的门徒虽然在1956年的匈牙利成为了对立面，那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缘故，一点无损于他们前辈的“忧郁症发作”。裴多菲的“忧郁症发作”就是他的自杀诗歌，马克思的“忧郁症发作”就是他的《资本论》。裴多菲的《自杀诗歌》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中国共产党的自杀官员说，“做官诚可贵，二奶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因此谢选骏把自杀的中国官员叫做“中国的裴多菲主义者”。

（三）

中国论文网《大陆官员自杀迷雾》一文分析认为：2011年12月10日，凌晨2点左右，山西平陆县人大主任赵建新在县医院坠楼身亡。至此，据媒体公开报道，2011年官员自杀有14人之多，总体数字与2010年齐平。 

官员，手握权杖，自是社会的强者。“人们第一反应觉得他们自杀太不可思议了，官场压力会导致他不要命吗？”北京大学自杀研究学者吴飞说。 

官员弃权杖而去，带走了外人难以知晓的内心纠葛。在政府草草了结中，自杀又被染上一层外界纠葛。随着数百万大陆官员群体中每年稳定性出现十几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官场内部隐秘的脆弱和复杂性，成为社会充满好奇的焦点。 

自杀重灾区——每个官员的自杀，原因层层叠叠。但随着自杀官员的叠加，一些现象性特征可拼接而出。其中，最浓烈特征是，腐败和反腐败领域成为官员自杀的重灾区。 

很多人的自杀，与自身腐败及不明不白的经济问题如影随形。2011年10月7日早上九时许，南宁铁路局总调度长、运输处处长李智，在南宁青秀区的天立TT公寓小区跳楼身亡，年仅39岁。有大陆媒体报道，自杀与南宁首任铁路局局长邵力平被“双规”有关。 

近年来，与腐败讯息相关的官员自杀还包括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黑龙江省检察院原检察长徐发、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等。 “当前中国，腐败是一个全局性问题。有一些人自身并不想腐败，但为官场都已默认的潜规则所逼迫，被动腐败，否则就没法工作。”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因为良心未泯，当事人心理承受能力弱，这种“被腐败”的死亡率很高，不管是否败露，都很容易把人推上绝路。 

腐败，已然成为官员内心滋生不安、焦虑的最大温床。而一旦泄露，为此自杀，便成为安息自身和保全他人的两全之策。“一般情况下，人一死，法律主体不存在了，责任追究自然终止，如果犯罪证据同时湮灭，没法进一步查清犯罪事实，贪腐所得赃款也很有可能不了了之。”李成言说，贪腐所得系国家财产，如果有确凿证据，还是要追回来的，没有人死之后不予追究的说法。 

在腐败疑云中自杀，外界较能理解。奇异的是，近些年官员自杀的主力，却是反腐败官员。两年内，纪检政法系统自杀者，见诸媒体公开报道的竞达七位之多，当中包括：广东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2010年2月5日从自家住宅跳楼身亡；江苏射阳县纪委监察室副主任戴勇，8月27日在医院跳楼自杀；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9月21日在办公室卫生间自缢；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蔡铁钢，2011年2月跳楼身亡；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4月28日跳楼身亡；8月27日，湖北公安县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谢业新在办公室意外死亡。与涉嫌腐败而自杀的官员级别较高相比，这些纪检官员级别普遍较低。 

对于这些政法干部的自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心理学家马皑归纳出以下因素：纪委和公检法系统办案压力大；职业尊严，社会对政法领域公务员期待较高；熟人社会，政法干部纠结在法律与亲情之间，难以解脱……。李成言则认为，政法系统官员密集自杀，或与大陆官场腐败扩散有关，这使身处反腐一线的纪检官员压力陡增。“一起大规模的腐败案，往往是多人甚至是群体性的腐败，抓住一个，带出一串一窝。”李成言说，这给办案人员的压力非常大。 

以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为例，媒体猜测他的自杀或系浙江省高院承受非常压力所致。之前，浙江省高院屡出违纪违法事件，丑闻频曝，法院上下均颇感压力。就在童兆洪自杀的那一天，浙江省高院立案第一庭原副庭长潘华山“杀人分尸”案一审判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而潘华山案发后，浙江省高院包括刑一庭庭长童志兴、执行局副局长楼旭萌在内，多人被带走协助调查或“双规”。童兆洪自杀当日，给院长齐奇留有遗书，直承自己“得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受，难受至极，失去信心”云云，内心之焦灼可见一斑。 也从这个角度出发，外界将谢业新之死，与他负责的公安县副书记柳宝军案进行了最大努力的联想。 

遗书里的密码——一些官员死前留下了遗书。遗书是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言语浸透着各种眷恋、无奈和秘密。如果说贪官在写“忏悔书”时，紧扣程式化表演，是在对“组织”说话；而官员遗书，则终于摆脱了套话的笼头，而向身边的人流露真实心情。“西方自杀在基督教文化下需放在人和观念之间的关系里来处理。如果是一个完全的坏人，一直没有良心发现，不会自杀的。”吴飞在中西对比后发现，相反，中国人百分之八九十的自杀是人与人关系主导下的产物。这种复杂人际关系，在外界难以察觉但实际已是处于极端扭曲地步时，只能靠自己的消失来松解。同时留下字条对人际关系复盘。 

2011年4月20日，山东聊城市阳谷县维稳办副主任陈国庆自缢于县委大院办公室内，距他从县信访局副局长调任维稳办副主任，不足半年。官方对外宣称，陈调任县维稳办副主任（正科级），是应陈个人要求，为其解决正科级，陈“除分管稳定工作外，原任信访局副局长时的分工未变”。但是陈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主要表达对工作调动的不满，认为“任命是违反原则的任命”。他在遗书说，“没有这个单位，没有这个编制，怎么能任命一个干部呢？使我失去单位，并将很陕失去工作，使我失去生命，折磨得我没法活下去。” “中国官员没有退出机制，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小，大多数人只要进入官场，就变成终生事业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分析以上自杀案例说，这些人一旦出了问题，政治生命终结，人生的意义也随之黯淡。 

官场人际关系极端扭曲的另一个案例是，2009年4月17日，西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处级女干部张某在办公楼服毒自杀。她的遗书如同一份交织着悲情和愤怒的控诉书，直斥置她于死地的质监局某领导是“道貌岸然的禽兽”，“竟然在他办公室对我进行猥亵，在他家里对我这个女下属……给我身心造成了极大的耻辱和终身痛苦。” 这份遗书是在她自杀前一个多月，2009年3月11日晚写在信纸上的，落款“不孝女张某”，并有红色指印。遗书后还附有长达11页的控告材料，详细叙述了某领导与她之间的许多事，包括她所说的“对我的迫害行为”，一共12项，包括“封官许愿”、“送钱送物”等详细内容，具体时间日期都很清楚。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2日，系她自杀前一周。 

显然，张某的自杀经过长期酝酿和精心考虑，目的很明确，如她遗书中所说，“让新闻媒体、组织和广大群众能够深刻地看到一个市级机关部门的这位某领导，使用多么卑劣、无耻的手段迫害一名年轻女下属的行为。” 而一些自杀是因腐败而被人要挟。湖南邵阳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于2009年11月26日坠楼身亡。事后，警方公开他留给妻子的遗书的部分内容：“我没有多大过错，我工作很忙，收到的红包礼金没有空去存，工资卡也没取，父母妻儿我走了，我不想死，是邵东人逼死我。” 

2010年4月20日，江西弋阳县卫生局疾控科副科长刘炎欣在卧室服毒自杀。刘炎欣留下4封遗书，称其自杀系弋阳县卫生局所逼。“我的死是卫生局所逼，我的外债和占爱明（中畈乡卫生院药剂师兼出纳）的白条，我是很冤枉，我的工作任职期对得起人民和党，但你们永远不理解，我无法面对外界的谣言、压力和你们的做法使人难以理解，我家一穷二白，从不贪，一心扑在工作上，其他无话可说……” 

在另外两份遗书中，他为自己剖白，“我任院长生涯从未得过任何回扣，没有得过任何好处，我只请求卫生局和有关部门，审计2002年到现在资金流向……我走这条路迫以（于）无奈，压力太大，请组织原谅。我没有对不起党和政府……”“我真冤枉，没有用过医院一分钱，我外债都是为医院，我傻，我无法面对，希望纪检、检察、会计事务所把我任职期给个明白，我对不起子女、老婆，希望你们给个公断。占爱民财务情况审计清楚。即日。” 不过，多数遗书只言片语，选择性地流露情感，显示其最后一刻仍在做某种保全和遮盖。 

2009年2月18日，安徽固镇县财政局长殷勇从财政局办公大楼五楼跳下身亡，遗书中有“近来身体状况很差，不能胜任工作，有很大压力。由于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已经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特选择离去”等内容。 

2011年4月28日洛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张广生在自家住宅楼上坠楼身亡，死前给妻子打电话，“对不起，我走了。” 11月5日跳楼自杀的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李步安，在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对不起！我好累，让我去照顾我有病的妈妈吧！” 从近两年官员自杀前的行政级别看，基本都处于司局、县处两级。这两级官员，既是上下压力交汇处，也是诱惑力和保护力脆弱平衡之所在，这一切使得他们在官员阶层中，最易爆发人际关系失控和心理抑郁。 

抑郁症：心理疾病还是社会问题？——更多官员的自杀，未给世人留下白纸黑字。当其死因疑窦重重或者死状离奇时，很快被外界打上了各种问号，难以稀释。随之，每次官员自杀的结果，是人们对官场的幽暗心理一次次泛起。 

出于风险控制，最方便的处理术是将社会问题简化为医学问题，结构性问题简化为个人性问题。于是官员自杀后，官方往往将这些官员的死因归结于个人的心理因素，给出的标准答案基本是“抑郁症”，排斥社会失范型自杀的解读。网络随之戏称，“官员自杀必定抑郁症，百姓上访必定精神病。” “抑郁症”之说，并非空穴来风。这些自杀者生前举止，或多或少都有抑郁症状。刘先进自杀前身体一直不好，严重失眠，疑因健康原因引发精神焦虑而自杀。蔡铁钢患抑郁症多年，曾先后三次到北京东方医院治疗，自杀前处于服药阶段。 

医学界将抑郁症定义为常见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低，悲观，思维迟缓、缺乏主动性，自责自罪，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 

事实上，精神抑郁只是一种现象判断，而不是原因，把现象作为原因处理，既做了解释，也隐含了回旋余地。 “中国人理解的自杀，是没有社会原因就不会自杀。”吴飞表示，中国人更熟悉的一个逻辑，如果说谁有抑郁症自杀了，往往是抑郁症背后有一个其他的原因，抑郁症是中间的一个环节，同一个原因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抑郁症，一个是自杀。而不是抑郁症导致了自杀。 

杨宽生生前分管人事、财政、公安、矿产税费征收等23项政府工作，是当地官场的“实权派”。其死状极为惨烈，据知情人透露尸检情况，“死者左手腕被多刀砍致2/3断裂，后脑勺有一刀伤，颈部有4刀伤痕，左胸肋骨三根断裂……”外界将杨之死归因于“官场恶斗”、“政治谋杀”。而官方发布尸检结论称，杨宽生系因精神抑郁，连续使用割脖，触电、割腕、煤气，跳楼等方式自杀。马怀德分析说，为了顾全死者的名誉，组织上往往会采用抑郁症之类的中性说法，让各方都能接受。 

始创自杀社会学研究的德国社会学者涂尔干认为，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构的社会的反应。由于社会的剧变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状态，破坏了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因而就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 但据吴飞了解，西方典型意义上的抑郁症讲的就是一个生理性疾病导致了自杀，没有其他的意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欧洲生理学家，在互不认识、中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同时发现了一种人脑分泌物，并得出结论，正是这个东西的缺乏导致抑郁症，并导致自杀。在社会和文化结构长期稳定背景下，关于自杀的精神生理学观点，当前在西方社会对自杀行为的解释中已占据主导性位置。 

官员自杀文化反转——自杀，多少是带着神秘而走，这形成了自杀研究中的一个悖论：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确定的原因。这样，一般人是通过别人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判断，于是外界猜测和心理反应成为观察社会结构趋势的一个窗口。 在中国历史上，官员自杀从来被看作一种反抗的方式。比如忠臣义士在国破家亡时以自杀表达气节。这是维护道德、朝廷的一种表现。 

如今官员群体的强悍、凌厉形象淹没了内部的异质性。以至于当群体中的个体毁灭时，庞大的被管理群体内心产生一丝快感，而不是先泛起一阵同情。同样是自杀，面对官员、文人与农民这三种不同自杀主体，人们的情感鲜明发生了分化。 “一听说官员自杀，人们老认为他是不是腐败啊什么的。最后发现不是这样。那些有问题的官员压力并不是很大，因为他光行使权力享受权力，可以过得逍遥自在。所以后来中央开始关注，为什么很多好官自杀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许燕说。 

吴飞发现，中国对自杀的看法存在两种相反的逻辑。如果说是官员原因不明的自杀，社会往往会认为他一定是有罪的；反过来，如果一个家庭里某方自杀了，人们就认为自杀的她/他一定受委屈了。“公共事件里大多是畏罪自杀，而在家庭里面不会畏罪自杀，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国现象。” 吴飞在某地研究调查时，刚好碰到有一乡镇干部因被怀疑投毒，被抓到了监狱里面，但种种证据表明他没有投毒，不管是村里人，还是他亲戚都知道他没有投毒，肯定是冤枉的。“但他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这件事情就成为抓获部门认定他一定投了毒的证据。因为谁都不知道他自杀原因，一般群众也就认为他是有罪的。” 

善后处理“三不”原则——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2011年11月10日自杀的第四天，卢的遗体在八宝山匆匆火化。两年间，农业部官员有三人选择自杀，这让农业部备感压力。2010年4月8日，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在市政府办公大楼坠楼身亡。三天后举行追悼会，现场摆满了密密麻麻的花圈，绝大部分都是个人署名，没有一个来自当地党政机关。 

查看以前报道可以发现，官方在处理类似的官员“自杀”案中，从事发到定论，基本遵循从快的原则。在历史定义中，死只有轻和重两种，官员最崇高的标准死法是，平时为事业鞠躬尽瘁、病倒累死；战时忠于国家而自杀。如今，官员自杀原因越来越充满悬疑。本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字硕表示：“在中国官场里面，一般认为这类事件即使不算丑闻，也是不光彩的消息。所以处理的手法就是尽量低调、尽量快速。以免引起种种不利的猜测。” 

事实上，自杀者动机已呈现出利己和利小集体的趋势。而民众一旦启动对自杀原因的猜测，不论结果是畏罪自杀还是合生取义，都将组织摆放至尴尬位置上。很清楚这―点的民航中南管理局局长在遗书内容中说道，知道自杀的做法可能给组织带来伤害，对不起组织的培养，辜负了组织的信任。 

官员的他杀、病故、突发性事故死亡，组织都有成熟的对口部门和处理机制，而官员自杀，令既有体制无从应对。多番尴尬后，大陆官场基本形成一种思维定性：只要是官员自杀，死后都会采行“三不”原则：不开追悼会，组织上不致悼词，领导班子成员不参加。不过，隔段时间就被官员自杀新闻袭扰的社会也不必为此完全灰色处理。一个比自杀的更大问题是：如果社会里一个自杀的人都没有，说明这个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谢选骏指出：正是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裴多菲和马克思这两只“乌鸦”的门徒不再对立，因为他们都挤入了“鸽子的队伍”。这就是讽刺性的中国国情。

（四）

网文《裴多菲》报道：

裴多菲·山多尔（1823年－1849年），匈牙利“爱国诗人和英雄，自由主义革命者”。他被认为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时他还是匈牙利著名的爱国歌曲《国民歌》（Nemzeti dal）的作者。裴多菲生于匈牙利王国的一个叫小克勒什的小镇。他的出生证明是用拉丁语书写的，当时起名叫Alexander Petrovics。他父亲的第一语言是匈牙利语，母亲只会讲斯洛伐克语。然而，裴多菲有着强烈的作为匈牙利人的意识，并逐渐成为革命激进分子的精神领袖。这些人主张从哈布斯堡王朝独立出来建立独立的匈牙利。他父亲拥有个屠宰场，他很想让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当裴多菲15岁时，由于1838年多瑙河的洪水和亲戚的破产使得他们家损失了很多钱。这让裴多菲过了一段不安定的的生活。1846年9月，23岁的裴多菲在舞会上结识了伊尔诺茨伯爵的女儿森德莱·尤丽娅。这位身材修长、有浅蓝色眼睛的美丽姑娘的清纯和率真，使年轻诗人一见倾心，拥有大量土地庄园的伯爵却不肯把女儿嫁给裴多菲这样的穷诗人。面对阻力，裴多菲对尤丽娅的情感仍不可抑制，在半年时间里发出了一首首情诗，如《致尤丽娅》、《我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你爱的是春天》、《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一下子给我二十个吻吧》等。这些抒情诗中的珍品，鼓动尤丽娅冲破父亲和家庭的桎梏，在一年后同裴多菲走进了婚礼的殿堂。1848年3月15日匈牙利爆发革命，裴多菲是革命领导人之一。1849年4月匈地方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同年夏天，奥地利和俄国联军进攻独立未久的匈牙利。7月31日，裴多菲投身瑟什堡（锡吉什瓦拉）战役，从此没有回来。人们认为他牺牲了，也有人怀疑他被俘虏，押送到西伯利亚。裴多菲牺牲时仅26岁，身后留下22岁的妻子和1岁半的幼子。他一生中写下了800多首抒情诗和8部长篇叙事诗，此外还有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且有相当部分在战火中完成。这样的高产率，在欧洲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布达佩斯多瑙河上茜茜公主桥东南侧，有裴多菲塑像。1956年匈牙利反共革命，这里是聚会地点之一。

谢选骏指出：裴多菲人虽然死了，但人种还是留了下来，而且还高攀了匈牙利的“贵族”——匈牙利也有贵族，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但无论如何，死人裴多菲也许会觉得物有所值，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虽然那里肯定没有天堂。

【066、中国人欢迎美军到台海保卫自由】

《美拟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北京这样劝阻》（2018-06-05 法广）报道：

路透社报道一艘美国战舰拟穿越台湾海峡。

美国军舰据报计划穿越台湾海峡，此举可视为是对不断遭到中国大陆战舰和战机绕飞威胁的台湾的一种公然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提醒，“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接连两个“最”并列，分析指可见中方明显不安。

中国海上势力近年日益扩张，南海、台海、东海，船舰并发，然而，随着中国海洋军事野心的膨胀，美军如影随形，在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周边，不断有美国军舰战机出现。中方宣示这里是中国的海域，美国宣布，这样做是适时地、定期地、长期地在这片国际水域维护巡航自由的体现。

现在，根据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军方计划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这一消息如果最终落实，无疑给北京当头一棒。这意味着特朗普的美国正采取更多行动来限缩北京的海洋野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二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北京的不安从一份官媒小报的丝毫不加掩饰的愤怒充分显示出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二发表社评怒呛：美国军舰最好还是离台海远一点!

这家报纸忘记了美国最近一系列海上行动与中方的丝毫不加收敛有关，该报以代表全中国的口吻称：“中国人肯定对此不高兴”。

不知说的是那边的中国人不高兴？该报警告：“美国军事力量最好还是离台海别太近，尤其是别主动来搅这里的浑水。”该报威胁称：那样的话会“将美国拖入一场与中国军事对抗的风险中。”

有分析人士指出，该报只管威吓，有没有做一点换位思考，这也正是许多国际战略家所担心的，中国海洋野心膨胀，在南海建立军事基地，在台海肆意绕飞，长此以往，那样的话会不会“将中国拖入一场与美国以及邻国对抗的风险中”。

谢选骏指出：1990年初，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宣称准备到中国近海进行广播，大家都很兴奋，《河殇》的另位撰稿人向我询问此事后果如何？我告诉问他此事无法成功。他问为何呢？我说中国共产党只要派艘军舰即可拦截下来。他认为台湾或美国可以派出军舰护航。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台湾或美国不可能为此和中国共产党开战，否则六四的时候美国就会出兵了！

这不是笑话，六四屠杀发生的时候，真的有些大学生哭喊着，问美国为什么没有出兵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唉，这些可怜的孩子，完全不知道1956年匈牙利所发生的悲剧。

人类是健忘的。1989年的时候，真有许多中国人希望美军到北京保卫民主自由。中国人依然欢迎美军到台海保卫自由。他们就怕美国不敢，所以故意在网上发起反美的民族主义叫喊。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积极变化都是由外来干涉促成的。

【067、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

网文《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包遵信）说：

人们现在对宪政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它总不时在媒体露脸儿。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尽管宪政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已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的目标了，这当然是非常可喜可贺。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宪政亟须循名责实，正本清源，以免鱼目混珠，贻误国人。究竟何谓宪政？我以为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是对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有真切实在的保障，一是对政府的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和有效的制衡。这些道理都是自由主义反复申述了的，所以正如徐友渔说的，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离开了自由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

说到自由主义，不能不联想到当下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是自由民主思潮的高涨时期。“六四”的镇压，使自由知识分子一度沉寂，但石还在，火是不会被熄灭的。一九九二年随着商业大潮的涌动，知识分子也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于是有了“公民社会”研究的展开，“人文主义”的讨论，表明自由主义已深入到相关问题的学理研究。而顾准著作的出版和顾准思想的讨论，更引发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的热情，正是在这样条件下，李慎之提出：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此后北大百年校庆时，李又明确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慎之老人的论述，不仅为顾准思想定了位，为北大传统正了名，而且为自由主义公开亮相树起了自己的旗帜。此后有的学者就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衍变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自由主义是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崛起，或者它只是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复苏。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早在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七六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就是这么踏上历史舞台的。

所谓“四五”一代人，是指以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为标志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四五”运动，也有人并没有参加，但大都下过乡，插过队，有着年头不等的生活阅历。他们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胡乔木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这样的思想历程，用秦晖的话说就是：“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是先有“问题”才有“主义”的。

那么，他们不读书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但读书，而且读得很认真，很艰苦。只是当年他们读的不是自由主义，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的书可读。他们读的是“黄皮书”、“灰皮书”，俄国和欧洲的一些文学作品，甚或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这样的阅读为他们撞开了自由主义大门。他们的阅读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知识饥渴，而是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追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那些书当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他们展现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义的大门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

“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四人帮”正是毛所依重，把毛的封建专制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人物，批判他们当然就是批判毛。把他们和毛区分开，固然有为“四五”平反的良苦用心，但若真的相信这种区分，好像“四人帮”所有坏事都是背着毛干的，那就无异于把毛从“英明”“伟大”的神话中的帝王，变成了昏聩无能的暴君。这离事实也太远了，毛是暴君但绝不是昏聩无能。我们民族那十年浩劫的灾难，都是贯彻他的意图，执行他的指令，“四人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博得了毛的信任和支持的。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怎么能没有民主化这个大目标？

二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贡献，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们那时还相当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甚而连职业也没有，就知识水准和理论素养说，可能不少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它们却有着“合格”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没有统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教条与框框，观察问题敏锐，敢于揭示社会黑暗的真相，议论和著文没有套话，假话，没有八股味儿。在官方的文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踪迹，实际上人们却承认他们当时已“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是与“党内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绍智语）。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就是自由主义派。他们以其独有的青春锐气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着也影响着知识界和理论界，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差不多都可以找着自由主义的身影，以致胡乔木在一九八○年就惊呼：“要向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四五”一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年就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自由主义则已成气候，编辑丛书，举办沙龙，研讨会，组织民间学术机构，……这些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四五”一代人是这些活动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相比较而言，体制外的条件更艰难，八十年代离开了体制，连生存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进行理论研究了。陈子明、王军涛原来在体制内都曾有不错的位置，但他们都主动辞去公职，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名称几经变化，创办和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位甚为关键人物，那就是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并以研究所为基础，衍生拓展了很多事业。

和九十年代知识界许多人辞职不一样，当年陈子明、王军涛辞职，不是要下海经商，而是踏上探索中国民主化之路。这可是一条险象环生、荆棘载途的坎坷之路，踏上它是要大智大勇，坦荡胸襟的。因为从四九年以后，执政党就一直把自由主义当作思想的头号大敌，自由主义稍有冒头就会严惩不贷。所以八十年代自由主义还只能依傍在别人的麾下（如党内民主派），借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当时想充当的是中国改革思想库的角色。

如果我们承认自由主义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在中国勃兴并有相当的发展，那对时下一些学者论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以九十年代为断限，就有理由认为需要补正。当然，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有了深化，翻译了一些从古典到现代的经典自由主义的著作，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研究的专著与专刊，对宪政理论与晚清以来的宪政史进行了研究，对“五四”以来老一代自由主义传统有了梳理，对当下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公民知识的教育和公民意识的普及也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取得的可喜的成绩。有人因此就指责八十年代是什么迷恋广场“激进型”的浪漫理想主义，现在要强调“保守主义”，提倡“消极自由”，以为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最新理论，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划一截然标记。这实在令我困惑。难道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犹如从容讨论客厅的窗户是打开还是关上，哪种主张都无碍自由的根基，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自由。可惜我们还没有这个福分啊！近代中国“保守”的思潮与“保守”的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可是这和时下学者讲的从柏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是两码事儿，我们还只是处于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争取自由。我们自由还没有得到，又有什么可以“保守”？当专制统治还相当顽固，时时总在想把自由思想扼死在萌芽状态，我们却一味地强调“消极自由”，岂不就是给犬儒主义、取消主义套上一件美丽外衣？如果说自由主义当下的策略要坚持渐进，注重理性，那么早在八十年代陈子明、王军涛就是这么主张的，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不错，他们参加了“四五”，参加了“六四”，这又能说明什么？难道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只能躲在书斋里纸上谈兵，面对要求自由与民主愤而走上街头的民众，可以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其实，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说，从“四五”到“六四”的民主运动，更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尽管那时自由主义还相当孱弱，人们还是不难从沸腾的喧闹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当然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广场不是理想的场所，走上街头更不是情愿的选择。陈子明、王军涛他们的经历不就证明了自由主义成长的曲折历程吗？

我之所以要辨析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勃兴与发展，不能局限于九十年代，并非只是为了彰显陈子明等“四五”一代人的历史地位，何况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即使有也轮不到我来做。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与发展，中国宪政民主大目标如何才能逐步实现。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从严复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于宪政则更是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九四六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它有缺点，但和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比，还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目标取向，一个是宪政主义，一个则是一党专制。这种不同，用萨托利的话说，前者是“保障性宪法”，即为通向宪政提供保障（台湾民主化就已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只是“名义性宪法”，即只徒具其名，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从中国宪政史的角度也可以说，一九五四年宪法的颁布，无异于宣告宪政道路已被封死了。谁有这么大的力量？当然只有执政党。令人不解的是，当时还有那么多自由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还身居要津，有相应的言路和发言的机会。可是全都和“工农大众”一起“欢呼”“拥护”，却没有自由主义的声音，没有宪政理念张扬。当时执政党也不曾担心他们会有反对的声音，而只是忧虑这些人如何安排。一届人大之后，他们都得到了相应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实的花瓶，他们也都感到心满意足。一代自由主义精英，在原则与利益的两难面前，竟然一无例外地把原则放到了屁股下面，为的是坐稳自己的位置。这倒是新一代自由主义要牢牢记取的教训啊！

（本文为《浴火重生》包遵信序的第二节/《改造与建设》）

谢选骏指出：包遵信此文言之有理，但是没有触及一个颇为深入的层面，那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何谓“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就是，“只有自由主义是对的，别的都是错的，我决不宽容。”典出何处？典出就在包遵信处。事缘我的《天子七书》在北京一家编委会出版时，推崇自由主义的包遵信竟用“神经病”三个字予以否决。他的这种态度，和文化恶霸甘阳简直不相上下了。这就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并非孤立的病例，而是普遍的病症。那么，包遵信这种态度，是否对我个人不满？不是的。因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还送了一条“洋烟”给他，他眼睛一看说，“我不抽洋烟。”于是我拿出一条“云烟”给他，把洋烟换了回来。他却说，“你送给别人的东西怎好收回？”于是一把就夺了他不抽的洋烟过去，两条香烟一起放进了柜子里。我很吃惊，问他说“你不是不抽洋烟的吗？”他一笑置之，我也不予计较。可见他否决《天子》，确实不是与我为敌，而是出于“决不宽容的中国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对自己不懂的东西一概封杀，明显是毛泽东思想的幼虫阶段。

《中山大学被解聘教师回应掌掴甘阳，逐条反驳相关调查》（端传媒记者 张渺 2016-01-26）报道：

广州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李思涯掌掴博雅学院院长甘阳事件发酵已有十余日，然而直到昨天（1月25日）李思涯才首度回应。他在澎湃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山大学是在调查真相还是欲盖弥彰？——李思涯关于掌掴甘阳事件的三点澄清》（后称《澄清》），称中山大学的调查说明误导性极强，还透露在他自1月12日起被行政拘留10天。《澄清》上线不足15分钟即下线。

1月7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师李思涯在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当众扇了院长甘阳几记耳光，该事件曝光后引发热议。一位熟识李思涯的人士对羊城晚报透露，李思涯被激怒是由于学校将原本每年两次的评聘改为一次，令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未获评聘资格。

1月22日，中山大学公布《关于博雅学院教师职务聘任有关问题调查情况的说明》（后称《说明》），从李思涯的聘期、是否申请聘任副教授、聘任时间安排和学院教职聘任委员会四个方面公布调查结果，并解聘李思涯。

但李思涯在《澄清》中对此一一进行反驳，并表示中山大学方面「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找我调查过情况」。

《说明》称李思涯并未「面临解聘」，学校与其签订的聘任合同分3个聘期最长可达9年。但李思涯在《澄清》中表示，虽然聘任合同可达9年，但院长甘阳掌握聘期考核的绝对决定权，2012年和2015年曾分别有刘姓教师与龙姓教师被迫离职。

对于《说明》中称7年间完成教师职务聘任工作7次的说法，《澄清》回应称，博雅学院只在2013年进行过一次职称晋升，而博雅学院也是在这次晋升申报截止期前3、4日才进行通知。

《说明》称中山大学已于2015年1月发布文件，规定各院系一年中仅进行一次聘任工作，博雅学院的聘期定于上半年而李思涯并未递交申请。但李思涯表示，博雅学院并未向其传达相关规定，而在2015年3月，甘阳曾称教授和副教授职务聘任工作会在当年秋季举行，令他错过递交申请材料的时间。

此外，《澄清》还提及在一次遴选硕士生导师的过程中，全学院符合资格的只有李思涯和另一名教师，但甘阳因「我认为你没有资格」、「来这么久对博雅学院没有任何贡献」、「没能力教研究生」等理由拒绝为李思涯向校方申请。

