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41卷： 中国论

 中国论

On China

《外星看地球》第41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1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1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在理想上，“中国”不是支那（China、Sino、契丹），而是“中央国度”。在现实中，“中国”只是支那（China、Sino、契丹）。——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深刻的分裂，很多人就在这种扭曲之中讨生活。

Synopsis

Ideally, "China" is not China, Sino, Khitan, but a "central country." In reality, "China" is just China (China, Sino, Khitan). ——This huge gap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has caused a deep division. Many people seek their lives in this distortion.

（另起一单页）

“外星看地球”，就是“超越地球观察地球”——从一个“对等的位置”而非“从属的位置”来看地球上发生的林林总总的现象。

（以上黑体）

上帝宗教 God Religion《外星看地球》第1卷

宗教战争 Religious Wars《外星看地球》第2卷

天子与人 The Son of Heaven and Human《外星看地球》第3卷

全球策 Global Strategy《外星看地球》第4卷

G2-中美联合体 G2-Chimerica《外星看地球》第5卷

两个世纪的内战 Two Centuries of Civil War《外星看地球》第6卷

病毒瘟疫 Virus Plague《外星看地球》第7卷

从暴民到暴君 From Mob to Tyrant《外星看地球》第8卷

党府论 On the Party Government 《外星看地球》第9卷

废垃论 On Human Waste《外星看地球》第10卷

历史人物 Historical Figure《外星看地球》第11卷

书面人物 Written Characters《外星看地球》第12卷

新闻人物 News People《外星看地球》第13卷

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外星看地球》第14卷

政权杀戮 Regime Killing《外星看地球》第15卷

国家妖孽 National Devil《外星看地球》第16卷

科学与文化战 Science and Culture War《外星看地球》第17卷

历史力学 Historical Mechanics《外星看地球》第18卷

六四余波 The Aftermath of June 4th Massacres《外星看地球》第19卷

蒙古后清黄俄黄犹 Yellow Russian Yellow Jewish《外星看地球》第20卷

民主攘扰 Democratic Disturbance《外星看地球》第21卷

民族交汇 Ethnic Intersection《外星看地球》第22卷

难民行为学 Refugee Behavior Science《外星看地球》第23卷

权力碰撞 Power Clash《外星看地球》第24卷

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 《外星看地球》第25卷

社会窃取 Social Steal《外星看地球》第26卷

猪义社会 Pig Right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27卷

书评文论 Book Review《外星看地球》第28卷

台湾中国 Taiwa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29卷

网络主权不是主权网络 Internet sovereignty not a sovereign Internet《外星看地球》第30卷

（另起一单页）

文明杀手 Civilization Killer《外星看地球》第31卷

香港事变 Hong Kong Incident《外星看地球》第32卷

犹太渗透 Jewish Penetration《外星看地球》第33卷

战场经济 Battlefield Economy《外星看地球》第34卷

哲学辐射 Philosophy Radiation《外星看地球》第35卷

政治抢夺 Political Robbery《外星看地球》第36卷

联邦制就是更为彻底的封建制 The federal system is a more thorough feudal system《外星看地球》第37卷

美国会发生第二次内战吗 Will there be a second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外星看地球》第38卷

美国与中国 America and China《外星看地球》第39卷

美国和外国 United States and Foreign Countries《外星看地球》第40卷

中国论 O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41卷

中国社会超不稳定 The Extremely Un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42卷

中外关系 Sino-Foreign Relations《外星看地球》第43卷

自然自我自杀自由 From Nature to Freedom《外星看地球》第44卷

与人 WITH (HUMAN)《外星看地球》第45卷

与事 WITH (THINGS)《外星看地球》第46卷

和 HARMONY《外星看地球》第47卷

是 BE《外星看地球》第48卷

就是 SAME AS《外星看地球》第49卷

不是 NOT《外星看地球》第50卷

不 DO NOT《外星看地球》第51卷

不懂不了不如 NON《外星看地球》第52卷

不会不能不要不知不死 NOWAY《外星看地球》第53卷

十不 NEITHER《外星看地球》第54卷

为何 FOR WHAT《外星看地球》第55卷

什么为什么 WHY WHAT《外星看地球》第56卷

如何怎样怎么也 HOW《外星看地球》第57卷

所谓 SO CALLED《外星看地球》第58卷

多个 MULTIPLE《外星看地球》第59卷

一个 ONE《外星看地球》第60卷

（另起一单页）

目录

001、沉闷诡异才体现了永恒的中国

002、出生在中国就可以犯罪

003、打倒习党反动派能解决中国问题吗

004、悼念恶性竞争的红色中国（纪念《河殇》30周年）

005、封闭全中国、保卫中南海

006、复古主义浪潮席卷中国

007、海洋中国的挽歌

008、好莱坞的中国化

009、河南人把中国人变成了畜生

010、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典型吗

011、家族主义导致中国幼儿园虐童

012、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力量

013、脑残之人才能统一中国

014、敲骨吸髓的治病救人

015、秦国楚国统一中国

016、囚徒思维——绝望的人选择出国

017、求钱得钱又何怨

018、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无法成为科普的赢家

019、弱国无外交、衰国无学术

020、弱者相互原谅但强者从不宽恕

021、上海对中国的殖民统治

022、思想解放在中国源远流长

023、外强中干的中国芯

024、蔚蓝色的中国开始出现

025、文化阶层能否统一中国

026、现代中国人就像快死的“柴油鱼”活蹦乱跳

027、乡绅与教会

028、向心中国的特务机关——

大国崛起和小国时代的双重变奏

029、消灭方言，统一中国

030、小日本与大中华——

汤因比对东亚的无知（《“日本”起源于中国考》序言）

031、严重的贫血症正在困扰着中国（1983）

032、野生动物的冤魂索命中国城市

033、愚公移山毁灭了中国

034、只有大饥荒能够救中国

035、只有禁欲主义可以救中国

036、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的垂死挣扎

037、中国称呼的独一无二

038、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头羊

039、中国大陆可能党政分离吗

040、中国大陆已经分裂为几大块了

041、中国的出路在于改朝换代

042、中国的进步是“从管制到监控”

043、中国的寓意故事

044、中国的主权太太太脆弱了

045、中国封建制度

046、中国近代的革命实际上都是反革命活动

047、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

048、中国共产党是谁的养子

049、中国何时举行真的封禅大典

050、中国何时能够制作播出一部自己的《纸牌屋》

051、中国角斗士运动早于罗马

052、中国进出口银行挑战北京废除限任制修宪

053、中国警察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裸体了

054、中国局势已经失控了

055、中国崛起使得反对运动水涨船高

056、中国崛起原来竟是僵尸崛起

057、中国离开复兴还有关键一步的差距

058、中国流行互害—失信，还是失信—互害？

059、中国迈向中央之国的道路

060、中国没有独立所以没有独立知识分子

061、中国没有法定饮酒年龄

062、中国没有私营公司

063、中国梦忘记了中国——还把诸夷封为“主义”

064、中国能否结束70年周期（1949—2019）

065、中国确实需要一点复古主义

066、中国人悲剧的生物基础

067、中国人的儿子都死光了吗

068、中国人口生理密度两极分化最难治理

069、中国人民热爱君主制度

070、中国人民是共产党的俘虏

071、中国人亡了国所以缺乏安全感

072、中国人缺乏快乐基因、享受痛苦主义

073、中国人死无葬身之地

074、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

075、中国人扎堆的地方特别危险

076、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077、中国诗歌征服欧洲

078、中国式的政教合一

079、中国思想垄断的鼻祖

080、中国特有的创新并非中国特有的创新

081、中国头领患有老年痴呆症

082、中国为何需要租界和共产党专政

083、中国需要连坐法

084、中国需要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

085、中国需要远交近攻、以邻为壑

086、中国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吗

087、中国一百年来最刚烈的女性

088、中国依然停留在家长制时代

089、中国已经称霸世界了

090、中国蚁民的颜色

091、中国应该建立父母责任制度

092、中国应该名正言顺地推行君主制度

093、中国有产阶级的颤栗哀鸣

094、中国正在告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吗

095、中国只是半个大国——新党主席郁慕明犯了叛国罪

096、中国终于告别长城时代，应改国歌

097、中国终于恢复了连坐法

098、中国族群分裂是共产党阶级划分的结果

099、中国最需要抵制的外国人就是共产党人

100、中华民国败于口是心非

101、中华民国背叛了中国

102、中华民族里坏人占了绝大多数

103、中华人民共和国伪称中华

104、中科院竟成萨满教的巢穴

105、做官要做中国官

106、康有为不是复兴儒学而是强奸儒学

107、满清为不能咸鱼翻身

108、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复古运动已经开始

109、“天朝”是一个野蛮僭越的称号

（另起一页）

中国论

On China

《外星看地球》第41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1

【001、沉闷诡异才体现了永恒的中国】

《内忧外患 北京两会愈发沉闷诡异》（2019-03-12 法广）报道：

今年两会似不如去年那样醒目，去年习近平要修宪，一开始就卯足了劲；去年开到会中间，冒出个“翻白眼”女记者，有点减弱习主席加冕的庄严。今年会期信息少，气氛却很沉闷，甚至有点肃杀，诡异。内里的东西暂且不清楚，外表的倒看到不少，比如习近平“早生华发”，有人戏称那是“高级黑”，比如最高法周强院长躲记者，新疆代表团成员不报大名等等。

李克强伴君如伴虎？

全国人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是总理的重头戏，那还是在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又做报告又见记者，口上还不离宪政。现在的总理做得很辛苦，嘴巴得收紧，做事得小心，李克强那天做报告不停擦汗让外界感觉他身上负担很重。李克强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务实的有关民生的东西，比如减税减费等等，但民众很怀疑他提出的能否落实。结果，只有他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大汗淋漓留下难忘的印象。可能如他预测今年局势“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我们面对的是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的严峻挑战”“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故而急火攻心，汗流如雨。

亲北京的多维则认为，这份从格式上和内容条款上看似并无多大变化的政府工作报告，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和此前多次流传的李克强因为官员为官不为以及改革屡屡受阻而发怒的传闻相应和，结合报告宣读现场的肢体语言，隐约让外界捕捉到李克强终于通过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自己憋了多年的“气”。李克强如此一是因为健康状况不如从前，二是在读出种种风险时想到其中哪一项失控都会被习近平当成替罪羊，伴君如伴虎，故急火攻心。

两会气氛这样紧张，归根结底跟习近平有关系，他要人臣服，他担心七大风险。他的一位“近臣”曾说过：“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加之包括常委在内的都要向他书面述职，高官们也不自在。

周强躲避记者——最高法院长周强周二做报告，他没有出现在部长通道，他好像在躲避记者。然而媒体的问题多多，尤其在听了他做的报告之后，问题更多。周强的最高法不久前发生千亿元卷宗失踪案的大丑闻，据指这失踪的副卷里面便有周强本人的批示。最高法在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和最高法主办陕西千亿元矿权案王林清联合爆料下，被迫由最初的否认卷宗丢失到承认丢失，接受中共政法委员会联合调查。周强最后似乎洗白了，原因是中政法的联合调查报告称所谓卷宗丢失案是王林清监守自盗，并让涉案的王林清电视认罪，“王林清为什么活生生自己卖自己？”结果，中政法的结论，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

问题就在于周强照样出来做报告，王林清被问罪，举报最高法的千亿元矿权案告发者赵发琦失踪，崔永元什么状况天天有谣言伴随。周强在周二的报告中有几点特别引人注意，第一，他强调法院存在“灯下黑”问题，司法作风不正仍有发生，监督机制仍有待完善，他这里说的是不是指的是最高法，如果是最高法，他的责任在哪里？他能不能对于民间所指控的最高法领导人徇情枉法的问题做一个解释，他不能对千亿元大案相关各方，包括陕西省委前后书记、前后省长的写的条子，王林清、崔永元、赵发琦的处境或者下落做一个交代？周强报告还有一点怪异的是他在报告中取消了“人权”二字，分析人士把今年的述职报告与去年比较，其中的第二部分去年的标题是“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今年改成“依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人民取代人权，是否以习近平“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来抵制具有普适性的“人权”？

陈全国一言不发 新疆代表团没有名牌——全国人大新疆代表团12日下午开放境外媒体采访，对国际媒体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向外界解释新疆百万穆斯林被关闭在“再教育营”甚或“集中营”的好机会。可是记者们立刻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新疆真正掌握大权，美国屡次点名谴责的党委书记陈全国端坐台上，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相关问题全由维吾尔族出身的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回答。更令记者惊讶的是，新疆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迥然不同，所有代表们的桌上，都没有显示自己姓名的名牌，媒体难以确定他们的身份。结果，记者们除了知道陈全国和雪克来提·扎克尔外，记不清楚发言拥护政府工作报告的代表是谁，也不清楚回答媒体问题的其他官员是谁。分析人士表示，这是因为新疆颇为敏感，不想给海外媒体提供更多可能的炒作机会。新疆一天到晚反恐防控，这也许是一种“防恐综合症”？对于记者提问，扎克尔回答很干脆：新疆没有“再教育营”或“集中营”，这些说法纯粹是有些人在捏造、说谎，非常荒谬。

香港《明报》记者3月3日在会场外采访到新疆政协委员迪丽娜尔·阿布拉，可是记者一提出新疆劳改营的问题，她“脸色突变”，她对记者说新疆治安很好，“人们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记者转而问与她一起的另外一位代表同样的问题，那位代表直接说：“你的问题我听不懂”。

中共在新疆的镇压姿态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有媒体记者从中午12时就开始在人民大会堂排队，只为了抢到一个座位。大会堂的门一开，记者席顷刻满座。

谢选骏指出：法广哪里懂得，沉闷诡异，才体现了永恒的中国！1975年的中国（《礼制的天下统治》），1990年的中国（《零点哲学》、《天子》），2005年的中国（《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也都曾经，是这样的沉闷诡异，那才体现了永恒的中国之脉动。

【002、出生在中国就可以犯罪】

《女子害死人被捕后甩锅：因我出生在中国》（2019-05-05 英国报姐）报道：

最近，澳大利亚在审理这么一宗案子，案件的被告名叫付月琼（Yueqiong Fu，音译）今年31岁，是一名中国籍女子。据报道，付月琼2013年前往澳大利亚的悉尼科技大学学习护理学专业，并且顺利毕业，之后便一直留在澳大利亚，在那里工作生活。

不过，虽然从护理学专业毕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称付月琼并没有拿到当地的护士资格，据说是因为她没能通过英语考试。

这就让人不禁疑惑，连英语都不过关的她，到底是如何取得澳大利亚的护士学位的……尽管如此，本应没有医疗资格的她，还是找到了工作，2017年，付月琼进入了悉尼的一家名为Medi Beauty的医美机构担任护士。

而这家店面的老板同样是中国人，名叫黄珍（Jean Huang，音译）。因为付月琼之前在国内有过护士经历，因此尽管没有执照，黄珍还是聘用了她。此后的三个月，付月琼一直在这家机构工作，直到她的老板黄珍要求给她自己进行隆胸手术。

黄珍相当信任自己店里员工的水平，要求她们给自己进行手术，付月琼担任这次手术的麻醉师和助手，而另一名名叫邵洁（Jie Shao，音译）的中国女子，担任这次的主治医师。

同样的，这位医生虽然在中国和英国都有行医资格，但是在进行手术的时候，尚未取得澳大利亚的行医资格，也就是说，这场手术从医生到护士，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是非法的……

不过，在她们看来，这根本就不构成什么问题，毕竟只要有足够的经验，执照什么的只是一张纸的事情。

可却不曾想，偏偏是这场给自己老板做的手术，发生了问题。在进行手术的过程中，黄珍因为感到疼痛，要求多注射一些麻醉药物。

邵洁和付月琼听到需求后，也没有多想，便同意了老板的需求。但却不曾想，在注射药物之后，老板黄珍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当她们察觉异状，进行抢救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

事发之后，警方随即逮捕了手术的参与人员，付月琼也包括在内，毕竟麻醉药物是她帮忙注射的，而黄珍的死因也确实是因为药物中毒。

而在澳大利亚，随意地使用可危及生命的药物，按照法律规定，最高可以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

面对警方的询问，付月琼一开始因为担心被捕，并不是很配合，不仅做了假口供，还对警方撒谎，称自己并没有参与手术，但根本无济于事。

案件的审理一拖拖到了现在，可能是觉得自己确实逃不掉了，也可能是自己的律师给支了招，她决定配合警方调查，愿意认罪。

不过，她并不打算让自己承担主要罪责，而是将责任推给了这次负责手术的医生邵洁，认为她才是真正要对黄珍的死负责的人。

而对于自己作为护士，缺乏基本常识，导致他人药物过量死亡。付月琼找到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理由，把锅甩给了自己的出生地……

在开庭的时候，付月琼情绪崩溃，表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都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中国式思维”的影响……

付月琼说，自己一直以来都深受中国式思维的影响，认为必须服从上级的指示，因此医生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并没有对医生的行为产生任何质疑……

法官面前，付月琼声泪俱下，她对自己从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抱歉，悲剧发生之后，她才幡然悔悟，自己应该用批判性思维去看待事物。

“在我做任何事之前，我应该知道哪些是我能做的，哪些是我不能做的。”

对此，付月琼的辩护律师也表示，她不应该被定罪，更不应该去坐牢，她只是做了医生让她做的事情。

是的，谁都没想到，最后这口锅还能甩到中国的教育上来，又拿出了“中国式思维”这个说法……

但其实她这么说并不意外，而且可能确实管用，因为在许多外国人看来，很多中国人都受到这种思维“毒害”，认为我们都是唯命是从，遵从上级指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陈词滥调相信我们都不会陌生……

这也是为什么律师会建议付月琼以此为理由，因为他们知道，法院很可能会才信这种说法，认为她没有过错，错的是她从小受到的教育。

很难相信，如今依然会有人拿“中国式思维”说事情，但事实就是如此，尤其是在反华情绪日益高涨的澳大利亚，可能更愿意相信这种言论。所以当一个来到澳洲的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国式思维”进行反思，认为自己应该更具有批判性思维时，澳大利亚人看到这一幕自然会感到十分欣慰……

我们不知道“中国式思维”对一个人影响可以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事，有些事情与思维无关。“中国式思维”没有让她再无从业资格的情况下就行医；也没有让她连药剂过量会致死都不知道，就为人进行手术……

学习专业知识，遵守当地法律，这是每个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的，这与你是什么思维无关，完全取决于一个人自我的选择。

当付月琼明知道自己没有从业资格，却依然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她本身就已经走错了道路。

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可以靠“中国式思维”这个说法逃过法律的制裁。如果真的可以，那就希望，摒弃了“中国式思维”的她，能在未来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吧……

谢选骏指出：确实的，出生在中国就可以犯罪，因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何况违反规章制度，何况发生一个医疗事故。所以中国的医院很少为医疗事故作出赔偿，除非是没有后台的民间医院。公家的医院都是共产党的，死个把人算是受害者为党交了学费。有人说中国医生医术精良，可能的，因为她们经常做人体实验，能不精良吗。因此，出生在中国就可以犯罪，因为那里目前还是红区，尚未独立建国。你想，那里的军队都可以在大街上随便开枪杀人，老百姓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吗。出生在中国就可以犯罪，因为大家都是党的奴隶，而奴隶是不必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

【003、打倒习党反动派能解决中国问题吗】

《朱民泽：批毛、去邓、倒习——王岐山走出生死危机的唯一出路》（民主中国 3/23/2020）报道：

近日网络流传由王岐山提议《关于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讨论习近平问题的中共内部文件。此文件由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的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转发流出，更让人觉得诡异莫测。这无疑表明，中共党内已经有人吹起了倒习的集结号。

此次中共病毒与武汉瘟疫已经造成了中国及世界的巨大灾难。毫无疑问，全球瘟疫过后，必然会引发世界各国对病毒来源和传播真相的调查和问责：病毒是自然演化还是人工制造？是有意还是无意放毒？是地方怠政之责还是中央习二之过？总之，中共病毒和武汉瘟疫必定会引爆中共建党100年来最大的存亡危机。

过去七十年，中共执政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的灾难，虽罄竹难书，但毕竟都是发生在本土范围之内。然而，2020武汉黑天鹅的病毒翅膀，经过几个月的煽动，已经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引起了超强的病毒风暴。这种前所未有的病毒灾难，完全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不管中共制造的是红祸也好，黄祸也罢，巨大罪责必定无法推卸。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3月18日接受福克斯专访时说，“中共这次将全世界人民置于危险境地，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此类事件将会以各种形式重演！”

紧接着在3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蓬佩奥直接尖锐地谴责中共政府，但明确区分中国概念。蓬佩奥谴责中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直隐瞒病毒真相，拖延共享病毒数据，拒绝世卫和美国专家进入武汉疫区等。蓬佩奥强调，将来有一天全世界会共同评估这场瘟疫的始末，并将作出相应的措施，来处理这场全球瘟疫的问题。西方多个国家及美国政要已经明确把肺炎病毒称之为中共病毒。

问题在于，中共病毒的毒根在哪里？

毒苗又是什么？毒果是怎么炼成的？是否此次犯下的弥天大错，闯下的全球灾祸，应该让九千万的中共党员集体背锅，还是应该做出罪责推定，划清界限呢？问题是肯定的！这才有了上述文件的出现和传播。这不仅是一个信号，也必然会是即将发生的态势。

虽然，共产病毒来自西方，肇始于马恩撒旦教徒，传播于列宁、斯大林，但是在中国本土，中共病毒的毒根在毛泽东。过去和当下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因为当年邓小平等人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所造成的，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彻底摆脱极权专制主义的历史机会。所以，中共病毒的毒苗是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具体到中共接班人的制度，从毛泽东的终身独裁制，到邓小平退而不休的退休制。隔代指定的不成文规矩，只传二代就亡。正因为此，中共专政的政治制度才缔结出了习近平的这个毒果。

虽然，1982年中共的宪法明文规定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以及形成了党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党规，但巨大的权力诱惑，使得习近平利令智昏，不守政治规矩，吞下了权力不受制衡，删除任期，长期执政的毒果。此举酿成了中共九千万党员的共同苦果，造成了世界性的政治病毒。

王岐山作为中共党国副主席，为了拯救民族国家于危难，此时必须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只有站在批毛、去邓、倒习的坚定立场上，进行舍身忘我的斗争，联手党内江泽民、胡锦涛等退休元老和其他重要成员，及时纠正曾经选择习近平接班的错误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罢免习近平的一切职务。

批毛，是为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专制的土壤，从源头是清除共产病毒的基因；去邓，是为了彻底解决最高权力交接的问题，防止出现新的独裁者，同时避免改革不彻底，开放不全面，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导致必然翻车的结局；倒习，是为了突破改革开放的僵化框架，清除中共病毒，防止走回毛的极左路线，完成社会转型，走向宪政民主。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否则，中国政治仍旧会陷入在专制的人肉酱缸里无法自拔。

从十九大以来，由于习近平的权力欲过度膨胀，个人野心无法遏制，自以为羽翼已丰，唆使盗国奸贼栗战书提出定于一尊，搞出新的四个伟大。习近平无知者无畏，且不知悔改，效仿毛泽东，架空政治局，做帝王之梦，走独裁之路，置中共党国于新的危途。如今，习近平的党羽和爪牙，已经在中共党内形成新的反动帮派，引爆全球病毒超限战，已经威胁世界安全，败坏民族声誉，损害民族利益，危及华人安全。

武汉肺炎病毒，由于早期错误地掩盖瞒报，才导致酿成无法控制的全球灾难。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无法辩驳和抵赖。鉴于此，中国必须尽快与习党反动派进行彻底切割，划清界线，明确罪责，昭告世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世界各国因肺炎病毒遭受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而向中国讨伐索赔的被动局面。

全体中国人民不能为中共所犯的错误担责背债。同样，全体中共党员不能为习党反动派所犯的罪错背锅！王岐山、李克强、汪洋、黄奇帆、胡春华等人，不会也不甘心陪同习党反动派一起殉葬。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及时尽早做出明智的抉择比什么都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中共大佬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命运。

习近平犯错，中共高层大佬们仍旧能安然入睡吗？任志强被抓，王岐山果真能置身事外吗？习党反动派祸国殃民，中国人民还能岁月静好吗？

被推在风口浪尖上的王岐山能激流勇退，金蝉脱壳，告老退休，安度晚年吗？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麻烦，可以明确地表明，这是不可能的。例如，文革中的刘少奇，曾经向毛泽东告老还乡，结果如何，世人皆知。

抛弃侥幸心理，联合党内外，打倒习党反动派，这是王岐山等人绝处逢生的唯一出路！批毛去邓倒习，真正依法治国，改革接班人制度，才是中国完成社会大转型的不二选择！

鉴于此事件的至关重要性，同时呼吁海内外华人发起参与签名联署行动。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习党反动派”。这篇文章的主旨由此展开有二，一是“打倒习党反动派”，二是“全体中共党员不能为习党反动派所犯的罪错背锅”。但是，说“全体中共党员不能为习党反动派所犯的罪错背锅”，这是不能成立的；否则，德国战败、希特勒自杀，同盟国为何还要成立战犯法庭呢？这是因为，纳粹党员作为个体，在历史的大潮之中，还是不得不负起自己的个人责任来。由此可见，打倒习党反动派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004、悼念恶性竞争的红色中国（纪念《河殇》30周年）】

《美公布最新大数据：中国女人原来是这样的》（2018-07-11 华尔街见闻）报道：

前段时间，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组关于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的数据，中国赫然位列世界第一，劳动总量世界第一，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

所谓劳动总量，就是所有工作的人的工作时间的总和，所谓劳动参与率，就是参加工作的人占全体人口的百分比。

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圆的面积代表劳动总量，中国排名第一；横轴代表劳动参与率，中国达到76%，一样是世界第一。

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达到76%，也就是说，只有24%的人在家里无所事事，这些人里面还包括老人孩子和学生。

相比之下，美国只有65%，日本只有58%，只有巴西勉强能够和中国pk，70%，而印度劳动参与率低至55%，差不多一半的国民选择待在家里，不出来工作。

一位留学中国的老外在知乎上吐槽中国人的“勤奋”：“可怕的76%的劳动参与率，你们中国人就不需要休息的吗？”

看看我们身边，好像真正彻底休息的中国人还真不多，但凡手脚能动，脑袋有光的中国人，都是非常不屑于坐吃山空的。

前段时间，我妈出去打工了，即使她退休了，但还是出去打工了。我问她：“您都这么大年纪，还折腾什么呀，安心养老不行吗？”我妈：“这么大年纪怎么了，只要能动，我就不闲着。”后来我爸跟我说：“人总得劳动，不然就显得没用了。”

《欢乐颂（电视剧）》里面，五个女孩，关关和曲筱绡是最有资格啃老的，却都出来打拼了。年轻职场人士中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你还有什么资格不努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变革中国》中感叹道：“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惊叹和汗颜，甚至有一点恐惧。”

这么勤奋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在劳动力资源上，完全碾压全世界，尤其是人口数和中国差不多的印度。

世界各国劳动力资源排行，中国排行第一

其实，中国的人口数和印度的人口数差不多，但中国的劳动力是印度的1.7倍。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2倍，但劳动力是美国的5倍。你看，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比中国人口在世界上牛多了。

印度人老是说，我们的人口也很多啊，凭什么经济完全被中国吊打？看看数据就能明白，人口优势没有转化为劳动力优势，人口多就是累赘。

但中国人民就不一样了，很多家庭是一家老小齐上阵，个个干活，个个挣钱，齐奔小康。这么牛的国民，岂是你说赶超就赶超的。

76%的劳动参与率，中国人的确很勤奋，那究竟是中国男人很勤奋，还是中国女人很勤奋呢？

再来看一组数据。

此表是世界各国男性女性劳动参与率，深色方形代表男性，浅色圆形代表女性。中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一路领先，达到90%，和巴西、菲律宾、印度等国齐名；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70%，一骑绝尘，世界第一。

看到了吧。先说中国男人，中国男人的确很勤奋，养家意识非常强，劳动参与率高达90%，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

再看中国女人，真是惊叹啊，近70%的劳动参与率，太恐怖了。你要知道，法国男人的劳动参与率才62%啊，这就是说，中国女人比法国男人还勤奋，养家意识还要强！

相比之下，印度男人虽然很勤奋，很顾家，劳动参与率达到90%，但印度女人没有啊，印度女人的劳动参与率才28%，让中国甩下印度雄霸亚洲的人是谁？是中国女人啊！

当中国男人和巴西男人实力相当时，让中国甩下巴西雄霸发展中国家老大的人是谁？是中国女人啊！

如果说中国男人把中国拉到了世界优秀行列，那么让中国变得卓越而以超速度发展的则是中国女人。中国女人实在强悍得不止一点点！

从年龄层上来看，真正撑起中国经济大半边天的，其实不是中国男人，是那些25-55岁之间，当老婆、当妈、当媳妇还要出去工作，和这个世界厮杀的中国女人们。

世界各国各年龄层的劳动参与率，中国达到惊人的90%，位列世界第一

25岁到55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劳动力，无疑是最优质的劳动力了，年轻、有活力、有野心、有想法，这个年龄段，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高达90%，一骑绝尘，世界第一。

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女性，不仅仅是职场人士，不仅仅要挣钱养家，不仅仅要和同事、老板、下属、客户等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斗争，还要养孩子，教育孩子。《北平无战事》里面，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梁经伦慨叹：“中国女人苦啊！”和中国男人相比，中国女人的确也算不上很辛苦，但是和其它国家的女人相比，中国女人简直就是女汉子。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才60%，法国女人的劳动参与率才50%，美国女人的劳动参与率才58%，她们享受着发达国家的高福利，生了孩子，奶粉钱政府出，学费生活费政府出，尤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连孩子的保姆费，课外辅导费一并政府出了，家庭基本上不需要承担额外的教育费用。

并且，西方国家个人意识很强，婆婆基本不干涉儿子家的事情，也不会出现三代同堂这种现象，年轻女人在家里有绝对的掌控力，很是自由。

这么一比较，你该知道中国女人有多么不容易了吧，你该知道为什么我说中国女人撑起的，绝对不止半边天了吧。

强悍的中国女人在承担生儿育女重任的同时，早出晚归，摸爬滚打，在工厂、在学校、在企业、甚至是在工地，在任何有男人出现的地方，承担丝毫不逊于男人的责任，她们尽力维系一个家庭尽可能好的生活，她们把到手的绝大部分钱花在了孩子和家庭上，她们和中国男人一道，成就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崛起。

肖恩慈说得好：

“中国女人们环顾四周，她们是最自由、最自强、最独立、最出色、最具有奋斗心、最辛苦的女人，她们比任何国家的女人都应该拥有更多尊重和掌声。”

胡润富豪榜2017年的时候发布过一份全球各国白手起家女富豪排行榜，12个国家88名女富豪上榜，中国女性占了56个席位，位列第一，占比64%，前十大白手起家女富豪，有六位是中国女性，前三甲都是中国女性。

在知乎上看到一位职场女性，毕业十年，已经爬到了公司的中高层，期权都有了，收入也非常丰厚，还是辞职了，自己创业。“我不想就这么安稳下去，我还想有更大的成就，我也应该有更大的成就，这是我的野心。”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女白领，在上海工作，月入3w，还是焦虑，还是没有安全感。“我想要更好的，我想给我家人更好的。”

Centre for Work Life Policy（纽约工作生活政策中心）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女性是全球最有野心的女性。76%的中国女性希望担任最高职位，而美国的比例只有52%。强悍的中国女人，让她们在顶尖富豪阶层，在普通中产阶层，甚至于在普通阶层，都让中国正在全面超越世界平均水平。

《环球时报》曾经在全球范围内调查，为什么中国女性如此强悍，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中国女性对独立有非常强的渴望“去你的男人挣钱，女人呆家。”“去你的全职妇女。”“我要有自己的孩子和老公，也要有自己的诗和远方。”

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而且都明白，经济独立是一切独立的基础，所有中国绝大部分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甚至很多女性野心很大，在很多领域超越男性。

第二情商高

“中国女人似乎天生就是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能手。”

职场女性、妈妈、妻子、媳妇，要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打交道，要学会和儿子老公相处，最重要的，要学会和婆婆相处，这是最考验人情商的。

“在中国这种家庭本位的社区中，中国女人其实是两代人之间最关键的一环，她们必须训练处这样的高情商，才足以应付这个世界。”

第三受教育程度好

相比于印度巴西的女性，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尤其是今天，基本上中国女性都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很多女性进入大学课堂接受高等教育。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虽然中国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比她们优秀，但中国女性比她们还更加勤奋。

所以，男人们，对你老婆好一点，对你女儿好一点，对你母亲好一点，她们远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女性，都要自强，要独立、要勤奋，要有奋斗心！

网民评论：

在中国，如果是国家干部，女人55岁退休，男人60岁退休。如果是企业，50岁甚至40多岁退休的大有人在。而欧美40-65岁正是工作的黄金时段，经验丰富，年富力强，工作效率高。但中国这个年龄段的人不是已经退休，就是靠边站准备退休，让位给一点经验的都没有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大大降低了整体员工的素质。加上员工普遍没有主人公心态，得过且过。做的大多是低端工作，没有创新。所以即使90%的出工率，也赶不上美国65%出工率的效率。等贸易战打完，情况会更加糟糕。

谢选骏指出：《华尔街见闻》是共产党的大外宣，它掩盖的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迫使妇女出来工作，否则就无法生存。红色中国如此奉行人海战术，推行恶性竞争的红海精神，结果自相残杀、血流成河。个人勤劳可以致富，集体勤劳却会贫穷——因为恶性竞争与互相杀价，只能走廉价路线，无法提高品质、推动创新。与红海精神相对的蓝海精神，也就是《河殇》1988年倡导的“蔚蓝色”精神。因为违背红色中国的基本教义而遭到封杀，被打成“反革命暴乱的蓝图”。到了2005年，韩国学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法国学者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又共同著作出版了一本《蓝海策略》（英语：Blue Ocean Strategy），变成了经济学类的畅销书。书中把传统企业惯用的获益方程式（压低成本、抢占市占率、大量倾销等传统商业手法），称为红海策略(red ocean strategy)——红海策略导致了现今市场竞争中的种种弊端，结果获利不易、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衰退。而蓝海战略泽而不同，它开创尚未被开发之全新市场、创造独一无二价值等“新”商业手段，作为解决方案。

借由“传统恶性削价竞争”所代表的红海市场与“开创新兴市场”所代表的蓝海市场两相对照，并附上多年来全球各大知名企业、团队之实例作为佐证，完全颠覆了传统商业一元化的获利思维，以全新创意为现今“后资本主义时代”那些深陷恶性竞争的企业找出一条全新的生存之道。“蓝海”观念的提出，使传统的商业行销思维有了更新、活化的空间，此书可说是21世纪阐述“新经济学”中最具划时代意义之代表性书籍。所谓的蓝海就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个市场竞争者少或尚未有竞争者，由于进入者少的关系，对于商品价格，消费者没有办法做价格上的比较，企业得以订出远较成本高出甚多的售价，获取高额的利润。企业在这个市场中，需要不断的创新，以差异性来吸引消费者，只要产品够吸引人，企业就能获得良好的利润。

在蓝海中，只要企业足够的创意和创新就能获取高额的报酬（如：苹果公司的iPad与iPhone），大部份的获利因不需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而得以保留下来。这也就是为何蓝海策略的概念一推出，就立即造成轰动与无数回响的原因。蓝海战略，就是避免恶性竞争的发展方式——它并不需要“劳动总量世界第一，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因为“劳动总量世界第一，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正是红海战略指导下的、血流成河的人海战术。在它之下，“华尔街见闻”再怎么大外宣也是毫无作用的。唯愿恶性竞争的红色中国死去，积极创新的蓝色中国诞生！

【005、封闭全中国、保卫中南海】

《就是这个73岁的女人提出封锁武汉》（世界华人周刊微信号 2020-02-05）报道：

我们常说医者仁心，而在李兰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自武汉疫情发生以来，每天传来的都是确诊病例增加的负面消息。今天，一条微博热搜振奋了整个中国：李兰娟院士团队在武汉发布重大抗病毒研究成果。

根据初步测试，在体外细胞实验中显示：（1）阿比朵尔在10～30微摩尔浓度下，与药物未处理的对照组比较，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达到60倍，并且显著抑制病毒对细胞的病变效应。（2）达芦那韦在300微摩尔浓度下，能显著抑制病毒复制，与未用药物处理组比较，抑制效率达280倍。虽然目前还仅仅是体外实验，但这无疑是疫情战役逆转的重要信号。

最近，“李兰娟”多次登上微博热搜。研究肺炎疫苗、亲赴武汉、建议封城、怒怼谣言……这位73岁的女院士，引来了多方关注。有人说，她是一个可以和钟南山院士相媲美的人物。有她在，就更加心安。

她是国内唯一一个传染病学科院士；她当过浙江卫生厅10年的掌舵人；在她执掌浙江省卫生厅期间，雷厉风行，创造了“二次感染率为零”的奇迹。

从贫寒农家女，到浙江省卫生厅厅长；从赤脚医生，到名震天下的院士；李兰娟的人生，足够传奇，也足够“硬核”。很多人开始关注李兰娟，源于一次采访。2020年1月26日，武汉封城的第四天，人心浮动。

在这一天，央视记者董倩对李兰娟进行了专访。董倩很犀利地问她，为什么要提出武汉封城的建议？是基于怎样的研判？李院士耐心地作了解释。社会经济、疫情控制……她的普通话并不算好，但是依然很努力地把每一个字都说清楚。董倩却不依不饶。

“武汉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们要隔离多久？”问这话的时候，董倩的语气并不友善，面色也充满质疑。很多网友看了视频都很生气：“董倩这是什么意思，她是对李院士提出封城很不满吧！”“这位女记者应该好好学习一下表情管理，对院士有足够的尊重……”面对董倩的咄咄逼人，李兰娟并没有生气。

她温和而坚定地说，“新发病人明显减少，甚至新发病人没有了的时候，就可以解除了。”这个采访视频，很快在微博被转发多次。“李兰娟”这个名字，也很快被大家所熟悉。很多人佩服她能够提出“封城”的建议，很有魄力。不过，很多人都有个疑惑：为什么这位看上去斯文柔弱的老太太，竟然有提出“封城”的魄力？她的话，又为何如此有分量？

其实，所有人都被李兰娟的外表给“骗”了。大家都以为，她是德高望重的学者，是悬壶济世的医者。“杀伐决断”四个字，和她完全不沾边。谁也想不到，慈祥和蔼的李院士，曾是一名身居高位的正厅级官员。那时候的她，让多少男子都倍感汗颜。李兰娟曾执掌浙江省卫生厅，整整10年。

如今看她的言谈举止，完全猜想不到她曾经是一位厅长。因为，她的身上完全没有“官气”。坦诚，朴实，温柔，较真……李兰娟身上，始终充满严谨敦厚的学者气质。然而，在17年前，她却横刀立马，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好好“任性”了一番。正是她的“任性”，护住了浙江全省的平安。

那是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四月的一天，李兰娟听取了下属的紧急汇报：浙江已经出现了“非典”病人！作为卫生厅长的她，必须马上作出决断。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否向民众公开此事？当时有不少官员，在遇到疫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瞒报或者少报。能不让老百姓知道，就尽量不让知道。什么事情，都没有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要紧。可是，这个别人看来棘手的难题，李兰娟却几乎不假思索就作出了决定。百姓的生命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她告诉下属，汇总一下资料，立刻向民众公开具体信息！于是，出现了一个奇观。浙江省卫生厅执行力太强了，竟然在早上五点多发出了公告。还没等民众反应过来，李兰娟已经下达了第二条指令！这条指令，非常强硬：只要是与“非典”病人接触过的人，统统隔离起来！当天被隔离的密切接触者，达到了1000人以上。而这个过程，迅雷不及掩耳，在24小时内就已经完成。随后，只要是接触过病人的，也全部被隔离。整个浙江省，被隔离观察的人数有11万人以上！李兰娟为此承受了很多非议。

有些人愤愤不平，认为这种做法太简单粗暴了。密切接触不一定就被感染了啊。这样直接隔离，是不是显得太无情？甚至有人悄悄议论，李兰娟这样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了。这在官场，其实是大忌。为官之道，最讲究的是中庸之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岂不美哉？像李兰娟这样雷厉风行，不考虑“影响”的官员，比大熊猫还稀有。

面对质疑，李兰娟却不管不顾。她坚信自己是对的。控制感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就是应对传染病最好的方法。她是个官员，但她更是个医生。事实证明，李兰娟救了浙江人民。那些看似“冷酷无情”的手段，使浙江全省，在“非典”期间没有出现二次传染。这在全国范围，都是一个奇迹!更令人意外的是，“非典”病人们并不埋怨李兰娟“无情”，反而充满感激。

李兰娟有霹雳手段，更有菩萨心肠。繁杂的政务已经让她身心俱疲，她却加班加点，研究“非典”治疗方案。在她的带领下，浙江的“非典”治疗，也成为全国的标杆。不仅治愈率高，而且几乎没有后遗症。李兰娟也因此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欣赏。2005年，国家卫生部长高强视察浙江。他对浙江的医疗卫生工作十分赞赏。当别的省份还在用老思路老办法的时候，李兰娟已经在强调“卫生现代化”。

李兰娟也因此得到了部长的表扬：“我10年以后想做的事情，你们已经做了。没想到的事情，你们也做了。”很多同僚羡慕不已，李兰娟却淡然处之。做官，更像是她的“副业”；行医救人，才是她的本业。她从来都没有“忘本”。与出身医学世家的钟南山不同，李兰娟出身贫寒。她和鲁迅先生是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只可惜，她出生的年头，不大好。那是1947年的秋天。战火已经燃起，中国伤痕累累。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李兰娟一家的日子很不好过，父母辛苦谋生，也不过勉强糊口。谁曾想到，这样贫苦的家庭，竟能走出一位医学院士。李兰娟打小就特别聪明。读书写字，样样拔尖，成绩向来是一等一的好。乡村里飞出金凤凰，指日可待。可命运偏偏爱捉弄人。李兰娟13岁那年，母亲把她叫过来，只说了一句话，别读书了。家里太穷，实在供不起了。李兰娟向来懂事，她默默回了学校，含着泪开始收拾东西。她的老师心中不忍，问道，是不是很想继续读书？李兰娟含泪点了点头。

善良的老师跑去和学校商量，帮她申请到了助学金。正是这份微薄的助学金，帮李兰娟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高中的时候，又是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李兰娟才得以继续学业。当年那几位教师肯定不会想到，自己的善举，彻底改变了李兰娟的命运。更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李兰娟用自己的大半生，去回馈那些善意。

高中毕业后，由于高考被取消了，她回老家当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专门给农民服务的。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良好的环境，奔走在田间地头，给农民开药治病。李兰娟没有受过系统的医疗教育，凭借的是自己刻苦自学。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她爱上了医学。很快，十里八乡的人都听说了她的名字。这个年轻女医生，态度好，医术好，成为很多村民交口称赞的话题。1970年，李兰娟被推荐进入浙江医科大学。三年之后，大学毕业的她进入浙医大一附院，成为了一名正式医生。

那时候，肝炎困扰着很多国人。重型肝炎的致死率，竟然达到了80%！李兰娟痛心不已。工作之余，她废寝忘食地对肝炎进行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她的人工肝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个项目救活了无数肝炎病人。李兰娟却十分慷慨。她把自己苦心钻研的技术，无条件传授给其他单位，好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受益。医者仁心，李兰娟在业内的声誉越来越高，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998年，李兰娟被任命为浙江省卫生厅厅长。五年后，当“非典”来袭，李兰娟交上了一份对得起人民的答卷！2005年，她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权势与名望，她都拥有了。那数不清的荣誉，足够让她在医学史上留下赫赫大名。然而，2020年，她去了武汉。

这场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臧克家的经典诗句，在今天读来依然能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国难当头，人性中的光明与阴暗，全都暴露了出来。哄抬物价、趁机发国难财者，有不少人；出门诈骗、敲诈无辜群众者，有不少人；但也有无数人，倾尽所能去支援同胞，去支援我们的武汉。84岁的钟南山，73岁的李兰娟，重新挂帅出征。有人说他们傻。

本来已是顶级大牛，泰山北斗一样的地位，何苦这把岁数了还来武汉拼命？哪一点说错了或做错了，会被舆论骂死的。李兰娟已经挨过一次骂了。白岩松问：宠物是否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李兰娟从科学角度分析了一下。结果，很多媒体故意曲解她的意思，开始宣扬宠物会传播病毒。一时间，李院士被不少人言语攻击。她却并不在意这些。她唯一一次发怒，是有些人误导民众，导致大家出门抢购双黄连之类的药。李兰娟怒怼这种行为：“没病不要乱吃药！”对她来说，个人的荣辱，都是无所谓的；但是有的人坑害民众，这就完全不能忍了。光风霁月，真国士也。正是这样的人，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史书没有骗人。

那些最光辉伟大的人格，并不是儒家编造的童话，而是真实存在着。本可安享荣华，却“哀民生之多艰”，不惜深入险境。李兰娟和钟南山，要是在古代，是会被封神立庙的。站在他们面前，我们感到自豪。而有的人，应该感到羞愧。

谢选骏指出：这个李兰娟不仅是个“73岁的女人”，而且是个“共产党棺员”——按照党性高于人性的原则，共产党棺员的任何想法都必须做官为党。李兰娟她提出“封锁武汉”的第一考虑，显然不可能是为了病人，而是为了阻止疫情向北京蔓延——随后的发展变成了“封闭全中国”，但是，“保卫中南海”的目的却更加明晰了。封闭全中国、保卫中南海——这是每一头共产党怪兽的“神圣”使命，李兰娟她又岂能例外。

【006、复古主义浪潮席卷中国】

2017年1月12日新闻报道说，《中学举行古风成人礼 学生着汉服跪拜恩师》：2017年1月12日，广东省惠州市一中学286名高三学生身着汉服，仿照古代习俗举行了成人礼，以这一传统仪式宣告自己成年。穿汉服、加冠笄礼、拜父母、谢师恩……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前的景象完美复刻。

活动中，全校高三学生身着汉服端坐台下。舞台上，学生代表和老师代表也身着汉服，为大家展示汉族传统成人仪式——冠笄礼。冠笄之礼是我国汉民族的传统成人仪式，女子行成人礼为笄礼，男子则称为冠礼。两位老师在按照传统礼节为学生代表进行冠笄礼，首先为学生授冠笄、行醮礼、赐字，学生为老师敬茶、行跪拜礼。

学校还特意邀请了学生家长到场观礼，学生亲手为父母写了一封信，父母为孩子加冠、加笄，佩戴徽章，大家彼此深情拥抱，不少学生和家长都流下感动的泪水。

一系充满古风韵味的流程重现了汉服成人礼仪式，令师生耳目一新，同时也感受着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最后，在家长和老师的见证下，孩子们缓缓走入成人门。

通过成人门之后，学生正式以成人的身份在青春寄语墙留下自己的签名和愿望。并将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投入信箱。

学生放飞写满祝福和希望的气球，通过这一系列特殊的仪式，学生们完成向成人的过渡，以传统方式宣告成年。

据悉，这是该中学首次为学生举行成人礼，学校希望通过这样特殊的仪式让学生知道自己已经成人，活动围绕“青春、感恩、责任、理想”，也是让学生懂得成人所具备的素质，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谢选骏指出：

1981年，我在提交给合众国际社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一旦中国人恢复了民族自信，就会抛弃鲁迅和文革，迎接复古主义。

1987年，我在《文化本体论》一书里指出，这种复古主义不是国粹派的泥古不化，而将是一种文艺复兴式的再创造。

1988年我在《回归祖辈的文化》中指出：

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耶稣讲：你们背上十字架跟我走，儿子反对父亲，女儿反对母亲。这倒和文化大革命搞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很相似。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七十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原载《光明日报》1988年10月6日）

谢选骏指出：现在，一代人过去了，我的预见成为现实。

【007、海洋中国的挽歌】

《他们扬言“武力分裂中国”》（2018-05-15 环球网）报道：

“香港民族阵线”勾结“台独”组织“岛民抗中联合”。

“港独”组织“香港民族阵线”由陈卓南带头，早前扬言要与境外势力建立更紧密的“国际性联盟”。港媒调查发现，原来“香港民族阵线”勾结“台独”组织“岛民抗中联合”，已形成正式同盟关系。“岛抗联”更扬言，“台独”要与“港独”分享更多街头抗争的经验，不怕动用武力。

据香港《大公报》14日报道，“香港民族阵线”在脸书发文，声称已加入“岛抗联”的“逆统战”，还称“支持独立、分裂中国的都是盟友”，虽然港人以往只能被动接受历史，但“今日，推动历史巨轮的机会来了，加入香港民族阵线，一起摆脱被帝国主宰的宿命！”“青年新政”成员梁颂恒也转发该帖。13日，“岛抗联”还在脸书上传一幅漫画，充满“港独”分子喜爱的元素，包括黄伞、鱼蛋和所谓“龙狮旗”等，“而黄伞两端都是开锋的，攻击的意味相当明显”。

“香港民族阵线”是一个在2015年成立的本土组织，鼓吹“民族自决”。其成员鱼龙混杂，像陈卓南今年4月曾支持非法“占中”幕后黑手戴耀廷的“宣独”行动，他出行总有一帮弟兄前呼后拥，凶神恶煞一般。“岛抗联”则在2006年11月设立脸书专页，后来从“岛民抗统联合”改为“岛民抗中联合”，声称要对抗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其手段就是要勾结外援围堵中国。

而“岛抗联”利用年轻人沉迷打游戏的特点，将“台独”包装成一个游戏，在网站以及电玩论坛让人转载“攻略”。他们在电玩论坛“巴哈姆特”上传的“攻略”，其中一篇就提及“台独”“港独”势力应该如何勾结。“岛抗联”声称，台湾算是一个街头抗争的实验场，很多经验可以跟香港各个团体分享，而台湾应该给香港更多支持，别让香港再等。文章同时提及要联合其他地方的“独立势力”，包括“疆独”“藏独”等，强调“台独”分子要多利用善于文宣的优势，与这些人互相交流，开展全面互助。

《大公报》14日还注意到，自诩为鹰派组织的“岛抗联”为成员持续传播军事类资讯，同时开办联谊、营队等活动。13日，该组织声称“要将中国分裂成几个大小差不多、人口中型的国家”，又称要“抗中渐独”“脱华入世”及“强化建军备战”等，与陈卓南之前扬言“港独势力必须拥有武力令中央和特区政府有所顾忌”，可谓臭味相投。有港媒提醒说，“港独”组织开始朝有组织的武力方向发展，动向值得高度警惕。

谢选骏指出：历史上一直有“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这两个中国。在古代，海洋中国是以“河姆渡”、吴越、南朝为代表的，在近代，海洋中国是以广东、日本、台湾、港澳为代表的。海洋中国擅长吸取外来文明。但是，经过二百年的化合，海洋中国正与大陆中国整合为一，纯粹的海洋中国，已经不再具有历史的优势了。“岛民抗中联合”，显然已是强弩之末，是海洋中国的挽歌。

【008、好莱坞的中国化】

《专访好莱坞前“喂龙人”：中国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法广 2021-03-05）报道：

近日，法国电视二台“进一步调查”（Complément d’enquête）节目就中国对法国和欧洲的官方影响力扩张现象播出了专题纪录片。在纪录片中出镜并参与介绍这一问题现状的好莱坞制片人克里斯·芬顿（Chris Fenton）随后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芬顿是去年他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投喂中国龙，置身于好莱坞、NBA和美企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的作者和《投喂中国龙》（Feeding the Dragon Podcast）播客节目的主持人。

法广：芬顿先生您好，很高兴有机会请到您接受采访，不仅因为您是一位与中国影视娱乐市场合作经验丰富的美国制片人，而且您也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敢于公开说出在好莱坞进军中国市场时所存在的双面性的业内人士。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您最初是如何参与到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地拓展的，美国公司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您个人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芬顿：我在美中文化和商业交流之间的不同领域工作了将近20年。我最开始时从事的是制片服务领域，帮助美国公司导航在中国的拍摄，从基础的具体细节活动开始。随后，我也参与到音乐发行、广告、体育活动策划的行业当中，并最终进入电影电视领域。2008年北京奥运会过后，中央发改委提出希望将中国本土和中文的电影达到世界水平，并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他们也很快的为此开展工作。美中之间的商业合作也随之迅速发展。如果我们看2000年初，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那时每年还不到1亿美元。而如果我们看新冠疫情爆发前最新的数字，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收入近100亿美元。

如果再拿今年春节期间举例，过去一周中国电影市场收入达到了17亿美元，仅仅一周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发展，我基本上参与的是试图开坯中国市场工作的一部分。其开始时规模很小，但显然会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电影市场。这一发展的过程包括不同类型的制作程序互换，幕后的业内人员技术交流，将中国元素采纳入剧本努力的不同成分，包括安置在电影拍摄场地、人物角色等方面，以及各种不同的内容审查问题。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安抚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使得我们能够进入他们巨大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消费者市场。

法广：您参与过哪些与中国相关的知名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案例，作为美国制片人在中国作一个电影项目的思路是什么，您与中国相关部门的互动又是怎样的？

芬顿：就与中国相关部门关系的问题，我是一个住在洛杉矶的美国公民，我曾参与的工作是创建伙伴关系，谈判合作协议，帮助我在好莱坞生态圈的同事们出谋划策，使得他们生产的内容与中国消费者更为贴切和畅销。与此同时，我还要帮助确立一个能得到中共批准使得这些好莱坞生产的内容能进入中国巨大的消费者市场的方式。虽然我在北京和洛杉矶的往来航班上度过了很长时间，我事实上没有在北京生活过。但我坚定地扎根美国以帮助大家了解在上述这一程序中所有需要完成的工作。我在我撰写的回忆录《投喂中国龙，置身于好莱坞、NBA和美企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 中，详细地描述了我之前参与过的一些大规模项目。

我之所以写了这本书的原因是希望以一个具有开放、应用和使用性的方式来描绘这一程序。让任何对中国、好莱坞或NBA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以一本充满乐趣、具有娱乐性和参与性的书来了解这一过程。同时我也希望读者们能了解到我们是如何到达美中关系今天这一充满挑战性的时期，欧洲也同样在经历着这一遭遇。我在书中详细提到我参与过最著名的大项目，包括漫威和迪士尼出品的电影，如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钢铁侠3》及由布鲁斯·威利斯、约瑟夫·高登-莱维特和艾米莉·布朗特主演的科幻电影《环形使者》。《环形使者》这部电影最初有关未来的剧情原定于40年后的法国发生，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角色也会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而我们作出的更改则是将电影中有关40年后的剧情转至中国，布鲁斯·威利斯也和一个中国女人结了婚。

法广：在您之前的采访中，您曾详细介绍过为了让国外的电影项目能够出口中国市场，或者在中国拍摄；作为美国制片人，您必须迎合中国当局的需求和意愿，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操作的？您提到了《环形使者》这部电影的例子，在《钢铁侠3》中又有哪些尝试？

芬顿：审批过程中有意思的是，在我曾经供职的DMG娱乐传媒集团的框架中，中国官员就是否允许一部电影进入其市场都是在当地以中文进行自我交流的。但我的工作是听取中国同事的反馈，他们向中共作出承诺以获取市场准入。我随后来确认这些电影需要包含哪些元素，并与好莱坞的制片人、导演、影业公司共同商议来如何尝试对口这些需求。在《钢铁侠3》这部电影中，我们希望找出如何执行一个故事情节的方式，使得2012年中国当时对科技发展的激动热情能与这部电影的内容相结合。中共给出的一项法令是他们希望成为全球科技发展和创新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时希望将这一信息以某种方式与电影相结合。在我的书中，我介绍了其中一个想法，就是将一个中国男孩写入剧情中，让他拯救主人公托尼·斯塔克的生命。这一想法中的部分灵感来自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经历。

尽管当时中国还是由胡锦涛领导，但我们知道习近平接下来将成为下一任领导人。习本人曾在美国待过不少时间，他曾在美国心脏地带的一个美国家庭中，在那家人孩子的卧室里寄宿过。所以当时的想法是将一名中共党员的儿子植入到剧情中，将他放在托尼·斯塔克坠入的美国心脏地带，并对后者提供帮助从而使其复活的情节。最终这一想法并未在电影中呈现，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一名姓吴的中国医生角色放入电影中。他则是唯一研究能救治托尼·斯塔克生命的正确医疗科技的医生，吴医生也在剧中末尾拯救了后者的生命。

法广：在您的经历中，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会遭遇哪些困难？

芬顿：我个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电影市场，我们被要求对电影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审查，以换取对中国市场的准入权。他们不希望电影中出现有关使用毒品、一些时空穿越、丧失僵尸或宗教映射的描绘。他们不希望电影中让中国公民扮演反派，或提到在中国市场中发生的坏的事物。他们通过审查来不希望让自己的消费者对类似的电影进行消费。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审查的侵蚀突破了中国的境内范围，到达了现如今中国在决定好莱坞为全球观众所制作的电影中，世界其他地区可以观看的内容的地步。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的克鲁兹（Ted Cruz）参议员就多次谈到了，最新由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壮志凌云2》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在该电影最初的剪辑版本中，汤姆·克鲁斯穿的一个皮夹克上印有台湾和日本的国旗。中共要求将这些旗帜移除。

影业公司回答说：好吧，我们将在中国市场上映的影片中将这些旗帜移除。这里需要留意的是，这么做也许看来是不道德的，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实际操作中，好莱坞是如此行事的。不光是迎合中国市场的审查要求，我们还为诸如日本、韩国和中东国家的电影市场进行审查，剪辑或删除一些内容。这是一个普遍做法。而完全不能被接受，也并非普遍的做法则是，中国告诉我们当电影上映时，你不能仅在我们市场中将这些旗帜移除，还要在其他国家上映的版本中也将它们移除。世界其他地区不能看到一部汤姆·克鲁斯身穿的皮夹克上，印有台湾和日本国旗的电影。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也是我认为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中国正试图将他们的叙事方式，通过好莱坞这一创作自由堡垒制作的内容强行喂给世界各地。

法广：您在称呼中国官方时使用中共这个词，特意与中国或中国政府等词汇区分，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区分？

芬顿：我之所以作如此区分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同事和前同事们都非常喜爱中国。我相信中国灿烂的文化，是现如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得她有5000年不间断的历史，那里也有着极好的人民。事实上，在中国有13亿8百多万非共产党员，我希望为他们制作电影和电视剧，及创建带来体育活动的机会。因为他们喜爱民主国家所拥有的品质抱负，他们喜爱自由创作和自由表达。我也认为我们需要继续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文化和商业交流，因为它是唯一能避免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粘合剂。欧洲国家们也明白这一点。但我们不能允许的是，出于对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会发生报复或惩罚的顾虑，而让中共强迫我们在中国境外做我们根本不该做的事情。这则是我们需要立即停止的趋势。

法广：当你还在参与制作与中国市场有关的电影时，你是否曾到一定程度时认为这是一种被迫的自我审查做法，并对美国本土娱乐公司这种决策的动机和成本收益进行怀疑？

芬顿：很不幸，也是我个人故事中最令人伤感的一面，我曾在20年的时间里扮演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同谋之一的角色。我亲爱的妻子曾在制作《钢铁侠3》的过程中数次指出，我或许正在参与喂食巨龙或向猛兽投食，以至于我们将失去对其的控制。我当时则是以一种轻轻带过的方式作出回应。我之前并没有对我们从事的工作加以沉思，直到2019年10月NBA爆发巨大争议的发生。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通过推特，公开支持了香港当时正在进行的民主示威。我随即意识到其将造成在中国对NBA的惩罚和报复，但我没有料到的是NBA却没有支持莫雷和他的言论自由权。

我没想到诸如詹姆斯等球星会主动与莫雷保持距离，更令我感到完全惊愕的是，对NBA就这一事件的蛐蛐作响或实际上的噤声，美国的国会议员、记者、评论家和普通民众就我们并没有保护莫雷的言论自由权而发出的极其愤怒的反应。正是在那一时刻，我意识到：天啊，NBA正在做的向中共磕头，以换取其在中国市场的利益不受报复正是我在过去20年中未间断地从事的事情。这也是随后我决定就这一经历写一本回忆录的原因，其内容包括我们是如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的。我也在书中以非常开放和对话的方式，谈及我们就与中国这一另一个超级大国之间，即极为复杂又非常需要的关系或将希望前进的方向。

法广：当下对一部好莱坞电影来说，能否在中国市场上映是否会严重影响其财务收入和成功？

芬顿：是的，100%是这样的也是不幸的。如果你看看所有的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民主盟国的市场发展情况，包括美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大多都没有太为显著的增长，其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也许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能达到2%或3%，但真正的经济发展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或中国这一发达国家。中国现有8亿人脱离贫困进入中产阶级，他们之后另有4亿人摆脱贫困并很快将获得可扩充的收入。我们所有的公司和行业的增长都非常依赖中国，所以每次在季度收入报告中，一个公司若提到向中国市场地拓展，及其将带来的收入和利润预估的话，其股价也会随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中国将惩罚或报复一个公司的消息出现的话，这个公司的股价也会随之下跌。对于西方联盟国家的公司来说，中国是它们健康程度、盈利和发展程度的象征。这一现象引发的问题正是中共知道其因而拥有所有的杠杆。

法广：在您的《投喂中国龙》回忆录中，描述了您决定向美国公众说出这个问题的心态变化，您当时是否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些人会说这是在对您的制片人生涯“进行自杀”？广大美国民众的反应又如何？

芬顿：我在书中曾提到过一次，我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我通过这本书希望传达的信息是完全无党派的，面向的是共和与民主党的受众。坦率而言，其不仅面向的是美国人，还包括西方盟国的民众。我深信我们无法与中方就我在书中所提出的，芬顿眼中外交力量五要力中的三大支柱达成共识。我们无法与他们就人权、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达成一致。但双方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文化和贸易的往来，这两个支柱也可以避免美中进入热战或冷战。所以我想传达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将这两大支柱地发展向前推进，但我们也需要对中共就获得中国准入权而向其他国家实施的不公、不平衡和侵蚀行为加以应对。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以我在书中提到的19世纪初美欧经贸关系的例子来说。欧洲在当时拥有发达的经济体，他们也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过程，美国则尚未如此。

而为了赶上欧洲的情况，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包括施加关税，制造各种各样的技术盗窃机会，以及盗取欧洲的知识产权。我们当时以站在欧洲的肩上和功劳的方式构造了美国的工业革命。当欧洲看到美国也发展了一个与他们一样的发达经济，并以很快地速度追上了他们，欧洲则以强硬地姿态告诉美国人：到此结束了。我们现在将与你美国重建一个公平和平衡的贸易关系，我们希望重获你们建设自己的经济所依靠的金钱。欧洲虽不想与美国开战，但仍要求以一个公平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欧方还要求美方停止造成当时这种情况的很多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欧洲最终也成功地创造了这一破坏性的力量，让美欧之间达到了一个更为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

历史经常重演，我认为我们目前与中国正处在当年的这一问题之中。中国占了我们的便宜，而对于美国和西方盟国来说是时候采取行动告诉中方，你们是一个发达国家，因此必须依照与我们相同的规则和规范。我们希望与中方继续进行贸易，但要求是在一个公平和平衡的环境下继续下去。因此如果以正确的方式向公众传达出这一信息，其则不是对我职业生涯的“自杀”，反而是推动历史的正确一则与中国达成一个更好的关系，并使得双方都能从中良好获益。坦白地说，也就是让好莱坞能在不特意迎合中共胃口或向其跪地磕头的情况下，更好的进入中国这一重要的市场。

法广：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并没有那么多好莱坞专业人士敢于触及北京对外影响力触角的这个问题？除你之外，我们可能看到了导演贾德·阿帕图去年用新疆人权的例子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简单地讨论过这个话题；《南方公园》以这一素材拍了几集的玩笑。以您个人的经验，好莱坞内部是否在讨这种特殊的自我审查品牌，业内人士私下的反馈是什么，他们是被动接受了这一新的现实，还是也有异议的声音存在？

芬顿：我可以告诉你，当下在所有从事美中贸易往来的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中，无论是卖鞋的也好还是拍电影的也好，无人不知如此将这一不健康的贸易关系进行下去，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美国自身健康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问题，也都在谈论这一问题，不过是在私下进行的。如你举例，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谈论这一话题。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谈论这一问题，共和党方面一段时间以来对此也直言不讳。近日，我也刚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新闻节目《今晨》（CBS This Morning）就这一问题地采访。这也尤为重要，因为CBS在美国被看作是主流媒体，我之前也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 和彭博社等此类媒体的节目中出现过。现在有更多的倾向左翼的媒体愿意邀请我向他们探讨这一话题。

随着这一发展，我正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私底下赞扬我的直言，他们告诉我应该继续下去，也有更多人越来越愿意公开地支持我和探讨这一问题。一个共识正在形成，相应的认知也在迅速高涨，人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任何人的单打独斗都是难以进行的，我们不能以独狼或祭祀羔羊的方式来行事。因为单一的好莱坞片商、运动明星或导演敢于出头的话，很简单他们会遭到他人地替换。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是以具有行业性、艺术家群体、美国和其西方盟友特别是欧洲共同实现的努力。我们必须以共同的方式应对这一问题，如此以来才是可行的。

中国通常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打比方说，中共将对于它的宵禁向后推了再推。他们好像一个有着11点宵禁，却将这一限制推到了凌晨3点的青少年。我们需要告诉他们：适可而止，你需要遵循11点的宵禁。如果能形成足够强大的统一阵线的话，中共将作出后撤。但我们必须实现团结，必须是以一个全行业和所有不同公司的努力。所有人都应支持这一动议。坦率地讲，这一努力或将从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开始，以确定我们将如何改变这一关系继续下去时的方向。

法广：在您看来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无党派的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是这样的吗？

芬顿：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没有达到其应有的超越党派，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谈得要更多。但我也看到了希望时刻的存在，在国会就这一问题有很多跨党派的努力。曾在去年夏天发表了相关调查报告的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原本是两党共同参与的倡议，但最后演化成由共和党单一主导。不过，随后我们看到了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争议事件的发生，迪士尼一直以来则就这一问题噤声不语。事发生后，共和党籍的霍利（Josh Hawley）参议员向迪士尼的CEO鲍勃·察佩克(Bob Chapek)致信，要求他对这一争议进行解释。很快地，另一封由国会两院和两党议员发出的公开信同样要求察佩克作出解释。

所以，我们正在看到就这一问题更多的两党合作。你想想看的话，民主党按理说应该就人权问题、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以及在保护美国中产阶级和蓝领阶级的问题上，其也是我们与中方存在贸易问题的人群中，展现出它所倡导的原则性和坚定不移地支持。民主党在很多重大问题的主要层面上都试图出面保护，而中国问题是他们应该增进努力的方面之一。民主党也是我支持的政党，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付出努力，并和共和党一道合作来着手这一问题。在我看来，两党合作的努力虽然处于孩童阶段，但每一天都在增强。

法广：一个我们通常看到的反驳说法是，很多中国官员甚至一些业内人士都会为这种特殊的审查行为辩护，认为这种情况即使在美国也会发生：你们在美国进行审查，我们在中国也进行审查，因此两国之间并无区别，你对此怎么看？

芬顿：首先，目前在美国确实存在有关科技巨头和社交网络被审查的争议，应该由谁出面审查及究竟什么内容应该被审查，以及哪些内容被认为是“好的”，哪些内容被认为是“不好的”等等。这是一个正在美国发生的国内问题，你可以认为这一争议中存在一些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它甚至与中国的情况也有些相同。这是一个我有个人想法和看法的问题，但我还是将针对就中国的讨论。就你刚刚提到的这一说法，我的回答是：好的，中国说得对，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市场中对一些内容进行审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中也审查部分内容。

但中国则无权告诉我们要在其市场之外，仍然依照他们的意愿将审查继续下去。这正是最大的问题所在。我知道很多人会批评我，认为我同意为了获取市场准入对特定市场的部分内容进行审查是可接受的。我之所以同意在这一程度上的审查是因为要解决这些巨大的问题，我们需要以幼儿般循序渐进的地方式前进，这是我OK的。但我存在巨大意见的问题是，他们要求我们的一部电影在美国播放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法国上映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阿根廷上映时应是什么样的等等。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

法广：我们看到北京方面强调希望在各个领域制定国际标准，无论是电信、5G等科技领域，甚至是在联合国试图修改对人权的定义，在全球的影视娱乐行业是否也是如此，在您眼里，这对西方语境有什么样的影响？

芬顿：我对中国就事务表达他们的意见，提出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些特定的问题并无异议。他们拥有对5G、人权、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和互联网等话题提出自己看法的权利。但他们同样也应该给我们如此发声的权力。而如果以中方对无论是从1993年开始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或是互联网发展和树立防火墙的例子，还是现在他们看待芯片和5G问题的态度，提出这些中国采取的技术应该在全球范围得到应用。对此，我的回答则是：我们太了解你们在处理大数据、数据跟踪和技术领域的能力，我们并不能对你们的5G技术打入我们的市场感到舒适。

他们应该能听取我们的意见，同样双方都能就各自的看法和想法进行表达。如果存在分歧，我们可以同意各自保留不同意见，自行其是。但好莱坞现在同样存在这一问题，那就是中国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应该通过奋斗，重新实现双边关系中失去的对等，重建提出批评、说不，以及表示你们在自己的市场可以如愿行事，但我们在其他市场将坚持自我的能力。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法广：前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P. Barr）在去年7月的中国政策演讲中广泛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但从长远来看，与其它中国的产业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感兴趣的不是与好莱坞合作，而是收买利用好莱坞，而且最终用国产电影取而代之”，您是否同意他的这个评估，近年来这是否成为现实，美国的公司们是否意识到这一问题？

芬顿：我一直参与的是好莱坞的商业活动，因此对这一行也非常了解。可以说正在好莱坞发生的现象从背景来看，在所有与中国接触的行业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其包括超出中国境内的权力侵蚀；另一方面不幸的是，我也曾是被陷入转轮的同谋之一，那便是我们教授中方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做事，包括我们帮助他们建立和发展的技术、程序和手艺。好莱坞于过去的20年中参与其中做得极好，甚至使得中国现在可以制作具有好莱坞风格、规模和质量的电影。这些电影在中国市场内与我们相比极具竞争力，使得我们更加难以参与竞争。以春节期间17亿美元的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收入为例，如此巨大的收入没有哪怕一个好莱坞电影的参与。而当我刚开始真的投入到将好莱坞电影推入中国市场的工作时，好莱坞电影当时在一美元的票房收入中能占到80%到85%的收入。

这一数字在2020年降至16%，2019年是32%， 一直都是下降趋势。我们帮助他们训练人员，他们拿走知识产权和窃取工序，以及从事很多的不道德或错误的行为。而我们也从事了很多具有同谋性质的事。我们帮助中国打造了好莱坞最大的竞争者之一，其也或许是与我们相比最强大，甚至超出我们应对能力的对手。这则因为我们自身参与其中，而各行各业都存在这一问题。无论是科技公司、社交媒体公司、像星巴克这样卖咖啡的，还是像耐克这样卖体育用品的，所有的这些公司都在帮助中国建造自身的基础设施和本土工业的过程中起到了同谋的作用。后者则在这些领域成为了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也是我们与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现在需要着手处理的难题之一。

法广：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去年7月于尼克松图书馆的对华政策演讲中曾提出，“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一定会改变我们”。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您认为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在期望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和保持美国价值而言，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特别是在电影和娱乐产业？

芬顿：我很尊重蓬佩奥，但我确实认为他比我要更为鹰派得多。我可以说蓬佩奥看起来或似乎显得希望与中国完全脱钩。我则认为在不出现战争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我看他似乎认为我们与中国在类似冷战之中，也许支持就一些特定问题与中国发生战争。我则并不喜欢发生热战的想法，也不希望与中国重演在我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冷战。蓬佩奥比我要更为鹰派，但在我们需要特意进行投入以采取矫正的不同事务上，他确实敲响了警钟。这则是我们大家都应参与的。如果用从1到10来衡量一个人的（对华）鹰派程度来说，我想我应该处于5或6的层次，他是个10的层次。有些人或是0或者是1的层次，希望与中国维持现状并以这一方式继续向前；（无论鹰派与否），我们都需要相互合作以找出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具体对于好莱坞而言，在中国市场存在多个需要矫正的问题。首先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审查问题，第二是我们向中方提供的这一特殊帮助努力和强烈的能力，以至帮他们建立了与好莱坞相比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行业。我们需要放缓这方面的投入直到停止。此外，从宏观角度而言，我们还需要美中之间展现自由贸易的原则运转。例如，他们每年仅允许34部我们的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正如19世纪初欧洲结束了美国所采取的贸易限制一样，我们需要中方停止这一配额措施。我们还需要提高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好莱坞电影收入可以获得的占有率。从全球水平来看，好莱坞一般能得到大约50%的票房收入，而在中国我们仅能拿到25%。这些都是我们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向前发展时需要纠正的问题范例。不光是好莱坞，所有的行业都应对此有所思考，并创造出达成这一改变的杠杆。

法广：借用一个漫威电影宇宙和迪士尼的词汇，在您看来那么终局（Endgame)的情况又应是怎样的呢？

芬顿：就终局而言，我可以看到对现状的一个巨大破坏性力量的出现，由美国和西方盟国以及包括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一些环太平洋国家形成联合的杠杆力量，共同表示适可而止。在事实上做到欧洲于18世纪向美国做的那样，（告诉中方）我们要使得竞争环境变得公平。通过时间的发展，有很多与中国存在的诸如北极星般常态和宏观性问题都可以得到处理。但对于一些较小的问题，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在短期内加以改变。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需要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其将改变双方之间存在的贸易相互作用的很多层面。第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不应再继续允许中国公司藏在其国内法律的掩护之下，让它们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采取不同的会计方法。

这同样也应该在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国的资本市场上实现，无论是西方盟国还是中国，所有各方都应采取统一的会计标准；直到实现这一要求前，不允许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准入。有很多在政策上于短期内可以提倡的循序渐进的措施，也将带来较快的结果，并引向我们希望解决的更大的问题。例如，我们是否希望解决新疆自治区集中营中正在发生的人类暴行？当然如此，这无论对于美国还是西方盟国来说都是需要应对的问题。但现实是从循序渐进的方式来看，我们甚至无法于不在中国市场内遭到报复或处罚的情况下谈论这一问题。让我们先达到可以公开批评和谈论的地步，以保护我们言论自由和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的能力，通过探讨得出如何接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我们的现状是甚至连这都做不了，这也则是我们需要做的。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就更为长远的目标进行讨论，也就是解决这一问题。

法广：您认为对于好莱坞的公司来说，在一个没有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化背景下，是否能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平衡木上前行？

芬顿：我认为是百分之百可以的，但我们必须都要共同前行，达成统一战线是唯一的方式。单一的导演、制片人或影业公司是做不到的，必须是整个的行业进行参与。所有的行业也存在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此实现团结。也正是在团结所赋予的力量和数量的优势情况下，能创造杠杆以改变目前所存在的很多错误的能力。

感谢芬顿先生接受采访，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及经历。

谢选骏指出：好莱坞“觉醒”了，其前提是，好莱坞已经“中国化”了——这里所说的“中国化”，是一种中国与共产党的混合体，也就是所谓的“假晶现象”，简称“中共”。好莱坞为了美元，不惜进行“中共化”，但是他们不愿对此承担所谓的“道义责任”——为的是在占领中国市场的同时还要保住欧美市场。这就是“西方反华势力”的两面性。

【009、河南人把中国人变成了畜生】

《“妈 我被卖了”：被贩卖到中国的缅甸新娘！》（纽约时报 2019年8月20日）报道： 

缅甸勐崖镇——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不会说这里的语言。她当时只有16岁。

那个男人说自己是她的丈夫——至少翻译应用是这么显示的，他把自己压在她身上。尼约(Nyo)是个来自缅甸掸邦一个山村的女孩，她还不大清楚怀孕是怎么回事。但它却发生了。

宝宝九天大了，头发毛茸茸的，看上去的确确是中国人。“像她爸爸，”尼约说。“一样的嘴唇。”

“中国人，”她补充道，像是一个诅咒。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赞扬，他们认为该政策让中国人口没有暴涨到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会是灾难的程度。但30年来，由于许多家庭为确保他们唯一的孩子是男孩，使用了基于性别的选择性堕胎及其他方法，让中国失去了数百万名女婴。

“妈，我被卖了”：被贩卖到中国的缅甸新娘。在中国推行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结束，但它所造成的破坏仍在延续。在这个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国度，一些男人从缅甸和其他邻国“进口”妻子，有时甚至是通过强行逼迫的方式。

这些男孩如今已是男人，他们被称为光棍，因为娶不到妻子可能意味着断了香火。根据中国的人口数据，在性别失衡最严重的2004年，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21个男婴出生。

为应对性别比失衡，中国男人开始从附近的国家进口妻子，有时是强行进口。

“新娘贩卖在掸邦这里很常见，”缅甸北部城市腊戍警方打击拐卖人口专案组成员敏顿(Zaw Min Tun)说。“但只有少数人真正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与泰国克钦妇女组织(Kachin Women's Association Thailand)的一项研究估计，从2013年至2017年间，仅中国一个省份就从缅甸北部强行娶走了约2.1万名缅甸妇女和女孩。

坐落在缅甸东北部掸邦高原勐崖镇的这个小村庄，不过是一处军营，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住在土路边上的金属屋顶棚屋里。

去年从学校毕业后，尼约和她的同学普尤(Phyu)决定，她们想得到比这个贫穷的前哨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因为她们是未成年人，本文采用化名。

一个名叫珊枝(Daw San Kyi)的邻居，通过另一个村民宁玮(Daw Hnin Wai)的关系，向她们许诺了一份在中缅边界当服务员的工作。

宁玮家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比其他人家的都精美得多，所以这份服务员工作的提议很有分量。

“我们信任她们，”现年17岁的普尤说。

2018年7月的一天清晨，一辆面包车来到勐崖镇把这两个女孩接走了。颠簸的山路让普尤晕车。珊季给了她四粒止吐药，一粒粉色的，三粒白色的。

那之后，普尤对事情的回忆就模糊了。她说，有人还在她胳膊上打了一针。她在那段时间里拍的一张照片显示，她的脸是肿的，目光茫然。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普尤是多么快乐、多么活跃，”她的母亲埃乌(Daw Aye Oo)说。“但不知他们给了她什么东西，让她什么都不记得了，还激发她的性欲。他们打了她。她不知道自己已破毁掉了。”

现年同样17岁的尼约拒绝服用任何药物。她的记忆比较清晰，但对发生了什么并不更清楚。她记得有几次在边境沿线的小旅馆过夜，还有大雨导致她们本应去工作的餐馆关门的故事。她记得坐过一次船，还坐过更多次汽车。

经过了10多天的旅行之后，在餐馆工作的想法从她们的未来消失了，尼约说。她和普尤曾两次试图逃跑，但她们不知道往哪里跑。人贩子把她们抓了回来，并锁在一个房间里。她们的手机没有了信号。

有不少说中文的男人来看她们。有的人指着她们中的一个，有的指着另一个。

“我有一种自己正在被卖掉的感觉，但无法逃走，”普尤说。

其中一个人贩子对普尤说，她很幸运，因为他允许她在那些男人中挑选一个。普尤拒绝了一个胖子，还拒绝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她老在哭，但人贩子叫她不要哭，因为她需要在未来的丈夫眼里看上去漂漂亮亮的。

“我说，我不想结婚，”普尤说。“我想回家。”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描述了从缅甸向中国贩卖新娘的数量激增的原因：“随便往来的边境，加上边境两边的执法机构都不管不问，创造了一个人口贩子猖獗的环境。”

虽然这两个女孩都不记得越过了边境，但突然间，她们已在中国。两个女孩被分开了，被配给各自所谓的丈夫，但在她们的记忆里，从未填写过结婚文书。在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之后，普尤以为自己到了北京。买下她的男人是21岁的袁峰（音）。

这个城市有很多明亮的灯和自动扶梯。“那里的房子真高，我都看不见顶，”她说。

袁先生试图用他的手机作为翻译工具与她交流，但普尤拒绝说话。她被锁在一个有电视的房间里。晚上，他会进到房间里，在她胳膊上打一针，然后强迫她做爱，她说。

“我只有麻木的感觉，”普尤说。“他满身馊味。他抽烟。”

普尤说，最终，她假装高兴，所以不再打针了。他们去过一家购物中心，但袁先生到处跟着她，就连上厕所都不让她一个人去。还有一次，他们与袁先生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去了一个游乐园。他坐了过山车。普尤没有坐。

普尤学会了一些普通话短语。她说，她知道中文“不哭了”是什么意思。

她掌握了解锁丈夫手机的密码，当他夜里喝醉酒时，她通过一款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给母亲打了电话。

“我很高兴看到了她，但她看上去已不是过去的样子，”她的母亲埃乌说。“她说，‘妈，我被卖了。’”

尼约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中国的什么地方，但她决心要找到答案。起初，她的丈夫高继（音）也把她锁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房间里。尼约说，他打她。

但过了些日子后，他开始信任她，并允许她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

高先生的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她老担心尼约太瘦，不会生孩子。她给自己的外国儿媳做了稠粥、粗面条，还蒸了馒头。

“她总是说，‘吃，吃，’”尼约说，“吃”字用的是普通话。

尼约用手机偷偷拍下她能用来确定自己位置的一切：坐在高先生摩托车后座上的一次出行，家里汽车的牌照，他们两层楼房子的大门。她的每个视频和照片都使用了地理标记。

她所在的地方是河南省襄城县。河南地处中国中部平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人口约一亿，是缅甸人口的两倍。

在2005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河南省是中国性别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每百名女婴相对的男婴数是142。（一些女婴没有上报给政府，所以实际的性别比可能会小些。而且，中国的人口控制措施现已有所放松。）

襄城一带有进口被拐卖女子的历史。据河南新闻媒体报道，今年已有三名缅甸女子和一名越南女子在河南获救。2009年，河南曾发现过10名被拐卖的缅甸女子。

其实，普尤不在北京，也在襄城。对于来自缅甸一个偏僻村庄的女孩来说，襄城似乎已经大得不可思议了。

尼约说，他家的房子也很大，大到丈夫把性行为强加于她时，高先生的父母听不见她的尖叫。

“我觉得他有钱，”她说。“因为否则他买不起妻子，也盖不起不起这么大的房子。”

事实是，购买妻子的往往是较穷的中国男子。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要花大钱来买妻子。掸邦一名跟踪此案的警官妙梭温(Myo Zaw Win)说，尼约是以2.6万美元（约18万元人民币）的价钱卖掉的。

通过一名帮助解救被贩卖到中国当性奴女孩的掸族女性，妙梭温开始在高先生的微信账户上与尼约通信，他假称是尼约的哥哥。

随后，这名一直在与中共当局保持沟通的警察采取了行动。高先生起了疑心，问妙梭温到底是什么人。他的回答只有一个英文单词：“Police”（警察）。

这两名女孩来到襄城两个月后，中共警方敲开了她们丈夫的家门。

襄城公安局发言人牛天辉（音）说，按照法律规定，这两名女孩的丈夫袁先生和高先生至少被拘留了30天。他说，他不知道他们是否被拘留了更长的时间。

“这些丈夫的家人对此案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却丢了老婆，”牛先生说。

一名警方只提供了姓名的中国男子赵某某已被逮捕，警方指控他强迫这两名女孩陷入性奴役状况。

这两名女孩在好几周后才回到了勐崖镇。她们先是被送到了中国的一个公安局，在那里，她们被控非法移民。然后她们乘火车南下，来到掸邦北部一个被拐卖女孩收容所。

“当我看到标志上的缅甸文时，我非常高兴，”普尤提起她们返回缅甸的那一刻时说。

这两名女孩的家所在的掸邦，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脚下，几十年来，那里一直饱受着种族战争的摧残。缅甸政府军在与各民族武装力量作战，联合国认为政府军犯下了战争罪行。那里没有和平与安全。最容易受虐待的是妇女和儿童。

“贩卖新娘是内战的后果，”克钦邦托伊性别与发展基金会(Htoi Gender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的项目经理劳赫考斯旺(Lauh Khaw Swang)说。克钦邦与掸邦接壤，也陷入了武装冲突。

邻居珊枝现被关在腊戌的监狱里，两名女孩说她绑架了她们。那名叫宁玮的女子在逃，据称她是当地的一个人贩子。

宁玮的丈夫南楠(U Naung Naung)仍住在那栋有门廊的粉红色大房子里，房子看来是他妻子用人口贩卖的所得挣来的。他说，他不知道妻子在哪里。

“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陆军中士南楠说。“我认为她靠算命赚的钱。”

南楠说，他已多次向那两名女孩的家人道了歉。但是，与他住在同一条街上的普尤的母亲说，南楠从未来与她接触过。随着怀孕的进展，尼约曾决定把孩子送给别人收养。后来，她的孩子出生了。“我曾想把她送给别人，但看到她后，我很爱她，”尼约说。“尽管她有那个中国畜生的嘴唇。”

谢选骏指出：缅甸女孩满腔愤怒，以偏概全，不懂“白马非马”的道理，结果让河南人把中国人变成了畜生。但与此同时，也还是让缅甸人在生物学上更加“中国化”了。

【010、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典型吗】

《妻子回应“七旬老人乞讨行骗存款20万”：他常偷偷跑出去，对其行为深恶痛绝》（红星新闻 2021-03-05）报道：

乞讨老人竟是银行VIP？3月3日，河南平顶山叶县一位抖音网友发布的视频引发关注。

视频中，该网友称，昨天上午刚发了工资，路边看到一个乞丐，随手给了他两块钱。结果下午去银行存钱时又碰到了老人，“他存了五千，我只存了一千。

↑七旬老人行乞成“银行VIP” 图据网络

另据媒体报道，这位身着白大褂、白发苍苍的老人已成了当地的“名人”。多段网传视频显示，在河南平顶山的多处机动车道路段，滚滚车流中，红灯一亮，该老人双手拄拐、脖子上挂着“求助”文字信息的老人，不时站在机动车前，并用破抹布擦拭挡风玻璃向司机讨钱，部分车主看到老人穿着破旧，便施舍其几元至十元费用，老人收到钱后，会对车主道谢，说出“好人一生平安”“新年快乐”等祝福语。

3月5日，红星新闻记者多方了解到，视频中的白发老人樊某，今年73岁，家住叶县叶邑镇高道士村，腿部些许残疾。日前，因涉嫌诈骗，被叶县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4日的决定。

↑乞讨老人老家村支书表示，村委会曾对其多次批评教育，但他仍我行我素 图据网络

经核查，樊某家有平房4间，有老婆、孩子，还有存款20余万。官方人士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樊某因为怕苦怕累，其便冒充身份成为一个“专职”乞丐“装穷卖惨” ，“自2019年10月至今，樊某在平顶山开源路，叶县昆阳大道、政通街、叶舞路等多个路口，反复纠缠过往机动车驾驶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高道士村村支书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村委会曾多次针对樊某的行为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但其仍我行我素，“不听劝。”

据村支书介绍，樊某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县城有车有房，女儿在河南某地经商，他家有四间平房，也不存在贫困的情况，每次一听说他又跑出去了，我们就上他家去找人。他媳妇儿人不错，也经常说他，但是他不听。我们都无可奈何。”

樊某妻子王女士则对记者表示，家人对于樊某的行为深恶痛绝，多次劝阻，樊某仍我行我素。“他经常偷偷跑出去，我说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因樊某年满70周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被执行行政拘留决定。官方人士表示，经批评教育，樊某已承诺不再出去冒充乞丐乞讨。

谢选骏指出：网民常常抨击河南人的劣根性，殊不知河南人可能是中国人的典型——因为河南号称“中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而历史研究表明，古文明之地，往往最衰；古文明的孑遗，往往最刁。

【011、家族主义导致中国幼儿园虐童】

《上海携程亲子园多名教师虐童 让中国社会哗然》2017年11月11日报道：

原本是企业为员工特设的“福利”，让员工可以“带娃上班”，现在却变成了“萌娃被虐”。中国上海携程亲子园被揭发的监控视频片段令中国网民哗然。

据网上公开的一段监控视频看到，一名女老师把小女孩的书包，狠狠地扔到几米远，随后对着女孩猛力一推，令她撞到桌角。另一则视频，看到一名老师，强行喂小孩东西。除了追究当事人，民众和媒体都在问，近年中国托儿机构虐儿事件频生的原因是甚么？

令人发指的罪状

事发的班级幼童年龄由岁半到两岁左右。事件起因是有携程亲子园的家长发现子女受伤，于是要求公开监控视频，结果发现女童被推倒撞桌角、孩子被喂食芥末的片段。

一位王姓家长对《新华社》说：“就随机挑了一天的监控，但结果令人震惊。”

片段在网上广泛流传，数以千万计人士收看，网民都对案件表示愤怒，中国媒体亦紧密跟进，并综合了家长们列举亲子园涉嫌干犯的多宗罪状：孩子被喂食芥末；小孩被推撞、欧打；用消毒水喷小孩；不让小孩吃饭；不替腹泻多次的小孩换尿布；喂食安眠药；天气寒冷时把女孩裤子扒光罚站。

据《澎湃新闻》报道，亲子园的家长带小孩到医院就诊，这些小孩除了皮外伤、一些亦出现咳嗽、肚痾等毛病，甚至儿童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精神问题。

携程方面举行了沟通会，当事人一度跪地道歉。家长要求追讨学费，并不排除打官司追究当事人责任。长宁警方已控制涉事的4名工作人员，其中3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之后家长们在监控视频里发现更多虐待行为，除了三个已经被刑拘的老师，又发现了两个老师参与虐童。

涉事幼托所“不属正规教育机构”

随着事件曝光，中国舆论聚焦上海携程亲子园的合法性。

上海携程亲子园是中国最大的旅行网站携程开办的企业内部托育点，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日常运营管理，自2016年春节后正式运营，今年约有100名学生，每班25人。

《现代家庭》杂志社、携程亲子园项目负责人张葆葆坚持有关幼托所“符合规定”、“具备相关资质”。

张葆葆对《澎湃新闻》说，是透过相关网站、面试筛选相关工作人员，承认有时候保洁员也会介入班级管理。

《新京报》寻找到张葆葆创立的公司在网上招聘带班老师，岗位描述为“带领1岁半-3岁宝宝托班活动”，年薪4万到5万元，该招聘除一句“正规院校幼师优先录取”外，对教师的资质没有丝毫要求。

据新华社报道，上海工商部门的公开信息，受携程委托的《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是“育儿保健咨询”和“开展有益于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活动”，并不包括“教育培训”。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亦表示，亲子园没有在教育部门备案，“不属于正规的教育机构”。

携程旅行网首席执行官（CEO）孙洁通过内部电邮向家长及孩子致歉，称获悉亲子园教师严重失职情况，令她“震惊”、“揪心”，强调会与家长、警方追责到底。

“委托第三方来管理亲子园，初衷是希望让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来照顾好携程的孩子们，但是，现在发生了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我们也表示非常难过和愤慨。”她在信中说。

她承诺公司会承担孩子体检和心理辅导的费用，并进一步加强对亲子园的监管力度。

为甚么携程选择这个营运商？期间的程序有没有违规行为？携程没有详细解释、当局仍在调查。

《现代家庭》杂志社的主管机构上海妇联发声明，表示会严肃处理。

《新京报》估算，携程亲子园年收入约345万元人民币，假设员工平均年薪5万元，人工开支约95万元。而上海妇联《现代家庭》杂志社2015年曾营收870万净利5万元，不过该杂志社2016年没有公开披露经营数据。

原因何在？

近年中国幼儿园虐童事故频生，除了追究当事人外，制度上是否也存在缺陷？

（一）“二孩政策”下供不应求：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对中国官媒指，因为中国推行“二孩政策”，儿童抚育需求日增，令各地存在“孩子多而幼托班学位少”的状况，发展3岁以下幼儿的照料机构要确保正规，幼师等人员任用不能“拉到篮子里都是菜”。

幼师欠缺资格的问题并非“二孩政策”后的事，早于2012年，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便提出，全国有六成左右幼儿园老师没有教师资格。

《新京报》近日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招聘亲子教师的机构未明确要求必须持证上岗。在招聘亲子教师的几十家公司中，仅有一两家表明，需要了解0-3岁婴幼儿的心理、生理发展特点，并能根据幼儿发展需要组织有效的教学和游戏指导。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陈牛则曾经对新华社表示，民办幼儿园往往经费不足导致幼儿园办学条件差、教师工资低，且教师基本上是幼儿园自主聘任，入职门槛低，无证上岗比较普遍，师资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教师缺乏爱心是导致虐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师者，爱也。试想，一个没有爱心的幼儿教师，怎么能关心和爱护幼儿？怎么能搞好幼儿教育？”陈牛则说。

（二）体罚文化：幼稚园老师对刑法欠了解

体罚文化是中国教育中仍然存在，例如一些家长会把小孩送到“严格”的学校，让孩子戒挥掉网瘾。不过不合理、过份的体罚或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影响。

中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特邀教授许建国曾经对新华社表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加强对教师质量的把关，特别是幼儿教师的选拔、使用、考核、奖惩等，都应该纳入到教师统一管理的范畴。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副教授董文蕙表示，中国其实到2015年才订下“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有关立法源于2012年浙江一名女教师，被揭发有数百张虐童照的案件。照片中，她把小孩扔进垃圾筒、用宽胶带封咀、铁筒罩头的照片、强迫幼童亲吻、幼童跳舞脱裤子等等，她更在一些相片中更面露笑容。但当时由于未有虐童罪，当局认为其虐童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也因并非“家庭成员”无法判虐待罪、同时这些儿童未到故意伤害罪的“轻伤程度”，结果她当时仅被判行政拘留15日，引发争议。

董文蕙表示，今次事件幼儿老师明知课室内有监控视频下都胆敢虐童，反映虐待行为的惯常性，亦可推断出老师没有意识到这涉及刑事的违法性，有必要让这些老师了解这条新罪名。

（三）缺乏统一监管

新华社引述业内人士称，这些3岁以下的托幼机构主办者包括地方妇联、卫生计生、总工会等部门和团体，一般监管是“谁办谁管”。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遵民称应明确统一的监管部门，防止“都管都不管”的现象。

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建议成立“黑名单”制度，除了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对存在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和懒政怠政不作的，应坚决追究惩戒。

盘点中国近年十宗严重幼儿园虐童事件

2010年：江苏兴化板桥幼儿园，有教师用电熨斗烫伤7名儿童。

2011年：山西西安城东苏王早慧幼儿园，一名4岁男童遭老师用锯割手腕。

2012年：山西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有女童因不会功课十分钟被打几十个耳光。

2012年：浙江温岭蓝孔雀幼儿园有女教师被揭发有数百张虐童照，包括把小孩扔进垃圾筒、用宽胶带封咀、铁筒罩头的照片、强迫幼童亲吻、幼童跳舞脱裤子等等。

2012年：上海杨浦区某双语幼儿园托班女童下体被放置豆粒。

2013年：河北燕郊幼儿园老师用针扎幼儿、用刀威吓幼儿、逼幼儿喝尿、逼幼儿吃老师鼻屎等众多虐童行为。

2013年：山东济宁市机关幼儿园有教师踢伤孩子生殖器。

2013年：黑龙江双鸭山金宝贝幼儿园，有老师把孩子踢到半米远，并有小孩一日内被重打4次。

2014年：山西西安两所幼儿园被揭发，为了避免幼童生病不上学不交学费，未经家长同意，违规长期给予幼儿服用“病毒灵”。

2016年：河北省文安县一间连锁幼儿园老师，用大头针刺伤及恐吓4名幼儿。

谢选骏指出：中国幼儿园为何频频发生虐童事件？因为中国社会盛行家族主义。本来，优先自己的小孩、歧视排挤虐待甚至杀害别人的小孩是人的天性，所以才有关于“后妈”、“继父”的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但是，在超越了家族主义的社会里，会多少克制一下人的这种“护犊子本能”，让兴办幼儿园成为社会慈善事业，而不是社会残害事业。但在中国，家族主义的支配下，不能自发地产生“育婴堂传统”，反而会把基督教会兴办的育婴堂当做是拿小孩做药物的机构。这是用自己的习惯去想象对方了。中国幼儿园频频发生虐童事件和中国五年就可以查处到上百万贪官的现象，其实一脉相承，都是家族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的肆虐所致。这样的社会主义还不如赤裸裸的家族主义，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救济中国，反而祸害了中国。因为费拉社会的草民狗官，只会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经营着家族主义的生意。

【012、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力量】

（1981年8月22日）

我的理想是：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力量来完成中国新秩序的建立。这样无疑就改变了几十年以来的习惯与“走向”。也改变了几十年以来的社会走性。几十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成见，似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毁灭传统及其文化的努力之上，于是一场愈演愈烈的毁灭与破坏便开始了。可是到头来在建设上无论从哪方面视之都无结果……

这是为什么？这表明了中国的独特命运。我就是这一命运的宣布者：中国几十年来革命的唯一伟大结果就是改造了中国民族--使之从一天下国家的臣民变为一民族国家的公民。当然这一过程远未最后完成。但几十年来的历程实际上也只对这一改造才有意义。中国几十年来在其他方面的建树实在太可怜了。可以断言在二十一世纪中的某一个十年在物质及文化建设上的成就将会远胜乎这几十年间的成就。然而几十年来我们毕竟成就了一番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心理革命，而心理革命将是一切新建设可能成功的最佳保证。这一改造与这一心理革命的象征就是一种新理想及新哲学的诞生……我就是这种理想与哲学的宣诰者。

我们将怎样使中国的传统来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新秩序建成服务？怎样使传统的力量   化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尤其是革命的第二阶段即议礼制度、考文——建立新秩序新文化）？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达成一种认识、一种周易主义的认识，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这种认识会把中国伟大而独特、曲折而离奇的命运讲给我们听。于是我们终于能够理解，我们这一代的愈来愈激进者正是中国传统“相反相成”的绍继者、是中国之道不折不扣的体现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算得是发扬者。我们的命运决不是辱没古代贤哲的精神与光荣，而是在新的基础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意识来复兴他们的精神与光荣！

也许我们将为我们祖宗的罪孽而偿还沉重而惨痛的债务；也许我们还将为我们子孙的需要而预支鲜血淋漓的牺牲……历史也许对我们有所微词，俗人可能对我们横加指责，不过这些又算什么呢？只要我们自己问心无愧、不辜负自己的道德良知。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他不喜与众人交际，他的喜好也与众人大相经庭，他不能理解寻常的幸福；他视之为幸福的东西也被人们视为痛苦。他的道德原则不是习惯与惰性的产物，而是发自他的良知的一种分泌物。他不为众人所理解——因为他们太缺乏理解力与想象力了——岂能窥天呢！他却知道众人——正如知道他自己童年时代一样——即使如此他还往往高估了众人的存在。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们不能论断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他的心与天心相通，他的性命与天命相连。

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多么奇特；他的命运多么神奇；他的精神何其旺盛；他的幻想何其飞扬！可是他却心若死灰而形如槁木，好像他的生命力已完全耗竭了似的。其实他的生命力不过转移了运动场所罢了。他要使他的生命垂于不朽——他珍视他的生命力。

这样一个人！他是生物学上的突变类型、易学上的卦主，他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人类进化的需要。他是一枝火柴，毁灭了自己却点燃了圣坛之火……

【013、脑残之人才能统一中国】

《告诉你一个与〈大秦赋〉不同的秦始皇》（余少镭 2020-12-26）报道：

一、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很多反人类者的心理轨迹，可追溯到童年时期。

暴君也不例外。

比如最近又成网红的始皇帝嬴政。

童年时期的嬴政，套用现在的一个身份标签，就是一个备受霸凌的留守儿童。

嬴政一出生就是个质二代。他官宣的爹嬴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姬妾多，异人的生母夏姬失宠，异人从小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后来昭襄王在渑池会上跟赵结盟，互换人质，就把这个最没有存在感的孙子甩到邯郸去。

这一甩就是十几年。秦赵之间战事不断，嬴异人在邯郸就很尴尬了。昭襄王有的是孙子，无所谓；赵王不把他当赵国人民的老朋友看待，不但没特供，连粮食都不给。战事吃紧，嬴异人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不知什么时候就斩下来。

这时候，改变命运的关键人物上场了，他就是商人吕不韦。

吕不韦眼里，嬴异人奇货可居，所以砸重金对他进行风投，活生生把嬴异人炒成了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然后又追加投资把自己宠爱的女人赵姬，转送给异人。

司马迁说，赵姬嫁给异人时已怀孕，而且吕不韦是知道的，只有异人蒙在鼓里喜当爹。但这说法遭到不少史家质疑，从时间上、动机上，都证明商人吕不韦的赌注只押在公子异人身上。

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国大败，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就在这场战争结束没多久，前259年正月，嬴政出生了。

他还在襁褓之中时，白起又率秦军直扑邯郸。这一次，赵军顽强守住。两年后，秦昭襄王再增派大将王齮攻邯郸。重兵压境，赵孝成王对秦国人质嬴异人便起了杀心。

事态紧急，吕不韦赶紧砸钱买通监视异人的官员和守城将士，让他和异人逃出邯郸，再由秦军护送回咸阳。至于赵姬母子，就让他们在赵国听天由命吧。

果然，嬴异人这一走，赵王暴怒，就想把赵姬母子给杀了。最后没杀，可能还是因为赵楚魏联军击退秦军，邯郸解围。赵政毕竟是秦王孙，他爹回国被太子立为继承人，现在杀了赵政，除了泄愤外没丝毫好处，将来异人上位后实施复仇之战，赵国又将大祸临头。

活是活下来了，但对于赵政这样一个留守儿童来说，苦难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赵人对秦人有血海深仇，这对母子的身份又不是秘密，所以，在邯郸那几年备受霸凌，肯定是免不了的。1996年周晓文导演的《秦颂》，1998年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对此都有不错的戏剧化呈现。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即位，嬴异人成为太子。这时候，识时务的赵国，赶紧把嬴政和他妈送回秦国。然后，秦国权力交替进入快进模式，安国君一年后去世，嬴异人上位，第三年又去世，于是，十三岁的嬴政，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九岁回咸阳，这四年，嬴政的后宫生活是怎么样的，史料奇缺，按常理揣测，不可能岁月静好。

首先，他父亲的众多兄弟肯定对王位虎视眈眈；再说他还有一个弟弟，长安君成蟜，也不是等闲之辈。《史记》里说，嬴政上位第八年，派成蟜率军攻赵，不料，成蟜竟然在屯留叛秦降赵。这一次叛乱肯定不是事发突然，也许祸根就得追溯到嬴政上位前的权斗。

继承人之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不管怎么说，嬴政都是来自赵国的野种，一不小心就会死得很惨。

综上所述，嬴政人生的前十三年，都活在恐惧里。前九年在邯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活过今天没明天的恐惧；后四年在咸阳宫，是刀光剑影、骨肉相残的恐惧。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十三年正是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不用儿童心理学家都知道，备受霸凌的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如果得不到温暖和疏通，是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

来自母亲的温暖，应该有。但有多少，实在不好说。因为，他的母亲也许是出身歌姬的缘故，身体比一般人更诚实，在丈夫嬴异人即秦庄襄王死后，又跟他吕叔叔旧情复燃。

司马迁很坏，在《吕不韦列传》里面毫不留情地说，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殚精竭虑都顶唔顺，又怕嬴政发现，于是，再次创业搞共享太后，海选了一个有绝活的大阴人嫪毐，把他拉进来趟这浑水。

赵姬如鱼得水，乐不思子，为了不被发现，甚至搬到雍城去，跟嫪毐共建和谐。

这样的母亲，能给少年嬴政多少母爱？

母爱缺失也就算了，母亲和嫪毐的共建竟然结出硕果，悍然生了两个儿子。嫪毐还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就是说，嬴政就快死了，咱从这俩儿子中选一个上位。而且不是说说而已，后来嫪毐还真发动武装政变，想杀了嬴政。

可见，嬴政虽然上位，贵为秦王，可死亡的恐惧，依然如影附形。

灭了嫪毐，逼死了吕不韦之后，来自六国的暗杀，又让嬴政时刻没有安全感。

最有名的是荆轲。

图穷匕见时，没人上来救嬴政，因为秦法规定，群臣上殿不得佩剑，而侍卫都在大殿之下，没有诏命不许上殿。

这也是因为怕来自内部的暗杀。

荆轲失手被击杀后，秦王不怡者良久。不怡，是不高兴，愤怒、恐惧也不可或缺。

荆轲之后，另一个更没想到的刺客，是之前曾在易水河边击筑唱歌送荆轲的高渐离。

燕被灭后，高渐离隐姓埋名，躲在乡下给大户人家当酒保。某次主人宴客，客在席上击筑，他实在听不下去，露了一手，于是行踪暴露，被抓去见嬴政。

也许是因为天下一统，嬴政这次倒发了善心，知道高渐离是太子丹、荆轲一党，但看他民谣搞得好，杀了可惜，只把他眼睛熏瞎，留在宫中击筑。

换别的音乐家，肯定对始皇帝感恩戴德，继而用音乐歌功颂德。可高渐离不，一直寻找接近嬴政的机会，把铅块填充在筑里，趁嬴政不备，举起筑砸向他可惜，毕竟是个瞎了眼的民谣音乐家，看不见，砸不中。

高渐离刺秦，要比荆轲更决绝、更壮烈，也更有意义。因为荆轲主要是为了报答太子丹，有多少公义成分，实在不好说。但高渐离刺秦，是在嬴政一统天下之后，真杀了他也于势无补，但这样的暴君，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才带给嬴政更深的恐惧。所以，杀了高渐离之后，嬴政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但你不近诸侯之人，诸侯之人会来近你。第三次暗杀，是博浪沙的无人机。

这一次，组织者是著名的张良，其祖其父都是韩国相国，秦灭韩，张良耗尽家财，求死士刺秦，为韩国报仇。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大力士，能使一把重达120斤的大铁锤，于是，在得知始皇帝东巡路线时，张良跟大力士埋伏在必经之路博浪沙

可惜，大杀器甩出，因为没有GPS导航，竟误中副车，嬴政又躲过一劫。

再过两年，公元前216年的某一个夜晚，嬴政一时兴起，想微服夜游咸阳城，只带着几个侍卫出了宫。没想到，走到兰池突然遇袭，猝不及防，幸得武士奋勇，杀了刺客。

这一次肯定又吓得不轻，因为刺杀居然发生在守卫森严的咸阳城里。

此次之后虽然没再看到关于刺秦的记载，但仅仅过了六年，人类历史上无人逃得过的刺客死神就来找嬴政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后这六年，他也都充分活在死亡的恐惧里。因为司马迁在说他病了时，有这么一句话：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这种恐惧，直接影响就是，让原来就是暴君的他更加残暴。

所以，秦军攻下赵国后，他亲临邯郸，把那些之前曾欺负过他母子的人皆坑之，即全部活埋(《史记秦始皇本纪》)。

嫪毐政变失败后，嬴政不但夷了他三族，还把嫪毐跟他母亲生的那两个小孩也是他的同母弟弟，残忍地杀死。

荆轲失败之后，嬴政大怒，提前发兵攻燕，逼得燕王喜杀了太子丹，将头献给嬴政，但五年后，秦还是灭了燕，嬴政下令大肆搜捕之前跟太子丹、荆轲一起参与刺秦的所有人，被株连者纷纷逃亡。

博浪沙事件之后，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史记留侯世家》)。大索即大搜捕，《秦始皇本纪》里面补充说，时间长达十日。不难想象，皇帝令一下，郡县官员怕被牵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大索天下四个字简单，背后却是头颅滚滚。

同样，兰池遇袭之后，嬴政又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虽然只在关中地区，但时间增加到二十日，难以估算，又有多少头颅落地。

童年备受霸凌，成长缺乏温暖，形成暴力型人格，拥有权力自然成为暴君；残暴招来暗杀，暗杀导致恐惧，恐惧又让他更残暴一代暴君的养成，真的可以追溯到童年。

三、

除了恐惧，脑残也会引发性格中的残暴。

有些人的脑残跟有没有文化无关，但嬴政的脑残，正是源于没文化。

《战国策秦策》记载，当年嬴异人被吕不韦冒死带回咸阳后，被太子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召见。吕不韦知道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就让嬴异人穿着楚服去拜见。果然，华阳夫人表示有被暖到，同时也觉得，嬴异人智商真高。

不料，安国君让嬴异人背一点他念过的书，嬴异人又尴尬了，说我从小被扔在外国，没有老师教，没念过书。也难怪，当一个被抛弃的质子，性命都难保，还读书？你以为去上劳动大学吗？

爹都如此，在邯郸街头流浪长大的嬴政又能如何？

看他当上始皇帝后的所作所为就知道。

最有名的，就是被方士忽悠，想求仙药的糗事，比现在那些被保健品骗光养老金的老人更让人无语。

《史记》中记载，从他当上始皇帝第三年开始，十年之间，大型的忽悠就有四次。其中最有名的是第一次，方士徐福说海里有三座仙山，上有仙人，找到了他们，求到不死药，就能长生不老。于是嬴政手一挥，除了巨额科研经费，还给了几千童男童女跟着他下海。

第二次是四年后，他到了东海边，一次性派了卢生等四位方士去求药。后来卢生从海上回来，带回仙人短信：亡秦者胡也。于是派蒙恬率军三十万北伐匈奴最后没想到亡秦之人，竟是他儿子胡亥。

再过三年，还是卢生，找不到仙人仙药，却对嬴政说，我们尽力了还是找不到仙人仙药，好像有恶鬼伤害了他们，陛下以后都得秘密出行，以便避开并驱除恶鬼，神仙才会出现，我们才有可能拿到不死之药。

卢生敢说，嬴政敢信，就把咸阳宫两百多座宫观用天桥、甬道连起来，把帷帐、钟鼓和美女都安置在里边，登记好人和物的固定位置，不得移动；皇帝所到之处，谁说出去就是死罪。

这应该是卢生的最后一次忽悠，招数用尽，剩最后一计，走为上。

卢生为了逃跑，还拉上另一位方士侯生。两人这一跑，嬴政恼羞成怒，又干了一件流芳千古的事：坑儒。

但嬴政坑儒，并不是因为觉得求仙药这事是被忽悠了，而是卢生和侯生逃跑前还诽谤了他，说他是个暴君。

两年后他又被徐福给忽悠了最后一次，对，那个领着巨额科研基金和几千个童男童女下海的徐福，其实早就悄咪咪回来了，躲在东海边享福。他没想到始皇帝还会再来，怕被嬴政坑了，又开始编剧，说蓬莱仙药本来早就可以拿到，只是海上常有大鲛鱼出没，阻拦我们登上仙山，请陛下派神射手跟我们一起去，大鲛鱼再敢来，我们就用连弩射杀它。

这样的理由都出来了，嬴政信了吗？

信，徐福说的话，他再次照办。

你以为这样就够脑残了吗？

别急，以下这些行为才是：

收天下兵器，以为这样就能万世太平，结果陈涉斩竹而起，一呼百应；

焚百家之书，以为能统一思想，江山永固，不料灭秦的刘邦项羽，却是从来不读书之辈；

以为靠暴政就能让大秦天下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没想到二世而亡。

四、

现在问题来了：这样的一个脑残+残暴之人，为什么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贾谊《过秦论》中的六个字可供参考：奋六世之余烈。

六世，指嬴政之前的六代秦国领导人，从秦孝公算起，依次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嬴政他爹嬴异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强秦，秦惠文王用名将司马错开疆拓土，名臣张仪用连横破合纵；秦武王在位时间短，秦昭襄王文有范雎，远交近攻奠定大局，武有战神白起，六国闻风丧胆；秦孝文王在位才一年，然后就是嬴政他爹庄襄王，虽然在位时间也才三年，但他一上位就广施仁政，对内怀柔，对外继续开疆拓土，灭东周君，命蒙骜率军东进，打韩攻赵，让秦国地界延伸到大梁，后虽被信陵君率领的五国联军击败，但联军过不了函谷关，秦又施反间计除掉了信陵君这个克星。

其实，六世之余烈还是谦虚了，秦国崛起之原力，还要往前推四百年，直到春秋霸主秦穆公时期，从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人开始，秦国的变法、富强、拓展之路从来就没停止过，虽然这四百年间跟东方诸侯的战争各有输赢，但国力上，秦国的K线图，总体走势都是向上的，而其他各大国，则起伏不定像玩过山车。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地利上，秦得天独厚。秦穆公称霸西戎之后，秦已无西顾之忧，加之又是被山带河，四塞之国也，自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

所以当嬴政上位时，天下大势已定，扫灭六国只是时间问题。哪怕他跟他爷爷和父亲一样，在位两三年就死，换他弟成蟜或他叔伯随便哪一位上来，局势都不可能有太大变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而六国被灭的真正原因，杜牧《阿房宫赋》这一句可作为参考：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苏东坡他爹苏洵《六国论》开篇也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这里的赂秦，指的是各国为了自保，纷纷割地给秦国，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六国不争气，又各怀鬼胎，以为割肉饲虎便能换来苟安。最典型的是跟秦隔得最远的齐国，以为跟秦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就能换来太平，自相国以下，又纷纷拿秦币，为秦说话，眼睁睁看着其他五国被渐次蚕食，最后秦兵临城下，不战而降。

民心思安，确实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篇说，自周末纷争以来，五百多年过去，兵革不休，士民罢弊，天下苦战久矣。

祖宗积聚，人才辈出，大势所趋，六国自杀不是嬴政有什么雄才大略，而是他一上位，便手握春秋战国五百多年来最大的历史红利，外加一手好牌。灭六国过程虽令人发指，但百姓最易唬弄，统一既成事实，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换句话来说，就是为当太平犬，盼望大救星。当此之时，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苍生的哀求、渴盼，正是新政权得已坚固的资本，只要嬴政能跟他爹一样，用怀柔政策，让天下休养生息，虽然还是不能求得万世，也绝不至于二世而亡。

可是，他偏偏逆天而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甚至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以上皆出自《过秦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嬴政之所以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根源就在于童年生活造成的教育缺失，恐惧跟残暴的恶性循环。而且，他还把这种特质传给下一代，导致二世胡亥在残暴跟脑残方面，青出于蓝胜于蓝。

最后，只需一群走投无路的蝼蚁，合力用一根竹竿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便二世而亡。

还是杜牧狠，《阿房宫赋》一句话让人后背发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谢选骏指出：贾谊不懂，“奋六世之余烈”也是无法歼灭六国还要连带自身秦国的，因为，只有脑残之人才能统一中国。例如当今，连脑残但程度依然不够的毛泽东也无法统一中国，反而只是明确彻底地分裂了中国。再看以往，隋炀帝父子、忽必烈兄弟，无一不是脑残之人。

网文《楚人逃往秦，还是秦人逃往楚？——从秦简看秦人的真实生活》（李竞恒）报道：

新近热播的电视剧《大秦赋》说楚国很黑暗，百姓没好日子过，纷纷逃跑到秦国去。这么雷人的内容，可以说编剧是非常无知的，把真实历史秦国给美化成这样。

在秦国、秦朝，老百姓被严格按照比监狱还严酷的规矩连坐成什伍，为官府服更戍徭役还得自费，没钱就借官府的，债务多了还不上就成为居赀，给官府劳役抵债，最后很容易沦为奴隶。里耶秦简7-304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一个总编户人口才两千人左右的小小迁陵县，奴隶、居赀就死了一百八十九人，一百五十一个隶臣妾当年就死了二十八人。死亡率如此之高，可以想见其酷烈。

里耶秦简9-1322记载，有的徒隶白粲在押运路上就死掉了，9-1497+9-2236记载女奴婢红自杀后，她仅有的两件衣服也被少内官没收。

岳麓秦简1003+0998+C10-4-13记载，秦国的徒隶城旦舂中甚至有很多还在蹒跚学步的婴幼儿，这些婴幼儿也全部要衣傅城旦舂具，穿奴隶衣服和佩戴刑具。在秦始皇陵旁的赵背户刑徒墓地，埋葬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徒隶和居赀，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M35出土的儿童骨架，下肢残断；M41遗骨头上有刀伤，腰部被斩断；M34出土五具骨架，全部是被肢解的；M33的骨架有刀伤，俯身做挣扎状 （《文物》1982年3期）。

所以，在秦国统治下，不是六国民逃往秦国，而是秦民逃往六国。

岳麓秦简记载了一个叫学的秦国少年伪造将军冯毋择的私信，想从胡阳少内官那借钱、买衣服和兵器，然后去邦亡荆，即逃亡到楚国去。这位少年的父亲因为居赀服劳役，受到了秦吏的鞭笞，回家打儿子泻火，所以学很痛苦，决定逃到楚国去。

在另一件文书中记载，一个秦国老百姓叫多，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和自己的母亲儿一起亡荆，即母子一起冒险逃亡去楚国（《文物》2013年5期）。

除了逃往楚国，也有秦人逃往魏国的，岳麓秦简《魏盗杀安、宜等案》简164记载，一个在官寺劳作的隶臣逃亡，买了大刀，打算杀人抢钱作为路费，要亡之魏，逃到魏国去。他被秦国抓住后，判处了磔刑，即割裂肢体处死。从这些材料看，秦人逃楚国的比较多，也有逃魏国的，逃亡过程中往往还伴随一些犯罪活动，也可见秦统治下人们的精神面貌。

正因为大量秦人的逃亡，秦国的统治者专门制定了残酷的《亡律》来惩治逃亡问题。岳麓书院藏秦简2088记载，匿藏逃亡者的，与逃亡者同罪。简2009记载逃走的城旦舂被抓回来，脸上刺字，哪怕自己回来自首，也要鞭笞一百。怀孕的女舂，则用大铁刑具束缚。简1997记载，牧马的城旦逃走被抓回，要砍掉左腿，继续当城旦。男女百姓逃亡，其家人要被判处迁徙，基层干部里典、里老不报告也要被罚款甲和盾。

除了单独逃亡，秦简还记载了群亡，即秦民的集体逃亡。简2065+780记载，如果让隶臣逃亡到边关外的蛮夷部落，从提供消息的人到逃亡者，都要被脸上刺字判处为城旦舂劳作。如果是逃到边关内部的蛮夷部族，就要将提供消息的人脸上刺字判处城旦舂。简187记载，如果是蛮夷部落的人来引诱秦民逃跑，就要被脸上刺字判处城旦舂，逃亡的秦民十四岁以上的判处为隶臣妾，是奴婢的话就要脸上刺字交还给主人。

战国时代齐人鲁仲连曾经说过，如果让秦国来统治，他宁愿选择跳海自杀。从新发现的简牍和考古材料来看，他的感受并不是夸张。

李学勤说：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正因为秦国统治更野蛮残酷，所以秦人大量地冒着生命危险逃亡到六国，不但有个体逃亡，还有集体逃亡，其中一些甚至宁愿逃亡到边关外的蛮夷部落去。

历史类影视作品是向大众传播历史常识的桥梁，如果连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尊重，就太雷人了。（原刊《南方周末》）

网民哀嚎：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11:05:17

秦始皇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统一天下之事，当然是伟大的君王，这有什么可质疑的？至于暴君二字，不知从何说起。公元前200多年，当世界还是宗教奴隶制，原始部落蒙昧时代，秦始皇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当然是最先进的！

cliffwood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10:50:00

暴秦二世而亡，就说明一切了。

lurenjia2014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10:49:27

中国人喜欢看清宫剧，说明还是有群众基础的，如果像日本那样搞君主立宪制，不知道会怎样。

lurenjia2014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10:46:09

秦始皇应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那个商人吕不韦也是，吕养了很多门客，吕氏春秋其实是门客给他写的。秦始皇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对读书人没有什么好感，才有焚书坑儒的事件发生。

zjymjl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9:06:21

统一是不是功绩要看时代，在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统一就是功绩。秦叫征服，不叫统一。

