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与铁血主义的纳粹！

谢选骏：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与铁血主义的纳粹

 

（1）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说：

 

3.海德格尔以“存在本体论”来回答“存在”问题：要破解“存在”的意义，必须从一种特殊的存在者着手。这种存在者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为成为什么东西而存在。作为“存在”问题的发问者，“人”便具有这样的特性。海德格尔因此赋予“人”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亲在(Dasein)”，意思就是说：人必须不断地亲临“存在”。

4.“亲在”：“在世界的存在”或“存在于世”。人的偶然性，其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给予的”，他必须以此为前提，进入自己的实存之中。也因此，人的基本特性不在于“我思”，而是在于他不仅“存在”，而且能够思索并理解“存在”的意义。这点决定了“亲在”在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因为“存在”并不是既定的实体，无法从实体的属性来理解；唯有透过“亲在”的询问，“存在”的意义才能展现出来。因此海德格尔颠倒笛卡尔的命题：“我在，故我思”。

5.“亲在”探究“存在”必须透过语言。海德格尔将语言区分为本真的“言说”(Rede)，和一般的“谈话”或“闲谈”。他认为：“存在于世”就是存在于言说之中。闲谈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唯一功能是“传递语词”——它会妨碍“亲在”的探索，并将“存在”的显现封闭住。本真的言说则不然，它以自觉和领悟为基础。所谓“言说”，就是将“存在于世”而已经获得证明的东西，用语言的形式，“有意义地”连结起来。

 

谢选骏指出：海德格尔颠倒笛卡尔的命题为“我在，故我思”，是极其肤浅的，这说明海德格尔既不知道什么是“在”，也不知道什么是“思”。至于他认为“存在是有时间性的”，更说明他的思想退化已经达到了中学生的水平。因为正如谢选骏说过的，时间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时间只是“空间的变动”而已——这一点早在《易经》时代已经揭示。而从虚无主义的角度看，“出自于事物本身，而非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和“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区别仅仅在于，“事物本身”是多数人赋予的，“人所赋予的价值”是少数人赋予的——多数人赋予的，就是“出自于事物本身”，少数人赋予的，就是“人所赋予的”。

 

（2）

 

《海德格尔与纳粹》（［美］理查德·沃林）说：

 

过去几年中，有关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论争异常激烈。在这些论争中，许多重要的事实逐渐显露山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赞成或反对”的党派指控的纷争之中，以上争论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大都避而不谈。

 

比如，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忠诚，是否和他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其他著作中精心阐述的“生存哲学”有某种本质联系？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 联系的特性是什么？从其介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失败中，海德格尔最终得出了——如果有的话——什么历史－哲学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结论在海德格尔 对其1936年以后的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的重新评价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奥托·波格勒发现，“海德格尔坠入某种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之中，这决非偶然，正是通过其思想明确的导向而体现出来的”。这一发现有力地提示，我们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与其政治介入之间不可分割关系可能性的最初疑问，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不过，在结论部分中，波格勒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宽泛甚至有点儿令人震惊的说法：海德格尔从未真的通过这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而博得名声；波格勒在这一上下文中使人倍感兴趣而又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海德格尔30年代早期的纳粹经历持续不断地对其思想产生某种显著的影响。以下事实似乎可以作为波格勒看法的辅助性佐证，即在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中，他决不提及其早年曾拒绝公开效忠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要想判定有关海德格尔论争的“哲学上的要害”更为重要，而新近披露的海德格尔传记资料却“不重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这方面，新近面世的由维克多·法里阿斯（Victor Farias）和雨果·奥特（Hugo Ott）写的两本书（尽管以及因为不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这一贡献基本上是两人孜孜不倦地翻检挡案资料的结果，它进一步激发了人们重新评价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遗产。他们的发现公诸于世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被海德格尔的门徒所淡化（遵循这位大师的掩饰策略）或否认的有关他政治介入许多事实，已经能够无可辩驳地加以确证。总而言之，这要归功于法里阿斯和奥特同时收集到的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在相当程度上海德格尔献身于纳粹运动，这已是有公开记录的事实。

 

实际上，正像现在许多人意识到的那样，是证据问题并没有呈现出引起警醒的足够理由。当现代德国大学体系的全体一致（the Gleichschaltung，纳粹消灭政治反对派的委婉用语）实现时，这个体系的起源一直可以骄傲地追溯到哲学家维廉·冯·洪堡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的职责几乎就是“比国王更加忠诚于保皇党”）——这里的roi（国王）就是希特勒。或者，就像我们在1933年5月20日海德格尔给希特勒的一份私人电报中所读到的那样：“我诚挚地要求您推迟计划好的德国大学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直到该联盟的领导人实现了非常必要的全体一致。”在同年8月，海德格尔个人帮助重新起草了在州一级水平上与“领袖原则”的要求相一致弗莱堡大学分会草案。尔后，以前由大学理事会选举的校长，如今则作为大学的Fuhrer（领导人）而闻名遐迩，直接由州文化部长委任——这样一来，弗莱堡大学具有长久历史的自治传统也就寿终正寝了。许多院长也同样被称为他们令人尊敬的学科领导人，并由新的“校长－领导人”委任。

 

海德格尔也是这种新体制政策的狂热鼓吹者。他在海德堡大学的一篇演讲中明确表示，现在的大学教授这代人是不能胜任的；所以，有必要在10年时间里以新一代人来取而代之，只有新一代人才能适应“民族觉醒”的各种要求和挑战。这种右翼－激进姿态正是决定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14年友谊命运的标志，当时雅斯贝尔斯正坐在观众席中聆听海德格尔的演讲。或者，像他在另一篇演讲中所声称的，弗莱堡大学应该“融入民族共同体），与国家结为一体”。在1933年10月上旬，海德格尔在三个不同场合，为希特勒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决问题，作了热情洋溢的公开呼吁。在这些演讲中，他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并没有在听众的想象中留下多少东西。他是这样开始演讲的：“国家社会主义变革正在导致我们德国人此在的根本改变。”在全民公决中投下“赞同”的一票，这足以表明海德格尔“本真性”的决心。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校长－领导人”，海德格尔政治上“受责难”的不幸情况，已被法里阿斯和奥特用材料所证实。海德格尔在坚持新帝国的目标时，从不掩饰他的以下信念，即在做出有关任命和提升的决定中，“政治”标准是压倒一切的。诚如他在某个场合所说的：“就以后的人事任命而言，那些假定具有科学上和人格上的合适性的候选人，要强调的首要问题，乃是能够证明他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目标最重要的保证。”或者，就像1933年10月发给弗莱堡大学各院长的一份备忘录中，海德格尔以一种不加掩饰的直率阐述了他在纳粹体制下的“教育哲学”：“从我接受校长职位第一天以来，（我履行校长一职的）明确原则和本真的（但愿逐渐可以实现）目标，始终是在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度的力量和要求基础上，实现学术教育的根本转变。……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民族命运才是压倒一切。”

 

有关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曾经被认为是这位哲学家的某种偏好，不是什么问题——最近又旧话重提（这是一个在奥特的整个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这样的责难最初出现在托妮·卡西尔（Toni Cassirer）1950年出版的一本传记《和恩斯特·卡西尔一起生活的日子》，在这本书中，作者写到她曾听说早在1929年海德格尔就有“某种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另外，长久以来一直有传闻说，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期间，禁止他以前的老师胡塞尔使用大学图书馆，原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海德格尔曾在1966年《明镜》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把这些指责当作无稽之谈而予以否定。海德格尔的支持者指出，到1933年，这位哲学家仍在指导许多犹太裔学生，其中包括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卡尔·勒维特（Karl Lowith），赫伯特·马尔库塞。在《明镜》的那篇访谈中，海德格尔强调了他在希特勒统治早期对陷入困境的犹太裔教授的支持。

 

然而，新近披露的资料有力地驳斥了这位哲学家证明自我清白的努力。我们现在知道，海德格尔在1933年7月为两名被解职的犹太裔教授说情，一位是古典学教授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另一位是化学教授格奥尔格·冯·海维泽（Georg von Havesy，他于1945年荣获诺贝尔奖）。这一说情有一个明确的实用主义目的：海德格尔关心的只是基于种族的原因而立即将这两名国际知名学者解雇，这对德国的外交政策利益会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在1933年7月12日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向教育部长保证，他完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在公共服务职业中清除犹太人的条例——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清洗”（the Sauberung）行动。

 

尽管海德格尔的支持者总是把托妮·卡西尔关于德格尔反犹太主义说法，视为不实之辞，但托妮·卡西尔的说法的一个有力确证最近被披露，这是1929年海德格尔为其学生爱德华·鲍姆加腾（Eduard Baumgarten）写的一封推荐信。在这封推荐信中，海德格尔力图以下述评语来明确支持鲍姆加腾的申求：“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再次为我们的德意志精神生活提供真正的、本土人力资源和教育者，要么明确地任凭它……越来越犹太化。”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托妮的证言和海德格尔为鲍姆加腾写的推荐信提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20年代后期的政治态度，受制于一整套明显的传统文化偏见；有越来越多可以确证的证据表明，他在1933年投入纳粹运动看来决非偶然的怀抱决非偶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另一个关于海德格尔反犹太主义行为有据可查的重要证据，也和鲍姆加腾有关。当时，鲍姆加腾又成了海德格尔这种糟糕观念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所以在1933年12月两人思想出现冲突之后，海德格尔曾写了一封多事的信给哥廷根大学的国家社会主义教授组织的头头，试图阻止这所大学对鲍姆加腾的任命。海德格尔提出，鲍姆加腾来自海德堡大学的那种“自由－民主的”环境，并曾在美国作过短期停留，已变得非常“美国化”了，另外，也是由于他和“犹太人（爱德华）弗兰克尔有联系”，就此而言，他没资格获得那个职位。

 

最近有证据表明，当海德格尔1933年5月即将获得校长任职时，他与其所有犹太裔研究生的关系很快变得冷酷了。依据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前的学生马克斯·米勒（Max Muller）的说法，“从海德格尔当了校长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允许那些已经开始论文写作的学生在他指导下接受学位。”按照海德格尔另一个30年代早期的学生莱奥波迪内·魏兹曼（Leopoldine Weizmann）的证词，当听到海德格尔以下说法时，他那些很想成为博士候选人的希望顿时破灭了。海德格尔说道：“弗劳·明兹，你知道，由于你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管你的提升问题。”

 

