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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1日星期三

谢选骏:罗马帝国的衰亡史就是基督教会的兴盛史


佚名网文《羅馬帝國衰亡史》报道:


《羅馬帝國衰亡史》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由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所著的關於羅馬帝國的歷史巨著,被認為是第一部「現代」歷史著作,共有六卷,分期出版。第一卷出版於1776年,第二、三卷出版於1781年,第四、五、六卷出版於1788年。全書涵蓋從98年到1590年的羅馬帝國的全部歷史。


簡介

當時考古學尚不發達,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是依賴於文獻,吉朋不採納第二手的文獻,基本依賴於同時代的文獻,並做了大量的考證工作,所以他這部作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根據現代的科學研究考證方法,吉朋的作品也有許多沒有非常確切依據的地方,但對當時的歷史學來說,吉朋的這部著作是一個飛躍。經過兩個世紀,雖然有沒有確切依據的地方,但幾乎無法找出有真正證實是錯誤的地方,現代的考古發現,有許多地方是當時不知道的,可以補充這部作品,但還沒有一個發現指出這部作品有錯誤的地方,有的地方吉朋由於沒有材料是假想的,但現代的發現往往證明當時吉朋的假想是正確的。


吉朋寫這部作品時不是用論文的形式,而是用文學的形式寫的,因此可讀性很強,雖然現在有許多新的發現和論文,但這部作品仍然被許多人喜歡閱讀,雖然他的語言有些古老。


這部作品之所以被稱為「現代」的歷史著作,是因為以前的歷史學家都是根據宗教的觀念描寫歷史,而這部著作是第一次根據政府、文化、社會等各方面來描寫歷史,對基督教的歷史描述也非常客觀,因此受到當時人們的許多非議。在第一卷第15章的末尾一段,他充分表現了他的諷刺和幽默,他對基督教歷史的懷疑態度,他是這麽寫的:


我們怎麽能原諒那些異教徒的哲學世界如此忽略全能的上帝呈現出的那麽多明顯的證據呢?不是對他們的理智,而是對他們的感覺。在基督和他使徒的時代,他們宣講的教義被無數的奇蹟所證實,跛足可以走路,盲人可以看見,病人被治好,死者可以復活,魔鬼可以被趕走,自然法則經常為教會服務。但是精明的希臘和羅馬人閉眼不看這些奇蹟,全力關注平常的生活和研究,沒有理會這個世界除了現實政府還有精神的領袖。在泰比利烏斯時代,整個地球,起碼是整個羅馬帝國的所有省份,有三個小時的時間被超自然的黑暗所籠罩。即使是這種應該刺激人們好奇和對神畏懼的事件,在這個科學和歷史的時代也沒有引起關注。這件事發生在小塞內加和老普林尼在世的時間,他們一定受到這件奇蹟的影響,或者是被以前記錄所影響,這兩位哲學家勤奮地記錄各種自然現象,地震、隕石、彗星、和日食,以及所有他們收集到的現象。但他們兩人都沒有提到這件從創世以來人們眼中最大的奇蹟。只有普林尼在他的其中一章中提到凱撒被謀殺時,太陽暗淡無光,而且肯定不是他那時代經歷過的,耶穌受難時,曾被絕大部分後來的詩人和歷史學家提到過的那次日食。


很明顯,吉朋想表達在聖經新約中提到的那次耶穌受難時發生的,「從正午到申時,大地全被籠罩在黑暗之中」。但當時他不敢直截了當地說,只能用隱喻諷刺的口吻,說明古代羅馬史中根本就沒有記錄。


1779年,吉朋又寫了一部《對羅馬帝國衰亡史第15章和16章一些段落的考證》以回答對他第一卷的一些非難。


這部書從奧古斯都立為皇帝,將羅馬共和國變為羅馬帝國寫起,直到東羅馬帝國滅亡以後,還寫了羅馬的政變,到教皇重新控制羅馬。延續近乎1500年,包括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如何興起,以及羅馬帝國周邊國家對羅馬的影響,有波斯、阿拉伯、匈牙利 、保加利亞、俄羅斯、蒙古等國家的簡短歷史,甚至還提到了長城和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以及北匈奴的西遷,忽必烈的艦隊對日本不成功的入侵。整部著作氣勢恢弘,是一部堪稱巨著的作品。


著名學者何炳棣曾回憶1943年8月16日第六屆留美公費生考試,他寫下吉朋在本書中最著名的一句話:


“流行於羅馬帝國寰宇之內的各式各樣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民看來都是同樣靈驗;明哲之士看來,同樣荒誕;統治階級看來,同樣有用。”

中文譯本

Gibbon, Edward(愛德華·吉朋),2003,羅馬帝國衰亡史, 蕭逢年譯。台北:志文出版社。ISBN 9575457455

Gibbon, Edward(愛德華·吉朋),2004,羅馬帝國衰亡史,席代岳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ISBN 957-08-2771-8

Gibbon, Edward(愛德華·吉朋),1996,

羅馬帝國衰亡史,黃宜思、黃雨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ISBN 9787100019040

Gibbon, Edward(愛德華·吉朋),2008,羅馬帝國衰亡史(全譯本),席代岳譯。北京: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ISBN 978-7-80762-116-4


谢选骏指出:吉朋虽然自吹此书不採納第二手的文獻,基本依賴於同時代的文獻,並做了大量的考證工作——但是我认为,此书虽然文学性强,但是作为“历史叙事”却是不及格的。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也有类似的毛病,那是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涉及到了当代史,所以可以理解。而吉本则不同,他是在一个自由社会谈论古代史,所以具有无可推诿的个人责任。


佚名网文[《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代背景]报道:


18世纪的欧洲经济和科学文化处于上升时期,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时代发展充满自信。但是相对于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欧洲的政治和宗教却趋向保守。政治上专制王权制约自由,议会代表的主权同王权进行着斗争。在宗教上,国教打击异己,异教徒在政治、经济上得不到平等待遇。理性观念的觉醒,使人们反对政治宗教上的压迫,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受到冲击,要求新的解释体系取而代之,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启蒙学者将理性视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历史学家将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引入历史解释,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史学的主导思想,理性主义史学在启蒙时代的西方史学中占据着支配地位。

爱德华·吉本是这一时期西方理性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他自小生活在启蒙思潮浓厚的英国,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著作及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学术成长的基础;游历法国、意大利、洛桑等处的经历,提供了他亲自与启蒙学者们对话与学习的机会;亲身参与英国政府的管理与训练民团,使他对政治制度的了解更加透彻;前后两次改变宗教信仰,使他对宗教教义产生了怀疑。所有这一切,最终促成了吉本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成就了他的《衰亡史》。

创作过程

1764年,吉本出游意大利,在古罗马的废墟旁萌生撰写罗马衰亡史的念头。吉本的著作态度是严谨的,在动笔之前考虑了文字风格。他不喜编年史的文字枯燥,也不喜演说词的词藻堆砌,采取了介乎二者之间的笔调。开始撰写时,十分拘谨,第一卷的头一章,改写了三遍,第二、三章也写了两遍,才勉强满意。

《罗马帝国衰亡史》后各章进展顺利,但写到第十五、十六章时,又反复修改了三次,从原来相当于一卷的分量,压缩成现存的规模。他后来回顾各卷的笔路时,认为第一卷虽竭尽心力但仍感粗糙,写第二、三卷时业已成熟,笔致流畅而协调。最后三卷虽更成熟,但因娴熟法文,信笔写来,夹杂进高卢方言。六卷的写成,前后共用了近二十年的时光。全书出齐的时刻正值吉本51岁的生辰。他感到欣慰:“二十个幸福的岁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气,这一成就在人世上给我以名誉、地位和声望,舍此我是无从获得的。” 


谢选骏指出:显然,爱德华·吉本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把历史叙事当作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这种恶俗的态度致使其写作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行为艺术”。因为他要追随十八世纪英国主流社会“非基督教化”的文艺复兴潮流,所以他不得不抹杀了历史的真相——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是基督教会的兴盛史。为要达到这一抹杀的目的,就需要把“基督教的兴盛”叫做“中世纪的黑暗”了。



谢选骏:分裂的中国如何对抗联邦的美国


《告别美国,正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场革命》(2022-09-07 观察者网阅读)报道:


导读: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谭吉坷德”。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部分内容略作修改。


告别美国正在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场革命,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如同黄昏中的最后一抹晚霞,逐渐黯淡。


在俄乌战争的炮声中,全球化最后的一点体面已经荡然无存,告别美国的队伍露出了显而易见的身躯,更多的挑战者出人意料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是国际政治势力的一场大洗牌,决定着原有的世界秩序能否赓续,也决定着很多国家的命运,更关乎人类的未来。


暴风雨真的来了,人类文明正面临着一个血色的临界点。


一、美国埋葬全球化,世界寻找新规则体系


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措施摧毁了原有的国际贸易秩序,由多边主义走回国家干预主义,使逆全球化理念成为了美国的上层建筑。