兵团农工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8:32:50

统一是功绩吗？那是皇帝为了自己的占有欲而杀人无数！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步伐是功绩吗？那是毛皇帝、习皇帝为了自己一个人得到尊重而让1400000000 个中国人闭嘴！这篇文章确实揭露习皇帝今日作为的根源，很好。

穿越大洋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7:52:09

中华民族的概念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梁启超提出的，由孙中山和后来的共产党人实现的。因此中国的民主形式需要维护多民族统一的民族的利益。包括汉民族本部的统一，和满蒙疆藏等多民族的统一。这种民主的形式成为新民主主义。

zjymjl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7:49:33

你既然说着中国话，你的祖宗也是你说的大屎球的一部分。这种人不是傻就是坏。秦始皇到底啥样谁也不知道。15年国灭，给后面的人太多发挥空间。现在看到的都是正史记载。正史就一定准确吗？

穿越大洋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7:48:02

民主在民族之下，民主从属于民族。多民族之下的民主，与小国寡民的民主自然不同。

穿越大洋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7:46:13

某些人字面上反共追求民主，内心深处呢，他又不是汉人。这分明是分裂主义，不是追求民主。

ytren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39:15

为暴君唱赞歌也是目前的形势所需。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36:00

范喜良的命，操着秦始皇的心，秦皇汉武时代对于百姓士卒来说是个悲剧。人不能像蚂蚁蜜蜂一样地活着，只是为了整个群体的繁衍而没有自我。

中航科工六院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6:27:15

东亚第一国，不服死切。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5:08:22

洋务运动后，蒋介石浪费了大好机会建设工业，他只会借钱打仗。中国的工业能力只能造火柴，磨面粉，造不了汽车、坦克、拖拉机和飞机。恶性循环，蒋介石只能陷入借钱打仗，再借钱再打仗的恶性循环，统一不了汉族本部和民族国家。他没工业！没技术！没实力！只能靠外援。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4:49:47

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一个被统治民族，一个尚处于蒙昧的民族，一个南北各省分裂的民族，汉族如何走向统一和壮大，如何征服满蒙疆藏？一边是英美日本等列强瓜分中国的强烈野心，一边是苏联的摇摆不定。汉民族的精英们被迫寻求各种路线图存。袁世凯和各地军阀试图靠自身的力量为主来救亡，结果呢？汉族陷入内斗，无法统一。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4:42:05

有谁看到真实的历史？溥仪先后联合日本试图联合苏联，实现满蒙自制，与汉族分裂？外蒙古首先依靠苏联分裂，满族和内蒙接着在东北依靠日本分裂，新疆和西藏也已经投靠苏联和英美。苏联准备继续扶持溥仪建立满洲国。

chen_edward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4:15:41

应该让楼下五毛去劳教所，体会一下万喜良的生活，看他们再为秦朝歌功颂德。人至贱则无耻。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4:11:47

没有秦始皇，就没有小一统，中国就是欧洲五十国。秦始皇开创小一统，两千年里我们汉族几次小一统，秦汉晋唐宋明，都是参照秦的模式和制度。后千年，满蒙兴起，蒙古灭汉统，清朝更是第一次建立中华大一统。后千年，汉族迫切需要整合，建立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3:53:46

秦汉模式主导中国历史两千年。由秦始皇汉高祖和汉武帝建立。后世汉民族一直在维护秦汉模式。到了清末，汉族势弱，几乎分裂。列强开始瓜分中国。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3:37:00

冷兵器时代经常是野蛮文化战胜文明文化，比如斯巴达战胜雅典，蒙古横扫欧亚，但也因为其残暴落后得文化，他们的垮台也是非常迅速的。

Floden 发表评论于 2020-12-27 00:49:27

1976年四五运动时，天安门前中华儿女就是用秦始皇比喻当年的毛腊肉。

DoctorXI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3:43:52

大一统的原动力和希特勒或者日本皇军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人类的占有欲罢了，硬搞出个替天行道为人类和平来忽悠人，我看还不如相信大东亚共荣呢。

DoctorXI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3:40:22

按照中国的地理构造大一统是必然的，之前没有做到是技术所限，受地理限制无法支撑大规模长时间作战，以及无法长距离有效通讯，随着技术进步原有的坚称险隘大多数都不再是不可逾越的了，秦始皇不统一中国汉始皇或者楚始皇也会，可以说秦始皇也就是捡了个大便宜而且还玩得很滥。

pcboy888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3:35:07

最近批秦皇之风很盛啊，要出名，批秦皇。

sleepingtiger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2:42:00

今上的理想就是，高科技的奴隶国。

爪哇孤客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0:57:00

土共宣传机制从来就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需要，不过终究是后人哀之而已。

湾区金头脑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0:56:06

秦始皇一天要看120斤竹简。这种水平估计连本文作者也学不来。

向西看海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0:49:04

老毛自称比秦皇历害。秦皇杀了几千儒学者，老毛杀了几十万。真是竹简烟消帝业虚。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0:48:48

作者的意思我明白，中国人选择移民国外的多，却没有移民到中国的人。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0:44:00

很多反人类者的心理轨迹，可追溯到童年时期，都是从小受欺负……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0:29:56

这是一尊最想要的帝国。所以就有了这个烂剧。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0:16:35

酱缸国从这个时候就陷入漫漫长夜了吧。当代土共国所有历史剧宫廷剧，除了阴谋（缸民称之为＂聪明＂），血腥的内斗和野兽般的杀戳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了吧。所以，俺从来不看土共国拍的历史剧和宫廷剧。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0-12-26 20:05:10

感觉当年美国南方对付黑奴的法律跟大秦律挺类似的哈。

谢选骏指出：1987年我出版了《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秦楚都不是中原国家，但是统一并吞中原的必是这类边缘地带，尤如希腊统一与并吞者是马其顿和罗马。秦律和楚辞，成为汉朝的基础。脑残之人才能统一中国，更加脑残之人才会颂扬这样的脑残之人。但是“大众心理学”说，人类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脑残发生的时候了，所以脑残之人才能统一中国并不奇怪，况且统一之后再聪明再有独立思想的人也会脑残了。这就是原罪发酵的社会机制。

【014、敲骨吸髓的治病救人】

废垃们常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其实不然，民主不仅可以降低税负和物价三倍，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抑制一下“敲骨吸髓的治病救人”。

《医疗收费网路公布 不同医院差异大》（编译组湾区2019年01月07日）报道：

湾区各家医院的医疗收费标准差异极大。

从今年开始，联邦规定所有医院必须在网路上公布各项医疗服务的标准费用，方便病患选择医院。比较各家医院目前在网路上公布的资讯，相同的服务收费差异极大，民众可能要耐心货比三家。

湾区媒体调查发现，照X光片每次收费在屋仑高地医院（Highland Hospital）为131元，在旧金山加大医疗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Medical Center）则要2618元；每颗阿斯匹林在高地医院收7元，在圣他克拉拉谷医疗中心（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收1.2元，核桃溪约翰穆尔医疗中心（John Muir Medical Center）只收3毛钱，但是药房一罐100颗的阿斯匹林只卖5.49元，平均每颗不到6分钱。在二级急诊室使用费用方面，约翰穆尔医疗中心收1489.5元，圣马刁医疗中心（San Mateo Medical Center）只收235元。

消费者维权人士和医学界专家对联邦政府这项法规表示赞许，但也指出收费标准可能会误导民众，因为很少病患会支付医院列出的收费，而是支付保险公司与医院谈判后得出的费用，同时，各项服务通常都不是分开支付，而是囊括成一整个疗程，以一个总价报给保险公司和病患。

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美西办公室资深律师曼道森（Dena Mendelsohn）说：「我们一 向支持更多医疗资讯和医疗透明性，这项措施有助民众了解钱花在哪里，但问题在于这种方式是否真的可行。」

至于各家医院收费为何差异如此之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彭博公共卫生学院（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教授安德森（Gerard Anderson）表示，这是一种营运策略。

安德森说：「阿斯匹林收费很高的医院，他们的急诊室费用可能较低，这正是难以用收费来比较医院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医疗系统把治病救人当作一种营运策略，这与绑架人质、勒索赎金，有何区别？

《医院收费标准 新年起需上网公布》（特派员黄惠玲芝加哥报导 2018年12月29日）报道：

根据联邦新法，伊利诺州各医院从2019年1月开始，必须将医疗收费标准于网路公布。

买东西「价」比三家是许多消费者的习惯，从2019年1月开始，联邦法规定所有医院必须在网路上公布手术和其他医疗程序的标准费用，届时病患可以先上网了解各家医院收费后，选择其中最适合自己的医院就医。

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为「住院病人预期付费系统」拟定的法规，是配合川普政府促进「价值疗护」的目标，以降低医疗费用并改善医疗效用。政府希望增加医院收费的透明度，向病人提供更多资讯，让他们了解不同医疗程序的费用，并鼓励他们多方比较，藉此降低医疗费用。

CMS原来规定医院必须向询问者提供这些资料，现在进一步规定医院从明年元旦开始，必须在网路上公布各种收费，而且每年至少必须更新一次。

不过，部分消费者权益组织表示，尽管价格透明有正面效益，但仍旧无法让患者了解保险公司有无调整给付标准，或是否有其他因素会增加成本。

此外，由于约有一半妇女的乳房组织密度高，而这种致密组织具有罹患乳癌高风险，伊利诺州新年新法因此规定，医师必须告知患者是否有乳房组织密度过高情形。

这项法律指出，医师在妇女进行乳房X光检查时，就要告知患者是否有致密乳房组织症状，并向妇女说明可能存在的风险，新法要求医疗单位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病人说明，妇女也应直接向「看片子」的专业医师寻求更多信息，而不是跟其他非专科医师谘询。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法治社会的好处，禁制令行，容易治理，人情关说，一概作废——哪怕面对医疗系统的绑架、敲骨吸髓的治病救人。

《联邦新规：医院须上网公布收费》（编译黄秀媛 2018年08月04日）报道：

川普政府3日宣布新法规，规定从明年1月起，医院必须在网路上公布手术和其他医疗程序的标准费用，并需进行年度更新。

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为「住院病人预期付费系统」拟定的法规，是配合川普政府促进「价值疗护」的目标，以降低医疗费用并改善医疗效用。

政府希望增加医院收费的透明度，向病人提供更多资讯，让他们了解不同医疗程序的费用，并鼓励他们多方比较，藉此降低医疗费用。

CMS原来规定医院必须向任何询问的人提供这些资料，现在进一步规定医院从明年元旦开始，必须在网路上公布各种收费，而且每年至少必须更新一次。

CMS说，它考虑根据民众提供的意见，规定医院如何公布收费资料，以及如何创造友善的界面，让病人能够获得相关的医疗资料和比较医疗供应业者。

医院公布的收费与大多数病人和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不同，因为每一家保险公司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等付费的政府部门，都会与医院谈判费用。

美国医院协会等行业协会大多对新法规表示欢迎，宣称CMS拟定的一些新政策可减少医疗业者面对的管制负担，协助医院和医疗系统继续为病人和社区提供高品质的有效照护。

CMS也表示，它为医院提供的无偿照护补助，将从今年的大约83亿元，再增加15亿元左右，部分因素是反映没有保险的美国人增加。

川普政府新规定，医院必须在网上公告手术和医疗措施价格。图为位于马里兰州的国家癌症中心医师在实验室内。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民选政府的好处，可以限制富人的贪婪，也可以显示医疗系统的敲骨吸髓的治病救人。

【015、秦国楚国统一中国】

网文《浅谈〈安世房中歌〉中体现出的楚文化特征》（陈福盛）报道：

摘要：《安世房中歌》是汉初贵族文学的代表，深受楚地文化的影响，通过《安世房中歌》这个突破口，可以看到楚文化对汉代文化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安世房中歌》；楚声；浪漫主义；楚俗；华夷观

《安世房中歌》是汉初郊庙歌辞中最为重要的作品，《汉书礼乐志》中载：“汉兴，乐家有制氏……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为《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萧涤非先生称它为“汉乐章之鼻祖，是汉初贵族乐府的代表作”。[1]（P.33）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卷八将其放在“宗庙乐章”之首，向来为人们所重视。《安世房中歌》大抵是推崇孝德和歌颂盛世，赞美君王，凝聚人心，巩固统治，致力于政权建设，历来被人们看作宣传伦理教化之作。然而，以刘邦为首的汉代开国君臣皆为楚人，所以作为汉初贵族乐府代表的《安世房中歌》必定带有楚地地方特色。本文就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安世房中歌》中体现出来的楚文化特征。 

一.“楚声”的发展 

楚人把半壁江山丢给了秦人，然而，曾几何时，他们却从秦人手里夺来了一统天下，建立了汉朝。[2]汉朝的统治阶层大多是楚人，他们愤于秦朝对楚文化的压制和摧残，在夺得政权之后，掀起了光复楚文化的浪潮。楚俗，楚服，楚声楚歌等都得到的大肆的宣扬。《安世房中歌》共十七章，其中有十三章是标准的四言句式，有四章是杂言体，分别是：“大海荡荡”、“安其所”、“丰草@”、“雷震震”。“楚声”与华夏正声有很大的区别。《诗经》大小雅是华夏正声的代表，虽然有诸如《天保》《男有嘉鱼》《无羊》等篇什间有杂言，但整体上一般都是整齐的四言句式。而作为楚声代表的楚辞体作品少有四言，多是杂言，而且大量采用“兮”字。《安世房中歌》中四首杂言体诗歌，多为三言，间有杂言。至于为什么没有“兮”字，郭绍虞先生认为“这是由于语言组织日趋严密，逐渐产生不同含义的虚词，从而使‘兮’字处于淘汰的地位。如《宋书乐志三》记载的《今有人》系删除《楚辞山鬼》中的‘兮’字加以改编而成：‘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又宜笑，子恋慕予善窈窕。’《史记》中记武帝《天马之歌》用骚体，而保存在《汉书礼乐志》中的《天马》则成了杂言诗。”[3]如果将“兮”字加入上述四首诗歌中，依旧通顺，甚至更为流畅。如《安其所》篇原文是：“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世继绪。飞龙秋，游上天。高贤愉，乐民人。”加上“兮”字后：“安其所兮乐终产，乐终产兮世继绪。飞龙秋兮游上天，高贤愉兮乐民人。”其他三首亦可。 

二.浪漫主义精神的延续 

楚人迁居江汉地区历时既久，栉蛮风，沐越雨，潜移默化，加以他们对自己先祖作为天与地、神与人的媒介的传统未能忘怀，由此，他们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带有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逐渐地形成了南方的流派。[4]（P.63）《安世房中歌》是宗庙祭祀，教化劝世之作，特殊的题材决定其文风要典雅庄重，但纵览全部诗歌，仍然不乏浪漫主义色彩。如第一首“大孝备矣，修德昭清。高张四悬，乐充宫廷。芬树羽林，云景杳杳，金支秀华，庶旄翠旌。”形容皇帝仪仗之盛容，其盛若林，芬然众多，仰视高远，如云日之杳冥。将天子羽葆比作树林，想象多么奇特，而“杳冥”二字又将那种神秘感体现的淋漓尽致。再如第十首“都荔遂芳，窅窊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芳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将孝道进承于天，天神乘龙北行，盛貌异常，芬芳阵阵，这与楚人对神的信仰和浪漫奇特的想象是分不开的。 

三.楚人习俗的推崇 

《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都认为楚人是祝融的后裔，楚人也奉祝融为始祖。祝融是高辛的火正。火正，生掌火事，死为火神。[4]（P.4）太阳是最为浓烈和伟大的火源，所以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太阳和火皆为赤色，所以楚俗尚赤。秦人尚白，汉高祖刘邦在起义之初为了壮声威，揽人心，所以自托为赤帝之子，编撰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说法。《史记历书》载刘邦成为汉王之后，“以十月为年首，而色尚赤。”《安世房中歌》虽没有直接体现这一风俗，但是诗中多次提到的“桂华”，据前人考证，这是宫殿名。《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歌谣又曰：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桂，赤色，汉家象。”所以，以“桂华”为宫殿名，并反复吟咏，似乎隐约可以看见尚赤的风尚。楚人自认是火神的嫡嗣，“祝融是火神，也是雷神。在楚辞中，雷神是丰隆，号为云中君。古无轻唇音，今读轻唇音者，古读为重唇音。祝融和丰隆，其声相近，都是状雷声的词。”[4]（P.5）古人所认识的天界之火，除了永存的太阳，还有雷电。楚人对火的推崇，延伸为对雷电的敬意。《安世房中歌》第九章“雷震震，电耀耀，明德乡，治本约。”以雷电起兴，言君王德治，可见对雷电的推崇。日出东方，所以楚人以东向为尊。“古人讲方位的上下，除了东西南北之分，还有左右之分。周俗尚右，楚俗尚左。[4]（P.107）东向的左边是南向，所以楚人以南向为次尊，右边是北向，所以北向最低贱。《安世房中歌》第十章“……乘玄四龙，回驰北行……”，上文提到，因为讲孝道感动神仙，所以天神下凡。北行，说明天神居于南方。东方是日神所居之地，也就是楚人眼中的最高的神。而这位天神地位不及日神，所以居于南向，合情合理。 

四.华夷观的实践 

春秋时代的民族思想，大致说来，有如下三家。第一家以管子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第二家以孔子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第三家以楚国的多数君臣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抚有蛮夷，……以属诸夏。”[4]（P.39-40）相比之下楚国的华夷观最先进，最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安世房中歌》是对君王一统的赞美，有很多篇什涉及华夷观。比如第第五章“海内有奸，纷乱东北。诏抚成师，武臣承德。”匈奴侵扰，主张招抚。再如第十二章“硙硙即即，师象山则。乌呼孝哉，安抚戎国。蛮夷竭欢，象来致福。兼临是爱，终无兵革。”对待蛮夷，以安抚为主，兼容并蓄，不动干戈，这显然与楚人华夷观一脉相承，而且付诸实践。 

《史记项羽本纪》中载：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的确，以刘邦为首的楚人集团，推翻暴秦，建立大汉帝国，同时也将楚国文化发扬光大，而《安世房中歌》作为汉代艺术文化中的沧海一粟，尚且如此。后继的汉赋，作为有汉一代最为璀璨的艺术明珠，泽被后世，非一代而已，也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楚文化对大汉王朝的影响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J].《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3]张树国.论《安世房中歌》与汉初宗庙祭乐的创制[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5期. 

[4]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谢选骏指出：上文提到了秦楚相替的历史，却没有想到即使秦朝没有崩溃，楚文化还是可能入主秦朝——正如在隋朝崩溃以前，南朝文化已经深入北朝；而且继隋而起的唐朝虽然还是北朝，但在文化上却继续南朝化了。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安世房中歌[1]，（汉）唐山夫人[2]——

大孝备矣，休德昭清[3]。高张四县[4]，乐充宫庭[5]。芬树羽林，云景杳冥[6]。金支秀华，庶旄翠旌[7]。

《七始》《华始》，肃倡和声[8]。神来宴娭，庶几是听[9]。粥粥音送，细齐人情[10]。忽乘青玄，熙事备成[11]。清思眑眑，经纬冥冥[12]。

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齐戒，施教申申[13]。乃立祖庙，敬明尊亲。大矣孝熙，四极爰[14]。

王侯秉德，其邻翼翼，显明昭式[15]。清明鬯矣[16]，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抚安四极。

海内有奸，纷乱东北[17]。诏抚成师，武臣承德。行乐交逆，《箫》《勺》群慝[18]。肃为济哉，盖定燕国[19]。

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20]。民何贵，贵有德。

安其所，乐终产[21]。乐终产，世继绪。飞龙秋[22]，游上天。高贤愉，乐民人。

半草葽，女罗施[23]。善何如，谁能回[24]。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

雷震震，电燿燿[25]。明德乡[26]，治本约[27]。治本约，泽弘大。加被宠，咸相保[28]。德施大，世曼寿[29]。

《都荔》《遂芳》，《窅窊》桂华[30]。孝奏天仪[31]，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32]。孝道随世，我署文章[33]。

冯冯翼翼，承天之则[34]。吾易久远[35]，烛明四极。慈惠所爱，美若休德[36]。杳杳冥冥，克绰永福[37]。

硙硙即即，师象山则[38]。乌呼孝哉，案抚戎国[39]。蛮夷竭欢，象来致福[40]。兼临是爱，终无兵革。

嘉荐芳矣，告灵飨矣[41]。告灵既飨，德音孔臧[42]。惟德之臧，建侯之常[43]。承保天休，令问不忘。

皇皇鸿明，荡侯休德[44]。嘉承天和，伊乐厥福[45]。在乐不荒，惟民之则。

浚则师德，下民咸殖[46]。令问在旧，孔容翼翼[47]。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子孙保光[48]。承顺温良，受帝之光。嘉荐令芳，寿考不忘。

承帝明德，师象山则。云施称民[49]，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

[注释]

[1]《安世房中歌》：“房中歌”是祭神乐曲，周代称“房中乐”，秦代改名“寿人”，汉高祖刘邦时，又命唐山夫人作《房中祠乐》，至惠帝二年（前193），命乐府令夏侯宽配上管乐器演奏，更名为《安世乐》。据《汉书·礼乐志》说，这种乐曲用的是“楚声”，因为刘邦本是楚人。这种乐曲是帝王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乐歌。从商周时代起已经产生《诗经》中的《商颂》和《周颂》就是这种乐曲的起源。

[2]唐山夫人：生平不详，只知道是刘邦的姬妾。

[3]休德：美德。昭：明。

[4]“高张”句：屋子的四墙都高挂着钟磬等乐器。“县”，通“悬”。

[5]“乐充”句：乐声充满宫廷中。

[6]芬：同“纷”，众多。树：树立乐舞用的羽毛。“云景”句：指羽毛等礼器众多，如云彩一样广大深远。

[7]“金支”句：指用金铸花形的旗竿。“庶旄”句：指旗杆上挂着用翠鸟羽毛制成的旗子。

[8]《七始》、《华始》：乐曲名。“肃倡”句：歌者恭敬地唱出谐和的歌声。

[9]娭（xī溪）：游戏。“庶几”句：希望能来听这音乐。

[10]粥粥（yù玉）：恭敬恐惧的样子。音送：以乐送神。“细齐”句：细微地感动人使之整齐严肃。

[11]“忽乘”句：指神乘着青云和黑云登天而去。熙：同“禧”，福。这句说求福之事已完成。

[12]眑眑：（yǎo咬）：深远幽静的样子。“经纬”句：经天纬地的心思已上达遥远的上天。

[13]齐：“斋”的假借字。“敕身”句：命令自身敬慎地斋戒静心。申申：一再告戒。

[14]：同“臻”，到达，这句说诚心到达四极。

[15]秉：执行。邻：近臣。翼翼：谨慎。式：法度。

[16]鬯（chàng唱）：同“畅”，畅达。

[17]“海内”二句：指高祖五年（前202）臧荼（tú图）叛乱。

[18]“行乐”二句：指制定新乐，教化流行。从逆的人听了《箫》（舜的乐曲）《勺》（周代乐曲）受感动改恶从善。“交”，同“教”。慝（tè忒）：奸邪。这里指有罪的人。

[19]燕国：臧荼曾封燕王。

[20]崔：高。百卉：各种植物。殖：繁生。

[21]“安其所”二句：指万物各得其所，终生安乐。

[22]秋：飞的样子。

[23]葽（yāo腰）：盛长。女罗：即女萝，草名，即菟丝。施：指女萝的藤附于大树上。

[24]回：这里指违反。

[25]燿燿（yào药）：光亮。

[26]明德乡：指明德行的方向。

[27]治本约：治国的根本很简约。

[28]“加被宠”二句：说人们受皇帝恩宠，都能自保。

[29]曼：延长。

[30]《都荔》、《遂芳》：郑文先生《汉诗选笺》认为是两个曲名。《窅窊（yǎo wā咬洼）》：郑文先生认为也是曲名。

[31]“孝奏”句：以孝道进献上天的面前。

[32]芬哉：繁盛的样子，“芬”同“纷”。芒芒：广远的样子。

[33]随世：继世不衰。署：表明。

[34]冯冯（píng凭）：盛满的样子。翼翼：众多的样子。“承天”句：禀承上天的法则。

[35]易：同“埸”（yì绎）：疆土。

[36]若：顺行。

[37]“杳杳”句：深广久远。绰：延长。

[38]硙硙（wèi畏）：堆积很高的样子。即即：充实的样子。师象：效法。山则：像高山那样。

[39]案：同“按”。

[40]象：即“象胥”，指翻译。

[41]荐：进献的贡品。飨：指神来享用。

[42]臧：善。

[43]建侯：分封诸侯。

[44]皇皇：同“煌煌”。鸿：大。鸿明：弘大光明。“荡侯”句：指天下荡平，实是皇帝的美德。侯：《尔雅·释诂》：伊、维，侯也。“维”通“惟”，是的意思。

[45]伊：是。

[46]浚则：深深地效法。师：众多。殖：繁育。

[47]令问在旧：从过去起就有美好的声望。孔容：美好的容姿。

[48]保光：保其光宠。

[49]称：合。这句意谓如云一样布施恩德，适合民意。

谢选骏指出：现代中国也是同样情形——共产党北朝虽然战胜了国民党南朝，但在经济文化上还是不可逆转地南朝化了，这在1980年代以后是一目了然的了。而我早在1970年代就预料到了这一发展。

【016、囚徒思维——绝望的人选择出国】

网文《“出国后一切都会变好”毁了无数留学生》说：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我们为什么留学”——父母们觉得，孩子只要出国了，今后就会大步快走在一条叫做“康庄”的大道上。人生必须开挂，前途必定不可限量。看人咱们得低头瞧，钞票绝对似水流

国外的教育多先进呢！孩子从国外回来肯定又懂事又听话，工作又有能力。反正和那些活得潇洒的老外们差不了多少了！等孩子从国外回来，我可就等着享福喽~这就是大部分父母们的蜜汁逻辑。

可是问题来了：学习好了，难道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吗？还是说，就算有了问题，学习好都知道怎么解决？出国后，孩子真的就能一路开挂了么？在父母的思维背后，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听一个故事，听完也许会找到答案——

图燃，今年26岁，出生在国内某一线大城市，留学七年，高瘦白，性格腼腆，不爱讲话，没有不良嗜好。

此时此刻，他正躺在床上，而他的父母正在客厅争吵。

虽然听不清具体内容，但是大致因为什么图燃也猜得到。无非就是他父亲给他介绍的工作面试失败了，他母亲给他介绍的相亲对象不喜欢他之类的。

没什么，他习惯了。

图燃的父亲是500强高管，母亲是大学教授。从他还没出生的时候，他未来的道路就已经被决定好了。

“精英教育”是他父母常对他说的四个字。

从小学到高中，图燃读的学校全都是当地重点中的重点；课余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参加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更夸张的是，就连平时在一起玩耍的朋友，他父母要求必须是班级前十。可是让他父母很失望的是：图燃并没有长成“别人家的孩子”。

他很平凡。

学生时代那些叱诧风云的人物所具有的特征，他都没有。他长相一般、学习成绩一般、业余特长一般、体育成绩一般。就连班主任在家长会上总结，都只能说图燃是个让人放心的学生。

尽管图燃自己从来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但是他的父母显然不会甘心，这也就有了让他出国读书的想法。

图燃在国内刚开始准备托福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哑巴英语”说的就是他。

他相对擅长是用英语去考试，但是用英语沟通交流的能力基本上等同为零。

为了能让图燃拿到藤校的offer，他父母先后找了当地最大的三家出国中介，一家负责提高他的托福成绩，一家负责辅导他写申请文书，还有一家负责帮他准备各式各样的才艺。

图燃在高中最后的半年里，基本没上过学，每天都在这三家机构里奔走，就连毕业照都差点没来得及照。

在改了五十多次申请简历、背了无数篇面试论文、投了三十几家学校之后，他终于拿到了他的offer，不是藤校的。

图燃的父母很生气，投入了这么久的时间和金钱，最后还拿不到藤校的offer？他们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图燃身上。

肯定是图燃心里叛逆、不想出国，故意没考好。

面对如此强势的父母，几个教育机构的老师也看不下去了，说尽了好话，终于让他父母觉得有一个学校还不错。本来想让图燃再考一次的父母，现在决定让他马上走。而这一走就是七年。

2011年，图燃刚到美国，坐标美中大农村，气候特别干燥。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找网络，跟他父母报平安并表示一切顺利。

图燃他母亲要求他每个学期功课要保证全A；每天至少要和家里通一个电话，每周要视频三至五次；花的每一笔钱、刷的每一次卡都要报帐；要和美国人做室友，但不能参加他们的party；不可以夜不归宿；不可以谈恋爱；不可以……

面对这些条条框框，更神奇的是——他都做到了！又或者说是他表面上都做了，更具体来说是他做到了第一条“全A”之后，其他的条条框框他父母基本不再追究。

大一期末考时，学校看学生们压力过大，就联系了好多小动物来学校给大家减压。

图燃到现在还记得那种感觉，浅咖色的拉布拉多小崽儿，圆熘熘的眼睛，一直抱着他的腿，想爬上去。那是他第一次摸到小狗，那也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还存在梦想这种的东西。

图燃想当个兽医。

从小他父母就觉得养小动物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况且一个男孩子养小动物什么的，太娘了。

他想读兽医，时间上不允许，每个学期能保住“全A”就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金钱上，想修兽医课的学费他父母是不会给他的；至于和父母谈修双学位，他想都不敢想。

幸好天高皇帝远，在学习成绩保证了前提下，图燃悄悄做起了自己喜欢的事。

每个周末他都蹲在流浪动物中心，一边当义工一边学习照顾小动物们的常识；每个假期，他都在外面洗碗、发传单，为自己的兽医梦存款；没过多久，他还认识了他的那个她。

大学四年，OPT一年，研究生两年，整整七年，图燃回过两次家。

一次是在本科毕业，他父亲叫他回去参加500强公司市场部专员的面试，他故意失败了。还有一次是在图燃OPT工作签证结束、研究生申请成功，他母亲叫他回去开庆功宴。

2017年他研究生毕业，刚申请好新的OPT签证，同时也攒好了读兽医专业的钱。他母亲的一个电话又把他叫了回去。

图燃这次想和他父母摊牌，没等他开口，他母亲就说：“燃燃啊，这次回来可就别走了。我和你爸都老了，你爸这两年心脏也不好，医生还说让做搭桥手术，可他偏要等你回来才做。”

图燃沉默。

他母亲继续说：“妈知道你最懂事了，这几年为了能让你读书，家里还卖了房子。现在你也长大了，会能照顾人了，前几天你林叔叔还说要把他女儿介绍给你。要是能和他女儿在一起，你回国的工作就不用愁了。”

图燃继续沉默。

故事回到了最开始，他躺在床上，听着父母争吵。

他应该出去吧，毕竟父亲的心脏不好，可是出去了他又能说什么呢？是说自己想当个兽医？还说自己有个朋友？

终于他活成了他父母所希望的样子，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图燃在高压环境下没有扭曲，也让周围更多的人相信了学习好和洋文凭的魔力。

可是“学习好”这三个字对他的好处，只有这七年的平静生活。他的理想、他的事业、他的爱情，他的父母从来都不知道。

没人知道图燃为了能拿到A，熬了多少夜、吃了多少安眠药；没人知道他为了能攒够读兽医的学费，常常一天打两三份工一样；没人知道他因为压力过大，得过中度抑郁。

是图燃父母的错吗？他们竭尽所能把最好的都给了图燃，只不过这“最好的”是他们定义的。

是图燃的错吗？他为什么不开口去和父母沟通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怎么可能凭借几次沟通就换来父母的理解。

而那些努力在留学道路上的那些人，他们不是图燃，他们或是没扛不住，或是倒在了地上的，所有的这些，有人看见吗？

我们究竟要成为家长想要的样子，还是自己想要活成的样子？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并非因为相信“出国后一切都会变好”而导致无数留学生及其家庭的毁灭，而是在这个相信之前他们已被毁灭了。只有绝望的人，才会相信“出国后一切都会变好”。正如只有逃犯，才会相信“监狱外面就是天堂”。“出国后一切都会变好”？为什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监狱。监狱以外的世界虽然乌七八糟，毕竟比监狱里面自由一点，所以，“出国后一切都会变好”就是“离开监狱后一切都会变好”的“囚徒思想”。“出国后一切都会变好”，这个典型的囚徒思维的所有者们——她他们为何又要“选择回国发展”呢？因为回国可以做领班、做狱卒、典狱长、看守所长……直到党委书记……那可是一个个“人上人”的特权阶层。

【017、求钱得钱又何怨】

《30岁工程师跳楼 家属：120个工作群消息他看不完》（红星新闻 2019-12-21）报道： 

“我老公邓某某2012年和30名吉大校友一起加入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任生产工程师，至今那批校友中超过8成的人已跳槽或转行，可他却仍在坚守。在坚守的这8年中，他拼命奋斗，承受高压，超时加班，绩效长期处于AC+,TA水平（绩效分AC-， AC， AC+， TA四个等级）；也是在这8年中，他患上抑郁症，从满怀希望走向选择死亡。”

12月20日，一条标题为《长安福特AE工程师之死：吉大毕业，入职8年，年仅30岁抑郁跳楼身亡，他在公司到底经历了什么？》的文章在网上广泛传播。文章作者称自己的丈夫邓某某为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一名工程师，由于工作压力大持续加班患上抑郁症。2019年12月1日，邓某某在朋友圈留下遗言后从杭州住所的居民楼16楼跳楼身亡。

12月20日晚，红星新闻联系上文章作者谭女士，她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去世工程师邓某某的妻子。谭女士告诉红星新闻，丈夫之前因长期倒班患上抑郁症。2017年丈夫被公司派驻杭州负责为期2年的重要项目，期间长期加班。11月30日，丈夫曾向领导表明自己抑郁并提出辞职，领导让其再“扛一扛”。12月1日早上，丈夫从住所居民楼坠亡。

12月21日，长安福特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对此事进行回应，《说明》中称去世员工先后从事制造工艺工程师和先期工程师，属于业务部培养对象，生前曾被诊断罹患抑郁症。事发后，公司非常震惊和悲痛，第一时间安排员工家属从重庆赶赴事发地共同处理后事。目前，关于后续的后事安排还在和家属保持持续沟道中，但是未能取得充分的互相理解和达成一致。

“选择错误，身体受不了”——谭女士在文章中称，自己的丈夫邓某某生于1990年，在重庆长大，从吉林大学毕业后于2012年7月入职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进入公司后，有一年多的时间，邓某某每周日夜倒班，白班时间为早上8点到晚上6点40分，晚班时间为晚上6点半到第二天早上5点20分，每天上班时间超10个小时。“2012年上班后就很忙。日夜倒班，白班上7天，夜班上6天，一个星期白班一个星期夜班，就这样倒班。晚上睡不好，平时也休息不好，每天上班时间基本上超过10个小时。这种节奏上了一年多，2014年才结束这种倒班的生活。”谭女士告诉红星新闻。文章中写道，巨大的工作压力、不规律的作息、长时间的加班导致邓某某出现失眠、思维迟缓、记忆力下降、胃痛、头痛等症状。2015年6月，邓某某在谭女士的陪伴下前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抑郁症。通过及时的药物治疗，抑郁情绪得到一定缓解。

红星新闻看到家属提供的一份2015年6月30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具的处方笺显示，医生曾为邓某某开具舒肝解郁胶囊、振源片等药物。谭女士说，“他的工作是工程师，主要在车间解决一些问题。他们焊装是最忙的，所有的部门都要来找他，工作微信群都有120多个，每天看群消息看都看不完，邮件也回不完。我老公经常跟我说，工作问题太多了。”

红星新闻注意到，邓某某曾多次在其个人微博上发表过有关工作的内容。在2013年7月2日的一条微博中，他曾写道“选择错误，当初就不该选这个，身体受不了，这样的工作方式太不健康了。”在2014年1月5日发布的另一条微博中则称“一份期盼就此被掐灭了，在这个公司，我受人主宰，但是不管怎么样，也不能灭了我的生活，还得继续。”

5个月加班时长超过350个小时——谭女士告诉红星新闻，丈夫邓某某毕业后一直在重庆工作。2017年公司在杭州那边有个为期2年的重要项目，项目前期准备阶段丈夫只是偶尔出差。2018年5月份开始，项目进入重要阶段，丈夫需要长期在那边，很少回家。“在杭州那边本来一个月回来一次，但后面公司说成本不够，一个半月才回来一次，不然机票不能报销。基本上一个半月回来一次，在重庆呆一周，但也要上班的，不是直接让你回来休息。我们家宝宝一岁了都没见过几面。平时只能通过视频联系，但也经常没时间，他一般晚上十一二点才回住的地方。”文章中提到，作为项目负责人，邓某某和团队为了在公司规定的时间节点前赶出项目，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只能每周7天，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八九点，有时甚至到凌晨无休无止地干活、加班，回到宿舍都还要继续加班写报告。从他的打卡记录能看出，近期5个月的加班时长超过350个小时。同时，2019年6月公司临时宣布取消加班工资，累积了上万的加班费说没就没了。对此谭女士告诉红星新闻，“从2017年到现在他所有的打卡记录，我们已经全部记录下来了，放在文章里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公司已经把打卡记录给删了。至于加班工资，家里面有了孩子各种经济开销大，我老公就想去赚点加班工资，结果突然说没就没了。然后让他们换休，但他们这种强度没办法换休，工作都做不完，而且换休时间过了后就会自动消除。2018年7月过去后，在杭州那边周末也不休，他应该是加班最多的，听我老公说加班费都有上万，本来我们还以为会有一笔挺好的收入，结果突然就没了，之前还等着12月份发加班工资。”

坠亡前数日曾给孩子周岁庆生——据谭女士在文章展示的朋友圈截图，邓某某在坠楼前曾于2019年12月1日7点41分发布了一条朋友圈消息，称“对不起，我有抑郁症，工作问题太多，对不起所有人和这个世界。”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11月20日，邓某某还在重庆和家人一起为孩子的周岁庆生。文章中提到，事发前一天，谭女士与丈夫通电话时，丈夫告诉她下周项目过节点，需要赶出一个高标准的总结报告并进行汇报，此事令他压力巨大，已失眠2晚，感觉自己抑郁症又犯了。“他给他们领导说了辞职，他说领导让他扛一扛，我说老公你要给他说你抑郁了，那些是扛不了的。他说他说了，但领导还是让他坚持下。本来他们那个项目就很多人离职，人手都不够。因为公司在重庆，没想过换工作，只想把工作干好。”谭女士告诉红星新闻。

谭女士同时表示，在知道丈夫患有抑郁症的情况下，公司并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对于丈夫的去世，公司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公司现在给家属的反馈是在这件事情上不负有责任，认为年轻人加班多是正常现象。“公司说主管知道了不代表公司知道了，那怎么样才算是公司知道了？”红星新闻从谭女士在文章中提供的家属与公司人员谈话的音频文件中听到，疑似邓某某主管的男子在录音中称，“他给我说现在工作问题很多，自己有点抑郁。”另一疑似公司人力资源高级经理的男子则在录音里称，从学生到职场转变过程痛苦很正常，所有人都应能承受。“行业有句话叫天之骄子从天上落到地狱去了，最后他要返回人间 。 ”

12月21日下午，谭女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距上次协商一周后，公司今天和家属进行了联系。家属表示目前仍在与公司进行接触，后续有消息会继续联系记者。红星新闻记者就邓某某事前提出辞职等问题向长安福特公司求证，但多次拨打长安福特公共事务重庆联系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长安福特公司对此事进行回应——12月21日12:53，长安福特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对此事进行了说明，称去世员工先后从事制造工艺工程师和先期工程师，属于业务部培养对象，生前曾被诊断罹患抑郁症。事发后，公司非常震惊和悲痛，第一时间安排员工家属从重庆赶赴事发地共同处理后事。目前，关于后续的后事安排还在和家属保持持续沟道中，公司对没有能及时细致了解员工的心理疾病状況并及时做出疏导，感到非常内疚。二十多天来，公司和员工家属一直都在保持沟通，但是未能取得充分的互相理解，和达成一致。此外，说明中还提到，公司将会继续积极配合家属处理好善后事宜，陪伴家度过难关，为员工家庭提供在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可能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将会全面落实员工心理关怀，在工作中从细节加起，避免再让类似不幸发生。

谢选骏指出：有人要命不要钱，有人要钱不要命——对于要钱不要命的人来说，求钱得钱犹如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们就像革命烈士一样，应该无怨无悔才对。所以诗人说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求钱得钱又何怨。人为财死，正如鸟为食亡，是自然律。所以猫狗都说“人定胜天”。

【018、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无法成为科普的赢家】

《杨振宁丘成桐打嘴仗，科普成赢家》（2016年09月13日  时代周报》报道：

金庸笔下的第一次“华山论剑”，见于《射雕英雄传》。华山顶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斗了七天七夜，争夺《九阴真经》。近日，关于“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论战，因杨振宁的公开发文反对，成为舆论热点，引发了一场科学界的“华山论剑”，并席卷普通大众，成为公共话题。

网友们跟随“科学界的大佬”站成了两队。赞成派认为建成大型对撞机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域，可以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这一方的领队是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则是反对派领袖，该派认为大型对撞机项目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终止建造超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相较于网民踊跃站队，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态度谨慎。实际上，在其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三体》里，就有大型对撞机的戏份：三体人的智能机器“智子”，通过大型粒子对撞机实现数据随机化，锁死了人类获取物理进步的可能性。“科幻小说不是严格的科学，”刘慈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不懂大型对撞机。它该不该建？这与很多专业问题有关，比如，它能在高能物理学里起到什么作用？它取得高能物理最前沿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懂的话，很难说出什么有价值的观点。网民当然可以站队，但是提出的意见则没有多少价值。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这个问题应该由专家、学者和科技方面的决策者来讨论，我没有资格。”刘慈欣的坦承，也许正是这次“华山论剑”背后的真正意义所在。

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一个月前，中国99.99%的人可能对大型对撞机还一无所知。但一个月后，它却逐渐演变为一个公共话题。这种‘对撞’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有一件事值得庆祝：今天，中国科学界终于可以公开争论了。” 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种论战不常见，说明现在学术氛围相对自由了。要在几年前，你让我说这番话，我不敢，因为说了有可能得罪双方，但现在我敢说了。”李淼笑言，“这场论战的意义或许已经大于论战本身，毕竟政府肯定不会依靠大家在公开场合的论战来做最终决策。科学家公开论战，让公众了解最前沿的物理学家在想什么、说什么，很有意义”。

争论由来已久——作为此次论战的主战场，9月4日、5日两天，公号“知识分子”先后刊登了杨振宁与王贻芳的文章。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知识分子”回绝了：“经过内部沟通后决定，这个事情我们暂时不说了。”而作为中国大型对撞机最主要的承担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亦以“所里现在不太想炒作这件事”为由，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物理学界内部围绕是否应该建立大型对撞机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在“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数月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贻芳团队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至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建成高能对撞机。根据王贻芳团队的规划，这一项目名为“CEPC-SPPC”，预计在50-100公里长的地下环形通道内，利用相同的隧道，建造两座大型对撞机。项目分为两期，项目一期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作为希格斯粒子工厂，精确测量希格斯性质，深入研究标准模型、电弱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和质量起源等基本问题，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的线索；如果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二期可在同一隧道中建造50-70 TeV质子对撞机（SPPC），通过高能量粒子对撞研究新物理。规划起步并不顺利。

据《自然》杂志报道，2015年，王贻芳团队得到了科技部35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用于大型对撞机项目的开展，但在7月，发改委拒绝了该项目下一轮8亿元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事实上，不独中国如此，美国大型对撞机的建造之路也颇为曲折，充满争议。1989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SSC），预算为30亿美元，后总预算增加至82.5亿美元—随着预算一再增加，美国国内反对SSC的呼声日益高涨。1993年，美国国会终止了SSC项目。自1987年1月里根总统批准正式立项到1993年10月被两院投票否决，美国SSC项目耗时7年，投入近20亿美元。

2008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宣布启动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科学工程”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2012年，LHC发现了被誉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后沉寂，目前尚未在发现“标准模型”外的新粒子上获取新进展。自1998-2008年建成迄今，LHC共花费65亿瑞士法郎（约合412亿元人民币），却并未撼动美国在世界高能物理界的地位。

民生与科研之争——此次论战中，巨额的建造成本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杨振宁认为，根据以往各国经验，对撞机的建造成本是“无底洞”，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环保、教育、医药健康问题亟待解决，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不利解决燃眉问题，目前不宜考虑。而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在针对杨振宁的反驳文章中，王贻芳详细地算了一笔账，表示预计2022-2030年竣工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工程造价约为40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质子对撞机（SPPC）是否建设，则建立在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否有新物理迹象的前提上，时间在2040-2050年，工程造价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内。王贻芳认为，作为大国，中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民生问题固然要解决，也要考虑长远，要有合适的比例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能够不断发展，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建造大型对撞机，就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机遇。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今年6月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中占比只有4.7%，而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王贻芳认为，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经费仍有大约每年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增长空间，而且对撞机的项目会拉动国内科学仪器的发展，且和其他基础科学并不矛盾。有媒体据此将这场论战归结为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论战，李淼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杨振宁先生所说的应以民生先行，“是一种不成立的理由”。在李淼看来，2015年，中国的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而对撞机的花费不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哪怕花到1000亿元，中国也不缺这个钱。用去年的税收收入作比对，假设超级粒子对撞机花费了1000亿元，不到一年税收的1/100，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治理根本没有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先生反对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理由也是如此，说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正负电子对撞机上马了，中国经济照样腾飞。所以，这并不是民生与科技谁先行的问题”。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郭晓明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科研经费”的问题—即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能否给中国的科技崛起带来最大效果。“放在大国竞争的全球背景下考虑，有一个优先排序的问题，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是大国必争之地，但高能物理不是。用围棋术语来形容，投碰撞机可能是个缓手，可能会失去先机。目前双方争论的是哪个方案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帮助最大，无关民生与科研谁先行的问题。科技投入，不是大炮和黄油的问题。对基础科学和技术的投入不会挤压民生，恰恰相反，会促进科技进步、改善民生。”

中国高能物理应反思？——中国目前建造超大对撞机到底值不值得？杨振宁在文章中表示，超大对撞机是否能帮助物理学家找到猜想中的超对称粒子，目前仍属未知；且70年来，高能物理取得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好处—即使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的短中期也不会带来实在好处。但支持中国建成大型对撞机的科学家坚信，该项目能够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丘成桐认为，如果能量更大的巨型对撞机能够在中国落成，寻找超对称粒子将是科学家们的下一个目标。而一旦超对称粒子被发现，整个物理学前沿与数学前沿都会改变。此外，丘成桐还看好大型对撞机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这会引起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丘成桐预计，项目建成后，为做实验，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对中国基础科研将产生深远影响”。王贻芳也强调，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建造这个对撞机使我们在物质最深层次结构的研究当中能够得到国际领先的地位、能够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它的意义。”

除了立场明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有一分为二看待者。“如果要投票，我可能会投赞成CEPC，而暂时不支持主要用于发现新物理的SPPC。”李淼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如果按照王贻芳的说法，我觉得拿400亿元做Higgs工厂是值得的，但是会不会超值？很难讲，要看LHC今后几年能不能有新物理和新粒子的发现。如果LHC没有新发现，那么这个纯粹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元人民币的CEPC，最小的意义就在于真正地验证了‘标准模型’的正确性，那我觉得只能说是值，但没有超值。如果要超出已有理论，发现新的物理，那就是超值—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太大。”郭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对此次论战不持立场，“我只是对高能物理现状不满。”9月6日，他在观察者网上发表了《郭晓明：杨振宁给高能物理的困境留了个面子》一文，直指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发展身处困境。“我认为高能物理已经重蹈了地心说的覆辙，用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解释层出不穷的观测现象。”郭晓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高能物理需要平心静气地整理已经积累的高能物理实验数据和天文学观察数据，并重新整理认识原子核的思路，“高能物理也应该有一个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革命，否则就是一个光花钱不出活的象牙塔”。“论战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确定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科学基础研究到底要走哪条路？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还在跑到前沿引领科学发展？中国崛起，必须是科学领先国家，而不能只是被西方领着走。”郭晓明强调。

谢选骏指出：缺乏大脑的，不仅是大型对撞机，而且是就大型对撞机问题进行争论的杨振宁和丘成桐。这两位共产党食客一点不明事理，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得到发展，而不可能依靠一个侧所大学或一个大型对撞机。缺乏大脑的大型对撞机，无法成为科普的赢家。

【019、弱国无外交、衰国无学术】

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叫做“弱国无外交”，其实，弱国不仅无外交，连学术也没有了。因为培养学术，是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丰厚的营养基础的。此外，弱国在国际学术中也不会受重视，没有国际地位，纵然有了研究成果，也不会受到重视，最多成为强权国家的剽窃对象，无从享有世界主流学术界的“外交承认”。这是因为，弱国无外交与衰国无学术，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文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

2004年谢选骏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2007年谢选骏发表的《小国时代——中国崛起？美国衰落？》……

都逐渐在西方社会成为流行观念。

但是，这些思想的“版权”无法得到“外交承认”。正如弱国无法得到“外交承认”。

国家兴衰，常常伴随着学术的移位，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奥世界被摧毁殆尽，他们的学术也就让给给了英美。

什么时候，中国的崛起如果造成了新的学派，那才是真正的文明的崛起了。

在下面这篇文章里，谢选骏在1980年曾经探讨过类似的问题：

第八篇文学兴盛原因论

“普遍信仰”的解体和文学兴盛的关系

（从先秦两汉的文学发展状况看）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杜甫《天末怀李白》

杜甫的“名人名言”，似乎把“文学”这一崇高的事业，和“魔鬼”（魑魅）相提并论。文学的使命似乎不在这个世界，而在另一世界的永恒。

相反，大多数人则主张文学具有应该拥有崇高的社会使命，甚至有益于政治教化。根据这种“政治教化论”，我曾经撰文说：

“中国文学如同中国文化，之所以成其庞大面积和历久传统，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同化功能和凝聚性质。这种功能起源于“中国”的信念，“中国的信念”则来自中国文化不断扩张、光被四表的奇特命运。甚至在中国亡国的时代，其文化仍在扩散中。如，蒙满时代就是如此。这种奇特的命运可能与中国独一无二的地理形势大有关系──它既不像埃及那样地域狭小，又不像巴比伦那样四面受敌，不像欧洲那样支离破碎；更不像那样印度是一个漏斗、敌人可以源源不断从五河地区入侵，而整个半岛相形之下显得毫无纵深防御能力。当然，中国也不像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由于彻底的隔离状态而孤陋寡闻。如果把黄种人的美洲包括进来，中国就不再处于世界的边缘，而好像处在世界的中心。在文化上则处在整个“大西方”（从印度、中亚、两河流域到埃及、欧洲的“整个西域”）世界之外。

这样的中国，容易形成强大的同化功能和不屈不挠的独立意志。这样的中国，既能不断吸收可以健身的养份，又可不被异端所同化并吞，从而彻底异化。这样的中国，能以自我为中心，来同化一切异己势力，不断推陈出新，奠立新的文化周期。

“甚至连‘伟大的浪漫诗人’李白也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雄心壮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兴废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古风其一》）从这诗头尾来看，李白似乎钟情于成为孔子第二。还有学者认为李白早年以匡济天下为己任，志不在删述，故此诗可能作于晚年。”

但是最近，经过对于“普遍信仰的解体和文学兴盛的关系”的思考与研究，我发现情况有异：

传统中国所鼓吹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章诗歌为教化服务”的目标，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普遍信仰的解体似乎是文学兴盛的必要条件，而普遍信仰的强化则直接导致文学的衰落。从这种意义说，“文学为政治服务”、“文章诗歌为教化服务”，岂不就是文学的自杀？

一、从先秦至隋文学看文学盛衰的原因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就几个基本概念的定义略谈一下。

1、普遍的信仰

“普遍信仰”是指统治阶级赞助或宣扬的某种宗教或官方哲学，这种宗教或官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麻痹作用”，所以也被当时的多数人所接受并信仰，故曰“普遍信仰”。

例举。殷商时代的史料不足。西周的礼制的基础是天命论，天命观就是西周的普遍信仰。一方面，这种信仰似从殷代损益而来；另一方面，这种信仰又不同于后被孔子孟轲之流所损益的新天命观。这一普遍信仰的衰微及沦丧史从诗经中可以明白地看出。董仲舒的新神学和东汉的谶纬之学。

以后代而论，明清的理学可算一种普遍信仰。从“普遍信仰”这一角度视之，“宋明理学”这一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理学虽然起源于宋代并大盛于宋代，但作为“普遍信仰”来说，只能叫做“明清理学”。虽然它在清代几乎没有什么新发展。

佛教不论在什么时代，都未曾作为“普遍信仰”存在过。即使它在南北朝期间的某些时代曾被列为国教。这不是因为它的外来性，而是因为它从未不曾统一过当时的各种思想潮流，儒学和道学与儒教的斗争即使在后者被列为国教时的未消歇。在这一点上，佛教在中国的地位远远不能与基督教在欧洲的地位及回教在西亚北非的地位相提并论，也比佛教在日本在藏蒙、东南亚逊色许多。最后作为两汉儒学这一“普遍信仰”的继起者出现的，不是佛教，而是综合了儒（两汉以来）、佛（各派）而新生的理学。

2、文学的兴盛

文学，作为整个文化体系（也可叫做“上层建筑”或叫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盛衰兴亡的曲线是与整个文化体系的盛衰兴亡的曲线大致相同的。从来没有整个文化状况趋于衰落而文学的兴盛独能长享其祚的史例。

定义。所谓“文学的兴盛”究竟用何种尺度来衡量？质言之，文学的兴盛决不能以文学作品的数量多寡来论定。数量丰产的时代，可以称为“文学繁荣的时期”，这是从商业的角度，印刷工业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来说的。反之，文学兴盛期的主要标志乃是作品给予后世文学以及文化的其余方面的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文学给予后世的影响愈大（一般讲愈富于创造性的作品给予后世的影响也就愈大），也就愈被后人视为“兴盛”。所以，文学兴盛与否的尺度在于文学是否有创造性，是否有丰盈的为后人取法的创造性。而决不在乎文学作品的数量。 

例举。众所周知，明朝诗歌创作的总量远胜过唐诗，可是历来的人们只谈到唐诗的兴盛而从未谈到明诗的兴盛；同样，清朝的词曲创作的总量也较宋朝为多，然而人们总认为“宋词”的兴盛是远在“清词”之上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文学史上，一个伟大作家的主要活动时期通常都在一般被认为是文学“兴盛”的时代。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A、伟大作家一般都是具有巨大创造性的人，他们的创造性使哪个时代的文学“兴盛”（据前之定义）；B、“兴盛”的程度可以由伟大作家的程度（他的创造性、他的影响力等等）予以度量。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尽管楚辞的作品作家数量远逊于汉赋的作品作家的数量──我们仍有充分理由认为楚辞时代的文学比汉赋时代的文学更为“兴盛”。

3、为什么就“先秦两汉”而谈？

因为先秦两汉尚未掺进佛教的因素，所以问题还不太复杂。否则，就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讲清的了。而且，根据定义，佛教本身既不被视为“普遍信仰”，则将佛教盛行期也列入这一讨论的范围似乎无此必要了。在东汉之末，普遍信仰的解体已是明显的事实了。随着这一解体，古诗十九首、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山水诗等等相继兴起。正因为佛教未能成为“普遍信仰”，萧纲的宫体诗和玉台新咏式的齐梁文学才能繁荣起来──从而为隋唐文学打下了基础。（这也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命运不同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命运，但类似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的命运。）后者受齐梁文学的影响与受历代文学的影响是相等的（诸如：诗经、战国、两汉、建安、正始……）。此不必讳言也。所以，谈到汉末的建安文学就已经足以预见此后一千年文学兴盛的主要条件了。直到明代重建了“普遍信仰”，文学的衰微才变得势不可免了。我们只要想一下，明朝政府与违禁小说展开的斗争，就可以理解这一原理了。

在谈这个原理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先说明一下，在先秦时代，哲学、史学、文学尚未有严格的界限。先秦期的“文学作品”，除了《诗经》及《楚辞》这两部诗集以外，几乎没有纯粹的文艺性。现代人一般将先秦散文分为“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也就是承认了先秦散文是分属哲学与历史的门下。即使连《山海经》或《穆天子传》这类作品，也不能把它视为纯粹的文艺性创作。可是当我们研究文学盛衰问题时，却只好把先秦的散文作为文学来谈，或主要作为文学来谈。限于篇幅，不得不将其哲学方面的价值及历史学方面的价值，暂时略去，以便集中精力来研讨其文学方面的价值──先秦文学与普遍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般说来，哲学、史学、文学这几个骈枝的盛衰一般都是同起同落的。文学总是随着整个文化状况的兴盛而兴盛的，也总是随着整个文化状况的衰落而衰落。个别的例外不仅不能否定这一规律，而且往往是在证明这一规律。所以，在下面的篇幅中，本文仅只涉及文学问题。但实际上也适用于整个文化问题。（只是仅从文学史中援例以明）。

4、文学与信仰是背道而驰的

很明显，西周时代是有“普遍信仰”的，这一信仰的产生过程可能颇为复杂，但是它的确立并成为当时文明社会的“普遍信仰”，则是在姬发一举灭殷之后与姬旦“制礼作乐”之前的那段时间里。这个“普遍信仰”的内核就是“天命论”。同样明显的是，在周初的“天命论”是带有极浓的“天子崇拜”的宗教色彩的。它不同于孔子理性主义的天命论，而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式的天命论似乎倒更接近些。

《大雅·文王》中赞颂文王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丕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里宗教色彩浓厚的天命论，很好地体现出西周时代普遍信仰的性质来。别的不说，仅就《周颂·时迈》中这样写道：“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这首颂诗的完整程度，可以使我们把它看做对“宗教天命论”（即西周的普遍信仰）最早和最全面的论述了。

这种信仰在西周末期以前一直都很稳固。可是到了东辽前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一时期的“风雅”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不是没有道理的。如《小雅·雨无正》曰：“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小雅·节南山》则公然说：“昊天不惠，降此大戾。”竟然公开咒骂上帝的不施恩惠──这不能不被视为西周普遍信仰的“宗教天命观”正在走向衰颓。因为《诗经》中包含这类诅咒的“变雅”太多了，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思潮的体现。

由于先秦文学以《诗经》开其幕，所以，我们先从《诗经》来看。谁都不否认，《诗经》中最少文学价值的就是《周颂》。当然，《周颂》开创了一种诗歌形式，这有意义，姑不论这种形式是否“民间吟咏”。作为《诗经》的最早部分，它的文学价值也不可能高于以后的作品。但是参看一下诗经其余各部产生的大致年代，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西周前期的作品包括周颂、少数大雅和少数风诗；西周后期的作品包括有，多数大雅、小雅和少数风诗；东周的作品（除了商颂、鲁颂）基本上是风诗。

从这种区分来看一下，就发现风诗的真正兴起似乎是在作为西周普遍信仰的“宗教天命观”衰落以后的事。而大雅及小雅中最富于人民性也最富于艺术性的部分似乎也是在西周后期，即普遍信仰已经衰落的年代兴起的。

5、礼乐制度的真正含义

西周“普遍信仰”的基础不是“大西域”流行的教会制度，而是文武周公开辟的“礼乐制度”；其卫道者们不是“教士”，而是“大夫”。所谓“刑不上大夫”实具护卫礼制基础的功效。所谓“大西域”，就是从印度、两河流域直到埃及、欧洲的“中国以西”。它们的教会制度体现为一种广义的神庙权力政治。甚至连后起的阿拉伯与伊斯兰教世界的清真寺制度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西周礼制在文化上的体现不是神权，而是“学在官府”。一直到春秋末年，文化才从官方的管制下解放出来。显然，“学术下于私人”的历史现象是与经济上的承认“私人”经济大有关系的。例如，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就标志着“私人”经济权的成立。而开创“私学”的孔子则诞生于“初税亩”之后的四十三年（前551年），由此可见其中的关系。“学在官府”的礼制是随着“初税亩”的来临而崩溃的。而“学在官府”则是保障普遍信仰的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学在官府”的时期，（即春秋前期）尽管普遍信仰已由于社会发展而摇摇欲坠了，但仍能维持其统治。

自从孔子开创了“学术下于私人”的私学之后，西周普遍信仰的“宗教天命观”就宣告解体了。孔子尽管小心翼翼地用唯理主义的天命观偷换了神秘的宗教天命观，但这并不能挽救西周普遍信仰的崩溃命运，相反只是促进了这一进程。

孔子的理性主义（不语乱力怪神，祭神如在等）是普遍信仰破裂的消息。

“德”，本是某种相对独立的精神状态、相对稳定的意志倾向。在先秦时代，他还没有被庸俗地加以道德化。“德”与善恶根本无缘。“德”的价值是力的价值，是凝聚力、固执力、持久力、同化力的价值──这是一个绝对值。

随着科学的展开，“士”在社会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因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士”的需要量愈来愈大，“物以稀为贵”──于是“士”的地位才得以上升。前人有以“养士”的现象作为文学兴盛的一大原因，其实，统治阶级的“养士”活动根本不足以导致文学兴盛，反而易使文学的正常发展受到干扰甚至控制，甚至使文学商业化……因为从原则上说，被养的士远不如自养的士，更富独立精神，所以庄子不肯致仕。

私学的成立，士的四处活动，都是普遍信仰解体以后的现象。这之后就是文学的不断兴盛。文学的不断兴盛是伴随着普遍信仰的不断衰落、不断瓦解一同展开的。因为普遍信仰的衰落及瓦解是一个不间断的进程，决不是一瞬间的山崩。这也是一个“启蒙”过程。

6、文学兴盛与经济繁荣

不断把文学兴盛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是极为荒谬的。举一个浅显的例子。西汉鼎盛期（武帝宣帝时代）的社会经济远比分裂而陷于长期战争的战国时代更为繁荣，可是文学上却没有出现一个堪与匹敌的兴盛期。

那么，这是不是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国教政策所导致的呢？并不像是。因为在武帝“罢黜百家”之前，文学上也没有能超过战国时代的一般成就，且莫说是最高成就了。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一般说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是文学（及文化）衰落的原因，而是结果。由于统一，文学（文化）的自由发展已经缺乏必要的社会空间了，而只能起到危害统治利益的作用，所以自由发展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由此可以看出，启蒙运动有两种形式：一，理性主义，二，怀疑主义。这可以叫做“启蒙运动的二拍子”。首先起来反抗普遍信仰的必然是理性主义，而不是怀疑主义。因这时普遍信仰还较顽固，启蒙者的见识及胆量都还为之压抑。怀疑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则是羞答答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终将导致反理性主义及新信仰主义。于是新的普遍信仰的影子又在蠢蠢欲动……

总之，我们可以把普遍信仰的崩溃划成这么一条线索：理性主义（部分地怀疑）──怀疑主义（即怀疑一切）。

文学兴盛与经济繁荣，毫无关系。

7、致命的线索

从诸子散文来看，从《论语》的理性主义到《庄子》的怀疑主义就完成了这条线索，从诗歌发展看，从小雅、大雅、国风中的部分怀疑到《九章》《天问》的全然怀疑，再到《离骚》的绝望情绪，就构成了这条线索的全貌。影响也就较小。此外我们必须注意：人的心灵对方向性的感受是很奇特的，“方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主观感受（不论是空间上的方向性还是抽象观念上的方向性）：一般说来，“有创造性”的作品都给人以“强烈的方向感”（不是政治上的“倾向性”），而被人认为“平庸”、“无创意”的作品都很少给人“方向感”。

由此可见，“普遍信仰”是与“文学兴盛”互相矛盾的这是两条互相反对的曲线，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彼此对抗，互为消长──共同交织出了一幅文化（包括文学）盛衰图。

文化创新（文学亦然──因为文学的兴盛实在离不开整个文化形态的兴盛）的盛期是普遍信仰开始全面崩解的前夕。随着普遍信仰的全面崩解，文化就逐步趋于衰落。质言之：普遍信仰作为“文化创新”（即特定意义上的、与“普遍信仰”对立的文化。否则，“普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的对立面──若不维系其存在，则文化亦将衰落──从而导致新的普遍信仰的兴起和旧的文化创新的消亡……

难怪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悲叹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1980年1月27日）

二、从先秦至隋文学看伟大作家的要素

1、从政则殆的天才

为什么文学家与诗人若从政则殆？为什么，不是才尽就是身穷？对此，我们总结出两条规律：

A、创新的文学天然具有反社会、反道德的倾向。

B、危机文学表面上不是这样，因为它企图“力挽狂澜”。但实际上，因为狂澜已经成为乱世的主流。所以，力挽狂澜的危机文学，在本性上依然是反社会、反道德即“反潮流”的。

危机文学产生于社会实际分裂，秩序实际走向崩溃的大背景；因此它的反倾向、即它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对崇高道德原则的执著肯定（托尔斯泰、屈原、维吉尔）──实际上还是对流行观念的某种背离。

“伟大的作家”具有以下的文学要素：

A、严肃的主题和独到的思想（对危机的反应）。

B、创造性的形式和特殊的风格（对表现危机这一需要的反应）危机往往是独特的；对危机的反应也需要独特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以胜已任。

2、作家与危机

作家讲述的多是危机。伟大作家与危机文学有时仿佛孪生子。

伟大的文学是悲剧性的，而非深刻的喜剧性的。至少也是喜剧其表、悲剧其里的。喜剧若无悲剧基础（深含悲剧性而外露），则难免流于庸俗。

A、有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危机文学。

B、人们似乎天生就对危机有较深的敏锐性和感受力。

C、危机感是许多伟大作品得以问世的动（能）源。似乎只有危机才能真真地打动人，感化人，陶铸人。

D、作为伟大文学的动源──是“危机感而不是客观的危机”（虽然它确实存在）。一种危机的存在，若不能引起受害者相应的危机感──危机文学并不会产生。

危机的深刻性与不可救药之处──正在于它已麻痹了人们的感觉。使社会愈来愈深地陷入它的无底洞。一、二先知的寥寥呼声甚至根本不为别人听到……

3、艺术的春夏秋冬

就某个特定的文化圈子而言──艺术的发展似乎有某种周期性：

春天的艺术──

缺乏自我意识，很少反省性。往往直抒胸臆，少受固定成规的束缚。许多民间文学如国风、乐府和希腊—印度—冰岛的史诗……都是其代表。

夏天的艺术──

具有一种远大而不落俗套的直觉。而且表现得恰到好处。常能流芳千古。流派的兴起。

秋天的艺术──

流派的垄断日趋严重。独创性多流于形式方面。理论与创作的争霸时代。但后者眼见得日益衰渴。

冬天的艺术──

道德说教压倒了艺术表现。

“文化圈子”因时因地不同。有时作为一个贵族文化，它只包有一个民族的某一部分居民。有时作为一个市民文化，它包有一个民族的大部分居民。有时作为一个无产者文化，它包有好些民族的大部分居民。

4、艺术无道德

艺术无道德正如科学无国界。

伟大的艺术家们往往“表现得有道德”。而不是“真的有道德”。艺术的冲动若是真地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久而久之就会消匿于无形了。他们之所以往往“表现得有道德”；而且这道德水准还远远高出一般人──可以用两点来解释：

A、失意与被压迫感迫使他们以道德上的标榜起而反抗。

B、艺术家矫饰习惯和夸张本能使之然也。艺术与道德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着。这一对立的根据之一就是：艺术家们的高尚道德总是对社会道德构成破坏性影响。而道德──如果离开其社会职能还剩下些什么呢？思想家的自制自我标榜为一种道德；却不是一种真实的道德。

C、为什么越伟大的作家就越“绝望”？庄子与屈原作为战国散文与诗的两大巨匠，在“越伟大的作家就越‘绝望’”的意义上，只是偶然现象？还是普遍规则？

D、从一方面言之，只有绝望才能成其伟大。绝望则不仅来自生活的失败，更是信仰的崩溃；伟大的人对生活的失败不难接受，对信仰的崩溃则难以容忍。

诚然，一切伟大作家莫不有其生活信条，但这些信条并不是从别人那里承接而来，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生涯中发展起来的。伟大的人为什么会痛苦，（然后才从自己的痛苦中开出创造的灿烂之花）？因为普遍的、社会共有的信仰已在他心目中崩溃了，他因为“不信”而痛苦，又为痛苦所驱使去寻求新的信仰──所以伟大作家的一生，无非是寻求新的信仰的一生。

从另方面言之，伟大的人必然绝望：世界是如此局促狭小，如此乏味单调：创新的人要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最终讲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创新的人由于其天生的慧敏与睿智很容易就窥破普遍信仰所包含的虚幻性──这往往是拿普遍信仰的教条与现实生活的艰辛做了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由于这种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幻灭”，他才得以开始孤独的但创新的旅程。

科学无国界。艺术无道德。

1980年3月31日（全文结束）

[这是在五个月前起草完毕并被迅速驳回的硕士毕业论文构想。这是一种历史哲学和“文学研究”的曙光！可惜中国社会科学院里面还没有人能理解！！悲夫！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死气沉沉……1980年8月21日大病初愈]

是的，文学虽然不同于学术，而且早于学术的发展，但二者之间还是一脉相承的。]

【020、弱者相互原谅但强者从不宽恕】

《章立凡：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但历史从未宽恕任何罪恶》（2019年1月12日 博讯转载）报道：

近年屡见所谓“新左派”对于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褒扬，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歪曲“宜粗不宜细”的本义，欲将“文革”的历史束之高阁。笔者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记忆，愿我们的民族永远记住这段滴血的历史。

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我的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1957年钦点的“右派头子”，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老人家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风光无限，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

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关于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已写入他的《七十自述》。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背后，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多日之后，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结束多年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万千惨景，一堆烂帐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象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话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被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一位朋友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数字，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

纳粹冲锋队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一言夺命，女童丧母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小巧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竑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着“知名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至，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

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恶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母女携手，化蝶双飞

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

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麐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袁氏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他与李根源、陶家瑶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李根源、马相伯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周恩来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将伟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问中断。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号顾乃文转”，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我在苏州打听周瘦鹃下落，很快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当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便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但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骙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象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这位儿时玩伴，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象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将“自由”换成“革命”，有什么区别吗？

鲁迅笔下的狂人，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义道德”的字缝之间，好不容易解读出“吃人”二字。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谢选骏指出：章立凡属于老弱病残，老弱者身体也，病残者精神也——他所谓的“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但历史从未宽恕任何罪恶”，是对人类历史的歪曲。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实际情况是——弱者相互原谅但强者从不宽恕。

【021、上海对中国的殖民统治】

网文《中国对上海的殖民统治》（2017年9月7日上海民主前线）说：

无论朱明、满清、民国，以至于今天的共产中国，专制残暴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的江浙地区之间的关系是，符合内部殖民主义的，是殖民政府和殖民地的关系。

“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中央政权在一个国家内部采取与殖民主义有关的统治形式，与19世纪一国对另一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一样，中央政权（中共）把这种思路引入境内，经济上或者政治上（北京中南海）的强势地区扮演着殖民者（党政军高层）的角色，通过吸附被殖民区（苏哲闽粤等）的资源形成利润，造就新兴的发达阶级（中共高层和南下干部）和发达地区（中南海及各地大院）。国内殖民与帝国殖民在经济结构上相同。中央政权利用不同的经济政策手段奴役和剥削殖民区（苏浙闽粤等），实现经济掠夺。

而江南的上海，更是经历了朱明、满清、英法美、日本和中共的殖民统治，然而上海在与英美法等西方文明的接触过程中，虽是殖民地，但实际上是从满清领导的中国政府的专制野蛮的殖民统治中解放了出来，获取了更大的自由。有保障言论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另上海获得到本所没有的知识和思想。

那时的上海，曾是个自由的国度，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贸易自由，和世界的交流及人员往来自由。

鲁迅、张爱玲、钱钟书、傅雷等作家思想家亦只有在工部局治下的上海，才有思想和言论自由驰骋的天空，上海那时亦有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出了圣约翰、交通、同济、沪江、复旦、大夏、光华等东亚一流大学，海纳百川的沪上，接纳了以江南移民为主的华人和数以万计的西方各国移民，华洋杂处而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

如今的上海，在闭关锁国的铁幕下，上海人被迫接受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专制野蛮的殖民统治。

共殖的上海，人权少保障，政治不民主，新闻受筛选，言论受打压，出版受限制，外网被封锁，宗教受控制，贸易不自由，上海沦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大陆城市，离世界的距离就像中国人距Facebook和YouTube的距离一样遥远。

“上海遭受的赤化和殖民地化”

而上海在中共窃据后则彻底赤化和殖民地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等各个方面遭受毁灭性的残害。

上海人遭受中国的压榨和暴政：

1.无自主权

上海市民没有选举权，上海政府不代表上海人民。中共的外地殖民者和其走狗上海沪共买办，组成了上海政府。沪共政权的地方干部是由中共中央任命，很大比例来自外地，无法代表上海人利益。如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所谓64名上海代表中出生于上海的上海人仅16名。

2.财富掠夺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上海之初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等运动从上海工商业者手中掠夺财富。之后，由于实行“全国一盘棋”政策，上海、天津、武汉等地为共产中国的经济提供了主要的支撑。其中上海一度将7/8收入上贡中央。

3.文化灭绝

上海民国时代的各行各业的通用语是上海话，中共为消灭文化多样性，方便维系专制统治，消灭上海等江南各地的语言和文化。以推广普通话名义到处禁止上海话的使用，如学校、政府、电视媒体等等，指说上海话为陋习。而香港及欧洲各国则能保存本土语言和文化，而不会影响其发达经济和高生活水平的地位。

4.人口灭绝

1979年代后，中国政府施行计划生育，在上海严格执行，剥夺人权，上海人的生育率为全国最低，大幅下降至0.7，即每代人口减少到1/3左右。自80年代起，上海新生人口不断下降。2015年上海出生的新生儿中外来人口超过户籍人口。另外，沪共政府甚至指因上海有大量外来人口，要计划生育掉上海人而腾地方给外地人。

5.人才掠夺

1949年沦陷以后，大量上海的人才和知青被以“支持内地运动”的名义强制移民到其它地区，历尽残忍对待和人格侮辱。

6.名誉诋毁

1949后，上海民国时代的国际大都市地位一落千丈，上缴巨量税收，上海人却遭受中共喉舌媒体的无中生有和夸大渲染的污名化和妖魔化。因为中共为达到易于统治的效果，要制造地域矛盾，就如现在对香港人及“占中”等抗争运动的污名化，对台湾人及政府和议会的民主政治的污名化一样。所以中共不时发布诋毁上海人的评论性报导，别有用心地诋毁上海人，导致其它地区民众对上海人的误解和反感。

面对这样一个貌似强大的殖民政权，如何改变？同是面临共殖的香港人，意识到自身的基本权益被无理剥夺，纷纷组织起来，反赤化，齐抗共，用网络宣传、游行示威以至公民抗命等冲击行动争取投票权，正如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改变不会自动到来，而是需要经过持续不断的抗争。」

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团结起来守护家园，以智慧的方式有力还击，夺回失去和应有的权力和利益，捍卫上海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上海人民的政府，上海人责无旁贷。

谢选骏指出：《中国对上海的殖民统治》其实把话说反了，因为在历史上，都是小块的先进地区对大块的落后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没有大块的落伍地区对小块的先进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除非那是一种“逆向的殖民统治”，就像现在的印巴对英国进行的。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都有大量上海人以“支援祖国建设”的名义被派往全国各地——这是“上海对中国的殖民统治”，而非“中国对上海的殖民统治”；因为进入上海的外地人，不如进入其他地区的上海人多。而且，上海人对于开发全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文革的时期，全国都可以乱，唯独上海不能乱，因为上海一乱，全国连牙膏和肥皂都会失去供应了。上海的产品，是唯一的抢手货。毛泽东时代，上海一直都有“保留工资”，生活水平高于全国各地。而且，不论是毛泽东的“文革派”还是邓小平的“改革派”，最后的落脚点都是以上海为基地，进行重要表演的。“不经过上海，就抵达不了中央。”——不论四人帮、江朱习，都是如此。这正是因为，“上海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所致。

【022、思想解放在中国源远流长】

《思想控制在中国源远流长》（2018年12月01日 转载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已在新疆的西部地区建起了一个庞大的法外拘留营网络。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在这些拘留营里被要求放弃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被迫接受政治灌输。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都否认拘留营的存在，现在则将其称之为教授法律、普通话和职业技能，对人有利的培训中心——这种说法已被揭露为一种不诚实的委婉说法，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

但这些拘留营，尤其是用它们来重塑人民思想的野心，揭示了一个长期以来界定中国政府与公众关系的熟悉逻辑：把偏离常规的思想和行为病态化，然后试图强行改变它们的家长式做法。今天，政府在新疆搞的这场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可能令人惊奇，但这种做法及其采用的手段一点也不奇怪。

早在公元前3世纪，哲学家荀子就认为，人性如“枸木”（弯曲的木头），在追求社会和谐的过程中，人的性格缺陷需要加以磨砺或矫正。孟子是与荀子观点对立的思想家，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他也强调自我完善的重要性。

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是，儒家思想——以及更广泛的中国政治文化不是有赖于个人的权利，而是有赖于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接受，有赖于人可以变得完美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人不是生来平等的；人的“素质”或品质不同。例如，南疆一个贫穷的维吾尔族农民处于进化阶梯的底部；一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官员则接近这个阶梯的顶部。

但人是可塑的，如果说素质一定程度上是先天的话，素质也是一个人的物质环境和养育的产物。正如错误的环境可能导致堕落一样，正确的环境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因此，听从被认为拥有更高素质的人——孔子称这些人为“君子”、如今共产党称之为“领导干部”——的指导很重要。因此，即使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维吾尔族农民，也可以通过教育、培训、体育锻炼，或者可能通过移居到别的地方，来提高其素质。积极帮助臣民进步，或者用中国学者迪莉娅·林(Delia Lin)的话说，把“原来有缺陷的人改造为成熟的、有能力的、负责任的公民”，是一个开明、仁慈政府的道德责任。在执政的70年里，中国共产党多次试图改造不服从指挥的学生、政治对手、妓女和农民。

在中国皇权统治的许多世纪里，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孵化器，父亲指导儿子，丈夫按照一套严格的仪式指导妻子。如果家庭和睦，整个社区也会和睦。另一方面，恶行的惩罚可以是殴打、奴役、流放，或用绞刑、斩首或凌迟处死。

如今，还有感化，也就是通过道德高尚的榜样来改进邪恶的性格特征。感化改变性格的逻辑支撑着中国的教育体制、监禁理论，甚至支撑着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是中共的神秘影响机构，其代理人试图争取或拉拢无党派人士和海外华人。例如，犯人刚入狱时往往遭到孤立，然后逐渐重新融入群体。他们慢慢地被迫服从监狱人员、暴徒式的牢房头目和已经改造好了的囚犯。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是了为这个目的，包括引诱（更多的食物、睡眠或人际接触）和惩罚（剥夺、酷刑、排挤）。耻辱、内疚、懊悔和认罪的经历，理应带来囚犯的悔过自新。这个过程有意地造成破坏：用当代哲学家杜维明的说法，这是在追求人类进步过程中一个必然的“痛苦和磨难”历程。

从理论上讲，这个过程的严酷程度本应被自我提升的自主愿望，以及对达不到要求的人表达同情来加以缓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们在追求专制的过程中，把这些缓和因素放到一站。他们的改造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高压手段，而不是道德说服，多年来，他们往往残酷的手段导致了数千万中国公民的死亡。

中共试图改造的很多人受到的是“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诉讼。他们被送进拘留营接受“劳动教养”（劳教）。2013年，在被批评侵犯个人权利之后，劳教制度正式废除。然而，在强制性的法律和道德培训或监护的幌子下，这种再教育如今仍在继续——不仅是在新疆。普通人和名人都可能遭受这种处罚，他们往往是不情愿的，也不能求助于法律。

2014年，演员黄海波在嫖妓后经受了6个月的“收容教育”。今年，影星范冰冰失踪了好几个月，后来她公开承认自己犯有税务欺诈行为，并赞美中国共产党。

这也是一项基层工作。在“乡村振兴”的名义下，东北黑龙江省的中共官员呼吁“规范农民的思想和行为”。东北的项目只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让淳朴民风重新回归”的三年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做法用在新疆、西藏或其他边疆地区时，感化似乎等同于“开化工程”，用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 )的话说，其目的是在单一的“中华民族”旗帜下创造一个统一的民众。但还不止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把中国式的思想控制——对绝对真理的教条信仰，以及对不可救药者的强制修理——称为“意识形态极权主义”。

正如利夫顿所指出的，中国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情绪。有些人顺从，有的人脱离；个别人一开始可能会很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压制的窒息特征也会滋生怨恨和反抗，而这反过来又会带来更加压制的控制方法。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被拘留者和他们的监管者都遭受了饥饿和筋疲力尽，各种各样的改造运动逐渐减弱。一轮镇压会减弱，但针对不同目标的又一轮镇压会出现：1959年毛泽东下令释放的所谓右派，在仅仅几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而遭到围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议程帮助中国社会回归到了一个更平衡、更务实的状态——至少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是这样。但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好像再次加强了镇压，他的目标包括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律师、基督徒、劳工活动人士，甚至毛派学生。

然而，意识形态极权主义似乎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它的成本高昂。它鼓励地方党政官员滥用权力，这些官员因维稳而得到回报。权力的滥用破坏了法治和社会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形态极权主义带来了让国家的合法性受侵蚀的威胁。“一旦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甚至丧失，”中国学者于建嵘写道，“必将引发民众的恐慌和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

正是这个政权最根本的不安全感——对叛乱的恐惧，以及对最终的中国解体的恐惧——在推动着它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到公民的私人生活中，这只会与人民更加格格不入。对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恶毒地——也是不可持续地——追求全面控制的极端表现而已。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又来不懂装懂地谈论中国了，说什么“思想控制在中国源远流长”。看来《纽约时报》是完全不知有春秋战国和唐宋这个第二次春秋战国的存在了。从历史上看，思想控制其实是对思想解放的一个反动——秦汉的思想控制是对春秋战国思想解放的反动，明清的思想控制是对唐宋思想解放的反动，中共的思想控制是对民国思想解放的反动。《纽约时报》只知有《荀子》，不知有《庄子》——太太太白痴了。

【023、外强中干的中国芯】

《台海军演、艺人道歉—中国“芯”》（2018-04-22 德国之声）报道：

“台海实弹军演”如何震慑台湾？黄秋生为什么会道歉？中国“芯”受制裁，中国“心”仍偾张？18日，中国在福建泉州外海举行“火炮射击军事训练”，中国官媒称为“台海实弹军演”。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政治宣传”硬要演，共军开始“出外景”》，作者乐克凛说，此次“军演”的政治操作既明显又粗糙：官方媒体不断使用“台海演习”的定调，中媒与学者也跟着使用“台湾注意！”地帮高调；国台办“顺便”开始了“针对台独！”的加码，外交系统等再带来一波“警告美台！”的高潮。原先一场军事意义根本微乎其微的例行性、小规模训练，其实质影响更是极为有限，却就这么被“无限上纲”成了一场彷佛台海与亚太地区都应该要“为之战栗”的安全危机。作者认为，连“例行性训练”都要肩负着“震慑台独”、“警告美台”的宣传任务与政治使命，共军都快成了《中国之声》的终年出外景团队；如果这一场场的戏码都是为了演给台湾、美国与世界看，以示其所谓的“捍卫决心”与“称霸实力”，这种“中国出品”的“政治特辑”，只会不断惹怒中国以外的观众而已。

中国信评制规训“乖孩子”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一套要让人人都成为“乖孩子”的中国信评制》，作者吴介声说，中国多年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以评定国民行为强化管制，现有具体进展。近期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宣布“特定严重失信者”搭乘火车或飞机等权益将受限，5月1日即将实施。这项“社会信用体系”引用国际金融机构信评概念，基本源于2014年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此政策将于2020年总结试验，全面实施。纲要指出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有三类，包括商业行为、社会行为与网路言论。连中共环球系的官方媒体亦发现，竟有年仅两岁的女童被列入黑名单，只是因为父亲欠债。而一旦被打入黑名单，则犹如次等公民，政府不会预先通知，也无法申诉。文章说，中共长期筹备如此高成本的社会信用体系，显示社会暗潮汹涌的力道已让中共当局触目惊心，政经压力爆锅的时刻是否逐渐逼近？中国如何运用科技极权应对？值得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并且绸缪因应之方。

黄秋生为什么要道歉？

香港《明报》发表文章《黄秋生最后要道歉 说明了什么》，作者曾志豪说，中港矛盾的确就像火药库，随时擦枪走火。成龙的“以后只有中国电影”言论，的确令香港人很不爽，因为这不单是电影界的生存问题，而是“香港价值”被贬低。黄秋生的道歉，以及对“港独”立场的澄清，则更叫人唏嘘。谣传中的黄秋生言论，质疑了成龙“中国电影”论，究竟和“港独”有什么关系？难道说，质疑政协，便是“港独”？坚持香港电影的存在，也是“港独”吗？“港独”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黑洞。任何和亲北京意见相左的，都会被视为“港独”。文章说，内地传媒标签黄秋生是“港独艺人”，“罪证”包括：他曾经“支持占中”、曾讽刺内地人的不文明行为等等。文章认为，占中是为了争取普选，纵使手段有争议；批评内地人的不文明行为，最多也是民间冲突。黄秋生再敢言，也要在子虚乌有的“港独”指控面前“表明立场”。北京还要挥舞这支“港独”大棍，敲打香港到几时？

我的中国“芯”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被制裁的是“中国芯”更是“中国心”》，作者李平说，继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与中兴交易7年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又一致投票决定，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采购存在安全风险的外国产品，目标直指华为、中兴。其实，被制裁的不只是“中国芯”，更是“中国心”。美国商务部就中兴事件总结的“五不”教训，昭示的是对中国政府、中国公司不守国际规则的制裁。而中国官方引导舆论发出自主开发芯片、打破美帝封锁的呼声，昭示的是中国在科技强国口号下对科研分工协作、国际贸易规则的轻蔑。文章说，中国官方的宣传，掩盖了中兴违反与美方就向伊朗输出监控设施等而达成的认错认罚协议的基本事实，忽略了中国公司应该遵守国际规则的问题，忽略了中共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应分工协作的原则，混淆了《瓦森纳协定》缔约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发放敏感产品和技术出口许可证而不是反华的西方联盟，其缔约国包括中国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在内。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在在是说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芯”——这是工艺强权德国在尽情嘲弄工艺弱国“废垃中国”呢。确实，德国拥有嘲笑的本钱。因为共产党中国太太太缺乏职业道德了。

【024、蔚蓝色的中国开始出现】

2016年8月，中国大陆在吉布提德海军基地建设已经开工。这个基地距离美军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仅有8英里。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加速转型，它们将从奉行孤立主义的大陆国家转向全球海权国家，可能会颠覆1945年以来的世界秩序。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网站8月22日报道，中国已经开工建设吉布提海军基地。据称，这个基地距离美军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仅有8英里，双方隔一个海湾相望。为了给中国基地腾出空间，美军还将部分设置在吉布提港湾北边的设施搬迁到了南部。该网站评论称，这是中国迈向世界大国之路上历史性的一步。

福克斯新闻网站报道称，吉布提的骆驼商队今年1月开始首次看到中国军人在他们的港口岸边活动，那里距离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仅有8英里。中国海军舰艇之前就曾经访问过这个小小的东非国家。他们有时候会进入这里老的法国港口装载补给品，之后就会沿着海岸航行，执行索马里反海盗任务。

这次，中国军人将留在这里。骆驼骑手们这次看着这些军人在工地边建立起岗哨，新的码头和集装箱港口正在成型。报道称，这个90英亩面积的基地是北京建设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在中国迈向世界大国的道路上，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关注事态发展的外国专家和官员的说法，该基地预计明年完工，届时这个海军基地预计将具备武器仓库、舰船和直升机维护设施，并可能会驻扎一小批中国海军陆战队或者特种部队士兵。

现在，这里有一系列还很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和船坞正在施工，其中一些已经升起中国国旗，这是中国战略扩张的最新标志，表示着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跨越印度洋，向更远的地方延伸。走出这一步，意味着中国正在加速转型，它们将从奉行孤立主义的大陆国家转向全球海权国家，这个举动可能会让西方及其合作伙伴感受到挑战，也可能颠覆1945年以来的世界秩序。

现在，只有少数国家在其边境之外设立军事基地。美国拥有的基地数量是最多的，在42个国家设立了基地。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也在海外十几个国家拥有基地。

中国共产党否认他们将建设一个巨大的“美国式”军事基地，称在吉布提的基地只是一个“支援设施”，不过他们也表示，随着中国利益的扩张，将与更多国家进行谈判，设立基地。

今年4月，中国大陆的“海军上将”、“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上这样写道，“稳步推进海外基地建设”，这是中国新的对外政策重点。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此前发表题为“美国为何应该担心中国在非洲的新军事基地”一文称， 中国扩张影响力范围的做法，正引起已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的美国的担忧。文章称，华盛顿确实有理由感到担心。“鉴于中美两国面临迥然不同的挑战和优先事项，对中国而言，介入非洲是一场盛宴，而对美国来说无异于一场饥荒。”

谢选骏指出：这标志着：在1988年播出的《河殇·蔚蓝色》之后一个世代，2016年的中国开始站在了蔚蓝色的边缘了。二十八年的时间没有白过，思想的力量终于化作了历史的现实。于此几乎同时，美军两栖攻击舰现身东海施压共产党中国：

8月14日，在中国东海周边，驻日美军“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在东海周边巡航，并组织MV-22，MH-60S等机型进行昼夜飞行作业。此番“好人理查德”号现身中国东海周边，意在磨练陌生海空域，复杂电磁环境下，全天候的作战技能。

早在6日，美国海军就发布消息称，两栖舰“好人理查德”号从母港日本西部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出发，前往西太平洋地区，开始作战巡航。出发后，该舰一路向南，驶入了东海。

据悉，“好人理查德”号属于美国海军“黄蜂”级多用途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高达4万吨，不仅可以支援登陆作战，还可以执行制海任务，充当航母的角色。“好人理查德”号有贯穿型甲板，可搭载6-8架类似F-35B的固定翼飞机，在争夺制空权时无疑能起到重要作用。该舰还可以搭载12架“鱼鹰”倾转旋翼机，以及实施兵力投送等任务。“好人理查德”号的坞仓还可以搭载3艘气垫船，用于登陆作战。两栖攻击舰与航母编队的对战能力存在一定的差距，“好人理查德”号现身东海，主要是为了显示美军前沿存在的能力。

“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在东海海域出现的概率非常低，此番高调现身东海，首要目的是向共产党施压。根据2015年5月发布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美日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谓“离岛”纳入了日美防卫范围。一旦该地区有事，美国的海上打击能力和两栖作战力量很可能成为夺岛的重要武器。其次，美国还想借机向朝鲜施压，力挺韩国。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想要推进从“蓝色”向“棕色”转型，活动范围从大洋转向他国的近海陆地，实现其战略意图，使美军对他国海岸的打击能力和控制能力达到极致。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中国如果不能完成“蔚蓝色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权国家，很难和美国抗衡，更难成为世界的中心、名副其实的“中国”。

【025、文化阶层能否统一中国】

《科技才是中美竞争核心》（2018-08-31 转载 法国世界报）报道：

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主要集中在世界报，世界报主编Alain Frachon 针对中美贸易战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文章的标题是：特朗普，中国与科技。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事实上只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角力的战场之一，而最使美方感到威胁的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文章写道，美国官方强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政府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尽管美国的贸易赤字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与中方的贸易交往，不过，特朗普政府的逻辑确实有其一定的理由，绝大部分欧洲企业在中国问题上也都支持美方的立场，不过，事实上，华盛顿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中美贸易战后面隐藏的是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更深层的担忧，中美之间的竞争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最决定性的竞争还在于决定未来的科技创新领域。

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不断并购，随着中国政府的资金援助的不断提高，中国企业无论是在核工业，人工智能领域，还是在量子汽车以及机器人工业方面都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虽然美国以及欧洲政府都先后出台了保护本国工业，阻止中国企业并购的保护性政策，但是，对世界著名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校长拉斐尔·莱夫(Rafael Reif)来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太晚了，中国已经不再抄袭他人，中国正在一步一步的自我创新，中国科技向前进步的脚步已经无法阻止。美国与欧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那就是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的科技竞争。世界报指出，西方多年来深信不疑的，认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再一次被打破，那就是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与专制体制之间并不见得是水火不能相容，而中国政府似乎作出了反面的例证，就在习近平政府进一步钳制中国社会的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却继续高速发展。作者最后感叹说，不要再继续自欺欺人了！

谢选骏指出：法国人只是理解了事物的一半——科学虽然不是民主的；但却没有理解事物的另外一半——科学必须还是文化的。一个科技强国可以没有民主选举的制度，但是不能没有文化阶层的统治——例如中国的唐宋和阿拉伯帝国等等。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现代以来的野蛮化进程并未结束，文化阶层依然未能获得统治中国的历史授权。中国既然还是处于内战割据的军事管制的野蛮状态下，它的科技发展就不会好过一度强盛的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满汉二元的清朝、俄罗斯杂种的苏联。既然如此，在中国未能结束内战、改朝换代之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西方的。即使西方的民主制度失灵，只要其文化阶层还在统治，其科技发展就不会出现停顿。

【026、现代中国人就像快死的“柴油鱼”活蹦乱跳】

《中国多地菜市惊现“柴油鱼” 快死的鱼又活蹦乱跳》（观察者 2020-01-10）报道：

近年来，全国多地出现“柴油鱼”。一些不良流动鱼贩在鱼箱里添加柴油，让快死的鱼变得“新鲜活跃”，从而坑害消费者。1月8日，家住浙江温州瓯海潘桥的詹先生向温州晚报反映，称他近期两次吃到“柴油鱼”。温州晚报全媒体记者前往调查。

买了条白鲢吃出柴油味，鱼贩赔了条鲤鱼——詹先生一家都是安徽人，他已经在温州生活了20年，目前在瓯海潘桥一家鞋厂工作。他回忆，半个月前，他到瓯海潘桥丁腰菜市场买菜时，发现菜市场外的路口有个鱼摊，价格很便宜。“我买了一条8斤重的白鲢，只要50多元，看起来活蹦乱跳的。”詹先生把活鱼提回家，发现这条白鲢已经“一动不动”。詹先生切下半条白鲢和豆腐一起炖给家人吃，“我们吃出很重的柴油味，差点吐出来，整锅鱼都倒掉了”。第二天，詹先生找到那个鱼摊讨说法。

“那个鱼摊老板说，这些鱼一点柴油都不加是不可能的，但他可以赔我一条‘保证没加过柴油的鲤鱼’。”詹先生说，他把赔来的鲤鱼带回家红烧，加了辣椒大蒜后，还是吃出很重的柴油味，火冒三丈的詹先生赶去找鱼贩，对方已不知去向。涉事鱼贩生意很好，他说不加柴油鱼死得快！

詹先生把没烧过的半条白鲢晒成鱼干，当证据保留。他说，自己喜欢吃鱼，多年前也买到过柴油鱼，他知道一些不良鱼贩会在鱼箱里加点柴油，再把快死的鱼变“鲜鱼”卖，“我没想到现在还有人会这么做，让人吃柴油，太害人了！”记者与詹先生几经寻访，终于在潘桥丁岙东路一带找到涉事鱼贩。

涉事鱼贩有一辆机动运输车，经营着一处流动鱼摊，在路口摆着七八盆活鱼，由于每斤鱼的价格平均比菜市场里便宜一两元，生意很不错。记者闻到，鱼盆里散发着一股柴油味。这名鱼贩自称叫韦某，安徽人。

执法人员赶来调查，鱼贩连人带鱼不知去向——随后，记者将此事转告给了瓯海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潘桥中队以及瓯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潘桥所，执法人员赶到现场调查时，韦某已带着所有鱼“消失”。执法人员表示，他们接下来会注意这类流动鱼贩，加强定点巡查。

公开资料显示，柴油中含有致癌有机物质苯并芘以及污染性很强的多种重金属物质，一旦鱼喝了含有柴油的水后，有害物质就会在其体内产生反应，人食用了“柴油鱼”，会刺激肠胃，甚至还会出现胸闷、呕吐等症状，短时间是难以恢复的。

记者从多名鱼贩处了解到，不良流动鱼贩往水里加柴油并不是秘密，其原理是柴油密度比水小可以漂浮在水面，导致水里空气变稀薄，迫使鱼“活蹦乱跳”，通过不停地喝水、吐气泡来获取更多的空气，让快死的鱼看起来比较“新鲜”，甚至重量也会增加（喝了更多水）。但这种办法只能用于快死的鱼，短时间内能奏效，时间一久，鱼照样会死。

[延伸阅读]如何辨别“柴油鱼”？

1.味觉：“柴油鱼”都有刺激性的柴油的味道，通过闻鱼身看看有无柴油的气味。

2.视觉：油不容于水，添加柴油的鱼，身上都比较光滑，有明显的油珠。

3.一般情况下，新鲜的鱼价格都比较稳定，不会相差太多，所以同质情况下，价格相差太多，可能就存在问题，所以买菜的时候不要贪图便宜。

网民哀嚎：

54188-中国 发表评论于 2020-01-11 10:15:34 

1920年，日本侵略战略规划者石原莞尔扮成乞丐，用一年多时间走遍半个中国，得出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的结论。（转自网络）100年过去了，中国的现状有什么变化吗？

精光 发表评论于 2020-01-11 06:57:55 

按投毒罪论处。处罚太轻，纵容罪犯。

飘啊飘 发表评论于 2020-01-11 05:39:52 

抓到枪毙，没人敢造假了。

OpenMindedchinese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20:54:32 

中国也能吃到柴油鱼，那你还搬美国来干嘛! 好好待在中国不就得了。

OpenMindedchinese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20:53:25 

来美国也能吃到柴油鱼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20:32:47 

“williamsteng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7:39:31我们家也曾经吃过带有柴油味的鲫鱼，而这个鲫鱼就是在美国那个带个什么9的华人超市买的。”你又来凑热闹了。打那么多字干嘛？四个字就行了。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20:31:19 

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运鱼都是装在小拖拉机的车厢内，污染到柴油或者机油，所以有气味。卖鱼的是老油子，你怎么说他怎么顺，反正没实话。这条新闻的要点是“快死的鱼喂了柴油多活几天”。那是胡说八道。

williamsteng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7:39:31 

我们家也曾经吃过带有柴油味的鲫鱼，而这个鲫鱼就是在美国那个带个什么9的华人超市买的。

安拉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7:26:00 

记得在毛泽东时代，我也吃到过这种“柴油鱼”

jj191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6:57:40 

2019西方媒体10大假新闻

***youtu.be/_Bj1qEFTsH4

庞山民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6:54:40 

"这些鱼一点柴油都不加是不可能的!"

北卡山人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6:23:00 

楼下面很多人吃了柴油还挺幸福的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5:25:56 

呵呵，吃柴油鱼的天朝屁民，为吃特供鱼的天朝权贵，操碎了心。所以啊，这纯粹是咎由自取，活该。

MApatriot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4:51:00 

污毛说了，美国一百年前食品卫生还不如现在的中国。所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困难。

qqbonny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4:08:36 

N年前的谣言。现在网络发达了，又拿出来炒。还有那个什么偷肉被抓后全家上吊死，纸做的包子馅，塑料大米。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3:13:12 

点把火，瞬间变成美味的柴油烤鱼。

purewater66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3:03:00 

聪明

看得穿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3:00:34 

健脑效果大概不输脑白金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2:27:49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2:20:55 

安徽农民不要太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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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啥，中南海又不买这种鱼。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2:20:55 

安徽农民不要太聪明

toto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2:17:24 

太缺德了，人吃了会在身体里积累重金属的

mmnn66777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54:05 

中国特色。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52:15 

官员信仰权力。

百姓信仰金钱。

没人信仰良知。

领袖说得好：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权力就丧失了一切。难道这话在中国不是真理吗？

soleil2002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46:00 

柴油不溶于水。鱼里加柴油保鲜，这是什么理论呢？你买鱼时候难道闻不出来吗？ 

hillmodel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43:30 

共产主义是信仰。但是，中国现在的信仰是“猫论”，一些人为了金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40:57 

八戒说：这充分说明中国富裕了，油都当水用。

蘸墨水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40:53 

mirror1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25:28

这种探索精神

 如果用到正处

 那该如何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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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都被不学无术党性强的“鸿浩”之志霸占了，所以只能去研发苏丹红烧鸭子、洗衣粉炸油条、三聚氰胺制奶粉、柴油鱼了~~~

蘸墨水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37:36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34:03

一个没有信仰的群体或以金钱为信仰的群体是没有底线的。 什么事都作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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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不就是信仰么？中东信仰伊斯兰教国家的人民也没有这么热衷于研发苏丹红烧鸭子、洗衣粉炸油条、三聚氰胺制奶粉、柴油鱼~~~

phantomoftheopera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37:04 

不见通常为此辩解的城里几位常客。

warara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31:48 

习近平她女儿到美国来留学也吃这个所以没啥问题～～～～～

swk003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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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贬低美国不好。美国的科技发达，赚钱也有有科技含量。猪肉要含瘦肉精，玉米大豆转基因。

lalalaland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30:00 

真笨，用地沟油不就得了.

蘸墨水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29:58 

warara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09:25:28

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智慧，连卖鱼的都是生物学家。像那些苏丹红烧鸭子洗衣粉炸油条三聚氰胺制奶粉，哪个国家的人民有那么厉害？厉害国家真是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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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这与贫穷没有关系。如果硬要将这些劣迹栽赃到贫穷上的话，那比我们贫穷的国家多了去了，如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菲律宾、印尼等国，他们想不出那么多的歪门邪道~~~

worley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27:37 

八戒肯定说是海外敌对势力的阴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

刚满十八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26:29 

哪里那么多的讲究？

多放点姜就没柴油味了。

L-Seven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15:25 

据说吃柴油具有清脑功能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14:00 

要严刑才能治国。 杀一儆百！

一样的月光777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07:43 

那是不是烧鱼的时候可以少放或不放油了？

中国de人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03:26 

这个必须赞！ 一大发明创造

路边的蒲公英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1:02:25 

barryv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20:00

 20年前就吃到过柴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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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就吃到过柴油鱼，在苏州，当时还想难道河水污染成这么严重吗？看来是古法保鲜的结果。

猪年行运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57:00 

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包二奶三奶，小鱼贩加点柴油给鱼吃，也没啥事。

www12345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55:47 

增加重量？因为鱼喝了更多的水？

swk003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46:30 

老大粗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37:46

马上有人会出来说美国也有超市卖柴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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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贬低美国不好。美国的科技发达，赚钱也有有科技含量。猪肉要含瘦肉精，玉米大豆转基因。

055A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43:51 

当地执法部门调查如下：

 卖鱼者为临时工

 鱼店被黑客袭击

 少数不明真相群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

上流Man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43:21 

这就是战忽局金政委所谓的实体经济，他老嘲笑西方的律师费是虚假GDP。但是西方的律师费，让地沟油、注水肉、假医假药、三聚氰胺奶粉，上电视被认错，甚至定于一尊滥权等等统统绝迹，还有什么比这更实的社会贡献呢？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39:14 

赤裸裸的乳滑

老大粗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37:46 

马上有人会出来说美国也有超市卖柴油鱼。

我爱栀子花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36:51 

水里有柴油看不见？本来鱼就污染了吧？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34:03 

一个没有信仰的群体或以金钱为信仰的群体是没有底线的。 什么事都作的出来。

timray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33:24 

中国人民的才智可不是吹出来的：）很诧异看到栾世清近来越来越和习总书记唱反调，在反中共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天幕演艺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27:00 

还是说说为了人权与自由大麻开放政策吧！力挺一下开放海螺音如何？

barryv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20:00 

20年前就吃到过柴油鱼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17:00 

中国人很不理解为啥台湾人不愿统一。已经回归的香港却想独立。都厉害了他的国。

Embassy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07:20 

严重乳华

栾世清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10:01:46 

创立一种世界上先进的民主制度对中国政府有什么好处呢？不妨先说一下坏处：权力受约束，利益群体受抑制。但好处多不胜数！1. 首先最实际的就是化解当前挑战，消除了不稳定的矛盾因素； 2. 国家管理会变得容易，一个先进有生命力的制度会大大减少官员贪腐愿望，提高百姓的自尊感而带来良好的社会风气。

栾世清 发表评论于 2020-01-10 09:59:19 

2019年国际形势在美国以邻为壑式的操作下突然恶化。世界被川普打个措手不及。2020年人们该醒悟过来了！中国应该率先取得主动。中国是川普的主要目标。川普不单自己发难，还把台独港独摆了出来。别的分裂势力也正在被发动。川普使一套出乎人们意料迷踪棍法，世界经济大受打击，中国的经济也受到一定影响。在应对经济挑战时，中国不应忽视财富的主观价值因素。社会安定，人民有信心社会的财富价值才能保持在高位，经济活动才会活跃。2020年的重点还是人心！把握人心之人，似弱还强。强的人都强在有伙伴！看现在反中势力的宣传，每个都是旨在唆离人心。怎样赢取人心是永恒的话题！简单地说总是谨慎处理事关人心的话语行动，有利人心的事多说多做，不利人心的少说少做。台独港独和各种分裂势力都是以美式假民主为号召。这种假民主的害处主要在长期实行之后才显现出来。

谢选骏指出：这些网民没有想到，自己的活蹦乱跳就像快死的“柴油鱼”活蹦乱跳。再说了，“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难道不是“柴油鱼”下肚的成效吗？快死的鱼活蹦乱跳，快死的人不也像快死的“柴油鱼”一样活蹦乱跳吗。这就像大饥荒时代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毛泽东一样的活蹦乱跳——转眼他就发动文革，然后就死了。中国现在多地菜市惊现“柴油鱼”——现代中国人的好日子又快到了。现代中国人就像快死的“柴油鱼”，吃了不该吃也不能吃的东西，活蹦乱跳……

【027、乡绅与教会】

2015年8月20日

 （一）中国乡绅

乡绅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有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

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统治结构在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基础。

1、乡绅释义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是乡里的管理者与读书人。

《警世通言·桂员外穷途忏悔》：“施还年幼，岳丈支公虽则乡绅，是个厚德长者。”《平山冷燕》第五回：“﹝宋信﹞便依旧阔起来，到乡绅人家走动。”茅盾《子夜》八：“前清时代半个举人，进不了把持地方的‘乡绅’班。”

2、政治地位

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封建统治集团的政令、法令，无论采取何种传播方式，欲使之传遍乡村社会，都必须经由乡绅阶层晓知于民。当权者只需将政策、法令告之乡绅，余下对乡民的宣传并使其执行的过程便由乡绅负责。此种相当于统治阶级最基层的政治地位，除乡绅阶层之外，其他阶层很难承担。其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在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下，乡村民众对朝廷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抗争，首先反馈到乡绅那里，并听从乡绅的建议，争取乡绅的认同，再经乡绅向官府反映民意。在这个由下而上传递乡村民情民意的过程中，乡绅刻意塑造自己作为一方民众政治首领的形象，有时甚至与乡民团结一体，充当乡民利益的保护人，在经济发生危机、朝政腐败外显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因此，乡绅阶层是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桥梁。它一旦松弛、分解，社会政治秩序即会出现无序。

3、经济地位

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占有土地，拥有房产，承担的赋税及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等方面。土地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每个阶层的经济地位都与土地占有量联系在一起，乡绅占有的土地远多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取的经济利益高于农民，其经济地位当然也高于农民。乡绅的经济地位还可以从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上反映出来。乡绅通过出租土地，控制租地农民的经济利益，通过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把持乡村经济生产要素，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减轻官府的压力，维系着与乡民、官府的经济关系。

4、乡绅影响

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乡绅阶层的文化地位还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乡绅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考试、退任或已在乡村休闲的官员。这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与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紧密相连。他们从科举制度中得到的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以此作用于儒学的发展，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

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权。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权。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乡绅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操纵，特别是在边远乡村，乡绅的军事控制权尤其明显。

5、历史评价

由上可见，乡绅阶层是近代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他们的各种权力和社会地位，相当一部分是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封建上层统治者的目的是让乡绅在皇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以补充地方行政的不足。同时，乡绅又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得到支持，这种源于古典式民主并具有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乡村民众的代表，构成在官府之外的又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既是官方与民间的桥梁，又是官府、乡里所期望造福乡里或教化民众的不二人选。

（二）乡绅阶层与宗族制

近代乡绅可以追溯到明代。

明朝的社会结构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就是乡绅阶层的形成与宗族制的发达。

乡绅一词的本义，为居乡的有功名仕宦之人，它是明期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大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上层皆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官员，主要为通过科举考试得官者，也包含了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人。下层则是有“功名”而尚未获取官员身份者，包括已中举而未仕的举人，国子监监生，以及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这些人的举人、监生、生员“功名”都是终身的，非犯罪不会革去，虽未做官，但被认为已接近仕途，具有一种“准官僚”的地位。

通常乡绅的上层又称为缙绅、乡官，下层又称为绅衿，但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严格，也常与乡绅的总概念混用。乡绅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待遇上都与普通百姓有显著区别，即以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的生员而言，也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见礼于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举人以上更是身份大变，一旦中举，“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上》，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条）。

乡绅制度的流弊，主要是因为乡绅在赋役方面享有特权，包括合法的徭役优免和非法的欠缴、少缴赋税，因此很多人都会设法将土地诡寄、投献到乡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顾炎武以生员为例评论说：“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

明朝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徭役改征役银，征收标准又逐渐转向地亩，致使乡绅徭役优免权的实际意义下降，已隐含衰颓之势。明清之际，乡绅在战乱中大受打击。

明代乡绅在社会基层管理方面也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不仅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还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士”的身份，因此在民间享有很大的权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以致“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包括公共工程建设、慈善活动、灾荒赈济、地方志修纂，乃至社会治安的维持，民间纠纷的调解，神祗祭祀的举行，都是在乡绅的主持或积极参与下完成的。

乡绅一方面代表官方在基层社区内部发挥统治职能，另一方面也时常代表基层社区的利益与贪污不法官吏进行抗争，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区的要求和愿望。不过，在明朝，乡绅在地方上的恣纵违法行径较其积极贡献更为引人注目。

明代社会的宗族制十分发达。这是一种新的宗族制，始出现于宋朝，不同于魏晋到隋唐的士族宗族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区别门第，而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基层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独立、自治色彩的农业社会群体。它继承了周朝宗法制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但实际上又多有差异。如宗法制仅行于士大夫以上，不行于庶人，宗族制不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侧重于普通百姓。宗法制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宗统，大小宗区分严格不得逾越，宗族制则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统，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严。宗法制与国家政治形态密切结合，宗族制则与政治关系不大，而更具经济、社会意义。

就具体内容而言，明代宗族制包含着一些特定的构成要素。

一为祠堂，是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场所。传统上庶民之家不得建祠，其祭祖也有世代限制。自明朝中叶起，这方面的禁忌被打破，朝廷允许一般百姓建立祠堂，追祭远祖，有至十几、几十代者，因而大大推动了宗族制的发展。一所祠堂可以聚集大批族众，通过祭祖强化其认同感，同时它还是族众议事之所。

二为族长，即宗族首领，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可以号令全族，惩罚族众，族众害怕他们往往甚于官府。一般推举年长属尊有德行者担任，或考虑政治因素，选择“贤而贵者”。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乡绅都会是族长的首选，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

三为族谱，记载始祖以下本族人口的繁衍状况。与门阀士族时代的族谱相比，此时的族谱不强调门第，而是注重“睦族收族”，“明一本而浚其源”，“究万脉而清其流”，加强宗族凝聚力。

四为族规，用以约束族众的思想言行，相当于族中的法律。内容多宣扬传统伦理道德，提倡穷人“安分”，富人“恤族”，要求族众遵守国家法令，承担赋役义务。族规制定后往往定期在族中宣讲，或刊载于族谱。违背族规者由族长在祠堂主持惩罚，轻者罚站罚跪“思过”或罚款，重者拷打，开除族籍，甚至处死（处死后报官）。

五为族田，是宗族公产和宗族制长期延续的经济保证，其收入用于祭祖、办学、赡养鳏寡贫困的族人，以及资助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多由族中富人捐置。

明代宗族制的发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基层管理组织的作用，与保甲制互为经纬，共同为国家服务。族权与绅权的合一十分常见，乡绅往往又是宗族首领，上文所述乡绅在地方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多是通过宗族进行的。族权也与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南方宗族观念强大的地区，不同宗族间的个人纠纷，有时会演化为大规模的宗族械斗，破坏统治秩序，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不过就总体而言，宗族制对国家政权仍是以积极的维护作用为主。

（三）商人为何呼吁恢复“乡绅制度”

在2014年第十四届亚布力中论坛上，有些商人围炉漫谈乡愁，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一堆商人在一起关注“乡绅”话题，也足见其近年来的影响力了。

“乡绅”，在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角色，兼顾政府和地方利益，就地方事务为政府官员出谋划策，为维系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的中国》中认为，乡绅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梁漱溟说，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了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又独特的描述传统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双轨政治’模型。”

美国家族史专家古德也在其《家庭》书中说：“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吴理财在《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文中认为：“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地方自治之名，然确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仅止于州县。那时，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物主要由绅士出面组织，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乡村社会一定的自治空间。但是，与其说那时是乡村自治，还不如说是‘乡村绅治’。”

秦晖则将传统乡村社会概述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

目前，随着国民整体乡土意识和文化发掘的自觉，农业生态理念的推广、有机农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信息化等，也显露出一些良好的端倪和态势，如乡村宗族意识和传统礼俗的复兴，大企业资本如联想、网易等投资现代农业，都市白领下乡涉足家庭农场，先富能人返乡治村，大学生回乡创业等等。随之产生的便是知识信息以及知识分子在农村的集聚。

这些在农村集聚，从事农业的“知识分子农民”，逐渐转变成以农业为职业的“农民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农村里的意见领袖，变成农村公共事务的发言者、论坛的主持者。这才是我们期待的——要恢复农村的活力，要重建农村的知识阶层。”（钟永丰《重建农村的知识阶层》wen.org.cn）

这些农村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新乡绅阶层生成的主要基础，同时也是新乡绅阶层的主要构成。

当然，除了知识能力之外，还应该有其他方面的条件，如“拥有一定财富或者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等。（参见宋青宜《中国未来的脊梁：新乡绅》）

（四）

但是，上述看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乡绅阶层的家族制度，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而作为家族制度的意识形态“祖先崇拜”，也已在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了。

几个世代的共产党专政，不仅摧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家族制度，也摧毁了粘附在上面的传统意识形态，例如儒释道，等等。传统的儒释道，在现代社会除了发挥“入室盗”的寄生功能外，缺乏积极的社会功能。因此在中国农村，乡绅阶层的职能早就被教会取代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当局要按照上级指示疯狂拆毁几千座教堂十字架的症结所在。因为基层教会对于日益没落的共产党专政的替代作用，正在不可避免的进行之中。敌基督的邪恶势力正在进行最后的痉挛。

【028、向心中国的特务机关——大国崛起和小国时代的双重变奏】

《向心夫妇频繁去台摸底还狂扫房产 早被国安盯上》（综合新闻 2019/11/27）报道：

被指控为中国高级特务的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董事长向心与妻子龚青，目前被台湾以涉嫌违反国安法进行调查，并被限制出境。最新爆料指出，向心夫妇近年每个月都会到台湾，每次停留时间约3-4天，向心甚至在台北信义区购置大量不动产，更有几年前与向心接触的商界人士证实，向心早已"奇奇怪怪"地来台摸底。

《镜周刊》报导，向心夫妇这几年来每个月都会来台湾，停留时间约3-4天。向心喜欢和地产人是与有特异功能的大师接触，并在台北市信义区购买大量不动产。至于龚青则对台湾医美情有独钟，认为台湾医美技术好，价格和香港比起来又相当超值，每次来台都会特别前往医美诊所保养。

由于两人来台次数过于频繁，加上又有中资背景，据传早已被台湾国安系统盯上。据国安机构调查，夫妻两人在台湾四处结识"朋友"，往来对象横跨台湾政党、军事与商界人士，若进一步再查下去，很可能对台湾总统大选投下震撼弹。报导指出，台湾国安单位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着手调查中资渗透台湾一事。2016年向心夫妇原本有意砸下一亿元到台湾开公司经营不动产，但被经济部投审会挡下。对此投审会表示，确实曾收到过中国创投的投资案，但当时审查背景后，基于国安理由驳回，中国创投还曾提出诉愿，而后败诉。

至于向心积极投资台湾一事，也被兰阳地热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大教授、绿党创党召集人高成炎证实。高成炎接受《壹周刊》访问时指出，2017年4月利泽地热电厂通过环评，当时在能源界是很大的新闻，就在利泽地热电厂环评通过不久后，当时在现场全天候看守的同事就回报，"有奇怪的人去看现场"，直到一个多月后有朋友告诉高成炎，有香港公司想投资地热发电，他才知道那名奇怪的人就是向心。高成炎表示，双方在2017年5月底、6月初见面时，聊了许多投资的事，包括投审会审查项目有哪些、会追查是否为中国资金等。当时他只觉得这间公司很有财力，还纳闷为何公司名称要冠上"中国"，后来这项投资案无疾而终。高成炎如今庆幸向心的资金没有透过他的公司进来台湾，否则现在麻烦就大了。

目前向心夫妇是以国安法"他"案被告身分接受检察官侦讯，检调重点放在向心夫妇来台动机？公司组织状况？以及来台与谁会面等。据了解，两人对检方有问必答，但避实就虚，撇清与王立强的关系，强调王并非公司员工。不过，在检方拿出三人在一场聚会的合影照片后，两人慌忙改口曾与王立强"不期而遇"，目前已被禁止出境出海。

这起备受瞩目的案子，引来调查局积极侦办，日前特别赶在向心夫妇离台前，以"行政调查"名义将即将搭机出境的两人拦下。这项做法却遭外界质疑，调查局和移民署未事先报请检察官检视目前证据是否充足，就先用行政调查方式"钻漏洞"留置向心夫妻，以回避人身自由剥夺不得超过24小时的规定，再用通知书留置两人调查。最后，再以违反"国家安全法"为由，将这把"可能会炸膛的枪"丢给检察官。

同样令外界关注的是，此案在送交地检署部分，也未依被告所在地依正常程序，交给桃园地检署侦办，而是直接送交被称为"天下第一署"的台北地检署手中，无怪乎有台湾法律界人士指出，"是否为政治办案？"更加引发外界关注。

通常罪嫌重大的嫌疑犯，会被检方要求重金交保、声押，还要避免串灭证。但以目前检察官只对向心夫妇限制出境，恐代表检方手上的证据十分有限。目前办案人员已着手调查两人接触过的商界人士，并透过管道寻求澳洲政府提供相关信息，以进一步厘清案情。

谢选骏指出：号称“呆胞”的台胞们“纳闷为何公司名称要冠上‘中国’”？他们哪里知道——在共产党中国，只有中央机关才能加上“中国”两字。此外，“向心”也不太可能是一个人的真名，只能是“心向中央”的献媚和化名，严格说，“向心”是一个特务机关的代号。

《向心夫妇被二度约谈 案件改列重大“侦”字案追查》（2019-11-27 自由亚洲）报道：

香港江苏社团总会会长唐英年与中国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向心在2018年3月签署合作框架，当时龚青也在场见证。

卷入中国间谍案疑云的中国创新投资行政总裁向心、向妻龚青27日被台北地检署二度约谈，两人也从“他”字案改为“侦”字案的被告。根据台湾的检察机构运作惯例，当检方认定有犯罪嫌疑，但犯罪事实或犯罪行为人不明确时，列为“他”字案。如果犯罪事实与犯罪行为人都明确，就列为“侦”字案。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国台办27日在回应王立强事件表示，这件事就是骗子变间谍，是反中势力炮制的荒诞不经、漏洞百出的剧本。

向心夫妇26日清晨因违反台湾“国安法”发展组织罪的嫌疑重大，被谕令皆限制出境、出海。根据台媒《联合报》报导，向心夫妇27日二度被传唤后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后被请回。检调侦讯重点包括向心夫妇来台的动机？在台公司组织状况？来台会见那些人士？还有“王立强”到底是否为他们的雇员等细节。此外，向心夫妇供称曾于两三年前来台投资房地产，当时斥资新台币上亿元购买两户位处台北市信义区精华地段豪宅。这次又传出，此行两人在林口再度购置豪宅，声称是打算退休后来住。

综合媒体报导，向心夫妇是在21日持香港护照以观光签证入境。报导指，向心夫妇在应讯中强调两人来台多次，寻求投资机会。龚青并称，这次来台目的是进行医美健检。但检调发现，两人来台次数频繁，几乎每月都来，向心这次来台期间曾与五到六名台湾商界人士见面。

据台媒《壹周刊》报道，向心及龚青都向检调表示，与王立强毫无关系，但检调却拿出他们3人聚会的照片，让两人无话可说。

台湾智库谘询委员董立文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向心夫妻来台湾不是只有这一次而是每个月都来，既然人已经被扣留，代表身上的文件、手机都被扣留，该好好清查他们在过去一年见了谁、达成什么交易。

董立文：“(向心夫妻)不是差点跑掉，不会有这个问题，他肯定全程被监控。我们钓到一条大鱼。王立强所讲的事情内容真或假，跟王立强这个人真或假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台湾手上有了向心和他太太这两个人，其实只要去查向心的这两家香港公司过去有哪些商业来往，跟财务上的来往，一笔笔去查，我相信可以查出一些端倪。”

根据王立强接受媒体访问的内容，中国对澳洲的渗透无所不在。其中，已经被澳洲政府禁止入境的中国富商黄向墨其实不是要角，也要对他的上司向心汇报。王立强称，黄向墨几年前曾带澳洲商人和政治人物去中国广州见向心。潜伏澳洲的真正要角，以一家能源相关企业做掩护，主导中国间谍在澳洲的活动。  

向心两年前拿五亿港币 来台寻投资标的——向心似乎对能源科技相关产业兴趣相当浓。台大资工系教授、兰阳地热电厂发起人高成炎受访透露，他曾在2017年五月以及七月与向心见过两次面，向心还有意拿出五亿港币要投资他的地热电厂。不过，向心可能对炒土地意愿更高，第三次约访时，向心爽约跑到花莲去看地。

高成炎：“他说他有五亿港币，希望有五亿港币汇进台湾，能够投(资)多少就难说。(中间人有没有谈他的背景？)我们只谈论说，他要资金进来会不会碰到困难，他说他是香港人，所以他的资金进来算港资不是陆资，这样应该就没问题。”

澳洲媒体对王立强的专访在上周六(23日)播出后，上海市公安局周日(24日)发出通告指，王立强涉及诈骗罪，并且为在逃人员。通告并称，王立强持有的中国护照及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证都是伪造。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7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媒体提问时指出，事实很清楚，骗子变间谍，这是反中势力炮制的荒诞不经、漏洞百出的剧本。而民进党当局和诈骗犯绑在一起，大肆进行政治操作，其意图是制造所谓大陆介入台湾地区选举的假象，谋取不正当的选举私利。他们企图用谎言来欺骗台湾民众，实在是低估了台湾民众的理性和判断力。朱凤莲说，台湾舆论已经对民进党当局的这个骗局有了很多质疑，说明民进党当局这一选举伎俩已经破功。

综合台媒报导，台湾的国安单位和他国有互通情报，甚至还传出国安局已经派人在25日抵达澳洲了解案情。董立文认为，这次王立强上媒体曝光，澳洲乃至美国的目的，根本不是看在台湾选举，台湾的选举只是附带而已。美、澳意在要铲除中国在亚洲国家的几个情报网络。

董立文：“会这样完整地公布案情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提醒自己的国人，外国人如何渗透自己的国家；第二个目的是在警告对手国，赶快撤走你的情报网。公布王立强专访本身就是一场情报战，现在才刚开打而已。”

谢选骏指出：向心中国的特务机关这次可是棋逢对手了。这就是大国崛起和小国时代的双重变奏。香港和台湾，都是小国时代的尖兵，与北韩竞逐于前沿，甚至不相上下了。小国时代，也是盛行代理人战争的时代。

【029、消灭方言，统一中国】

《消灭方言，强制全民讲普通话》（兴我汉唐 2010-12-19）摘要：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国家。正是因为中国的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这一地理特点造成了语言交流的天然阻隔，各地域的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产生了彼此差异的语言，这些有差异的语言在不同的地域成为当地人相互交流的工具。伴随着历史的演进 —— 异族入侵、国家分裂与统一、战乱引发的迁徙等各种因素使得各地方言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今日我们各地不同的方言。总而言之，是汉民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

由此可见，方言只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更确切的讲：方言是过去生产力低下时期落后的产物！

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人会劳动，人会使用语言和文字来传递思维、表情达意。语言本身最大的功用就在于其能传递信息。无论是东北话、天津话、广东话、湖南话、还是四川话，或是闽南语都是用来进行交流思维、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这些方言的本质作用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造成了这些方言各自割据，独行一方。由于古代的交通及通讯都远不如今日发达，并且封建王朝不断更迭，所以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完成统一使用一种官方语言的这一壮举。

方言的盛行，造成的直接问题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交流起来不通畅。曾经有一则笑话：一个广东男孩和一个浙江的女孩相爱，但却发现对方只会讲方言，两人完全无法沟通，终于有一天两人发现对方都能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于是英语成为了两人情感沟通的桥梁。这个笑话本是英语系国家的人弄出来用以证明英语在全世界的通用程度及其重要性的，但是从一个侧面看，也说明了中国各地的方言差别极大，若是全然不会普通话，必然无法交流沟通。

好在自1986年以来，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近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如今大多数的年轻基本都懂得使用普通话，尽管很多的人普通话中依然掺杂着很浓的方言味道。在沟通已经不成问题的时代，方言又产生了它的第二个问题 —— 严重的影响了不同地域人的情感融合。

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不同的方言就是不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各有差异的方言象征着各有差异的文化。方言的使用代表了一个人对该地域文化的一种认同和发自心底的归属感。专家们将中国的汉语方言划分为七大语系。但是实际在生活中，我们还是以省份作为地域单位来划分不同的方言。东北人说东北话，广东人说广东话，四川人说四川话，湖南人说湖南话… 尽管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与推广，人们基本都能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沟通，但是由于方言的存在，许多人的普通话中掺杂着严重的乡音。而正是这些有浓厚方言味道的普通话，成为一个人的标签。于是乎，有四川口音的人见到有四川口音的人就更加亲近，有东北口音的人见到有东北口音的人就更加亲近，有广东口音的人见到有广东口音的人就更加亲近… 就这样的出现了以“老乡”为名义的抱团现象。有一亲必有一疏，对“老乡”亲，就必然对“非老乡”疏。以方言口音来划分亲疏，造成也狭隘的地域观，严重的阻碍了中华民族各地人民的情感交流和文化融合。

世界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如今只剩下中国，其他三国都是由于外敌入侵而逐渐消亡，只有中华文明能屹立数千年而不倒！为何？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强大的包容和同化能力。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我们都写着同样的汉字，我们都为唐诗宋词而荣耀，我们都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骄傲。我们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是相通的。而狭隘的地域观严重阻碍了这种民族文化认同感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化，因为方言造成的地域差别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出现了差别。本来应该是“普天之下皆兄弟也”的大民族情感，因为“方言”、“老乡”的出现而无法实现。生在同一个国家，对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认同感，本可以形成一个“人人皆兄弟”的无比团结友爱的民族，却因为方言的存在，因为狭隘的地域观，使之无法实现。取而代之就是：无尽的地域帖，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指责谩骂，地域歧视… 高傲的上海人坚持说着“上海话”，因为他们从心底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上海话”也正是高人一等的标志，何其可悲！ 我们本都是中国人，这样的“内斗”、“内耗”何其令人伤心啊！

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方言就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除了地方性的戏剧，方言对文化本身几乎是没有贡献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东北话、天津话、广东话、湖南话、还是四川话都没有对整个国家的文化乃至文明发展做出任何影响或是贡献。唯一例外的算是当代的粤语。伴随着港台流行文化的入侵内地，大量的港产明星涌入内地，粤语歌曲，粤语片，粤语电影确实曾在90年代中期引起了学习广东话的热潮。而仔细研究不难发现，粤语的流行是香港文化在大陆流行的一个副产物，完全和语言本身无关。而港产文化能在内地流行，得益于香港这个地方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孕育出的有独特魅力的文化，语言只是一个附属品而已。除掉各种地方性戏曲，从宏观上讲，方言对中国文化进步与繁荣的贡献几乎为零。

以此观之，方言作为语言地方话的产物，它本身也只是用以表达思维、传递信息的，实质上是历史上交通通讯不便利、生产力低下时期的产物，本身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毫无裨益，而且现在已经成为地域歧视、地域攻击的元凶，严重制约了大民族情感的融合与团结。

因此，我泣血建议国家立法消灭方言，强制民众讲普通话。

关于具体实施措施，我有一下几点建议：

1. 全国大中小幼学教师必须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二级甲等以上），重点关注偏远地区乡村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这些可能成为普及普通话的死角，一旦发现有老师普通话不合格，立即勒令下岗再培训。（鉴于在家庭中父母的普通话水准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家庭不能担任普及标准普通话的重任，学校必须负起这个责任，要从娃娃抓起）。

2. 高考增设普通话考试，实施一票否决制。如果有普通话不及格的考生取消录取资格。大学是全国各地学生交汇在一起的地方，要从源头上杜绝含有严重方言味道的普通话。

3. 全国二线城市以上在公众场合必须说普通话。二线以上的城市都会有将多的流动人口，因此公众场合必须使用标准普通话。如有违反等同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处理。若想达到更好的效果，建议由城管执法！

4. 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加以补充。

让我们大家来一起想想一下那个美好的场景吧：一个广东男孩和一个浙江的女孩相爱，去到对方的父母家，发现大家都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顿时紧张、拘束的感觉完全没了；两个学生留学于北美，一个来自湖南，一个来自上海，两人在路上偶遇，用标准的普通话打了声招呼，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那时，将会是一个沟通更有效，消灭了地域歧视，“人人皆兄弟”的世界，是一个“大同“的世界！

古有始皇帝灭六国而建秦，而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结束了诸国纷争的局面，让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因而创立了中华文明的开端。

如今若能消灭方言，全民皆讲普通话，那必将是一个堪比“统一度量衡”、一个可传千秋而至万代的创世之举！

网民评论：

为什么大 V 不反对少民学自己民族语，却反对汉族人学方言？

粤语 和朝鲜语 维吾尔语地位相同，都是独立语言。广东出粤语教材，这不是好事吗，这应该算最政治正确的事了，多元化，包容不是知乎上最多人说的吗。怎么到了汉族这就又区别对待了，外忍内残？ 而且朝鲜族高考可以选韩语试卷，广东人为什么高考不允许写粤文（别想扣我帽子，我是北方人不是广东人）！

注：其实可以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汉语各大方言与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是否具有同等地位，或者应该享有同等权利，令人思考。

李鶱棹

音韵學反屛蔽愛好者

405 人赞同了该回答

从知乎目前的形势来看，主流观点似乎是废方言。持该观点旳，一部分是田园工业党，希望把人类变成机器人，统一一切标准，出发点是 (自以为) 有利于全国或全世界；另一部分是一劳永逸党，出发点是消灭方言后，能免除潜在的 (可能根本遇不到的) 麻烦。

为什么是「可能根本遇不到」，是因为我们当然会通过中介语来弥合语言不通所带来的沟通问题，无论是一国之内靠法律规定的，还是国际上形成共识的。然而，倘若妄图以中介语来消灭并取代原本多元的语言……仿佛嗅到了东郭先生与狼的气味。就像楼下某位把「保护方言」脑补成「文化隔离」(非此即彼: 将方言与中介语对立，认为保护方言等同于取消中介语; 滑坡推演: 取消中介语导致无法沟通，无法沟通导致文化隔离; 傀儡观点: 保护方言就是想大搞文化隔离，想秀优越，不是愚蠢就是流氓) 的友善度一样，口口声声说着本末倒置，其实真正本末倒置的就是他自己。

两类人的共同点是没有正确认识文化多元的意义。这种语言的「大一统」只适合在人类语言初萌且尚未成型、未承载除交流以外意义的阶段完成。语言与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语言既是当前文化的表征，也是文化继续自我更新发展的基础。

与自然环境不同，环境也许可以靠科技进步先污染，后治理 (即便如此，人们也仍然有少走弯路，尽量降低污染程度，缩短污染期间的意愿，因为与其相匹配的是很基本的健康层次的需求) ，语言一旦灭绝消失，就没法再恢复了。我们不想像某些人说的，为语言搞个书面记录或录音，就扔到博物馆里，当成摆设供起来 (当然，也有这么一类人可能觉得这些濒危语言连放进博物馆的资格都没有) ，一如我们不想任濒危物种自生自灭，而是努力为他们提供繁衍生息的有利环境。

靠消灭方言来达到一统，无异于靠种族屠杀来维持自民族的纯洁性，靠杀死穷人来提髙总体富裕程度。

而题主所描述的现象，是这类人中的特例，本质相同，只不过是圣母心战胜后的体现而已。这类人所提倡的少数民族学母语，是站在同情施舍的出发点上所提出的，而非对文化多元有所觉悟 (不排除也许还有一部分是纯粹想借语言问题挑起民族对立，有特殊目的的) 。

谢选骏指出：众所周知，大陆叫的普通话、台湾叫的国语，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满洲殖民统治之后变乱华夏正音的胡腔，因为有的汉唐主义者极力反对用普通话统一中国。但我觉得，正如英语是英格兰殖民主义禽兽所传来的东西但独立自由美洲人却不得不用一样，用普通话/国语来统一中国，大概不得不然耳。消灭方言，统一中国，才有可能进军世界，否则中国只有内乱不已。

【030、小日本与大中华——汤因比对东亚的无知（《“日本”起源于中国考》序言）】

小日本有何底气并吞大中华？因为小日本自视为大中华的代表，就像中共自视大中华的代表那样，而且，日本虽小，人口毕竟还多过中共几千万人，历史也比中共悠久十几倍。

但是，英国人并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创造了一个“日本文明”，把它变作“远东文明”的“子文明”——这说明汤因比对日本的基本无知。因为日本人都不把自己当做一个英国那样的化外之国（例如亨利八十脱离基督教化），而是而日本自己当做中华文明的重头戏，甚至争当中华文明的领头羊。早在隋代，日本就模仿秦国和齐国自称“西帝东帝”，自称“东皇帝”而称隋朝领袖为“西皇帝”。其辞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候如何。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条）大业三年，刚刚学会中文不就得日本国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

汤因比混淆概念，把第一期中国文明叫做“远东文明”，把第二期中国文明下降一级，和日本、越南、朝鲜等子文明相提并论，是完全说不同的。其体现出来的无知程度，确实令人震惊。因为这位英国人连这个都不知道：在“中华”的或曰“汉化”的程度上，日本是比越南和朝鲜等熟番更加生番的生番，所以才可能保留了比较强烈的侵略性格。

而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文明”，恰恰不是中华文明，而是中华文明和印度西域文明的混合体，我称之为“第二期中国文明”。

我所说的，在所谓的“中日关系”的历史中是一目了然的，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而汤因比所说的，却是方枘圆凿，完全对不上号。

《“日本”起源于中国考──兼谈琉球、朝鲜、越南起源于中国》

A Research On Japan's Origin with China ,  and On the Origins of Ryukyu Islands, Korea and Vietnam，Too

2005年电子版

2016年印刷版

谢选骏编著

内容简介

“日本”、“天皇”、“神社”、“武士”、“八纮一宇”，这些概念和词汇及其意义和内涵，无一不是起源于中国。琉球、朝鲜、越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简单回顾一下天皇制的兴衰，可以发现这一进程也与中国的影响息息相关。

Synopsis

“Riben (Japan)”, “Tian Huang (Mikado)”, “Wu Shi (Palace Guards)”-- these concepts and terms and their definitions as well as connotations-- all originate in China without exception . And this is roughly true of the cases of Ryukyu Islands, Korea and Vietnam.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rise and fall of the Tian Huang system would reveal a close Chinese influence.