尽管海德格尔反犹太行为是完全可以证明的事，但得出以下结论显然是轻率的，即“种族主义的思想”在海德格尔的“世界观”中占有核心地位——更不用说在他的哲学中显得多么重要了。事实上，正像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很可能是某种“习惯的文化上的变种”。然而，如果否认以下看法显然也是一种误导，这种看法认为，所谓传统的“文化反犹太主义”，实际上构成了自19世纪后期以来德国社会发展出来的种族－生物学的反犹太主义必要的历史前提条件；因为这种反犹太主义的有害倾向，已证明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信条的直接先驱。就我们对海德格尔政治上的成熟的理解而言，反犹太主义情绪的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展露，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他思想的世界观远比人们最初所认为的更加深刻地受到激烈而明显的法西斯式“现代性批判”的影响——亦即对“西方”价值、启蒙运动和“世界主义”等方面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正是德国思想界的士绅（intellectual mandarinate）和偏狭的民族性所共有的。更进一步，这就提出了一个从当下研究立场出发来看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这种反现代的世界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海德格尔哲学观本身那种假定的纯粹性？

 

1945年，弗莱堡大学的“清除纳粹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说服力的判决前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既是有关海德格尔任校长时期活动的，也是关于他的行为动机的。对海德格尔最严厉的指责是这样描述的：

 

在1933年激烈的动乱之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生活在一个完全非政治化的精神世界中；然而，他与那时的青年运动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也是通过他的儿子），并和某些德国青年的发言人保持某种亲密关系，如恩斯特·荣格尔，他曾宣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终结，新的德国社会主义正到来。他希望从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出现一个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的德意志生活的精神复兴。像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在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他希望各种对抗的社会力量能够协调，并使西方文化价值得以保存。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攫取权力以前的议会制政治形式，海德格尔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相信，希特勒的历史使命正是实现他自己（海德格尔）所想象的某种精神变革……

 

（在校长就职演说中）他曾经把“劳动力服务”、“军事服务”说成是和“知识服务”一样具有同样的合理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为纳粹宣传提供了某种手段，借此可以利用他的演讲来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当他想象着德国大学体系的某种精神深化和重建时……国社党利用了以下事实，在那些作为很受欢迎宣传工具的公开演讲中，一位著名学者已加入该党行列，并欢庆了它的胜利。他力图在青年学生中确保一批可靠的追随者，并使自己处于一种煽动学生来反对所谓的“反动”教授的有利位置上，就此而言，他所做的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他希望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改革计划，也希望在国社党内获得某种显赫地位。这就有可能使他维持自己的职业，并有可能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影响国社党的内部发展。很自然，这些希望旋即就破灭了，因为学生是傲慢无礼的，大多数教授也被他那种往往不策略，甚至在他们眼中显得厚颜无耻的命令所激怒，因而很快站到了对立面去了。国社党也疏远了海德格尔，并逐渐认识到在大学政治领域，海德格尔的目标是和他们的设想内在地对立着。海德格尔也曾热情地参与和那种“新领导原则”相一致的该大学体制的改革，并把希特勒主义的某些外在形式（比如，所谓“德国式的致敬”［嗨！希特勒！］）引入学术生活，解除或揭发具有反纳粹倾向的人，甚至借助报纸来直接参与国社党的选举宣传。但这些并不能改变这一疏远疏远。……尽管后来有这种疏远，对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在其关键的1933年中，有意识地以自己的学术声望和独特的话语风格来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因而为这一革命在有教养德国人眼中的合法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听证会，弗莱堡大学“清除纳粹化委员会”做出了一个严厉的裁决：海德格尔（在诉讼过程中他已神经崩溃，并接受了医院的治疗），被剥夺了在大学教授课程的权利，并剥夺了他的名誉教授头衔，但他仍被允许参加大学的其他活动。从根本上说，他的大学生涯实际上被中止了，尽管这个判决在1951年被废止，因为那时德国的政治气候已经稳定了。

 

我们有关海德格尔“案件”确凿认识的这些重要进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些有关他所有哲学著作的整一性的新问题。波格勒以这样的口吻暗示，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彻底地审视海德格尔哲学观的各种前提，他政治承诺的思想基础才能第一次真正搞清楚。假如隐藏在海德格尔政治介入后面的动机实际上有其哲学根据的话，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他的哲学成就进行抨击呢？固然，提出这类问题的尝试显然和更为固执的海德格尔的捍卫者相抵牾。他们的反应从对这类坏消息传递者的愤怒痛斥——比如对法里阿斯——到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矢口否认哲学会在影响实践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就像以前的情况一样，当提出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问题时，否认这一问题偏爱的策略之一，就是宣称海德格尔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难免有错，并总是有限的），和他的哲学著作之间总是有所区别的。后者是“真理”的作品，它本身就是“永恒的”。但是，对海德格尔过去所做的新的传记研究结果，却证明了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位哲学家的一生中并不是一时的现象，它至少一直到40年代中期仍萦绕在他的思想中——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与其整个哲学研究有着某种“本质性”的关联，如今要回避这样的结论已变得越发困难了。

 

此外，正如尼古拉·特图里安（Nicholas Tertulian）和于尔根·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所揭示的那样，从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讲开始，他的哲学本身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哲学不再是一种原来的“第一哲学”；它而且变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至此以后，就越发难以为海德格尔思想的那种假定的纯粹性或“哲学自足”加以辩护。相反，这些思想逐渐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和历史哲学的考虑融合起来了。以下我们将证明这些考虑和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内在逻辑是不可分割的。人们只需要涉猎一下这一时期海德格尔的讲课内容（比如，《形而上学导论》［1935］和《荷尔德林的赞美诗“日耳曼人之歌”和“莱茵颂”》［1934－1935］），便足以确证这一问题。诚如温弗里德·弗兰岑（Winfried Franzen）所提示的，在这个意识形态重新定型的过程中，关键的一步也许是海德格尔在1929年的演讲《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和保守革命派的思想家——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路德维希·克拉格斯，最重要的是恩斯特·荣格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对于我们的考察来说，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与其政治介入的轴心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弗兰岑评论道：“（海德格尔的）行为越是显现出真的热衷于国家社会主义，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是否能发现这种参与的特殊根源就显得尤其重要。”海德格尔生命中的这两个侧面——哲学和政治——也许是彼此依存互动的。然而，在他一生劳作的这两个侧面中，任一侧面进入另一侧面，都不会不留下印迹。当人们依照每一侧面自身来正确地评判时，把它们视为一种相得益彰的哲学生涯的不同层面也许是颇有启发性的。所以，不求助于另一方，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得到完满的理解。哲学思想必须视为一个总而言之对其政治“后果”负有责任的观念基础。当我们说只依据“相异”领域（实践生活领域）中产生的“后果”来评价那个思想是不合适的，那么，某种思想本身也不能理解成存在于观念的真空中，与其后果完全无关。因此，在生活实践领域的中哲学思想的种种回响，不禁会显著影响到后期的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自我理解。同理，求诸于这类所谓的“外在因素”或实际“后果”，来逃避对其哲学的本质以致命一击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有意避开对这些方面的完整考察很难说是公正的。

 

哲学和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直接的，这种关系总是高度中介性的。在海德格尔这一个案中，中介因素是由他的“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基于某些以下将逐渐明确起来的原因，因为海德格尔从未借助于某种“政治思想”来明说一种政治哲学本身，但正是通过这种“政治思想”，他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的理解寻找哲学上的根据。哲学与政治行为密不可分，这决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文化史中自明的真理。人们常常把逻辑学家弗雷格引证为反驳这种因果关系的典型例证，他碰巧也是一个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者。有人对我们说，可以肯定，弗雷格的反犹太主义决不会殃及到损害他的逻辑学理论。至少不能说反过来这些理论包含了他的反犹太主义的种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因为认识到他反犹太主义的不正确倾向，进而瞧不起弗雷格这个历史上存在过的个人。但是，毫无疑问，就弗雷格而言，说哲学与生活行为的联系比较疏远并不为过。

 

但为什么在海德格尔身上情况有所不同呢？这乃是由于后者的哲学特性本身所导致的。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宣称存在与时间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无法除去的时间维度。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它意味着人的戏剧——此在的“现实的”到达在场——不只出现在历史中，它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性”是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历史特征。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论及一种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无足轻重的“生存哲学”，或两者被说成彼此远离的“生存哲学”——就像弗雷格的情况一样——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再者，这种结论尤其适合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因为在他的哲学中，克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者研究传统上的哲学划分，已转化为一个有计划的理论目标。确实，海德格尔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在慎重地面对世界时，此在就已经是哲学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实践性的了。就认识论、美学和逻辑学而言，服务于实践生活行为的哲学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们相互关系的特性却往往并不是中介性的和间接的。相反，生存哲学极力要克服的理论和实践的传统分离，并表明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更密切和更完整的联系。

 

海德格尔自己对哲学和政治生活关系总的理论表述比较分散，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尽管如此，但这些论述毕竟是严密的，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比如，《存在与时间》很难说已包含了一种独立的政治理论。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却也蕴含了一种实践生活的哲学，这种哲学暗示了据以推测政治存在构成的重要端倪——亦即一种正在形成且隐而不现的政治行为哲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30年代中期的政治参与带回到1927年那种显然非政治性的论著中加以解读，这也是极不公正的。在其他各种理由中，由于这些年海德格尔哲学的自我理解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就此而言，谨防这样的解读应该说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依据某种确凿的证据，海德格尔曾把他自己30年代中期的政治努力看作是与其哲学密切相关的。即是说，他确信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后来的著作中精心阐述的基本的本体论理论，本身就提供了某种哲学的律令或根据，正是依据这些律令或根据，才有可能对他的政治参与做出评判。佐证这一说法常被引用的话正是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极其明确地表达了哲学可以从这个民族革命中期待什么——以及反过来，这个民族革命可以从哲学中得到什么。他以同样的口吻在和卡尔·勒维特的谈话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勒维特说道，“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性就存在于在他的哲学精髓之中。”

 

