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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

谢选骏:08宪章与警察暴力


谢选骏:08宪章与警察暴力
 
关于08宪章,据说本来主要起草者是张祖桦,本来和刘晓波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刘晓波何以后来居上,勇冠群伦?
 
刘晓波64遭到警察殴打,半年以后,08宪章公之于世。俗话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刘晓波遭到警察殴打,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侮辱,这不可能不对他后来的行为产生决定影响。同样的事例也发生在艾未未遭到警察殴打的事件中,艾未未后来的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德国媒体关注艾未未遭警察施暴致伤事件》(18.09.2009)说《德国金融时报》报道了艾未未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遭到无情打击……艾未未把他在四川受警察殴打和在德国住院治疗的照片传送到互联网。过了一年多,艾未未就变得非常激进了,甚至创作了《一虎八奶》图这样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一虎八奶图》不仅是“崇尚自然、解放”,而且直接攻击了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之间的下流关系,“细细品味便能发现这幅画道尽阶级间的微妙关系”……艾未未和《一虎八奶》如此;刘晓波和《08宪章》也是如此——它们都是警察暴力的产物。相比之下,尚未遭受警察暴力虐待的张祖桦,就无法成为“08宪章”的代表人物了。
 
(一)
 
张祖桦(19551220-),男,江苏丹阳人。1982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六四事件之后,离开中央机关。1991199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西方国家宪法。1993年以来,任职于民办“三和经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还曾受聘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现代化、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目前在北京被监视居住。
 
著作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主编)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论“民主兴国”》
《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公民》访谈)一文是这样说的:
 
张祖桦先生现居北京,著名宪政学者和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和首批303名签署人之一。主要从事宪政民主理论研究与人权方面的工作。2005年和2008年被民间人士评选为该年度影响中国的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论著:《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四论人权捍卫者》等,《零八宪章》(珍藏本)主编之一。在“六四”二十周年和《零八宪章》发布半年之际,本刊记者特别专访了张先生。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本刊记者(下文简称“记”):今年64日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掀起了一个纪念高潮,香港有15万人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集会,参加的人数创造了历史纪录。由这一切我们看到二十年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使人们淡忘那些历史的伤痛,相反从这样大规模的纪念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对历史公道讨还的急切与坚贞,因此有人感叹“民心不死,民族有救”!首先请您谈谈刚刚过去的这“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相对于过去每年的纪念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张祖桦先生(下文简称“张”):的确如您所说,今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呈现出范围广、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的特点。仅在北京地区,在当局的高压与严控下仍然有大批各界人士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江棋生、于浩成、张显扬、李海、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举办的民间纪念会;崔卫平、徐友渔、钱理群、秦晖、徐晓、梁晓雁、赵晖、王俊秀等人召开的知识界研讨会;天安门母亲群体举行的大型追悼会;周舵公开申请“六四”当天举行游行示威,还有一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也打破沉默公开接受采访披露当年的真相;尤其是江棋生顶着两次抄家、多次传唤和再次坐牢的威胁,在维权网的协助下撰写和发布了《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关于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的记录,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知识界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审视了“六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戴晴提出的“真相、正义与和解”引发了如何走出历史悲情,实现转型正义的讨论。王力雄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一文提出了当年运动的参加者在二十年后应进行“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即超越历史局限的问题,发人深思。全国各地和全球各国的纪念活动也极为丰富多彩,互联网上有大量报道(国内要通过破网工具才能看到)。总之,“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往年,并且留下了非常多的有价值的思考、意见、信息和资料,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和自由民主运动将会产生持续的深远的影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有较大发展,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大陆官方一直以此作为当年“六四”镇压的正确性,或者说一种不得已的理由。请先生评点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得失?
 
张:这个问题很大,且由于过去二十年离我们很近,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些问题我们现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还有待于继续观察和解析。我只能简要地谈个人的看法。“六四”以后,以民主、法治、多元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进程被中止,中共统治集团推行是一条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民主与法治政体下的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非民主,非法治,一党专政,政商勾结,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作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我在《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文指出了它的八项基本特征:一、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二、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三、打着党、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贪赃枉法,欺压民众;五、内外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六、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其后果正如《零八宪章》中指出的“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另一方面,从民间的视角看,过去的二十年同样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种类型的NGO迅速成长,民间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兴起,公共空间逐步扩大,加上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公民表达与民意传播效率大为提升,通过一系列的维权抗争事件,逐步形成强大的民间压力,迫使执政当局不断做出政策调整,以缓解社会矛盾。总体上看,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是一个民进官退的时期。
 
执政当局在逐渐成长壮大的民间社会的压力下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下,为了在国际上挽回面子,以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推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斥人权到逐渐接受人权话语、从实行人治到高谈法治的转变。中国政府在90年代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者直到现在仍未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全国人大在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413日,中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同时,这20年里还通过了多部法律并修订了已有的刑法和民法,设立了司法考试和法官职业化的制度。但是这些改变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官主而无民主,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况依然如故,政治改革依然停滞不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下的畸形经济发展,撕裂了中国社会,已经给社会后续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今天事实已经到了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危机高发期。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有识之士无不忧苦于心,多年来大家纷纷以各自的形式表达着这种忧虑与质疑,然而却无力扼阻中国社会的沦落,面对这种危险境况,去年中国大陆以您和刘晓波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集体发出了对中国社会困境全局性解读的倡言,形成了历史性的《零八宪章》。请先生谈谈这份《零八宪章》对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建设性意义?
 
张:如您所知,《零八宪章》的内容在自由民主国家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在我国,这些常识近百年来也为无数仁人志士所论述,所提倡,所传播,所践行。由于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特别悠长,专制的力量特别顽固,相对而言自由民主力量生长的历史比较短,中间走过不少弯路,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磨难,因此至今发育得仍不够充分,积累得不够丰厚。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转型特别艰难,特别困苦,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要在中国得以实现尚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于说到《零八宪章》的意义,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只能说一些我们的愿望和构想。第一,是要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第二,是要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加以认同和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第三,对待专制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而应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第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第五,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记:《零八宪章》(珍藏本)通过先生与李晓蓉博士的辛勤工作由开放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请先生介绍一下该书的编辑出版情况?
 
张:我因一直被软禁在家中,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及与外界联系多有不便,幸赖李晓蓉博士热心帮助,由于她的精心筹划和认真编辑,加之香港开放出版社的金钟先生和蔡咏梅女士的鼎力支持,才使得《零八宪章》(珍藏本)一书得以于510顺利面世。
 
本书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为什么签名?”,选编了12篇宪章签署人的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回答了参加联署签名的意义、思考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签署人留言选编”则是从众多的签署人留言中辑录的精萃,充分展现出中国公民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求和不畏强暴、坚贞不屈、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高贵精神,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第二部分“评论与争鸣”,选编了9篇相关文章,或论或评,或弹或赞,亦有质疑与辩诘,意在鼓励不同意见的争鸣,尤其欢迎各方人士对宪章文本提出批评与指教。宪章不是封闭的文件,宪章运动也不是一言堂,它需要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真诚的批评意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第三部分“前波与后浪”,选编了10篇稿件,其中收录的金钟先生和我的答记者问阐述了宪章的由来、旨意和前景,意在起到开宗明义、正本清源的作用;几位宪章签署人记述接受警方传唤乃至抄家经历的生动文字,说明中国当下的人权现状与官方对外宣示的“伟大成就”之间实有天壤之别;牟传珩先生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最后一部分“附件”,内容弥足珍贵。收录了国际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亲自翻译的英文版《零八宪章》;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哈维尔的文章:“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零八宪章》的联署人面临政府的打压”和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翻译的《七七宪章》中文版;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对《零八宪章》的声明;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部分《零八宪章》签署者声明;海外华人学者就国内各界发布的《零八宪章》的声明;《零八宪章》签署人名单(第一批到第十二批)。从传播的角度看,本书的问世对于扩大《零八宪章》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零八宪章》无疑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与1989年春夏中国发生的那场影响世界的民主运动在精神上有哪些关系?
 