目录

引言1

第一章

“八纮一宇”中的“八纮”3

第二章

“八纮一宇”中的“一宇”14

第三章

“日本”一词起源于唐倭战争18

第四章

“天皇”起源于中国意识35

第五章

“神社”起源于中国宗教47

第六章

倭国进化为“日本”的历程51

第七章

从中国得到“日本”意识之前的倭国56

第八章

“日本”是王朝的名字而非国名66

第九章

日本〔Nippon〕和尼泊尔〔Nepal〕73

第十章

日本诞生于“岛屿对大陆的向心行动”81

第十一章

关于“日本向心行动”的四个事例

〔一〕日本陶瓷文化的历史轨迹94

〔二〕作为明治维新之前身的“大化改新”94

〔三〕“东亚世界”──“东亚文化圈”98

〔四〕外夷与中华104

第十二章

天皇制的兴衰与中国影响的兴衰108

第十三章

从琉球、朝鲜、越南来思考日本

〔一〕考察琉球国137

〔二〕考察朝鲜国154

〔三〕考察越南国178

〔四〕思考日本国198

第十四章

从园林建造看中国如何影响日本

〔一〕古代园林207

〔二〕中古园林211

〔三〕近世园林215

〔四〕樱花与和魂218

第十五章

海洋世纪与东亚世界

〔一〕二十一世纪是争夺海洋的世纪227

〔二〕从海神天后看中国文明向海洋的渗透233

〔三〕“黑潮”与东亚社会236

〔四〕日本—台湾—朝鲜的错综关系239

第十六章

对日本的一些深刻误解246

结论251

引言

“日本”、“天皇”、“神社”、“武士”、“八纮一宇”，这些概念和词汇及其意义和内涵，无一不是起源于中国。琉球、朝鲜、越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简单回顾一下天皇制的兴衰，可以发现这一进程也与中国的影响息息相关。

天皇本身也是中国影响的产物，中国影响衰退了，天皇影响就衰退；中国影响增强了，天皇影响就增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似乎是上述现象的例外，其实也不尽然。我们知道，正是清朝在西方列强面前亡国灭种的危机，激起了日本“尊王攘夷”的运动。在日本人看来，既然“西皇帝”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东天皇”就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共主了。

学界一般认为，距今六千多前至公元三世纪前后，日本新石器“绳文时代”使用陶器，金属器的使用和水田耕作，则是“弥生时代”的标志。弥生时代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之间的六百年，相当于中国战国和秦汉，那时正好是中国文明大兼并、大扩张之后，进入周边国家的时代。日本列岛的弥生文化，因此依靠中国人为主的海外人员不断进入，得以发生和发展。由此看来，创造出弥生文化的主体是那些征服了日本列岛绳文居民的日本海外民族，他们跨海进入日本列岛。事实上八世纪以后，仍有大批大陆包括半岛移民跨海，携带佛教、儒教、道教甚至基督教等文化以及形形色色的科学技术产品，东渡日本。在这种意义上，有别于“倭人”的“日本民族”的形成，应该在八世纪前后开始。

中国文明对日本的塑造，世所公认。日本人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说：“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日本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这一情况甚至到十六世纪仍然延续。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的先行者沙勿略〔FranciscoXavier，1506－1552年〕传教士，1542年到达印度的果阿，致力于建立亚洲传教基地。1547年他在马六甲遇见一位日本人，并在两年后通过他的帮助到达日本。后来他向一位日本学者传福音，那学者问他：“如果你信仰的是真实的，为什么中国人却不知道呢？”〔谢选骏：《服从·贞洁·神贫──读《爱的使者：基督圣徒传》〕可见当时的日本依然是把中国当作真理的标准。

本书试图通过几个众所周知的“日本名词”如“八纮一宇”、“日本”、“天皇”、“神社”等，来考察上述概念的中国背景，并思考作为中国文明的边缘，日本是如何起源于中国的。

2016年2月第二版

February 2016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Xuanjun

Volume XXII

【031、严重的贫血症正在困扰着中国（1983）】

严重的贫血症正在困扰着中国。整个意义上的中国都被陷在它梦魇般的磨难之中－－而不仅仅限于所谓“现代中国生活”这样一种意义。

彻底的枯竭与彻底麻痹；彻底的腐败与彻底的混乱；彻底的老化和彻底的非人化……

东方型的社会在一般意义上较西方型的社会远为有害（于创造的心灵）－－除非当那天命的良辰突然展现的时候！这时就会有触目的圣火冲天而起！

严重的贫血症正在困扰着中国。整个意义上的中国都被陷在它梦魇般的磨难之中－－而不仅仅限于所谓“现代中国生活”这样一种意义。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抛弃陈旧破碎的偶像并摆脱他们沉重而古老的梦魇呢？

中国人什么时候放弃短浅的实用主义和狭隘的务实精神，而投身于远大的“被征服的情愫”，用掷地作响的精神？

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背向家园、捐弃身家性命，争取自己的高贵性呢？

那时候，世界历史的又一个大变局就在不期然而然中突然降临了。

世界将惊奇——比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末叶时的惊奇更剧烈的惊奇：当然也暗含着恐惧；然后是投身于新事物的空前欣喜。一种重新年轻起来的振奋型欣喜！

1983年9月9日

【032、野生动物的冤魂索命中国城市】

《2020病毒风暴：第27座城市封闭 南京宣布封城》（中时电子报 2020-02-04）报道：

武汉肺炎造成大陆27座城市封闭！

武汉肺炎扩大，在大陆境内已经突破2万名确诊病患，持续增加中。为了防堵疫情，大陆不断使用封城措施，本周二又有9个城市宣布封城，分别为浙江省的杭州市、乐清市、宁波市；河南省的郑州市；山东省的临沂市；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福建省的福州市；江苏省省会南京市、徐州市。其中南京市人口超过800万，封城影响甚钜。截至目前，南京市的确诊人数为44例，为防止扩大，从4日起，进出市区皆须逐车逐人登记，检测体温并配戴口罩。市区内公共场所限制营业时间，暂停各类工程施工。

杭州市人口约1200万人，为阿里巴巴的总部所在地，距离上海市不到200公裡，杭州市宣布封城，对于上海经济圈影响重大。目前，包含湖北省17个城市封城，全大陆已有27座城市进入「封闭式管理」。

中国各地封城时序如下：

1月23日起：湖北省武汉市、鄂州市、仙桃市、枝江市、潜江市、天门市。

1月24日起：湖北省黄冈市、咸宁市、赤壁市、孝感市、黄石市、荆门市、宜昌市、恩施市、当阳市、十堰市。

1月25日起：湖北省随州市。

2月2日起：浙江省温州市。

2月4日起：浙江省杭州市、乐清市、宁波市；河南省郑州市；山东省临沂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江苏省南京市、徐州市；福建省福州市。

《上海周边多城封闭 经济首都陷入一个封闭包围圈》（法广 2020-02-04）报道：

周二凌晨，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继温州之后突然宣布封闭式管理，人员不得随意出入。台州、宁波跟进。法新社报道，危险正在向上海逼近。至此，武汉疫情延烧以来，大上海有如陷入一个封闭的包围圈。

同一日，香港宣布出现第一例武汉肺炎死亡病例，死者38岁，一月底曾前往武汉。为了缩小风险，香港特区政府周一决定四日起除了保留香港机场以及深圳湾口岸和珠港澳大桥外，其余与中国大陆联系的口岸一概封锁。但是，香港医护人员仍在继续罢工，要求封关，在他们看来：“再不封关，就晚了”。

恐慌和危险正在笼罩着全中国。在中国大陆，官方统计已有425起死亡病例，大部分出在武汉以及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在外国，只在菲律宾出现一起死亡病例，死者是一名从武汉抵达菲律宾的中国人。

面对疫情延烧的局面，中国大陆正在采取严厉的围堵病毒蔓延的措施，在武汉率先宣布封城继而湖北差不多封省、五千多万人被禁止随便出行之后，距离武汉几百公里的浙江省三座大都一一发布公告，采取严厉限制措施。

位于三座城市之首的是浙江省省会、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杭州，确诊病例132，距离确诊病例219、死亡病例1起的上海只有150公里。杭州市政府周二凌晨紧急公告，在全境采取严格隔离措施，在三座拥有300万人口的小区，规定每户只允许一个人，每两天出门采购一次，其他人要求留在家中。

杭州临近的台州以及在靠近上海的宁波市三座小区，也采取了类似严厉的措施。台州和宁波的确诊人数在浙江省仅次于温州和杭州。

星期天，温州市政府下令封城，严控居民市内流动。市府要求温州900万市民，包括每户只能有一人，每隔两天出门一次，采购食物和生活用品。其他人除了生病需要就医，或参加疫情防控等必要工作，都不得外出。

截至目前，浙江是除湖北省外确诊病例最多的一个省份，而在浙江省内，温州目前确诊感染人数最多，据指这是因为十几万温州人在湖北工作，他们在春节前返乡，致使当地病例猛增。在温州市属下的乐清市，当地政府采取了比温州更为严厉的控制措施。

拥有两千多万人口，被称之为中国经济首都的上海，当地政府已于1月26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对疫情重点地区来沪人员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强对在疫情重点地区有居住史和旅行史来沪人员流感样症状进行筛查，尽量减少人群集聚活动，取消各类大型公共活动，加大对人群密集公共场所的预防性消毒和通风工作力度。航空、铁路、长途客运、公路进沪检查站要对来自疫情重点地区的人员进行排查和登记。要求市民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在上海周边疫情形势严峻，人口密集，流动量巨大，人员来源复杂的上海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

谢选骏指出：人口密集，流动量巨大，人员来源复杂的中国城市，都是建立在扼杀生命、虐待动物、残害野生动物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冤魂前来索命了，中国城市陷入了野生动物冤魂的索命程序之中了。这是比“农村包围城市”更为野蛮的过程！结果造就了一批批住满了活死人的鬼城！

【033、愚公移山毁灭了中国】

《气候变化：中国植树造林的碳吸收作用“被低估了”》（BBC 2020年11月5日）报道：

植树造林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开发蓬勃的木材和造纸产业。中国大举植树造林的政策很可能在减小冲击全球气候的事务上担当重要的角色。

一个国际团队在中国发现有两个地区，其新造树林对二氧化碳的吸收程度被低估了。该团队表示，两个地区加起来，占中国整体陆地“碳汇”（carbon sink）的35%多一点。

研究人员的分析是基于实地考察和卫星观测，报告发表在了《自然》（Nature）科学期刊上。

碳汇（又称碳吸储库）是指任何可以对碳化合物吸引多于排放的“仓库”——比如泥炭地或者森林等，因为它能够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国，占全球排放量的28%左右。

但是，近年中国表示有意在2030年之前让碳排放达到峰值，然后进一步在2060年之前做到“碳中和”。

这个国家会具体通过什么方式达成这些目标尚不明确，但是当中无可避免地要包括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并且以各种方式降低大气中的碳浓度。

“要达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宣布的中国2060年零净排放值的目标，将需要在能源生产和增加陆地碳汇方面有重大的改变，”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北京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刘毅教授说。

“我们论文当中描述的造林活动将会为达成这个目标发挥作用，”他向BBC表示。

中国的绿色植被增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近数十年已经新种了数以十亿计的树，来抵抗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同时还发展起了蓬勃的木材和造纸产业。

新的研究对于这些新增树木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进行了更精密的估算。

中国正推进大型计划来保护和扩大森林植被面积。

最新分析检查了许多数据源。这当中包括林业记录、卫星遥感的植被绿色度测量，土壤水分供应情况；还有从太空观察以及地面空气直接采样获取的二氧化碳观测数据等。

“中国是最全球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者之一，但是它的树林吸收了多少是非常不确定的，”报告的第一作者、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王婧说。

“通过研究中国气象局收集的二氧化碳数据，我们已经能够对中国树林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进行定位和量化计算。”

英国科学家：全球变暖将使澳洲大火成为常态

气候变化热浪滚滚，高温高湿天气更致命

此前被低估的两个碳汇地区是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和广西三个省份；以及东北部，主要是黑龙江和吉林省。

在中国西南部的陆地生物圈上空是最大的碳汇区域，是一个每年-0.35拍克（petagram）的碳吸储库，占中国陆地碳汇的31.5%。

一拍克等于10亿公吨。研究人员称，中国东北部陆地生物圈是季节性的，它是在生长季节吸收二氧化碳，相反的季节则是排放。它的年度净值大约是－0.05拍克，占中国陆地碳汇的4.5%。

这个科学家团队补充说，将这些数据放在整个语境中就是，中国在2017年因为化石燃料使用而排放了2.67拍克的二氧化碳。

另一名联合作者、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保罗·帕尔默教授（Prof Paul Palmer）表示，树林碳吸储库的规模或许令人们惊讶，不过他指出，太空和原位测量所得的结论吻合，这是一个让人有信心的理由。

“大胆的科学结论必须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而这是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所做到了的事，”他向BBC表示。

“我们汇集了一系列实地测量和卫星数据的证据，对中国碳循环得出了一个前后一致并且站得住脚的说法。”

效果图：“生物质”卫星是其中一个进一步加强了解地球碳含量的项目。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肖恩·基甘（Shaun Quegan）研究地球的碳平衡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参与这一项研究。

他说，东北部吸储库的规模不令他吃惊，但是西南部的却惊到他了。不过他提醒说，新造树林带来减碳的能力，会随着时间而减小，因为生长率会下降，然后整个体系就会转向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这份论文清晰地说明了多源头的太空数据能够如何在地面数据有限的情况下令我们更有信心对碳通量进行估算。”

“这预示着，使用新一代太空感应器来帮助各国致力达成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是有光明前景的。”

基甘教授是领导欧洲即将到来的“生物质”（Biomass）项目的科学家。那是一个主要从太空轨道上测算森林的飞船。它将有能力知道二氧化碳确切储存在了哪些地方，不管是树干还是泥土还是别的地方。

里查德·布莱克（Richard Black）是能源与气候智库（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的主管，这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研究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

他评论说：“随着中国致力于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了解全国碳汇的规模显然至关重要，所以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

“不过，尽管森林碳汇规模比想象中更大，人们不应该误以为这就代表可以‘无阻碍’通往零排放。一方面，碳吸收将需要抵销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仅是二氧化碳；另一方面，中国森林的碳平衡也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的冲击而受到阻碍，就像我们现在在加州、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等地所看到的那样。”

谢选骏指出：中国大陆的“植树造林”大大增强了“碳吸收作用”，这说明共产党的愚公移山、破坏森林、填湖造地，破坏气候——种种倒行逆施毁灭了中国。“中国植树造林的碳吸收作用被低估了”的反面，说明愚公移山是如何深刻地毁灭了中国。

【034、只有大饥荒能够救中国】

《美股将现最惨熊市 中国恐爆债务危机》（2018-05-15 中时电子报）报道：

美股多头行情迈入第10年，全球债务规模高涨，商品投资大师罗杰斯日前接受访问时再度警告，美股即将迎来“他此生中最惨烈的修正”。他直指，2008年还有能力砸钱拯救全球的中国大陆，如今也债台高筑，在下次问题爆发时，中国破产情况恐出乎大家意料，并让熊市变得更糟。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5月15日报道，标普500指数自2009年3月以来涨幅超过200%，先前早有空头以2017年走势对照1987年时大崩盘前夕发现，两者相当神似，对市场提出示警。罗杰斯（Jim Rogers）则自2017年9月以来数次接受采访时说，另一个熊市即将到来，修正幅度恐超过50%，将是有史以来最可怕、最糟糕的空头走势，全球债台高筑是罪魁祸首。

罗杰斯表示，美国联准会将利率降至历史低点，让全球债务高涨，光最近10年Fed的资产负债表就膨胀500%。随升息循环启动，市场将爆发问题，但Fed那些学者及官僚恐将手足无措，并做出错误决策让情况更加恶化。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时，口袋满满的中国大陆祭出一系列规模高达4万亿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73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为全球衰退注入一针强心剂。对于全球债务规模高涨极为关切的罗杰斯直言，中国如今也是债台高筑，如果下一次金融危机到来时，恐将面临破产危机，这将让你我都感到惊讶，也会让下一个熊市雪上加霜。

谢选骏指出：难怪近来极权主义在世界各地蠢蠢欲动，原来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难怪中国人又在重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最高指示了。只是，这些榆木脑袋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大饥荒”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只有大饥荒能够救中国”。为什么“只有大饥荒能够救中国”？因为按照毛泽东思想，活人就有活思想，要消灭活思想就要消灭活人——人都死光了，社会还能没有稳定吗？

【035、只有禁欲主义可以救中国】

《湖北吉林再现小规模集群感染，新冠“二次爆发”警报阻碍经济重启》（BBC 2020年5月12日）报道：

湖北省35天零新增后，武汉再现本地确诊病例。中国大陆新冠疫情逐渐平息，5月7日中国所有县域一度全都调整为低风险。但仅仅两天后，一波本地确诊病例，引发疫情二次爆发的担忧，也将两个城市推到聚光灯下：武汉和东北的舒兰。

武汉作为中国疫情最初爆发的城市，解封后连续一个月无新增确诊病例，市民的生活开始逐步恢复正常。5月9日、10日两天，却新增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湖北省连续35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的纪录也就此终结。武汉市卫健委周一通报，新增的6例病例，均居住在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街三民小区，其病因应主要来源于既往社区感染。武汉随后宣布对该小区5000人进行核酸检测。11日，武汉市再次发布紧急通知，将对全市开展全员核酸筛查。

未确定传染源的舒兰洗衣工——不同于风暴中心的武汉，吉林省小城舒兰市在此之前极少出现在新闻头条中。5月7日，舒兰市公安局一名45岁的洗衣女工确诊，结束了吉林省73天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纪录。5月9日、10日舒兰市进一步确诊14例，均为洗衣女工的亲属和密切接触者。9日，舒兰由低风险调整为中风险，10日，再次调整为高风险，成为中国范围唯一高风险地区。中国全国范围均为低风险的情况仅维持两天。

中国工厂已经复工，但是中国经济遭受疫情严重打击，第一季度GDP同比跌幅将近7%。现在，舒兰随即进入“封城”状态——舒兰方向部分火车停运，每户家庭可每天指派1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活物资；除必要需求外，其他人员原则上不得外出；暂时关停公共服务及娱乐场所。与武汉不同的是，舒兰确诊的洗衣女工没有省外居住史、活动史，暂时未发现境外、重点省份返吉人员接触史，使其传染源成谜。中文互联网上有网民猜测，可能是洗衣过程中，接触到附着在衣物上的病毒。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央视采访时表示，有这种可能性，还可能是有些病人的潜伏期可能比这个洗衣工的潜伏期更长，而潜伏期是具有传染性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非常难判断是如何传播的。”舒兰的确诊病例已有跨省传播的病例出现。5月10日，辽宁省卫健委也通报了沈阳市新增1例新冠确诊病例，属于吉林省舒兰市聚集性疫情的关联病例。“虽然企业大多数已经重启，但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很谨慎的。餐厅开业了，但座位很空。汽车销量自底部反弹，但远低于正常水平。”“我曾经告诉大家疫情的拖尾会相当长，这两个地方近日出现的本土病例也证实了这一点。”吴尊友表示。

零星病例的出现，尤其是未确认感染源的病例，将影响消费者的出行和消费意愿，为中国重启经济的工作投下阴影。“虽然企业大多数已经重启，但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很谨慎的。餐厅开业了，但座位很空。汽车销量自底部反弹，但远低于正常水平。”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的首席全球经济学家鲍尔（Bob Baur）表示，中国企业已经重启运营，但并不一定是满负荷运营。

各国面临两难——新加坡最初被视作抗疫典范，解封后出现第二波——不仅在中国，一些疫情逐渐平息的国家也开始出现疫情二次爆发的迹象。几乎在同一时间，韩国卫生部门通报6日确诊的一名患者曾前往首尔梨泰院地区多家夜店和酒吧，目前与该感染者相关联的病例数已达40例。原本已经逐渐放开的封锁措施，不得不重新上马。首尔市政府9日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即日起暂停首尔市内夜店、酒吧等部分娱乐场所的运营，违反规定的营业者将受到重罚。

中韩的疫情小范围爆发，使投资人愈发担心会有第二波疫情。担忧引起本周二亚洲股市下跌，MSCI明晟亚太地区(除日本)指数下跌逾1%，终止前两日的涨势；恒生指数下滑1.4%；澳洲股市下跌1.3%。

美国疫情消退的情况不及中国和韩国，但也在巨大的失业压力下，开始重启经济。密歇根州一些汽车配套供应商周一重新开启，让维持生产必需的最少量工人返岗，为5月18日恢复汽车生产做准备。

在疫情较严重的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封锁措施也比较严格。特斯拉汽车CEO马斯克抱怨禁令之下迟迟不能开工，并威胁将工厂移出加州，随后特斯拉工厂顶着州政府的禁令开工，马斯克称他已做好被捕的准备。路透社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推动经济重启，这被认为是他在11月3日大选能否连任的关键。

何时才能放松管制——何时放开管制，重启经济，是一个摆在各国面前的两难选择。如果放开过早，力度过大，疫情可能再次爆发。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Anthony Fauci）称，“如果我们跳过指引中的检测关口重启美国经济，那么我们将面临全国多处疫情爆发的风险，这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苦难和死亡，实际上也会放慢我们回归常态的脚步。”但如果持续封锁，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可能造成大范围失业，甚至大萧条级别的危机。事实上，这种打击已然显现，4月美国失业率环比飙升10.3个百分点至14.7%，为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高值。

何时应该放松管制？一个指标似乎颇为关键，即R0（基本传染数），该数据指一个感染者会把疾病传染给多少人的平均数。当R0小于1时，病毒会逐渐消失，大于1时，传染病会以指数方式散布，快速成为大流行病。因此，各国都在极力通过各种措施降低R0。在欧洲，德国的R0被稳定控制在1之下，但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的数据，德国的R0上周出现上升，从0.83反弹至1.1，为经济重启带来困难。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Matt Hancock)曾表示，在英国新冠病毒R0值下降至1以下后，才能够放松封锁措施。在经历了多天零确诊后，香港开始逐步放开管制措施。“何时再开放经济没有硬性标准。”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会计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向BBC中文表示，这要视乎疫情而定，香港在疫情和重启经济上比较成功，部分原因是香港地域比较小，医疗人员素质极佳。“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也许可以分地区、分时间、按照规模，一点点开放。比如，餐厅可以先提供外卖，然后每天开放几个小时，再然后开放餐厅但是减少座位数。这个逻辑可以适用于各个行业。如果情况继续好转，就可以继续开放。如果情况恶化，政府就进一步收紧。”

鲍尔表达了对经济重启的忧虑。他认为，全球经济重启的过程会很像中国经济重启的情况，即便各项活动回暖，美国和欧洲的民众肯定也会呈现这种谨慎消费和活动的态度。

谢选骏指出：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只有禁欲主义可以救中国；扩大一步，只有禁欲主义可以救世界。由此你们可以理解，为何古典文明走向灭亡，禁欲的基督教主导的“欧洲中世纪”为何出现——按照类似的原理，第一期中国文明为何灭亡，禁欲的佛教主导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何由兴起。因为，在这两个“文明的低谷”（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南北朝），都有一个瘟疫猖獗、社会隔离的时期——这个时候，只有禁欲主义可以救人于腐败的文明废墟。

【036、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的垂死挣扎】

《历史关头 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为改革奋身呐喊》（法广 安德烈 30-12-2018）报道：

岁末新年交接之际，中国是否会有真改革，乃是中国人心中最大的疑问。12月29日，社交网络流传《中国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虽然很快遭封，但已流入坊间。以下仅抄只言片语，各位明鉴。

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呐喊？北京法律媒体人郭恒忠这样解释：“历史的车辆只能滚滚向前，妄想开倒车的人不可能得逞。读书人不能沉默，要呐喊，让天下知晓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习近平改革4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该改的，能改的我们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我们坚决不改让许多人失望甚至绝望。中国还有改革的希望吗？北京学者常凯表示：“中国要应对目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压力并摆脱困境，进而融入并立于与世界之林，唯有实施真正的改革和开放，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则说：“一个党的历史定位取决于这个党的历史作为，是光荣榜还是耻辱榜，皆有自取。”前者寄望于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后者则让中共在荣辱之间做出选择。

言论不自由 改革无意义——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和开放，北京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改革不仅限于人人有饭吃，还要人人敢说话，不因说话而恐惧！改革还要让全民分享经济繁荣的成功，而不仅限于少数人掠夺敛财” 。

山东媒体人陈宝成：“若言论、思想不自由，则改革开放毫无意义”。浙江前律师和法官陈天庸认为：“有利于私有产权保护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才是改革，改革方向应该是增加人的自由”。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表示：“回到马克思，‘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人权立国——北京政治学者程光泉说，“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无禁区”。至今，中国有诸多禁区，人权领域就是之一。

北京学者储成仿写到：“现代文明国家以人权哲学立国，古代中华崇尚天下为公。然而，中国迄今为止与此相差甚远。值此变制时，吾侪当协力！”

北京历史学者丁东：“谁在倒行逆施？谁是志士仁人？何为文明常识？心中有了数，落笔才有根。”

重庆独立媒体人刘虎写到：“宪法载明言论出版自由，核心价值观有关于‘自由’之郑重表述，但我们迄今生活中删帖封群封号的现实中，信息非充分流通，社会矛盾在增加。”

改革开放就是向文明国家看齐——北京新闻记者贺延光认为：“改革是改自己，开放是向美国日本及一切文明社会学习。若背弃四十年中国巨变这个根本，其异化的结果，一定是独尊之祸，重蹈覆辙。”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则表示：“结束反市场化、反法治化的所谓‘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真正的法治国家，为此，必须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法治不仅是改革的手段，更是改革的目标。市场不仅是社会主义属性，更是自身的属性。”

北京法学家李楯写到：“四十年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迂回改革，但却一直回避七十多年前的错误选择。即使不追究责任，也须讲清事实，唯知真相，才有前行的基础。”

湖北企业家李雪原认为“开放就是最大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正常国家、文明社会看齐。不开放就是走回头路。就是死扛，就必然被文明社会和自己的人民所抛弃。”

失望与绝望——山东大学教授冯克利感言：“记得四十年前，我天天活在盼着有人赶紧咽气的状态。未曾料如今又回到了那种状态。悲夫，世事轮回，竟陷我于不义也。”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的感言是：“我有一篇墓志铭，但不知该送给谁。”同济大学教授朱学勤的感言只有两个字：“守夜”。

北京法学家郭道晖说：“现在的某些提法似乎又回到‘大跃进’时代假大空的语言。过去和现今出现的违宪行为，迄今仍然听之任之，未见有关党政机关出面纠正。宪法责在施行，须‘行胜于言’，不能‘言胜于行’，更不能是一句空话。”

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言：“改革开放峰回路转十加三十，立宪治国冬凛夜长二为四六。”

法学教授贺卫方则说：“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看起来四平八稳，不偏不倚。麻烦在于，也许世上的路只有这两条，虽然还有第三个选项：不走。”

金融学者贺江兵则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要全面引进和遵守国际规则，不能有选择性。”

不闯选举关 没有真改革——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说：“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病灶，尤其是近年来的人权与法治倒退，根本上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的选举。不闯选举关，没有真改革。”

北京艺术评论家帅好说：“无说话的自由，无投票的权利。四十年过河，改革的言辞游戏该结束了。革命如果比保守更迅疾，他们会扔掉手里的‘石头’”。

北师大教授张曙光认为：“只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真改革，只有思想文化的开放才是真开放。”

北京学者赵国君则说：“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北京独立学者荣剑表示：“四十年改革已然谢幕，三千年变局依旧激荡，在此时刻，上溯康梁以来，知识人坦然立危墙之下，徒手挽狂澜既倒，求维新求变法求改革，前赴后继，不绝如缕，屡战屡败，虽败犹荣……而今时间轮回，历史三峡千回百折，吾辈已尽天命，践行人事，徒有努力，不计其功，惟求尽心尽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天下之大，吾土吾民，岂容一家之姓! 匹夫之责，无求功名，惟求尽心尽力，即使前功尽弃，听从内心召唤，从头再来！”

北京劳工学者王江松认为：“谭先生殉于变法维新，刘先生殉于改革开放。他们的死标志着旧变局的终结和新变局的开端。但愿这一次能超越中华民族三千年之专制轮回。”

独立评论已笑蜀感言：“今天的中国，是激流中失去方向的巨轮。必须重新找到方向。那即是大海的方向，自由的方向。”

学者们的期望能实现吗？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表示：“中国的大转型是挡不住的！”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十分怪异，说的是“社交网络流传《中国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虽然很快遭封，但已流入坊间。”——但是没有原始的文本，只有“以下仅抄只言片语”，而且请求“各位明鉴”。我的鉴定结果有二——1、“仅抄只言片语”是个笑话，在网络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要么全文转贴，要么无影无踪；2、如果原始文本就是这样的“只言片语”，那么这更像是“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的临终遗言”，体现了上一个时代的垂死挣扎。呜呼哀哉。其实，这些哀鸣想说而不敢说的只是一句话——“打倒万恶的中国共产党！”可怜这些人，临死都不敢说出真话。

【037、中国称呼的独一无二】

网文《中国称呼》报道：

“中国”一词的用法多种多样，持不同语言、政治观点或意识形态的人可能对中国的地理范围和历史上各政权的正统性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历代演变

秦代疆域自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未包含。“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中国地区的王朝建立之时间最早，经济、技术和文化水平较高，为外夷效仿的典范，是有所谓礼仪之邦；战国策（赵二）描述“中国”为：“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楚之所义行也。” 孔子明春秋大义为：“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不断融合，中国涵盖的地域和文化内涵也逐渐阔大。

汉朝以后，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 ，将南朝叫作岛夷；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两方均有非我族类的意思。如：《晋书》苻坚对其弟苻融言“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在辽宋和金宋对峙时期更显突出：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且一度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一词，是和王朝的正统性紧密相连的。（谢选骏指出：这就像现代南北朝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一样的。）

由于“中国”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关系甚小，古代中国人也没有近代西方式的民族概念。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无不出自“蛮夷戎狄”，华夏族便是夷夏不断融和的产物。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临终时要子孙“善事中国”，此“中国”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后唐。五代有三代（后唐、后晋、后汉）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旧《五代史》都把他们视为正统，而把南方汉人政权放在次要地位，只称梁、唐、晋、汉、周为中国，却不称南方立国的各汉族政权为中国，北宋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言“十国非中国之有也”。南宋时，女真族控制中原地区，《宋史·儒林六》陈亮在上孝宗书中说，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经营荆襄“争衡于中国”（其中的“中国”，前者指中原地区，后者指占据中原的金国）。因此，在很多古人眼里，中国不仅是汉族人的中国，还是个包含不同民族生活的国度。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满清的雍正皇帝在其著作《大义觉迷录》中宣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至清朝后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超过三千年的使用历史，一直只是作为一种泛指的词汇来使用，不曾将“中国”两字明确作为其政体的直接名称。清廷与西方国家交流时，虽然往往按照传统的观点以世界中心自居而使用“中国”这个名称来称呼自己，但在多数官方正式文书上还是把“大清”作为国号，与“中国”混合使用。直至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这一称谓首次具有了法律上的意义，是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在实际的语言操作中，“中国”一词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来，在国际上的主流认知中，“中国”逐渐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词义争议

但在使用中，仍有很多人把中国作为民族概念来使用，而不承认外族统治下的朝代为中国，并认为即使外族政权自称为中国，也不是真正的中国，如鲜卑的北魏、北周，沙陀的后唐、后晋、后汉，女真的金，满洲的清等，因为近代以前的政权所自称的“中国”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亦有观点认为，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

满清入关，大儒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学者黄宗羲所言：“明亡于闯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披发左衽矣。”有人认为，这里的“亡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权消亡，这里的“亡天下”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沦亡。但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并非指民族国家的灭亡，而是指纲常伦理的沦丧，顾炎武原文所举例子的也是魏晋之人好老庄而弃儒学乃是“亡天下”。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根据这种观点，明朝已有民众把满清入关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严格区分开来，认为以前的改朝换代只是中国内部的政权更换，而视满清入关为外侵。

根据史料，日本也曾自称“华夏”、“中华”。例如《大日本史》卷117，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西元740年（大唐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二战结束，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还把日本称为“神州”，但是日本和中国显然是两国。有说法认为，判断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是中国政权，主要看它与前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是以国内政权更换的形式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概念。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岳飞的“精忠报国”等名将都有着国家为先的思想；在每一次遭受外侵，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孔子在论语中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有了管仲，华夏没有亡于外族。“披发左衽”的反义词是“束发右衽”，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型服装，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的代表。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入中国”指的是归化、内附中国，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

观念：世界观、中国民族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小中华思想、中国观和古代东亚朝贡制度

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是天圆地方的，中华民族则是位于该世界中心地区的民族群体，其所在地称为中原；中原以外的地区是“化外之地”，居住在化外之地的周边民族是“蛮族”，并有“东夷”（泛指日本、朝鲜、琉球）、“南蛮”（泛指山越、百越族人所在地，包括现代中国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地区和越南、缅甸等）、“西戎”（泛指现代中国的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和四川羌族聚居地）、“北狄”（泛指位于蒙古大漠、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的犬戎、中山、东胡、乌丸、夫余、靺鞨、匈奴、回纥、契丹、突厥、蒙古、鞑靼等北方游牧民族）之称谓。古代中国认为天子位于世界（天下）的中心，外为诸侯、庶民，然后便是“朝贡国”，即“蛮族”或“化外人”，必须向天子朝贡；并对外族有贬低之称谓（例如倭指日本、鞑虏和鞑子指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族等）。这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君王统治制度，促成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并对20世纪新的中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人自唐朝以来，便一直认为这个宇宙是天圆而地方的，整个地是平坦的，空中物体围绕大地，中国位于正中，因而得名；而化外之地则是蛮夷的居住地，必须朝贡于天子诸侯。当然，因为后来科学技术的实证，这种中国式世界观念自然就被打消了。

历来称呼

中华、华夏、神州、赤县、（诸）华、（诸）夏、中夏、区夏、方夏、函夏、海内、禹域、禹迹、禹甸、九州、九牧、九区、九域、八州、九囿、九土、九野，等等……

外语称呼

相当多的西方语言称中国为China（英语或者德语）、Chine（法语）、Kina（瑞典语）、Cina（读作chi'na，马来语）、Sina（现代拉丁语）或其变体。这个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最常见的说法是“秦”、“契丹”、“丝”、“赤那”等，以往也被称为“茶”和“昌南”，但这两种说法已经被否定。

有历史学家考证后认为，China、Chine、Kina、Sina等词汇来自“秦”的音译。这里的秦不仅指秦朝，而且也指西周和东周时期的秦国。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秦人通过当时的玉石之路来与西方人进行贸易往来。

俄语称中国为Китай，这是源于“契丹”一名；由于辽朝和西辽自9世纪至13世纪长期是中亚的霸主，所以在此期间兴起的斯拉夫语族和突厥语族诸民族均以契丹为辽朝及其以南的宋朝等中原政权的代名词。现在仍有十几个国家将中国称为“契丹”：斯拉夫语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等）称中国为“kitai”；突厥语国家（中亚各国）称中国为“Kaitay”、“Kathay”、“Hatay”、“Katay”；西亚国家（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称中国为“Katay”、“Khatay”。

另有看法认为China等名称是来源于“契丹”这个名字，因为宋朝时的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都是通过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而转手，欧洲人因此而把“契丹”和契丹人所经营的货物的来源地相混同；但China一词的出现远早于宋朝，拉丁语词汇“Cathay”则来自奥斯曼土耳其语的“Kathay”一词。

据说，中国在古印度语梵文是cina、chinas，在希腊语是Sinai、Serica，在古拉丁语是Sinae。但古印度人和希腊罗马人的“cina”等词究竟何指，目前没有定论。古印度典籍最早提到“cina”是公元前10世纪（有的学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有学者认为“cina”是指西周的秦国，（卫匡国 Martini.Martin，1614－1655），但也有学者认为指古蒙古部落戎狄，sino为赤那之地的音译（意思是狼）。“cina”更可能为古印度人对东方国家的称呼而不是特指中国。

古代中国在中亚另有一别名“桃花石”Tabgach，据研究，可能出自长期统治中国的鲜卑拓拔部的名字。

还有观点认为英文中的“China”是来自瓷器china，而瓷器一名又是得自“昌南”，即中国古代瓷器的主要产地之一。但事实是，China首先指代的是一个东方国家，用china来指代瓷器则是晚近的用法。

“China”一词在今日西方人的日常使用中通常泛指中国地区，不一定特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澳门，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还不包括西藏。国际厂商和品牌一般使用在列表前标示“国家和地区”等方法来弹性解决这个问题。

在日语中，原来很少称中国为“中国”而直呼各朝代名。从10世纪开始，日本本州西部山阳、山阴地区也叫做“中国地方”，当时日本分为“近国”、“中国”和“远国”。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借用佛教经典中的称呼“支那（Sina）”来指称中国。这种称呼逐渐带有贬义。二战结束后，日本外务省自颁布通知书禁止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支那海”等在现在的日本已经演变称日文名词，改用片假名拼写。不过因为同样使用汉字，一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或“中华”这些称呼是在刻意赞美。

此外，自古有些文化优秀的民族，每视其本国为世界之中心，故自称“中国”，对他国则称“边国”。在印度，Madhya-desa音译是末睇提舍，意译即中国，原本是指位于恒河中游的地带，古称为拘罗国土，此地即是婆罗门文明之中心地，婆罗门教于此地区建立其坚固之基础，又称为婆罗门国、雅利安邦。及至佛陀时代，中国则大抵指以摩揭陀、憍萨罗为中心的区域，佛陀即以此一地区为行化重心，当时此地在政治、文化等任何方面皆成为印度新兴势力之中心，为了有别于婆罗门教之“旧中国”，故也称其为“新中国”。另据贤愚经卷七记载，“中国”又指罗悦祇、舍卫、王舍城等地，其数众多，不能具说。故在佛教与佛典中的“中国”，指的是有正信佛法弘化的国家与区域。于是而有中国难生，如来难遇等等的说法。

来源注释

古时“中国”含义不一：或指京师为“中国”。《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或指华夏族、汉族地区为中国（以其在四夷之中）。《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而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称其地为“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含义相同，初时本指今河南省及其附近地区，后来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也被称为“中国”。《晋书·宣帝纪》：“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中国”指立国于黄河中下游的魏国）。甚至把所统辖的地区，包括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方，也全部称为“中国”。《史记·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 

谢选骏指出：我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2004年初版）一书所定义的“中国”，就是指中心城市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样的“中国”，可以位于任何地区；这样的“中国文明”，可以指代任何文明中心——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具有独一无二的统治力。

【038、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头羊】

《又是波音737！美联航引擎着火紧急迫降》（2019-03-11 温哥华港湾）报道：

继10日刚刚发生的埃塞俄比亚空难之后，当天晚间，美国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编号1168的波音737-900客机从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飞往德州休士顿途中，疑似因引擎着火而紧急迫降，机上共有180人，部分人士受了轻伤。

据东森新闻综合外电的报道，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证实联航波音班机迫降，有些乘客在使用逃生滑梯疏散时受到轻伤。

FAA表示，目前正在调查飞机到底是哪里出现故障，目前并没有找到起火点以及发生故障的原因。

有目击者旅客向媒体表示，曾看到引擎着火和闪光，冒出浓浓黑烟，并且感受到强烈震动。

美航空总署下令波音737 MAX 8更改设计——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今日（3月11日，周一）表示，半年内两次失事的波音737 MAX 8仍然适航，但要求波音公司在4月"更改设计"。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ET-302班机3月10日在起飞后6分钟坠毁，机上157人全数罹难；去年10月29日，印尼狮航（Lion Air）客机从雅加达起飞后13分钟坠海，机上189人全部丧生。半年内发生两起事故，让民众对波音737 MAX 8客机的安全性提出质疑。

航空总署今日发出适航通知，表示该机构计划要求波音公司在4月前进行设计变更。航空总署指出，"波音正努力完成改善飞行控制系统，减少对需要飞行员记忆项目相关程序的依赖。"航空总署表示，波音"计划更新训练规定和机组员手册，以配合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的设计变更"，变更之处包含MCAS启动以及攻角信号增强。

航空总署在公开通知中表示，外部报告比较了埃航事故和狮航事故之间的相似之处，"然而，这项调查才刚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得到任何足以得出结论或采取行动的数据。"

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今日表示，如果监管机构发现波音737 MAX 8存在安全问题，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如果航空总署找到影响安全性的问题，运输部将采取立即且合适的行动。我们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些事故，所以我希望人们能放心。"

据报导，波音公司在狮航失事后已花费数月时间计划进行设计变更，而航空总署的适航通知是首次公开确认此事。

中国停飞埃航失事机型 全球多家航空公司跟进——埃航空难之后，中国民航总局公告，为确保飞航安全，中国各航空公司必须在11日下午六时前停飞波音737MAX 8。中国民航局将联系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确认保障飞安的措施后，再通知各航空公司复飞该机型。

中国国资委表示，包括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各家中国航空公司的96架波音737MAX８现在全部停飞。

据世界日报报道，印尼在11日晚间跟进，宣布印尼的11架该型飞机暂时停飞进行检查。

埃塞俄比亚航空10日发生空难后原本表示旗下4架该型号飞机照常营运，但11日表示虽然失事原因仍待调查，仍决定暂时停飞该机型。

此外，英国《卫报》的报道中也称，开曼航空已停运旗下两架737MAX8。

加航西捷称波音737-8绝对安全——不过，加拿大两家最大航空公司今天仍表示，相信波音737 Max 8飞机是安全的。

加航表示，公司旗下目前有24架Max 8客机，运作状态良好，符合安全与可靠性的标准。

西捷也表示不会停飞旗下13架Max 8客机。西捷称公司正在与波音合作，确保飞机能够继续安全运行。

据悉，加航、西捷的航班目前主要在温哥华-蒙特利尔、卡尔加里-温哥华-旧金山、多伦多飞墨西哥坎昆、卡尔加里飞墨西哥马萨特兰等航线使用Max 8客机。

《20国停飞禁飞737MAX 波音表示对其安全性充满信心》（2019年3月13日 华尔街见闻）报道：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MAX客机10日发生空难事故，致157人遇难。此次埃航客机坠毁是继去年10月29日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空难事故之后，波音737-8机型客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事故。

波音公司12日表示：“安全是波音公司的首要任务，我们对737 MAX的安全性充满信心。我们了解监管机构和客户已做出他们认为最适合其本土市场的决策。我们将继续与他们保持沟通，以确保他们拥有对运营机队充满信心所需的信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此时并未强制要求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并且根据现有信息，我们没有任何依据向运营商发布新的指南。”

周二，多国加入停飞、禁飞波音737 MAX行列。继周一暴跌后，波音股价再度重挫，创将近一个半月盘中新低。

开盘后不久，彭博援引知情者消息称，监管民航领域的欧盟机构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计划和英国采取类似的举动。稍早英国民用航空管理局发布声明，就波音737 MAX机型，指示“停飞一切运营商抵达、离开或过境英国领空的所有商业客运航班”。

早盘时段，波音表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未授权对波音737 MAX采取行动，“基于目前获得的信息，我们没有依据对运营商发布新的指引”。波音称，对737 MAX机型的安全“充满信心”，对监管机构做出他们认为最适合本土市场的决定表示理解。但此后，多个国家进一步行动，法国航空部门禁止波音737 Max客机进入法国空域。土耳其交通部和爱尔兰民航局都叫停所有波音737 Max 8客机航班的飞行。德国交通部发言人称，将禁止该机型客机进入德国空域。ANP报道援引荷兰政府部长级官员称，荷兰对该机型客机关闭空域。奥地利和波兰都禁止该机型客机进入本国空域，比利时和挪威也都关闭空域。

美股午盘时段，欧洲航空安全局正式公布，停飞所有波音737 MAX客机，表示正采取预防性措施，现在就埃塞俄比亚坠机事故做结论还言之过早。印度航空安全监管机构印度民航总局（DGCA）公布，已决定，立即停飞波音737 MAX客机。

据华尔街见闻统计，目前已有20个国家停飞波音737 MAX或者禁止其飞入其领空，包括埃塞俄比亚、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开曼群岛，亚洲的中国、印度、印尼、新加坡、韩国、土耳其，欧洲的奥地利、法国、德国、英国、挪威、冰岛、爱尔兰、波兰、比利时。

澎湃新闻昨夜称，算上埃塞俄比亚航空、开曼航空、墨西哥航空、巴西高尔航空、阿根廷航空、南非康姆航空、蒙古航空、摩洛哥航空、印度捷特航空、韩国易斯达航空，目前至少已有来自23个国家（地区）的航空公司宣布暂停波音737 MAX 8航班飞行。

本周二波音股价低开3.8%，盘初跌幅迅速扩大到5.7%以上，传出德法禁飞消息后跌幅进一步扩大。截至最近更新，股价一度跌破369美元、日内跌约7.78%，创今年1月29日以来新低。此前一日、埃塞俄比亚班机坠毁后第一个交易日，波音盘中跌近13%，收跌5.33%，创四个多月来最大单日跌幅。

谢选骏指出：这次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的领头羊了，甚至走在了美国的前面——由于波音是美国制造，美国政府不得不处于一种防御的掩饰的尴尬的地位，让损失了八位国民的中国拔得技术、道义、舆论的制高点了。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只是可惜，领头羊毕竟还是羊，它很难变成一头狼。而这个世界，往往是由狼而非羊统治的。尽管，为了统治的顺当，这头狼经常化装为披着羊皮的狼。

【039、中国大陆可能党政分离吗】

《迎接中国大变局到来，海外民运没有做好准备》（2018年10月22日 转载法广RFI 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

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呼吁全球所有国家都来抵制社会主义。彭斯副总统10月4日发表对华政策演说，表示美国不会对中国让步，将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的两位最高领导人公开宣示，决意联手世界民主国家，促使中国大变局的到来。

那么，海外民运是否对中国大变局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呢？没有，一点迹象都没有。

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触发政治危机。无人否认中国大变局将要到来，只是何时到来的问题，或者还要等十年八年，或者就在明天后天。目前海内外似乎都在等待就像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那样一个时刻来临。但是，正如粉碎四人帮并没有改变中国，只在1980年代短暂的给人以希望，然后便是六四屠杀，以更加黑暗的时代，取代原来的黑暗时代。如果此时中国的民运人士不做好准备，一旦大变局到来，变局便将成为乱局，届时群雄并起问鼎最高权力，暴民烧杀抢掠，共产党余孽趁机作乱，中国的未来很可能落入以革命者面目出现的共产党人手中，中国再度陷入新的黑暗。这不是人民所期望的中国大变局的结果。

反观海外民运，如最多民运人士聚集的美国，这里依然是山头林立，内斗不休，民运组织也不可能实现大联合，一联合便会产生新的分裂。民运人士中，不缺少有志于担任未来中国大总统的人，却没有人能拿出在未来大变局到来时防止乱局发生、使国家有序转型的方略。海外民运人士20多年来起草了不下十部《宪法》，没有一部经过实践检验。而《08宪章》不是宪法，那只是理念的阐述。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无所作为。在海外民运重镇、辛亥革命发祥地旧金山，近来便有人提出“回归民国”的政治主张。他们认同并支持著名近代史学家、《谁是新中国》一书著作者辛灏年先生对“回归民国”的理论阐述：中华民国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有开启民智的《临时约法》，有1946年制定、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一部并且在大陆和台湾成功实施了71年《中华民国宪法》。辛灏年还提出未来中国“去党留政”的理论，也就是留用大变局前中国一千多万公务员、公检法人员和军人，让他们继续为变局后的中国服务，前提是清除政府、公检法和军队中的中共党组织。公务员、公检法和军队稳定了，中国的变局便不会成为乱局，中国便可以实现有序的宪政民主转型。

“回归民国”不是回到1949年前的中国，而是回归中华民国的“三民主义”和完整有效的法系，以及民国所继承的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与西方先进文明的相结合。“回归民国”的主张也回应了彭斯副总统关于台湾民主为中国提供了更好道路的讲话。不过“回归民国”要能够被海外民运大多数人所认识所接受，还需要时间，而中国大变局随时可能到来，已经不会给海外民运更多时间了。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提了三十多年的“党政分离”，事实证明是一场“缓兵之计”的“欺敌”，是“百年马拉松”的组成部分。现在，竟然有人又在海外提出“去党留政”的补充说法，看来中共的海外统战大有成效了。至于“回归民国”——这不过相当于秦末的“楚义帝熊心”、元末的“大宋小明王”、清朝的“朱三太子”或“反清复明”之类的幌子，是为了刘邦、朱元璋甚至孙中山等人的狼子野心打掩护的遮羞布。在我看来，中国大陆的“党政分离”，就像“君臣异处”一样，是无法办到的。因为现在的“党”，其实就是古代的“君”；政府不过是党首的工具，也就是“臣仆”罢了。

【040、中国大陆已经分裂为几大块了】

《中国人的月薪中位数已超过东欧水平 工资水平接近希腊》（希华时讯 八月22, 2017）报道：

美媒称，就目前而言，从工资角度来看，中国将赶上部分欧洲国家；欧盟最新成员国的工资水平因为有关劳工的全球竞争——中国轻易地赢得了这场竞争——而受到限制。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在上海（1135美元）、北京（983美元）和深圳（938美元），中国人的月薪中位数已超过欧盟最新成员克罗地亚的水平。

据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8月16日报道，克罗地亚的净月薪中位数是887美元。克罗地亚2013年加入欧盟。

上海的工资中位数还超过了波罗的海地区两个最晚加入欧元区的成员国——立陶宛(956美元)和拉脱维亚(1005美元)。2016年的政府数据显示，另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的月收入中位数为1256美元。

过去10年中，欧洲一直试图将来自东欧的低成本熟练工人并入欧盟。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面融入全球劳动力大军。中国和东欧劳工加入世界劳动人口，导致了世界范围内非熟练工人和装配线劳工的工资停滞。

俄罗斯外贸银行资本公司经济学家尼尔·麦金农说，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的扁平化”。

他说：“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增加了全球劳工供应。”对全球消费者来说，中国劳工的供给过剩和低成本中国产品流入世界经济是一个福音。但这也意味着，东欧的某些产品和劳动岗位不得不同成本更低的中国展开竞争。除了供应链和市场，一个企业的最大成本就是劳动力。中国工人最终赚到了工资。这个世界出现了一句箴言：对于你能做出的任何东西，中国都能更廉价地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与中国相似的东欧的命运就在意料之中了。

中国为制造业劳工设定了价格。未来，中国还会为电商相关的物流设定价格。如果想让自己的工资总额增加，一些欧洲人应该希望中国人的工资持续增长。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已经从1990年的不足2%上升到如今的约15%。自1990年以来，中国市场已经加入全球经济，这主要是由它的劳动力大军引领的，因为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全球标准。中国现在刚刚开始自动化。

中国和东欧融入世界经济，使得欧盟新成员国的工资水平跟中国的持平。在工资竞赛中，中国正在赶上来，而东欧却未能以同样的速度前进。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东欧国家已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并向西移动。在那之前，这些国家多多少少处于孤立境地。劳工资源丰富，并受过良好教育，但资本和管理技能有限。因此产生了一个富有成效的结合：西欧提供资金和管理技能，东欧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同中国和东欧融入世界经济相关的数字令人吃惊。处于20至64岁这一工作年龄段的中国和东欧劳动人口在1990年为8.2亿，到2015年达到12亿。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1990年苏联解体之前，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劳动人口为6.85亿;2014年，这一数字为7.63亿。劳动人口的快速增长限制了较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增长。

中国工资水平接近希腊

当前，中国的工资水平超过了除智利以外的拉美大多数国家，

瑞典《每日新闻》近日报道，援引欧睿国际信息咨询公司(Euro monitor)的数据，中国工人的时薪自2005年到2016年增长了三倍，已接近葡萄牙和希腊的水平，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去年达到32克朗，这一工资水平已超过巴西(24克朗)和墨西哥(19克朗)。智利的工资水平大约是欧元区最不景气国家的70%。希腊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工资水平已经降低了一半，葡萄牙也从2005年的56克朗时薪降到40克朗。

报告指出，中国工资水平的上涨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由此带来的上亿人脱贫。但与此同时，工资水平增长也带来了中国一般加工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印度作为中国的竞争对手，近十年来工资水平维持不变，每小时仅6克朗左右。根据报告，中国工资水平也存在地区性差异，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时薪高于其他地区，越往西部工资水平越低，因此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还保持与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力。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述报道，中国大陆已经分裂为几大块了——接近东欧南欧水平的，其实只是北京上海深圳等等的一小块沿海中国，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另些区块中国，在它们之间还有一些不同的区块中国。从地理上看，整个中国就像一块梯田，从昆仑山一直延伸到东海和南海，不同的梯队形成了不同的板块中国。中国历史，就是这些不同板块之间的竞逐。而等到整个中国都达到了东欧南欧的水平，那时不仅南海，就是太平洋都成为整个中国的内湖了。不过，上述报道精心掩盖的事实是——中国大陆的物价不是基于市场，而是党首规定的极高物价，所以，大陆民众的生活水平，其实大大低于东欧各国。

【041、中国的出路在于改朝换代】

《黄河在六四拐了个弯：中国已无出路》（2019年6月2日 转载中央社）报道：

黄河孕育中华文化，但善变的黄河多次决堤改道，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对「河殇」撰稿人苏晓康来说，30年前爆发「六四」，就像黄河拐了个弯，中国从此走向自毁，现已毫无出路。

去年12月19日，苏晓康在脸书悲愤提问：「六四三十周年了，我们在想什么、又能说些什么？」

他直指六四大屠杀将中国拨上自毁之道，政治上一路走到又一个「王朝末日」，山河污臭、社会腐败；虽然于无声处发聩之言不绝，而民众「岁静」不醒，中华民族不是「向何处去」，而是「毫无出路」。

苏晓康5月31日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时说，他会发出这样的提问，就是因为30年过去了，「官民两边对六四都处于一种冻结的状态」。中共官方对六四至今仍不面对事实，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下令屠杀的？都不置一词，甚至还拼命抹杀人民的记忆，封堵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

苏晓康直言，除了少数如王丹、王超华，开始讲当年学生也有错、没有处理好，许多人对运动的思考还停留在30年前，仅是一再谴责大屠杀，没有任何进步与反思。他还点名学运领袖柴玲、李录甚至完全消失在有关的活动场合，非常不负责任。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1988年，「河殇」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并主张逐步引入西方的「蔚蓝色文明」，在中国引发极大轰动，也被视为隔年六四的思想先导。

「河殇」推出后，也成为中共改革派与元老派权力斗争的筹码之一。苏晓康说，当时国家副主席王震点名「河殇」要求当局批判，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虽然观念比较传统，看过「河殇」后还说「干嘛骂老祖宗呢？」但仍公开表态支持。

苏晓康指出，两边交手的背景就是元老派搞掉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后，也想把推动经济改革的赵紫阳弄下来；赵心知肚明，借此与老人们博弈。

就在中共体制内仍在拉锯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引发天安门民主运动，最后在6月4日遭血腥镇压收场。

苏晓康说，学运来得不是时候，他当时必须保持低调，因此埋首进行另一部纪录片「五四」的后制，原本不愿介入。

但经不住许多师生的要求，他先是联署声明表达支持，5月还去了广场两次。第一次是表达声援，第二次是力劝学生退出广场，但学生已越来越激进，还宣布展开绝食，听不进他们的话。

5月21日，苏晓康得知被列入黑名单，展开百日逃亡，他在8月31日从东莞虎门搭上快艇，期间还遭遇中共缉私艇追逐开枪，原本半小时的船程，足足耗了两小时才惊险抵达香港。

他回忆说：「脱险后，有人叫我出舱门透一下气，我看到甲板上全是穿军服拿长枪的人，还以为被抓了。」原来他们都是打扮成解放军模样的走私客。

对苏晓康来说，流亡其实就是服刑。身为作家，他被迫离开母国故土，也离开他的语言，失去与中国广大读者对话。

在美国头两年，苏晓康坦承，表面过得风光、到处演讲，但实际处在失语状态，完全没有创作灵感。1993年，苏晓康一家人遭遇严重车祸，接续几年更把他打入如坠黑洞的无垠悲苦。

所幸，夫人傅莉从昏迷中苏醒，经过复健逐渐好转。苏晓康说，在与命运搏斗后，他神奇找回书写的冲动，持续写作出书，这股力量一直还在。

苏晓康认为，如果当初没有爆发六四，邓小平会持续改革开放，赵紫阳若能接替邓小平掌权，虽然不可能马上实现西方民主，但至少不会比苏联要差，中国状况应会慢慢改善，前景是乐观的。但最后邓小平采信学生要推翻共产党，选择血腥镇压，造成官民双输的结局。

相对于许多民运人士相信中国还会再发生大规模民运，苏晓康直说，「根本不可能」。他说，中共这30年就是裹胁、绑架全民对这个专制政权进行投资，大家都不愿意血本无归，而且现在人民日子过得还不错，「岁月静好」，普遍满足眼下生活，所以不会有人反对。

此外，以中共现在镇压、监控的能力，这是「1984」作者欧威尔（George Orwell）也想像不到的，民间搞个集会都很难，上街就更不用说了。

苏晓康还指出，自从刘晓波去世后，中国已经看不到第2位的民运领导者，运动没有领袖，更不可能成功；「中国当然没有出路了，中共这个体制已经没有任何选项可以改变了，只能看着它烂下去。」

苏晓康目前正埋首写两本书，预计今年在台湾出版，其中一本就是梳理30年来，中国崛起到底是怎么回事，书名就叫「鬼推磨」。

他认为，中共已经强大到了国际没有力量叫它害怕，美国现在打贸易战，原因是川普在做总统，历任总统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苏晓康并指出，现在贸易战把习近平打疼了，中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任由这个独裁者烂招不断，迭遭川普修理，因为中共的制度已经没有力量能纠正习近平了。

去年12月19日首度在脸书对六四30周年提问，苏晓康最后写道：「有人说，不会再有下一个三十周年了，所以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尊严，都在临终时刻。」

1989年因为六四被迫流亡美国后，苏晓康一度失去创作灵感，又遭逢严重车祸。但在与命运搏斗后，他找回书写的力量，至今笔耕不辍。（苏晓康提供）

谢选骏指出：苏晓康为何断言“中国已无出路”？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高干，而他本人也是共产党员，虽然后来被开除了党籍，但是钢铁已经被这样炼成了，有什么办法改变呢。所以苏晓康以及他的同类叛党者也就无法看到中国还有出路。苏晓康之类的“共产党叛徒”当初入党的时候，都是发誓要为那党去死的，所以他们所说的“中国”，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他们甚至认为世界上曾经有过“中共的制度”这种乌何有之乡的鬼东西！真是太太你太可笑了。而在我看来，真正意义的中国，大有出路——那就是“改朝换代”！中国的出路，在于改朝换代。就像从秦朝变成汉朝，从隋朝变成唐朝——如此可以脱离短期行为，开始长治久安了。

【042、中国的进步是“从管制到监控”】

《回声报：14亿生活在监控仪下的中国人》（2018年6月6日 转载法广RFI 杨眉）报道：

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中国独裁政权正在向奥威尔小说中所描写的“老大哥”式的政权演变，这是周三回声报调查版长篇报道文章的副标题，该报驻京记者报道文章的大标题是，14亿生活在监控仪下的中国人。

报道首先讲述了中国警方如何在识别监督仪器的帮助下，成功地在很短的时间内抓获了一名经济罪嫌犯。

中国的十六个省市正在试验Skynet人工智能识别视频监督系统，按照中国警方的介绍，该系统两年来已经协助警方逮捕了两千多名逃犯，中国计划在2020年之前，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场合配备上述监督系统。系统开发者骄傲地介绍说，该系统可以在一瞬间扫描十四亿中国人，而不受到光线以及拍摄的角度的任何影响。

随着中共政权对民众生活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个层面的监控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监控设备正在迅速地开发利用，香港浸会大学政治系主任，法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高敬文就此评论说：这一切必将使中国政权发展成为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所描写的“老大哥”体制。

去年冬天，英国广播公司驻京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测试了这些系统找人的能力，他在中国西南部的贵阳将他的一张照片发给了警方，警方用七分钟的时间就找到了他。今年春节，中国郑州的警察在火车站使用了人脸识别眼镜，直接在车站现场通过眼镜扫描过往旅客，核查他们个人的数据库。中国主席习近平在电视节目《厉害了, 我的国》中表示，安全感是一个政府能够给予他的国民的最宝贵的礼物。根据独立调查机构提供的数据，中国一国所使用的视频监督仪器就占据了全球总量的42%。

报道指出，在中国，不仅人脸识别系统迅速被开发利用，大数据库的设立与利用也被列为开发重点。人权捍卫者最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正在逐渐投入使用的给公民行为打分的社会信用系统，该系统从2014年开始逐渐投入使用，其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对公民的经济收入的评估，包括对公民，对国家公务员以及企业的社会行为打分，其目的是为了应对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的普遍现象，重新建立民众对社会的道德信任。打分成绩不佳的公民就不仅不会获得银行的贷款，还可能会被剥夺坐飞机或者做火车的权利。不过，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打分系统是通过什么方程计算出来的？无论是阿里巴巴，腾讯等网络集团还是中国政府机构都拒绝公开。而今天已经有一千多万中国人被列入黑名单，因此不能乘坐飞机，火车，不能购买房地产，或者入住豪华酒店。

在中国的某些城市，还使用胡萝卜与大棒双管齐下的措施，给得分高的公民给予奖励，允许他们享有某些特权。

报道最后指出，在中国的新疆地区，人工智能监督系统的使用被推进到极点，人权观察组织透露说，某些维族人甚至尚未从事任何犯罪活动就已经被提前拘押逮捕。不过，一名生活在北京的白领却向回声报表示，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提高警方的工作效率，在他看来，不作贼，就不会心虚。

目前在香港的亚洲全球网络（AsiaGlobal Online）的主编Sèverine Arsene女士评论说，中国政府盲目依赖高科技，以为凭借现代高科技就可以使公民自律，可以维持其政权的稳定，而不再需要推动任何改革。

此外，回声报还在工业与服务版介绍了中国政府如何援助私营企业开发火箭发射行业，该报引述专家指出，没有政府的资金以及技术援助，中国的私营火箭开发商绝对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获得如此飞速的发展。

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三法国各大早报普遍以法国国内政治，社会新闻开篇，左翼解放报批评政府提出的低租金住房改革降低了住房修建中方便残疾人的修建标准。

右翼费加罗报与天主教的十字架报高度关注有关安乐死，人工受孕等引发争议的生物伦理报告。法共人道报则继续聚焦政府提出的法国铁路改革。

各报关注的国际议题包括即将于下周举行的美朝首脑峰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欧洲的访问，意大利新内阁以及即将于下周拉开帷幕的世界杯足球赛。 

谢选骏指出：法国媒体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把“14亿生活在监控仪下的中国人”，解读为“中国独裁政权正在向奥威尔小说中所描写的‘老大哥’式的政权演变”；而不懂这是一种“中国式的进步”。因为，中国人以前生活在“管制”中，连旅行都被禁止，更别说居住了。现在没有管制了，可以旅行甚至出国，可以居住甚至不查户口——这就是“从管制到监控的进步”了。能被仅仅监控，而不再进行管制——这是一种中国人的幸福。正如物价飞涨，还是比粮票布票各种票甚至排队也买不到东西要好一点。“从管制到监控的进步”，就是“从军事专政到特务统治的进步”。

【043、中国的寓意故事】

网文《女孩被拐骗囚地下10年被解救 竟不肯离去》说，“林若柳”是被山沟里的男人买回来的，原先女孩的家在城里，被人贩子拐骗来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沟沟。当时的她才十五岁，正是豆蔻年华。这个黝黑的男人比林若柳的年龄大了整整20岁。起初，林若柳非常想逃脱这个是非之地，但是三番五次都被追了回来。于是男人便用狗链子拴住了林若柳的双脚，她被关在地下的仓房里。到了饭点，男人就会把剩下的残羹剩饭从上面丢弃给她，为了活命林若柳只好一口一口地吞食。

时间久了，林若柳不哭也不闹，情绪渐渐平复下来，男人这才给她一些自由。每天林若柳都跟在男人的屁股后面到田地里干农活。在太阳光下，林若柳看着男人黝黑的影子，她的胃里一阵翻腾，她还是想早点摆脱掉男人。可是男人对她一点也没放松警惕，他害怕一不留神到手的媳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固执地认定林若柳是花钱买来的私有财产。

林若柳自从到了男人家里，挨打受骂便成了家常便饭。她学会了喂猪 烧饭，在家里忙里忙外，心底就盼着男人哪天放松警惕的时候，她好跑回城里去。

可是林若柳肚子里已经怀上了男人的孩子，生下来没几天，孩子因为高烧不退竟成了傻子，整天笑嘻嘻地跟在男人的身后跑来跑去。这个时候，男人已经不看管林若柳了，但是每天的挨打受骂还是如常。

冬至那天早上，村里来了一辆警察到了林若柳的家门口，警员拿着一张她十六岁的照片递给她问道：“这个女孩是你吗？接到人举报你是买来的？”

林若柳看着上面那个清纯亮丽的小女孩，一脸惊愕，神情顿了好久也没有说话，低头摸着傻儿子的头。警察又问了一次，林若柳才回过神来，看看孩子，默默地摇摇头。来访的警员一脸失望，踏上警车不一会便消失在了女孩的视线之中。

林若柳站在那里就那么一直看着，回头的时候没有发觉男人竟然在身后，差点撞到了男人的鼻子。男人阴沉沉地问道：”你不是一直想逃脱这个地方吗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林若柳一句话也没有说，牵着傻儿子的手，默默地走回家去。

……

谢选骏指出，这其实是关于中国的一个寓意故事。网名“麻辣戈壁”发帖哀叹说：“这个山沟里的男人就是共匪，林若柳就是14亿中国人。”那林若柳的傻儿子呢？警察呢？他们又是谁呢？“麻辣戈壁”没有说出来。我也想不出究竟。

【044、中国的主权太太太脆弱了】

《德国外长会见黄之锋引发北京强烈批评》（2019年9月10日 转载法广RFI）报道：

中国外交部周二（9月10日）强烈批评德国外长与到访的香港众志向秘书长黄之锋会面，系干涉中国内政和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

据法新社报道，22岁的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周一抵达柏林做数天访问，他在推特上公布了他与德国外长海科·马斯的合影，黄之锋表示，自己和马斯讨论了有关“争取香港的自由选举和民主”。

另据报道指，黄之锋在抵达柏林后，出席了德国“图片报”举办的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晚会并发表演说。在晚会上他与德国外长马斯及多位德国联邦议员、媒体出版人做了交流。

中国外交部周二强烈谴责德国外交官与黄之锋会面损害中国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天的记者会说，“中方对德方允许香港分裂分子入境，并且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以及德国外长马斯公然同这样的人接触，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德国提出严正交涉”。华春莹同时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个别德国的媒体和政客企图借反华分裂分子蹭热度、博眼球、作政治秀”，是极其错误的。

黄之锋周一曾表示，未来几天内他还将“与德国联邦议员做进一步的讨论”。

但黄之锋在德国期间应该不会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法新社报道援引德国政府发言人斯蒂芬 塞贝特周一表示，黄之锋不会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

黄之锋在一个脸书帖文中说，“如果我们现在处于一场新的冷战的话，香港就是新的柏林”，他呼吁在柏林墙倒塌30年后，曾为争取自由而努力的德国人支持香港，他说，“支持香港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我们敦促自由世界加入我们，抵制中国的专制政权”。

据香港众志表示，黄之锋在周三晚上前往柏林洪堡大学发表演讲后，还将计划前往美国继续寻求支持。他在外国的行程将持续到9月底。 

谢选骏指出：“干涉中国内政和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也太容易了，只要见见不同政见的人就可以了——由此可见，“中国”的主权何其脆弱，简直不堪一击。这只是因为，共产党中国是俄国杂种豢养的小三，所以只能像是风尘女子一样说话，不论国民党的汪精卫还是共产党的毛泽东都像女的。难怪共产党用的发言人也多半都是女的或是娘娘腔的，就像不长胡子的毛泽东一样——所以我说“中国的主权也太太太脆弱了”。

【045、中国封建制度】

经典的中国封建制度在于先秦。

这种政治制度，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

中国以上的“封建”即“封土建国”，即天子把自己直接管辖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并授予他们爵位，诸侯再分封卿大夫，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相当的自主权。分封是让他们建立封国和军队，协助统治。

（一）封建大义

“封建”一辞，最早见于春秋时富辰之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建制度”中“封建”的原始含义，即“封”土而“建”国，“封”之本义起始于“丰”字，在殷墟甲骨文与金文中，其字形状如“植树于土堆”，故“封”是“疆界”“田界”之意。“建”乃由“封”而来，“建”字可见于金文，指“建国立法”；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

“封建”，简单言之是指王者以爵土分封诸侯，而使之建国于封建的区域。这是上古时代部族联盟对各部族土地和人口施行的一种制度化管理方式。由此可见，所谓封建，自应有部族以来已有雏形。但封建制正式起源于何时，近代学者说法不一，有人主张始于西周，有人主张始于商朝，有人主张始于夏禹。

古代汉语对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所封之地称为“诸侯”（“诸侯国”、“封国”或“王国”），统治诸侯（王国）的君主称为“诸侯王”、“君”或“王”，也使用“诸侯王”的称谓。同时，汉语对欧洲从中世纪起的君主制国家也称为“王国”，君主称为“国王”，尽管两者有诸多不同，但从纯粹的土地分封来看两者都是一致的。

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源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根据史记记载，黄帝时代，“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描述的便是早期的封建制度。尧舜时期则有“协和万邦”，万邦均以天子为共主。《尚书·禹贡》又记载夏禹举行“分茅裂土”的仪式，分赐土地给诸侯。夏朝时还分封了斟灌、斟鄩、缯国、褒国等同姓诸侯。商汤灭夏后，分封夏朝的后人于杞国，还分封了费国、孤竹国等诸侯。商王武丁在位时，他的大臣侯雀、侯告以及王后妇好、妇井等人都拥有封地。到周朝时，封建制度的完善程度达到顶峰。柳翼谋谓：“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即从尧、舜经夏、商到周朝，采用的都是封建制度。

周室鉴于当时诸侯之众而又各据要津，后世必为共主之患，乃用兴灭国、继绝世之名义，封建诸侯，分封姬姓和功臣到各要地，利用各地原来的氏族部落建立国家，势力始自上达下，周天子正式成为天下共主，周朝的封建规模正式完成。传说中圣王的后裔和商的遗民以及周族立功将士，让他们在地方作“诸侯”，分区管理，辅佐周王，被封的“诸侯”在“封国”内继续分封，通过这种逐级分封，下级对上级承担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义务。

周朝时期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然而西周时各诸侯国的军队并不由国君掌握，而是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传》：“齐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国氏和高氏就是掌握齐国兵权的守臣。东周诸侯国军队为国君所掌握，直接导致了周室的衰微。周王是共主性质的（共主是氏族社会遗留的领袖模式，禹为最后的氏族共主）。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朝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从这时起，大国兼并小国后，多以其国土置县，封建制度逐渐式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国家政权实行中央集权制，取消“封建制度”，秦王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

汉朝承袭了秦朝“郡县制”这种行政区划管理制度，与秦行政区划不同的是，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这两种并行制又称“郡国制”，两汉时期虽郡国并行，但仍以“郡县制”为主。汉朝初期，刘邦面对拼凑起来的诸侯势力和亡秦后的六国背景，首要任务是：勉力维持稳定局面，铲除异姓诸侯王，以分封子弟的方式，调和异姓诸侯王与郡国制的两极偏差，刘邦与项羽相争时，先后分封七个异姓王。称帝后，又分封同姓九王，使后来中央政府及封国之间的对立，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汉初恢复封建制，同时又施行郡县制，使郡国杂处，以相牵制，对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历史上自秦汉开始直至最后一个清朝，地方管理基本以郡县制为主。

封建制度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社会政治制度。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文中认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柳翼谋认为，由封建制而入郡县制，“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一国政府体系统一治理的完全大一统社会，可说是社会进化（包括产业、商业、科技、交通、军事、行政、思想等发展）的必然结果。封建社会变为大一统社会，世袭贵族和全民阶级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官僚选拔和行政制度，确立了广大人民之间的平等原则；而基层民间自治机制，仍得以延续发展；在中央则采用君主集权制，直至民国。

（二）历代封建

商代封建

民国时期的学者胡厚宣，通过收集殷墟甲骨文和商晚期金文，写成《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

经胡厚宣总结，商王武丁分封了邶、庇、黎、铁、奄、薄姑、权、梅、潜、索、萧、宋、桐、京、钟离、钟吾、繁、戴、沫、髦、御、时、苑、艾、施、邓、瓦、亘、长勺、尾勺等众多同姓诸侯。

据清华简记载，楚国的始祖季连娶了商王盘庚的女儿妣隹，也是商朝分封的诸侯。

殷墟甲骨文中有“杞侯”、“竹侯”、“应侯”、“多伯”、“告子”等称呼，可见商代已有各种爵位，但当时的“侯”、“伯”、“子”之间是平等的。

杞国是夏朝后代的封国，崇国是商朝在西面最大的属国，孤竹国是位于河北卢龙和辽宁西部的重要诸侯国，沚国国君则帮助商王处理过不少政务。

商朝曾出现“比九世乱”的局面，诸侯割据混战。后来的商王盘庚和武丁修缮德行，同时又消灭一些不服从王室的诸侯，重新分封给别人，使得商王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商代的分封制与周代的分封制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商朝时可以分封女性，而周朝时不可以。

西周封建

周武王实行第一次封建，原因有三：首先是为了安抚殷民，同时加以监视；其次是进行武装移民，藉此扩展势力；还有就是笼络人心，以巩固周朝的统治。

封建实际上是分封诸侯，即将土地分给诸侯去建立他们的管辖范围。周初第一次封建的经过和内容，主要有以下数项：

1、武王克殷后，自动退出殷都，封纣王的儿子武庚到那里，继续管理商的遗民；

2、武王在殷的附近，分封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目的是监视武庚，称为“三监”；

3、武王定都于镐京后，又分封亲属和功臣为诸侯，这些封国大多数集中于黄河南岸。

西周建立四年，周武王就死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年幼继位，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代理政事，这种做法称为“摄政”。三监不满，便散布谣言，说周公会对成王不利，又怂恿武庚共同起来叛乱，史称“三监及武庚之乱”。

周公亲自领兵东征对付三监，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乱事平定下来。后来他在雒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并将其作为统治东部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又把参加武庚叛乱的“殷顽民”迁到那里，且派驻重兵加以监管。周公又制定礼乐制度，藉以维系国家和社会的秩序。

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实行第二次封建。目的有三：

1、分化殷地遗民，防止殷民再次起来叛变；

2、巩固周朝的统治，作为王室的屏藩；

3、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周初第二次封建的内容主要包括：

1、把殷人旧地分封为宋、卫二国，以方便统治；

2、大封亲属和功臣，作为王室的屏藩；

3、周公特意把第一次封建的一些封国向东移，部分更远至东方海边，藉此扩大统治范围，并将殷人的封国包围其中，以防其再生叛乱。

其中如将姜尚之子吕伋封在山东的齐，召公奭之子于燕，加强对东方的控制。

分封诸侯的作用

周武王和周公总共分封七十一国，其中姓姬的诸侯占了五十三个，可见周初两次的大封建，所分封的诸侯多数是周王的同姓子弟，其次才是功臣。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称为“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分封诸侯的作用，就是要他们作为中央的屏藩。

此外，诸侯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等五等。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纳贡品，定期朝见天子，并带兵随天子作战。

西周还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配合和维系封建制度的发展。宗法制度规定天子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次一级的职位，即诸侯、卿大夫或士。这两种制度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周朝的统治。

周朝封建制度的瓦解

周天子在地位上的变化，是其封建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封建制是以天子为首，由上而下的系统。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因其弒父之嫌及诸候不再拥护，地位日降，终至“王命不行”，乃诸侯崛起之时，霸政时代开始。为迎合需要，郡县萌芽，世卿世禄式微，上下阶级被打破，平民地位上升，经济教育权力下放。宗法随时间淡化，封建面临崩溃。及至三家分晋，战国开始，上述情况发展更盛，改变趋势锐不可挡。“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春秋诸国，吞并小弱，大抵以其国地为县。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在秦灭六国之战后，秦朝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制度。

西汉封建·封国与郡并行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把七个协助他对抗项羽的功臣封为异姓王（与皇室不同姓氏的诸侯王），“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后来用谋反的罪名或其他办法削平了这些封国，改封皇室子弟于七王旧地，作为藩王、诸侯王。至于其他地方，则仍采用秦代的郡县制。

这种“郡国并行”的情形，使诸侯王国对中央构成威胁，埋下了西汉政治危机的伏线。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期间，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民生有所改善，国家一片兴旺。但诸侯王势力日盛，渐渐变得骄横跋扈，汉景帝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实行削藩政策，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于是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汉景帝派将军周亚夫平息了叛乱，并且削减了诸侯王的权力，使他们成为只食俸禄的闲员，不再治理人民。从而，中央集权统治的根基更加稳固了。

削减诸侯王国的势力

吴、楚七国之乱平息后，诸侯的权力已被削弱，不过他们仍拥有辽阔的领地，经济力量也很大。汉景帝死后，汉武帝承袭了其父的削藩政策，颁布“推恩令”，容许诸侯把王国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使诸侯王的力量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三）评价封建

唐朝文学家及政治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力陈封建之害：周代因封建制，使得诸侯强盛，尾大不掉，“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最后造成“周之败端”。“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且“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

南宋大儒朱熹对封建制度曾作评论：“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对比而言，评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认为：“古之为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为师，始有所为吏治，汉复以萧何继之，于是吏治二字，至今习以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变封建为郡县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复也。”

清人袁枚说：“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后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乱。无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谓徒政。”

清人李富孙指出，封建制使得“诸侯可骄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秦代废封建改郡县，是“矫一时之弊而适贻后世之害”。李富孙说，“柳子之论，直一偏之见，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既昧前世之利而不知后世之为害更深。”

相对于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制度诸侯与贵族有限的自主权可以制衡君主的权力。封建制下有“国中之国”的称号，一旦被封国之王势强，而中央势弱，则可能造成地方割据。郡县制下，如果皇帝昏庸势弱，则可能被权臣外戚获得权力，造成政治风险，比如两汉末年。封国诸侯和郡县官员，前者是治理自己所属的土地，后者是代皇帝治理国家的土地，两者的权利和责任不同，压力来源也不同。

封建制利于文化、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多样性，各封国间的竞争也利于各方面内部因素的优胜劣汰，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此外，由于政治的多样性，使得战火和政治风险相对不易蔓延，有利于文化的保护。郡县制利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交流和整体性，但各方面缺乏外部竞争机制来进行客观的优胜劣汰，而内部竞争依赖上级裁决，结果由上级的利益和素质决定，无法客观公正和切合实际。郡县制君主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官员唯上是从，士民无从选择，国家高度依赖中央和君主个人，使得政治风险加大。

（四）

谢选骏在《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第419节“中国自古缺乏庇护法规”里写道：

黄帝纪元2163年

公元前535年

鲁昭公七年

七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北燕和齐国讲和，这是由于齐国的要求。十八日，齐景公住在虢地。燕国人求和，说：“敝邑知道罪过，岂敢不听从命令？请求把先君的破旧器物用来谢罪。”公孙皙说：“接受他们的归服而退兵，等待有空子再采取行动，可以这样做。”二月十四日，在濡水边上结盟。燕国人把燕姬嫁给齐景公，送给他玉瓮、玉柜、玉杯。齐国没有取得胜利而回国。

楚灵王做令尹的时候，打了国王用的旌旗去打猎，芋尹无宇砍断旌旗的飘带，说：“一个国家两个君主，有谁能忍受得了？”等到楚灵王即位，又建造章华宫，接纳逃亡的人安置在里面。无宇的守门人逃到章华宫里。无宇要抓他，管理宫室的官员不肯，说：“在国王的宫里抓人，这罪过就大了。”抓住无宇而进见楚灵王。楚灵王准备喝酒，无宇申诉说：“天子经营天下，诸侯治理封疆，这是古代的制度。边境之内，哪里不是国君的土地？吃着土地上的出产，谁不是国君的下臣？所以《诗》说：‘普天之下，无不是天子的土地。沿着土地的边涯，无不是天子的臣仆。’天有十个日子，人有十个等级。下边以此事奉上边，上边以此祭祀神明。所以王统治公，公统治大夫，大夫统治士，士统治皂，皂统治舆，舆统治隶，隶统治僚，僚统治仆，仆统治台。养马有圉，放牛有牧，各有专司以应付各种事情。现在官员说：‘你为什么在王宫里抓人？’不在王宫，又在哪里抓他呢？周文王的法令说，‘有逃亡的，要大肆搜捕’，因此就得了天下。我们的先君文王制订惩罚窝藏的法令，说，‘隐藏盗贼的赃物，和盗贼同罪’，因此就得到直到汝水的疆土。如果按照那些官员的做法，这就是没有地方去逮捕逃亡的奴隶了。逃亡的就让他逃亡，这就没有奴仆了。这样，国家的工作恐怕就会有所缺失了！从前武王列举纣的罪状通告诸侯说：‘纣是天下逃亡者的窝藏主，是逃亡者聚集的渊薮。’所以人们致死也要攻打他。君王开始求取诸侯而效法纣，只怕不可以吧！如果用两位文王的法令来逮捕盗贼，盗贼是有地方可抓的。”楚灵王说：“抓了你的奴隶走吧。有一个盗贼正受到恩宠，还抓不到呢。”于是就赦免了无宇。

《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第419节看到了“中国自古缺乏庇护法规”，这是先秦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不同。这是由于中国向来缺乏宗教的独立地位。

相比之下，日本的封建制度也比先秦的封建制度较多一些宗教（神道天皇）的独立性。这是日本比中国容易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046、中国近代的革命实际上都是反革命活动】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因为“中国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革命迄今为止，没有把一个“反动派头子”送上断头台！因此，连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如”。这是我们曾经讨论过的。

现在，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这个题目，则进一步发现：中国革命实际上都是反革命。对此，可以加一个限制定义：这里的“中国革命”是指“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这样一来，问题就很清楚了：

问题：“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政治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答案：“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政治革命都是真正意义的反革命活动。”

（一）

近代中国人把革命误解为造反，其实，革命是维护秩序而不是破坏秩序。革命是恢复秩序、奉行天道而不是非法作乱、悖逆人伦。革命更不是毛泽东之流鼓噪的是“翻身”、“解放”、“到地主小老婆的床上去滚一滚”。革命，仅仅是要求破坏社会协议的当权者履行合约如此看来，近代中国革命的方向都是错误的。为何会发生错误呢？因为中国革命都是东施效颦，模仿西方的革命。结果，这就使得中国革命成为背离传统的勾当，成为真正的反革命活动。

现代的西方革命为了国家民族的传统利益，有时候必须对抗朝廷不受约束的荒谬决定。但是，他们对抗却是在维护传统。在这方面是英国人开了先例：他们指控国王背离传统，并为国王制定了叛国罪，并用这个罪名把国王送上了绞架。而在此之前，历来都是国王才有权利用“叛国罪”置人于死地的。

按照法律常识，一个人叛国，指该人对其所属的国家不忠诚、违背其效忠宣言。或诚心与其国家的敌人合作。的人会被称为叛徒。《法律词典》（Oran's Dictionary of the Law） 〔1983年版〕对叛国的定义是：“一个公民协助外国政府推翻或严重侵害他所属的国家，或怂恿外国对他所属的国家宣战。”在古代中国，对于叛国罪的刑罚非常之重，如用车裂、凌迟等极刑；而一般的死刑则用斩首或绞刑。自古以来，叛国罪都是上级用来整治下级的手段，但是英国革命却颠覆了这一传统。

英国在1350年前后开始把叛国罪和其它“轻叛逆罪”分开处理。所谓“轻叛逆罪”指某人谋杀一个在法律上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例如妻子杀死丈夫、仆人杀害主人等。叛国罪则指任何能威胁国家稳定或存续的行为，如杀害国王、制作伪币以资助反对国家的战争等。一项在十八世纪的条文界定四种叛国的类型：

1.促成或想象国王、王后或王储的死亡；

2.对国王的随从、最年长而未嫁的公主、储妃等人使用暴力；

3.发动反对国王的战争；

4.在国境之内对国王的敌人表示拥护，或在任何地方对国王的敌人提供任何援助。

叛国罪的处罚常常是绵长而且残忍的死刑。英国曾以该法律对付不同意见人士至十九世纪。1945年英国最后一次以叛国罪判犯人死刑，并于1946年把该犯人吊死。此后英国理论上仍可判处叛国者死刑，但并未实施过。直至1998年修例后把有关最高刑罚改为终身监禁。

但是在1649年1月30日的伦敦，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却在国会宴会堂外面的广场以此罪名遭到处决：“暴君、叛国犯、杀人犯和人民公敌”。这是由英国议会组成的高等法庭决定的。查理一世被牢牢固定在一根金色的竹藤上，从圣詹姆斯宫殿来到敲着哀鼓的地方。寒风中的旗子啪啪作响，查理一世穿着一件紧身上衣，外罩一件蓝色丝质衫和一个御寒的大斗篷。数千人挤在现场围观，但气氛一点也不快乐，大多数人觉得他们看到了一场国家的灾难。一名十七岁的旁观者亨利·菲利普写道：“我看到了那一击，老实说当时心情很难受。我记得很清楚，在场的数千人都发出了一声哀叹，那是我从未听过的，并且希望永远不要再听到。”

研究一下1649年查理一世的审判记录，可以发现这位英国国王在“叛国罪”方面，要比后来居上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无辜得多。通常认为，因为对他的审判是那位自己想当国王的野心家克伦威尔唆使主导的。

这份审判查理一世的报告，是由法庭书记员约翰·费尔普斯记录的，它记录了英国历史上戏剧性的一刻：国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叛国罪而受到审判。从报告上看出，1649年1月19日，查理从温莎堡被带到了圣詹姆斯宫。第二天，他被带到威斯敏斯特市政厅接受审判。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可以惩治国王，起诉使用了一条古罗马的法律。国王拒绝接受这个审判，也不回答对他的任何指控。然而法庭的法官们还是判决查理一世国王有罪并处以死刑。

对查理的审判可以追溯到1642年爆发的英国内战。1645年查理和他的保皇党被击败。查理就被监禁起来并被控犯有叛国罪。对查理的死刑执行后，克伦威尔就成了护国主，一个事实上的独裁者，集所有大权于一身。

相形之下，审判路易十六的过程就比较没有这样的个人阴谋。这表明，审判国王日益成为公民社会的共识了。

瓦尔密之战胜利后，巴黎的国民公会宣布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被废黜的路易十六及其王室成员如何处置这个问题，在国民公会上多次讨论过。代表工商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反对审判路易十六。极左派雅各宾派坚决要求公审路易十六，他们指控说：“有一名锁匠讲，自己曾被带进王宫，在宫内设立一个秘密铁柜……应该通过公审原国王，搞清这件事。”在雅各宾派代表坚持下，国民公会派人进入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原先居住的房内，果然搜查到了这个秘密铁柜，在柜中找到一些秘密文件，都证明了路易十六一直通过保王贵族，与国外势力保持密切联络关系。

面对这些文件，吉伦特派不再反对审讯路易十六了。1792年12月11日，国民公会大厅成了公审的法庭。沮丧的路易·卡佩，即路易十六被带入法庭，面对国民公会派出的代表，一一解释秘密铁柜中保存的文件。

“我记不清了……那是些由大臣们负责的事……”路易·卡佩推得一干二净，对国民公会代表提出的三十三条罪行顽固地否认。“那文件上你的签名不是假的吧！”被废的国王无言以对。他沉默片刻，又要求宽延四天时间，让他可以给自己找一位辩护者。审判进行到第十五天，路易·卡佩的辩护者塞兹又一次要求发言：“国民公会是无权让它的代表审判国王的。路易·卡佩在位期间，是法国历代君王中最公平的一位，是他召开了三级会议，也听取三级会议代表的意见……”“不！国王与外国势力密切联络，要求他们派兵干涉法国，就是叛国行为。当了国王，犯叛国罪不能例外，同样要受惩罚。”国民公会的代表一一驳斥塞兹的辩护理由。

1793年1月14日，国民公会根据审判的记录，由代表投票决定路易·卡佩是否有罪，是否由国民公会判决他。结果，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路易·卡佩有罪，国民公会判决他是合适的。接下来在如何定路易十六的罪名，如何惩罚他的问题上，国民公会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同时，街头也发生了骚乱。主张处死路易十六的民众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甚至挤到国民公会会场的走廊里高呼：“死刑！死刑！”

国民公会里，代表们在激烈辩论后，最终还是以投票方式表决。马拉提议：要以公开表明自己态度的唱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表决从开始到结束，延续了一个昼夜，结果七百二十一票中，有三百八十七票赞成立即判处犯叛国罪的路易·卡佩死刑。

几天后，是按期执行前国王路易十六死刑的日子。那天是星期日，巴黎笼罩在白蒙蒙的冷雨中。路易十六脸色苍白地走出囚室，他看到有两位身穿黑色法衣的天主教教士走了进来。他们是奉命来带路易十六去刑场的。

路易十六悄悄拿出自己写的遗书，交给其中一位教士，被那教士拒绝：“我只是来带你上断头台的。”原来他是札克·卢，一名热烈拥护法国大革命的天主教神父。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狱后，他在自己主持的宗教仪式中，欢呼：“最腐败的专制垮台了！”不久，天主教会解除了他的神父职位。如今他是巴黎市府委员，后来又成为革命派的头领。

路易十六被押上马车，由一队武装士兵沿途警戒着，驶向革命广场。将近上午十点钟，马车赶到广场，路易十六跪着进行临终前的宗教仪式，然后被反绑双手，推到断头台前。“我是无罪的！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路易十六挣扎着向围观的人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可是行刑队的队长桑泰尔高声发令：“鼓手！”国民自卫军鼓声齐起，路易十六微弱的声音淹没在鼓声中。

断头台上，称号路易十六的路易·卡佩身首异处，这是1793年1月20日。“法国的克伦威尔”是拿破仑，他发动“雾月政变”、取得“第一执政”的头衔、然后又称帝……的经历，是在路易十六死后很久了。拿破仑没有可能操纵路易十六的死刑，所以我们可以说路易十六得到的叛国罪审判，比较查理一世的可能较为公平，至少没有受到革命独裁者的遥控。

（二）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而不是像毛泽东伪善的夸夸其谈：“与工农兵相结合……”），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个关键的区别已经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士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只有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才是新文化、新士阶层的摇篮。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士阶层正在一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的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而决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胡说八道。

新士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他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被塑造者，而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他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是彼岸的。他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足他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的创造力；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垒，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对于他们的挖苦？成了痞子运动的倡导者所谓“臭老九”那样的泼妇骂街”？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系统，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欲──只是下等人类（其中许多自命为“中产阶级”或被其他贱货视为“上流社会”）处心积虑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精神贵族拒绝“与民争利”，否则他们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优势。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此叫做“运动”）。这种“治理”，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施行“间接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在王道，“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作用，因为所谓“独立的舆论”，就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影响的证明。

新士阶层，决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能仅仅充当“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新士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虚荣、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惟一道路！“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言！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鲜卑、沙陀、辽、金、蒙古、满清八旗直到“党”……）所形成的“军事管制下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化阶层的头上。

新士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一，新士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生活的污泥浊水。他们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消极的状态，污泥能使荷花得到活力。

二，新士阶层到统治集团中间，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提升统治者的品质，并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性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三，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地同情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压榨的自我保护。

而文化阶层受到这激励，又会进一步发展被“民族”所渴求的这种“精神食粮”。这种精神又进一步激发了这个民族（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所代表的现实力量）的热情──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

三个社会层次拧成一股绳──共同应付他们的环境压力、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更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已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命脉。于是，“社会和谐”成为千年一度的景致。

对这一点的思考，倒使我想起了另外一种前景，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之间基本上是分离的。尽管国君也要聘请名声显赫的高僧和士人做他们的国师、幕僚、门客或思想指导者，但总的看，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人和具有社会行动力的人之间，并不相通。而新知识分子阶层即文化的运输者与布道者，和那种真正执掌天下兴亡的“世袭大族”（相当于近代中国的“帮”或“党”）之间，却甚少同一身份。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步改变了，表面上是科举制起了作用。其实“举孝廉”的制度在汉代就有了，但后来魏晋时代却废弃不用了，就像是科举制在清末以后也同样废弃不用了。

随着文化精神的逐渐本土化，知识分子们也十分奇妙地渐具一种新的身份：同时开始着手掌握社会的权力。

这一历史变革虽然是通过科举的推广而实现的，但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举制度的确立者则是肤浅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统治集团在新文化势力的压力之下，所采取的一个收揽政策。新文化势力由新的“士”组成，不仅有武士，还有文士：文士和武士所合成的“新士阶层”，把新的文明推向高峰。

（三）

中国在近代百年革命中所经历的文化转型，到底有哪些组合呢？

1、中国社会的转型亦即中国革命，完全是外生型的──这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彼德改革，与苏联的十月革命，土耳其的共和革命等同样具有由外部势力触发的外生型特点。这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的宗教战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例次文化转型的内生型特点根本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罗马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变，罗马帝国向无政府状态的转变，也属内生型。

2、中国文化转型走的是无组织的路线，而俄国的彼得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凯末尔西化、英国革命甚至尼德兰和美国的独立革命，都是走了有组织的路线。诚然“所有成功的改良都走了有组织的路线”，但所有成功的革命岂不也是走了有组织的路线？例如在最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的会议即国民公会就是这种有组织的路线中的代表。明治维新中的天皇和拥戴他的文臣、武士们，也是这种有组织力量的代表。

3、中国社会的转型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即革命的方式，它与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不同：康、梁百年之前曾断言，共和式的革命将使中国超过大乱八十年的法国，大乱百余年而不止，这似乎已被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中国的大乱好像还是见不到“隧道那边的亮光”。但我们不要忘记，“革命将导致长期混乱”，并不是一项公理，因为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正是依靠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较为迅速的实现了社会转型，而没让土耳其陷入长久的社会动乱之中。

4、中国在近代的文化转型是汤因比意义的“内部无产者”促成的，这与中国历史上汉代与唐代这两大文化交峰之间历时四百年之久〔186年—589年〕的文化转型以及所借助的力量“外部无产者”略有相同。尽管中国近代的内部无产者〔中国共产党〕也是通过外部无产者〔苏联共产党〕的插手而获得胜利的。同样罗马帝国到欧洲中世纪之间的文化转型也是借助外部无产者的力量。但现代世界的大多数革命，都以内部无产者为主力，虽然中国文化转型的诱因和革命形势的创造者都是来自外部，但革命的主力却不是直接来自外部，而是通过外部力量转化为内部无产者的动乱。

以上四个因素中的第四项和第二项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当文化转型采取了彻底的无组织状态时，内部无产者或外部无产者才能登上主导的舞台、重要的不是事实上的组织，而是这种组织是否为法律所接受，是否被纳入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地下组织，在文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与无组织的力量所起的作用是完全相当的。

（四）

可以说，王权的神秘性是从部落宗教中沿袭下来的，并不符合轴心时代以后民智开启的世界宗教所提供的新宇宙观。因此，中国需要建立的，并不是神秘性的王权，而是工具性的王权，不是专制的王权，而是立宪的王权。新的君主必须参考孟子早就提出的“民贵君轻”原则，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们说参考孟子，不是照搬孟子，因为民贵君轻和君贵民轻，同样不合正义原则。

“除了法律与国家认可的特权外，国王没有特权。”那么，在法律与国家认可的范围内，国王当然必须拥有特权；否则他就不是国王了，否则就没有君主立宪制了。但是，国王自己不能解释这些特权，只有法官才是权威的解释者。

为了表明新贵族所要维护的权利的合法性，《权利请愿书》首先列举了包括爱德华一世、约翰王、爱德华三世等诸先王在成文法中确认的权利，而后要求国王：“自今而后，非经国会法案共表同意，不宜强迫任何人征收或缴付任何贡金、贷款、强迫献金、租税或类此负担；亦不宜因此等负担，或因拒绝此等负担，而对任何人命令其答辩，或作答辩之宣誓，或传唤出庭，或加以禁闭，或另加其他折磨或困扰；亦不宜使任何自由人因上述种种致遭监禁或扣押；……。”

如果将《权利请愿书》中的上述文字与《大宪章》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的相近之处。柯克对《大宪章》的关注代表了当时反对国王特权的动向：“《大宪章》这一货真价实、历史悠久但已近风烛残年的法律，长期以来一直足不出户且卧床不起，现在好像……又四处走动了。”针对最初由上议院的议员们附加在《权利请愿书》中的“保留国王主权权力”条款，柯克挺身直言，驳斥“主权权力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权力”的观点，指出：“君主的特权是法律的一部分，但‘主权权力’可不是议会说的话。在我看来，承认主权权力将会削弱《大宪章》以及所有制定法的地位；因为它们是绝对的，并不受制于‘主权权力’。如果我们现在给它们附加上‘主权权力’，我们将会削弱作为基础的法律，法律的大厦也必将因此而坍塌。”柯克还引用十三世纪布拉克顿的名言说：“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16年，在柯克从高等民事法院调到王座法院三年后，他被解除了全部法官职务。四年后，他被选入下议院，在那里担当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势力的领袖责任。

充斥于十七世纪英国上层阶级的“限制王权”的大辩论，伴随着革命运动结出了君主立宪之果。但是根据我们上述的叙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与其说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完成了“从专制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还不如说“国会坚持了古老的传统，抵制了王权的过分扩张”。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其实也是依据了同样的方式，坚持了古老的传统，抵制了英国国会的过分扩张。

在这一时期议会强制国王签署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几乎无一例外地依据传统、明确限制王权，禁止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非法侵犯。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1679〕规定，除叛国罪和重罪外，被逮捕的臣民及亲友有权要求法院发布人身保护令，命令行政机关在限期内将其移送到法院，并说明逮捕理由；

1679年《人身保护法》则更体现了英国对王权进行制约、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保障的传统。全文共二十条，主要内容是对被拘禁者申请“人身保护令”有关事宜的规定。“人身保护令”是一种古老的王室特权令，旨在提供有效手段保证释放在监狱、医院或私人羁押处所中被非法拘禁者。由于普通法对于申请和颁发“人身保护令”的有关程序规定并不明确，资产阶级颇感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威胁，有必要加以特别规定。该法规定：任何被逮捕者极其代理人，均有权向大法官或王座法院、高等民事法院或理财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拘禁机关在二十天内将在押人移送法院；法院在审查逮捕理由后，立即作出释放、交保释放或从速审判的决定；对被释放者不得再以同样的罪行加以拘捕；任何人都不得被送至海外领地或英格兰以外的外地进行监禁。以后，国会又颁布了若干法律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

从内容上来看，《人身保护令》并没有在《大宪章》、《自由法》、《权利请愿书》等早期宪法性文件的基础上，扩大英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是从程序的角度进一步完善羁押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制度，从而有效制约了非法逮捕和拘禁的发生，因此，尽管《人身保护令》没有规定任何实体性权利，但仍然被英国人视为人权保障的基石。同时，《人身保护令》中所规定的对逮捕和羁押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程序更加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并使“人身保护令”成为英国正当法律程序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689〕宣布：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颁布法律或中止法律的效力，不得征收或支配赋税，不得在和平时期征集或维持常备军；臣民享有包括不受法律追究向国王请愿的权利、自由选举议员的权利、议员在国会中的言论免责权利。

《权利法案》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直接成果。1685年，英王查理二世去世，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继承了王位。詹姆士二世是个坚定的天主教教徒，当时天主教在英国属于宗教中的少数派。为结束对天主教的歧视，詹姆士二世以天主教徒大批撤换了军队以及地方政权中的新教派教徒，国会对此坚决予以反对，结果是国王解散了国会。在此基础上，詹姆士二世还签发了一个释放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宣布所有的基督徒完全平等，并且要求所有教堂的讲坛对此宣讲两周。但是，詹姆士二世的命令遭到了反对：来自英格兰教堂的一名大主教和六名主教要求国王废除他的命令，因为他们认为国王的命令是非法的。最终，这几名主教被詹姆士二世以煽动骚乱的罪名予以逮捕，并且受到审判。这一次，法院再次体现了其不受制于国王的独立性，经过审判，几名主教被宣告无罪。与此同时，英国国会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国王威廉对英国进行武装干涉，以保护英国“新教、自由、财产及自由的国会”。1688年11月5日，威廉率军抵达英国，并且受到了贵族和乡绅们的支持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詹姆士二世逃跑之际企图破坏英国的政府，他将英王的大印章扔进泰晤士河而且没有放弃自己的王位。随着詹姆士二世的逃亡和国王印章的丢失，英国就没有了合法政府的存在。为解决这个难题，威廉重新召集国会起草一份《权利宣言》，并表示他和玛丽〔即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将遵守这份宣言。1689年2月，国会宣布威廉为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大女儿玛丽为女王，在遵守《权利宣言》的基础上对英国实行双王统治。随后，国会将《权利宣言》制定为一项法律，即《权利法案》。

1689年的《权利法案》为保护英国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对王权进行了系统而完善的制约，并因此而被视为在英国奠定君主立宪政体的宪法性文件之一。

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除规定王位继承的顺序，还规定除非国会解除其职务，法官具有终身职，国家的一切法律与条例非经国会通过、国王批准均无效力。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王权的每一次滥用都以违背“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为开端，而英国人民每一次对王权进行制约的成功，都重申并丰富正当法律程序。

正如史立梅在《正当法律程序溯源》一文中指出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作为一种法律精神，经历了一个从英国飘扬过海到美国、进而影响到大陆法系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漫长旅程。

但现代中国人却误解了正当法律程序，以为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了今天的面貌。这种误解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建构主义”的法律移植观点，即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的条件下整体引进正当法律程序的全部内容。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观点无疑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忽略了其生存需要相应的土壤和环境。因此，如果中国不能培植出正当法律程序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那么移植的结果或者是中途夭折，或者是面目全非。

当然，在我看来，“培植出正当法律程序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其实是比“移植”本身远为困难的，或者干脆说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主要是掌握“合法性”这一关键部位。