当然，把《存在与时间》中的“实践生活理论”，还原为大约1933年海德格尔所承认的特定历史理解，这是不公正的。但考察上述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多大程度上激发（或限制）了海德格尔对第三帝国的忠诚，这显然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说，重建一种内在逻辑显得尤为必要，正是通过这种逻辑，海德格尔的早期生存哲学提供了某种促使他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观念动力。另外，这种理论的重建工作也许会向我们提供一种有价值见识，亦即有关海德格尔整个早期哲学的内在弱点及局限性的见识。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在整个时间过程中的到达在场，就意味着存在具有一种历史。“存在史”（Seingeschichte）的理论后来在海德格尔30年代的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某种催化作用。海德格尔越是明显地依赖于这一自律的和自生的“存在史”概念——这个概念只是含蓄地体现在他1927年的那部重要著作中——《存在与时间》中阐述的实践生活的理论就越是陷入局部的消逝之中。为了和海德格尔哲学发展中的这种“转折”保持一致，“天命”就很少是本真此在决心的产物了，更多的是被存在本身已判定的神秘“命运”的结果；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一种存在的天命。

 

然而，假如存在可以说成有一种“历史”，它也许并不具有一种“政治”？这意味着并不存在一种存在的政治（Seinspolitik）吗？或者换一种问法：是否并不存在特别制约着存在之历史性“在场”的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形式？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哲学所表达的最悲哀的事情就是针对存在被遗忘现象，亦即存在的忘却。假如在进入历史过程时，忘却存在的过程是明显的历史和现世现象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由此而克服忘却存在的历史－形而上过程中，政治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具有任何似可信性的政治，能否被说成在存在真理的历史发现过程中起“助产士”作用呢？有关这些政治结构——这些结构被证明对存在的重新出现来说（即使不是对立的），是很难单独接受的——这类同样的问题，当然也可以用某种否定的方式提出。于是，人们也许会进一步追问这一政治哲学的特定形态结构，它是海德格尔所构想的本体论拯救规划所特有的。虽然海德格尔并未向我们提供一个成熟的政治理论，但他的存在史的观念却显然包含了这样一种理论前兆性的萌芽。

 

海德格尔具有哲学根据的信念是，只有日耳曼人此在的复兴才能把西方从持续的虚无主义没落中挽救出来（这是他直到1943年所写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一个信念）。有一点可以完全肯定：到了1945年，这种信条彻底失败了。海德格尔“西方－日耳曼历史此在”单一性（the singularity）的理论，其历史后果已被证明对这个世界，对德国以及对他个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对这些基本的哲学前提的重新评价看来受制于这些事件。但是，世界灾难对其哲学可能有的直接影响，是一种从整个实践哲学范畴中退却出来——因为后者看来不可避免地被历史过去的事件所玷污。因而，我们理当进一步追问：对这个世界范围空前的灾难负有责任的正是实践哲学本身吗？——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哲学是和类似于尼采的“权力意志”范畴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假如获得某种对这一灾难的真知灼见，必须指责的不是实践哲学范畴的历史上的特殊堕落吗？欣赏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正是通过这种堕落来大唱赞歌。更进一步，这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在其后期哲学中对实践理性的整个抛弃吗？这种立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1966年在《明镜》杂志上的访谈中所做的厚颜无耻的申明——“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说实话，这不过是一种放弃和听天由命的药方而已：是一个曾经伟大的思想家无能为力的哀叹。

 

海德格尔后期轻率地放弃了政治哲学反思的所有希望，但哲学家莱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对此并不关心，他提醒人们说：“海德格尔的研究并没有给政治哲学留有空间”；他继续说道，这也许是由于“思考的空间已被一些神或某些神占据了”所导致的。所以，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著作中，被存在所抛弃——同时意指被神所抛弃。他的“思”（Denken）占据着由某种双重抛弃（double forsakenness）所腾空出来的空间，这种双重抛弃正是现代时期的典型特征：这是一个介于“已逃逸之神的不再与到来之神的尚未”之间那非人大地上已无可救赎地终止了的时期。于是，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对我们来说，唯一有效的可能性就是通过思和诗化，我们为神的出现做好准备，或为在（我们的）沉沦中神的缺席做好准备，从缺席之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一种沉沦的状态。”在这方面，斯特劳斯关于海德格尔后期明显缺乏政治哲学反思的评述，看来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在海德格尔的后期研究中，传统上留给政治思考的空间或场所，却让位于某种沉思冥想，即关于一神或诸神之缺席而引起的我们不可救赎的世俗无能为力状况的思考；让位于神与人、天与地“四重性”（das Geviert）别出心裁的玄思。所以，假定说海德格尔提供了某种对人类状况普遍有所启发的诊断的话，那么，致力于对什么构成了人类事务领域中“最佳政体”这一问题的系统思考，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实际上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思想上的傲慢行径而已。我们被神抛弃已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再尊从人的思想或意志的自足力量的决定。所以，“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

 

然而，海德格尔囿于哲学而对政治理论不感兴趣，这相对说来是他较后期的一个发展：它揭橥了只是在德国1945年崩溃以后，随着其思想的“转变”而逐渐变得激进时海德格尔哲学的特征。然而，在海德格尔较早的（这对于从1933年到1936年的“中间阶段”也同样如此）论著和演讲中，就含有不少“存在史”的例证（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从存在的历史的某一立场来看），或者说，含有不少对政治现实所作的历史－形而上学基础上理解的例证；亦即一种理解政治生活的方法，这种政治生活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的政治”。

 

不过，有人也许会说，海德格尔“存在的政治”是以牺牲其本质为代价，来重新把握政治哲学反思维度。海德格尔式城邦（polisis）的主要目标在于使这个世界变得安全，当然这不是为了人的行动的兴盛，而是为了存在的兴盛。我们认为，存在和人的行动这两者的利益不但不可能一致，而且实际是彼此抵触的。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海德格尔情愿为了古老的伊利亚学派图腾祭坛——“存在”的图腾祭坛——而牺牲人类实践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所以，作为生活的自足领域的的人类行动，在面对本体论追寻的那种一切耗尽的本性时，其必要条件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正是由于海德格尔，基本的本体论工作和政治哲学特有的工作便混为一谈了。其结果是，政治理论的关注最终机械地服从于“存在的追问”（Seinsfrage）的关注。政治生活那不确定的可能性因此而在这种神圣的本体论追问的阴影中日渐衰微。在面对“存在的追问”及其无可置疑形而上学的“本原性”时，人类努力的一切其他方面都必然显得是附带的和次要的。

 

本书研究的焦点是隐含在马丁·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政治哲学，而不是他的哲学本身。因然，对他思想的这一特定方面的考察，离不开并受制于对他整个哲学研究的理解。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部分的或“局部的”研究结果，也许只能证明可以用一种非常合理而尝试性的方式转换为哲学本身的核心问题。但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有严重问题，进而认为把同样的判断也可用于他的整个哲学，这显然是草率的。

 

然而，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与他对人类存在、基本的本体论以及存在史等问题的系统反思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的政治判断和见解就来自于其哲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提及海德格尔诸多哲学著作时，我们所采用的解释策略——由于只限于把焦点对准政治理论方面，这种策略可以描述成对最合理辩法的追求——这可以使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敏锐地感悟到这位哲学家及其著述的某些更一般的弱点。

 

“海德格尔与政治”这个问题，已经并仍将可能继续成为20世纪思想史中最令人费解的难题之一。在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至少在欧陆传统上说是这样），和人类已知的最野蛮的政治体制之间所出现的，是一个恶魔交易的传说——或悲剧。因此，理解海德格尔的政治赌博的特性，就要求一种对悖论和矛盾的宽容。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可以作如下追问：这位西方思想传统所认可的继承人，让自己的哲学天才被这一传统所绝对否定的专制权力来支配，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3）

 

谢选骏指出：海德格尔误入纳粹，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投机性格所致。海德格尔以为纳粹胜利了，他想成为官方哲学家，势必需要投靠之。同时，海德格尔误入纳粹，也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肤浅哲学所致。海德格尔以为“存在是有时间性的”，所以他既然想像孔子的门徒那样成为时髦的圣人，就需要抓住当下。他并不知道：时间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时间只是“空间的变动”而已——这一点早在《易经》时代已经揭示。而从真正的哲学角度（而非投机钻营的角度）看，“出自于事物本身，而非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和“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区别仅仅在于，“事物本身”是多数人赋予的，“人所赋予的价值”是少数人赋予的——多数人赋予的，就是“出自于事物本身”，少数人赋予的，就是“人所赋予的”。所以，纳粹的人多势众，并不能证明他们握有真理。这一点真正的哲学精髓，不仅海德格尔不懂，现代中国哲学界也没有几个人懂。

 

一般的哲学史家，在研究哲学思想的时候，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去推导哲学家的概念发展，而没有从哲学家的生平遭遇去研究他的概念和思路是怎么发展的。结果不仅使得自己糊里糊涂，也使得读者和学生更加糊里糊涂。这种错误的途径是由于，多数哲学史家只是教授，还有一些是学者，但却甚少哲学家具有耐心来研究哲学史也就是别人的学说史。这样，由于二流的哲学思考者（教授和学者）无从了解一流的哲学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也就无法设身处地思考哲学问题了。设身处地思考哲学问题，也就不只是“从概念到概念、思路录的思路的演变”来推究哲学，而且要“从生平遭遇到概念和思路的演变”来推究哲学。

 

从这种意义来说，海德格尔晚年所说的“神”，并非基督教的神，而是虚无主义的神。

 

 

 

谢选骏：中国能够歼灭美国舰队吗/索罗斯不敢回答的问题

谢选骏：中国能够歼灭美国舰队吗/索罗斯不敢回答的问题

 

《日本经济家的困惑：中国人哪来这么多钱？》（2017-07-06 13:06:42文汇讲堂）说：

 

如果谁能说清楚中国人的收入，应该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不远了。

 

为什么人均只有8000多美元的中国人会觉得比自己收入多4倍以上的日本人还有钱？为什么人均工资只有5000元的一个国家，可以拥有这么高额的房地产？

 

这是一个日本人对于中国房子、工资的思考。

 

1、日本人的生活水平

 

日本人平时在家吃饭都非常简单，一碗饭、一点蔬菜、一条烤鱼、一碗酱汤、一点咸菜。日本人开的车一般都是排量很小的家庭用车，在日本绝对找不到带游泳池的私人住宅，即便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妇女通常也只是到高级酒店和朋友一起吃一顿套餐而已。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人其实最不擅长的奢侈。日本人算奢侈的一项活动可能就是每个日本人家里都会有浴缸，日本人喜欢每天泡澡。

 

家里泡澡还不够，日本人还喜欢去温泉泡澡，下到浴池，日本人嘴里还会情不自禁地嘟囔一句：我真奢侈。

 

相比较起来中国人的生活比日本人奢侈多了。他印象最深刻的是，BBC的一部纪录片报道中国下岗工人的伙食，日本人看了之后震惊了，因为这个下岗工人一家三口的晚饭竟然是四菜一汤，英国人看到这一幕也晕了，他们纷纷感叹：中国人真奢侈！