李思涯表示，自己做出掌掴举动由于「被甘阳多年欺压且多次申诉无门」，并引述《孟子》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李思涯）人很老实，估计已经被逼得忍无可忍了，兔子急了也要咬人。——澎湃新闻1月9日曾转述中山大学一位匿名教授的说法，该报导已于当天删除！] 

除了逐条反驳外，李思涯还在《澄清》中罗列了数封邮件截图和文件相片。其中一封邮件显示，博雅学院另一名青年教师谢肃的课程因被排在大四第三学期、学生普遍准备毕业而无人评教，导致相关成绩为0。甘阳在给全学院老师回复邮件中称，「谢肃老师或许在从前的工作单位有过曾经死的不明不白的经历留下了什么心理创伤，或如果在来博雅后又有过受迫害死的不明不白的经历建议他可以向全院作血泪控诉，但如果以为学生网上评教他的课得了零分又是学院作了什么手脚故意陷害他迫害他，那我大概只能善意建议他最好找心理医生看下。」女声网主编吕频在看到《澄清》后表示，「从文中引用的电子邮件，就可知他（甘阳）平时蛮横霸道到何等程度。」

目前，对李思涯和甘阳的评价均出现两级分化。有博雅学院学生认为，李思涯上课「极其不负责任」，但也有学生认为李思涯教学严谨、学术成绩扎实但未得到公平对待；有博雅学院学生认为甘阳对青年教师关爱尽责、为学生呕心沥血，而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却在文章《「恶霸」甘阳，也许只是一个胖虎》中提及，甘阳曾多次对青年学者大肆羞辱，并质疑甘阳通过反复怒骂和关爱操控学生，「『博雅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为的是培养『自由』的人格，甘阳却用一种驯服动物的行为主义来调教他们，这如何不叫人寒心？」

博雅学院是中山大学在本科阶段实验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学院。羊城晚报曾在2013年的报导中称，博雅学院的学生亲切地称甘阳为「甘爹」，认为「我们很像兄弟姐妹，和老师的感情也是家庭式的」。但陈纯表示，「这是一个毫无人性尊严的封建大家庭，最上面有一个独断专行的大家长」；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李华芳则认为，博雅学院全然排除了自然科学和理工类科目「其实是念歪了『liberal arts』的经」。

甘阳掌掴事件发生后生2日后，一封题为《博雅学院教师关于2016年1月7日事件的声明》迅速在网上流出。这封公开信由17位教师联署，描述了掌掴事件经过，并谴责了青年教师李思涯的暴力行为，信末称博雅学院教师将「团结一致，不会屈服于任何暴力的威胁和恐吓」。但中央财经大学教师徐斌认为，「几乎所有教师都签名表示谴责暴力，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明事情的是非曲直，中国式的教师风骨道德显示的淋漓尽致，因为对当事人下场的恐惧以及对权势的畏惧，心中判断的是自己的利益。」

有不少分析认为，此事反映出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普遍的尴尬处境。一名青年大学教师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大学也是名利场，「大多数机会集中在少数资源丰富的大佬手上，互相给对方及门下提供便利。非出名门的『青椒』只能靠难得的运气、更拼命的努力、更大范围和强度的投稿」，而这是「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

根据《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对5138位高校青年教师的统计， 84.5%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唐小兵曾于2013年撰文指，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要实现学术和精神上的双重突围极其困难。

2013年因病早逝的青年历史学者张晖曾写道，「学界官僚气氛浓厚，青年学人收入普遍偏低，为求出路，几无个人尊严可言……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类似于明代的遗民。」

博雅学院是中山大学为探索本科体制改革设置的精英学院，每年从应届生中择优录取30名学生。学生需广泛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 

甘阳被打，背后体现出，他的博雅体系整个都是失败的：院长欺侮老师，老师打院长，同事联名签字落井下石，学生上网站队骂老师「疯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陈纯：个人很想知道，打了一耳光，行政拘留的依据是什么？参考社会上打了一耳光的处理结果，感觉明显过重。二是，解聘一个员工，完全不和被解聘者沟通，确实是够冷漠的。 

澎湃网友yzziqq：一部分没及格的学生在网上痛骂你让他因为一门公选课失去评奖学金资格，一部分刚得60分的学生在教务处评教系统集体给你刷一分，还有一部分拿了99分的学生会在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你讲科幻小说和后现代主义的下午……这是理想主义的老师才能干出来的事。于是似乎也能稍稍理解从书生变武生的冲冠一怒了。

微博网友洛之秋：中国是一个讲究长幼尊卑秩序与个人面子的人情社会，就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校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在知识分子众多的高校，至今也没有发展出一套就事论事的理性说理方式的为人处事之道。

唐亚林评论：是谁将「祥林嫂」逼成了「鲁提辖」？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态显示，可怪的还有，中国的自由主义还和中国的专制主义，沆瀣一气。而且，中国的专制主义还会包庇中国的自由主义。

[甘阳，中国当代学者，披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料面纱。其妻为前香港政府环境局副局长潘洁。甘阳生于浙江杭州，文革中曾在北大荒插队，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获北京大学西方哲学硕士。1989年后离开大陆逃亡美国，入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班，没有毕业。1999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不了了之。（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等）]

【068、中美博弈落入了“专制与自由”的陷阱】

网文《10年前的一篇奇文：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哲就

2020-10-09）报道：

本文转自公众号“千度文”（id：qianduwen）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0年10月，距今已整整10年。回头再看这篇文章，作者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把握之准，可谓惊人！

作者简介：彭晓光，《环球财经》副社长，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前言：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文仅是一家之言，谨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一，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虽然届时中国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且综合国力弱于美国）而且，中国还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

二，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仅仅在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弱。）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三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唯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毛主席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三步曲：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一、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的咄咄逼人。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十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十年后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布什——切尼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但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二、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三、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四、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四个误区：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一：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成为了“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做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三：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的幼稚）。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几乎所有大国都成了美国盟友——当然，按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的逻辑，那无非是“仆从”“附庸”的代名词而已。

九个紧迫课题：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地缘政治军事

一、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罗斯：极而言之，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同盟中，美国也根本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先于美国走向同中国的正面对抗。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欧元区在低碳新能源领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最大，与美国合作针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战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为欧元也是美元的攻击目标；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一方面，美国西方希望印度的发展能强于中国，否则印度作为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给美国西方的意识形态说教带来很大的难堪（国内某些自由派学者不顾基本事实，硬要论证印度的发展强于中国，这使他们成了公众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让印度经济腾飞成为第二个中国，美国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实将更难以承受。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象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辞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权益方面依然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中美对抗中，主动或被动支援美军是一回事，在美国居于幕后“隔岸观火”的情况下，走上同核大国、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全面对抗的第一线，对日本而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战略自杀。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二、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三、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意识形态传媒

四、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五、 “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象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腐败，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现在“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

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洋奴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货币金融

六、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七、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未来10～15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中国内政

八、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的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美国内政

九、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

二是由于俄罗斯、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

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谢选骏指出：上文洋洋洒洒，辛苦万言，唯独没有涉及一个致命关键——中美博弈，现在已经落入了“专制与自由”的陷阱！这不是孤立的。因为上文所引的法、德、苏、日之所以先后败于美国，都是由于未能越过“专制与自由”的陷阱——即便似乎民主自由的1080年代的日本，其实也是在自由竞争中败于美国的。这是因为日本国内的限制太多，无法发挥国民的创造性，更加无法吸收外国人才进入日本。日本之败，绝非区区一个”广场协议“的结果！

【069、主观能动可能，意志自由不可能】

网文《论主观能动性的产生——虚幻的自由意志！》指出：

我们在讨论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谈意识是否拥有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机械宇宙论，其本质就是决定论。决定论的观点就是一切都是注定的，包括我们的意识，这样不存在自由意志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一种奇妙的自由感呢？难道这真的就是一种错觉？

我不甘心！因为决定论是完全遵循因果关系来论述的，也就是说，如果因果性正确，那么决定论就正确了。那么我们要想证明意志是自由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否认因果性。

怎么样，很震惊吧？其实不必要，因果性作为我们的一项基本观念已经很深的刻入我们的骨髓里面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一下证据，知道量子论吗？我们现在先来认识一下啊……

普朗克尊重实验事实，提出一个大胆的、革命性的假设：每个带电线性谐振子发射和吸收能量是不连续的，这些能量值只能是某个最小能量元e的整数倍，而每个能量元和振子的频率成正比。后来人们称e为“能量子”，称h为“普朗克常数”。1900年12月24日，普朗克在德国物理学会的会议上，以《论正常光谱能量分布定律的理论》为题报告了自己的结果。量子论就这样随着二十世纪开始由伟大的物理学家普朗克把它带到我们这个世界来。 

量子理论已经诞生了100年有余，它产生了令人信服的应用成果，但是它也带来了反直觉：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指出我们无法同时精确地获得一个物体的动量和位置。而非定域性让两个处于量子纠缠态的粒子的纠缠态同时崩溃，而不管它们相距多远。爱因斯坦就说过，尽管量子力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一个内心的声音告诉我，它还不是真实的东西。”

量子论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科学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而且在哲学上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无论在认识论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促进着哲学的变革。量子论的新见识之一是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在原子范围内真正的实在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真正的实在是量子态。无疑量子态有一个难以捉摸的特征。它有潜在能力，依据与其相互作用的仪器的类型，或者呈现波动性或者呈现粒子性。只有当它不被观察所破坏时才显现其真貌。量子论的新见识之二是弱型因果律。力学因果律是指在不同时间客体状态的关系。在古典力学中状态的定义不包含几率的概念，因此古典力学的因果律是决定论的因果律。在量子论中状态的定义包含几率的概念，因此量子力学的因果律是非决定论的，相对古典力学的强型因果律，它是弱型因果律。 

玻尔认为，量子力学中的波实际上是一种几率，波函数表示的是电子在某时某地出现的几率。1927年，海森伯提出了微观领域里的不确定关系，他认为任何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要准确测量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就将是不确定的。这就是所谓的“不确定原理”。它和玻尔的波函数几率解释一起，奠定了量子力学诠释的物理基础。玻尔敏锐地意识到不确定原理正表征了经典概念的局限性，因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互补原理”。但爱因斯坦不同意不确定原理，认为自然界各种事物都应有其确定的因果关系，而量子力学是统计性的，因此是不完备的，而互补原理更是一种权宜之计。于是在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进行了长达三四十年的争论，直到他们去世也没有作出定论。 

上面的玻尔的观点作为其著名的“哥本哈根解释”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所观察的世界看来是独立的实在，但它仍然是悬浮在某种“非实在的”微观世界之上。这种限制是避免不了的，因此，我们不能希望去给出量子过程的一个真实的描述。

看见了吧……量子力学是统计性的，事物仍然是悬浮在某种“非实在的”微观世界之上的，也就是说因果性在这里不管用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出来我们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了，在此刻和前一刻之间并无因果性的联系，有的只是概率！也就是说，我想撒尿，这是我的愿望，但并不代表就是我撒了尿的原因，我撒了尿这一事件的发生和我的愿望没有因果关系，有的只是概率上的关系。结果就得到，无论结果撒不撒尿，都和我的愿望没有关系。而在我们脑里的自由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原因在于我们的自我意识存在的方式。意识是一个个记忆的片段连起来的，通过时间来连续的，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当然的把“我的愿望”和“撒不撒尿的结果”连在了一起，并同时认为这两者是有因果联系的。其实也有“我的愿望”和“不撒尿的结果”并存的地方，那就是在你觉得你做出了决定的一瞬间我们宇宙所分裂出了另一支平行宇宙里面了……

所以说，无论是那种情况下，我们所想的和我们所做的，都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我们就认为着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感觉到的，看到的也只有一种结果而已，我们并没有想到和感觉到当我们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还会存在另一种情况……这就是自由的感觉来源了，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有主观能动性的原因了。 

这样一来，是不是觉得很乱啊？嘿嘿……

不理解就要好好看，好好思考啊……

决定论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不良影响，如果真是什么都被决定了的，那么我们的行为都会是先前已经被人家设计好了的……这样的后果大家可想而知。那我们的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都会得到有力的反驳，而我们做为一个人的责任也随之消失。因为我所做的都是已经被注定了的……那这样还说什么有罪无罪呢？ 

这是一个不好的影响，以上所说的都会被最为抵罪的理论依据。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你看了下面的分析之后就会很明白到底要该怎么做了——

我们处在一个貌似由我们意志支配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由一大堆一大堆的“我的愿望”和“我的行为”相符的事件组成的，我们现在所感觉到的一直都是无数平行世界里的一个分支，一个极为特殊的分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以前世界，都是在表面上符合意志支配行动的一个极端特殊的世界。那么在这个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里面，我们的意志和行动都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表述——我们的意志在我们所感觉到是世界里都是和我们的行动一致的！那么我把这句话带点自欺欺人的意味来换个说法一下，得到——既然我的以至和我的行为在我们所感知的时间里都是一致的，那么我宁愿相信，我就是我的行动的主宰，也就是说，我是自由的！所以说我们讨论的自由，应该是一种主观性的自由，那种在决定论之下的，不是自由，因为那种“自由”是被限定的，是被在我们脑海中硬邦邦的坚硬不可摧毁的因果律支配的。

真正的自由是没有因果律的约束的，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由无数个“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行为”一致的事件的集合！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现在感觉到的世界！ 

关于我们以后的世界，当我们在做出“决定”时，我们的世界就产生分支了，分别有“我想撒尿却结果没撒”的世界“我想不撒尿却撒尿了”的世界等等，注意在这两个世界里，我的意愿和我的行为结果都是没有因果关系的，而在“我想撒尿我就撒了”的世界里，我的意愿和我的行为结果也同样是没有因果关系的！！要注意这一点！！而我们现在就在“我想撒尿我就撒了”这种类型的世界里！！！而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因果性的感觉就是因为如此！那都是因为我们恰好在这个世界里面啊！ 

在“我想撒尿我就撒了”这种类型的世界里，我们会一直讨论意志是否自由的哲学命题，而其他的世界是什么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现在只是存在我所处的这个分支世界中而已，我只能感觉到我们这个世界。 

于是，我证明了——我们的意志的自由的，在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里面。

如果我们坚持因果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得到——虚幻的自由意志！

如果我们坚持概率因果性的话，那我们的意志就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能够弄清楚真正的因果律是否是概率性的吗？

很失望，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我不能容忍，不能容忍我的思想会是被注定的被禁锢的！！我分明感觉到了它的自由和澎湃！！！ 

好了，现在我们是自由的了，我们当然也要有自己的责任和道德约束了，决定论已经解决了。

自由的意志，自由的灵魂。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东西啰里啰唆地写了半天，也没有写出一个最为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主观能动”并不等于“意志自由”。主观能动是一个适用范围很小的概念，而意志自由则是一个适用范围很大的概念：例如主观能动可以决定我们喝凉水还是喝热水，但意志自由觉可以决定我们喝不喝水。所以说，在我看来，主观能动是可能的，意志自由是不可能的。例如，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吃什么饭、喝什么水，但我们无法选择不吃饭、不喝水。

【070、专制创造自由，自由成全专制】

《汪洋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透露一重大动向》（2017年11月13日转载侠客岛）说：

昨天，《人民日报》4版刊登的一篇文章，很值得研究。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发表了署名文章《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全文逾6400字，从对外开放的形势、内涵和举措几方面，对其进行了详尽阐释，信息量很大。而这其中，引起最广泛讨论的，则是“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留心的话就会知道，这其实是对十九大报告的呼应。10月18日十九大上，习近平就明确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自由贸易区我们常听，但是自由贸易港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在对外开放格局中，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

概念

严格意义上说，由于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于自贸港，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是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3年9月，我国建立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Pilot Free Trade Zone），即上海自贸试验区。此后，陆陆续续已经发展到11个自贸试验区，包括天津、广东、福建自贸试验区等。在这些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往往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具有保税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减轻企业的关税负担，促进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在我国，保税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等都属于各种形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举个例子。美国的企业A想要出口商品给中国的企业B，如果是在普通的口岸，按照两国在世贸组织下的关税减让表，进口商B在进口时必须要支付一定的关税给中国政府，并且办理手续可能相当复杂。

但如果在海关特殊监管区例如综合保税区，B企业则可能享受相应的保税待遇。也就是说，区内陈列、加工，这些商品都不用缴纳关税，只有离开这些区域进入内地才需要缴纳关税。

那么，与上述概念相比，自贸港可能会有哪些不同呢？

汪洋在文章中对其做了个定性，“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最后一句是重点。说白了，就是要在现有某些自贸试验区以及其包含的自由区的基础上，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建立高标准的对外开放区域，立志成为全球贸易枢纽中心。基于此，自贸港也常被视为自贸试验区的“升级版”。

升级版怎么升？香港、新加坡这些我们熟知的自由贸易港，都要成为学习、竞争和超越的对象。

对标

其实，不只是香港和新加坡，包括中东的迪拜、德国的汉堡、荷兰的鹿特丹等，都发展出了符合本地特色的自贸港。

比如，鹿特丹港最大的优势就是超强的服务能力。大家都知道，随着欧盟一体化加速，关税减免这些优势在欧盟内部已经弱化。但鹿特丹港超强的港口服务能力，却为它带来了海量的贸易。其突出优势在于建立了一个公共信息平台，实现了EDI（电子数据交换）标准化等。除此之外，在硬件上鹿特丹港建立了立体交通运输的网络化，促成了储、运、销一体化运营。

同处亚洲，作为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排名前列的新加坡和香港，对我国自贸港的建设，或许更具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以自贸港立国的国家，新加坡的优势主要在技术创新。比如早在1989年，它就推出了全国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贸易网。这个网络有多厉害呢？囊括了海关、税务、安全等逾35个相关部门，这样一来，原来需要向多个部门分别提交的文件，就只需要提交一次就够了；原本需2至7天的通关时间，理论上可以缩短至1分钟。

香港的经验，则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自由。首先，整个香港行政区，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除了四个税号（酒类、烟草与香烟、碳氢油类、甲醇）以外的所有货物的进出都可以享受零关税。其次，在香港设立任何形式的公司所需要的注册成本很低，外商投资者可以持股100%，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资金都可以进出。

事实上，香港已经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对我国建设自贸港的参考价值非常高。

我国已经提交自贸港建设相关方案的，是上海和宁波，但在投资、建设环境上，都与香港、新加坡等有一定差距。

机遇

那么，在此基础上，中国的自贸港建设要走出一条怎样的路？

上海市有关领导的说法是，自贸港的建设，目标不止于贸易自身，其初步设想是以贸易带动产业，“要把巨大贸易量带来的巨大附加值留下”。

巨大贸易量怎么来？巨大附加值又指什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崔凡认为，其核心在于——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在目前阶段，国内建设自由贸易港首先应该大力吸引转口贸易，更多地集聚商品物流以及供应链企业；“但发展本地贸易、转口贸易并不是终点——离岸贸易、离岸金融或将是自由贸易港政策最终大发展方向。”

何为离岸贸易？一般来说，它分为两个部分：“转手商贸活动”和“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举个例子，香港的甲公司需要从内地进口布料转卖给美国的品牌商，这个过程中，布料这一货物并没有进出香港，货物直接从内地运往了美国，但从物权上来说，它在贸易过程中属于甲公司。这一过程就称为“转手商贸活动”；还是甲公司，但这次我不直接参与买卖，只是帮助买家和卖家寻找货源、推广市场、协商价格、安排装运等，相当于一个中间商，这就是“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离岸贸易，前者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货物贸易统计，后者纳入服务贸易统计。相较于传统的转口贸易，它的物理成本更低，而且对地理位置等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信息源，世界各地的生意都能做。无疑能够带来巨大的贸易量和资金量。

拿香港来说，2015年，香港的离岸贸易规模已经达到了4.33万亿港币，占其年度贸易总量的55%。

总量一大，其附加值作用就会凸显。

“当我们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企业来这里做生意之后，我们手上的商品和信息流的价值，将不可估量。”在崔凡看来，离岸贸易的终极意义，在于其带来的信息和数据流，这里面包括商品信息、订单信息、物流信息、商家信息等。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尤其有利于离岸贸易的发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单纯的出口和国内市场开放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当下的中国要做的，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综合利用全球资源，布局更高水平的价值链平台。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有利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居于更加优势的位置。”

桥头堡

从这一角度出发，自贸港无疑具有重大的领航意义。

一方面，从国内现实来看，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一直高于大部分其他经济体。2006年时，我国进出口金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曾高达64%。一般来说，经济规模大的经济体其外贸依存度会降低，但是即便到了2016年，其占比仍然高达33%。外贸依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另一方面，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开放红利已所剩不多。此外，过去几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活动中，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无疑都在呼唤一个具有世界级开放水平的贸易平台。

而在更多专家看来，自由贸易港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节点，体现了我国持续开放的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说，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也需要搞“升级版”。

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而中国发起或参与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项目，则日益成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依托。

在不久前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说：“预计未来的15年，中国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2万亿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也将达到2万亿美元。”

可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大国，中国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旗手。

在此情况下，中国要想实现由贸易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的转变，就必须有个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与贸易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

自由贸易港，或许正是历史赋予的那座“桥头堡”。

谢选骏指出：如果这一说法是对的——“自由贸易港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节点，体现了我国持续开放的政策。”如果这一说法也是对的——“自由贸易港，或许正是历史赋予的那座‘桥头堡’。”那么，即可以说——是专制，创造了自由；是自由，成全了专制。呜呼哀哉。

【071、自己捐款给自己是慈善还是洗钱】

《美国炸锅 比尔·盖茨再捐46亿美元》（2017-8-30家族企业杂志）报道：

真的是超级土豪！世界首富又有新动作，热爱慈善的比尔·盖茨再捐46亿美元，创2000年以来最高捐赠记录！

据美国证券机构8月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将名下价值高达46亿美元的微软股份捐给了慈善机构，创造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捐赠记录，并超越巴菲特成为了21世纪捐款最多的人。

据悉，比尔·盖茨此次所捐出的微软股票价值占据盖茨个人财富的5%，是今年全球最大一笔捐赠，而他的捐赠对象是他与妻子梅琳达共创的慈善基金。

回顾比尔·盖茨的慈善之路：1999年，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将威廉·H·盖茨基金会改名为：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并表示该基金会的宗旨是：减少全球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在这一年捐赠了微软公司价值160亿美元的股票。

2000年，比尔·盖茨再次捐赠51美元，2004年，比尔·盖茨再次给他的慈善基金会捐款33.5亿美元。截止目前，比尔·盖茨一共捐出了350亿美元。2005年，比尔·盖茨更是在在英国伦敦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宣布，自己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将捐献给社会，不会作为遗产留给子孙。

事实上，除了比尔·盖茨外，世界富豪们都对慈善情有独钟。股神巴菲特每年都会向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捐赠金额，2006年6月，巴菲特宣布向该基金会捐赠当时价值约310亿美元的股票。2015年，当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喜得千金，宣布将捐出持有股票的99%用于慈善事业。

在中国，2015年9月马云通过捐赠阿里巴巴股权设立慈善信托基金，第一次的高调捐赠就成为中国最大单笔个人捐赠，当时此部分股权市值约145亿，该基金将用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今年七月，马云公益基金会出资1000万美元成立非洲青年创业基金；据《2015胡润全球华人慈善报告》数据显示，“李嘉诚基金会”至今已捐出逾150亿港元，主要支持教育及医疗公益项目，其中87%用于大中华地区；2017年，美的创始人何享健于7月25日公布了捐赠60亿元的慈善计划。

为什么世界富豪们都热衷于慈善事业？

事实上，除了可以造福社会之外，透过公益事业，许多企业家族很成功地把家族企业的核心价值传承给下一代，同时把家族的影响力扩散到本业之外的其他领域，并对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考夫曼家族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从1950年创业到今天，这个家族经历了创业、转型，并创立了世界知名的考夫曼基金会，为脱贫和创业教育有深远的贡献。

1950年的时候，尤恩·考夫曼在自己房子的地下室做钙片营养补充品的生意起家。那是二战之后复原的年代，维他命之类的营养补充品正大受欢迎，于是他顺势用五千美金成立了Marion Laboratory 公司，白天制造产品，晚上把一瓶瓶的钙片装箱打包。考夫曼很了解事业想长长久久就一定要重视创新。然而，新药开发的成本非常高，绝对不是他的小公司可以负担的。于是他另辟蹊径，透过并购比他更小的公司来扩充产品线。这些小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在市场上都有相当成功的产品。到了1964年，Marion Laboratory 的销售有四成来自于透过并购而来的新产品。

1989年，陶氏化工的医药部门并购了Marion Laboratory，考夫曼家族的医药事业在此大致上结束。然而，考夫曼的家族企业并没有结束。由于夫妻两人都是运动迷，因此当堪萨斯市有机会成立新的大联盟棒球队时，夫妻俩就向美国职棒大联盟买下了新球队的经营权，成立了堪萨斯皇家队。

当尤恩·考夫曼在1993年过世的时候，他唯一的儿子Larry Kauffman接下棒球队，成为第二代家族企业领导人。老考夫曼白手起家建立的家族企业在两代人手里由制药成功转型到完全不同的职业棒球领域。

考夫曼家族的转型在美国这个运动风气极盛的国家并不是特例。大多数美国主要职业球队，包括美式足球、 棒球、篮球、冰球等等都是由家族经营。由于职业球队通常必须和当地社区紧密结合，因此所有的职业球队都很积极参加地方的公益活动。但是，考夫曼家族和其它球团家族不同的是坚定把创新和创业当成家族核心价值观以及为了帮助其他人实现这两个核心价值所成立的基金会。

1966年，由于考夫曼发现堪萨斯市有很多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外流，失业人口增加。同时，有很多年轻人因为经济因素必须在高中毕业前提早离开学校帮助家计，造成贫者愈贫的社会恶性循环。于是，他用十亿美金成立了考夫曼基金会。基金会有两个主要的工作：鼓励年轻人创新。希望透过创新让更多年轻人发现创业机会；改善教育品质。让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儿童和年轻人有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半个世纪后，考夫曼基金会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创业研究和政策机构，资产在二十亿美金以上，远远超越大多数的美国大学。基金会每年赞助的各项研究计划、培训活动，和社区发展经费都在千万美金以上。如今，考夫曼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是世界各地研究创业的学者和主管中小企业的官员的重要参考资料。透过这个基金会，考夫曼家族成功地把创新、创业的家族核心价值转变为家族、堪萨斯市，甚至整个社会的共同遗产。

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考夫曼基金会的使命和业务都很难和考夫曼家族的药厂或棒球队扯得上关系。老考夫曼卖掉了白手起家的药厂，把球队留给儿子，在规划传承道路时选择了一条比较不同的道路，他相信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力量，并试着让其他人也能透过创新和创业形成改变社会的正向力量。在他过世的30年后，考夫曼家族的核心价值和贡献让社会熟知。

因此，公益事业不见得能够帮助家族企业创造物质上的财富，但是家族公益事业可以帮家族企业把企业核心价值扩散出去，扩大家族和企业的影响力。

谢选骏指出：自己捐款给自己？这是慈善还是洗钱？这很难说，因为这涉及“诛心”，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明明白白。但是，自己捐款给自己，不论是慈善还是洗钱，都是一种“家族企业”，难怪了，《家族企业杂志》才会报道说：美国炸锅。其实呢，美国没有炸锅，因为大家心知肚明，莞尔一笑。倒是中国炸了锅——对联：四海翻腾云雨怒，五洲震荡风流激。横批：毛泽东死相。

【072、自己洗碗才是最高等级的生活】

《蓬佩奥帮太太洗碗照片微博疯传！在华人气飙升》（综合新闻 2020-05-03）报道：

中国社群媒体近期疯传蓬佩奥在家洗碗，老婆在旁玩牌的照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近期屡次发表怼中国言论，痛批中国隐瞒疫情，造成美国与全球疫情大流行，喉舌央视连续多日三次对他指名道姓的辱骂。但中国网民们反而在网络社群中热传蓬佩奥做家务的照片或讨论他少时读书时骄人的成绩，以此表达不满。宣传部门唯有迅速封帖，严防此事进一步失控。

在官媒狂轰攻击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突然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社群中“走红”。从中国大陆的社交平台上网民的反应显示，比例不少的中国人，并不支持中共的说法。

中国社群媒体微博近期疯传1张照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平时忙公事，回到家后也要担任太太的好男人，俐落地在厨房洗碗，而太太在一旁的餐桌边玩纸牌，夫妻和乐融融的模样让不少中国网友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从没看过习近平、李克强等人洗碗。

其实这张照片是蓬佩奥在2019年12月24日、25日于推特贴出的居家照片，他当时介绍，“尼克（儿子）和我在感恩节期间进厨房帮助苏珊（太太）……我们承诺明天的耶诞节会（做得）更好！”原来照片中是蓬佩奥父子在该年感恩节一起分担家务，并答应太太会在耶诞节当天做得比感恩节更好。

中国网友不能接受大官在家还要洗碗，痛批这样的人民公僕没有意义。从蓬佩奥在西点军校时期的照片以及他几十年前上学时的骄人成绩，到他在家里洗碗做家务以及与妻子玩牌的照片，都成为中国网民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中国网友们在微博疯传照片并发文指出——“千万别让媳妇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班回家也要洗碗，而这时候他媳妇是在打牌”“一个副国级的大人物洗碗，副国级的老婆不务正业，这个国家得堕落成什麽样了”。

谢选骏指出：匪区人民不懂自由世界的真理——自己洗碗才是最高等级的生活！

《龐培歐幫太太洗碗 竟破解了中共宣傳》（2020-05-05 世界日報社論）报道：

中國大陸微博近日瘋傳一張照片，是美國國務卿龐培歐在家穿短褲、圍圍裙，幫太太洗碗。照片引發瘋傳熱議，時機恰好是中共黨媒鋪天蓋地大罵龐培歐是「人類公敵」「背負四宗罪」之際。網民討論這張照片熱烈，中共怕發展失控，網管部門封閉微博和討論。以小看大，這件事恰可見識美中交鋒中的人性和政治。

照片內容是龐培歐下班在家，扮好男人。他挺著凸出的小腹，穿著休閒短褲、花圍裙，在廚房流理台旁臉帶笑意洗碗盤，而太太在一旁餐桌上優閒玩紙牌。這種美國家庭常見的景象被中國網民認為「太神奇了！副國級領導人居然幫太太洗碗，夫妻和樂融融模樣，簡直不可思議」，「從沒看過習近平、李克強洗碗」。

簡單說，一張普通照片卻破解了中共龐大宣傳攻勢，點中宣傳死穴。怎麼說呢？新華社、央視和環球時報最近連續多日用激烈措詞，指名道姓辱罵龐培歐、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和川普總統前政治顧問巴農三人，前兩人是川普閣員，三人都為總統出謀獻策，常發表對中國敵對的言論。中方不敢罵川普，只好反面操作「打狗看主人」，指桑罵槐就成了北京借民族主義對抗川普政府的策略。