张:毫无疑问,《零八宪章》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既受到捷克《七七宪章》的启示,也受到英国1215年《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和台湾民主运动的教益。同时,它与本土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之前的“民主墙”运动)有着直接的精神纽带。《零八宪章》首批303名签署人大都直接参加过八九民运,《零八宪章》中的主要诉求在八九民运中大都曾经提出过,我本人也是由于“六四”才彻底认清了中共的独裁专制的本性,放弃幻想,从体制内进入民间投身争取自由民主和捍卫人权的事业。我一直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过程。后人之所以能取得一些进展,很大程度是由于先贤的探索实践,奉献牺牲,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就的。八九民运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发掘的宝贵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和发扬光大。
 
记:支持中国落实《零八宪章》中的诉求,无疑需要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壮大。请先生谈谈从1989年至今二十年来,中国在公民社会发育上取得了哪些进步?
 
张:过去二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人领域(或称“私域”)逐步扩展。所谓私人领域是指私人自主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领域以及个人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领域,个人在这一领域中,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其隐私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近30年来,由于经济市场化、企业民营化、文化多元化以及民间社会的重建,使得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具备,公民社会已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以清新的面目在私人领域大步迈进。
 
二是民间社团迅速增长。民间社团的成员是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团体,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赢利性的社团组织。据有关部分发布的统计资料,目前我国民间组织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08年《社会发展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有38.2万,其中社团组织20多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万个,还有基金会1300多个。另据20081010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管理暨执法监察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在全国38.6万多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21.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4万个,基金会1392个;2007年度,各类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56.9万人,比上年增长7.4%;形成固定资产总值682亿元,比上年增长61.2%;收入合计13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11.3%;社会组织增加值为30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3.9%.据政治学学者俞可平估计,现在实际存在的各类民间组织的数量大约在300万个左右。如加上利用互联网设立的各种网友组织,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民间社团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也提升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三是公共空间逐渐撑大。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范畴。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近些年,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类论坛、沙龙、研讨会、讲座日益增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运动的热情也在逐步增长,公共空间呈现出逐渐撑大的势头。
 
四是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指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组织化和社会动员特征的集体行动。不要小看公民社会的力量,在绝大多数国家民主化与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公民社会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故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指出:“公民社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
 
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是否能妥善解决时下的难题,实现官方一再宣示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关键就看《零八宪章》提出的诸项原则和建议在中国社会落实的情况,请先生谈谈《零八宪章》将在未来怎样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
 
张:我不是未来学家,也不敢妄言预测未来。《零八宪章》自去年129日公布以来,从我本人接触到的大量体制内外、社会各界的人士(包括中共高干和警察)来看,90%以上都表示认同和支持。另外的一些人也表示赞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对少数条文有不同意见。完全反对者,我一个也没遇见(只在网上看到一些毛左派的大批判文章,谢谢他们的重视与帮忙传播!)。尤其是许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对宪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甚至为传播宪章勇于实践,义无反顾,不怕被传唤、被关押、被抄家,使我深感鼓舞!并从中看到人心所向,希望所在。更加坚定了毅然前行的信心!我深信,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自由民主,不落实人权保障,《零八宪章》的影响就一日不会消失,而且只会愈来愈大。
 
(原载《公民》20096月号,文章来源:张祖桦文集 http://blog.boxun.com/hero/zzh/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虽是事后写的,却仍然没有说清08宪章的究竟缘起。
关于08宪章,据说本来主要起草者是张祖桦,本来和刘晓波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刘晓波何以后来居上,勇冠群伦?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警察暴力和08宪章之间,可能具有某种“激发”的关系。
 
 
(二)
 
《访民编歌悼念六四死难学生》(自由亚洲电台2008-06-04毕子默报道)说:
 
在北京的上访村,有访民悼念在六四中死去的学生。本台特约记者马文强日前采访了一名为悼念六四死难学生编写民谣的访民李贵锁,他谴责当局当年开枪镇压无辜学生,指六四问题不解决和谐社会只是空谈。而民运人士刘晓波在周三六月四日遭到公安殴打,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则在拜祭儿子时受到监视。
 
在北京上访的河北村民李贵锁经常填写上访歌词及在上访行动中以唱歌方式表达不满。近日他把一首民谣填上新词,悼念六四死难学生。他近日在一次访民聚会中﹐对著记者的镜头唱出了这首作品,歌名为《栋梁在哪里?》歌词中提到:大学生为反贪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伪君好黑心,为了子女吃喝享受,错杀栋梁。你会受到历史审判,成为历史罪人!明君你睁开眼,求你平反。冤魂们想要父母过上和谐生活。
 
李贵锁批评中共当局当年不必开枪镇压,造成悲剧。他表示:六四期间自己从家乡到北京了解情况,目睹了军民的流血冲突。他指学生的行动是为了反贪污腐败,为此而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令人痛心。他说现在冤民还有机会喊冤,但牺牲了的学生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政府不解决六四问题,社会就和谐不了。
 
刘晓波六四当天遭警察殴打
 
长年在北京居住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在六月四日受到当局严密监控,傍晚时分他遭到警察殴打。本台记者在周三下午5点多首次拨通刘晓波的电话,他指早上原本打算到一名朋友家作客,一出门警察就上前将他带上警车,直接将他运送到目的地。
 
到晚上大约7点半,记者再次拨通他的电话。刘晓波说,傍晚6点左右打算前往岳父家晚饭时被数名警察阻止并围殴。记者随后在晚上8点半再次致电刘晓波,他表示家中有客人不方便回应。当记者再追问刘晓波被殴打的情况时,电话随即被挂断。
 
而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则在丈夫陪同下,于周二晚约11时左右带儿子及另外四名在事件中丧生的学生遗照,到儿子当年被杀的木樨地举行路祭,现场有公安监视。而早前她代表天安门目前群体发表了一份六四致词,内容提到四川地震中死去的儿童死于人祸,指责中国的政制极力维护金钱与权力而漠视生命。
 
另一方面﹐海外的民运团体举行六四事件十九周年展开悼念活动,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的部份成员,首尔时间周二晚上9点聚集在当地的中国人教会,冒雨举行了“纪念六四事件十九周年周年烛光晚会”。参与者在以烛光围成的6.4图像前为6.4死难者及汶川大地震的死难者进行默哀。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64遭到警察殴打,半年以后,08宪章公之于世。俗话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刘晓波遭到警察殴打,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侮辱,这不可能不对他后来的行为产生决定影响。同样的事例也发生在艾未未遭到警察殴打的事件中,艾未未后来的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德国媒体关注艾未未遭警察施暴致伤事件》(18.09.2009)说《德国金融时报》报道了艾未未为中国弱势群体伸张正义遭到无情打击……艾未未把他在四川受警察殴打和在德国住院治疗的照片传送到互联网。过了一年多,艾未未就变得非常激进了,甚至创作了《一虎八奶》图这样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一虎八奶图》不仅是“崇尚自然、解放”,而且直接攻击了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之间的下流关系,“细细品味便能发现这幅画道尽阶级间的微妙关系”……艾未未和《一虎八奶》如此;刘晓波和《08宪章》也是如此——它们都是警察暴力的产物。相比之下,尚未遭受警察暴力虐待的张祖桦,就无法成为“08宪章”的代表人物了。