全球化作为美国主导的一项世界公共产品,它所支持的规则及其附着的价值观的凋敝,凸显出来的是美国及西方势力信心的衰落。


在美国的带动下,全球主要国家都身不由己地走进了逆全球化。所有的大国都在搞贸易保护,通往自由贸易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栏杆拒马,曾经光鲜亮丽的全球化今日只剩下了一副躯壳。


中国替美国扛起了全球化的大旗,力撑多边贸易体系。这使得全球化这个“超级全球秩序”变得很可笑,也具有相当的讽刺性。


近日“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说明中国也已经被动地做出了选择,不再帮助资本世界维持体面。这标志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最后破裂。


华尔街的利益不等于美国利益但却能够左右美国,今天的美国无法给世界贡献新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抛弃了全球化就是想让这个世界比美国更烂,一向宣称肩负着拯救世界神圣使命的“山巅之城”最终摧毁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和政治权威。


美国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躺着吃了几十年的红利之后,自身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他们也知道单边主义是一杯苦酒,却也不得不饮鸩止渴。至于这种做法对美国的世界影响力会带来什么伤害,他们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再感兴趣。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都把精力和注意力倾注在了下一代的经济引擎上,如5G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航空航天和海洋工程等。美国关闭了全球化的大门,就是要限制中国的崛起,提防中国第一个跑到终点。美国可以乐见中国比自己更烂,但绝不会允许中国比自己更好。


当美国带领西方世界,把那些自由民主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最后的遮羞布全部揭下来的时候,标志着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自由市场进程已经全面崩溃,全球化由结构性衰败走向了彻底的死亡,人类正在返回蒙昧。


几十年来,全球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所有的世界格局。美国埋葬了全球化,世界走向丛林化已经不可逆转,丛林法则正在成为终极法则。


美国不再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也不允许别人来提供。自由开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将在资源和生存权利的竞争中,不断地走向对立和对抗。


全球化死了,世界走上了寻找新规则体系的道路。是用和平的方式还是暴力的方式结束这一探索,这是所有人都在关注的问题。


二、中国为什么要搞统一的大市场


中国“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贸易是一种依附型的经济结构。曾经的“中美国”使中国在经济上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与美国在生产消费上不可分割又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体。


正是这种经济结构,使得美国及其伙伴能够顺利地瓜分中国的市场,控制中国的主导产业并获得大部分利润,将中国实实在在的财富置换成抽象的绿色的美元符号。


这种经济体可以让美国合法地转移中国财富,使美国整个国家最终成为地球村顶端的食利阶层。


中国“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就是要修正这种依附型经济的扭曲,把内部市场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激发和培育国内市场潜力和社会消费能力。从资本“与君王共治天下”转移到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构建一个高效内需的大循环体系。


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从2008年的“出口转内需”到“以内循环为主”再到今天的统一大市场,脉络十分清晰。有一个特征是,外部环境越复杂越糟糕,这项工作步子就迈得越大。


“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就是构建一个消费力量强大的国内市场取代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的经济殖民化模式。目的就是应对已经出现并且会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联合绞杀。


这是一项“被动”的政策,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就是要在几十年“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型之后迎来一次全新的经济再转型。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需要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充满活力的消费主体;需要让数量惊人的低收入人群不但有消费的动力,更要有消费的能力。


事实证明,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却得到了一个并不理想的经济结构。这个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反思,但是留下了一个大讨论的课题。


外部环境急剧恶劣,全球化名存实亡,贸易冲突愈演愈烈,西方技术封锁、贸易限制、经济制裁日甚一日。在外部循环难以消耗掉巨大产能的背景下,这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战争的敏感时刻,这项一直“埋头苦干”的国家战略高调官宣背后的政治考量是什么,在释放什么信号,要表明什么态度。


基辛格曾经呼吁,中美应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否则一战悲剧将会重演。他一直威胁中国不要步子迈得太大,同时也告诫美国吃相不要太难看。


中美没有共同建立基辛格口中的新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不要说中国这样的大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自己拼命地生产劳动,而别人却开着印刷机躺着赚钱。


中国“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正是以国家安全为目标,为了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选择的战略突围方案。因为中国的体量巨大,毫无疑问,这种国家战略一定会促成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形成,构造出世界经济的新秩序。当然,这个新秩序会令美国老爷很不开心。


三、中美脱钩摆上了桌面


不是中国要和美国脱钩,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结构。


几十年来,无论美国如何高调宣称自己的定位就是遏制分裂瓦解中国,中国都要给予美国最大的经济利益输送和国际政治支持,这就是“韬光养晦”。


中国几十年来一直接受美国各种侮辱打压,一直在美国制定的到处是陷阱的规则中忍气吞声。直到一年前安克雷奇“中国外交官被迫向美国伙伴讲授政治礼节课”,直到“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那声咆哮,中国才挺直了腰板。


美国针对中国设计并推行的国家战略很流氓,但是很公开,明人不做暗事。美国国家级的“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等机构就有十几个。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法案公开宣称他们的目标就是推翻中国政权、彻底遏制中国崛起。他们毫不隐讳地宣称“美国和民主世界在21世纪唯一最重要的挑战就是中国的崛起”,“美国必须同时准备与俄罗斯和中国开战”。


中国的应对很东方化,对美国的定位时常徘徊于对手朋友甚至老师之间,一直在“装孙子”还是“真孙子”之间摇摆模糊。2012年以来,中国的面目开始清晰,这让习惯了高傲的美国很不适应。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对中美来说谈判桌是最没有用的物件。无论中国怎么做、做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都不会改变。


美国最大的共识就是把中国看作头号敌人,就是反华。这是现在美国唯一的举国意志。中国成了美国所有问题的替罪羊,成了美国管控分歧、凝聚民众的唯一对象。这个时候谈中美友谊,只有搞笑的作用。中美关系,永远也回不到从前。我们可以忽悠外人,但是一定不要欺骗自己。


今天,中国朝野上下已经彻底地读懂了美国的强盗逻辑,认识到美国的各种侮辱打压,不是因为误解,而是要把中国锁死在食物链的底端,永远为美国和西方服务,永远作为他们美好生活的成本和耗材。中国明确地拒绝了美国的寄生权,选择了自强和斗争的解决方案,这对美国来说就是末日宣判。


全世界开采的黄金全部送给美国,美国大约15年就能全部亏完。全人类的财富,都不够填美国这个窟窿。就算是上帝来当美国总统,也不能让躺着赚钱的美国洗心革面,自食其力。这才是为什么用美元收割世界财富不可能成为永久模式的根本所在。中美之间不是脱钩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忍受美国无底线剥削和压榨的问题。


美国一直在寻求“一次性解决中国问题”,中国也在坚韧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双方像高手对决,渊渟岳峙,却都在寻找一击致命的契机。


如果中国的300年王朝周期律同样适用美国,他们现在连第一节课还没上完。粗野的贪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一种有毒的组合。面对这样的对手,中国需要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惕。


俄乌战争,中国正处于“帮谁谁赢”的位置上。这个时候中国不但与俄罗斯结成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同盟,而且紧锣密鼓地解决自身问题,显然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有着清晰的预判。


四、中美争端的本质是什么


中美争端的本质,就是为了争夺生存权力;就是美国要保障其超级福利,中国也要争取美好生活。正是这一本质,中美才会跌入世界老大同挑战者不死不休的“休昔底德陷阱”。


脱离了这个根本,其他的意识形态之争、模式之争和文明的冲突,都没有反映出中美之间根本的分歧和矛盾。正是因为这个无解之局,美国才一直将中国视为头号假想敌。


你不想争夺霸权≠美国认为你不想争夺霸权;你现在不想争夺霸权不等于你有了足够的力量之后仍然不想争夺霸权。在以剥削和掠夺为特征的工商文明中,这是合理思维。


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活在一个竞争资源的文明形态当中。在这种文明没有被更高阶的文明取代之前,人类的竞争无法避免。


美国要维护其霸主的福利,要想度过危机只有牺牲中国。中国不愿意做待宰的羔羊,希望拥有公平合理的劳动变现权力。在资源竞争的文明形态中,这对矛盾无法调解,只有战争能够重新分配权力,也只有战争才能阶段性地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历史上所有解决危机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战争。美国要阻止中国这头最肥硕的奶牛脱缰而去的唯一方法也只有战争。他们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将资源转向亚太地区,完成了所有的战争准备。


这种两大强国的对决一旦发生必将是地动山摇,惊天动地。当失败和死亡意义相同的时候,也就没有了规则和底线。


中国国内常常有一种盲目的、自我安慰的乐观情绪,认为美国经不起一场同中国的战争。理由是连阿富汗塔利班都能弄得美国灰头土脸。


这些人忘记了美国是修理“老二”的专业户。200多年里,美国陆续地把大英帝国、西班牙帝国、日本、德国、苏联这些超强对手相继踩在脚下。他们善于将软硬实力完美地结合起来,选择最佳进攻点,取得最完美的进攻效果。