黨媒詆毀龐培歐之際，洗碗照片流傳，不是有心人高明的反宣傳，就是太巧合。龐培歐、納瓦羅被黨媒喻為「哼哈二將」，都是對中鷹派人物，美國人也不見得全喜歡他們。但照片曝光後中國網民不斷轉發和評論，「快樂洗碗的是：人民公敵、美帝國務卿，中情局局長、西點軍校高材生、律師、生意人、丈夫、父親……，不理家務的老婆在旁打牌，這樣的人民公僕有啥意義？」「一個副國級的大人物洗碗，副國級的老婆不務正業，這個國家得墮落成什樣了」。

是褒是諷，各有解讀。讓人聯想2011年駱家輝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帶太太和兩個孩子搭機赴北京，在機場大包小包自己扛行李，駱揹著背包、拿折價券在星巴克排隊買咖啡，平民化作風激起中國網民熱議，拿他和中共高官出行前呼後擁作對比，刷新中國民眾對美國官員的三觀；駱家輝後來被黨媒醜化是「香蕉人」。

如今中共醜化龐培歐，洗碗照片卻發揮反擊效果。有人質疑，洗個碗就人氣飆升，太邪門了！反龐培歐的人趁機損他說，他當個廚子或洗碗工應該不錯，根本不具備當國務卿的素質。有人質疑，美國家家戶戶用洗碗機，照片分明是作秀擺拍做給外人看。

無論如何，中共開足火力攻擊龐培歐，網民卻借照片小題大做，不買政府的帳。有人說「習近平是坐在火山口上啊！」也有人嘲諷，甭說中國副國級官員，領導人家裡做飯、打掃衛生、開車都是國家出錢，連他們孫子都不用刷碗；男的在家洗碗做家務，在「厲害國」就是無能的代名詞。龐培歐人氣飆升，讓中共趕快封帖；民眾未必接受洗腦，常藉小事發洩或表達不同看法，讓當局弄巧成拙。

龐培歐最近不斷公開宣揚已掌握大量證據，顯示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身為國務卿，他出面聯繫歐盟、英、澳等國家聯手調查病毒起源；世衛在美國施壓下，對中國疫情的認定和態度也在轉變，都使龐培歐成為中共的「大毒草」。但龐培歐是代表川普，北京卻只敢拿龐培歐出氣。

北京在疫情紓緩後，忙於部署應對各國聯手追責索賠，卻有不少盲點：

一，對內大量宣傳病毒起於美國而不是中國，只能對14億人說說。中國以外的國際社會少有人聽，遑論取信。

二，美歐和東亞部分國家，甚至俄羅斯、伊朗、巴西官方或民間都已形成不信任中方的氛圍，世界反中情緒高漲。路透報導，北京國安單位坦承，中共正陷入1989年天安門鎮壓以來在國際間最嚴峻的情勢，卻不敢讓民眾知道。

三，龐培歐怪責中國在美國並不是少數聲音，而是兩黨和多數民眾共識。牛津大學校長、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說，習近平執政後徹底告別鄧小平的開放路線和政策，疫情期間加強鎮壓監控，對外展示戰狼式外交，反而使中國問題更多、處境更危險。其說法客觀描述成分，多於責備。

北京不願服軟，自信有充分條件和美歐對抗，現在更像一列加速推進的火車，全速衝向國際對疫情不滿而構築的防衛和質疑中共的高牆，後果不知是牆倒或車毀人亡，要付出多大代價才能收場。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各党各派的蠢猪无一通晓——自己洗碗才是最高等级的生活！因为碗碟是要入口的东西，交给下等人打理，实在不能放心。就像王公贵族，虽然可以叫厨子先尝饭菜，可是他们怎么可能保证出自不使坏往饭菜里面吐口水、擤鼻涕——这样的缺德事，中餐馆里的伙计就经常在干着。所以我说，自己洗碗才是最高等级的生活。这是满洲的猪狗皇帝们也无法享受的最高等级。自己不洗碗，等于天天吃别人的污垢，难怪“龐培歐”要大骂武汉病毒……可能是在中餐馆里吃了不干不净的东西了。

【073、自拍——自恋——自杀】

《司机掏出手机和熊自拍合影 被活活咬死》（2018-05-04 观察者网）报道：

因在路边看到一只熊，印度一位出租车司机丢下乘客，掏出手机上前合影。但不料他的这次自拍，竟成了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刻——被卷入“人熊大战”的这位印度人，最终被熊活活咬死。

这是这个世界上“自拍致死率”最高的国家，近日又闹出的一起悲剧。

据印度时报消息，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2日。当时这位印度出租车司机巴塔拉（Prabhu Bhatara）开着一辆SUV，载着两位刚刚参加完当地一场婚礼的客人，在印度奥里萨邦的那巴兰加普县内行驶。

行驶过程中，巴塔拉突然看到路边一座还在建设中的蓄水池内，有一只熊。突发自拍念头的他似乎忘了车上的乘客，随即下车，抽出手机前去自拍。不料自拍过程中巴塔拉脚下一滑，滚下山坡和熊扭打在一起。

当地报纸奥里萨日报称，当时这只熊受了伤，正是在找水喝。但是应付巴塔拉，熊占尽上风。巴塔拉的呼救声引来当地民众的围观，其中有人拿出手机录像。视频中可以看见，熊坐在巴塔拉的身上，压得后者不能动弹。

随后有人试图用木棍敲打熊的头部，还有村民朝熊抛掷石块，尝试从熊爪下救出巴塔拉，期间还有一只流浪狗加入到营救队伍中。但多方努力无果，每日邮报称，或许是村民的行为激怒了熊，导致巴塔拉被越拖越远，其头部、颈部也多次受到重击。

就这样，巴塔拉与熊进行了近2个小时的搏斗。而当距事发地10公里外的印度林业部门派人抵达现场时，巴塔拉已经一命呼呜。但因熊还在周围徘徊，众人不敢轻易收尸，只能在晚间请来麻醉专家，将熊控制后，才将巴塔拉的尸体取回。

在此事的后续中，当地政府给巴塔拉一家发放了1万卢比（约1千人民币）的抚恤金。但死者家属觉得金额过少，据印度快报透露，愤怒的当地民众正通过堵路示威，要求政府支付更多的赔偿。

另一方面，那只熊已被当地林业部门送往动物保护中心安置。通过视频画面，印度媒体认出袭击巴塔拉的是一只懒熊，而且奥里萨邦为此物种的栖息地。

说起懒熊，印度人可谓“又爱又恨”。尽管盗猎和监禁懒熊是被禁止的，但印度市场仍有需求：当地有食用懒熊肉的习惯；懒熊长长的爪子也被视为幸运之物；懒熊宝宝被捕抓后会被加以训练，从而催生“懒熊舞”的表演节目。　

这样盗猎幼崽的行为也曾引来严重的后果。1957年，印度发生一起着名的懒熊杀人事件。一只来自迈索尔（Mysore）的母懒熊至少杀了12人，致残24人。印度快报介绍道，如此不同寻常的凶残举动可能是复仇：它的宝宝被人偷走了。

据统计，1989-1994年间，印度中央邦共有48人因懒熊袭击而死，受伤的人数达到了686人。近年来，“懒熊杀人”的新闻仍然不绝于耳。比如2014年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一位农民，在林间看到一只懒熊。受到惊吓的他朝懒熊砍了一刀，结果却被对方吃了。

因此，一些印度媒体也形容懒熊“勐如虎”。但退一步讲，即便不去招惹熊，类似巴塔拉这样“用命去换炫酷自拍”的行为，也让印度成为同类事件致死率最高的国家。自2014年3月至2016年9月，全球共发生127起“自拍致死”事件，其中印度占了76起（60%）。

2017年7月，印度一男子翻入（违法）班加罗尔的一处国家公园内，想和大象玩自拍，但却被大象踩死。同月，有4名印度人在西部的一处海崖边自拍时，不慎掉入海中，导致1人溺水身亡。

2017年6月，一名17岁少女在孟买海滨大道前自拍，结果被潮汐卷入致死。事后，孟买市政府在16景点设立“自拍禁区”，并写有：“别让自拍害了你的命。”

今年年初，也有一位印度小伙面对飞驰而来的火车，转身拿出手机自拍，结果却因“算错距离”，惨被火车撞飞。在对此事的评论中，印度警方告诫民众不要尝试如此危险的自拍。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前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则认为，“这种寻求刺激的行为真是让人不能理解，这些年轻人太蠢了！”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可以看到，自拍活动是自恋的体现，而自恋的极致则导向了自杀。而印度人在这方面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使我不得不想起了佛教，佛像就很像是自拍图景，不仅隐含而且宣扬了佛的自恋，佛的自恋则导向其信徒的精神自杀，那就是生命的涅槃。你不吃熊，熊要吃你——信仰佛教的国家，都被一一征服，太可怜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亡国奴们的可恨之处就在于他们是佛教的信徒。

【074、自然规律是谁创造的】

《张又普：进化不是随机过程》（2018年3月1日 转载华夏文摘）说：

神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说，并且必将与人类共存。随着自然科学的产生，越来越多的神秘现象，如刮风下雨，得到了合理的解答，很多神学问题就转换成了科学问题。最近且最有名的问题就是地球是否是宇宙中心的问题，500年前，这是神学与科学斗争的焦点。神学家们曾经为此把天文学家布鲁诺处死，以示神学的伟大、光荣、正确。而在今天，所有的神学家和宗教派别都承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科学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近年来，神学与自然科学斗争的焦点转到了进化论。神学家们指出，进化过程是一个随机过程，每繁殖一代，都会产生随机的变异，而有益的变异少之又少，繁殖代数充分多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概率充分小的事件，而小概率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因此，人类的产生必定是由某种充满智慧的超自然神灵所创造。本文想用神学家们常用的语言来说明一个科学论点：进化过程不是随机过程，它的确是在一个充满智慧的力量的指导之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方向的变化过程，神学家们的论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首先请允许我讲一个轮船航行的例子。

有一艘轮船要从上海开往旧金山，两地之间存在着一条理想的大圆弧线。船上有一位充满智慧的船长，他知道这条理想曲线，并希望他的轮船能沿着这条理想曲线航行。然而实际航行时，由于狂风巨浪等不可预知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轮船航行的方向是一个随机函数，不知不觉当中，轮船就偏离了理想航线。当偏离大到一定程度时，智慧的船长可以观测到这种偏离，并且采取行动订正航向，使轮船返回到理想曲线处。这种偏离和订正的过程反复循环，使轮船沿着一条锯齿般的路线，弯弯曲曲地前进。当轮船到达旧金山时，让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轮船的航行轨迹。如果我们只观察一公里左右的距离的话，可以肯定地说，航向是一个随机函数。如果我们观察一百公里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轮船基本上是沿着理想曲线航行的，只是左右略有偏差。如果我们观察一万公里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与漫长的距离相比，这些微小的偏差是微不足道和可以忽略的，轮船是一直在沿着理想曲线前进着的。在这里，智慧的船长其实并没有干什么智慧的工作，他只干了两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一是观测轮船的偏离，二是订正轮船的航向。

下面开始讨论进化过程。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最早期的简单生命，到今日五彩缤纷的生命世界，其间存在着一条理想的进化曲线，一位充满智慧的船长知道这条曲线，他希望他的轮船能沿着这条理想曲线进化。生命的基本特点就是隔一段时间就要繁殖出新的一代，而新一代与母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基本上是随机的，并且大多数变异都是有害的。当变异和偏差大到一定程度时，智慧的船长就能观测到这种偏差，然后采取行动订正偏差，使进化过程回到理想曲线处。这种偏离和订正的过程反复循环，使进化沿着一条锯齿般的路线，弯弯曲曲地前进。当我们到达今日时，让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进化的航行轨迹。如果我们只观察一两代的变异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进化方向是一个随机函数。如果我们观察一百万年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进化基本上是沿着理想曲线前进的，只是左右略有偏差。如果我们观察35亿年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与漫长的距离相比，微小的偏差是微不足道和可以忽略的，进化一直是在沿着理想曲线前进着的。在这里，智慧的船长其实并没有干什么智慧的工作，他只干了两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一是观测进化方向的偏离，二是订正进化的方向。

现在我们要问，这位充满智慧的指导生命进化的船长是谁？答曰，他不是任何具体的个人，也不是什么抽象的神人或超自然的神灵，而是一条顺应环境的自然规律。当生物有害的变异大到一定程度时，那些生物个体就无法顺应环境继续生存下去，它们就会被大自然所灭绝，而只留下那些顺应环境的有益变异，使其可以继续繁殖后代，沿着理想的进化曲线继续前进。这个过程就是观测偏离和订正航向的过程，每繁殖一代都要进行一次，接受大自然的选择，其实控制非常简单，并不需要什么大的智慧。自然规律是物理学的公理，它遍布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指导着整个宇宙有条不紊地进化，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可以被观测到，可以被我们利用，然而却不可能被修改。复杂的进化过程就是在它的具体指导之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方向、有智慧地进行的，不是随机过程。自然规律有智慧吗？那要看你观察多长时间，如果只观察一两代，没有智慧，如果观察35亿年，那它充满了智慧，它指导着地球上的生物，从最简单的单细胞出发，构建出了极为复杂的人类。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感谢自然规律这一伟大的造物主和超智慧的神灵吧。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解释什么是“自然规律”——因为它不知道自然规律是谁创造的。这样一来，“自然规律”就还是神秘的，和“神灵”没有区别了。其实作者还是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那就是不说不可知的东西。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人类天生就对不可知的东西好奇，天生想对不可知的东西发言并结论，这就是神学的起源。哪怕这人是一位“科学家”。

【075、自我调查自我监督自我完善】

《郭文贵断播事件 美国之音解雇龚小夏》（2018-11-30 中央社）报道：

路透美国之音去年4月直播中国流亡海外富商郭文贵的专访时突然节目中断，引发中共是否介入新闻自由的疑虑。历经一年多调查后，美国之音29日做出处分，将参与直播的普通话组主任龚小夏解雇。

美国之音（VOA）中文网今天报导，美国之音台长班奈特（Amanda Bennett）29日在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针对上述直播中断事件的调查结果表示，“今天已将一名普通话组雇员解雇并将另一名雇员暂停职务一段时间”。

尽管这封信没有提到人名。不过，已被停职一年多的普通话组主任龚小夏证实她已被解雇。

事情发生在2017年4月19日，当天美国之音已预告要网路直播3小时的节目，内容是专访经常揭发中共政治内幕的富商郭文贵，但在进行了大约1小时20分钟后，观众们看到摄像镜头转向一名主持人，他用手指划过喉咙，萤幕瞬间变黑。

郭文贵在节目中说，他有长达40多小时和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的电话录音。他过往受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安全部的委讬，动用自己的财力接触海外敏感人士，包括达赖喇嘛与海外民运人士；还有中共高官暗中要求他调查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家族腐败。

美国之音事后的声明指出，中国政府确实对此事施压，但“没有对决策过程发生任何作用”，这个事件的相关决定，是由班奈特领导的高层基于“核实、平衡和公平”的新闻原则做出的。

不过，断播引发争议。外界质疑，一直希望封杀郭文贵的中共已经渗透到美国之音内部。龚小夏更曾撰文指出，“美国之音的领导们为了掩盖他们屈服于中共压力的不道德的做法，指控一线采访记者违抗命令”。

包含龚小夏在内，参与郭文贵专访的5人随后被强迫行政休假，停职期间美国之音对此展开4项独立调查。

班奈特在给员工的信中表示，4项调查得出结论都显示，中断采访是美国之音领导层试图落实新闻标准的结果。“调查未发现有证据支持所谓断播是来自中国政府，或VOA内部存在间谍驱动压力的指称。”

至于被解雇的龚小夏，根据报导，其律师基尤纳加（Paul Kiyonaga）说，他和龚小夏将用一切可行的法律手段挑战这项决定。他说，美国之音解雇龚小夏的决定，对任何一位相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新闻操守和美国联邦机构独立性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冤案。

“美国之音”的预算是由美国国会出资编列，并由美国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监督，以多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制播节目。根据美国之音，其普通话组在中国每周的受众有4千万人。

网民哀嚎：

hardlyconfused 今天 01:05

敌人不强大，川普怎么做上”伟大总统“，跟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威尔逊、里根等齐名？一张张牌都自动往川普手里送，所有潜伏都在暴露，最后一网打尽。

镰斧帮 今天 00:13

双方都有问题

未远仗 2018年11月30日 23:44

龚小夏这个老婊子被开了，开得好！这种铁杆汉奸都不配作人。此举也说明美国之音还没完全堕落成狗粮，还有那么一丝高贵在那里。

hjinbao 2018年11月30日 21:47

大家发现没有，郭文贵的所有照片，都被修饰的“高大上”，比毛泽东还毛泽东，比芙蓉蓉姐姐还芙蓉姐姐，在摆pose。怎么看怎么像个小丑，有点可怜和可恶。

hjinbao 2018年11月30日 21:39

美国之音对外号称有3个新闻来源才能在新闻节目中播出，新闻的真实性是美国之音最吸引听众的亮点和竞争力。像郭文贵这种直播在搞几次，美国之音就成为“下三滥的小报”了，就成为垃圾电台了，美国之音的管理层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做生么事都是有底线的。

zhf 2018年11月30日 20:14

美国之音干得好。凭什么让共党国安，勾结贪官的红顶奸商用美国之音这个平台。

如戏 2018年11月30日 19:26

床铺上台快两年了，不但这个被中共收买了的台长没有被撤换，反而正常履职做有助于揭露中共的员工被这个台长开除了，美国也能允许这么明显的不公平公然存在吗？

谢选骏指出：“自我调查”、“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这是伟光正的政治哲学——看来这一套不仅盛行于共产党中国，也实践于共和党美国。现在，就看美国的法院如何运作了。如果法院也失灵了，那么，就将乞灵于人民的武装了。

【076、自由比瘟疫更为致命】

《美卫生部长：上月6日起多次提出协助疫情 被中国拒绝》（东网 2020-01-29）报道：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萨尔周二（28日）表示，中国政府拒绝让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的人员，到中国协助控制武汉肺炎疫情。此外，美方将筛查旅客的措施，由5个机场扩大至20个机场。阿萨尔表示，美方上月6日起，已接连向中方多次提出协助，但都被拒绝。阿萨尔强调，美方一直在敦促中方就疫情蔓延给予更多透明度，他说：「这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需要世界最好的公共卫生人员作出应对。」

不过，阿萨尔同时指出，中方就今次武汉肺炎疫情的整体应对，已比2002年至2003年沙士爆发的时间大为改善。美媒报道，当年中方隐瞒了5个月才公开沙士疫情。他又称，中国很快就制作出武汉肺炎病毒的基因图谱，令CDC可以在一周内研发出快速测试。

至于较早前有消息指，美方正考虑向中国实施旅游限制，措施将会影响来往美国与中国的航班以及全美机场，阿萨尔对此没有正面回应，只称是：「最重要的是不把任何（方案）排除在考虑之列。」

谢选骏指出：为何美国将近两个月以来一直进行“多次提出协助疫情控制都被共产党中国拒绝了呢？因为，对专制控制来说，瘟疫控制必须在专制范围以内，而不能超出专制控制，否则，宁可让瘟疫扩散也不能让自由扩散，因为自由的介入比瘟疫更为致命——专制就是如此脆弱，残暴是因为力量不足。

《武警荷枪实弹去采购口罩 工厂：打死我也发不出货》（法广 2020-01-29）报道：

源起湖北武汉的新冠肺炎继续不断蔓延，根据中国官方周三公布的统计数字，病毒已经造成132人死亡，将近六千人感染，不过，多个流行病毒专家都认为实际数字应该远远超出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另外，海内外网络社交平台顺传武汉以及湖北地区物资供应严重匮乏，尤其是防护病毒的消毒液，口罩以及防护服等等。

我们就此电话联系了目前身在湖北蕲春县的网民高飞先生，请他见证一下离武汉一百多公里的湖北小城的疫情状况。据介绍，高飞本人在常年在广东打工，当他在第一时间在网上看到湖北武汉疫情之后，就迅速返回家乡，试图保护自己的家人，避免感染病毒，同时，他也通过及时在微博以及推特上发送消息，因为他认为公布真相是民间自救的第一步，但是，他的微博账号目前已被封锁，只能通过推特对外发声。

为了向外界发布当地的信息，他充当起民间公民记者的角色，在大多数居民都足不出户，困守在家中的时候坚持到医院，政府对抗疫情部门以及红十字会等机构了解疫情的发展，因为他认为必须首先了解疫情的真相，才能够真正有效的保护他的家人。我们就此电话连线了高飞，请听谈谈目前的情况——

法广：高飞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为法广提供第一线的宝贵的信息。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蕲春目前的情况？

高飞： 蕲春是一个小县城，目前大多数人都困守在家中，街上的行人十分稀少，周二上午为了向外界传播信息，我徒步从村里来到县城。一路走来，街上的商店都正常开张，普通物资供应基本保障，除了药店，所有的口罩以及消毒药物都一律缺货。县城医院人烟稀少，除了内裤传染科有少许病人。医务人员使用的都是一次性的口罩和防护服。当地有传闻，一家地方小医院的十多位医疗人员全部感染上了病毒，原因就在于缺乏高质量的预防工具。蕲春当地究竟有多少人被感染，我们无从得知。当地的疑似病例都被送往黄冈或者武汉确诊，治疗，据当地医务人员介绍，感染病毒的人数必须经过上级批准之后才能够公开，并不是有多人人感染就是多少，而是上级决定批准多少，就是多少。我在医院的时候见证了一位十多岁的小孩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家人说头天晚上看电视时还很好，第二天早晨叫他吃早饭才发现他生命危险。医生不知道是否应该将他送往武汉确认是否感染了病毒，但是，警察建议为了避免传染立刻送往火葬场火葬。最终到底做出了什么决定我不太了解。

法广：现在当地应对病毒最急需的是什么？

高飞：我们目前最急需的就是预防病毒的口罩以及防护物，医院的医务人员使用的都是一次性的口罩和防护服，这是在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蕲春地方政府派荷枪实弹的武警带着现金去附近生产口罩的工厂现购，但是，工厂的人说，你就是打死我也发不出货。目前全中国都缺乏防护物资，大家都在极尽全力保护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向海外求助了，现在最绝望的是中国官方不愿意接受海外援助，这实在令人气愤。

谢选骏指出：老百姓死多少都没关系，只要坚持专制控制不动摇！所以必须拒绝国际援助，因为这些援助都带有自由的因素，比武汉病毒更为致命！

《解放军女中尉隐瞒身份变“留学生” 在美谍报活动被起诉》（中央社 2020-01-29）报道：

美国司法单位今天在3起案件中分别起诉一名哈佛大学学者及两名中国人，他们涉嫌暗助中国取得美国知识技术，案情包括解放军隐瞒身分、研究员企图将研究成果占为己有等。

司法部表示，60岁的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化学暨化学生物系主任李柏（CharlesLieber）今早被捕，他因提供虚假、虚构及诈欺性陈述而被起诉。

根据法庭文件，李柏自2008年担任哈佛大学李柏研究团队的首席研究员，专门研究奈米科学，他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及国防部（DOD）超过1500万美元补助款，条件之一是要告知重大外国财务利益衝突，包括外国政府或实体的资金支持。

自2011年起，李柏在哈佛大学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中国武汉理工大学「策略科学家」，并在2012年左右到2017年成为中国「千人计画」签约参与者，这类计画利诱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才及外国专家，要他们把知识经验带回中国，并奖励窃取专有资讯。

在李柏的「千人计画」3年签约期间，武汉理工大学付给他每月5万美元，还有多达人民币100万元的生活开销，并为他在武汉理工大学成立研究实验室给他超过150万美元。

作为回报，李柏须替武汉理工大学工作，一年不少于9个月，内容包括宣布国际合作计画、培养年轻教师及博士生、组织国际座谈会、以武汉理工大学名义发表文章及申请专利等。李柏被控于2018年、2019年在他参与「千人计画」及与武汉理工大学的关係事上说谎。

29岁的叶延庆（Yanqing Ye，音译）目前人在中国，因签证诈欺、提供虚假陈述、替外国政府从事情报工作及密谋而被起诉。

根据起诉书，叶延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她申请美国交流访客J-1签证时自称学生，未诚实告知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服役。

此外，她据称于2017年10月到2019年4月在波士顿大学物理、化学暨生物医学工程系读书期间，持续以解放军中尉身分执行许多解放军军官的指令，例如从事研究、评估美国军事网站、传送美国文件及资讯到中国。

法庭文件提到，联邦官员于去年4月在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访谈叶延庆，她疑似虚假陈述自己与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也就是解放军高阶军官没什麽联繫，但美方在她的电子装置中找到证据，显示她在一名教授兼解放军上校的指示下，进入美国军方网站，调查美国军方计画，并替解放军彙整有关两名研究机器人学和电脑科学的美国科学家的资讯。

还有通讯软体「微信」对话纪录显示，叶延庆和另一名解放军军官合作撰写研究报告，与设计用来解读军事应用资料的风险评估模组有关。

30岁的郑早松（Zaosong Zheng，音译）于去年12月10日在洛根国际机场被捕，因试图偷偷把21个生物研究用的小瓶带到中国及提供虚假陈述而被起诉，他去年12月30日起已被拘留。

司法部文件提到，郑早松于2018年8月持J-1签证入境美国，在波士顿的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Beth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从事癌细胞研究。

他疑似于去年12月9日偷窃21个生物研究用的小瓶，试图搭机带到中国，联邦官员在洛根机场发现他把小瓶塞在行李箱内的袜子裡，没有妥善包裹。

据称郑早松起初不老实，后来才坦言从医疗中心实验室偷走小瓶，他自陈打算把这些小瓶带到中国，在自己的实验室继续研究，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研究结果。

这些案子是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画」（ChinaInitiative）的一部分，这项计画反映了对抗中国造成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以及加强总统川普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策略性优先事项。

谢选骏指出：为何解放军女中尉要隐瞒身份变为“留学生”？因为必须把自由消灭在萌芽状态！所以必须进入美国消灭自由！而为了消灭自由，必先伪装成自由的样子，然后对自由釜底抽薪！因为自由比瘟疫更为致命，专制不能消灭自由，迟早要死于自由——这是无法两全的零和游戏！

【077、自由的人创造人工智能】

《中国开始使猛力，想靠人工智能统治世界》（2018年8月2日转载《柏林政策杂志》）报道：

德国网络双月刊《柏林政策杂志》（Berlin Policy Journal）发表自由投稿记者迈耶·库科克（Finn Mayer-Kuckuk）的文章说，在北京中关村，一个名为“地平线机器人”的企业，虽然成立只有三年，但已是全球知名的人工智能公司，也是中国蓬勃发展的机器人企业的楷模。 

“地平线机器人”公司制作类似于神经网络的芯片、软件和驱动人工智能。他们的技术能够识别、解释模式和状态，对汽车、飞机、机器人制造业的公司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中国正努力控制已成为21世纪关键技术的人工智能，目标是在2020年开发出世界级的人工智能技术。去年7月，中国顶级国家计划人员写道：人工智能是未来的战略技术，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中国应当借助人工智能，和其它领先的创新国家平起平坐。 

专家指出，主导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将获得关键的军事和地缘政治优势。习近平去年把人工智能称为其经济政策的支柱之一。中国不仅努力成为下一代的全球制造中心，还想凭借人工智能和全球对手美国竞争。中国毫无疑问的野心，是成为“技术经济强国”。 

中国各省市竞相罗致人工智能公司前往安家。普华永道会计师行的《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和美国展开了“全球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在研究、投资、思维能力方面的战争将远超任何贸易纠纷。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相当成功，技术应用也十分广泛。例如脸部识别技术已经在全国各地大行其道。其最大的客户是中国警方，它的供应商之一“旷视科技”公司的人脸识别软件根据神经网络开发，能够从模糊图像和人群中明确地识别个人。犯罪嫌疑人只要在装有摄像头的街道行走，就会被识别出来，落入法网。中国全国各地的公共区域，将装设4亿个摄像头，很快犯罪嫌疑人就将无所遁形。 

一个独裁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对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技术优势。这使许多相信技术至上与民主密不可分的专家大跌眼镜。瑞士信贷的华裔经济学家陶冬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技术上成功的原因，恰恰是缺乏对数据的保护所致。例如，中国的通讯应用软禁微信每天处理70亿张照片，但中国政府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能够访问这些照片。 

在中国解放军保密的研究设施里，正忙于研究未来战争的形态。在一篇后来从互联网删除的文章中，一名南京陆军学院的军官讨论了人工智能如何可能“改变战争规则”。他的结论是，战场上的技术奇点即将到来。所谓技术奇点理论认为，人工智能极其快速的发展，意味着机器将超越人类。思维系统能够学习、适应、自我重新编程，创造超级智能。 

中国解放军已经看到传统军队无法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军队竞争的时代。届时信息的移动性将成为空战、电磁攻击、网络行动的决定性因素，那将为中国打开超越西方的机会。 

未来的战争机器不再具有人类形态，在几毫秒内就区分出敌友，毫不犹豫地作出反应。中国军方的网站反复指出，任何想在国际竞争中生存的人，都需要人工智能技术。正如普京最近指出的，如果人工智能决定谁将统治世界，中国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还是不开窍，两次战败都一百年了，还不知道“自由的人创造人工智能”这点常识。德国为何发明不出原子弹？因为缺乏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日本为何破译不了美国的密电？因为缺乏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苏联为何竞争不过美国？因为缺乏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中国为何依靠美国发展？因为缺乏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德国人如此不开窍，不懂人工智能要靠人的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来发展，什么时候思想自由和制度支持中断了，什么时候人工智能就咽气了。德国人还是不开窍，原来日耳曼人如此愚蠢；难怪日耳曼人的成就都是在其边缘地区取得的

，也就是说，日耳曼人是通过杂交混血才有进步的。

【078、自由的中国才能崛起】

《美国目标不止中兴！中国补牢为时已晚？》（2018年4月21日 Lynn综合）报道：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19日发布报告称，中国政府“可能支持某些企业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以提高中企竞争力并促进政府利益。报告中，中兴、华为、联想三家中国企业被点名。

这份报告名为《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ICT）供应链应对中国的脆弱性》，探讨中国对美国通讯科技的影响，并提出了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建议。

报告明确写道：中国不是美国盟友，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成为美国盟友。

有证据确凿的实例证明，中国政府及与其相关的主体“一再涉及窃取与滥用知识产权，以及国家主导的经济间谍活动”。

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旨在建立与支持国家龙头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推动政府的战略目标以换取政府支持。

报告还表示，政府的支持可采取多种形式，但通常包括优惠贷款，政府招标优先权，有时还包括在受保护产业拥有寡头或垄断地位。就国家龙头企业而言，支持的方式似乎还包括官方批准或进行商业间谍活动，旨在提高中企竞争力，同时促进其它可能的政府利益。