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

谢选骏:请给基督徒一线生机


谢选骏:请给基督徒一线生机

 

 

《耶路撒冷怎么办?可实行“一城两国”》(2017-05-30 11:10:47严家祺)说:

 

前不久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川普(特朗普)在伯利恒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联合记者会上,川普表示,希望缔造巴以和平,并开始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在这之前,川普作为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耶路撒冷犹太教圣地,触摸了耶路撒冷的哭墙。

 

耶路撒冷是当代“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核心问题”,为缔造“以色列巴勒斯坦持久和平”,必须把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放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问题的首位。

 

一个可行方案是在耶路撒冷实行“一城两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城的分界沿着川普523触摸的犹太教圣地——哭墙和耶路撒冷的“大马士革门”划界。

 

耶路撒冷可实行“一城两国”

 

看一看近二千年人类史,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占据了其中一千年。伊斯兰曾经有两个辉煌时期,这就是穆罕默德後的78世纪以及1617世纪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基督教(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世界近二百年中十字军东征,初衷就是收復被穆斯林統治的圣地耶路撒冷。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阻断了欧洲与东方之间的旧的“一带一路”,才导致欧洲人寻找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文明的中心,不能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中的一国独占。研究战争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所有学者都知道,在21世纪的今天,耶路撒冷的“国际化”不能缔造中东和平。可行办法,就是耶路撒冷实行“一城两国”。

 

谢选骏指出:严家祺“一城两国”的想法不知是否来自“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台湾都不接受,更把香港弄的神经分裂,怎么能够搬到中东呢?不知道严家祺去过耶路撒冷没有?如果去过,就应该知道,把圣城分割成为“犹太区”和“回教区”两国,等于是扼杀了基督徒的生机。

 

事实上,今天的耶路撒冷老城,都分割为四个区域,其中有两个属于基督教区域。如果只把耶路撒冷分隔成为两国,生硬地减掉两个区域,恐怕会引起更大的动乱。

 

耶路撒冷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也不仅仅是一个世俗的首都,耶路撒冷是上帝的脚凳,是耶稣基督受难升天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产和精神故乡——绝对不能允许分割,更不应该独霸;谁要是霸占了耶路撒冷,我看他也是无福消受的。

谢选骏:请给基督徒一线生机


谢选骏:请给基督徒一线生机

 

 

《耶路撒冷怎么办?可实行“一城两国”》(2017-05-30 11:10:47严家祺)说:

 

前不久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川普(特朗普)在伯利恒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联合记者会上,川普表示,希望缔造巴以和平,并开始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在这之前,川普作为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耶路撒冷犹太教圣地,触摸了耶路撒冷的哭墙。

 

耶路撒冷是当代“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核心问题”,为缔造“以色列巴勒斯坦持久和平”,必须把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放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问题的首位。

 

一个可行方案是在耶路撒冷实行“一城两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城的分界沿着川普523触摸的犹太教圣地——哭墙和耶路撒冷的“大马士革门”划界。

 

耶路撒冷可实行“一城两国”

 

看一看近二千年人类史,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占据了其中一千年。伊斯兰曾经有两个辉煌时期,这就是穆罕默德後的78世纪以及1617世纪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基督教(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世界近二百年中十字军东征,初衷就是收復被穆斯林統治的圣地耶路撒冷。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阻断了欧洲与东方之间的旧的“一带一路”,才导致欧洲人寻找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文明的中心,不能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中的一国独占。研究战争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所有学者都知道,在21世纪的今天,耶路撒冷的“国际化”不能缔造中东和平。可行办法,就是耶路撒冷实行“一城两国”。

 

谢选骏指出:严家祺“一城两国”的想法不知是否来自“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台湾都不接受,更把香港弄的神经分裂,怎么能够搬到中东呢?不知道严家祺去过耶路撒冷没有?如果去过,就应该知道,把圣城分割成为“犹太区”和“回教区”两国,等于是扼杀了基督徒的生机。事实上,今天的耶路撒冷老城,都分割为四个区域,而不是两个区域,如果生硬地减掉两个,恐怕会引起更大的动乱。

 

耶路撒冷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也不仅仅是一个世俗的首都,耶路撒冷是上帝的脚凳,是耶稣基督受难升天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产和精神故乡。谁要是霸占了耶路撒冷,我看他也是无福消受的。

谢选骏:气候与血统——兼答曾节明“与谢选骏商榷”


 
曾节明《气候对民族优劣的影响大于血统——与谢选骏商榷》讨论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内因重要还是外因重要?但是这篇文章毕竟突破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而得出了“外因(气候)对民族优劣的影响大于内因(血统)”的结论。所以在此讨论一下。
 
首先分享一下这样一篇文章:
 
《东亚人种的优势是什么?》
 
在生活中会有黑人身材体格最好、西方人长得漂亮的感觉(说法不科学请见谅),每个人种肯定都有自己的优长,那东亚人的人种优势是什么呢?
 
西方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指出:东亚人的体质特征是对极寒环境的适应结果。李济等中国学者对这一点也早有阐发。东亚人从五官、牙齿的形态,到皮肤和皮下脂肪的分布特征,以及对酒精和血糖的代谢特点等等,都一致地指向一个事实:该人群是在一个酷寒的环境中进化出来的。让我们来逐一检视这些祖先留下来的耐寒特征,去追寻祖先一路走来的足迹。
 
(一) 生死攸关的眼睛
 
东亚人的眼睛是世界各种族中最为独特的,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在阳光炽烈的马来西亚,有时你不能用肤色来区分华人和马来人,但是一看眼睛就“一目了然”了。美国人类学家胡顿(Hutton)说,人类的眼睛形态只有两种,即所谓“蒙古眼”(不凹陷,细长,多单眼皮)和“非蒙古眼”(不同程度地凹陷,圆而大,多双眼皮),前者为东亚人所独有,后者囊括了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岛屿上的大部分居民,也是人类远古祖先的形态。
 
为什么唯独东亚人的眼睛与众不同呢?进化论的解释是:这种独特的眼睛型态是对极度寒冷环境的适应。比如说,眼窝内有脂肪铺垫、上下眼皮脂肪层的厚度较大、眼裂较小等等。你也许会问:眼睛不怕冷啊,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耐寒适应?
 
我们之所以感觉眼睛似乎不怕冷,是因为它是受特殊照顾的供热优先区,如果你看人脸的红外线图像就会发现,眼窝是温度最高的区域。受到如此重点的保护,是因为眼睛的“体液外露”的解剖结构其实是最怕冷的,它在极寒环境下非常脆弱。如果眼球温度过低,为保护眼球内部液体不至于凝固,就必须合上眼睑,等于说丧失了视觉功能。美国自然历史学家 Guthrie 在《猛犸冰原和蒙古人种的起源与扩散》一文中自承在阿拉斯加的冬季远足中不仅他的鼻子多次冻伤,眼睛也曾冻僵,因为温度过低而根本不能睁开。
 
对寒带的原始先民来讲,是生存,还是死亡?一双耐寒的眼睛几乎是决定性的。为什么?因为眼睛是唯一必须外露的部位!末次盛冰期的远古猛犸猎人穿着兽皮缝制的带连体头套的外衣(类似近代爱斯基摩人的parka,带孔骨针在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发明了),脸部大部分包裹着,只露一双眼睛。在零下40度到60度的暗夜雪原上跋涉和追猎。在这接近人类生存极限的严寒环境里,一个微小的差异可能决定生死,从而造成巨大的选择优势。
 