在这方面,美国底蕴深厚,理念坚定,手段娴熟,经验丰富。美国一定会把资本世界全部力量集中到中国身上,一战解决中国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才能为衰落的美国续命。对美国来说,解决中国问题,就是解决世界问题。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中美之间共同的利益捆绑,但却忘了面对生存问题的时候,任何利益都不起决定作用;何况这个利益还在不断地缩水,何况通过冲突还会彻底地改变利益结构,获得更大更长远的利益。


美国不太讲究面子,他们更注重里子,而中国正好相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任何侥幸心理都会带来亡国灭种的悲惨。面对这样残酷的争端,中国要有足够的精神国力,不但要有能够威慑对手的力量,更要有敢于使用这种力量的战斗意志。


眼前的普京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意志,他清晰地告诉美国,没有能力打败你,但有能力一起拉你下地狱。正是这个人,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使第三世界自冷战以来从未如此地团结。正是这种意志,使俄罗斯恢复了曾经有过的大佬的感觉,让美国和欧洲努力地去适应自己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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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金(资料图)


不知道抗美援朝中国给美国留下的阴影还残留多少,但是应该让美国知道,70年前中国士兵让美军学会了用汉语说出来“投降”两个字。中国只有这样能够震慑对手的气质和意志,并对任何级别的风险有足够的准备,才能够以战止战,才能维护和平。


五、中国在挑战美国吗


任何走到老二位置的国家,都会被老大视为一种威胁,都是一种事实上的挑战。中国不但是一块肥肉,更是一种力量,没有任何一个老大会对这种力量视而不见。


美国如果找不到新的支点,实现经济的强劲复苏,巩固现有的权力秩序,拉大同中国的距离,恢复曾经有过的自信,那么中国的任何行动,甚至一个眼神,都会被美国视为挑战。


“共产主义必死不可,否则基督教必亡”。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迸发出强大生命力的时候,恐惧的不仅仅是美国,还包括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中国的行动也理所当然地被美国视为挑战。“一带一路”就是尝试打通欧亚大陆,并把非洲联通起来。如果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就形成了陆权全面孤立海权的局面,形成了全新的世界格局。在这个行动中,中国不但在制定游戏规则,而且也在向世界输出价值观。


这对“大号海岛”的美国来说,就是一种“挖祖坟”的行为,触动到了美国包括昂撒的核心利益。中国不停止这种行动,双方掀桌子甚至拔枪决斗都只是时间问题。这不是面子里子问题,这仍然是生存权利和生存空间的问题。


美国从“拥有最强资本的国家”蜕变成了今天“拥有最强国家的资本”。他们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那么美国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资本,是华尔街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在这方面,美国和中国确实存在两种文明的冲突,存在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全球化的世界重心在美国和欧洲,但是亚洲的经济占比早已经超过了世界的一半。历史上亚洲长久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是绝对的文明主体。世界重心会不会重新回到亚洲,这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的集体焦虑,更是对美西方最大的挑战。


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无处不在,这是由中国的体量和分量决定的,是躲避不开的。俄乌战争还没有打出结果,但却打出来一个清晰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内循环的雏形和样本。几个区域正在走向抱团取暖,寻找内部有效率的循环系统,正在为后全球化时代提供一个示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围绕的中心和潜在的龙头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


人民币国际化就是颠覆美元霸权,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也乐见其成。这就把中美两国推向了角斗场,这场决斗不死不休,一定会有一个倒下。


金灿荣说他研究国际政治40多年,但是俄乌战争真的看不懂。这不是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新事物正在孕育当中;它最后长成什么样子,谁都说不清楚。


美国投入大量的资源围堵中国,这就在世界其他的地方留下了权力真空。更多的挑战者借俄乌战争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伊朗、沙特包括印度都在利用中美的相互制衡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包括俄乌之战,普京也正是利用了这种战略空间。最终,美国会把这些帐都算到中国身上。


在今天的世界中,中国的力量不容忽视,但是,中国还没有主导世界走势的能力,中国正走在艰难的经济上去依附、文化上去殖民、国家安全上去“内鬼”的道路上。中国还没有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强大力量。但是,中国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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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搞中国


混黑社会的都知道,当老大受到挑战和威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大国没有投降的权力。当你走到坐二望一的位置时,这个位置就是原罪。


特朗普时代,人们就评价美国的法西斯化已经达到了95%,那么谁来充当犹太人的角色,在美国的眼中只有中国。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即使投降了美国,也必然会被灭亡。第一个就是俄罗斯。美国一定要搞垮俄罗斯,除了前苏联给美国和欧洲曾经带来的压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强国,是事实上军事力量的“老二”,具有挑战美国的军事实力。


第二个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是经济上的“老二”,因为中国这个“老二”还有些不安分,不但不在美国指定的低端位置上仰望谢恩,还要推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制造2025”,还要在高科技领域重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美国要搞中国,首先必须掠夺中国的财富。过去十年全球增量财富的80%被中美收获。中国增长了8.8万亿美元,美国增长了6万亿美元,其余很多国家处于发展停滞甚至财富负增长的状态。


放眼世界,作为奶牛,能够满足美国人福利需求的国家,除了中国,美国找不到任何的替代品。


中国是财富含量上唯一能够满足美国吸血的国家。美国干掉中国,不但可以在霸权上消除威胁,在福利需求上也可以长期安枕无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会放过中国,中美关系无法调和的根本。


美国太君的美好生活需要有人来买单,中国是最合适也是唯一的候选人。这个备选者其实有三个人,其中俄罗斯已经让美国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而在印度美国连可口可乐都卖不出去,意识形态渗透效果更差,准备尚不充分。


只有中国,美国不但已经把中国纳入了经济殖民化轨道,而且在经济、文化、舆论方面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美国在这些领域有数之不尽的买办卧底和意识形态代理人。所以,牺牲中国比牺牲印度更加容易,也比牺牲印度能更多地收获利益。


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冲突对立,中国存储在美国和西方3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就会瞬间消失,反而会成为他们对付中国的强大资源。


不仅如此,美国干掉中国还有其充分的心理优势和道德支撑。从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就被纳入了对美国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接受着美国类似于对战败国的管理。从战俘和奴隶身上吸取养分不仅合理,而且天经地义。


任何反抗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和忘恩负义。特朗普称中国为“修正主义”,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道德优势。曾经被不同阵营同时称为“修正主义”的中国,现在正在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遗憾的是,几十年来的私有化和社会货币化模糊了中国人的双眼。在美国代理人的催眠中,我们几乎已经没有了国际敌人的概念,甚至羞于提及先驱者用鲜血凝成的意识形态和信仰,更忘记了曾经有过的骄傲与光荣。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原来以为是笑话,被打了嘴巴之后才发现是真理。


七、中美最大威胁都来自内部


上一任美国总统的追随者洗劫国会大厦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的脆弱。中国有没有能力干掉美国是个未知数,但是美国非常可能会被自己干掉。


曾经的美国强大到令人绝望,只有和那时相比才能看到今日美国黄昏时的景象。


美国政治制度已经完全资本寡头化,这使他们不但在外部,在内部也彻底失去了道德立场。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利坚不是一个民族,也没有民族认同感。美国就是一个用金钱和福利粘合起来的利益共同体。


当美国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寄生虫无法对外获得更大的利益,无法对外转移危机的时候,国家内部就会对已有资源进行争夺。人们就会丢掉美利坚这个外套,转向对自己民族、肤色和宗教的认同。


特朗普就看到了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中俄,而是国内“病态和激进的政客”。资本对这些政客的深度控制,使美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改革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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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尽人散,一旦美国的经济停滞,对外吸血供养不足,借债和印钞难以为继,美国人超值的福利不能持续,内部就会分裂,就会成为无数个经济体甚至国家。一旦这种状况发生,美国将不复存在,会成为第二个解体的超级大国。


美国是一个天生必须成为霸主的国家,必须要有来自全世界的供奉和牺牲。美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二,更不可能成为地区性大国。当美国走下神坛的时候,美国就不存在了。这是美国的诅咒。


美国一定会在一个时期寻找到一个国内问题的替罪羊,找到一个美国祭坛上的牺牲品,现在他们选中的就是中国。


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内部的买办和亲美势力,它们最大的危害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国占领的国家”,使中国不再是美国权力网络里的真空地带。


他们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完美地配合美国的对华攻略和意识形态洗脑,毫无心理压力地把中国引入美国设计的思维陷阱。他们让美国成为一直站在道德高地上的领主,而中国人却始终都是奴隶。


世界上最狂热地相信美国、对美国霸权充满信心、认定美国不可战胜的人不在美国而在中国。最可怕的是,这些美国的代理人成功地影响着中国。


美国的意识形态统治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很多领域部分或接近完成了“颜色革命”。通过这些人美国掌握了中国的价值判断权和文化标准,使得越是背弃祖国的人越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


每当中美发生冲突时,都会有一大批“德高望重”、声名显赫的名人扑上来撕咬,摁着脑袋让中国人跪下去。这就是美国的“软实力”,也是“巧实力”,更是前苏联解体的动力。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使美国围剿中国的成本并不高,但利益极大。