 

除了吃，中国人在日常花销方面一也比日本人奢侈，同样的一件中高端衣服，中国的价格要比美国和日本的贵很多。同样的一款日本厂家汽车，中国的售价要比日本的售价高很多。

 

再来看旅游方面，2016年中国到国外来旅游的一共1亿4000万人次。他不禁想问，为什么中国有钱人这么多？

 

可是事实上呢，2016年日本人均GDP大约是38000美元，而同年中国的人均GDP约8200美元，两者相差了4倍多！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处处都显示出比日本人还有钱？

 

事实上，日本不仅人均收入高，现在日本人均的金融资产大约有10万美元（其实日本人根本不缺钱），而且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还十分完善，一个人从生到死如果什么都不做，政府的保障制度也可以解决他的基本温饱问题。

 

中国有1.09亿的中产人口，如果再算上207万（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的百万富豪人口，总共1.1亿左右的人口为什么能够成为代表中国消费力的主力人群？其他沉默的12.9亿人口他们的真实购买力又如何？

 

2、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办

 

按照现在的汇率，中国的人均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中国的房价是多少呢？按照房地产经济学的一个经验法则，房价的合理区间是工薪族年薪的6倍左右。如果超过6倍，买房的按揭贷款就很难还清了。

 

按照这个经验法则来推算，中国城市的房地产的均价应该在40万人民币左右。但事实上，据他了解，40万在中国连首付都不够。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的年轻人承担了多重的买房压力！中国中老年人在买房时，一些房子是单位分的，一些是在早年买的，那时候房价便宜地跟白菜一样也没人买。但这些房子放到现在来看都是大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的豪宅了。

 

所以高房价真正困扰的不是中老年人，而是代表中国未来的年轻人，特别在大城市工作的外地年轻人，因为本地人他们有老一辈的房产可以继承，而外地人才是高房价的真正受害者！

 

拿着每月五六千元的收入，要买下高于月收入1000倍的房产，中国的年轻人苦不堪言。曾经日本学者问过一个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如果不买房子，你还会结婚恋爱吗?

 

年轻人反问：没有房子，还能有爱情吗？

 

换句话来说，没有房子，等于没有爱情，更不要说结婚、生子了。

 

这是没房年轻人的真实写照，那有房者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据日本学者的了解，很多人买了房子之后如果是自住，根本不能变现，等于抱着一堆资产还是不能花，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好到哪里。

 

每个月还完房贷车贷，其实留下来可以乱花的钱非常少。所以他认为中国人的有钱，但有的都是账面资产，实际可支配的现金其实非常少。

 

但尽管了解到这一点，他还是搞不懂为什么有钱的中国人这么多，几乎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人在买买买。

 

现在的中国很像1900年的美国，而不是1970年代的日本！

 

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在西方求学、教学40余年的亲身体验，在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做了《中国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的演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中国模式的视角和思维，以下为演讲全文。

 

1、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1962年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后期分到成昆铁路的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我在1980年代去美国留学做经济学研究，师从诺奖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我们发现了经济混沌现象，发现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种文明在竞争，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收敛。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请我去演讲，越来越多的感兴趣的不是我们做的复杂科学，而是让我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崛起。

 

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在巴西，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9年，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之后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吗？》。我讲完后，巴西前任财政部长力邀我去首都的巴西总统战略规划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的办公室不像是个政府部门，而像总参的作战部：左边大屏幕上是中国地图，标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几横几纵，右边大屏幕上是巴西地图，也是几横几纵，一看就是向中国学习的。

 

规划部的专家问了我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从未问过我的问题：巴西每提出一个发展规划，还没开始实施，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说，凭物理学家的直觉，不是金融经济学家的教条，为什么中国金融政策比日本还要独立，中国发展政策比俄国、德国还要独立？因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独立的国防。所以中国才会有独立的发展政策。如果没有独立的科技体系，那就只会发展东亚模式的依赖经济。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回答。

 

2、我给大家讲三个例子

 

中国和西方其他大国竞争到底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我给大家讲三个例子。

 

我曾在在美国第二大州的德克萨斯州住过，比四川面积还要大。因为只有货运而没有客运铁路，他们当时提出要建一条轻轨来连接几个主要的城市。公民民主投票投了多少年？投了20年，到现在还在纸上。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冲突太多。修条轻轨谁不高兴？航空公司不高兴，因为人都跑到轻轨去了，它的利润受损；旅馆业也不高兴，你坐了轻轨当天就到家了，我的旅馆收入就要下降；沿线居民也不高兴啊，噪声增加，我的房地产贬值；稍微远一点的居民高兴，地价增值，但再远一点的居民不高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凭什么我要交税呀？所以在西方要修铁路高铁，选线、设站都成了问题。

 

只有在中国，金融危机时投了四万亿，一下子变成高铁长度全世界第一。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要学中国造高铁，但他们的制度成了制约。印度要征地，私有制又征不下来；美国和德国要选线，就会利益不均。所以中国第一条优势：社会主义大协作。这种协作模式超过西方制度下的分工加市场交易。

 

第二个故事是《纽约时报》调查得出的。《纽约时报》总想不明白，美国科技先进，怎么中国发展老比美国快呢？后来调查出来一个秘密。

 

乔布斯把新研发的苹果手机和钥匙放在同一口袋里，钥匙把手机的塑料面划痕了。下月就要上市了，乔布斯就想一周内要换成玻璃的外壳。开会的副总裁立马就急了，还没散会就坐飞机到深圳去了。为什么？在美国你单单聚集工人要多少时间？9个月。然后美国的工人周末要度假，要看球赛。而中国的工人，高管电话一打，24小时内就来上班了。需要配件、螺丝、电阻，都在隔壁和对面，深圳是产业集聚的、世界最强的加工阵地。

 

苹果手机50%以上的利润都被苹果公司的股东赚走了，中国的工人拿的血汗钱只有5%都不到。

 

但以今天特朗普的逻辑，是中国赢了还是美国赢了？是中国赢了，因为中国赢得了就业、赢得了发展。美国被苹果解雇的那些高技术的工人失业了，回来只能测试被退回的苹果机。工资下了一大截。所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原来想的是美国一定赢，结果发现中国才是大赢家啊，美国是输家。

 

第三个故事，中国研发不如美国，经济发展为何有那么大动力？一年春节，我餐宴上遇见了微软的高管，他告诉我一个从未在经济学文献中看到过的数字。他说美国现在保持着研发优势，产品研发出来，从投资到设厂到美国经过议会修改法律标准，到营销，把钱赚回来这个周期要多长？我说起码要十年以上。他说确实，欧洲比十年还要长。但中国平均23个月。你说美国怎么和中国竞争？

 

日本非常有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他写的《United States of 中华》，即《中华联邦》很畅销，中华联邦是指把东北亚东南亚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加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大家庭。当时西方大谈中国经济要崩溃，他却看好中国经济。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学习能力太快了。

 

他说1970年代日本人很自信，说，What American can do，we can do it。认为美国人能做什么日本人就能做什么。现在，日本人说，What Chinese can do，how can we do it？中国人做的事情，我们日本人怎么做得到呢？

 

大前研一讲这话是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去做金融危机演讲。第二天，索罗斯请我在他的量子基金总部吃饭。他问我：西方文明的衰落看来已成大局，将来要看中国能否引领世界了？然后他感叹了一句，和大前研一的观点相同，“中国人学得快啊！”。

 

我反问“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学得快呢？”索罗斯平时是反应很快的人，但他那次没有回答。我说是因为中国人可以全方位的学习，科学技术可以学苏联、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所以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我认为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3、分区实验、分工交易基础上的社会大协作

 

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更早认识到的。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多数还是认为中国就是有中国问题，以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照搬西方模式来解决。其实是不对的。世界发展不均衡，各国国情不一样，所以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有两千年的统一历史，统一的语言，而且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所以在国际竞争里面就比西方讲“三权分立”的制度优越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是解决了一个分工加交易还要加社会大协作的创新的办法。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西方人最好奇了。我说中国人的道理来自于老子和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做混沌理论，有三，就有多样性了。而西方老讲一，为什么？因为一神教，归于一，所以趋同的思维，一刀切。拉美、东亚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国情非常不同，他不管，来个休克疗法，一刀切，私有化、自由化。中国就不一样。

 

所以中国的一条经验就是中国的双轨制，同时兼顾了社会稳定和创新。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也不像拉美国家或者东欧国家片面地对西方开放，但西方并没有对他们开放。

 

中国叫选择性开放。深圳特区当时争议很大，其他地方就看着。所以中国有很多改革，包括包产到户、深圳特区、经济特区、国企改革，都是各个地区分散试验，不是像俄国那样，闭门造车，制定个百年计划，计划还没有造好国家就先垮了。中国是事后的追认，安徽的农村做得好，其它省份就自动地仿效，然后中央总结，最后再立法总结经验。所以中国走的这条发展道路是远远高于西方的一刀切的发展道路。

 

所以我讲，中国改革的成果不但是中国出口导向的成功，外汇储备增加，而且技术升级，这些都是原来东亚日本走过的道路，中国真正成功在于找到了一条超越亚当·斯密分工加市场的社会协调的道路，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决策的模式就是分区实验，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4、中国就像1900年的美国

 

中国道路的崛起，突破了西方模式。中国今天的历史地位不是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讲，中国是1970年代的日本，经济速度一定要放慢，我认为中国就像1900年的美国，下一步高速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更重要的是占领科学、金融、军事的制高点。

 

此话怎讲？因为1900年的美国，和中国现在一样，工业产量世界第一，但没有占科学的制高点，当时在德国手里；也没占领经济和军事的制高点，当时在英国。严格来说到1960年代，美国登月成功以后才全面掌握了科学金融和制造业等全面的制高点。以美为鉴，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真正地占领科学的制高点。

 

因为亚当·斯密讲过，分工受市场限制，市场不是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谁掌握了科学教育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军事和工业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金融的定价权。我们要不把这个定价权拿下了，中国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是不可能的。

 

那中国有无可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占领科技金融军事的制高点？我认为很有可能。美国不卖给中国雷达预警飞机，中国就造出来了；不卖给中国航空母舰，中国就造出来了，所以中国的科技上升得很快，但是有一点，中国的科技现在还在追赶美国。

 