为了抵抗寒冷,东亚人的眼睛变得与众不同。比如说,双眼皮比较少见。这是因为东亚人的上眼皮里面附有较多的脂肪,厚度超过其他人种的两倍。所以双眼皮的发生率较低。如图 1所示。东亚人之外的人群的双眼皮,其实就是眼皮中含脂肪层的部分和不含脂肪层的部分在交界处因厚度突然变化而产生的一道褶痕,而东亚人的上眼皮脂肪层向下延伸一直到睫毛处,没有不含脂肪的部分,通体饱满,所以大部分没有双眼皮。少部分有双眼皮的则是因为脂肪层上的皮肤起褶造成的,多是随着年龄增大皮肤稍稍松弛后才产生。
 
 
东亚型眼睛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几乎没有眼窝的凹陷,眼窝外缘包裹了较多的脂肪组织,这与其他种族中常见的”“清癯见骨” 的凹陷眼窝形成鲜明对此。
 
有人说,凹陷眼窝也是遮风御寒的结构吧?其实不然。凹陷结构只对侧面来风有屏蔽作用,但侧面风对眼睛几乎没有伤害,迎面来风才是最大的威胁。而凹陷结构带来的“窝风”效应把迎面风的伤害放大了很多倍,在极度寒冷的条件下,这样的眼睛是脆弱的。想象一下,整个脸部被兽皮包裹起来只留两个深洞洞的凹陷眼窝露出来张望,零下五六十度的冰风兜头猛灌,效果将很惨烈……。凹陷眼窝确是一种防护性结构,但它针对的是物理性伤害,是人类祖先和几乎所有其他人类种族的眼睛的“缺省”特征。但东亚人的眼睛在耐寒选择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了这一结构。
 
显而易见地,东亚人脂肪铺垫的浅眼窝大大缩小了受风面积,较小的眼裂降低了体液外露的程度,眼窝附近较多的脂肪以及较厚的眼皮,降低了对外的热辐射。这些细微的变异特征都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持眼部温度,使它能够在极低温下能够长时间正常工作,合在一起最大程度地增加了在低温环境中的生存几率。
 
东亚人的眼睛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特点,那就是针对强光的保护性。眼睛害怕强光是因为眼底视网膜的感光细胞非常容易受光氧化效应的伤害。所以在视网膜的最外层有一个带色素的半透明结构(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英文缩写作RPE。它就像有色眼镜一样,通过对光线的吸收和反射来保护视网膜最内层的感光细胞不受强光的伤害。而它的颜色和透明性决定了反射量和吸收量。美国眼外科医生Wilmer曾经用检眼镜观察了不同种族的人的眼底,发现RPE的颜色与人的肤色相关(这并不意外,因为在胚胎期,RPE曾是皮肤的一部分)。但有一个例外:中国人的眼底颜色比欧洲人的更浅,前者是浅黄色,后者是橘黄色。其他种族则是深浅不一的棕色。就透明程度而言,欧洲人的RPE透明度似乎较高,因为可以透过他们的RPE隐约看见底层的脉络膜,而其他种族的则没有这个现象。 中国人的较浅颜色和较低透明度的RPE决定了它的反射量和吸收量都比较大。这样的保护性结构说明了东亚人祖先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强光。
 
这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沙漠是一种可能,但更可能的是茫茫雪原。雪地对日光的反射率极高,可以达到95%,长期受这样的强光刺激会引发雪盲症(暂时性失明)。而东亚人较小的眼裂和透过性较低的眼底结构,都是针对雪地强光环境的保护性适应。
 
(二)鼻子和艾伦法则
 
有人说,印欧人突出的鼻子也是对寒冷的适应吧?据说它像空调器,有助于预热入肺的空气。其实,在真正的酷寒环境里,这样突出的空调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非常容易被冻伤。北欧纬度虽高,因为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气候比亚洲同纬度的地区要暖和的多。而且印欧人进入北欧的时间很晚,北欧的原始居民与蒙古人种有关,今天的拉普兰(萨米)人和一部分芬兰人是他们的孑遗。突出的鼻子也不是对寒冷气候的适应,因为它显然不符合著名的“艾伦法则”。
 
1870年代,美国动物学家艾伦发现:跟温带的兔子相比,北极兔的耳朵和尾巴都比较短。类似的对比也存在于北极狐和温带的狐狸之间。进而他比较了很多寒带的动物和它们在温带和热带的表亲,发现寒带动物的身体轮廓变化都较为平缓,他把这项发现总结为“艾伦法则”(Allen's rule)。
 
东亚人中等高度、较小的鼻子,正是“艾伦法则”的体现。其实要预热入肺的空气,“孤悬于外”的突出鼻子并非解决之道。在极低温的环境下它加热不了空气,反而要靠呼出的热气来加热它。要加热入肺空气的话,较小的鼻孔和较深置的鼻道才是正解。东亚人的两颧较高,鼻道就相对埋入两颧之间的皮下组织的围护之中,这样才能有效预热入肺的空气。有的人类学家还补充性地认为:高颧骨还可以补偿较深的鼻道所挤占的颊窦空间(因为发声器官需要颊窦腔回响)。爱斯基摩人的鼻子里面的鼻甲发达,这实际上增大了鼻的内表面,增强了加温加湿的功能。
 
(三)樱桃小口的美女
 
与较小的鼻孔相一致,东亚人的嘴巴也相对较小,尤其是东北亚人。中国传统的美女形象更是“樱桃小口”。与细眼睛结合起来看,似乎这个人群脸上所有粘膜外露的开口都呈现比较小的形态,但头却比较大。这个特征组合,除了寒冷适应性之外似乎找不到其他的解释方案。
 
(四)身体比例和伯格曼法则
 
与艾伦法则类似,有关生物的寒冷适应特征还有一条“伯格曼法则”。 它指出:寒带的生物外形规律是尽可能减小表面积和体积的比率,从而降低热量散失的速率。 根据这一法则,身体的任何细长结构都是不利于寒带气候的适应的。
 
与之对应的是,人类学家观察到,肢体(尤其是远端肢体,比如小腿,小臂)相对较短是极地民族的共同特征。其实这也是东亚人的特征。伯格曼和艾伦法则所描述的寒带适应特征在东亚人身上有着完整而普遍的体现。 比如,圆而大的头型,平和的五官,相对较大的躯干,不算纤长的四肢。都可以视为减少散热面积从而有效地保存体温的寒带适应特征。
 
热带地区的人们手脚相对较长,肢体(尤其是远端肢体)较长,躯干相对较短,热带动物也有这个倾向,这些都是有利于散热的解剖特征。寒带地区的居民呈现相反的趋势。而在温带演化出来的人种的体态居于两者之间的过渡位置。人类学家测量了不同种族的坐高与身高的比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大约是0.45,欧洲人是0.5,而东亚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是0.55 [4]。从这里可以看到,躯干长度占身长的比例从热带、温带到寒带的人群逐渐增大。
 
(五)性成熟期,双胞胎率和繁殖策略
 
东亚人达到性成熟的年龄较迟,也是其寒带起源的一个旁证。不同人群的平均性成熟年龄随着当地气候、种族和营养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气候炎热的地区的居民的性成熟较早,而寒冷地区的居民则相反。
 
虽然曾经有人把东亚人较迟的性成熟期归咎于营养不足,但有研究表明,这个特点主要是基因造成的。即使在同样的营养条件下,这个人群的平均性成熟期依然比其他种族要迟。比如一项对美国各族裔女孩的初潮年龄的调查发现:非洲裔的初潮年龄最早,欧洲裔次之,而东亚裔最晚 [5]。这个次序也反映了在热带、温带和寒带演化出的人类各分支在性成熟年龄上的差异。
 