他们对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主张都充满着天然的仇恨。不清除这些“手榴弹向后扔”的中国版戈尔巴乔夫,被渗透得像筛子一样的现状得不到改善,就不会有凝聚力,不会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其后果是任何对外斗争都不会取得胜利。


最近几年,这些人似乎失去了身影,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清算。他们在等待指令,正在寻找上场表演的时机。


买办和投降派是中国百年血泪最大的罪人,任何汉奸最风光最滋润的年代,都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八、全面战争能否避免


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阶段,突出特征就是不确定性。明天会发生什么,连上帝都不知道。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危机与大战的爆发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全球资源危机+国际封锁同战争从来都是孪生兄弟。


告别全球化就是告别美国,告别一个走下坡路但又拥有最强军事力量、最好战的国家,世界就已经走入了危险。


今日的世界正面临着187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人类面对着同一二战和大萧条时期相同的经济危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崩溃。历史证明,在世界寻找新方向的时候,战争常常是最靠前的一个选择。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很多国家军费的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选边站队。粮食短缺和粮价上涨、能源及资源危机都将进一步给世界带来饥饿和恐慌。


当在“存量博弈”中活下来成为最优选项的时候,敌意就会在国家之间特别是各大国之间弥漫,最终一定会走到为了争夺资源而不惜一战。


危机正在快速地改变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转向国家主义,转向强人政治。强权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在进行舆论动员,准备面对最后的时刻,准备寻找弱小者买单。


俄乌冲突中,人们看到了美元霸权的薄暮,看到了美国朝贡体系的瓦解,看到了地区性大国的蠢蠢欲动,看到了不同国家的选边站队,看到了不同力量的集结。


今天的中国在这种单极霸权的世界中,是唯一重要的平衡力量。没有中国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糟糕。中国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手里掌握着“公平”这个最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当然,中国“老二”的大块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全面战争其实已经打响,在科技、金融、意识形态、半导体、能源、原材料、粮食、卫生等领域早已经打得热火朝天。美国正在重启“租借法案”,80年前的那一幕重新上演。二战结束之后,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全面对立和全面战争。


这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总体战,所有的国家都在紧张地提防对手,同时在权衡利弊,判断下场的时机。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最终一定是军事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底层逻辑。我们今天正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阶段,再向前走过去就是战争。俄乌冲突已经打响了第一枪,全面的军事冲突还有多远,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美两国身上。


美国从来都是世界混乱的源头,现在更是世界危机的“兵工厂”。他们不但挑起了俄乌冲突,还会挑起更多的冲突让这个世界面临全面危机,好让他们火中取栗,满足华尔街和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要求。任何一个失控的冲突,都会让世界走入黑暗。


在利益的驱使下,饥饿感会让美国把屠刀指向任何人。俄乌战争事实上正在绞杀欧元,一场极其惨烈的金融战争已经从卢布和欧元开始。大家都希望不要波及到全世界,但是善良的愿望总是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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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俄媒


美国需要一场战争来解决中国,尽管看起来美国似乎经历不起一场这样的战争,但是对世界霸主来说,越是这样的处境就越危险,手段就会越极端。综合各种信息可以预见,美国对中国兵戎相见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


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在战争中崛起的,所有的软实力和价值观外溢都是胜利的副产品。中国当然也不例外。那种把强大和肥大混为一谈,认为中国有钱了,数着票子就会走向胜利的人,很可能是脑袋被美国驴踢了。


“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不惧强敌,敢战才能止战。当年中国屡屡挑战美国,反倒打出了和平,打进了联合国,打来了中美之间的接触和三个公报。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战争至,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智慧。


九、哪里是新秩序和新文明的彼岸


“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


“旧秩序的碎裂声,新秩序的号角声,正不绝于耳”。这句话用在这里很应景。


“历史的终结”让美国狂欢了几十年,却忘记了只要有人类,历史就不会终结这一常识。在世界失去方向的今天,只有找到新文明的出发点,才会终结从前的历史,才会走向更高级的文明。


曾经的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尽管他的信仰从最开始就存在争议。美国把人类工商文明发展到了顶点。今天的美国告诉我们,这个文明正在不断的危机中走向“脑死亡”。随着美国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没落,世界已经显露出了多元化和多极化的特征,新的世界格局需要人类的新文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人类将在旧文明的糟粕和尸骸上面反思自己,寻找没有剥削和压榨、没有战争和血腥、没有弱肉强食和贫富悬殊的人类新文明。只有新文明才能让人类创造出和平恬静、鸟语花香的安静文化。


我们离真正的文明还有多远,哪里是新文明的彼岸,这应该是世界性的集体思考。人类早就应该走出工商文明的窠臼,破解比金钱利润更深刻的问题。


上个世纪人类为此做出的红色探索,正是通向彼岸的唯一桥梁。这一探索在资本世界和内部变节者的合力下失败了;但是失败了英雄仍然是英雄,再次站立起来的新文明身躯将会更加高大。


只有它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它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进步的总趋势”。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才能使人类享受新文明的福泽和关怀。社会主义这种“人类文明共同体”,是迄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强大的思想资源和人文精神。中华民族应该站在这个新文明的最高处,让世界看到社会主义的光华与璀璨。


伟大的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将是21世纪人类思想资源的提供者。美国最强预言家珍妮留下的最后一个预言是,美国将会衰败,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中华民族有信心、有能力让预言变成现实,也一定会让预言变成现实。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你好马克思,生日快乐,你是对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中国”似乎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其实这样的中国并不存在;现实的中国是高度分裂的,不仅是台湾和大陆的“两岸”分裂,而是是大陆内容的多层分裂。这样的中国如何对抗联邦的美国?上面的文章没有说明。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说明。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就这么一篇宣传“你好马克思”的破文章,发表的时候还要切割成五块,大概是为了获得五倍的点击——活生生一个“分裂的中国”。除非中国如果能够团结起来、结束分裂、终结自己“进入了第二个百年的长期革命”,否则无法体面登上世界舞台。

2023年6月20日星期二

谢选骏:美国如何越过2076年的死线



《债限谈判一度暂停后复会 民主党人促用第14修正案》(星岛日报 2023-05-20)报道:


白宫与国会共和党之间的债务上限谈判一度在19日暂停,直到晚上才复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批评拜登政府没有拿出具体行动,因此责任在于对方,白宫官员承认,双方在预算开支上仍然存在分歧,目前正寻求彼此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有共和党众议员直言,谈判未必能在周末限期前达成协议框架。


综合美联社、《国会山报》及CNN报道,债限协议谈判踏入第3天后,因为两党之间的严重分歧而在19日一度暂停,直至当晚才复会。麦卡锡当晚接受访问时证实自己只是刚刚回到谈判房间,但白宫开出的2024年预算依然过高。


与此同时,白宫的2位谈判代表高级顾问里凯蒂(Steve Ricchetti),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杨格(Shalanda Young)也回到谈判桌,但拒绝向媒体发表评论。来自北卡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亨利(Patrick McHenry)则坦言,没有信心双方可在周末前达成协议。


正在日本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总统拜登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但有消息表示,他已计划缩短剩余行程,预计于21日返回首都华盛顿。拜登当晚在广岛与7国集团领导人共晋晚餐后提前离开,白宫发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表示,拜登将于19日晚上听取谈判情况简报。


有拒绝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表示,府会在2024财年的最高预算金额上存在“真正的分歧”,进一步谈判相当困难,该官员还说,白宫正努力争取可在参众两院通过的“合理两党解决方案”,不能单独只满足众院共和党的要求。


共和党人主张,将来年的财政预算控制在2022财年水平,未来10年每年升幅只有1%,对此白宫强烈反对,并在本周发布备忘录称,如果按照共和党人的意愿,在不削减国防开支或者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国土安全部预算的前提下,内政开支可能要削减30%。


拜登政府正在加紧与麦卡锡等共和党人交换条件,双方谈判代表19日在国会山庄举行第3天闭门会议,希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以便下周众院表决。目前联邦债务达到31万亿元,拜登政府若未能在6月1日前提高债限,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债务违约。这次谈判突然中止也引发市场忧虑,股市应声下跌,标准普尔500指数从上涨变为掉头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亦下挫。


民主党人促引用《第14修正案》


众议院民主党66名进步派议员联署信件,呼吁总统拜登引用宪法《第14修正案》,以行政方法维系国家的债务诚信,免受共和党威胁,同时避免债务违约。


综合《国会山报》、Axios与Politico报道,这次联署由国会进步党团(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领袖贾雅帕尔(Pramila Jayapal)、奥马尔(Ilhan Omar)和卡萨尔(Greg Casar)牵头,数十人一起在19日致函拜登,批评共和党为了迫使政府大幅削减内政开支,不惜威胁摧毁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会进步党团将和“1位卸任总统、多名前任预算官员,以及法律学者和经济专家一起,促请政府引用《第14修正案》”。