中兴、华为以及联想是三家“具有部分上述特点”的中国ICT企业。因此，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对ICT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国家战略，提倡供应链透明化，制定具前瞻性的政策等。

就在报告发布几天前，美国商务部的一项禁令震惊全球，禁止美国企业未来7年内向中兴通讯出售零件。

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说：“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对公司全体员工、遍布全球的运营商客户、终端消费者和股东的利益造成直接损害，我们坚决反对。”

对此，社会各界均议论纷纷，认为中兴的相关业务很有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因为就目前的国产技术而言，还无法应对这样的挑战，对美国进口仍有很强的依赖性。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著名军事评论家张召忠也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哀叹中国的芯片产业为何不早早布局？

中兴的董事长殷一民表示，公司各个主要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大量使用自己研发设计的专用芯片，但是，他们还是有大笔的通用器件不可避免的外购。虽然主要产品的核心部件中兴已经在自主研发，但毕竟只研发了一些中低端的芯片，而对于核心部件的中高端的半导体，中国现阶段还是无法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

这次中兴真的慌了，除了中兴，报告中提到的华为、联想也绷紧了神经，阿里巴巴也可能在劫难逃。

这种受制于人的感觉，着实给国人泼了一盆凉水，让国人因近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举世震惊的成就感而暴涨的心冷静下来，中国依然受制于美国，离超级大国还有一段距离。

最近阿里巴巴达摩院表示他们正研发一款神经网络芯片——Ali-NPU，运用于图像视频分析、机器学习等AI推理计算。

基于阿里机器智能技术实验室等团队在AI领域积累的大量算法模型优势，根据AI算法模型设计微结构以及指令集，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量的AI 模型算法运算。按照设计，这款芯片性能将是目前市面上主流CPU、GPU架构AI芯片的10倍，而制造成本和功耗仅为一半，性价比超过40倍。

目前“自研AI芯片”已成为阿里布局“中国芯”的战略组成部分，目前达摩院芯片的研发团队已经在美国、上海两地达到了数十人的规模，并且人数将很快超过百人。

今年4月，英国权威品牌评估机构 Brand Finance发布了“2018全球100个最有价值的科技品牌榜”，阿里巴巴位列成为中国最有价值的科技品牌。

根据研究机构PwC发布《2017全球创新1000研究》的报告，阿里巴巴2017年研发投入达25亿美元，居中国企业之首。

然而研究芯片所需要的时间自然会比较漫长，是不是能解这次的燃眉之急还很难说。

这次的“封杀”引起深刻反思：一方面在利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经贸关系中，合规对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至关重要。中国企业需要尊重规则，并充分运用规则维护自己的权益。

另一方面，“封杀”导致的芯片断供清楚不过地说明，当自主供应链不完整、缺乏弹性的时候，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脆弱性无可避免。这可以看作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领域的重大风险事件。

中兴通讯芯片断供事件反映的现实，部分地可以看作中国制造问题的缩影。

谢选骏指出：一切都靠政府是靠不住的，只有政府压制不住的民间力量，才是一个社会的活力所在。而民间力量之所以压制不住，是因为自由权利的保护，所以，只有自由的权利，才是中国崛起的保障。换言之，自由的中国才能最终崛起。只有汉朝才能取代秦朝，只有唐朝才能取代隋朝——因为相较之下，汉朝比秦朝自由，唐朝比隋朝自由。

【079、自由高于金钱——斯诺登如果真的热爱自由……】

《美国诉讼令前特工斯诺登难以从新书中获益》（BBC 2019年9月18）报道：

斯诺登在推特上介绍自己的新书：“这是一本政府不希望你阅读的书。”美国司法部对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发起法律诉讼，防止他从其新书中获取利益。斯诺登新书《永久记录》(Permanent Record)周二（9月17日）同读者见面。他在推特上说，“这是一本政府不希望你阅读的书。”

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大规模的监视计划后经过香港流亡俄罗斯取得庇护，此次美国对他发起的民事诉讼指责他违反了他与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签署的保密协议。

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他们并非要阻止该书出版，而是寻求收回斯诺登从该书得到的任何利润。斯诺登目前面临美国对他的间谍指控，一经判罪会面临长达数十年的刑期。 

斯诺登曾这样描述美国的监视项目：“只要我有私人电邮地址，我坐在办公桌前就能够监听任何人，包括你和你的会计师，联邦法官，甚至总统。” 

美国司法部说，斯诺登新书的出版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也被诉讼点名，确保“不会有任何资金转给斯诺登”。美国司法部民事司助理检察长舟迪·汉特说，美国不允许个人违反出版前审查的义务，以美国利益为代价获益。

大规模监视的秘密

佛吉尼亚东区检察官特威利格说，对斯诺登的民事诉讼旨在确保斯诺登不会从背叛信任中得到任何金钱收益，“情报信息应该用来保卫国家，而不是让个人谋利”。但是斯诺登反驳说，“很难找到比美国政府的诉讼更好（对其新书）的真实性证明，这说明你的书的内容真实，写出来是违法行为。”

斯诺登获得俄罗斯的庇护。俄罗斯给斯诺的庇护条件是他不得在俄罗斯从事危害美国利益的活动。 

斯诺登透露的机密文件显示了人们前所未闻的美国全球监视项目，即美国同所谓“五眼联盟”国家当中的三个国家合作展开监视。这三个国家的合作机构是澳大利亚信号局，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和加拿大通信安全局。

据英国《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斯诺登揭秘的秘密监视项目包括可以进入谷歌和雅虎帐户的信息的“棱镜计划”。斯诺登曾如此描述美国的监视项目：“只要我有私人电邮地址，我坐在办公桌前就能够监听任何人，包括你和你的会计师，联邦法官，甚至总统。”

当初帮助斯诺登揭秘的美国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曾在2013年说过，“最令人震惊和最重要的事还没有被发布。”当时《卫报》的编辑也说，斯诺登透露的文件被发表的不到百分之一。

当初帮助斯诺登揭秘的美国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说，“最令人震惊和最重要的事还没有被发布”。 

俄罗斯庇护和争议

2013年斯诺登离开了在美国夏威夷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在5月飞往香港。6月他向记者透露了数千份国家安全局的机密文件，揭露了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公众的大规模监视。

这些机密被《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后，斯诺登受到世界关注。2013年6月底美国以间谍罪起诉斯诺登，国务院吊销了他的护照，之后他飞往莫斯科。因为没有有效护照，斯诺登在莫斯科机场滞留了一个月，之后获得俄罗斯的庇护。俄罗斯给斯诺登的庇护条件是他不得在俄罗斯从事危害美国利益的活动。

斯诺登在众多支持者眼中是揭露黑幕的“吹哨者”和个人隐私的捍卫者。2016年他成为旧金山的新闻自由基金会的主席，该机构的宗旨是保护记者不受黑客攻击和政府监视。但是美国政府指责斯诺登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并根据间谍法对他提出诉讼。斯诺登周一（9月16日）接受美国电视采访时说，如果他能得到公平审判，他愿意返回美国。但是因为俄罗斯不会帮助美国引渡斯诺登，因此除非斯诺登自愿回美国，否则不可能面对美国审判。

谢选骏指出：“美国诉讼令前特工斯诺登难以从新书中获益”，我认为这很公平，因为自由高于金钱。斯诺登如果真的热爱自由，就应该宣布放弃版权及其收益，并把他的新书免费发送所有希望阅读的公众。只有这样，他才会得到更多的尊重。

【080、自由和安全不可兼得】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6年9月2日刊登《欧洲、英国和美国日渐消失的首要地位》一文，作者系英国《旁观者》周刊副主编弗雷迪·格雷。文章说，谁想成为21世纪的世界警察？美国尝试了这个角色，但结果令人很不满意。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机器似乎打不赢一场战争。在越南、朝鲜、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都是对美国财富和人员的巨大浪费。就连由美国领导的看似成功的干涉行动(比如2011年的利比亚行动)都引发了灾难。事实表明，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切维奇所谓的美国“大中东战争”是其作为全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走向毁灭的过程。美国想要推广自由、富足与安全，结果却削弱了自身的自由、富足与安全。

美国占据首要地位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冷战后的“单极时刻”总归是转瞬即逝的。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超级优势地位已经消失。一种可以称为“后极”的奇特世界秩序已经出现。在这种秩序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美国采取了“幕后领导”的策略，令各地的新保守派颇为恼火。不过，奥巴马真正的意思是，美国仍然试图像从前那样在台前领导，但态度比以往迟疑。中国是崛起的巨人，但其经济增长的国际野心神秘莫测。人们经常说俄罗斯日渐式微，今日消息，其经济过度依赖过时的矿物燃料，但该国正在其他所有大国趋于失败的领域实现其战略目标。由于拥有尖端的信息机器，克里姆林宫的软实力达到了30年来的最高水平。

谢选骏指出：早在1994年出版的《天子》中，谢选骏就深入阐述了“自由和安全不可兼得”的道理。而《国家利益》上的文章至今还蒙在鼓里，不懂“自由、富足、安全”不可能并存。也许在历史的某个交叉，自由、富足、安全，可能同时浮现，但这只是短暂的交汇，是注定要分道扬镳的不同路数——因为自由、富足、安全，所要求的条件完全不同，因此它们无法始终在一起构成组合。也就是说，等到自由不再能够提供富足和安全的时候，那就是“自由和安全不可兼得”的时候，也就是“自由消失的时候”了。

【081、自由就是妨害他人的权利】

《「口罩令太過分」？俄州收回成命 奧州急修改》（編譯樊蕙 2020年05月04日）报道：

逛店和去餐館要戴口罩？有些民眾完全不以為然。奧克拉荷馬市一商場重開後，顧客不戴口罩逛店。俄亥俄州長狄懷恩(Mike DeWine)3日說，上周下達要求民眾在商店須戴口罩的指令「太過分」，於是收回成命；奧克拉荷馬州史斯蒂爾沃特市(Stillwater)4月30日頒布緊急公告、要求民眾在商店與餐廳必須配戴口罩後，由於有人遭受暴力威脅，於是在1日修改。

史斯蒂爾沃特市市政經理麥尼可(Norman McNickle)發表聲明說：「自2020年5月1日起的短暫時間內，進入商店或餐廳的民眾被要求戴口罩，而許多商店員工遭到粗野暴力威脅以及語言暴力；更有人使用槍支進行威脅；這些事件都在短短三小時內發生；而醫學證據明確顯示戴口罩能幫助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該聲明也說，因為這些暴力威脅，該市決定修改緊急公告，但仍希望民眾盡可能配戴口罩。該市4月30日頒布的公告也要求，商家必須要求顧客遮蔽口鼻，以防止新冠病毒傳播。

市長喬伊斯(Will Joyce)卻於1日鬆綁規定，把「要求」改為「鼓勵」民眾遮蔽口鼻。麥尼可還說：「許多反對民眾引述錯誤看法，認為此要求違憲，並根據此理論主張民眾不能被強迫戴口罩；沒有法律或法院支持此觀點；更令人苦惱的是，這些民眾在行使自己認為擁有的權利時，讓別人承擔風險。」

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自4月3日起建議民眾在公開場合應配戴「布口罩」。俄州州長狄懷恩也收回成命，表示許多民眾認為這是「太過分的政府命令」；他雖強烈建議民眾遮蔽口鼻，卻不再硬性規定。狄懷恩也於3日在美國廣播公司(ABC)「本周」(This Week)節目上說：「民眾不會接受政府規定他們該怎麼做。」狄懷恩1日將俄州封鎖令延長至29日，但也允許零售商店提早擴張業務。

建商、批發商、製造商、以及辦公室獲准於4日復工，而零售業訂於12日復工；醫療院所也已獲准於1日重新開放，而酒吧與電影院仍暫停營業，民眾也不能在餐廳用餐；體育活動與音樂會也仍被禁止舉辦。狄懷恩說，重啟該州是為了重振經濟並保護民眾的「平衡」做法；他也說，萬一疫情捲土重來，他也將準備因應。

谢选骏指出：在暴民的胁迫下，政府竟然屈尊让步——这显然不是民主，而是无主。这样的无主就是任凭暴力纵横妨害他人的权利。

《紐約州長：出門不戴口罩 就是不尊重抗疫英雄》（2020-05-04 世界日報）报道：

紐約州長葛謨(Andrew Cuomo)3日表示，全州總住院人數一個月以來首次降至1萬人以下，同時日新增新冠肺炎住院人數、插管人數也持續下降，這表明疫情仍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州長辦公室提供紐約州長葛謨(Andrew Cuomo)3日表示，全州總住院人數一個月以來首次降至1萬人以下，同時日新增新冠肺炎住院人數、插管人數也持續下降，這表明疫情仍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

紐約州長葛謨(Andrew Cuomo)3日表示，全州總住院人數一個月以來首次降至1萬人以下，同時日新增新冠肺炎住院人數、插管人數也持續下降，這表明疫情仍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

紐約州長葛謨(Andrew Cuomo)3日表示，全州總住院人數一個月以來首次降至1萬人以下，同時日新增新冠肺炎住院人數、插管人數也持續下降，這表明疫情仍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但他也警告公眾，疫情尚未結束，如果放鬆警惕，疫情可能立刻反彈；他呼籲民眾出行盡量戴口罩，不戴口罩是對一線抗疫人員的不尊重，更是沒有社會責任感的表現。

葛謨說，紐約市人口稠密，加上天氣轉暖，很多居民會外出走走 ，「這都可以理解，但是外出一定戴上口罩；不能因為看到疫情統計數字有所下降、其他州陸續解封就放鬆警惕，感覺疫情已經結束了，這是錯誤的；疫情數字之所以下降，是我們努力防疫的結果，如果我們放鬆警惕，疫情就會反彈」。他表示，很多人不喜歡戴口罩，覺得戴上不舒服，「那又怎樣？如果你感染了，又不戴口罩，你就會讓更多你身邊的人以及急救、醫護人員陷入險境，不戴口罩就是意味著對他們不尊重，是沒有社會責任心的表現；我們雖然都是個體，卻是生活在集體社區中的個體，現在是特殊時期，需要居民戴口罩承擔社會責任，這是疫情期間起碼的基本社會禮儀」。

谢选骏指出：紐約州長这个假装正经的白痴说“出門不戴口罩就是不尊重抗疫英雄”，但是他哪里懂得，自由就是妨害他人的权利——如果不能妨害他人的权利，那样的自由还有什么滋味呢！例如，暴走族们的自由就是妨害公众的心灵安宁的权利，如果他们不能让别人感到痛苦，他们的邪恶欲望就无法“嘿嘿”了。

【082、自由就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与神同在】

《面对疫情，专制比民主更有优势？》（纽约时报 2020年4月3日）报道：

匈牙利国会赋予其民族主义领袖奥班广泛权力，以应对冠状病毒疫情。中国和它的一些信徒认为，北京成功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是对威权主义统治的有力证明。该论点认为，尽管起步不佳，中国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遏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将疾病控制在其境内。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挑战、最敏捷和最积极的疾控行动”，中国当局很快将其转化为对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歌颂。中国外交部长说：“只有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才得以有效管控住这场突如其来而且传播速度相当快的疫情。”是这样吗？民主制度是否因固有的低效率和政治分歧受到阻碍？或者它们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否能更有效地帮助动员全体人民，及其所有私人和公共机构？

其他亚洲国家对冠状病毒采取了相对有效的防御措施，最明显的是韩国和台湾，这些都是活跃的民主国家，它们在限制出行、积极组织检测和实施严格隔离方面行动透明。他们的反应无疑是吸取了相对较为近期的流行病的教训，尤其是2002-2003年SARS暴发。但这并不需要铁腕措施。而同样的“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也是令冠状病毒开始传播的关键原因。政府否认了最初的证据，并让传递坏消息的人噤声，其中最悲惨的是武汉的眼科医师李文亮。等到北京做出回应时，冠状病毒已经向世界范围进发。

那些赞美民主优势的人往往会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场饥荒是发生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的。”森认为，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必须面对选民。他们有防止灾难发生的强烈意愿。然而，他的论点与这样一个事实背道而驰：当今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如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an)、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来说——都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的，而且似乎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他们的行动准则更像是“每一次饥荒都要好好利用起来”。

匈牙利总理奥班已经不断积累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他很快看到，在整个欧洲实施的严厉措施是实现真正独裁政权的完美掩护。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由他的青民盟(Fidesz)控制的立法，实际上等于让他可以开始进行法令统治，取消选举，并惩罚散布“虚假”信息的人。直到永远。

没有哪个领导人有如此放肆的夺权之举，但有的也已在疫情中找到了政治优势。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执政多年后似乎不可避免要面临着耻辱的终结，但危机让他得到了喘息。他命令大多数法院关闭，推迟自己的腐败审判，并设法操纵在三次无说服力的竞选中挑战他的本尼·甘茨(Benny Gantz)加入紧急“团结”政府，该政府迅速摧毁了甘茨的联合执政。但是以色列不是独裁国家：内塔尼亚胡的举动在媒体和社会中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此刻国家正在为了应对冠状病毒武装自己。其他政府也已利用这次危机采取了一些本应遭到强烈抵制的行动。印度封锁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颁布法律，方便印度人成为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永久居民。

环顾世界各地，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防疫过程中存在权力过度扩张。在菲律宾，平时冷酷无情的铁腕领导人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攫取了更大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病毒，包括威胁监禁传播冠状病毒假新闻的人——这一措施可以用来对政府的批评者实施刑事惩罚。土库曼斯坦可以说是中亚最专制的国家，对信息控制采取可能最为严厉的措施，甚至逮捕了在公开场合讨论疫情的人。在泰国，2014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总理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宣布，他正在行驶紧急权力，包括“如有必要，可审查或关闭媒体”。

无论专制制度制定的疫情应对措施能够提供的优势有多大，当铁腕领导人选择拒绝威胁存在或提供不一样的叙事时，专制的真正危险就显现出来了。掌握巨大权力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已允许该国的足球超级联赛如期进行，并且辩称“恐慌比病毒本身对我们的伤害更大”——这与特朗普总统的“对策不应该比问题更糟”相呼应。几乎每个政府都在敦促人们待在家里，卢卡申科却不这样做，反而建议白俄罗斯人每天喝伏特加，定期去桑拿房，以及下地辛苦劳作一番。

在邻国俄罗斯，普京总统加强了对疫情的防御，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可疑的统计数据。截至周四，俄罗斯感染人数超过3500人，但数周以来，官方报告的数字低得出奇。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俄罗斯也一如既往地加入了中国和伊朗的行列，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这种冠状病毒起源的虚假消息——包括来自北京的一种论点：这是一种美国疾病，可能是由访华的美国军人带来的。

最后，关于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抗疫能力的比较，很难得出一个确定结论：大流行还远远没有结束，除了治理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资源显然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往有疾病流行历史的国家，在应对新出现的流行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民主国家似乎仍拥有明显的优势。当中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能建起一座新医院，而纽约市的医院床位正迅速耗尽时，这一点似乎并不明显。但在美国，信息的流动和公众的互让，可能有助于不断调整对抗这种疾病的策略；错误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以很快被揭露。台湾一位官员指出，透明度是其政府应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文章说，一个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如果白俄罗斯拥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卢卡申科就不太可能坚持自己的鲁莽立场。

在这场辩论乃至美国政治图景中的其他许多辩论中，特朗普政府扮演着什么角色，取决于人们在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站在哪一边。美国民主的多样性——地方政府、多样的医疗服务、强势的新闻媒体和诸多宗教团体——可以预防中国式专制统治的形成。但是独裁者利用危机的倾向绝不应被忽视。

谢选骏指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与“不自由毋宁死。”——前者消极，后者积极，但都可以阻碍独裁者横行霸道。

《这场疫情，如果西方输了怎么办？》（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0年4月14日）报道：

3月，北京一家购物中心的大屏幕在播放中央电视台对习近平主席视察武汉的报道。对于这场新冠疫情，中国社交媒体上曾有一个形象说法，说它好比一场球赛，中国打上半场，欧美打下半场，但从目前表现看，欧美似乎不如中国打得好。

鉴于疫情尚在进一步扩散，随着武汉解封以及中国复工的推进，有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而最近，不少人对中国新冠病毒的感染数提出质疑，包括美国中情局(CIA)。因此，最后谁的表现好，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不过，很多人也都在思考这个假设性命题——如果西方在这次抗疫中输给中共，怎么办？

应对此类全球性流行病，原来很多人相信，强调公开透明的自由民主体制天然强于系统性瞒报的威权体制，在这次疫情暴发初期，的确如此。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当疫情在欧洲和美国大范围传播后，他们的政府也一团糟，乃至3月前还是疫情重灾区的中国，反倒成了安全岛，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国家求助于中国的帮助——不仅是医疗物资，还有抗疫经验——中共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抗疫的模范生。虽然我们无法否认疫情最先暴发于中国的事实，但也不要美化中国政府的抗疫举措。但现在中西疫情的反转至少让很多人审视乃至怀疑，面对新冠病毒，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能否交出合格答卷，如何使它不输给中共的专制体制？我初步答案是，这很难。

这里所指的西方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有人以韩国、台湾、香港的案例来反驳。其实，韩国的做法除了透明性外，也没有采取严厉封城，但是韩国和中国一样，追踪每个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全力排查所有新天地教徒，以阻截病毒扩散；台湾、香港等同样是早发现早隔离，政府重视。另外，上述国家和地区同属东亚文化圈，多少带有一点东亚文化元素，如偏好大政府（香港例外），集体主义观念，能够平衡自由和秩序以及公民服从，在这些方面，它们和中国相似，而与西方有差异。

西方重自由甚于秩序，政府的号令在民众中权威性不足。比如欧美政府呼吁民众不要出现在公共场所，但在很多国家，至少到最近，部分酒吧、公园、商场、大街、健身场所、广场、海滩、旅游景点等还是人群聚集；再如戴口罩，很多欧美国家既不提倡，民众更不主动，直到最近几天，迫于疫情形势严峻，奥地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开始要求在公开场合戴口罩了。

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所致。在中国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虽然很快对中国采取了断航等旅行限制措施，本来为应对疫情在美国的传播赢得了时间，然而，特朗普个人出于选举考量低估疫情，置情报机构和疾控中心的再三警告于不顾，未能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包括准备疫情一旦暴发所需的医疗资源，也导致公众掉以轻心、不当回事。因此，有人会说，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轻率态度不是民主体制的错，不能把账算在自由民主体制上。但这需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特朗普当选本身及其执政三年来的表现，已让许多美国人忧虑美国民主出了什么问题。这几年美国党派政治的极化、特朗普对反对党和媒体的肆意攻击等，都表明美式民主在运转中出了很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漠视并不使人觉得奇怪。

另外，特朗普上台后大幅削减了美国疾控开支，政府削减了CDC（疾控中心），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在抗击全球疾病方面的预算，授权时任国安顾问博尔顿取消了NSC的全球健康安全部门，并降级了其中的流行病专家。因为计划的资金开始耗尽，CDC被迫将其预防全球疾病暴发的工作能力削减了80％，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缩减了工作规模。

再看中国政府，尽管前期存在习惯性瞒报，然一旦发现疫情已严峻，且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冲击中共统治时，它悍然采取封城这种人类抗疫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举措，全面动员，全面防控，将疫情当作一场“人民战争”来打，从而在两个多月里，将疫情控制住。

西方国家可以学习中国的某些做法，比如早发现早隔离，建方仓医院收治轻症患者，甚至戴口罩等，但中国抗疫的“人民战争”注定无法运用于西方，原因即在于中西国情和制度的不同，中国的威权/专制体制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使实行同样举措，其表现形式和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具体而言，两者制度的差异在这次抗疫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西方国家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拥有强大资源，它只能在法律授予的权力之下做事，而且受到三权分立结构的制约。因此，即使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它依旧做不到中国政府对社会和国家的掌控程度，可动用和调配的政府资源也远不如后者多。中国政府随时可以命令国企转产防疫物资，美国政府必须援引战争时代的法律，才能强制企业按照政府要求去做。中国政府的多层级结构使它平时显得臃肿不堪、效率低下，但在疫情下，这些平时多余的冗员特别是基层干部可以派上用场，维持社会秩序。另外，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包括小区物业，在中国以封闭式小区为居住和管理单元的国情下，社区和物业对维持处于疫情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作用至关重要。而这些是美国政府不具备的。

第二，西方国家也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管控媒体和舆论，事实上，即便中国政府也无法完全垄断舆论。一般来看，管控舆论会出现瞒报，反而不利抗疫，这不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但也要承认，在特定时期，管控媒体和舆论，有利于传达政府的意图、引导民众，让民众“自觉”配合政府。但这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也做不到的。

第三，西方国家对社会的强制程度同样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而西方民众对秩序的服从也不可能如中国民众。西方国家在涉及大众权利和自由的问题上，政府一般以劝导和建议为主，不构成一种非做不可的强制性。像武汉封城，足不出户，这在西方是无法做到的，而西方的封城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儿戏。

最后，西方国家对大数据的运用不如中国。中国政府严厉的抗疫措施，每个环节如果没有互联网和大数据从技术上进行协助，很难做到，或者成本要大得多，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恐怕比中国落后。这里需要区分技术和政治。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要把互联网和大数据运用于社会管理，虽然目的之一是为监控民众，防止出现反政府的事情，但在国家处于大的公共疫情时，客观上确实也有助于政府控制疫情。西方尽管也重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开发和运用，但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把它广泛地用在社会管理上，这同样涉及自由和权利问题。

虽然西方有比中国发达的民间社会和志愿者团体，而且在纽约的灾情中已经显示出志愿者力量，然而，总的来说，鉴于此次病毒的传染性极强，需要有专业的技能以及足够的防护设备，因此，这次西方民间社会的自救和志愿者的力量还发挥得不很明显，不足以弥补政府力量的欠缺。

故中国官方不无得意地宣称中国抗疫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民众也不乏带着看笑话的心情看西方。此即中共一向夸耀的举国体制优势，能在短期内在消除灾害上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相比之下，自由民主制度有其“短”处，似乎也不能不承认。

然而，假如威权/专制体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更强，是否能够反证民主的失败？不能。因为类似新冠病毒的公共疫情灾难，毕竟罕有，而社会更多的处于常态。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在一般大的公共灾难中，自由民主也比威权/专制更能胜任救灾，至少两者难分伯仲。社会进步依靠的是自由和自由下的创新，这两项在威权/专制体制下很难做到。专制体制也许能给人民带来物质福利的改善和提高，但绝不可能带给人民自由和人权。

所以，即便这次抗疫中国政府做的好一点，也不能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就输了。它可能对中共在全球传播和推销自己的社会治理模式及其价值观有帮助，让一些国家特别是还处于半民主状态或专制的国家对中国模式产生兴趣，又或使西方国家也开始反思和加强政府的能力建设，钟爱大政府。但若中共要藉是次疫情把自己的价值观打造成普适版本，把中国塑造成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乃至和美国争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则无疑会遇到西方国家的强力狙击。

此次新冠疫情，其地缘政治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和西方之前的隐形对立将会在疫情结束后显著强化。2008年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的崛起，并使全球化进一步加强。中国显然受惠于这次地缘政治结果，但好运可能不会第二次降临，首先因为中国是疫情首发国，尽管中国在控制疫情后投入不少精力帮助国际社会，但从美国政府鹰派坚持“甩锅”给中国看。如果中国赢得了抗疫，很可能会激起西方国家的更大不满，出于对中国的恐惧，从而加大对中国的打击。

此外，与2008年不同，此次疫情造成的一个最大后果，是此波全球化的可能加速终结。在这个终结过程中，美中、欧中的地缘政治矛盾会显著上升，美欧很可能联手共抗中国，以中国目前的国力、科技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的软肋，要应付西方的联手将力不从心。所以，谁笑到最后很难讲，中国如若在疫情后强化已有体制，而不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走向普世价值，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谢选骏指出：拿疫情来赌输赢，用笑到最后来逃避麻烦——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奴隶思维。他哪里懂得，自由不是一种谋幸福的工具，民主不是一种逃避麻烦的救生筏——那是一种爱好和习性，是奴隶和顺民无法理解的食谱。

《新冠疫情：一场民主的压力测试》（德国之声中文网 2020年4月18日）报道：

新冠疫情让各国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民主和专制，那种制度更有利于度过危机？

1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封锁大约有1100万居民的城市武汉，举世震惊。没有想到的是，新冠病毒疫情很快以同样的破坏力袭击了欧美诸国。与此同时，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纽约、马德里和柏林等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大幅度受限。出行限制和禁令、生活方式的改变似乎正在重塑城市生活。议会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开会，甚至有国家领导人也被感染。有些地方的人们羡慕地看着中国，在那里商家重新开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武汉解封，人们又可以旅行了。

在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新冠病毒等重大流行疾病方面，专制国家是否比民主国家具有优势？在后疫情时代，新冠病毒将对人权造成何种影响？奥地利民主研究者埃斯（Tamara Ehs）正在关注这些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在其国内抗疫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她认为："在面对病毒肆虐时赞扬中国严格的禁令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对于一种国家行动，它缺少必要的透明度。"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斯帕曼（Holger Spamann）也呼吁，在应对新冠病毒时应该保持"前所未有的透明性"。

警惕对基本权利的侵犯——然而，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也迫使民主国家采取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在专制国家司空见惯，例如限制出行、禁止集会和削减宗教自由。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乔罗娃（Vera Jourova）周一说，据她了解，有20个欧盟成员国"通过了紧急法令"应对疫情。她警告说，对基本权利的严格限制将会弱化民主。

但是，埃斯指出，严格的限制本身并非不民主。埃斯说："衡量一项措施是否合理，可以参照这些标准：该措施的目的是否是抗击疫情？该措施是否严格遵照法律程序？"

符合这些标准，民主制度下也可以实行严格的禁令。但是，如果官员扩大了对象范围并且不按照程序执行，则可能会越界。埃斯举例说，奥地利卫生部最近希望颁布"复活节法令"，让警察可以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搜查私人住宅，以检查家里是否举行复活节聚会。埃斯说，这种严重侵犯隐私的行为也可能在民主国家出台，但是它只是出自卫生部长的要求，并未经议会批准。在反对派和民间社会的大规模抗议之后，该节法令已被取消。

议会监督的重要性——政治异议和决策透明使得民主国家有机会反省应对疫情的措施，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埃斯认为，无论如何，议会应该举行会议。"议会作为一个意见平台，人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形成不同意见。在民主国家，总会有多种方案。在全体辩论中，这一点很明显。"因此，她坚持认为，不应该像匈牙利那样限制议会活动。上周，匈牙利批准了一项有争议的紧急法令，议会给予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an）巨大的权力：只要紧急状态持续存在，就不能举行选举，散布"扰乱信息"可能获刑。

匈牙利的确实施了欧盟国家中最严厉的限制措施。西班牙等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尽管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但这些国家 决定暂时关闭议会，或在虚拟空间举行议会投票。在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提出类似建议，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朔伊布勒提议设立一个小规模的"紧急议会"以应对危机，但德国宪法只允许在战争状态下采取这种措施，反对派议员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现在不是这样做的时机。