性成熟期的差异,其实反映的是繁殖策略的差异。在生存条件较为宽松的热带地区,性成熟较早的妇女可以留下更多后代,形成优势基因。但在较为严峻的寒带环境里,子女成活率取代了生育率成为自然选择的首要条件,幼年子女的养育就需要更有经验和能力的母亲,这就相对有利于性成熟较晚的基因类型。
 
在双胞胎率和孕期长度上,东亚人体现出的同样的寒带特征。平均而言,非洲裔人群的同卵双胞胎率最高,欧洲裔次之,东亚裔最低。妇女的平均孕期长度以非洲裔为最短,半数以上可以在第38周分娩,欧洲裔次之,东亚裔最长。可见东亚人群生理特点所体现的繁殖策略不仅是晚生,也是少生。
 
与热带和温带环境下植物性食物的丰富稳定供应不同,寒带环境下主要依赖的猎获物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尤其在长夜漫漫的冬季。而且每个人的御寒装备和居住空间都要耗费大量的劳动。这使得东亚人的远古祖先必须采用“少生,精养”的繁殖策略。
 
所以,说句题外话:那种认为中国人口多是因为“中国人生育能力强”的观点是不对的。在古代,人口多寡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生育能力,而是粮食供应能力。现代中国人口多的主要原因是中古时代我们的农业生产率较高,生产粮食的能力是世界第一。当然“土地面积大”、“政治大一统”等等都是原因之一。但可以预见的是,由于固化在基因里的特质,在同等的社会发展水平上,东亚国家的生育率将是相对最低的。
 
(六)汗腺和毛发 东亚人的汗腺较不发达,体味较轻。这一方面是因为寒冷的气候使得散热的压力减轻了,另一方面,体味做为吸引异性的“化学武器”,在穿着厚厚衣物的人群里鲜有用武之地。有意思的是有的人类学家发现东亚人脸部皮肤的汗腺却相对较多,这应当也是长期只有脸部暴露于外的寒区适应结果。
 
耳垢的类型也有显著的种族差异。干耳垢在东亚人中的比例是95%,湿耳垢却在其他种族中占据绝对优势。有的研究发现耳垢的干湿和汗腺分泌量的多少相联系,所以有着干耳垢的人群与汗腺不发达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
 
体毛稀少也是东亚人的特征之一。人类体毛的功能主要是散热和排汗,体毛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汗腺最多的地方,体毛的退化和汗腺的退化是同步的。
 
对于东亚人明显较少的胡须,人类学家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与维生素D的需求有关,胡须较少可以暴露更多面部皮肤,这在全身常年覆盖衣物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种意见认为,在极寒环境里胡须较少可以减少呼气结冰所导致的冻伤。胡须的温度比皮肤低得多,又临近口鼻,人呼吸出的水汽在低温环境下会迅速在胡须上凝结成冰。而且会越结越多,呼吸不止,结冰不止。在阿拉斯加冬季野外气喘吁吁长途步行的人们经常发现他们的胡子上结满了密密层层的“冰溜子”,嘴巴周围完全被冰封住了,像戴了个冰围脖。
 
对需要长期生活在野外的古代猎人来讲,严重的呼气结冰会导致面部冻伤,而在那个严酷又缺少援助的极端环境里,一个小小的冻伤就可能会导致丧命。所以较少的胡须是一个有利的特征。在考验人类极限生存能力的低温环境下,每个细节都可能会决定生死,从而造成基因选择的优势。有一部分东亚人的上唇须呈八字形,俗称“八字须”,靠近鼻孔下端的地方不长胡须,可能是进一步的适应性变异。
 
东亚人头发的特点也与寒冷环境适应性有关,首先是它的材质。这种发丝直而粗,角质层厚,但是生长却比较迅速。原因可以在显微镜下看到:它的孔隙率较高。这使得它的绝热保温性能更好。另一方面,这种高孔隙率的头发一旦打湿了就不太容易干,所以它最适应的是极低温下特别干燥的气候。
 
其次是它的笔直型态。笔直头发在保温方面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它密集排列起来可以做到绝无空隙,卷发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第二是它最大程度扩展了头发的覆盖面积。这种头发厚厚地披覆在头顶和两鬓,能构成更好的挡风和保温效果,这在衣帽不齐的场合能大大提高生存概率。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群的头发蜷曲程度最高,只覆盖在头顶,这是为了保护头顶不受阳光的直射。欧洲居民的头发卷曲程度居中,是温带的适应特征。但在北欧,直发的比例比南欧要高。
 
东亚人的眉毛和睫毛都不算发达,也是寒区适应的结果。眉毛和睫毛的主要功能是阻挡额头的汗水进入眼睛,眉毛是第一道防线,睫毛是第二道。笔者多年前曾经旅居一个位于赤道上的国家,并且不幸于炎炎烈日之下开展油漆刷墙的工作。在双手被占用,无法擦汗的情况下,额头滚滚的汗水很快就漫过了防线,又咸又涩的汗水流进眼睛里,刺激得眼泪迸发,立时丧失了工作能力。可以想见,对于热带和温带的烈日下追逐猎物的人们来说,额头滚滚而出的汗水确实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需要最为坚固的防线。但在寒冷的气候下,“迫在眉睫”的威胁却不是来自汗水,而是呼气导致的在眉毛睫毛上的结霜成冰。所以自然选择的力量让在最寒冷环境下生存的人们不再生有浓重的眉毛和睫毛。
 
(七)皮下脂肪的分布特点
 
一个东亚人如果胖的话,会胖得十分“均匀”。在其他种族中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女性同时有丰腴的髋部和纤瘦的足胫。但这种脂肪高度集中于某些局部的现象在东亚人中是极少见的。
 
一般来讲,东亚种族的体脂呈现一种以御寒为目的的分布状态。在同等体重条件下,重要脏器周围的皮下脂肪的平均厚度,以东亚人为最大。199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下属的一个医疗营养学研究中心对东亚人和白人的皮下脂肪厚度做了比较性测量。测量对象超过六百人,在上臂三头肌,二头肌,胸,肩胛,前腰(suprailiac),脐,小腹,大腿这八个测量点中,有七处东亚人的皮下脂肪厚度超过白人,都是在上半身。只有在大腿处,两种族男性无显著差异,而白人女性在此处显著超过东亚女性[6]
 
上半身是重要脏器所在,最需要保持温度,而大腿处却是最不怕冷的部位。东亚型的相对均匀的脂肪分布显然是最有利于防寒的优化结果。而在温带和热带进化出来的人类的脂肪分布很可能是性选择的结果。另外,虽然这项测量不包括小腿处,但日常经验似乎显示,亚洲人无论男女,都少见欧洲人和非洲人那样纤瘦的小腿,均匀分布的“东亚原则”同样适用于下半身。
 
很多朋友在评论里问肤色怎么回事,看来给链接没用,索性把专栏文章的一段直接帖过来。
 
(八)肤色与维生素D
 
尽管有时被称为“黄种人”,但相当一部分东亚人的皮肤色素并不比同纬度的欧洲人更多。只是因为表皮最外层的角质层较厚,给皮肤添加了黄色调(角蛋白是黄色)。另外厚实的角质层也常常掩盖了毛细血管透出的血色。
 
较浅的肤色曾经被认为是高纬度地区的适应性特征,有利于皮肤在阳光较弱的情况下制造足够的维生素D。但奇怪的是,高纬度地区的土著民族的肤色却并不特别浅。比如北欧的萨米人和西伯利亚以及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他们的肤色都比白人要深一些。这是因为维生素D的获取量,与食物结构的关系更大。
 
如果一个人群可以在食物中获取足够的维生素D,就不需要把肤色变浅。维生素D在动物性食物中含量最丰富,尤其是动物肝脏。而东亚人的远古祖先和寒带的土著居民一样,是纯肉食的人群,并没有很强的朝向浅肤色的选择压力。你可能已经从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推测到了这个食物结构,但我们还将在关于牙齿形态和酒精、血糖的代谢特征的章节里详细讨论这个话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浅肤色的形成与西亚一万多年前开始的农业革命有因果关系,它导致了对皮肤制造的维生素D的强烈需求。欧洲北部比同纬度的亚洲北部更加多云多雨,缺少阳光,并且由于大西洋暖流的暖化,农业线更靠北,从而在中北欧造成朝向浅肤色的最大选择压力。
 
酒精代谢的启示
 
东亚人对酒精的代谢能力不强,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这是乙醛脱氢酶的相关基因变异造成的。这也是这个人群的寒带起源的一个有力的证据。为什么呢?
 