信件还表示,国家的债务诚信不容置疑,财政部也得到法律授权,可以发债支付国会动用的公帑,因此债务上限本身就违背宪法,相反共和党以国家经济为要胁,强迫拜登在多方面让步,一旦达到目标的话,联邦预算将会大幅度削减,民众领取粮食券(SNAP)等福利时将面对障碍,化石能源企业的项目可以快速通过,届时将出现连串不利的影响。


这次进步派议员提交信件时,适逢府会之间的债限谈判受挫,众院议长麦卡锡19日表示,白宫提出不合常理的要求,因此暂停协商。麦卡锡形容,他在前1天一度看见谈判曾有“出路”,但白宫只是口头承诺削减来年的财政预算,却没有任何实质计划,不过债限谈判在暂停后已恢复。


自从债限危机隐现后,民主党部分人已要求拜登应将《第14修正案》列入备用方案,但白宫一直反对,认为此举将会导致谈判破裂。


《第14修正案》列明,国家的“公共债务若经法律授权,有效地位不容质疑”,意味着国会立法通过拨款,而且经费已动用后,相关的债务必须支付。按照这个原则,就算国会不提升债限,行政部门依然能够发行新债,支付公务员薪水、发放社安金等福利、偿还对民间或者外国政府的欠债等。部分法律专家甚至认为白宫可以直接无视国会,单方面宣布债限违反《宪法》。


网民嚎叫: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2023-05-21 06:57:10

美国政府有4.8万亿可花,但如今每年需要6万亿,不发债是没法活的。

除非大幅度增税,否则债务问题无解。美国是富裕国家,只需要像艾森豪威尔或者尼克松那样把富人税增加到90%,美国就可以解决债务问题。还是那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要是非要再一次大萧条才能再次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政,美国的社会损失就是太大了。里根时代摧毁了新政的成果,共和党至今也不认识,这是民主体制的硬伤,国家整体利益低于集团利益。这件事不论能否解决,美元信用都是降低,因为这个问题如今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因为美债积累的太高了,付不起利息,那么这个争议现象还会出现,市场不能接受这种事再次成为争议。

urgentcare 发表评论于 2023-05-20 19:35:00

美国所有债务四分之一是川普时代欠下的。debt ceiling 是国会负责,不是总统负责。debt ceiling是讨论已经花掉的费用,如何支付过去的账单,不是未来的预算。楼下几个把这事往民主党栽赃的真的是在美国过吗?基本常识都不懂,wuzhi到极点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5-20 19:31:24

政府就得有人管,不然就会像某些国家似的到处大撒币

novtim2 发表评论于 2023-05-20 17:59:39

JustWorld 发表评论于 2023-05-20 16:27:52

美国历届政府产生的国债:


从1776年到2000年(43届政府,224年)5,751,743,092,605美元


截至2008年的乔治·W·布什政府(8年)支出3,458,844,351,456美元


截至2016年的奥巴马政府(8年)支出9,690,345,245,954美元


截至2020年的川普政府(4年)支出4,271,066,443,813美元


拜登政府支出至今(2年零3个月)8,290,930,787,52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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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叫拜登败家子,还真不枉虚名; TRUMP期间可以理解,毕竟疫情期间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应对;OBAMA也可以理解毕竟2008经济危机之后恢复不容易。无缘无故拜登DOUBLE支出,不顾人民死活,太可恶了。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05-20 16:56:04

JustWorld 发表评论于 20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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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数据有问题。甜筒老爷爷没花那么多,懂王没花那么少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05-20 16:52:46

为什么那帮傻缺被称为进步派啊?谁规定的他们就进步了

JustWorld 发表评论于 2023-05-20 16:27:52

美国历届政府产生的国债:


从1776年到2000年(43届政府,224年)5,751,743,092,605美元


截至2008年的乔治·W·布什政府(8年)支出3,458,844,351,456美元


截至2016年的奥巴马政府(8年)支出9,690,345,245,954美元


截至2020年的川普政府(4年)支出4,271,066,443,813美元


拜登政府支出至今(2年零3个月)8,290,930,787,528美元


截至今天的国家债务总额为31,462,929,921,358美元


自2000年以来(23年)的债务总额为25,711,186,828,753美元

渤海 发表评论于 2023-05-20 16:15:54

房租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交,学贷可以理所当然地不还,我们猪党猪粉一贯这样认为的。

政府借贷哪有必须还的道理?象党真是没事找事..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对人类历史的观察——“任何政权过不了三百年大关”——这时有人的生物周期决定的。这三百年大致分为四周阶段,每个阶段60-80年,平均70年左右,近乎中国的“甲子周期”、合乎圣经的“巴比伦之囚70年”。落实到美国,1776—2076年——就是美国的三百年死线。

那么,如何越过2076年的美国死线呢?从历史的经验来诊断,“任何政权过不了三百年大关”——美国当然也无非逃离这一自然和社会的综合局限,这是指“政权”而言;但是美国这块土地及其人民、社会并不会死亡,更不会消失,而会继续更新,创造出新的政权形式。

——如何越过2076年的美国死线?

——创造新的政权形式!

谢选骏:美国已经247岁了,正在逼近“300年”这个政权寿命的极限

 《開始切割?潘斯、共和黨高層 接連砲轟川普密件案》(中央社綜合外電報導 2023-06-19)报道:


有意逐鹿2024總統大位的潘斯(Mike Pence)與多位共和黨高層,18日批評前總統川普處理機密文件的方式。


法新社報導,川普因不當處理與保留機密文件相關的37項犯行遭到起訴,並於13日提出無罪抗辯。包括川普任內國防部長艾思博(Mark Esper)在內,這些人在這之後首個周末的政治性談話節目上砲轟川普。


檢察官還指控川普計畫阻止聯邦調查人員取回他離開白宮時帶走的機密文件。


上述共和黨人今天在節目上的發言,和國會中許多為川普辯護或拒絕批評川普的共和黨人評論有著天壤之別。


前副總統潘斯在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節目「會晤新聞界」(Meet the Press)暗指前老闆川普在密件案的處理方式:「我無法為遭控訴的事情說話。」


前阿肯色州州長哈欽森在美國廣播公司(ABC)「本周」(This Week)節目上話說得更重,不僅說這些指控「重大」,還說川普「應該退出」2024年大選。


艾思博則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節目「美國國情」(State of the Union):「如果指控屬實,那就是包含關於國安的資訊…可能對國家造成相當大的危害。」


新澤西州前州長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則抨擊川普「不斷抱怨、抱怨,抱怨事情有多麼地不公平」。


這位前聯邦檢察官告訴CNN:「每當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見,他就是個任性的孩子。」


《川普被起訴 拜登陣營「不敢打」…更頭痛》(編譯廖振堯綜合2023年6月16日)报道:


前總統川普日前因機密文件案被起訴,為2024年總統大選增添新的變數。尋求連任的拜登總統的競選團隊總幹事茱莉·羅德里格茲(Julie Rodriguez)雖然已宣布不以「川普被起訴」一事來募款,但拜登依然需要處理令人頭痛的問題:如何面對共和黨人司法政治化的指責、贏回選民信心。


羅德里格茲接受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訪問時,首次公開評論川普案件;她說,拜登競選團隊決定不以川普被起訴一事募款,是確保大眾不會質疑司法部的獨立性。


自川普被起訴後,白宮和拜登的競選團隊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都對此事不予置評。雖然競選活動的首個季度截止日即將到來,利用川普起訴書募款有望大幅提高募款金額,但拜登顧問認為風險大於回報,即大眾會認為川普被訴背後有政治動機操弄。


拜登還告訴競選團隊,川普干預司法部事務就是他競選總統的首要原因,而重建司法部的獨立性是他上任以來的主要目標之一。


但川普和主要共和黨人依然指控整起事件是拜登指示的政治手段。拜登和他的助手近日一再強調,他們沒有就川普案聯繫司法部長加蘭德(Merrick Garland)或特別檢察官史密斯(Jack Smith)。


拜登上周在川普被起訴前數小時,被問到為什麼美國民眾應該相信司法部,他表示「我從來沒有一次向司法部建議他們應該或不該做什麼、起訴或不起訴。我是誠實的」。


但選民似乎不埋單,美國廣播公司新聞(ABC)與易普索集團(Ipsos)周日公布的民調顯示,47%不同政治黨派受訪者認為川普被起訴是出於政治動機;同日發布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調查中,76%的共和黨潛在選民表示他們最擔心的是政治驅動的起訴、12%擔心文件外洩構成的國安風險。


拜登及盟友現在似乎只能採取被動姿態,避免主動評論川普案、讓共和黨人有機會大作文章。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前執行主任札皮恩(Ivan Zapien)表示,拜登2020年成功的要點之一就是他承諾會恢復正常的執政秩序。「拜登若保持低調、照規矩走,人們會想起投票給他的原因:沉著、冷靜和鎮定。」


谢选骏指出:人说——“越走进川普的人,越厌恶川普。川普自己提拔的司法部长巴尔把川普形容成神经病。"一个完全的自恋者"和一个"从根本上有缺陷的人",总是把自我置于一切之上。"他就像一个挑衅的9岁孩子,总是把杯子推向桌子的边缘,不顾父母的阻止,"巴尔说,"我们的国家不能成为这样一个有问题的人的治疗室。"有人深挖巴尔本人说“本来他接替塞申斯的时候,即使民主党人也曾抱有希望,说他的法学根底和经历不至于让他沦为川普的工具。结果呢?全是失望,他甚至不如尚有政治操守而出局的前任。现在出来承认川普根本不配总统称号,早干嘛去了?”