美国的科技为什么可以占领制高点？不是因为美国的教育系统比中国优越，而是因为美国可以搜罗全世界的科技人才。美国在二战之前科技远不如欧洲，二战以后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被美国吸收了。为什么美国能吸收？美国立国时，所有州立大学受惠于“土地赠与大学”制度，大都设在乡村和小城市。不仅地价要远比欧洲、亚洲的便宜，科学家大批地在小城市里专心做学问，不想升官不想发财，才能有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出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在哪？剑桥，旁边就是奶牛。我去看看牛顿的苹果树，奶牛在那哞哞叫。当年德国出了那么多科学家在哪？哥廷根大学，那个小城大概只有几十万人口，在中国相当于一个小的县。

 

你给我10年、20年时间，中国一定是全面占领世界制高点，我有这个信心。

 

用三句话做总结。

 

第一句，由分到合，从分析科学走向复杂科学，中国整体思维有优势。西方分析科学从希腊到意大利，一直到20世纪到终点了。现在世界走向复杂科学，也就是中国人讲的整体论的时代，要“合”。在“合”的方面，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有优势。

 

第二句，世界发展的规律，时间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空间角度看，农村包围城市，边缘挑战核心。所以中国现在是边缘崛起挑战核心。

 

第三句，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产业技术的新陈代谢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所以中国将会引领未来的世界发展。

 

 

谢选骏指出：什么是东欧来的冒险家索罗斯都不敢回答的问题？“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学得快呢？”其实索罗斯这位同样具有亚洲血统的匈牙利人不是不懂，而是不好意思说——那就是“盗版技术+血汗工厂”。至于说到“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所以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我认为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更是正好把说话给反了。至于说到老子的诡辩论是中国发展的秘密，那也不是真的。仅有诡辩而没有军事管制是不行的，1989年差点翻船就是一个例子。所以陈平也知道的，忽悠大众的诡辩，定要配上武器的批判，否则他说的就只是扯淡了。而“中国将会引领未来的世界发展”之前提，就是一定要歼灭美国的航母舰队，就像英国歼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那样。这一点，中国做得到吗？

谢选骏：全球战国进入晚期

谢选骏：全球战国进入晚期

 

《中美俄联手！俄罗斯外长一语惊四座》说：

 

世界格局总是瞬息万变，从小国到大国，由弱国到强国，各种关系错综复杂，要么合纵连横要么互相对抗，很少出现强强联合的事情。据2017年7月1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公开场合称，考虑到中美俄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三国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超级联盟，面对全球挑战。他同时指出，“无论是美国和中国联手对抗俄罗斯还是俄罗斯和中国联合抗衡美国，这些都是不可行的。”

 

无独有偶，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并非拉夫罗夫首创，在此之前就有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也提出过这种地缘政治理论，他认为中美俄三国强强联手，完全可以像二战后的英美苏三国缔结雅尔塔体系一样共同管理全世界，所以中美俄三强联手，建立世界新秩序，将是人类和平的密码。他同时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重心，美国一定要把欧亚大陆弄的支离破碎，才能更有效的维护一超独霸的局面。一旦欧亚大陆出现任何形式的一体化整合组织，那么美国就完了。根据此理论中提到的美苏雅尔塔体协约体系，而在真实表现当中却让人大跌眼镜，因为之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有力的证明了世界和平与稳定岂是一个协约规定就能约束做到的！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国际关系的海市蜃楼，是个阴谋套路根本不可能实现，恰恰相反，此理论的核心目的是离间阻止中俄同盟，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体化的整合组织抗衡美国。

 

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新总统以来，有网友就调侃“今天下三分，欧洲疲敝”，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能说明当前中美俄三国出现了新的变化。在现实当中，俄罗斯顶住了来自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挤压，非但没有如美国所愿出现分裂迹象而且还和中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噩梦。而实际上美国对于中俄之间的关系就像合纵连横，美国有事的时候就会拉着中国进攻俄罗斯，没事的时候就拉着俄罗斯合围中国。

 

那么俄罗斯会和美国联手对抗中国吗？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西方早已不是美苏冷战时期的强盛，相反它的政治价值观正在逐渐褪色衰落，对俄罗斯的吸引力明显在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层面上的认知，俄罗斯从西方主义到东方主义产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点很重要，对俄罗斯未来的地缘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从军事和经济层面来看，以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它还不具备和中国为敌的动机和实力。因其经济发展十分疲软，它要借助中国的经济发展完成本国经济转型，如果得罪一个实力强劲的邻居，对于俄罗斯来说将是一场非常可怕的噩梦。所以俄罗斯只能和中国维持朋友同盟关系，这样既利于经济发展又利于国土安全。从实力上看，目前美国已经在走向战略退却，俄罗斯也是一样，它早已丧失了扩张的野心。它只是尽量保护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不要遭到外界的致命攻击，免得被敌人肢解，再度陷入二次分裂。

 

普京说过，俄罗斯要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谁才是俄罗斯的朋友？尊重并承认俄罗斯既有领土和地缘利益的，都是俄罗斯的朋友。谁才是俄罗斯的敌人？谁想再次分裂俄罗斯，谁就是俄罗斯的敌人。而美国总是离间俄罗斯，拉着俄罗斯和中国为敌，这无异于在给自己制造新的敌人。

 

目前站在世界舞台上博弈的大国主要集中在中、美、俄三强之间，已形成一超二强的局面。以战国格局来论的话，美国堪比齐国和魏国，国富民强，人才济济，实力强劲，但霸权已逐渐流失。俄罗斯好比楚国，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经济不如中原强盛但战争潜力很大，只不过不被西方世界认可。而中国类似秦国，韬光养晦，不显山露水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在这个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等待和驰骋。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迎来了百年难遇的复兴机会，即将开始纵横驰骋。

 

谢选骏指出：布热津斯基是波兰难民，基辛格是德国难民，这些到了美国活着可以，一旦做了高官，就是国家灾难。基辛格不用说了，这厮把快要憋死的毛泽东从笼子里放了出来，纵虎（其实只是病猫）归山，登上了联合国讲坛，从联合国的敌人，变成了常任理事国——从此之后，病猫也要抓老鼠，美国还会有安生日子吗？这样的基辛格，是毛泽东的大救星，却是美国的盗国贼。

 

至于布热津斯基，还有奇谈“奶头乐”理论（tittytainment，英语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的拼合词）：要使全球80％被“边缘化”的人（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安分守己，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指发达国家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就需要采取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解除被“边缘化”的人的精力与不满情绪。在我看来，他这个理论是用来欺骗美国政府的，而且相当成功——让美国大力援助80％被“边缘化”的人，这里面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中国嗷嗷待哺的八亿饥民，结果呢？被边缘化的不是这个80%，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20%！

 

布热津斯基曾说：“公众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为他们进行思考，并作出判断。”结果呢？这不仅造成了“后真相”和“假新闻”，还使得全球提前进入了“战国晚期”。

 

什么是战国晚期？

 

战国晚期的中国，分裂为或说整合为“两大阵营”，合纵与连横，但是这两个阵营其实都是围绕着秦国打转的：合纵连横简称纵横，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连横为战国时代以张仪为首的纵横家向秦国所提出的一种外交策略，与当时公孙衍向六国（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所提出的合纵相对。《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连横指秦国一强联合一些国家进攻别的国家。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指六国联合抗秦。

 

战国时代，秦国位于西方，六国位于其东“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秦国位于西方，六国位于其东。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

 

现在的美国，类似秦国之于战国后期成为最大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公开宣称，考虑到中美俄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三国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超级联盟，面对全球挑战，他同时指出，“无论是美国和中国联手对抗俄罗斯还是俄罗斯和中国联合抗衡美国，这些都是不可行的。”——他这是把俄国放在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主角位置上，而中国呢？只是美俄的配角而已。显然，他只是忘记了俄国算是老几。他以为俄国还是苏联那样的老二，其实不是了。

 

不论现在世界的老二是谁，老大反正是美国莫属。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上述两套假设组合都没有排除美国，既然如此，本质上都是连横，而没有合纵抗秦的意味。但即使如此，以美国为主轴的格局还是清晰可见的。

 

有人说，在目前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德国和中国将成为主角，果真如此，再配上俄国，那么全球范围合纵抗美的格局就有点眉目了。

 

如此一来，全球战国就真的进入晚期了，全球统一的日子就遥遥在望了。

 

 

 

谢选骏：年轻而鲁莽的小国时代

谢选骏：年轻而鲁莽的小国时代

 

 

《习近平首谈金正恩：年轻而又鲁莽》（2017-07-06 11:14:46纽约时报）说：

 

作为一名行事通常周密果敢的强人领袖，习近平一直不愿把矛头对准中国表面上的盟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习近平与西方领导人私下交流时会流露出对金的轻视，说他年轻而又莽撞。

 

美国《纽约时报》7月6日报道，朝鲜于7月4日首次测试洲际弹道导弹，已经让人产生疑问，中国对其盟友设下的红线在哪里，以及此次测试是否会迫使习近平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果决地对朝鲜采取行动。

 

答案？即便有所行动，可能也只是聊胜于无。

 

习近平不赞同朝鲜发展核计划，然而他更担心的是金正恩政权垮台，美韩联军开赴中朝边境线，大批难民从朝鲜涌入中国。此外，中国军事和战略问题专家称，虽然朝鲜的导弹项目取得了进展，但习近平仍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军事专家对此次发射的评估更为保守，他们说还不能确信朝鲜发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

 

中国一直认为朝鲜核能力对自己的威胁小于对美国的威胁，但它的确忧心于美国的反制措施，比如美国最近在韩国境内部署的一个用以应对朝鲜威胁的导弹防御系统。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不久前下令暂停部署该系统，在朝鲜试射导弹后尚无迹象表明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朝鲜的行为或许会让中国越来越恼火，但金正恩的那些武器所针对的从来都不是中国。美国才是朝鲜公开宣称的敌人及其核武库的终极目标。

 

“对中国来说，第六次核试验会带来比洲际弹道导弹测试更严峻的威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政治学研究员张峰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大于对中国的威胁，但朝鲜的核武器及其在中朝边境线附近进行的核武测试，对中国的战略和环境构成威胁。”

 

吴日强说，“此次导弹试射给中国带来的压迫感不像一次核试验那么大。”

 

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成晓河说，不论朝鲜如何行事，习近平都非常难以正式或非正式地宣布对平壤设红线。

 

“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中国的红线——就连美国都有没清楚明了地划下这条线，”成晓河说。如果中国真的划下这样一条红线，他说，“中国或美国必定要自动采取报复行动，”比如北京会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