这方面的典范是现代英国的缔造者“威廉公爵”〔William of Normandy，1027—1087年〕，也称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England〕，他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物，尊敬他的人叫他“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蔑视他的人叫他“私生子威廉〔William the Bastard〕。但是无论如何，他及其后继的英格兰诸王的行政权力，并不通过彻底否定之前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习俗或惯例来武断推行；相反，他想作为受信赖者爱德华王国的继承人而不凭借征服权来统治英国。因此，威廉征服英格兰之后，明确宣布“盎格鲁—萨克逊法”继续有效。这种调和对于英国后来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起了重大作用。正如基督徒不否定旧约、而且紧密联系新旧约的做法，为人类文明创立了一个崭新的范式。

威廉一世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引入英格兰，甚至进一步要附庸们除了向自己的领主效忠外，还要向国王本人效忠。根据欧洲大陆封建制的传统，附庸只需要对直接赐予他土地的领主效忠，而对领主的领主则不需要效忠。结果造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逐渐演变为王权旁落、诸侯割据。威廉的这一举动将欧洲大陆的传统改为“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这样的外来征服所造成的殖民化过程，使得英格兰所有的封建主都成了威廉一世的附庸。

于是威廉一世宣称：国王是一切土地唯一的和最终的所有者，并且把这种名义上的占有变成了事实上的占有，他把全国森林和可耕地的六分之一留给自己，其余的则分给教会和自己的手下。从威廉一世手中直接获得土地的直属封臣有一千四百人，这些人又将土地分封下去，这些不同等级的封臣，后人将他们统称为贵族。

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作为对国王的回报，贵族们必须向国王宣誓效忠，并根据自己领地的大小，向国王缴纳税金，提供骑士及其装备。威廉一世藉此建立了一支象征国家权力的五千多人的骑士军队。英格兰的贵族阶层和贵族制度也从此形成了。但是这种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普遍从属关系，也使得从属关系脱离了私人性质，而带有了双向契约的性质，最终演变为一种基于权利义务关系之上的契约关系。

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

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

（五）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给国王定叛国罪这一事实，表明王朝政治、阶级政治的结束和民族政治的开始。尤其法国不比岛国英格兰，直接面临外国干涉，民族主义特别高涨。其实，比英国更早的尼德兰〔荷兰与比利时〕革命，就存在对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主义动力。在民族政治无孔不入地的驱使下，整个社会的基层都搅翻了。这不是阶级复仇的大翻身运动，而是民族动员，因为王朝政治的阶级专政被取消了，全民在法律面前获得了同等权利。

这里的民族主义显然不仅仅是民族情绪，而是一个全民政治的概念，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其要义是“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党派利益、阶级利益、王朝利益至上。民族国家就这样作为世界秩序中的基本单元被确立下来了。

当然，民族与国家还是有区别的。尽管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二者的区别会越来越小。即使德国、日本 、意大利这样比较单一的民族国家，也有些少数民族成员。在多民族国家中提倡纯粹的民族主义，就难免伤害少数民族。因此，这时就以“国家利益至上”来代替民族主义了。像美国这样的多民族甚至多种族国家，就只能以国家利益来团结全民， 而不可以民族利益来发号施令。尽管在英语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词义 ，都是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是现代化的动力。正如在其他民族那里，现代化也要经历民族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一般来说是和城市革命或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同步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则反而是旧时代的残留物，如同西欧中世纪结束时的宗教战争，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不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导的。

理论上，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这仅仅是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编织的无国家者的理想说辞。实际上呢，无产阶级革命比之资产阶级革命，在民族主义意识方面更为滞后，所以号称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一旦建立，无不马上反目成仇：如苏联对中国，中国对越南，越南对柬埔寨……所以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时，代之以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导向，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且民族主义思潮必然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最终民主化，甚至德、意、日等轴心国，也逃不出这个定律。而比德意日更为后进一步的东欧、俄国、中国，也自然回逐步走上经济开发、政治民族一些国家，甚至中东一些国家也将开发成功，开始进入国际主义的时代了。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时代”〔既不是前此的“王朝时代”、“阶级时代”，也不是后此的“同盟时代”、“国际时代”〕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既是政治运动，还是文化运动，即是文化身份的认同。比如今日看来民族性极为淡漠的北欧国家，十九世纪完全是狂热的民族主义群体：他们先是把瑞典语从丹麦语中独立出来，然後另搞一套挪威语，然後再形成挪威国家。其实这些弹丸之国， 原先都是日耳曼民族，何须分彼此呢。

我们再思考一下美国的独立运动，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无代表不纳税”的传统准则而触发的。这根本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厮杀”，尽管当时美国还没有独立，而是英国和十几个殖民地之间的“民主之战”。而不是什么英国国王镇压美洲人民的独立要求，当时英国已经宪政化，国王已经没有实权。美国独立的革命战争，先是一个民主国家英国的内战，后来是两个民主国家即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

但是，早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北美殖民地人民，就利用英国普通法的传统，突出强调了“无代表不纳税”的英国原则。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使得世人认为，美洲殖民地人民是为了获得“作为一个英国臣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而反对破坏法律的英国政府。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不是“砸烂传统”，而是“维护传统”；不是“破四旧”，而是“回到圣经”。因为“天赋人权”，就是从上帝同等造人的信仰派生出来的。

1776年7月4日，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发表了脱离英国政府的《独立宣言》。在这个历史性文件上签名的代表中有二十五人是律师。因此可以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由律师领导的”，而其他的签字者也都是商人、医生、农场主等具有法律意识的有教养阶层人士。这是美国独立与1789年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激进的法国革命是以下犯上，采用暴力形式，推翻制度和秩序，所以随着革命的深入，不仅王公贵族人头落地，连昔日的革命者也难逃被送上断头台的厄运，无辜的平民百姓也都成为可大革命的牺牲品。而美国的独立战争却没有法国革命那样的破坏性，努力维持现有的秩序和规矩。这才有可能使得各州的代表坐到谈判桌前，讨论宪法事宜、建国事宜。 

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专以破坏传统为务的颠覆活动了。这种颠覆国家民族的非法活动甚至被毛泽东涂脂抹粉为“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结果造成毛氏一人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活动以文革为极端表现，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性自豪。这样蠢动之下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

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荷兰人在1581年公布的“誓绝法案”〔Act of Abjuration, 1581〕号称“荷兰的独立宣言”〔Dutch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又称弃绝宣誓、弃国誓言、去国誓言，但表达的思想却极为鲜明：统治者只是管理者，应当对民众负责，民众因此可以废黜不负责任的统治者。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建立责任政府的核心精神，并成为一百多年后美国《独立宣言》的范本。杰弗逊在其自传中曾说到“荷兰起义”给了第二次大陆会议以明确的信心，人们因此相信美国独立革命同样会取得胜利。有学者认为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时有意从“誓绝法案”吸收了有益成分，约翰·亚当斯则说：“美国的每个州都特别研究了荷兰独立法案，欣羡之、效法之”，他还认为：相似的争取独立的过程将使两国紧密团结在一起。

与北美殖民地相似，中世纪晚期的尼德兰许多大城市以金钱及其他方式，争得诸多的自由特许权。但查理五世上台后，无视这些权利。宗教改革开始以后，查理又设“宗教裁判所”予以整肃。菲利浦二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后，迫害加剧，荷兰人遂于1566年揭竿而起。阿尔法公爵率军进入尼德兰残酷镇压，民众则推举威廉奥兰治为领袖，荷兰独立战争因此爆发。……

“誓绝法案”的中文译者〔天行〕有一段译注写得特别好：原文里province、country在某些地方译为中性意思的“地方”“地区”，有些译作行政概念的“省”、“国家”，因原意如此，也表明现代共和、联邦国家乃是源于地方独立和地方自治，然后在此基础上的联合，否则，无法称为“共和国”，而是无核之果、不和之国。

中国就是如此。二十世纪的中国，名义上建立了几个共和国，但因为这些共和国完全缺乏地方独立和地方自治，正是只能是无核之果、不和之国，为军阀统治、僭主专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未来的中国，要摆脱无核之果、不和之国的命运，就需要开始一场“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就需要确立地方独立和地方自治，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否则，一个像现在这样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047、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

《北大：中共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2017-8-06 多维）报道说：

混合体制

讨论当代中国体制，首先需要厘清政体正当性（justness）和合法性（legitimacy）之间的关系。正当性是指一个政体符合一些先验的合意原则，合法性是指一个政体经由一定的既定程序获得的公民的认同。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原则性的区别。

就现代社会而言，正当性应该包括三个原则：（1）保障个人自由；（2）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3）实现良治。第一原则保障个人表达、迁徙、结社以及拥有财产的自由；也就是说，一个正当的政体必须保证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正当政体需要得到民众的同意，但是，如果不能保护个人自由，要想获得民众的同意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没有民众的同意，一个政体就可能不得不随时面临民众的挑战，即使它能够为民众提供好的结果。比如，一个善意的独裁者可能会善待他的百姓，但是，这不能保证他的继承者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此一来，民众就不可能接受这个独裁政体的正当性。第二原则是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它把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区分开来。在多数古代社会里，世袭是其政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到了现代社会，人生而平等成为主流政治思潮，政府职位因此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且，个人的能力和德性必须是决定他能否获得那些职位的先决条件。然而，保护个人自由和政治竞争并不总是能够保证一个政体的正当性。如果一个政体总是无法维持一定的政治秩序并改善民众的福利，它就不太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它也不太可能生存下去。所以，一个正当的政体还需要满足第三个原则，即能够保障良治，包括政治秩序、合理的决策和社会福利的改进等。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正当性的政体应该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而获得合法性，但现实可能未必如此。一种情况是，公民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了解政体运作的全貌，因而无法理解政体的正当性。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一定时期，政体无法满足正当性的所有要求，因而无法得到公民的一致认同。反过来，一个合法的政体未必是一个正当的政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德国，它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却不是正当的。

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混合体制逐渐确立为西方政体的主要形式，它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从满足正当性的角度出发，它是人类社会迄今发现的最佳治理方式。就其纯粹形式而言，君主制保证决策的灵活性和一致性，同时，由于无需担心民众短期诉求的干扰，它也更容易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因而它是实现良治的最佳形式。原始的贵族制由世袭的贵族主导，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世袭制度，在带有贵族制性质的机构中（如英国的上院和我国的政协），组成人员往往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就其本意而言，贵族制通过一些非民选的“贵族”保证政体能够实现一些超越民众短期诉求的正当性原则，如个人自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最后，民主制保证公民的政治参与，并借此成为保障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的最后屏障。

就其设计而言，当代中国体制可以理解为一个混合政体。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是君主的角色，用郑永年的名词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皇帝”（organizational emperor）；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机构，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政协体现了贵族制的要义，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统一战线的机构，也是各民主党派监督党的领导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当代中国体制的核心，因此，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中国共产党体制”是恰当的。要理解当代中国体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

首先，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二是代表社会中一定群体的民众。中国共产党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政党，但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演变已经改变了党的性质。去政治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特征之一。汪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政治的去政治化”，即党派界限趋于消失。他认为，这个趋势有碍公共空间的形成，不利于不同利益的公开表达，进而有利于国家的集权。然而，在中国，去政治化对于党维护正当性是必要而紧迫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以邓小平为主的务实派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更加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自此以后，党的意识形态就随着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而演变。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经济制度的巨变最终导致党的纲领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里面。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全民党的转变。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去政治化的结果是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了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其次，党是我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在民主制中，国家和政党是分离的，政党通过选举竞争政府职位，政党一旦掌权就受到宪法的制约。与此不同，在中国的政体中，中国共产党不是和国家分离的政治组织，而是混合体制的一部分。党的第一个职能是对国家重大政策进行决策。八二宪法赋予党领导中国的权力。“领导”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确立党在宪法架构中的核心地位，也确立党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控制。党的去政治化使得党可以从容地成为民众利益的加总机构，正如民主制下的议会一样，党得以成为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差别在于，议会不存在一个集中机制，而党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和加总。党的第二个职能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提供指导。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因而，在立法方面，“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是有结论的。党的第三个职能是选拔政府官员。尽管八二宪法删去了党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权，但党管干部仍然是党的一个重要职责，而且，这一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因为党的这个职能，笔者也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选拔制”（selectocracy），后文将对它进行详细论述。由于党的三个宪法职能，党既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制度安排。

第三，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较高的制度化程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西方学者经常误解中国的原因之一。多位学者指出（如强世功和柯华庆），《党章》应当纳入宪法架构中加以考虑，以此弥补《宪法》的不足。《党章》和其它党的重要文件对党的决策和官员选拔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是《宪法》所没有确定的，但却涉及中国政体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不同于其它非民主体制，我国的党内继承实现了制度化。在宪法框架下，党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基本得到保障，政府的决策趋于理性。

如同其它混合政体一样，中国共产党体制也不是完美的。它的长处是充分发挥了君主制的优势，因而较完整地实现正当性政体的第三原则，即实现良治；与此同时，它能够基本做到选贤任能，因而满足正当性政体的第二原则，即实现公共职位的开放性。它的短处是没有充分发挥混合体制其它两个构成要素，即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积极性，后文将专门论述这两方面的改进。

选拔制

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官员的选拔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即中国共产党来完成，而不是像民主体制那样，由选民来完成。为此，我们也可以用选拔制来描述当代中国体制。选拔制暗含的两个前提是：（1）国家治理是有层级机构构成的；（2）进入一定的层级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资质。这与当代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当代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大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背离了混合体制，变成了纯粹的民主制。在西方，大众民主的滥斛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并最终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其政治哲学终结。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公民可以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愿的、容忍所有政治主张和思潮的联合体。罗尔斯认为，由于这是公民在理性计算之后采取的自愿选择，因而政治自由主义是强大的。然而，当代自由主义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以它作为一个政体的政治哲学基础就势必在现实中产生巨大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选拔制。

自由主义是西方在现代化早期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哲学，它的核心理念包括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和平等主义三大价值。自由主义的兴起代表了人性和个体的觉醒，它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个人价值把个人置于社会和组织之前，要求社会以弘扬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个人自决赋予个体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摒弃社会给个体施加的不合理的限制；平等主义认定每个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要求社会在各个方面 --- 包括在政治参与领域 --- 都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在现代社会，这些价值无疑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和理性力量。然而，作为一种“全面的”（comprehensive）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的三大价值之间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人类价值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必须面对许多不同的环境，进而构造了与这些环境相匹配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的适用性依赖于使用它们的环境，因而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自由主义的矛盾出自于对人性过于乐观的假设。自由主义既界定个体的权利，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又界定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强调平等主义，并把它们统一到单个个体身上。然而，在现实中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个人因智力、家庭、社会、地理等方面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因而也只能实现不同的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平等主义和个人价值以及个人自决是矛盾的。自由主义是为人的发展设立的乌托邦理想，而不是对个体的实然判断。把一个乌托邦理想应用到现实，必然要产生问题。就国家治理而言，自由主义要求每个人的意见在政治决策中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但在现实中个体所掌握的信息量有差异、判断能力亦有高下之分，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极有可能导致政治的不可治理性。当西方民主中的非民主成分尚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矛盾被一些工具性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所降服；但是，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洲随处可见的民粹主义运动无不表明，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西方将不得不接受原子化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主能否继续实现良治，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

中国的选拔制深深地植根于儒家的传统之中。儒家对人性的描述是基于对社会中的人的观察的基础上做出的实然判断，因此比自由主义更为可靠。具体而言，孔子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认为人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在今天的语境里，“君子”是那些道德高尚、严以律己且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小人”则是那些只顾私利、患得患失的人。孔子认为，这种差异部分是天生的，即“唯上知和下愚不移”。但他也认为，通过克己复礼、下学上达，中人是可以成为圣人的。与孔子不同，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即“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个人能否最终成为圣贤，则取决于后天的教化和努力。“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他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对于当代而言，儒家的感召力不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平等主义肯定，而在于对人的向善之心的肯定。相较而言，自由主义把人性看作天然和固定的，相当于儒家所谓的“性”；而儒家更重视人性后天习得的部分，是动态的。

基于儒家的人性观，我们所能建构的政治体系是一种层级制度，位列其中的成员，其贤能高低大体上对应着层级的高低。因为具备一定德性和能力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体系，因此这种体系具有开放性，即向贤能者开放。这种有限制的开放性看起来没有无限制的开放性那样激动人心，但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政治领域，由贤能所施加的限制却可能是极其必要的。公共事务事关人们的根本利益，但并非人人都具备处理公共事务的德性和能力，即便具备，也存在高低之分。由此，如果政治体系中职位的数量有限、少于合格的贤能者的人数，那么，具有开放性和层级性的政治体系也就相应地具有竞争性。这个竞争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自己竞争，表现为不断修善自我，即孔子所谓的“为仁由己”，孟子所谓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另一方面是由于每个人在修善自我时既受自身努力程度的影响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人际比较上，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具有德性与能力。大体而言，第二方面的竞争就是与他人的竞争。这两种竞争投射到政治领域，其意义便是孔子所谓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选拔制继承了中国历史上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党选拔和任用官员，各级官员处在一场长期的晋升锦标赛当中，通过激烈的竞争实现晋升。对党的忠诚固然是干部选拔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由于党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这里的忠诚并不是对某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忠诚，而是对以党为中心的宪法构架的忠诚，是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忠诚。如果中国所特有的选拔体制能够得到全体人民的一致认同，从而获得宪法意义上的一致同意的话，那么，对党的忠诚就是对于政体的忠诚，党作为国家架构的正当性就转换为政体的正当性。在这里，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党的选拔制度是否满足开放性、竞争性和选贤任能的特征。西方主流意见对此持否定的态度。然而，如果我们近距离地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制度，就会发现，它满足这三个特征。

首先，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基于贤能的开放系统，党对所有认可中国共产党体制且有志于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的优秀人士开放。入党是有志之士进入国家科层体制的先决条件，正如科举中第是古代社会进入统治阶层的先决条件一样。如儒家所倡导的，当代中国科层体制的开放是以贤能为条件的。这与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制度没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因而为一些特朗普式的投机分子提供了进入国家治理核心的机会。

其次，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体制。这种竞争不是党派之间的竞争，而是官员个体之间的竞争。中国共产党为各种利益之争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平台，因而消解了西方式的党派竞争。党本身是一个利益加总机制，社会的利益表达无需通过官员个体呈现，为此，官员之间的竞争也从利益代表之争演变为个体之间的能力和德性之争。尽管党的官方文件从来没有提及党与儒家之间的相通之处，但党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第三，中国共产党体制也具备选贤任能的特征。选贤任能之所以是一个正当政体的重要特征，是因为否则的话，裙带主义就会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腐败和不可治理就会变成常态。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如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裙带主义的确存在于一些地方的干部管理之中。但是，案例研究往往不能反映全貌；要获取全貌，就必须把研究建立在对大样本数据的分析基础上。一些这样的研究表明，能力的确是中国选拔制中的重要选拔标准。早期影响较大的研究见于李洪彬和周黎安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他们研究了相对经济增长率如何影响省级领导干部进入中央的概率，发现在一个官员任职期间，如果他任职省份的经济增长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个标准差，则这个官员的升迁概率就会在平均概率的基础上提高15%。笔者和张牧扬把目光下移到市级官员，使用更为精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我们测量了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并发现，对于49岁以上的官员而言，能力越强的官员越可能得到升迁，能力最强的官员比能力最低的官员拥有高出30%的升迁概率。考虑到经济增长是党在相当长时期里的工作重心，官员选拔把发展经济的能力作为关键性标准，就不足为奇了。为适应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回应大众的要求，党也在尝试建立更加全面的干部考察制度，将其他指标加入到考核体系中。

总之，选拔制使得中国共产党体制满足了政体正当性的第二个原则，即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只不过这种开放不允许“抄近道”，而是需要个人拥有耐心，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就加入到竞争之中。另一方面，选拔制没有被裙带关系所左右，而是基本上能够做到奖励贤能，特别是能够让具备施政能力的官员脱颖而出。选拔制为官员提供充足的激励，促使他们积极为国家和民众工作。即使是那些腐败官员（如刘志军和仇和），升迁的动机也促使他们为国家和民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腐败，而是选拔制为官员提供了正向激励。

改进

现代国家是一部复杂而精巧的机器，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和宪法架构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必须能够娴熟地驾驭这部机器。党是由党员个体构成的组织，无论是在制定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还是在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都必须依赖党员的作用。党内纪律是规范党员行为的重要力量，但无法做到让党员具有整齐划一的思想，更不可能改变党员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就必然要面对复杂的委托-代理局面，党组织是委托者，而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员是代理者。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切割代理者的权力，减少他们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另一个是如何实施对代理者的监督，防止他们滥用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体制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和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是一样的，即必须解决权力的分割和监督问题。邓小平早就说过，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邓小平的意思是，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因而社会主义不应该拒绝。把邓小平的思想应用到国家治理层面，我们也可以说，权力的分割和制衡（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宪政”）不是民主制的专利，中国共产党体制不应该拒绝。为此，中国共产党体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

首先，明确党与国家的关系。《宪法》需要进行修订，为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供双向权力保障。一方面，《宪法》需要恢复五四宪法的条款，保障党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权。而且，党还应当拥有在这些权力上的一定程度的否决权。举例来说，如果党提名的人选没有获得人大通过，党有权再次提名同一候选人，而人大需要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票才能二次否决提名。另一方面，党不能僭越作为选拔机构的角色，要让人大成为民众意愿表达和交锋的制度平台。这个要求没有超越现有的《宪法》框架。《宪法》反映了党自身的意志；遵守《宪法》对党的威信有利无害。

其次，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宪法》赋予它的职责。在本质上，一个正当政体的第一原则是要求对民众意愿的尊重。如前文所述，选拔制找到了解决政治选拔的方案，但是，它需要在尊重民众意愿方面做得更好。在一个多元社会里，究竟什么是社会福利必须经由公开讨论才可能得到答案。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做得很好。但是，民主制也存在着无法达成共识的危险。就其设计而言，中国共产党体制提供了一个找到平衡点的机会，即将官员的选拔和监督区分开来，选拔由党完成，监督则由人大完成。但是，人大的监督是不完备的。完善人大制度的最根本性的措施是人大代表通过公开和公正的程序由民众选举产生。为了保障党的领导，《宪法》可以赋予党提名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的权力。

第三，完善政协对党的监督功能。党是中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混合体制中担负着君主制的作用。正因为此，对党的监督就变得更加重要。我国《宪法》对此已经有所准备，人民政协的主要责任就是多党合作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宪法》规定，人民政协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人民政协在我国的混合政体承担贵族制的功能，应该肩负起维护政体正当性的责任，其中包括对党的工作进行监督。但是，目前的政协规模过于庞大，委员的参政素质良莠不齐，要充分发挥政协的监督作用，缩小政协规模、提高委员的参政素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政协制度的严肃性，政协委员的提名应该由党来完成，但必须经全国人大投票通过。这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但必须经过参议院认可是一样的。

最后，法律是对社会的一种承诺，既然党主导立法过程，党尊重法律就是尊重自己的承诺。在常态下，党因此不应该干预司法过程。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而且也是从民众中间获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党的领导在中国具有历史、政治和法理上的正当性，但是，要取得民众的认同，即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党不仅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而且要尊重自己主导制定的法律和程序。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对民众权利的保护并不差，在许多地方甚至好于一些国家。如果党尊重自己主导制定的法律，民众就会有安全感，接受党对社会的承诺，从而认可党的执政合法性。如果党干预司法过程，民众就会觉得党的立法承诺是时间不一致的，法律是可以被随意解释的，从而会对自己的权利产生疑虑，失去对法律和党的信心。尽管在例外情况下党干预司法具有合理性，但是，如何定义“例外”是不清楚的，民众并不知道“例外”是真实的还是某些人或机构根据自己的利益或判断确定的。前面说过，党的工作必须通过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才能够完成，与司法相关的代理者出于自利或自保的目的，可能扭曲司法过程和结果，雷阳案就是一个例子。为防止司法变成一些权力拥有者或机构谋取私利的工具，在司法和党 --- 当然也包括政府和立法机构 --- 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是必要的，如此，党和社会之间才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确信”的关系，即社会确信党保护民众个体的权利，而党确信民众信赖党的领导并承认其合法性。

显然，即使完成这些改进，中国共产党体制还是和自由主义民主是不同的，但是，这些改进足以让中国共产党体制满足一个正当政体的所有三个原则。最终，这些改进能否完成，取决于党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长期执政条件的认识和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认同。党必须意识到，分权和制衡（宪政）不是“西方民主”的专利，而是国家治理的技术；向国家治理的其它机构（人大和政协）让渡部分权力，是确保民众相信党不僭越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必须意识到，在最低限度上，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混合体制是自由主义民主之外实现正当政体三原则的一个有益尝试，在自由主义民主面临民粹主义巨大挑战的今天，这个尝试更加弥为珍贵。无论何种制度，它的持续最终都取决于利益攸关方的信念。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如果几个强势集团都不再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民主制度也不可持续。阿根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从自由主义民主向民粹主义独裁的转变、俄罗斯在普京时代向威权主义的回归、泰国的民选政府和军人政府之间的轮回，等等，无不说明民主制度是脆弱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和维护正当政体，我们就不应该拘泥于一定的制度形式；特别地，我们需要摒弃不假思索的“民主叙事”，转而寻找描述当代中国体制并指明其改进方向的“新叙事”。不假思索的“民主叙事”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弥漫在中国政治帷幕之后的深刻的“合法性焦虑”。在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做的，恐怕不是加深这个“合法性焦虑”，而是找到国家治理的“重叠共识”，推进中国走向更加完备的正当性政体。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论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去共产党化”，完全从共产主义以外的理论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这实际上就是“去共产党化”。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变成“共产党”以外的某种东西。这种“去共产党化”当然是对共产党革命的彻底背弃，只是对“共产党掌权”的片面执着。这种“阳奉阴违”实际上造成了“名存实亡”的结局。这就像上一次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直到隋朝，虽然几经反复，但是“去鲜卑化”的改革最后还是成功了。古代的“去鲜卑化”相当于现代的“去苏联化”。“去鲜卑化”的改革虽然成功了，但是掌权的还是鲜卑人，汉人不过是给他们充当门面。但是承认汉人而不是屠杀汉人，尊重汉化而不是排斥汉化，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了，已经是一个“文明战胜野蛮”的范例了。

现在的共产党，虽然像古代的鲜卑人一样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但毕竟愿意承认（哪怕只是口头承认）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力图全面毁灭这些规则，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了，已经是一个“文明战胜野蛮”的范例了。

网民评论说：

oneplusone 今天 05:42

写的真多呀，实际上5个字足够了，共产党万岁！

壹旁观者 今天 05:24

这篇文章出于御用文人之手。想想看文人书生在共产党之下是个什么地位？让你讨论国家治理，引导共产党“善治”？没门！只能让你为它涂姿抹粉，哥功颂德。不然的话，过去是逼你改造，现在是将你封杀，如果还不致于把你关起来的话。

wkghm2288 今天 04:42

共产党“反腐”，反出个皇帝来，创举呀。

Mbtech 今天 04:39

为什么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呢？你们看看印度一群穷鬼，俄罗斯经济一塌糊涂，美国腐败的社会！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可以开创一种全新的，最美好的制度，到时候一定会解救全人类的！

海外愚公 今天 02:58

选拔制不是不可以，但很难达到人民的授权和权力的制衡。结果就是腐败横行，却无法根治，

真智 今天 01:30

为什么一定要往西方民主制上靠呢，西方民主制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制度，中国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制度

温杯 今天 00:31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本质就是君主威权体制，其实应该向中国百姓讲清楚这一点，重视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含糊其辞的结果只能是乱作一锅粥，坏人浑水摸鱼，好人蒙冤受屈。

谢选骏指出：不论上述网民的意见如何分歧，但是大家都默认了，现在的中国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所以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还是一个进行时，远远没有完成。等到完成的时候，现代南北朝就会结束，中国就会统一，新的隋唐盛世就会来临了。

【048、中国共产党是谁的养子】

网文《“华裔政客一大怪对同胞狠对中国凶”》（2016.12.14 李小飞刀）写道：

美帝改朝换代，华裔女性赵小兰入阁当交通部长，另一位华裔女律师杨黄金玉被“钦点”坐了美证监会主席。此等消息在我大天朝朋友圈刷了好几天，众人纷感与有荣焉。

而刀哥却不禁想起一位东南亚华人说的一番话，他说，最怕华裔政客当选，事实多次证明，一旦华裔政客当选，对华裔最狠，对中国最凶。他举例说明，曾有一个华裔当了教育部长，为了向所在国表忠心，竟然出台政策禁止华裔子女报考最热门的工程学和医学专业。

现在全球有四千万华人华侨分布海外，光美国就有350多万，华裔在国外当官并不是什么新闻。光奥巴马政府一届，就有骆家辉、朱棣文、卢沛宁、陈远美、方富宇这5个人当过部级大官。讲真话，这里面，除了骆家辉名头不小，朱棣文有点名气，其他人我们认识哪个？又有谁听过他们对华特别友好，或者给华人办过什么好事？

日本有权有势的大家族，从古至今都爱收养子。日本人的养子跟中国可不一样，中国人认干爹是为了拍马屁，日本人认干爹那是真出力。如果干亲家族跟血缘家族发生了矛盾，这个养子会毫不犹豫站在干爹这边，对亲爹下手比谁都狠。

刀哥把这叫做“养子现象”。

这种现象在华裔政客身上特别突出。

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刀哥从小就听“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中国心”，中国人特别讲究“血浓于水”，觉得华人无论在哪里、是第几代，都是“炎黄子孙”，都应该有“故乡情结”、“赤子之心”。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那些在海外飘零奋斗好几代的华裔，好不容易供出一个议员或者高官，希望他们能给沉默老实的华裔群体说点话、办点事。中国老百姓也觉得他们能对中国更亲近，没想到在背后捅刀子最狠最凶的，就是这些被供上台的华裔政客。

1.最坏不过阿基诺

阿基诺三世是第五代华裔，出身菲律宾中吕宋打拉省有名望的许寰哥家族，曾祖父许玉寰（人称寰哥）生于中国福建漳州市龙海县鸿渐村，清末下南洋讨生活，靠经营农场发家。

有专家说，经过这么多代，阿基诺自己对他的华人血统已经不看重了。但阿基诺自己可没说不认这么门亲啊。

2011阿基诺访华，管鸿渐村的父老乡亲一口一个“表兄弟、叔叔、阿姨”，说中菲是“50年的夫妻”。那张脸甜的都粘牙，捞了12.82亿美元大单。可就在回菲律宾当天，阿基诺立马翻脸——宣布次年购买美国巡逻舰部署南海。

2013年1月，菲律宾通知中国他们要上海牙告状。一个月以后，阿基诺居然腆着脸给菲律宾亚典耀大学孔子学院致辞，说自己是“拥有中国血统”的菲律宾人，“勤勉”、“奉献”、“爱国”是中菲共同价值观。

更别提他骂中国是纳粹德国，说给在人质绑架事件里死难的香港游客道歉“不符合菲律宾人习惯”了。

阿基诺你还是别认亲戚了，我们不是你亲戚。

2.最阴不过骆家辉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司徒雷登之后最火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想必大家都非常了解了，对这个人，刀哥只想说3点：

骆家辉爷爷骆世泽10多岁的时候去美国给人洗碗扫地洗衣服，后来回老家广东台山结婚，生了骆家辉的父亲骆荣硕。骆荣硕母子一直跟骆世泽相隔两地，12年后才被带回美国，因为什么？因为限制华人移民的排华法案。

骆荣硕二战时加入美国陆军，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因为像他这样的成千上万华裔在战争中的牺牲，美国政府格外开恩，稍微放松了对华人的移民限制，骆荣硕才能带着妻子在西雅图开餐馆和杂货店。What？这么拼命的战斗英雄只能开餐馆？因为排华法案。

然而，在大多数华裔政客和华人要求美国国会为排华法案道歉奔走呼号的时候，这个祖父辈两代人被排华法案折腾惨了的华人的儿子；这个做过商务部部长、华盛顿州州长的大官；这个在中国那么能说会道，上蹿下跳，比谁都爱出风头的大使，不！发！一！语！

不但在排华法案上不发一语，ABC辱华事件（把中国人都杀光）、福克斯辱华事件（“中国佬”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梁彼得案、AB1762法案等等等骑在华人头上撒尿的事件，骆家辉统统不！发！一！语！

他哑巴了？不，他骂起中国来嘴皮利索着呢。

他是一遇到“美国人”才哑。

当年有国内媒体给他洗地说，骆家辉代表的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是美国人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我倒想问，除了“藏独”、“疆独”，骆家辉代表过什么“平等”价值观？

骆家辉是我知道的，唯一正面刚过华裔政客为什么不对华友好这个问题的人。

他说，自己作为第一个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华人，让很多中国人引以为傲，被华人赋予了太多象征意义，但这也让自己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他的工作当然是要代表美国利益，但因为他的外貌，让很多中国人甚至中国政府认为，他应该代表中国。

刀哥替他翻译一下：都怪你们太自作多情了，搞得我好累。

虽然任上的时候觉得中国雾霾又重，人权又不好，退下来的骆家辉好像蛮喜欢往中国跑的，公开资料显示，经常有中国公司请他来中国走穴，谈谈美国梦什么的，2015年一年就来了3回。

3.最恶不过刘云平

相比较在美国国内问题上“不粘锅”的骆家辉，美众议院议员刘云平可是专坑华裔老能手。

2014年，美加州参议院通过加州种族平权法案，限制加州公立大学招收华裔学生。三名华裔议员刘云平、余胤良、刘璿卿居然全部对法案投下赞成票，让华裔全体懵逼了。

按照美国华裔的说法，华人当政客，吹牛皮，拉选票搞不过白人；唱歌跳舞打篮球玩不过黑人；生孩子生不过墨裔人；当财东当不过犹太人；打架更是谁都打不过。唯一胜过其他各族裔的，一是能吃苦，二是重视教育。而平权修正案要把华人的这点点学历优势都给拿掉。

反应过来的华裔把他们的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一拥而上到刘云平的脸书页面上骂街，刘也不愧是个政客，一转脸说他没想到华裔会这么强烈反对声浪，他现在又反对平权法案了。

刘云平不止干过这一桩缺德事。美国的人口普查表里有一组问题是有关你属于哪个种族，其中亚裔民族根据原住国进行分类，所谓“Taiwanese”包含在“Chinese”这个选项中，不单独设项。

2010年，刘云平极力主张台湾同胞不服从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指南，应该在人口统计表中说自己是Taiwanese。

为了获得官方承认，刘云平2011年又和赵小兰的丈夫伍国庆一起搞了个加州亚裔细分法，该法案通过意味着，在加州，大陆来美和台湾来美的华人不是骨肉同胞，而是Chinese和Taiwanese。

又反华又搞台独，刘云平五毒俱全。

4.最毒不过林绵昆

华人不帮华人倒也算了，还有华人帮其他人打华人的。

印尼副总统首席顾问、企业家协会主席林绵昆，就是这种反华时间久，手段狠，最让华裔不齿的老贼。他跟他兄弟林绵基，是反华界的“玄冥二老”。

1965年，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林绵坤在“9·30事件”爆发之后，指控中国干涉印尼内政，一马当先率领右翼大学生和暴徒火烧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从那之后，华人林绵坤就走上了打击华人的路。为了帮苏哈托制定和宣扬反共排华理念，林绵坤、林绵基1971年又推动成立了印尼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宣扬苏哈托政权的理念、垄断学术界对印尼“9.30”的解释权。

这个中心到今天都是反华学术大本营。中心执行主任利扎尔·苏克马极力主张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目前中国事实上已经跟这个机构建立学术合作，却从未获得实质上的成果。定期的互访和学术研讨停留在表面。这个中心向往日本，经常在中国或者公众不注意的时候，做出一些小动作，损害中国和印尼的关系。

在印尼高铁议题上，为了给中国捣乱，在印尼第一次同时退回中国与日本高铁方案之后，林绵坤主张印尼邀请德国和法国参与高铁竞标，使印尼高铁项目复杂化。

林绵昆反华反的这么努力，被日本人看上，日本颁给他日本政府对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奖章“旭日勋章”。日本外交部还向他的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痛哭流涕地表达了“深深感激”。

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天生谦让，加上过去百年的移民史大部分都是逃难史，造成了某些华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卑，和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融入渴望，生怕因为自己黄皮肤变成非主流。为了显示自己不是非主流，其中更小的一部分人，就像那些当了别人养子的日本武士一样，要自轻自贱自狠，把自己身上不主流的血肉先挖出来，看到其他华人身上不主流的，越看越看恨，更要冲上去挖掉，拿去给自己的主子们看。

这样的人，媚上欺下，最容易讨个官做。像刘云平这种人，可怜华裔还凑钱支持他，当了议员翻脸就不认人。

你看这样的人像不像狗。

……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写得“给力”。只是它“忘记”提到一个“对同胞狠对中国凶”的最大标本：毛泽东。毛泽东在斯大林帐下做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整死了几个亿的华人同胞，却把自己变成了四大伟大乃至于“哪里都大”的“整人专家”。

如果按照作者提出的“养子理论”，我想问问他：中国共产党是谁的养子？

其实，养子理论并不新鲜，只是过去不叫养子，而叫汉奸，从吴三桂到汪精卫，他们的事迹大家都很熟悉的。

而中国是一个盛产养子的国家，只是不过继给国人，专过继给国际，所以“中国共产党”叫做“共产国际中国支部”。

【049、中国何时举行真的封禅大典】

网文《封禅》报道：

封禅是一种帝王受命于天下的典礼。这种仪式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齐、鲁的儒士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人间的最高帝王应当到这座最高的山上去祭祀至高无上的神灵，而泰山是齐、鲁分界。后来在齐、鲁祭祀泰山的仪式扩大为统一帝国的望祭，并定名为“封禅”。封禅二字中，封是祭天的意思，禅是祭地的意思。封禅之礼，最初见于《管子·封禅篇》，但此篇今已佚。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管仲的论封禅：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帝王有72代，而管仲本人记得有十二个。从无怀氏到周成王，都受命后举行封禅典礼。帝王受命要有十五种不召而来的祥瑞体现，这样才能举行这种典礼。《管子》一书出自战国齐稷下学派手笔，因此或许代表了这批阴阳家们对封禅的看法。

首位真正举行封禅大典的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三年（前219年），巡狩郡县，与齐鲁儒士讨论封禅典礼。博士们议论纷纷，但提不出一个具体的仪礼程序。秦始皇遂借用原来秦国于雍城祭祀上帝的仪典，先一到泰山行封礼，然后到梁父行禅礼。汉初，经济萧条，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虽讨论过封禅，但没有经济条件去做。武帝后经济好转，于是命名儒赵绾、王臧等人“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但因窦太后极力反对而作罢。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才行封禅，封于泰山，而禅于肃然山（泰山东北），并改元元封。然而这次封禅，不但具体仪式主要由方士草订，并且其行事神秘，史官亦不知其详。此后每隔五年修封一次。前后共举行过5次。东汉建武三十年（54年），张纯等大臣奏请汉光武帝封禅，但他以自己无德而不许。两年后，他认为“赤刘之九，会命岱宗”的谶文，命梁松等求九世封禅的制典，遂东巡，封于泰山，禅于梁阴，并改元为中元元年（56年）。

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都举行过封禅。历代帝王中唯有女皇武则天别出心裁，登基之前随夫君唐高宗以皇后身份封禅泰山，称帝后封禅嵩山。

历代帝王封禅祭祀泰山、嵩山一览表

除晋、元、明、清以外的统一王朝的皇帝都进行过封禅。

秦朝

秦始皇 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 封泰山、禅梁父山

二世胡亥 二世皇帝元年（前209年） 登封泰山

西汉

武帝刘彻

元封元年（前110年） 封泰山、禅肃然山

元封二年（前109年） 封泰山、祠明堂

元封五年（前106年） 封泰山、祠明堂

太初元年（前104年） 封泰山、禅蒿里山

太初三年（前102年） 封泰山、禅石闾山

天汉三年（前98年） 封泰山、祠明堂

太始四年（前93年） 封泰山、禅石闾山

征和四年（前89年） 封泰山、禅石闾山

东汉

光武帝刘秀 建武三十二年（56年） 封泰山、禅梁父山

章帝刘炟 元和二年（85年） 柴祭泰山、祠明堂

安帝刘祜 延光三年（124年） 柴祭泰山、祠明堂

隋

文帝杨坚 开皇十五年（595年） 坛设祭泰山

唐（含武周）

高宗李治 乾封元年（666年） 封泰山、禅社首山

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武曌 万岁登封元年（696年） 封太室山、禅少室山

玄宗李隆基 开元十三年（725年） 封泰山、禅社首山

宋

真宗赵恒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 封泰山、禅社首山

清

圣祖玄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登封泰山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登封泰山

高宗弘历 乾隆十三年（1748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之间，前后10回祭祀泰山。

2017年谢选骏就曾指出：“瞻仰一大会场——不如直接祭天”！着眼于“七常委祭拜一大会址，有弱化毛泽东的意思，不再主要祭典毛泽东，而是祭拜当初建党的群体。这意味着习近平可能要走一条跟毛泽东、邓小平不一样方针、政策的路线，他要奠定他在中国党内自毛、邓之后的历史地位。”所以说，瞻仰一大会场，不如直接祭天。

现在，中国开始举行封禅大典的演习了。据央视网2018年02月06日报道，《央视春晚走进泰山 封禅大典舞台惊艳》：

2018央视春晚即将如约而至。日前，山水盛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实景演出《中华泰山·封禅大典》的剧场已于1月中旬改造完毕，作为央视春晚分会场，春晚演出节目进入实地彩排和预录阶段。

泰山东麓天烛峰脚下的《中华泰山·封禅大典》，以现代版充满高科技的表演激活人们的历史记忆，真实再现了秦、汉、唐、宋、清五朝帝王封禅盛况。这部实景演出作品由中国山水实景演出创始人、山水盛典董事长梅帅元领衔创作，2010年公演至今已是第八个年头。但是，这次却是首次登台春晚，成为举世瞻仰的国家节目。其中意味，不言而喻。

《封禅大典》舞台是山水盛典作品中一度拥有全亚洲最大可移动开合的LED屏幕的经典之作。整个舞台宛若一个巨大的封禅台，舞台面积5500平方米，自上而下共146级台阶。舞台依泰山山势而建，自然天成的泰山雄奇险秀的山水实景为封禅大典剧场营造了无与伦比的宏伟气势。整个剧场呈V字型，舞台最高点为27米，观众席最高为16.5米，观众席与舞台之间形成45度的独特仰视观看视角。

此外，灯光在原有灯光基础上，增加3倍灯光覆盖，可实现周边山体全部打亮，舞台呈现在群山环绕中。舞美效果也升级了，使用了烟雾特效、激光灯及虚拟技术等高科技舞美特效。

除夕之夜，央视春晚置身于这样的舞台，在泰山璀璨的夜空下，1800人同台打造视觉盛宴。

对此，海外舆论却是感到了巨大的震惊——美国之音评论认为这是“习近平要搞封禅大典！终成习近平皇帝”了。

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直接了当地用封面漫画含蓄又明确地暗示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皇帝梦。2013年5月4日，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后刚刚半年，这份在国际间广受尊敬和信赖的老牌杂志在其封面上展示了一幅习近平黄袍加身端坐龙椅的画面。

在那时候，中国国内外还有很多人对习近平抱有诸多的善意和美好的幻想，以为习近平会在中国多年停滞不前的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习近平当局大刀阔斧地镇压异议人士、抓捕人权律师、收紧再收紧网络舆论，管卡再管卡亿万中国网民的互联网信息交流自由、恢复游街示众侮辱被羁押者的人格的做法、鼓励学生向当局告密自己的父母家人、拆除基督教教堂十字架、对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的严酷镇压变本加厉,对低收入劳动者公开地歧视，甚至在寒冷的冬夜将他们从合法居住的住所驱赶到大街上…，种种这类被观察家广泛认为是开历史倒车和倒行逆施的做法使上述那些幻想一个个破灭，导致当初对习近平赞美有加的许多观察人士不得不纷纷承认自己是一厢情愿看走了眼，看错了人。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政治改革的前景在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越来越渺茫。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注意到，习近平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国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中国梦”越来像是习近平个人的皇帝梦，就像是2013年5月《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图画所展示的那样。

越来越多的观察家乃至中国的一般公众认为，习近平当局所展示的习近平的皇帝梦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动真，他们就此提出的论据包括：

第一，2017年11月接待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期间，习近平一反中共领导人以往的惯例，在中国先前的皇宫故宫接待川普夫妇，刻意展示皇家的豪华；

第二，2016年8月初，中国当局深更半夜拆除大连的一座雕刻精细的华表，中国网民纷纷议论，那座用纳税人的钱精心雕刻而成的洁白的九龙华表之所以遭到半夜被拆的厄运，只是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僭越，是对北京的皇帝地位的挑战；有趣的是，中共当局对中国国内外的这种议论不承认，不否认，不评论；

第三，2015年12月，中国学者秦晖的一本讨论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变迁的论文集《走出帝制》被神秘下架，中共和中共控制的中国政府当局拒绝说明理由，观察家们纷纷议论，认为秦晖的书遭遇厄运，显然是因为“走出帝制”这个不幸的书名与习近平当局“走回帝制”的心态或愿景冲突；有趣的是，中共当局对中国国内外的这种议论不承认，不否认，不评论；

第四，2014年11月，在招待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习近平当局推出具有中国传统皇家颜色（“帝王黄”）和造型（天圆地方）的餐具，而且，中共控制的媒体特意提醒读者注意，这套餐具的设计思想是“考虑到北京是皇城，‘龙脉之地’”。

谢选骏指出：封禅大典是中国历代帝王到泰山祭天的仪式。现在春晚真的封禅祭天，看来我有先见之明。习近平当局不仅“瞻仰一大会场”，而且上演祭天了——虽然还没有“直接祭天”。习近平要是真搞封禅大典那就好了，那就实现了一个历史的突围——中国需要突破马列主义的外来枷锁，走一条文明再生的自主路线。习近平要是真搞封禅大典就好了，那他就能真正超越毛邓，衔接中国传统，比肩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了。中国就是走进帝制，也不可能是传统帝制了，而只能是我在1988年《光明日报》上公开号召的那样，“回归祖辈的传统”——或多或少，只能是君主立宪，而无法是君主独裁。那就是礼制的历史复兴，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深入发展。而且习近平没有太子，最适合成为中国的佛朗哥，类似美国的华盛顿。华盛顿就是因为没有太子，才开创了功成身退的传统。而美国人民还是为他树立了华盛顿纪念碑——那是来自埃及法老的方尖碑——说明就是美国人，也有深刻的帝王思想，就像英国人那样。而法国废除了君主制度以后就一蹶不振了。至于德国，废除了君主制度只能出希特勒那样的怪胎，遭到历史性的失败。至于毛泽东的老师苏联，废除了君主制度以后，只能出一个斯大林就绝了代，至今普京再怎么折腾也无法重振旗鼓。中国复兴君主制度，就不难再执天下之牛耳。

（古代诸侯订立盟约，要割牛耳歃血，由主盟国的代表拿着盛牛耳朵的盘子。故称主盟国为执牛耳。）

“泰山自古以来有‘通往帝座’的美誉，每当华夏一统，或重大太平盛世，都会有帝王登临祭天，据史料统计，自秦始皇到清代，先后有13代帝王引次亲登泰山封禅或祭祀。”

习近平亲自掌控下的中国中央级官方媒体公然赞美宣扬帝制的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中国网民的注意和评论。中共当局的网络舆论主管机构再度开足马力，对有关评论进行围追堵截式的封杀。但是，中国何时举行真的封禅大典，真的突围历史文明的困局呢？

【050、中国何时能够制作播出一部自己的《纸牌屋》】

《纸牌屋》（House of Cards）是美国一部政治权谋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于网路上播出，是Netflix原创剧集。本剧由鲍尔·威利蒙创作并改编自安德鲁·戴维斯的BBC同名电视剧。两部电视剧都是基于迈克尔·多布斯同名小说创作的。第一季全部13集于2013年2月1日在串流媒体网站Netflix首播。第二季的13集于2014年2月14日同时放出。2014年2月4日，即第二季播出十天之前，Netflix宣布续订本剧第三季于2015年2月27日播出。本剧的第四季也已经被续订，于2016年3月4日同时放出。2016年1月，Netflix宣布续订第五季，于2017年5月30日播出，同时宣布鲍尔·威利蒙于第四季后退出本剧。

本剧背景设置在现今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讲述了众议院南卡罗来纳州第五国会选区民主党籍议员、多数党党鞭弗兰克·安德伍德（Frank Underwood，凯文·斯贝西饰演）在晋升为国务卿的希望破灭后，在妻子克莱尔（Claire Underwood，罗蘋·莱特饰演）的帮助下，开始运用复杂的权术获得最高权力的故事。剧集主要涉及的主题是无情的实用主义，操纵和权力。

本剧的第一季获得了9项黄金时段艾美奖提名，成为了首部获得艾美奖提名的网络电视剧集。本剧获得的9项提名则包括“最佳剧情类剧集”、“最佳剧情类剧集男主角”（凯文·史派西）、“最佳剧情类剧集女主角”（罗宾·怀特）以及“最佳剧情类剧集导演”（大卫·芬奇）等。本剧还获得了4项金球奖提名，其中罗宾·怀特凭借剧中表演最终获得“最佳剧情类剧集女主角”的奖项，也使本剧成为首部获得主要影视表演类奖项的网络剧集。而本剧的第二季获得了13项黄金时段艾美奖的提名和3个金球奖提名，其中凯文·史派西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剧情类剧集男主角”的奖项。

2017年10月30日，由于奇云·史柏西被指控性侵犯，Netflix宣布第六季共13集会安排在2018年播出，而这将会是本剧的最后一季。然而，Netflix在第二天宣布第六季的制作将会中止。2017年11月3日，宣布史柏西已经从本剧中被解雇了。

凯文·斯贝西 法兰西斯·“法兰克”·J·安德伍德 （Francis "Frank" J. Underwood）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第五国会选区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在第二季中成为美国副总统，并在第二季季终时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角色名字来源于同名小说和英国版同名剧集主角弗兰西斯·厄克特以及美国首任民主党众议院党鞭奥斯卡·安德伍德。与英国版剧集主角相似，安德伍德在剧中经常“打破第四面墙”，与观众直接对话。 

罗蘋·莱特 克莱儿·安德伍德 （Claire Underwood） 法兰西斯之妻，负责运营一家非营利组织“净水计划”（Clean Water Initiative），在第二季中辞去此工作。她时常介入其夫的政治行动中。在第三季最后离开法兰克·安德伍德。她在第四季开始打破“第四面墙”。在第五季季终时成为第47任美国总统。 

迈克尔·凯利 道格拉斯·“道格”·史坦波（Douglas "Doug" Stamper） 安德伍德的幕僚长和亲信，第二季末被瑞秋·波斯纳用石块击打至昏迷。（第1-5季） 

迈克尔·吉尔 加勒特·沃克 （Garrett Walker） 第45任美国总统，前科罗拉多州州长，第二季末辞去总统职位。（第1-2季） 

内森·达罗 艾德华·密查姆 （Edward Meechum） 美国国会警察，负责安德伍德的安保和司机工作。第二季中加入美国特勤局，负责安德伍德就任副总统后的安保，并与安德伍德夫妇同时发生了性行为。(第1-4季)

沙基纳·贾弗里 琳达·瓦斯奎兹 （Linda Vasquez） 总统的白宫幕僚长，第二季中与安德伍德意见分歧而辞职。(第1-2季) 

克莉丝汀·康诺利 克莉丝汀娜·加拉格 （Christina Gallagher） 国会职员，与彼得·罗素有私情，后成为总统私人助理，第二季中被总统辞退。（第1-2季） 

马赫沙拉·阿里 雷米·丹顿 （Remy Danton） 一家天然气公司的说客，后转投雷蒙德·塔斯克，之前曾在安德伍德手下工作。在第三季中成为白宫幕僚长。（第1-4季） 

瑞秋·波斯纳 （Rachel Posner） 曾是妓女，与彼得·罗素发生性关系后被道格·斯坦普牵扯进安德伍德的政治行动中，因曾与其他人会面而被道格怀疑其忠诚度。第二季末在道格带领其转移住处时因恐惧而将道格打昏并逃走。在第三季最后因为道格为了重新获得安德伍德的信任以及成为新的白宫幕僚长，被道格杀害并掩埋在荒野里。 (第1-3季) 

塞巴斯蒂安·阿塞勒斯 卢卡斯·古德温 （Lucas Goodwin） 《华盛顿先驱报》（The Washington Herald）编辑，第二季中调查安德伍德时因涉嫌网络恐怖活动而入狱。（第1.2.4季） 

凯特·玛拉 佐伊·巴恩斯 （Zoe Barnes） 《华盛顿先驱报》记者，后因与老板意见分歧而转职到“头条网”（Slugline）。在与安德伍德初次见面后，二人迅速发生性关系，与其建立了互相利用的联系，同时安德伍德为她提供内幕新闻素材以打击政治对手。第二季中因试图调查彼得·罗素之死的内幕而被安德伍德杀害。（第1-2、4季） 

杰拉尔德·麦克雷尼 雷蒙德·塔斯克 （Raymond Tusk） 富商，经营数家企业，在核工业方面掌握重要地位，与总统私交甚笃，对总统的决定有重要影响。（第1-2、5季） 

康斯坦斯·齐默 简宁·斯高斯基 （Janine Skorsky） 《华盛顿先驱报》记者，后转职到“头条网”，对佐伊的突然成功怀有疑心，最终仍加入头条网与佐伊同事。与佐伊一同调查安德伍德，但在佐伊死后退出，并搬离华盛顿到其母处居住。（第1.2.4季） 

莫莉·帕克 杰奎琳·夏普 （Jacqueline Sharp） 国会女议员，在安德伍德升任副总统后在他帮助下接任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在第三季中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其后改而支持邓巴（第2－4季） 

寇瑞·斯托尔 彼得·罗素 （Peter Russo）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第一国会选区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因酗酒、吸毒、召妓等丑闻而受到安德伍德要将其丑闻公之于众的威胁，并因此对安德伍德效忠。在安德伍德帮助下戒酒后重新参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后瘾头再度发作而退出政坛，最终试图向媒体公开一切，以逃脱安德伍德的掌控却反被他布置成自杀而死亡。（第1、4季） 

纸牌屋 (第一季)

剧情以美国国会议员弗兰西斯·“弗兰克”·安德伍德通过徒手杀害一只饱受痛苦的狗来展现他无情的实用主义开始，在镜头里，他向观众解释说有时需要有人作出不令人愉快但却是必要的事。安德伍德是一位极具政治野心的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多数党党鞭。为了能够被任命为国务卿，他帮助加勒特·沃克赢得了大选，然而在沃克宣誓就职之前，白宫幕僚长琳达·瓦斯奎兹却告知安德伍德，称总统希望将他留在国会推动法案通过，因而将不会提名他作国务卿。安德伍德对总统的背叛之举愤怒不已，但很快，他隐藏了自己的愤怒和失望并向总统表明他能够推动议程，而且是个有用的副手。事实上，在背地里，他开始实施了一个周密的复仇计划，该计划以他自己获得权力为最终目标。

弗兰克的妻子克莱尔负责一个非政府组织“净水计划”的运行，但她的真实意图并不明确。她看上去是在利用她的慈善组织来培养她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而她的最终目标并不明确。在第一集中，她认为自己的组织足迹有限。为了促使这个组织登上国际舞台，她决定将它的业务拓展到其它国家，为其它国家钻井获取净水。这引起了她的办公室主任极大的担忧。为了招募人才来支持拓展的计划，克莱尔让她的办公室主任裁撤净水计划一半的雇员。后来，在她在确认了进度后，办公室主管也被解雇了。这印证了一个事实——她和她的丈夫一样拥有着一颗冷酷的内心、一样无情的实用主义和对权利一样渴望。

安德伍德开始了一个高度复杂的计划来使自己成为一个内阁成员，同时在他的权力游戏中获得他能够操控的棋子。他与一名富有野心的年轻记者佐伊·巴恩斯建立了互相利用的关系，到最后发展成了婚外情。安德伍德让她发布他泄露的关于他的政敌的具有破坏力的新闻。同时，安德伍德拥有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彼得·罗素的一系列丑闻，并以此操纵他。在他们二人的协助下，安德伍德破坏了沃克此前计划的国务卿人选，参议员迈克尔·科恩的政治信誉。并最终以自己的亲信，参议员凯瑟琳·杜兰取而代之成为了国务卿。安德伍德还在一次阴谋中利用罗素结束了教师罢工并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这提升了他自己在沃克总统心中的地位。

因为副总统吉姆·马修斯就任前是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在他就任后，该州须进行州长补选。安德伍德于是帮助罗素戒酒并支持其参选州长，但在选举前他让妓女瑞秋·波斯纳诱使罗素重新开始酗酒，并让他在醉酒的状态下接受了一个电台的采访。在接近崩溃的状态下，他决定通过将他在安德伍德的阴谋中的角色公之于众来向他的失败赎罪。作为回应，安德伍德在启动了汽车的引擎后，将昏睡过去的罗素留在了一个关闭的车库内，使他最终窒息而死而留下了自杀的假象。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陷入混乱之时，安德伍德说服副总统去竞选他之前的州长职位，并使得副总统的位置空缺而留待了安德伍德来填补，正中其下怀。

然而沃克总统却另有计划。他希望提名密苏里的亿万富翁雷蒙德·塔斯克作新任副总统，并派安德伍德前去审查。但随后塔斯克透露自己与总统私交密切，事实是在为总统审查安德伍德，同时也告诉安德伍德，是他本人建议总统选择不提名安德伍德为国务卿的。如果安德伍德同意欠他一个人情的话，他将影响总统，使总统提名他为副总统。在经过一连串对塔斯克的施压后，他向塔斯克提出他们可以相互合作而不需欠塔斯克人情，塔斯克最后在压力下同意了这个提议。与此同时，安德伍德在结束了与佐伊·巴恩斯的婚外情之后，巴恩斯开始调查安德伍德的政治阴谋，一系列线索也逐渐串联起来。第一季的最后，安德伍德接受了总统提供的副总统提名。

纸牌屋 (第二季)

弗兰克·安德伍德即将宣誓就职副总统，佐伊·巴恩斯则与同事卢卡斯·古德温和简宁·斯高斯基继续挖掘更多内幕消息，最终追踪到了瑞秋·波斯纳。弗兰克的副手，道格·斯坦普将瑞秋带到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安德伍德则引诱巴恩斯到了一座地铁车站，在没有人看到也没有监控探头拍到的死角中，在列车进站之际把她推下站台，巴恩斯被撞身亡。结果，为了远离可能让她自己也随之丧命的危险，简宁放弃了调查活动并接受了在伊萨卡的教师的职位。

佐伊的死激发起古德温独自一人继续调查的决心，他于是寻求一位黑客的帮助，试图获得弗兰克在AT&T的通讯记录。然而，帮助他的黑客，嘉文·奥尔赛，实际上是在为道格·斯坦普引诱古德温，并使他最终在联邦调查局的行动中落网，被迫承认实施了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的罪行。随后，那名黑客利用瑞秋的存在来敲诈道格。由于害怕再次被重新安置、可能的伤害和道格对她日益增加的迷恋，瑞秋最终用石头敲击了道格的头，可能已经致命。瑞秋随后驾驶着道格的车逃离了现场。

在一次采访中，克莱尔曝光了自己在大学时曾遭受强奸并因此而堕胎，而当年犯下这桩罪行的正是此前刚被任命为将军的一位军官。同时克莱尔与第一夫人的关系也越发密切，二人共同支持改革军队对性侵犯的调查方式的法案通过。克莱尔在交谈中得知总统夫妇的婚姻遇到危机，她随后向第一夫人建议其夫妇寻求一位心灵顾问和婚姻咨询师的帮助。

雷蒙德·塔斯克仍然对沃克总统的决策起着关键作用，安德伍德则试图挑拨这二人之间的关系和信任。他会见了中国商人冯山德，此人是塔斯克的盟友，也是中国的非官方途径的外交代表。安德伍德暗中破坏中美双方的外交对话，造成混乱局面，制造假象使总统认为塔斯克也同样需要对谈判破裂一事负责。谈判破裂后，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并导致双方卷入稀土贸易战，美国能源价格随即飙升。塔斯克由于触及自身利益而公开反对总统为了处理危机而作出的努力。作为报复，他切断了对民主党的资金捐助，同时开始通过一家原住民部落的赌场向共和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献资金。在安德伍德发现了这些资金实际上来自冯山德后，他与冯交易，让他结束与塔斯克的关系，作为交换，他将获得一个大桥的建设合同。

美国司法部调查发现道格·斯坦普曾出现在这家赌场的监控录像中，于是开始调查冯山德、塔斯克和白宫之间的关系。为获得负责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的信任，安德伍德说服总统和自己一同主动交上全部旅行记录。然而安德伍德却在自己的旅行记录中做了手脚，掩盖了自己不可告人的行程。沃克总统上交的旅行记录则曝光了他曾接受婚姻咨询的事实，调查人员质疑他是否与非法资金捐助有关。沃克总统不希望曝光其私人生活问题，于是要求白宫法律顾问指导婚姻咨询师在接受质询时提供的证词，此举被特别检察官认为是干预证人妨碍司法公正。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是开始起草弹劾总统的法案，沃克总统和安德伍德都对塔斯克提出了特赦的条件，并希望能够以此来打压对方。起初塔斯克支持总统，使安德伍德别无选择地尽全力赢回了总统的信任，并成功说服总统取消了和塔斯克的交易，还透过雷米丹顿向特别检察官自愿到案消息影响塔斯克。结果在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塔斯克虽然起初一直使用第五修正案辩护，但最后还是承认了总统知晓与中国的交易。这让沃克总统别无选择，只能主动辞职。安德伍德于是在戴维营宣誓成为美国总统。

纸牌屋 (第三季)

道格在瑞秋的袭击中幸存了下来，但伤情严重。虽然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工作中，但他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也重新开始酗酒。在这期间，成为总统的安德伍德的支持率不断走低，国会两党都不看好安德伍德，而他上任后提出的美国就业法案(American Work)也举步维艰。在大选之际，民主党高层甚至拒绝支持他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在没有竞选资金和党内支持的情况下，安德伍德被迫只能公开宣布不会参加大选，同时表示他在剩余的任期内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就业法案。在得不到国会支持的情况下，他决定在华盛顿特区利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赈灾基金来推行就业计划。虽然起初受到非议，但在提供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后，安德伍德的计划开始受到支持。然而飓风在东海岸的形成和靠近可能带来的灾害，使得安德伍德不得不签署国会新的法案以接受国会对联邦应急管理署的拨款，签署法案让就业计划没有了资金来源，只能停止。但这次尝试使得党内和民众看到了就业法案的潜力，让他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成为可能。

由于希望通过公职证明自己的能力并为未来竞选总统做准备，克莱尔在安德伍德成为总统后要求他提名自己为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在提名被参议院否决后，安德伍德对她进行了休会任命。安德伍德上任后希望能够在约旦河谷地区派驻军队，他邀请俄罗斯总统佩特洛夫访美并希望能够获得他的支持，但佩特洛夫的漫天要价致使谈判最终破裂。国务卿杜兰特随后建议通过联合国向该地区派驻维和部队来绕开俄罗斯，由于有过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向其他国家派遣军队的先例，在克莱尔在联合国的努力之下，外交压力使得佩特洛夫只好同意再次谈判。但在莫斯科，被俄罗斯关押的美国同性恋激进分子迈克尔·科里根拒绝在媒体面前承认自己有罪，并在牢房内上吊自杀。此举让克莱尔深受感动，并在媒体面前道出了实情并公开反对佩特洛夫和俄罗斯法律，这也使安德伍德与佩特洛夫的谈判成果付诸东流。

在联合国通过向约旦河谷派驻维和部队的决议后，俄罗斯同意也派遣军队到该维和部队中。但八名俄罗斯维和部队士兵在约旦河谷被击毙的消息，使该地区局势急转直下。在渗透俄罗斯封锁地区的行动失败，以色列实行禁飞区后，安德伍德被迫选择与佩特洛夫在河谷地区见面。佩特洛夫同意解除俄罗斯在该地区实行的封锁并撤军，但条件是克莱尔必须辞去联合国大使职务。

在民主党支持下，前联邦副检察官希瑟·邓巴宣布参选，对前总统腐败的调查使她成为了一位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道格要求加入她的竞选团队，并告诉她记录克莱尔堕胎的真相的日记并没有被销毁，邓巴拒绝用这种方式攻击其竞争对手。同时，道格要求之前威胁自己的黑客，嘉文·奥尔赛找到瑞秋的位置，作为交换，道格会帮助嘉文解锁护照让其逃至国外。在与瑞秋的前女友丽萨的接触后，嘉文定位到了瑞秋的位置，但随后他欺骗道格称瑞秋已经死亡。由于之前对瑞秋的迷恋，道格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告诉了安德伍德他为了找到邓巴的把柄而在为她工作。在成功逃到委内瑞拉后，嘉文告诉道格瑞秋并没有死，并以此勒索斯坦普。于是，道格在嘉文的住所内获得了瑞秋的地址并将其电脑毁坏，并在之后亲自将瑞秋杀害并掩埋，以防止之前彼得·罗素的事件被公之于众。

在安德伍德宣布参选前，他找到小说作家托马斯·耶茨，希望他能够通过为自己创作一部小说而宣传就业法案。然而，在与安德伍德夫妇的接触中，他渐渐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转而希望写他们的婚姻，安德伍德反对并将他辞退。在民主党初选辩论中，安德伍德希望利用性别歧视来打压竞争对手邓巴，同是总统候选人，但确在暗地里与安德伍德结盟的众议院少数党党鞭杰姬·夏普与他发生分歧，最后导致夏普退选时呼吁民众支持邓巴，而白宫幕僚长雷米·丹顿也由于和安德伍德的分歧而辞职。由于在爱荷华州的支持率相较不下，邓巴决定以拥有记录有克莱尔堕胎一事的日记而威胁安德伍德。但日记实际在道格手中，在安德伍德面前，道格烧了日记以表示忠诚，并重新成为了安德伍德的幕僚长，而安德伍德也赢得了爱荷华州的民主党初选。而由于与克莱尔在多次事件中的分歧，克莱尔在最后选择了离开。

……

谢选骏指出：尽管《纸牌屋》胡编乱造，情节勉强、性格刻板，但是从自由表达的角度看，中国何时能够制作播出一部自己的《纸牌屋》呢？而不仅仅是隔岸观火别人的《纸牌屋》呢？那时，中国一定是一个和现在大不相同的文明社会了吧。

【051、中国角斗士运动早于罗马】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谁的规模更大？

如果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相遇，究竟谁能战胜谁？

历史没法假设。但是仅从致命格斗一项来看，罗马人看来要甘拜下风了。而且，罗马也没有坑杀40万降卒（秦对赵）、20万降卒（楚对秦）的“金氏纪录”。

（一）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生卒年失考，约与孟子同时。战国时代宋国蒙（河南商丘或安徽蒙城）人，曾任漆园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唐玄宗天宝初（公元742年），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

一般认为《庄子》是集合了庄子及庄学后人的篇章，整理而成，分为内篇、外篇与杂篇。民国以来，内篇为庄子言行、外篇为弟子杂说、杂篇为后世敷衍逐渐成为定说。据司马迁《史记》所载，《庄子》有十余万言，由汉至晋之间，都为五十二篇。今本所见《庄子》则为三十三篇，七万余言，应是郭象作注时所编定。历代《庄子》注本，以郭象注、成玄英疏解最为重要。严灵峰所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正、续二编已经多达数百部注本。

庄子杂篇有篇《说剑》，讲述了赵国“剑客”的事迹，我发现，这些赵国剑客非常类似罗马角斗士，而且更加勇猛无畏。但就时间说，还要早于罗马。

角斗士（gladiator），又译“剑斗士”，古罗马时代从事专门训练的奴隶、被解放的奴隶、自由人或是战俘，他们手持短剑、盾牌或其他武器，彼此角斗，博得观众的喝彩。

罗马的角斗比赛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4年。那个第一次正式的角斗比赛（mu-nera gladiatoria）是这样登场的：罗马当时的执政官布鲁特斯（Deimus Junius Brutus）为其父亲的葬礼举行的仪式上，迫使3对角斗士互相厮杀。而此前，角斗士游戏（munera [穆内拉]，拉丁文munus的复数形式，意为“礼物”）。而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216年举行的雷必达的葬礼上，在罗马广场上搏斗的角斗士已经达到22对。

而庄子呢？却是死于前286年前后，也就是说，他死后几十年，罗马的角斗才开始流行。

《说剑篇》的内容描写庄子伪装成为剑客，去游说赵王放弃这一爱好。因为赵文王喜欢剑，整天与剑士为伍而不料理朝政，结果太子忧心，请求庄子前往游说。庄子说剑有三种，即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民之剑，委婉地指出赵文王的所为实际上是庶民之剑，而希望他能成为天子之剑。 

《说剑》白话

当年赵文王喜好剑术，击剑的人蜂拥而至门下食客三千余人，在赵文王面前日夜相互比试剑术，死伤的剑客每年都有百余人，而赵文王喜好击剑从来就不曾得到满足。像这样过了三年，国力日益衰退，各国诸侯都在谋算怎样攻打赵国。太子悝十分担忧，征求左右近侍说：“谁能够说服赵王停止比试剑术，赠予他千金。”左右近侍说：“只有庄子能够担当此任。”

太子于是派人携带千金厚礼赠送给庄子。庄子不接受，跟随使者一道，前往会见太子说：“太子有什么见教，赐给我千金的厚礼？”太子说：“听说先生通达贤明，谨此奉上千金用以犒赏从者。先生不愿接受，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庄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意欲断绝赵王对剑术的爱好。假如我对上游说赵王却违拗了赵王的心意，对下也未能符合太子的意愿。那也就一定会遭受刑戮而死去，我还哪里用得着这些赠礼呢？假如我对上能说服赵王，对下能合于太子的心愿，在赵国这片天地上我希望得到什么难道还得不到！”太子说：“是这样。父王的心目中，只有击剑的人。”庄子说：“好的，我也善于运用剑术。”太子说：“不过父王所见到的击剑人，全都头发蓬乱、髻毛突出、帽子低垂，帽缨粗实，衣服紧身，瞪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大王竟喜欢见到这样打扮的人。如今先生一定是穿儒服去会见赵王，事情一定会弄糟。”庄子说：“请让我准备剑士的服装。”三天以后剑士的服装裁制完毕，于是面见太子。太子就跟庄子一道拜见赵王，赵王解下利剑等待着庄子。

庄子不急不忙地进入殿内，见到赵王也不行跪拜之礼。赵王说：“你想用什么话来开导我，而且让太子先作引荐。”庄子说：“我听说大王喜好剑术，特地用剑术来大王。”赵王说：“你的剑术怎样能遏阻剑手、战胜对方呢？”庄子说：“我的剑术，十步之内可杀一人，行走千里也不会受人阻留。”赵王听了大喜，说：“天下没有谁是你的对手了！”

庄子说：“击剑的要领是，有意把弱点显露给对方，再用有机可乘之处引诱对方，后于对手发起攻击，同时要抢先击中对手。希望有机会能试试我的剑法。”赵王说：“先生暂回馆舍休息等待通知，我将安排好击剑比武的盛会再请先生出面比武。”赵王于是用七天时间让剑士们比武较量，死伤六十多人，从中挑选出五六人，让他们拿着剑在殿堂下等候，这才召见庄子。赵王说：“今天可让剑士们跟先生比试剑术了。”庄子说：“我已经盼望很久了。”赵王说：“先生所习惯使用的宝剑，长短怎么样？”庄子说：“我的剑术长短都适应。不过我有三种剑，任凭大王选用，请让我先作些说明然后再行比试。”

赵王说：“愿意听听你介绍三种剑。”庄子说：“有天子之剑，有诸侯之剑，有百姓之剑。”赵王说：“天子之剑怎么样？”庄子说：“天子之剑，拿燕谿的石城山做剑尖，拿齐国的泰山做剑刃，拿晋国和卫国做剑脊，拿周王畿和宋国做剑环，拿韩国和魏国做剑柄；用中原以外的四境来包扎，用四季来围裹，用渤海来缠绕，用恒山来做系带；靠五行来统驭，靠刑律和德教来论断；遵循阴阳的变化而进退，遵循春秋的时令而持延，遵循秋冬的到来而运行。这种剑，向前直刺一无阻挡，高高举起无物在上，按剑向下所向披靡，挥动起来旁若无物，向上割裂浮云，向下斩断地纪。这种剑一旦使用，可以匡正诸侯，使天下人全都归服。这就是天子之剑。”赵文王听了茫然若有所失，说：“诸侯之剑怎么样？”庄子说：“诸侯之剑，拿智勇之士做剑尖，拿清廉之士做剑刃，拿贤良之士做剑脊，拿忠诚圣明之士做剑环，拿豪杰之士做剑柄。这种剑，向前直刺也一无阻挡，高高举起也无物在上，按剑向下也所向披靡，挥动起来也旁若无物；对上效法于天而顺应日月星辰，对下取法于地而顺应四时序列，居中则顺和民意而安定四方。这种剑一旦使用，就好像雷霆震撼四境之内，没有不归服而听从国君号令的。这就是诸侯之剑。”赵王说：“百姓之剑又怎么样呢？”庄子说：“百姓之剑，全都头发蓬乱、髻毛突出、帽子低垂，帽缨粗实，衣服紧身，瞪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相互在人前争斗刺杀，上能斩断脖颈，下能剖裂肝肺，这就是百姓之剑，跟斗鸡没有什么不同，一旦命尽气绝，对于国事就什么用处也没有。如今大王拥有夺取天下的地位却喜好百姓之剑，我私下认为大王应当鄙薄这种做法。”

赵文王于是牵着庄子来到殿上。厨师献上食物，赵王绕着坐席惭愧地绕了三圈。庄子说：“大王安坐下来定定心气，有关剑术之事我已启奏完毕。”于是赵文王三月不出宫门，剑士们都在自己的住处自刎而死。 

谢选骏指出：看来，罗马的角斗士不是意大利的特产，赵国的剑客也有这样嗜血成性的记录，难怪赵国抗秦最烈，需要被消灭四十万俘虏。也难怪，征服了如此赵国的秦国，就能征服已知的文明世界和所有能够开垦的生番地区。那么，赵国为何不能像罗那样征服各国，而浪费了自己的尚武精神呢？因为它失去了限度。尤其在征服世界之前，不能如此滥用人力资源。秦国兼并六国之后，虽然没有像赵国那样滥用人力相互击剑角斗，而是北击匈奴、南并百越，但却大肆搜刮劳役、挖掘陵墓，所以不得不让位给了汉朝。这就是国家主权没有受到思想主权必要约束的一大恶果。庄子给赵王出谋划策，要他去征服天下、实现和平，可惜赵王不能用命，结果徒然浪费剑客的生命，而无损秦国的分毫。这样下去，赵国能不灭亡吗？

（二）

网文《关于〈庄子·说剑篇〉透露出的武术文化信息》（申国卿　丁建岭）说：

在中国文化的浩瀚星空中，《庄子》无疑是奇特而光辉的巨星之一，它对秦汉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其成就，在先秦著作中，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庄子》一书中，亦包含有丰富的与传统武术文化有关的内容。《庄子·说剑篇》中提出的“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用剑之道，对后世武术理论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庄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哲理和文学方面的阐述，对于该书中蕴含的丰富的武术文化内容的阐发却极为有限，即使是著名的《庄子·说剑篇》，当前的有关理论也还主要局限在“用剑之道”等局部的认识层面上，把《庄子·说剑篇》作为独立的篇章进行全面武术文化探讨的专门研究，目前仍似没有。这对于博大精深的《庄子》理论的阐扬和历史悠久的武术文化的发展而言，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暂时的遗憾”。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以《庄子·说剑篇》为研究对象，力图阐述其中富含的武术文化内容，揭示《庄子·说剑篇》的武术文化研究价值，并对当前武术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  

1、关于庄子的生卒年和《庄子·说剑篇》的真伪

今本的《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庄子·说剑篇》列于杂篇。目前，关于庄子的姓名、籍贯、生平、著作等都仍存在一定争论，《庄子》外篇和杂篇皆有庄子后学所为之疑。庄子的生卒年代，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能够据以判断的主要文献资料，一是《史记》的大概说明，二是《庄子》的有关内证等。对《史记》的研究表明，“庄子大概主要活动于公元前370一前324或者前301年。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坐标，并不能以此确定庄子的生卒年，其生卒年显然需要向前向后推”；根据《庄子》的内证研究，“庄子之卒最早不得早于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年)，至迟不得晚于宋之亡(公元前286年)”；近代学者关于庄子生卒年的各种主要观点中，马叙伦的公元前369一前286年之说则较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统观以上各种论断，我们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庄子在有生之年与赵惠文王的相见应该存在着历史年代上的可能性；因此，《庄子·说剑篇》系庄子所作，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历史可能；而无论如何，《庄子·说剑篇》中所反映的赵惠文王时期的历史风貌都应该是具有相当信度的。这也就为我们透过《庄子·说剑篇》，探讨当时的武术文化状况提供了可能。 

2、《庄子·说剑篇》对剑术以及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庄子·说剑篇》中保存了一些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剑的形制方面的重要资料。赵惠文王见到庄子时问道：“夫子所御剑长短何如？”庄子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然后，分别以“锋”、“锷”、“脊”、“镡”、“铗”等剑的不同部位为喻，向赵王描述了治国理天下的道理。这些内容，至少可以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长剑已开始出现并得到了普及，而且至迟在赵惠文王时期剑的形制已经定型。而这种状况又是战国时步战逐渐代替以戈、矛等长兵为主的车战，从而需要相应短兵的出现，同时冶炼技术的发展又使铁兵取代铜兵的实现成为可能。“春秋时代的剑一般在50cm左右，个别也有60cm稍长者；而战国剑则常常在70—100厘米左右，个别还有长达100cm以上者。长短变化如此显著，非常引人注目。”剑身的加长必然带动技术的变化，长短剑并存的格局积极地促进了剑术的丰富和提高，“锋”、“锷”、“脊”、“镡”、“铗”等剑的不同部位名称的出现，则标志着剑的形制已趋于定型。“从春秋末期到两汉间的数百年间，长短剑并世而存，出现了风行海内的‘击剑热’．形成了为士大夫所尊从的‘剑崇拜’，这个时期可称为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庄子·说剑篇》里，庄子借用斗剑的道理来劝说赵惠文王放弃“日夜相击于前”的斗剑，励精图治，治国兴邦。其关于剑术的阐述异常精辟一一“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短短数言，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剑技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而且体现出对斗剑经验的深刻领会和技战术理论方面的深入总结。“这段击剑要领，被视为武术技击理论的纲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击剑，可以看成是整个武术的一种战略战术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故卖破绽，诱敌来攻，因敌应变，后发制人，夺取胜利。这是中国武术的基本理论之一，至今仍是指导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则。” 

3、《庄子·说剑篇》所反映出的燕赵武术文化发展 

《庄子·说剑篇》描述的大背景是战国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从其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内容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战国时期有关燕赵武术文化的一些基本情况。 

3．1尚武好勇、性情耿烈的燕赵剑士 

燕赵武术文化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武术文化。燕赵区域的主体是南至黄河，东临大海，西抵太行山，北以燕山山脉为界这样的一个四至范围。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历史上，燕赵区域的人们擅长骑射，惯见刀兵，性情耿烈，尚武好勇，具有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等地的特点。而这一点，在《庄子·说剑篇》中也得到了鲜明体现。文中描写赵惠文王有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这些剑士身着独特的衣服，头发蓬乱，鬓毛突出，圆瞪双目，声大气粗，见面时互相用语言攻诘责难；他们在斗剑时“上斩颈领，下决肝肺”，虽“死伤者岁百余人”仍“日夜相击于前”，且“好之不厌”，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剑士们性情刚烈，受到怠慢，便纷纷自杀而死，“皆服毙其处也”。这些剑士的性情豪行，基本反映了当时燕赵武术人士的真实特点。

3．2“侠”的出现与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 

“士”是先秦社会极为重要的社会群体，是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长于勇力与武艺的特殊阶层。他们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执干戈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春秋末期，士阶层开始分化。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归“侠”，即儒者专于文，侠者专于武。《庄子·说剑篇》中，赵惠文王门下三千剑客以及“剑士”名称的出现，表明当时养士之风的盛行，并积极促进了“侠”的产生和发展。被称为“私剑”、“剑士”的侠士们，见义勇为，敢为知已者死，他们以剑技受人恩荫并为之效命，因为其肩负的任务而不能不专心于剑术武技的演练，并在不断的“斗剑”交流中总结完善，从而积极推动了剑术在技术层面上的提高，并形成了理论方面的积累。这也是《庄子·说剑篇》中能够提出“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精妙剑术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大环境下，任侠尚武之风在战国时期遂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燕赵大地上因而上演了一曲曲“豫让吞金”、“荆轲刺秦”等雄壮的“慷慨悲歌”。

从《庄子·说剑篇》中赵惠文王喜欢“斗剑”娱乐的内容可以看出，战国时期武术文化的发展中已出现了以娱乐为主的竞技性武术表演活动，至少在赵惠文王时期，以“斗剑”为主的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在燕赵地区已相当流行。庄子“治剑服三日，乃见太子”。赵惠文王听庄子“后发先至”的剑论后，“令设戏请夫子”，“校剑士七日，得五六人，使奉剑于殿下，乃召见庄子”。从此处描写中可知当时的斗剑已有较为完备的体制，有了专门的剑服、正规的选拔制度和明确的比赛方法，而且斗剑活动规格相当高，大型的斗剑活动还常要以“戏”等娱乐活动作铺垫，深受官方重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武术与以集体阵战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武技已有了很大区别，以“斗剑”为代表的各种娱乐性武术竞技活动，逐渐促进了各种以个体活动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武术技术形态的发展，并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武艺与民间武术的分途。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妨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武术的整体发展特征通过《庄子·说剑篇》这个窗口，在燕赵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3．3燕赵剑士衣冠特征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在《庄子·说剑篇》中，太子介绍当时剑士时说道：“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嗔目而语难，王乃悦之。”根据这些描述，可以大略看出当时燕赵剑士的服饰特征，即剑士们都蓬着头发低垂帽子，系粗实的冠缨，穿短后的上衣，赵惠文王对于这种服饰特征似乎还比较欣赏。“从总的情况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体育风尚深受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具有深厚的军事色彩。一些民间体育活动如剑道、射艺、角力等都是直接从军事体育活动转变演化而来，并间接为战争服务。”《庄子·说剑篇》中描写的燕赵剑士的这种衣冠特征，显然有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印记。“降至距今二千七百年左右的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炎黄子孙们的服装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宽松舒适的袍服和裙裳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在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压力下，一个不善于骑马的民族被迫跨上了马背，北方民族服装的短小紧窄、结实便利，也深深吸引着有志改革的中原人士。公元前302年发生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不仅仅是对华夏传统服装和骑射的冲击，它“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的变革，汲取北方民族尚武强悍、勇于战斗的精神，同时，也是民族武术交流的典型例证。”赵惠文王作为赵武灵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者，公元前298年即位，赵惠文王时期的燕赵武术文化不可能不保留有“胡服骑射”的改革痕迹。这就难怪赵惠文王会十分喜欢“斗剑”，并且对身着“仿胡”服饰的剑士们欣赏有加了。透过《庄子·说剑篇》中关于燕赵剑士的服饰特征的内容，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二千三百年前发生的那场意义深远的冲破重阻、尚武自新运动，身着“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的尚武好勇、性情耿烈的燕赵剑士们，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在慷慨激越的燕赵大地上，亲身见证和实践了一场中国服装史上的盛大交流，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进步，武术发展史上的民族融汇，中华民族史上的革新图强。《庄子·说剑篇》就像一面蒙上了一层历史风尘的明镜，轻轻一擦，便显现出一段燕赵武术文化萌生、成长的历程，一幅中国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缩影。

4《庄子·说剑篇》对现代武术发展的启发意义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对经典进行过多的阐述和发挥，往往有可能肢解经典的本义，甚至于误读经典的精髓，但是面对着《庄子·说剑篇》这一横跨千年历史岁月的文化经典，一种感怀仍禁不住在经典与现代的握手间油然而生。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对经典内在含义的回味不能不引发对当今武术发展的思索。 

4．1庄子“三剑”引发的武术发展思索 

在《庄子·说剑篇》中，庄子向赵惠文王描述了“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三种不同类型的剑。在这里，匡诸侯、服天下的“天子之剑”，法天、顺地、安民的“诸侯之剑”和无异于斗鸡的“庶人之剑”，不妨可以说分别象征了武术修养由高到低的三种不同境界。“同样的社会，同样的际遇，不同生活理想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眼光，从而在各自心目中呈现不同的景致来，这就是境界。”同样的剑，在庄子的眼中分为层次不同的三种类型，同样的武术，不同的人生追求也导致了境界不一的武术修养：在有些人眼里，武术就是拳来腿往的搏斗争胜或挥剑舞扇的娱乐健身；在有些人心中，武术成了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和实现荣华的欲望之舟；在有些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淡泊宁静中的拳拳服膺和鞠躬尽瘁中的胸怀天下。

如果把武术看成一种防身健体的手段，那么你就有希望拥有一把“庶人之剑”，而且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更为精彩、轻松的时尚之剑可供你的选择；如果把武术当作一种可以谋生的职业，你也有可能得到一把“诸侯之剑”，武术可以给人带来现实生活所需要的可观的物质水准，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实现各种个人欲望的稳定平台；如果选择了武术作为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用毕生的心力去追求生命中的那把“天子之剑”，那么，我们每一个热爱武术的生命和我们深深地热爱着的武术，又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蓝图呢？在申奥时局山重水复，武术发展步履维艰的今天，我们每一个武术工作者是否都应该认真思索一下，自己已经拥有或正在追求的，究竟是何种“武术之剑”？武术文化形态的结构可分为“物器技术层”、“制度习俗层”、“心理价值层”三个层次，其中，“道与理是核心层，礼与艺是中间层，技与术是外显层”。庄子用“天子之剑”震撼了赵惠文王的内心，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武术之剑”来面向人类发展的崭新纪元呢？ 

4．2“文”以剑显、“剑”以文名的语言特色对武术文化研究的启示 

“庄子‘尤以文辞陵轹诸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其语言不仅讲求实用，同时也注重艺术效果，表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庄子·说剑篇》中，其语言风格以阳刚之美为主要特征，时而汪洋恣肆，如浩海之无涯；时而豪迈雄放，如江河之直下；时而又似行云流水，如清风拂面，空灵缥缈。关于剑士衣饰和“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斗剑场面的描写，“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雄豪之气，特别是关于“天子之剑”和“诸侯之剑”等的论述，都给文章平添了独特的气质，使该文充满了雄健奇绝的魅力。“文”以剑显，“剑”以文名一一《庄子·说剑篇》的语言特色对于我们的武术文化研究同样也极具启示作用。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现，也流露出思想者的感情。对武术历史文献的认知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导致当今武术研究整体进展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在武术文化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在武术历史文化研究方面，面对着研究资料静止的原始形态，如果我们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能以生动精炼的语言表述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尽可能地使武术历史文化研究生动形象而非干巴巴地予以表现；以准确贴切的理解把握相应武术文化的特点，寓情于景，尽可能地使个人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融入所研究的武术历史文化；以客观、理性的原则为前提条件和出发点，在实事求是、中规中矩的学术研究中尽可能平静地实现个人文化修养、武术历史文化特点和武术历史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和谐平衡，使“武术文化研究”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武术文化进行相应艺术展现的现代化平台，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当前武术文化研究所力图实现并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倘能如此，我们的武术文化研究论文才有可能打造出一系列精品，并最终把“武术文化研究”建构成当代文化发展中的前沿方向和精品工程。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的武术论文能够像《庄子·说剑篇》一样，让人读来受益匪浅、回味无穷，顿觉相见恨晚，那么鲜活、光亮、华丽而又动感十足、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文化，又何虑知音难觅？

谢选骏指出：和罗马角斗士的主要来源为奴隶不同，中国剑客的主要来源是自由民，他们是自愿奉献生命从事这项运动的，所以更有运动员风度。《说剑》虽然不一定就是庄子时代的文字，但想必去古未远，因为那毕竟体现了战国时代的风貌——“如果说《让王》、《盗跖》已不类庄子之文，那么《说剑》就更非庄子之文了。篇文中确有‘庄子’其名，但《说剑》里的庄子已不是倡导无为无已、逍遥顺应、齐物齐论中的庄子，完全是一个说客，即战国时代的策士形象，而内容也完全离开了《庄子》的主旨。因此，本篇历来认为是一伪作，也不是庄子学派的作品，应该看作是假托庄子之名的策士之文。”但无论如何晚于庄子，但不会晚于秦国统一六国，因为这些策士和剑客，都随着秦始皇的征伐而消失了。

那是在公元之前221年——秦灭六国之战，指中国战国末期七大诸侯国之一的秦国进行消灭函谷关东六国、完成中国统一的战争：从公元前235年攻打赵国到前221年灭齐国结束，共计15年的时间，先后按顺序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即秦朝。

在此之后五年，公元前216年举行的雷必达的葬礼上，在广场上搏斗的罗马角斗士仅仅才有22对，角斗运动尚未全面发展，更未进入全盛时期。而赵王呢？仅仅用七天时间让剑士们比武较量，就死伤六十多人。所以我说：中国角斗士——剑客运动早于罗马。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谁的规模更大？

如果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相遇，究竟谁能战胜谁？

历史没法假设。但是仅从致命格斗一项来看，罗马人看来要甘拜下风了。而且，罗马也没有坑杀40万降卒（秦对赵）、20万降卒（楚对秦）的“金氏纪录”。

【052、中国进出口银行挑战北京废除限任制修宪】

《李若谷：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节选）》（2018年5月27日 转载观察者网）报道：

我的工作部门不是使馆、外交部，商务部，也不是外办，对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接触相对来说了解较少。不过我最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美关系研讨会，我的发言可以以此作为切入点。

美方大概来了十多个专家，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顶尖的人物，其中包括前任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还有基辛格研究所成员、佩特森和美国商会的代表等等。中方有与会的学者有二十多个，一共加起来四十多人。 

我们获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美关系不会沿着过去40年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即使是美国的知华派、友华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点，美国国内无论什么党派，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什么阶层，是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尽管他们的目的并不相同；

第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这两个文件我从头到尾仔细看过英文原版。它是美国政府、国会及民间各个方面整体对华态度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专家现在已经不愿意站出来为中美关系说话了；

第四，美国认为我们的发展方向与美国的期望不符，认为我国是有意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认为我们所确定的建立世界一流的军队的目标与中国的防务需求不符，指责我们试图建立与美国同样的全球军事存在；

第五，在意识形态上，美国过去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回到过去的模式上去了；

第六，在经贸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故意拖延不解决美国的有关关切，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华盛顿现在弥漫着对华失望情绪，逐渐失去了耐心的态度；

第七，美国认为，它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竞争，因为中国的政府和国家强力介入市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WTO的原则，他们特别对“中国制造2025”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

第八，美国的“一中”政策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内部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台湾旅行法》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反映。这说明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对“一中政策”的理解已经降到了原来的最低点。

第九，美国虽然没有说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如何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创建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这是个难题。

我们现在有不少报纸、新闻评论、专家学者都把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贸易问题或者是赤字问题，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误解。中美这次争端完全是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争议。

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不符合美国的期望值，还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美国过去40年容忍了贸易不平衡，现在它认为中国和美国渐行渐远，无法再容忍了；他们对中国的这种“非市场经济的竞争”表示了不满，认为中国现在做的一切需要取代美国的位置。

谢选骏指出：这个李若谷，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行长，上面的文章不知是不是他的，如果是的，则意味着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挑战北京的修宪活动。因为他所说的“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是2018年北京“废除限任制”的修宪活动的后遗症。

【053、中国警察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裸体了】

《BBC记者挑战天网 7分钟就被公安逮到》（2017年12月15日 转载东森新闻网）报道：

透过智能摄像机扫描面部，以AI人脸识别技术进行预测分析，就能帮助警察提前预测罪犯，听起来有点耸动的技术，却正在中国大陆快速发生。央视甚至大赞，因为中国大陆的2000万个“天眼”，确保了民众安全。但许多外媒提出质疑，天眼是否也是在监控民众的一举一动？

英国广播公司（BBC）昨日播出介绍中国大陆“天网工程”的电视新闻，一名记者在贵州监控中心实地测试，结果他的脸部被扫描登录为嫌疑犯后，从市区走到车站仅7分钟，就被大陆警察拦获。

这则题为“中国全程监控你的脸”的电视报导指出，中国一直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监视网络，目前大陆已有1.7亿台监视器，预计未来3年还要新增4亿台，而且许多监视器后端都装有人工智慧，包括脸部识别技术。

BBC记者苏德沃思（John Sudworth）难得获授权进入贵州的警方监控中心。画面显示，这个天网监控中心面积至少百余坪，挑高两层楼，监控萤幕可多工多面切换，就跟电影萤幕一样大。整个监控中心看起来，有如电影里的火箭发射中心一样先进。

报导指出，贵州的这套系统（实时行人检测识别系统）大数据，包含所有居民的影像。在中国，无所不在的监视器具有人工智慧识别功能，画面出现一个年轻人走在街上，只要锁定，马上就可分析出他的年龄、种族、性别、衣着甚至是表情状态。

报导探访位于杭州的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已经卖出了100万套人工智慧监视器给中国当局。该公司人员表示，可以追踪到出现每张脸都可对应出他的身分证资料，还可回溯过去一周他的行经路程，以及相关人、车的影像匹配。

他表示，人像匹配还可包括亲属以及经常接触人员；“当摄影机、传感器佈到一定密度后，我们就会知道你经常跟谁在一起。”

苏德沃思在报导中实测这套天网有多厉害。他的脸部在监控中心被扫描登录为嫌疑犯后，坐车到市中心下车，然后走到公车总站就被大陆警察拦获，前后仅7分钟。

针对天网一直被质疑侵犯人权与隐私，一名贵州女警察接受访问时表示，“当平民老百姓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才会录入这套系统，当他不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采集他的信息。这种信息只是在我们大数据里面有他的信息；什么时候使用，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进行。”

苏德沃思问她：“如果你没什么可隐藏的，你就没什么可害怕的？”女警说：“对，就是这样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女警既然没有什么可害怕，为什么还要隐藏她的身体？为什么不天天直播她上厕所的镜头？可见她的逻辑是警探逻辑，不是正常逻辑。她的这种逻辑，在文明国家只有对付恐怖分子的时候才会用上，例如在欧美机场，海关男女会用他们的脏手把每个人都仔细地摸上几遍。但是，中国警察更绝，可以监控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要是特殊的镜头一装，更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裸体，就像机场的监控设备一样。看来，中国真是发达了，全国到处都是欧美国家的海关一样的先进了，竟然扫描所有的人——这样发达下去，要想不成为一流国家也是难上加难了。对了，现在的航空公司对待旅客为什么越来越野蛮？可能就是因为看过了大家的裸体照片，所以失去了应有的尊重。现在的中国警察对待大家为什么越来越野蛮？可能就是因为看过了大家的裸体照片，所以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当人没有衣服的时候，就从衣冠禽兽变成了裸猿——这就是进化论的科学道理。

【054、中国局势已经失控了】

《中国最高法院案卷失踪案持续发酵》（2019年1月07日 转载VOA）报道：

2018-19年之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出现案卷失踪/失窃乌龙案。眼下这一乌龙案走向扑朔迷离。令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感到不解的是，通常会对涉及最高层丑闻的消息和评论进行全方位封锁的中国共产党当局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对有关消息基本上放行，中共官方媒体甚至加入了对丑闻的评论。

中国最高法院案卷失踪案的缘起是，涉及一个千亿元矿产所有权的案卷在戒备森严的最高法院失踪，监控案卷所在的办公室的监控设备两套也同步出现黑屏故障，无法调看监控录像。

在有关消息在2018年年底曝光之后，中国最高法院官方在第一时间发出辟谣，声称所谓的失踪案卷没有失踪，而是妥善存档保存，所谓的失踪之说是谣言。随后，中国媒体名人崔永元叫板最高法院并声言要拿出证据，最高法院又改口说，正在进行调查并欢迎崔永元或其他人提供线索。接着，财经媒体《华夏时报》12月30日公布一条疑似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林清的自述视频。他在视频中证实卷宗离奇失踪，并称为“免遭不测”而录制录像以保存证据。他在录像中称，发现案卷失踪两年来，最高法院没有报案，而他也特别不能理解监控录像怎么会两套双双坏掉。

自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以来，司法一直被中共视为维护其政权的刀把子。在中共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年底上台之后，司法是中共的刀把子的说法再度被公开提出并得到强调。习近平当局要求中国司法系统的所有的人，从法官到律师都必须无条件忠于中共，服从中共。与此同时，习近平也要求加强他所说的法治。

2017年1月14 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共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发表讲话说，全国各级法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掌握的几项内容：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决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将近70年里，中国的公众和国际社会抱怨司法确实是中共政权的玩物和刀把子，中国确实没有司法独立，中国的司法只是维护中共政权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公众的利益。

先前中国公众和国内外的观察家主要是批评中国的各级地方法院贪赃枉法，有权任性。最高法院卷宗神奇失踪案使中国众多的公众发出中国司法系统烂透了的感慨。

有中国网民评论道，“（最高法院和中国官方的喉舌）媒体第一时间说是造谣，结果是他们自己造谣，这种颠倒黑白是多么无耻！充分说明了我国司法现状！”

进入2019年，率先曝光最高法院卷宗失踪问题的崔永元表示，他虽然对中国的司法系统的问题感到震惊，但他揭露最高法院案案卷失踪和判案有明显行政干预问题的言论没有被中国的网络管制当局封杀，这就显示了中国的进步和希望。

崔永元元月4日在参加一个脱口秀节目的时候声言，他的底气来自一个不同寻常的强大的后台。他说，“我后台特别硬，硬到你想不到！我也不跟你说，你也别打听！省得吓着你！”他还说，他还有三千多份文件可以曝光，另外还有视频和录音。现在外界还不清楚崔永元所说的特别硬的后台是指谁或指什么。

令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感到好奇的是，中国的网管当局可以对一个发生在一个托儿所的丑闻进行全力的封杀，但这次中国最高法院发生丑闻，有关的消息和评论却基本上都网管当局被放行。

更为诡异的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包括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账号侠客岛也对这一丑闻发出抨击：“太阳底下没啥新鲜事，还是权力寻租，只不过这事延宕了12年多，背后牵扯的利益太复杂，谁叫这是场千亿的买卖呢？”

许多海外分析家认为，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眼下有可能岌岌可危。在过去的几年里，周强因为积极宣传习近平的司法绝对必须服从中共控制的思想和指令而在中国国内外名声不佳。

2017年，周强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时将抓捕律师作为中国法院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更是在中国国内外受到广泛的谴责和嘲笑。

谢选骏：上述动态充分说明，中国局势已经失控了。因为共产党一旦不能黑箱作业、捂住马桶盖子，那就会迎来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局面了——2019年，真是名不虚传。改朝换代还是新的文革？其实都是类似故事。包括改革开放，也算半个改朝换代，因为换汤不换药。

【055、中国崛起使得反对运动水涨船高】

《七成中外受访者认同“中国崛起”》（2018-12-09 环球时报）报道：

12月8日，《环球时报》旗下环球舆情调查中心首次发布题为《世界变局与大国之道》的2018全球民意调查报告，也为本报年终报道系列文章拉开序幕。该调查覆盖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印尼、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乌克兰、南非、埃及、肯尼亚、美国、澳大利亚，共17个国家。调查采用在线样本库随机抽样方式，11月下旬共回收有效问卷16924份。“超八成受访者明确感知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倾向全球化、友好合作；发达国家受访者认为世界局势走向逆全球化、国家间摩擦增多”“近五成受访者(除中美两国受访者)认同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产生不利影响，更多受访者认为美方负主要责任”……谈及这些民调结果，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国内外专家表示，从中可以看出世界各国主流民意的人心所向。

全球变化：“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变局与大国之道》2018全球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81.1%的受访者认为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其中12.3%的受访者认为世界局势发生“颠覆性变化”，分别有39.9%和28.9%的受访者认为发生“明显变化”和“一定程度的变化”。对此，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马特亚斯·霍尔泽格尔8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造成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极其复杂，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实行“美国优先”政策，退出各种国际协议，在全球发起贸易战以来，加速了各种消极的变化，让全球民粹主义盛行、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他认为，2018年的积极变化也可圈可点，如世界日趋多极化、中国国际影响力继续提升、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稳定以及“伊斯兰国”大势已去等。

当问及“下列有关当前局势变化的描述，您是否认同”时，调查显示如图：认同度最高的是69.8%的中外受访者认同“中国不断崛起”；然后依次为“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上升”“全球宗教冲突愈演愈烈”“欧洲分裂进程加快”“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加剧”“美国影响力不断下降”。对此选项，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外学者因视角不同，给出不同的先后顺序。德国学者霍尔泽格尔把美国影响力下降排首位，然后依次是中国不断崛起、欧洲分裂进程加快、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加剧、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上升、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稳定等。而国内学者刘仰首选的还是中国不断崛起。

“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那套可能全要推翻重来。西方文明可能真的遇到了另一个文明的挑战，而不只是来自一个大国的实力的挑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刘仰谈到相关民调结果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套用清末李鸿章说当时中国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崛起现在让他们也面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认为，小平同志说“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中国崛起不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都存在不确定性，西方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状况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民调显示，无论是俄罗斯、肯尼亚、埃及、南非、哈萨克斯坦、西班牙这样与中国关系稳定的国家，还是与中国关系容易出现波折的印度、澳大利亚，民众都愿意正视中国的“不断崛起”，比例都超过70%。对此，刘仰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以非洲国家为例，过去有不少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深知西方世界是如何对他们的。非洲人一对比，自然认为中国人最好，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的民调结果也体现出这一点。

霍尔泽格尔也表示，中国与各国交流越来越频繁，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投资，那些与中国做生意，甚至在中国企业工作的人更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中国的变化。他建议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多考虑民意，以务实的态度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接受中国崛起这一现实。

谈到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调查结果中，为什么肯尼亚受访者(97.1%)对此认同度最高而日本受访者(31.3%)认同度最低，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企业帮助肯尼亚搞基础建设，肯尼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的一块基石，所以当地民众感受是很具体的。同样，日本认同度最低也可以理解，因为日本一向在国际问题上以美国为中心。”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去除本国数据后，三成受访者倾向选择美国担当全球治理引领者。而选择中国担当全球治理引领者的比例只有11.5%，其中俄罗斯受访者比例最高(26.6%)，然后为肯尼亚(18.7%)和埃及(18.6%)，日本受访者选择中国的比例最低，仅为1.5%。张颐武说：“西方国家当然不会觉得应让中国作为主导者，因为它们没有做好准备，也不会轻易认为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就可以担当这样一项任务。这样的状况持续时间会很长，我们也需要长期努力去做好自己的事，关键是要惠及中国人民。”

中美博弈：“两国要避免竞争失序”

在关于美国的描述中，受访者(除美国外)最认同“美国时常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73.0%)，美国受访者对此的认同度也接近六成(58.6%)。此外，分别有57.9%和37.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对世界弊大于利”和“贸易保护主义拖累美国经济发展”，而美国受访者对以上两项的认同度也分别达到40.6%和33.7%。在张颐武看来，美国社会现在分裂非常明显，甚至特朗普上台以后整个精英阶层也分化了。一方面有些美国人认为还要继续支持全球化，因为他们前些年在全球化中受益，可另外一些人——认为自己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受损”的群体则持相反立场，而这些群体现在在主导美国的社会潮流。他担心，美国的分裂对世界来说构成很大威胁——美国未来发展不太确定，这个风险性对整个世界来说，都不是好事。

15国受访者(除中美)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责任在美方”的认同度为38.9%，这一比例是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责任在中方”的数据的两倍;38.0%的受访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愈演愈烈、矛盾加剧”;34.9%的受访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我的国家产生不利影响”；26.9%的受访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很快顺利协商解决”。这其中，韩国受访者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的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和“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产生不利影响”这两个描述的选择中表现突出，认同度均居首位，分别为68.2%和65.8%。在中国学者看来，这个结果体现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即在“美国优先”背景下，一些国家感到“人人自危”。张颐武前不久和一位韩国外交官交流，对方说：“中国GDP如果下跌0.5%，韩国的GDP就要下跌1.5%左右，因为韩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太密切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对韩国的负面影响客观存在，韩国公众对此有非常清晰和高度的共识。

调查还显示，56.5%的受访者(除中美)认为中美两国关系极大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对此，刘仰表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要学会做大国，中国人要学做大国国民。他注意到，日本人在相关调查中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比例相当高。“日本是我们的邻国，在文化上共同点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很明确的现实就是：日本现在是有美国驻军的国家，也就是说很多日本民众的态度可能不完全是自发的，而是被美国塑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可能很多问题是看不清的。”刘仰说，在很多方面，美国不管用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手段，对别国民众的观念塑造都是有很大投入的。刘仰重申他曾讲过的一个观点：人们只注意到美国军费占全球的一半，但没有注意到美国的“广告费”(国家形象宣传经费)占全球的比例也是一半。

谈到中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史蒂文·苏拉诺维奇和《环球时报》记者提到“两国集团”(G2)构想。他表示，回想2008年美国学者刚提出G2概念时，美国不少主政官员和智囊确实在想办法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制之内，对于美中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尤其看重。他们将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等角色，一个隐含的前提是认为美中实力差距依然很大，中国威胁不到美国，但10年过去了，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科技实力突飞猛进，这种形势让包括当初提出和认同G2的美国政治精英们担忧：若中国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不是美国把中国纳入国际规制的问题，而是中国把美国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苏拉诺维奇说：“目前，我认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在全方位赶上美国的新兴超级大国，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这个背景下，处理好美中关系的考虑更多是避免竞争失序引发冲突。”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只不过现在的舆论环境发生改变，中国正常的战略需求被夸大。

改革开放：“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有益补充”

相关中国改革开放话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出受访者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的期待：分别有54.7%和53.1%的国外受访者对“中国正在持续改革、开放、进步”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沉稳内敛”表示认同。同时，49.8%的人认为“中国高铁、移动支付等科技产品世界领先”。调查还显示，关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国外受访者对“带动本国科技进步，引入先进科技产品”最为期待(34.0%)。“获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或服务”的提及率列第二位(30.8%)。霍尔泽格尔对此表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世界来说就是新的重要机遇。他还提到，中国2017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34%左右，2018年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对欧洲国家来说，中国游客是消费最高的群体。在他看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改革开放的一种新形式。

伊朗不在此次跨国调查的名单中，但德黑兰大学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马兰迪在看了相关调查结果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从国际层面来说，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就是对现有国际秩序提供有益补充。在金融方面，尽管国际体系仍由西方主导，但亚投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选择，更好地关注亚洲国家的真实需求，让这些国家的民众都能分享发展繁荣的红利。”

谢选骏指出：2004年我提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时候，就指出中国的崛起会使得反对派的运动也水涨船高；而不是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中国的崛起会葬送持不同政见者的作用。至于说到“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还需要中国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才可能上演，因为共产党毕竟还是“西方那一套”。否则的话，“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会成为“五百年未有之大便剧”。

【056、中国崛起原来竟是僵尸崛起】

《英边境卡车39尸惨案 惊曝死者或是中国人中国官方称正在核实》（2019年10月24日 法广RFI 小山）报道：

英国埃塞克斯郡集装箱藏尸案中的39名死者，初步据信为中国公民。英国警队就伦敦近郊揭发的冷冻集装箱藏尸案发现更多新线索，初步确认涉案集装箱与卡车拖车并非一同入境。据案发时的消息称，卡车与集装箱来自保加利亚，从威尔士霍利海德港（Holyhead）入境英国。但最新调查显示，集装箱是从比利时泽布吕赫港（Zeebrugge）运到伦敦东面的泰晤士河口港口珀弗利特（Purfleet），于星期三（10月23日）凌晨被提取拉走。但BBC没有提及关于死者初步据信为中国公民的细节。

据BBC今天报道，英集装箱惨案39名死者“初步据信为中国公民”。

英国警方警方把集装箱卡车移送附近仓库开展遗体辨认工作。BBC了解到，英国埃塞克斯郡集装箱藏尸案中的39名死者，初步据信为中国公民。

英国警队就伦敦近郊揭发的冷冻集装箱藏尸案发现更多新线索，初步确认涉案集装箱与卡车拖车并非一同入境。该报道说，这起命案是否牵涉走私人口等犯罪仍待调查。埃塞克斯郡警察厅（Essex Police）表示，卡车已被开到案发现场附近一处码头仓库内，以便在死者尊严得到保护的环境下，开始鉴别集装箱内39名死者之身份。

涉案卡车拖车司机，25岁的北爱尔兰人罗宾逊（Mo Robinson），目前继续由埃塞克斯郡警察厅以谋杀罪嫌疑扣查，北爱尔兰警察（Police Service Northern Ireland）则派员搜查两处地点。比利时当局也宣布介入调查。该报道说，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震惊”，并说必须把幕后黑手追寻到底。

BBC说，埃塞克斯郡这起命案让人联想起2000年6月发生的多佛尔港（Dover）卡车命案。当时，口岸当局在一辆从多佛尔港入境英国的集装箱卡车上发现58名中国偷渡客的尸体，另有两人生还。荷兰籍的货柜车司机被逮捕，2005年被荷兰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判处十年半监禁。报道指，2004年，23名中国非法劳工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莫克姆湾拾贝时在海潮中丧生。

据埃塞克斯郡警察表示，39名死者中，有一人为未成年人。至星期三晚，北爱尔兰警察在阿马郡（Armagh）搜查了两处民宅，阿马郡正是卡车司机罗宾逊的居住地。

埃塞克斯郡警察厅副总警监皮帕·米尔斯（Pippa Mills）表示，辨认死者身份是当前要务，但恐怕需时甚久。英国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NCA）证实已派员参与辨认遗体工作，并调查案件是否涉及有组织犯罪。

涉案集装箱属于冷冻集装箱。英国公路运输协会总裁伯尼特（Richard Burnett）指出，箱内温度最低可达零下25摄氏度。他形容把任何人安置在这样的环境里“极其恐怖”。该报道说，比利时联邦检察院发言人艾力克·范德伊瑟（Eric Van Duyse）表示，比方目前仍不知晓集装箱在比利时境内停留了多久，该国也将开展调查。

据BBC说，保加利亚当局则证实卡车是在该国上牌，车主是一家由爱尔兰共和国公民持有的公司。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Boyko Borisov）表示，卡车于2017年上牌之后再也没入境该国。保加利亚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称，死者来自该国的机会不大。人口贩子把偷渡者送进英国的手段也越趋危险。最常见的有藏身在卡车内，但也有越来越多人使用标准海运集装箱偷运人蛇，甚至使用冷冻集装箱，就好像在埃塞克斯郡那辆卡车上的一样。

据中国官方媒体消息说，中国官方正在核实此消息以及死者可能是中国人的身份。

《英国39尸体集装箱惨案出现新线索》（2019年10月24日 综合新闻）报道：

英国警方星期三（23日）在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39具尸体，当局已把卡车开到案发现场附近一处码头仓库内，以便在死者尊严得到保护的环境下进行调查。

英国集装箱惨案出现新线索，调查初步确认涉案集装箱与卡车拖车并非一同入境。目前北爱尔兰与比利时当局宣布介入调查，警方也在北爱嫌犯住处搜查了两处地点。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辆卡车与集装箱来自保加利亚，从威尔士霍利海德港（Holyhead）入境英国。但最新调查显示，集装箱是从比利时泽布吕赫港（Zeebrugge）运到伦敦东面的泰晤士河口港口，并在23日凌晨被提取拉走。

卡车目前已被开到案发现场附近一处码头仓库内，以便在死者尊严得到保护的环境下，开始鉴别集装箱内39名死者之身份。据报道，涉案的包括一名25岁北爱尔兰卡车拖车司机罗宾逊（Mo Robinson）。他目前继续由埃塞克斯郡警察厅以谋杀罪嫌疑扣查，北爱尔兰警察则派员搜查两处地点。比利时当局也宣布介入调查。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对案件感到十分“震惊”，并说必须把幕后黑手追寻到底。美国国家犯罪局表示正协助调查，并努力“紧急查明负责这些死亡的任何组织犯罪集团，并对他们采取行动。”

谢选骏指出：照此看来，所谓的“中国崛起”是用大量的尸体垫背支撑的——就此可说，中国崛起原来竟是僵尸般的崛起！

《中国黑客开始针对侨民及港人因“最怕自己的人民”》（2019年10月24日 法广RFI 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的行动方式在过去三年，发生了剧烈改变，从过去漫无目的的攻击，改而针对包括港人在内的侨民社区。报道引述的例子包括：今年8月，Facebook和Twitter表示清除了一个巨大的中国机器人网络，这些机器人在香港抗议活动中散布虚假信息；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手机近年来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报道引述曾为华盛顿的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撰写网络安全和间谍方面文章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刘易斯（James A. Lewis）说：“中国人首先用他们最好的工具对付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人民。然后他们才会把这些工具用于外国目标。”

纽时引述安全研究人员和情报官员表示，中国政府为这一变化投入了大量资源，属于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发起的人民解放军重组的一部分。

自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黑客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技术武器库，比如对iPhone和安卓（Android）软件进行精密的黑客攻击，不再局限于电子邮件攻击和其他较基础的手段。

尽管Facebook和Twitter在8月清除了一个专门炮制香港假消息的巨大中国机器人网络，但最近几周，一家安全公司追踪到中国黑客对香港媒体公司发起了长达数月的攻击。安全专家表示，中国黑客很可能将目标对准抗议者的手机，但他们尚未公布任何证据。报道引述研究人员说，这些更精良的攻击主要针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侨民。在几起事件中，黑客攻击的目标是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手机。近年来，他们的聚居区新疆一直在大规模建设监控技术。

中国扩大其监控和审查范围的意愿，在NBA休斯顿火箭队的一名高管本月在Twitter上支持香港抗议者后得到了体现。中国的反应非常迅速，威胁到了NBA在中国建立的一系列商业关系。一些安全研究人员表示，中国黑客能力的提高，已使他们能与俄罗斯精英网络部队平起平坐。对维吾尔人手机的攻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得以一窥中国一些最先进的黑客工具如今如何被用来压制或惩罚批评人士。

追踪针对iPhone的攻击的谷歌)研究人员表示，在出售软件漏洞信息的黑市网站上，有关这些黑客攻击的软件缺陷的详情价值数千万美元。在新疆的街道上，大量高端监控摄像头运行面部识别软件来识别和跟踪人们。专门设计的应用程序被用来筛查维吾尔人的手机，监控他们的通讯，并记录他们的行踪。获取逃离中国的维吾尔族人的电话，是这些全面监控工作的合理延伸 随着国内许多人被关押，流散海外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国外社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北京关注的问题，新疆有许多人因为亲属在国外旅行或居住而被送入拘禁营。中国警方还采取了不那么复杂的手段来控制逃亡的维吾尔人，他们使用聊天应用微信引诱维吾尔人返回家乡或威胁他们的家人。

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否认了过去有关其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说法，并称中国也常常是这类活动的目标。安全研究人员最近发现，中国人看起来发现了自己的系统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网络攻击，随后他们也使用了国家安全局的黑客工具。几周前，中国安全公司奇安信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将美国中央情报与一起针对中国航空业的黑客攻击联系在一起。

科技新闻网站TechCrunch最先报道了黑客活动与维吾尔人之间的联系。苹果的一次软件更新修复了这个漏洞。谷歌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发现iPhone的漏洞被用来感染一系列网站的访问者。尽管谷歌没有公布被攻击者的姓名，但苹果表示，在大约12个关注维吾尔人的网站上发现了他们。

维吉尼亚州安全公司Volexity的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中国的黑客活动也利用了谷歌的安卓应用的漏洞。Volexity发现，有几个关注维吾尔问题的网站感染了安卓恶意应用。该公司将这些攻击追溯到了两个中国黑客组织。由于黑客攻击的目标是安卓和iPhone用户，尽管在新疆的维族人通常不使用iPhone，Volexity的总裁阿达尔说黑客攻击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人。

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公民实验室的另一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了一个同时进行的行动，使用了谷歌和Volexity发现的一些相同代码。直到今年5月，该行动还在攻击藏人的iPhone和安卓手机。

纽时指出，中国黑客利用WhatsApp信息，冒充该报记者，以及国际特赦组织等组织的代表，对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西藏议会成员和西藏非政府组织等进行攻击。与藏人组织合作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组织TibCERT的秘书洛桑嘉措（Lobsang Gyats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中国以前的监控尝试相比，最近的攻击明显升级。

谢选骏指出：为何中国黑客针对侨民及港人？因为侨民和港人属于尚未被僵尸化的活人，不像十多亿长期遭到信息封锁的圈内俘虏，大多已经遭到毛式腌制，已经沦为真正的活死人了。“最怕自己的人民”——说明“中国崛起”不是中国崛起，原来竟是僵尸崛起！

【057、中国离开复兴还有关键一步的差距】

《黄安伟：中国，一个复兴的帝国》（2018年1月09日 转载纽约时报）：

我是两个帝国的儿子，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虽然我是在从尼克松到里根的时代在华盛顿附近出生、长大的，但我的父母都生长在中国南方的村子里。在共产党统治的头十年，也就是1950年代，我父亲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过兵，后来他对革命失望，离开大陆去了香港。

所以，当《纽约时报》派我到中国工作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于2008年4月来到北京，在中国住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在那之前，我已经为报道美利坚帝国伊拉克计划的惨重失败工作了近四年；而此刻，我来到了正在建立一种世界新秩序的国家的首都。

中国当时与其他国家进入了蜜月期。人们对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已期待了好几年了。虽然中国在那年春天镇压了西藏的一次起义，但在经历了一次破坏性极大的地震之后，中国再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感。

人们蜂拥而至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首次亮相”的聚会。耀眼的建筑和标志着中国雄心的奥运会开幕式,让外国领导人看得目瞪口呆。庆典结束后，世界步入了另一个转折点——美国金融体系的突然崩溃和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支撑了全球经济，也支撑了中国官员中的一种信念，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可以与美国的相匹敌。

尽管中国对威权主义毫不掩饰，但这个国家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曾和许多人一样，认为中国在开启一个具有新观念、新价值和新文化的充满活力的时代，一个适合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时代的同时，可能会稳步进入一个自信的、更加开放的状态。但当我在去年结束我在中国的工作时，我已不再这样指望了。

从贸易到互联网，从高等教育到好莱坞，中国正在以某种方式塑造世界，而人们对这些方式的领悟才刚刚开始。但是，中华新帝国的出现，与其说靠的是中国的思想或当代文化的吸引力，不如说是共产党行使硬实力、包括经济胁迫的结果。

在曾经主宰19世纪的全球大国中，只有中国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帝国。中国共产党统治着一片广阔的疆域，这片领土是清朝的满族统治者用战争和外交手段拼凑起来的。而且，这个版图可能还要扩大：中国正在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测试对南中国海和喜马拉雅山脉有争议边疆的潜在控制权，同时在国内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世界各国再次纷纷前来朝廷表敬意，这次是在2015年举行的一个盛大阅兵式上。

几十年来，美国曾是信奉法治、言论自由、廉洁政府和人权等价值观的人的全球灯塔。即使美国的政策常常不能达到这些表述出来的理想，但美国的“软实力”仍保持着与其武力一样的强大效力。在后苏联时代，政治人物和学者们认为，通过吸引来积累控制力的美国方式是建立现代帝国的核心要素。