我看问题是——为何川普这样一个人,能当美国总统,还能人气至今?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美国已经247岁了,正在逼近“300年”这个政权寿命的极限。所以吸毒成瘾、枪击泛滥、抢劫成风、国库巨亏、两极分化、只有变性……司法部长巴尔也不幸沦为两头奔忙的巴儿狗了。

谢选骏:高智晟的命运与希特勒的“夜雾计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2010年1月21日表示,按照中国法律,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应该在”他该在的地方。但是实际上高智晟在什么地方呢?没有人知道。恐怖!太恐怖了!


高智晟在中共淫威之下的命运,使我想起了纳粹头子希特勒的“夜雾计划”。


让我们先来看看“高智晟在中共淫威之下的命运”,再来看看这与希特勒的“夜雾计划”有什么关系。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就2009年2月被警察带走后渺无音讯的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下落提问。发言人马朝旭回答:中国的有关司法机关已经就这个案子做出了判决,应该说这个人按照中国的法律在他应该在的地方,至于说他具体在做什么就不是我做能掌握的信息,你可向有关部门提问。


不过,中国外交部网站在“2010年1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举行例行记者会”的报道中,并没有上述答问内容。可见做贼心虚!


高智晟在2001年被中国司法部评为全国十佳律师。电台称,因为介入多起敏感维权案件以及写致胡锦涛公开信为法轮功辩护,于2006 年8月被捕,同年12月22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3年,缓刑5年。


曾经被高智晟家属委托担任辩护人却被阻挠介入案件的北京律师丁锡奎说,按照缓刑规定,高智晟应该在家中,与此同时,即使他再度犯法被收监也该有相关公安的处罚决定给家属。


丁锡奎律师说,目前家人可以做的事就失踪人口报警,警方有责任寻找。“当然如果是警察带走,亲属可以向带他走的警察询问;走丢了的话也可以报警,他们警察有义务帮你找。”


高智晟在2009年2月被警察从陕北老家带走,音讯全无。高智晟的哥哥高智义1月14日接受美联社电话采访时说,他最近到北京去找把高智晟带走的警察。他说,警察告诉他 ,高智晟2009年9月25日“迷了路,走丢了。”


高智晟在中共淫威之下的命运,使我想起了纳粹头子希特勒的“夜雾计划”。


“夜雾计划”又叫“夜雾命令”,(Naclt und Nebel Erlass),是希特勒于1941年12月7日亲自颁发的,专门用来对付西欧占领区居民,特别是对法国与低地国家,实行恐怖。许多有反纳粹嫌疑的人,就此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茫茫夜雾之中,被盖世太保暗杀。其目的在于最后解决“危及”德国利益的人,其手段是不告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他们的去处和下场,其目的是让他们的亲人和朋友生活在永远的不确定之中,从而失魂落魄,丧失抵抗意志。


据希特勒研究,这种手法比枪毙还厉害;因为枪毙只能激发受害者的仇恨和抵抗意志,而“不落痕迹地使他们消失在茫茫夜雾之中”,却能够有效冻结一切反抗的念头。


从高智晟的命运看希特勒的“夜雾计划”,使我想到了三点:


1、要不是美军成功的诺曼底登陆,击溃伟大领袖希特勒同志的英明领导,欧洲人民可能迄今还像中国人民一样生活在“茫茫夜雾”之中。


2、在缺乏美军登陆的中国,胡锦涛比希特勒还要阴险、怯懦、卑鄙、渺小——一百倍;因为希特勒的“夜雾计划”毕竟是用来对付武装反抗的敌国政权,而胡锦涛却用“夜雾计划”来对付本国的维权律师。


3、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还要坏上一百倍;胡锦涛比希特勒,还要渺小一百倍。共产主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一种阴险的、怯懦的、卑鄙的、渺小的法西斯主义。


2010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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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夜雾计划的附录资料


《威廉·凯特尔》报道:


威廉·凯特尔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1882—1946),纳粹德国元帅,最高统帅部参谋长,1882年出生于甘德斯海姆的凯特尔,性格倔强。1901年,这位农场主的儿子高中毕业后即从军于沃尔芬比特尔的野战炮兵第46团。在他任该团的中尉副官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慕尔与马恩河的各次会战,因作战有功而获得过二级与一级铁十字勋章,并于1914年冬升任炮兵连长。1915年春,他晋升上尉并调到第10预备军军部任职,于1916年参加了凡尔登血战。同年,凯特尔调任师首席参谋官,并获霍亨索伦皇家勋章。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在佛兰德担任海军陆战队的参谋官。1946年作为主要战犯之一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威廉·凯特尔-早年经历 


凯特尔在与德军高级将领交谈


1901年加入第46野战炮兵团,老凯特尔曾在该团服役。凯特尔1902年被任命为少尉,1908年担任团部副官,1914年10月大战爆发后晋升为上尉。在部队里,凯特尔是个忠于职守、精力充沛,但并不突出的下级军官,为人随和,贪嘴、嗜酒,喜爱狩猎、骑马和交际。


1909年,凯特尔同利萨?方丹结婚。利萨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不仅漂亮,而且聪明伶俐、野心勃勃。她是希特勒的崇拜者,对凯特尔以后的青云直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听从父命从军一样,这次婚姻也是决定凯特尔后来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凯特尔在大战时期提任炮兵指挥官和各种参谋职务,负过重伤。德国战败后,他继续在德国军队中任职,1923年晋升为少校,1929年成为中校,两年后升为上校。1929年10月,凯特尔担任德国军队组织处处长,参与秘密扩充德国军队的活动。1931年他同亚当将军、布劳希奇将军等德国军官访问苏联,苏联广阔的国土、纪律严明的军队以及计划管理的经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威廉·凯特尔-登上权力顶峰        


威廉·凯特尔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德国权力的顶峰,同日,凯特尔的朋友布洛姆贝格成为国防部长。1933年7月,凯特尔在巴特赖兴哈尔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并投到他的麾下,担任第3步兵师副师长,1934年4月晋升为少将。但是,是年春天,凯特尔因父亲去世而继承家产,萌生了解甲归田的念头。然而,凯特尔的老友、陆军总司令弗里契等人极力规劝他打消去职念头,并许诺准备任命他为即将组建的新师的师长,凯特尔接受规劝,不久便担任不来梅第22步兵师师长。1935年8月,布洛姆贝格任命他为国防部军队局局长,1936年1月晋升为中将,1937年8月成为炮兵上将。1938年2月,希特勒任命凯特尔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在最高统帅部内设有4个职能部门:武装部队作战参谋部,情报与反谍局,武装部队中央局和武装部队经济局。凯特尔担任此职直至1945年法西斯德国战败。从能力上说,凯特尔担任如此高的职位并不称职,事实上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他是希特勒寻找的能盲目服从自己的人。对凯特尔来说,对希特勒本人或他的命令提出批评和异议,就是近乎背叛的不忠行为,希特勒的指令就是上帝的训条,必须绝对而迅速地执行,凯特尔作为希特勒最亲近的军事顾问和希特勒意志的积极执行者,绝对支持希特勒争夺世界霸权的罪恶计划,并直接参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38年2月,凯特尔协助希特勒在贝希特勒加登制服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舒士尼格,导致第三帝国兼并奥地利。1939年3月,在使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屈服,被迫签署使自己的国家置于纳粹“保护”之下的文件的过程中,凯特尔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1939年9月,凯特尔与希特勒一唱一和,号召消灭波兰的犹太人、知识分子、神甫和贵族,以便摧毁波兰人民的意志。凯特尔后来签署命令,协助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实施该项政策。1940年6月在同战败的法国谈判中,凯特尔任德国代表团团长,迫使法国代表接受屈辱的贡比涅停战协定的条件。一个月之后,凯特尔晋升为元帅。