 

“习近平作为一个战略家，面临着一个痛苦的选择：出完可以用来对付金正恩的牌，却没信心它一定能见效，”前述分析人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说。“这个战略家能做什么？某种犹豫是不可避免的。”

 

时殷弘说，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坚定果决”的金正恩，他还面对着一个不容易相处的美国总统。“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看法不可能长期保持一致，即便能如此，要想长期遏制金正恩也是极为困难的，”他说。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代》又在谈论他所不懂的亚洲问题了。什么“年轻而又鲁莽的金正恩”？完全是胡说八道。朝鲜的导弹核爆炸，不是金正恩的问题，而是小国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在10年前就说过了，那时候，“年轻而又鲁莽金正恩”还要再过五年才上台执政。金正恩和习近平，是同一年执政的，2012年。这不是一个巧合的年轻而又鲁莽。

 

年轻而又鲁莽小国时代——不用这个理论，就无法解释“伊斯兰国”的崛起。

 

“伊斯兰国”的崛起，显然是一个比较被朝鲜导弹核武器和中国的反腐运动更为“年轻而又鲁莽”的事件——至少从老一辈看来就是如此。

 

凡此种种，不从“小国时代”的理论高度，高屋建瓴地俯视，就会得出错的离谱的结论，认识上的荒唐走板，导致实践上的步步失措，带来了结果上的无可奈何。——这就是“大国俱乐部”面对“小国时代”的窘境。只有全球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全球乱局将一发而不可收拾也。

谢选骏：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与铁血主义的纳粹

谢选骏：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与铁血主义的纳粹

 

（1）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说：

 

3.海德格尔以“存在本体论”来回答“存在”问题：要破解“存在”的意义，必须从一种特殊的存在者着手。这种存在者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为成为什么东西而存在。作为“存在”问题的发问者，“人”便具有这样的特性。海德格尔因此赋予“人”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亲在(Dasein)”，意思就是说：人必须不断地亲临“存在”。

4.“亲在”：“在世界的存在”或“存在于世”。人的偶然性，其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给予的”，他必须以此为前提，进入自己的实存之中。也因此，人的基本特性不在于“我思”，而是在于他不仅“存在”，而且能够思索并理解“存在”的意义。这点决定了“亲在”在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因为“存在”并不是既定的实体，无法从实体的属性来理解；唯有透过“亲在”的询问，“存在”的意义才能展现出来。因此海德格尔颠倒笛卡尔的命题：“我在，故我思”。

5.“亲在”探究“存在”必须透过语言。海德格尔将语言区分为本真的“言说”(Rede)，和一般的“谈话”或“闲谈”。他认为：“存在于世”就是存在于言说之中。闲谈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唯一功能是“传递语词”——它会妨碍“亲在”的探索，并将“存在”的显现封闭住。本真的言说则不然，它以自觉和领悟为基础。所谓“言说”，就是将“存在于世”而已经获得证明的东西，用语言的形式，“有意义地”连结起来。

 

谢选骏指出：海德格尔颠倒笛卡尔的命题为“我在，故我思”，是极其肤浅的，这说明海德格尔既不知道什么是“在”，也不知道什么是“思”。至于他认为“存在是有时间性的”，更说明他的思想退化已经达到了中学生的水平。因为正如谢选骏说过的，时间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时间只是“空间的变动”而已——这一点早在《易经》时代已经揭示。而从虚无主义的角度看，“出自于事物本身，而非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和“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区别仅仅在于，“事物本身”是多数人赋予的，“人所赋予的价值”是少数人赋予的——多数人赋予的，就是“出自于事物本身”，少数人赋予的，就是“人所赋予的”。

 

（2）

 

《海德格尔与纳粹》（［美］理查德·沃林）说：

 

过去几年中，有关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论争异常激烈。在这些论争中，许多重要的事实逐渐显露山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赞成或反对”的党派指控的纷争之中，以上争论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大都避而不谈。

 

比如，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忠诚，是否和他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其他著作中精心阐述的“生存哲学”有某种本质联系？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 联系的特性是什么？从其介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失败中，海德格尔最终得出了——如果有的话——什么历史－哲学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结论在海德格尔 对其1936年以后的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的重新评价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奥托·波格勒发现，“海德格尔坠入某种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之中，这决非偶然，正是通过其思想明确的导向而体现出来的”。这一发现有力地提示，我们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与其政治介入之间不可分割关系可能性的最初疑问，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不过，在结论部分中，波格勒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宽泛甚至有点儿令人震惊的说法：海德格尔从未真的通过这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而博得名声；波格勒在这一上下文中使人倍感兴趣而又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海德格尔30年代早期的纳粹经历持续不断地对其思想产生某种显著的影响。以下事实似乎可以作为波格勒看法的辅助性佐证，即在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中，他决不提及其早年曾拒绝公开效忠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要想判定有关海德格尔论争的“哲学上的要害”更为重要，而新近披露的海德格尔传记资料却“不重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这方面，新近面世的由维克多·法里阿斯（Victor Farias）和雨果·奥特（Hugo Ott）写的两本书（尽管以及因为不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这一贡献基本上是两人孜孜不倦地翻检挡案资料的结果，它进一步激发了人们重新评价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遗产。他们的发现公诸于世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被海德格尔的门徒所淡化（遵循这位大师的掩饰策略）或否认的有关他政治介入许多事实，已经能够无可辩驳地加以确证。总而言之，这要归功于法里阿斯和奥特同时收集到的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在相当程度上海德格尔献身于纳粹运动，这已是有公开记录的事实。

 

实际上，正像现在许多人意识到的那样，是证据问题并没有呈现出引起警醒的足够理由。当现代德国大学体系的全体一致（the Gleichschaltung，纳粹消灭政治反对派的委婉用语）实现时，这个体系的起源一直可以骄傲地追溯到哲学家维廉·冯·洪堡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的职责几乎就是“比国王更加忠诚于保皇党”）——这里的roi（国王）就是希特勒。或者，就像我们在1933年5月20日海德格尔给希特勒的一份私人电报中所读到的那样：“我诚挚地要求您推迟计划好的德国大学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直到该联盟的领导人实现了非常必要的全体一致。”在同年8月，海德格尔个人帮助重新起草了在州一级水平上与“领袖原则”的要求相一致弗莱堡大学分会草案。尔后，以前由大学理事会选举的校长，如今则作为大学的Fuhrer（领导人）而闻名遐迩，直接由州文化部长委任——这样一来，弗莱堡大学具有长久历史的自治传统也就寿终正寝了。许多院长也同样被称为他们令人尊敬的学科领导人，并由新的“校长－领导人”委任。

 

海德格尔也是这种新体制政策的狂热鼓吹者。他在海德堡大学的一篇演讲中明确表示，现在的大学教授这代人是不能胜任的；所以，有必要在10年时间里以新一代人来取而代之，只有新一代人才能适应“民族觉醒”的各种要求和挑战。这种右翼－激进姿态正是决定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14年友谊命运的标志，当时雅斯贝尔斯正坐在观众席中聆听海德格尔的演讲。或者，像他在另一篇演讲中所声称的，弗莱堡大学应该“融入民族共同体），与国家结为一体”。在1933年10月上旬，海德格尔在三个不同场合，为希特勒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决问题，作了热情洋溢的公开呼吁。在这些演讲中，他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并没有在听众的想象中留下多少东西。他是这样开始演讲的：“国家社会主义变革正在导致我们德国人此在的根本改变。”在全民公决中投下“赞同”的一票，这足以表明海德格尔“本真性”的决心。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校长－领导人”，海德格尔政治上“受责难”的不幸情况，已被法里阿斯和奥特用材料所证实。海德格尔在坚持新帝国的目标时，从不掩饰他的以下信念，即在做出有关任命和提升的决定中，“政治”标准是压倒一切的。诚如他在某个场合所说的：“就以后的人事任命而言，那些假定具有科学上和人格上的合适性的候选人，要强调的首要问题，乃是能够证明他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目标最重要的保证。”或者，就像1933年10月发给弗莱堡大学各院长的一份备忘录中，海德格尔以一种不加掩饰的直率阐述了他在纳粹体制下的“教育哲学”：“从我接受校长职位第一天以来，（我履行校长一职的）明确原则和本真的（但愿逐渐可以实现）目标，始终是在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度的力量和要求基础上，实现学术教育的根本转变。……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民族命运才是压倒一切。”

 

有关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曾经被认为是这位哲学家的某种偏好，不是什么问题——最近又旧话重提（这是一个在奥特的整个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这样的责难最初出现在托妮·卡西尔（Toni Cassirer）1950年出版的一本传记《和恩斯特·卡西尔一起生活的日子》，在这本书中，作者写到她曾听说早在1929年海德格尔就有“某种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另外，长久以来一直有传闻说，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期间，禁止他以前的老师胡塞尔使用大学图书馆，原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海德格尔曾在1966年《明镜》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把这些指责当作无稽之谈而予以否定。海德格尔的支持者指出，到1933年，这位哲学家仍在指导许多犹太裔学生，其中包括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卡尔·勒维特（Karl Lowith），赫伯特·马尔库塞。在《明镜》的那篇访谈中，海德格尔强调了他在希特勒统治早期对陷入困境的犹太裔教授的支持。

 

然而，新近披露的资料有力地驳斥了这位哲学家证明自我清白的努力。我们现在知道，海德格尔在1933年7月为两名被解职的犹太裔教授说情，一位是古典学教授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另一位是化学教授格奥尔格·冯·海维泽（Georg von Havesy，他于1945年荣获诺贝尔奖）。这一说情有一个明确的实用主义目的：海德格尔关心的只是基于种族的原因而立即将这两名国际知名学者解雇，这对德国的外交政策利益会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在1933年7月12日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向教育部长保证，他完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在公共服务职业中清除犹太人的条例——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清洗”（the Sauberung）行动。

 