法国禁足令一再延长——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主要优势——对于埃斯来说，随着政府采取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措施，民间社会保持警醒尤为重要。她很生气地指出，在疫情爆发的最初两周，奥地利人处于被动状态。她几乎没有看到反对派的异议，媒体里也缺乏批评的声音。最近几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她说："媒体为反对派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权威的科学的声音也有了发言机会。"埃斯认为，危机时刻也可能成为独裁者的最好时光。她鼓励人们提高警惕，以确保民主制度不会因此遭受持久的损害。民主政体并不一定在一夜之间变成专制制度。 "恰恰相反，我看到公民对病毒感到恐惧。他们希望有更强有力的领导，并愿意为此接受对自由的限制。"现在，政治人物们正在观察自己能走多远，何时会遭到反对。 "真正的问题是：一旦破坏了自由与安全之间的脆弱平衡，我们民主制度中哪些专制因素将会冒出头来。"埃斯称，民主政府针对新冠病毒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加上期限。她举例说，德国的限制政策尚不清楚何时取消，默克尔领导的政府也尚未提出终止策略。本周，德国伦理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干预，它敦促政界人士在表达封锁国家的观点时具有更大的透明度。该委员会还表示，现在讨论走出危机的适当方法并非为时过早。它深表关切的是，政府的不透明性可能会损害公众的信任。

信任，正是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在抗击疫情的对比中的一个主要优势。取得民众的信任，就意味着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支持。就新冠疫情而言，这种信任可能意味着是阻止还是加速其传播的区别。

谢选骏指出：作者同样不懂，民主和专制，都不是为了度过危机而使用的工具，而只是运用权力的工具。民主是强者和强者之间的互相妥协，专制是强者对于弱者的无限霸凌。自由就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自生自灭似乎孤独，但是比起遭受奴役来，自生自灭是人生的至福。这样的自生自灭，就是和上帝在一起了。

【083、自由贸易是强者在扩张】

《班农：中国必须扩大开放 否则就会开战》（2017-9-12VOA）报道：

上个月被川普解职的白宫首席战略師斯蒂夫·班农周二在香港发表讲话，就美中关系、民族主义、他离职的原因等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会议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君悦酒店举行。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不允许媒体入场报道，气氛显得相当神秘。

参加会议的主要是金融业的专业人士，大约一百多人。主办方是中国国有证券公司中信证券下属的里昂证券。该机构据信与中国政府高层关系密切。

由于会议不公开，因此媒体有关班农讲话的内容都是通过各种渠道零星透露出来的。

美中贸易战

班农谈论的一个亚洲投资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美中贸易战。班农前不久对美国媒体人说，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战争，美国必须对中国强硬起来。这番话一度成为美中关系紧张的一个新热点。

但出人意外的是，班农在谈到与中国关系的时候显得并不是那么强硬。他透露，在世界领导人中，川普总统最敬佩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班农还赞扬了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他说，“中国管理自己经济体系的方式非常了不起。我向他们致敬。”

班农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特殊盟友联系”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讲话中，班农并不避讳他曾经说过的美中贸易战问题。不过，他表示，贸易战是可以避免的。他说，“大家都在议论即将到来的这场贸易战。我想我们能够避免打一场贸易战。” “但是要避免贸易战，我们就要解决针对美国而展开的经济战的问题。”

在谈到具体的解决办法的时候，今年63岁的班农指出，中国必须让更多的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停止他所说的对要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行“强制性技术转让”的做法。

美国的孤立主义

川普政府上任之后提出了被媒体称为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气候协定，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展开谈判等重大举措。有些美国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出现的新的孤立主义。班农在讲话中表示，人们把川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的主张等同于美国孤立主义是一个重大的误解。他说，美国仍然与其它国家保持双边联系，依然是一个太平洋大国。

不过，班农坚定地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再接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之类的协定或协议，不会再成为许多参与方中的一员，而受制于它们。分析人士认为，班农的意思是美国将通过双边而不是多变参与国际贸易。

民族主义崛起

另外，班农还就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兴起的现象发表了看法。他说，美国、菲律宾、英国等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民族主义。他称英国成功推动英国脱离欧盟的独立党实际上就是美国出现的茶党运动。

据一位与会者透露，班农给人的印象是，有意把他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说成是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重商主义”制度一样的思路。他认为，美国也应当对本国的产业和就业提供类似的保护。

班农说，“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涉及到两种不同制度的核心”，这就是“中国的重商主义制度和美国的开放市场的自由贸易制度”。

班农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作为经济民族主义者正在试图改变这种情况。我们不是自由的贸易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激进的主张，这是一个实际上会伤害到我们国家的激进主张。”

离开白宫的原因

班农一直被认为是川普的核心智囊，他不仅在帮助川普在总统竞选中转败为胜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且在川普新政的制定过程中也一位核心参与者。八月份，川普突然解除了班农的职务，让美国舆论感到非常惊讶。人们对他为何离开白宫甚感好奇。

班农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称，他离开白宫是因为川普需要有人在白宫外面发挥作用，他的任务是专心为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挑选候选人。据纽约时报报道，参加会议的一些人表示，他们从班农演讲所谈内容得到印象是，他虽然离开了白宫，但他仍然对川普行政当局的内圈事务有着直接的了解。班农还开玩笑说，白宫有些官员觉得应该让谷歌和脸书成为公共设施。

税改、移民和其它

班农在讲话中对川普的税制改革、移民政策和债务上限等问题谈了他的看法。班农认为，税制改革不会在几个月内完成，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班农认为，将会带来几项好处，一是引起非法移民自动离境，二是在农业和建筑业推高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工人的工资。关于川普总统最近突然直接与国会民主党人接触，把他们邀请到白宫商谈解决提高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做法，班农承认，这不是他的主张。但他认为川普要比他更为精明。川普这个做法在共和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谢选骏指出：班农哪里懂得，自由贸易是强者在扩张，所以英国强大的时候，就主张自由贸易、自由航行，不仅可以向清朝强售鸦片，还可以一直开到中国的内河里横冲直撞。现在英国萎缩了，连欧盟都不敢接纳了，担心被更强的德国占了便宜。这是因为英国今非昔比地衰落了。一百多年前，美国倡导“门户开放”，结果成长为世界首富；现在，如果美国也抛弃了自由贸易制度，这说明美国不再自认是强者了，作为一个世界霸权已经缴械投降了。美国所需要的，不是退出自由贸易，而是假借自由贸易之名进行对外倾销和对内垄断。否则，美国就会再度犯下历史性错误。“自由贸易”是强者的武器，就像“普世价值”一样。

【084、自由派在中美联合绞杀之下的最后哀鸣】

自由派只是国际关系的润滑剂，事情办完了就会被扔掉的。

《中美全面停摆对中国意味着什么》（2019-05-11 中国禁文网）报道：　

心平气和地谈谈，跟美国的贸易为什么这么重要。年初三个点的减税之后，让持续下滑的中国经济稍稍缓了口气。兴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让政府在中美谈判中有了讨价还价的底气，试图让谈判推倒重来。就像去年5月份那样，桌子一掀，结果整整拖了一年时间。不过这回美国没那么好糊弄，周五25%的关税估计是逃不了了（25%已于美国时间5月10日生效）。

消息出来后，中方没能稳住，立即宣布代表团将赴美进行下一轮磋商。两军对垒，士气很关键，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为什么非要谈判，为什么非要跟美国做生意，与美国的贸易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谈谈跟美国做生意究竟有多重要。就在中美谈判生变这些天，还有一个消息牵动无数人视线，那就是甲骨文公司将关闭中国研发部，裁员千余人，据称相关业务将转移至东南亚。其实更早之前，还有传闻称200家美企将撤离中国。

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撤离中国，我认为是合理的，不足为怪，但是像甲骨文这样的科技企业也要离开，问题就严重了。这说明中国的转型偏离了轨道，或者说，这是转型失败的势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一点，所有进入中国的外资，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来赚取美元，或者说是外汇，而不是人民币。因为人民币的信誉问题，无法参与国际收支。所以，对外企来说，中国市场的大小，就取决于中国有多少美元，而不是中国有多高的GDP。也因此，只要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减少，外资的盈利空间就越小，撤离的速度也会相当惊人。

很显然，美国是中国外汇的主要来源地，没有哪个国家会比美国更慷慨，每年为你提供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当然，也没有哪个国家有实力能承受如此之巨的贸易逆差。所以，如果美国这时候把关税征加到25%，对中国的创汇能力将是巨大的打击。同时，在关税的影响之下，又将会有无数的外企选择加速撤离。

可能也会有人觉得外企没用，撤光了也无所谓。这种想法是非常无知的，现在没有外企的国家为数不多，朝鲜是其中之一，而这个国家每年有超过20%的儿童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委内瑞拉经济崩溃之前，也对外资进行了大规模的驱逐。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没有外企，如果失去外企，我们也可能再回到改革开放之前。

不仅如此，外资撤离与外储枯竭其实是相同的问题，而外汇的储备量，就直接决定了中国的全球化质量。简单说，没有足够的美元，中国人获取国际资源的代价会非常高昂，比如石油，严重依赖进口，可能会贵到让你开不起车。比如进口药品，可能会贵到让你吃不起药。一些进口的抗癌药总是天价销售，其本质就是节省外汇。

当然，若涉及到高科技产品，我们可能连飞机，和一些常见如手机电脑之类的电子产品都难以负担。因为飞机极其配件都是进口的，半导体和芯片这些也严重依赖进口，我们平时去医院看到的高端医疗仪器，也都是进口的，制造业高端的工作母机，也几乎都是进口的。

哪怕是最简单的粮食，我们也大量依赖进口。就在川普(特朗普)发推要征加关税的第二天，中国发改委就发起了关于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和质量的大清查。所以，没有外汇，你根本无法想象接下来的世界会怎样。如果非要一个参照，那么最好的例子就是委内瑞拉，汇率崩溃，人们积累的财富被恶性通胀所吞噬。

这就是美国这位客户的重要性。现在很多人都说美国是在打压中国，害怕被超过。这种想法其实是很无知的，如果你说美国不希望中国军事太强大，这点我是认可的。同样，中国也不会希望美国军事太强大，双方是相互的。

但是在经济方面，是全然不同的，如果假设美国经济规模缩小一半，那么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也会跟着遭遇腰斩，全球经济都将面临灭顶之灾。相反，美国经济若能翻一番，中国对美出口也会跟着翻番，事实上，这一轮的全球经济复苏，也是由美国起的引擎作用。

经济是可以共荣的，相同的道理，中国也是美国的一个市场，他不可能打压中国市场，美国人肯定也希望中国人民都能买得起他们的高科技产品，一个民富的中国对美国经济更加有利。但是由于政治因素，美国在中国展开的业务都必然需要经过中国的政府，从而形成一种无形的制度成本，影响美国商品的价值转换或直接被踢出市场。简而言之，就是垄断，而现在美国人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垄断，使中国更加开放。

开放的好处想必已无需赘言，当然，深层次的开放始终绕不开体一制层面的改革，会波及无数集团的利益，这也是中美谈判的根本难点。但是，未来不是选择题，美国人不会无节制地为你提供顺差，如果不开放，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将灰飞烟灭，中国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葬送整个民族的未来。

所以，现在中国人必须要放下肮脏的意识形态，共同追求一个开放自由的中国。我们曾从过去的封闭之中走出来，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我们应该把财富和希望留给后人，而不是让他们回到赤贫和绝望，去重新开始。

谢选骏指出：中共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一个欺敌之术，百年马拉松的环节而已。党内民主派粉墨登场，党外自由派们为之摇旗呐喊，喧嚣一时，但六四屠杀已经做出相反的见证。现在三十年过去，自由派仍不醒悟——结果中美两国政府已经翻盘，各自背弃了以前的假意，一方穷追猛打，一方放任不管，自由派就在这次的联合绞杀中，发出了上述的最后哀鸣。自由派只是国际关系的润滑剂，用完了就会被扔掉的。

【085、自由社会的自杀】

《马斯克将兴建中国第一条超级高铁》（2018年7月19日 转载中央社）报道：

美中贸易争端虽仍未解，中国贵州省铜仁市与美国超回路列车运输科技公司（HTT）今天在贵阳举行真空管道超级高铁研发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这是HTT与中国签署的第一份超级高铁建设协议。

超回路列车（Hyperloop）是由特斯拉汽车执行长马斯克（Elon Musk）提出与主导的超级高铁计画，HTT则在这个项目负责客运部分。

HTT曾宣称，如果超回路列车在真空管运行两公里，时速将可达到每小时1100公里。

超回路列车未来若能达到每小时1200公里的商转速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一小时。

中新社报导，合作协议由铜仁市政府下属国有企业铜仁交通旅游投资集团与美国HTT签订。根据协议，铜仁市政府与HTT公司将分别以1:1的出资比例在铜仁市成立合资公司，共建真空管道超级高铁研发产业园。

第一阶段，双方将共同建设一条不超过10公里的商业真空管道超级高铁线路；第二阶段，双方利用第一阶段成果，完成相关必要的规章和规定，在此基础上延长线路，使长度适用于商业营运。如项目进展顺利，双方将共同努力在铜仁建设一个配套产业园。

据报导，超级高铁是一种以真空管道运输为理论基础，集成磁悬浮、低真空等技术的现代交通工具，具有超高速、高安全、低能耗、噪声小、污染小等特点。

谢选骏指出：这是自由社会的自杀——新技术只能产生于自由社会，新技术一旦普及于专制社会，就是自由社会的自杀。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民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掘墓人——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

《俄国女子被指用美色渗透美国组织 保释申请遭驳回》（美国之音2018年7月19日）报道：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下令继续收押被指控为俄罗斯代理人的玛丽亚·布提纳（Maria Butina）。检察官此前提交了布提纳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联的证据。

曾为一位高级俄罗斯官员做助手的29岁的布提纳在华盛顿接受联邦法院的提审。她被指控两项罪名，一项是阴谋罪，另一项非法为外国做代理人。布提纳对这两项指控都不服罪。对布提纳的起诉书说，她参与了俄罗斯多年来试图影响美国政治的秘密活动，同有政治影响力的美国人建立关系，并在美国渗透到一些知名的组织内。

美国联邦法官罗宾逊说，检察官阐明，如果将布提纳从华盛顿的联邦监狱释放，没有任何条件能够合理地确保她还能回到法庭。布提纳自周末以来一直收押在联邦监狱。

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克纳尔逊说，即使准许布提纳取保假释的条件可以是必须交出护照，但是俄罗斯仍然可以以外交豁免权将她带离美国。克纳尔逊在座无虚席的法庭上说，俄罗斯可以合法地给她一本新护照，让她合法离开美国。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的领事官员也旁听了法院的提审。布提纳身穿橘色囚衣，被法警带出法庭时面无表情。

克纳尔逊提交了有关布提纳与怀疑为俄罗斯情报人员有联系的新证据。对布提纳监视了一年的联邦调查局对布提纳在华盛顿的公寓和电子设备的两次搜查中获得了新证据。克纳尔逊说，一份文件上有俄罗斯情报机构雇员的名单。法庭文件显示的另一份文件中包含一张手写便条，题为“玛丽亚的‘候任俄罗斯爱国者’组织”，并且询问“如何回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聘用函”。

联邦调查局今年3月拍到的照片显示，布提纳与一位怀疑是俄罗斯情报官员的人在华盛顿一起吃饭。这名俄罗斯情报官员是美国今年3月驱逐的60名俄罗斯人中的一个。据认为，这些人都是俄罗斯间谍。美国驱逐俄罗斯人员是针对今年3月4号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尤丽娅在英国被人下毒做出的反应。检察官写道：“根据这份和其他证据，联邦调查局确信，被告可能在居留美国期间一直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有联络。”布提纳的律师罗伯特·德里斯科尔表示，对他的当事人的指控纯属臆想。他说：“与一名俄罗斯国民共进晚餐并无任何特别。”

他还说，布提纳对几项美国政府的询问予以合作，尽管最近数月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但仍自愿留在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4月搜查了布提纳的公寓，但是她仍然决定留在华盛顿。

布提纳被捕的时间正值联调局担心她在准备离开美国之际。最新的法庭文件说，她的公寓的租期在7月31日到期，她的公寓里有一些打包好的箱盒。但是布提纳的律师德里斯科尔说，布提纳准备到南达科达州与男友同住。布提纳的56岁男友是美国政界活动人士，把布提纳介绍给知名的美国人和美国团体。

布提纳在2014年到2015年之间曾几次进入美国，后来在2016年8月获得F-1学生签证，注册为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学生。这所大学的一名官员证实，她在2016年秋天以来是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的学生。

俄罗斯外交部称美国对布提纳的指控 “毫无根据”，并且说，拘押布提纳是为了矮化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峰会的影响。

《红雀特工》真人版？ 被捕俄国女子用美色渗透美国组织

俄罗斯女子布提纳被指充当俄国代理人、合谋渗透美国政治机构一案，周三（18日）在华盛顿续审。有检察官透露，布提纳以身体作武器，色诱男人来进行渗透活动；美媒则形容，有关情节如好莱坞电影《红雀特工》（Red Sparrow）。

法庭文件显示，布提纳与一位没被公开姓名的56岁美国男子同居。有英媒按女方的社交网照片推测，该人可能是右派政治人士埃里克森（Paul Erickson）。不过，两人的感情似乎一般，因为布提纳曾最少一次提出与其他男子上床，以换取在一个特殊利益团体任职。报道指，该组织很可能是全国步枪协会（NRA）。

文件又指，负责联络布提纳的俄国官员，将她与「艳谍」查普曼相提并论。该官员曾发短讯向布蒂娜说：「仰慕者向你索取签名没有？你的风头已盖过查普曼。她拿玩具枪拍照，你就拿真枪。」有美媒指出，该名幕后官员可能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托尔申（Alexander Torshin）。

法官指出，当局拘捕布提纳时，发现她早已收拾好行李，打算逃走，故将她还押候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就形容布蒂娜如真人版《红雀特工》。片中珍妮花罗伦丝饰演的俄罗斯芭蕾舞蹈员，被国家情报机关相中，强征入特务学院，被教导成以身体来色诱男人，以达到目的。

谢选骏指出：如果俄国已经渗透进了白宫的核心家庭且又得到了选民的支持，美国还有什么办法？

《特朗普的最新民意支持率公布 结果令人有点吃惊》（环球时报 2018-07-18）报道：

今天，知名西方媒体路透社和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发布了一份特朗普的最新民意支持率调查结果……

此事也很快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该调查是在特朗普和普京见面后进行的，针对的正是在美国媒体看来极为“耻辱性”的会面，会给特朗普在支持率上带来多大冲击。

而调查的结果有一部分确实令人有点吃惊，但也有一部分还比较符合美国媒体预期。

这令美国人有点吃惊的部分是：尽管特朗普在会见普京时低声下气，还不断给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行为辩护，甚至连他自己的支持者都有些看不下去了，这件事却并没有对特朗普原本就不佳的支持率带来进一步的冲击。

调查发现，目前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美国注册选民中的支持率为42%，与他此前介于40%-44%的支持率相比并没有明显变化。同时，尽管特朗普在面对普京时的表现已经引起了他所属的美国共和党的不满，但仍然有71%的共和党人选择支持他。更令人意外的是，只有32%的共和党人相信俄罗斯影响过——但不是干涉——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的意图。这数字也与民主党那边的调查结果几乎完全相反。

不过，在整体民调方面，有55%的受访选民并不认同特朗普与俄罗斯打交道的方式，只有37%认同他的做法。

有59%的受访选民还表示，他们认同美国情报机关的发现，即俄罗斯确实尝试干涉过美国总统大选。

《普京有多可怕 看看川普夫人的脸就知道了》（2018-7-19苹果日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丁本周一举行高峰会，外界捕捉到美国第一夫人玛莲妮亚（Melania Trump）和普丁握手后的“惊恐表情”画面，引起网友议论纷纷。

画面中，玛莲妮亚与普丁握手时展露笑容，但松手后玛莲妮亚不但笑容消失，而且看似面露惊慌表情。此画面在网路上疯传，加上川普在事后记者会上因太挺普丁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借题发挥，有人说“玛莲妮亚是房内唯一知道普丁可怕的人”、“她看似刚见到鬼一般”、“我相信她吓得要死”。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女儿最知道共产党的厉害。普京是否由此已经控制了美国的第一家庭？

【086、自由社会就是可以自由大便的社会】

《当人们还在讨论一个中国大妈到底在机场有没有打人时，另一个中国大妈美国闹市区当街脱裤拉屎！》（Generator青旅社 于 2018-09-28）报道：

在美国加州亚凯迪亚（Arcadia）市最繁华的山谷大道上商业街区内的停车场，一位华人中年妇女简直太让人无语了！她竟然当街大便，所有在场的老外（包括中国人）都相当震惊和愤怒。

Virginia家住亚凯迪亚，她正好购物经过。她向世界日报记者爆料称：“事情发生在2号下午，该名女子竟然在闹市区当街大便，非常恐怖。她说自己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粗俗和令人作呕的画面。”

无独有偶，在北美这种极不文明的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去年夏天，家住蒙特利公园市的华人方太太中午去餐馆途中，也震惊的发现一名华人中年妇女，在蒙市Ynez街边当众脱裤大便。

姿势十分到位和“优雅”啊~~

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位大妈即便看到附近来往车辆竟也视而不见、面不改色、淡定擦去便便、整理衣著后扬长而去……（这种从容和淡定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呀！）

方太太说和先生说了此事，一开始先生竟不敢置信，表示可能是位精神失常者。但当两人重新在前方路口调头，缓缓开到那名女士一侧路边，才清晰看到，那位大妈衣著朴素，就在其蹲下的不远处地面上还放著一个打包盒，似对方是刚吃过午饭。

她说，该大妈看到方女士一家驱车经过但并不慌张，只是将面部转向内侧，不再向外观看，但动作依然是半蹲著。随后女士用纸巾擦拭下体并随后站起身整理衣裤，最终留下一地秽物向南步行离去。

这张尺度太大，我们必须要马赛克了~~

不仅如此，居住在北美社区内有少数华人大妈的种种其它不文明行为也往往令人咋舌……比如，在泳池里洗脚、小孩在泳池里拉屎、垃圾倒在邻居的垃圾桶里等等。

下图，一位华人居民为了节省每月44元的垃圾回收费，持续两、三个月将自家垃圾倒进邻居家垃圾箱内。

社区内的公共泳池泡热水浴的地方，一些华人大妈常常挽起裤腿在里面泡脚。

原本方便居民们在游泳前后冲凉的地方，一位华人大妈却连着一、两个月拉起帘子在此处洗澡。

操北方口音的这位大妈说到嗨处，脱鞋盘腿坐在椅子上……

在餐馆就餐过程中全程搓脚的华人女子……

飞机上为了让你闻她的“十三香”的大妈……

诚然，中国人现在是富了。但请不要忘记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华人带出国的不应该只是金钱和消费力，而更应该把文明带出国了。

结束语：

市场调查公司益普索（Ipsos）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于物质的热衷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世界位居榜首。

其中，有81%的中国人表示个人成功的标志是物质财富，而在全球范围内仅有34%的人同意这一观点……

而在美国和日本有近80%的成人更明确反对这一观点。在瑞典对这个观点嗤之以鼻的民众居然高达93%，在美国85%左右的人认为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和家庭才是成功的人生……因为这在美国，太罕见了。

谢选骏指出：专政社会的人想象自由社会，以为自由社会就是可以“干什么都行”的社会——干什么都行，其中当然也包括可以自由大便！小学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说，“要是生在解放以前就好了，就可以随便抢人东西了。”因为他看见共产党电影上的国民党士兵就是如此行事的，这让他十分羡慕，因此向往“旧中国”。据说这位同学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终于大显身手，成了大款和上市公司的老板。

【087、自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美科学家研发读心程序 可将大脑想法破译成语音》2012年2月5日报道说：

志愿者的头部X射线CT扫描图像，展示了负责处理声音的大脑颞叶上方的电极。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科学家研发出一款可以“读心”的电脑程序，能够破译大脑活动并将其还原成我们听到的词句。他们表示这项技术能够为因中风或者退化性疾病导致语言功能受损的患者带去福音。不过，很多人也对“读心”程序产生恐惧，担心自己的想法被他人偷窥。

研究过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学家将电极植入接受大脑手术的患者头骨，监视来自颞叶的信息。这一大脑区域与语言和图像处理有关。患者听到他人讲话时，电脑程序便开始分析大脑如何处理和重现他们听到的词句。科学家表示这项技术同样可以用于读取患者的想法，了解他们想说的话。

刊登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的研究论文指出，这项技术让读心研究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系统学教授罗伯特·奈特表示：“对于因中风或者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导致语言功能受损而无法说话的患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进步。如果能够通过分析大脑活动进行另一种意义上的虚拟对话，将有成千上万的语言功能受损患者受益。”

据悉，共有15名通过大脑手术治疗癫痫或者脑瘤的患者接受了测试。在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将256个电极安装在他们大脑表面，“窃听”他们表达的单个单词，包括名词、动词和名字。电脑程序分析电极活动，再现他们听到的词汇。研究论文合著者布莱恩·帕斯利指出，研究证明电脑程序破译大脑活动后获取的信息与在大脑内呈现的信息非常接近。

通过进一步研究，大脑活动分析将允许科学家将患者的想法转换成真实的语音信息，或者借助界面装置表达患者的想法。

研究发现人类的听觉系统将声音分解成单个频率。人类语言的频率范围大约在1到8000赫兹之间。帕斯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主要关注语言的低水平声学特征。在我看来，相关大脑区域并不只进行声学分析，还会进行其他活动。我们将理解他人的话视为一种非常自然的能力，实际上，大脑为了做到这一点进行了令人吃惊的计算。”大脑内的这些信息不会发生变化，可以进行精确测绘，电脑程序也可以破译出最初的声音。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加恩·斯库努普指出，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神经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大脑通过将从外部获取的信息转换成电活动的方式进行工作，例如语言。这项研究证明，我们也可以将电活动还原成最初的声音，至少可以达到相当接近的程度。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巨大进步，为研发相关生物医学应用程序铺平了道路。”

很多人担心这项技术将导致读心装置的出现，心怀叵测的人可以利用这种装置偷窥他们内心的想法。斯库努普表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这项技术的使用目前仅限于少数愿意接受手术的患者。非侵入式大脑扫描还没有先进到可以读心的程度。他说：“所有重视个人隐私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头骨仍旧是一个任何企图入侵大脑的黑客都无法攻克的屏障。”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祸福相依”，自由正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农耕和畜牧的自由带来了横征暴敛的奴役，金钱的自由带来了物欲的奴役，言论的自由带来了信息泛滥的奴役，科技的自由带来了更强控制的奴役。争取自由容易，摆脱奴役却不可能——这是因为，自由正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因为人的原罪控制了自己。

【088、自由是自由社会的最大敌人】

《中译全文 索罗斯：习近平是自由社会最危险敌人》（众新闻 2019-01-25）报道：

我想今天晚上向世界发出警告，一个前所未见的危机，正威胁着自由世界的生存。去年我在这里用了很多时间分析资讯科技垄断的邪恶角色，我那时是这样说的：独裁国家和数据丰厚的资讯科技巨擘联盟出现，这带来处于初始阶段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已在发展中的国家监控结合。这可能带来极权主义管控网络，就连乔治奥威尔也无法想像。

今天晚上，我想要大家注意，由机器学习及人工知能控制的工具，对自由社会带来的致命危险，可能落入极权政权手里。我把重点放在中国，习近平要使一党制的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

去年之后，很多事情陆续发生，我知道很多在中国出现的极权主义管控情状。

个人的资讯急速增长，将在一个中央化的资料库集中，成立「社会信用系统」。根据这些数据，人们将被演算评估，判断他们会否对一党制国家构成威胁。之后就据此对付人民。

社会信用系统还未开始全面运作，但很清楚，它将变会成什麽样子。它会把个人的命运，变成一党制国家利益的从属，这种做法是历史上前所未有。

我觉得社会信用系统令人震慄和厌恶。很不幸，一些中国人却感到这特别具吸引力，认为它提供了目前没有的资讯和服务，可以用来保护安份守已的老百姓、对抗国家的敌人。

中国不是世上唯一的独裁政权，但毫无疑问在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方面，是最富有、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这使得习近平成为相信自由社会概念的人的最危险敌人。不过，习近平不是唯一的一个，独裁政权在全球扩散，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变成极权主义。

作为自由社会基金创办人，我一生都与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极权和极端意识形态斗争。我坚信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不会永远受到压制。不过，我得承认，自由社会此刻面临深重危机。尤其感到不安的是，由人工智能发展出来的控制工具，给独裁政权在面对自由社会有着先天优势。对独裁政权而言，控制手段提供有用的工具，对自由社会来说则是致命威胁。

我用「自由社会」来描述法治盛行、反对一人统治，国家角色用以保护人权及个人自由的社会的简写。我的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应该对深陷歧视、社会排挤，以及无法保护自己而遭苦难的人特别关注。

相比之下，独裁政权用尽手上的控制方法，让自己永保权位，牺牲了被他们剥削和打压的一群。

如果这些新科技让独裁政权拥有先天优势，自由社会如何得到保护？这是一个令我极其关注的问题。这亦应是那些想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关注的。

自由社会需要管制生产控制工具的公司，而独裁政权可以称它们是「国家冠军」。这是令到一些中国的国营公司，可以追得上甚至超越跨国巨人之故。

当然，这不是令我们今天关注的唯一问题。举例说，人为的气候变化，威胁我们文明的生死。但是，自由社会面对的结构性不利因素令我关注，我希望分享如何对应的想法。

我深深的担忧，是来自我的人生。我1930年生于匈牙利，我是犹太人。13岁时，纳粹佔领匈牙利，把犹太人赶进灭绝集中营。

我那时非常幸运，因为父亲知道纳粹政权本质，他安排了假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家人与其他犹太人的藏身之地。我们当中的大部分，都能够倖免于难。

1944年，是我人生经历形成的一年。我很年轻时就知道，什麽政治政权主管国家的重要性。当苏联佔领军取代纳粹政权，我离开匈牙利到英国避难。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在导师卡尔波普尔的影响下，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概念框架。其后在我金融巿场觅得一份工作，证明这套框架出人意表地有用。这套框架与财经完全无关，它是基于批判思考。这让我分析机构投资者各种理论的不足之处。我于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也令我对自己是世界上收入最多的批评者感到自豪。

打理一个对冲基金的压力很大。当我赚到比自己和家人要用的还多的钱，我进入了中年危机。为什麽我不要命地赚更多的钱？我反思良久，到底要什麽，1979年，我创立自由社会基金。我把目标定为帮助打开封闭社会，减少自由社会的匮乏，以及推动批判思考。