威廉·凯特尔-元帅水平        

威廉·凯特尔1941年5月,凯特尔签署臭名昭著的《关于政治委员的命令》,授权德军战地指挥官处决被俘的共产党军官,而毋需经过任何军事法庭审判。有不少将军指责这是犯罪性命令,但凯特尔对这项命令没有任何异议,坚持绝对服从。1941年7月27日,凯特尔还签署命令,赋予党卫队头目希姆莱以绝对权力,在苏联实施上述计划。这导致在苏联沦陷区实施大规模恐怖行动,大肆屠杀战俘和平民。1942年9月,凯特尔建议任命曼斯坦因或保卢斯为德军总参谋长,但希特勒不予理睬而任命蔡茨勒。12月16日,凯特尔向武装部队再次发布指令,声称:“为了确保胜利而不受限制地使用任何方法,甚至是对付妇女与儿童的,都是合理的,并且是军队的义务。任何宽恕行为都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他还签署希特勒的《夜与雾命令》,在被占领的国家特别是法国与低地国家,实行恐怖。许多有反纳粹嫌疑的人,消失于夜雾中,被盖世太保暗杀。凯特尔同意处决荷兰举行罢工的铁路工人,屠杀苏联的犹太人,杀戮各地有抵抗嫌疑的人士。凯特尔还鼓励德国平民杀害被俘的盟军飞行员,说:“我反对法律程序,因为它毫无作用。”凯特尔下令对非军事行动地区或靠近战场的地方被俘的盟军飞行员当做间谍处死。凯特尔赞同将不执行命令的德国将军不经审判就逮捕或枪决。凯特尔甚至不顾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反对(后者认为是明显地违背国际法的),主张在苏联战俘的臀部刺字,只是由于某集中营指挥官指出这样会使苏联人采取报复措施,如在德国战俘前额上刺字,他才取消这一念头。


凯特尔对希特勒的某些做法和政策亦曾提出异议,两人因而发生过冲突,但前者最后都屈从于后者,忠实地执行命令。1939年10月,凯特尔赞同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反对在冬季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张,希特勒大为恼火,指责凯特尔参加反对他的阴谋。凯特尔因而提出辞职的请求,但希特勒不接受,劝他留任。他私下向希特勒表示今后绝对服从命令。早在1941年12月,凯特尔在私下就说过,1942年夏季进攻可能失败,但不敢向希特勒提出。当第6集团军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时候,希特勒不许它突围。凯特尔支持希特勒驳回魏克斯、曼斯坦因、里希特霍芬和所有第6集团军指挥官的反对意见。凯特尔通过这样的举动保护自己的地位,尽管他也知道那样的决定是危险的。1943年1月31日,保卢斯和他的第6集团军余部投降,德国损失了无法弥补的23万人。此后,凯特尔赞同希特勒发布的所有“不惜任何代价坚守阵地”的指令。希特勒在军事指挥上的一意孤行给德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促成上述失败的决策不是凯特尔制定的,但是他盲目服从希特勒,签署了这些决定。凯特尔实际上未能影响希特勒的任何战略决定。


当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的炸弹在元首的会议室爆炸时,凯特尔正在希特勒的背后。他用身体扶住受伤的希特勒,并把他送到医疗室。凯特尔坚决镇压这次未遂政变的参与者(或嫌疑犯),下令逮捕弗罗姆中将和维茨勒本元帅等人。凯特尔后来被希特勒任命为“军官荣誉法庭”庭长,该法庭决定将这次密谋参加者处以死刑。1944年10月,在迫使隆美尔元帅自杀的过程中,凯特尔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威廉·凯特尔-宣布罪行        

凯特尔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当盟军攻入德国境内时,凯特尔和希姆莱签署命令要求处于交通中心的城市要坚守到最后一个。在柏林战役中,凯特尔想同希特勒一道留在首都,但后者命令他撤离。凯特尔千方百计想解救柏林,声称“任何不尽一切力量挽救局势和元首的人,将为历史和德国人民所唾弃。”1945年5月8日,凯特尔代表纳粹德国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作为主要的战犯,凯特尔在纽伦堡受到审讯。此时,凯特尔仍然忠于希特勒,说:“就是在今天,我还是希特勒坚定的追随者。尽管我反对党的纲领中的某些条款。”同时极力为自己辩护,认为他不过是执行命令,从未允许参加决策,元首把决策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审判期间,凯特尔写了回忆录(未写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什么那些称我为应声虫和不称职的唯唯诺诺者的将军们,未能使我下台呢?是因为很难吗?不是,真实的情况是,谁也不愿取代我,因他们知道这样就会遇到和我一样的下场。”他这样做虽然是为了给自己挽回面子,说的倒也是实话。 


纽伦堡军事法庭宣布他犯有反对和平与人类的战争罪行。法庭指出:“令人触目惊心的、广泛的罪行是没有意识地、残忍地犯下的。执行上级的命令,即便是对一个士兵来说,也不能成为减轻其罪行的理由。”1946年10月16日,被判处死刑的凯特尔在纽伦堡上了绞刑架。 


威廉·凯特尔-参考资料  [1] 二战德国历史资料网 http://www.ww2ss.com/langwang/2006-9-14/069145939836_2_15.html 

2023年6月19日星期一

谢选骏:只有以统一世界为职志的民族,才能统治世界


2011年3月17日 


(一)


公元前313年,秦国张仪欺骗怀王要其以断绝齐国之交换取秦国割让六百里商于之地,怀王中计,与齐国断交后只得六里地。怀王恼怒不已,发兵进攻秦国,被魏章大破于丹阳,怀王再召集全国的部队,发动进攻,再惨败于蓝田,其后公元前311年秦国攻取召陵,楚三战皆败,走向没落的道路。

公元前29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秦昭襄王约怀王在武关会面。怀王不听昭睢、屈原劝告,决定前往武关,结果被秦国扣留,秦王胁迫怀王割地,怀王不肯。怀王被扣留期间,楚人立太子为王,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7年楚怀王逃走,秦人封锁通往楚地的道路,怀王逃到赵境,赵国不敢收留他,怀王企图逃往魏国,但被秦国追兵捉回。公元前296年怀王在秦国病逝,秦国把遗体送还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齐、楚一度联手抑制秦国,取得成效。秦国派张仪游说楚怀王。张仪以奉献商赞之地六百里为诱饵,劝说楚怀王与齐国断交。

楚怀王缺乏战略眼光,又贪图小利,竟与齐国断交。张仪改口说当初仅许以自己的六里封邑献给楚国。楚怀王大怒,又与秦国断交,派屈句率兵攻秦,结果大败,同时又与齐交恶。

在国内,楚怀王一度信任屈原,任命他为左徒,令其参议军国大事。可是楚怀王听信宠姬郑袖、权臣靳尚、上官大夫等人的谗言,改变了对屈原的态度。公元前299年,秦王以结盟为诱饵,讴骗楚怀王到武关赴会。

屈原曾劝阻他。楚怀王听信子兰之言,贸然赴会,被秦军劫持,客死于秦国。史称“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二)


齐国是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有吕齐和田齐之分。西周时期,周武王封吕尚于齐,由于国君姜姓吕氏,故又称吕氏齐国,史称吕齐。前391年,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并于前386年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国君妫姓田氏,是为田氏齐国,史称田齐。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直至前221年被秦国所并。自此秦国统一天下,并建立秦朝。汉王刘邦击败西楚霸王项羽后,建立汉朝,封长子刘肥为齐王,亦置齐国(齐郡),成为汉代诸王国之一。

齐国疆域

武王伐纣,周得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于是有齐国。按照《春秋》的笔法,齐国是侯爵。 师尚父,即吕尚(史称太公望;小说俗称姜太公、姜子牙),姜姓,其先四岳,后代有封于吕,为姜姓吕氏。齐国初封于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后迁至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疆域最初只在今山东北部,东与纪、莱,西南与鲁,北与燕、卫为临。 “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这是在经济上,齐国成了大国。 武王崩,成王即位,周公旦摄政。管蔡作乱,淮夷叛周;周天子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国由此获得征伐的权力,在政治上,齐国成了大国。 齐国疆域

春秋初期,齐与主要竞争对手鲁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689年,齐襄公灭鲁的盟友纪,扫除东面障碍。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公子纠奔鲁,公子小白奔莒。次年,无知被杀。鲁伐齐,欲纳公子纠,而齐高氏、国氏已召小白先入,击败鲁师,立公子小白君主,是为齐桓公。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富强,成为霸主。公元前684年,齐国是最先迈入霸主地位的,它首先灭掉了位于今天山东寿光西南的纪国,然后在今山东汶上北,灭掉了位于那里的郕国。 齐灭掉西面小国谭,向鲁推进。公元前681年,又与宋、陈、蔡、邾会于北杏,南下灭小国遂,迫使鲁与齐言和,盟于柯。次年,齐假王命合陈、曹伐宋,迫使宋国屈服,并与宋、卫、郑会于鄄,又次年,齐与宋、陈、卫、郑复会于鄄,开始称霸诸侯。