中国的崛起与这种观点形成一个直截了当的对比。自2009年起，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领域施展的控制力，已成为野蛮力量、贿赂和恫吓的代名词，而这个共产党的帝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国内，中共将维权律师关进监狱，压制互联网，强迫企业和大学设置党组织，还打算建立一个可能是奥威尔式的“社会信用”系统；在国外，中共正在有争议的太平洋珊瑚礁上建造军事设施，并悄悄打入计算机网络。中国在欧亚大陆推出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虽然对其他国家有利，但也让中国能向这些国家施压，要求它们与中国国有企业建立业务往来，正如中国近年来在亚洲和非洲所做的那样。

迄今为止，中国的软实力起了次要的作用。部分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严格控制文化产品，这使得中国的流行文化与美国的、甚至韩国的相比，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吸引力。

没有任何国家比挪威更知悉中国的硬实力了。2010年，独立于政府的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了身陷囹圄的亲民主中国作家刘晓波（他已于去年7月因癌症逝世）之后，中国用切断外交和经济关系的方法惩罚了挪威六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新帝国的化身。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是他庆祝胜利的时刻。中共官员把“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将他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习近平说，中国已进入一个强大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是公共生活的决定者。习近平对渴望成为铁腕人物的外国领导人有吸引力——特朗普总统公开对他表示钦佩。

许多中国人对我说，即使中共正在腐败，但他们仍相信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为普通民众着想。这种信念扎根于抽象的希望，而不是来自于经验的证据。这就像是透过包围着中国城市的有毒空气寻找蓝天那样。

硬实力的文化是自上而下的。在全国各省，中共官员迅速压制任何挑战他们权威的东西。当他们意识可能发生大规模抵抗时，他们收买或监禁领导抵抗的人。

我在中国工作的头一年里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官员们打破了被致命毒奶粉激怒的父母的意志，也打破了哀思成千上万的在四川地震中因豆腐渣校舍而死亡的孩子们的父母的意志。我懂得了这是中国官员惯用的典型方法。大多数中国人避免与党发生冲突，那样做的人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滥用权力的事情经常发生。许多中国人说，腐败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从环境恶化到贫富不均，所有其他问题都与腐败有关。习近平精明地利用了腐败所引发的不满情绪：他领导了一场让他能够拿下对手、加强党内纪律的反腐败运动。

所有这些并没有带来法治。中国近年来的国内安全预算已经超过其军事预算，虽然两者都在迅速增长，这突显了中国对硬实力的投资。

我在2016年得知，年轻商人扎西文色(Tashi Wangchuk)因向我讲述他倡导更广泛的藏语教育的努力，在自己的家乡玉树被警方拘留。扎西文色曾在微博上要求地方官员推行真正的双语教育，他曾出现在时报2015年的报道和视频中。

扎西文色是那种应该受到中国珍视的公民，这种公民在法律框架之内，提出一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缓解紧张气氛的政策建议。但在被拘留了两年之后，他仍在被监禁。尽管有来自于西方外交官和人权组织的批评，但上周四，法院仍以“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庭审。

尽管中华帝国的地位不断提高，但是共产党的统治方式让人们产生对中国不利的看法。历史让我们懂得一个不可避免的辩证法：强权产生反抗。虽然国家可以让人民屈服于其意志，但人民将以恐惧和怀疑的态度面对国家。美国每次过度依赖硬实力时，都重温了这一教训。

我经常去边境地区旅行，因为强权与反抗的互动在这些地区最明显，在这里我最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如何对待自己最易受伤害的公民，这些人不属于主流的汉族文化。没有其他地方能更好地体现中华帝国的理念了。这些被满族人征服、被毛泽东纳入版图的边缘地带，构成中国领土的至少四分之一。中共官员担心，这些地区与苏联统治下的中亚地区一样：总是处于叛乱的边缘，总有挣脱束缚的渴望。

新疆喀什，警察在街头巡逻。北京担心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会为该区域带来不稳定因素。 

2016年10月，我悄悄来到藏传佛教一度日益兴旺的喇荣，目睹了政府下令拆除僧侣和尼姑住所的情况。在维吾尔族人聚居的部分新疆地区，暴力和镇压的循环加剧了当地的紧张气氛。维族人压低声音说起对伊斯兰教的限制和大规模的拘留。新疆各地都有禁止留长须、戴完全遮盖住脸的面纱的标牌，监控摄像头随处可见。在丝绸之路绿洲城市喀什，做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旅行报道时，我看到了手持防暴工具的警察围捕几名年轻男子。

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是香港，这里是英国前殖民地，是我父母移民美国前所在的地方。在这个南部边境城市，就像在西部地区一样，中共在大力压制批评其统治的学生、政客和其他批评者的声音。中共特工甚至还绑架了书商。但这些做法实际上导致了更多的反抗，加强了香港和说粤语者的身份认同。这些做法也在台湾民众中激起了对北京的更大担忧，台湾是中共渴望统一的自治岛屿。

中共的执政方式让中国人对本国制度和本国同胞的不信任持久化，这种说法并不牵强。中共的国际政策也引起了从澳大利亚到加纳的海外反抗。

如果中国作为帝国的实力能变为不仅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也依靠思想、价值观和文化的话，中国公民和全世界都会受益。中国最辉煌的朝代也是其更开明的朝代。但中国共产党目前靠的是硬实力和胁迫，而这很可能会成为取代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日渐式微的自由主义霸权的东西。

这不会带来世界秩序的宏伟蓝图。相反，我们正面临一个真空。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错误主要有两点——一是说“在曾经主宰19世纪的全球大国中，只有中国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帝国。”，而不知道十九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崩溃中的帝国，是被人主宰的而不是主宰十九世纪的。二是不懂中国现在被“共产党占领”的“共国”。既不是二十世纪的“民国”，也不是十九世纪的“清国”，如果一定要说“帝国”，那么姑且称之为“后清”。这样的中国，离开复兴还有关键一步的差距——那就是从“共国”变成“中国”。作者之所以会犯下这个时空倒错的错误，因为他不该说“我是两个帝国的儿子，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他应该说“我是两个帝国的儿子和孙子，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因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是美国的儿子；他爸爸才是共产党中国的儿子，所以他只是共产党中国的孙子了。但是他的他爹都和中国无关的。

【058、中国流行互害—失信，还是失信—互害？】

共产党中国社会，是从“互害模式”发展为“失信模式”？还是从“失信模式”发展为“互害模式”？

网文《中国从一个互害的国家，现在进入一个无法互信的社会》2017年4月14日报道：

目前，中国人的道德急速下滑，贪官横行，毒食品、豆腐渣工程、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人自危。

中国人，对谁都不再相信了，中国从一个互害的国家，现在进入一个无法互信的社会。

事件一：被撞女子求司机别碾死她

河南荥阳市发生一起车祸，被撞的女子被卡在车轮下，连声喊疼，并央求“不要碾死我”。一句“不要碾死我”，透露出社会的信任危机，足以让人沉思。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度下降、人际关系冷漠，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

事件二：儿子溺水身亡，家长接56个电话皆以为骗子打

男青年池某在武汉溺水身亡，同学给他福建老家的父亲及亲属打了56个报信电话，对方就是不信，认为他是一个骗子。最后拨打青年堂哥电话，报出了青年的出生地、出生年月日及部分亲属的名字后，堂哥才开始半信半疑了，随后给身在武汉的妹妹打电话，要她前去确认，亲自确认是真实后，家长才嚎啕大哭。想看更多此类精彩文章请加微信：kkx1007

事件三：职业乞丐很有钱，同情心越来越不值钱

重庆一乞丐姚某最初是一个人在地铁上行乞。后来和老婆各自带着一个小孩，装作两腿严重残疾无法行走，骗取乘客的同情，时间长达三四年。姚某自称每天乞讨到500元就收工，在南京买了两套房，以一边乞讨一边旅游的方式去过港澳，给孩子在那买过奶粉。网友感慨：情何以堪！

事件四：蒙牛被篡改牛奶生产日期

浙江省工商局通报，蒙牛3000箱临期奶被篡改生产日期二次销售。蒙牛公司表示，“此事系公司浙江省义乌市经理王孙富伙同社会人士所为”，蒙牛“目前正全面配合当地工商、公安机关调查此案”，并承诺将无条件回收更换涉案牛奶。 继三聚氰胺事件后，牛奶又一次伤害了国人的心。

事件五：刘翔伤退，央视早有准备

伦敦奥运上刘翔负伤，单脚跳着离场，再次上演了英雄悲情一幕，央视杨健哽咽的解说也令人无比动容。 但刘翔脚伤严重央视早已知道，做了四套解说预案。 有媒体在报导这件事时说：“刘翔知道、央视知道、领导知道，只有观众在傻等奇迹”。 网友说：连刘翔都被用于蒙骗观众搏取收视，我们还可以信什么？

事件六:北京大水募捐，数万网友回复“捐你妹”

北京“7·21”暴雨后，北京市民政局微博发布信息，倡议大家捐款，不过网友表示不信任，回复了数万条“捐你妹”。在其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赵白鸽表示自己不懂“捐你妹”是啥意思，但老百姓的任何情绪，都是红会改进工作的重要动力。 网友：不懂“捐你妹”是啥意思，叫郭妹妹给你老人家解释一下……

事件七：老人摔倒无人扶，老外目睹后哭骂

一名老人在上海淮海西路摔倒，头磕破血流不止，周围群众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无人敢上前搀扶。一名外国女士经过后，见到老人惨状痛哭，大骂围观者冷漠，并掏出现金表示愿意支付医药费。随后到场的民警再次呼叫120，老人被送往医院。

事件八：皮鞋变酸奶心有余悸

这几年年，皮鞋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成了食品、药品界的“百变星君”。从此，皮鞋不再被人踩在脚下，而是乔装打扮，登上了人们的餐桌。它可以是酸奶，可以是果冻，还可以是胶囊……皮鞋君真的很忙。“修正药业，专注皮鞋30年。”这是网友给修正药业拟的新广告语。同时，网友对“百变星君”皮鞋的调侃热情空前高涨。“想吃果冻了，舔下皮鞋；想喝老酸奶了，舔下皮鞋；感冒要吃药了，还是舔下皮鞋。

生于此长于此，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不信任的阴霾，我们深陷信任危机中，想获取安全感的心无处安放。在这股社会寒潮里，我们不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信任？

有人说，穷到极点，还可以“揭竿而起”；但道德普遍沦丧的社会，则连揭竿而起的机会都不会再有。你怎么看？

道德的沦落比贫穷更危险

当代中国，以居安思危的眼光来看，是繁荣现象下隐患四伏的社会，物质文明虽然一派繁荣，但精神世界却十分荒废空虚。在这个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浮躁喧嚣的年代，我们时时刻刻能体味到我们的思想精神领域，在人们的道德、伦理方面发生的种种病变，自私、虚伪、冷漠、腐败等等在一点点侵蚀着、败坏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灵魂。主要表现为：

一是信仰危机

不少民众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怨天尤人，自己却又不愿意有任何付出，天天无所事事地沉醉在日常感官的享乐之中，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

二是道德沦丧

为升官而溜须拍马；为私利而不择手段；面对邪恶而沉默无言；面对他人不幸而沾沾自喜；面对弱小而横加欺凌。金钱驱使之下，人心狂热，道德贤廉忍被抛，仁义礼智信被弃，诸如恶待父母、抛弃婴儿、吸毒、赌赙、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层出不穷，每天都可看见听见谋杀、诈骗、打劫、偷盗、贪污、索贿、贩毒等新闻。许多人的自尊、勇敢、善良等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人格荡然无存。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装到七层楼以上，但仍防不胜防，全中国为防盗所花的费用，是个无法估量的天文数字。流氓遍地，女工上下夜班都成问题。

三是虚伪自私

假烟假酒假药，假情假意假话，假文凭假文化，假数字假政绩，假消息假新闻。连相片也可假，假老虎照就是事例，领导到下层检查到的东西是事先摆设好的假繁荣。

不少“打假”成了假打，交完钱，工程验收合格，多交钱，环评就过关。唯利是图，伦理不顾，亲情对庭。大部分人只长钱眼，只盯钱路，连青少年都被毒害，读书专选好专业，就是为以后能多挣钱，历史、哲学、地理等基础学问是无人问津。许多人也算有点文化，但那可能是快餐文化、色情文化、凶杀文化、山寨文化、垃圾文化等泛娱乐的东西，人心轻浮，潜移默化之下，人能不变坏吗？大巴车上，放的都是凶杀性的影片，看得直作呕，广告满天飞，曾记得的唐诗宋词也被淹没了，这个世界还有品味吗？许多人更是穷得只剩下钱，成为专门赚钱的机器，为钱可以杀人放火。以前农村开会时人人争着来，现在补钱给开会的人，会议还是难以开成，连记者要拍一头牛的镜头，还得先拿钱给牛主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以感动人呢？

四是公德淡漠

对天地敬畏之心不再，伦理反常，人心入魔。许多人在陌生的公共环境中，故意破坏守则。人人疯狂掠取资源，环境恶化，难道最后一滴水不就是我们的眼泪吗？

五是泛娱乐霸占了真善美传播空间

打开电视，不是我爱记歌词，就是乐翻天，或暴力、情感等，而能让人感动流泪的、能温暖人的、能教育人的东西太少了。现在媒体也只为钱，只要能吸引眼球，什么都敢做。

老子说：道丧而后德，德丧而后仁，仁丧而后义，义丧而后礼，夫礼也，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试看当今时代，我们不得不汗颜惊心，我们不就是礼中之人吗？我们的众生不就是忠信浅薄之人吗？没有先进的文化来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不以文化让众生重返道德世界，我们拼命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可能毁于一旦。

一幢百万大楼，一根火柴就可坏掉，我们不得不防。万贯家财，一场病死就化成空，我们不得不讲。有人高喊“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只要有本事，能赚钱，便是英雄，大多富人为富不仁，富不长久，都进班房。我们生活要的是真正的幸福感，这需要精神和物质都必须是同步的，这种幸福感才会发生，纯以物质享受，就象手机只能让人幸福一个月，车可以幸福一年，房子可以十年，然后就是更多更大的欲望。

要改除各种社会问题，必须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用文化陶养人的真善美，养成文明行为和习惯，实现道德盛世的轮回，才是中国之福，人民之福。

……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社会，是从“互害模式”发展为“失信模式”？还是从“失信模式”发展为“互害模式”？

上面这篇文章认为，共产党中国社会，是从“互害模式”发展为“失信模式”；而我认为，共产党中国社会，是从“失信模式”发展为“互害模式”。“失信”问题，不是共产党中国的特产，但是在共产党中国却表现得格外突出。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共产党中国不仅镇压了宗教，而且把信仰当作政治工具和经济工作来使用，过河拆桥，然后就是摸着石头过，完全彻底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受到伤害的人们怨气冲天，急于报复，结果陷入了互害模式——所以是失信在先，互害在后。

【059、中国迈向中央之国的道路】

中国大陆如果没有一个改朝换代的过程，恐怕无法迈向技术发展上的中央之国的道路。

网文《中国这一招釜底抽薪太狠了！美俄哭不出》（2017-06-26 占豪）说：

中国总是悄悄干一些让世界吃惊的事，历史上不胜枚举！

想当初，新中国刚成立，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对朝鲜人民军作战摧枯拉朽，一直打到鸭绿江边。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悄悄跨国鸭绿江，直接把美军干回到三八线以南。最后，美军不得已被迫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

再后来，中国要研制核武器，美国和苏联觉得，我们研制核武器都那么费劲，你一个破落户要钱没钱要人才没人才要装备没装备的，怎么可能很快研制出核武器？结果，中国悄悄从1958年开始研制，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就爆炸试验成功了，用时仅6年多，美苏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

再后来，强大不可一世的苏联对中国不友好，但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中国会主动发起对苏联的攻击。但是，1969年3月，中国主动出击发动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但狠狠打击了苏联的嚣张气焰，还把中苏关系决裂呈现在世界面前。由此始，中美走向和解的大门也打开了。

2003年前，中国没有高铁。2003年，刘志军上台后中国高铁技术快速发展，仅仅数年时间，中国高铁超越了发展了几十年的日本、法国、德国等高铁强国。现如今，中国早已成为世界上运行里程最长、技术最先进的高铁之国，西方人到中国无不惊叹。

还有美国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中国会很快搞出四代隐身战机，毕竟美利坚那么强大的研发能力都耗费那么长时间。然而，2011年1月11日，就在时任美防长盖茨访华当天，中国四代隐身战机 J20 首飞成功。美国惊愕，世界震惊！

中国所创奇迹，坐而论三天三夜恐难完，各行各业各领域，奇迹无数，中华民族正是在一个个的奇迹当中不断走向复兴的。

日前，就又看到一则出其不意的有趣消息：

6月，重庆方面招待了两拨来访乌克兰政府客人，中乌双方就天骄航空集团问题达成协议。重庆市政府将出资30亿人民币，与乌克兰马达西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天骄航空集团。未来，将有近3000名乌克兰技术人员携带家属移民重庆。整个搬迁安家费用预计17亿人民币。

这则消息顿时“毁三观”，3000名乌克兰技术人员携带家眷移民重庆，这得给中国带来多少美若天仙的“毛妹”啊？记得之前占豪曾调侃说，乌克兰国家遭遇磨难，我们应该开放引进“毛妹”以解决中国男多女少的难题。结果，这下子真的可能就来了。

当然，“毛妹”的到来在这里只是副产品，真正的主角可不是“毛妹”们，而是那些真正的乌克兰技术“难民”——受乌克兰战乱之苦，在乌克兰情况不好的航空技术人员！

此时，占豪只想赶紧给联合国难民署发条私信，向他们报告一下，我们正准备接纳一批乌克兰“难民”，他们可以多多联系一下，有技术的、漂亮的乌克兰男性、女性“难民”，我们统统都接，这叫定向支持。

当然，上述3000乌克兰技术人员带着家眷定居重庆的消息并没有官方确认，消息的来源更像是一则私下热传的一则“小道消息”。虽然，这是一则“小道消息”，细节不一定准确，但事恐怕八九不离十。

因为，早在2015年9月份，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就与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达成共识，将在中国合作建设航空动力产业基地。什么是航空动力产业基地？就是航空发动机的生产基地嘛，中国的短板领域。

双方共识后行动很快，2015年10月，重庆天骄航空动力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在重庆天骄航空动力公司旗下，有一家名叫“重庆天骄西奇航空动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其注册资本为40亿元人民币。有媒体指，天骄航空动力产业基地极或成为中国未来大型飞机心脏制造中心。

而乌克兰马达西奇股份公司则是一家近百年历史的航空发动机生产制造商，纯种苏联技术，素有“动力沙皇”之称。它是一间具备固定翼飞机发动机、直升机和工业涡轮机制造能力的大型公司。

而据凤凰军事转引乌克兰驻华使馆的消息称，6月2日，乌克兰驻华大使焦明先生访问重庆，与重庆市领导会谈并访问了天骄航空重庆产业基地（重庆基地）。焦明大使在与重庆市领导会谈中表示，乌克兰政府对中乌合作航空发动机项目的高度重视，希望重庆市继续大力支持，使天骄项目成为中乌合作的典范。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和乌克兰国内其他媒体也报道了此事。

而根据人民网军事频道6月19日的报道称呼，6月19日，在第52届巴黎航展现场，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及所属重庆天骄航空动力有限公司（统称天骄航空），与乌克兰“航发巨头”马达西奇股份公司联合展出了双方合作的多款发动机产品。报道还称，天骄航空与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于2015年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高度融合、深度合作，共同在中国重庆建设航空动力产业基地。据了解，未来该产业基地将具备涡轴、涡桨、涡扇等多系列、多型号先进航空发动机研发、批产和维修保障能力。

通过上述消息，我们可以基本证实，重庆正在计划建立一个研发生产航空发动机的产业基地，合作方是大名鼎鼎的乌克兰“航发巨头”马达西奇股份公司。而相关产业基地的建设也在推进当中。

如果乌克兰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真的最终实现大规模的推进，那么最终乌克兰的技术人员大规模地迁移到中国产业基地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如果马达西奇公司能抱住中国这条大腿，那么这家著名的航空发动机公司无疑将会迎来腾飞式发展。当然，对中国航空发动机产业来说，如果因此能建立一个研发生产基地，那也将是一个新的腾飞。

对乌克兰这家著名企业来说，中国这条大腿到底有多粗呢？

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 “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列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中。方正证券当时预计，专项资金预期1000亿元，加上社会配套资金预期达到3000亿级别。2015年10月28日，申万宏源发布研报称，未来中国航空发动机将真正进入产业化运营的阶段。预计未来 20 年中国航空发动机及其衍生产品需求量将超过 2000 亿美元。2000亿美元什么概念？一万三千多亿人民币。而作为上市公司的马达西奇股份公司，一年的收入也就30亿人民币左右。所以，中国的市场，不但是这家公司的未来，对乌克兰国家来说也意义重大。

这不仅让人想起了乌克兰曾经卖给中国的装备。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就是从乌克兰买回的完工七八成的瓦良格号改的。现在，辽宁号已经有了战斗力。

还有乌克兰卖给中国的世界上最大的气垫船——野牛气垫船，这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登陆作战能力。

乌克兰还卖给中国一些导弹、发动机等。

现在，乌克兰的确没太多东西可卖给中国了，于是直接和中国搞这样的产业合作，卖“人”了。乌克兰实在，中国人欢迎。

当然，中国在发动机领域绝非只靠外来，重庆产业基地也还在推进当中，距离真正的规模产业化应该还有一些距离。但与重庆推动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几乎同时，国企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也有大动作。

据可查的信息，中国航空发动机公司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合并了价值1100亿以上的资产，另外还额外投资350亿推进发动机的研发生产。2016年5月，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在北京完成工商注册，这标志着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整合进入尾声，开始新一轮高速发展。

中国将大量国有发动机产业的资源，整合到一个大型集团公司下，然后集中加强航空发动机的研发。以中国这样的体制，占豪认为过不了多久，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就将取得一个个突破。

中国发动机集团的集团，如果未来重庆再形成航空发动机的产业基地，把大量乌克兰技术引进到中国的同时也能把乌克兰的技术人员都引入中国，结合中国原有的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不久之后，必然为大家风险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巨大奇迹！

中国这么个玩法，估计美国和俄罗斯心理阴影面积都不小。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中国这些产业基地都建立起来了，对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吸引能力将会非常强，包括美国、俄罗斯、欧洲的一些人才，未来都可能被中国这些产业基地给吸引过来。

中国巨大的市场及产业能力，未来二十年将会对包括美国、俄罗斯、欧盟国家在内的人才构成巨大吸引力，这相当于中国对他们的釜底抽薪。

中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国家，是一个正在腾飞而不可阻挡的国家！未来，中国如果直接用市场和工业能力吸纳乌克兰几千人的技术队伍到自己的工业体系，有这样的技术和人才吞吐能力，我们还有什么做不成呢？

占豪相信，中国航空发动机在未来一二十年必然迎来飞跃式发展，并逐渐与美俄并驾齐驱！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历史叙述充满了许多可疑之处和夸大之词，就不去说他了。但就乌克兰案件来说，也完全忽略了两点——

1.2015年乌克兰人均收入只有2,620美元，占世界第135位。而中国大陆2015年人均收入7,820美元，占世界74位，是乌克兰的三倍。

2.乌克兰虽然民主化了，但是社会意识脱离共产党专政不久，远非发达国家可比。

综合上述两点，在没有彻底改变现状的前提下，中国拉拢乌克兰人入幕容易，拉拢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员入伙则大为不易。

那么，什么算是“彻底改变现状”呢？

我认为起码有两条：

1.中国经济起码翻番，人均收入接近台湾（台湾2015年人均20,925美元，占世界第41位）。

2.是具有发达国家那样的起码也要有台湾那样的开放环境。

而这个第2点，恐怕不是共产党能够办到的。

因此，中国大陆如果没有一个改朝换代的过程，恐怕无法迈向技术发展上的中央之国的道路。

【060、中国没有独立所以没有独立知识分子】

《“六四”致命伤：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席》（2019年6月10日 李劼博客）报道：

1989年“六四”学潮的一个最大致命伤，在于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席。不能想象90年代初苏东巨变中的那场捷克天鹅绒革命，没有以哈维尔为首的独立知识分子主导，可以获得成功。虽然80年代的启蒙思潮深入人心，尤其深入莘莘学子之心，但并没能因此在中国形成一个不依附于权力体制而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80年代，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拜体制内的改革需求所赐。无论是西方思想的译介还是出版，还是一次次思想文化的研讨，几乎都是出自官方机构的组织。甚至连知识精英的声望，也来自最高权力者乱点鸳鸯谱式的成全：通过官方的中央文件，使三个被点名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心和公共良知的象征。那部几乎家喻户晓的电视片《河殇》，与其说是“六四”学潮的一个引子，不如说是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准备拥立新主赵紫阳的宣言。

倘若说，“六四”是一幕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历史悲剧，那么这场悲剧后面的喜剧性却恰好在于，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黑手。一方面是权力高层的争斗导致其中的一方乘机向学潮出示了认同的立场，一方面是学潮发展到绝食的紧要关头，知识精英们依然隔岸观火。于是有了老教授到广场上抱住学生痛哭流涕的可笑场面，有了各色人等在学生和权力高层之间努力斡旋的滑稽内幕。在历史的关健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假如还真有这个群体的话，不仅丝毫没有站出去担当的勇气，就连知识分子理应具有的独立意识，都不曾有过觉醒。更谈不上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什么独立的思考。

80年代，有不少人在扮演精神导师，知识精英，京城里甚至一度号称已经出了四大导师、四大领袖，然而这些个导师、领袖们，没有一个愿意挺身而出，站到学生前面，而不是躲在学潮背后。即便是躲在背后，除了企图助赵倒邓而很不负责任地提出过打倒现代慈禧之类口号，他们也并没做出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高层的权力斗争；他们的心思，始终聚焦于高层争斗的行情。倘若要说他们十分可怜，他们的自我感觉却好得很，一个比一个自以为是。倘若要说他们极其聪明，他们的政治智商又实在令人怀疑。凡是学生不懂的事情，他们也全都茫然无知。学生不知道在谈判桌上，要紧的并不是扮演英雄，而是取得富有成效的谈判成果。他们也不懂得如何抓住政府愿意跟学生公开谈判的时机，把已经席卷全国、引起全世界瞩目的学潮，引向和平的结局，开创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政治格局。相反，他们怀着一种由官场权争所惯有的古怪心理，等着形势走向不可调和不可收拾，走向开枪，走向流血。比起捷克的哈维尔们，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缺少的是独立和因为独立而产生的智慧。比起中国历史上的汉末党锢英豪，这类知识分子显然已经在权力面前做惯了附庸，做定了奴才，丧失了应有的脊梁骨。

那些个所谓的黑手，真是冤枉透顶。他们假如稍许插手一点学潮，即可令人肃然起敬。可是事实上，他们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在学潮面前，他们纯洁得就像处女一样。他们时刻准备着的，并不是把自己交付自由，而是如何把自己献给权力。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赵紫阳和邓小平的较量。他们当时非常明白的是，赵紫阳很可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假如当时的局势是邓小平坚决站在学生一边，赵紫阳站在学生对立面的话，他们也许早就全身挺入了。他们本来是竭力要跟学潮划清界线的，是在努力向党表示自己的纯洁和忠贞的。只是人家不领情。当局把他们打成黑手的逻辑是，这么好的机会，你们怎么会不沾边？如此的阴差阳错，就像邓小平当时认定自己输定了，认定自己又要落到当年文革中被打倒的地步了，结果却意想不到地胜出了。邓小平没想到赵紫阳根本没有他那样的魄力，没想到赵紫阳竟然比他邓小平怕民众还要怕他邓小平。借用所谓圈内人的行话来说，赵紫阳见了邓小平，好像天生有一怕。而历史的游戏规则却向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邓小平胜了。邓小平也没想到他所害怕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自由化，骨子里不过是一帮权力的附庸，专制政治的奴才。比起历史上的陈蕃李膺，他们是卑怯的。比起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平庸的。邓小平因此喜出望外地成了大赢家。邓小平一面擦去心中的冷汗，一面向屠杀学生平民的暴徒们表示感谢。虽然赢得很不光彩，赢成了一个被马克思当年在《法兰西内战》中痛斥过的梯也尔，赢成了一个阳性的慈禧太后。

事过境迁，权力的附庸者们非但没有丝毫的忏悔，非但没有因此走向独立，而且还一个个竞相标榜自己在1989年是如何的重要，一个个比赛自己当年与权力中心的距离有多么贴近。假如把这些人称作知识分子，那么得小心他们身上依附权力而散发出来的腥臭。假如按照当年他们的自我标榜，将他们称之为新权威主义者，那么他们那点狐假虎威式的权威，早就随着主子的失势而烟消云散了。从他们“六四”以后的言行，可以判断出，他们非但不是什么民主斗士，而且是专制政治的寄生虫。他们习惯了专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即便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都不懂得什么叫做民主。他们既不学习自立和独立，也不认同自由以及因为自由而获得的思想。在文化心理上，他们与断然开枪的邓小平，一样的专制成性，一样的无可救药。

在一个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极其封闭的专制传统里，知识分子通常选择做奴才。赵紫阳的成不了中国的叶里钦，是因为这样的奴性，用他们的术语可能叫做党性。就像当年的光绪皇帝，无法反抗慈禧太后。赵紫阳宁可向学生说再见，也不敢向邓小平说不。这样的奴性具体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则是宁可慌慌张张地一头钻进美国大使馆，也不愿坦然直面鲁迅所说的那种“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1989年，是多么需要领袖的时刻，即便政治人物不肯扮演，知识精英也可以补缺。哪里知道，赵紫阳会当众甩手而去。而那些导师和领袖们，则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哪怕犹抱瑟琶半遮面也不肯。他们宁可被人当作黑手冤枉，也不愿意真的做一把黑手，更不愿意大大方方地站到广场上，与千百万学生同甘共苦，同进共退。

1989年的中国，有两个中国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方励之。然而，那年的和平奖最后颁发给了达赖喇嘛。1989年，全世界最大的事件、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就是中国发生的“六四”学潮。然而，偌大的一场学潮，竟然没有一个精神上的领袖，甚至没有一个领袖为此像当年的谭嗣同等六君子那样抛了头颅，洒了献血。比起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学生和无辜平民，中国的政治领袖、知识精英乃至学生领袖，上上下下，通通心照不宣地把存活的侥幸留给了自己，把牺牲的机会让给了他人。倘若说是卑怯的奴性，使他们没有一个肯挺身而出，那么因为奴性造成的惊人世故，使子弹全部被挡到了那块叫做世故的盾牌面前，转而飞向可怜的平头百姓。

更令人惊讶的是，事过之后，从领袖到精英，没有一个对此有所忏悔。仿佛平民的生命理当那样献出，学生的鲜血理当那么流淌。赵紫阳的晚年谈话，说的都是自己如何有想法，如何壮志未酬。至于脱身的精英，面对“六四”亡灵，连一声对不起都不曾说过。更令人吃惊的是，最著名的精英在屠杀面前战战兢兢，惊慌失措，害怕受连累害怕坐牢，有道是，共产党的牢不好坐，从而在专制高压底下能妥协尽量妥协。然而一个转身，却朝不顾一切地救他脱险的美国政府摆出一付民族英雄的大义凛然，又是抱怨，又是指责。仿佛不是专制者的屠刀太残酷，而是美国人的救援让他感觉不称心。于是，一场血案过后，屠夫赢得了差点丧失的专制权力，精英和领袖获得了空前的声誉。这是一场既可笑又可憎的双赢，以学生和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拿无数中国人丧失本来就小得可怜的生存空间作抵押。

在1989年的中国历史上，作为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是缺席的。那些政治学者、历史学者们，那些曾经到处演讲，四处亮相的精英和明星们，始终在云雾里飞翔，神龙见首不见尾。其深刻和神秘，几近若有若无境界。一直等到“六四”血案过了，甚至等到赵紫阳也撒手人寰了，他们才高调出场，高举着赵紫阳，前进，前进，前进，进！“六四”之际没有作出担当的历史人物，被夸张成了“六四”的象征。中国的知识分子，非但没能在这样的夸张中寻找独立，而且在这样的夸张中准备着再度重复成为权力附庸的历史。谈及“六四”当然避不开谈论赵紫阳，但必须坚指出的是：赵紫阳虽然是一个正直而忠贞的共产党人，并且在软禁中至死坚持自己的人道立场，但他并不意味着“六四”所蕴含的自由精神。

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上，自老庄以降，自由思想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直至消声匿迹。嵇康可能是最后的绝响，陶渊明如同一个微弱的历史回声。曾国藩的改革，只能仰仗朝廷的恩准。及至邓小平，改革开放竟然与挽救一个垂死的朝廷紧密相连。由于权力的重重挤压，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空间被压缩到难以生存的地步。不要说嵇康那样的高傲不屈，即便是陈蕃李膺那样的坦然担当，也成为一种被遗忘了的文化品质。知识分子一说起高层权争，如同谈论房中术或者色情故事一般兴奋。跟哪个权力者有什么关系，宛如跟哪个绝色美女睡过一觉似的，将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刺激得膨胀不已。赵紫阳由此成了李香君、柳如是那样的传奇。一些中国知识精英，则成了大大小小的康有为或者有为康，不断向人出示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沉缅在对先帝的无限怀念里。事实上，光绪皇帝的血诏也罢，赵紫阳的晚年谈话也罢，都只能让人一掬同情之泪而已。不必夸张成精神的标高，更不具备历史的未来指向。

未来在于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未来在于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未来在于不再把追求仅仅停留在谋生和生存的层面，而应该具有心灵的维度和精神的标高。当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像东欧的哈维尔们那样，独立思考，自由思想，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已经出现了。当中国人能够像9.11以后的美国民众那样，在屠杀面前显示自信和自尊，慈悲和关爱；能够像维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的美国大学里的师生那样，将凶手和死难者同样视作受害者，建造包括凶手在内的三十三个墓碑，升空三十三个气球，那么中国的未来，也就已经到来了。假如中国民众能够组织一个像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倒台后、由图图大主教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让各种犯过罪、作过孽、有过错的人们，坦承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所做所为，从四九年以后的大屠杀，到五○年代的反右，再后来的大饥荒，再后来的十年浩劫，以及“六四”血案，等等罪案。然后该审判的审判，该宽释的宽释。或者干脆就像图图大主教那样，泪流满面地听完之后，挥挥手，开释他们，让他们当庭走出。假如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能够把历史的冤孽上升到灵魂的清洗，那么中国的未来已经曙光初露了。

不是GDP的能否继续增长，而是能否产生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将成为衡量中国能否走进未来文明社会的基本指标。中国人失去了太多的历史机会。那样的机会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就赢得了。那样的机会又在二十世纪90年代由前苏联和东欧诸国抓住了。但愿在又一个类似于“六四”那样的历史关头到来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把目光紧盯着高层的权争，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权争双方最终是由谁胜出上，而是把目光投向具有历史创造热情的学生和民众，投向由自由引导的未来。当人们问出赵紫阳何以没能像叶里钦那样登高一呼那样的问题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再以赵紫阳没有实力加以搪塞，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那是因为赵紫阳没有看到民众的力量，没有看到自由思想之于历史创造的巨大潜能。叶里钦看到了，所以叶里钦改变了俄国的历史。东欧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所以他们改变了东欧的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把眼光全都集中在高层的权争上，所以他们错过了创造历史的机遇。

不知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会重蹈这样的履辙。不知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借助商业文明的力量，从专制权力的封闭空间里，完全彻底地独立出来。不知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否具有图图大主教那样的心胸，能否具有美国民众面对9.11和校园枪击案那样的宽容。不知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否获得真正的独立。因为唯有独立的思考，才会有自由的思想。唯有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至于奴才，不管什么意义上的奴才，不管什么层面上的奴才，都不可能担当起历史的创造。这也许就是“六四”死难者的生命和鲜血，换得的历史教训。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谢选骏指出：电视片《河殇》并非“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准备拥立新主赵紫阳的宣言”，而是中央电视台为了通过播出审查而添加了几段应景文字。这个过程我是清楚的。当然，你按照“体制内的”一刀切割，也可以说十几亿人都是共产党的俘虏、体制内的奴隶；而整个八九民运都是共产党中国的体制内部的分裂。至于说到“没有独立知识分子”，那么你的逻辑可要一贯了——有没有想过，“中国都没有独立于苏联的共产党体制”，知识分子又如何独立？工人农民又如何独立？按照这一标准，同样是在共产党的捷克斯洛伐克，哈维尔又怎么可能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呢？他最多只是“亲西方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西方在捷克的影响远远大于在中国的影响。而把哈维尔列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看法，本身就是“亲西方的”，仅仅是“独立于共产党的”，而不是出自“独立的知识分子”了——独立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批判共产党，也要批判西方……你懂了吗？

【061、中国没有法定饮酒年龄】

《黑龙江15岁女生醉倒街头遭两车碾压身亡，肇事者逃逸后投案》（黑龙江新晚报微信6月10日）消息：

6月7日23时许，在齐齐哈尔富裕县街头，一女学生倒在街上，被2辆车碾轧致死。

据当地居民介绍，事发路段为齐齐哈尔富裕县第一中学附近的宁年街，身亡女生姓张，15岁，是富裕一中学生。

新晚报记者从事发路段监控看到，女子倒地后，遭到2辆货车碾轧。

10日下午，新晚报记者从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县委宣传部了解到，2018年6月7日事发当晚，富裕县第一中学八年级学生张某杰同学就寝后私自翻越栅栏离开学校，找到韩某（非住校生），短暂交流后张某杰独自离开，来到火车站一食杂店购买了一瓶白酒。

23时14分，张某杰行至事发地点，并倒地不起，先后被大马力拖拉机和半挂车碾轧，经公安侦查锁定了造事车辆、逃逸方向和车牌。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半挂车驾驶员王某龙和拖拉机驾驶员梁某军相继投案自首，拖拉机车主李某厚被抓获。

目前，王某龙、李某厚、梁某军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原题《富裕县一学生倒在路中央，遭2辆车碾轧身亡，揪心！肇事司机已投案》）

谢选骏指出：悲哉，中国没有法定饮酒年龄，十五岁的孩子竟然可以随便买酒喝，这使得中国文明退化到了西周颁布《酒诰》以前的商纣王时代——中国没有对饮酒，吸烟等做出年龄强制规定！仅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空泛提及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以及赌博、吸毒、卖淫等行为。

其他国家的饮酒限制：

1.美国

美国的饮酒年龄为21岁。

2.墨西哥

墨西哥的饮酒年龄为18岁。不过由于墨西哥干燥和闷热的天气，产酒量较少。

3.加拿大

在加拿大南部的魁北、克马尼托巴湖地区，法定的饮酒年龄为18岁。其余加拿大地区的饮酒年龄为19岁。在加拿大，冰酒特别出名。

4.英国

英国的相关规定则比较有趣一点。当孩子五岁的时候，父母就可以买酒给孩子，在就餐时饮用；当孩子16岁时，就可以自行购买酒，在就餐时饮用；而当其年满18周岁时，就可以购买酒用于任何用途和场合。

5.法国

在这个葡萄酒的故乡，饮酒年龄为18岁。在法国，人们几乎在每一餐都会饮用葡萄酒。

6.意大利

生活在意大利无疑是最幸福的，在意大利没有任何关于饮酒年龄的限制，并且有着全球最高的葡萄酒产量。

7.日本

日本的法定饮酒年龄为20岁，但是当到18岁的时候，一般就可以饮酒了。而且在日本的大街上，到处都有自助售卖机，销售小瓶灌装的酒。

由此可见，中国还不如墨西哥。意大利人以放荡著称。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不是因为酒精泛滥，而是因为大麻已经进化为烟草，成为年轻人的新宠爱好——

《2018哈佛人的十件事：性、自由和刷手机》（2018年6月11日 BBC中文网）报道：   

又是一年毕业季。 世界一流学府美国的哈佛大学，一直被看作政坛领袖、商界精英的摇篮。

走出这座象牙塔的“人生赢家”怎样回忆自己的校园生活？对未来又有哪些期盼呢？哈佛大学学生媒体《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对应届毕业生作了一项调查。

以下是这批精英的十大特征。

1. 焦虑的一代

应届毕业生中，41%曾经在某一阶段从“校医院”寻求精神健康帮助，大约15%还从校外寻求帮助。这一数字凸显出，今天“天之骄子”们承受的压力之大。

2. 性害羞与性骚扰

应届毕业生中，仍是处男/处女的超过五分之一。此外，还有大约同样比例的学生在校期间从来没有任何“约会”经历。曾约会过的人中，69%是通过交友软件APP安排的。不过，新毕业生中也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说，在校期间曾被“性骚扰”。

3. 特朗普时代的自由派

应届毕业生是在奥巴马任期内入学的，政治立场上，他们更倾向于反对特朗普。72%的人认为现在美国“朝着错误的方向走”，投了票的人当中只有3%选择支持特朗普。三分之二的人称自己政治倾向“自由”或者“非常自由”。

4. 言论自由与冒犯他人

有迹象表明，哈佛学生自我审查自己的观点、不公开辩论。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说，“曾因担心冒犯他人、在学术环境中选择不表述观点，”这在民主党支持者中更为明显。

5. 只喝酒不抽烟

酒精是校园中最常青的一个选择。应届毕业生中饮酒者超过90%，大多数人还是每周都喝，但是，烟几乎“全被掐灭”，几乎没有定期抽烟的人，超过四分之三的人从来没有抽过烟。尝试过大麻的人比抽过烟的要多。

6. 校园枪击案的震惊

校园枪击在美国年轻人中引起大规模抗议示威。哈佛应届毕业生中90%支持更加严格的控枪措施

7.智能手机的天下

这是一届完全沉浸于数码科技的毕业生。智能手机几乎人手一部，成了想当然。他们更喜欢苹果，iPhone普及率87%，使用苹果其它电脑设备的占80%。

8. 作弊改进不大

哈佛曾引入“诚信”准则，学生承诺学术上不作弊、不欺骗。但是本项调查表明，这并没有改变校园文化，欺骗行为和从前基本相当。仍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承认曾经作假，只有极少数人说被发现。

9. 招生录取有争议

一流大学的招生永远是个争议性问题。60%的应届毕业生原则上支持“平权法案”、支持根据种族优先录取部分学生，持这种观点最多的是黑人、西班牙裔，最少的是亚裔和白人。

10. 工作与啃老的选择

应届毕业生的职场选择集中于三个地区：纽约、马萨诸塞和加利福尼亚，大约十分之一计划出国。离开校园后的“第一份工”集中在咨询、金融和技术领域。但是，60%的毕业生预计仍会继续“啃老”：依赖父母的资金支持。

谢选骏指出：哈佛大学的美国精英竟有41%进行过“精神健康帮助”，也就是中国人所讳疾忌医的“治疗精神病”，而没有就诊的当然更多了。难怪中国不设饮酒年龄限制，因为这样就可以用酒精代替精神病药物了。

【062、中国没有私营公司】

《中美代表会晤 美高官：中国的法律太奇怪 不可想象》（香港国际 2019-09-20）报道：

中美副部级的官员正在华盛顿进行贸易磋商。在贸易战的过程中，美国一直要求中国修改法律。美商务部长罗斯19日再次重申了这一要求。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9月19日在接受Fox新闻採访时说，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正在努力达成一份协议，让北京致力于进行广泛的深层经济改革。罗斯还说，美国要纠正的是严重的失衡，不仅是当前的贸易逆差，还有结构性失衡、市场准入障碍、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以及强迫技术转让。他还说，因此，这不仅仅是购买更多大豆那麽简单的问题。罗斯还说，用美国的一些标准来看，中国的法律真的很奇怪。例如，私营公司被要求做军方和情报机构想做的事，而且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做了什麽。「在美国，这些法律是不可想象的。」

罗斯的这番表态正值中美副部级的官员正在华盛顿会晤谈判之际，这次会晤是给10月份的第13轮中美贸易谈判铺路。中美贸易战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谈判里，美国反覆要求中国修改法律。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7月9日在接受美国CNBC网站採访时说，美国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等方面仍不满意，他还说：「我们的团队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改变中国的法律，但是在这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抵制。中国似乎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政治局能颁佈相关规定就足够了。我们不同意。」

与此同时，香港《南华早报》6月11日报道称，中国政府顾问时殷弘透露，美国要求中国修改大量的法律，甚至是数百条条法律，以保护知识产权。他还说，这是中美5月份的贸易对话破裂的一个关键因素。

时殷弘还说，中国只同意一个相对弱化的执行机制，没有太多的审核，而且不应该对违反协议的行为进行自动惩罚。他还说，从5月初开始，中国开始认为，没有协议比一个糟糕的协议更好。中美现在对于什麽是一个好的协议观点相反。时殷弘还说，随着谈判推进，两国在协议的技术层面分歧越来越大，美国向中国提交了一份包括数百项侵犯知识产权条例的清单，希望得到解决。「美国要求中国修改大量的法律，不是一条两条，而是大量的，可能有数百条。北京无法做出这麽多的改变。」时殷弘还说，从本质上讲，贸易战与贸易顺差无关。美国是想要改变共产党在国内外管理国家经济活动的方式。

谢选骏指出：中美代表会晤，美国高官说中国的法律太奇怪得不可想象，例如，私营公司被要求做军方和情报机构想做的事，而且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做了什麽。「在美国，这些法律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他不懂得，中国根本没有私营公司，首富马云不是完蛋了吗？二富马化腾不是也完蛋了吗？别说公司私有的没有，就连十四亿个人头都是共产党的，想割就可以割下来，想什么时候割就什么时候割——就像割韭菜一样！现在没割，是想留着以后慢慢割——不仅人民的脑袋可以随便割就是最高领导也可以随时罢免逮捕，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但是你们要先知道——中国没有私营公司，没有市场经济，只有战场经济——枪杆子里面出市场、出经济！

【063、中国梦忘记了中国——还把诸夷封为“主义”】

《我们之所以做梦 或许是为了遗忘》（2019-09-25 科学）报道：

虽然科学家们仍然不确定我们为什么要做梦，但是一项针对小鼠的新研究表明：大脑可能正在利用深度睡眠来清除残留记忆，从而为新鲜记忆腾出空间。

在发表于《科学》期刊之上的一项研究中，日本研究人员在小鼠睡觉时监测了它们的下丘脑。他们发现，在小鼠的深度REM睡眠(与人类做梦有关)期间，有一种神经元会产生一种叫做MCH的激素，而这种神经元的活动会急剧增加。MCH神经元似乎会把海马体中的神经元当作攻击目标，而海马体则是大脑中负责巩固记忆的区域。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将小鼠大脑中的MCH神经元剔出以进行单独观察。他们先让小鼠嗅闻并玩弄两个玩具，当小鼠熟悉这些玩具后再将其移除。再后来，他们会给小鼠一个熟悉的玩具和一个新玩具。

当MCH神经元被人为激活后，小鼠同时嗅闻了两个玩具(表明它们对玩具的记忆力更差)。而当MCH神经元被人为失活时，小鼠能够记住自己之前已经接触过的玩具

由于在REM睡眠期间，MCH神经元具有前往海马体巡逻的能力，因此该论文的作者认为大脑可以利用这一做梦阶段来进行一些神经系统的整理工作，从而摆脱非关键信息，以便于处理新鲜数据。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忘记事情？因为大量的信息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并抑制了我们理解新知识的能力。然而，如果某些事情确实很重要：比如生日、PIN码、以及假期，那么大脑就会牢牢铭记住。

谢选骏指出：“我们之所以做梦或许是为了遗忘”，所以这也就难怪了，共产党的中国梦就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专政权力，而故意忘记了中国！中国梦忘记了中国的本位，而去崇拜马恩列斯诸夷——还把诸夷封为“主义”。中国梦忘记了中国，舍本逐末主义了。

【064、中国能否结束70年周期（1949—2019）】

《习近平只要这么做，就可避免鱼死网破》（转载法广 2019-05-27）报道：

新华社周六发表述评谴责美国侵犯中国经济主权，触及中国经济制度。有分析指习近平亮出了底牌，其实这就是习近平为“悔棋”提出来的一个理由：指责之前的中美贸易谈判侵犯了中国经济主权，现在要推倒重来。这篇评述似乎透视出一个阴暗的前景。

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思路后果不堪设想，结果只能加剧贸易战，对中美双方无益，长期下去，中国的经济更难支撑，难以摆脱依赖美国的华为一类高科技产业将走上绝路。为早日走出困局，最近有不少中国有识之士出来解套，他们指出，如果中国兑现加入世贸时将实现三零原则的承诺，贸易战就可迎刃而解。实行三零的结果只会对中国人民有好处，没坏处，可能会对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的私利有一点损害。但是，为了广大中国人民福祉和社会的安定，政府应当让出部分权力和利益。

微信广泛转发的一篇署名王冠一写的题为《贸易战的本质问题是什么？》的文章，作者指出，美国的诉求是“三零二停一允许”，三零是零关税、零比零、零补贴，二停是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强行技术转让，一允许是允许美国人到中国独立开设公司。

作者提醒，三零二停一允许不是单方的，而是双方的，你对我三零二停一允许，我也对你三零二停一允许。美方加征关税，是因为中国不同意双方实行三零二停一允许，还要继续征收比美方高得多的关税，继续保持壁垒，继续非法补贴，不承诺放弃盗窃知识产权，不允许美方来开设公司，造成美方利益继续损失的前提下，对中方采取的反制行为，

作者指出，美方的这些要求，中国在入世谈判的时候已经承诺，当时中方是发展中国家，享受比发达国家更好的条件，比如可以加征更高的关税，可以给企业补贴，但是在美国看来，十八年来，美方一直在承受“不平等条约”和中国的“剥削”，中国人去美国开设公司的政策早已执行很久了，外国人来中国开公司还这么难，美国制裁了华为，但是中国几乎禁止了美国所有的互联网企业，比如谷歌、推特、脸书等等，还有服务及金融业。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是要“平等”的时候了。

零关税壁垒本来是中国入世时的承诺，就是允许别人到你的市场来做生意，但是中国至今在教育、卫生、金融、服务贸易许多领域非但没有向外企开发，也没有向中国人开发，而是被政府和国有企业垄断着。

作者认为，这样做，其实最大的受害者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人自己。入世之初，中国人都幻想着可以得到国民待遇，可以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但是事与愿违。贡献了接近90%就业、50%的税收和GDP的民营经济至今还遭受不公平的歧视性待遇。

当然，拆除壁垒虽然有利于中国人民和民营经济，但是会让国企失去垄断地位和优惠，让政府失去经济领域的管控能力，这才是真正的、会动摇体制的“核心利益”。

有人说国企可以在公共领域提供普惠性产品，看看油价、过路费、电信电力价格就明白并不是事实。

作者认为，在三零二停一允许的问题上，美国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在原则上、在绝大多数细节上是一致的，而中国政府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则未必是完全一致的。实行三零二停一允许，中国将获得真正的市场经济地位，人民和民营经济获得国民待遇，只是政府要让出一部分权利和利益。

作者认为这就涉及问题的实质，“既得利益者非但不愿意放弃权力和利益，还要把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作为’代价‘去牺牲，’开放‘意味着失去经济管控权力和权力衍生的利益，才是中国不能接受三零二停一允许的真正原因”。

中国前高官、被称之为“政坛不倒翁”的前重庆市长黄奇帆也对“三零”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利弊发表了一番见解。5月6日，他在上海“SAIF.CAFR”名家讲堂上发表讲演，认为 中国做好“三零”，等于第二次入世，他说，中国实施零关税，在制造业、农业、能源矿产、消费品领域均利大于弊，实施零壁垒，将极大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零补贴，将补贴用在“刀口上”，有利于结构调整，倒逼国企改革，减少贸易摩擦与权力寻租行为，中国如能做好“三零”，等于第二次“入世”。

网上还流传着一篇对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海就的专访，朱海就认为三零是本来就应该有的常态。三零只是恢复被扭曲的状态。

举例说，三零实现后，就会“极大地改善消费者福利，首先，零关税可以使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多样化的国外产品。其次，零补贴可以增加消费者收入，因为补贴来自消费者税收，零补贴会推动减税，更为重要的是三零原则促进了市场竞争，消费者会从竞争中得到好处”。

朱海就认为只有推动三零原则才可能较好地解决贸易摩擦。其实面对贸易摩擦，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开放，要么继续升级，鱼死网破，走向对抗和封闭，要么回到自由贸易的法则，在这一法则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自由贸易和自由往来。”（安德烈）

谢选骏指出：20年前我就发现《圣经》启示的70年周期，既然应验在了俄国也会应验在苏联的前殖民地中国大陆或曰中华苏维埃、共产党中国。现在，“只要习近平这么做”，《圣经》的启示就会应验了；那么，要是相反呢。习近平拒绝妥协呢？中国能否结束70年周期（1949—2019）呢？如果习近平不能妥协，那么70年周期是否就会延后甚至就会取消了呢？

【065、中国确实需要一点复古主义】

《中国智囊论坛“妄议中央”更“呼吁常识”》（2018-09-22 法广网）报道：　

日前，中国5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研讨会。这是最受中共高层关注的民间会议，“产官学”三界老大及顶级经济学家云集，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智囊的与会者们 言辞犀利，极为少见，直面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对政策制定者的批评指名道姓，借用网络自媒体一位作者的话说 可谓上演了一场经济版的“华山论剑”。

中国经济50人论坛 “妄议中央“还是“呼吁常识”？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现身活动现场

与会者表示“消灭私有制是一种不和谐音”，“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中国宏观税负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

此次会上的发言部分流出后，很多网友直呼全是“妄议”中央。但仔细梳理各方发言内容就不难发现，会议并未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提出前瞻性的研判，更多地是在审视反思，重申市场经济几十年来对中国经济的深刻塑造，呼吁政府减政，减权，减税，减少干预， 淡化国企、民企以及外企的所有制分类，在法律上一视同仁，政策上平等对待。让司法独立，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把资源交由市场配置。

一位网友在发帖中这样写道：“一边强调国企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一边又说市场配置资源，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怎么会有真正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呢？如果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岂不是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又怎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呢？现在是一边打右灯，安抚市场，一边向左走，讨好国企派，两边讨好，两边通吃。因此这个悖论无解。”

一篇题为《洗洗睡了》的网文在总结了各方发言要点后写道：“他们说的，都是这四十年来改革开放形成的常识啊，现在已经到了呼吁常识的地步，而且到了大家都惊叹，现在这些体面人这么说话，是不是不想混了的地步！？这说明啥？说明统计部门的数据，其实也没必要看了”。

一篇题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幼稚园教学研讨会》的网文这样写道：“比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坐标，这种讨论处在什么阶段？比照西方，1930年代凯恩斯的水平？非也。18世纪斯密的水平？非也。我们还在围绕国王能不能随意征税和没收财产而展开争论。毫无疑问，我们处于13世纪英国无地王约翰签署大宪章之前的水平。比照中国，我们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中国自秦朝起，就已经事皆决于法，实行了土地私有制，就已经有了系统的法律保护产权。”

一篇题为《五十人经济论坛存在一个大问题》的帖文这样写道：“五十人经济论坛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只在短期经济分析中转圈圈，而不敢涉足真正解决体制性缺陷的长期经济分析。

短期分析方法原本只适用于自然科学家对部分自然现象的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人类社会领域，最渴望向科学靠拢的经济学，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也采用了这种假设一些因素不变的短期分析方法。虽然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假设了不同的不变因素，但是他们也假设了共同的不变因素，那就是民主法治政治体系。各种以短期经济分析为基础的政策建议，都是供民主法治政治系统中的民选政府 相机抉择时使用的。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引进西方经济学时，完全没有对分析方法的指导性认识，更没有意识短期经济分析的各种假设前提，尤其没有意识到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中国日益落后的政治体系不可能被假设为不变战略要素，中国根本不适合采用短期分析方法。中国需要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部纳入共变考量的长期经济分析方法。将政治因素剔除在外的短期经济分析方法与顽固维护落后政治体制的利益集团不谋而合，导致经济分析结果在实际操作中演化为政治掠夺的外衣，更导致经济全面的畸形化发展，并且没有有效的政治纠偏机制。中国出现了当代世界罕见的经济越发展民怨越沸腾的国家治理现象。

当然了，中国经济学家回避长期经济分析也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对方法论缺少研究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运用短期分析方法。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经济学家迫于压力不敢涉足长期经济分析方法。”

发帖作者朱奇最后的结语是：“说话就说真话，不敢就不说话。一个有科学精神的经济学家，与其用短期经济分析转移和积累矛盾，误导民众，不如自我禁言。“改开”四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学只是非民主法治的政治系统的华丽外衣。”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在很多地方还比不上汉唐——毛泽东自吹效法秦始皇，其实则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取消私有制，比秦始皇的孙子都不如，因为秦始皇的子孙都灭绝了，至少不会祸国殃民了。至于现在的中国，确实需要一点复古主义，逐渐回归祖辈的文明，脱离现代的野蛮。当然在这一切之前，首先需要结束内战，完成统一；结束军事镇压，恢复文官统治。

【066、中国人悲剧的生物基础】

《创伤后遗症会传给后代子孙吗？》（BBC 2019年6月4日）报道：

1864年，美国内战已近尾声，南方军战俘营的条件极其恶劣，有些地方人满为患，以至于战俘和北方军士兵，每个人都有一块一平方英尺的墓地，战俘死亡率飙升。

对于幸存者来说，这些惨痛的经历影响了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一生。当他们重返社会时，身体垮了，工作比别人难找，去世得也早。但这些苦难造成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亲历者的逝去而停止，那些战俘的子孙也受到影响，而且似乎是传男不传女。

虽然他们的子孙并没有亲历战俘营的苦难，但即便童年衣食无虞，死亡率还是比其他人高。战俘似乎是把自己的一些创伤因素传给了后代。

但与大多数遗传不同的是，这并非是由遗传编码本身的突变所引起。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更隐秘的遗传：人这一生中发生的事情如何改变了DNA的表达方式，以及这种改变是如何传给下一代的。

这个过程名为表观遗传，即在DNA编码本身不变的情况下，基因的可读性或表达发生变化。当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我们的DNA会做出细微的化学反应。这些反应将基因打开或者关闭，提供了一种方法，能让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会对基因组造成更为持久的改变。

创伤后遗症可能会影响几代人，从祖父到儿子再到孙子——如果人一生中所出现的表观遗传变化确实会遗传给后代，那么其影响将是巨大的。你一生的经历——尤其是创伤性经历——将切实影响家里的若干代人。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认为，创伤后遗症可以通过表观遗传影响几代人。

对于南方战俘营的俘虏来说，这些表观遗传变化是由人满为患、卫生条件恶劣和营养不良造成的。他们的口粮只有一点点玉米，许多人死于腹泻和坏血病。

“饥饿问题严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也是该研究报告的作者科斯塔（Dora Costa）说。“人们饿得只剩皮包骨头。”

科斯塔和同事们研究了近4,600名战俘子女的健康记录，并与15,300多名没有被俘的退伍军人后代进行了对比。

战俘儿子的死亡率比非战俘的儿子高出11%。研究人员发现，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儿子的工作和婚姻状况等其他因素，并不能解释死亡率为何会更高。

高死亡率主要是因为脑溢血的比例较高。被俘军人的儿子死于癌症的概率也略高，但女儿似乎不受影响。

这种不寻常的性别关联令科斯塔怀疑，表观遗传变化是导致这些健康差异的原因之一。但首先，她和研究团队必须排除这是一种遗传效应。 

科斯塔说：“有一种可能是，父亲得以在战俘营中存活的某种基因特征在正常年代是不好的，例如肥胖倾向。观察他的家庭你会发现，只有战后出生的儿子会受到影响，战前的不会。”

如果这是一种基因特征，那么战前和战后出生的孩子预期寿命都该缩短。排除掉基因原因，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表观遗传效应。

“我们假设Y染色体存在一种表观遗传效应，”科斯塔说。这种效应与在瑞典一些偏远村庄所做的研究一致，在那里，食物短缺对男性后代产生了影响，对女性后代则不然。

但如果死亡风险增加是父亲创伤遗留的其他因素所致，与DNA无关呢？如果是因为父亲受过创伤后更有可能虐待孩子，给孩子健康造成长期影响，而且儿子比女儿受的伤害更大呢？

再来比比一家中孩子们的健康状况，这种可能性就被排除了。男性被俘之前出生的孩子死亡率不会激增，但被俘之后出生的孩子死亡率却大大增加。

“这是在排除其他可能性，”科斯塔说。“很多都是通过排除法来证明，剩下一个最合理的解释。”

认为创伤会通过表观遗传代代相传的年代，许多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战争、饥荒和种族灭绝都被认为在亲历者的后代身上留下了表观遗传的印记。

有些研究颇具争议。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者的子女身上，一个与皮质醇水平有关的基因发生了表观遗传变化，皮质醇是一种应激反应激素。

“有种观点认为，在创伤幸存者后代身上有某种信号，能发现某种表观遗传，这一观点意义重大，”西奈山医学院创伤压力研究部主任，也是该项研究作者之一的耶胡达（Rachel Yehuda）说。“这很令人兴奋。”

这项研究的规模很小，只有32名大屠杀幸存者及他们的22名子女，实验的对照组也很小。研究人员对这项研究的结论提出了批评。如果没有对若干代人的观察，没有在基因组中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就不能确定这是不是表观遗传。

耶胡达承认，这篇论文在一些报告中被夸大了，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需要对数代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评估。

她说：“这是一项单独的小规模研究，只选取了一部分父母在很多年前受过创伤的成年人。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个大新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如何真正理解背后的原理？”

通过在小鼠身上进行对照实验，研究人员能够深入研究这个问题。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气味有关的创伤存在代际影响。研究人员对成年雄鼠的笼子吹有樱花气味的乙酰苯，同时电击雄鼠的脚。数次过后，雄鼠将樱花的气味与疼痛联系在了一起。 

不久，这些雄鼠与雌鼠交配。它们生下的幼鼠闻到樱花味时，会比那些父亲没有对樱花味培养出恐惧感的幼鼠更加神经质、更加紧张。为了排除幼鼠会从父母那里知道这种气味的可能性，它们是由从未闻过樱花气味、毫不相关的小鼠抚养长大的。

受创伤雄鼠的孙辈也对樱花味特别敏感。这两代小鼠都没有对其他气味表现出更强的敏感度，表明遗传只针对樱花味。

这种对樱花气味的敏感度与雄鼠精子DNA中的表观遗传改变有关。研究发现，幼鼠DNA中的一个基因发生了化学变化，这个基因可以接收气味，基因表达于鼻子和大脑之间能够感知樱花味的嗅球中。研究小组将幼鼠的大脑解剖后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它们探测樱花气味的神经元数量更多。

雄鼠的子辈和孙辈似乎并不害怕气味本身，只是对它更为敏感。这一发现揭示出表观遗传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子女并不总是表现出与父母完全相同的特征。代代相传的并非恐惧，一代人对某种气味的恐惧会导致下一代对这种气味敏感。

“所以两者并不相同，”该研究的作者，也是美国埃默里大学和美国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迪亚斯（Brian Dias）如是说。他还表示，“遗传”一词在这里也值得推敲，“遗传意味着将沿袭的特质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

哪怕创伤的影响在代际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传递它的影响也十分重大。父母的经历会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影响我们的生理甚至心理健康。

我们自己的行为和经历可能会影响子女的生活——甚至是怀上他们之前很久的行为经历，知道这一点，可能会大大改变我们选择如何生活。

尽管已经发现创伤会波及几代人，但表观遗传的研究还存在一个巨大障碍：没人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一些科学家认为，表观遗传其实非常罕见。

不常见的原因之一在于，DNA中有一种表观遗传印记，其绝大部分在生命形成之初就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这指的是在DNA中添加一团名为甲基化的化学物质，将它们添加到DNA的过程几乎是从零开始。

“一旦哺乳动物的精子进入卵细胞，父亲染色体中DNA的甲基化就会迅速消失，”剑桥大学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者弗格森-史密斯（Anne Ferguson-Smith）说。“所以出现跨代的表观遗传很令人意外。”

“如果所有的表观遗传印记都会被清除，由下一代重新添加，很难想象为何还会出现表观遗传。”

然而，基因组的某些部分并没有被完全抹去。一个名为基因组印迹的过程保护了基因组某些部位的甲基化。但与跟创伤有关的表观遗传所发生变化的地方并不一致。

弗格森-史密斯团队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表观遗传在小鼠中可能非常罕见。

但其他研究人员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若干特性的表观遗传特征，有人类的也有动物身上的。此外，他们还自认发现了表观遗传的运作机制，认为可能是由于一种类似DNA的分子改变了基因的运作方式，这种分子名为RNA。

最近一篇论文拿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创伤如何影响遗传的方面，RNA可能发挥了作用。研究人员在幼鼠出生后立即将它们从母亲身边带走，借此观察早前受到的创伤是如何传递的。

这项研究的带头人芒叙（Isabelle Mansuy）同时在苏黎世大学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职，她说：“我们的模式非常独特，有些人会与家人分离，或是被虐待忽视，情感受到伤害，我们模拟了这些情况。”

这些幼鼠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症状，跟早年受过创伤的儿童症状相类似。这些小鼠更容易冒险，会摄入更多热量，这在从创伤中幸存的儿童身上都能看到。当雄鼠成年后，它们的幼鼠也表现出类似特征——暴饮暴食、爱冒险以及更高程度的反社会行为。

研究人员从受过创伤的雄鼠精子中提取出RNA分子，注射到父母早年没有经历过这种创伤的小鼠的早期胚胎中。这些幼鼠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特定改变，与父母经历过创伤的幼鼠变化一致。

他们还发现，不同长度的RNA分子与不同的行为模式相关：RNA较长则食物摄入量更大，改变了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并且更爱冒险。RNA分子较小的则会表现出绝望。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联系的因果关系，”芒叙说。

这些RNA分子是如何改变了几代人的行为目前尚不清楚。芒叙正在人类身上试验，看看类似情况是否也会出现。其他研究者的初步试验表明，男性似乎确实如此。

这项研究，以及许多在小鼠身上进行的研究都将重心放在精子和雄性后代的表观遗传上。并不是因为科学家认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男性身上，而是因为研究卵子要比研究精子困难得多。

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破译雌性后代的表观遗传。

“我们得先从一个地方开始研究，”芒叙说。“但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创伤模型，将遗传在女性和男性身上的发生机制都能解释清楚。”

还有一些已知的表观遗传机制，但相对而言研究得不多。其中一个是组蛋白修饰，即作为DNA支架的蛋白质被做了化学标记。研究渐渐表明，组蛋白也可能参与了哺乳动物代际间的表观遗传。

“我认为可能所有机制都在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后天特征的代际遗传现象，”迪亚斯说。

受创伤影响的表观遗传科学还很年轻，意味着仍在引发激烈的讨论。耶胡达对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上世纪90年代，她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我们现在对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感觉就像当年刚开始研究PTSD时一样，”她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结论，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创伤会造成长期影响。”

近30年后，PTSD成了被医学承认的疾病，它解释了为什么创伤后遗症会伴随人几十年。

但是迪亚斯说，就算研究表明创伤会像在小鼠身上一样在人的身上代代相传，我们也无需认为创伤遗传就是不可避免的。 

还是这个在小鼠身上做的樱花实验，迪亚斯测试了如果害怕樱花味的雄鼠后来对气味脱敏会怎样。实验反复让小鼠闻到樱花味，但不再电击脚部。

“小鼠并没有忘记，但正在形成新的联系，樱花味不再意味着脚被电击，”迪亚斯说。

迪亚斯观察小鼠的精子，发现脱敏过程后，精子不再有那种“感到害怕”的表观遗传特征。它们的幼鼠也不再表现出对樱花味的高度敏感。因此，如果一只小鼠“忘掉”某种气味和疼痛之间的联系，下一代可能就不再会受此影响。

实验还表明，如果人类以类似的方式继承了创伤，DNA受到的影响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等手段来消除。

“这个系统具有可塑性，”迪亚斯说。“并非不可改变。尽管我们周围创伤四伏，但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被搞得一团糟。”迪亚斯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治愈我们的创伤可以阻止它去影响后几代人。

谢选骏指出：也许鼠辈的研究无法测知人类的反应，也许美国的国情不同于中国——但是，我的直觉早就告诉我，反复亡国、屡遭屠杀的悲惨遭遇，确实改变了中国人的生物基础，从而让中国陷入了悲剧的恶性循环。这一点在中国男人身上，可能真的比在中国女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早就有人悲叹中国的“阴盛阳衰”。因为亡国奴的经历，已经构成了中国人悲剧的生物基础了。而我现在从事的思想主权的工作，正是力图阻止亡国于苏联的悲剧经历，彻底奴化以后几代的中国人。

067、中国人的儿子都死光了吗

《中国老人为何不把遗产留给儿媳？俄专家：离婚率上升》（2018年4月7日转载参考消息网）报道：

俄媒称，按照中华遗嘱库的数据，99.93%的中国老人不把遗产留给女婿或儿媳。这是该机构所发布的白皮书中所援引的数据。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中国问题专家米哈伊尔·科罗斯季科夫向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点评了中国人对待遗产问题的态度。

据俄罗斯卫星网3月31日报道，该机构所开展研究的一个有趣结果是，近年来订立遗嘱者的年龄明显下降。对8万份遗嘱的分析表明，客户的平均年龄从2013年的77.43岁下降至2017年的72.09岁。在订立遗嘱的所有人中，有43.1%的人60多岁，35.7%的人70多岁，19.3%的人80多岁。该机构的数据说明，服务本身深受退休人员的欢迎。他们开始愿意提前订立遗嘱，不再觉得这么做有何不妥。

为何中国老人在订立遗嘱时几乎从不指定女婿或儿媳做继承人？报道称，原因是中国离婚率上升，老人们想确信终生积累的财产由自己的女儿或儿子继承，47%的立遗嘱者家中只有一个孩子。科罗斯季科夫指出，对独生子女的关心也扩展到遗产分配实践上。报道称，在中国，人们多年来一直忌讳订立遗嘱，因此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举出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为例，开展了解释工作。例如，在订立遗嘱者过世后，遗嘱有助于亲人们避免产生分歧，省却昂贵的诉讼负担，令逝者的子女平静获得遗产。报道称，按照中国继承法，如果一个人没有订立遗嘱，那么在他死后，他的配偶、父母或者子女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直接继承人。为了证明继承权，子女应该提供死亡证和证实其他继承人放弃逝者财产的书面文件。在订立遗嘱的情况下，子女获得遗产的程序明显简化。

谢选骏指出：“中国老人为何不把遗产留给儿媳”？留给儿子不就是留给儿媳了吗？留给女儿不就是留给女婿了吗？俄国人如此耸人听闻地报道“中国老人为何不把遗产留给儿媳”，好像是说“中国人的儿子都死光了”？黄俄的《参考消息》还趁机煽风点火，真是岂有此理。

【068、中国人口生理密度两极分化最难治理】

网文《人口生理密度》报道：

人口生理密度（Physiologic density），指适合于农业用地的单位面积上的人口数。这个数字反映了人口对生产食物的土地的需要和人口与食物的生产的关系，与通常使用的人口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常使用的人口密度指人口的算术密度，人口密度是单位面积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数。

定义

它是表示世界各地人口的密集程度的指标。通常以每平方千米或每公顷内的常住人口为计算单位。世界上的陆地面积为14900万平方千米，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29%，以当今世界总人口70亿人计，世界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47人，这实际上就是人口算术密度。而人口生理密度则是指适合于农业用地的单位面积上的人口数，它排除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面积，例如：南极洲、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冰缘地带、沙漠地区、极高山地区、热带雨林地区等。地球陆地总面积减去上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后，剩余的就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区，这些地区就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地区，也是计算人口生理密度的除数。

人口生理密度举例

埃及的人口为7860万，全国总面积为100.145万平方千米，埃及的数学密度是78人/平方千米，由于埃及的大部分地区为沙漠，全国仅有4%的地区适合居住，而99%的人口聚居在仅为国土面积4%的河谷和三角洲地带。生理密度大体上是1943人/平方千米。

而日本的总人口为1.2805亿，面积为37.7835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学密度是 339人/平方千米；人口生理密度大体是2380人/平方千米。

这种差异反映出许多国家的国土大多是不适于农业的土地。

“人口生理密度”指适合于农业用地的单位面积上的人口数。而我们平时常用的叫“算术人口密度”，就是简单的把总人口除以总面积。在这个问题下，显然用生理人口密度指标进行判断比较适合。一般情况下生理人口密度在2000人以下，经济不出问题的情况内粮食就可以保证自给自足（注意只是让你吃饱而已）。下面是世界各国生理人口密度排名（仅供参考，不负责其准确性），根据相关数据，大致可以算出每个国家的最大人口承载能力：

单位：每平方公里/人

新加坡44万人

中国香港13.1万人

吉布提 5.18万人

巴林 3.67万人

科威特1.56万人

加沙地带1.3万人

波多黎各（美国）1.2万人

阿曼 1.18万

美属维尔京1.1万人

法属玻利尼西亚9863人

马尔代夫8370人

关岛（美国）8555人

塞舌尔8223人

安道尔7077人

西撒哈拉6780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6404人

百慕大（英国）6132人

巴哈马5167人

阿鲁巴（荷兰）4772人

基里巴斯4643人

卡塔尔4601人

马提尼克岛（法国）4493人

格林纳达4426人

开曼群岛（英国）4396人

圣卢西亚4255人

冰岛4229人

马耳他4036人

新喀里多尼亚（法国）3645人

文莱3294人

所罗门群岛2934人

韩国2988人

马绍尔群岛2934人

中国台湾2932人

日本2924人

美属萨摩亚2909人

圣马力诺2831人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2696人

埃及2668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2503人

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2503人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2293人

黎巴嫩2290人

斯里兰卡2269人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2250人

尼德罗普岛（法国）2248人

留尼汪岛（法国）2223人

荷兰2205人

以色列2147人

哥伦比亚2064人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国）2053人

孟加拉国1946人

瑞士1900人

约旦1886人

哥斯达黎加1803人

巴巴多斯1739人

法属圭亚那1687人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683人

法罗群岛（丹麦）1614人

牙买加1596人

菲律宾1551人

毛里塔尼亚1498人

马恩岛（英国）1458人

多米尼加1434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434人

也门1350人

马来西亚1336人

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1292人

越南1275人

尼泊尔1259人

毛里求斯1249人

比利时1248人

斯洛文尼亚1170人

印尼1136人

英国1077人

海地1071人

萨尔瓦多1033人

塞拉利昂1032人

瓦努阿图1030人

坦桑尼亚1008人

委内瑞拉1005人

中国大陆943人

刚果民主共和国932

佛得角910

利比里亚878

利摩罗863

几内亚860

布隆迪854

安提瓜和巴布达854

索马里851

危地马拉850

朝鲜849

东帝汶847

尼瓜多尔845

列支敦士登84

多米尼加共和国835

巴基斯坦834

卢旺达825

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法国）819

智利815

沙特阿拉伯807

苏里南792

厄立特里亚787

汤加783

塞浦路斯781

圣基茨和尼维斯768

肯尼亚766

秘鲁761

卢森堡757

印度753

意大利748

英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740

塔吉克斯坦732

刚果共和国727

德国712

洪都拉斯672

老挝672

马拉维667

葡萄牙665

乌干达655

埃塞俄比亚652

阿尔巴尼亚647

斯威士兰646

莱索托642

马达加斯加626

亚美尼亚626

几内亚比绍608

不丹606

乌兹别克斯坦601

奥地利598

格鲁吉亚583

冈比亚572

巴拿马569

挪威553

加纳544

库克群岛（新西兰）535

科特迪瓦532

帕劳510

塞内加尔494

缅甸475

莫桑比克473

博茨瓦纳463

伊拉克460

蒙特塞拉特（英国）458

泰国455

阿塞拜疆451

加蓬448

斐济44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442

赤道几内亚437

墨西哥436

阿尔及利亚431

尼日利亚428

吉尔吉斯斯坦411

伊朗405

伯利兹404

叙利亚404

希腊399

摩洛哥387

津巴布韦382

阿富汗381

斯洛伐克381

突尼斯381

柬埔寨375

马其顿374

古巴370

瑞典369

安哥拉354

爱尔兰347

捷克341

萨摩亚337

法国332

塞尔维亚和黑山320

利比亚318

巴西318

波兰315

克罗地亚309

尼加拉瓜307

土耳其303

南非300

西班牙297

贝宁294

玻利维亚294

喀麦隆293

布基纳法索288

新西兰272

乍得267

芬兰262

爱沙尼亚256

乌拉圭254

纳米比亚248

马里248

罗马尼亚245

丹麦244

蒙古241

摩尔多瓦239

苏丹234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法国）232

保加利亚225

多哥225

土库曼斯坦224

中非共和国219

匈牙利219

赞比亚215

巴拉圭214

美国179

白俄罗斯177

圭亚那174

乌克兰145

阿根廷144

圣赫勒那（英国）140

拉脱维亚128

立陶宛123

俄罗斯117

尼日尔84

加拿大78

纽埃(新西兰)72

哈萨克斯坦69

澳大利亚43

谢选骏指出：上面是全球各国的人口生理密度，那么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理密度是多少呢？竟然没有统计数字，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一级行政区根据人口密度的排名表”。资料是利用中国省级行政区面积列表及中国省级行政区人口列表的资料所计算出的。单位是“每平方公里人数”。

人口密度：

澳门特别行政区 - 20,426

香港特别行政区 - 6,697

上海市 – 3,701

北京市 – 1,167

天津市 – 1,085

江苏省 – 767

山东省 – 610

广东省 – 564

河南省 – 563

浙江省 – 523

安徽省 – 463

河北省 – 378

重庆市 – 350

湖南省 – 310

福建省 – 307

湖北省 – 305

辽宁省 – 296

江西省 – 267

海南省 – 255

山西省 – 229

贵州省 – 204

广西壮族自治区 – 194

陕西省 – 181

四川省 – 165

吉林省 – 147

云南省 – 117

宁夏回族自治区 – 94.9

黑龙江省 – 81.7

甘肃省 – 56.3

内蒙古自治区 – 20.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13.1

青海省 – 7.80

西藏自治区 – 2.46

谢选骏指出：中国虽然只有“各省人口密度表”而没有“各省人口生理密度表”，但是根据前者就能想到后者的悬殊，因为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几乎囊括了全球之最。因此可说，中国确实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国家了。

【069、中国人民热爱君主制度】

《股民认定习称帝狂买沾皇带帝股票》（2018年2月26日 转载 法广RFI 小山）报道：

图为北京天安门广场纪念品售摊上习近平纪念章

路透社照片

中国股民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对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今天疯狂抢购所有名称沾皇带帝的股票，导致多家股票狂喜涨停板。一些名称发音同皇或者帝沾边相同的股票也在抢购之列。

据法新社今天自上海报道，被认为是迷信的股市中国投资者与股民，认定沾皇带帝的股票会给他们带来喜运，星期一上午就冲上当地证券交易所购买名称中沾皇带帝的公司股票。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前一天宣布建议取消对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股民认定习近平将长期在位，成为红色皇帝。

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投资者——包括许多退休人员——都注意到周末这一修宪的消息。他们是中国股市的主力军，炒股或是追尾或是冲动。

不少公司，包括其中中文名字单词“皇帝”（“帝”或“皇帝”）的字样或发音的上市公司股票，都在上海和深圳股市飙升了。

深圳经营身份证材料的帝科技供应商股票在开盘狂升7％的跳跃点后，再攀爬超过9％被涨停。

在上海股市上市的江西凤爪即鸡爪生产腌制企业煌上煌（法新社解释是：“皇帝的皇帝”）的股票迅速升涨2.93％。而哈尔滨维提电子（所持中国的名称可理解成为帝或威帝，法新社解释是“强大的皇帝” ）上涨4.43％。

洗衣机和家电的制造商华帝公司（即“中国皇帝”），其股票首先在深圳上扬1.74％，而经营高科技清洁的上海皇帝则赢得3 32％的升涨。

不过，沾皇带帝的股票狂升，没有在中国股市整体带来震动。上海证券交易所闭市统计综合指数仅有1.23％（40.55点）的上升。

谢选骏指出：股票是测量一个社会状态的指标。股民的反应堪称一个民意测验。现在，中国的股民在投票赞成君主复辟，说明中国人民多么热爱君主制度。因为，只有君主制度才能给中国带来内在的稳定，只有君主制度才能结束中国的百年革命，只有君主制度才能带领中国发展第三期中国文明，并给颓废的消费主义社会和末日的虚无主义文明，注入再生的力量。

【070、中国人民是共产党的俘虏】

《美驻华使馆质疑中国：为什么不让你们的人民可以看到？》（自由亚洲 2019-10-19）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五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反驳中国对美国限制中国外交官员的指责，并要求中国开放美国大使馆的推特等社交媒体。

美国政府10月16日表示，根据对等原则，中国外交官如果与美国州、地方和市政官员举行任何会议，或官方访问教育和研究机构，必须提前通知美国国务院。美国表示，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不仅必须将与中方举行的任何会议通知中国政府，还必须获得许可。美方长期投诉无效之后，决定采取“对等行动”。

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此提出强烈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外交人员“人为设置障碍，强词夺理，倒打一耙，是极度心虚的表现。”

美国驻华使馆10月18日的推文说，中国驻美使馆“崔天凯大使（在美国使用）的推特就是美国公开信息环境的例子。在中国，脸书、推特和YouTube被禁止访问，并且中国阻止我们的外交官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为什么不将美国驻华使馆的推特账号解码？让你们的人民可以看到？”

网民哀嚎：

八戒.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5:14:24

美国为什么害怕中国文化进入美国呢？连孔子学院都害怕呢？呵呵。中国进口了大量好莱坞电影，美国进口和播放了几部中国电影？美国敢不敢公开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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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顺嘴胡说八道了，你真的人在美国吗？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很小，但不等于不能宣传，在美国宣传共产主义是从未受到禁止的，当然按西方世界的标准，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看法上没什么区别。

TNEGI//ETNI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8:42:14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中国驻美外交官几乎不干预美国的国内事务。但美国的驻华外交官却非常热心干预中国的事务。即使是那些不驻中国的美国政治人物们也是特别热心干预中国的事情。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有人总惦记着别人家的东西。这样不好。

Yummy2000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7:56:09 不是说：6G是卫星通讯，到时候，就可以随便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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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太小看土共了，那么多卫星电视你以为中国人民可以随便看？当初互联网兴起大家也以为土共就没办法了。

yumidiie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8:09:36 

从污毛狗的反应来看这个问题杀伤力很大呀。

Blank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8:05:00 

脱钩、隔离，两个制度，各混各的。

恢恢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7:29:08 

当年新疆暴乱就是通过非死不可通讯串联组织起来的。中国据此要求非死不可实行一定的控制，就像他们现在对所谓“中国官方账户”的控制一样，但非死不可拒绝。你美帝自己要反省了！

vxmon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7:28:00 

为什么美国不开放国境，让全世界人自由出入？人人生而平等不是美国人说的吗？

七点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7:27:27 

以下是一个国家党员的如实对话——

问：为什么不让人民看到twitter，facebook, youtube等西方媒体？

答：因为西方一天不放下颜色革命，和平颠覆人民政权之心，我党就一天不开放。人民容易受迷惑，轻信谣言惑众，扰乱社会，破坏我国家和平建设和现代化的大业。

二问：为什么人民容易轻信谣言，容易受迷惑？为什么党可以替人民决定看什么，听什么？

二答：因为很多人民素质不高，从小都是受爱党爱国教育，一旦信息放开，会相信西方媒体，会给国家，党的事业带来灾难，弄不好会掉江山。

三问：为什么你觉得人民会选择相信谣言，相信西方的宣传，从而引起社会动乱？

三答：因为我们的宣传很多人民并不真的信，而会选择旁门左道的谣言。很多事放在台面上是伟大光明的，但私底下很多人是有问题的。很多人素质也很低，人云亦云。我党的事业还不是十全十美，一旦有问题，就容易聚众闹事，收不了场。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7:26:16 

普通美国人看到的新闻其实都是没剥皮老板想让他们看到的，这种待遇还是留给红脖子们独自享受吧，呵呵。

goldfishbt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7:19:07 

清朝质疑美国：为什么不让你们的人民自由吸食海洛因？

KINGTIE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7:10:07 

美国大使馆有微博，为啥非得发到twitter.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7:09:52 

就算现在这样，美国的渗透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让推特这些美国控制的工具入侵，还了得？

我们不会忘记前端时间他们是多么疯狂地删除那么多他们不满意的帐号，妄图控制在美国喜欢的言论上。既然连推特等都没有言论自由，何必让它们进入中国？

国色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7:01:26 

美国的推特充满了假新闻，种族歧视，色情和暴力。中国人民还是不看为好，免得遭到污染。

coolbz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7:01:00 

流氓自己受到流氓待遇很不满意。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50:00 

党是全国人民的妈妈，我们依赖妈妈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

山地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50:00 

楼下最有经验，奴隶主定制的宪法喊两句民主自由，奴隶们就以为自己作主了。拼命反对反奴隶制的共产主义。

Usapurewater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48:06 

心虚。

worley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40:31 

当奴隶时间长了，都有护主心态，处处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并且鼓吹奴隶制或改良的奴隶制是最好的制度。中共独裁集团的十亿奴隶就是如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封锁，只看奴隶主指定的新闻。香港人经历过民主自由，所以不愿意回到奴隶制，于是十亿奴隶在奴隶主的煽动下怒了。香港人明明五大诉求跟独立没有关系，奴隶们非要跟着奴隶主一起说香港人上街是为了独立。中国人天天骂美国骂日本，有事吗？内心十分自卑敏感的人，才到处找不同的言论然后替奴隶主辩护，推特中国人根本访问不了。

gunit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29:19 

愚民统治哪能让屁民看大外宣以外的消息。

长得像暴龙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28:00 

某些人的网名真是名副其实，就是贱。

X723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25:39 

“民可使之，不可知之”是中國老祖宗皇帝留下的遺訓，吾萬歲爺敢不尊守？

红彤彤的月亮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17:00 

还没在美禁止使用微信呢。中国叫唤啥。

nanxun_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16:56 

美国是开放媒体啊，主流媒体都是谎话精！只说对他们有利的，连支持川普的人都不敢出声！更不用说对待中国了！那个独立记者报道香港暴力Jaron Lines为啥被YOUTUBE封号了？

dumbttt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15:51 

说的有理，但跟无赖讲理是没用的，对付无赖还是要用无赖的手段。党国怎么限制美国外交官，美国也要设置相同的限制。党国收多少关税，美国也要收多少，甚至更多。

nanxun_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13:54 

美国在中国制造混乱？如果没有产生混乱的基础，要派多少CIA才能在14亿人的中国制造混乱？不要侮辱大家的智商@@@@@@@@没有美国人自己培养出来的瘾君子，中国生产再多的芬太尼能进入美国么？不要侮辱大家的智商！

nanxun_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11:18 

美国驻华使馆10月18日的推文说，中国驻美使馆“崔天凯大使（在美国使用）的推特就是美国公开信息环境的例子。在中国，脸书、推特和YouTube被禁止访问，并且中国阻止我们的外交官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为什么不将美国驻华使馆的推特账号解码？让你们的人民可以看到？”

@@@@@@@@@@@@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有那么多技术设备禁售？草，需要理由么？都知道推特非死不可股沟是有后门的，让中国人都用被你们掌控全部资料？美国为什么怎么禁止华为的啊？你有你的理由禁那些东西，他有他的理由禁这些东西，有毛道理可讲？

宝宝抱抱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05:0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外交人员“人为设置障碍，强词夺理，倒打一耙，是极度心虚的表现。”——外交部发言人为什么不说些实质性的东西来反驳？总是这一套口号式的反驳，除了知道他不同意的观点外，没有任何信息含量，不能以理服人。这几乎是中国政府唯一一个对外媒有影响力的窗口，会被各大媒体引用，必须好好利用。

河西海龟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05:00 

美国使馆说这种没外交水准的话。

gunit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6:01:09 

中国政府敢让老百姓看看Youtube吗！

Cathy_Bay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5:59:39 

美使馆总算提了个好问题。民主都是假的，那就开放twitter，Facebook让中国人自己亲眼看看民主的假就是了。为什么这么害怕老百姓自己作判断？美国在中国制造混乱？如果没有产生混乱的基础，要派多少CIA才能在14亿人的中国制造混乱？不要侮辱大家的智商。

shangshan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5:54:00 

推特拼命抹黑中国，删除亲中国账号，这种垃圾媒体为什么要开放？

国人甲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5:52:47 

很简单，因为美国有好多钱控制媒体而中国没有。看看这次香港的报道就很清楚。

gunit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5:45:59 

问得没毛病！

Peterlu8688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5:43:02 

说真心话。大家都是中国人又都生活在海外。大家各说各的。没必要针对个人。说声抱歉对长剑。大家以和为贵让老外看到我们的团结。这方面应该向老印学习。别为不同观点而真上火。如真见翻墙来的。也该理解。毕竟别人也要要混饭吃。谢大家。这里毕竟看了快乐。发言也是个累活。呵呵。

bjszh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5:42:01 

耿爽的逻辑是，中国是非开放国家，所有驻中国的外国外交官必须将与中方举行的任何会议通知中国政府，并获得许可才行；而美国是开放国家，单挑出中国就不对了，所以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此提出强烈批评。其实过去几十年美国只是没有计较，现在不愿意了，要求对等，无可厚非。好比一个国家过去给你单方面免签待遇，现在收回了。

7080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5:21:00 

八戒有本事回答文章里的问题吗？甭提别的。就怕你还不够资格代表不了任何人。呵呵！

beifangdezhu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5:20:33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推特，脸书受美国议员和美国政治影响太大，比如删除如实报道香港情况的账号等等。美国驻华使馆应该有微博账号，和中国驻美使馆有推特账号应该是对等的。

elfen2299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46:55 

伍毛个个精神分裂，一会说中国人根本不怕西方宣传（明眼人都能看出西方骗局云云），一会又对中国人看到西方文化怕得要死。中国人到底是明眼人，还是什么东西好坏都要由党判断，由党像看婴儿一样看着，这是不是侮辱中国人的智商？

mmnn66777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46:23 

习近平以小学文化程度，而且当时还忙着在福建省当省长，是怎么得到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的最高领导人造假搞腐败，是个什么情况？呵呵。

墨游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42:48 

问得好！但是此题无解。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39:54 

包子只希望让自己的女儿上哈佛。回来后更好的统治猪国。

Carnivale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37:00 

党妈说可以亩产万斤，自然是只会相信日人民报的，而不会去相信西门大官人的。

Carnivale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35:00 

嗯，所以要cook一些丑化美帝西方国家的文章视频，可以在人民的脑中建立伟大的防火墙。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33:11 

Peterlu网友，我愿意相信你是被骗被愚弄的一个，那天因为我的发言已到限制无法发言，而西门桥一句谎言居然就让你信以为真。可见你是多么天真幼稚的一个人！西门桥，是什么货色，文学城的网友会告诉你的。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30:00 

不对。开放网路和有实际生活体验是完全不同的!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笼罩在美国西方宣传的阴影下！64怎么发生的？那些多如牛毛美化美国西方的文章视频是怎么出笼的？你没有出来过，你对美国西方的印象就完全由这些文宣定格！只有出来了，有了真实的经历，才能扫除这些虚假文宣的愚弄！

罗马军团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28:27 

美国使馆可以用微信。

一点小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27:57 

中共敢开放互联网么？中共敢公开官员财产么？中共敢开放新闻自由报道么？中共敢司法真正独立么？中共敢军队国家化么？不敢。为甚么这个国家的这么多事情总是拧巴着？不就是为了共产党的特权和一己之私么？

一点小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23:21 

中共就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一样，蛮横无理倒打一耙。殊不知这样的国家多么让世界瞧不起。

Carnivale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22:00 

开放网络不就让那部分没有出来过的人看到美帝的邪恶了嘛！

竹林八贤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21:00 

看一看窜谱的推特，再去Quora上瞧一瞧来自美国人的一些问题问法，就知道那些观点看法都是多么片面和从自私出发的。不看也罢！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17:26 

因为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出来看过，所以不是中宣部愚昧，而是现实的选择。

王剑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06:06

其实不让看真心是帮美国，出来看了的都挺失望的，中宣部挺愚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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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口不对心（也不敢）。什么开放言论啊，选举啊，一个个硬着头皮瞎扯。还有一个个假装在美国，没一个敢出来回答为啥赖美国不走的。

Carnivale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11:00 

@王剑，感紧绍刁大大启奏，开放网络啊！

duty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10:00 

现在设高墙的是床铺当局，搞白色恐怖，封锁真实消息，以冷战思维分化世界，监控政要电话，监控老百姓的私生活，搞棱镜计划，坏事做绝，硬性推销“美式民主”，大搞颜色革命。

王剑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06:06 

其实不让看真心是帮美国，出来看了的都挺失望的，中宣部挺愚昧的。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04:18 

还是一个输出与输入的问题!

这问题我早就说过，实力较量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

没头没脑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3:56:30

你与流氓讲理，浪费时间。以后就是直接的同样手段加之与其，再谈判。就如贸易战，一开始就应该加之50%或100%的关税，先脱钩，再谈挂钩的条件。把腾讯和阿里巴巴在美国也直接给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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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家伙说起话来还真是没头没脑

双筒枪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03:06 

中国政府设高墙的实质就是搞愚民政策。 大家开始反感这堵墙，时间长了习惯于这堵墙，时间再长一点人民就会依赖于这堵墙。 不少人到了墙外仍然思念这堵墙。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01:31 

假以时日，而且不会太久，到时候是中国全部开放，而美国反而封锁网络媒体！其实，现在正在发生。推特封中国人的号，就是一个信号！

hwang63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4:00:04 

推特，脸书掌握在谁的手里？还质疑。谁把反应香港实情的帐号查封了？

hachimada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3:59:48 

美国驻华使馆为什么不用微信呢？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3:57:43 

推特和脸书相比，推特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性媒体，根本不是社交媒体！而脸书相对好一些，还是以民间交往为主。所以，脸书只要能遵守中国有关法律，还是有进入中国的可能性的。

好奇心想象力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3:56:57 

中国经济依然强劲，各大产业升级已经基本完成。现在的中国真不在乎美国制裁了。

没头没脑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3:56:30 

你与流氓讲理，浪费时间。以后就是直接的同样手段加之与其，再谈判。就如贸易战，一开始就应该加之50%或100%的关税，先脱钩，再谈挂钩的条件。把腾讯和阿里巴巴在美国也直接给禁了。

风行线线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3:55:23 

就凭美国媒体无底线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系统的制造Fake news。

thetruth111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3:54:52 

白吃，我告你为什么！！因为美帝一脑门子心思就是想在中国制造混乱，想在中国搞所谓的颜色革命，想把中国搞乱。 所以，什么时候美帝对中国的立场有了质的改变，不想着颠覆中国政府了，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让美帝的传媒不加控制进入大陆！！ 就是这么简单。 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封锁美帝的传媒和所谓的social media。 中国人不稀罕。 那些稀罕美帝的，都滚出中国好了！！写此标题的中文水平太差了。连小学毕业的水平都没有！

行云流水一心间 发表评论于 2019-10-19 13:17:16 

双标国家说双标，暴恐国家说暴恐，也的确很滑稽。传统的苏俄做派、极权手段就是——时常以党国的名义，挟裹十四亿人民，打击报复一切“办错事”、“说错话”、“画错画”的企业或个人，声色俱厉、举国声讨，疯狂打压、铺天盖地，而且白色恐怖、暴恐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直到搞臭砸烂为止。对付暴恐，只能对等，美帝如果以其国之道还治其国之身，一开赛就用贸易壁垒完全相同的数字重拳打击苏伪国，哪用荒废一年多的时间和口水？用民主的手法对待独裁的暴恐，其实已经输在起跑线了。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正反两面意见的鸟人都不懂得，“中国人民”其实都是“共产党的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共产俘虏专政国”，不弄清这一点，侈谈“人民”，当然搞不清东南西北了。中国人民就是共产党的俘虏，难道不是吗？中国人民是共产党的俘虏，这还用问吗？优待俘虏就是不杀他们，还管温饱，如此而已。对待“中国人权”，要从这个角度去衡量！所以我想，文明国家的囚犯，也许愿意流亡中国……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确实过得去了”——既为俘虏，夫复何言。

【071、中国人亡了国所以缺乏安全感】

《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2019-01-09 刘云枫）报道：

西方艺术三剑客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以绘画为核心；中国艺术三剑客是：诗书画，以诗为最。从古罗马时期撰写《建筑十书》的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巨匠达·芬奇，再到现代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西方建筑师享有和中国诗人一样崇高的地位。以高迪为例，他设计的神圣家族教堂，从1882年建设至今，还没完工，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上，中国没有建筑师。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中国建筑千篇一律，不需要设计。清末曾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到：中国宫殿和民居建筑风格缺乏创意，世世代代都沿用一种款式，只是出于建筑位置的需要或者建筑面积的局限而稍做修改。

为历史上中国是否有建筑师，我和一位律师发生争执。他以律师的口气告诉我，他要是找出一位中国著名建筑师的话，我就如何如何。他说的建筑师，是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紫禁城建设的主持者蒯祥。我和律师朋友说：蒯祥不是建筑师，他是包工头。为什么说蒯祥不是建筑师？包工头和建筑师有什么区别呢？

建筑师的职责，是设计满足功能需求的建筑。关键是设计，设计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有自己的创见。中国的宫殿，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礼制规定的；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而是由皇帝钦定的。蒯祥只是按照礼制的规定和永乐帝的旨意，把纸上的蓝图变成现实。说他是建筑师，言过其实；说他是建筑师，也混淆了建筑师和包工头的概念。

在西方，建筑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业。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建筑师，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在中国，除去明代的蒯祥、清代的雷氏家族为皇家营造宫室、陵寝留在史书上之外，再没有其他建筑匠人，留下痕迹。再则，文人主导的价值体系中，土木营造乃匠人所为，不登大雅之堂，熟读圣贤书的文人士大夫是不屑为之的，甚至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这就使得所有建筑从业者，将营造纯粹当作一种谋利行为，很难有职业自豪感、成就感并获得社会的尊重。要获得尊重，只有一途，就是科举，并取得功名，那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没有建筑师参加的中国民居，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保持着千年不变的稳定性。典型的汉族民居是一串“糖葫芦”，三间房子一字排开，一明两暗。明则为堂，暗则为室。堂居于整个建筑的中心地位，并领导着左右两室；左右两室是从属的，如左膀右臂。“三间房”是标配，也有五间和七间的，但，必须是奇数，而不是偶数。因为，只有是奇数，中间的堂，才能成为中心，才合礼制。

堂是一个家庭的活动中心，也是对外开放的，迎来送往、家庭会议以及祭祖拜佛，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室是私密的，闲杂人等，概莫能入。堂正中开门，室有窗无门，进入室内，须经过堂，“登堂入室”，就是这个意思。堂和室，在后墙上都没有门，也没有一扇窗户——所以，汉族民居的室内，采光和通风都不好，非久留之地。

一字排开的正房，坐北朝南，但正房只是中国典型四合院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四合院之房屋沿四周而建，同时，充当围墙。院子在正中，四面有房屋围着。因此，家人在院子里活动，外人是看不到的。门和窗户只开在朝向院子一侧，房屋的外墙没有窗户，更没有门；如果房屋不足四面，其余方位则以高墙补齐，将整个院子围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是也。可以说，每一个中式院落都是封闭、独立和内向的。

西方民居的平面构成，恰与中国四合院相反。西式房屋建在庭院中间，周围是院子。这样一来，房屋门窗面向四方，而且，窗户都是落地式的，可以发挥和门一样功能。因此，西式民居，是非常开放的，联通性非常好。加之，围墙都非常矮，决不高过人头，很多人家甚至用冬青一类植物、或者象征性的木栅栏充作院墙。这样，如果家里不关窗帘，路上行人便可将室内一举一动一览无余，春光乍泄，就不可免。

西式民居的另一特点，是在开门和开窗上。房屋前后，都有门有窗，既便于自由出入，也保证了通风透气和充足的阳光。由于，房子前后开门，所以，欧美房子处于住地的中心，前后有院。和汉族院子不同的是，没有壁垒森严的围墙，只是以低矮的篱笆和木板为界，或者，仅以种植的蔬菜、水果和树木限定区域。邻里相望，一目了然。

综合言之，中国的四合院，和欧美的房子，各有特点。

第一，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

第二，四合院像堡垒，北方的四合院自不待言，徽派建筑的四合院，更加局促和封闭。闽南的土楼，则与堡垒毫无二致。欧美民居，则是休闲放松之地，像苗圃，房子的主人则是养花种草之人。欧美也有城堡式建筑，但，那不是民居，而是一地诸侯或贵族的豪宅。

第三，中国人崇尚深宅大院，欧美则是疏篱矮墙。

第四，中国人重风水，欧美人重风光——通风和采光。

第五，中式民居，四面合围，是封闭的、孤立的和内向的；欧美民居是开放的、联通的和外向的。

如果，民居是一定的民族心理的具体反映的话，则大体而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戒备和抵抗心理。

汉民居四面环伺，形成一个高墙重垒的封闭性建筑。它与外在环境有非常鲜明的界限，未经内部人允许，不得擅入，并有非常坚固的院墙阻止外部“侵入”。它是内外有别的，对外来者充满冷漠和与生俱来的敌意，它城府深沉，隐藏着不可外泄的秘密。中式民居，只在一个方向开门，指向性非常强。只有与华夏文化同质的文化元素，才被引入，否则，则视为异端而拒之门外。这或许就是霍夫斯泰德先生所说的风险厌恶。

与此相对，欧美民居，前后开门，左右逢源。一所房子孤立在住地中央，无所依靠，也无所隐藏。院子周围的篱笆，十分低矮，只有美化和象征性的分割作用，并无阻隔外来“入侵”的功效。在他们的民族心理中，没有歧视性的内外。也就是说，对外来文化，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取其所长。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这是现象。那么为何如此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安全感，因而觉得只有躲在大墙后面才是安全的。以致移民到了欧美，还是比较抱团取暖，躲进“唐人街”拥挤着。在欧洲历史上，也有缺乏安全感的时代，例如蛮族入侵的中世纪，城堡林立；现在的美国，也开始建立大墙了。所以，问题不是“中国人住在院子里，欧美人住在房子里”的区别，而是缺乏安全感与充满扩张力的区别。例如，现在轮到印第安人扩张到白人领地的时候了，缺乏安全感的白人开始向往住在院子里了，而且是要住在北美这个大的院子里，周围还要用高墙围着。

【072、中国人缺乏快乐基因、享受痛苦主义】

中国人不快乐，难道是基因惹的祸？欧洲人的研究发现一种特殊基因，里头含有化学物质，可以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不过，研究发现，中国及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这种基因最不常见。

《外国专家：中国人为何不快乐？可能是A等位基因问题》（新华网 2016-01-18）报道：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1月14日报道，《中国人为何不快乐？》称，保加利亚瓦尔纳管理大学的米哈伊尔·明科夫和香港理工大学的迈克尔·邦德说，在自我评价最快乐的国家中，国民表现出这样一种遗传特性：他们的DNA更容易包含一种与感官快乐和减缓痛苦相关的特殊等位基因。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国家的快乐度与其国民脂肪酸酰胺水解酶的变体rs324420的A等位基因明显相关。这种等位基因帮助阻止花生四烯乙醇胺的化学降解，这种物质可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报导指出，A等位基因最为普遍的国家显然也是自我感觉最快乐的国家，包括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以及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北部国家。研究发现，在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中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A等位基因最不常见，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可能性也最低。

遗传学还为欧洲各国之间快乐程度的差异提供了解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最普遍，与中欧和南欧国家相比，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情况也更多。不过，据报导，两位研究人员也承认，遗传学不是决定快乐程度的唯一因素。他们认为，东欧国家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也导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快乐分数极低，尽管这些东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非常普遍。

谢选骏指出：其实，中国人不快乐也被指有其他多种原因。比如，中国人抛弃了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不像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教导他们调节情绪、选择快乐。其次，华人常把事业取代了家庭，推崇的是“修身、齐家”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目标。第三，美国政府和家庭教育孩子的目的是让孩子快乐，成为未来合格的公民。中国望子成龙的教育观念，也让孩子十个有九个不快乐。而且，现今的中国也被指道德稀缺，坑蒙拐骗过于泛滥。再来，从治国方针看，“以人为本”的哲学主张不仅要让人民吃饱，还要让人民快乐。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只会使少数人“其乐无穷”，多数人苦不堪言。现在华人走向另一极端，无耻地追求财富，但他们的财富反倒成了快乐的累赘——中国人为了钱也牺牲太多，环境污染、工作过度、饮食不当等等，带走了他们的快乐。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追求做“人上人”的竞争意识，也是人民不快乐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国人缺乏快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共产党统治。这就是我所总结的“痛苦主义哲学”！不过反过来说呢？是否这样缺乏快乐基因的社会，才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生物基础”？

【073、中国人死无葬身之地】

《哈文晒李咏美国墓地 发7字透露不回国原因》（2019-01-28 新浪）报道：

前一段时间，李咏和妻子疑似定居国外的新闻引起了网民的关注。这二人在娱乐圈都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很多人认为他们这种“崇洋媚外”的行为会带来不好的风气，一时间指责声不断。

但前不久，一则“李咏已经抢救无效去世”的新闻一出，大家才反应过来，他是不是去美国治病去了啊？也有人不相信这个消息，觉得李咏正值壮年这么会死？

但这个传闻很快就被证实了，去年十月份李咏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喜爱他的观众朋友。李咏生前几个月的经历让我们唏嘘，曾经带给我们无数次欢笑的人是在大家的质疑声中离开的，不少人甚至对其进行人身攻击。对此，很多人呼吁净化网络环境，拒绝虚假新闻和网络暴民。

作为中国知名主持人，李咏在生命的最后来到美国医治。医治无效后，李咏的家人选择把他葬在美国，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是希望自己的他能早日入土为安罢了。对于李咏安葬地的问题，在经历了前一阵子“定居美国疑云”网民们也不愿意随便去指责什么，这也算是还给了他的家人一片安宁。

近期，哈文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后再次露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公开了亡夫墓地的照片。可能是在告诉喜欢自己丈夫的观众们，他的身后事办得很好，大家不要担心。

哈文还说了一句话，吐露自己的心路历程，那就是“越冷越需要温暖”。不知是说失去了爱人的自己渴望温暖，选择留在离丈夫最近的地方来怀念他;还是在说自己的丈夫在离世前遭遇的网络暴力使自己寒心，需要一些外界的温暖来治愈，哈文的话让大家倍感心酸！

谢选骏指出：哈文李咏夫妇2人都是演员，所以都很尽职，可以说是“表演致死”，结果死都没有一句真话——那句真话就是，“中国人死无葬身之地。”因为除了大山里的农民和特定的名人，中国的墓地都是租的，位置也都无法固定下来，随时根据领导需要进行搬迁，一旦错过续约的日期，尸骨就会遭到遗弃。而即使大山里的农民和特定的名人，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保证他们不会遭遇掘坟的命运——横遭翻动羞辱，那是迟早的事情。周恩来邓小平深知这个魔鬼格局，所以早早就把自己挫骨扬灰，免得别人动手了。因为，中国人死无葬身之地。“越冷越需要温暖”，意思是“中国越冷越需要美国的温暖”。所以才要埋在美国，抱团取暖。这就难怪李咏和妻子了，不仅“死也要死在美国”，而且“埋也要埋在美国”了。

【074、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

《剧情反转！习近平在倒车还是飙车？》（2018-2-28 长平观察）报道：

习近平修宪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吗？时评人长平认为，习近平是典型的中共官员，从未背离邓小平的改革轨道。假如他真的能倒车掉头，那才是中国人的福祉。

2月25日，中国微信群出现怪现象：一些时事讨论群里突然鸦雀无声，一些平时很少谈论政治的群里却因为政治新闻热闹起来。一个宪政学者群“如死亡之后般的安静”，而一个幼儿教育群里转发著各种敏感消息。

两种异常都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震惊。对于那些宪政学者来说，尽管知道迟早一天会被打脸，但是耳光真正落到脸上的时刻，还是吓得傻了。那个幼教群里，前两天还在传诵“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如今却发现永不落的红太阳比黑暗还要可怕，鸡汤救不了沉疴。

人们蒙受羞辱。中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全球化，可以和西方人一起思考移民火星。有一个人走过来说：“我是你们的皇帝！”大家都不理他，继续自己的思考。然而那个人说：“我是认真的，都给我跪下！”尤其蒙羞者，是那些曾经坚持认为中国正在朝着现代政治文明前进的人们。“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一种普遍的反应。

我能理解这个比喻。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对这种比喻耳熟能详，甚至都变成了一个表达政治愤怒的口头禅。然而，它不是事实。毋宁说，我希望它是事实。在我看来，习近平一直在往前疯狂飙车。如果他真的能够倒车，把历史的大卡车开回到1949年以前，那就真的是英明领袖了。

1982年宪法就是权斗的工具

捍卫1982年宪法，成为一时之政治义旗。我非常敬佩在此万马齐喑之际敢于大声反对的中国人，但是这个义旗值得商榷。首先，1982年宪法本身有其荒谬之处，一方面规定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另一方面又在序言中规定“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宪政学者煞费苦心。一个通行的说法是，宪法序言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是彻底的自欺欺人之说，官方也曾出面否定。

其次，1982年宪法本身就是适应当时权斗（而不是根据普世人权原则）修正而来，有什么理由不能为了权斗再次修改呢？当时修宪的流程，跟今天并没有什么两样：领导意志、中央开会、建议修改、全国人大修改。它也没有促成任何确保宪法实施的机制。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这部宪法未能阻止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也未能阻止之后的思想禁锢和全民去正义化教育，未能阻止执政党一如既往地全面腐败，也未能阻止它对人权律师的残酷迫害，当然也不能阻止伟大领袖要对它再次修改。

再次，1982年宪法确定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作出限制：“国家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是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伟大功绩。讽刺的是，邓小平本人的权力毫无疑问是一个终身制。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崇高威望”。

翻开历史看任何独裁者，在其权力控制期间，无一例外都享有“崇高威望”。政治权术并没有那么浪漫。邓小平不是依靠崇高威望而是宫廷政变攫取了权力。在连连废黜了毛泽东的嫡系“四人帮”和华国锋之后，邓小平要获得统治正当性，必须和毛泽东有所区别，不可能在形式上变成另一个毛泽东。扶植一个长期傀儡的难度，显然大于轮流坐位的傀儡们。这也是为什么慈禧太后一定要毒死光绪皇帝。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

那么，习近平巩固权力，是否背叛了邓小平的改革初衷？或者说，习近平修改宪法，是否偏离了邓小平铺设的轨道？

邓小平从来没有隐瞒他的改革目的，而且反复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那就是著名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简单地说，就是一边发展经济，一边巩固权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更准确地说，发展经济是为了救党，维持中共的长期统治。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明白，邓小平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行政体制改革”，甚至就是工作方法的变更。如果说这也算政治体制改革追求，那么习近平一直都做到了“勿忘初心”。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之后，邓小平首先考虑的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人民福祉，而是中共统治危机。流行的辩解是，镇压和屠杀维持了社会稳定。如果逆天下人心，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大开杀戒可以维持稳定，那么为什么不用这支强大的军队来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后盾呢？

正是邓小平为中国设定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今天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的政治现实。也正是天安门屠杀闯关成功，让中共自信再大的罪恶也无人可以奈何之。

习近平是典型的中共官员

习近平并非横空出世的政治怪胎，他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在邓小平时代经受历练的中共官员。知青、红二代、从基层干起、血腥权斗，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共干部特色。从习近平的自身经历看，打通“前后三十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习近平赖以运作权力的系统，也并非他的创造，基本上还是1989年以后，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任统治之下形成的维稳体制。如果说真有所谓的“习近平思想”的话，那么其核心就是“四个自信”，也就是摆脱“文革”包袱和国际压力，肆无忌惮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自信，是在2008年前后，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北京举办奥运会等背景下建立的。

只要不加以阻止，这种维稳体制是不停上升的螺旋。是它选择了习近平，培养了习近平，一直将习近平扶持到今天。如果它选择了另外的人，而这个人要破坏它，结果要么是它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废了此人，要么是此人得到外力相助造反成功。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系统的错误。

如果说有什么让人意外的话，那就是整个国际社会在强权面前仍然如此脆弱和怯懦。习近平比他的前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他可以爽快地飙车。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公共空间一团糟糕；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写文章大多数使用假名，除非是为了评职称或完成任务的目的。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说“假如他真的能倒车掉头，那才是中国人的福祉”。就拿本文作者“时评人长平”来说，分析得头头是道，写作的洋洋洒洒，只是少了一个可以承担法律责任的署名，让读者的感觉就好像面对一份没有真实身份的虚假文件。这样的言论可以认真看待吗？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中国人民的选择”吧。袁世凯以为大家拥戴他，其实大家都在等着看他的热闹呢。

【075、中国人扎堆的地方特别危险】

《泰国普吉岛两船翻沉致1死53失踪 船上大部分为中国游客》（2018年7月6日 转载东网等）报道：

普吉岛发生沉船意外，当局寻获一具失踪者遗体。

泰国普吉岛两艘分别载着98人及30多人的观光船，周四（5日）因暴风雨而翻沉，船上大部分为中国游客。普吉岛政府深夜表示搜救行动暂停，在海上寻获一具失踪者遗体，仍有最少53人失踪。天气预告显示，恶劣天气将维持至下周二。

普吉岛府尹诺拉帕（Noraphat Plotthong）表示：「我们已暂停搜救，明早（周五）6时30分会重启行动。」他补充指，军方、水警、渔船及直升机会一同加入搜索行列。在Facebook发布的影片显示，一具身穿观光船标志救生衣的男性遗体，被搜救员从海中抬上船。

自称是观光船船长的男子颂晶（Somjing Boontham）受访时指：「事发时观光船遭5米高巨浪击中，大量海水涌入、令船身慢慢翻侧。」他指自己随即指示船员，向乘客派发救生衣，又称有最少一半人失踪。

经了解，当地政府已多次发布风浪提醒，游船在风高浪急期间依然出海，具体原因正待查。两艘船上大部分中国游客为一日游自由行游客及国内某公司职员和家属。

《泰公布沉船结果：罪在零元团中国负责人》（2018-07-09）报道：

泰国副总理巴逸在总理府就普吉沉船事件对外称：经过警方调查，翻船造成40多名中国游客死亡的普吉租船旅行社幕后老板为中国人，此旅行团为非法的“零元团”。

泰国沉船事故遇难者大部分是中国人（图源：VCG）

泰国头条新闻7月9日消息，巴逸称，出事原因为：此租船旅行社拒绝听取气象局风暴来临的警告执意出海，罪在“零元团”船公司的中国籍负责人，对泰国旅游业不会造成影响。

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在7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泰中双方核对名单后，确认事故当日登船游客为89人，而非此前认定的93人，有4人未上船。89人中有37人获救，11人失联。但在失联人员中，通过酒店住宿记录等方式确认其中5人生还。

失事的游船凤凰号7月5日晚间在一场风暴中受到5米高的海浪袭击而翻船沉没。

凤凰号船长说，在第一波浪潮冲击游船后，碎片进入排水发动机，系统运转的“速度不足以使船体保持稳定”。然后更多波浪快速撞击，船体倾斜，最终倾覆。

众多中国游客的死亡惊动到中国政府最高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发出指令，要求泰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泰国外交官加强搜救工作，这个姿态也对泰国政府造成压力。

北京时间7月8日，泰国普吉岛沉船事件中的中国首批6名游客已经返回中国。

这6名中国游客包括4名轻伤人员和2名未登船人员。其中5人在海宁人民医院接受了全面检查并都已出院，1人感觉自己身体无大碍，在抵达医院后就直接回家了。

谢选骏指出：华人和黑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人多势众的时候就容易忘乎所以了。中国人扎堆的地方特别危险，因为这时候他们就会完全忽略周围环境，仅仅关注彼此关系。他们对待“切身利益”之外的惊人的鼠目寸光，导致一次又一次沉船灾难和交通事故。中国人只要一扎堆，马上阻碍交通，彼此之间喋喋不休，完全无视路人的感受。再说说那个最近横死法国的“中国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如果他仅仅自己出游，而不是呼朋引伴，也绝对不会离奇地摔死。

【076、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2016年8月19日，针对台湾政府成立委员会追讨“不当党产”，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说，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要与中华民国切割” 有何资格谈黄金与故宫宝物。

洪秀柱的论点是，当年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下令将黄金和故宫部分文物送到台湾，对稳定经济、安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如果台湾政府要求从民国34年（也就是二战结束的1945年）开始申报，“当然我们认为这也是属于我们的党产”。

从她“不管是党产或是否给国家是国家财产，都证明台湾与中国大陆历史情结的连结，不可忽略”的这句话，到“到底是中国国民党欠中华民国多，还是中华民国欠中国国民党多，这笔帐还有得算，一条条来算，把帐算清楚”的论述，都可以看出：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何出此言？

洪秀柱的本意是想要强调不能抹灭国民党对台湾的贡献，同时也强调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历史关系。但实际上却证明了党比国大，因此那个比党还要小一号的国，其实并非伟大的“中国”，而是一个破碎的“中国”，是“中国的碎片”。

中国的碎片——那就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下令带到台湾的黄金，不少是当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在中国实施金圆券制度，以强迫方式从民间缴收而来的。这仅比共产党后来强行从民间掠夺黄金和各种财物，稍好一点，但同样不足取法。

台湾的《中国时报》主笔室的社论维护了这一劣迹，声称国民党应该“积极主张国库黄金与故宫国宝属于党产，并纳入登记交付行政院”。这篇社论说还说这“至少可以促使民进党政府及社会大众，认识九二共识与国库黄金及故宫国宝的关联性”，殊不知自暴其短。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台湾“中国”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大陆“中国”就可以依据新通过的《不当党产条例》要求台湾“归还”。

但是黄金和故宫国宝是“党产”的说法一出，马上就被台独网民反驳：如果那是党产，为何台北故宫是直属总统府、由总统府任命博物院院长并编列预算？

看来，破碎的中国或曰“两个中国”是无法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了。

这个难题只有留待伟大的中国或曰第三中国来解决了。

中国尚未诞生，志士尚需努力！

【077、中国诗歌征服欧洲】

《杜甫爆红BBC，重磅纪录片全新解读中国文化》（史蒂夫智库 2020年04月21日）报道：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世界上比肩但丁和莎士比亚，“在东方他是不朽的，在西方，却很少人听说过他的名字”……

这些描述让你想起谁？——它们来自BBC最新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诗人》，出自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本名Stephen Owen）等大咖之口。BBC四套最近播出这部单集58分钟的纪录片。片中称，中国的诗歌传统早于荷马史诗，唐玄宗治下的中国处于文化最辉煌的时代、诗歌最伟大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像中国那样优雅、有文化。此片还指出：西方没有类似杜甫这样的人物，通过文字把整个文明的道德情操都表现出来了。

有趣的是，本片还特别邀请“甘道夫”、“万磁王”扮演者伊恩·麦克莱恩爵士来扮演杜甫，用的是朗诵杜甫诗歌英译版本的方式。片尾清楚注明“杜甫：伊恩·麦克莱恩”。麦老爷子用深沉、浑厚的英音，穿越文化与历史的界限，和公元8世纪的杜诗圣来了一次“神交”。《每日电讯报》评论说：“麦克莱恩爵士以一种平静、娓娓道来的风格朗诵杜甫的诗，让我们感受到它们的美。”

新冠疫情肆虐欧美，对于宅家抗疫的英国民众来说，这样的纪录片无疑也是一种温暖。本片的主持人、脚本撰写人是曼彻斯特大学公共历史教授迈克尔·伍德，曾制作超过120部历史纪录片。“国际范Plus”发现，这不是他第一次涉足中国历史题材的纪录片。2016年制作的《中国故事》让他得到来自中英两国的盛赞，新华社当时称此片“超越了种族和信仰的界限”。

在《杜甫：中国最伟大诗人》里，伍德不但回溯了“诗圣”动荡不安的一生，更追随他当年的脚步，重走他走过的路——西安（长安）、成都、长沙……就像伍德在本片开头说的那样：“在当代，往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离我们远去。但寻旅者仍然可以在中国当代找到古中国文化的价值。”伍德以一个英国人的角度，带着他的疑问，试图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寻找“杜甫”，在已经成为热门景点的杜甫遗迹、在壮阔的扬子江上、在和中外学者对话中、也在和中国老百姓的交流中……他真的能够找到“杜甫”吗？他心中的“杜甫”，能够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吗？

1、最合适的人来掌舵——“尽管自称拥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诗歌传统，中国的文学历史却常常被忽视。”从《卫报》对这部纪录片的推介可以看出一般英国观众对于杜甫的陌生。《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在介绍本片时也开宗明义：确实没有听说过杜甫。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能反映这部纪录片的价值；而也许在英国，要数伍德最适合拍摄这个题材。伍德不但曾经拍出众口称赞的历史纪录片《中国故事》，早期的《英格兰故事》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纪录片主持人、历史纪录片的信心保证。

当然，他可不是一般的主持人。他的本业是公共历史学家，任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伍德和中国的缘分更不仅仅是制作纪录片这么简单，他还是中英了解协会（The Society for Angelo-Chinese Understanding）的主席。因此，由他作为讲述者，把活跃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诗人介绍给可能从未听说过他名字的英国观众，再合适不过了。

其实，BBC对于杜甫的兴趣可以追溯到2012年。当时，BBC驻京记者特别用《李白与杜甫：中国的“酗酒”巨星诗人》为题进行了报道，其中介绍说，他认识的中国人一般对现代诗不太感冒，但都能背诵李杜的诗。他还注意到了杜甫对社会不公的抨击。“国际范Plus”发现，为了让英国人更了解杜甫的地位，伍德在新片中多处引用西方伟大诗人但丁、莎士比亚、荷马等人的名句，与杜甫诗中的类似意象进行对比。他还找来很多“好帮手”，包括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祥波、牛津大学刘陶陶博士，来提供专业的解读。

正是宇文所安把杜甫和但丁、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这些诗人创造了诗歌应如何被评鉴的真正价值。”尽管李白和杜甫在中国似乎是并驾齐驱的，但伍德和宇文所安似乎非常笃定地把杜甫奉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原因。不过，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赞叹：中国的诗歌传统早于荷马史诗；诗人总是最诚实传达人民感受的一群人……

2、重走杜甫漂泊人生路——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特色是，没有采用常规叙述或者大篇幅的历史情景再现，而是让伍德一边重走杜甫当年辗转大半个中国的足迹，一边讲述他的人生轨迹。

长安一梦——纪录片正片一开始，伍德来到西安，大唐都城长安。伍德介绍了长安这个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有着超过100万人口”。他还介绍了大唐，“是一个世界性帝国，有着多元的文化和历史”；介绍了唐玄宗，谈到他治下的中国处于“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也是诗歌最伟大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像中国那样优雅、有文化”。这是杜甫诗歌诞生的舞台。

要让西方人欣赏“诗圣”，他还必须解释一番：杜甫生于“《贝奥武夫》诞生的年代”，从小怀抱儒家理想。（《贝奥武夫》被认为是英语文学史的开端，相当于中国的《诗经》，但晚了大约1300多年。）杜甫人生的最重要目标是，在品德高尚的统治者治下，社会和谐、稳定，人人谨守其职。带着这样的理想，杜甫进京参与科举，却不幸落第。遭遇人生重要打击，他开始了一段自我放逐的日子，“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这个时期，他结交到人生最重要的朋友——李白。

伍德惊诧于一个事实：中国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居然处于同一个时代，并且彼此认识。两人友谊很深，诗的风格却截然不同。杜甫因诗歌才能获得唐玄宗赏识，入朝为官，但他的政治理想很快幻灭：他无法参与重要政事，也就无法实现其抱负。“他离王座越近，就越能看清楚权力的本质。”

安史之乱爆发，官方估计有3000万人死于战乱、饥荒和流离失所。伍德提醒观众：这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人口。此时的杜甫不得不举家逃亡，他开始体会到老百姓的处境，为他们发声。

成都躬耕——杜甫为逃避战乱，辗转来到成都。好友在城郊给了他一块地，他给全家打造了一间草房。在伍德看来，自此，“这里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文学朝圣地”。在这里，杜甫成了一位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继续创作，众多现实主义名篇诞生于此。然而，战乱还是波及到了成都，杜甫一家再次走上逃亡之路，他们选择了乘船经长江顺流而下。伍德注意到，杜甫此时写下无比怀念长安的诗句，“但他再也回不了长安了”。杜甫还在诗中表明自己再也无心仕途，从此一边带着家人四处飘荡，一边大量创作。

长沙丰产——坐着船顺流而下，杜甫一家来到长沙。“长沙对杜甫来说是一个庇护所，就像二战时的卡萨布兰卡。”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群同样来此避难的北方士人。伍德注意到，此时的杜甫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尽管生活依然困苦，但他迎来了自己“创造力最惊人”的时期，同时，在志趣上“越来越靠近李白对自然的痴迷”。不过，因为长沙城内的一场动乱，杜甫再次被迫逃难，但这个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最终，他病逝于从潭州开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时年59岁。

后世封圣——伍德观察到，杜甫在他的时代并未声名鹊起，但在身后备受推崇。“宋代评论家赞叹：自诗歌诞生以来，无人能及。”在片尾，伍德从东西方文化比较角度，总结了杜甫的地位：“在东方，人们往往只把他看作一位诗人；但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我们没有类似杜甫这样的人物，通过文字把整个文明的道德情操都表现出来了。”

3、跨越文明，穿越时空——这部纪录片的特别之处，还在于请来麦克莱恩爵士用英语吟诵多首杜甫诗作。麦克莱恩爵士常年演出舞台剧，其中包括无数场莎士比亚戏剧。他台词功力一流，尤其擅长大段独白。因此，借助他的声音，西方观众也更容易理解万里之外的唐诗，中国的观众也会带着一种既熟悉又疏离的感觉，从一个崭新角度欣赏我们的文化瑰宝。

比如他朗诵的《壮游》，感觉就像老年杜甫回首前尘，往事历历在目，少年心气涌上心头——“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In the spring, I sang on the terraces where the poets competed. Summer, I hunted among the green hills. In the winter, I whistled for the falcons in the purple oak forests and chased wild beasts in cloud and snow ridge.”