我的第一个方向是弱化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之后我把注意力放在打开苏联制度。我与匈牙利共产党辖下的科学院合资一个项目，它的代表私下对我的做法表示同情。这个安排，获得超越我最疯狂梦想的成功。我迷上这个「政治慈善事业」。那是1984年。

跟着下来几年，我尝试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重覆在匈牙利的成功经验。我在苏联帝国做得甚为出色，包括苏联，但在中国则是另一个故事。

我在中国的首个行动，那时看来相当有前景。这是包括当时在共产世界广获仰慕的匈牙利经济学者，与在中国刚刚成立、亟欲向匈利牙学习的经济智库成员互访交流。

在初期的成功基础上，我向中国智库负责人陈一谘提出，在中国重造匈牙利经济模式。陈获得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及其富有改革思想的政策秘书鲍彤的支持。

1986年10月，一个名为中国基金（China Fund）的合资项目启动。这是一个在中国截然不同的机构，理论上，它有全面自主权。

鲍彤是中国基金的领导者。不过，激烈改革一系的敌人众多，联合起来攻击鲍彤。他们说我是中央情报局特务，要求内部安全部门调查我。为了保护自己，赵紫阳换走陈一谘，取而代之的是对外安全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由于两个部门同级，谁都不能干涉另一部门的事。

我同意这一变动，因为我厌倦陈一谘把太多款项拨给他自己的研究所，我那时还不知道幕后的政治内斗。但是申请中国基金的人，很快就留意到中国基金是政治警察所控制，开始远离。没有人有勇气向我解释当中原因。

最终，一名中国保证人冒着相当风险来纽约告诉我。之后，很快就赵紫阳下台，我借此结束了基金。这事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前不久，与基金有关的人留下「污点」纪录。他们竭尽全力洗清自己，最终都成功。

回首前事，很明显，我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民众不熟悉方式运作的基金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捐助是缔造捐献方与接受方之间的共同义务感，使双方有义务永远对另一方忠诚。

历史就这麽多。现在我谈谈去年发生的事，当中一些让我吃惊。

我第一次去中国时，见过很多权力中人热切相信自由社会的原则。他们年轻时下放到农村再教育，比我在匈牙利时更加艰苦。但他们活了下来，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曾经都受独裁统治。

他们热切学习卡尔波普尔有关自由社会的理念。他们觉得想法非常吸引，但是他们的诠释与我的有些不同。他们熟悉儒家传统，但中国没有投票传统。他们的思想仍停留于层级及内在的尊崇高层。我则是更为平均主义，同时希望所有人都能投票。

因此，我对习近平在中国遇上大量反对并不惊讶，但惊讶的是形式。去年夏天，领导层在海边胜地北戴河开会，习近平似是被挫威风，传说会议反对取消任期限制，也反对习建立围绕自己的个人崇拜。

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批评仅是对习近平做事过头的警告，而不是推翻取消两任任期限制。他推广「习近平思想」，视此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提升，已被推高到与「毛主席思想」同一层次。于是习仍是领袖，可能是终身如是。近来的政治内斗的最终结果，仍然未有解决。

我一直留意中国，但是自由社会太多敌人，当中一马当先的是普京的俄罗斯。最危险的情景，是这些敌人互相合谋或互相学习对方如何打压人民。

问题是，我们要做什麽才能阻止他们？第一步是承认危险。这便是今晚我为什麽要说出来。但是现在来到困难的部分。我们当中谁想保住自由社会，必须一起工作，组成一个有效联盟。我们的任务，不可以留给政府。

历史说明，儘管政府要保护个人自由，但仍有其他利益。他们会优先考虑国民的自由，先于大原则上的个人自由。

我的自由社会基金全心全意保卫人权，特别是那些没有政府保护他们的一群。当我们40年前开始时，很多政府支持我们的努力，但是排序愈来愈后。美国和欧洲以前是我们的强大盟友，但他们现在正受国内问题所困。

这样，我要集中在我认为是自由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将发生什麽事？

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回答。我们能做的是，在习近平与中国人民之间画出清晰界线。由于习近平对自由社会公开敌意，中国人民便是我们的希望之源。

事实上，他们就是希望的基石。正如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我解释那样，儒家传统：皇帝的谋士一旦强烈不同意皇帝的做法或旨意，他们就会发声，即使后果是流放或是处死。

这对于陷于绝望边缘的我来说，可以是大大的嘘一口气。在中国的决心保卫自由社会的人，大概是我这把年纪，大多是已经退休，他们的位置由靠习近平提升的年轻一代接过。但新的政治精英出现，愿意保住儒家传统。这意味习近平在国内继续面对政治反对力量。

习近平向其他国家展示中国作为模范榜样，可他不但面对国内还有国外的批评。他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在执行，足以显出它的不足之处。

「一带一路」倡议设计用来推广中国利益，不是接受方国家的利益。它的野心勃勃基础建设，主要用贷款资助而非捐赠，而外国官员经常收贿接受这些项目。很多项目证实经济上不化算。

最具标志性的案子是在斯里兰卡。中国建设一个港口是为了自身战略利益。港口无法吸引足够的商业航运来还债，结果让中国取得港口。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案例，引致广泛的不满。

马来西亚带头反弹。上届由纳吉率领的政府投向中国，但2018年5月，纳吉在大选被马哈蒂尔为首的联盟击败下台。马哈蒂尔立即叫停一些大型基建项目，最近正与中国谈判，马来西亚要赔偿多少钱。

向是中国最大投资国的巴基斯坦，情况并不明确。巴基斯坦军方全面受益于中国，但去年8月上台担任总理的伊姆兰汗则是含煳不清。2018年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宣布在军事合作上的宏图大计。到了年底，巴基斯坦深陷财政危机。但有一样事愈发清楚，中国打算以「一带一路」倡议来作军事目的。

所有这些挫拆，逼得习近平要修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取态。9月，他宣布要避免「虚浮项目」，倾向小心设计的倡议。10月，《人民日报》警告，这些项目应该服膺受方国家的利益。

客户们已先行提出警告，其中一些，像是塞拉利昂到厄瓜多尔，正在质疑或是重新谈判项目。

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现已视中国为「战略敌人」。特朗普总统的难以预测是臭名昭着，但是他的决定，是基于一个小心准备的计划。自那时起，特朗普的乖僻行止，已被政府各部门的中国政策取而代之。政策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专家博明及其他官员监察。这个政策，10月4日在副总统彭斯的演说中勾勒出来。

即使这样，指中国是战略对手是太过简单。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主角。对中国有效的政策，不可能减到变成一个口号。

这需要更加精密、详细、实际；这必须包括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回应。博明的计划没有回答，到底最终目的是公平竞争环境抑或是从此与中国不相往来。

习近平完全明白美国新的政策对其领导的威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用在G20峰会与特朗普的会晤来赌一把，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战升级，股巿在12月出现大量抛售。这对把所有力量集中2018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构成困难。当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双方都很想达成协议。所以，他们达成协议并不奇怪，但这只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协议：停火90天。

同一时间，清晰显示中国正出现广泛的经济下滑，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全球放缓是巿场最不欲见的事。

中国未有公诸于世的社会契约，是建立在稳定上升的生活水平。如果中国经济及股票巿场下跌严重的话，社会契约便会受到损害，甚至商界也可能反对习近平。如此的衰退可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丧钟，因为习近平可能耗尽资源继续资助如此多的亏本投资。

在全球网络的管理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正进行一场未有公开的争逐。中国想通过新平台和科技垄断发展中国家，从而主导数码经济的规则和程序。这是对互联网自由的威胁，也是对自由社会的间接威胁。

去年，我仍相信中国应当更加深入融入全球管制系统，但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改变了我的看法。我现在我看法是，美国应放下与全世界进行贸易战，而是聚焦中国。不是轻轻放过中兴与华为，而是需要打击它们。如果这些公司垄断了5G巿场，这代表了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不能接受的安全风险。

遗憾地，特朗普总统看来是走着不同的路：对中国让步、声称取得胜利、重新攻击美国盟友。这会破坏压制中国滥用及过火行为的美国政策目标。

最后，让我把今晚的信息总结。我主要的重点，是拥有资讯科技垄断的极权政权，令得这些政权对自由社会有着内在优势。管控的手段，在独裁政权手上是有用的工具，对自由社会来说是致命威胁。

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的独裁政权，但在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方面，是最富有、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这使得习近平是自由社会最危险的敌人。这就是为什麽要把习近平的政策和中国人民的期许分开是如此重要。社会信用系统，如果启动的话，将让习全面控制人民。由于习是自由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希望寄于中国人民，特别是愿意保存儒家传统的商界及政治精英。

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萌生的《联合国协议》的梦想是有可能的。这会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目前冲突循环的适当结局。这将重新建立国际合作，让自由社会开花盛放。这是我的看法总结。

网民哀嚎：

bucharest 发表评论于 2019-01-27 17:01:14 

楼下不要胡扯什么索罗斯有良知了。这个金融大鳄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大骗子之一，搞剪羊毛搞颠覆哪次都没少了它。它这次无非是又把金权包装成什么民主自由拿出来卖，妄想没有政府管控后他的金权可以为所欲为。他要有良知的话，母猪可是真能飞上天了。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19-01-26 08:20:37 

他做空了全世界、但被中国打得满地抓牙、所以对中国恨极、这遍文是由西门庆真普选老随、酒让等共同执笔。

sleeplessinNY 发表评论于 2019-01-26 08:06:29 

老坏蛋虽然自知时日不多，但依旧出言不善。不过他坦言在六四时给鲍彤的钱打了水漂，可谓少见。其实香港占中幕后也有他的身影，此人一日不死，对中国终究是个祸害。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19-01-26 07:16:01 

没错，索罗斯们的自由社会正面临危险。当2020中国利用国家体制力量基本实现脱贫之后，索罗斯们那种唯利是图、劫贫济富的自由社会法则将被世界上更多国家唾弃。

不太 发表评论于 2019-01-26 02:55:42 

被敌人反對是好事。

没头没脑 发表评论于 2019-01-26 01:28:33 

人类文明的发展开始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联想的董事长说了：谁创新谁就是找死。就是华为目前也是以集成创新为主，真正的重要的子系统的子系统零部件都在真正的自由市场企业手中。就如汽车制造业，几十年了人家已经开始推广燃料电池车，我们那个传统车的质量还不止是一代以上的差距。所以以盗窃知识产权为主的经济结构，把谁创新谁找死的文化推广到世界。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悲剧。人类要移居其他星球的梦想就如秦始皇的长生不老药被封建集权的文化彻底埋葬，成为类似炼丹成仙的闹剧。

wlhelhe 发表评论于 2019-01-26 00:32:16 

居然忘记了普京？CIA 不查通俄门了？

adxp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21:49:42 

据说小柜子给索罗斯捐了两块钱

青山环抱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21:17:44 

总算认清了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了。

青山环抱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21:16:00 

看来白左也认识到了谁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

mully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21:14:29 

他坑了不少国家，坑中国没有成功，还好意思出来说风凉话，居然有人说他有爱心，真是笑话。

芳草碧连天US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20:54:58 

我要说一句话，Trump，习近平和普京正是真正的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这个自由世界并不是我们目前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世界，当然如果按照我们目前的世俗世界的理解，也可以是认为是摆脱了那个几乎是统治了全世界的cabal的自由世界（算是第1步吧）。而Soros 是cabal的典型代表人生。他现在公开出来在这种场合以这种严厉的口气强烈批评这3个人，基本上确认和证实了我最近的感觉和猜测。也说明cabal 正在走向末路了，目前大部分cabal 的头都已经被秘密逮捕了，不久会被公开审判他们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没有夸张）。人大规模的口走私和贩毒以及对儿童的犯罪都不是最严重的罪行。Trump，习近平和普京等背后的势力，都是同一种，接近天道的那种。对这方面没有接触过的人可以初步看一下我最近的那个博文，大概感知一下具体是什么意思。

anchoret9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20:19:49 

「一带一路」……的野心勃勃基础建设，主要用贷款资助而非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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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是好有愛心的一個人。俺就是想問問，他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大賺一筆後，有沒有拿出部分錢成立個基金，幫助一下在危機中“无法保护自己而遭苦难的人”？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9:28:21 

习近平是黑社会最危险的敌人。

雪夜读书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9:26:06 

这厮20年前在香港折戟沉沙，到现在都咽不下这口气。

公鲨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9:20:06 

高屋建瓴。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9:03:29 

都怪习太蠢，废除任期制，招来一片骂声，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haibinwang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9:01:16 

商人一个。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9:00:26 

对习的打击太大了，如五雷轰顶。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8:58:00 

索罗斯是正义之声，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他不缺钱。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8:56:24 

习是自由的敌人，更是向往自由的14亿中国人的敌人，是世界人的公敌。

qkwl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8:39:09 

肯定是在中国没有赚到钱，开始撒泼骂街了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8:21:06 

文章的确是写得很好。佩服。

无聊纽约人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7:31:18 

口口声声“自由社会”，可惜出自这财主的口，有意义吗？

别跟我提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7:29:04 

奉劝“舍”友，别再去捧霉国的臭脚。你都不懂中文了，取个四不像的网名，跑到这里被人耻笑。回去让您那美国出生的儿子教你中文吧。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6:55:19 

习近平不但是自由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更是全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楼下帮习近平说话的畜生们请用你们的畜生脑子好好想想，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还有人敢上访吗？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领导人，有哪个象习近平一样竟敢丧心病狂地刚一上台就把本国的几乎所有人权律师当作反革命分子一样以所谓“颠覆国家”的罪名统统一网打尽后还要斩草除根？有哪个象习近平一样丧心病狂地数九寒天就敢大批驱赶几十万低端人口（其疯狂程度在二战后的历史上恐怕只有红色高棉才能与之相比）？

lakelavon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6:48:15 

滚，中国就是他这样的大资本家，跨国集团，全球主义者喂养大的，现在发现中国不听话，反过来要咬死他们，才害怕起来。除了利益，这帮子吸血鬼在乎什么自由，平等，民主？

anchoret9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6:37:20 

平等無彼此，

自由任俺飆。

若抓孌童癖，

自由哥難逃。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6:35:48 

忠心感谢文学城发表索罗斯演讲的全文！不得不说，作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受害者之一，索罗斯对其邪恶性的认识比普通人要深刻得多。他在本文中的以下这些话，句句是经典啊： 

1.最危险的情景，是这些敌人互相合谋或互相学习对方如何打压人民。

2.社会信用系统，如果启动的话，将让习全面控制人民。由于习是自由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希望寄于中国人民，特别是愿意保存儒家传统的商界及政治精英。

3.中国想通过新平台和科技垄断发展中国家，从而主导数码经济的规则和程序。这是对互联网自由的威胁，也是对自由社会的间接威胁。

4.在习近平与中国人民之间画出清晰界线。由于习近平对自由社会公开敌意，中国人民便是我们的希望之源。

7997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6:24:11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当然是站在与中国对立的利益集团的角度上，以民主自由为名来批判中国。作为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谁不“害怕”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利益共同体呢？由此反而可见，中国的行事方式和一带一路策略是有成效的，中国的大公司象华为，中兴已能够正始挑战“跨国公司”的利益了。不过要是“中国模式统一天下”还真不一定完全是件好事，既便是对所有中国人而言。中国富强对中国人是好事，但会是竞争对手和背叛祖国的华人的恶梦。

不搭界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5:59:38 

索罗斯这个披着自由皮的贪婪的野兽。当年就是想用他控制的基金血洗香港民众的血汗钱。没料到香港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了足够的支撑。让这斯损失惨重。这些所谓打着自由旗号的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应该早点在这世界上消失，免得祸害各国人民。这所谓的自由不要更好。

john_圣迭戈01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5:32:42 

共党政府贪腐暂且不说，

但是，它确实是全世界唯一能阻止打着自由世界旗帜的鳄鱼横扫平民百姓血汗钱的政府。

中国只能以恶对付恶才有效。

北卡山人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5:25:51 

无知又可笑的无猫们啊，索罗斯只是偶尔做空， 他做多赚的钱远远比他做空赚的钱多不止十几倍！他不久以前做多阿里巴巴、腾讯赚的钱远远比他当年在香港做空亏的钱要多很多。他做多中国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要赞扬啊？他不做空中国的时候，中国股市就不掉了？呵呵呵。根据最近的SEC的披露他的基金买了中国股票ZLAB等等，你们自己去看看。他投资的能力是汝辈远远不及的。

欣国学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5:07:26 

现在局势很明了： Soros 和 高盛是美国的两大毒瘤， 把美国搞衰本就是这两毒物的目标。

别跟我提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5:05:21 

你别胡搅蛮缠，我不在乎是不是打油诗。

我在乎的是，看到捧金融恶霸，假皿煮恶霸臭脚，试图搞乱中国的人，决不能做打酱油的。

那些想让中国遍布万人坑的人才是坑人的主!

别跟我提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4:40:26 

楼下“舍”友，我拥抱的是时机成熟的真皿煮，支持的是国情贴合的改良式专制，反对的是造成国家大动荡的激进民主，严防的是贪婪的国际资本大鳄的嗜血投机。听明白了吗。

kinysh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4:39:12 

中年危机太可怕了。还是老实点搞个小三，创个业。。。

sigmazao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4:23:28 

金融大额在中国屡战屡败，恼羞成怒，打棍子扣帽子这样的中国文革套路，真是非常搞笑。

欣国学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4:16:30 

全世界人民应该站起来声讨金融恐怖集团的罪行！

polarzone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4:09:21 

一个犹太人，心里有自由民主，连他自己的上帝都不相信，更何况还是匈牙利出来混得。

欣国学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4:02:25 

2000多年前的中国，孟轲满嘴仁政， 在仁政的口号下伪装了西周的农奴社会， 把西周的农奴制包装成理想社会。今天的 Soros， 满口自由社会，包装的是金融恐怖主义集团，这个集团要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做他们的奴隶。

时间快车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4:01:50 

可怜一代金融巨鳄，老矣老也，面对一个让自己屡次败北的东方巨龙，他除了hen之入骨死不瞑目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舒服呢？让贪婪成性的一代巨鳄永远不敢面对的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整体觉醒。呵呵，啃不动的中国，让昔日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所欲为的老魔头临死也不得安生啊……

醒来的雄狮，是该一飞冲天大展宏图了

无法弄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3:57:33 嘚，重组群儿？完了，玩大了。

老键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3:54:03 

世人皆睡（或装睡）我独醒。

欣国学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3:52:26 

打赢二战的是美俄中三国。 三国人民在二战中的牺牲远比犹太人在二战中的牺牲大的多。二战时的犹太人没有去反抗希特勒， 他们全得靠别人去解放他们，而后他们就会诉苦，好像全世界都欠他们的。

欣国学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3:44:47 

贪婪和野蛮文化基因扎根在 Soros 身上。金融恐怖主义比爆力恐怖主义更加危险。这两个恐怖集团有着共同的老祖宗。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3:40:25 

@别跟我提，老兄，我是来城里玩的，你的仇恨没有必要，更没有道理。周末愉快！

别跟我提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3:33:43 

文学城里问题仔

批着黄皮心眼坏

甚过金融大恶霸

妄图中国大衰败

正义人们不懈怠

阻挡恶霸理应该

不能任由人宰割

皿煮骗局别再来

anchoret9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3:02:35 

趙紫陽被中共幾乎視爲叛徒，原來根子在索罗斯這裏。索罗斯碰上中國，無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敗績連連，令無冕之王羞憤交加。這份深仇大恨，說得通。

随你怎么玩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54:21 

正直的声音，客观的评述，非常喜欢这篇演讲。习近平跟人类文明背道而驰，国际社会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希望全世界联合抵制西北朝鲜独裁政治，避免独裁伤害更多的国家和人民。

七月的老蛇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48:39 

不针对个人，但是中国确实走向纳粹化，而新一代的年轻人是被纳粹化了。预计人类史上最大的战争会降临，两种文明的较量，就看那一方的力量是正义的化身。

无烟煤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45:44 

老头讲的太好了，touche

陈水阿扁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42:01 

自由世界就是自己想干啥就干啥，怎么舒服怎么来。我舒服了就不许你舒服，你只能伺候我，要想反抗，就灭了你。谁是流氓啊？不知道？

*summer*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41:31 

看来民主党上台习胖日子更不好过，习胖应该窃喜，川总还算好的。

锅沿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38:16 

老糊度了。

王剑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36:00 

整天做空别的国家把资金抽走，确实需要中国这种国家经济体对抗。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32:09 

习近平是自由掠夺世界者的最危险的敌人。

你哥哥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27:36 

索羅斯 布隆伯格絕口不提東廠王公公這隻隱藏版終極惡虎？ 真不簡單吶。

你哥哥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26:00 

索羅斯 布隆伯格這兩只狐狸沒講王73這位隱藏版終極大老虎麽？ 

zhou_wen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24:54 

中国，中国政府，习近平，是一些抢窃国际大鳄最凶恶的敌人。

北卡山人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21:34 

索罗斯分析得非常好，中共正在大步走着纳粹的道路。涉事不深的无猫们，你们在动物庄园里连做人的自由和尊严都没有，还妄谈什么爱党爱国，可笑。

仰韶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16:29 

呵呵，一个连5G技术公平竞争都容不下中国人参与的自由世界？

中号打狗棍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15:29 

中国人民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独裁，腐败” 的政权，结果是成就了比国民党独裁，腐败百倍的共产党专制政权。。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习近平之心路人皆知。他和袁世凯一样想做皇帝。他和袁世凯不一样的是，袁世凯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功勋。而习近平对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仅毫无寸功，而且有罪。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吗？根本不是。人民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真正的投票权。当人民认识到共产党独裁腐败而且暴政的时候，没有任何手段限制共产党的胡作非为。更无法收回被共产党窃取的权力。人民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主人。索罗斯应该早就看出共产党的本质了。只不过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今天郑重地讲出来，以警示世界。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12:14 

文学城新闻更新太慢了。嫖总刚说开门仨星期。姿态不错，赢了老太太。

蓝天翔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11:39 

原以为索罗斯是个生性贪婪的奸商。这篇讲话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他也有正义的一面。希望在中共垮台后不要对民主中国玩坑人的把戏。

JailHer2016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03:20 

共产党和民主党就像穆斯林的两派，相互打个你死我活，不奇怪。但是在反人类的事业上，这两派又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共产党负责破坏发展相对后进的文明，民主党则专长于毁灭发展相对高端的文明。

childofGod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01:18 

I meant Soros

childofGod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2:00:58 

Doris is the worst enemy of the free world, and worst enemy of freedom and liberty

烛光不及LED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54:57 

看到连索罗死这样的皓首老贼都粉墨登场，说明习近平做对了，想阻碍中国崛起的国家捉急了。

栾世清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53:50 

就是因为他有钱就更有说服力吗？

jun1973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51:23 

资本主义制度的劣根性已经完全暴露, 民主最大的本质就是官宦跟老百姓玩得政治游戏,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民主,都是扯淡。

烛光不及LED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49:31 

美国和西方跟班是世界的最危险敌人，而美国犹太集团的索罗死又是掌控这个国家的幕后黑手之一。自由社会？斯诺登暴露出来的自由社会？

胡連勝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32:41 

這說明索羅斯是个头脑醒的人！

潇洒补锅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20:00 

赞一个，今天的中国正在变成纳碎德国的路上，现没有完全变成，一旦完成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变，那将是全人类的灾难。

zxhe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18:58 

索罗斯过于悲观。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肯定不一样，所以管理起来的方法也不一样；虽然限制言论，限制老百姓接受信息，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加上（外部压力下）市场开放后经济融入全球自由经济，人民与外界交流加深，中国下一代肯定不会一样。下一代的思维变化了，管理也将变化。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15:02 

床铺既无知愚蠢又道德败坏，根本没有固定见解，完全是一帮老右为其出谋划策，又喜欢独断专行，所以经常朝令夕改。对民主人权不感兴趣，所以与中共打贸易战很可能半途而废。

牛吔吔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11:54 

索罗斯，这是怎样一个存在？美元的化身，自由资本主义的象征！美联储的的重要人物。已经像人民币宣战了。

远方飞翔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05:32 

索罗斯想要的就是把世界改造成和西方一样的政治经济结构，然后可以自由地运用他的资本操纵政治媒体经济股市以榨取最大利益，中国妨碍他的如意算盘，所以恨得咬牙切齿——输在中国手里，多少年的恶气没出，现在是气急败坏，神经错乱了。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05:16 

床铺吹捧普习金，放过中兴，证明床铺就是一个见利忘义的投机商人，十有八九中美贸易战停止是中共对川收买的结果。

ak3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05:01 

老家伙用他的臭钱想给全世界做脑切除手术，中国没让他下刀，气急败坏。

ak3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1:01:58 

索罗斯想要的就是把世界改造成和西方一样的政治经济结构，然后可以自由地运用他的资本操纵政治媒体经济股市以榨取最大利益，中国妨碍他的如意算盘，所以恨得咬牙切齿。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59:15 

在反自由搞独裁上，川与普习金是一路货色。

bashfulx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56:53 

这个发言与彭斯的檄文遥相呼应。我预感有一天 Facebook and Google 也会说出口。

雨中的春树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55:18 

索罗斯说的没错啊。习近平确实不能让他自由地用金融手段抢劫别人的财富。让他的资金自由出入抢劫就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

云本无心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54:58 

“皇帝的谋士一旦强烈不同意皇帝的做法或旨意，他们就会发声，即使后果是流放或是处死。”。哈哈。那是在中国。不是在强国。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52:34 

大胆发言，赞！

罗马军团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51:01 

输急眼了？别急，别急，慢慢来。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50:50 

说的对，习普川是自由的敌人。

阿米高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47:24 

习橥犹如当年的西太后，会把中国带入深渊

郑南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46:09 

醍醐灌顶。

西门桥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40:34 

历史上坏人到处都有，但能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世界公敌不容易。习近平已经成功了！他是一个超级恶魔，如果现在不予以重视，后果不堪设想，他甚至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现在就必须立即行动，全世界都应该暂时放下其他纷争，立即一致行动，彻底碾碎并把习近平的梦想撕成碎片。

我爱宝岛台湾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29:57 

黑莉在联合国上把普京描绘成世界的敌人，巴西总统把布什描述成世界动乱的根源，这个索罗斯表达他个人观点不奇怪，他把习近平捧上天反而不正常。这个家伙没有自己的实业公司，靠资金优势、期货杠杆专门攻击那些发展中中小国家的外汇体系。是一个金融鳄鱼。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29:38 

索罗斯是老年痴呆了吧。把自己的底细都亮出来了。搞南非搞苏联的成功了，南非种族隔离是没有了，黑人政府准备直接收（抢）白人地了。非洲各地的黑人都涌进相对富裕南非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抢劫杀人。苏联被解体的时候什么操行就不多说了。他现在搞不定老共慢慢啃嘛，发这个除了现实他气急败坏屁用不顶。把实话都说出来把效果都让大家看见谁还听他放那什么一种气？他现在闲得没事想把美国搞成南非吧？就是这帮极左的二五眼，包括假新闻媒体作大死，才让嫖总这个疯子有机会上台，让美国陷入内耗中。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28:57 

纳粹幸存身，

却有变世心。

金融做大鳄，

政治明白人。

警告或参考，

须知酱缸深。

立此存照后，

且等后世尘。

醉在四方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27:51 

索罗斯：中国人只有做服装鞋袜帽子才不会威胁全球的安全，哪怕中国人多开一家美甲按摩店，都会颠覆西方政府。

eachnet88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20:59 

索罗斯是自由经济最危险的敌人。

CTPCW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18:56 

实话说，在左的路上和个人崇拜，Xi went too far。

To_Me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12:21 

被视为纳粹一样的中共和独裁者确实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全人类共灭之！

DD1122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11:19 

没能把中国像苏联一样肢解了成了索罗斯的遗憾。

dma 发表评论于 2019-01-25 10:10:49 

馊骡死到处鼓动开放国界，显然对现代社会居心险恶。翻译者把老馊说的open societies翻译成自由社会，把老不死说得好像是个民主斗士似的。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七嘴八舌连同索罗斯在内，满口“自由”却没有弄懂什么是“自由”！那么，什么是自由呢？要弄懂“自由”的意义，首先要明白为何“人人都爱自由”——人人都爱自由，是因为人人都爱自己的自由，却不爱别人的自由，或是假装在爱别人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了，“自由是自由社会的最大敌人”——因为这个人的自由，就是要剥夺其他人的自由。正如那个人的股票交易，就是要剥夺别人的利益。所以我说，自由是自由社会的最大敌人，结果自由社会也不得不限制自由。

【090、自由选举的胜者不是当选者而是选民自己】

《美国中期选举 你需要知道的一切》（2018-11-02 纽约时报）报道：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多元化的一次中期选举。

值得关注的事项包括：国会两院将由哪个政党控制，并获得对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的监督权。（提示：如果有机会，民主党人将比共和党人更积极地展开调查）此外，选民一般都会获得“I Voted”（我投票了）贴纸，那是经常能引起周围人欢呼的东西。

不妨了解一下：众议院议席每两年选一次。由于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且是错开的，所以今年秋天有33个州要选参议员。

华盛顿以外的地方呢？

6665个州职位和成千上万个地方职位。

别忘了还要选州长、州立法席位和其他众多非联邦机构的职位，包括市级。今年有36个州将选出新的州长。

谁会赢得众议院？

肯定是民主党。

或者共和党。

反正是其中一个。

大家一直在谈论所谓的“蓝色浪潮”，让民主党拿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有可信的迹象表明，民主党今年充满活力。但强劲的经济，以及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举措，将激励大量的共和党人出来投票。所以，难以保证哪个党将大胜——只会有很多势均力敌的竞争。看看那些民调结果，作出自己的判断。

如果民主党拿下众议院，会带来什么？

政治上：展开调查，高声演说，也许还会启动弹劾程序。立法上：恐怕难有成就，回归到分裂政府状态。民主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如果共和党守住了众议院，会发生什么？

政治上：华盛顿的一党统治进一步加强，特朗普可能更加为所欲为，几乎可以肯定不会遭到弹劾。立法上：更多的放松管制，也许还有更多的减税，也许还会进行废除《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又一次尝试。

民主党需要夺过多少席位，才能在众议院成为多数党？

23席。

他们要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先得拿下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所赢选区的23个共和党席位当中的一部分。

但民主党在数十个选区看到了明确的机会，从多元的都市区到郊区（这里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看不起特朗普），到一些农村席位。我们在这里建了一个众议院争夺战的战场指南。

有多少美国人生活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

5000多万。

在众议院的435个席位中，大约75个竞争激烈。每个选区大约有70万人。所以，在竞争激烈的选区，有超过5000万人。

哪些州的众议院之争最激烈？

这30个州。

各地都存在十分关键的争夺：加州、东北部（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中西部（艾奥瓦、伊利诺伊、明尼苏达），甚至是传统的共和党据点，如德州。我们在跟进那些竞争最为激烈的州。