尽管海德格尔的支持者总是把托妮·卡西尔关于德格尔反犹太主义说法，视为不实之辞，但托妮·卡西尔的说法的一个有力确证最近被披露，这是1929年海德格尔为其学生爱德华·鲍姆加腾（Eduard Baumgarten）写的一封推荐信。在这封推荐信中，海德格尔力图以下述评语来明确支持鲍姆加腾的申求：“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再次为我们的德意志精神生活提供真正的、本土人力资源和教育者，要么明确地任凭它……越来越犹太化。”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托妮的证言和海德格尔为鲍姆加腾写的推荐信提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20年代后期的政治态度，受制于一整套明显的传统文化偏见；有越来越多可以确证的证据表明，他在1933年投入纳粹运动看来决非偶然的怀抱决非偶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另一个关于海德格尔反犹太主义行为有据可查的重要证据，也和鲍姆加腾有关。当时，鲍姆加腾又成了海德格尔这种糟糕观念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所以在1933年12月两人思想出现冲突之后，海德格尔曾写了一封多事的信给哥廷根大学的国家社会主义教授组织的头头，试图阻止这所大学对鲍姆加腾的任命。海德格尔提出，鲍姆加腾来自海德堡大学的那种“自由－民主的”环境，并曾在美国作过短期停留，已变得非常“美国化”了，另外，也是由于他和“犹太人（爱德华）弗兰克尔有联系”，就此而言，他没资格获得那个职位。

 

最近有证据表明，当海德格尔1933年5月即将获得校长任职时，他与其所有犹太裔研究生的关系很快变得冷酷了。依据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前的学生马克斯·米勒（Max Muller）的说法，“从海德格尔当了校长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允许那些已经开始论文写作的学生在他指导下接受学位。”按照海德格尔另一个30年代早期的学生莱奥波迪内·魏兹曼（Leopoldine Weizmann）的证词，当听到海德格尔以下说法时，他那些很想成为博士候选人的希望顿时破灭了。海德格尔说道：“弗劳·明兹，你知道，由于你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管你的提升问题。”

 

尽管海德格尔反犹太行为是完全可以证明的事，但得出以下结论显然是轻率的，即“种族主义的思想”在海德格尔的“世界观”中占有核心地位——更不用说在他的哲学中显得多么重要了。事实上，正像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很可能是某种“习惯的文化上的变种”。然而，如果否认以下看法显然也是一种误导，这种看法认为，所谓传统的“文化反犹太主义”，实际上构成了自19世纪后期以来德国社会发展出来的种族－生物学的反犹太主义必要的历史前提条件；因为这种反犹太主义的有害倾向，已证明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信条的直接先驱。就我们对海德格尔政治上的成熟的理解而言，反犹太主义情绪的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展露，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他思想的世界观远比人们最初所认为的更加深刻地受到激烈而明显的法西斯式“现代性批判”的影响——亦即对“西方”价值、启蒙运动和“世界主义”等方面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正是德国思想界的士绅（intellectual mandarinate）和偏狭的民族性所共有的。更进一步，这就提出了一个从当下研究立场出发来看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这种反现代的世界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海德格尔哲学观本身那种假定的纯粹性？

 

1945年，弗莱堡大学的“清除纳粹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说服力的判决前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既是有关海德格尔任校长时期活动的，也是关于他的行为动机的。对海德格尔最严厉的指责是这样描述的：

 

在1933年激烈的动乱之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生活在一个完全非政治化的精神世界中；然而，他与那时的青年运动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也是通过他的儿子），并和某些德国青年的发言人保持某种亲密关系，如恩斯特·荣格尔，他曾宣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终结，新的德国社会主义正到来。他希望从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出现一个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的德意志生活的精神复兴。像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在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他希望各种对抗的社会力量能够协调，并使西方文化价值得以保存。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攫取权力以前的议会制政治形式，海德格尔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相信，希特勒的历史使命正是实现他自己（海德格尔）所想象的某种精神变革……

 

（在校长就职演说中）他曾经把“劳动力服务”、“军事服务”说成是和“知识服务”一样具有同样的合理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为纳粹宣传提供了某种手段，借此可以利用他的演讲来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当他想象着德国大学体系的某种精神深化和重建时……国社党利用了以下事实，在那些作为很受欢迎宣传工具的公开演讲中，一位著名学者已加入该党行列，并欢庆了它的胜利。他力图在青年学生中确保一批可靠的追随者，并使自己处于一种煽动学生来反对所谓的“反动”教授的有利位置上，就此而言，他所做的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他希望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改革计划，也希望在国社党内获得某种显赫地位。这就有可能使他维持自己的职业，并有可能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影响国社党的内部发展。很自然，这些希望旋即就破灭了，因为学生是傲慢无礼的，大多数教授也被他那种往往不策略，甚至在他们眼中显得厚颜无耻的命令所激怒，因而很快站到了对立面去了。国社党也疏远了海德格尔，并逐渐认识到在大学政治领域，海德格尔的目标是和他们的设想内在地对立着。海德格尔也曾热情地参与和那种“新领导原则”相一致的该大学体制的改革，并把希特勒主义的某些外在形式（比如，所谓“德国式的致敬”［嗨！希特勒！］）引入学术生活，解除或揭发具有反纳粹倾向的人，甚至借助报纸来直接参与国社党的选举宣传。但这些并不能改变这一疏远疏远。……尽管后来有这种疏远，对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在其关键的1933年中，有意识地以自己的学术声望和独特的话语风格来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因而为这一革命在有教养德国人眼中的合法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听证会，弗莱堡大学“清除纳粹化委员会”做出了一个严厉的裁决：海德格尔（在诉讼过程中他已神经崩溃，并接受了医院的治疗），被剥夺了在大学教授课程的权利，并剥夺了他的名誉教授头衔，但他仍被允许参加大学的其他活动。从根本上说，他的大学生涯实际上被中止了，尽管这个判决在1951年被废止，因为那时德国的政治气候已经稳定了。

 

我们有关海德格尔“案件”确凿认识的这些重要进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些有关他所有哲学著作的整一性的新问题。波格勒以这样的口吻暗示，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彻底地审视海德格尔哲学观的各种前提，他政治承诺的思想基础才能第一次真正搞清楚。假如隐藏在海德格尔政治介入后面的动机实际上有其哲学根据的话，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他的哲学成就进行抨击呢？固然，提出这类问题的尝试显然和更为固执的海德格尔的捍卫者相抵牾。他们的反应从对这类坏消息传递者的愤怒痛斥——比如对法里阿斯——到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矢口否认哲学会在影响实践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就像以前的情况一样，当提出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问题时，否认这一问题偏爱的策略之一，就是宣称海德格尔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难免有错，并总是有限的），和他的哲学著作之间总是有所区别的。后者是“真理”的作品，它本身就是“永恒的”。但是，对海德格尔过去所做的新的传记研究结果，却证明了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位哲学家的一生中并不是一时的现象，它至少一直到40年代中期仍萦绕在他的思想中——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与其整个哲学研究有着某种“本质性”的关联，如今要回避这样的结论已变得越发困难了。

 

此外，正如尼古拉·特图里安（Nicholas Tertulian）和于尔根·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所揭示的那样，从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讲开始，他的哲学本身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哲学不再是一种原来的“第一哲学”；它而且变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至此以后，就越发难以为海德格尔思想的那种假定的纯粹性或“哲学自足”加以辩护。相反，这些思想逐渐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和历史哲学的考虑融合起来了。以下我们将证明这些考虑和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内在逻辑是不可分割的。人们只需要涉猎一下这一时期海德格尔的讲课内容（比如，《形而上学导论》［1935］和《荷尔德林的赞美诗“日耳曼人之歌”和“莱茵颂”》［1934－1935］），便足以确证这一问题。诚如温弗里德·弗兰岑（Winfried Franzen）所提示的，在这个意识形态重新定型的过程中，关键的一步也许是海德格尔在1929年的演讲《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和保守革命派的思想家——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路德维希·克拉格斯，最重要的是恩斯特·荣格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对于我们的考察来说，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与其政治介入的轴心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弗兰岑评论道：“（海德格尔的）行为越是显现出真的热衷于国家社会主义，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是否能发现这种参与的特殊根源就显得尤其重要。”海德格尔生命中的这两个侧面——哲学和政治——也许是彼此依存互动的。然而，在他一生劳作的这两个侧面中，任一侧面进入另一侧面，都不会不留下印迹。当人们依照每一侧面自身来正确地评判时，把它们视为一种相得益彰的哲学生涯的不同层面也许是颇有启发性的。所以，不求助于另一方，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得到完满的理解。哲学思想必须视为一个总而言之对其政治“后果”负有责任的观念基础。当我们说只依据“相异”领域（实践生活领域）中产生的“后果”来评价那个思想是不合适的，那么，某种思想本身也不能理解成存在于观念的真空中，与其后果完全无关。因此，在生活实践领域的中哲学思想的种种回响，不禁会显著影响到后期的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自我理解。同理，求诸于这类所谓的“外在因素”或实际“后果”，来逃避对其哲学的本质以致命一击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有意避开对这些方面的完整考察很难说是公正的。

 

哲学和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直接的，这种关系总是高度中介性的。在海德格尔这一个案中，中介因素是由他的“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基于某些以下将逐渐明确起来的原因，因为海德格尔从未借助于某种“政治思想”来明说一种政治哲学本身，但正是通过这种“政治思想”，他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的理解寻找哲学上的根据。哲学与政治行为密不可分，这决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文化史中自明的真理。人们常常把逻辑学家弗雷格引证为反驳这种因果关系的典型例证，他碰巧也是一个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者。有人对我们说，可以肯定，弗雷格的反犹太主义决不会殃及到损害他的逻辑学理论。至少不能说反过来这些理论包含了他的反犹太主义的种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因为认识到他反犹太主义的不正确倾向，进而瞧不起弗雷格这个历史上存在过的个人。但是，毫无疑问，就弗雷格而言，说哲学与生活行为的联系比较疏远并不为过。

 

但为什么在海德格尔身上情况有所不同呢？这乃是由于后者的哲学特性本身所导致的。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宣称存在与时间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无法除去的时间维度。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它意味着人的戏剧——此在的“现实的”到达在场——不只出现在历史中，它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性”是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历史特征。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论及一种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无足轻重的“生存哲学”，或两者被说成彼此远离的“生存哲学”——就像弗雷格的情况一样——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再者，这种结论尤其适合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因为在他的哲学中，克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者研究传统上的哲学划分，已转化为一个有计划的理论目标。确实，海德格尔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在慎重地面对世界时，此在就已经是哲学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实践性的了。就认识论、美学和逻辑学而言，服务于实践生活行为的哲学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们相互关系的特性却往往并不是中介性的和间接的。相反，生存哲学极力要克服的理论和实践的传统分离，并表明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更密切和更完整的联系。

 