比如他朗诵的《梦李白·其一》，如同一封写给老友的书信，倾诉心肠——“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水深波浪宽，无使蛟龙得。”“Separation in the end, you get over. Separation in life is a continuing grief. No words from you, my old friend. But you’ve been in my dreams as if you know how much I miss you. I feel as if you are no longer mortal,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is so great… The waters are deep. The waves are wide. Don’t let the river gods take you.”

还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麦克莱恩爵士脸色冷峻，传递出对凄凉现实的愤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Behind the red lacquered gates, wine is left to sour, meat to rot. Outside the gates lie the bones of the frozen and the starved.”

您如果想欣赏麦克莱恩爵士演绎杜诗的视频剪辑，以及本片的完整视频，请到“国际范Plus”主页面，通过对话窗口发送“杜甫”。尽管但丁说过“诗的光芒会在翻译中消失”，但此片所用的译本显然花了很大功夫去理解原意，并通过麦克莱恩的语调与神情，进行重新演绎，让西方人能够跨越时空，克服语言与文化的障碍，去理解杜甫。

《每日电讯报》评论道：“麦克莱恩爵士以一种平静、娓娓道来的风格朗诵杜甫的诗，让我们感受到它们的美。”杜甫的诗不但跨越语言和文明，还跨越时代。本片通过镜头告诉人们：唐诗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如呼吸般自然。在伍德的镜头下，有一位在成都杜甫草堂外朗诵杜诗的8岁小女孩；有每个月都要来草堂一次的老先生——他说，杜甫的很多诗“表达了老百姓尤其是穷苦人的心声”；有尝试为杜诗谱曲，并结伴演唱的大学生；有聚在一起研究、朗诵杜诗的团体；有在清明节为杜甫扫墓的孩子们……

一部拍给西方观众的英语纪录片，讲述1300多年前的一位中国诗人，还记录了在当下的中国，诗歌的传统是如何延续并和生活息息相关的。非常时期，希望这样的文化交流不但能带给我们新的视角、唤起对自我的重新检视，还能温暖更多的心灵，传递更多的善意。

谢选骏指出：BBC等有眼不识泰山，只懂唐诗，就称赞杜甫已经超越了但丁和莎士比亚等欧洲蛮子——但丁是意大利之父，莎士比亚是英国的爹。BBC等不懂唐朝不过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产物，第二期中国文明之前还有第一期中国文明——那里的屈原比较杜甫不知又伟大了多少？但不论怎么说，BBC把个酸儒杜甫捧上了天，也说明中国诗歌已经开始征服欧洲了。中国诗歌征服欧洲，这只是第一步——而“中国文明整合全球”，那才是未来历史的重点所在。

【078、中国式的政教合一】

《中国宗教的本土化阐释——述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的宗教学思想》（2018/5/3日 谢艾迪 吴绍敏）报道：

内容提示：杨庆堃的这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全书对中国宗教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与阐述，详细考察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信仰，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和儒家学说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社会与宗教的整合状况。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存在着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所造成的隔阂与困难。近代以来，在跨文化的诠释中，中国学者的一直努力使用西方的概念、观点来解释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现象，从对“religion”一词的移植和不算恰当的翻译，到因为中国社会没有结构显著的、正式的、组织化的宗教便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宗教信仰的推断，中国学者日渐表露出“以西观中”的“反向格义”倾向，是“明显地用不熟知的观念来诠释我们应该熟悉的思想”。故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发展一套适用于中国本土宗教与社会的理论乃是当务之急。

杨庆堃先生在中国宗教的本土化诠释中的研究对此便很有借鉴意义。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下文均简称《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便是集其研究大成的一部著作，国际汉学大师欧大年（DanielL.Overmyer）不吝溢美之词地称之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他在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生存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庆堃先生在这本书中进行的阐释远不止中国宗教，同时也将自己对中国家庭、农村社区和儒家传统等方面的研究与见解完美地融合了进去，所以他“实际上研究和描述的是中国社会和宗教的整合”。杨庆堃先生将中国民间信仰视为一种宗教信仰与社会现象，在全书范围内进行了讨论，论证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地位。但二元的划分标准在实际界定中有着诸多问题，不完全适用于微观分析。同时在宗教结构日益复杂、宗教地位也比较微妙今天，杨氏的一些观点难免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本文将简述杨先生的主要观点，并进行适当阐发和评论，以冀杨先生的思想精华和在不同文化相互诠释理解中进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典范能够在此得到彰显。

一、关于中国社会有无宗教的论争——杨庆堃先生认为在欧洲、印度、中国这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中，唯有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最为模糊，因此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是一个比较含糊的、令诸多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回顾历史，确实可以发现中国社会跟拥有正式组织体系和一定势力的宗教派系的欧洲社会不同，在多数时间里，中国社会都没有势力强大的、高度组织化的宗教。坚持“反向格义”方法的代表学者胡适便认为：“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更为谨慎，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中国是否是有宗教的国家，大可研究”，但他也认为中国“土产里没有宗教”。梁启超不同意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宗教理念：“孔子全不如此，全在理性方面，专从现在现实着想，与宗教原质全不相同。”对于中国原生的禅宗思想和道教，他认为禅宗思想接近哲学，而道教则是惑众的旁门左道，均不算是宗教。张志刚教授总结出“中国无宗教论”有两种表述方式：一是认为中国人、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二是宗教在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化并不具有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张志刚教授认为，中国无宗教论者忽视或轻视了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中国里的民族性宗教现象，同时除梁启超外的无宗教论者，漠视或蔑视了被普遍理解为文化习俗的民间信仰。

杨庆堃先生在论争中看到了“反向格义”方法在不同文化相互诠释理解下的有限解释力，他反对用西方的宗教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传统。在中国，西方中的宗教教义和强大的神职力量是被世俗取向的、持不可知论的儒家传统所取代的；而在民间，通过大量的民族志调查，杨庆堃先生认为存在着大量的系统性的民间信仰或神灵崇拜现象，且具有一定的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塑造乡村道德的功能，并仅仅如韦伯所言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同时杨先生通过南庆地区花500美元庆祝土地公诞日的事例提出：“没有哪个‘非宗教’的民族能够在经济长期匮乏的情况下，宁可牺牲掉兴修水利和兴办教育的计划，而承担如此巨大的财政支出来兴办一项宗教活动。”借此证明中国社会中存在宗教，并且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

二、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通过使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和宗教，杨庆堃先生指出“宗教”一词并不是某一特定概念，而应有一定的范围：“宗教会被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从类似于终极性、有强烈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的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他认为宗教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在此认识上分辨出了宗教的两种结构：一种是制度性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一种是弥散性的宗教（diffused religion）。前者“有自己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是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的；而后者“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弥散性宗教这一概念是杨先生的创举，它承认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的宗教性并强调了与西方宗教的区别。事实上，关于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也有很多种说法，比如扩散性宗教（瞿海源教授）、普化宗教（李亦园）以及欧大年的散开性宗教等等，每一种翻译都有细微意义上的差别。

需要注意的是，杨庆堃先生的基本思路是肯定中国社会存在宗教，肯定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启作用。那么如何解释在高度组织化宗教缺位的情况下宗教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在这一思路下，弥散性宗教概念才被引入进来。制度化和弥散性这对概念也并非是杨先生凭空提出，而是其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扩展和应用的结果。

弥散性宗教如今一般被理解为“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笔者认为弥散性宗教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1.分散性弥散性宗教在组织结构上较为松散，其信众因为松散的组织结构也较为分散；2.自发性与功利性弥散性宗教的活动是由信众自发组织发起的，而且其目的往往跟生死、祸福、财富、健康和疾病等有关的现实目标；3.灵活性普通百姓往往没有专一的信仰，不同体系的神灵可以和谐相处在一起，同时百姓对神灵的态度也比较灵活，认为“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或“灵则信，不灵则不信”；4.延续性强中国民间信仰历经千年而从未中断，体现出弥散性宗教顽强的生命力与适应能力。这种宗教形态也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为不同的民众均能提供不同程度的精神慰藉。

在与世俗制度的态度和关系上，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的取向是截然不同的。弥散性宗教因为自身特征，所以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支配性的制度，反而会依附于世俗制度，并有力支持着现存制度的价值与习俗。这与制度性宗教形成鲜明对比。制度性宗教经常试图于打破传统，主张人出世，远离俗世、断绝与以往生活方式的联系，这是不利于世俗制度对人的约束和管制的。由于弥散性宗教需要依靠世俗制度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所以在世俗制度落后或即将崩坏时，弥散性宗教易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杨庆堃先生据此作出假设：“中国社会显著的保守性和稳定性特质，或许可以部分归功于分散性宗教在中国主要制度里的广泛发展。”

但在关于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的关系问题上，杨庆堃先生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两者是相互依赖、互为表里的。弥散性宗教依赖制度性宗教发展自身神学理念，并需要其创造仪式和供奉方式，因此在各处的弥散性宗教中都可以看出佛教、道教的教义、信仰制度、仪式的影子；另一方面，制度性宗教依靠广泛存在的弥散性宗教为世俗制度提供服务来维持自身的发展。杨庆堃先生在提出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的二元对立关系后，此时又将其统一起来，从另一角度发现了两者互相依存的关系。但笔者认为，这种互为表里的关系存在但强度较弱，因为两者性质在根本上有区别，在中国历史与社会中的地位也有千差万别，同时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并无太多涉及实际利益上的联系，其间关系更多在于形式和表面。

三、传统家庭与宗教观——杨庆堃先生在给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英译本所作的导言中，提到过韦伯是分别从五个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体系的：货币体系、城市与社会、世袭制度、家族组织与法律。杨先生在分配章节、撰写本书时，大概也是按照这些角度来分析中国宗教的。其中笔者将着重论述杨先生对家族组织中宗教的研究。

杨先生在论及宗教对传统家庭的影响时，认为家庭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宗教活动的中心。家庭问题一直是杨先生的研究重点之一。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出版前，杨先生便出版过《共产革命时期的中国家庭》；同年出版的《早期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个中国乡村》也设专门一章考察家族制度及其变迁。他对家的关注，侧面反映出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和理解。杨先生认为：“社会生活基本组织单位存在于家庭之中。”在杨先生的研究和理解中，不对社会的细胞——家庭进行考察是无法理解整个宏观社会的。

杨庆堃先生认为，在家庭中举行的祖先崇拜、丧礼仪式、祭祀仪式等可以强化和维持血缘关系，具有家庭整合的功能。在“从类似于终极性、有强烈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的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这一宽泛的定义中，杨先生认为传统中国家庭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弥散性”宗教中的一种组织层次。宗教活动中心方面，宗祠犹如弥散性宗教中的寺庙道观；宗教领袖方面，家庭组织中也有德高望重的族长或家长式人物。笔者倾向将这样的传统中国家庭看作一个健全的宗教性组织，但当考虑到一些由家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神秘教派的存在时，对其再进行“弥散性”和“制度性”的划分则困难，因为此时的以家庭发展起来的教派已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制度性。杨庆堃先生的划分标准在实际问题中遇到了困境。

四、对杨氏研究范式的批判性解读——正如在上一部分中所提到的，在实际生活中会有一些我们认为其具有宗教性质的组织很难进行有效划分。徐思源在评价杨先生的划分标准和分析模式时，认为杨先生在对制度化宗教的概念进行界定时，强调其要有独立的社会制度属性是欠妥的。根据徐的观点，佛教和道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没有独立的社会制度属性，甚至缺乏结构性地位、核心组织、有组织的信徒团体，那么它们被归为制度性宗教便没有充分理由。另一方面，佛教、道教自然也不是弥散性的宗教，于是在弥散性和制度性宗教间，产生了这种“真空状态”。

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无论是家庭组织还是佛教、道教，对其分析都是微观层次的分析。但杨庆堃先生的这对概念区分确是属于宏观结构上的，当宏观结构运用于微观分析，必然会失去效力，从而会影响对“制度性”宗教和“弥散性”宗教概念的理解。除非对两者的判别标准还有其他的表述方式，否则这一归类标准应得到进一步细化。

杨庆堃先生在讨论中国的宗教问题时，并未完全摆脱西方文化价值观。同时他的宗教研究范式处理的对象也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宗教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政权性质与宗教结构都跟之前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世俗政权因为自身性质故对于宗教的需求消失；其次社会转型也使弥散性宗教地位减弱，制度性宗教因为宗教信仰自由和规划范化趋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强。此外，由于现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诸多事件，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微妙，弥散性质的宗教更是不被官方所许可的，所以杨先生的观点在研究当今中国社会时，显得便不再适用。

正如笔者之前所言，杨庆堃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是在跨文化诠释中进行本土化解说的典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常常被与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想提并论，足见其学术价值与地位。韦伯试图从文化上分析儒教伦理没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带来根本变化的原因，基本延续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证思路；杨氏的书是为解决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模糊地位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宗教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提出中国宗教成功地持续并维系了中国伦理政治秩序的社会文明一说，更具创见性。同时杨先生的长期田野考察使得自己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其调查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态度令人敬佩。

此外，虽然时代变迁使得杨庆堃先生的学说在新的宗教社会现象出现时会面临新的挑战，但其关于两种宗教形式的划分、宗教功能的论述、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观点、世俗政权与宗教关系探讨仍能给今天的宗教学研究者们以不断地启迪，同时也激发了当代宗教学研究者在杨氏理论基础上进行对话和进一步研究的动力。

谢选骏指出：杨庆堃思想混乱，这里只说三点——第一，他认为“在欧洲、印度、中国这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中，唯有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最为模糊”——直接丢掉了伊斯兰世界，这是作何道理呢？是吧伊斯兰并入了欧洲，还是把伊斯兰并入了印度？按照这种随心所欲地胡乱分类，何不把欧洲和印度归并一处，直接称之为“雅利安”更加妥当——而印度宗教与神话确实与前基督教的欧洲宗教与神话，属于同一系统！再说第二，人说“中国没有宗教”，指的是“中国没有国家宗教”，而不是指“中国没有民间宗教”。至于第三，

例如

早在1978年撰写的《衰退时期的思想丰碑——论〈周礼〉》一文中我就指出过了——

[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这一系列偶像，显示为古代中国的官方的而非民间的正神体系与自然宗教，是一种介于原始宗教与高级宗教之间的“国家宗教”，类似于希腊的城邦宗教或罗马的万神殿体系，即政治工具化了的官方宗教。这一宗教体系很少进入宗教学者的视野，更少被人深入研究，但却和儒学同样强有力地支配了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成了中国“政治智慧”的核心。可以设想，随着中外文化交往的加深，随着中国元气的恢复，这一体系可能以新的动力、新的方式，重新引起注意。

从历史演化的角度去观察，这种宗教遗绪可以一直下沿到明清皇室的“祀天”、“祭地”、“祭祖”等国“家”宗教的仪式活动。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太庙等就是作为它的历史遗迹存留下来的（甚至二十世纪末叶，北京还建造了一个“中华世纪坛”作为对上述各坛的仿造）。这种官方宗教在中国漫长的帝国时代（秦至清）中从未中断，只是在形态与仪式上，略有变化而已。

艺术与官方宗教的结合，也就是在巩固现存的统治秩序。《周礼》有关艺术与宗教关系的这段论述，正体现了一种刻入骨髓的官本位性格。在官本位看来，艺术与官方宗教结合，以加固正在统治着的秩序，乃是艺术最崇高的使命，也是最神圣甚至最真实的归宿。激动人心（因而控制人心）的政治教化，恰恰是艺术精神的巅极之境。]（参见1996年结集出版的《联想与印证——中国思想的理解过程》）

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很少被人纳入“宗教”的视野，不得不说属于“世人的眼盲”。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2007年6月1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杨庆堃。本书全面分析与阐述了中国宗教。这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全书对中国宗教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与阐述，详细考察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信仰，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和儒家学说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社会与宗教的整合状况。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宗教的比较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均可阅读。作者杨庆堃（C.K.Yang）（1911-1999），华裔美国社会学家、原籍广东南海。1932年获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193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3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任纽约商报编辑、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回国后，1948年起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并在广州近郊鹭江村从事农村社区的调查工作。1951年再度赴美，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1953年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197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社会学系。 

目录

序言：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

序言

作者自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家庭整合中的宗教

第三章 社会和经验之谈团体中的宗教

第四章 民间信仰的公众性

第五章 历史视角下中国宗教的政治作用

第六章 天命的运作

第七章 政治伦理信仰：“以神道设教”

第八章 国家对宗教的管理

第九章 宗教与政治反抗

第十章 儒学家说及其仪式中的宗教面向

第十一章 宗教和传统道德秩序

第十二章 中国社会中的分散性和制度性宗教

第十三章 宗教在1949年前中国社会中角色的变化

后记

参考文献

谢选骏指出：杨庆堃写的这部“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竟然对中国绵延三千年以上的“中国式的政教合一”的宗教，缺乏系统论述，而且还把它打入了“弥散性宗教”的“非制度”地狱，可谓抱残守缺矣。他哪里懂得，这才是中国社会最为制度化的宗教——虽然它是国教，而不是国民宗教。

网文《杨庆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报道：

杨庆堃先生（C.K.YANG. 1911—1999），原籍广东省南海，出生于一个鱼市富商家庭。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的儒家私塾教育。17岁时（1928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考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

1930年，费孝通先生由东吴大学转入燕京大学，自此开始了与杨先生的终生友谊。在此后的三年中，杨先生都与费先生同住一个宿舍。据费孝通先生回忆，他们二人志同道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即要在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上为人类作出贡献。1931年秋，燕大社会学系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帕克（Robert Park）教授到燕京大学授课，开设了“集合行为”和“社会研究方法”两门课程。其中，帕克在“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中所讲授的“社区”研究方法，对于杨先生与费先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1932年，杨庆堃先生获得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

自1933年开始，杨先生利用帕克所教授的“社区”研究方法，开始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所在地邹平进行社会调查，重点关注当地的市集系统，并于次年写成了硕士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同时，他还与吴文藻、费孝通先生一同翻译出版了《帕克社会学论文集》（燕京大学社会学会，1934年）。在翻译的过程中，正是杨先生与费先生一同确定了“社区”这一概念的译名。

硕士毕业后，杨先生赴美国留学，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39年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在杰克逊贸易区内作为社区代理的市场机构》 （Marketing Institutions In Jackson Trading Area As Agencies of Community）。

博士毕业后，杨庆堃先生在纽约《Chinese Journal》杂志社做编辑，开展对华人社区的犯罪与社会新闻的调查。1944年，他基于此前在山东邹平所做的调查，出版了《一个华北地区的市场经济：对邹平县定期市场的概要研究》（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 a Summary of a Study of Periodic Markets in Chowping Hsien, Shantung.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一书。该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公认是对区域市场一个开创性的研究。

1944至1948年间，杨先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任助教。随后于1948年回国，出任广东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广东岭南大学期间，杨先生开展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一是改进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内容。他指出基于西方事实的书本知识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有着重大差距，需要对社会学课程进行改良。他所确定的新社会学系课程体系包括有：“社会学原理、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问题、社会制度、家庭、初民社会、社会合作、都市社会学、人口问题、社会行政学、近代社会理论与立法、社会调查、社会个案工作、社会行政实习、儿童福利实习、儿童培养学、儿童行为指导”等。

另一方面，杨先生积极地发展社会实地研究和训练，设立了乡村实地研究中心（城市实地研究中心由于经费所缺暂缓设立）。在经过调查挑选之后，选取了岭南大学附近的鹭江村为研究站，率领学生开展了大量的社区调查与研究，为此还特意设立了高年级的 “社区专题研究”课程。在鹭江村的调查为杨先生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而带来的中美关系紧张，杨先生举家经香港辗转抵达美国。抵美后，杨先生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助理，随后于1953年转至匹兹堡大学任社会学系助教授，并于1958年升为教授。匹兹堡大学原是工科大学，杨先生在匹兹堡大学人文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有着卓越贡献。同时他长期致力于匹兹堡大学与香港和大陆学界的交流，因此于1981年获得匹兹堡大学“功勋教授”称号，并于同年荣誉退休。

在杨庆堃先生于美国的教学与研究期间，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数本著作。1953年，杨先生出版了对于新中国社会的著名研究，《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59年，又出版了该书的姐妹篇，《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共产主义转型初期的中国村庄）（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Technology Pre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这两本著名研究中，他大量基于此前在岭南大学任教时候所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家庭与乡村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同年，两书合并为《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家庭与村庄）（Cambridge, MA: M.I.T. Press.1959）一书出版。

1961年，杨庆堃先生出版了他最为重要的一部研究著作《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中文版由范丽珠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在该书之中，他针对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指出由于韦伯是以一种西方式组织化的宗教观（例如教会组织）来看待中国宗教，所以无法探查到中国宗教的真正特征。他指出在中国社会中，宗教是作为“分散性”宗教的一种形式被整合到世俗社会制度里。分散性宗教虽然不是独立性宗教，却也有结构性基础，其功能的实现是依托于诸如帝王体制和亲属系统这样的社会政治机构。中国正式组织性宗教不够强大，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功能价值或宗教结构体系的缺乏。杨先生的这一研究已经被公认为是对于中国宗教进行理论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1964年，他还为再版的马克思·韦伯《The Religion of China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ns H. Gerth，New York: Macmillan.1964）一书写了一篇长篇导论（中文版见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的附录，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成为理解韦伯中国研究的必读文献。

在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后，杨庆堃先生便一直致力于美国社会学与中国及其东亚地区社会学的交流。60年代之后，他利用教学的休假时间，对香港和等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学术访问，以推进东亚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他特别是重视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之间的交流，不仅接受和帮助多名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生到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还亲自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与主持科研，组织匹兹堡社会学教师到香港讲学，并于1968-1970年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1979年，中国社会学终于迎来了重建的机遇。当年，费孝通先生到美国领奖，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杨先生，便谈起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杨先生为费先生出主意，做了一个计划。第一步要培养一批能教社会学的人，将社会学重新办起来。而培养人的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借助杨先生在香港和美国打下的基础，一个是匹兹堡大学，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杨先生要用他在社会学方面的力量帮助中国的社会学继续下去，把社会学在中国的生命继续下去。

费先生回国之后，便开始筹办1980年和1981年的第一、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在这一过程中，杨庆堃先生借助他在美国岭南大学基金董事会中的影响力（他是董事之一），获得了基金会的资助，顺利地邀请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教师来北京授课，其中匹兹堡大学有杨庆堃先生自己和Hlozner教授，而香港中文大学则有李沛良和刘创楚两位教授。费孝通先生高度评价到，正是杨庆堃先生在美国和香港所打下的基础，成为促成在中国重建社会学的重要力量。

在推动中国社会学科的重建之外，杨庆堃先生还积极地参与了中山大学（原岭南大学并入其中）重建社会学系的工作。1982年，在杨先生的支持之下，中山大学也办了培养社会学师资的讲习班。并且在岭南基金的资助下，派送社会学系的毕业生与教师出国留学与交流。此后，杨先生作为客座教授，一直坚持对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指导。

1993年，杨庆堃先生与夫人带领全家人，游历了北京、广州等地，表达了他对父母之邦的无限眷恋。此行也成为了他对中国的最后告别。1999年1月，杨先生因病逝世，去世的时候要求亲属不要发布告，也不要抢救。费孝通先生对这位老友的想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文章中说到：“我明白他的想法，是社会学家深刻的对人生的一个看法。学社会学的人一定很明白，我们的生命同我们社会的生命是有一个区别的。我们一个人，人生在世最多活一百多年吧。在这一百多年里边所做的事情，它留在社会里边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传递下去，而且发扬光大。他叫我们注意，不要看他生物人的存在，不要看他生命的长短，我们要看他在这一生里边起的甚么作用，对社会作的甚么贡献。中国有一句老话讲立言、立功、立德，而他的一生对社会学的事业确是这样做了。”

谢选骏指出：杨庆堃虽然没有理解“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但却通过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理解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而且他身体力行了共产主义的理想，难怪共产党的走狗费孝通对他也是推崇备至。“文革”结束后，费孝通曾说：“我非常遗憾我从未达到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水平。我不愿为自己辩护，去指出我的限制是出于我不可避免的遭遇。我失去了20年(47岁到70岁，是23年)的专业生命，最好的年份，否则我可能做得好一些。”在我看来，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看到“中国式的政教合一”。杨庆堃、费孝通看不到这一点，都可以算是眼盲了。

【079、中国思想垄断的鼻祖】

《绝地天通，被隔断的上帝》（萧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2月1日）报道：

正在全球热映的李安电影，改编自加拿大作家Yann Martel的2002年度布克奖小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小说中有个情节，派(Pi)想同时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结果被他哥哥拉维嘲笑说：

“照你这个速度，如果你星期四去寺庙，星期五去清真寺，星期六去犹太教会堂，星期天去基督教堂，那么你只需要再皈依三个宗教，下半辈子就可以天天放假了。”

也许拉维没想过，对于派(Pi)来说，信奉七种宗教并非天方夜谭，当然不是为了过周末，而是说派(Pi)会认为值得信奉的宗教内核都一样，就是崇拜真神，所以他动辄提及那位杂糅各宗教的“甘地老爹”。

连派(Pi)这样的小朋友都意识到宗教虽有多种，但上帝（或叫做神也无妨）却只有一个，虽然他有很多名字。问题在于，世界史上各民族迄今尚未终结用杀人武器进行神学辩论的传统，参与者无一例外地认为唯有自己信仰的神才是唯一真神，双方并非为了信仰而战，而是借信仰之名，为了主宰对方的生活、剥夺对方的自由，为奴役而战。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嘲讽过这种战争：“为了达到普遍一致的崇拜，他们用刀剑互相残杀。他们创造上帝，互相挑战：‘丢掉你们的上帝，过来崇拜我们的上帝，不然就立刻要你们和你们上帝的命！’”

人和人之间为了向各自的上帝争宠，妄图踩着他人的尸骨走向信仰，这种争疯吃醋式的幼稚嫉妒发展出来的狂妄与不忍，仿佛是在巴别塔时代被上帝制止了联合激发了相残。这到底是因为上帝要惩罚人类，阻止其交流，还是要试探人类信仰的虔诚度？正如智慧果事件到底是上帝对人类自作聪明的惩罚，还是上帝对人类自由意志的鼓励，让人类在艰苦卓绝中接过他赐予的最宝贵礼物——自由？按一神教教义，上帝全知全能全善，那么他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只是为了他们及其后代人类从艰难生活的比较中了解并向往伊甸园之美好，不出伊甸园，身在福中难以知福；搅乱巴别塔建塔者的言语，也是希望人类更多能从内心深处寻求相互的理解与沟通，而不是有了点表面合作就狂妄到想一步登天。

也许上帝确然不可测度——这种测度在约伯那儿几乎已被穷尽，上述猜想在整个神学史上只算得黄口小儿的咿呀自语，然而，无论来自宗教或神话的隐喻性夸张，还是历史缝隙里的漏光，无论是因上帝掷骰子设局，还是人类自甘堕落，人神之隔并继而人际之隔一直是人类的基本事实。

20世纪中国史学界、神话学界以及天文学史界有个共同的显赫主题，就是关于“绝地天通”的研究。这个著名的故事最早记载于《尚书·吕刑》，《山海经·大荒西经》、《吕氏春秋》、《国语·楚语下》也有详略不一、大同小异的记载，说是黄帝时民神杂糅，神可以自由来到地上，人可以通过天梯昆仑山上天，蚩尤作乱殃及万民，以至于强欺弱、众凌寡，刑滥而屠戮无已。帝喾颛顼继位后，欲整秩序明法度，命其孙“重”以双手奋力托天上举，令其孙“黎”按地下压，天地于是远隔幽渺，昆仑天梯因此失效，天地间通道被隔断，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不得随便上天下地。“重”和“黎”并受命“掌天地四时，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絶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唐孔颖达语）即“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这是王夫之所谓“古之圣人，绝地天通以立经世之大法”的政教改革，开启了后世掌权者垄断祭天权、垄断神人一体的巫咸军政领袖地位、剥夺升斗小民信仰自由之先河，是李泽厚先生所谓中国巫史传统开启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及至西周天子行郊祭大礼前三天，百姓即不得进城，可见信仰早早的就从中国古人生活中被悄悄拆除。这一限制甚至消灭人民信仰自由的政教合一之改，与西元前14世纪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肯纳顿(Akhenaten)的一神教改革正好内容相反，而重要性则一也。

军政强人隔断神人关系，强行代理他人信仰，这种现象不独中国特有（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垄断神权，政教合一带来千年晦暗），但中国文化史另有特性。

与绝地天通同时，军政教领袖并神道设教，即《易·观卦》所谓“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巽上坤下的“观”卦，有观象台之卦象含义，“观”卦意指圣人通天地之超凡本领，圣人即军政教领袖、也是巫咸，“巫”字字形便是通天地之男女，通天地者谓之“巫”，巫圣合一。“圣人”神其术申其教，以怪力乱神慑服被统治者，这种神道设教便是韦伯支配社会学里所谓卡里斯玛型的统治方式。中国古代先民没有像北非、中东那样经历过一神教改革，包括氏族血缘崇拜、万物有灵论、自然神论信仰以及无所不在的低等巫术崇拜在内涣散的民间信仰，难以挣脱军政教合一的强力奴役。一失误千古，数千年来，这片通过生育和被征服扩张疆域的土地上，信仰的土壤一再被摊薄到几近于无的状态。不独天生异相、天赋异能、均贫富、不纳粮这些古代神道，天父天兄、共产主义、共同富裕这些现代神道，也照样可以在没有信仰的群氓中肆意驰骋，如入无脑之境。

历史仿如滔滔江河，涓涓细流的源头看似不起眼，任其恣肆，必致汪洋，浩淼入海，河道无可更易，强为之改，则白浪盈天、卷畜吞人，终是浩劫，这可能便是现代新解的“望洋兴叹”吧。

军政教领袖以神人异域、渎神、秩序等各种理由为借口，绝地天通、剥夺信仰自由甚至生命，古今中外皆然。《圣经·出埃及记》里摩西(Moses)率众屠杀偶像崇拜者，开辟了一条宗教不宽容与宗教战争的血路。取缔宗教自由、屠戮异教徒成为后世诸多军政教合一者的惯常做法，欧洲天主教在200年间发动了九次十字军东征，阿拉伯帝国征讨印度及南亚而致11世纪印度的佛教徒几乎被屠杀殆尽，近代天主教对新教的迫害，现代纳粹对尤太人的大屠杀，苏共和中共对所有宗教信徒的迫害——包括十多年来对中国大陆法轮功信徒、家庭教会的迫害……这一切都是古代绝地天通的现代翻版、当代继续。 

提及绝地天通的每一种中国古代典籍，都异口同声咒骂蚩尤或苗民作乱邪恶，伟大光荣正确的英明领袖帝喾颛顼，铁腕钢拳，雷霆整顿，“法轮功”于是败绩偃服，人民于是拍手称快。这是中国官修正史的经典写法，成王败寇无廉耻，除了掩盖罪恶、粉饰太平，还顺理成章地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落井下石，在活埋他们的坟头上遍洒诽谤的粪水。这些恶臭的毒素并因此一代代侵入人们大脑，最终这个如此古老的族群在这巫史传统中只学会崇拜强权，从而丧失了正常的是非、黑白判断力，历史的耻辱柱本身成了历史的耻辱。

信仰，尤其宗教信仰是信仰自由的根本，而信仰自由是自由的根本。犹太神学家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曾用大卫星勾勒出世上最重要的三组关系：神、人、世界的信仰、爱、救赎关系，没有了神人之间的信仰与被爱关系，人际爱的关系、人与世界的救赎关系都将变得脆弱，充满诡谲的危险，甚至完全无法确立。黑格尔谈及中国历史时曾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这不正是绝地天通之后中国神人、人际、人与世界关系的缩影吗？受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影响，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确立了更为简易的对话关系法则：“我与你”(I and Thou)，用这样一对一方式确立的各种关系中，神人关系依然处于首要的基础地位，是其他关系得以确立的前提。

作为超越理性范畴的信仰本身，无法用理性讨论穷尽其根本，探讨甚或质疑宗教信仰的预设没有任何意义，如德尔图良(Tertullianus)说“因为荒谬，我才信仰”。宗教生活的本意，或许是如撒母耳.科亨(Samuel S. Cohon)所谓一种生活之道，它帮助人们提高生活的灵性，引导人们追求圣洁——虽然不可能真的达到圣洁，但没有这种向上的强烈愿望，人将直堕污秽。

“听了这个故事，你会相信上帝”，这是Yann Martel在Life of Pi中屡屡强调的。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句话源于派(Pi)和一只老虎一起海上漂流半年这样的奇迹；而对另外的人来说，上帝是人灵魂的唯一救赎，如果绝地天通，人将何为？

谢选骏指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小说中的主人公“Pi”，实在不能翻译成“派”，而应该翻译成为“屁”——《纽约时报》名气很大，但对中国事务往往不甚了了。例如它对“绝地天通”的解释可以说是“1P不通”。对此话题，谢选骏在《神话与民族精神》（1986——2015年）中有两处提到了“怪物韩流的儿子颛顼大帝”——

（一）[现在，我们回到“韩流”神上来。他为什么消匿在历史化过程中？而他的神圣血缘线索的上端（黄帝、昌意）及下端（颛顼及其后代，详下）又何以能转换为古史“人物”？最大的可能是，韩流自身的某些特点不利于历史化运动对他的“改造”。故历史神话（古史传说）因难以容纳他而只好予以淘汰。我们认为，是韩流神过分鲜明的动物特征构成了这一阻力。请看他的“尊容”：长脖子、小耳朵、人脸猪嘴、麒麟身子却由两条骈生的猪脚支撑着……而那些顺利转换为古史人物的神，虽不乏有关他们动物神痕迹的种种报导，却很少有如此明确和集中的描述。如炎帝、黄帝、太昊、颛顼、尧、舜、禹等动物神就是如此被隐瞒了“出身不好”的真相。夔也许是个例外？他是进入古史传说系列并成为掌管音乐的官僚的最著名的动物神，即便进入之后，他身上的动物遗迹依然存在，即“夔一足”。但夔与韩流本质不同，他并非“帝系”这么高层次的“皇族干部”，只是一个早期的自然之神，作为区域性的雷神，他的特长仅仅“声闻五百里”而已。即使作为晚期的臣属，一只脚的夔也并非圣王史观的主干。

在原始宗教中，盛行动物崇拜，因而一个神的动物形体，象征着他超人的品质与能力，而并不是真正的出身不好。就像“解放以后”的政治贱民在“解放以前”其实多是社会精英。是革命造成了价值观的颠倒，因此关于韩流神的描述恰恰说明了他好得不同凡响而不是坏得不入流。在《山海经》中，对韩流神动物特征的这番描绘是“特殊照顾”，是为了突出他的儿子、帝颛顼的神圣性。颛顼为整顿宇宙秩序、确立天地分层的长久之计──“乃命重黎，绝地天通”，断阻神人自由交往，建立了以北斗为中枢的天体秩序：“日月星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颛顼充满神力，经常巡游自己的广袤领地：“乘龙而至四海。”这样的大神，有韩流那样的“神圣动物父亲”，才是合乎情理的。但在历史化的帝系中，颛顼的幸运，恰恰是韩流的不幸──韩流过度鲜明、集中的动物神特征，妨碍他顺理成章地化为古帝王。

韩流神在历史大转换中遇到的麻烦并不孤立，它广泛存在于先秦神界。其结果，使得大批动物特征显著的神，难以进入历史神话的庙堂，只得带着浓郁的原始气息，徘徊于荒郊野岭的洞穴，不再能够得到“政府的祭祀”。尤其是《山海经》中大量出现的自然之神，多被古史系列摒弃，就像欧洲基督教化以后，希腊北欧诸神都沦为孤魂野鬼。如主司昼夜与四季变化的大神烛龙，形象人面蛇身而赤，直目（竖眼）正乘（方眼框）。而号称“水伯”管理天下水国的大神天吴，则是“八首十面、虎身十尾”的模样。其他如时令神陆吾、玉神泰逢、沼泽神相柳、沙漠神长乘等等，莫不因动物性过强而被埋没、排挤于“怪力乱神”文化底层，被文明世界彻底地边缘化。

历史神话与宗教形式的脱离，造成了中国古代神话的“断裂”──断裂为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而不像希腊北欧神话中的诸神，出了极其个别“改造好的”，可以升格为圣徒或是天使以外，其余绝大部分被完全打入巫婆神汉的世界。中国的“帝系”即古史神话传说的核心，已是人化的“帝王”，它不像以宗教神话为主流的“神系”（希腊北欧）那样善于包容各种较原始的神，并通过神界范围内的重新序位，使众神一起进入大一统的“神系”。如，希腊神系对较古老的提坦巨人族和更古老的怪物神族，即是如此兼容并蓄的。但中国帝王的“人格”，却失去了天神神格的超自然性质。因而，如按一般神话学分类法，不得不把历史神话即“古史传说”，从“中国神话”中分离出去。这样一来，历史化的“底层”或“边缘”层次，作为中国现存神话的主体，就显得格外零散、模糊。在政治上，中国的理想伦理所要求的那种完人，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神，结果闹出了关帝爷、岳武穆这样的人而神化者。

就这样，中国宗教神话终于没有获得中国文化圈（如“希腊世界”）的大范围内的主流地位。这里的“共同体”，是指春秋之前的“诸夏”世界而言──它业已形成了类似希腊—罗马世界、苏美尔─巴比伦世界、雅利安世界（印度─波斯）、上下埃及世界那样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伟大与夸张的报应》）

（二）

[在体系神话的构造中，“神”与“人”之间的鸿沟，比原始神话更扩大了，“距离感”与日俱增。神性，作为人性的升华──在体系神话中体现着、奔腾着两种相反的运动：

（1）神日益脱离非人形态及原始神秘气质，一步步地“走向”人类、“皈依”人类，以致不断人形化、人性化。“人的要素”随着神性的开化而水涨船高。

（2）神又日益“远离人类”。在远古，人神之间自由往来，无有阻隔。世界各民族的“天梯”（a ladder heaven）神话无不传颂说：人类可以通过天梯攀援而上，直达众神的居所，那里是人可企及的乐园……如《圣经创世记》所载，“雅各（Jacob）出了别是巴（Beersheba），向哈兰（Haran）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Abraham）的神，也是以撒（Isaac）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天梯的种类繁多：有山，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Olympus），中国神话中的昆仑山，印度神话中的喜玛拉雅山，印加神话中的安第斯山，希伯莱神话中的锡安（Zion）山等。有树木，如古代汉语典籍神话中位于“天地之中”、众神可以沿着它而上下往来的“建木”。有其他植物，如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马桑树”。还有人造建筑，如“塔”。希伯莱《创世记》上所载的更早的（前希伯莱时代）“巴别塔”（Babel）神话说，人类在洪水过后，齐心协力筑造一座“通天之塔”，上帝认为这是僭妄，终于“变乱人们的语言”，使造塔的伟业付诸东流。巴别塔（Babel），即“人造天梯”。希罗多德也记载过巴别比塔。他在公元前460年游览巴比伦城时，曾见到已经荒废的通天塔。按他的描述，这是一座实心的主塔，高约二百米，共有八层，外面有螺旋形通道绕塔而上，直达塔顶。塔基每边约九十米，高度也是九十米左右。塔上还有一座神庙，里面有精致的大睡椅，和一张金桌子。

1899年，德国考古学家发掘巴比伦遗址，真的挖到了一座巨大塔基，造在一个凹地里，据测量，塔基每边长87.78米，塔与神庙总的高度也是87.78米，共有七层，第一层高32.19米，第二层高17.56米，第三、四、五、六各层均高5.85米。据测算，最上层的神庙高度14.63米，墙壁包有金箔，饰以淡蓝色的釉砖。该塔建造时共用五千八百万块砖，可以俯视周围全部地区。有人认为，这就是希罗多德笔下的巴别塔。

随着文明的步伐，童年的梦消逝了。文明与野蛮日趋扩延的鸿沟，终使人们突然发现“天梯”本属子虚！“天”与“地”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距离。距离感成为原始先民的基本感情之一。他们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心中充满了虔诚的自罪感，充满了借助异物（偶像）使己升腾、净化的希望。

神及其神话的这种既“向人回归”、又“远离人类而去”的复杂运动，包含着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但却是真实的。它的真实性在于：记录了人类精神进化的双向性质，既有所“得”，又有所“失”。有了“牺牲”，才有“弥补”。神及神话的“向人回归”，并不是回归到实存的人、生物的人、自然的人，而是要回归到理想的人、灵魂的人、文化的人……。受平凡的人们崇拜的动物形态的古神们，并非降回到他们的崇拜者（平凡的人们）的生存状态，而是飞速越过这些“凡尘”──甚至连短暂的停留都没有──超升到明净而虚渺的苍穹，成为远远高于人类实际境况的理想化身。

神性（Divinity），是人性高度“蒸馏”后的纯净产物。它被赋予一尘不染、永恒长在的性质。一切神话中的“神性”，无不具有人类“可望而不可及”的蕴涵。它凝聚着人的理想，但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这是“天梯”断绝之后出现的新事物。文明不断分化，向四周的原始空间和野蛮地带辐射着它的淡淡光辉。神也不断高迁，向尘世的苦难和无告的受压迫者，举行一次次的告别仪式……凡人终于无法直面天神、更无法对等地交往。天与地永远地分开了。“天梯”，终于断绝了。

神，被升腾到苍穹里去的直接后果，是他不再属于全体凡人。在理论上他仍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不分畛域地普渡众生。但在实践上，他的性质已超升到常人智解的领域之外，成为只被神秘的直觉所信仰、被肃穆的礼仪所固守并祀拜的对象。他远离了人类，远离了大众，远离了世俗的情感。他越来越“孤僻”──只有“少数灵魂”能“理解他”，他则选择了寥寥无几的优秀分子做自己的传播物和扬声器。这时，沟通神人间的交往渠道，叙述玄妙曲折的“种的故事”就成为一项艰巨而又神圣的任务。

在实践上，这导致巫师（Wizard）的产生。巫师（Wizard）主持象征着神人交往的仪式（如降神或跳神等），而萨满教法师（Shaman）则是比较著名的和典型的。萨满教由东胡（通古斯）语族各部落的巫师名叫“萨满”而得名，萨满教现今在西伯利亚、美洲、南非和亚洲的某些地区仍然流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达斡尔族、赫哲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中也有传统。萨满教认为宇宙万物、人世祸福皆由神鬼主宰，神灵赐福，鬼魔布祸；而氏族的萨满神为了保护族人，在氏族内选派自己的代理人叫做萨满（Shaman），萨满是调解人，他居间调解人与超自然的关系，他前往鬼神世界进行协商，从而修复被破坏的和谐，或解除魔法。萨满探寻各种意识紊乱状态，例如中邪、幻觉、精神恍惚等等。据说，当萨满进入鬼神附身状态时，他的灵魂就飘游于一个超自然的、住满了神话人物、动物、人或怪物的世界。他试图求得他们的帮助以驱邪治病，求雨抗旱，确保狩猎的成功等等。

萨满们服用某种能引起幻觉的麻醉品，在重复的鼓声、节奏的歌声、紊乱的感觉以及饥饿、寒冷、疼痛的作用下，进入幻觉状态的萨满渐渐离开现实世界。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成片的点、之字形曲线、网状线、曲线、直线，这有点像有人偏头痛发作时所见。信奉萨满教的北美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印第安人认为，那些“之字形”会变成“响尾蛇”，而哥伦比亚（Colombia）的印第安人则能从中看到银河。

所谓仪式，无不含有宗教的祈求的意味，并不限于严格意义的宗教仪式。仪式的这种祈求意味，一直到现代社会生活中都有深刻、隐藏的表现。在原始的宗教生活中，巫师表现着象征神能、魔力的神话，有语言的，有舞蹈的，有手势的还有绘画的形式。巫师通过神话去“代神行事”。

然而，人们并不满足于实践中的巫师，人们进一步向往趋于更高理想的“巫师”。但任何实践中的巫师都是人，是人，就得过人的生活；而过人的生活就必然受到人的弱点的局限，即使是再伟大的巫师，也不可能全然摆脱自己的个体因素去“代神行事”……但是生命意识强烈的人们却需要不受个体因素左右、超脱世俗生活的“灵媒”，一个神人之间纯然精神化的中介。

这种需要促使“上帝之子”诞生。上帝之子，实际上是“理念化了的巫师”，是神与人的中介中保。人们用理想中的上帝之子，去替换褪了色的实存的巫师；用动情的想象，去弥补乏味的生活。

各民族神话意识中的“上帝之子”，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人的理想。尽管他披上了神化的时代装饰，内里却隐含着克服现实生活窒息状况、登达彼岸的深切希望。上帝之子，是被压迫者藉以超渡尘世的苦海、抵达“上帝乐园”的理念化的“方舟”──是人达到理想神性的精神天梯。

远古朴素的物质天梯崩溃了，上帝派下天神“绝地天通”，使“神人分列，不得杂糅”……（见《尚书·吕刑》篇）这实际上是人类的分化、社会的等级在神话里留下的踪迹。而勾联天地、神人的“天梯”，则是对社会混沌状况象征性的回忆。神人之间距离的扩展“神”意欲独占优越的地位，使“人”永远卑下。但人却不甘寂寞，他们渴望打破这种隔离，渴望和神交往，渴望消除自己身上的劣根性，使自己上升为神，或与神并驾齐驱……

理念的精神“天梯”──“上帝之子”应运而生了。不是实存，而是心灵的台阶──是神话意识中的理想人物。人们凭着他不断实现自我的升华，在精神的亢奋中几近于神。“上帝之子”虽然不能够通过物质的天梯（a ladder heaven）自由降临人间，却可以顺着精神的天梯下达到人类的心灵深处。他以此为受到“新秩序”剥削奴役的人们弥补那朴素天梯的毁灭所留下的一片空虚。神话意识的理想人物，是神话意识的归宿。也是临近文明的人类所创造的第一批“艺术形象”。]（《三种人格化的理想——1，天梯─巫师─上帝之子》）

另外，谢选骏在《天子七书》中这样触及了绝地天通——

（一）他的精力太充沛，他的想象太雄奇，于是他从模仿的境地升腾，现形为不知疲倦的造物主。

[注：他不满足于，做一个崇拜者。对于他，崇拜是一场演习、熏陶，一个即兴的野游、无伤大雅的调侃，但并不是归宿。他果真坚强吗？他的坚强，源自忍无可忍的反抗。义无反顾的的铁骨铮铮，不足以追击他的顽冥。理性他于无碍！恐惧与他无缘！“脚立大地”与“头立大地”皆非所愿，只有“心立于地”，庶几近之。他把“绝地天通”（古代神明的分割天地、创始万物）的心，作为世界的始点与支点。]（二七章）

（二）

荒山之巅兀立一只枯鹰，他似乎已经石化，历经一个又一个冰川的刻蚀，一波又一波春潮的奔袭……他依然兀立。满寒空的乌云迷雾，掩映他，陪伴他渡过漫长而无聊的时分。他用冷漠而迟钝的心，抵御侵扰；因为他另有一颗热烈而敏锐的心，知道时间是不会石化的。千年的古松，枯了又荣了，万代的流水，满了又干了；一个个物势崛起又陨灭了，一面面世界之镜破碎又重圆了……只有他依然兀立。

[注：他何时再度飞腾？展开那蔽日的翅翼，再去撕食生机勃勃的被猎物。落寞的盘踞，是天穹与人世的中枢。孤寂的绝顶，使他知道落落大方的合义和无动于衷的底气。因为从此不再有什么能伤害他；正如不再有什么能帮助他。他已经超然，在痛苦与幸福的彼岸。孤傲的意韵，充斥他的胸襟；孤清的气场，攫获了他的心灵：距离感使他年轻，虎虎生气沸腾在天地之间……这无形的气，乃是重神与黎神的本原：重与黎，分离天地（“绝地天通”），在混沌的窒息中，激起无比的活力。他也是如此仿佛在情境与心肠中转移，多么神速！他跳跃、奔腾，生命不再是负累，而是鼓之舞之的欢快泉！心灵的舞蹈，精神的乐曲，把一切派生物，还原为奴性的质地！淋漓尽致的舞蹈，直到世界变得面目全非；泼洒自如的乐曲，直到阴阳互易：从硬的变成软的，从冷的变成热的──赞美你，全身全心的乾元。]（三九章）

最近，吾兄谢遐龄给我信说——

選駿：顓頊絕地天通吾有一新解。我認為這是禁止民眾祭天。祭祖一事，蓋舊石器時代已興。後不知何時祭祖時並祭天。《孝經》贊周公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此語現有學者解釋為周公行宗教革命]祭祖並祭天，大孝。然而唯有受命天子可行。何時禁民人行此？吾斷以顓頊。故曰：絕地天通，說成宗教革命未必妥當，實乃收祭天之權，從而國家誕生焉。此後方可用宗教一詞。國家、宗教同時出現。宗教革命一語，須有宗教之後方可用。故曰：顓頊絕地天通為宗教革命，不通。絕地天通是國家誕生、出現的分界線。淺見與汝共享。請教！兄遐

谢选骏指出：谢遐龄研究“中国国家宗教”等系列问题，甚为深入，创意迭出。我认为他有关“顓頊絕地天通，這是禁止民眾祭天”的明确论述，确实未见于前人和今人。这就突出了“怪物韩流的儿子颛顼大帝”作为“中国思想垄断的鼻祖”的历史地位，这就超过了曾经有人把“颛顼”谐音解读为“专政”的解读——

《颛顼和欧西里斯》（方哲 博文2015-02-17）报道：

颛顼（音专虚），是中国上古时代五帝之一。现在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不知道怎么读他的名字，因为颛顼这两个字已经很少使用。古人使用的词语“颛政”、“颛权”现在也己经被写成了“专政”、“专权”。多数普通人也不知道颛顼作为统治者有什么政绩。也许这些流传下来的词语可以给我们一点暗示。

在历代的书籍里记载人死而复生的事例少之又少。颛顼即是其中之一。《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 颛顼死即复苏”。我所知道的类似情形，也只有基督教的耶稣和在古埃及的Osiris（欧西里斯）。

本文试图把中国的颛顼和和古埃及的Osiris做一些对比。下图左上角给出了颛顼两个字的古老的写法，分别是篆体和金文。这两个字里都有一只鸟。除了一只鸟之外，颛字的左边像一个人站立在那里，顼字的左边是王—表示颛顼作为王者的地位。下图的左下角是颛字的左边和Osiris站立的图像。按现在的写法，颛字左边是上“山”下“而”。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篆体中这个“山”是倾斜的。无独有偶，图中Osiris的王冠也是倾斜的。在古埃及最常见的王冠有上埃及的白冠、下埃及的红冠、和上下埃及统一后的双冠。Osiris所戴的王冠叫Atef。这种王冠是Osiris的标志。它有三部分组成：中间的白冠和旁边的两根羽毛（见下图右上角）。颛字里倾斜的“山”也有三条部分指向斜上方的直线。那么颛字是不是在表示一个站立的人戴着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斜向上的帽子呢？

另外，Osiris在古埃及被认为是冥神，掌管地狱。在《礼记．月令》中有句子说“其帝颛顼，其神玄冥”。这把颛顼和“玄冥”联系在一起。在中文里“冥”的意思之一就是指地狱。还有，上图中Osiris拿的手仗，被认为是为牧羊之用。Osiris也被称为牧羊之神。颛顼则被称作高阳氏。网上也有人认为高阳最初的写法是高羊。

上图的右下角据认为是Osiris和他妻子Isis的雕像。他们有一个孩子叫Horus（荷鲁斯），是古埃及大名鼎鼎的太阳神（见下图下部）— 把统治者比喻成太阳是自古至今各个国家乐此不疲的做法。Horus通常以鸟的形象出现，也是古埃及历朝历代王廷的保护神。以至于各代法老都有一个荷鲁斯名字。在中国古代帝王的名字里，鸟也频频出现，如颛顼二字里就各有一只鸟。《山海经》中有多处关于颛顼之子的记载。《竹书纪年》中也记有“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是维若阳”的意思很难理解。“若阳”的意思可以认为是“像太阳”。下图上部给出了“是维若阳”的金文写法。 中文的“阳”字里也有一只鸟，古代称为金乌（金色的乌鸦）。“是维”的意思不确定，仅从字面上，可以认作“叫维”。而“维”字里也有一只鸟。另外还有两个圈和一个十字—它只比古埃及最著名的生命之符Ankh（见下图）多一个圈而已。“维”字和荷鲁斯的形象也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初步确定颛顼的儿子和Osiris的儿子都被认作“像太阳”（即“若阳”）。

中国的颛顼和古埃及的Osiris，颇有一些共通之处：他们都死而复生，其形象都是站立戴着倾斜的帽子的人，都和“冥”有联系，他们的儿子都“像太阳”。从概率学上讲，他们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文化里的传说。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说了[古人使用的词语“颛政”、“颛权”现在也己经被写成了“专政”、“专权”]；但是，“禁止民眾祭天”显然超出了“专政”的范围，而达到了“思想垄断”的领域。所以称颛顼为“中国思想垄断的鼻祖”，良有以也。这是我对谢遐龄的解读。

[1975年我着手写《老子注》的时候，受到其中“君主论”的影响，很想写一篇《理想的颛顼》用来表现阐释“功成弗居”、“功成身退”的理想。在我看来，“理想的颛顼”体现了“君主的美德”，区别于毛泽东的“全面专政”。具有美德的君主，不仅受到习惯与法律的约束，而且受到宗教与哲学的约束。1975年那时，我刚二十出头，少不更事，但已经懂得列出以下提纲：《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世界统治》、《君主的兴起》、《君主的理想》、《君主的信仰》、《君主的信誉》、《君主的热诚》、《君主的性格》、《君主的风度》、《君主的美德》、《君主的教养》、《君主的克己》、《君主的倡导》、《君主的关怀》、《君主的利益》、《君主的施政》、《君主的守法》、《君主的权谋》、《君主的勇敢》、《君主的率军》、《君主的手段》、《君主的家人》、《君主的助手》、《君主的兴趣》、《君主的娱乐》、《君主的隐退》、《君主的号召》、《君主的责罚》。（新王国——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 New Kingdom——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Which I Exist,2015年）]

显然，谢选骏1975年对颛顼的解读是基于“现代化的理想”，谢遐龄2020年对颛顼的解释是基于“古宗教的分析”。综合起来看，也许正因为“顓頊絕地天通，這是禁止民眾祭天”，所以“怪物韩流的儿子”，才能顺利转型为“颛顼大帝”。

【080、中国特有的创新并非中国特有的创新】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些绕，但事实就是事实。

《汽车在中国城市称王称霸 后患无穷》（2017-06-18 09:11:25法广）报道说：

汽车在中国人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但是，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指出，汽车堪称在中国的城市中称王称霸,而这种设计正在缓慢地导致人们死亡。 他强调的是，城市建设应当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车为本。

施贺德6月16日在联合国新闻发文指出，中国许多城市目前从功能上来看为汽车设计的，而非为人设计，汽车堪称在中国的城市中称王称霸。

他举例说，宽阔的马路，宽到让行人难以在一次绿灯的时间内通过；日益增多的城市环路将原本的邻里社区分隔开；道路不设自行车道；人行道上停满汽车；越来越多的水泥和金属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分隔开。

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接近十亿。作者认为，目前城市的设计和建设，给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带来了特殊的风险。中国目前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肺癌等生活方式相关疾病高发，而如何设计环境对中国能否应对上述疾病有着重要影响。

作者指出，中国许多地方都在呼吸着高度污染的空气，空气污染导致的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占中国每年GDP的3%-6%。除去污染，上班或上学的往返路 程也存在健康风险。中国每年约有26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其中半数以上为行人、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等道路使用者中的弱势群体。道路的设计缺乏对骑 车人或行人的保护。

城市道路拥挤不堪，而不安全驾驶、道路拥堵、路怒症和自我中心的心态更是形成了一种致命的组合。我们常常看到面对推着婴儿车过马路的母亲或者骑车人，汽车不是减速让行，而是按喇叭，甚至碰到行人。

作者认为中国需要有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比如规划自行车道，建设步行商业中心，让人们可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购物或吃饭。增加社会凝聚力的城市设计，让老人能够颐养天年，为社区提供活动中心、体育设施和公园，并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公平和社交孤独问题等。

不过，作者认为共享单车革命是中国特有的创新，这一创新正在改变着人们在城市中通勤和移动的方式，既有利于健康，又有利于环境。

谢选骏指出：“作者认为共享单车革命是中国特有的创新”，确实是一个谎言。因为，共享单车十几年以前就出现了，“中欧商业评论”（2017-06-02）指出：

放眼世界，原来这两年在国内大火的共享单车模式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中国2016年共享出行市场规模达到700亿元，资本追捧的共享单车，谁会最后胜出？ 

共享单车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6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就推出了政府主导的免费自行车，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摩拜单车，已属于第四代共享单车的范畴，其最初形式在2005年的匈牙利出现。据统计到2015年，世界各地有超过650个城市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共享单车服务。

四代共享单车模式演化

第一代共享单车起源于1965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使用的是普通自行车，为纯政府公益项目，免费供市民使用，不设固定站点，随用随还。

第二代共享单车于199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推出，为定制车辆，设有固定的桩式站点，使用时需投入一枚硬币解锁，免费使用，车辆可归还到任意站点，归还后退回硬币。

仅在3年以后，法国雷恩就出现了第三代共享单车。该类型的单车仍然采用定制化设计的车辆，设有固定的桩式站点，使用智能卡（需提供个人信息注册）取车，前30分钟免费使用，超出时间收取少量费用。

第四代共享单车于2005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首先投入运营，采用定制车辆，内置GPS、智能锁等电子设备，无固定车桩，用户在手机端安装App可以搜索到附近的车辆，随用随还，收取少量的使用费。分享推广App的用户，可以获得少许现金奖励。

从四代共享单车的演化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商业逻辑的变化。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共享单车由政府主导的纯公益市政项目，转变为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商业项目。

最初引入商业公司的目的是，共享单车投放后，后续的维护成本对政府财政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完全免费的运营模式，无法支撑项目的持续运营。因此，第二代共享单车就引入了车身广告的形式以获取收入。车辆的使用依然偏重公益性，采取免费的形式。

之后第三代和第四代共享单车开始将身份验证和付费使用引入其商业模式之中。身份验证需要用户提供身份信息或缴纳较高额度的押金，这较为有效地避免了用户的道德风险。第四代系统采用智能App进行身份验证，还可以与征信系统相连接，为高信用客户提供免除押金服务，带来差异化的用户体验。同时移动互联时代，拥有用户信息带来的数据积累，为共享单车运营公司带来移动消费入口的机遇。

在智能卡和App投入使用之后，就可以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时间、运行里程进行精确的记录，收费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表1列举了主要共享单车投放城市的押金和收费标准。目前主要的收费形式为按照时间收费，且分为多个价格阶梯。总的收费逻辑是在保持一定商业利润的同时兼顾公益性。

例如，以下四个城市的共享单车在最初的30分钟内均提供免费的服务，其后的使用费用，采用阶梯定价，使用时长越长，边际费率越高。这使得企业能够从重度使用者处获得足够的利润；较高的边际费率也避免了共享单车被个人长时间占用，影响其公益性。

共享单车的升级演变，还表现了明显的技术升级特征。除了第一代单车采用普通的家用单车外，其后每一代单车都是定制开发的车辆。到第四代共享单车，GPS系统、电子围栏、太阳能发电装置、智能车锁已是标准配置，单车再次脱离固定式的车桩，回归到随用随还的形式。而采用普通车辆，试图以低价占领市场的商业模式，在国外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

如何理解“最后一公里”

尽管已有的实证分析显示，共享单车企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但如果漫无目的地大量投放，不但会为企业带来沉重的运营成本，还会为城市带来新的交通拥堵、占道、违规停放等问题。

从图1来看，共享单车主要解决城区内市民临时短途出行，一般常识上的理解是休闲骑行，或者接驳地铁、公交站点与工作单位或住宅小区的通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最后一公里”范围。

对于“最后一公里”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单车投放策略。在国外共享单车基本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辅助工具，投放的数量主要参考城市人口和城区面积。

如图2所示，纽约和伦敦城市人口、城市面积相近，投放数量也基本保持线性关系。简单的使用相关系数分析，单车投放量与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79，与城市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19。可见人口因素远比城市面积对共享单车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共享单车主要满足短途出行，即便是中小型的城市，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共享单车的使用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而地广人稀的大城市，人们的交通出行距离较远，则有可能选择公交、地铁等交通工具。

但在我国，共享单车企业似乎不仅仅将其是做城市辅助出行的工具。如人口2 300万人左右的上海，2016年底共享单车投放量超过45万辆；2100万人的北京，共享单车的投放量也超过10万辆。投放数量的增加远远大于人口和面积的增加。

共享单车投放量的差异，是源于我国用户和西方用户使用习惯或社会环境不同？法国学者Tien Dung Tran等人以里昂共享单车为研究对象，在2015年发表的研究论文《Modeling bike sharing system using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中指出，在里昂共享单车与城市交通系统的接驳中，仅有火车站与共享单车存在显著性关系，公交、地铁站点，并不存在显著性。这可能与里昂城市规模较小（较小是与中国城市相比，在欧洲里昂属于大城市），城市公交系统发达有关。

在使用方式和时间上，早上共享单车的使用频率较低，主要集中在上班早高峰。下午共享单车的使用频率开始提升，主要集中在休闲使用上，其中影院和餐厅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短途旅游也是一个显著的相关性因素，流经里昂的罗纳河附近，也分布着大量共享单车。另外研究发现，车辆密度提高会带来使用量的提升，并具有显著性。这说明适度提高车辆的供给数量，可以挖掘潜在的使用需求。

法国里昂的人口和城市规模在放在中国城市中，与省会城市或发达地级市的情况有些类似，在这些城市共享单车的投放，可以参考该研究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策略。

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情况，国外的研究成果较少。2016年清华大学研究员杨新苗及其合作者 Andrew A. Campbell等人对北京共享单车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共享单车在北京与里昂的使用情况存在很大不同。

首先，共享单车作为公交接驳工具发挥了显著作用。除了与常见的公交、地铁接驳外，很多人将共享单车作为出租车的接驳工具。这可能与北京城市较大，且布局较为集中有关。较为偏远的地区很难等到出租车；而人口稠密的办公区、大型居民小区、高铁站、机场等地区，尽管出租车供给量较大，但对于集中出行的居民而言，仍然供不应求。因此使用共享单车驶入较为容易等到出租车的区域再打车，是一种便捷的方式。

在共享单车的使用人群上，北京和里昂表现出一致性，白领和学生是最主要的使用群体。与法国学者的研究不同，北京的温度和空气质量对共享单车的使用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冬季北京会出现严重的雾霾，公众已被教育在雾霾天减少室外活动，自然降低了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另外北京夏天常出现35℃以上的高温天气，户外活动已感到身体不适。而里昂夏季高温也在大多属于20多度的天气，尚处于适宜室外活动的范围。同时两地的研究都发现，低温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影响不大。

在出行距离上，共享单车有约90%的用户集中在0~5公里的骑行距离内。这个距离也是很多公共交通所覆盖的范围。因此共享单车不但是公共交通的补充，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竞争者的角色。

所以研究者建议，在交通密度较高的商务CBD地区，共享单车可能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出行模式。相反娱乐休闲、骑行健身、开放式景点、高校周边是潜力较大的使用区域，可以适当加大投放量，以高密度激发潜在使用需求。

中国共享单车未来何去何从？

根据速途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共享单车的投放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国内呈现垄断竞争格局。

截至2017年一季度，摩拜单车投放国内52个城市，365万辆单车；ofo单车投放国内46个城市，250万辆单车。从手机App的下载统计量看，摩拜单车下载量约为5 719万次，ofo下载量为3 303万次。下载量可能存在手机重置系统造成的重复统计，如果以10%的重复量计算，摩拜单车的下载量也达到5147万次，如果以每个App收取300元的押金计算，摩拜单车的押金沉淀有154亿元。其他共享单车或多或少也采取押金的形式，如此估算下来，押金是现阶段共享单车的主要收益形式。

但该形式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央行对第三方准备金的管理呈现加强的趋势，未来可能会影响到共享单车的收益。同时ofo等单车与芝麻信用合作，对高信用评分的客户，免受押金，可能引发一轮押金的价格战，进一步影响盈利水平。

从收费形式看，我国共享单车大多采用单一费率，费用在0.5元~1元之间，与国际流行的阶梯费率相比，单价较低（尤其对于重度使用者而言）。如果参考滴滴出行和优步的经验，在培养出用户习惯之后，共享单车有一定的费率提升空间，可能会为企业带来盈利的增长。

从App商业模式看。国外线下支付、电商类的App较少。而中国阿里和腾讯在智能手机电商和支付App的研发和应用上，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共享单车多数与阿里和腾讯有资本联系，App之间如果能实现互通数据，可以带来丰富的业务想象空间，这也是中国共享单车最富魅力之处，很有可能造就新的风口。

从宏观经济因素看，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的规模，是支撑共享单车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世界其他地区共享单车企业没有成为独角兽，可能与其人口基数较少，市场空间有限有关。我国人口总数世界第一，为共享单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基础。此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人口规模在未来几年，将会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将是共享单车成长的重要风口。

从行业经济属性看，共享的单车所有权并没有共享，依然由共享单车公司所有，并承担维护、折旧的费用，这使得该行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行业壁垒一旦形成，新进入者将很难打破。另外，共享单车需要配合采用手机App使用，App属于网络经济，其扩张的边际成本极低，行业最终会形成垄断竞争或寡头状态。

结合这两点来看，目前行业格局已初步形成，摩拜单车和ofo单车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最终局面可能是摩拜单车和ofo单车两强对峙；如果资本方介入，则可能会促成双方的合并或者较弱一方被收购。其他单车，可能结合当地市政工作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风口已过，已不具有挑战两强的实力。[作者齐卿]

谢选骏指出：中国特有的创新并非中国特有的创新——这个话题说起来有些绕，但事实就是事实。可悲的是，这种说法却出自法国广播公司，难道他们不了解法国的情况吗？为何要故意欺骗中国读者？是“迫于政治审查的压力”吗？

【081、中国头领患有老年痴呆症】

《失智症家属：找到方法顺着他 不要想改变他》（联合报 记者谢恩得╱即时报导 2018年05月26日）报道：

失智症病友会及家属支持团体，家属分享照顾甘苦。

「每天早上起床，妈妈会遍洒（黄金）！」施小姐独自照顾失智的妈妈10余年，近来妈妈出现失禁，让她常一早起床就要费力清洗，她分享说，原本常会责备妈妈为何跟不上，加入台湾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活动后，学会转念调整心态，如今坦然面对，照顾妈妈得心应手。

大林慈济医院26日举办失智症病友会及家属支持团体活动，家属何女士分享，先生有次说要自己到医院拿药，结果到医院就忘记，回到家后她说要陪他去拿药，先生很生气说不要。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汶龙说，失智症患者虽然有时记忆变差，但仍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若是我们说话不小心，常会伤到他的尊严，像是说要陪他去拿药，就是否定他的能力，建议平时相处多顺着他，不要去否定他。

家属林小姐分享，妈妈原本很能干，但近几年变得不喜欢与人互动。曹汶龙建议，可以去找她喜欢的话题，顺着她走，陪着她玩，不讲话没关系，可以带她到适合她的环境，陪她融入。

曹汶龙指出，当我们遇到父母失智，这是最好的财富，让我们学习什么叫「老」，会经过哪些过程，如果我们有10样功能，少了2样，还有8样，维持正向的心态，才能走得潇洒。他也建议，照顾失智家人，要找到方法，顺着他，陪着他过一生，不要试着想要改变他，才不会很累。

谢选骏指出：上述对付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方法，很像中国政治，很像中国人民应付中国领导人的方法——“要找到方法，顺着他，陪着他过一生，不要试着想要改变他，才不会很累。”这难道是说，中国领导人大都患有老年痴呆症吗——中国人民必须要静候他们死了以后，才能过上正常生活吗？难怪香港人都快疯了，而台湾的联合报都成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082、中国为何需要租界和共产党专政】

《意大利一华人食品店涉嫌出售过期食品 被检方公诉》（2018-03-05 中国新闻网）转载报道：

据欧联通讯社报道，日前，意大利米兰警方在食品安全检疫部门的配合下，对米兰一家华人食品店例行食品安全检查时发现，该华人食品店存在私改商品有效期，出售过期食品等问题。警方随即将过期食品查扣，交由卫生检疫部门处理，并依法对涉事当事人予以公诉。据报道，被检查的华人食品店，很多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当食品到达有效期后，该食品店不仅不按规定销毁，反而进行作弊，重新打印新的商品有效期标签，贴在原来的标签之上继续销售，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和身体健康。

检查过程中，警方共查扣了该食品店大约450公斤过期和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同时查扣了300公斤存在问题的食用油。负责检查的警官表示，进口的中国食品消费者大部分是华人，华人食品店销售过期和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受害者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胞。这种为了商业利益，而不顾同胞健康的行为，令人不齿，已经触犯了意大利法律。

目前，意大利米兰警方在查扣涉事食品店的部分商品后，分别以涉嫌商业欺诈、故意出售问题食品、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等多重罪名，提请检察院对华人食品店责任人予以公诉。

米兰警方同时向卫生检疫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发出通报，应进一步加强对华人食品店的食品安全检查工作，严查过期食品、问题食品和食品舞弊现象，确保消费者的权益和食品卫生安全。

谢选骏指出：中国为何需要租界和共产党专政？因为这里装聋作哑的国民占了多数，所以变成了“黄金棍下出好汉”，不打不成器。在这种意义上，不妨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苏联的租界。甚至可以把“中华民国”看做八国联军的公共租界——日本想要独吞，结果战败投降。现在，中国之所以还无法脱离共产党的强力压制，说白了就是由于这样的黑心店主及其广大的同类项制造了某种“专政需要”——可悲！

【083、中国需要连坐法】

《14岁男孩强奸10岁女孩未遂后 捅其七刀》（2019年10月25日 讯息）报道：

10月20日，大连一10岁女孩王某身中7刀身亡。24日，大连市公安局通报称，13岁的蔡某被拘后如实供述其杀害女孩的事实。但加害人蔡某未满14周岁，警方只能对蔡某进行收容教养。另女孩的舅舅称，已聘请律师，考虑上诉，希望凶手受到最严重的处罚。

14岁男孩强奸10岁女孩未遂后，捅其七刀；下课途中失踪，找到时已是遗体！

10月20日下午3点，王某家人发现去上美术班的孩子还未回家。“平常都是我姐夫去接送孩子，但下午到点了却不见人，给美术班老师打电话，说别的孩子早都回家了。”王某的舅舅说。他还表示，以前也有过没接上、孩子自己走回家的情况，但这次却有点蹊跷。

王某家人报警后，警方调取孩子回家沿路的监控视频，发现王某在蔡某家附近消失。“我姐夫等人就在蔡某家附近四处寻找，最后在一片灌木丛中发现了外甥女的尸体，她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身上有7处刀口，左眼上有被打留下的淤青”王某的舅舅告诉记者。

大连市沙河口分局刑警大队勘验现场，依据监控视频等相关线索最终锁定了蔡某。后民警透露，在蔡某家门台阶上发现了血迹，台阶是王某遇害的第一案发现场。案发后警方没有找到凶器，但蔡某在施暴后曾卖过一次废品，目前警方已在蔡某家中贴上了封条。

警方初步分析，10月20日下午3点20分，王某从美术班下课返家途中，在街上遇到蔡某某，其将王某骗到家中图谋不轨，被拒绝后对王某进行殴打，因担心她说出去，蔡某用刀刺了她七八刀，后将王某拖到住家对面的灌木丛中隐藏。

加害人曾去群里炫耀——10月24日，王某的父亲接受采访时称，夫妻俩原籍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我在小区14号楼的楼口开了蔬菜水果店，和蔡某某是一栋楼，他们家住在一楼，相距不太远，他们家卖烧烤。”王先生介绍，蔡某抛尸地点离住家很近，“离我们住的也就是步行五六分钟的路，就小区对面的灌木丛，就是过一条路。”

法医称王某身中7刀，脖子上有明显掐痕，是流血过多死亡。王先生的妻子贺女士质疑称：“我无法接受女儿的惨死！更想不通这个孩子的父母是怎么教育孩子的？那天是周日，他父母都在家，他儿子是怎样作的案，怎样抛的尸？他是怎样做到几个小时的施暴？抛尸路上血迹斑斑，他父母难道会没有反应？”

案发至今，对方家长始终未露面致歉，只让警方带话说愿意卖房子赔偿，但王某舅舅表示，“那样不可能，我们不要钱，就要判他死刑。”目前蔡某全家不在该小区居住。小区业主群里，有人留言称蔡某曾对女生动手动脚。还有业主爆料蔡某在家看过黄色视频，“他还爱打游戏，有时候一打一通宵。”

加害人未满14周岁，无法启动刑事司法程序——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加害人蔡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于10月24日依法对蔡某收容教养。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本案中，如果最终确认10岁女孩确实是13岁男孩性侵未遂后杀死，且其父母并没有授意或提供帮助，那么，13岁男孩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对10岁女孩实施了加害行为。但由于13岁男孩属于《刑法》规定的承担刑事责任主体，所以即使故意杀人既遂，也不承担刑事责任，不过必要的时候，根据《刑法》第17条：“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之规定，由政府收容教养。

如果经查实，13岁男孩父母对杀人提供了帮助或者指示，男孩父母应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按照正常程序，即侦查、审查起诉、判决追责。男孩的家长若未尽到监护责任，需承担民事赔偿，女方家属可以追究男孩父母的民事赔偿责任。案件尚在处理中，记者将持续跟踪。 

谢选骏指出：一个明显的是事实，中国需要连坐法！儿童可以逃避刑责，父母不能逃避刑责——只有这样，刑责才能有所归属，不致于让犯罪基因四散泛滥。

【084、中国需要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

《时评：习近平已经骑虎难下》（2018-10-04 中国研究院）报道：

西方没有问题，它是技术中心，只有它输出，没有它输入的。它输入的都是原材料，对它来说不算很重要。而中国处在世界边缘地带，这个中断对它就是致命的。封锁20至30年，中国就连越南都打不赢！因为越南在越南战争时期，得到的是苏联70年代的技术，打西方不行，但是打人民解放军被苏联抛弃以后的50年代的技术，那是绰绰有馀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决裂以后，也会变成这种状态。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就像是不再能骑马射箭的满洲人一样，被国内的被殖民者看破虚实以后，落到留在中原的满洲人和蒙古人那种下场，沦为袁世凯，或者是唐继尧、曾国藩这些人的征服对象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它为什么还要动作？这里面是带有一定的恐吓性。例如，它做出那些宣传性的动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针对西方的，而是针对国内的曾国藩和袁世凯的继承者的。它想要像醇亲王恐吓袁世凯一样，告诉他们，我们满洲人仍然是像乾隆皇帝那时候一样的牛逼，就算我们打不过欧洲人和日本人，打你们还是绰绰有馀的。但是实际上，他在当时已经不具备能，真正能够压制袁世凯的实力了。当然袁世凯也没有这样的把握，所以他撤袁世凯的职，袁世凯还是乖乖听话了。直到保路运动兴起，清军被证明其实也不过这样，然后袁世凯对他的忠诚就到头了。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就处在这种状态。它要想恢复到1950年代那种想杀谁就杀谁、想整谁就整谁的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潜在的竞争者，就具体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新地主、新资产阶级，有没有袁世凯的实力那么强大，那还是有待于考量的事情的。真实情况比较可能处于两者之间，所以双方在未来的博弈中间，都会有相互试探的动作。这个相互试探的动作，一定要发展到双方都能够看出对方的真实实力以后，才能够决出真正的胜负，才能够排出谁能够充当统治者。

这个过程是少不了要流血的。对于共产党来说，它选出习近平这样的人，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顺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要走下去，它就一步步地走进了西方拥抱熊猫派为它设计的道路去，这就意味着它会一点一点地变成国民党，然后变成国民党以后，国民党的下场，大家都看到了。共产党内，习近平在共产党内的势力并不是很大，但是不愿意让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的势力却是非常大的。

如果习近平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势力，他不足以做像他现在做的那些事情。但是不愿意让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的势力，这些巨大的势力，除了拥戴习近平以外，确实没有其他道路走。如果习近平不做他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的话，那么共产党早晚要走上那条道路，所以他这么做，至少是在权贵集团内部，也有相当的支持者。

但是他走到这一步，也已经是骑虎难下了。继续走下去，最好的结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除出西方国际体系以后，对方不用把你怎么样，仅仅是因为你自身的开发和发展能力低弱，你跟西方国家以及西方国家愿意输血的周边国家的差距会不断地拉大。

我们不要忘记1950年，苏联支持毛泽东赶走蒋介石的那个时代，台北还是个乡下小镇。上海市就算是不如东京和横滨，也是比日本的绝大多数地区，比韩国全国，都要强出一大头去的。你如果在1950年去了台北以后，你很可能会后悔不已，也许是回上海更好。然后30年以后，上海人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去日本的机会的话，就要觉得自己是祖宗积德了。为什么？因为日本、韩国和台湾仍然在西方体系之内，能够跟西方交流。就像是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的乘客一样，自己不用费劲，车往前移，你就跟着走。没有跟西方交流，就像是没有坐上公共汽车，而在底下走路。无论你走得有多累，你跟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那些坐在座位上的乘客之间的差距，是注定会越拉越大的。拉到一定程度，崩溃就是不可避免。但是这个对它来说，还不算是最坏的。

最坏的状况，甚至是它可能不能，因为毛泽东当时，他拥有苏联刚给他输入的全套干部队伍。这套干部队伍是外来的，他们跟本土社会的精英，就是毛泽东手下打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就像是多尔衮和顺治皇帝手下的那些满洲将领，跟明朝那些官僚士大夫的关系一样，没有关系。你被我打倒了，我可以杀掉你，不杀你，就是让你走运，你应该感恩戴德。他们什么都会做。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头头是道，但过于悲观了。其实习近平还是大有机会的，那就是走一条“光绪皇帝没有机会走的宪政道路”，或者说是“国民党改革的蒋经国道路”——这样可能失去独裁权力，但却可以保住身家性命和荣誉尊严。这也是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结束革命的革命”。以习近平现在的地位，完全可能做好——只有结束了革命和内战，恢复了国内的社会正常，中国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接纳和尊重，才能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复兴。

【085、中国需要远交近攻、以邻为壑】

《友谊的黑暗面：“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2018年4月21日 转载纽约时报）报道：

友谊一般被认为是绝对的好事，像花朵和新鲜水果一样，是生命中一种单纯的快乐。最近，洋葱网(The Onion)的一个新闻标题是《报告：拥有朋友可能是件不错的事》(Report: It Would Probably Be Nice Having Friends)。哈哈！要是“生活中能有几个经常一起做些什么的人”当然“有点意思”，也“挺酷的”。

大多数人都能说出至少五六个算得上好朋友的人。按照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进化人类学家丹尼尔·赫鲁诗卡(Daniel Hruschka)的说法，唯一一个没有朋友的社会，只在C·J·切丽(C.J. Cherryh)的科幻小说《外来者》(Foreigner)系列中出现过。

但考察友谊深层性质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感情可能带刺，有伤痕，有杀虫剂残留。

要说新的证据，可以是人们会选择与自己相像的朋友，也可以是大脑中时刻出现的血液流动模式。这种“同质相吸”、物以类聚的趋势，都加强了和谐的归属感和共同的使命感，彼此间能轻松欢笑，更能在无言之中读懂对方的潜台词，在快乐之中达到理解。

但研究人员表示，这样的同质性也是同族意识、仇外情绪、种族主义的基础，当你面对那些或多或少与你和你亲爱的朋友们不一样的人时，这让你产生“排他”欲望。

这样的冲动会带来荒谬的结果。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前不久的一个研究中，实验对象被安排在寒冷的冬季里站在室外并阅读一个关于徒步旅行者的小故事，这位旅行者或被描述为“支持同性恋权利的左翼民主党人”，或被描述为“反对同性恋权利的右翼共和党人”。

当被问及这位假想的旅行者是否也感觉寒冷时，如果主人公的政治派别与自己相一致，被试者则更有可能回答“是”。但是如果政治派别对立——别说他们还能不能感受得到温度，这人有皮肤吗？

“为什么爱自己这类，就一定要恨其他那类呢？”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古乐朋(Nicholas Christakis)说。“我对此有过挣扎，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学习，但大多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这太糟糕了。仇外情绪和群体内偏见是不分家的。”

对此，博弈论模型有所预测，生活中的现实案例也可以证实。“要团结起来，我们就需要有共同的敌人，”古乐朋说。

不过他还说，幸好还没有哪个模型主张圈外人士必须被消灭或驱离。“以轻度的不喜欢或勉强的尊敬来对待群体之外的人是有可能的，”他说。“建立群体内的独特性不一定要把其他人消灭掉。”

然而，就连普通的交友也是一种排外行为，是一种主观判断，因此也带有受伤的可能。

“一段友谊总会带有一丝共谋的意味，”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亚历山大·内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说。“我们俩在这边，别的人在那边，不论他们愿不愿意，我们都会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如果他们想要加入，我们可以说，不行，抱歉，这位置有人了。这是我们给朋友留的。

但这位“朋友”不一定会礼尚往来。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阿卜杜拉·阿玛图克(Abdullah Almaatouq)和同事最近证明，人们对于谁是自己的朋友判断力欠佳。

研究人员要求84名大学生在同学中指出自己认为称得上朋友的人，他们发现，被称为朋友的那方有半数的人都没有相应地指认回去。

类似的或者更糟的不协调性在其他研究中也有所表现，一项研究显示66%的假想友谊都是“单相思”。

友谊还惊人地脆弱。根据对540名参与者进行详细调查，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测定，人们每隔7.2个月，或以将近一年两次的频率，会与自己社交圈内的一人闹僵，而其中40%的关系破裂在一年后都依然没有修复。

友情发生冲突的整体比率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差别，但女性更可能与亲密好友发生冲突，在关系破裂后更可能表现痛苦，并且在和好之前会需要有更多悔恨的表现。

当然了，爱可以意味着永远都不需要说抱歉。但友谊是个更加严格的“工头”，一句抱歉可能不够。

谢选骏指出：“友谊的黑暗面：‘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所以战国时代应该奉行的是“远交近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远攻近交”——“以邻为壑”而不是睦邻友好，才能统一世界！

086、中国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吗

《赵雨思事件后续：斯坦福取消中国大陆的所有面试》（2019-05-14 马前卒工作室 ）报道：

日前，美国顶尖名校麻省理工学院（MIT）公布了提前录取榜单，虽然校方并未公布新生的国籍背景，但细心的媒体在研究名单后却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在今年EA轮次录取的707位新生中，没有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高中生，号称“考试专家“的内地学霸们这次全军覆没……

无独有偶，在斯坦福大学在12月公布的面试地区名单中，斯坦福称将在全球50多个地区展开面试计划， 台湾与香港地区都名列其中，却唯独没有中国大陆。那些申请斯坦福大学的内地学生恐怕也没能获得面试机会。

从公布的名单看，MIT今年招收的707名幸运儿来自全球各地，从阿拉斯加到津巴布韦的486个高中，目前并无一人来自中国内地高中，名单中有5名中国籍学生，但他们全部来自美国高中。

谢选骏指出：赵雨思并非中国大陆的，而是新加坡的，可见拒绝大陆学生其实与赵雨思作弊事件无关，而是“美国对中共冷战已经开始”的一环。

中国微信公众号“中国经济学人”近日报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今年提前录取的707名新生里，没有一名中国高中毕业生；而斯坦福大学公布的面试学生来源地有台湾及香港，没有中国大陆。

这项报道立即引起中国网民热议，学生族群的反应尤其激烈。他们普遍认为，这与美中贸易战与两国较劲的事实有关，也象征美中龃龉对科研及学术交流领域，已产生实质影响。

根据报导，来自中国的顶尖高中毕业生，以往几乎从未在MIT的提前录取名单中缺席，但今年则是“一反常态的失利”。

报导指出，斯坦福大学在2018年12月14日公布的新生面试来源名单中提到，未来一年内将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与毕业校友的面试，其中包括台湾及香港，却没有中国。这将使得今年向斯坦福申请入学的中国学生，失去面试机会。

谢选骏指出：但愿这是一则假新闻。否则的话，我觉得美国大学如此做法是非常缺德的，而且缺乏专业精神。美国大学应该甄别一下中国学生，剔除其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于其他清清白白的学生，还是应该给予机会，这样才不至于流失掉涉及五分之一的优秀人才。

【087、中国一百年来最刚烈的女性】

《七一前夕 香港女生坠楼亡 楼梯间写“反送中”字句》（联合报 2019-06-29）报道： 

香港七一大游行前夕，一名女大学生坠楼身亡。坠楼前这名女大学生曾在高层楼梯间墙上写下“反送中”字句。

29日下午近4点，香港新界粉岭嘉福邨福泰楼有一名女子由高处坠下，倒卧大厦对开地面，路人闻声报警，救护员赶到现场证实不治，其女亲友到场认尸时伤心欲绝。

初步消息，死者为21岁卢姓女子，就读香港教育大学文化与创意艺术学系音乐系。她在坠楼前，曾在福泰楼高层楼梯间写下“反送中”字句，内容提及对反“逃犯条例”修例的诉求，包括“全面撤回条例、收回暴动论、释放学生示威者、林郑下台、严惩警方”等，也曾拍下这些写在墙身的字句，上传至社交平台instagram，有朋友追问其安危但未获回复。

香港警方封锁现场，用帐篷覆蓋遗体，又联络事主家人到场协助调查。经初步调查，女死者并非事地址住客，警方相信事件无可疑，死因有待验尸确定。

6月15日，在“反送中”大游行前夕，一名35岁男子在金钟太古广场平台，悬挂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标语横额，随后站在危险平台边，五小时后坠楼，送院抢救后不治。

谢选骏指出：按照某种标准来说，这人可能是中国一百年来最刚烈的女性了，其刚烈堪比一百多年前杀身成仁的秋瑾女士。

《找干爹失踪的甜心宝贝找到已遇害 嫌犯看起来很善良》（独角鲸工作坊 2019-06-29）报道：

据外媒6月29日报道，当地时间周五（6月28日），已经失踪了10多天的美国犹他大学23岁的女大学生麦肯齐·卢克（Mackenzie Lueck）终于有了结果：盐湖城警方确认，卢克已经遇害，杀害她的犯罪嫌疑人系美国前陆军信息技术专家阿加伊（Ayoola Ajayi），一名31岁的犹他州男子。

阿加伊已于当地时间周五早上被盐湖城警方逮捕，他将面临着蓄意谋杀、严重绑架、亵渎人体和妨碍司法等多项罪名的指控。

卢克是犹他大学的一名非全日制学生，主修运动机能学专业，原计划明年毕业。

卢克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6月17日的凌晨3点。6月15日，卢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参加完祖母的葬礼，之后乘坐飞机前往盐湖城国际机场。

卢克是如何失踪的？

卢克的所乘坐的飞机在6月17日凌晨1点35分降落，并且在凌晨2点10分向父母发短信报了平安。

从盐湖城国际机场出来之后，▲麦肯齐·卢克乘坐网约车前往了盐湖城的Hatch 公园，根据司机提供的信息，她在当天2点59分就抵达了公园。

据悉，卢克下了车，去见了一名男子，两人看起来没有任何不愉快，而且见到那名男子，卢克甚至还显得很开心。但司机并不确定，卢克最后有没有跟那名男子一起离开。

6月20日，卢克的父母意识到女儿失踪了，于是报了警。从6月17日起，卢克的手机就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没有与任何人联系过。她原定于6月23日飞往加利福尼亚州，但她并没有乘坐原有的那架航班，也没有参加学校的期末考试。

自从警方接到卢克失踪的报案以来，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搜寻与调查工作。卢克的家人、朋友以及学校各方都在努力寻找她的下落。

6月26日，嫌疑人阿加伊走入了警方的视线。据悉，卢克下了车后就见的那名男子就是阿加伊，卢克上了阿加伊的车，离开了公园。

警方对阿加伊的家进行了搜查。阿加伊的邻居告诉警方，他们在6月17日和18日看到阿加伊用汽油在后院烧东西。随后警方在阿加伊的后院发现一个“新鲜的挖掘区”。

警方与法医在对挖掘区进行搜查后，发现了几个与卢克的个人物品一致的烧焦物品。经过检验后，警方在烧焦物中发现了卢克DNA匹配的组织。警方确信，卢克已经遇害无疑。

阿加伊曾写过一部犯罪小说

阿加伊已经向警方承认，他与卢克在6月16日早上6点左右发短信联系过。但他表示在那之前并不知道卢克长什么样子。

调查期间，当地的工程承包商布莱恩·沃尔夫透露说，阿加伊曾4月份要求在他的地下室设一个秘密隔音房。但他的要求后来逐渐变多，比如建造一个秘密门，在墙上装大挂钩等等。布莱恩因担心他的用途而最终拒绝了这单生意。

据悉，阿加伊在一个短租民宿网站上曾发布过相关的租房信息，并声称有两间温馨的地下室房间可以出租。最近的对于阿加伊房屋的评论信息可以追溯到2018年9月，有评论形容他是“最善良的主人”。

阿加伊的一位朋友萨卡里·摩尔，在2018年曾与他一起在这所房子里住过几个月，他对于阿加伊所面临的指控非常震惊。阿加伊所表现出来的谈吐与风度、他所受过的教育以及专业人士的形象使摩尔不敢相信，他居然会做出“杀人焚尸”这种可怕的事情。摩尔表示，阿加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曾经在戴尔、高盛、微软等多家科技公司从事信息技术工作。除此之外，阿加伊还在美国陆军战队中待过6个月。但是摩尔也表示，阿加伊比较容易情绪激动，很容易发脾气，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搬离了阿加伊的家。不过他并没有见过阿加伊对任何人使用暴力。

阿加伊曾有过一段婚姻，结婚时间是2011年，但他在今年1月份与对方离了婚。

2018年时，阿加伊还曾写过一部名为《伪造身份》的犯罪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因在15岁时目击了两起谋杀案，后来也犯罪了。

卢克是位“甜心宝贝”

阿加伊与受害人卢克的关系以及犯罪细节目前还并不清楚。但据报道，卢克是一位“甜心宝贝”，在遇害之前曾吹嘘自己有两个“甜心爸爸”。

大约在3个月前，卢克还在一个私人群组中，为人们如何找到“甜心爸爸”提出建议：“将你的年龄偏好设置为35岁以上。这样你就会很抢手。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我有经验，欢迎来问我。”

在卢克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她也发布了一些颇为暴露的照片。卢克的朋友向警方透露，她没有固定的男友，但有几个在约会的人，并且对年龄偏大的男性感兴趣。

6月28日，美国盐湖城警方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盐湖城警察局局长迈克·布朗于表示，麦肯齐·卢克已经遇害，杀害她的犯罪嫌疑人阿加伊已经被逮捕。

同时布朗也表示，告知卢克父亲这个消息是他此生最难打出的一个电话。

得知这个噩耗，卢克生前的朋友以及犹他大学校方，都对这一最终结果感到既然震惊又伤心。

谢选骏指出：同样是大学生，和香港学生相比，犹他州的大学生死的太没有价值了，也就是说，太缺乏关注了。

【088、中国依然停留在家长制时代】

《从武汉回村的姑娘自述：劝长辈取消聚会被大骂》（21世纪经济报道 2020-01-24）报道：

这个春节，注定不平静。

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仍在继续。前两天离开武汉回家过年的刘丽（化名），向21新健康记者讲述了她的所见所闻。

以下为刘丽自述（略有编辑）：

1月21日，在武汉工作的我搭乘朋友的便车，回到了老家。与往年不同的是，一看到戴着口罩的她，全家人都被吓到了。 我一进家门，第一句喊的就是“不要碰我”。因为家中侄女每次看到我都会飞扑到我身上，我赶紧提醒家人注意防护，避免接触。 随后，我冲进洗手间，准备全身上下洗澡，并把带回来的酒精交给妈妈，让她戴着手套，将自己所有随身衣物都喷洒酒精消毒处理。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热水冲洗后，我出了淋浴房，让弟弟带着弟妹和两个女儿去岳父家住几天，然后把自己关进了房间，要求自我隔离，观察几天再说。 “太夸张了吧！”首先表示不解的是我弟。

在他的理解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实很危险，自己也比较重视，但不至于如此夸张。他觉得我在武汉时并没有任何症状，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十岁的侄女也哀嚎，“为什么姑姑一到家，就赶我们走？”

我回家后就发现，此时其所在的潜江市（注：湖北省辖直管市），街面上鲜有人戴口罩，而针对武汉的疫情，很多人表示听说过，但都觉得离自己很遥远，具体防护知识更为欠缺！

01自我隔离怎么就成了“小题大作”？——在我忙着自我隔离的同时，与我一起回家的朋友方山没有直接进家门，直接去了一家酒店。“回家隔离可能还是有漏洞，我先去酒店空间自我隔离一下。”方山跟我说，“知道我是从武汉回来的，差点就把消毒液洒到我身上了。” 尽管如此，第二天，因为有其他亲戚回家，方山说他还是戴着口罩出席了家里的团年饭。“其实按照隔离的时间要求，1天远远不够。”方山跟我一样谨慎，但他在汉口的活动不多，且疫情发生后就一直特别注意。况且家里人都订好了聚餐酒店，如果不参加，也说不过去。 这顿团年饭聚餐上，还有另一名从武汉回来的亲戚，“回来当日，他就去了当地朋友家串门。”方山跟我说，这个亲戚的观点是，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不能自己先吓到了自己，让身边家人和朋友都跟着人心惶惶。 我也有同样的顾虑。 弟弟带着弟妹和孩子回岳父家后，家里就只剩我和爸妈。看着女儿好不容易回来，父母特别想跟女儿聊几句，表达下思念和关怀，“他们不时敲门要进来，一会问我要不要吃喝，一会问我要不要保暖工具。”我看到父母的热情和满溢的重逢喜悦，却茫茫不敢接受。自己回来之前确实在武汉就做了很多防护工作，也带着大量口罩和药品回来，但万一出现最坏情况，影响父母，自己会内疚终生。 “你又没有怎么样，为什么那么神经兮兮的？”在被父母多次质疑后，我只能投降，要求父母跟自己一样戴上口罩后，才允许他们走进自己的隔离房间，“但父亲还是不断进出，而且不戴口罩。”无奈的我只能自己随时戴着口罩，一边工作，一边慢慢给父母解释此番疫情的严重性。

02苦劝长辈取消过年聚会被骂“不孝顺”——我的叔叔，住在潜江市下面的一个小村庄。农历大年三十，叔叔会等着我一家回去吃团年饭。此外，今年还是奶奶去世的第一个农历年，按照习俗，会有很多亲戚在大年初一前来祭拜奶奶，而叔叔准备了好几桌的宴席，用来招待这些亲戚。出于安全防护的意识，我劝说叔叔，放弃这两个传统仪式，并电话通知所有亲戚，不要来祭拜了。没想到这个建议立刻遭到了叔叔的反对！叔叔所在的农村只是在电视上看了看新闻，而在1月10号前后，村里陆陆续续有很多出门务工人员回来，他们有在武汉工作的，也有经过武汉的，至今都没出现什么异常。而所有人还是照常聚在麻将馆里打麻将，或群聚聊天吹牛。叔叔认为我就是小题大作了，坚持不肯跟亲戚打电话拜年，也不提前告知别人不要来祭拜奶奶。叔叔认为这样只会让人觉得我们是不想请人吃这两顿饭，面子上过不去。 而听到我的安排后，大姨更是破口大骂，直接骂我不孝顺。

03转机终于出现了——几番劝说无果，正在我苦恼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1月23日上午九点左右，潜江日报官宣：自今晚22：00起，全市所有交通工具，包括去乡下的市内公共交通，全部宣告暂停运营。也就是说：潜江也成为“封城”的又一个城市！ 我周围的长辈们这才慌了，纷纷主动戴起了口罩。爸妈改变了态度，不再过来嘘寒问暖，而是自己待在房间里，主动隔绝了与我的接触。此时，朋友小李也刚刚回到家乡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知道小李从武汉回来，村里干部立刻上门，给她发放了一张登记表，测量了体温情况，走之前还给她发了一张预防贴纸、三个口罩和一个体温计，并提醒大家预防。 但这种严密的农村管控措施并不是处处都执行到位。据我观察，也有回家2天以上的武汉人士，尚未接到通知登记信息。

结语——刘丽所在的小家庭里发生的小冲突，只是武汉春运归家大潮下的一个缩影。12月31日，武汉通报首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时，也正值2020年春运前夕。作为全国交通枢纽大省，武汉市每日迎来送往的旅客量都十分庞大。据长江日报消息，截至1月20日，2020年春运启动以来，武汉春运前十天，全市铁路、公路、航空安全发送旅客409.68万人次，同比增长8.26%；全市公共交通共运送乘客8096.56万人次，同比同比增长2.77%。也就是说，这些天来，经武汉或从武汉出发前往全球各地的人数达到数百万量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回到了非武汉的其他城市，包括一些中小城市。

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称，自当日10时起，关闭各类离汉通道，到下午2点左右，所有离汉通道全部关闭。与此同时，位于武汉市周边的湖北省黄冈市、鄂州市和潜江市等七城也先后宣布封城。 在3-14天的病毒潜伏期“魔咒”下，武汉“出走”人群的管控问题，成为武汉封城之后，人类与病毒对抗的又一个博弈点。

据湖北省卫健委消息，2020年1月23日0时-24时，湖北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105例（其中武汉市新增70例、荆门市新增7例、荆州市新增2例、孝感市首次发现22例、仙桃市首次发现2例、宜昌市首次发现1例、十堰市首次发现1例）。全省新增死亡7例，其中武汉市6例，宜昌市1例。武汉市治愈出院3例。 继黄冈之后，湖北省除武汉之外，已有多个城市陆续出现确诊病例，呈蔓延趋势。虽然现在尚无数据表明其他城市的病例是否来自农村，但对比武汉市来说，县市和农村相对广袤的地理空间，更为分散的人流，相对落后的医疗水平、卫生状况和更差的防护意识，都可能在放任疫情进一步恶化。目前来看，如何将制定好的防护、监管措施实施下去，单纯依靠政府管理也是不够的。

从武汉出来的人，特别是对事情认识较深的人，都有义务向身边的人科普防疫知识。我们需要全员动起来，人人有责，这才是这场防疫战的致胜关键！

谢选骏指出：中国依然停留在家长制时代，既然家长说了算，就让家长承担一切责任吧！还要全员动起来干什么呢？想要颠覆政权吗！还是想和上帝对着干？

《武汉封城日 人民大会堂歌舞升平》（2020年1月24日 法广RFI 安德烈）报道：

星期四，武汉封城首日，一年一度的“农历年大弥撒”春节电视晚会宣布取消，四十年来首次！为防止武汉肺炎扩散，北京故宫关闭。不过，同日，离故宫不远的大会堂，照旧歌舞升平，习近平率领常委们团拜遭到恶评。

23日，武汉发生了封城大事，全世界都感到震惊，无论如何，经过拖延、迟疑甚至被怀疑瞒报之后，当局这是想要显示阻挡武汉肺炎大规模扩散的决心。武汉封城，千百万人遭煎熬，这应是中国最重大的新闻了，但是，中共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却是“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特意点出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看望了前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等等。然后其他几条都是习近平同德国、同法国总统应邀通电话，然后是习近平访问云南，走进云南佤寨，听阿佤人民唱新歌，没有一条以武汉封城那件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标题的，在网上引发恶评。

有人质疑，“有什么比武汉肺炎疫情更重要的事吗？请看人民日报。平民情怀，视百姓为蝼蚁；贵族气质，变人民为跪族”。这后面的对联有一个典故，不久前党媒有一篇文章，吹捧习近平既有平民情怀兼有贵族气质。

还有网民写到：“全球主流媒体都非常关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做了大量报道，唯有中共党媒，故意淡化这一世界级疫情。这就是习近平、中共的‘治国理政’模式，P民的死活不是什么大事，上千万被封锁在疫区里不影响‘大局’”

早上看到了这样安排的人民日报，下午人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歌舞升平，习近平率领一班人，正春节团拜呢。习近平团拜会发表讲话，高谈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憧憬的小康社会即将变为现实，却没有向受难的武汉人发出一声慰问。“团拜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祝福新春，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有人问，“全国都一片哀嚎，还好意思莺歌燕舞？”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评论：“中央地方歌舞升平。大家好像没事一般。若说中南海举办春节团拜会是礼俗，在习讲话中加几句武汉情况，并不破坏节日气氛，且还凸显关怀民生，但没有。当然他们会辩解，节日气氛也要有。此乃典型极权政权特征，上行下效，只要上面不发话，下面明知荒唐也要做。”

这里提到的“中央地方歌舞升平”里的地方，指的就是武汉肺炎“大本营”发生的事情，就在21日，武汉肺炎肆虐实情再也遮不住的时候，在武汉，省委书记和省长出席了载歌载舞的团拜会，一个遭受新型肺炎侵袭，市民整日惶恐，引起世界不安的城市，高官们，还在按照惯性，兴高采烈吆三喝五地出席春节团拜晚会，酒宴招待，歌舞悦目，更有甚者，团拜演出的湖北省民族歌舞团一些演员为领导带病带伤为领导“完美演出”。报道称，“大家带着层层口罩，克服肺炎恐慌，男演员易汉章，长途奔波、感冒在身，候场时全身发冷，登台后火力全开；女演员们，克服感冒鼻塞、身体不适等多种困难，带病带伤完美演出。”在中国社交网络到处是咒骂的评论。武汉遭了大灾，武汉领导延迟公布灾情，闹得现在全世界都在着急，那边的头人们还有情趣歌舞升平，观赏节目，真是匪夷所思。联想到周四起，千万人被封锁着“只进不出”，武汉高官们的举止就更令人瞠目。

的确，上行下效，习近平有习近平的团拜会，那么，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团拜会？ 

谢选骏指出：中国依然停留在家长制时代，上下等级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千年不变的游戏规则。

《网传：武汉市长被撤职控制，多人被刑拘》（码字局 2020-01-24）报道：

除夕夜，一条消息在朋友圈出现：现任武汉市长周先旺被撤职控制。现任江汉区正副书记区长副区长若干人被刑拘。目前，武汉市政府官网仍显示市长为周本人，具体情况请以官方公布为准。 

周先旺于2018.05——2018.09任伪武汉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副市长、代市长；

2018.09——至今任伪武汉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2020年1月，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先旺双双担任了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一职。

截止1月23日24时，全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549例，已治愈出院31例，死亡24例。目前仍在院治疗494例，其中重症106例、危重症23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3653人，其中已经解除877人，正在观察2776人。

军队已组织驻武汉地区部队医院派出40名医护人员，在武汉肺科医院重症监护室展开救治工作。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1月21日发布公告称，即日起至1月24日24时期间，凡已购买武汉出发或到达的各次列车火车票的旅客，自愿改变出行需退票的，铁路部门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可办理免费退票的票面到站或发站为：武汉、汉口、武昌、南湖东、汤逊湖、庙山、普安、纸坊东、后湖、金银潭、天河机场、天河街、花山南、左岭、乌龙泉南、土地堂东、山坡东站。

另据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8号），全市紧急征集6000台出租车，分配给中心城区。每个社区3-5台，由社区居委会统一调度使用，自2020年1月25日中午始，为辖区居民出行提供免费服务。

据“武汉发布”消息，国家开发银行24日向武汉市发放应急贷款20亿元，用于支持武汉市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防控工作。

武汉“小汤山”场平工程接近完成，总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病床，医院主体建筑以活动板房为主，将于2月3日前建成交付。

天不佑武汉，天不佑中国。

如何春暖花开？如何灾难远去？如何锦绣如常？

谢选骏指出：市长说完蛋就完蛋，何况是平头百姓？中国依然停留在家长制时代，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儿子承担一切责任！孙子放屁的权利也没有！

《“武汉肺炎”疫情失控中部战区协助封城》（2020年1月24日 民生观察2020年1月23日）报道：

震惊全球的2002-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惨况尚历历在目，事隔十六年，2019年12月初，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国际称为MERS），疫情由网友及感染者零星爆出，期间有八位网友因发布相关消息被武汉警方拘留，其中一位发布者为一线医生，而该医生在事后被证实已感染并遭隔离。

截止22日晚十点为止，按照官方通稿公布的数字，感染人数尚处于千人之下，死亡更不足二十人。感染地区除始发疫区武汉外，中国多省已有几例到数十例不等的记录，包括香港、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四川、天津、湖南等地。而国外亦已有传入性感染个案，包括韩国、日本、法国、美国等地。根据各国各地的通报情况，此次疫情已经遍地开花，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紧急警告，各国正在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止及控制工作。

公开消息显示，疫情初期（12月8日），由武汉宣传通稿爆出正式收治第一例感染病人，当时网络已爆出有多个疑似感染个案，正在入院检查及治疗，期间有感染者处于危重状态。

疫情发生后，武汉当局并未积极作出疫情控制以及防御措施，为阻止疫情消息传播甚至强力追捕发布消息的人士，以“散布谣言”为名治罪，极力掩盖真相隐瞒疫情，未对疫情作出任何特别措施。

二十天后的12月28日，武汉市卫建委勉为其难通报疫情信息，称已有27例收治记录，初步认定为病毒性肺炎，并由专家强调“未发现有人传人现象”。而当时据称为病毒源头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继续处于营业状态，不过该市场在2020年1月1日被勒令关闭。事后据商户反映，管理方赔偿每个商户一万元，至于何时重开暂时未有时间表。

疫情进入第二个月后的2020年1月，武汉当局继续隐瞒实际疫情情况，媒体及专家则一路粉饰太平麻痹市民，将实际上已进入快速蔓延的疫情严重性压至最低程度。警方则不断加强维稳打压力度，压制发布消息人士，严防疫情消息向外扩散，同时对感染者及死亡者家属严控噤声，阻止外媒对当事人及家属进行采访。

疫情在当局的极力隐瞒和数字压缩之下，疫情仍在继续无序扩散蔓延，直到1月20日，武汉当局有限度进行通报，仅1月18/19两日便新增感染数字160例，而到了21日中午，该数字已经飙升至242例，死亡个案同时上升至十几例。

有分析人士在当局通报后认为，按照多年来的体制特色，疫情的真实数据远比想象更加严重。之前英国疾病研究机构曾推算真实感染个案已经远超1700例，而日前香港大学教授管铁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武汉肺炎疫情之前是2003年SARS的十倍起跳，疫情发生恰逢春节前后，春运以及春节人员流动规模属于一年中最大流量高峰，大大增加了疫情扩散的速度，估计目前已有几万人的感染可能，到三月中将达到最高峰值，数字无可估算。

根据多个武汉网友提供的情况，疫情发生近两个月以来，武汉市面仍处于平静状态，市民外出戴口罩的比例仅有大概十分之一，市民仍然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人多密集的场合聚集，并无一定的防范意识，突显信息不对称之下市民无法意识到存在的高风险感染。

1月22日，武汉当局发出封城公告，自1月23日上午十点起，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等交通工具暂停营运，机场、火车等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而从多位武汉市民提供的信息来看，武汉多个公路通道由23日凌晨起已经陆续关闭，包括多条途径武汉的高速公路以及绕城高速和机场高速。高铁及火车班次不再经停武汉站，机场航班大部分已经关闭。

封城公告发布后，武汉市民纷纷利用各种方式争取在封城前离开，22日晚至23日上午十点前，高铁站及机场人满为患。据在场人士表示，出行人士无一不戴口罩，焦虑情绪溢于言表。而未能通过公共交通工具离开的人士则利用其他方式争取出城，武汉城郊主要出口通道的加油站大排长龙，出租车等便捷交通工具更是供不应求。而22日晚间，武汉当局发布公告称“恶意逃离武汉，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构成犯罪，最高可判七年”，并勒令市民外出及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不听劝阻者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疫情方面，进入1月后，多处医疗机构已经有限度拒收病人，医生在检查配药后要求病人回家自行隔离。有武昌患者家属李小姐反映，有人需要通过拉关系等手段才能入院治疗，而普通感染者只能回家。有分析认为，感染患者或疑似感染患者不被收治入院隔离而任由在外的现象，大大增加了疫情扩散的机会，使之有可能进行几何级数的扩大。

日前，武汉卫健委发出公告，即日起不再通报疫情，今后由湖北省卫建委统一发布。同一时间，武汉市第九医院被划定为城区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该院门诊将用于接收发热患者，全院病床将用于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及确诊轻症病例，即日起医院不再接诊普通疾病患者。而近日，武汉多家包括第一、第二等医院已在空地搭建临时战地帐篷，准备收治更多感染患者。

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已经命令中部战区协助武汉封城，预防民间出现恐慌情绪而产生的群体不稳定。中部战区官兵已经配备足够的防化装备进入疫区，同时配备铁甲吉普车、装甲运兵车以及轻型坦克投入此次的“实战使用”，“严防死守，坚决保证各重要路障不被突破”。

网友刘先生认为，此次疫情蔓延失控更加凸显中共体制的邪恶与无耻，利用国家强力机器封锁疫情消息、打压消息发布以及瞒报谎报真实情况进行欺上瞒下，以维系一时的权力太平，却让群众付出家破人亡的代价。同时也更加体现中共及其体制的腐朽和邪恶本质，以及毫无纠错功能和不具备管治能力的特点。此次疫情到目前为止仅仅才是开始，春节过后以及三四月间的高峰期情况到底是何等严重不敢想象。

谢选骏指出：中国依然停留在家长制时代，人命不值钱！而且，共产党的家长制比土地主的家长制更加土豪，因为它可以不对家庭成员负责，只对自己的权力负责！那可是在万里逃窜的长征里熬炼出来的独裁惯性。

【089、中国已经称霸世界了】

《她说“中国使世界变成了危险的地方”》（2019-05-15 朝鲜日报网）报道：

14日，美国驻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表示：“中国为管理内部，引发外部危机，以导致民族主义的方式引发恐怖，使世界变成了更加危险的地方。中国是区域内国家严重的安全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也表示：“不仅是美国，亚洲、欧洲、南美领导人也表示‘我们也被中国欺负了’。如果中国通过与其他国家展开敌对性竞争来实现崛起，繁荣会放缓，贸易发展速度也会变慢。”

▲ ALC开幕，2000名各界人士出席活动 - 14日，在首尔新罗酒店举行的第10届亚洲领导力会议（ALC）上，与会者们正在倾听《朝鲜日报》社长方相勋致开幕词。中央圆桌左起顺时针方向分别为：美国前联邦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英国王子安德鲁、美国前驻联合国驻大使尼基·黑利、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

当天，在《朝鲜日报》于首尔新罗酒店举办的第10届亚洲领导力会议（ALC）上，美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们对最近与美国发生贸易纠纷的中国发出了忧虑和警告的声音。

黑利说：“习近平政权所想的中国，目标是通过技术效率化走向一党独裁的国家。我们应该放弃期待中国自由化的常识，他们是绝对不会开放社会的”。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破裂一事，她表示：“问题在于中方不想对窃取知识产权承担责任，我们不能继续容忍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作弊行为（cheating）。”莱恩表示 “中国尚未满足知识产权保护等标准”，他虽然曾与特朗普总统发生过矛盾，“但在贸易问题方面，特朗普总统是纠正中美不平衡的适当人选。政治上正在形成可能进行这种斗争的条件，我们在为特朗普总统加油。”

在以“站在十字路口的世界：寻找具体解决方法”为主题举行的ALC上，他们强调持续对朝施压是无核化的解决方法。莱恩说：“因为只有最大施压才是实现无核化的最佳道路，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发出一致的声音。”黑利说：“现在不是对朝援助粮食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前核不扩散裁军特别助理罗伯特·埃因霍恩表示：“时间越是过去，金正恩无意弃核这一点就越是明确，金正恩会一边拖延时间一边企图缓和制裁。”作为美国现任官员出席会议的国务院东亚太助理副部长代理马克·纳铂说：“韩美关系很牢固，在对朝政策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谢选骏指出：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也表示：“不仅是美国，亚洲、欧洲、南美领导人也表示‘我们也被中国欺负了’。”——中国已经能够欺负全世界了？这说明，中国已经称霸世界了？下一步就是好好研究研究如何整合世界了？但是且慢！仅有“中国梦”是不行的，还要有“整合世界梦”、“全球政府”——否则，首尾不能兼顾，难免马失前蹄了。

【090、中国蚁民的颜色】

网文《共产主义如何影响中国游客去哪里》一文，摘译于《福布斯》2016年9月25日刊登的Wolfgang Georg Arlt的报道。他说，共产主义正在把自己编织成“现代中国文化”的另一部分：国际旅游。