动物界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不同动物之间的“酒量”差异极大,对肉食动物来讲,酒精几乎相当于毒药,猫和狗误饮少量的酒精就会导致严重的肾损伤乃至死亡,所以它们对酒精味道非常厌恶和恐惧。而杂食和草食动物的酒精耐受力就较强,这是因为它们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难免会不同程度地发酵。大部分食草动物对草的消化过程都包含胃内发酵这一环节,少量酒精是发酵的副产品之一(碳水化合物的缺氧发酵会产生酒精)。
 
熟透的富含糖分的果实,在秋天炽热的阳光下也会发酵产生大量的酒精,吸引很多杂食和草食动物来大快朵颐。很多人乐于拍摄动物们醉倒时的可笑场景。在youtube 上如果你输入关键词“drunk animals fermented fruit”来检索一下,就会看到很多此类录像。不仅是猴子,甚至大象和长颈鹿吃了大量发酵的果子之后,走路也像醉汉一样趔趔趄趄的,十足滑稽。正是碳水化合物与酒精的密切联系使得杂食和草食动物们拥有强大的酒精代谢能力,目前有一种解酒药物的主要成分就是从马肝中提取的。
 
虽然我们人类很早就会用粮食酿酒了,但是跟漫长的进化时光相比,农业史只是短短一瞬。最早的酒都是大自然酿造的,比如秋天发酵的甜果子就是自然界的水果酒。如果蜂巢掉进积满了雨水的树窠,蜂蜜也会发酵,酿出一树窠的蜜酒。饮用果酒和蜜酒的历史在欧洲和西亚源远流长,而东亚则没有这个传统,虽然在这里并不缺乏果树和蜂巢,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如果我们假设,东亚人的祖先来自于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那里缺乏可供发酵的富含糖分的物质,或者缺少有利于发酵的炎热气候,所以他们的生活跟酒精几乎没有交集,那么上面所述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东亚人的远祖在走出非洲的时候,作为热带杂食动物,他们拥有与其他族群一样的酒精代谢能力。但在漫长的寒带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乙醛脱氢酶功能退化性变异,其原因当然是碳水化合物的缺乏使得酒精代谢能力的选择压力消失了,而这些变异可能是某些优势变异的附带效应,也可能仅仅是由于一次人口瓶颈效应造成的。
 
而在热带和温带的气候下,这种选择压力一直存在。举个例子,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热带地区,从非洲到印度,从缅甸到加勒比,人们普遍饮用一种叫棕榈酒(palm wine)的天然酒精饮料。它几乎俯拾可得,在棕榈树干上钻一个小洞,插入一根导管,富含糖分的乳白色树汁就缓缓滴入下面接着的小桶里。一个晚上就能接满,热带气温使得它无可避免地发酵。两个小时之内,酒精浓度就会达到4%。饮用这种美味而易得的饮料是当地人们一种享受,其历史远比农业史要长的多,当始自狩猎采集的原始时代。而北方居民最初的饮酒行为则要等到农业和畜牧业发生之后了。所以热带和温带居民的乙醛脱氢酶选择压力,是北方寒带的原始居民所不曾经历的。对于温带和热带地区的人类而言,吃了发酵的甜果子或者喝了发酵饮料而不醉倒,可以造成很大的选择优势,因为这是最容易获得的大宗食物。如果饱餐一顿之后还能行动如常地逃避敌害和追逐异性,那么无疑能更有效地传承基因。而那些无法快速代谢酒精的基因,会在这样的环境下被逐渐淘汰。
 
所以,与普遍流行的印象相反,亚洲北方的居民并不比南方人具备更多能喝酒的基因。分子人类学家们发现与酒精代谢障碍相关的基因变异在亚洲东北部的中日韩人群中最为高频,而在东南亚却相对比较少见。比如与酒精代谢障碍有关的ALDH2基因变异在中日韩人群中比例为15-28%,而在泰国、马拉西亚和菲律宾人中的比例约为5%。而另一个相关基因变异ADH1B的频率分布为日本70.19%,北方汉族59.22%,南方汉族54.76%,越南34.85%,傣族33.33% ,呈现同样的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可见,大多数人持有的东南亚人酒量更差的印象,是地方文化和生活习惯造成的,并非基因遗传因素。同时南北汉族之间差异不大,也印证了文献记载和分子生物学研究都揭示了的南方汉族的晚近北方移民性质。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可能比较“古典”一点,但还是大致说出了气候和血统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气候和血缘对于一个民族的优劣来说大致是互为因果的。因为人毕竟不是植物,人是可以选择居住地区的。至于曾先生所说的,“为什么中国南方一再输给中国北方,归根结底,是因为南方人不如北方人!”则似乎正好与事实相反。因为从元末开始,推动中国历史的力量已经从北方转移到南方来了。虽然这段时间(大约700多年)以来,中国文明多大任何突破,而进入了化石阶段,但是至少在社会政治方面,多数改朝换代的革命,都是发生于南方,而后才波及北方的。北部中国,基本上已经成为反动势力的巢穴。

2017年7月9日星期日

谢选骏:成吉思汗是熟番而不是生番


谢选骏:成吉思汗是熟番而不是生番

 

成吉思汗是熟番,也就是半汉化的野人,而不是生番也就是不开化的野人。

 

其证据之一,就是成吉思汗派刘仲禄邀请丘处机前往蒙古草原为他进行启蒙教育。

 

成吉思汗派刘仲禄邀请丘处机前往蒙古草原的诏书全文说:

 

1219年农历五月,成吉思汗派刘仲禄前往山东,邀请丘处机前往蒙古草原相见,下面是诏书全文相关资料:

 

《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全文共406字,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四月,河南内乡县石堂山普济宫的人们为不忘成吉思汗的皇恩,纪念丘神仙的功德,请邓州(当时内乡隶属邓州)石堂山石匠李进忠将此手诏刻于圆顶石碑上,以诏后人。碑高1.8,宽0.63,厚0.23,平首。字体为楷书,计16行字,满行32字,碑文行楷。手诏碑文如下:

 

制曰: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弟兄,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之天佑,获承至尊。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已来,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犹惧有缺,且夫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以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访闻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充德着,怀古君子之肃夙,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栖岩谷,藏身隐行。阐祖师之遗化,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径,莫可称数。自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弦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着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应,亦岂违众生小愿哉!故咨诏示,惟宜知悉。

 

御宝五月初一日

 

至大二年四月朔

 

邓州石堂山石匠李进忠刊。

 

成吉思汗第二次派曷剌邀请丘处机前往中亚草原的诏书全文

 

1220年,丘处机得知成吉思汗已经在1219年六月西征中亚花剌子模沙朝,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西行太远,希望约成吉思汗在燕京相见,于是写了一份陈情表。刘仲禄乃令曷剌急驰报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忙于西域战事,不能东到燕京,便写了回复诏书,派遣曷剌带回复丘处机。丘处机得知道诏书后,决定于1221年春继续西行。