海德格尔自己对哲学和政治生活关系总的理论表述比较分散，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尽管如此，但这些论述毕竟是严密的，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比如，《存在与时间》很难说已包含了一种独立的政治理论。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却也蕴含了一种实践生活的哲学，这种哲学暗示了据以推测政治存在构成的重要端倪——亦即一种正在形成且隐而不现的政治行为哲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30年代中期的政治参与带回到1927年那种显然非政治性的论著中加以解读，这也是极不公正的。在其他各种理由中，由于这些年海德格尔哲学的自我理解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就此而言，谨防这样的解读应该说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依据某种确凿的证据，海德格尔曾把他自己30年代中期的政治努力看作是与其哲学密切相关的。即是说，他确信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后来的著作中精心阐述的基本的本体论理论，本身就提供了某种哲学的律令或根据，正是依据这些律令或根据，才有可能对他的政治参与做出评判。佐证这一说法常被引用的话正是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极其明确地表达了哲学可以从这个民族革命中期待什么——以及反过来，这个民族革命可以从哲学中得到什么。他以同样的口吻在和卡尔·勒维特的谈话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勒维特说道，“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性就存在于在他的哲学精髓之中。”

 

当然，把《存在与时间》中的“实践生活理论”，还原为大约1933年海德格尔所承认的特定历史理解，这是不公正的。但考察上述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多大程度上激发（或限制）了海德格尔对第三帝国的忠诚，这显然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说，重建一种内在逻辑显得尤为必要，正是通过这种逻辑，海德格尔的早期生存哲学提供了某种促使他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观念动力。另外，这种理论的重建工作也许会向我们提供一种有价值见识，亦即有关海德格尔整个早期哲学的内在弱点及局限性的见识。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在整个时间过程中的到达在场，就意味着存在具有一种历史。“存在史”（Seingeschichte）的理论后来在海德格尔30年代的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某种催化作用。海德格尔越是明显地依赖于这一自律的和自生的“存在史”概念——这个概念只是含蓄地体现在他1927年的那部重要著作中——《存在与时间》中阐述的实践生活的理论就越是陷入局部的消逝之中。为了和海德格尔哲学发展中的这种“转折”保持一致，“天命”就很少是本真此在决心的产物了，更多的是被存在本身已判定的神秘“命运”的结果；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一种存在的天命。

 

然而，假如存在可以说成有一种“历史”，它也许并不具有一种“政治”？这意味着并不存在一种存在的政治（Seinspolitik）吗？或者换一种问法：是否并不存在特别制约着存在之历史性“在场”的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形式？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哲学所表达的最悲哀的事情就是针对存在被遗忘现象，亦即存在的忘却。假如在进入历史过程时，忘却存在的过程是明显的历史和现世现象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由此而克服忘却存在的历史－形而上过程中，政治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具有任何似可信性的政治，能否被说成在存在真理的历史发现过程中起“助产士”作用呢？有关这些政治结构——这些结构被证明对存在的重新出现来说（即使不是对立的），是很难单独接受的——这类同样的问题，当然也可以用某种否定的方式提出。于是，人们也许会进一步追问这一政治哲学的特定形态结构，它是海德格尔所构想的本体论拯救规划所特有的。虽然海德格尔并未向我们提供一个成熟的政治理论，但他的存在史的观念却显然包含了这样一种理论前兆性的萌芽。

 

海德格尔具有哲学根据的信念是，只有日耳曼人此在的复兴才能把西方从持续的虚无主义没落中挽救出来（这是他直到1943年所写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一个信念）。有一点可以完全肯定：到了1945年，这种信条彻底失败了。海德格尔“西方－日耳曼历史此在”单一性（the singularity）的理论，其历史后果已被证明对这个世界，对德国以及对他个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对这些基本的哲学前提的重新评价看来受制于这些事件。但是，世界灾难对其哲学可能有的直接影响，是一种从整个实践哲学范畴中退却出来——因为后者看来不可避免地被历史过去的事件所玷污。因而，我们理当进一步追问：对这个世界范围空前的灾难负有责任的正是实践哲学本身吗？——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哲学是和类似于尼采的“权力意志”范畴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假如获得某种对这一灾难的真知灼见，必须指责的不是实践哲学范畴的历史上的特殊堕落吗？欣赏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正是通过这种堕落来大唱赞歌。更进一步，这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在其后期哲学中对实践理性的整个抛弃吗？这种立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1966年在《明镜》杂志上的访谈中所做的厚颜无耻的申明——“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说实话，这不过是一种放弃和听天由命的药方而已：是一个曾经伟大的思想家无能为力的哀叹。

 

海德格尔后期轻率地放弃了政治哲学反思的所有希望，但哲学家莱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对此并不关心，他提醒人们说：“海德格尔的研究并没有给政治哲学留有空间”；他继续说道，这也许是由于“思考的空间已被一些神或某些神占据了”所导致的。所以，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著作中，被存在所抛弃——同时意指被神所抛弃。他的“思”（Denken）占据着由某种双重抛弃（double forsakenness）所腾空出来的空间，这种双重抛弃正是现代时期的典型特征：这是一个介于“已逃逸之神的不再与到来之神的尚未”之间那非人大地上已无可救赎地终止了的时期。于是，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对我们来说，唯一有效的可能性就是通过思和诗化，我们为神的出现做好准备，或为在（我们的）沉沦中神的缺席做好准备，从缺席之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一种沉沦的状态。”在这方面，斯特劳斯关于海德格尔后期明显缺乏政治哲学反思的评述，看来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在海德格尔的后期研究中，传统上留给政治思考的空间或场所，却让位于某种沉思冥想，即关于一神或诸神之缺席而引起的我们不可救赎的世俗无能为力状况的思考；让位于神与人、天与地“四重性”（das Geviert）别出心裁的玄思。所以，假定说海德格尔提供了某种对人类状况普遍有所启发的诊断的话，那么，致力于对什么构成了人类事务领域中“最佳政体”这一问题的系统思考，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实际上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思想上的傲慢行径而已。我们被神抛弃已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再尊从人的思想或意志的自足力量的决定。所以，“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

 

然而，海德格尔囿于哲学而对政治理论不感兴趣，这相对说来是他较后期的一个发展：它揭橥了只是在德国1945年崩溃以后，随着其思想的“转变”而逐渐变得激进时海德格尔哲学的特征。然而，在海德格尔较早的（这对于从1933年到1936年的“中间阶段”也同样如此）论著和演讲中，就含有不少“存在史”的例证（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从存在的历史的某一立场来看），或者说，含有不少对政治现实所作的历史－形而上学基础上理解的例证；亦即一种理解政治生活的方法，这种政治生活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的政治”。

 

不过，有人也许会说，海德格尔“存在的政治”是以牺牲其本质为代价，来重新把握政治哲学反思维度。海德格尔式城邦（polisis）的主要目标在于使这个世界变得安全，当然这不是为了人的行动的兴盛，而是为了存在的兴盛。我们认为，存在和人的行动这两者的利益不但不可能一致，而且实际是彼此抵触的。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海德格尔情愿为了古老的伊利亚学派图腾祭坛——“存在”的图腾祭坛——而牺牲人类实践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所以，作为生活的自足领域的的人类行动，在面对本体论追寻的那种一切耗尽的本性时，其必要条件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正是由于海德格尔，基本的本体论工作和政治哲学特有的工作便混为一谈了。其结果是，政治理论的关注最终机械地服从于“存在的追问”（Seinsfrage）的关注。政治生活那不确定的可能性因此而在这种神圣的本体论追问的阴影中日渐衰微。在面对“存在的追问”及其无可置疑形而上学的“本原性”时，人类努力的一切其他方面都必然显得是附带的和次要的。

 

本书研究的焦点是隐含在马丁·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政治哲学，而不是他的哲学本身。因然，对他思想的这一特定方面的考察，离不开并受制于对他整个哲学研究的理解。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部分的或“局部的”研究结果，也许只能证明可以用一种非常合理而尝试性的方式转换为哲学本身的核心问题。但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有严重问题，进而认为把同样的判断也可用于他的整个哲学，这显然是草率的。

 

然而，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与他对人类存在、基本的本体论以及存在史等问题的系统反思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的政治判断和见解就来自于其哲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提及海德格尔诸多哲学著作时，我们所采用的解释策略——由于只限于把焦点对准政治理论方面，这种策略可以描述成对最合理辩法的追求——这可以使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敏锐地感悟到这位哲学家及其著述的某些更一般的弱点。

 

“海德格尔与政治”这个问题，已经并仍将可能继续成为20世纪思想史中最令人费解的难题之一。在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至少在欧陆传统上说是这样），和人类已知的最野蛮的政治体制之间所出现的，是一个恶魔交易的传说——或悲剧。因此，理解海德格尔的政治赌博的特性，就要求一种对悖论和矛盾的宽容。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可以作如下追问：这位西方思想传统所认可的继承人，让自己的哲学天才被这一传统所绝对否定的专制权力来支配，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3）

 

谢选骏指出：海德格尔误入纳粹，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投机性格所致。海德格尔以为纳粹胜利了，他想成为官方哲学家，势必需要投靠之。同时，海德格尔误入纳粹，也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肤浅哲学所致。海德格尔以为“存在是有时间性的”，所以他既然想像孔子的门徒那样成为时髦的圣人，就需要抓住当下。他并不知道：时间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时间只是“空间的变动”而已——这一点早在《易经》时代已经揭示。而从真正的哲学角度（而非投机钻营的角度）看，“出自于事物本身，而非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和“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区别仅仅在于，“事物本身”是多数人赋予的，“人所赋予的价值”是少数人赋予的——多数人赋予的，就是“出自于事物本身”，少数人赋予的，就是“人所赋予的”。所以，纳粹的人多势众，并不能证明他们握有真理。这一点真正的哲学精髓，不仅海德格尔不懂，现代中国哲学界也没有几个人懂。

 

一般的哲学史家，在研究哲学思想的时候，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去推导哲学家的概念发展，而没有从哲学家的生平遭遇去研究他的概念和思路是怎么发展的。结果不仅使得自己糊里糊涂，也使得读者和学生更加糊里糊涂。这种错误的途径是由于，多数哲学史家只是教授，还有一些是学者，但却甚少哲学家具有耐心来研究哲学史也就是别人的学说史。这样，由于二流的哲学思考者（教授和学者）无从了解一流的哲学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也就无法设身处地思考哲学问题了。设身处地思考哲学问题，也就不只是“从概念到概念、思路录的思路的演变”来推究哲学，而且要“从生平遭遇到概念和思路的演变”来推究哲学。

 

从这种意义来说，海德格尔晚年所说的“神”，并非基督教的神，而是虚无主义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