在过去的十年中，前往中共历史上重要场址的国内游客超过四十亿人次，因此称为“红色旅游”。

但这些旅行已不再局限在中国国内。2015年，俄罗斯和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之后，引入了重走列宁脚步的旅游。中国出境游研究机构（COTRI）的研究也发现，早在2011年，中国的旅游营运商就已经一直在组织“红色”主题的旅游，不仅仅是去俄罗斯，还去德国、英国、前南斯拉夫，参观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铁托这些人物相关的地点。

“红色旅游”的崛起

参加这种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在迅速增长，单单一个旅游公司平均每个月向俄罗斯发出10个团。每个团有30至40人，虽然其中大多数是备受共产主义蹂躏的老年人。

其他的主要是多代同堂想要自己出游的家庭团体。他们通常是年轻一代陪伴父母亲前往俄罗斯，完成老一代人想要参观俄罗斯的心愿，那个国家曾经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青年时期，他们想把自己的孩子带来一起学习些什么。

下个月国际“红色旅游”的目的地列表中也将加入美洲。中国国航首次直飞古巴首都哈瓦那，将包括一群由一名学者和一名军事专家带领的游客，他们负责向那些游客介绍古巴的历史遗址以及其红色文化的故事。此外，一名专业摄影师将记录下整个行程，省去参与者自行拍照这些麻烦。

在海外纪念中共的历史

另一个有趣的新发展是在海外建立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地方，不仅展示对中国之外“红色”旅游的支持，也希望给该旅游附上“中国特色”。这些场址中最出名的是位于莫斯科郊外庆祝中共“六大”举行的地方。由于在1927年中共几乎被国民党在中国的城市里消灭了，该大会被迫改到苏联的首都召开。

翻修曾经召开中共六大的大厅，这一想法是习近平于2010年访问莫斯科时首次提出来的。在2013年，已经成为共产党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亲自监督了该翻修工程的启动。经过三年多时间以及中国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该工程7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完工仪式，共产党中国“国家副主席”和俄罗斯副总理出席，两人带来了习近平和普京的个人祝贺。

最新的中国“红色”遗址

在中国以外创建中国“红色”遗址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在巴黎以南100公里的蒙塔基（Montargis）建立了一座纪念馆，纪念在1920年代生活在法国的中国学生，其中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和前国家总理周恩来。

这栋楼此前是一名富裕的中国绅士居住，他在清朝1912年灭亡后曾帮助把中国学生带来法国学习和工作。大约有300名中国学生参与了该计划，其中许多人在他们恩人位于巴黎的豆腐厂里工作。在法国，当地的工会会员向中国的学生工介绍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两年前，该建筑被湖南省政府买下，变成了一座纪念馆。湖南省是毛泽东的家乡。该纪念馆上个月底开始向公众开放。这座纪念馆很快就会开始向当地人提供普通话、书法和中国茶艺的课程。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它也将把中国游客带来这座城市，他们会骄傲地看到一尊邓小平的塑像。 

……

记得文革的样板戏里，有一句台词说，“这些刁民，连骨头都是红的”。共产党中国看来真是入木三分的自况。

由此可见，想要在共产党中国发起“颜色革命”，实属不易。因为中国蚁民连骨头都是红的，就是洗心革面，也无济于事。

中国蚁民的颜色，不论是蓝蚂蚁还是红蚂蚁，都不会按照民主基金会的愿望改变的。

只有时间或曰上帝的旨意，可以通过自然主义的方式，改变中国，其它都是于事无补的。

【091、中国应该建立父母责任制度】

《30名代表联名建议：未成年人刑责年龄降至12岁》（2019年3月13日 澎湃新闻等综合）报道：

2018年以来，媒体报道了多起低龄化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数次引发公众对低龄少年犯罪问题的讨论。这股讨论热潮也延续到了今年的“两会”上。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等来3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下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议案。其中提出了“修改未成年人失范惩戒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长期追踪机制”以及“家长到学校参加家校活动应视为正常上班，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等一系列建议。

该《议案》关注到，社会发展对家庭教育和保护有了新要求，父母教育孩子履职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

“家庭教育的缺失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刘希娅说。上述《议案》指出，未成年人因缺少监护引发的坠楼、触电、误食中毒等意外伤害事故频见报端网络；而外出务工父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更多的是从吃穿用度上关注，却没有尽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责任；当下无处不在的网络和手机，让许多家长们成了低头一族，却不花费心思和精力关注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父母离异也成了某些家长不管孩子教育的借口。

该《议案》还认为，家长参加家校活动缺乏社会支持和政策保障，影响家校教育合力。

因此，《议案》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章“家庭保护”第十六条之后增加一条细则：监护人不得将12岁以下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在第十一条规定之后，增加“监护人必须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不得以工作忙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的内容，从法律角度督促监护人履行对子女的教育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落实。

而为提高家长及全社会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议案》还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社会保护”章节中明确规定：“家长参加家校活动，是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家长到学校参加家校活动应视为正常上班，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该《议案》还关注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其中建议，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同时调整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2周岁到14周岁，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相应的调整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据此，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司法保护第五十四条第二点最后添加：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可依照更高年龄段责任承担规定进行处理。

除从年龄上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该《议案》还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后监管也极其重要，应建立长期追踪机制，司法工作人员要定期及时进行后续跟踪教育，避免因案发后教育不到位再次误入歧途的情况发生；还应加强社区性保护处分的多样化，包括禁止令、训诫、社会服务令等多种多样的措施，达到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与犯罪行为的预防。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告诉澎湃新闻，目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失范惩戒相对比较缺失，上述《议案》抓住了该法规司法指导性、操作性不够具体的弊端。此外，其中关于修订家庭保护的相关细则对正在推行的家庭教育单项立法有促进作用。

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第二稿）已形成。2月中旬，澎湃新闻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获悉，今年10月，该修订草案有望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8年，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统筹考虑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工作，制定修法工作方案，后形成修订草案(第二稿)。针对这项修法，全国人大社会委社会事务室副主任刘新华表示，社会委将启动系统性修法工作，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研究修订草案和修改说明，“经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提请2019年10月份的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谢选骏指出：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仅仅把未成年人刑责年龄降至12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应该建立父母责任制度——未成年犯罪的要由父母代为受过、接受惩罚；与此同时，应该恢复父母实施家教的权力，包括监禁与体罚。否则，社会只能继续回归目无尊长的动物状态。

【092、中国应该名正言顺地推行君主制度】

《赵紫阳秘书刚被国安软禁！时机耐人寻味》（2018年3月2日 转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及人大会议前夕，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本周一（2月26日）晚接到当局通知，要求他不得参加每月一次的“启蒙沙龙”聚会，不可在推特发表文章，不得接受外媒采访，限期至3月20日。 此前，鲍彤刚刚就中共修宪废除主席连任限期一事，接受了专访。

今年中国“两会”议题涉及到修改宪法中的21项内容，其中以中共中央建议废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最受争议。本周日该消息发布以来，中国网民热议有关修宪话题，恶评如潮。据推特网民本周二发帖称，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批评国家领导人搞终身制，当晚有关部门通知鲍老，3月20日前不得写文章发推，不得接受采访，不得参加老人聚餐。

鲍彤本周四（1日）对记者证实，他已被国保“打招呼”：“三条，第一是不能接受采访，不管是电话还是当面（采访）；第二是不能写文章，包括推特；第三是不能跟老人聚餐，到3月20日为止。21日以后可以（恢复正常）。就是那一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晚上（26日晚）”。

最近，国家主席终身制成为网络热门话题，鲍彤周一称，邓小平表面上废除终身制，但实际上喜欢终身制：

“咱们国家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哪一个共和国，他的国家领导人是可以终身制的？全世界有这样的先例吗？唯有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因为中国是一个特色的国家，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绝对有中国特色”。

鲍彤认为，过去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连“羊头”也懒得挂了：

“过去你如果是挂羊头卖狗肉，挂一个共和国的‘羊头’，卖的是帝国的狗肉，那么现在是挂狗头，卖狗肉。我看挂狗头卖狗肉比挂羊头卖狗肉要诚实。老百姓也知道咱们这个国家实际上不是共和国”。

本周三上午，北京“启蒙沙龙”的约十名成员，在北京重阳大酒楼聚餐。据与会者称，当天聚会主要议论中共中央提议修宪内容，以及商人郭文贵爆料后续情况，他们对鲍彤未能参加聚会感到遗憾和惋惜。成立近10年的“启蒙沙龙”是由知名学者陶世龙、肖默（已故）、辛子陵、杜光等老年学者发起，参与者有体制内离休干部，也有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该沙龙每月聚会一次，通常四、五十人，最多有八、九十人。

谢选骏指出：如果鲍彤说得对，那么，中国应该名正言顺地推行君主制度。因为名实相副比名不副实要好。只有名正言顺的君主制度，可以统一中国、结束中国的现代南北朝，终结这个被叫做“无君世纪”的天大乱局、结束毛泽东式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样，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就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了，第三期中国文明就顺利展开了，中国就能再度成为世界的中心，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而不仅仅是苏联的残余物质）。中国应该名正言顺地推行君主制度，否则，就会把好事变成坏事、把建设变成破坏了。

【093、中国有产阶级的颤栗哀鸣】

《太危险！中国房产税完全是走在刀口子上》（2018年1月04日 转载德国之声中文网沈凌）报道说：

中国财政部长日前在《人民日报》发文，谈论财政制度改革。但是媒体却对其洋洋洒洒几千字熟视无睹，仅对其中短短几行字特别感兴趣，为什么？无它，但因房产税耳！上海经济学者沈凌认为，这种税制既不合理，也无法达到持续性抑制房价的效果，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政策”。

房产税是悬在中国楼市上方，也是悬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果之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因为在过去四十年里面，一般的老百姓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家庭财富，一多半凝聚在房产上。中国住房自有率超过80%，远高于发达国家比如德国。如果未来对房产征税，实际上就是对老百姓过去四十年辛苦工作的劳动成果征税。

那么，这样的财产税合理吗？

不少专家引述美国或者德国的例子，认为这些发达国家都在对房产征税，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呢？“淮南为橘 淮北为枳”的道理告诉我们，同样的树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的果实。德国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土地基本私有。对房产征税，实际上是对房产脚下的土地征税。因为你房产坐落于这个位置，享受了周边的公共设施的便利性，所以需要为此付费。这是房产税的法理基础。你交的房产税也都用于社区公共设施的改善，进一步增加了你的土地的价值（体现于房价的上涨）。

而中国的土地本来就不是房屋所有人的，而是房主向政府租赁来的，目前体制大体上是70年的使用权，也有不少是更加短的时间。前一段时间温州就有部分的20年租赁期的土地使用权到期了，住户在出售房产时遇到了法律上的障碍。所以从理论上讲，土地周边的公共设施的改善带来的土地增值，并不属于房主，在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国家是有法律依据将土地收回，或者重新估价，按照新的使用权价格再次出租的。因此，作为土地的租赁者，中国房主有什么理由为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缴税呢？

中国政府在建立出租土地的制度时，参考的并不是德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学了香港。香港当局因为本来就是从清政府手里租了一百年的土地使用权，所以也不可能出售土地，只能转租土地。所以，香港政府也从来没有向房主收取什么房产税。现在中国政府卖地的时候学香港，手里保留了土地所有权；征税的时候又想学德国，实在是不太讲道理。

新的税种不合理，那么现有的中国特色的制度好不好呢？

其实在我看来，中国政府现有的土地批租制度并非不好。它至少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初期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我倒认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有点儿制度自信的话，那么就应该坚持这个好制度，不要照猫画虎学习西方的房产税制度才对。

举例来讲：某块土地的价值一百万，按照2%的税率征收房产税，政府每年收入两万元，这或许足以支付周围的公共设施，比如地铁，的维护费用。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讲，目前需要的是建设一条新地铁，而不是维护一条老地铁。这样对资金的需求不是2万元，而是100万元。那么可能的办法就是政府举债，向银行借款修地铁，然后用未来的税收收入偿还。这样就形成了政府公债。

现在的中国土地批租制度就是把未来70年的房产税一次性收取了，于是就刚好提供了修建新地铁的费用，并不需要政府来负债经营。而房主一下子拿不出这70年一次性缴纳的税怎么办呢？他们通过房产抵押贷款从银行获取资金，用未来数年的个人收入还本付息。实际上是用老百姓举债的办法修建了新地铁，这样形成的是家庭私债。

那么用私债代替公债，会不会更加有效率呢？

政府发公债修建公共设施，最缺乏的是效率考量，因为它缺乏市场竞争的制约。一旦政府规划失误，某个地方用公债修建了公共设施却没有人住，收不到房产税，形成债务负担，就要全体纳税人强迫承担，政府本身并没有能力对此负责。而现在中国政府的土地批租价格是用招投标形成的，于是就比单一的税率有了更加多的弹性。一块地的批租价格高不高是由市场决定的，也是由房东承担风险的。一个地方土地价格太低，就是市场发出的信号：这里不需要大兴土木；如果这个地方高价拍出了土地以后没有人住形成资源浪费，并不需要全体纳税人承担风险，仅仅是这些投资人投资失败而已。

至于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开征房产税来抑制房价的想法，我觉得这样的抑制效应顶多就是一次性的，开征新税而不取消原有税费，当然会抑制交易，有助于降低房价。但是一旦开征以后呢？税率相对稳定，并不能时时刻刻调整，房价高了低了都有一个稳定的房产税率；还不如土地批租的拍卖制度，其价格（其实就是70年房产税的税率）更加富有弹性，从而可以对房产市场做出灵敏反应。

现在还有人担心：政府收到了70年一次性缴纳的土地租金，全部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钱用完了，以后这些基础设施的维护费用怎么办呢？

这或许是德国按年征收房产税的好处所在。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土地批租制度下，并非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政府可以规定所有土地批租所得款项的一定比例（比如10%）存放于某个公共基金，作为未来的维护费用。这样的制度并不是我首创的，中国政府已经在运用，比如中国房主买了房子以后都要强制缴纳一笔公共维修基金，只不过目前这个基金仅仅用于公寓楼内的公共设施维护而已。如果把这个逻辑运用于政府的土地收入，那么也照样可以解决城市政府维护整个城市的公共设施的费用，而不需要花费巨大的社会代价开征不讲理的新税种。

所以，即使从政策制定的成本收益比来讲，开征房产税也未必是一招好棋。

最后，千万不要低估开征房产税的社会代价。

为什么我认为开征房产税的社会代价会很大？不仅仅因为这是对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征税，而且这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割裂，也会引发对产权保护的怀疑，最终阻碍中国经济增长。这对试图复兴中华的现政府来讲，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政策。

不少人现在推测：房产税会采取累进制，也就是对多套房征税，而豁免首套房。暂且不说这样设计的合理性。但就这样的设计效果来讲，无非是“杀富济贫”，必然造成富人对产权保护制度的怀疑，从而抑制投资，加速用脚投票。这或许会比“李嘉诚出走”的消息更加有杀伤力。

而且，即便对多套房征税，也未必对穷人有好处。因为多套房一般来讲是用于出租的出租房。对出租房征税，其税收负担必然会在房东和房客之间分摊，具体的分摊比例由当时的市场情况而定。在大城市，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新人口流入，对租房需求略显刚性，那么这样的税收负担就会主要由房客来负担。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作者为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写的好，好在哪里？好在说出了“中国有产阶级的颤栗”。可怜中国有产阶级连话都不敢说，而要绕道“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发出哀鸣。至于这个“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到底有无信用，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094、中国正在告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吗】

《要闻！中国在多地收缴民族语言教科书》（2018-04-02 自由亚洲）报道：

据美国民间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4月2日发布的消息，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等地教育部门上周向各县、乡、镇一级中小学校下发通知，要求学生把家中的旧版教科书，及所有哈萨克文杂志、报刊、书籍等印刷品送交学校处理。

同时，教师还要到学生家中进行检查。海外维吾尔组织也证实，在南疆和田地区，维吾尔文及突厥文化书籍也被当局收缴。

一名哈萨克族人表示，现在当地的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双语学校实际上已不再用本民族语言教科书，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学校都被合并到汉语学校当中。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向表明中国正在告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吗？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就能避免苏联解体的命运。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一律改为行省制度，是维持中国统一的必要措施。

【095、中国只是半个大国——新党主席郁慕明犯了叛国罪】

《美国或派至少2艘战舰穿越台湾海峡》（2018-10-21 美国之音）报道：

继路透社报道美国正在考虑再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华尔街日报也援引两名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这次使命将持续多天，且至少包含两艘军舰。该报星期六的这篇报道说，美军将以此向中国表明，美国有权通过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任何国际水域。

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曾在今年7月穿越台湾海峡，美军在这个十分敏感海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军方尚未对此发表正式评论。两篇报道也没有透露美国将派什么军舰以及在什么时候执行这一使命。自2007年美国“小鹰”号航母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航母再次穿越台湾海峡。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在新加坡会晤东盟国家防长时也强调，美国将在任何国际水域自由航行。马蒂斯上星期在东盟防长会议间隙会晤了中国国防部长魏凤，两人谈了近90分钟，比预定时间多出30分钟。尽管没有具体成果，但仍被视为有助两军关系和缓的迹象。马蒂斯称会谈“坦率而坦诚”，称这种高层会谈在双边关系紧张时期“极有价值”。

谢选骏指出：台湾海峡就是两个中国的分界线，所以美国军舰把这里当作“国际水域”。

《如果以人民解放军为后盾，没有人敢欺负台湾人民！》（2018-10-20全球网综合）报道：

15日，新党主席郁慕明在脸书发文默示，台湾公众应拒绝成为美国的棋子，更不应再购置美国军器。他说大陆就是能够倚靠的自家兄弟，有大陆解放军做后援，就没有敢来欺侮台湾公众。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10月17日报道，郁慕明早前曾屡次针对台湾军购议题举行发声，默示“台向美军购即是花钱帮人看门”“新党若2020年当选，将截至对美军购”。

10月15日，他又在脸书针对两岸关系提及“非战之区”的主张，并默示，“非战之区”与“彩色台湾”是新党对于台湾越来越深陷于美国匹敌大陆的战争边缘，以及公众厌倦蓝绿对峙下，所提出来的愿景。

郁慕明说，“我们有责任不让我们生长的地方成为沙场，这就是为甚么新党对峙，台湾要成为非战之区。”他称，台湾公众就要明白拒绝成为美国的棋子，更不应再购置美国军器，“认为花了回护费买了武器，就能够回护自己，了局却是把自己卷入美国人围堵大陆的圈套里。” 

郁慕明默示，“在走向统一的历程也许需要缓冲时间，然则台海能够宁静，不需要美国来加入。” 

郁慕明说，当台湾在面临其他在海上“欺侮我们”的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除了让台湾自己的侵占武装来回护，大陆就是“我们可以倚靠的自家兄弟”。他说，有了台湾自己的防卫气力，再加上大陆的解放军做后援，今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欺侮台湾公众。 

国台办讲话人安峰山9月26日在回应美国拟向台湾出售总额约3.3亿美元的武器设备时曾默示，我们坚定否决台湾地区与美国举行任何情势的官方来往和军事联系，坚定否决美国以任何捏词向台湾区域出售武器。我要再次强调的是，任何挟洋自重、破坏台海宁静稳定的行动，都必将自食恶果。

谢选骏指出：新党是在中华民国注册的吧？其主席郁慕明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解放军为后盾”——这显示它已经触犯了中华民国的叛国罪。

《川普挑战“一个中国” 台湾入头号议程》（2018-10-21 自由时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二十一日刊出以“台湾拉拢（cosy up）川普恐引发中、美战争”为题的特稿。该文认为，美国副总统彭斯四日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里程碑性质演说，显示美国对中政策出现根本转变。尽管自蔡英文总统二○一六年就任以来，台湾邦交国已减至十七个，但北京愈持续打压，华府就愈支持民主、自治的台湾。美国总统川普已显露他挑战北京珍视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决心，如今他可能视台湾为影响中国愈来愈有价值的施力点。 

被前进部署至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伯克级飞弹驱逐舰“班福特号（USS Benfold）”，6月间通过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这艘神盾舰曾于7月穿越台湾海峡。（路透档案照）

台湾被推回美外交头号议程

该文作者、南早主笔黄忠清（Cary Huang）写道，美中对抗加剧，台湾正被推回美国外交政策圈里的头号议程。台北似亟欲利用此一罕见良机，强化台美关系，提升台湾近来由于两岸斗争而遭重挫的国际地位。彭斯演说中，批评北京引诱台湾邦交国与迫使外国企业不得再称台湾为国家的作法，并称赞台湾民主发展，批判中国专制独裁统治。十日，蔡总统就在国庆演说中呼应他对北京的指责。她意有所指地说，台湾的“民主转型…也为所有追求民主的人们，提供了暗夜中的光芒。”

对于台湾议题，一中原则系美中关系稳定的基础，川普则显示他予以挑战的决心。二○一六年十二月，总统当选人川普与蔡总统通电话，如今他更被一群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厦的亲台派顾问和幕僚团队围绕。彭斯演说里有关台湾的发言，也挑战华府自一九七九年与北京建交以来承诺的“一个中国政策”。今年，川普签署“国防授权法”与“台湾旅行法”两项亲台立法，在在挑战一中政策。

川普顾问幕僚 多是亲台派

美台在意识形态、价值及信念上有诸多共同点，双方也都指控北京干预美台选举。尽管美中两国在经贸上恰好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与出口市场，捲入美中贸易战及其他贸易冲突对己不利，但在政治、外交和战略上，蔡政府可能认为，捲入美中交锋也许有助于平衡北京对台的外交压力，为换取白宫及美国国会支持，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台北似乐于为了其与北京的外交斗争而利用美中紧张情势，但文中也警告，由于北京视台湾为其“核心利益”，将不会让步。随着美中渐渐危险地趋向直接冲突，台湾应当审慎以对，避免台湾海峡成为美中战争的引爆点。

谢选骏指出：看来，共产党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惹恼了美国，美国要通过拉抬台湾的行动来宣告以下信息——“共产党中国连一个大国都算不上，因为它根本未能统一中国，只能算是半个大国。既然如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能按照半价处理。还有半价是否给予台湾，就看我心情如何了。”

【096、中国终于告别长城时代，应改国歌】

中国终于告别长城时代，开始向一个蔚蓝色的时代纵深前进了。蓝色文明开始覆盖黄色文明，成为中国的主旋律了。

中国仅仅告别长城时代还是不够的，还应改掉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删除其中的长城精神。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义无反顾地进入深海，整合全球为一体。

《中国首艘核动力航母　设计亮点抢走美法锋头》（2018年03月03日 中时电子报何宜玲）报道：

中国歼15战机于辽宁舰上起飞。（图/中新社）

全球首艘核动力航母，也是美国海军第一代的航空母舰，自1961年正式服役以来，核动力航母的发展历史至今已有将近60年的历史。除了法国戴高乐航母以外，其余全是美国拥有。中国官方近日证实正在赶建首艘核动力航母，这艘新一代的中国航母，除了具备核动力航母传统上拥有的优势以外，还有不同的设计和突破，预计未来可能抢走美法核动力航母的风采。

中国核动力航母单就新型核动力航母相较于传统的常规航母来说，已经具备相当多的优势：

首先，核动力航母比起常规航母当然具有动力上的优势，1次核燃料可以使航母航行数十万海浬，让航母几乎拥有了无限动力，这是常规航母无法达到的航程。

也就是说，核动力航母只要是更换1次核芯，大约可以连续航行10年。

此外，常规航母会排放高温废气腐蚀舰上设备，影响舰载机要着舰时的湍流，但是核动力航母可以一劳永逸的消除这个问题。

核动力航母不需要传统航母的进气道、排气道和大型烟筒，不但可以增加舰艇强度，节省出来大量空间，可以装载更多航空燃油、武器弹药和补给品，提升航母性能，增加自持力。

核动力航母也不会有传统航母的噪音和毒气，加上电力充足、空调更好，优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以让保证舰员拥有最佳战力！

根据新浪军事报导，中国首艘核动力航母除了具有基本配备的优点上，势必在设计上更往前突破，估计会往这些方向走：

由于美国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动辄10万吨级的排水量，企业级也有8-9万吨。但目前中国辽宁舰和首艘国产航母都属于5-6万吨级的中型航母，因此下一代航母势必超越中型，往大型航母迈进。

此外，中国海军对于舰艇隐身性的要求逐年增加，从驱逐舰的设计就可以看出，而航空母舰在海中形成庞然大物，不只雷达反射面积大，电、磁、声、光、热等讯号都很强，因此隐身设计有其必要性。

除了航母朝向海上隐身的方向设计以外，当然搭载的舰载战斗机也一定会选择隐身载机，并简化飞机的种类，以提升舰载机的多用途性。不管中国海军最后选择歼-20还是歼-31，未来一定会更看重隐身的功能。

最后，新型核动力航母可能在自动化和智慧功能更加用力，以降低人员编制，减少人事成本支出，以及降低可能衍生的设备维修附加费用，让全舰的使用费用降低，提高航母寿命。

谢选骏指出：上述发展表明，中国终于告别长城时代，开始向一个蔚蓝色的时代纵深前进了。蓝色文明开始覆盖黄色文明，成为中国的主旋律了。

《中国或开建核动力航空母舰 消息遭速删》（2018-03-02 转载法广小山）报道：

中国不掩饰建立强大海军力量的雄心，而且中国自产航空母舰两艘正在建造的消息不断曝光。新的消息透露说，中国正在研制核动力航空母舰。但中国一家军工企业披露的这一消息很快被删除了。

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一家军工企业的官方网站披露说，中国正在建造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官网最近发布的一篇文章罕见地公开提及中国正在进行核动力航空母舰相关技术的研究。

这篇本星期三发表的的中船重工发展战略纲要称，中国正在“加快实现核动力航母” 等相关技术的攻关突破，“为海军2025年实现走向深蓝远海的战略转型提供高质量武器装备”。

报道指出，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四也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事专家的话说，从中船重工的文章来看，中国的“核动力航母的研制正处于攻关阶段”。还有两位专家也对该报说，核动力航母的研制工作目前不仅仅是启动，应该是已取得初步进展。但是这篇发展纲要星期四在中船重工的官网上就已经无法找到。

中船重工是中国最大的海军舰船制造公司，是中国船舶行业唯一一家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报道认为，与常规动力航母相比，核动力航母有更强的机动性、以及可以在远离国土的地方作战等很多优势。目前只有美国全面掌握核动力航母技术。中国计划建造核动力航母将意味着，中国海军将在未来七八年时间里彻底走向深蓝，成为世界上或可以跟美国抗衡的第二大海军力量。

谢选骏指出：上述发展表明，中国仅仅告别长城时代还是不够的，还应改掉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删除其中的长城精神。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义无反顾地进入深海，整合全球为一体。

【097、中国终于恢复了连坐法】

《中国上访新规不遵守影响子女等直系亲属考学、入党、入伍、报考公务员就业》（2018年8月09日 转载）报道：

越级非访、极端上访、缠访、闹访和非法群体性聚集等违法犯罪行为会影响子女等直系亲属考学、入党、入伍、报考公务员就业

随着城市诚信系统和个人诚信系统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个人的诚信、品行和道德修养和行为方式也成为与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违法犯罪个人信息会推送到城市征信系统和个人诚信系统，个人违法犯罪行为也会影响到子女等直系亲属考学、入党、征兵、报考公务员、就业等。特别是在越级非访中，极端上访、缠访、闹访和非法群体性聚集引发的寻衅滋事、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妨害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敲诈勒索、诬告陷害、故意损坏财物、危害公共安全、聚众扰乱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等违法行为，个人会触碰法律的红线，还可能会影响子女亲属，具体有哪些？重点如下：

个人违法犯罪行为会影响子女等直系亲属的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及入伍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审查

政治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政治历史和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直系亲属和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

如果家长有犯罪行为的话，子女及直系亲属子女是不能录用为政治条件兵的，比如中央首长的保卫兵、驻港部队兵等，如果是普通兵的话，原则上还是允许的。不过，基于“择优录取”的原则，在名额有限、体检通过人员较多的情况下，“问题家长”的子女就可能会被放弃。

在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考中，类似的影响同样存在。报考公安一类公务员的话，如果父母及舅舅等直系亲属在服实刑的话，政审方面肯定是通不过的。如果是其他部门的编制内工作人员，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有此类情况者不能录取，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会带来一定影响，同等条件下肯定是择优录取。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0条的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是刑法中的设置的前科报告制度。

此外，在大量的法律法规中，对曾经违法犯罪的人员设置了重重职业和行为的限制，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以下行业均不得录用： 1. 公务员2. 法官3. 人民法院书记员4. 人民陪审员5.检察官6. 人民监督员7. 警察8. 律师9. 基层法律服务人员10. 公证员11. 司法鉴定人员12. 外交人员1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14. 行政执法人员15. 教师16. 幼儿园工作人员17. 执业医师18.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19. 会计20. 注册会计师21. 期货从业人员22.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人员23. 企业破产管理人24. 保险精算师25.保险经纪机构高级管理人员26. 保险营销员27. 拍卖师28. 典当行业从业人员29. 直销工作人员30. 专利代理人31. 证券从业人员32.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人员33. 导游34. 公司董事、监事、经理35. 基金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秘书长36. 民用保障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人员37. 注册建造师38. 注册安全工程师39.注册测绘师40. 公安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人员41.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42. 锁具修理经营者43. 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保安人员44. 保安45. 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46.土地估价师47.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48. 拒绝护照签发。

谢选骏指出：中国终于恢复了连坐法！

（一）

早在35年之前的1983年4月7日写作的《第三中国论》“四、“理解”的要义”一节里如此说道：

1、想要创造外物，必先创造观念；想要创造观念，必先创造自己；想要创造自己，必先创造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向上爬”是一种创造，“改变环境”也是一种创造。

2、永远不要忽略：真正的理解、透彻的理解是在浴血奋战中完成的……理解，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刻板的、苍白的；理解，应该是而且永远是积极的、生动的、鲜红的！理解，就意味着行动。

3、思想之间的伟大搏战往往体现为思想本睡呢的淡忘、思想原则被弃置一旁……这时，占上风的只是行动至上的原则、效率第一的精神。但是，思想并未消亡；是思想在支配这些残酷、顽强、充满韧性的角逐。斗争的结局，决定着未来的人们将生活在哪一种思想神髓的风靡之下。这，就是“理解”的历史。

4、汉武帝使中国人得以“理解了”孔夫子……若是没了他，孔子是什么？那不过一束发黄的竹简而已，也许还化成了灰烬。阿育王使释迦牟尼成为佛祖。要是没有众多殉道者的鲜血和君士坦丁大帝的翻案，耶稣基督还被看作死在十字架上的刑徒。

5、《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前句否定了一切神学和宗教的真实性，后句否定了一切现实甚至现象的真实性。二十世纪所谓的社会理想和理想社会在其洞彻之下，都露出了虚假和伪善的面目；尽管二十世纪用虚幻的未来取代了虚幻的来世。楚狂接舆《凤兮歌》的后句，还否定了一切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真实性，对所谓的“历史科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讽刺。

6、生命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无常”。生命的意义，也就是不可重复性。可以重复的，就是缺乏价值的？但是现代中国的暴发户们，却在“集体主义”的幌子下重复发泄自己的兽欲、摧残中国民族的天理，杀害天理的使者……使者们的鲜血，渗透了已无生气的中国大地，也使这垂暮的大地呜咽不已。使者们的尸体，乱掷在荒郊，精神界的万人坑！这可不是什么日本侵略者的罪过；而是文化汉奸们的“精卫填海”、意识形态汉奸们的“愚公移山”等惊人杰作。但是对于他们的“改造中国”，暴尸荒野是一种深刻的幸福！那是与天地同在，以天为被、以地为褥……

7、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但不幸也是汉奸卖国贼比例最高的民族。民族败类执政掌权、丧权辱国，使得国耻日深一日，民族良心唯有在社会的底层痛心疾首。但愿中国不被任何异族灭亡。中国几千年的连续传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如此看来，精神倾向很重要。武士也有陶醉于声色醇酒之时，逃兵也有慷慨激昂之日，但由于二者根本精神不同，其结果亦不一样。誓死不回的迟钝，和临危而惧、望阵而逃的聪明，不可同日而语；和认贼作父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更是南辕北辙。

8、我怀着一种深深的悲观──注视、思想这一切“阴阳颠倒”对未来中国文化的毒害将是多么深刻！未来的中国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背上这一段僭主政治的孽障；并以此潜移默化自己的文化特征！但愿中国人“健忘”的劣根性能减轻二十世纪的流毒。如果真能这样，这似乎又证明“中国人的劣根性具有何等的优点”！

9、百年之内，中国还没有走向世界霸权的资本；而中国的居民更缺乏一个“统治民族”所必备的优秀品质。所以在此之前，妄谈世界霸权者，该斩。命运最终是否将这种资本与这种品质赐给中国？必须承认：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有些希望的征兆。百年之内，中国不应在“对外斗争”中消耗它的有限力量；而应在“对内斗争”中加强它的薄弱力量，这两个方向决定着中国新型的文化君王、一个不要“身家性命”的精神主宰──为在中国重建“文化创造”而不是“市民娱乐”的秩序，他将无情地厮杀、流血、舍命……文化的命运，将在无文化或反文化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决定──这似乎费解，但却是令人悲哀的历史常态。

10、中国人的“三分钟热度”是举世闻名的。你可以争辩说，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无法给予并不稳定的人性以稳定的支持。你也可以争辩说，这是由于中国人久久看不到可靠的希望，包括看不到一个有权威的人格。总之，子民们对这个被官阶窒息了一切生机的社会，只有报以沉默与消沉。偶尔，报之以沉默与消沉的另一面相：怒吼与暴力。中国社会，这是一个“人的语言无法发挥高级功能的地方”。所以，动物式的圆滑和沉默，以及同样是动物式的暴力与怒吼，就成了交替出现的社会痉挛。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造成了“一盘散沙”，而中国人的“三分钟热度”，就是“一盘散沙”的典型特征。“一盘散沙”、“三分钟热度”，其另一面相就是高压的专制。

11、自然力量对文明力量的这种显而易见的支配，培养了一种顺民兼暴民的双重人格。他们的驯服不是基于自律以及“高贵的效忠”，他们的反抗不是基于人格的独立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小人德草”迄今仍是我们的国民性，因此“风潮”成了决定一切的社会机制，其破坏性也因此发挥到极致。

12、在这片人类草原上，要长起一颗参天大树来是那样困难：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要来一场破坏性的“星火燎原”，却又是那样容易。结果中国经常是十年树树，百年树人，仍然不免于毁于一旦。中国的“薛尔曼将军”不断革命，前来布置这一血肉纷飞的大会演。薛尔曼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军的著名屠户，但却是作为“正面人物”载入了联邦历史的教科书的。但在中国，这种角色却数不胜数，而且远超薛尔曼将军。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连坐法、族灭法的历史复兴……这里将上演中国革命戏剧中最后的壮烈画面，最后高潮的惊人涌现。

（二）

早在37年前的1981年写作发表的《梦见中国》里，谢选骏这样写道：

韩非子说，治急世之民，必用严刑峻法。肉刑、连坐、灭族！ 

乱世中的惩治行为格外严厉。风暴出现在地平线上，社会暴行和严酷刑罚，像一对阴郁的孪生姐妹一样出现，喋血的狂热在骋其英姿，时而迂缓，时而激烈……“这是复兴的必要基础”？渴血的历史有止境。“渴望暴虐”变为“收获暴虐”！“与人为善”让位给“与人为恶”，这是以毒攻毒的超级疗法！谁在竭诚祝贺这充满苦难的血腥进军？

牺牲得越多，生长的底气就越足；血流越丰盛，人的视野越开阔；毁灭彻底，重新树立才有意义！良知为了达到文明，允许野蛮的回光返照。看！古代的连坐法与灭族制将复活。既有古老的功能，又有崭新的含义：威慑的功能与减少人口压力的谋图，相映生辉。政治与经济，在此真正统合为一门“政治经济学”！

原始的残暴，不是形式上模仿，而是精神上创造。旧瓶一旦装了新酒，也就拥有新的意义，哪怕它破碎了也好。旧瓶的酒若比新瓶的更醉人，旧瓶也就胜似新瓶！现代的连坐与灭族，将使中国重获生机。它的兴起，得力于四大现实基础：

1，人口压力； 

2，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势力； 

3，建立新制度所需要的适当的严肃气氛； 

4，优生学的考虑。 

合理的连坐与灭族，并非主动出击，而是迫于自卫。在四大基础中，人口压力堪称中国历史的新问题：建立新制度、粉碎旧势力，若无人口压力的背景，可以更和平地进行，但人口背景将赋予一个有利可图的动机。大量减少多余的人（包括遗传病患者、白痴、文盲和不务正业的人），不仅在社会治安和经济效率上合算，而且有助于改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每减少一亿人口，就足以创造每年数亿盎司黄金的产值！而并不需要节约任何生产成本、提高任何生产效率、增加任何生产能力。至于生态方面的收获，则更是不可估量。根据世界目前的社会状态综合衡量，只要运用得当，即使人口减半、再减半，也丝毫不会破坏“综合国力”。中国如果人口减半、再减半，也还是要比美国多上将近一亿人口！相反，由于大幅降低了中国庞大无益的耗费，只会大幅提高中国的活力。

未来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们，决不至于笨到看不清这一点基本事实。所以，他们想要干什么或说他们不得不去干什么，就一目了然了。这样的前景，听起来显得落伍、做起来令人厌恶，但是它可以改善中国的内部环境。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病态，更令人厌恶的？为了中国的医治，我们不该畏惧那些“不是最坏的选择”，否则岂不是慕虚名而处实祸？

连坐和灭族的合理性，还可以从人性方面得到证明：人的亲子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在一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完全陷入紊乱的时代，例如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不以连坐法和灭族制来逼使它为善，就很可能纵容罪犯甚至助长犯罪。基于血缘的亲子关系，是基于地缘的邻里关系无法取代的，如果连它也控制不了犯罪，那么就完全无可救药了！因此，连坐法和灭族制，比之它的退化形式保甲制和居民委员会制度，更加“适合中国国情”。除非，在连坐法和灭族制的基础上，再加上保甲连锁！而瓦解家长的权威，一味依赖邻里间的互相监视，反而是对社会生态的极大破坏！也就是说，家长必须首先为家庭成员的行为负责，包括负起刑事责任来。家庭成员，也必须反过来为家长的行为负责：不是为了斩草除根，而是为了防患未然。不仅如此，其他名目繁多的“极刑”也将一一复活，对于没有灵魂没有信仰没有良心的同胞来说，唯有肉体的极端痛苦，才能导向良善。为此，陈尸苏醒，冤魂发出裂人肺腑的嚎叫，响彻云霄。肉刑在中国的恢复，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汉文帝的改革，已经证明是极大的早熟！时代的车轮，似乎还没有重新轮转到现代的中国！

梦见中国（两卷本）

Dreaming of China（The two-volume）

1975年5月19日动笔

1981年10月初稿电传

2000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内容简介

《梦见中国》（两卷本）是谢选骏先生1975年到1981年之间的作品，通过两个梦境的故事，展示了中国的未来。1981年10月18日，其初稿曾经交由美国合众国际社予以报道。 

 A Synopsis of  the Book

Dreaming of China（The two-volume）is a work of Mr Xie Xunjun's written between 1975 and 1981. The work unfolds the future of China in the form of two dreams. The scripts of the work were handed over to the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on October 18, 1981, which later delivered reports on it. 

题记

谁是梦，谁是梦鸟

世界昏睡我会喧嚣

谁是梦，谁是梦鸟

继绝世，播种神妙。

谁阅遍了所有世界

洞悉那些阴暗底蕴

没有悲伤没有开心

他知晓人间的背景。

谁是梦，谁是梦鸟

羲和金光镀遍死角

阴暗收敛他就退休

转回穷庐独自思考。

有几声淡淡啼叫

还记得恶鬼多少

请听我悄悄告诉

点破迷津的梦乌。

目录

梦见中国·开幕式

北京的煞气1

梦见中国

上卷

引子9

第一章 最后的预言者16

第二章 新的史前状态28

第三章 世界瘟疫中心37

第四章 火神和盲流49

第五章 赤地死生处62

第六章 谶语75

梦见中国

下卷

第一章 中国现在

引子79

（1）灵魂的流浪84

（2）秘密的中国88

（3）地下的思想91

第二章 面向黑夜

引子96

（04）民族的广场97

（05）中国的冬眠99

（06）病态的人际关系103

第三章 穷凶极恶的时代

引子108

（07）人口灾难110

（08）双重压迫114

（09）遭受报应123

第四章 走投无路的选择

引子134

（10）天解决与人解决135

（11）中国与欧洲143

（12）民族国家论154

第五章 新王国的思考

引子165

（13）文化阶层的复国167

（14）中国民族的兴起177

（15）中国的自新运动186

第六章 新的野蛮纲领

引子198

（16）野蛮精神的光辉199

（17）焚焚书，救中国208

（18）大学之道的人格化214

梦见中国·闭幕式

各国友人、各位领导224

附录：美国合众国际社

1981年10月1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228

2015年11月第二版

November 2015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II

【098、中国族群分裂是共产党阶级划分的结果】

《当今中国最大隐患：族群分裂无处不在》（2016-10-01  多维）报道：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极端的思想（无论左右）在社会中永远都只占少数，大多数人，都会有彼此认同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历史、政治普遍都会有一种共识。这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争议永远都有，分裂随时存在。但因为是极少数人，所以他们间的分裂无碍大局，加上有制度保障，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安定。

华人社会（无论海内外华人）正面临着严重的族群分裂。这种分裂，我们时时处处事事都能感觉到。打开网络，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各种文章、微博、微信，都展现出这种分裂。左右两种思潮（姑且言之左右吧）截然相反，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就是朋友间、亲戚间，甚至兄弟姐妹夫妻父子间，只要谈及社会政治，谈及意识形态，就有可能出现分裂，互掐起来。有些朋友、同学因此断交，兄弟、父子因此反目，夫妻因此离异。

更有些人为此诉诸武力，大打出手。如广为人知的，北航教授韩德强殴打不同观点老翁事件；一些左派极端人士冲击围攻袁腾飞事件，等等。至于各种恫吓、谩骂、威胁，则无时无日无之，种种最肮脏最下流的语言都被用来攻击对方。如果以此比作"文革"，则文革早就开始了。

这种分裂的根子是因没有共同信仰（这种现状就不可能有共同信仰）。这种分裂就是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分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分裂又源于对历史事实的不同认知，源于对一些基本事实缺乏起码的共识。争议或者分裂的焦点，是对文革的看法，对毛泽东的评价，进而是对社会制度（宪政）的看法，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看法，对美国和西方的看法，等等。持相反观点的两个群体比例如何，很难作出统计。从网络、微博、微信对掐的情况看，约为一半对一半。但不同社会阶层的比例也会有所不同。按概率论，则这种分裂在党内、军内，甚至在高层都可能存在。只是因为他们处境不同，这种分裂不会轻易暴露出来。

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分裂。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任何种族出现这样的思想分裂。举例说，就是像俄罗斯这样民主政治还不那么成熟稳定、具有争议的国家，他们都存在共同的价值观。东正教仍然是俄罗斯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俄罗斯无论朝野，包括最高领导者和普通民众，对前苏联的专制历史都有深刻认识，并因此作出全面反思。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这些历史写进教科书，让世世代代记住这些历史教训。

当然，一个社会存在不同思想观点是正常现象。但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极端的思想（无论左右）在社会中永远都只占少数，大多数人（或者按我们的说法95%以上的人），都会有彼此认同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历史、政治普遍都会有一种共识。这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争议永远都有，分裂随时存在。但因为是极少数人，所以他们间的分裂无碍大局，加上有制度保障，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安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民间有三亿枪支，而不会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人能说服谁，没有人会理性地听对方的话。纵然不乏资讯，但人们都只是选择性的参阅资讯，形成越来越顽固的立场观念。这种族群分裂显然充满潜在危机。中国社会一旦出现风吹草动，这种分裂就会迅速发酵，就会失控，产生巨大灾难。其后果只能比国共内战、比文革更加恐怖更加惨烈。这也是中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进步的最主要障碍。

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是长期对历史事实真相的掩盖、封锁，是对自由讨论的干预。在1980年代，社会比较开明，思想讨论相对活跃，已慢慢接近这些历史真相。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当局为了现实的利益（统治的需要），搞历史虚无主义，将讨论历史真相列为禁忌，又将一些虚假信息列入教材，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举例来说，电视节目常常根据需要，随意删除镜头中的某些历史人物；出现在电影《开罗宣言》海报上的是毛泽东头像，而真实历史是毛泽东与"开罗宣言"没有关系。又如，一幅油画《开国大典》，因政治的需要反反复复涂了又改。但在现代资讯时代，封锁这些信息显然不容易做到。许多人还是知道了部分真相并进行独立思考。这样，掌握了不同资讯、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就形成对立，形成今天这样的分裂局面。

其实，历史事实就摆在那里。如果能有个公正的公共平台，如果不受任何限制，让人们畅所欲言，自由讨论，事情总是能说清楚的。许多证人还在，证据还在。事实就是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否定不了。真相出来了，是非也就明白了。真理也就明确了。事情也许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归纳起来，只要能弄清楚如下几个事实，也就离真相不远了：

一、共产党在建政前是否极力主张、争取民主自由，主张建立宪政；是否主张军队国家化；是否强烈反对一党专政？如果是，为何现在就不准说了？

二、国民党军队是否抗日战争的主力？如果是，为何不承认？蒋介石是否躲在峨眉山上不抗日，抗战胜利后就下山摘桃子？

三、土改、三反五反将地主杀死，将地主资本家财产没收，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的，为何现在资本家更多、更富，他们还可以入党；土地、房屋也都可以出租，而且公开承认私人财产是合法的？

四、反右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的，为何几乎所有右派都平反？如果是错的，为何不准讨论？

五、三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原因是什么？如果是真的饿死数千万人，为何不承认？连杨继绳研究大饥荒的书也禁？如果是假的，为何不让专家自由研讨？为何不将真相公布（如，这三年的气象资料、苏修逼债的资料等）？

六、彭德怀冤案真相是什么？彭德怀如果证实是蒙冤被害，那么责任人该当何罪？

七、朝鲜战争的真相是什么？这场战争是谁发动的？应如何评价？越南战争的真相是什么？是谁先发动的？

八、如何评价文革和毛泽东？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如果文革是错的，为何研究文革却成为禁区？作为文革执行者的从犯江青被判死缓，那么主谋该当何罪？该如何评判？（举个简单例子，抓住一个犯罪团伙，如果从犯判处死缓，主犯该判什么罪，是幼儿园小朋友都懂的逻辑）。

九、真的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吗？如果是，它的本质、核心是什么？中国现在实行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吗？

好了，就举这么几条，如果能讨论清楚，事情就七七八八了。当然，造成这些思想混乱的原因还有多种。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贪污腐败；如教育、医疗改革的失败，等等，都会让一些人转而怀念过去，错以为回到左的道路会更好。这些问题都互有关联，错综复杂，关系到政治改革。这是另外的大题目。本文暂不讨论。

话说回来，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这种族群思想分裂已积重难返。人类的观念形成于婴幼儿时期。从幼儿园、小学阶段就灌输的信息，已经在人脑子里深深刻下印迹。人的脑子一旦装进什么，就很难改变它，很难再磨去。这些人成长后思想已经固化，不愿或很难接受不同观点不同看法。他们会拒绝承认事实，所以还是比较悲观的。

真正能起作用的是国家政权。只有通过国家行政立法，从小学教科书开始，从幼儿园开始，让孩子们知道历史真相，避免接受虚假的东西，从小听真话，讲真话，真诚做人。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只有让少年都知道真相，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当然，知易行难。这与重建民族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是一体的系统大工程。任重道远。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似乎不错，但却回避了“族群分裂”是共产党“阶级划分”的结果……在中国，从来都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从来都是“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社会基础”的——中国社会的这一现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教条的最好批驳。

【099、中国最需要抵制的外国人就是共产党人】

《D&G撤回道歉与中国决裂 抵制一切中国货》（2018-11-30 杭州日报）报道：

引发全民抵制的DG辱华事件在DG官方一段道歉视频中本已暂告段落。DG品牌也算就此凉透，在一片骂声中一夜坍塌。但谁成想，在这一片狼藉中，狗急跳墙后的叫嚣之声，再次传来……

DG的创始人扬言要与中国彻底决裂——D&G脱掉了自己的面具，终于暴露了自己丑恶的真实面目!表面上对中国友好，只是因为想赚中国人的钱！

翻译：如果中国人不继续买D&G的东西，请所有意大利人别吃中国餐馆，毒衣服， 偷税漏税，继续使用的过期食品，所有一切有关中国的东西都别购买！

而对这种面目，小编认为这位网友说的很真实：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认清的事实：很多外国人表面上对中国友好，只是因为想赚中国人的钱，都知道中国“人傻钱多”，道歉也好，恭维也好，只是哄我们玩的。当真的赚不到中国人钱的时候，就会气急败坏暴露本性，赤裸裸的瞧不起我们！我想说，来吧，我们怕过谁！

01

先是DG的创始人被爆出扬言要与中国彻底决裂；

而后，DG在Ins上撤回并删除了所发布的道歉视频！

何来勇气？

也许意大利第二大报在相关报道中对中国人的公然嘲讽可以给我们答案：“放心，他们抵制不了多久的。”

中国人，真的记性差吗？

我想反驳，我想怒斥，但看了下面的报道，我竟，无言以对......

据钱江晚报报道：

在辱华风波后，杭州大厦的DG品牌店有一顾客向导购要求，希望能退回预存款。

谁知该店的中国店员却回应：“放心啦，这两天生意还好，抵制只是暂时的，这只是临时的风波而已，过两天就好了。”

“感谢你们，就是你们中国人，给了我们辱华的勇气。”

02

你还记得萨德事件吗？

2017年，韩国商业巨头乐天同意就针对中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

此举引发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因而自发了抵制乐天，抵制韩货的行为。

在那段时间呢，人们纷纷响应号召，拒绝去乐天超市购物、拒绝购买乐天集团的产品、抵制韩国产品、拒绝赴韩旅游。

对此，乐天集团会长说：“不用担心，他们非常市侩，无骨气无血性，我们降价他们就买。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最多抵制一段时间，像刮阵风。”

如今，一语中的，当初觉得这话在讽刺我们，现在看来，更加讽刺。

被外国看低的抵制运动：

但是对于D&G辱华事件，意大利《共和报》表示过：“D&G风波让品牌损失惨重，但中国人抵制不了多久。”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是健忘的，无论事件发生时中国人多么愤怒和抵制，之后还是该买就买。

虽然对此言论，绝大部分网友极为愤慨，但不少网友也遗憾的表示，对方说的是事实：国之尊严不容践踏！对于友好的外国品牌，我们敞开国门喜迎八方客，但对于带着伪善的面具一面侮辱中国一面还想赚中国人钱的黑心商家，国人应有维护尊严的做法！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不容任何人侮辱！

当然小编还是要提醒一句，全面抵制中国产品之语只是D&G单方面想损害两国友谊和交往的跳梁小丑之举，想擅自绑架所有意大利人，煽动对华的负面情绪，希望意大利人和国人都保持冷静，莫要中计了啦！

错的是无耻的D&G，该道歉的是无耻的D&G，其他的人不需为他们的错误买单！

网民哀嚎：

秋念11 今天 12:46

拒绝道歉，因为可以是假的。

wc73 今天 10:10

抵制日货，多少代人了？从来没有长性。

ddcheat77 今天 09:43

AYA_ 说的在理！现代的世界，恐怕只有中共还在把人民的消费权益绑在自己政治利益的战车上。所有，拒绝给予中共国“市场经济地位”就是理所当然了。

AYA_ 今天 07:51

此文的立意的基本点有个暗含预设前提，商业是以道德和政治标准为底线，这是极端无知和幼稚的表现。可以说在理想社会里也不存在！当你以某种（不一定是普适接受，国家或政党）政治立场或道德标准去衡量一个外国公司时，已经很荒谬，不要说这个标准的客观性和平等性（任何包括国内公司是否也可以适用），在当今市场经济体系里，公司生存底线就是利润，不要说发展需要的利润空间。试问哪个中国公司不是竭尽全力追逐利润，甚至连国企在内，有几个企业以民生，道德，慈善为出发点？连国内公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假，毒，伪产品拈手就来，食品，蔬菜，水果，国计民生的基本产品有几个你可以放心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指责一个外国公司只为以利润不顾所谓自己认可的政治“道德”十分可笑滑稽。当你说别人手没洗干净时，无视自己脸上的锅黑，的确让人想起历次政治运动以及文革登峰造极的手法：马列主义老太太照镜子 - 永远时对着别人。从这种政治毒症在思维里的遗传可以看出文革的基础，国家崛起的隐患，认同文明的差距！

阳光海浪沙滩 今天 07:05

抵制是一种愚昧的表现。吃瓜群众被当局利用。

高玉宝 今天 06:58

头上悬着老毛子的镰刀斧头，到万维得钻狗洞的五毛们为了几个五毛甘党中共洋奴的奴才。对，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十足的洋奴。中共政权就是老毛子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

辛亥革命 今天 06:57

@赛昆，说的太对了，黄俄与华夏是对立的，D&G根本不存在辱华！

辛亥革命 今天 06:55

好！D&G比那些左棍当道的跨国公司如不要脸的小渣脸书之流有骨气多了，赞，应该鼓励有经济能力的多买D&G产品.

oneplusone 今天 06:28

D&G是无辜的，整个都是代购的搞的闹剧，狠狠的大赚一笔。

frank_ly 今天 06:19

世界上90%的假货来自中国。假货鼓励抄袭，打击创新，是世界的瘟疫。

赛昆 今天 05:26

"给了我们辱华的勇气“——错了，辱的不是“华”，而是黄俄。一个以割地日为“国庆节”的哈巴国家，本身就是人类的耻辱。毛泽东传世语录：“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从头指示”——这才是真正的辱华。

谁啊你是 今天 02:11

最讽刺的是， 人家没说错， 地沟油， 毒衣服， 偷税漏税，过期食品。。。其实实际情况比这更严重。 所以说爱国主义让人变蠢和变无耻。

g2j2 今天 01:25

有几个党奴加洋奴，起个洋名帮党说话，带着西瓜帽打领带，极其恶心！

g2j2 今天 01:12

毛腊肉一拍脑袋，日本赔款不要了，天池给朝鲜了，夜莺岛归越南了；江蛤蟆一拍脑袋，大片边境勘测归俄罗斯了；习猪头一拍脑袋，撒给哪国，撒多少，随便拍。禁评封网不说，连边境都是机密，屁民没有知情权。你是啥公民啊？

g2j2 今天 01:01

共党邪恶政权之下还要硬把自己当人，狗奴才！

g2j2 今天 00:57

为什么要换掉黄皮肤，狗奴才，自己看不起自己。台湾人才是中国人，他们可以用选票说话，让国民党下台，让民进党下台，海外华人都可以享受民主自由和选举权利，新加坡华人更是人上人。你公民都算不上，依据宪法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监督权，政治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监督权包括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申诉权、控告权。而且还可以通过社会提供的诸如公职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制度、社会协商制度等多种形式，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屁民有什么？能算公民？还管别人几等公民。

EvanHg 今天 00:39

下面几位脑残华狗啊，请去美容院把你们的黄皮肤换掉，换上白皮吧，这样才可以发表你们的贱语啊！我看这世界上只有战争死亡屠杀内战才是洗刷人的心灵最美好的事情，只会在万维网发表几句狗咬狗的文章就能提高华狗在美国的地位？还是认清楚你们作为狗的身份吧，毕竟大家都是三等公民啊！再来第二次美国内战吧，只需要二十年时间罢了！

镰斧帮 今天 00:08

肿国人真是无药可救，共匪哪天没有凌辱你们，把你们骑在裤裆下面打得鬼哭狼嚎，你们不觉得是侮辱？？

foodgiver 2018年11月30日 23:43

台湾鬼岛岛娃它们心甘情愿地做美国的三等狗！台湾鬼岛从没落的西方垃圾堆里拣来了西方虚假的民主破尿布当做自己的遮羞布，还时常拿出来炫耀一下台湾民主的腥臊味，台湾鬼岛这种丑陋的政治恶心自己还嫌不够，还要拿来恶心中国人，真无耻！中国人民推翻地富反坏消灭蒋匪帮剥削压榨之后早就翻身当家作主！

weijie 2018年11月30日 23:28

楼下幾個王八糕子、不踩你、還真拿自己当狗屎了！中国人都他媽招你啦！

g2j2 2018年11月30日 23:17

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配做人！在世界人民面前全票通过修宪删掉任期限制开倒车，是全人类的羞耻，如此辱民，中国人在哪里？话说得绝对了，中国人还是有几个的。

hardlyconfused 2018年11月30日 23:09

在说习哈日？还真是

g2j2 2018年11月30日 22:58

中国哪里有人？就是一群奴，又分党奴和洋奴。

CNS 2018年11月30日 22:51

中国人滚出地球是上策。

jianggt 2018年11月30日 22:50

下面的两个才够资格当狗，没人跟你们争。

七号洞 2018年11月30日 22:42

中共奴才贱民最可恨！

zhcn 2018年11月30日 22:15

有道是，宁作美狗，不当共奴！

谢选骏指出：“而对这种面目，小编认为这位网友说的很真实：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认清的事实：很多外国人表面上对中国友好，只是因为想赚中国人的钱，都知道中国‘人傻钱多’，道歉也好，恭维也好，只是哄我们玩的。当真的赚不到中国人钱的时候，就会气急败坏暴露本性，赤裸裸的瞧不起我们！我想说，来吧，我们怕过谁！”——以这一标准看问题，中国最需要抵制的外国人就是共产党人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共产党的大头目列宁说了，把沙皇俄国霸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却但没有执行；共产党的二头目斯大林还进一步从中国抢走了蒙古。所以说，中国最需要抵制的外国人就是以列宁斯大林为祖宗的共产党人。

【100、中华民国败于口是心非】

《中华民国为什么会失败？》（谢潤良易小巷 2016-08-02 ）报道：

1945年，国民党领导残破的草鞋兵，力抗现代化的日本军队达八年之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后终熬到了胜利。但就在转眼之间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却在北京天安门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的四年内，国民党的江山就被共產党吃个精光。1945年，国民党领导残破的草鞋兵，力抗现代化的日本军队达八年之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后终熬到了胜利。但就在转眼之间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却在北京天安门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的四年内，国民党的江山就被共產党吃个精光。

12月7日，那个肇建于1912年，被称為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在吞尽三十八个年头的苦难之后，黯然宣布「播迁」台湾。

两个分裂分治的中国在一个平面上出现了，但是彼此都坚称只有一个中国，虽然台湾有台独，但那第三面旗帜毕竟还没飘起来，如今两岸交流开放，两岸衝突似乎已经缓和下来了，但事实上国共内战从来就没有结束，关键在于政经制度和价值观的不同，将来还要继续纠缠下去，只是换成斗智，搞得后人一头雾水。

总而言之，1949年中国国民党成了20世纪全球头号大输家之后，就不愿再提这码子事了，因為实在是不堪到难以啟齿了，由于国民党的不说，等同授予了共產党随便乱说的权利，最后积非成是到连美国都深信不疑。

1949年8月，美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其中附国务卿艾契逊给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信中就提到：「中国反共政策失败，是由于其政府贪瀆无能之故」于是国民党从此便贴上了贪污无能的标籤。

老实说，国民党贪污无能其来有自，若说这是失去中国大陆的全部原因，甚至最重要的原因都属冤枉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哑吧吃黄莲自己没有勇气说，只好任凭这段史实，消失在重重迷雾之中，原本在内战输掉已经够难看了，在被人不断加油添醋下，整件事情变得更加难看。

人為刀俎，我為鱼肉

在国共内战爆发前夕，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国际状况。二次世界大战对当时大部分的国家都造成了极大的死伤和经济损失，短时间爬不起来，中国更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没有强过，纵使在开罗宣言上，蒋介石签字终于撤销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

但事实上，从开国以来就战乱不断的中华民国比大清朝还要残破不堪，早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美国和苏联的二极化即将宰制全球，在那个尔虞我诈的世界裡，他们都想控制中国。

苏联虽然在抗战中给了中华民国大量武器，但事实上只是希望中国帮他看好后门，免得日本和希特勒一同夹击苏联。等到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他就断绝所有的援助，继续执行他那扶植中国共產党、颠覆中华民国、夺取东北利益和控制外蒙古的计画。

美国则是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断卖武器给日本，不知有多少中国老百姓死在美製的炸弹下，直到太平洋战争才中止。之后虽然号称合作了，却是不断拿美援来做為要胁，强迫国民政府照他的意思做，但是在重欧轻亚的政策下，中国得到的援助相对少得可怜。

最后美国还派了个史迪威，企图压制蒋介石，拿中国的军队去救缅甸之围。中国好不容易在美援下建立了装备精良的新一军，却被一个军事白痴拖去打了几场败仗，最后是不听史迪威的命令才在缅甸打了胜仗。

可是胜利的同时，日军连陷长沙、衡阳，进逼贵州独山，培都重庆一度大為震动，这个胜仗意义在哪裡？蒋介石和史迪威的不合越演越烈，终于把史迪威轰走，这时美国才知道，蒋介石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控制的软骨头。

1944年，在衡阳陷落的同时，盟军登陆诺曼底成功，希特勒的败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1945年2月4日。美英两国终于背弃了中华民国，和苏联签订了雅尔塔密约。

為了减少自己的伤亡，请求苏联出兵东北，并且同意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交由苏军全权使用，并且支持苏联一直想要的蒙古独立。蒋介石得知遭到背叛，极力斡旋，派蒋经国两次与史达林面对面交涉，均无功而返，后来美国更用对华援助作為要胁，压迫中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史达林得了好处，却还是迟迟不肯出兵，直到1945年8月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苏联于8日向日本正式宣战，「百万雄狮」开进东北，9日，老美又在长崎补了一颗原子弹，叫日本非「屈原」不可，看来「苏武」已经对战争结果毫无意义了。但是对于中国，那是给中共加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国民党背上多捅了一刀。

胜利后的茫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时国民革命军伤亡至少340万人，百姓2000万人，在胜利的激情后，面对的是另一个茫然，用「惨胜」来形容在也不為过。

冈村寧次所辖128万日军分十五个降区向国军投降，加上日侨、韩侨、台胞，共210万人要把他们送回去，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就花了十个月，还要对于沦陷区的物资接收和重建，让逃到大后方的军民们千里还乡，山河破碎，重头收拾的艰辛过程对国民政府来说可是难以言喻的。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时，中国共產党终于开始他的抗日战争，因為之前「到敌人后方去」的战略，共军在日军控制不到的地方发展了他们的红色地区，现在凭著地利之便，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在华北一带抢占地盘，夺取日本人手中的物资和军备，破坏交通线，阻止刚从四川大后方赶到的国民党军队接收。

此时中共拥有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所谓「解放区」人民达1亿之多，他的力量已经超越民国以来任何一个军阀了。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国民党的军队和逃难的百姓年年血战，好不容易熬到了胜利，大家厌倦作战，可望早日返乡重建家园，可偏偏这个花了八年养精蓄锐的共產党，正磨刀霍霍准备打天下，民眾只能再度陷入战火的深渊当中。

林彪率领解放军开入东北，苏联的军队就把他们在东北劫掠的物资和整理好的武器全部交给了中国共產党，清单如下：大炮 3,700门、战车 600辆、飞机 800架、机枪 1,200挺、军用仓库 860座……(多到不及备载)。中共约10万部队从陕北来到东北，仅仅一年扩充為四十万大军。「苏武」使他们多取得七个机械化兵团，苏联扶植他这个小兄弟真的是不遗餘力。

相对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美国这个帮倒忙的朋友反而不断在国民党背后捅刀子。抗战结束国军正规部队计有354个师，约350餘万人，美国派了马歇尔要来裁国民党的军，裁成了90个师，许多战绩显赫的军官因為裁军而降了级，心中不服，而被裁掉的士兵一夕间变成了失业群眾，未来不知在哪裡，怨声载道。

这一来使军中士气及社会安定都成了问题，将来怎麼打国共内战？马歇尔是史迪威的上司，从抗战时起就已经和蒋介石闹得很不愉快，加上他站在美国人的高傲心态上来看中国，他压根就瞧不起蒋介石，加上他身边的幕僚五个裡有四个是亲共的，导致他怎麼做都对国民党不利。

贪污腐败是战争的后遗症，各国皆然

十四年抗战，除了人员的死伤外，带给中国最大的灾祸是通货膨胀和贫穷，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抗战八年中穷疯了，一到受降区就如同饿虎扑羊，抢劫一空，因此有人形容為「劫收」，蒋介石在他的日记裡面记载：中上级军官利用接收发财，骄奢淫逸，腐败隳落，使上下离心，军无斗志。

国共内战的接著爆发，双方都需要物资来作战，先抢先赢，使得沦陷区被「劫收」的情况更加血上加霜，连相对比较富裕的东北和台湾也是惨不忍睹。台湾当时一句顺口溜反映了当时的状况：「盟军轰炸惊天动地、臺湾光復欢天喜地、官员接收花天酒地、政治混乱黑天暗地、民生痛苦呼天唤地」，台湾就像是被贪污腐败的病毒给传染一般，加上五十年的政经文化隔阂，变成后来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

更惨的是宋子文的错误金融政策，以法币1元兑换偽币200元，但是国民政府的法币通货膨胀的速度非常惊人，其实市场上2元法币才能换1元偽币。这麼一来沦陷区的老百姓一夕之间成了赤贫，怨声载道，当时民间有「前门放炮，后门上吊」来形容胜利的境遇。

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由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政权腐败和社会腐败象，二次大战各交战国都有发生，可是国民党政权垮掉了，其他国家却都能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荣和富强。

可见，国民党在战后的腐败，不是它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战后的中华民国也能够象其他国家一样，不再立即经受内战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内战而加剧经济的恶化，同样能够渐渐克服通货膨胀并制止腐败，从而获得战后政治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则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也就非為「定数」。

国民党贪污腐败的原因是战争所带来的严重併发症，是日本人十四年疯狂侵略所带来的结果，需要漫长的时间进行治疗，但是老天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治疗药物，使得整个国家病情不断恶化，若要说是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让国民党丢掉了中国大陆，是国共内战失败的主要原因，那是不完全正确也不公平的。

以上是国共内战爆发前，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外国势力带来的影响、以及双方整体的条件。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侵略让中国共產党起死回生，养精蓄锐并大大扩张，但是日本的侵略却让中国国民党失血过多，又被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的病毒缠身。

苏联不断给予中共援助，美国却在国民党背后捅刀子；中共期待发动战争夺取政权，国民党希望早点重建修养生息。看看双方面如此悬殊的条件，其实这场战在还没打就几乎造成那不可避免的结局了。

谁先发动内战

内战是谁挑起的？国共两党都说对方该為挑起内战负责，那我们从时间轴来看。1945年9月美国大使赫尔利到延安陪同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会谈，毛高声说：今天，中国唯一的一条路，和為贵！他大声疾呼三民主义万岁，蒋主席万岁，后来周恩来、张群代表双方签下了「双十协定」，但隔天毛泽东回到延安却跟左右说：蒋先生深信天无二日，我们现在就是要让他看看两个太阳！

事实上，当重庆会谈进行的同时，国共之间也同时竞争华北地区的接收权，毛泽东暗中指挥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袭击正在接收上党的阎锡山，歼灭了十个师，国共内战正式爆发！当谈判一结束，毛泽东立刻发动平汉战役、平绥战役，歼灭胡宗南七个师、包围傅作义一个半月，津埔战役更将山东几乎整个拿下来。

共產党宣称内战是国民党挑起的，从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开始算，但是看看前面这1945年底这一系列的战役，内战是谁先挑起的再明确不过了，是中国共產党！如果中国共產党不发动内战，哪能夺得天下？

走向宪政和破坏宪政

当内战爆发的同时，也是国民政府从训政走向宪政的时期，但国民党心目中的五权分立宪法，和中共希望的无產阶级专政是大大不同，所以破坏国民党推动的宪法起草，就变成了内战的另一个战线。

当中共打不过国民党的时候，那就坐下来谈，并且提出诸多要求，国民党為了让中共能参与宪政，更希望借此来避免内战的发生和扩大，对于中共的要求大多让步答应。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国民党的代表8人，中共7人，中共的同盟民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籍人士9人，各党各派意见多有争论，终于才达成共识起草了政协宪草，成為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

但是中共只要能够打，就把国共协商放一边，先抢占根据地要紧，在政协会议前后，正是中共抢占东北、接收苏联送给他们武器的时候。当国民党根据政协会议的决议裁军、停战，共军却违反停战令，不断的扩张。

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仍决定于1946年5月5日首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但中共却说，不先改组政府、不给他能够达到否决权的席次，就不参加国民大会，并且在张家口集结重兵发动攻击，却被国民党重挫。

后来国民政府改组，中共最后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提出他的代表名单。当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11月8日再次颁佈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甚至于大会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席位中留下九名，对中共虚位以待。

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11月11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二是要求将「侵入解放区」的政府军撤走，三是于12月3日由周恩来致电马歇尔，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四是以「国民大会既已经召开，政协会议已被破坏」為藉口，宣佈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

1946年11月中华民国宪法三读通过，中共不顾自己曾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派遣过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等重要领袖参予宪法草稿的制定，无视自己当初的要求大部分都在宪法中实现，更丝毫不尊重全国各地的国民大会代表一致通过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坚持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

讽刺的是，当中共夺取政权后，所举办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哪一次不是中国共產党一党包办？哪一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不是中共党中央私下选定的？中共以外的那八个花瓶党哪个敢不听中共的命令和领导？看看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国民大会，代表是民眾公开选出来的、各党各派公平竞争，可以批判修改国民党的看法和法令。谁是包办独裁，谁是民主合作，大家仔细看清楚吧！

利用美国、反对美国

在边打边谈的过程当中，美国的调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且负责调停的马歇尔是个亲共人士，之前又和蒋介石闹的不愉快，所以调停自然是给中共相当大的好处。

当中共打不过国民党，就赶快找马歇尔来调停，但是停战令签订后，中共在休养身息完，趁国民党為了遵守停战令而毫无防备的时候发动闪电攻势，抢占地盘。美国就像这样扮演了好几次中共扩张的好帮手，最后马歇尔终于发现中共并不是真心想要停战，而是想扩大内战，终于决定严格执行停战令，打算中共不遵守就派兵严惩。

中共这时已经蓄势待发，当毛泽东发现马歇尔的调停对他的军事行动已经不在是帮助而是阻碍时，终于在1946年7月24日开始发起了反美运动，要马歇尔滚回美国去。

29日起开始袭击美军。10月24日晚间，中共派其地下党员、职业学生沈崇色诱一美军士兵，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员「当场捉姦」，在全中国製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姦中国女学生案」，「激发」了民眾强烈的反美情绪，反美运动越发不可收拾，马歇尔终于愤恨离华。

在那段时间内，中共更彻底利用政府所保障的种种自由，在大量的报纸杂誌宣传共產主义、谩骂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许多人受不了当时社会的乱象，就一个个走向了共產革命的阵营。

当时有一大批失意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时，非但不知珍惜，反而批判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不民主不自由，当了帮中共向国民党开刀的急先锋。等到国民党被他们骂倒了，他们仅存的那点谩骂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天骂国民党、骂蒋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后连一次「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争到，便永不再争了，就更不用说骂。

「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駡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歌颂毛泽东的暴政。蒋介石底下的自由，是争取「多跟少」的问题；而毛泽东地下的自由，因為「完全没有」，所以不敢有问题。这些可怜不明是非的知识分子，彻底做了共產党搞统战的帮兇。

学生运动反内战和特务情报战

毛在内战中还作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学生运动，由地下党工动员游行，高呼「反飢饿、反内战」，而在自己的解放区内，却是动员所有群眾「参加内战」。

前面提到的反美运动，就是这些学生运动的一小部分，学生一游行起来，接著就要求罢工罢市，把整个社会活动都弄到停摆了，国民党光是要安抚学生就花了不少力气，哪能打仗？

于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这些党工和学生為中共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19八九年柳丝事件，当中共突突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四菜一汤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著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

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歷史杂文作家柏杨在他的回忆录写到中共进入北平时，提到一个悲愤欲绝的国民党军官边哭边痛骂大学生：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麼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麼？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麵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飢饿，反暴政。你们飢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飢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為会放过你们！」

1946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国民党的军统局长戴笠坠机身亡，使得国军情报工作出现了漏洞，许多的中共间谍渗透到国军的高层，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一举一动中共都瞭若指掌。

所以当国军发动进攻时，中共早就已经接到消息提早撤退，让国民党扑了个空；但是中共发动进攻时，国军却毫无防备，惨遭痛击。此外就是许许多多的国民党官兵在中共的威胁利诱下投身敌营，中共的势力越来越大，请问这样战争还打得下去吗？

我军日夜转进千里，匪军在后追赶不及

1947年3月到1948年9月间，内战已经越发不可收拾，蒋介石和毛互相通缉对方。1948年5月政府宣布动员戡乱，但是国民党越戡越乱，最后居然变成「我军日夜转进千里，匪军在后追赶不及」。华北东北只剩下极少数城市在国军的控制中，被共军重重包围。

1948年9月到1949年12月间，共军陆续发动了济南战役、辽瀋战役、徐蚌会战（淮海大战）、平津战役，国军精锐部队不是被歼灭就是投降，整个长江以北已经完全在中国共產党的掌握中，而国军已经没有足够了力量守住长江防线，国军的兵败如山倒已经在所难免。

中国共產党的胜利并不是完全光彩的兵不血刃。在辽瀋会战的前夕，解放军包围了困守长春的国军，由于粮食不足，国民党把百姓放出城外让他们求生，但是他们到了解放军的壕沟，却被堵了回去，因為上面交代，要把长春变成死城，于是大批饥民被迫滞留在两军控制的环城中间地带，其间遍布腐烂之饿死民眾尸体，半年内饿死的百姓多达六十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两倍。

在济南战役和徐蚌会战的时候，徵用了五百万的民工，帮忙运粮、运弹药、抢修电线和道路，甚至还要上第一线衝锋，堵住国军的枪口，消耗国军的弹药，然后让解放军踏著尸体过河，大约有三百万名的民工死在这场战役中。

被送上去挡子弹当砲灰的不只有民工，有很多是被批斗过、夺走财產的地主全家，还有的是刚刚俘虏过来的国军，把青天白日的帽徽拔下来，把星星黏上去，马上就送回去打国军，这些死难的人就更难以估计数量了。

1949年4月，国共举行了北平和谈，但共產党的提出逮捕民国总统副总统等43名战犯的要求，使得民国政府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强渡长江， 4月23日解放军攻下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迁往广州。

4月24日攻下国民党在华北内陆控制的最后一个城市太原。5月解放军陆续攻下华中诸多大城市，8月17日攻陷福州，解放军战线深入华南地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10月15日解放军攻陷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再迁重庆。

10月25日金门古寧头战役爆发，中国共產党在这裡吃了败仗，台湾的屏障守住了。11月，解放军攻佔重庆，国民政府再迁成都。同年12月7日，行政院电令迁守臺湾，臺北市则成為临时首都，12月8日至10日，包括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中华民国政府公务员及两蒋纷纷离开成都飞抵臺北，国府宣告「大陆沦陷」。至此，中国大陆几乎全部為共產党所控制。中华民国政府仅能掌控中国东南沿海岛屿及西南部分山区，国共内战大势底定。

老百姓选择了共產党吗？

看完国共内战的整个经过，我们要在问一下：中国老百姓真的选择了共產党吗？如果中共真的相信老百姓会选择他，那他们為啥不敢参与国民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因為他们很清楚，老百姓只会投国民党一票、投其他民主政党一票，但绝对不会投共產党一票！

在国共内战期间，大批的民眾往南边逃，最后有200万人以上的外省族群随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另外有200万人逃到了香港，如果老百姓选择共產党，他们為什麼要逃？有人说，到台湾的是少数，多数还是留下来选择共產党，这句话大错特错！就是因為逃不走，才不得不接受共產党的统治！

中国大陆就像一艘大船，来不及随船长跳海逃生的船员，就只能无奈的被恐怖分子挟持在船上，然后就任人宰割了！而来到台湾的外省族群，丰富了台湾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也英勇的帮忙保卫台湾，他们的贡献是不该随便抹灭的。此外，暂时被冻结的中华民国宪法来到台湾，更成了台湾走向彻底民主化的蓝图。

起跑点不公平的竞争和失败的必然

现在我们来為中华民国為何败退台湾下个总结：日本侵略让中国共產党起死回生，养精蓄锐并大大扩张，但是日本的侵略却让中国国民党失血过多，又被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的病毒缠身。苏联不断给予中共援助，美国却在国民党背后捅刀子。

中共期待发动战争夺取政权，国民党希望早点重建修养生息。中共率先发动内战、边打边谈，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谈，并且用宣传、学生运动、间谍渗透开闢了另外一条战线，国民党毫无招架之力。1945至1949年的中国内战，是一开始在起跑点就不公平的竞争，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已成必然！

内战结束，两岸在截然不同的制度下分裂分治，其后的发展如何，谁是进步、谁是倒退，我们有目共睹！

谢选骏指出：上文检索“中华民国为什么会失败？”，种种发现不能说是毫无道理，但是却没有抓住根本一条——那就是“中华民国败于口是心非”！何谓“中华民国败于口是心非”？大家想想，中华民国一个国父孙中山，自称基督徒却投靠了无神论匪帮苏联，弄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怪胎，使得中国开始沦为苏联殖民地。一个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自称基督徒却听凭种种异教横行……种种口是心非的现象由此而生或是与此伴随，导致整个社会上下脱节、左右失序……能不走向灭亡吗？

类似的现象同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社会口是心非，上下脱节、左右失序，现在又在酝酿新的动乱，社会底层骚动日益加剧。许多事情似乎是偶然的。然而势头是渐渐积累的——此即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偶发是凑巧有个火星点着了。社会底层还将进一步贫困化，他们没有选票可以向政府索取救济金。1989年胡耀邦之死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这个话题可以凝聚各种倾向的人群。各地、各阶层立刻有了一个相同的目标。但是农民不在其中，所以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一代人命运的代价。目前政府加紧收税。这个人群之贪财是历史少见的。但他们不懂：人们交了税就会要求改选政府的权力。这是用民主这个话头说的。所以西化派现在得到想方设法收税的政府的支持。收税越多，民主的理由越充分——实际上民主要求不是要说话、要出版，而是：要改选，要有用选票推翻政府的权力。我的理解是：民主就是“国家政权的股份化”。选民就是股东。虽然民主国家的老百姓仍然是受愚弄的，真正的权力还是操在极少数人手里，正如股东也受愚弄，不过要高度技巧罢了；股东受经纪人愚弄，专业性极强。但是，股东政治毕竟和非股东政治不同。也要有运气，就像是做生意，股东毕竟可以推翻董事会。只有基督教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101、中华民国背叛了中国】

《李登辉钓鱼台言论被批“丧权辱国”》（Bbc中文 2016年2月16日）报道：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最新出版的新书中重申，“钓鱼台列屿不归属台湾，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李登辉是在新书“余生：我的生命之旅与台湾民主之路”中作出上述表示的。这本书原本是李登辉于2014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日文书“李登辉送给日本的话”，最近由台湾出版商翻译成中文并于最近在台湾出版发行。

李登辉访问日本，在7月22日对日本国会议员发表演说。李登辉的言论受到各种狠批包括＂汉奸＂、＂卖国贼＂、＂日本艺妓＂——因为他还说，2000年民进党取得政权后，属于陈水扁总统的扁系第三任行政院长游锡堃，把钓鱼台列屿列入他出生地宜兰县中的头城镇里，“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不只是中国，连台湾的政府要员都在欺骗人民”。

不过，游锡堃随后也在其个人脸书帐户上回应说，他最早知道“钓鱼台是中华民国领土”是听李登辉说的。当时他担任台湾省议员，李登辉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游锡堃还补充说，钓鱼台列入宜兰县行政辖区是1973年的事，不是在他行政院长任内。其实李登辉近年来多次公开表示，钓鱼台列屿是日本领土。

2014年7月，李登辉在台北接受BBC中文网主编李文独家专访时也曾经坚称，“钓鱼台是日本领土”。他当时说，台湾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只有“捕鱼权”的问题，而没有“领土问题”。因为，日本政府很早之前就委托台湾州政府管理硫球道的日本渔民。他在专访中还指出，虽然中国大陆称，三百多年前就拥有钓鱼台主权，但却缺乏国际法和历史的根据。而日本早在明治六年就已占领钓鱼台，而且也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网友反馈：

李登辉不过把毛泽东周恩来们的长达20多年的立场复述一遍而已。是因为该岛周围海底发现有石油资源，才引起中国当局临时改变立场，提出了领土主张。这种忽然冒出的主张只能证明中国政府不讲信用。并不能成为合理的领土依据。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若追溯根源，还是党章的基本理论缺陷造成的。那就是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排序有问题，就是民族主义排名第一，这就导致大一统倾向。孙中山未能明确将民主作为三民主义核心内容，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最终一败再败，只有李登辉才真正看到了这个问题。

谢选骏指出：李登辉是中华民国的退休总统，享受官方待遇，他的言论显然代表了中华民国政府，否则，就凭他的这种叛国言论，足以受到起诉和审判，并且剥夺其退休俸禄。中华民国没有对李登辉采取任何行动，就说明中华民国已经背叛了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相上下了。至于我的中国则不然，不仅要收复琉球及其周边，而且要收复外蒙及其周边。如此才算对得起中国文明。北击匈奴、南并百越，西到流沙，东临碣石，秦始皇就做到了。而中华民国却退行千里——中华民国背叛了中国，能不遭到历史性的失败吗。事实上，现在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都不是国家——中华民国它仅仅是一个流亡政府——所以他不敢收留大陆难民；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是一个流氓政府……这两个“二流子政府”合称“两岸”，但绝不是“两国”。

【102、中华民族里坏人占了绝大多数】

《方方：武汉日记（2月29日）集体沉默，这是最可怕的》（2020年3月1日 综合新闻）报道：

这集体沉默的鞭子，也打在了自己人身上—— 

天又晴了。阴阴晴晴，有点像我的封城日记，开开封封。待在家里时间长了，不知以后出去还习惯否。甚至，还愿意出去否。今天邻居唐小禾老师发了一组东湖的照片，像是无人机所拍，说是近日的。空旷而寂静的东湖，梅花盛开，红白相间，真是美得不得了。转给同事，同事说，看着看着好想哭。唉，一年春事几何空。杏花红。海棠红。看取枝头，无语怨天公。这几句词，倒是与我们现在挺搭。

武汉人有点沉闷，这是我很强烈的感受。连一向活跃的同事们，也都不想讲话。我家里的小群，亦很少有人做声。都在追剧吗？还真愿如此。关门禁足如此之久，是需要很强意志力来承受的。在武汉，人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外地人恐怕很难体会。用任何美好的词汇来夸赞武汉人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奉献都不为过。我们还在继续坚持，依然听从和配合政府的所有指令。这已是封城的第38天。

疫情蔓延已经控制，全国各地只有零星的新增病例，只有武汉例外。但武汉的局面似乎看上去也不错。医生朋友告诉我，武汉现在有近四万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是不是都来自这里呢？如果是，那么，已经确诊的病例，又几乎多来自疑似人群。设若如此，疫情就比较明朗了。只需从这近四万人中筛查即可。从这个角度说，武汉的疫情，也算控制住了。不过医生朋友依然觉得不太乐观，他认为政府发布消息时数据可更详细点。但我已经乐观起来。尽管还有漏网的四类人尚且混迹在九百万人群里，但以现在的筛查力度和筛查方式，相信很快可以找出来。

今天同事转给我一个视频，是山东淄博人民迎接蓝天救援队从武汉返回的场景。队员们平安回到家乡，个个热泪盈眶。我看后同样如此。武汉如果没有大量的外援来此帮忙，其实很难想象，现在的武汉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流泪，是因为他们深知在这里工作有多么危险，能全身而退，便是幸运。听人说，在武汉，除了医护人员感染者多，紧跟着的是警察。我有点惊讶，便上网搜索了一下。果然！湖北有近四百民警及辅警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居然有这么多！

于是给一个警察朋友发了信息，询问他们情况。朋友说他们一直都在第一线。而他本人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既要保障基本生活运输，又不能让人流车流泛滥，还得认真甄别。好多民警开车帮忙运送病人，仅靠医护人员是忙不过来的。还有，进出城的通道24小时都得要人守控，既要保障防疫支援车辆通行，又要外防输出。此外在医院、隔离点、社区这些地方，要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医患纠纷之类等等。因为接触多了，风险相对大一些！所以，这么多人感染，是不奇怪的。朋友说，你要好好写写警察呀，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休息。

武汉人喜欢说一句话：忙的忙死，闲的闲死。现在对比，似乎更加鲜明。闲人心理压力大，忙人身体压力大。大家都在咬紧牙关，共同扛着武汉。

这几日，记者们追踪武汉的疫情为何会延误近二十天，越追越猛，线条也越来越清晰。不能不让人佩服。尽管很多优秀记者离开了媒体，但要说，仍然有更优秀的记者尚在努力。有人拉出了时间表，对照着看，便可以清楚知晓，武汉市卫健委因何原因数日无通报。

有记者采访专家，专家说，他们不知情，甚至怀疑有医护人员感染，打电话问之，却被否定。我问医生朋友，听说过有专家给医生打电话吗？医生朋友告诉说，不可能打到医生这里。我说有没有可能给医院领导打过电话呢？医生朋友说不知道。同样问题问另一个医生朋友，回答得很干脆：他们都到医院来过，怎么会不知道？但专家说，医院这么大，我们怎么可能查得到？官员则说，我们是听取专家的意见。我把专家和官员的观点再甩给医生朋友。一位医生朋友说：其实医生们都早知道人传人的事实，也上报了，但仍然没人通知到老百姓，直到钟南山来才说出来。另一位医生朋友说：集体的沉默，这是最可怕的。那么，这个集体，包括哪些人？我没有问，实在不方便给人增加麻烦。毕竟我不是记者。还是网友概括得准：甩锅比赛正式开始。

摘录几段中南医院彭志勇医生对记者访谈时说的话：

“这个病确实传播得很迅速，1月10日，我们ICU准备的16张床位就住满了。我看到形势这么严峻，就跟医院领导讲，一定要上报。医院领导也觉得事态严重，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了此事。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专家组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在这个期间，我们医院领导跟卫健委反映了好几次，我知道别的医院也在反映。”

“此前，国家卫健委派的专家组已经到金银潭医院做了调查，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

“根据我做医生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我判断这个病会是个烈性的传染病，一定要做最高级别的防护。病毒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认为要尊重科学精神，按科学规律办事。在我的要求下，中南医院ICU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我们科室只有两个人感染新冠病毒。截止到1月28日，整个医院医护人员只有40个人感染，和其他医院相比，感染比例是很小的。”

上面三段，可以看出，元月10日，情况就很严峻了。最终，医生自己提高了警惕。即令如此，中南医院仍有40人感染。这还是感染比例很小的。其他医院，人数更多。细想想，这集体沉默的鞭子，也打在了自己人身上。这大概是疫后所有医院必须反思的。

下午跟朋友很长时间聊到孩子问题。一场疫情，让数个家庭支离破碎，比老年人更惨的，就是孩子。这场瘟疫中的遗孤有多少？不知有没有人算过。仅我们所知的几位殉职的医生，就有四个：两个小小孩和两个遗腹子。朋友告诉我说，还有一群小孩子，大概二十多人，有的父母双亡，有的父母被隔离或在住院，还有父母中一人死亡的。现在政府已将他们集中在一起照顾。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小的只有四五岁。朋友说，他们害怕穿防护服的人，也害怕戴口罩的人。我想，他们小小年龄，怕是没有办法向人倾诉的。尽管他们现在吃喝不成问题，但是，他们内心一定有伤口。尤其孤儿，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倒了，他们背后的靠山没了，那种无微不至的爱，不会再有。也不知有没有人去为他们化解这种悲痛。用朋友的观点，越早进行心理干预越好。

偶尔听到一个音频，不知道是哪里的孩子在声嘶厉竭的哭喊：妈妈，你不要抛下我，我很喜欢你……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这些做母亲的人总会浑身发冷。

谢选骏指出：方方武汉日记看到了“集体沉默”的现象，却不明“这是最可怕的”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种集体沉默的可怕，就在于它说明了“中华民族里坏人占了绝大多数”！正因为“中华民族里坏人占了绝大多数”，所以一个班的日本兵才能占领中国一个县城；而几十万旗人和党员才能死死控制几亿费拉人口。集体沉默，这是最可怕的？不对啦！对于外来侵略者，这是最可贵的！所以，依靠汉人的奴性，满族可以建立清帝国；未来谁统治了中国，谁就可以趁势统一全球——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文明可以整合世界”，进而得以建立全球政府！

【103、中华人民共和国伪称中华】

《内蒙男子踩踏成吉思汗像 获刑一年》（2017-12-15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一名青年男子因踩踏历史人物、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挂像被判处一年监禁，罪名是煽动民族仇恨。

中国内蒙古一家法庭说，这名罗姓男子今年5月自己拍摄的视频显示，他踩踏了成吉思汗的挂像。罗姓青年将这段视频在网上散发，引起公众不满，有人到警方报案，要求惩处，当局最后删除了这段视频。

中国官媒报道，成吉思汗作为历史上蒙古帝国的奠基人，至今仍然受到蒙古族的尊敬。中国目前有大约600万蒙族人，他们主要生活在内蒙古。

罗姓男子星期二在内蒙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出庭时，对他做出的伤害公众感情的事表示道歉，并表示不上诉。

史料记载，成吉思汗9岁成为孤儿，1206年成为蒙古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十三世纪，他继续在东北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蒙古帝国。

当今大多数中国人将成吉思汗作为伟大王朝和帝国的创始人，对他推崇备至。

谢选骏指出：谁说“当今大多数中国人将成吉思汗作为伟大王朝和帝国的创始人，对他推崇备至。”？——这完全是汉奸毛泽东的亡魂在胡说八道嘛。可见美国之音已经完全赤化了！

【104、中科院竟成萨满教的巢穴】

《中科院就“项目开工请道士驱邪”致歉：背离科学，两人被停职》（2018年5月1日 转载@中科院之声 4月30日消息）报道：

近日，网上出现“中科院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项目启动仪式上道士做法驱邪”相关信息。中科院相关领导于4月27日获知此事后高度重视，立即要求院机关职能部门和该项目承担单位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简称“上海应物所”）严肃对待、及时发声。

经查，网上信息反映场景为上海应物所委托地方施工单位建设的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项目实验堆工程的启动仪式之后，施工单位在现场进行的“领牲”祭祀活动。启动仪式议程为工程委托方、施工方相关人员致辞、宣布动工。上海应物所有两位工作人员参加仪式，虽对仪式结束后的祭祀活动事先不知情、当时未参与，但现场未予制止。

上海应物所领导班子4月27日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撰写了表明态度的声明，与当事各方反复沟通、确认后于28日在所网站发布；并于4月30日根据进一步调查结果决定对两位工作人员停职检查，同时启动所纪委核查程序，相关情况再次通过所网站发布声明。

我院下属单位承担着推动科技进步、传播科学精神的重要责任，但在实施相关科技项目的过程中未能有效约束合作方行为，出现与科学精神背离的情况，谨在此向各界同仁致以诚挚歉意！我们将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对全院科技、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说明。

中科院新闻办

2018年4月30日 

另据中科院上海应物所官网消息：

关于对实验园区建设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现场启动仪式的声明 

就我所委托施工单位的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现场启动仪式结束后，施工队在现场进行了“领牲”祭祀活动，我所2018年4月28日发布了道歉和初步处理意见声明，随后我所立即派出领导到实地进行了调查。

4月30日，所班子经讨论后，决定对当事人贺战军和曹玉祥进行停职检查，并启动纪委的核查程序。同时，所班子表示，将举一反三做好管理工作，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项工作，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2018年4月30日

谢选骏指出：这还是“中国科学院”干的事情！不仅是“中科院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项目启动仪式上道士做法驱邪”，而且还“施工单位在现场进行‘领牲’祭祀活动！那么，什么是“领牲’祭祀”呢？原来，这是一项血祭——

《天水伏羲庙举行戊戌（2018）年春祭伏羲领牲、献毛血仪式》（天的水网2018-03-03）报道：

3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下午，在天水伏羲庙先天殿月台前举行了领牲、献毛血仪式，近万名群众观看了这一传统而又古老的祭祀仪式。

领牲仪式由天水市民间祭祀组织上元会实施。首先，主祭祀人出庙门迎牲（猪、羊），牵牲至大殿月台前，上香明烛先告神灵而后领牲。

献牲时，牲头朝先天殿。祭祀人员将猪血一碟献于大殿供桌之上，助祭人上香，献酒。待牲开膛后，上元会会长杨廷杰亲自割猪肝献于先天殿供案，陪祭人上三柱香，献酒。

随后将毛血献于月台伏羲行像前的供桌上，陪祭人上香三柱，献酒。

据悉，“杀牲必进血与腥，则君亲割制牲肝以祭神于室。”“牲入在厅以币告神，故云纳牲诏于庭；杀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于室，故云毛血诏以室。（肉汤供于堂）祭先公之庙则七献，礼重心肃，洋洋乎其如在之神也。”“牲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与神做相直也……杀牲之时，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内，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贵纯者，贵其表里皆善也。”《汉书·礼记郊特牲朱熹注》）

（作者：闫鹏飞》）

谢选骏指出：领牲是一项萨满教的宗教仪式——

例如，满族的萨满祭祀就分火祭、血祭等多种祭祀形式。萨满祭祀活动中萨满在祭祀中要在乐器、拍掌声中用歌舞向神灵祈请降临、祈请降人福寿。同时也有娱乐神灵和娱乐人们的目的。其歌词可沟通人神关系，其舞蹈则表现萨满以武力、法力驱逐凶邪和人们求福寿的虔诚，表现萨满上天请神的途程和路上所遇重重险阻及要同妖邪恶魔斗争。通过歌舞达到请神以祈福佑的目的：

满族的萨满祭祀活动中萨满在祭祀朝祭中设供进牲后，于三弦、琶琶，拍板、拍掌奏鸣声中献酒。每一献，司俎人等歌"鄂啰罗"。献酒后，在三弦、琵琶、拍板、拍掌奏鸣声，萨满擎神刀进神位前祷祝叩头。每擎神刀祷祝一次，司俎人等歌“鄂啰罗”。萨满擎神刀祷祝三次，诵唱神歌一次。诵唱神歌三次，则共祷祝九次。祷祝词是念，“鄂啰罗”是歌，《诵神歌》则是唱出祷祝祈请的神词。在乐器、拍掌伴奏下，擎神刀进神位前祷祝叩头是简单的舞蹈，歌“鄂啰罗”和诵神歌则是明显的歌唱，造成领牲前的歌舞热烈场面。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科学竟要领牲血祭开路！可见中国社会完全不适合现代科学的发展。中科院竟成萨满教的巢穴。值得庆幸的是，目前还没有杀人献祭，就像朱元璋的陪葬宫女下毒绞死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历次政治运动”那样开刀开枪。

【105、做官要做中国官】

《杜特尔特：你们看看中国人的工作态度》（2019-05-12 观察者网）报道：

在菲律宾就业不足率下降至十多年来的最低点后，菲总统杜特尔特10日称赞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工作态度，鼓励当地民众学习。

5月13日，菲律宾迎来中期选举。《菲律宾商报》、GMA news等媒体报道称，杜特尔特10日在达沃市（Davao）举行的竞选造势活动上说道：“你们看看中国，相较他们的进步，我们还差很远。再看看中国人的工作态度，他们的工作效率之快是快到盘子都飞起来，工作的时候，就真的是在工作。”他还说：“就算是有雷暴，他们也在工作。而我们呢？只是毛毛雨，就已经得肺炎了。”他的这一番话引发哄堂大笑。

这并非菲律宾官员首次点赞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的工作态度。观察者网此前报道，3月20日，菲律宾外长洛钦在同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共见记者时表示，“我对中国的发展赞叹不已，却毫不惊讶。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努力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自杜特尔特执政以来，中菲关系升温，中国大量投资涌入菲律宾，去年，中国对菲投资大增8364%，成为菲第一大外国投资来源国。

在投资额增加的同时，大量中国劳工也进入菲律宾。菲移民局表示，在2017年，中国劳工人数激增，约22599名中国人持有工作签证。

去年底，菲律宾发布劳动力调查报告称，2018年10月该国就业不足率降至13.3%，这是自2006年以来，所有10月份就业不足率最低的一次。这代表4130万菲律宾人就业，220万菲律宾人失业及550万菲律宾人开工不足。

随之而来，菲国内有声音质疑菲国内就业岗位被外国人抢走，菲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就中国劳工在菲建筑领域激增表示担忧。

菲媒在11日的报道中也援引法新社的消息称，自杜特尔特上台后，一些涌入马尼拉的中国人受雇于网络博彩公司。一些政客声称，这导致房地产价格大涨、夺走了本地人的工作，并影响税款收入。

对此，菲律宾劳工部长西尔维斯特·贝劳早在去年底便回应说，并没有出现外国人夺走菲律宾人饭碗的情况。“除了中国人替需要流利中文的菲律宾离岸博彩公司打工外，最终由外籍人士任职的工作，都是菲律宾人无法胜任的。”贝劳说道。

而后，《菲律宾星报》称，杜特尔特的发言人萨尔瓦多·班尼洛（Salvador Panelo）今年1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缺少这么多建筑工人，这就是为何会是很多中国工人、而不是菲律宾人被雇的原因。许多菲律宾人失业，是因为他们缺乏技能，所以我们需要有中国人来教导他们。”

上月26日，杜特尔特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三天后，菲律宾总统府表示，杜特尔特此访“非常成功”。班尼洛在声明中说：“在这次访问中，总统见证了19项商业协议的签署，其中包括能源、旅游相关设施和互联网连通等基础设施、农业和培训旅居中国的菲律宾人等广泛领域的投资。”

上述协议的投资价值约为121.65亿美元，预计为菲律宾人创造2.1万多个就业机会。

谢选骏指出：做官要做中国官——看看这位滥砍滥伐的菲律宾总桶羡慕的——中国奴工的驯服状态，中国官们南巡北抚一下，就可以如此轻易地鱼肉百姓、无偿使用大量奴工了。所以说“做官要做中国官”，可以任性，可以土豪，可以自杀——菲律宾如果愿意放弃选举、开始终身独裁，也有望实现这样的“中国速度”。人生难得几回乐，要玩就玩一把大的！最后就像刘少奇林彪江青一样死于非命。

【106、康有为不是复兴儒学而是强奸儒学】

《国教之争与康有为复兴儒学运动的失败》（2015年5月15日 文化纵横）报道：

新的儒教国教说对于儒家义理并无发明，其提倡者不探究儒家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不体会现代新儒家决意要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的苦心，对康有为最先引进的自由民主等现代政治价值更是显示出毫无理性的排斥，重新将儒学意识形态化，重蹈政教合一的老路。

[文章导读]本文以民国初年康有为的儒学复兴运动为案例，来说明几个问题。首先，将儒学当作“国教”，是重归以道德修养作为建立良治功夫的老路，不但与宪法相违，而且也混淆了道德功能与政治功能;其次，儒学发扬不一定非走统治集团的上层路线，而是可以诉诸社会大众，走社会化道路，其发展空间可能更大;再次，将儒学意识形态化，是在重复康有为的失败，而没有汲取他改革之初意图将儒学与专制剥离的宝贵经验，这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文章的针对性很强，对于近来儒学过分张扬的危险有一种警惕。

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不仅是近代第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近代第一次儒学复兴运动。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不仅有完整的理论建构，而且有其创新性的儒家组织设计，无论就其深度、规模还是对于后来的影响都是罕有其匹的。可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却以失败告终，这与贯穿其中的儒学国教化运动密切相关。在儒学复兴声势初起的今天，重新检讨康有为国教活动之得失及其与整个儒学复兴运动成败之关系，对于大陆今后的儒学发展当是不无裨益的。

康有为的儒学复兴运动的整体规划

自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已经与君主专制政体紧紧捆绑在一起，这种结局或许不是孔孟所愿意看到的。孔子告诫弟子“从道不从君”，明确将道统置于君统之上，这无疑启迪了孟子对于有关君主、社稷与民众之关系的讨论，进而得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结论，并公然承认人民有通过革命推翻暴政的权力，惹得一千多年后的明太祖大发雷霆。这清楚地表明了原始儒家政治哲学与后儒之间的差异，也说明康有为用民主解释孟子的政治哲学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孔孟政治思想中具有可以接引西方宪政制度的元素，原始儒家的政治思想与宪政民主制度并不构成对立的两极，并不截然对立的东西总是可以彼此嫁接通融的，比如我们很难从斯大林主义中找出与宪政相通的思想内涵。萧公权曾这样评论康有为的解经方式：康氏的“解释常超越了字面，但那是对于经典意义的延伸而非否定。西方的影响使他的经解绝对的‘非正统’。但并不是‘非儒’”(萧公权：《近代中国与世界：康有为变法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这是极有见地的观察。可是，在孔孟身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得以发扬光大的并非原始儒家那些可以接引宪政民主制度的思想元素，而是一套儒表法里且政教合一为特征的君主专制政治形态。

儒家的意识形态化对于儒学喜忧参半，官方的支持使得儒学普及大为加速，但也使得儒家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它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君主专制对于儒学的吸收与传播是有其明确的选择性的，它力图将儒学纳入到它自己的意识版图之中，而对于儒学中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部分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乃至怀有深深的敌意，朱元璋的删节《孟子》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战国以后的儒家为了在君主专制体系中存活下去，不得不做出相当的调整，董仲舒意识到失去制度约束的君主专权的危险，想借助于天命的权威来约束君主，“屈君以伸天”，为此，他不得不重新安排君与民的关系，“屈民以伸君”，这与《尚书》中民的政治地位显然不同。《尚书》以天为至上主宰，但天意是完全通过民心来开显自身的，所谓“天听自我民听、 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论断表明，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设，它完全依靠民意来表达自身，在这种天民合一的政治思想中，民实际上被赋予了最高的地位，民等同于天。这种对于民的定位比董仲舒要高得多，所以，汉代以后的儒学史其实是儒家与专制制度相博弈的历史，真正的儒者并未放弃其儒家的根本价值，并努力从体制内部发挥制约君权的力量。

但是，这种体制内的定位同时也为它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传统文化由儒释道三教构成，其中佛道二教的传播系统显示了相当的超越性和独立性，它们本身并不直接构成为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的生存也拥有广大信众的支持而不必过度依赖政府的恩典。但是，儒教的教化体系则不同，它明显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不但代表着礼制最高层次的国家层面的天地祭祀(北京今天依然有天、地坛和日、月坛古迹)、孔子祭祀、国子监、科举制均有政府直接管理，各地的书院也多由地方政府资助建立，用以推动儒学义理的探讨和传播。儒教政教合一的组织体系的弊端是毋庸置疑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体系，一旦君主制度崩溃，儒教的组织系统便会轰然倒塌，儒家便会成为无所附的游魂从而陷于严重的生存危机，如果儒家不想成为君主专制的殉葬品，必须将它与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切割，最早意识到儒家的危机并试图使之从日渐衰朽君主专制政体中剥离下来的正是康有为。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康有为也是近代中国最早意识到西方的富强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人，所以，戊戌变法的矛头伊始便明确无误地对准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鉴于儒家道统已经在历史上与君主制的密切联系，如何保护儒学不至于倾覆成了康有为的重要心结。为此，康有为变法的理论建构与蓝图设计都有明确的考量。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是一个全面改造中国社会使之现代化的第一个系统工程，也是近代以来最初的儒学复兴方案，它对于儒学复兴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包括儒学义理的重新诠释和儒家社会存在形态的重构两个方面，前一方面表现为他的今文经学体系，后一方面便是儒学的宗教化。

首先，作为今文学最后的大师，康有为从公羊学的立场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建立一个内容广博的儒学思想体系，以便为变法维新寻找理论支持。他借助于公羊学重新阐释儒家的政治思想，根据公羊学的“通三统”、“张三世”之说，提出据乱世适合于君主专制，升平世适合于君主立宪，太平世适合于民主共和，成了一个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在光绪二十七年到光绪二十八年间(1901-1902)，康有为完成了五部重要儒家经典的注释，这就是《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大学注》和《论语注》，这些注解的特点是结合三世进化说和西方的宪政民主来诠释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进而评判历史上从汉代到宋明的儒家学派。他在这些注解中认为儒学非但不与近代宪政民主制度相矛盾，反而可以成为后者的重要思想资源。康氏重新诠释儒家思想，目的在于将儒家道统从君主专制身上剥离下来，以避免玉石俱焚的结局，以达到儒学复兴和政治转型一箭双雕的目的。

其次，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只是康有为复兴儒学运动的一部分，他深知儒学不仅仅是一套心性之学，它的教化作用是通过一系列社会组织来实现的，而他所发动的变法维新势必严重冲击这些传统的社会组织，从而危及儒学的社会根基。为此，他同时发动了一个将儒家宗教化的孔教运动。君主专制政体既倒，儒家将以何种形式在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基督教独立专业化的传教组织给他以启发，产生了将儒学改造成为建制性宗教的设想，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也明确承认孔教会的模本就是基督教。(参见干春松：《制度儒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康氏并非不知道儒教与佛耶等制度化宗教的差异，而他之所以决意要模仿基督教的组织形式革新儒教，在于他感到非如此则儒家在改革后的社会中无法存活下去，所谓“空言提倡，无能为也”。民国建立之后，儒教原来在官府、孔庙、学校和相关社会组织中的祭祀活动统统被废止，一切其他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皆依赖宗教自由的保护而大行其道，唯有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教被排除在宗教之外而遭到毁禁，正应了康有为早年的忧虑。

国教说与近代宪法原则的内在矛盾

1913年10月7日，孔教会在上海成立，同年国会讨论制订宪法时，陈焕章、梁启超、严复等人便向参众两议院提交了《孔教会请愿书》，正式提出“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但是，国教倡议遭受到多数议员的反对，1913年和1916年两次提案均被否决。反对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宪法中的信教自由条款，以孔教为国教和是否有违宪法中的信仰自由条款，成了孔教会与反对派的最大分歧。梳理和解读两边的理由，可以增进我们对这场争论的性质之理解。

国教的提倡者并不认为他们的主张违背信教自由的，《孔教会请愿书》中有如下的说明：

或疑明定国教，与约法所谓信教自由，似有抵触，而不知非也。吾国自古奉孔教为国教，亦自古许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宪法，行之数千年，何尝互相抵触乎？今日著于宪法，不过以久成之事实，见诸条文耳。

可见，孔教会所以要立孔教为国教，其参照系乃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教制度，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政教合一模式，这一点对于解读国教论的思想至关重要。

应该指出，在传统中国的政教模式中，儒教与佛、道、回等宗教的相对和平共处，是有其特定缘由的。古代中国儒释道三教并称由来已久，儒教之义理与形态却与佛道两教具有显著不同。从义理上讲，儒教是入世的宗教而非出世的宗教。如果说儒家解决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生存价值和道德规范问题，佛道两家则满足了人们对于彼岸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更加具有终极关切的意义，对于儒教教义过于重视现世的缺陷也是良好的补充。因此，教义上的互补性是三者能够和平共处的重要条件。另外，从宗教形态上看，儒教并非制度化宗教，而是杨庆所说的那种分散性宗教，它缺乏佛教式的统一的教团组织，儒教组织与现实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合为一体，不同阶层的祭祀对象和礼仪制度也不完全相同。缺乏专业、独立和统一的宗教组织的儒教自然不易于与佛道两教发生冲突。但是，康有为的设想是参照基督教、佛教等制度化宗教的形式将儒教制度化，一旦儒教得以摆脱传统的政教合一的形态，其组织系统能够从政治和社会组织中独立出来，它必然会强化自身特色、强化其有关超越性问题的关怀，它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便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对国教说的对大挑战是它将使得宪法陷于法理上的困境之中。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三教格局下，三教的关照重心有所不同，加以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佛道两教对于儒术独尊的局面也只好接受。但是，两千多年前的政教合一模式来证明当下的国教说，并不能构成充分的依据。在一个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君主专制社会中形成这种政教模式，并不意味着它在现代同样合理和适用，因为君主专制社会并没有信仰自由的宪法规定，独尊儒术后形成的儒教在事实上的国教地位，并不会招致法理矛盾。但在有关信仰自由的内容明确载入宪法之后，再在宪法中规定某一种宗教为国教，事实上导致宗教之间的不平等，使得宪法内容相互矛盾，这自然是民国立国初期的许多议员不愿意看到的。

陈焕章又列举美国宗教影响社会政治的情形说：

美国虽无国教，而国家所行之典礼，如总统上任和国会开会等事，皆用耶稣教之仪式，未闻其用别教也。以耶稣之降生纪年，未闻其用其他教主之纪元也。夫美国之教门亦多矣，然其国典之仪式，则从耶稣教，虽天主教不能争也。······若其历任总统，皆耶稣教徒，而民间普通之礼俗，皆以耶稣教为主，盖不必言矣。(《明定原有之国教为国教并不碍于信教自由之新名词》)

陈氏所言俱为事实，但同样不足以证明他的国教主张的正确性。美国是一个深受新教影响的国家，从百姓日常生活到政治生活无不都打上了深深的基督信仰的烙印，托克维尔甚至说“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与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这听上去颇有些国教论者的意思，但是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的宗教与政治之间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美国人绝对不许宗教沾政治的边，同样也不许政治干涉宗教事宜，坚决阻断政治与宗教结合的任何可能。因此，美国宪法并没有立新教为国教，更没有借助于政治力量向民众推广。由此可见，陈焕章对于美国政教关系的理解恰恰没有像托克维尔那样抓住问题的实质。

那么，美国和其他现代国家如何确保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的存在和影响力的发挥呢？自然是通过社会化的教会组织。在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教会是社会事业而绝不能成为政治事业，包括新教在内所有教会都是民间组织，不管其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是如何强大，都不具备政治强力，而政府站在客观中间立场为所有宗教提供平等的政策和服务。康有为师弟将儒学宗教化的努力具有重大意义，代表了现代儒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国教主张却和他们大力提倡的宪政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具有内在冲突，这是康有为儒学复兴运动的致命伤，也是其儒教改革最终不能不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教运动与帝制复辟势力的联合

及其在现实操作过程中的异化

如果说国教论在理论上的困难在于它无法与信仰自由的宪法条款彼此协调，民国以后国教运动更是深深卷入了帝制复辟的过程，这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在民国初期，高度强调尊孔读经意义的，除了康有为，还有袁世凯。袁世凯从登上总统之位后密集发布一系列有关尊孔读经的政令，重新恢复祭孔和学生读经，表明袁氏对于孔子学说的高度倚重，政令中一再申述“纲常沦弃，人欲横流”社会风气，反映了民国初年道德崩解的社会现实，也为我们理解民初孔教运动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社会背景。应该说，试图以尊孔读经重整道德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政治家的言辞往往充满机锋，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言意之辨，在他们的所言与所指之间做出区分。显然，袁氏推重孔子道德教化重要指向是帮助他重建执政的合法性权威。尽管我们不能说袁氏以孔子学说重整道德的说法毫无诚意，但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曾经说权势者们“在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应该是敏锐的观察。

孔教会与袁世凯称帝之间存在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尽管康有为曾明确希望袁世凯支持尊孔读经，但孔教会主要人物康有为、陈焕章、严复都不支持袁氏称帝，康有为还专门致函袁世凯劝其退位，有学者指出严复参加“筹安会”亦属被迫，说明他们依然与复辟帝制保持相当距离，但是，一些地方孔教会团体确有劝进举动。(参见《制度儒学》，第177页)另一方面，袁世凯虽然支持尊孔读经，却并不完全支持孔教运动。这很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孔教国教化所面临的法理问题和种种现实阻力，反映了袁氏政治上的老道。

但是，袁氏称帝对于儒学的形象是致命性的。由于袁氏对于尊孔读经的大力支持，不能不使人们对于儒家与帝制的关系产生深深的疑问，如果孔学不是帝制的附庸，为何称帝的袁世凯会对它如此情有独钟呢？不幸的是，张勋复辟以及此间孔教会与张勋的关系，使得当时的社会更加坐实了儒学与专制不可分割的结论。

辛亥革命之后，盘踞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成为民国初期政治生态中的重要力量，其中包括张勋在内的许多人大力支持孔教的国教化。1917年6月8日，张勋带着辫子军进京，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在康有为参与下，正式拥戴溥仪复辟，孔教会核心成员均在新朝中任职，其中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如果说在袁氏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康有为等孔教会主要成员尚能与袁保持适当距离，在张勋复辟的事件中他们则深深卷入其中。袁氏尊孔的结局是恢复帝制，张勋等人同样如此，孔教与帝制的关系确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是什么因素让康有为和袁世凯接近进而最终和张勋走到一起？把康氏和袁世凯乃至于张勋等同起来是肤浅的，在他的行为背后，当有其更为深层的思想动因，那就是古代中国流传了数千年之久的伦理政治模式。此一模式的基础是内圣外王之道，它通过内圣解决外王问题，将政治弊端的存在归结为修身功夫的欠缺，良治的实现不是依靠对于权力的制度约束，而是依靠个人的德性修养。在这种政教模式下，政治的基础不是民意权威而是德性权威。将政治伦理化，同时将伦理政治化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这就将政治的基础与伦理的基础完全等同了起来，孔子道德学说因此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学意义，陈焕章第一次国教请愿书所说“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正是此种政教模式的典型表达。陈焕章还引用《王制》中的话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齐其政者，即确定国教之谓也。” “修教”的目的在于“齐政”，清楚地说明了他心目中教的政治功能。宗教的本质是终极关怀，是生命价值的寄托，最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向度，在这里却主要被作为政治治理的措施。由此可见，康有为所说的孔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伦理政治模式是诱人的，对于浸沁在内圣外王的相关经典并在具有浓郁人情味的家族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古代士人尤其如此。但是，伦理原则能够与政治原则完全合一吗？依靠内圣就能够解决外王问题吗？一个人仅仅通过修身就可以做好官？这一模式显然低估了人性中恶的力量以及制度制约的重要性。尽管政治问题的有效解决离不开一定的道德基础，但近代以来的政治史已经表明，确保政治清明的首要条件并非个体化的修身努力而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制度。康有为师徒尽管在维新伊始就确立了宪政取向的改革目标，但却对于源远流长的伦理政治模式与宪政制度之间的原则差异缺乏明确的认识，而袁世凯、张勋等人则是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过宪政民主理念，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不过是他们要实现自身权力合法化的手段。所以，康有为主导的孔教会最终在伦理政治方面与张勋等人殊途同归了。因此，不论在袁世凯和张勋的帝制梦中，还是在康有为国教化的操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政治文化基因：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

结语

综合以上，康有为国教运动的失败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孔教学会本身理念、路径以及策略上的失误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首先，国教的定位将孔教置于与宪法理念相冲突的地位，以至于通过了国教条款便等于否定了民国宪法中信仰自由的根本精神，这自然招致了多数议员的反对，使得国教提议在国会中始终不能通过。孔教会在提出国教提案时，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其次，受其政治理念和国教目标的影响，康有为在建立国教的过程中自然走向了政治路径，试图借助于政治力量实现国教化，其实，如果不将孔教定位为国教，也不走政治化的立教路径，而是将孔教定义为与其他宗教出于平等法律地位的社会组织，从而将重建孔教的努力诉诸社会大众，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来推动和达成儒家的复兴，结局必定会为之改观。

再次，从行动策略上看，国教提法本身将其他各派宗教置于对立面，进而引发了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激起全国激烈的反弹，可谓不智。另外，在民国建立后，康有为为建立国教而站在民国的对立面，事实上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害了他企图保护的儒学。

康氏发挥公羊学重新诠释儒学以及使儒学宗教化的企图，最初都是为了要使得儒学和专制政治切割开来，使得儒学在君主专制政体垮台后得以继续存续下去，作为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当年康有为的变法蓝图，是想将宪政转型和儒学复兴同时并举，且以改良之手段达成此目的，比后来的一切革命都更为可取，这与他本人政治理念的矛盾与策略上的失误密切相关。戊戌变法和儒学复兴努力的失败并非康有为的个人悲剧，此后，当陈独秀等人得出“孔教和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的决绝结论，并将彻底清除儒家伦理以及孔子思想作为政治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首要条件，并视之为国民的“最后觉悟”时，立即在知识界获得广泛同情，掀起轩然大波，绝非偶然，孔教会诸公大概也是有口莫辩，因为这是从国教化的实际历程中所导致的结论。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大兴，中国社会思潮在前所未有的激进主义中走向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进而逐渐由以日本美国为师走向以俄为师，确定了此后中国社会大半个世纪的运行轨迹，孔子的命运因此而决定，传统文化的命运由此而决定，国人之命运由此而决定。

时下，儒家的历史命运在大陆上出现了一阳来复的转机，而同时伴随着又一阵儒家国教说鼓噪而至，新的儒教国教说对于儒家义理并无发明，其提倡者不探究儒家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不体会现代新儒家决意要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的苦心，对康有为最先引进的自由民主等现代政治价值更是显示出毫无理性的排斥态度，其根本取向在于重新将儒学意识形态化，重蹈政教合一的老路。由此我们才见出余英时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历史洞见：“由于民族情绪和文化传统在后冷战时代又开始激动人心，我们看到在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中国文化正面临另一可能：它将被歪曲利用，以致诸如袁世凯‘祀孔’和《新青年》‘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历史未尝不会重演，而中国人也将再一次失去平心静气地理解自己文化传统的契机。”(《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余先生的警告，值得每一位真正护惜传统文化之当代国人再三深思！

作者赵法生任职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谢选骏指出：“国教之争与康有为复兴儒学运动的失败”没有看到，康有为这厮根本不是在复兴儒学，而是在为满鞑子强奸儒学，可悲！不过，这与他在生活中的兽性大发，倒是合拍的。

【107、满清为不能咸鱼翻身】

网文《戊戌年本是清廷发愤图强的一次好机会？》报道：

戊戌年本是大有希望之年，但可惜的是，光绪皇帝鬼使神差，选了康有为这样一个浮躁的政治投机者，做了变法的旗手。

求变，其实是戊戌年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

传统观点，常把戊戌维新的失败，归咎于“顽固派”的阻挠。其实，在1898年，根本就没什么成气候的“顽固派”，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年初，李鸿章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已有“年来事多取法泰西，……欲蠲旧习之浇漓，致维新之政治”的说法；元旦前后，袁世凯也两次向帝师翁同龢提议实施变法；严复、伍廷芳、张謇等，或通过报纸，或通过私人关系，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

最能说明1898年朝野内外存在强大的“改革共识”者，莫如徐桐和荣禄。徐桐理学出身，做过帝师，对西学非常厌恶，“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是晚清最有名的守旧人物，但即便是他，在1898年也已开始不断上折子为变法出谋划策。荣禄的“顽固派”形象，则全拜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的宣传所赐。史料显示，变法期间，荣禄曾给过“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过诸多建议；而早在变法之前，荣禄就已经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努力推动军队改革，向西方学习；对八股取士也有诸多批判，多次“建言非设学堂不可”，并在保定、天津等地筹资设立了多所新式学堂。后世之所以给荣禄扣上一顶“顽固派”的帽子，全因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替荣禄伪造了一句名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事实上，在戊戌维新开始之前，荣禄早已用实际行动，变了很多“祖宗之法”。

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这张照片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