 

下面是成吉思汗给丘处机的第二份邀请诏书全文:

 

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省所奏应诏而来者,备悉。惟师:道踰三子,德重多端。命臣奉厥元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远。两朝屡诏而不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军旅临试,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是用载扬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磨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丘处机从中亚草原返回山东途中成吉思汗发的四道圣旨全文

 

1223年,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辞行,向东返回山东,在丘处机回途中,成吉思汗一共给他发了四道圣旨,其中的癸未羊儿年为1223年。圣旨具体内容如下:

 

圣旨其一

 

成吉思皇帝圣旨道与诸处官员每: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曰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据丘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赋税者,其外诈推出家,影占差发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断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违错,须至给照用者。右付神仙门下收执。

 

圣旨其二

 

照使所据: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精严住持院子底人等,并免差发税赋。准此。癸未羊儿年三月曰。

 

圣旨其三

 

宣差阿里鲜面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奏知来底公事,是也煞好。我前时已有圣旨文字与你来,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丘神仙你就便理[会]。合你识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曰。

 

圣旨其四

 

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曰,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曰。

 

评价

 

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劝说,稍微减少了蒙古帝国进攻金国时的屠杀和破坏,使他在当时已得到大众的高度评价,亦使全真道成为当时最兴盛的宗教。

 

后世不少评价,都盛赞丘处机拯救生灵的功德,甚至超越他在宗教上的贡献。

 

例如全真道道士撰写的《金莲正宗记》便收录了一个故事,记载三个人在讨论丘处机的贡献,首两个人分别称许他的修炼精湛和弘道有功,而最后一人则批评两者「见其小不见其大」,赞扬丘处机的最大贡献是使「四百州半获安生」,幸免于难的百姓「不啻乎百千万亿」。

 

明代民间戏曲也有一段,正一派道人、茅山派道人与全真派道人相遇,正一道人说他们的法术可以救出地狱中受苦的亡魂,而这才是道教的精华。茅山道人则说他们可以使信徒清修无碍,死后根本不可能堕入地狱。全真道人则表示,他们的祖师丘长春真人劝服了蒙古可汗,避免了中土遭到蒙古军的彻底屠杀而变成人间地狱。另外两人一听此言,叹服不已。

 

又清高宗撰写一幅对联,谓「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都表达了同类的看法,其中「一言止杀」四字成为简括丘处机贡献的常用词。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官样文章不一定是蒙古头人写的,甚至不一定经过这些目不识丁之辈的过目,但是,成吉思汗反复邀请丘处机前往请教一事,说明他已经相当汉化了。

 

《丘处机劝诫成吉思汗的历史真相》说:

 

无稽之谈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暮年成吉思汗年老体衰,他闻听“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有养生长寿秘诀,便派人下诏请丘处机前往汗帐,想向他讨教长生之术;丘处机欣然应命,率领门徒不远万里前往西域大雪山,向成吉思汗进谏治国之本。那么,历史果真如此吗?

 

在小说中,为了突出郭靖的大侠形象,金庸将丘处机的“西行”处理得并不突出。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丘处机师徒这一路却颇不平凡。他们历经磨难,甚至付出生命,最终得以面劝成吉思汗体恤百姓,解救万千黎民苍生。可以说,丘处机的贡献恐怕要比郭靖大得多。

 

被传活了三百岁

 

丘处机生于1148年,山东人,自号“长春子”,曾拜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师,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1217年,他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门。当时,由于战乱纷繁、民生疾苦,很多人为寻找心灵寄托纷纷加入全真教,全真教在北方声名大振。而年届七旬的丘处机鹤发童颜、碧眼方瞳,于是外界纷纷传说他精通“长生不老之术”和“治天下之术”。这些传言也传到了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国的成吉思汗耳朵里。此时的大汗已是耳顺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将至,身边人又向他进言:丘处机行年300余岁,肯定有长生之术。这样的神仙应该赶紧请来。于是,1219年,成吉思汗写下一封言词谦虚、恳切的诏书,派刘仲禄前去邀请丘处机。

 

起初,接到诏书的丘处机颇感为难,全真教一向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不希望与乱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为此,他曾先后拒绝过金和南宋的邀请。但丘处机审时度势,认为蒙古统治者很有可能一统天下。为了全真教的发展,他最终决定应诏。同时,他也想借机为民请命,劝蒙古大汗少杀无辜。

 

弟子命丧西行途中

 

1219年腊月,丘处机带领尹志平、李志常等18位弟子从山东启程西行。次年220日,他们抵达当时蒙古统治下的燕京(今北京),当地官吏、士庶、僧道纷纷前往卢沟桥迎接这位大汗请来的神仙。而求丘处机题字签名的平民更是络绎不绝,他们希望有了丘处机的墨宝做护身符,就能免受蒙古大军的烧杀抢掠。

 

此时,率军西征的成吉思汗却越行越远,丘处机眼见在燕京见不到成吉思汗,便上书《陈情表》表明自己年事已高,并无治国才能,盼望能等大汗东返后陛见。刘仲禄以为丘处机是在讲条件,就建议选一些漂亮女孩随行,没想到这一下子激怒了丘处机。刘仲禄慌忙派人将情况告知大汗。成吉思汗则再次下诏恳切催促丘处机西行。122128,丘处机不顾年迈体衰,踏上万里征途,向塞北高原挺进,开始了一年多的西行之旅。

 

当丘处机到达成吉思汗四弟斡辰的驻地贝加尔湖时,斡辰也想向他请教延年益寿之事。没成想,正当丘处机准备向他讲授之时,突然风雪大作,斡辰大惊,认为是自己想抢在大汗哥哥前面得知长生秘术引起了天怒,于是只好作罢。

 

西行途中的艰苦更不必说,他们时常要受到沙尘暴、流沙的袭扰。艰难的时候,车子陷到流沙里,马儿停滞不前,人想挪动一步都很困难。丘处机的随行弟子之一赵九古甚至病死在了西行路上。

 

相处一载,神仙传道

 

1222年初夏,丘处机终于到达了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地向他讨要长生之术和长生不老药。丘处机显然早有心理准备,他说:“世界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卫生之道。”而卫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宁静。”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丘处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猎射杀一只野猪时突然马失前蹄,可野猪却不敢扑向成吉思汗。事后,丘处机便入谏说:“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现在圣寿已高,应该少出去打猎。坠马,正是上天告诫陛下。而野猪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护着陛下。”成吉思汗对此十分信服,告诉左右人说:“只要是神仙的劝告,以后都照做。” 成吉思汗过桥时,桥一下子被雷劈断了。丘处机便说,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顺父母的蒙古人。于是,成吉思汗就诏告国人,听从神仙的指示,要尽孝道。丘处机还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

 

虽然丘处机开出的这些“秘方”并非成吉思汗真正所需,也没有完全得到他的认可,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统治者对汉人的残酷杀戮。康熙帝曾对此赞道:“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解救数万黎民百姓

 

1223年春,丘处机已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个年头。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上思念故土,丘处机决定东归。3月,大汗依依不舍地与丘处机辞别,并赐给他许多金银财宝,却遭到谢绝。于是,成吉思汗下诏免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并派人率骑兵五千护送他返乡。

 

归心似箭的丘处机仅用了4个月就走完了来时的路。成吉思汗也传来圣旨,询问他归途是否顺利、现在住得合不合适,并说:“朕常念神仙,神仙勿忘朕!”后来,成吉思汗又赐给丘处机虎符玺书,并命燕京行省将原金朝的御花园赏给全真教建造宫观。从此,丘处机得以弘扬全真教、广建道观,掌管天下道教,取得了相当于蒙古国国师的地位。凭着虎符玺书,丘处机还解救了大批中原人,使两三万被蒙古掠夺为奴的人重获自由。