我的投票重要吗？

重要。

我的意思是，当然，在特定的选举中，你的那一票不太可能决定胜负。但这并非不可能！而且，即使在超过一票决定的选举中，整个过程也具有公民意义。

此外，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一般低于总统选举。所以这是反对派人士打破统计预期的好机会，如果这是你感兴趣的目标的话。

我可以提前投票吗？

这取决于你住在哪里。在一些州，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这是一篇很好的总结。

我最晚可以什么时候注册？我去哪里投票？

每个州规定不同。这个页面是个有用的指南。

我的投票安全吗？

可能吧。也许。

但实际上：有关选票公正性的保护正面临严重质疑。而且，与以往一样，白宫是一个不可知因素。特朗普总统经常质疑情报界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大选的共识，他已签署了一项惩罚外国干预的行政命令，但两党的立法者一直在推动更剧烈的措施。

我们在这里和这里详细拆解了我们对俄罗斯一事的了解。

社交媒体在这次中期选举中起什么作用？

作用很大。

Facebook、Twitter和Snapchat等平台的重要性对竞选活动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政治人物从未有过如此多绕开传统媒体的选项。一个至关重要的例子：候选人们的目标是制作下一个病毒式传播视频，将其作为昂贵的电视广告的代理，并经常大量依赖社交媒体来分享信息。

Facebook有采取什么不同的措施吗？

有鉴于大规模数据泄露和（真正的）虚假新闻，Facebook自2016年以来表现不佳。除了用无处不在的广告模糊地道歉之外，该公司已表示正在全力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但我们已经看到影响竞选活动的威胁在2018年是非常真切的。

该公司提到了外界试图影响中期选举的尝试，其策略与2016年俄罗斯的情况非常相似。正如我的同事凯文·鲁斯(Kevin Roose)最近所写的那样，Facebook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是“区分真实用户发出的普通咆哮和愤怒与国家支持的左右舆论企图”。

特别法律顾问调查会如何影响中期选举？

很难说。

迄今为止，很多民主党候选人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俄罗斯事件，他们更愿意谈论国内事务。但从政治角度上来说，距11月6日仍然有很长一段时间，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S·穆勒三世(Robert S. Mueller III)领导的调查（或其他对总统及其身边人的调查）取得的重大突破，可能会成为“十月惊喜”。

何种政策讨论主导了竞选？

医保普遍是一个大问题，争论有两条主线：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就《合理医疗费用法案》的功过（仍在进行的）讨论，以及民主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关于全民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是否是长期对策的讨论。其他议题有：移民、教育和控枪。

民主党也有机会拿下参议院吗？

当然，但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16年特朗普获胜的州中——其中有一些州是大胜——有10名民主党人正竞选连任。相比来看，民主党只在少数几个州有切实的机会，因此他们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而共和党人已经占据了微弱的多数。

民主党必须赢下共和党控制的哪几个席位才能有机会夺取参议院？

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田纳西州。

德克萨斯州也处在关注之下，众议员贝托·欧洛克(Beto O’Rourke)与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进行了激烈竞争——后者是民主党人乐于去深恶痛绝的人。

如果众议院与参议院分裂，任何重大立法在两年内通过的几率是多少？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

什么样的共和党人通过了初选？

那些看起来最像特朗普的人。

他们在共和党初选中做得很好，经常得到总统本人的背书。

含蓄是个很稀罕的东西了，尤其是在竞选广告中。在佛罗里达州，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成功得到州长竞选提名的过程中，他年幼的孩子一度穿起了“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连体衣。在佐治亚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布莱恩·坎普(Brian Kemp)的另一则广告中，他坐在一辆卡车里，承诺“如果需要我亲手把作奸犯科的非法移民抓起来送回家”，他会去做。但大选中的选民真的想要更多的特朗普主义吗？我们拭目以待。

这真的是“女性之年”吗？

看起来无疑是这样的。

今年秋天有创纪录的257名女性参加众议院和参议院竞选，赢得众议院初选的女性达到235名，为本国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女性在州长职位的初选中也打破了记录，女性对女性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许多激烈的竞争中，女性已经从充斥着男性的初选人海中脱颖而出。

尽管女性被提名人数创历史新高，距离国会实现和国家人口一致的男女比例还很遥远。今年的许多女性候选人都是在竞争激烈的地区与男性竞争，或者与男性在任者竞争时机会不大。

有哪些候选人让民主党人感到激动？

民主党的未来似乎是年轻、进步和极为多元化的——从民主社会主义者、纽约初选中击败了现任众议员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到民主党佛罗里达州长提名人安德鲁·吉勒姆(Andrew Gillum)，乃至正努力在乔治亚州的竞选中成为美国第一位非裔女性州长的斯泰西·阿布拉姆(Stacey Abrams)。

有哪些候选人让共和党人感到激动？

民主党参议员们对10个特朗普获胜选区的重选感到紧张。其中有：共和党人在密苏里州能看到一些优势，那里的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Claire McCaskill)正在努力击退38岁的州检察长乔希·霍利(Josh Hawley)。佛罗里达州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尔·尼尔逊(Bill Nelson)将对阵州长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后者是一名富有的商人。

谁能在今年创造历史？

有很多人。

安德鲁·吉勒姆将是第一位领导自己所在州的非裔美国人。

斯泰西·阿布拉姆将是首位领导一个州的非裔美国女性。

田纳西州有一个空缺的参议员席位，共和党提名人、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可能成为该州首位女性参议员。

在佛蒙特州，民主党人克里斯蒂娜·哈尔奎斯特(Christine Hallquist)是有史以来首位成为主要党派州长提名人的跨性别候选人。

密歇根州的拉希达·塔利布(Rashida Tlaib)和明尼苏达州的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都在谋求众议院席位，二人都将成为国会首度出现穆斯林美国女性。

科罗拉多州的贾里德·波利斯(Jared Polis)将成为首位当选州长的已出柜男同性恋者。

各种丑闻影响到众议院的竞选形势了吗？

这个嘛……

两名来自绝对红色选区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纽约的克里斯·柯林斯(Chris Collins)与加利福尼亚州的邓肯·亨特(Duncan Hunter)近期遭到起诉。包括总统在内的共和党人如今都表达了对于丢掉这些席位的担忧。由于是司法部决定在如此临近11月的时候提起诉讼的，特朗普把责任归咎于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

总统以政治理由为那些被控犯罪的人辩护，这常见吗？

不常见。

选举日那天，华盛顿哪些权势人士会遭受最大损失？

如果民主党人不能拿下众议院，很难想象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位子上还能坐多久。如果共和党人阴差阳错丢掉了参议院，他们的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很可能不会喜欢过重新成为少数党的日子。例如，如果没有50个共和党人的投票，确认另一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将会很难。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选票提案吗？

有好几个！

其中有：几个保守州——犹他、内布拉斯加、爱达荷——将考虑扩大联邦医疗补助的提案，支持者们希望能击败曾经从立法方面阻止这种努力的保守派议员。一些西部州的创制权投票涉及能源定价——包括加州一个关于州汽油税、华盛顿州一个关于碳排放的创制权投票。此外，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备受关注的举措将恢复那些服过刑的重罪犯的投票权。

中期选举只是一个对特朗普的公投吗？

基本上是，但也不全是。

地方问题永远是重要的，有时候关系重大。此外，共和党国会的政策——例如税改及废除医保的努力——对许多选民来说可能是强有力的动力，而他们投票的理由可能与特朗普本身没什么关系。

对共和党候选人来说，特朗普能带来好处还是一个负累？

这就像房地产市场：重要的是位置、位置和位置。

总的来说，在他受欢迎的地方，总统是很有用的，在不受欢迎的地方没那么有用。（很令人震惊，没错。）但全国各地的许多共和党人都很欢迎他的帮忙。2016年，特朗普嘲笑过特德·克鲁兹的妻子、父亲及他的信仰。

如今，面临着一场艰难重选的克鲁兹计划让特朗普成为德克萨斯州一场集会的中心。

我能相信民调吗？

可以，也不可以！

总的来说，民调更多的是对选民和议题的揭示，而不是对选举日的精确预测。今年，许多预测暗示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几率大于50%。但没人能保证结果一定如此。关于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确定的事情，《纽约时报》“结语”(Upshot)栏目的实时民调项目是一个兼具令人信服的数据和极度诚实的绝佳例子。

OK，中期选举结束了，然后呢？

开心、解脱、绝望。而且基本上2020年总统大选紧接着就开始了。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毕竟只是一份大众传媒，所以废话说了一大堆却没有说在点子上——这个要点就是，自由选举的胜者，不是那些当选者，而是选民自己。所以，但凡可能，具有这个认识的人们，都会出来投票，积极把握自己的命运，而那些不来投票的人，其实就是自认为不属于公民阶层的人渣与奴隶，他们的命运肯定不济。

《美国“出生公民权”是一位华人100多年前争得的》（中国日报网 2018-11-01）报道：

1898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以6:2的投票结果，裁定黄金德一出生即为美国公民。

但是近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扬言要通过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废除“出生公民权”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美国的“出生公民权”是如何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百多年前一位华人通过法律抗争艰难争取得来。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25年前。1893年，时任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任命约翰·怀斯为旧金山港的海关征收员，这相当于把这个美国西海岸最大港口的外国人入境权都交到了怀斯手上。而怀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排华主义者，走马上任后，他专门为华人群体制定了比法律规定严格得多的入境要求。当时，如果有华人要从旧金山港入境美国，必须准备成堆的宣誓声明、商业文件和照片，才可能被允许入境。

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动荡不安，大量华人迫于生计不得不远跨重洋来到美国从事廉价的体力工作。美国有很多白人与怀斯立场相同，他们对赴美华人心怀憎恶，并采取各种方式排挤、压迫华人群体。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签署《排华法案》，明文禁止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并严格限制华人入境美国。这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

1895年，一个名叫黄金德的中国人出现在旧金山港。这个22岁的年轻人看上去和其他等待入境美国的中国人一样，但他又有所不同——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黄金德的父母来自广东台山，他们1873年在旧金山生下了黄金德，在美期间，这对夫妇一直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一家杂货店里帮工。然而，由于无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又担心遭到警察暴力迫害，1890年他们带着儿子逃回中国。

可是对于黄金德来说，美国才是他的家，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随父母回到中国没几个月，就乘船返回旧金山，入境时他自称是餐馆的厨师，没有受到任何阻挠。这让黄金德误以为他可以自由出入美国。于是，1894年11月他再次回中国看望父母，次年入境时却撞到了怀斯的手上。怀斯以黄金德不是美国公民为由，根据《排华法案》下令立即将其驱逐出境。随后，黄金德被美国警方逮捕，关押在旧金山湾的一艘汽船上。

当地一个中国移民援助协会听说了黄金德的不幸遭遇，帮他请了律师。黄金德的代表律师托马斯·赖尔登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挑战政府拒绝承认其公民身份的做法。这场庭辩主要围绕着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公民权条款中“并受其管辖”5个字的解读，以及外来人士在美国所生子女是否属于美国公民的问题展开。

这一条款是这么写的：“所有在（美利坚）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赖尔登认为，在美国出生的人符合“并受其管辖”的要求，因而获得美国公民权。一审的地区法院和终审的最高法院都支持黄金德一方的申辩。1898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以6:2的投票结果，裁定黄金德一出生即为美国公民。

这个判决也巩固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属地主义原则”，即任何在美国领土出生的人，不论其种族或阶级，不论其父母的移民身份（但外国驻美外交官的子女除外）——自动成为美国公民。

谢选骏指出：公民权的基本体现就是选举权。正因为选举权和公民权如此重要，所以围绕它进行的攻防才如此激烈——自由选举的胜者不是当选者而是选民自己，所以小心，得罪选民的当选者混不了很久的。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和法西斯从来不敢自由选举——除非在党卫军和解放军的枪口之下假装“选举人民代表”。然后像白痴一样举手高呼“万碎万碎万万碎”！后来希特勒果真万碎了，毛泽东虽然没有万碎，却是像臭肉一样腌起来了，还不如希特勒焚尸扬灰来得痛快。

【091、自由选举就是颠覆政权】

《要求19大直选总书记的中共党员子肃被以“颠覆罪”判4年》（2019年4月15日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

2019年4月15日，本网获悉：要求中共19大直选总书记的中共党员子肃是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而最终在今天（2019年4月15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4年。目前，子肃被关押在四川省第二看守所。

在起诉书中对子肃先生的“预谋武装暴动”和以公开信“煽动推翻国家主权和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两项指控极其严重。

子肃：1955年11月23日出生，成都人，198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到云南省委党校任教，期间有二年挂职任副县长，2014年退休。

子肃是中共党内公开支持民主宪政的党员之一，主张立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民主化改革。退休后积极参与民间维权运动，同时在网络上以其大胆言论而著称。子肃2015年底回到故乡成都。2016年10月25日，子肃在成都东门大桥府河边被成都国家安全局带走。10月27日被成都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2016年11月25日，子肃取保获释回到家中。

2017年4月28日子肃又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了发表公开信——《关于在中共十九大上开放党内民主直选和选举胡德平先生为新一届中共总书记的建议》后，再次被带走，又被被收监已被正式逮捕。后又被正式批捕，起诉，判刑。

对于子肃先生的境况，本网将持续关注。

附：《关于在中共十九大上开放党内民主直选和选举胡德平先生为新一届中共总书记的建议》

建议人:子肃

目前中共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是顺应历史潮流走向民主宪政，还是沿袭独裁腐败的老路走向崩溃？

习近平先生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当选总书记，已经任职5年。总体评价这5年，我认为习近平先生有功有过。习的功绩主要表现在比前任胡锦涛总书记在反贪腐问题上有所作为，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习的过错主要是模仿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专注于集权，担任了十几个小组的组长或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反对民主宪政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肆迫害维权律师和民主异议人士，加紧网络舆论钳制。习的反贪腐因只是在一党专政体制内进行，也就是重用中纪委系统查处党政官员贪污腐败的案件，而且是选择性反贪腐，所以连治标都谈不上。出于保党救党的考虑，习提出了"七不讲"全面复辟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明目张胆地反对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前几任党的领导人倡导推行的改革开放路线，这是习最大的过错。

有鉴于此，很多党内外人士认为，习近平先生已经不适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我建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开放党内直选。我个人建议，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儿子胡德平先生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因为胡德平先生的政治理念倾向于民主宪政改革，这就为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关头扭转复辟毛泽东时代的方向提供了契机。我认为，为中共和中国的未来选择一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每一个中共党员和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凡是赞同我的建议的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签名附议。

2017年4月28日呈阅

谢选骏指出：自由选举就是颠覆政权——不过在民主国家，自由选举是合法的必须的政治程序，而在专政国家，自由选举则是非法的严禁的煽动作乱——只判四年，就算“晚期仁政”了，要是在毛泽东时代，主张更换领导人，则适用死刑；在邓小平时代，也要判个十五年徒刑。

【092、自由主义的颓废、衰败和灭亡】

《分歧者：异类觉醒》（英语：Divergent）是一部2014年美国科幻冒险青春电影，由尼尔·比格（英语：Neil Burger）导演，改编自韦罗妮卡·罗思（Veronica Roth）同名作品。

这部电影以科幻形式的描写了“个人和集体的斗争”，为了思想的自由。

《分歧者》具有社会批判性质，描写人性的黑暗面，也有爱情，通过爱情改变故事线索来吸引观众……挺好玩的。

这说明美国人还在挣扎，试图摆脱现代全球文明的窒息。

而中国人早就习惯了这一窒息，还乐此不疲，甚至不惜忍受雾霾，甚至高呼“好得很！不是糟的狠！”

为什么说美国人还在挣扎？因为他们还想反抗主权国家的极权主义。

但极权主义是战无不胜的，美国政府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就是现在。但依然保有持枪权利的老百姓不甘心被摆布。但政府控制了一切，慢慢把百姓榨干，美国也是这样的，虽然比欧洲还要轻微得多……所以就说在挣扎。

权力总是倾向于自我膨胀，主权国家也不例外，最后导致极权主义，然后就是文明的颓废、衰败和灭亡。

所以谢选骏指出：“五派社会”的陈述，体现了“个人主义的垂死挣扎”。

《分歧者》：派系高于血缘，勇爱大于一切——

“派系高于血缘”，这是电影《分歧者——异类觉醒》给尼莫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

未来世界的芝加哥，人们被分成五大派别：诚实派（Candor）、博学派（Erudite）、友好派（Amity）、无畏派（Dauntless）、无私派（Abnegation）。每一个孩子在16岁时都要选择加入一个派别，并接受魔鬼般考验，淘汰者将被“打入冷宫”，成为“无派”成员，命运非但不能自主，更有可能被驱逐出人类队伍。五大派系各有分工，共同支撑着完整、完善、完美的社会体系。但如此完美的世界仅仅是表象，尤其是当“分歧者”——影片女主角翠丝现身后，完美背后的各种肮脏交易、操控被无情揭露。面对此景，以翠丝为首的异类者是觉醒、反抗还是顺从、被奴役……影片就此掀起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幕。

对人类新社会进行乌托邦式的派系分割，并倡导派系高于血缘，这原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条件是各派系机会均等，权利均衡，一旦失衡，危机自然此起彼伏。人类之福的初衷也会囿于个人的欲望、贪念，而成为人类之灾。《分歧者》中的“异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觉醒自省的。16岁的翠丝显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分歧者”，这在其经历的“能力倾向测试”中，被暴露的一清二楚。她无畏、无私，且又博学，有主见，故而成为幕后大佬凯特温斯莱特的天敌。俗话说，机会、命运总是掌握在有准备的人手中的。面对强大劲敌，翠丝不惜以卵击石，揪出黑幕，打破阴谋，让人类社会真真正正走上正轨。

翠丝的成功有偶然性，但又不乏必然因素。除去其身上天然必有的勇气、勇敢等禀赋外，亲情、真爱亦是其成功的动力源泉。未来社会的五大派系崇尚的原则是派系高于血缘，因此，社会结构不再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方式，派系成了维系社会基本单元的最重要因子。但派系的选择非天生具有，往往具有偶然性，因此，血缘的特有属性亦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异类分子翠丝而言，父母、兄弟虽不属于同一派系，但在生死关头，基于血缘的亲情贡献出了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成为翠丝最终成功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与训练导师老四困境之中建真情，生死之际见真爱，也在其成为异见领域精神领袖的道路上起到了决定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在“派系高于血缘”的理想化社会中，面对突入袭来的不公与专政，勇气、勇敢、真情、真爱，方是战胜一切的，自主命运的动力之源。

《分歧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节奏紧张刺激，特效加写实的魔鬼训练场景更让人看得魂动心破，男女主角的浓情蜜爱，训练营兄弟姐妹的浓浓友情，基于血缘的家庭亲情，也都让影片时时刻刻洋溢着温暖、温情、温馨的氛围。影片看似只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抗争故事，但其励志意义却极尽深远。

近年来，以《分歧者》为代表的非现实主义科幻动作片大肆盛行，并频频掀起观影热潮，成为全球电影圈难得一见的现象级影片。《分歧者》在全球坐拥2000万+的原著拥趸，电影号召力也极具粉丝破坏性，超级人气、超凡魔力，足以比肩《饥饿游戏》。影片热卖全球，也尽在情理中。

未来社会的人类被分为五个派系，人们必须加入符合自己特征的派系，而翠丝却惊讶地发现她是“分歧者”，不属于任何派系。而分歧者这样的异类也将遭到杀害，翠丝必须争分夺秒躲避危难并扳倒邪恶势力。

一百年前，一场席卷全球的战争让所有的国家从地球上消失，幸存的人们聚集在近未来的芝加哥。新世界的创始者为了谋求永久的和平，把人们按特质划分为五大派别：无畏派、无私派、博学派、诚实派、友好派。“Faction before blood”（派系高于血缘）是这个世界至高无二的真理。每个人成长到16岁时必须接受派系测试，根据测试结果选择符合自己特征的派系。每一个派别都有独一无二的气质，有自己专门的社会职责，通力合作促进世界进步。当一个人拥有两种以上的气质，就意味着他将是一个“分歧者”。

9月8日，这部《饥饿游戏》后最卖座的科幻动作系列巨制《分歧者：异类觉醒》（以下简称《分歧者》）即将登陆内地院线。在走进影院看这部《分歧者》之前，我们先用1分钟看懂《分歧者》五大派别。 

无畏派（Dauntless）

价值观：勇敢

主要职业：军人

代表颜色：黑色

抵制：胆小和懦弱

宣言：“我们相信勇气的力量，那种鼓舞一个人为别人铤而走险的勇气。他人唏嘘，我们怒吼——为了保卫那些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的人。”

无畏派聚集了勇敢的人们，他们没有恐惧，坚不可摧，总是充满活力，从刺激中收获快感。他们用无止境的训练来达到体能极限，身穿全黑的衣服，用纹身和耳钉来彰显个性。无论去哪儿都是跑酷，爬墙跳楼跳火车都不在话下，就像一个打怪升级爱好者，不计后果不断冒险挑战自我。他们保卫城市安全，看守城市“边界”，是最出色的战士。不过在崇尚和平的友好派眼中，无畏派倒像是粗鲁的刽子手。片中，提奥·詹姆斯饰演的“四”是当年同届新生中的第一名，为明哲保身放弃进入“领导层”，而是进入了“安全与指导部”做一名新生导师。而谢琳·伍德蕾饰演的“翠丝”则隐藏着自己“分歧者”的身份而藏身于无畏派。

无私派（Abnegation）

价值观：利他心

主要职业：政治人

代表颜色：灰色

抵制：自私和漠然

宣言：“我选择不再注视自己的倒影，而是将光照向他人，信任我的兄弟姐妹而非依靠自己有限的力量，直至我消失。”

无私派有着无私奉献的品质，拥有一颗柔软的心，低调朴实，对物质没有追求。从事社会服务行业，照顾“无派系”的流浪者，总是主动伸出援手，从帮助他人的行为中获取满足感。五十个无私派代表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政府，他们无私、清廉。但是由于他们掌握着很多关于城市的秘密，被博学派污为“自私的伪君子”。出生在无私派家庭的孩子低调而保守，被其它派系的同龄人调侃为“呆子”。谢琳·伍德蕾饰演的“翠丝”就是出生在一个无私派的家庭，和父母、哥哥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穿灰色的衣服，吃素菜，生活朴素，不施粉黛，就连照镜子都要偷偷摸摸。

博学派（Erudite）

价值观：知识

主要职业：教授、研究员

代表颜色：蓝色

抵制：无知和愚昧

宣言：“无知的定义不是愚蠢，而是对知识的缺乏。缺乏知识导致缺乏理解，缺乏理解通向隔绝和误会，隔绝和误会产生冲突。所以知识是唯一合理解决冲突的方法。为了避免冲突，我们致力消除误会，建立真知的世界，治愈无知的灵魂。”

博学派对知识非常执着，睿智专注，措辞严谨，思路冷静，拥有雄辩天赋，。享受学习新的东西，试图去理解一切事物的运作方法，重视目标和结果。通常会选择理智，依靠逻辑，而非感性和直觉。所有成员任何时候至少有一件衣裤是派系的代表色——蓝色。博学派的成员负责教育、医疗和各种科研机构，他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凯特·温丝莱特在片中饰演博学派的领导，身穿蓝色大衣，干练精神，眼神冷峻，气场强大。她用血清控制了无畏派作为武力，企图推翻无私派政府统治，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

诚实派（Candor）

价值观：正直

主要职业：律师

代表颜色：黑和白

抵制：隐瞒和包庇

宣言：“真相使人透明，真相使人强大，真相让我们紧紧相连。

诚实派重视真相，憎恶谎言，坚持原则，他们负责城市的法律、新闻、监控。在诚实派眼中，黑和白就是代表真理的颜色，因为对他们也来说，一件事非黑即白。诚实派的长者通常给人以可靠而自制的印象，但年轻一代却正直诚实到粗鲁的程度，任何觉得不对的都会立刻指出来。他们不相信“魅力”、“礼貌”这些字眼，这在他们眼里都是伪装。他们执法工作的法宝——真话药剂让秘密无处可逃。他们穿着黑色的西装，戴白色领带，服装一般都是黑白两色。诚实派和讨厌纷争的友好派互看不顺眼。和“翠丝”同期一起进入无畏派的好友“克里斯蒂娜”（佐伊·克拉维兹 饰）原本就是诚实派家庭的孩子。

友好派（Amity）

价值观：和平

主要职业：咨询师、护士

代表颜色：红和黄

抵制：冲突与战争

宣言：“毫无怨言地给予吧，因为你也会得到你所需的……不要愤怒，不要在意别人的评论。谬误已成过去，别再让残忍浮躁的念头充斥你的大脑，这些念头会伤害别人，更会摧毁自己。”

友好派热爱和平，亲切随和，善解人意，而且永远以清静无为来维持和平，让周围的人如沐春风。他们负责农业、日用品供给，和博学派有着很多方面的合作。他们享受音乐、艺术、娱乐、游戏带来的快乐，文艺范儿十足，对生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友好派的人们身穿红色和黄色，看上去令人心情逾越。他们就像生活在乌托邦里一样，无论社会现实是如何黑暗，他们依旧淡然平静，做自己分内的事。友好派讨厌所有的纷争，当然也讨厌爱讨论和辩论的诚实派。谢琳·伍德蕾饰演的“翠丝”在无私派时的邻居“罗伯特”就选择了友好派。

分歧者(Divergent)

分歧者不属于任何一派。分歧者兼具多种特质，有异于常人的感知力和创造力。行事特立独行，有主见，但不会过分张扬。女主角“翠丝”就拥有多重派系的特征，被归类为“分歧者”，因此陷入了被反派追杀的危险境地。因为分歧者被视为有潜力发起动乱和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统治者的忌惮对象。因为分歧，就被清除。不过分歧者不会被血清所控制，分歧者的基因是纯净的，因此“翠丝”才能保持清醒，并和反派斗争到底。而男主角“四”一直被误认为是分歧者，但其实他只是因为有抵抗血清的基因，这一点会在之后的续集电影中揭开谜底。

《分歧者：异类觉醒》影评说：不过是，让自己更喜欢自己—— 

影片最开始便向观众呈现了一个光怪陆离却带着无法遮掩的忧伤与无奈感的城市，故事的背景被设定在了芝加哥。幸存的人类被分成了5个派系——博学派、友好派、诚实派、无畏派和无私派，以方便管理并达成和平。而无法融入任何一派的无派系人士便被排挤在这个城市的边缘。

碧翠丝小时候爱追随无畏派，因为他们勇敢、无畏且自由。他们敢攀爬高楼、跳跃火车，他们活力且青春。碧翠丝注定是孤立无援的。因为她是分歧者，必定无法安身融入任何一种派系，她是无法被控制的边缘人，而她与无派系人士的边缘区别在于，他们已经是这个城市里的丧尸，但她还有战斗力。在碧翠丝的骨子里，无畏派的成分更多一些。

无疑，碧翠丝又是天生幸运的，因为她拥有5大派系的性格特点，也便是她能够感受到所有派别人的各种情感情绪和他们未曾体会过的心酸无奈;她能够权衡利弊，对自己心中所爱做出相对于其它人来说更公平更合适的选择。

同时，翠丝是勇敢的，前路于她来说何不是茫茫，而她坚持自己，滴血入最危险的无畏派，离开父母，踏入社会，挑战自己。他们在选择派系，而派系也在选择他们，如果被抛弃，他们就会成为丧尸。“派系高于血缘”似是在谋杀任何一个在这个被派系划分的看似极度有纪律的社会里有自我想法的人。背叛血缘，意味着背叛性格，亦意味着风险与挑战。在追梦的路上，翠丝何尝没有犹豫害怕，在外人看来疯狂与热血的岁月里，所要经历的困难与心智的转变才是最磨人的。

但是我想，翠丝会更喜欢这样的自己，忠于内心，自我选择，经历困境，涅盘重生，也许她并未获得别人眼中的成功，但是她获得了成长，这种遵从内心的笃定所带来的自豪感完全不需要得到别人的嘉许。她没有办法左右故事的结局，可是她可以把握故事的开始，并用坚定无惧去引导故事的过程。如若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她会更喜欢自己，因为这是多么愉悦与充满成就感的一件事;如若故事的结局不美好，她也不会讨厌自己，至少这一路坚持了自己，无怨无悔，释怀也释然。我们一定试过经历过某一件事后，站在高处望曾经的自己，虽然幼稚可笑，虽然洒满狗血，虽然被别人不幸言中，可是会拍拍这个曾经的自己的肩膀说：“嗨，哥们，你居然走过来了。”

翠丝，不过是，让自己更喜欢自己。

回到影片本身，中间翠丝的成长过程略显儿科，影片明明是高科技却在最终又赤手空拳打倒敌人、平庸地回归美式英雄主义。但其实影片就是这个社会最现实与最残酷的缩影。而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目前这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或者是最高统治者们又是什么派别的？

谢选骏指出：“五派社会”的陈述，体现了“个人主义的垂死挣扎”

这部电影以科幻形式的描写了“个人和集体的斗争”，为了思想的自由。

这说明美国人还在挣扎，试图摆脱现代全球文明的窒息。

而中国人早就习惯了这一窒息，还乐此不疲，甚至不惜忍受雾霾，甚至高呼“好得很！不是糟的狠！”

为什么说美国人还在挣扎？因为他们还想反抗主权国家的极权主义。

但极权主义是战无不胜的，美国政府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就是现在。但依然保有持枪权利的老百姓不甘心被摆布。但政府控制了一切，慢慢把百姓榨干，美国也是这样的，虽然比欧洲还要轻微得多……所以就说在挣扎。

权力总是倾向于自我膨胀，主权国家也不例外，最后导致极权主义，然后就是自由主义的颓废、衰败和灭亡。

【093、自由主义的限度】

网文《旅美作家余杰揭露中国对美国各层面“软性渗透”》报道说：

旅美作家余杰爆料中国大陆当局对美国各层面进行“软性渗透”的严重性，呼吁美政府审慎立法因应。

人在台湾的大陆旅美作家余杰，2017年7月13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分析中国大陆透过留学生、访问学者、移民、基督教会、孔子学院等管道，对美国媒体、影视产业、大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全面性的“软性渗透”，比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的渗透更严重，西方政府应审慎立法因应。

逃亡至美国的中国大陆富豪郭文贵，首次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爆料中国大陆情报系统在美国布署的间谍逾四万人，引起热议。

旅美作家余杰受访则警告，北京当局靠有钱、腰包很鼓，为所欲为，比起真正有间谍身分的少部份人，透过更加广义的影响跟渗透更危险。

余杰指出，美国各州的华裔同乡会、陆生学生会，几乎都被中国大陆驻美大使馆控制，他曾受邀到大学演讲，批评中共，演讲完后，学生会就投票把邀请他的会长罢免，背后就是有大使馆补贴运作。