改革旗手有很多，光绪偏偏选中康有为

当然，改革已形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如何改革也已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戊戌年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袁世凯、刘坤一等辈，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而最具人望者，则莫过于翁同龢和张之洞。但可惜的是，张之洞的入京计划被沙市教案搅黄，翁同龢则因为厌恶康有为，而被光绪罢免回籍。

翁同龢的出局，最可见光绪对康有为的迷恋。康有为早期曾走过翁的门路，通过他向光绪传递自己的变法意见。但翁与康接触越深，就越觉得这个人靠不住，所以渐渐疏远。相反，光绪却与康有为越走越近，这让翁同龢相当不满。据《翁同龢日记》记载，1898年5月26日，光绪曾让翁向康有为索要上书，翁却回答：“臣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何也？”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测”，光绪盛怒质问：“此前何以不说？”翁回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再次要翁去向康索要上书，翁对答如昨，光绪再度“发怒诘责”，翁坚持不肯代呈康有为的东西，要光绪找张荫桓（编辑注：此人当时与康有为走得非常近）去要，光绪坚持要翁去找张荫桓拿，两人越说越僵，以至于翁直接顶撞光绪：“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师生间类似这种因康有为而产生的冲突，相当之多，如1898年正月，光绪曾向翁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因黄与康是一党，翁不愿意，结果起了冲突，被光绪“颇诘难”；再如6月12日，变法启动的第二天，张荫桓被弹劾，光绪要翁出面力保，翁坚决表示拒绝；13日，康有为写了一封保荐折子，以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呈递进来，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进入变法决策核心，光绪想即刻召见，又被翁同龢以一些理由给阻止了。

终于，在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6月15日，光绪下诏罢免了翁同龢的职务，将其逐回原籍。理由是：“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这几条罪状，在《翁同龢日记》里都可以找到佐证，确实不算冤枉。简言之，光绪铁了心要起用康有为做改革旗手，翁同龢必须出局。而光绪之所以迷恋康有为，既与其草拟的变法方案颇为眩惑有关，也因为康的某些言论，说到了光绪的心坎上，如其《上清帝第三书》里说：愿意效忠皇上的人很多，但“皇上所深知、简任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谘询者几人？”又说：“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言外之意，即是说朝政把持在慈禧手中，光绪名曰亲政，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可信赖的班子。这份1895年递上去的折子，在1898年还被光绪反复拿出来看，其对光绪的影响可见一斑。

康氏《孔子改制考》，有剽窃廖平《辟刘篇》嫌疑；另一《新学伪经考》，有剽窃廖平《知圣篇》嫌疑。

可惜康有为只顾着自己捞权，毁掉了改革

戊戌年的改革，若让张之洞或者翁同龢这类人物来做旗手，其成就未必能尽如人意，但至少不会酿成喋血政变。而让康有为做了旗手，其结局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不关心变法，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

“定宪法，开议院”曾长期被当作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但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戊戌前和戊戌后，康有为及其弟子，确实都是西方议院制的鼓吹者，如1897年他们在湖南谋划“腹地自立”，成立南学会、新政局，梁启超就曾解释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但自从康有为得到光绪赏识，所谓的“议院”之说，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他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康的这种主张，一度遭到维新人士的群起攻击，而不得不于7月9日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康如此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

“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答人论议院书》）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

只关心捞权，整个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想尽办法欲挤进最高权力核心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正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

因为康有为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

事实上，康有为不但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康说：“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朝野士大夫能支持康有为才怪了。

整个戊戌年，康有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制度局能不能开起来，因为制度局能把他送入最高权力核心。他曾多次告诉梁启超，制度局不开，一切都是空谈，当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亟亟欲举新政”，想尽快进入具体的新政实施阶段时，康有为却表现得毫无兴趣：“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唯一一次，当他觉得自己可能取代翁同龢的位置时，他让徐致靖推荐自己，只字不提制度局。光绪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是很感兴趣。从这里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斗的深渊。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但慈禧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我请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整个百日维新期间，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他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梁启超、谭嗣同等进入制度局、懋勤殿。

康有为领着光绪，在制度局这样一条无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的路上狂奔，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制度局给新政带来了莫大的阻力，什么都推行不了，时人记载，当光绪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惧而未敢申说”。而光绪的一次率性冲动，一次罢免了礼部六位堂官，则被慈禧视作皇帝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而当康有为有意把伊藤博文也引入懋勤殿时，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六君子”的人头随即落地。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康有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实在是一场悲剧。他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投机。1895年的“公车上书”，他组织了签名，最终却没有去都察院递交签名，事后却信口雌黄，说都察院拒收他们的签名，将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殊不知，那一年上书的18省“公车”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出身广东的康有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车”们的拥护，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的签名，而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

在宣传上作伪，是康有为一生惯用的伎俩。维新期间他明明坚决反对“立宪法，开议会”，为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编辑的《戊戌奏稿》，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如其中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清宫档案所藏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康有为自己公布的版本中，这三件事却变成了：“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硬生生掺入“宪法”二字，还将其与“制度局”联系到一起，以洗掉制度局的夺权色彩，仿佛制度局是为了“定宪法”而设的一般。

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著作，与公开刊行本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开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里，却是皇权专制的坚定维护者。刊行本里说：“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到了进呈本，却成了：“（天降圣人）……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不止于此，康还篡改了光绪的密诏，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光绪尤其不可能知道的是：维新前一年，康有为还在湖南积极筹划“腹地自立”的革命运动，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一召见，康立刻从革命党变成了改良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往往认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一系的人。其实远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杀了杨锐、刘光第、林旭，也就等于绝了张之洞、荣禄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损失。

康党1895年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但康党只征集了一些签名，没去上书。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

结语

康有为的一生，充溢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妄。维新失败后，他开始写《自编年谱》，详述自己11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得出结论：“苍天留下我是有理由的，岂非昭示着中国不会亡，大道不会绝？……我应顺从天命，拯救万民于水火”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态思维，康有为才会坚定地把一场变法，弄成一场权斗。

—————————《其他评论》———————————

《康有为真的是妄人吗？》

1.好色好淫。虽然私德对于政客来说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我本人最痛恨双标党。他天天讲平权，但康一生纳妾无数，嫖娼无数，走一路搞一路二奶；

2.自私贪婪。康大忽悠跟海外华侨讲，我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假的）。没有光绪皇帝给他说要搬兵到海外去筹款，然后救驾这种衣带诏。但他天天跟海外华侨募款讲他要回去救君。他组织的保皇党就是拿这钱炒房地产，赚钱满足康本人的私欲，供他挥霍。发展到后来保皇党完全就是黑社会了，黑到什么程度？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必须要康本人同意，并加之以各种条件（入股，分红），你敢跳过他直接回内地投资他就敢雇杀手干掉你。

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刘士骥成功地完成了招股计划后回到广州，但不幸在四月初九日（5月27日）即被康有为派遣的8名凶手杀害。

3.冒进草率。1895年从6月11号-9月21日，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有何成就呢。基本没有，都只是把别人正在干的事儿写到纸上而已。但是乱子倒是引出了不少，其中为祸最烈的便是废八股。

八股操蛋不？操蛋。该废么，该废。但是怎么废，如何废，这是一个很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实话实说的讲，康有为他们并没有办成这件事，是1905年慈禧废的，但是没有康有为这么搅和，说不定废八股可以更加软着陆一些。为祸更轻一些。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八股或者说科举制度是古代读书人的登天之梯。康有为逼着光绪撤掉科举，大量的读书人发现自己没用了。清廷给的办法是你们去留学，日美英都可以，回来之后凭文凭给官做。其中大量的人去了日本，花费少离家近。日本就顺水推舟，办了大量的留学速成班，一年你就可以毕业拿文凭。鲁迅先生的医学文凭就是这么来的，只能说幸好他没当医生，不然的话不出一个月就得让人打死。你觉得这批人一年能学出个什么鬼样子来，基本都跑去干革命了，留学欧美的一个个都成了教授科学家实干家。你康有为废八股本意是维持清廷统治，这下子培养出一大堆清廷的掘墓人，你对得起光绪对你的信任？

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评价很高，但从它开始的那一天起，就是个冒进草率的改革。这是它的原罪；

4.虚伪矫饰。1895年6月15号，光绪接见了康有为。对于康有为来说这就是他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他以后这一生都指着这天活着了。他自己说法是跟光绪谈了足足4个钟。其实这里面的水分足以淹死人，清廷档案每天皇帝接见了多少人，哪些人都是有记载的。排在康有为后面的也是维新派的一个叫张元济的人。而且这张元济有个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面记载的是光绪不过接见了康有为一刻钟左右，而且俩人语言又不通，康有为可是广东人，跟光绪讲京片子，你想想就十五分钟能掰扯明白什么？而且光绪为什么召见他，是因为康一封封的给光绪上折子，说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富国强兵。但康这十五分钟根本没提这些，因为他屁都不懂，怎么提？他再明白能明白过张之洞李鸿章这些人？反过来复过去就俩字，维新。那不就是跟翁同龢那些爱国贼是一回事么。都是用的儒家式的简单的思维方式，只要皇上勤政爱民，大臣熟读诗书国家自然富强。哪里有这么简单啊，晚晴时候全国满目疮痍，中国迎来了文化经济政治上最绝望的时刻，一切都被西方甩出八条大马路，康却跟皇帝讲只要用了他那种简单的改革方略就会一切兴旺发达百事顺利。可以说，康虽然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但他的注意力却不在维新变法之上了，在此以后他所有的主张和想法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权力和控制欲了。

医生兼作家冯唐说过一段话：他说我发明了一种识别骗子的方法，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告诉你 不用努力，直接我告诉你一套方法你马上就能发财，说这肯定就是骗子 要不就是搞传销的，如果有一个人说 你想知道前生后世吗？你想知道世界的真理吗？这个人就要骗你的思想骗你的灵魂。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有一套方法可以立即让我们众生得救，这个国家马上用他的方法，什么问题都会解决，一切都风平浪静风和日丽 这个人不是糊涂蛋就一定是骗子。

想更多了解戊戌变法可以看下这本书，读过茅海建教授这本书之后，对于百年前的那一百多天的中发生的事基本有了轮廓了。书很学术，娱乐性基本没有，不是真爱可以不用看了，反正你也看不下去。《戊戌变法史事考》

编辑于 2015-08-24 

近年来的史学界对于康有为的评价，随着一系列新史料的出现，逐渐从肯定转向了否定。所以大家对于康有为评价的激烈碰撞也就可以理解了，无非是史学观点动态变化带来的冲突。

关于康有为的历史形象，表现最客观全面的就是《走向共和》。我个人认为此剧是展现近代中国历史的最上乘之作。说最上乘，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全面客观，还在于它采用了不少史学界的最新研究结论，避免了老生常谈的教科书说辞。它的先进历史观也是它最终在央视未能顺利完整播出的根本原因：观众们无法接受鞠躬尽瘁深沉老练的李鸿章，聪明狡诈但有作为的袁世凯，执着无畏但有时幼稚冲动的孙文，以及，心怀大志但固执虚妄的康有为。

其实各位冷静下来仔细想想，一个人不就应该是复杂的多面体么？康有为的才华、志向和他的固执、虚妄并不矛盾啊。或者说，正是一个具备了这些特质的人，才能有可能在那个年月折腾出如此大的动静啊；比起主观上的一味褒或者一味贬，这在直觉上更像真实的历史呀。

发布于 2013-11-24 

比较系统的前面有几位已经总结了，突然想起去年看《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时，梁漱溟提到的他所知康有为二三事，当时觉得好好笑，发了条微博：

梁漱溟回忆康有为的两件事，一是觊觎西安一古寺中的古版佛经，不问自取，被人半路强行追回；二是看上了某银行库里的抵押品，一副古画，以借回去看两天为由长期占据不归，被银行方面强制取回。。。嘿，这不鸠摩智吗。。。

发布于 2015-08-30 

小安bling，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源于对自己无能…

星辰、Jason D、逆旅 等人赞同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乍看此诗，诸位一定觉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然也，此正是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义前所作的那首[狱中题壁诗]的原诗。而那另一首脍炙人口的、一百多年来被中国人反复吟颂、激励了无数人为理想而献身的“狱中题壁诗”却是被篡改过的伪作。篡改者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四句甚至比原诗更加豪迈激扬，更加雄浑悲壮。尽管我心里很不愿意承认，但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梁任公百年来被许多中国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视之为精神导师，也是我最崇敬的近代学者和思想家。而他篡改谭氏绝命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掩盖一个历史真相。

历史就像是个随时要被打发去接客的婊子，时常被鸨母一般的史家打扮的浓妆艳抹的，一巴掌过去能扇下厚厚的一层雪花糕来。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师徒流亡海外，办刊、演讲、作学问，编撰了大量与那段历史有关的著作，但他们至死都不承认维新党人当年策划过“围园锢后”的密谋，声称是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如后来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说：“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大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这里，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人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朝廷误信其言，方导致后来的种种变故。因为康、梁是那场运动的当事人，所以后世史家们有不少人以康、梁的说法为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自然还当从其他当事人的撰述中寻踪觅迹。

袁世凯便是戊戌变法及那场扑朔迷离的密谋中的主角之一。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玩两面三刀，一面对维新派及光绪皇帝虚以委蛇， 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假意答应谭嗣同同意举兵杀荣禄， 围攻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 另一面决定投靠守旧派，当天乘火车赶到天津，在荣禄面前把密谋合盘托出，一股脑将将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卖了。紧接着是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帝，捕拿维新派，斩杀六君子，致使百日维新失败。这种说法的重要凭据之一是袁世凯自己写的《戊戌日记》，其中他对自己出卖维新派之事毫不掩饰，但对他与维新派的密切关系以及是否有参与密谋一节却是欲盖弥障，含糊不清，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随着许多史料及证据浮出水面，这种说法已逐渐被推翻。近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慈禧在袁世凯告密前已经决定重新出面训政，发动政变。而袁世凯先前并无告密的念头，而在听说了政变的消息后，以为是因为密谋败露而引起的，吓的屁滚尿流，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便跑到一度对他颇为欣赏的荣禄面前，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忏悔，把维新派“锢后杀禄”的密谋竹筒倒豆子，合盘托出，求荣禄为他作主。而慈禧在政变完成后才听说了密谋一事，又惊又怒，后怕不已，这才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大肆捕杀。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说明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引发政变的原因，但他落井下石，却是导致六君子被杀、戊戌变法彻底失败的主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史证。一个是八十年代左右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写的日记[诡谋直纪]。毕是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这本日记中载，康有为曾召之密谋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问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袁世凯为人大不可靠。康有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钢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另一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他写的[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以上都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由不得康有为否认。康之所以在诸多铁证面前仍一口咬死不认，主要是因为这种犄角旮旯似的宫廷阴谋实在是有损他完美无缺的“圣人”光辉形象，这维新运动则也成了政变而非改良了。而伪造历史，却一直是康有为的强项。首先，这位以“圣人”自诩的仁兄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扮的角色，就并非如他自己在外边吹的那样风光。在许多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中，一般都有一个把康有为当作变法维新的中心人物的说法，认为康在百日维新期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如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等等。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甚至将康比作王安石，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这个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说法，实则大谬，不过是在戊戌变法后由康及其门徒吹嘘出的一个神话而已。

此外还有康与中国报业先驱汪康年之争。《时务报》在1896年时于上海创刊，总编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是该报的主笔。《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对戊戌变法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风行全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但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却通过权力手段，奏请让光绪下旨，把《时务报》收为官办，让他控制，欲把一份影响力巨大的、观点独立的民报变成官报，变成政府的喉舌。但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耍了个花招，暗渡陈仓，又办了一份《昌言报》，把《时务报》的空壳丢给康有为。康被耍后气急败坏，居然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治汪一个“抗旨不交之罪”。光绪听说这事后，命黄遵宪顺路去调查此事，结果“毋意彼此各执意见”，闹个不了了之。此事闹的过于荒唐，以至于被时人讥笑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

对于汪康年的不买账，康有为一直记得很牢，后来逮着机会便诬蔑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时有意排挤他的弟子，后期不发表他弟子的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着实把汪的名声败坏了很久。对于康有为的这种做派，他的弟弟、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对他的评介是：“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便是形容他眼高手低，为人处事带着太多的霸气，人缘不好。

维新派相对于后党守旧派而言，本来势力就显孱弱，内部却又一直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康有为这种我行我素、处处喜以自己为中心的举动，不仅在维新派内部造成了很多矛盾，使本来就势弱的维新派成了个窝里斗的乌合之众。因后来康有为及其弟子的造神运动颇为成功，蒙住了不老少的人，以至于后人评论戊戌变法时真都把康当作了这出戏的唱大梁的当红小生。

实际上百日维新时期唱主角的是主张“变法缓行”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扬锐，扬锐是维新派中的右翼，在甲午战争之前，也只是个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入仕时得张之洞多方提拔，一度出任张之洞的幕僚。而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期间是属于后党一系的守旧派，曾作[劝学篇]，在理论上打击变法运动，对维新派人士也是多番压制。扬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与张之洞关系甚密，并且在维新派内部常与康派的人唱对台戏，以至于后来他在变法维新中的作用几被抹煞。

对扬锐的声名和作用打击最大的，一是范文澜，范在[中国近代史]中论述，扬锐一系的右派是投机官僚，本质仍属顽固派，只是由于维新高潮到来了，故“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或者是见西人之船坚炮利，不若从而效之。于是，便抱着投机钻营的动机加入到维新派的行列里来了。范还认为，在维新阵营内部，“右派势力最大，中、左两派较小。表现在光绪帝任用专办新政的军机四卿杨锐（张之洞、陈宝箴保荐）、刘光第（陈宝箴保荐）代表右派，林旭（康有为门徒）代表中派。……实际上只有谭嗣同一人尽力新政。杨锐是圆滑官僚，张之洞最亲信的门徒，代表假维新系。

另一个是章太炎，章在[革命道德说]特别就扬锐与张之洞的关系大做文章，以此来否定扬锐是维新派。其实大多都是猜测臆断，捕风作影，以风言谣传为依据，缺乏史料凭据。

究竟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杨参政公事略]一文中的记述可见，扬锐在对待新法的态度上与康有为等人确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有这么一段记录：一日六堂革职，大臣颇自危，锐复奏情词剀切，王言李泌、韩畸不是过也……锐顿脚叹息日：“皇上始误听于志锐，继误听于李盛择，今又误听康有为，殆哉!”复奏上，即召见，于是有旨派康有为至上海，枢臣皆曰天也，以不召对锐，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迨锐既下值，王彦威京卿来函云：“与此辈少年共事，有损无益，公他日进退惧难。”锐得书怠邀林旭至绳匠胡同寓斋，时已黄昏……微闻锐责林甚切。林默然无声。

由此可见扬锐在对待维新运动的态度上，与康有为、谭嗣同、林旭等左、中派的维新人士确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尤其对康、谭等人的急进十分不以为然，多次讥康“固多谬妄”，对中派的林旭的评价也是“随事都欲取巧”。

实际上扬锐对康、谭等人的评价并非信口胡诌，像谭嗣同变法主张之激进，有些地方岂是“谬妄”可评，比如谭嗣同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过：“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这种卖国的主张，莫说当时朝野上下接受不了，即使是换到现代人来看，也是不可容忍。这简直是要把大半个中国卖给英、俄嘛！其“谬妄”无语以形容。若维新派后来真的夺了权，看来我中国前途更为堪忧。

当然，那阵子处心积虑卖国的倒也非独谭公一人，像国、共两党及当今海外民运革命派的反共斗士们皆推崇倍至、奉若神明的先“国父”赤脚医生大炮孙半仙，当年为鼓动日本人出力帮助他到中国闹革命，便许诺事成之后将整个满州也就是现在的东三省送给日本做交换。此论有[孙中山集外集.与森恪的谈话]为证，1912年2月3日孙中山与日本人曰：“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1915年至1918年间又曾多次找到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等日本高级军头，商议革命与卖国的交易，[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记录孙中山原话：“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与河上清的谈话]中记录，孙中山表示一旦革命成功，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曰：“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除此之外，如张之洞、蒋介石、毛泽东这些中国近代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都有过这类卖国的主张或行径，一个卖的比一个凶。不要太严格地说，上述诸雄可一网打尽，全是汉奸卖国贼，一个也逃不掉。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赘叙无意。

因为扬锐是个比较清醒、比较稳重的官僚。在官场混迹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维新派的势力相对于守旧派还十分弱小，绝不能操之过急，因而主张韬光养晦，不能急进。在实行新政期间，遇到阻碍时也比较讲就策略，有时宁可对顽固派妥协。对比较激进的新政和估计到过分侵犯到顽固派、洋务派利益时，也稍加裁抑，以维护大局。

而事实上后来变法的彻底失败，却正是毁在康、谭等激进派的手中。如果没有那场兵谏的密谋，慈禧在重新训政后，顶多也就是收回光绪的权力，革几个维新派官员的职，断不至于大开杀戒，把光绪禁于瀛台一囚十年。慈禧终究是个古稀老太，一脚迈入黄土，如果光绪与激进派的那夥人稍有耐性，至多再过十年，变法维新的前途还是一片光明。如果不是扬锐这一系的老成持重，多番周旋，任由康、谭等人胡闹，戊戌变法怕还坚持不了一百多天。

并且还有一个一直被后世之人忽视的一点，“围园锢后”的密谋并不是所有维新派的成员都有参与，至少扬锐没有，这点从光绪交给扬锐的那封密诏中可见。密诏的全文如下：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引者注：指罢免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的上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在密诏中只提及“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康有为的名提都未提。从语气上可见光绪当时的心态只是想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

而康有为后来公布出的那份著名的伪诏则曰：“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扬锐的那份密诏是后来扬锐的儿子扬旭为了替其父昭雪沉冤而呈送都察院后才公布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心只想着稳妥行事的扬锐，完全是遭居心叵测的康有为连累，在对康、谭等人的密谋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逮捕的。其他五人有的是自愿送死，有的是康有为的弟弟或弟子，他们怨不怨康有为不好说，但扬锐在被莫名其妙地绑赴菜市口时心里一定把康有为等人的祖宗十八代操遍了。闯下弥天大祸，自己逃到外国躲的远远的做海外政治运动领袖，却由别人来流血杀头，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所以说康有为应该对扬锐等人的死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虽然说扬锐是被慈禧所杀，但起因却在康有为，真要说是被康有为害死的也不为过。另外，谭嗣同向来是个敢做敢担的热血汉子，从谭的一惯为人来看，甚至可以认为谭主动赴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欠疚，因而陪本不该死的另外几君子一起死的也不一定。

从多方史料来看，康有为除了他那未递交成功的“公车上书”让他着实风光过以外，他在百日维新中实际上一直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比如光绪在定国是诏颁下后的第五天，召见过康，与他聊了一阵，之后便再没再唤康入宫了。对于光绪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写道：“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南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康有为不受重用是很失望的，而他自己在当时也只被任命为一个还没芝麻绿豆大的翻译小官。

而这恐怕也是康有为急着捣鼓兵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兵谏成功，那么他便一举扭转局势，有军队做后盾，那么不日满朝将皆康党，光绪也将对他言听计从，从而成全他“圣人”、“帝师”的梦想。如果是这样，那么康有为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理想而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压上了一场政治赌博。从康有为后来剽窃别人的学术著作、鼓吹独尊孔教并自诩“圣人教主”的造神运动、以及伪造光绪密诏这些欺世盗名的举动来看，康有为绝对是个名利权欲极重的人，而这种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和举措是完全有可能的。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不留于力地开始了他那荒涎的造神运动。首先，他企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宗教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借用孔子在历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通过强化原有的宗教意味，把儒学变为宗教，把自己当作创立新教的马丁.路德，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宗教体系，把孔子推到“万世教主”的地位上，称“素王”，而自己称“长素”，就是有点当世教主的意思了。为了把儒学变成“神学”，康有为以“我注六经”的狂妄倒腾出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作为他的“新教神学”的理论基础。

但最为不堪的是，他这两部用以“立教”的“神学著作”居然被发现是剽窃自同时代另一学者廖平的学术著作《辟”篇》、《知圣篇》。对此，廖平本人岂能轻易放过之，在当时就提出了指控，闹出了一个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搞的康有为十分狼狈。这点连他的弟子梁任公也不敢替他诡辩，憋不住只吐了一句“（康）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而后装聋作哑溜之大吉。

实际上可以说康所企图建立的这个“神学”、“宗教” 根本就是个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在当时非但没能垫定他“圣人”、“教主”的地位，反而把当时从朝堂至乡野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以及本来对维新持同情态度的新思想知识分子一网打尽——全得罪了。像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与康有为的弟子们“论及学派，辄如冰炭”。而康的信徒们竟至‘攘臂大哄’，硬将章逼离《时务报》。

这种倒行逆施的文化专制和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除了导致了本来支持变法的一些中坚力量因此对康及维新派心存怀疑，甚至反感。也给反对变法的守旧派找到了最好的口实，将他连带维新派一起视若仇寇，要求连同康氏的其他正确变法理论一并禁毁。而这一切也成为后来戊戌变法失败的诱因之一。

政变发生后，清廷下令通辑康有为，并悬赏3000元。康有为这时正奉光绪命前往天津、上海，一听消息，乖乖咙个咚，韭菜炒大葱，可了不得了！赶紧撒丫子跑人，也顾不得在京城的兄弟学生友人会不会被拉到菜市口，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脚底抹油逃到日本。

政变失败，流亡海外，但这却不是康有为政治生命结束，相反，反而是他“流亡政要”生涯的开始。政变前他费尽心机都得不到的叱咤风云的显赫地位，最后却在流亡海外时因外国人对中国政局的不了解而得到了落实。这其间，也不能不说是清廷的无意的成全。

在流亡期间，康不断对清廷发表评击，对慈禧、荣禄等人极尽挖苦、嘲弄，着实让刚刚反攻倒算成功的守旧派恼羞成怒。但因康人在海外，大清律令、满清十大酷刑奈何他不得。也不知哪个老朽大烟抽多昏了头，居然想出派大内高手到海外刺杀康的馊主意，结果消息外泄，事没成，倒大大助长了康有为的声势，使得对中国政况不甚了解的外国政府都以为康在清政府里是个大大了不起的人物。像1899年康有为加拿大之行时，英国殖民地大臣赶忙事先知会加国政府，务必保障康的人身安全，加拿大政府“西北骑警公署”便派出专人，陪同康一行人等在境内旅行、活动，随时保护。后来康在香港、 新加坡等地，也受到类似的待遇。暗杀的传闻越盛，外国政府便对康的安全越加重视，也就越坐实了康“流亡的中国政要”的身份。

康在国内时只是一个官阶小的滑稽的“行走”，但出了国后便立马身价百倍，摇身一变成了洋鬼子心目中的中国皇帝的亲信大臣、被顽固的守旧派排挤、陷害的改革英雄。这种带着点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在西方国家一向是备受推崇的，吃香的很。政变后他先后游历四大洲三十多国，所到之国，无不受到厚待，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不留神也让他给唬了，居然先后接见了他，官方与舆论更是呼之为“阁下”，这都哪跟哪啊！按国际外交习惯，怎么也得大使一级的政要才能享此殊荣。而康也把自己当成了根葱，乐此生受了。更离谱的是美国与加拿大的一些报刊居然以谬传谬、以讹传讹，称康为“Vice Minister of war”（国防部长）、“Prime Minister”（总理大臣、宰相）、“ex-Counsellor of State”（前政府顾问）、“Secretary to His Imperial Majesty”（皇帝的秘书）、“Prince”（亲王）等等——当真是平步青云，鼠窜飞天。

六君子的牺牲，成了康有为作为“政治领袖”在海外蒙吃骗喝的政治资本。甚至可以说，是戊戌六君子的血造就了后来风光无限的康有为。

由于康有为本人及他的弟子多年的造神运动，因此康作为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的政治神话还是很成功的，至少百年来他的这个光辉伟大的进步形象还不曾真正动摇过。

1907年，康有为为募捐筹款而到美国西部的非士那为当地华侨演讲时，已经年过五旬，家有一妻一妾了，哪想老来走桃运，临老入花丛，梅开三、四度，一不留神就成了泡妞高手，居然给他勾搭上了当地一个华人种植园的园主的女儿——年仅十七岁的何旃理给他做三太太。

1911年6月7日，康有为应弟子梁启超的邀请，从新加坡移居日本，雇了一个日本贫家女市冈鹤子为女佣，一来二往，也给他勾搭上了，后来康回国定居上海时，便把鹤子接至中国纳为四姨太。这里要提一下，似乎当时流亡或留学日本的名流们都不免染上这癖好，也不知谁开得头，咱们的“国父”孙半仙在日本遛达时也搞上了个日本女佣，名大月熏，搞得人家珠胎暗结，不过她的运气可没康四奶好，终被革命有瘾的孙国父始乱终弃，丢在日本，后来据说生了个女儿，不过一直未到中国，匿于人海之中，不知所踪。更新潮的是我国府先总统蒋公，留学日本时居然和一位姓戴的老兄同时搞上一个忘了叫什么子的日本女佣，生了对双包男胎，后来送回中国一人一个，其一好像便是经国公之弟纬国是也。有这么多人先行后效，正所谓追时尚不落潮流，倒也未让康圣人专美于斯。

不过1925时，身怀六甲的二十五岁的市冈鹤子却又被康有为撵出家门，据传是因为鹤子与康的长子康同箴暗渡陈仓，并播种发芽，因而不见容于康。如果此传闻属实，倒是圣人门风，家教有方了。鹤子回日本不久，生下一个女儿凌子，也不知所踪。而鹤子则于1974年2月时，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在须磨郊外卧轨自杀。

老树发新芽，一发不可收拾，圣人的艳福岂止于此。1919年，康有为拿着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他，用以发展保皇事业的巨款准备在西子湖畔购置豪宅，闲暇之余泛舟西湖，又看中西子湖畔浣纱的十九岁的江南秀女张光，凭着媒婆三寸不烂之舌又将之纳为六姨太，于上海愚园路康公馆举行婚礼。据说当时整个上海滩为之轰动，多家报纸争相猎奇，都拿这做了头条。

根据中国人喜欢把政客当圣人，把偶像完美化的历史习惯，对历史上“正面”的政治人物的一些品质和道德上的缺陷以及为人处世的做派都能轻易原谅或干脆极力掩盖，认为不过是白壁微瑕，瑕不掩瑜，大丈夫不拘小节耳。

修身尚且不能，何能冶国安邦平天下？怜我江山命多蹇，想我辈后世腐儒，也只能假扮一下道学，感叹一句：“莫怨神州气数尽，只缘洪洞县里无好人！”

＊注 徐仰药评：

梁启超篡改谭诗一说是台湾学者黄彰建提出来的，附和者有高阳等人。但后来孔祥吉先生在故纸堆中发现了戊戌年刑部一位主事的日记——《留庵日记》，日记中记载的狱中题壁诗与梁启超所录基本吻合，只是个别字上有出入，我记得大概是这么写的：

望门投止“邻”张俭

忍死须臾待“树根”

“吾”自横刀“仰”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看出与任公所录的差别来了吧？树根应为杜根之误，邻与怜是不是假借不清楚，但大体两首诗来源应该一样，日记作者说此诗是刑部传抄本，直接来自刑部属内，所以梁启超篡改说应予推翻。此说发明者黄彰建也已撰文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只是他认为那首“手掷殴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也是出自谭嗣同之手，两首诗实际上一个是草稿一个是定稿，时间先后不同，并没有人有意篡改，这也算一家之言吧，暂且存而不论。只是康梁掩盖戊戌阴谋（围园锢后）的证据还需另找，最有力的是两宫宴驾后溥仪即位载丰摄政，康有为有封《上摄政王书》（大致）曾泄漏戊戌阴谋的事，梁启超收到草稿后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阴谋的事不宜泄漏，口径应该保持一致才是，康于是做了修改。梁予康的这封信已被找到，这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有提到。

就我所知对《晓说》讲康有为做些注解，不作评论只做搬运工：

1.《晓说》讲历史人物及事件的主要骨架和着力点，基本可以参照维基百科词条。（高晓松在东方卫视的一个节目《晓松说》也是这个特点，而且《晓说》和《晓松说》经常串着讲。）

2.康有为监生教学被嘲讽出自民国教育家吴康（字敬轩）的一篇《康圣人的故事》：“圣人初居广州，只是一个监生，名不出里巷。一日忽发奇想，贴广告‘教馆’，见者嗤之以鼻，有人以淡墨书其旁曰：‘监生亦居然出而教馆乎？’悬贴半月，不见一个学生光顾，圣人虽气，亦无之如何。”这篇文现收录在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4月版附录第十篇。

3.公车上书的争议出自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

4.与英、美、日合邦事由出自杨深秀上奏奏章：“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奏章内容现收录在中国档案汇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杨深秀〈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

5.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争议。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康有为此书“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新学伪经考》思想和内容都和清末经学学者廖平先生的《辟刘篇》相像，《孔子改制考》也近似廖平先生的《知圣篇》。

6.康有为代拟奏章事件。康有为曾为一八八九年一月十七为流派官员监察御史屠仁守代拟《门灾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其中有“臣愚窃愿归政之后，中外臣工有紧要奏章，仍达慈鉴，请下之九卿，令拟定章，昭示外廷，俾皇上既得禀承，臣庶有所怙恃，天下幸甚。臣请章奏得请懿旨一也。”这个折子最后没有上奏，在一个月后屠仁守在自己拟定上奏的《归政届期，谨溯旧章，直抒管见折》也有一个相同的提议吁请慈禧太后参与政事而遭慈禧太后降懿旨罢官。康有为代拟的奏章现收录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版上卷卷一。

7.康有为戊戌政变前离京未被捕。据康有为二女儿康同壁的讲述：“戊戌年八月先父变法失败，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皇上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局的海晏轮搬下来，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离开天津。一个英国领事馆的人，让先父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英国兵舰。刚上兵舰，上海道派来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先父到了香港。”内容选自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第三章。也同时在这本书中有关于康有为的一些事。文中有作者章诒和回忆自己父亲的话：“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还有当年徐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

8.康有为死亡原因争议。康有为死亡原因有四种说法：一说宴后呕吐暴毙；二说慈禧生前曾遣杀手，后杀手下毒康有为中毒而死；三说国民党派特务毒杀；四说就是离奇荒诞的死法。这种死法最早出自台湾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先生《新编古春风楼琐记》，记载康有为晚年移植人猿“青春腺”于自身以求青春不老的事情。后来图书编审毛丹写过一篇《康有为晚年》的文章，文章就就转述了高先生的说法：康有为偶然读报纸，看到俄国外科医生沃罗诺夫研究多年的返老还童术已经获得成功，他把人猿的睾丸移植到老年男性身上，使人明显年轻，记忆力和性欲均大增，甚至可以“策马驱驰”了。因此，康有为通过上海的名医江逢治联系精通此术的德国名医冯·施泰勒为他移植了人猿睾丸。后来对身体产生影响暴毙。《康有为晚年》这篇文章，刊登于2004年9月的《万象》杂志六卷九期。关于康有为死于睾丸移植的传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传播到各大网站中去，高晓松沿用这种说法。

9.凤凰网历史频道在2009年做过一个“重读康有为：体味传统名士的固执与虚妄”的专栏，内容与晓说这期讲的类似，但作为网站专栏也缺乏严谨的史料印证及注解。重读康有为—

编辑于 2013-11-24 10 

康有为的阿弟对其评价为 “伯兄规律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不独伯兄身任其难不能行，即弟向自谓大刀阔斧，荡夷薮泽者，今亦明知其危，不忍舍去……” 

仅仅这些这些是可以看出康有为些许“妄人”的特点。 但是，一个人正是因为有伟大面有平庸面，才成了鲜活的个体，才会如此立体的存在啊~~

不是康有为狂妄，是时代变化太快，中国近代短时间内思想跨度太大。一个儿童时期时代最激进的可思想能是君主立宪，而到了晚年最激进的东西就成了共产主义，而孩提时代的君主立宪制度就成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所以，康的思想在开始 表现的狂妄，因为太新 太夸张，要开议会搞立宪 在后也狂妄，因为太落伍 还要有君主，早年他是维新派与老旧保守派斗争，后来又成了保皇派和一系列革命判论辩。 再加上康确实是书生不是政治家，政治的 不成熟不妥的做法又会给人加深这种狂妄的感觉。但实际绝非如此。狂妄的不是人，是近代这个奇怪的时代。

康有为是个大思想家。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康有为，那个字只能是——猛。一个人如果在思想方面极为超群的话，别的方面存而不论可也。本人曾写过一篇比较康有为和钱穆的旧文：两个猛人的读书方法：康有为和钱穆。摘出其中康有为的部分如下：

康梁邂逅的时候梁启超才17岁，康有为已经32岁了。当时梁启超已经中了举人，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与康有为的邂逅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道路，在遇到康有为之前，梁启超轻松考中举人，遇到康有为之后梁启超去考进士，然后挂了。

钱穆曾经评价梁启超，说他天分极高，但用功不扎实。这显然是拜康有为所赐。梁启超是个高调的人，但如果与康有为的大气粗放风格相比，梁启超就显得相当低调内敛了。梁启超第一次见到康有为，就像庄子寓言里的河伯见到海神一样——瞬间被征服了，被康有为的强大气场和深不可测的学问秒杀了——康有为读过的书太多了，扯起来太振聋发聩了。

康有为是个读书猛人。猛到什么程度呢？没有他不懂的东西。只要别人懂的东西，他都懂；就算别人都不懂的东西，他也懂。所以，梁启超的那些招数在康有为面前完全拿不出手——直接被康有为的强大内力给震飞了。康有为的风格类似于今天的“学霸”。他之所以能成为学霸是因为读书的方法很“潮”——他完全不按照传统的治学路径，而颇有点类似今天的学霸型教授狂翻reference，狂发论文的那种。如果康有为在今天的经济学界混，他就是Acemoglu。正因为他的读书方法太超前了，所以在当时死得很惨，以至于花了很多年时间才考中举人。

康有为读书治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公认的一流paper他认为是二流，公认的二流paper他认为是一流。比如，别人读《春秋》以《左氏传》为宗，康有为就以《公羊传》为宗。书法领域也是如此。总而言之，他要和别人不一样。第二，康有为读书极其注重效率。换句话说，很急功近利。最典型的体现是，他教学生读书时把几乎每一本书都计算好花几天能读完。他认为儒学入门的书是《公羊传》、《春秋繁露》，一般人几天就能读完入门，天资愚钝的人不到一月也能读完入门。他认为诸子百家一个多月就读完了。第三，他认为要研究目录之学。也就是说，即便你不可能读完所有的paper，你也要把所有paper的名字记住——这样，自己写文章和发表议论时就可以refer到了。第四，他完全不偏科。就算你提到当时任何一所大学里最冷门的那个专业，他也会对那个专业有所研究。他不仅研究动物学、植物学，还研究力学、热学、光学、电学，还有化学，微积分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外交学、国际关系学也是他的长项——我勒个去！现在你不难理解为什么梁启超见第一面就给他跪了吧。

那么，对于这些专业学科他究竟了解多深呢？《南海师承记》中有他给学生讲数学的一段。看过就恍然大悟了。他说，西方人研究数学首先研究点，然后研究三角，再然后是开方、割圆、椭圆、曲线、抛物线、罗线，到了罗线和微积分就是数学中比较高深的地方了。他还说，西方的《几何原本》和中国的《周髀算经》几乎同时，但《周髀算经》比起《几何原本》弱爆了。但是他没有详细给学生讲微积分。他只是总结说，数学中比较要紧而实用的有两块，一块是对数，一块是代数。对数可以查表，代数需要计算。我一开始想不通对数哪里实用，后来明白他扯到对数是装饰用——如果只说代数大家都知道显不出来他独特，如果只说对数大家都不知道于是就不稀罕，所以，一定要说的东西既有大家知道的一部分，又有大家不知道的一部分。末了，他总结说，代数可以笔算，可以珠算，比较起来，珠算没有笔算好，因为珠算错了不好改正。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的数学课就讲完了。

康有为偷偷写过一本书，不出版，也从来不给外人看。只给梁启超、陈千秋两人看过，因为康有为觉得他们俩天赋还算好，内功根基还算不错，应该能承受得住。结果，梁启超、陈千秋看了之后，三观崩溃。而且，他们就像中了传销的毒了一样，按捺不住要向别人介绍书里的学说。康有为不喜欢他们这么做，但也管不住。那本书叫做《大同书》。

后来梁启超凭回忆列了书中的一些想法。比如：没有国家，全世界只有一个总政府，民主选举；没有家族，男女可以同居，但不能超过一年，同居一年之后必须换人；怀孕的女人全部集中起来进行胎教，生下的孩子统一由政府抚养、安排入学、就业，和父母没有关系；医疗、养老、教育、就业等都由政府负责，而且规格非常高……

读过《辛亥前夜》，得出一个结论：百无一用是书生。

如书中所述，所谓的改革并不仅仅是各种新政，而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比如我们常拿来和康梁对比的日本“维新三杰”，他们在与天皇谋划倒幕的过程中已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不再是“只有热情和爱国之心的书生”。

而康有为等，只是一步登天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操作方面的经验是非常少的。以慈禧太后为首——没错，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清朝的当权派已认识到不改革不足以维持统治，开始有限地改革——的当权派，李鸿章、张之洞等具有高度政治运作经验、较为开明的洋务派，都被维新派有意无意地推向反对阵营。这是书生意气范下的一个错误，正是这种不成熟，让维新派甚至做出了刺杀慈禧这种狂妄计划，最终使自己孤立无援，一败涂地。

另外，我们也能从103天的变法下了300多条谕旨这种齐头并进的变革措施中看出，康有为的维新派缺乏事先设计和安排。任何社会改革都是一种系统工程，社会改革有其承受能力，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

过于激进和缺乏经验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两个根本原因。所以说，康有为是个过于激进的爱国者——至于够不够这个“妄”字，就见仁见智了。我认为是不算的，因为激进——也就是妄，事实上正是缘于他缺乏政治经验。或者换句话说，康有为不是妄人，而是书生。

君漪、杨朝、平清盛 等人赞同

南宫静明说得很好了，还有一件事。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和弟弟本来都有时间逃跑，但是康有为让弟弟康广仁留下来收拾他的藏书，并因此被清廷抓获处死。康有为逃到海外后表示非常难过：家父可是要我照顾好弟弟啊……所以，康有为不仅草包，而且自私、虚伪。

鼓吹中日应合为一国，并应请日本伊藤博文主持中国变法。由于戊戌变法主要由当时清廷大员推动，实际上这次变法运动与康有为关系并不大。变法失败后出逃。后与张勋一起拥立恢复帝制，并与众弟子决裂。在海外建立保皇公司，并以伪造的衣带诏在世界华人募捐，该捐款多用于个人挥霍，并娶得6房姨太太，在世界各地买有房产。伪造衣带诏之事被人戳穿之后暴露其伪善面目。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史改革产生不良影响。

这是不叫妄人，这叫人渣！

贸然改革害了光绪，最后自己逃到海外。

这可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可能和平进行现代化的一条路，就叫这个狗头军师给误了。

是人渣。

《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恩恩怨怨》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

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

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呕吐一夜七窍流血而死 是谁毒死康有为？》（《人民论坛》2004年 第六期 2015年04月01日 华声在线）报道：

康有为1858年生，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法国，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于21日抵青岛。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他吃饭，未终席而腹痛，翌日身死异乡。

他对后世影响深远

康有为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信奉孔子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等。 1888年10月，鉴于民族危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了改良主张。1890年至1893年间在广州聚徒讲学，培养维新力量。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在北京联合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1898年，与梁启超、谭嗣同等首倡维新，向光绪帝提出改革建议，推行新政，不幸失败，遭清廷通缉，遂流亡海外16年，后组织保皇派，于1913年回国。1927年于青岛病逝。他对后世影响深远。

戊戌变法中 他著书言志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反对派发动“戊戌政变”，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戊戌变法，前后一百零三天，又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近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有日本学者称：“在大量收集和阅读日本书籍的过程中，他对明治维新的史实进行不少改动和捏造，借以适合中国当时变法改制的需要。这些改动大都和作者所建议的具体变法措施有着密切关系。”

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道出了革命的残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

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

历史点评：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其后，他以上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仍然应当重视。

本文摘自《国学大师之死》，同道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年1月

七窍流血，猝死青岛

先生在今日，成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梁启超

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认同……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陈独秀

(康有为)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全世界都在风起云涌的思想，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的突破口。——费正清

生卒年 ：1858~1927

享年：69岁

死因：食物中毒

最后的话：中国无我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

主要思想：未来世界，公有制将取代私有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人生理想：推行君主立宪制，展望世界大同。

主要著作：《大同书》、《康子篇》、《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从上海搭船赴青岛。

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回味起十天前的七十大寿①。

寿筵前一天，溥仪派人送来了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这让康有为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全然不管大清帝国的皇权已经消失了16年。叩拜完毕，又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上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贺客——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寿筵当天，亲朋好友、门人弟子齐集上海“游存庐”为康有为祝寿。康的得意门生梁启超送来寿联 ：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全联集《史记》、《汉书》及《郑康成集》中的句子而成，天然贴切，把康有为比喻为孔圣人，这让一直以“康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煞是喜欢。

然而，此时北伐军正浩浩荡荡进军上海，孙传芳连连败退，康有为十分慌张，想把全家转移到安全处，躲避北伐军的锋芒，这才有了青岛之行。

到青岛后，康有为住在先前买下的天游园别墅。3月29日，他来到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喝了一杯橙汁后，他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来两位医生，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 “完了，完了！”31日凌晨2时，他忽然对身边的人说： “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似有交代后事之意。5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的去世，颇得孔子“知天命”的精义。据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在《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记载，康有为过完七十大寿在准备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前还巡视了园中好几遍，说道：我与上海缘尽矣！然后把他的像片分赠给工友们，以作纪念，好像预知自己将永别一样。到青岛之后，写赐寿谢恩折时，未写数行就开始痛哭，写完后告诉家人说：“吾事毕矣！吾事毕矣！汝等可珍重此稿。”

另据康有为晚年在青岛结交的晚辈李可良在《我印象中之康有为》中记述：死前康有为曾对家属作过个别的安排与嘱咐，唯对于九姑娘未曾说到，别人问他，他说，“她是跟我一路的，你们不必管了。”果然，康有为去世几天后九姑娘跟着死了。能够预知大限，使得康有为之死非同寻常，而且充满了神圣意味。

康有为死后不久，门人弟子要求溥仪谥之“仁忠”，但遭拒绝。又拟将其灵柩葬于清西陵光绪帝墓旁，让他们君臣相伴，也因经费不足作罢。十余天后，灵柩葬于青岛李村枣儿山(有人误作“象耳山”)。这是康有为生前从南方请了风水先生冒雨勘察了三天才选定的墓地。

据目睹过康有为葬礼的黄人明说，当时的殡葬场面非常宏大，原本准备用两匹马的马车将棺木拉到枣儿山上，但因山势陡峭，马车根本上不去，最后只能由人抬上去。马车前面有一种架子装饰叫“罩”，扎了一个大花头。康有为的子女每人都穿了一身孝服，脚穿草鞋，下葬后子女们就把草鞋扔掉，赤脚回家，以表孝意。

康有为死时，妻妾子女大都不在身旁，门人弟子也都散落各地。梁启超在北京闻知噩耗后，失声痛哭，于当年4月17日召集康门弟子在宣武城南畿辅先哲祠举行公祭。弟子们涕泪双流，梁启超哽咽着宣读祭文：“吾师视中国如命……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迈进……繄百日之设施，实宏远而周详……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

康有为提倡一夫一妻制：先后却有6位太太

康有为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以发动康梁变法而著称。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被称为“风流圣人”。康认为这与自己主张的自由婚姻并不违背，他在《大同书》中曾写道“太平大同之世，凡有色欲交合之事，两欢则相合，两憎则相离……”而他与六位太太都没到“两憎则相离”的地步。徐悲鸿还专门为他画了一幅作品《康有为妻妾成群图》。

在六位太太中，康有为格外疼爱三太太何旃理。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结识了十七岁的美国华侨何旃理。何不仅通晓四国文字，且熟悉中国文化，能歌善舞，听了康有为的演讲后迷恋上他。康有为当时已娶了原配夫人张云珠、二太太梁随觉，但何旃理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康有为。婚后两人生有一子一女。后来他们相偕游历欧洲各国，每到一地，都由何旃理做翻译。不幸的是1914年何旃理患猩红热去世，年仅24岁，何病逝后，每逢周年忌，康有为都要在其灵前焚香哭拜；清明时节，则亲临墓地祭祀，偌大年纪的人，在坟冢前涕泪交加，长跪不起。多年后，康有为还请徐悲鸿根据何旃理的遗像画了一幅水彩人像。画中是一位穿清代服装的少妇，头挽高髻，仪态端庄，秀目生辉，亭亭玉立。

康有为的四太太，则成为他的隐痛。1911年，康有为流亡日本，雇了一个16岁女佣人市冈鹤子，康对她很好，日久生情，就把她娶为四太太，带回上海。可鹤子后来却与年龄相当的康有为儿子有了感情，并怀了他的孩子，觉得无颜相见康有为，就偷偷跑回日本，将孩子生了下来。鹤子始终没有回来过，也没有与康有为及其家人取得任何联系，隐名埋姓了五十年。直到鹤子临死前才向世人宣告她与康有为以及儿子之间的爱情故事。1974年2月19日，鹤子在日本卧轨自杀身亡，后来，鹤子的孩子凌子，根据母亲留下的信物找到了康有为的家人，并与其家人取得了联系。

1919年，一天，康有为在杭州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妻妾儿女却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婚后，康有为对这个六太太十分宠爱，特意请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自己亲手教她书法。张光没有孩子，抱养了一个女儿，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她守寡多年，1945年病逝。

康有为不仅妻妾成群，且喜欢嫖娼。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时，“康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

早年，康有为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妓家纷纷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康有为的弟子在为他作传时批评说：“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凡此皆若甚相反者。”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陈鲁民)

《康有为怎么死的？ 康有为死因真相新揭秘（图）》（2013-09-25 趣历史）报道：

康有为怎么死的

关于康有为之死有三说：一病故；二被前清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毒；三被国民党特务下毒。前一说为正史说法；第二说理由未必充分，盖康氏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第三说迄今未见任何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七窍流血，猝死青岛

先生在今日，成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梁启超

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认同……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陈独秀

(康有为)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全世界都在风起云涌的思想，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的突破口。——费正清

生卒年：1858~1927

享年：69岁

死因：食物中毒

最后的话：中国无我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

主要思想：未来世界，公有制将取代私有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人生理想：推行君主立宪制，展望世界大同。

主要著作：《大同书》、《康子篇》、《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从上海搭船赴青岛。

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回味起十天前的七十大寿①。

寿筵前一天，溥仪派人送来了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这让康有为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全然不管大清帝国的皇权已经消失了16年。叩拜完毕，又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上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贺客——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寿筵当天，亲朋好友、门人弟子齐集上海“游存庐”为康有为祝寿。康的得意门生梁启超送来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全联集《史记》、《汉书》及《郑康成集》中的句子而成，天然贴切，把康有为比喻为孔圣人，这让一直以“康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煞是喜欢。

然而，此时北伐军正浩浩荡荡进军上海，孙传芳连连败退，康有为十分慌张，想把全家转移到安全处，躲避北伐军的锋芒，这才有了青岛之行。

到青岛后，康有为住在先前买下的天游园别墅。3月29日，他来到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喝了一杯橙汁后，他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来两位医生，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完了，完了！”31日凌晨2时，他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似有交代后事之意。5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的去世，颇得孔子“知天命”的精义。据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在《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记载，康有为过完七十大寿在准备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前还巡视了园中好几遍，说道：我与上海缘尽矣！然后把他的像片分赠给工友们，以作纪念，好像预知自己将永别一样。到青岛之后，写赐寿谢恩折时，未写数行就开始痛哭，写完后告诉家人说：“吾事毕矣！吾事毕矣！汝等可珍重此稿。”

另据康有为晚年在青岛结交的晚辈李可良在《我印象中之康有为》中记述：死前康有为曾对家属作过个别的安排与嘱咐，唯对于九姑娘未曾说到，别人问他，他说，“她是跟我一路的，你们不必管了。”果然，康有为去世几天后九姑娘跟着死了。能够预知大限，使得康有为之死非同寻常，而且充满了神圣意味。

康有为死后不久，门人弟子要求溥仪谥之“仁忠”，但遭拒绝。又拟将其灵柩葬于清西陵光绪帝墓旁，让他们君臣相伴，也因经费不足作罢。十余天后，灵柩葬于青岛李村枣儿山(有人误作“象耳山”)。这是康有为生前从南方请了风水先生冒雨勘察了三天才选定的墓地。

据目睹过康有为葬礼的黄人明说，当时的殡葬场面非常宏大，原本准备用两匹马的马车将棺木拉到枣儿山上，但因山势陡峭，马车根本上不去，最后只能由人抬上去。马车前面有一种架子装饰叫“罩”，扎了一个大花头。康有为的子女每人都穿了一身孝服，脚穿草鞋，下葬后子女们就把草鞋扔掉，赤脚回家，以表孝意。

康有为死时，妻妾子女大都不在身旁，门人弟子也都散落各地。梁启超在北京闻知噩耗后，失声痛哭，于当年4月17日召集康门弟子在宣武城南畿辅先哲祠举行公祭。弟子们涕泪双流，梁启超哽咽着宣读祭文：“吾师视中国如命……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迈进……繄百日之设施，实宏远而周详……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

谁毒死了康有为？

上文关于康有为死前几天的情形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同乡、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康有为外甥李云光的记载。两人的描述中不约而同使用了“七窍出血而死”的字样，这极有可能是一种非正常死亡的迹象。多数人认定与中毒有关。但是否有人故意下毒，不得而知，于是便出现了种种猜测。

康同璧认为父亲是“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据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的一份交代材料所记，康有为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但这种说法迄今未见任何其他史料记载，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也有人说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曾派出四个刺客出京刺杀康有为。其中一人叫巫仿，慈禧曾赐给他白银10万两，命他秘密出京，刺杀康有为，杀康之后，另有赏赐和晋封。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康有为，终于在青岛成功。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之时，下诏赦免了一大批戊戌获罪人员，但不包括康、梁，可见他一直未被慈禧所原谅。但此种说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康有为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

康有为的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对以上两种说法都不赞同。她在《先父的墓碑》一文中这样写道：“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

近年来，出现了第四种说法。青岛有位人文工作者姜茂森，从吕振文儿子的口中得知，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投毒害死的。据这位吕氏后人说，当时英记酒楼的同乡宴请，吕振文也在座。康有为喝下橙汁后腹疼不已，还是吕振文用马车将他送回寓所。直到几十年后，吕振文才向儿子透露了实情：他是从日本天皇身边的人那里得到的确切消息，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为康有为始终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还曾一度与溥仪一起和天皇对抗。为此，日本人一直怀恨在心。

这个曾为康有为撰写过墓志铭的吕振文，在1938年变节求荣当了汉奸，成为日占当局控制下的青岛治安维持会九名委员之一，后来又先后出任伪青岛特别市财政局长、土地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吕振文为人气节固然令人不齿，但由此也可得出，“日本人下毒”之说应当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除去上述种种猜测之外，关于康有为的死，还有一种比较离奇的说法。《万象》六卷九期曾刊出毛丹先生《康有为晚年》一文，转述台湾老报人关于康有为请德国医生移植猴子“青春腺”于自身的奇闻。文章说道，当年康有为偶然读到一篇文章，说俄国外科医生沃罗诺夫研究多年的返老还童术已获成功。他把类人猿的睾丸成功地移植到老年男性身上，可以使人明显年轻，记忆力、性机能等方面都大大增强，80岁的老翁可以策马驱驰……康有为读至此，抛书拍案而起，高喊：“大清有救了！”

为避人耳目，康有为暗中通过至交、上海名医江逢治奔走，重金延聘擅长此术的德国名医冯·施泰勒为他移植睾丸。手术那天，康有为只带了一个仆人前往诊所，德国医生选取了一只年轻公猿的睾丸为其置换。手术成功后，康有为自我感觉甚佳，体力明显增强，步履轻捷，读书写字无丝毫疲劳，食欲也大增。

但好景不长，不到一月，其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精神日渐萎靡，身体也每况愈下。施泰勒闻讯而逃。康有为一怒之下，向法院起诉施泰勒“妖术欺世”，但未及法院开庭，即于1927年初匆匆离世。此种说法比较荒谬，且无任何佐证。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对大清朝的“忠诚”。

死后因“国学大师”而遭罪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康的“国学大师”身份以及“保皇派头子”的头衔，遭到了“革命大批判”的“红色风暴”。1966年8月，青岛市第五中学红卫兵打着红旗，路上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到康的墓地掘坟开棺。但挖了一上午进展不大。中午学生们去吃饭了，留下一位姓赵的老师在此看守。

据目击此过程的人事后回忆：在掘开后的墓里面，有一个照壁似的石头墙壁，高约1.5米，上面有四块独立的石头，刻有“国学大师”四字，每个字上都涂了红漆。石壁上方的平面，镶嵌着十多根两米长的石条，石条凿制时已设计咬合齿，石条之间咬合严密，几乎不留缝隙，当初康的棺椁就是由此悬下去的。在石拱门镶嵌着一块拱形石碑，高约80厘米，厚约35厘米，黑色，学生将此碑左上角砸掉，钻入之后，整座墓穴才被打开。棺木为红松，约4厘米厚，带有搬动用的扶手，棺材被打碎，暴露出白骨。与康有为同时死亡的3岁幼女尸骨未动，仍丢在墓穴内，学生从墓中拿出一串珠子，一把金锁，这把金锁是美国华侨送的，正面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背面则是“国学大师”，康有为左右手中均有一枚金币，一枚为日本金币，另一枚为印度金币，还有一枚玉佩。康下葬时身穿中山装，右脚边有一沓蟒袍玉带和很多清朝服装，蟒袍玉带上的金丝随风飘舞，有的就缠在槐树上。墓穴里还有一小石碑，上刻康有为四子三女的名字。学生将康的骨头扬了一地。当时，坟墓前还有一石头供桌，长约1.5米，厚约80厘米，雕有四条腿，供桌的后面就是石碑。

待康有为的头骨被掏出来之后，红卫兵们把它绑在木棒上，游街示众，并高喊“打倒中国保皇派的祖师”。忙乱中还丢掉了下巴骨。其时，正逢青岛博物馆与青岛市红卫兵总部联合举办“造反有理”展览会，负责人王集钦看到造反派如此对待康氏尸骨，便以摆展览为名要求红卫兵将头骨送到展览会，以便加以保护。开始有人写了一个“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的说明牌，在王的一再要求下才改为“保皇派康有为的头颅”字样。展览结束后，康的头颅被扔在了台阶上。王找了一个木箱，将头骨放进去，又钉上盖子，冒着随时可能被打成“保皇派孝子贤孙”的危险，把它藏在办公室里。1984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在浮山南麓(今青岛大学旁)决定重修康有为墓，并四处寻找康的头骨，王集钦这才将它献了出来。

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巨变，今天的我们或许可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康有为这个人。

谢选骏指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康有为不是个东西。但是，如果满清选了另外一人推行变法，就可能成功维新吗？换言之，满清真能咸鱼翻身吗？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完全违背了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模型。相反于世界大国的中国，日本这个区域国家倒是可能明治维新，因为那符合其历史“只换代不改朝”的模型。康有为及其同伙直到鲁迅之流的愚蠢也在于此。他们拿来日本作为中国的样板，殊不知二者之间的天地之别。

【108、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复古运动已经开始】

根据《共识网》2015年3月23日《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思想革新运动》[谢遐龄（复旦大学教授）]节选：

（一）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财产权一定是个人的财产，国家财产概念不能成立。但是我国对于国家财产，在《物权法》中规定得非常清楚：国家财产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家不叫法人，叫权利人。国家不能成为法人——国家不是可以看作法人团体的组织。

现在我国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就是财产权。中国对于财产权的定义有一些很奇怪的概念，现在从哲学上很难找到一个单独体系给它作很好的说明。因为财产权属于法哲学范畴，而提及法哲学，我们就疑惑到底是应采取英国一派的，还是采取德国这一派的观点？

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应偏向德国哲学。然而德国哲学跟英国哲学在财产权问题的解释上是很不一样的。中国跟英国可能比较接近，当然也有很大区别。问题是不容易解释国家财产的根据。因为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财产权一定是个人的财产，国家财产概念不能成立。但是我国对于国家财产，在《物权法》中规定得非常清楚：国家财产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家不叫法人，叫权利人。国家不能成为法人——国家不是可以看作法人团体的组织。国家要是法人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所以看作权利人。而如果根据现有的西方法哲学，就得否定国有财产这个概念；那也就是否定这个制度。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个大难题，很尖锐。

虚君共和。就是拿孔圣人的后裔来担当这个虚君、以他来代表国。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周王私有全部土地，而是公有。那句话是公有制的描述。或曰：“王土，不就是‘王有’吗？”答曰：“王土是名义。语义是任何人不得私有。因而就是公有。”“公有”的准确概念就是“无私有”——“无个体所有”。不过要指出：“无私有”可也不等于国有。

按照这个逻辑，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难题。最近，复旦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有一次讨论会，把我也叫去了。主题是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我写了一篇发言，主张首先要把国家、社会这两个词的意义先分别讲讲清楚；而后再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总不能词义都没搞明白就热热闹闹地讨论吧。

要搞清楚国家一词的词义，要做三种工作。一是从党政文件和政策法律法规中搜寻全部用法，分析、归类、统计等，理清该词主要意义。二是从各学科学者的著作中搜寻全部用法，做同样的调查统计分析，理清其种种意义。三是从各阶层民众日常使用中作调查统计。三种研究做好后，再综合起来整理。这是经验研究，贯彻实证原则；逻辑上要用归纳与直感判断。

当然，这项工作相当繁难，要投入大量的人员和资金、历时若干年方克完成。在研讨会上只能做个示例。说白了，我的发言仅仅是分析我国《宪法》中“国家”一词的意义是什么。在文字处理软件中搜索《宪法》中“国家”一词，出现了150次左右。意义甚多，主要的大体有三种。我主要分析了其中一种，即作为一个有意志、有人格的实体性存在。《宪法》中这样的表述甚多：国家要发展教育，国家要注意生态，国家要发展生产，国家要改进人民福利……。可以看出，这些句子中的“国家”是个实体性的存在，而且有意志，有人格。于是就问：这个实体是什么？落实为哪些人？我没给答案。

“国家”这个词，现在是一个流行词；流行的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生活里用到底是什么意思，却没有人能讲清楚。老百姓在银行存钱。你告诉他们，现在的银行是商业银行，会破产；而且许多银行不良贷款很多，钱存在银行里危险性不小。老百姓怎么回答你？他们会说：放心，国家不会不还我们钱的。可见在老百姓心目中，银行也是国家。国家明明告诉他们，银行不是国家了。老百姓还认为银行是国家。银行真破产了他们会找国家要钱。这算不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法哲学里面怎么来解释“国家财产”。我现在正在做这个研究，与此相关的一个研究就是夫妻关系。所以在这几个地方走一走对我还是有好处的。

（二）

早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是《以道德立国》，并没有讲以德治国。“立”和“治”，是两个层次的概念。道德立国方面，旧社会是以孝弟为本。治国在旧社会是礼治。“以道德立国”的意思我1990年代在复旦中哲教研室解释过：既不是毛泽东以政治立国，也不是邓小平以经济立国，而是以道德立国。讲得非常明白。

我认为，新儒家、新左派等等不同学派都不要各执一词，大家都要和衷共济。前不久我调整了一个说法。过去我们都讲中西文化相遇，开口就是“古今中西”，用的是两文明模型。现在我调整为三文明模型，加上一个东正教-苏联的俄国文明。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已经取得共识了，就是都认为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不是中西两种文化交汇，而是中西俄三种文化交汇。

东正教和俄国是很重要的经验。有次我发言讲了三文明模型坐下后，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上海权威学者问我：“俄国文明不也是西方文明吗？”笼统地说，这样讲当然是可以的。然而就目前我国实际生活看，自由派反对的实际上是源于苏联的模式。自由派也是源于西方的。所以，区分西方文明、苏俄文明是必要的。当然还有更深层的理由，涉及富于创造性的列宁创立的建党思想。

有些学者反传统。实际上被归为传统的不完全是中国传统。共产党的领导有相当部分是从苏俄过来的，不属中国传统。但人们往往把中国传统和苏俄传统混淆起来。在我看来，这两个传统区别很大。苏俄基本上是东正教底色，以普遍主义为宗，跟我们中国思想以孝为本的传统正好是相反的。这种尖锐的冲突我们体会很深。

所以，这是三个文明，不是两个文明。不是中西，而是中西俄。“俄”我称之为列宁-斯大林主义，不是原旨马克思主义。我不认为中国有多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只受到了列宁-斯大林主义，或者是东正教-苏共的影响。因此存在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东正教列斯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三个传统、三种文明。

显然，中国传统是本——你怎么变还是中国人，你丢不掉自身传统；企图割断，实同自杀。但是那两个东西的存在也是现实，你也去不掉。既然进来了，且由大势力推行、贯彻了那么长的时期，已经成为文化实在，怎么去得掉？

恪守中国传统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说这个说法对，理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统的体现者、都是传统的载体。所谓恪守传统，意思是对自身文化存在有自觉的领会——明白自己何以是个中国人，以及怎样做一个文明的中国人。

为什么又说这个说法不对？如果把传统理解为亘古不变的东西，那么企图守住这样的“传统”就是不对的。传统不是不变，而是难变——要好几个世纪、上千年才有明显变化；甚或经历几个仟纪的时间才有明显变化。不同文明总会慢慢融和，时间长短而已。

（三）

目前我国传统受到的西方文明冲击甚强。例如产权。经济学家喜欢从理论角度切入。我不懂经济学，只是看实际。产权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处理的理论问题，对人民群众而言，是十分切己的生活实际。建设要资金，于是引进外资、吸收民资、发动民间资本。至少得承认外资的私有吧!总不能越出国界改变外国的财产制度吧!连带着须承认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为集资卖房子给老百姓，也须承认房产的所有权吧。这对公有的传统是巨大冲击。这不仅仅是思想、意义世界上的冲击，还是生活方式的冲击，是文明整体的冲击。这个冲击的广度：每一个人都卷入了。其深度：深入到财产制度、意义世界和传统——西方传统向中国传统进攻。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深入到心灵深处的意志层面，迫使人们学会无条件尊重他人意志，使财产私有得以逐步实现。

还有，大量新东西层出不穷。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在有种新兴意识形态，一些论者称之为科技意识形态，一些论者称之为技术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是普遍性的、普世主义的。不仅超越东西方阵营，还超越一切意识形态，超越一切宗教和文明。这个新兴意识形态力量非常强大。二十几年前有一种说法，叫趋同论，说“社会主义趋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趋向社会主义”。这种论调当时还引起一点恐慌。其实说得不贴切，应该是各方都趋向科技意识形态。你看各国的年轻人，喜好快餐动漫、奇装异服、追捧明星、流行歌曲会上摇晃着呐喊……调调儿都差不多。不尊重长辈、不尊重传统是世界潮流。这是超越旧有意识形态和宗教的新兴意识形态。互联网又带来更多新要素。互联网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结构，更是生活方式。互联网还在创建新的社会结构、塑造新的意识形态。方兴未艾啊!最近又进入大数据时代，人人手持终端……这都是摆在面前的实际情况，你都得认识到。眼界要放开些，往前看、往将来看。多看看新事物，别紧盯着旧对手。大家都现实一点儿，谁也别想把别人给消灭了。大家一起寻求共存之道。当然，这也可以叫做创造性的转化。这是我的主张。

各种各样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也有不同的利益和情绪。不过这些要素未必关联在一起。例如，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跟“新左”的主张绝对是两回事，这两个环节现在还没有结合起来。这是一方面的问题。我关心的是我们走什么路、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可能形成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就是说，这几种文明的要素现实存在，要让它们相容共存、把它掺和起来、形成一个制度。人们纠缠于你有什么缺点、他有什么缺点、你们考虑了什么、你们思路上缺漏哪些……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这些冲突必不可免，无须奇怪、无须担心。有分歧、有冲突是正常的，没分歧才奇怪。要紧的是领导人千万不能陷入到争论中去。要超然其外。

不是消灭、压制争论和冲突——那是做不到的，而且往往适得其反；而是尽量消除争论、冲突可能产生的破坏因素，引导出建设性、创造性的推动力。我能做的是研究。先是看清楚有哪些成份——研究结果是三文明模型。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这三种来源的文明要素相容整合产生出创造性结果。《中庸》有两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的解读是：各种人群实现自身利益都不损害其他相关者；各种价值观念都不排斥其他派别，不企图压迫、消灭他方，相容并存。这古老的训示何等伟大！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全球。我现在考虑的就是怎样让国人想起老祖宗的智慧。只要遵守先王之道，中华民族会有伟大的未来。

这里面又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旗号的问题，二是为什么要打儒家旗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儒家不是宋明的新儒家。而儒家目前仅仅是一个意义含混的符号。为什么大家都用这个符号？因为这个符号时来运转，号召力比较强。

（四）

现在大陆的儒学运动比较复杂，有一些是属于向民间组织去发展的，但是这个到了一定的时候，当局会警醒。除了纯粹的书斋学者、研究者之外，还有一些是准备融入统治集团的。因为传统儒家中，有一些是统治集团的内部革新力量，就是思想革新运动。像宋儒进行的新儒学运动，都是干部队伍里面的人自己在搞思想革新。

理论那块的创新应该也看做是共产党内部的革新运动。

新血液会带进新思想，周期长而已。吐故纳新总是不断开展的。随着吐故纳新而来的就是日新其德。招安一般不大可能，因为招安的人在共产党里不会起作用。共产党自性是很强的，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咱们不妨回顾再远一些，包括对共产党自身的文化要重新进行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来源是好几个成份的。毛泽东搞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肯定没有学过苏联的建军原则。他还没有机会去学习苏联的东西。但是他熟悉曾国藩，所以他的思政工作主要是来源于曾国藩。这个是儒家的因素。举一个例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由曾国藩的爱民歌演变过来的。旋律据说也是湘军的军歌的曲调取了一部分。

我当时在《解放日报》发表那篇文章时，王雷泉告诉我，上海音乐学院一位副教授读了我的文章后说，旋律取自湘军的军歌。这个再考证吧。那么刘少奇就直接是儒家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开篇就讲“慎独”。这完全是儒家的概念。毛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我也讲过“解放军”这个概念，为什么叫解放军？王师，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东方红》称颂毛泽东大救星。什么意思？宣示天下，毛泽东是真命天子。这些观念都是中国传统。国共两党争天下最终共产党胜，毛泽东善用传统，发挥了巨大功效。这个很厉害，国民党怎么搞得过他。精神力量，征服人心啊。当然他有一个失误，就是新中国不是自己的纪元，用了耶稣纪元——改元没有遵循中国传统。或许那是为了避开中华民国。这个我想有可能是受到苏联的影响。……当然也有可能体现的是西方影响。要作点考证，了解当时政协里是怎样讨论的。

我用过的第一版人民币印的年号是“民国三十八年”。看来那时候还在犹豫——据说毛泽东曾打算国号沿用中华民国。也可能是钞票印“民国三十八年”老百姓才信得过，出于这样一个很实际的原因。这些都是可以考证的。我觉得中共的这些文化现象，都值得重新研究。

你再看看他讲的群众路线，全然是先王之道。毛选第一卷有一篇文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1934年初的讲话，就强调关注群众利益、群众情绪。有句很好地概括群众路线的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能体现儒家思想——或准确地说，充分体现先王之道。《周易·咸》卦有一句话“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我对张子、小程子的解释都不满意。他们的解释都是单向的，都说成圣人感化民众。然而这卦是艮下兑上。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象辞曰“君子以虚受人”。讲的都是领导人先要放下身段听取民众意见，也就是从民众得到感应——从群众中来；然后再到群众中去。是双向的，而且先要从群众中来。张子、小程子这两位理学家对先王之道的体会不如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也不如毛泽东。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讲法是理论掌握群众，像是《旧约》中先知的口气。列宁讲的差不多，主张把革命理论灌输给群众。都是单向的。

我看中共得以成功，就是按儒家做的。只要简单模仿苏联，事业就挫败；回到先王之道，人民革命就顺利成功。

（五）

毛选第四卷有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极其重要。这篇文章向西方世界宣布新中国要“一边倒”向苏联。这类标示了历史转折的文献，意义都极重大。这篇文章讲到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惨痛经验——“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接着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格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然而我们读这篇文章，多少能够体会毛泽东当时说这些话时的苦涩心情。西方国家欺侮我们，俄国人不也欺侮我们吗？毛泽东本人受的还少吗？就在发表这篇文章前不久，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让毛泽东不要渡长江、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因为模仿十月革命道路，经受的挫败、流淌的鲜血，太多了！在首都或大城市搞暴动，完全谈不上，根本没有机会；只能在小县城搞暴动。即使折损大量生命拿下县城，也无法守住。于是改变为建设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遵循马克思、列宁的主张，实施“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土地国有，得不到农民有力支持，扩大红军、征集公粮都不能完成指标。于是改变思路，实施土地私有。文革期间陈伯达讲“中国革命走的是与十月革命相反的道路”，虽然极端了些、说得过了些，倒是有那么点儿意思。

解放后经济建设，先也模仿苏联，按重、轻、农次序，也不成功；后改变为农、轻、重。教育分专业也是学的苏联，损失不小。文革前我读大学时高教部就开始清理，到现在还没调整结束。

总之，模仿苏联，挫败多多。

邓小平的作为，儒家思想很明显。不仅“小康”直接使用儒家词汇。“拨乱反正”、“一切向前看”也是儒家思想。

“拨乱反正”，纠正思想政治路线上的大是大非。最为大是大非的是怎样解释社会主义概念。按他的说法，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孔子的“正名”。子路问孔子：你到卫国执政，首先抓什么？孔子答道：当然先正名。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比孔子的正名更为阔大，但基本原理一贯——如出一辙。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论语》中还有一条记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这段话解释纷纭。历来的解释是贬宰予，斥责他歪批“周人以栗”。孔子的话则解释为是批评宰予。这样解读，似难读通。能否逆向思维，假设宰予的解释是对的，而且内涵贬义；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不让他多话？如果这样理解正确，那么这条记载就透露，孔门对周初领导人（武王、周公）滥用暴力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儒家奉武王周公为大圣人，但并不是说孔子不知道他们犯过的错误。孔子告诫宰予的三句话，“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意思就是邓小平说的“一切向前看”。无论你们说是暗合，还是自觉运用，总是儒家思想。

为什么讲来讲去都是儒家的事儿，为什么必须是儒家。最近不是很多人讨论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吗？为什么“左”的右的多种倾向的思潮都要研究康有为？探讨发展道路呀。道路和模式都要适合国情。讲国情，归根到底就是突出特征，中国特别的地方。于是归结到传统，对于道路和模式而言内在的东西。说来说去，就是先王之道。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说他没有创造发明，不过是阐扬先王之道。墨子也举先王之道的旗帜，却没多少人追随。“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也属于奉先王之道吧。诸子多多少少涉及先王之道，但远逊于儒家。儒家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儒家这个符号是有实质性内核的，那就是先王之道。

（六）

《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法家刻薄寡恩，都不合先王之道。儒家尚仁，识仁为天地境界。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儒家相接。17大报告有句话：“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体现的是儒家仁政思路——“感人心”而后有所为；不象老子无为而治，放任普通百姓在商业、金融大鳄吞噬下自生自灭。

当代新儒家，我之所以说那是一批书斋学者，是因为他们泥于宋明道学，或称宋明理学。他们也注意到儒学在现时代创造性转化，但这项工作做得并不好。理学之为理学，理是标志性概念，极要紧。主张理为天理，意思极好，是划时代创造。然而，说到理为天命之性，又分出个气质之性，我就觉得不对了——不合乎中国传统，反倒是与佛学调和。何谓天命？天即气，天命就是气禀；天命之性就是气质之性——这样讲才合乎中国传统。有人会讲，宋明儒学不是传统吗？我是讲，先秦的才是传统。又有人会讲，先秦、宋明都属传统，取任何一派都算继承传统……这样争下去就没完没了。这里，一是要确定更深层面的、各派共同的为传统。我曾提出，在与西方传统对比的意义上，取无执为中国传统，源头是易道——生生之谓易；西方传统的对比方是坚执，源头取巴门尼德的存在。

二是要与当代知识相合。宋明儒学对天命之性的解释与当代知识不合。对中国人，你还能说，仁义礼智这等天理是与生俱来的，人一生下来就备有了。用来讲德国人行吗？德国人一生下来就天赋仁义礼智？印度人同样？说不通啊。当代知识不接受这种说法。所以宋明儒学这种学说在当代行不通。但这可是理学的最基础的概念，是命根子。然而取先秦的学说，天命之性即气禀之性，而后经存养为仁义礼智，如孟子所说，与当代知识就能相合。既然要创造性转化，就须与当代知识相合。所以我取先秦儒家的说法。

当代知识包括面极广，只能把握住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哲学，以及西方社会的各门社会科学、各种社会制度。二是源于西方文化的自然科学。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新儒学就是中国哲学。何谓中国哲学？我的认识是：用时下汉语思考和写作的一切哲学论著中内涵的、共有的概念体系，无论写的是什么，论述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当然算，讨论西方哲学家著作的当然也算，讨论印度的、阿拉伯的、拉丁美洲的……统统都算。不妨假设所有的用汉语思考和写作的哲学家有个共有的哲学体系。实际上这个哲学体系尚未整理出来，或者说正在逐渐地形成中。但不妨假设有，或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经把它设定为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样的中国哲学已经内涵于当代汉语中，我们的事业是把它找出来。中国哲学就是当代汉语的思想内核。研究中国哲学就是当代汉语思考自身。

我们的祖先认定有易道、天理，就是主张中国哲学客观地存在着。哲学家的使命就是寻找它、阐发它。

（七）

中国哲学要能完满地解释中国古人写的文献中包含的各种学说，也要能完满地解释西方社会古今哲人写的文献中的哲学。理念上应是能完满地解释一切哲学资料。这不是中国哲学家野心大。这是我们的遭际。它们来到我们面前，只好去努力想通。外国哲学家用不着这样辛苦。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家的资料是个人的学术兴趣，可做可不做。中国哲学家不同。我们必须读西方哲学著作。是整体的必修课。这就叫遭际。我们还必须读以往中国哲学家写的哲学著作。还必须读马列主义论著。每一种都要读通；三种彼此之间还要互通。这是无可逃避的任务。你读、我读、他读，有共同理解，也必有歧异。磋商、协调……就是当代汉语在思考自身。要读通那么多的资料，所凭借的，在这思考中条理渐明、系统形成，中国哲学就出来了。

发展道路可以与此类似地假设。现实状况既定，最合理、最健全的发展道路就内涵于其中。现实格局是三文明并存，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已经内涵于其中的最佳道路找出来。

这里有哲学的事吗？当然有。讲到发展，首先涉及的是社会结构演变。其次是各项制度演变，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等等。按黑格尔的看法，这些都属现象。黑格尔的独创性在于他在这些社会现象中看出概念发展。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内涵概念。概念没发展或发展不到位，社会不会发展。历史就是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不就是哲学的事吗？中国哲学要发掘三个文明相互作用中正在形成的概念。

这是第三个要点。

我们正在经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稳定繁荣时期。已经25年了，还在延续。有些历史学家说这是太平盛世。我想，这就意谓潜藏着危机。道理很明显：盛意谓着将衰；越是急剧地兴盛就意谓积聚着越多的危机要素。不少学者说：现在社会问题多原因是发展速度太快。也是这个意思吧。不过，要做的是找到更深层的原因。否则要哲学干什么？否则怎样对症下药？我希望现在还不是盛世；盛世正在来临中。

现在就是说，共产党要应对目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虽然是犯了很多大错，但总是不倒，到现在力量还很强。有两件事我们都目睹的，一是打法轮功，一是应对非典。你看党组织表现出来的组织动员能力非常强。你看平时党员们是涣散的，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一点儿也看不到，但碰到事，一号召，整个社会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激发起来了。共产党的动员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生命力不可低估。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有两点是要特别注意的：它长征那么艰难居然活下来了，比摩西出埃及艰难几十、几百倍吧？这样一个党是打不垮的。这一点，早就有杜勒斯清醒地认识到了。第二，土改。它的土改整个是扎扎实实地在全国铺开，一搞就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把政权的基础打得极其扎实，下的功夫极其巨大。这种打基础的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么干的。所以他的执政基础是非常坚实的。现在碰到一个什么问题？现在是邓小平有严重的失误，目前的很多问题源于邓小平的失误。得出这个判断，我曾经讲过三条原理，其实只是三个推理步骤：

第一，我们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党，因而一切重大失误也只能归于党。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只有他可以。人们给造成的最大的危害无非烧个房子、杀几个人，或者造座桥塌了，再大的危害就做不到了。但是他一旦造成危害就是极大。古人怎么说的？——匹夫之怒，溅血当场；大王之怒，赤地千里。

第二，我们一切成就都在于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正确，因而一切重大失误就在于指导思想出了偏差。

第三，谁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偏差，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只有老邓可以。要找那个最伟大的嘛。所以，确定下来，我的问题就是：老邓到底哪些地方出了偏差。老邓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我都承认。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邓小平做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等重大决策，把国家救了，共产党也救了。那么现在应该思考：老邓什么地方错了？这个是在两年多以前我向自己提出来的问题：要找老邓错在什么地方。我也早就得出初步的结论：老邓错在毛泽东有些该继承的遗产他没有继承下来。具体的讲就是：信仰他没有恢复。

（八）

这要对当前危机作个判断。我的判断：那是精神危机。人们认为：要稳定靠发展，只要GDP增长，福利、就业解决了，稳定就达成了。按这种解释，不存在危机、只存在问题；解决问题之道在物质增长。然而，法轮功及其他邪教层出不穷、势头越来越强，怎么解释？人们又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没钱治病。于是责怪医疗保险没搞好。那别的邪教怎么解释？我认为这种思路不对。邪教兴旺说明中国人民的信仰空间出现了大面积“真空”。再问：这“真空”是哪里来的？我的判断：如此大面积的空间，只可能是共产党让出来的。

我弄清楚了两件事。一是很多人说中国人没信仰。许多中国人自己也承认没信仰。我由此醒悟：这是误解。中国人民与其他人类一样，天性里有信仰需求。信仰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从而，在理论上，我把这看作一个基本事实。二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你说中国人有信仰，但是那么多人却说自己没信仰——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的话，是什么？这个问题讲起来有点儿复杂。因为中国人的信仰不是那么简单。从传统看，中国人的信仰是天。尽管有的人拜祖宗、有的人拜观音佛祖、有的人拜关公大帝、有的人拜妈祖，在这些偶像崇拜根底里都是敬天。〖拜山川木石蛇兔猬狸等精怪，类似畏惧恶势力、黑社会，不属于信仰。〗偶像崇拜的实用性比较强。内心敬畏的对象是天。宋儒劈头说个天理出来，在信仰上是个革新。《朱子语类》中有段话很有价值：

周问：“‘获罪于天’，集注曰：‘天即理也。’此指获罪于苍苍之天耶，抑得罪于此理也？”曰：“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体即谓之天，其主宰即谓之帝。’……但非如道家说，真有个‘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

这四个概念（苍苍者天、道理之天、理、帝）朱子对天概念的阐释。足见天、天理是中国人民的信仰对象。近代人民革命以来，中国人的信仰有所调整。由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强势宣传，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不信教——从而顺理成章地认为自己没有信仰。其实，这时候他们信的是共产党、毛主席。他们是有信仰的——信仰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目睹中国人信仰热情的炽烈迸发。

归总起来，大部分自以为无信仰的中国人，其实际信仰大抵是於穆不已的天道与历史必然性的结合。只是被唯物主义、无神论掩盖得处于模糊状态。

邓小平的失误就是让出了信仰空间。他讲过最大失误是教育。也讲过两手都要硬。然而没抓住信仰这个根本点。没有信仰共产党就没有精神凝聚力，怎么执政？古语说：王者，往也；天下往也。讲的就是精神凝聚力。

进一步要搞明白的是，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体。共产党是以共同信仰为前提组织起来的，本身又成为信仰对象。这是什么存在体？是教会啊。当然，这个组织有多方面的性质——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但是不能忽视还有宗教性。你看人们对共产党的评论中有两说，一个是政教合一，还有一个是党国体制。现在我说这两个都片面，都不完整。把这两个加起来就对了。政党、教会、政府三位一体。国家就是这个三位一体。它既是政党，又是政府，还是教会。邓小平的失误就是把共产党的宗教性淡化了。后果就是削弱了对党员的凝聚力、对民众的感召力。

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只同意保留一个——教师。他自己说，他是当教师出身。他先是让出国家主席给刘少奇，后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说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其实林彪是提议毛泽东当、而毛泽东不愿当、反过来斥责林彪——我看他有教主情结。教师，意旨就是教主嘛。但邓小平没这个情结。

（九）

目前已出现恢复毛泽东这方面遗产的趋势。对中国文化传统来说，这是新的要素；对当代生活来说，这是人民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传统是本位，必须守住。还要综合新要素。怎样综合协调要继续观察。

马克思主义涉及到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就是本地的刺激不足、要靠外来的灵感刺激。明朝是靠拜火教，太平天国拜上帝会靠的是基督教。都得靠外来的东西号召，然后再回到中国本土的立场上来。你看朱元璋其实非常清楚，他禁止拜火教禁止得最厉害。这些东西最后都会反转过来，转到本土。中国人有一些东西是非常容易变的——这个发型说变就变，弄个外国人结婚也可以。我们这个血统早就混杂了。中国人接纳性非常强。犹太人来接受，安排得很好，愿意的话跟我们结婚也可以。但是有一些根本的特点变不了，想变也变不了。这个东西必须由哲学来解释。这个传统我想就是最基本的根、源头。西方传统的根就是以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存在，它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追求确定性、抽象性。而中国传统是易。《周易》讲的易。生生之谓易、神无方易无体。天理无方体。不崇尚固定的东西。

我们是没有这个确定性。

这就涉及制度化问题。儒家从来都有制度化能力。周公以来3000年的制度是礼治。不是有《周礼》在那儿吗？骨子里是易道。“为道屡迁、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这就是中国制度不同于西方制度之所在。当代中国的制度，在形态上将是三个来源的文明磨合而成，但内底里只会是易道。

官方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你的理解不片面啊！毛主席为什么能站得住，成为伟大领袖？回到中国本土立场。

官方说法现在修改为“中国化”，强度比“中国特色”大得多了。大体有三变。开始只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改革开放时胆子大了，提出中国特色，意思还是普遍之下的具体，但强调具体之特殊性，重点更加突出；江泽民提出“世界文明多样性”理论，埋下伏笔，意思是各具特性，消解了普遍性。现在才可能更进一步，摆明立足点，宣告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毛泽东的《实践论》这篇文章你们现在可能看都不看，我们那时候都得学习。《实践论》用的是洛克的语言，英国经验派哲学的语言，但是讲的是中国的道理——禅宗味儿很浓。《实践论》讲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你要拿西方的认识论看，尽是毛病，是粗陋化的洛克，显得很幼稚。

但是，你要从禅宗角度看，那就是很高明的，充满智慧。里面最重要的是两句话。一句是，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亲口尝一尝。这完全是禅宗——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再一句是：你要知道中国革命的规律就必须亲自参加中国革命的实践。这么比附式的递进，当属禅机的一种方式。所以，这句话是最要紧的，你第三国际也好、斯大林也好、王明也好，别远远地在莫斯科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的!我老毛在这儿干，只有我才有发言权。他的政治意义是这个。但是他的哲学智慧是禅宗，是中国本土的直觉思维。这个不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那16个字关联的理论理性。不对的，那是直感判断力。飞跃这个词讲的就是运用品味、审美判断力这种认识能力。他举的例子也是如此：你们到延安来参观，看到马路很整洁……等现象。然后飞跃，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这完全是直感判断力。

模仿俄国革命，用的是演绎推理。《实践论》智慧所在是中国本土的直感判断，但穿上了英国经验论的外衣。我猜，是为了让苏联哲学界容易接受——也就是斯大林那儿通得过。这也算两种文明要素的一种协调方式吧。骨子里是中国的，外貌上是列斯主义的。

（十）

要知道，中国老百姓开始有多听话。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阶级还要守纪律……谁说农民不守纪律？中国农民比欧洲工人还要守纪律。这句话什么意思？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反动统治”打下的基础，是一份丰厚的遗产。共产党接受这份遗产顺利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同时还去铲除它、削弱它，搞什么决裂。岂不是自毁统治根基吗？又是无神论、唯物主义冲击，让农民都不信鬼神、不怕地狱。现在改革开放，人们什么坏事都敢做，毒酒、三聚氰氨……层出不穷，都是我们农民兄弟做的。农民原来很忠厚，但是我们这个所谓开发民智，把这个民智单纯解释为工具理性、理论理性，没有在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方面去考虑。理性被片面化了。这种片面化的倾向不仅仅在决策层有，学术界、哲学界也同样有。甚至我们本土的伟大智慧——直觉思维，都被贬低了。好像只有把创造性的直感判断讲成经验论、反映论才能成立。

回到习近平思路，我看他对先王之道有高度自觉。他讲到核心价值观时强调必须立足传统。这就意谓着已有的12项价值体系是阶段性成果，必须改进、渐趋成熟完善。这跟我们的想法相当一致。核心价值体系缺了仁义礼智怎么行？把价值观讲清楚、讲完整，浓缩出核心，不就是哲学要做的事情吗！

中国现在需要有一个共产党内部的、由一些优秀党员主动担当的思想革新运动。对这个思想革新运动，我们这种圈子外面的旁观者，能够做的顶多是提供一些思想素材。实干只有靠党内的骨干分子。天主教历史上有修士、修道院；后来有耶稣会。儒家历史上是书院。现在的书院都是民间的，不起作用。朱子、阳明都办过书院。那时的书院与入仕关联的。现在体制不同，入仕与大学没直接关联；有关联的是党校。阳明级别很高，大概部级吧。实职的。要党内有信任度、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搞起来的。而且不是搞搞理论就算数的；要身体力行，要修行。这个思想革新运动带动全党，重建信仰、重建价值体系，才会有共产党的长治久安。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不斗则垮”（毛魔语录）的革命组织、叛乱集团——“共产党的长治久安”，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也。这是一个善良的期待，但是肯定会落空的。因为“共产党的长治久安”，就是它自觉退出历史舞台。

【109、“天朝”是一个野蛮僭越的称号】

《论天朝观念的生成和演进机制》（屈从文）报道：

天朝观念是近代以前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思想，支配了中国2000多年的对外关系。关于这一观念的生成和演进过程问题，学界已经有诸多著作和文章探讨。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有关朝贡体系形成的问题中间接回答了天朝观念的生成问题，他们认为：（1）朝贡体系是早期中国文化优越地位自然成长的结果，（2）它是中国统治者政治上用来自我防御的结果，（3）在实践上它具有非常坚实而重要的商业基础，（4）它用来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载体。李云泉指出，“作为一种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华夏中心意识来源于自身文化的优越感。”刘再复和林岗在《传统与中国人》一书中，将天朝心态归为“作为种族本能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目前已有的研究指出了天朝观念产生的大致原因，但缺乏对其起源和形成过程内在机制的探讨。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天朝观念的生成和演进的内在机制。

天朝观念的发生机制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评说哥特式建筑风格形成时说，“最初只不过是对于某些局部的形式和技术的一点儿偏好，后来越来越强有力地表现出来，而且把自己整合成了一些越来越确定的标准，最终成了哥特式艺术。”追寻天朝观念的源头，我们需要找到的正是这些“局部的形式和技术”。

思想观念最初是人类心理现象的产物，“人们头脑中的经验－历史的过程重视必须理解为受到心理制约的”，追寻天朝观念的源头得从心理学入手。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类群体普遍具有自群体（ingroup）优越感倾向，“当我们在群体间，也就是说，在作为自群体成员的自我和其他群体的他者（或者将自群体和其他群体作为整体）进行社会比较的时候，我们不仅努力使群体间差异最大化，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尽力确保自群体认识上的优势。”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群体，美国学者默塞尔指出，“我们要排除一个群体的自私倾向，达致一个强有力的群体身份，就要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国民像任何社会群体成员一样，确认本国国民优于其他国家的国民有助于加强自我尊重。于群体区分和自群体优越感对国家的作用，梁启超也早有认识，他指出：“而乌知夫自尊者即彼六国（英俄德法美日）致强之原，而自贬者乃此二国（印度朝鲜）取灭之道也。”

从历史来看，古代国家和民族存在自群体优越感是一个普遍现象。“古希腊人倾向于把所有的外国人看作是‘蛮族人’‘barbarians’，尤其是那些臣属于波斯帝国的人，因为他们怯懦、柔弱，适于做奴隶。”波斯是希腊的外部威胁，因而希腊人在将所有其他民族视为“蛮族”的同时，尤其贬低波斯人及其臣属者，以此突出自身相对于波斯的优越性，达到强化内部认同的目的。罗马帝国亦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罗马帝国主义的信条是，将罗马治下的和平施加到其他国家是他们的使命，打垮一切反对力量，仅仅保留那些降服于他们统治的势力是他们的职责。”“罗马努力将秩序引入国际关系，以实现协议神圣化的信念。”

究其起源，天朝观念最初也不过是华夏民族的自群体优越感。从地缘的角度来看，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区域。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这个相对封闭区域中最早摆脱蒙昧状态的文明。“汉族因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日本学者西嶋定生也承认，“‘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而形成的。”虽然中国最先摆脱蒙昧状态，但在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法则”盛行，中国内部政治体及其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存在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争，强化内部认同对于华夏先民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孔子曾经说，一国之强大在于“足兵，足食，民信之矣”，而其中又以“信”最为重要，“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足见中国古人对国家认同的高度重视和对它重要性的认识。事实上的较高文明程度和强化内部认同需要的共同作用，华夏先民产生民族优越感或者说自群体优越感不仅是自然之事，而且是必要之举。自群体优越感即是天朝观念最初的“局部的形式和技术”。

史前中国先民优越感的材料已无迹可考，先秦史籍有不少关于三皇五帝道德高尚，以德教化四夷的记载，传达了那时候华夏先民自恃优越于四夷的心态。但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尚存疑问，比较可靠的记载是有关周朝的一些记载。《诗·小雅·六月》言：“猃狁匪茹，整居焦获，……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说的是猃狁族（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自不量力，占据焦获这个地方，为周宣王时文武双全的大臣尹吉甫率兵驱逐。颂扬尹吉甫的事迹，本身也是建构华夏民族优越感的一个方式。公羊寿认为，孔子撰《春秋》一个很重要目的是要突出中国、华夏对夷狄的优越性，“《春秋》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他在论汤征天下时还给出一幅四夷争先恐后倾慕中华的图景，“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刘泽华先生总结出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对夷狄的三种认识倾向，其中的两种被认为具有“赤裸裸的大华夏主义”意味。

民族优越感在世界各民族早期普遍存在，在日后发展中均打上了各自文化的烙印。华夏先民自我优越感在源头就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单纯的自群体优越感变得丰富多彩。它首先和大一统倾向联系在一起。《诗·小雅·北山》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大雅·民劳》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孔子称赞管仲，是因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认为，要实现天下安定，只能天下“定于一”，而且，他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春秋公羊传》开宗明义首创“大一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休注曰：“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大一统思想赋予天朝观念以世界主义、天下一家的文化内涵。所以，一些学者往往将华夏中心观和大一统观念并列，用来指称天朝观念。

中国文化源头中含有厚重的“天命”和王道色彩，也对自群体优越感产生形塑作用。正统王朝和统治者必须顺从“天”的意志，《尚书·皋陶谟》说“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大祀”，《国语》亦云：“国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王道不能一味崇尚武力，西汉时桓宽曾经说：“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夫文犹可长用，而武难久行。”即便对于“蛮夷”，也主张采取“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的立场。

而是否有德，是得“天命”和行王道的基本条件。“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对于蛮夷，亦只能以德服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韩非子·五蠹》言：“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书·尧典》曰：“柔远能迩，惟德允元……蛮夷率服。”只要做到了仁义道德，与天下生民共忧乐，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不王者未之有也”。所以，有学者认为，用“是否有德，是否维护中华秩序”这一政治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标准来判断统治者的正当性，本来就是“天下思想”的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还认为，大一统、王道和德治，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将之沿用到处理天朝与小国的关系上，就是要遵循“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原则，强调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仁，不欺压和威胁小国；小国对待大国输之以诚，尊重和敬畏大国的地位。各国各安其位，各修其礼，亦是中国文化对天朝观念影响的结果。

天朝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具有反对绝对暴力，较注重国际和平的特征。近代以前中国主导的东亚地区也相对于其他地区较少暴力、杀掠现象。例如，唐太宗在对待如何对付当时强悍的铁勒时，认为有两条策略可选，“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逐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是三十年安静，此一策也。”后从房玄龄建议采取“和亲”而不是征服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宁。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奉天门前向诸大臣御令，“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钦定朝鲜、日本、琉球等20余国为“不征之国”，并将此作为祖训要求他的子孙世代遵从。

总体来看，萌芽状态的天朝观念还处在零散自发状态，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和规范，它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正是这些“局部的形式和技术”，构成后世天朝观念大厦的基础。

天朝观念的演进机制

中国先民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对外部世界的众多认识，天朝观念的萌芽只是其中的一个。众多萌芽状态的观念，可以看作中国先民认识外部世界的“愿望”。在政治系统中，“并不是所有的愿望都会自动地被转换为要求。大量的愿望在输入通道的开端，就被随时发生作用的结果和文化调节手段排除掉了。”观念萌芽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日后外部环境的调节。就对外观念而言，这种调节手段主要体现在国家在体系中地位的变迁。

在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优越观念中，很多国家的这种观念没有延续下来。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古希腊，古希腊人曾经有强烈的优越意识，但到希腊被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统治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希腊人已无优势可言，希腊人的优越感不断得到系统的消极反馈，自我优越感没有外部支撑可以维持下去，“他们（指希腊化时代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已经泯除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人和‘蛮人’之间的界限，认为凡是人都可以用理性追求人生的幸福。”柯林武德也认为，对于希腊化思想来说，“自我意识已不再是像它对希腊思想那样，是一种征服世界的力量了；它成了一个堡垒，为从一个敌对的而又难以对付的世界撤退下来，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隐蔽所。”希腊人的民族优越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了。

与古希腊不同的是，先秦时期中国相对于周边国家或部族的领先地位并不显著。春秋时期，当楚国兴兵伐庸、杨粤时，楚王熊渠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而且，当时中国主要处于内部竞争时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对外观念。当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原有中央王朝和列邦并列的格局被统一国家取代。国家的统一，一方面使中国结束内部斗争，眼界开始调向外部世界；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实力得到凝聚，中国的优势在东亚地区变得突出，开始确立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地位。

秦统一存在的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开展大规模对外关系。汉初国力比较弱小，刘邦自白登之围后被迫采纳刘敬和亲之计，承认匈奴的强大和自身实力的不足。吕后时代，匈奴单于曾给吕后写过侮辱的书信，吕后不敢与匈奴决裂，不得不委屈回信。大臣季布只好安慰吕后说：“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这话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汉初贾谊对这种情形深感愤慨，他大声疾呼：“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如果汉朝一直不能扭转对匈奴的劣势，天朝观念的萌芽就可能萎缩乃至消失。

汉武帝时期，通过几次大规模对匈奴用兵，汉朝取得对匈奴的决定性优势，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得到巩固，汉朝统治阶层迫切希望以制度、观念形态将优势地位予以确认。而且，经历了汉初与匈奴交往的屈辱历史，倡扬夷夏之防，突出汉朝的优越地位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写道：“《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后汉书·鲁恭传》曰：“夫夷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人之制，羁縻不绝而已。”

同时，汉的强大，吸引周边国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向中国进贡，成为对天朝观念发展的正反馈。西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宛王蝉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当时汉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采取“纳质”方式作为“蛮夷”内属的标志。相继纳质的有鲜卑、乌桓、车师、南越等十余国。西汉昭宣之际，汉取得对匈奴的决定性优势时，西域36国“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东汉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朝鲜第一次来中国朝贡，“秋，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郡内附”。东汉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此次进贡，倭奴国接受了东汉光武帝的赐封印绶。1784年在日本志贺岛（现属福冈县）发现的“汉委奴国王印”证明了《后汉书》的记载。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部出现分裂，在东亚体系中的优势削弱，但这一局势并没有降低中国内部各政权追求天朝地位的热情。三国时期，魏建国后积极招徕朝贡，一度也出现朝贡兴旺的气象，“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窴、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偏处江南一隅的孙吴政权由于陆路阻隔，便积极从海路向东南亚地区扩展影响。吴赤乌七年至十四年（244－251年），孙权派朱应、康泰等“南宣国化”，“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东南亚地区。南北朝各政权亦热衷于获得周边各国对自己“上国”地位的承认，一些朝代还有甚于前朝。例如，梁武帝萧衍时期，朝贡往来兴旺，“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长于前代矣”。《梁书》的作者姚思廉对此满怀赞誉，“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韩国学者全海宗甚至认为，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朝贡制度达致基本完备并趋于制度化。所以，即便中国内部陷于分裂，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削弱时，天朝观念却得以延续，仍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此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没有动摇过，长期领先的结果，不断对天朝观念形成强化刺激。天朝观念在每一个统治者心目中已经成为固定认识。唐太宗曾经说“自西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既说明当时华夷观念之甚，也说明“蛮夷”多么渴望得到被平等对待和承认。两宋时期，由于面临强大外部威胁，宋时士人更强调华夷之辨。北宋的石介（公元969－1040年）在其《中国论》中开篇即言：“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南宋思想家陈亮（1143－1194年）云：“是圣人于中国、夷狄混然无辨之中而致其辨，则所以立人道，扶皇极以待后世也。”

元朝时，由于蒙古入主中国，因蒙古人的好战和佞佛，严重扭曲了天朝观念和天朝体系。但元朝统治者自认元为天朝是不变的，只不过是换以武力或威胁将它强加给藩属国而已。

明朝建立后，摆脱异族统治的明朝统治者，急欲将中国元明之际的鼎革告知海外。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取得对蒙元残部的决定性胜利后，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接连派两批使节诏谕各国，前往招徕各国朝贡。“以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们，各安其所。又虑诸蕃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前往谕，咸使闻知。”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钦定的《太清歌》言：“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永乐十四年（1416年），在柯枝国（位于今印度喀拉拉邦）来贡时，明成祖朱棣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曰：“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盖闻风而慕化者非一所也。”明中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中国的士大夫同样以天朝观念看待他们。16世纪来中国的葡萄牙传教士巴洛斯写道：“正如希腊人认为其他民族都是蛮族一样，中国人说他们有两只眼睛可认识世上万事，至于我们欧洲人，在对我们进行传授以后，我们就有了一只眼睛，而认为其他人都是瞎子。”

明朝时期，朝贡国的数量，分布地域的广泛，以及朝贡的频繁程度，都远远超过前朝，并相应建立起一套与天朝观念有关的完整规范和制度。费正清和邓嗣禹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认为朝贡体系始于明代。而且，天朝观念在藩属国君臣心目中的地位也大为强化。朝嘉靖年间，明王朝已经败象毕现，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朝鲜大臣李珥从各种渠道获知明王朝内部的腐败和黑暗，但他依然认为，“今夫以小事大，君臣之分已定，则不度时之艰易，不揣势之利害，务尽其诚而已。”明朝的天朝观念在范围和程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清承明制，明朝的天朝观念也为清朝沿袭。康熙六年（1667年），荷兰人来华，向康熙上贡表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漏露。”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经验”，清政府在后来接待英国等西方国家使团时，几乎本能的就将它们归入朝贡者的范畴。乾隆皇帝在接待马嘎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时，曾给英国国王“敕谕”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此话也成为今人诟病天朝观念时最常引用的一段“名言”。到鸦片战争前后，天朝观念更是登峰造极，以至于洋人没有中国人的茶叶、大黄等物就会“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这类空穴来风的说法竟为时人广为传播。1839年，即便是当时最开通的林则徐，在“致英国国王照会”中，亦有“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等语。

同时，因为本身原是“夷狄”，满清统治者更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雍正皇帝在曾静谋反一案后，多次降谕旨，并亲自主持撰写《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谕旨中有“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乃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至今，万世不易之常经也。”“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之语。

天朝观念的利益机制

在天朝观念主导下，中国统治者喜好对外示以天朝大度，对进贡者“薄来厚往”，朝贡者只要承认中国的天朝地位，就可以通过朝贡贸易获得很多实质性经济利益。今人一般简单认为这是中国统治者好大喜功、贪图虚名之故，并以此指责天朝体系和天朝观念“图虚名、遭实祸”，鲁迅甚至将天朝观念称为“合群的爱国自大”。不可否认，好大喜功是原因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不能忽视中国在东亚体系内长期领先地位的至关重要作用——一个国家如此长时间在一个体系内享有如此显著的主导地位，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显著优势塑造了中国统治者不同于现代国家的利益机制。

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只有低一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高一级的需求。温特（Alexander Wendt）参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国家利益区分为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如果将国家看作是“人”的话，国家也有“等级需求”倾向。国家只有在低一级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高一级需求。沿用温特的国家利益区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是国家低层次的需求，本文称之为国家的低端需求；集体自尊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国家荣誉，是国家高层次的需求，称为高端需求。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国际体系格局是多元竞争的，早期国家大都处在霍布斯状态之下。例如，在古希腊，“在希腊各城邦中常见的情形是，战败一方男性公民全部被杀，妇女和儿童被鬻为奴隶”，国家的安全没有基本保障。在这种文化中，国家安全成为压倒一切的需求。“有些国家宁先取得生存，然后再考虑短期内可取得的其他目标，并较为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在欧洲，一个国家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和独立问题，然后是尽可能的谋求自己利益，至于集体自尊，只有在这些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追求。欧洲体系内国家需求的演进，是在欧洲体系多国竞争、没有哪一个国家长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环境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从低端到高端的自然发展过程，其国家需求是正序递进的。

但中国的情况不同，由于近代以前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独一无二的领先地位，居于正统地位的中国政权一直在东亚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占有压倒性优势，“只有东亚外交圈，始终稳定地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中心，不论是在中国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未曾改变”，稳定的优势地位使中国的国家需求大异于其他国家。中国正统政权的真正威胁基本都来自中国内部，近代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个外来冲击能动摇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中国唯一的外部挑战来自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那是“‘天朝礼治体系’在东亚地区展开以来所遭遇的‘史无前例’的挑战。”但这一挑战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因为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稳定的优势地位，所以，国家安全、独立等问题在中国统治者看来不如欧洲国家那般突出。“中国历史正因为数千年来常在一个大一统的和平局面之下，因此他的对外问题常没有像他对内问题那般的重要。”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正统”观念。一个政权只要取得中国的“正统”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相应可以保障统治阶层获得安全、独立和财富等低端需求；而一旦“正统”地位不稳固，国家的低端需求就容易被击破，例如，王莽新朝政权灭亡的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正统性”得不到当时人们的认同，正统问题成为中国政权安全和合法性的基础。虽然中国政权也面临安全问题，但中国统治者在处理对内对外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能否取得在中国的“正统”地位以及这一“正统”地位能否得到周边国家的承认。正统不是政权的安全、独立问题，也不是财富问题，更主要的体现为类似于国家集体自尊的高端需求。而正统与否，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统治者看来是具有优先性的。

中国国家需求层次的特殊性和“正统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天朝观念的利益机制。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安全、独立等低端需求在国家利益中占的位置就不那么重要，甚至在中国强大的时候，这些需求处于“休眠”状态。而统治者热衷于追求国家荣耀和至高无上地位，再加之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传统，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重视天朝的名分超过实际利益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当中国在东亚体系的优越地位发生根本危机的时候，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低端需求被“激活”，国家安全、独立才会成为压倒集体自尊的国家需求。相对于欧洲体系和现代国际体系国家需求的正序递进，传统中国的国家需求结构是倒置的。

从史实来看，汉初刘邦被迫采纳刘敬“和亲”政策，“……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实际是汉向匈奴进贡，所以贾谊才会有“天下之势方倒县”之说。在外有强敌威胁生存之际，汉朝统治阶层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安全，以向匈奴进贡这种在中国士人看来是奇耻大辱的方式换来国家的休养生息，为国家强大赢得时间。这时候，国家自尊、“上国”尊严就暂时处于“休眠”状态。

汉武帝后国家外部威胁得到根本解决，即便是西汉末年国力衰弱之时，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依然有能力消灭郅支单于，帮助呼韩邪单于重新统一匈奴。其上疏有言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消除外部威胁后的汉朝统治者急于向各国展示中国的强大实力，吸引各国倾慕中国。汉武帝对于“外国客”，“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倾骇之”的结果是周边国家开始向汉进贡，中国对周边“蛮夷”的优势至此得到确立，国家自尊需求得以“激活”。

此后，中国政权相对于周边国家的优势得以确立，即便是汉族政权偏安一隅，其对“上国”地位的追求并没有随之改变，一些偏安王朝反而更加努力地向海外寻求“天朝尊严”。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位于今天印尼爪哇岛的诃罗陁国国王遣使奉表称臣，曰：“伏惟皇帝，是我圣主。臣是诃罗陁国王名曰坚铠，今敬稽首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表此丹诚。”

从历史来看，中国在东亚居于优势地位的时间占绝大多数。长期占据优越地位的结果，使得中国统治阶层对国家尊严的需求膨胀起来。除了短暂处于不利态势的时期，中国国家利益需求层次排序与欧洲体系及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相比，统治阶层对“天朝上国”地位的重视超过了对一般物质利益的重视，显得头重脚轻。在这样的国家利益观指导下，中国历朝统治者对于进贡者“薄来厚往”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举，其中又以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为典型。

明朝时，据日本文献记载，日本足利幕府朝贡使节进贡时，向明朝上表文，在表文中必须体现明朝的优越地位和高人一等，其一般格式是：首先以臣子的身份对明帝称颂一番，然后“然后照例说派遣专使恭候明帝起居、兼贡方物等话语，署名‘日本国王臣源氏’，并用明朝年号。”日本学者认为“这种遣明表，是非常有失日本体面的”。至于所贡方物价值几何，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因为明朝的“薄来厚往”，前来朝贡者络绎不绝，以至于偌大的明王朝也有些吃不消，不得不对朝贡加以限制。

清朝时，建立丰功伟绩的康熙皇帝在国内初定后，也开始对外显示国家实力，示各国以“薄来厚往”之道。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琉球（今日本冲绳）来贡，康熙觉得所赐之物单薄，“于厚往薄来之道，尚未允协”，要求内阁会同礼部增加赏赐。内阁和礼部议后决定追加对琉球的赏赐，还一并追加对安南、暹罗等国的赏赐。

当近代中国面临国家生存危机之时，暂时“休眠”的国家安全、独立意识再次被“激活”，只是这个过程来得有点姗姗来迟。李泽厚说“五四”时期中国“救亡压倒启蒙”，“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在中国国家安全、独立缺乏基本保障时，“救亡”——也就是解决国家安全、独立问题，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

结论

天朝观念最初源自华夏先民的自群体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始终构成天朝观念的基本内核。在后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种原初的优越感不断受到中国大一统思想、王道思想、中庸之道、和为贵等中国文化因素综合作用，在中国寻求优越地位和周边国家对中国优越地位的不断承认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天朝观念在不同时期以萌芽形态、华夷观念、天朝观念展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单纯的观念形态，逐渐形成一套规范和制度，构成人们通常所称的天朝体系，主导了中国长达2000余年的对外意识和对外关系。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天朝”是一个自我尊崇的符号，却不知这是一个相当野蛮的称号。因为，“天朝”这个名堂，是在自我神化的皇帝制度下形成的。它不仅是“中国正统皇朝的称谓”，也是“太平天国的自称”——体现了毫无天人尊卑上下等级观念的僭越和放肆。

网文《天朝（中国正统皇朝的称谓）》报道：

天朝（Celestial Empire）是古代周边国家对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称谓，同时也是专制时代，臣子对本朝朝廷的尊称。“天朝”这一称谓，始自中国汉朝[1]，汉朝、唐朝因为国力强盛，建立了以中国为宗主国，周边国家为附属、藩属国的天朝体系。而附属、藩属国称中国天朝宗主国，如高句丽、突厥、薛延陀等国称中国为天朝。历代封建王国对本国、本王国的称呼，意指本国本朝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周边蛮夷的“天朝上国”，如：（清）陈康祺所著《郎潜纪闻》卷一：“蕞尔岛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骄横如此。”

同时，“天朝”亦是封建时代臣下对本朝朝廷的尊称。如：

1、（晋）袁宏所著《后汉纪·桓帝纪下》：“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天下。”；

2、《晋书·郑默传》：“宫臣皆受命於天朝，不得同之藩国。”

3、（明）高明所著《琵琶记·一门旌奖》：“今日天朝牛丞相，亲賷诏书，到此开读。”

历史

天朝体系始于汉朝，因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领先于周边国家或民族，而被藩属、附属共尊为“天朝上国”。到了唐代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天朝体系得到完善及加强，至唐玄宗时期天朝朝贡制度达到第一个高峰，后衰于安史之乱，凡一百三十七年（罗香林语）。在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大盛世期间中国完全主宰亚洲的国际格局，明清鼎盛时期主宰东亚格局，其兴衰则于中国的国力紧密相连，抚今追昔，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

一、汉朝

1、汉武帝时代：天朝体系制度出现

二、唐朝[3-4]

1、唐太宗时代：天朝制度比较完善

2、唐高宗时代：天朝亚洲体系的再度扩张

3、唐玄宗时代：天朝朝贡制度达到第一个高峰

三、明朝

1、永乐时代：天朝朝贡体系臻于巅峰

四、清朝

1、嘉道时代：天朝逐渐瓦解

2、鸦片战争，宣告天朝体系彻底瓦解

相关记载

摘自耶稣会士曾德昭所著《大中国志》

在这个大国……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尤其是，他们努力工作劳动，是大商人和买卖人，所有这些人，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当地被称做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这个国家各地都有大量的糖，这是糖价奇贱地原因。……有丰富地蜜，因为他们喜欢养蜂，连蜡都十分便宜：产量大到你可以装船，甚至船队”

“他们产大量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拉纳达地丝，是该国地一项最大宗的贸易”。

“那里生产的绒、绸、缎及别的织品，价钱那样贱，说来令人惊异。特别跟已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价钱相比。他们在那里不是按照尺码出售丝绸以及其他任何织品，哪怕是麻布，而是按照重量，因此没有欺诈。

“所有田园都景色美丽，并且散发异香，因为有许多各种香花，它也点缀着种植在江河溪流畔的绿村，那里有很多河流。那儿种植果园和园林，有很欢快的宴乐厅事，他们常去休息和逃避心情的烦恼。老爷门，也就是绅士们，常种植大片林木和密临，里面养有野猪，羊，野兔，兔子以及其他各种野兽，用他们的皮制成上佳的皮毛”

“除这些之外，它们有丰富的金矿、银矿以及别的金属都卖的相当便宜，1京塔的铜，铁或钢售8里亚尔。金子比欧洲便宜，但银子更贵”

“他们的一些村子大到只缺一个州的名字。他们的城市大多建在河畔，可通航，城市四角有壕堑，使城市变的十分坚固，不仅城市，连镇子都有高而坚实的石墙围绕，高有一寻，其余的墙都是用砖，但坚实到用锄都很难打碎。一些城市有很宽的城墙，私人和六人可以在上面并排而行，墙有很多堡垒和楼塔，彼此相隔不远，由城垛和宽廊，他们的总督多次取消前，饱览山川和芬芳的田野。

“他们的房屋一般都很漂亮，通常在门外整齐的植树，显得美观，给街道生辉。房屋内部都白如奶汁，看来都像是光滑的纸，地板用很大和很平的方石铺成，天花板用一种幼稚的木料制作，结构良好并且涂色，看去象是锦缎，色彩金黄，显得非常好看；每座屋舍都有三个庭院和种满供观赏花草的院子。他们无人不备有鱼塘，尽管它只是小的。庭院的一方布置的很华丽，象是账房。

“他们第一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他们通常在街上设有三四处必需的或公共的休歇处，布置很好，因此忙于公务的人不会把街道弄脏，并且从那里得到供给，类似的法子通行全国所有的道路。有些城市的街道可通航，如同意大利的威尼斯。”

“全国的大道是已知修筑的最好和最佳的，它们十分平坦，哪怕在山上，并且是靠劳力和锄头开出来的，用砖头和石块维护。……有很多大桥，建造奇特，特别是建在又宽又深的河上。在福州城，正对着国王大税收馆的馆宅，有一座塔，根据那些看见的人的肯定，超过了罗马任何建筑，他树立在40个柱子上，每根柱就是一方石头，又大又高。”

“他们古代有关航海史树的记载，那里清楚地写道，他们航行到印度群岛，征服了从中国到印度尽头的所有地方，他们很平静的占领那些地方，直到他们出自好意制定放弃的法律。因此，在今天，菲律宾群岛和克罗曼的海岸，即纳辛加国道孟加拉海的海岸，仍留下有关他们的重要纪念；那里有一座城镇至今叫做中国人的土地，因为他们兴建了它。在卡利古特国留有类似的遗迹和纪念物，哪儿有很多树木和果子，根据当地人说，那是中国人管治该国时运往的。今天在马六甲、米洛、站坡及其邻近的别国，还有类似的遗迹，”

离开泉州，到达福州城……

在整个七天中，一直到他们到达福州城，都没有为此或为供应他们的其他需要物收取费用或金钱，在他们之前一直有长官颁发的一份证件，写在一块大板上，说明他们是谁，来自何处，并且命令充分供应他们所有需用物品，由皇室支付……

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寄宿在馆舍，它是大而漂亮的筑，给他们准备午餐和晚餐，十分丰富。

第二天他们去观看城门，以及那些看来就他们所能知晓的事，那是很多的。他们看见的东西中有一座豪华的偶像寺庙，在主殿内他们看到了111尊偶像，另外在其他个别殿里还有数目更多的，……，有肆条手臂，有的陆条手臂，有的八条，还有的是极畸形的妖怪，在这些面前人们点上灯和许多香及香料。……

那天后他命令说允许我们的人有时出外走走，并且应该让我们的人观看一些有趣的和友好的事情。因此我们的人当中有一个一个给带去观看操练人马……

大约有2万手持长矛和火枪的士兵集合在一起，他们动作很熟练，鼓声或号角声一响就马上排成战阵，再一响列成方阵，再一响，火枪手从阵里出来，武勇和有序地放枪，顷刻间再返回原地站立；这操练完，长矛手前进并整齐一致地进行袭击，以至西班牙人认为他们超过了全世界采用的战阵；而如果他们的士气和斗志也跟他们的武艺和人数一样，即他们征服全世界的疆域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他们的这种操练进行了4个钟头，西班牙得知同天同一时刻全国都在进行操演，尽管并无敌人的消息。

兴泉道把决定告诉西班牙人后25天，巡访使到达，全城都去欢迎他，他进程时仪仗之盛，若不知道他是谁，定会相信他是天朝皇帝。

是的，曾经，我们强大过，我们过去是世界第一。但，一切都成为美好的历史。现在我们面对的路，还很长很长……

谢选骏指出：不懂耶稣基督的天国却自称天朝——皇帝小丑及其废垃群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也。

（另起一页）

书名

中国论

On China

《外星看地球》第41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41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5月第一版

May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4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