 

1227年,丘处机病死,时年79岁。他死后,弟子李志常编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了这段不平凡的旅程。由于丘处机的足迹遍及今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该书也成为后人研究13世纪中亚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并相继有俄文、法文、英文译本问世。

 

道教教派,也称全真道或全真派。金初创立。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而得名。该派汲取儒﹑释部分思想﹐声称三教同流﹐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籙﹐不事黄白之术。

 

全真道认为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心地清静﹐才能返朴存真﹐识心见性。该派注重修炼“性命”﹐认为“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气神相结﹐谓之神仙”。主张修道者必须出家﹐并忍耻含垢﹐苦己利人﹐戒杀戒色﹐节饮食﹐少睡眠。《金莲正宗记》称该教“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虚无为内﹐以九还七返(按指炼内丹──引者)为实﹐以千变万化为权”。王重阳死後﹐其弟子马钰等七人分别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继续传道﹐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派(见北七真)﹐但教旨和修炼方式﹐大致相似。

 

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12201223)间﹐邱处机应诏赴西域大雪山谒见元太祖﹐受到礼遇﹐命其掌管道教﹐在各地大建宫观﹐全真道进入全盛时期。在发展中﹐因不断侵占佛教寺院﹐宣传“老子化胡”之说﹐引起僧人不满﹐而导致元宪宗八年(1258)的僧道大辩论。结果全真道失败。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馀处﹐又令道士落发﹐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僧道再次进行辩论﹐全真道又以失败告终﹐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他道经尽行焚毁﹐全真道遭到沉重打击。元成宗时﹐禁令渐松﹐全真道又见恢复。明代朝廷重视正一道﹐全真道相对削弱。入清以後更为衰落。

 

现存全真道的早期史料较多﹐《正统道藏》收有王重阳以及北七真的著作﹐教史有秦志安的《金莲正宗记》﹑李道谦的《七真年谱》﹑《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甘水仙源录》等。但後期的史料较少。清人陈铭珪的《长春道教源流》和今人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全真道的历史作了一些考证和论述。

 

全真教是后期道教最大的派别之一,元代以来与正一派一起延续至今。全真教三教合一的思想非常鲜明,这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真教仿效佛教禅宗,不立文字,在修行方法上注重内丹修炼,反对符箓与黄白之术,以修真养性为正道,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全真教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道观,不得蓄妻室,并制定了严格的清规戒律,这一点和正一道很不相同。

 

全真道是中国道教后期的两大派别之一。创建于金初,后再与其他丹鼎小派合并而成。大派一直流传至今。

谢选骏:纪思道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


谢选骏:纪思道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

 

《纪思道:刘晓波历尽磨难,他人才得享自由之光》(纽约时报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说:

 

亲爱的刘晓波:

 

您可能是我最钦佩的人。数十年来,您为推进人类的自由而不断抗争并备受磨难,您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自由,如今看来,您也将付出自己的生命。

 

您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曼德拉,但您的结局却和他有着骇人听闻的差别。纳尔逊·曼德拉最终成为南非总统,您却最近才从中国的监狱转移至医院,并且仍然处在监控状态之中。您的妻子说,您的肝癌无法进行手术治疗,而中国政府残忍地拒绝允许您赴国外就医,以挽救您的性命。

 

我写这封公开信的部分原因是吁请习近平主席允许您出国就医。但同时,我写下这封公开信也是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些身处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人可以从您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作为一名记者,我看到太多的煽惑、矫饰和虚伪,而身陷囹圄的您却比我们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更真诚、更热忱地体现着民主的价值观。

 

我必须说,我很好奇,看到我们西方人如何处理我们自己手中的自由,您会作何感想。为了实现自由,您奉献了您的一生。但是,您对民主的信仰是否会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那些推文而动摇?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妻子前往中国时,我第一次遇到了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您立即返回中国,并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

 

当中国军队向示威者开枪以镇压这场运动时,您本来可以逃亡。但您却冒着巨大的风险与军队谈判,为聚集在纪念碑前的数百名抗议学生开辟安全撤离的通道。

 

有些学生想留在现场并准备赴死,但您劝导他们撤退,好好活着,以俟将来。您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可您自己却被逮捕,投入秦城监狱的深渊,这一走就将近两年。

 

20世纪90年代,您有机会可以安全地搬到国外,但您却选择留在中国。您继续不懈地推动自由,并因此再次入狱。

 

出狱后,您在2008年参与起草了一份措辞温和、合情合理的文件,呼吁民主和自由。那是最后一次我和您交谈。

 

我当时在北京,曾打电话到您家,希望可以安排一次会面。您接了电话,但我刚刚用中文说出我的名字,一个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监视人员就立刻掐断了电话,而且让您的电话再也无法拨通。

 

那之后不久,您再次入狱,被判刑11年。作为对您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中国政府还开始迫害您的妻子刘霞。

 

我记得您写给刘霞的一封感人至深的情书:“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

 

您经常谈到中国有哪些地方可以向西方学习。但坦率地讲,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能从您那里学到很多——甚至是民主的意义。

 

首先,您宣扬温和与妥协的美德,而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因为神经绷得太紧而忘却了这些。这个时代,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和解是软弱的表现,您却提醒我们,政治意味着倾听和务实。您正是通过倾听和务实,抢救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生命。

 

第二,您的思考超越了您的族群。您勇敢地签署请愿书,呼吁给西藏更多的自治,并与达赖喇嘛进行真正的谈判;尽管中国人出于本能的民族主义,非常反对这个建议。拂逆公共舆论需要道德上的勇气,我真希望更多我们自己的领导人也能展现出这种勇气。

 

第三,您是政治活动中高贵品格的楷模,表现出那种不失高节的气骨;尽管这个政权如此残酷地对待您和您的妻子。

 

我们美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坍塌,诋毁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如果一个孩子想与另一个政治派别的人结婚,越来越多的人会表示反对。您完全有理由心怀恶意,但您却声称“我没有敌人”。对那些控告您的人,您甚至格外地使用充满爱的语言去谈论他们。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您在监狱的牢房中这样解释。您告诫我们,“敌人心态”会“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

 

在汉语里,您有时被称为“刘老师”,而我们,您的学生,希望并祈祷您能寻得一些宽慰,因为您的牺牲已在我们所有人心头留下印迹。您真的不愧为这个世界的老师。

 

谢选骏指出:纪思道先生,你在文中自称“西方人”,但我觉得你更像一个东方人,一点没有耶稣基督的精神。首先因为“这个世界”不被上帝的儿子看好,只有基督给人的才是真自由。其次,你太注重这个世界的结局,这也不像“西方人”的精神,而更像“东方人”的心思,当然你可以辩解说,今天的西方人已经东方化了,不仅注重享受,也信仰佛教……那样,你就不必自称西方人还是干脆就自称东方化人或东方化了的西方人吧。最后,你贬低了刘晓波所属的族群,不知道这也是对刘先生的贬低吗?你还说“中国人出于本能的民族主义”,请问你又知道谁在代表中国?恕我直言,你的思维很像“整体性的东方人”,而不像“分析型的西方人”,你谈问题靠的是直觉,而不是理性——纪思道太像东方人而不像西方人了。相比之下,刘晓波先生倒更像一个“西方人”,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更多的基督之爱。而你所抨击的美国社会的种种怪现象,也无非是由于远离了基督的精神。

 

(请大家转告《纽约时报》的纪思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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