此外，北京通过“孔子学院”控制研究中国大陆问题的学者，余杰说：“比如说你如果为中国（大陆）说好话，孔子学院就会邀你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住星级酒店，甚至安排跟中国(大陆)官员一起吃饭见面，你如果批评中国（大陆），孔子学院就负责收集你的言论，你就会被列入到黑名单，你甚至连去中国（大陆）的签证都得不到。” 

余杰还提到从他订阅的《华盛顿邮报》，发现媒体被渗透的严重性：“每隔一两个星期里面，就会有一张四个整版的报纸，看上去跟《华邮》的正文报纸一模一样，因为它夹在一起，它的报头是《中国观察》，如果你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华邮》做的关于中国(大陆)的报导，结果它的报头最下面写着最小号的字，写着这几页内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后来据我所知，这四个版面的报纸插进《华盛顿邮报》，就像广告的插页一样，他们每年给《华盛顿邮报》数百万美元。”

余杰还说，西方大媒体中文网明显有大量为北京说话的内容，不仅美国华文媒体、中文报纸、广播几乎沦陷，他住的大华府地区有约十份中文免费报纸都受控制，经常全篇引用《人民日报》，这种渗透力对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攻城掠地，这已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危害。连华府智库专家也揭露有好莱坞电影上映前竟容许北京中宣部审查。

余杰透露这次访问台湾也亲身经历“中国因素”，一场原订在台中的新书发表会生变：“昨天就传来消息，酒店老板拒绝提供这个场地，他说他们的酒店有很多中国（大陆）客人，如果得罪了中国(大陆)，他就没有这些客源，他希望我们能理解他。”

余杰还说，最近澳洲也揭露中国大陆政府支持亲中华裔澳洲人参选议员，澳洲方面立法禁止。余杰呼吁欧美、日本等西方大国重视北京当局全面性渗透的现象。

谢选骏指出：以前被目为“自由主义”的家伙，一旦自己的生存遇到问题，就会放弃自由主义了。按照同样的道理，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宽容反对意见，无非是因为没有遇到生存问题。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往往是一个富裕社会的流行，在不那么富裕的社会里，自由主义则是为了富裕社会的人们提供间接服务的。这就是所谓的“思想买办”。等到思想买办无法从业的时候，就会放弃自由主义，甚至转向暴力革命。而在暴力革命之前，也会有一个主张立法“限制自由”的阶段。什么是“限制自由”？限制自由，就是鉴别良莠，禁止“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自由主义。所以从“超越意识形态的词汇”看，“西方政府立法禁止中共渗透”和“中共反腐斗争”其实异曲同工，都是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市场规律。自由主义就是自由贸易，那是强者的武器、弱者的道具。

【094、自由主义就是要保护变态的少数】

《记者潜入“全球第一变态网”：会员500余万 提章莹颖被封号》2017年7月7日报道说：

涉嫌绑架章莹颖的嫌犯克里斯滕森性格孤僻，香槟校区居民琼·布曼说，他以前经常和克里斯滕森一起参加举重锻炼活动。“他来时几乎总是带着一个女人。”布曼说。FBI在克里斯滕森的手机上追踪到他曾上过一个变态社交网站的“诱拐入门”讨论组，查看了“完美绑架幻想”和“构思绑架”等贴子。从警方公布的信息和媒体报道来看，这个网站在章莹颖失踪案中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这个网站是一个有关性虐待、性变态和恋物癖的社交网站，2008年由加拿大人约翰·巴库创建，现在拥有500万会员，自称在此类网站是全球第一。

近日，记者在朋友的帮助下注册了这个网站的会员。登录进去后，发现里面用户非常多，数万、数十万成员的讨论组也不少，充斥着大量色情、性虐、诱拐等内容。一名会员在该网站的绑架讨论组上表示，他同意参与绑架幻想必须出于自愿，但他也写道：“我很高兴知道我能够对他们为所欲为，我也清楚知道，一旦我使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的性命就掌握在我手里。”

搜索网站帖子，没有一条与章莹颖失踪或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有关。紫牛新闻记者在人气最高的“新手指南”讨论组发贴，问是否有人知道章莹颖案，是否有人认识克里斯滕森这个用户，没有得到一个回应，而且很快被删除。记者改到“绑架游戏”讨论组发贴问这个问题，没过几分钟记者突然被踢出论坛，再也无法登录。该网站的会员虽然已经涉及犯罪活动，但执法机构对该网站无可奈何。有个女会员遭到另一名会员性侵后，想在讲坛里公布性侵者的身份。网站竟然禁止这位受害者发帖，而且理由充足，称法院未定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辜的。

谢选骏指出：从上不难看出，自由主义的性格其实来自商业精神——商业网络不会放过少数族群，保护变态的少数，就是保障商业的流通。

网文《究竟什么才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说：

在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之前，自由主义(liberalism)还不是这么难以定义，意思就是一个开明慷慨的人，有着宽宏的品位，甚至还有些发胖。这样的开明人士未必受到普遍欣赏，但很少有人会觉得他们对于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在当时的语境下，自由主义的反义词并不是保守主义，而是严格。在《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中，巴萨尼奥(Bassanio)告诉鲍西亚(Portia)，他要给她戴上“威尼斯最昂贵的戒指”，她回答：“我懂了，先生，您真是自由自在地给予。”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观众们听了这段台词，并不会觉得她所取笑的这位风流绅士在政治上站在左翼。

后来它成了一个政治术语——自由主义，这个词的第一次重要亮相是在拿破仑占领期间的西班牙，虽然如今它已经成了政治左派的代名词，最早却有着许多定义上的麻烦。在19世纪，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相信民主——事实上，那个年代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是如此；而在20世纪，没有任何自由主义者会承认自己竟然不相信民主。在过去，自由主义者可能是民族主义者，也有可能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有可能支持战争，也可能拥护和平。有些人接受左派思想，比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有些人则是极端左派的激烈批评者。到如今，那些主张市场没有干涉会运行得最好的人，通常自称“自由主义者”，作为“古典主义”(classical)的变种，但那些“现代”自由派们认为政府应当修正市场的错误。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者？从罗斯福时代直至今日，自由主义者们仅仅是一群将失败浪漫化并深谙妥协之道的人。

谢选骏指出：政治哲学就是一个垃圾桶，什么概念一旦沦为政治哲学，就不得不被污名化了。

【095、自由主义者秘笈——风派的“正负雅典精神”】

网文《希腊精神真的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吗？》（张晓群）说：

学术界一般认为：西方文明的传统是两个，一个是希腊精神，一个是基督教精神。而所谓“传统”，即是一种“一贯如此”的状况，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西方文明——政治文明、法律文明、道德文明、思维方式、社会生活观念等——是以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为主线的。本文仅仅分析希腊精神的状况，认为：希腊精神绝不是两千多年以来西方文明的一条主线。希腊精神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主线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在近代以前，在欧洲的总体社会进程中，希腊精神仅仅是昙花一现。 

1．“正雅典精神”和“负雅典精神”

什么是“希腊精神”？那是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半岛上的一些“城邦国家”体现出的社会精神。其实，那些为数众多、大小不等的各个城邦国家，各自具有的社会精神相差很大，粗略划分一下，一种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一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

斯巴达的政治是一种贵族寡头的统治，真正掌握权利、制定决策的是五个长官（Ephorate）。贡斯当说：“斯巴达政府是一个禁欲主义的贵族政府，五长官团的权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因此，他们的特权会变成某种不堪忍受的暴政。”强调纪律，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斯巴达以军事立国，也就是说，斯巴达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不断地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夺取大量的土地，把被征服者们变成奴隶、或其他形式的被压迫者。斯巴达的面积在所有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大，这就是对它如此执着于军事事业的回报。而斯巴达社会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当然就是斯巴达人，他们只占斯巴达社会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第二个等级叫作“周围的居民”，他们是那些自愿臣服于斯巴达的人群。第三个等级就是“苦力”或隶农，处于奴隶或半奴隶的状况。

事实上，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以军事立国是最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简直可以说是一条“客观规律”。在以后的一、两千年里，斯巴达人的行径被无数个其他民族重复着：雅典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耳曼人、高卢人、盎格鲁－萨克逊人、突厥人、蒙古人、斯拉夫人、维京人、东征的十字军。他们都曾经去征服别人，然后占有别人的土地，把别人变成奴隶或隶农；当然他们自己也都曾经被别人征服过。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无师自通的，就像吃饭一样。在当时农业社会的条件下，一个民族或一个集团如果想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只有两条路：种地和征服别人。种地安全一些，但辛苦而且所得甚微，还很可能被别人征服和奴役；去军事征服别人固然是个危险性很高的行业，但回报也高。一场成功的战争既增加个人财富也增加公共财富，增加他们所分享的奴隶、隶农、贡赋和土地，生活马上就可以上一个档次。利用肢体力量去攻击其他动物是动物界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早期人类发明了武器去攻击别人，攻击成功后攫取对方的财富，这种行为模式和动物的行为模式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凡是以农业（比如5世纪的日耳曼人）、渔业（比如公元1000年以前的北欧人）、牧业（比如中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这样一些以不需要分工合作的生产方式为主体的社会，从事生产和从事军事征服是同样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农业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军事征服十分频繁，从中国的历代王朝到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等等，它们都是通过军事征服形成的。对此，孔德说：“所有理性的对政治的研究都证明人类具有一种原始性的对军事生活的倾向。”他认为：“军事活动为早期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最简单最便利的手段。军事手段持久地、广泛地被传统社会的人们使用，说明它对于当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功用。”可以说，在当时十分低下的物质生产力状态下，战争成为了一些民族的“生产力”。

当然，这些民族可以向比尔·盖茨学习，向麦当劳学习，进行商业的而不是军事的扩张。可是，一直到14、15世纪，欧洲人都根本不知道现代工商业为何物，就像19世纪的慈禧太后不知道电灯为何物一样。人类发展工商业，要比发展农林牧副渔业困难不知多少倍。但没有工商业，人仍然要生存、要发展，仍然想过舒服日子，而且想过一种有优越感的生活，没有谁会甘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苦日子、乃至做农奴。所以那时的欧洲人，还有西亚人、北非人，只要对生活有追求的，就是要打仗。打仗最光荣。从罗马到巴黎，那些雄伟壮丽的凯旋门都是为纪念打仗成功而盖的。

在欧洲历史上，工商业是在农业和军事这两种占压倒性地位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夹缝中逐渐地、极为艰难地生长出来，直到近代，它在欧洲才基本成形。只有当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工商业不再是社会中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性行为模式时，人们才开始选择：从事农业呢？还是从事工商业呢？还是去打仗呢？西方中古社会经济史权威汤普逊（J.W.Thompson）描述公元5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时说：“他们真是做一天吃一天，食粮是他们永远存在的问题。人口的数量太多，不可能由贫瘠的土地维持。由于情势所迫，他们变得不安定、飘泊和好战，他们实行杀婴和进行战争。”他们最终在穆罕默德的指引下，成就了一番阿拉伯帝国的伟业。今天，阿拉伯国家当然不再需要打仗了，她只要使劲儿开采石油就行。这是因为，分工协作的工商业已经在今天的地球上成为了普遍性的行为模式，这样，选择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并加入进去，往往好过进行战争。

所以贡斯当说：“战争的出现先于商业。战争与商业只不过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两个不同的手段――这个目标就是得到自己欲求的东西。经验引导人诉诸商业。经验向他证明：战争，即运用自己的强力反对他人的强力，使他可能遭受形形色色的障碍与失败，而商业则是求得他人权益符合自己适当权益的一种较为温和但较为确定的方法。”生活在18、19世纪之交法国的贡斯当宣称“一个商业代替战争的时代必然会到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一时代。”

而雅典精神则和斯巴达精神迥然不同。雅典的军事性比斯巴达弱很多，而且它的商业十分发达。她是彻底的民主政治，并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从而创造了辉煌的哲学。在当时几万（也有学者认为是十几万）雅典公民中，他们的社会观念是自由、乐观、世俗主义、理性主义的，为人的肉体和思维感到骄傲，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如果说个人要服从什么的话，他只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意志。雅典人的宗教也是看重现世和注重实际的，只服务于人的福祉。雅典虽然有僧侣，但没有教会主义，而且雅典的僧侣阶层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雅典人从没有让僧侣们用他们的教义来限制思想自由。雅典人尊崇智慧，尊崇自由探究的精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领域不能自由探讨，没有什么领域可以在理性探究的范围之外。理智高于信仰，逻辑和科学高于迷信。显然，我们一般说的作为西方文明传统的“希腊精神”，绝不是指斯巴达精神，而是指“雅典精神”。因此，准确地说，本文的题目应该是“雅典精神真的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吗？”

为了更为明确，我把雅典精神又称为“正雅典精神”，以和“负雅典精神”对立和对比。所谓“负雅典精神”，那就是严格地恪守某种宗教教义或思想学说，贬低人的肉体和思维的价值，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在政治观念上，奉行君主集权，并有一个强大的僧侣集团对君主集权提供支持。在奉行这种精神的社会体中，这种精神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扩大国家权威和提高教士地位的工具。

从欧洲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19世纪以前的整个欧洲，较为充分的民主制只在公元前5、4世纪、在雅典这一弹丸之地闪现了那么一下，虽然在后来中世纪一些欧洲的自治城市里，也存在过程度不等的民主，但都不如雅典的民主完备充分。较为充分的民主制在欧洲的下一次出现，是在19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从欧洲摆脱原始文明直到近代之初的两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欧洲政治状况的主流是专制国王、战争、人身依附、骑士、贵族、农奴，我把它们称作：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力量造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它和民主这种通过每个人的自愿结合造成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正好相反。同样，欧洲开始使用理性进行思考，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也是自近代始，并且和尊奉信仰的基督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2．正负雅典精神分别属于近现代欧洲和古代中世纪的欧洲

近代以来的西方人，还有很多非西方人，谈起雅典精神，都是充满崇敬之情的。德国诗人雪莱说：“我们（注：指西方人）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都是植根在希腊。”但美国的世界史权威伯恩斯在引述完雪莱的这番话以后，冷静地指出：没有哪个清醒的学者会接受雪莱这番有着太多感情色彩的话。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不是那么简单。西方精神，是属于“正雅典精神”还是“负雅典精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说“属于”还是“不属于”。这就像，当我们问“人能不能喂奶？”，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能”还是“不能”，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女人和男人就不一样，我们只能这样回答：女人能喂奶但男人不行。所以，准确的回答应该是：近代以前的西方文明总体上属于“负雅典精神”，近代以后的西方文明总体上属于“正雅典精神”。

在古代和中世纪，在欧洲大地上流行过的精神体系林林总总，有原始日耳曼民族的文化，有斯巴达文化，有罗马帝国的文化，有斯多葛主义，有犬儒主义，有基督教，有卡尔文和路德的新教。雅典精神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且从来没有占到优势地位，甚至在古希腊的文明总体中，雅典精神都很难说占了优势地位。从总体上说，这段历史时期的欧洲，占优势地位的是基督教精神，再就是封建主义，领主和国王对百姓的压迫，专制，好战精神，迷信，等等。虽然从12、13世纪开始，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开始研究从阿拉伯传回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这种研究始终是在基督教的框架中进行的，所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所以，西方历史学家把中世纪称作“黑暗时代”，其实中世纪以前的罗马帝国还不一样是“黑暗时代”？还不是君主专制、宗教迫害？为什么被称作“黑暗时代”？因为那些西方历史学家都是出生在近代以后的，在价值观上都是属于“正雅典精神”的，自然就把以前的欧洲，除了雅典，都看作是漆黑一团。就像当年的雅典人看斯巴达人一样，甚至就像今天一些偏执的美国人看中国人一样。

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的广大欧洲，雅典文明只是在一个极特定的地域、一段极短暂的时间、一个极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在一小群人（几万或十几万）中流行的一种极例外的社会精神类型。在她之前的是遍布欧洲的部落、氏族，与她同时代的有斯巴达、早期罗马，在她之后的是罗马帝国，是欧洲中世纪。全部都和雅典精神格格不入。如果说古代和中世纪几千年的欧洲是漫漫长夜的话，那么，雅典精神只是夜空中划过的一颗流星，稍瞬即逝。就像我国的晋商在明朝时就已很发达了，晋商们所经营的金融业已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在1840年以前，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1840年以前的中国经济，还是农业占95％以上的比重的，晋商的金融业只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

历史学所描述的，应该是所记叙地区的总体面貌，所以，欧洲历史学在讲述欧洲古代史时，就不应该让古希腊文明占那么大的篇幅，就像讲中国古代经济史，就不能用一大半的篇幅讲晋商一样；否则，就会给读者一个非常错误的印象：中国古代的金融业好发达呀！简直和今天的香港差不多吗！而我认为，西方古代史用很大篇幅讲罗马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从公元前后到5世纪，罗马控制了大半个欧洲的版图，而雅典的控制范围，从来就没有超出希腊半岛。这就像中国历史中，一定要花很大的篇幅讲秦朝和汉朝，但不能化很大的篇幅讲战国时期的齐国或楚国一样。

但是，自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经济中工商业比重的逐渐加大，欧洲文明的社会精神，逐步由“负雅典精神”转变为“正雅典精神”。那时的欧洲人开始学习雅典人的民主和理性，并通过洛克、培根、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工作把雅典精神迅速地发扬广大。所以说，近代以来，“正雅典精神”在欧洲文明中占了压倒性优势地位。就像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金融业已经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了。

有位朋友看了我写的这段话，提出了一个反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当时的欧洲也是只在一个局部地区发生的，可在西方近代史中则要用大量篇幅写她，这又怎么解释呢？我的看法是：法国大革命和雅典文明，在她们各自的时代，对于整个欧洲所发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如前所述，在公元前5、4世纪，雅典的民主和理性精神，并没有辐射到欧洲其他地区，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总体上是“负雅典精神”。但法国大革命则对当时的整个欧洲大陆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把当时整个欧洲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法国大革命确实带来了很多的血腥、暴力、动荡，就像公元前73年发生在罗马的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所带来的一样。但是，在当时整个欧洲处于中世纪末期的社会背景下，法国大革命给整个欧洲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有三点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其一，法国大革命狠狠地打击了法国的专制君主制度，这一点迅速波及到欧洲其他国家。首先是西班牙人在1808年反对约瑟夫·波拿巴的起义，随即是1820年到1831年之间，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波兰等国，相继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动乱，它们都是被相似的政治自由理想所鼓舞，反对本国的专制国王。这以后，在欧洲，已经很少有哪个国王敢于再宣称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利了。其二，法国大革命废除了贵族们大部分的封建特权和农奴制，这同样为当时的其他欧洲人民做出了表率。其三，1794年法国实施的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政策，不仅为法国，而且也为其他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和政治的最后分离，开了先例。所以，西方近代史用大量篇幅写法国大革命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她对当时整个欧洲的社会状况有着巨大的辐射性作用。

虽然雅典文明的出现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特例，但并不能说它的出现就是全无原因可循的。比如雅典的民主状态。氏族部落的政治都是十分民主的，而国家都是从氏族部落演进而来的，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如果该氏族部落和外界的交战越频繁，部落首领（即后来的国王）的权利就会越大，原来的民主机制就会被破坏得越厉害，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的氏族部落身上；但雅典的对外战争一直较少，这使得原来氏族部落的民主传统一直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雅典商业的发达。在那个时代，全世界普遍地都处于农业文明，但这不排除有的地方商业比较发达，雅典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而凡是商业发达的地区，自由平等的空气都比较浓厚，民主的观念也容易被人们认同，这一点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中也得到体现。

3．正负雅典精神是一组时代的范畴，而不是一组地域性的范畴。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负雅典精神是一组时代的范畴，而不是一组地域性的范畴。我们决不能说：西方文明就是“正雅典精神”，东方文明就是“负雅典精神”。因为事实告诉我们，西方文明在近代以前就是“负雅典精神”的，而今天的东方，亚洲四小龙，加上日本，都大致可以说是“正雅典精神”了，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正雅典精神”的比例也正在越来越大。

可是，把正负雅典精神看成是一组地域范畴的说法流传甚广。我看西方学者写的历史书，动不动就是：“专制主义这种东方思想”“东方人的那种迷信”“东方人那种君主至上的理念”，好像“专制主义”“迷信”“君主至上”都是东方人的专利一样。甚至一说起13世纪的黑死病就一口咬定是从东方传过去的。每当看到这样的话我就十分生气。我生气并不是因为我是东方人所以感到了侮辱（当然也不完全排除这个因素），如果是事实，我也就认了。但只要读几本欧洲历史就知道，这种说法完全不是事实。后来我不生气了，因为我理解了那些西方学者，他们之所以犯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有白人的种族自尊心。今天千千万万热爱民主自由的西方人，一想到他们列祖列宗的文化是专制的、愚昧的、没有自由的，可能就感到脸上无光，见人就矮半截。于是他们就有意无意地对他们几千年来的充斥着专制、压迫、战争、愚昧的黑暗历史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夸大他们历史中光彩的一面。比如夸大古希腊文明，而且在古希腊文明中尽量少提斯巴达，多提雅典。要不然就把“专制、迷信”等等从遗传基因上划出去，划给东方人，这样就可以说明：我们西方人从老祖宗起就是血统纯正的，罗马帝国和中世纪之所以那么专制、愚昧和黑暗，是因为传染了源自东方的“专制、迷信”这些可怕的病毒。所以，把正负雅典精神看作是地域范畴的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但可以让西方人心里舒服，所以也就在西方学界流传开了。

理解归理解，可不顾事实总不是太好。我觉得这些西方人应该多向澳大利亚人学习。今天的澳洲人普遍信奉的价值观是：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是，我们都知道，澳洲人的祖先大都是英联邦的罪犯，被流放到澳洲来的。这其实也没什么吗。我接触到的几个澳洲人，谈起这一历史，他们都挺坦然的。问题还有另一面：西方学者中流行这种错误说法情有可原，东方学者中为什么也有很多跟着附和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对西方历史了解的较少。他们非常熟悉西方历史近现代的情况，而对近代以前的西方历史可能就不是很熟。结果，就轻易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在我看的钱穆的书中，当把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相比时，都是说“欧洲近代以来”或“欧洲近现代”，这些准确的用词反映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

4，不能用思想史代替社会发展史。

雅典哲人们的思想，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西方后来的哲学思想大都可以从雅典思想中找到源头；但这不等于说，雅典社会在近现代以前的欧洲历史上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雅典的社会状况就是近现代以前欧洲历史的常态。这就像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学说也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极重要地位，中国后来的哲学思想大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中找到源头；但这不等于说，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春秋战国的社会状况就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同样，雅典哲人们的思想，并不是近现代以前欧洲人思想的常态，用雅典哲人们的思想作为西方人自古以来思想的代表，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就像，用诸子百家的思想作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思想的代表，也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一样。把思想史当成了社会史，是把正负雅典精神当作地域性概念的一个原因。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论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读这段话，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甚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估计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如果仅仅是把中国古代和希腊古代相比较，上述这段话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推广，把古希腊人的思想当作古代欧洲人的思想，把古希腊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当作古代欧洲人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和中国古代相对应的，其实应该是欧洲的罗马时代和封建时代；而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农业文明，则是西方史学界的共识。所以欧洲的这两个时代，完全适用冯先生上述那段话的后半段对中国古代的分析：以农业为生，土地是根本财富，社会经济的思想都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我绝无意轻视雅典文明的巨大意义。当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真正需要正雅典精神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哲人们就会发现：雅典哲人们已经提供了现成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当近代之初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们、启蒙思想家们，准备书写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可以直接从雅典哲人们的思想中汲取大量的养料；这就像我们今天中国的思想者们，可以直接从西方社会思想中汲取大量的养料一样。古雅典文明虽然只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存在了短短一、二百年，但她却具有跨越时空的文明意义；受惠于她的，绝不仅仅是近现代的西方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无数的人，都受益于她。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雅典文明在整个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5．任何文明，都是在演化或者进化着的。

当我们说正负雅典精神是一对时代范畴时，是对西方文明持一种演化或进化的观点。从古至今，西方文明一直是在变化着。14、15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合法地烧死了成千上万持有异端思想的人，而现在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内容；中世纪时基督教会一直禁止收取利息，搞得那些意大利银行家在贷款时一个个像作贼似的，但现在贷款收取利息不是变成天经地义的了吗？现在西方人沸沸扬扬地要禁止克隆人，但谁能说500年以后，欧洲人看克隆人，会不会就像今天他们看试管婴儿一样的平常呢？不仅是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也是在变化着的，在伊斯兰国家中，戴面纱的女性不是在逐步减少吗？

文明和狗不同，一只纯种的德国牧羊犬因为基因优良，其多少代子孙都可以因此而性能卓越。可是任何一个较大地域范围的文明，都是从野蛮愚昧开始的，她们在这一点上大同小异。按照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里的说法，她们都是从分工简单的机械团结，发展到分工合作复杂严密的有机团结；按照孔德在《实证主义哲学》里的说法，她们都是从宗教时代和军事化时代，发展到科学时代和工商业时代；按照滕尼斯（Ferdinard Toennies）在《Gema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里的说法，她们都是从乡村社会发展到城市社会。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她们都是从负雅典精神，发展到正雅典精神。而欧洲开始形成一个具有较大地域范围的统一的文明体，是从罗马帝国开始的。罗马时代，就是一个分工简单的机械团结的时代，一个宗教时代和军事化时代，一个负雅典精神的时代，一个以乡村为经济社会生活主体的时代。

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和中国的秦汉唐宋元明清各朝，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上最相似的社会政治体，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大帝，就相当于我们的秦皇汉武，我们的康熙大帝。当然，这些已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中了。

谢选骏指出：我说“正负雅典精神”的说法是故弄玄虚——因为古人早有类似的概念，但是分别用“雅典精神”和“斯巴达精神”来表述，当然更为简明清晰，也更合乎历史。那么，作者何以弃用“雅典精神”和“斯巴达精神”的正常表述，而采用了不伦不类、费人猜疑的“正雅典精神”和“负雅典精神”的说法呢？我猜测，可能就是为了那位鼠首两端的“自由主义者”张目，要用“正确错误”的正负划分来定夺历史。那位鼠首两端的“自由主义者”是谁呢？

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年10月25日-1830年12月8日)，“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

贡斯当出身于瑞士洛桑一个法裔贵族家庭。先辈原是法国新教徒。南特敕令废除后，为躲避宗教迫害而逃到瑞士。贡斯当出生几天后，母亲便去世了。父亲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接受了不止一个家庭教师的培养，并从十四岁开始，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1782年就读于德国的埃尔那根大学，1783年至1785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读书。贡斯当在爱丁堡大学时期，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贡斯当受到亚当·斯密（1723—1790）、亚当·佛格森等著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在苏格兰所受的教育奠定了他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对英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终生不渝的推崇，孟德斯鸠和贡斯当是法国思想家中难得的两个在思想气质上偏向英美思想的人。

……

尽管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有所评价，但严格地说，在1895年以前，他只是大革命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改变这一状况的契机是他与斯塔尔夫人的关系。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内克的女儿，出色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文学家。贡斯当于1794年在瑞士结识了比他大一岁的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1766–1817年），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充满感情风暴的“浪漫关系”。这一关系对贡斯当一生有深刻影响。斯塔尔夫人不仅帮助了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而且也激发了他的文学激情。贡斯当的著名小说《阿道尔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他与斯塔尔夫人关系的自传性作品。1795年，贡斯当随斯塔尔夫人来到巴黎后，立即卷人法国的政治生活。他是斯塔尔夫人沙龙里的中坚人物，该沙龙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与斯塔尔夫人一道，极力维护热月党人的统治，抨击反革命的保王党人以及雅各宾派从左右两方面对温和政权的威胁。从1796年开始，贡斯当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著。其中最重要者当属《论当前法国的力量和赞同它的必要性》（1796）。在这部论著中，他极力鼓吹“结束革命”。他写道，“我强烈希望结束这场革命，因为继续革命会伤害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主张加强我们的共和国的原因。人类命运中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事业都与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拿破仑执政初期，贡斯当对拿破仑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做保卫共和国与革命成果的人物。在这一时期，贡斯当被任命为立法院的委员。然而，随着拿破仑日益抛弃自由主义的外衣，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贡斯当变成了拿破仑的反对派。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拿破仑的独裁，被欧洲各种反对拿破仑的力量视为英雄。1802年，他被拿破仑赶出立法院。1803年，斯塔尔夫人也被拿破仑勒令离开巴黎。他们两人被迫离开巴黎，开始过流亡的生活。

在流亡期间，贡斯当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写作。1806年，他完成了一部系统讨论政治问题的著作的初稿。这部初稿后来发展为《适用于所有代议制的政治原则》，于1815年发表。1806年，他写作了著名小说《阿道尔夫》。1807年，他翻译了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坦》。1813年，在拿破仑政权垮台前夕，他出版了抨击拿破仑的两个小册子：《论征服的精神》与《论僭主政治》。

1814年，贡斯当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回到巴黎，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他赞成复辟，并为争取建立君主立宪制而努力。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时，他先出逃，然后又应拿破仑的邀请担任议员，为拿破仑草拟了一部宪法，并于1815年最终发表了《适用于所有代议制的政治原则》。

拿破仑在滑铁卢被最终击败后，波旁王朝再度复辟，法国政治走向反动。正像贡斯当描述的那样，法国政治由一批极端的保皇党人控制。在会议中，人们看到的仅仅是“外省贵族的傲慢，王室贵族的无知以及追名逐利者的贪婪”。波旁王朝政权的目标是“逐步剥夺法国民族在1789年争来并于1814年得到进一步保障的所有权利”。面对波旁王朝的反动，贡斯当再次扮演了反对派的角色。从1815年至1830年逝世，他一直是法国自由派的领袖人物。他曾当选为议员，利用议会讲坛抨击波旁王朝的反动政策。他创办杂志，发表文章与小册子，阐述自由派的主张。他到处发表演讲，其中最重要者为1819年的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次演讲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贡斯当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这篇演讲关系颇大。

贡斯当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了波旁王朝的覆灭。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他以多病之躯参加了革命。他为路易-菲力浦的上台作了巨大的努力，并与基佐一道起草了宣布路易-菲力浦为国王的《告人民书》。路易-菲力浦给他的回报是任命他为国务会议中一个部门的主席，并赠给他20万法郎以偿还赌债。1830年11月，贡斯当逝世。法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谢选骏指出：贡斯当的生平告诉我们——也许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就是通常所说的“风派人物”，他们依违在两个阵营之间，通过首鼠两端的行事为人，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来承受尽可能小的压力。在中国，这种人曾被叫做“第三势力”。但在国共两党的夹击下，不久就丧权辱身，两面都不是人了。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与卢梭的胡说相反，在我看来，在自然里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奴役状态。在自然状态里，人们需要获得自我，才可能接近自由；然后通过自我之死，来获得自由。

（另起一页）

书名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

From Nature to Freedom

《外星看地球》第44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4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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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