齐国故城——临淄

春秋中期,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中原诸夏,讨伐戎、狄、徐、楚,安定周室。公元前664年,齐北伐山戎,救燕;又逐狄,存邢救卫;公元前656年,齐合诸侯之师侵蔡伐楚,与楚盟于召陵。此后,齐多次大会诸侯。公元前651年,齐会鲁、宋、卫、郑、许、曹于葵丘。齐霸业达于顶峰。公元前643年,桓公卒,齐从此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589年,齐、晋大战于鞌(今山东济南),齐大败。到灵公、景公时,齐依旧是仅次于晋的中原强国。前567年齐灵公灭莱国,疆土扩大到山东东部。疆域东到海,西到黄河,南到泰山,北到无棣水(今河北盐山南)。 春秋末年,齐衰落,卿大夫相互兼并。公元前548年,崔抒杀庄公,立景公。公元前546年,庆封灭崔氏之族。庆封专齐政。次年,庆舍与栾、高(齐惠公之后)、陈(田)、鲍四族攻庆封,庆封奔吴。景公时,陈桓子施惠于民,民归陈氏,陈氏因而强大。公元前532年,陈桓子联合鲍氏攻栾氏、高氏,栾施、高疆奔鲁。公元前489年,景公卒,国氏、高氏(齐文公之后)立晏孺子,次年,陈僖子联合鲍氏攻国氏、高氏,国夏、高张奔鲁,遂杀晏孺子,立公子阳生为齐悼公。悼公在位四年,被杀,阚止为政。公元前481年,陈成子杀阚止,专齐政。齐康公,本名吕贷。在位时淫于酒色,敬仲的后代田和为相。周安王十一年(前386年),齐康公被田和放逐于临海的海岛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后来唯一的食邑也被收回,康公只好在钭坡上挖洞为灶,田和自立为国君,是为田齐太公。前379年齐康公死。

灭亡原因

1,缺乏战略眼光,没有连续的国策,政策摇摆不定。无论是春秋时期的姜氏齐国还是战国时期的田氏齐国都缺乏战略眼光,政策没有连续性。比如小白用管仲,就不重视礼仪法制,到晏婴时期又放弃了管子那一套搞晏子。战国时期表现得更差,今天合纵,明天连横,堂堂大国却被张仪、苏秦玩弄于股掌之中。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 反观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坚持以法治国的信念,痴心不改。在国策上,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逐步并西蜀吞巴郡,远交近攻,连横诸国,各个击破。

2,没有统一天下的壮志。所以也没有统一天下的国策。国君的所谓雄心壮志只满足于称霸,即使后世君主亦不过想恢复桓公的功业。这跟秦国横扫六合的壮志不可同日而语。齐国可以统一的时期只有两个时期一个是,齐桓公时期,一个是齐威王时期,但由于战略不清晰都失之交臂。 齐桓公只想尊王,不想自己当王。而齐威王当个霸主就满足了。

3,光富国不强兵,不重视兵家。著名的《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是齐国人,在齐国却得不到重用,最后只好到吴国去求官。在最强的齐桓公时期,面对对咄咄逼人的楚国居然不敢一战!也许这是对的,战则必败。齐国最常攻打的国家是鲁国,却一败再败。当时还是管仲执政期。齐桓公任鲍叔牙为将,在长勺却没打过曹刿。而齐威王打败魏国就满足了,可惜了名将孙膑。齐国作为赫赫有名的大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役除了跟魏国的战争和以后的火牛阵外,几乎乏善可陈。

4,任由大国崛起,没有采用遏制大国的战略。齐桓公时,楚国已经有崛起的苗头,对于这样的强国不加以遏制,任由强大,不利于国家利益。以后还有晋国、秦国,翻开春秋历史,象吴国、越国这样的小国都能称霸,作为传统强国,齐国难辞其咎。

5,排外。外国人很难在齐国当大官。这也导致真正的贤明之士得不到任用。反观秦国,几朝相国都是外国人。所以造就了强秦。在齐威王死后,秦国的国力就超过了齐国。 6,声色犬马,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思想。前辈们打下的基础这么好,所以齐国很富裕,也所以齐国人都不想打仗,没有尚武精神。齐国一直在吃老本,而对其于五国根本就不关心。秦国远交近攻,交的是谁呢——齐国。反正秦国那么远,他打谁也打不到我,他跟我贸易,我乐得赚钱。至于你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正是这样的心态断送了齐人的前程。

7,骄傲自大,自毁前程。齐威王的积蓄败在苏秦手里。齐国灭燕国惹下了祸胎,此后齐闵王狂妄自大自称东帝,齐又在苏秦的怂恿下打这个打那个(还是没有清晰的国策),把六国都得罪了,合纵本来是为了对付秦国。最后秦国加入了合纵,矛头一转对付齐国,酿成五国联军攻击齐国的惨剧。几乎被灭了国,国力从此不复昔日盛况。另外,齐国跟秦国不同。秦国地势险要,联军最强大的时候不过攻下了一个函谷关。齐国就不同了,全是平原,无险可守,五国一攻就跨了。 齐文化本来不下于楚文化。后来却远不如楚文化的影响。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尚武精神,国策摇摆不定最终灭于人手。呜呼哀哉!后世治国当以齐国为戒!

田氏齐国

“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田氏代齐,吕齐消亡,田齐兴盛。 田氏出于陈厉公之子陈完。陈完,妫姓,陈氏。其先虞舜之苗裔封于陈,遂以国为氏。陈厉公有子完,避祸奔齐,齐桓公使为工正。陈与田古音相近,故古书往往作田。史称田敬仲完。  齐国文物

传五世至田桓子,“事齐庄公,甚有宠”,田氏始大。田桓子的孙子田釐子乞,事齐景公。齐景公薨,齐国的卿国氏、高氏立晏孺子为君,结果田釐子连同鲍氏杀高昭子、逐国惠子,立阳生为齐君(齐悼公),弑晏孺子,“田乞为相,专齐政”。田釐子的儿子田成子恒与与监止(监,一作“阚)为齐简公左右相。于是田氏与阚氏相争,结果田常获胜,弑齐简公,立平公,益专齐政。 田恒的曾孙田和,相齐宣公。“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田和)乃迁康公于海上”,不久,通过魏文侯,田和顺利让周天子承认自己是诸侯,“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田氏代齐,成为大国,都临淄。 田和,史称齐侯太公和,是田齐的第一代齐侯。 田氏立国时,已经进入战国中期。太公和之孙桓公午在国都临淄的稷下置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聚天下贤士。到威王、宣王时,稷下人才济济,成为东方学术文化的中心。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齐国遂强大。公元前353年,齐大败魏军于桂陵。公元前341年,齐又大败魏军于马陵。公元前334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会徐州相王”,正式称王。威王晚年,相邦邹忌与将军田忌争政。公元前322年,田忌攻临淄,求邹忌,不胜,逃亡楚国。齐宣王时燕国发生“子之之乱”。公元前314年,在孟轲劝说下,宣王命匡章率“五都之兵”、“北地之众”伐燕,五旬克之,一度占领燕国。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战国晚期,齐仍保持着强盛的地位。公元前301年,齐联合韩、魏攻楚,  齐国文物

大败之。公元前298-前296年,齐联合韩、魏连年攻秦,入函谷关,迫秦求和。公元前288年,齐、秦并称东、西帝,旋皆放弃帝号。次年,苏秦、李兑合赵、齐、楚、魏、韩攻秦,罢于成皋。又次年,齐灭宋。公元前284年,燕以乐毅为上将军,合燕、秦、韩、赵、魏攻齐,攻入临淄,连下七十余城。齐城不下者只有莒和即墨。齐愍王逃入莒,被淖齿杀死。王孙贾与莒人杀淖齿,立愍王子法章为齐襄王。燕引兵东围即墨,城中推举田单为将。双方相持达五年。公元前279年,田单组织反攻,用“火牛阵”大败燕军,收复失地。齐虽复国,但元气大伤,无力再与秦抗衡。公元前221年,秦灭韩、魏、楚、燕、赵后,使将军王贲从燕地南攻齐国,俘虏齐王建,齐国灭亡。


(三)


战国时期,北方的赵国自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军事改革。赵武灵王志向远大,眼光不凡、意志坚定、立排众议大胆的推行移风易俗,并选练精锐弩弓骑兵。赵国在六国中率先组建起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前307年至前296年的十二年间,赵国西破林胡、楼烦、北灭中山,拓地千余里。


赵国君臣睦、将相和。肥义、楼缓、蔺相如、虞卿、赵胜、赵奢、廉颇、李牧等良相名将辈出。赵国民风骠悍、崇尚气力、慷慨悲凉之士甚多,又得兵法之教,故迅速成为战国中后期的北方军事强国。其崛起速度之快,出乎天下人意料之外,足令六国为之侧目。在战国中后期,东方三强(魏、齐、楚)相继衰落,秦国之威独步天下之时,赵国时为中流砥柱,其作用可谓是举足轻重。


赵国对秦国而言可谓是东出的最大的阻碍,并有可能发展成为秦国未来潜在的竞争对手与军事宿敌。秦国不会看着他的对手一步步的壮大从而威胁自身地位,伺机削弱并沉重的打击赵国。秦赵两国统治集团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外交伐谋是越演越烈。武灵王使秦、完璧归赵与渑池相会等重大外交事件的发生,就是秦赵双方相互试探、暗中较劲的真实体现。秦昭襄王威震天下,却受辱与赵国大臣蔺相如并非其心甘情愿,实是迫于赵国实力,不敢造次发难、迫不得已耳。这一轮政治外交上的较量,秦国外厉内荏,赵国争锋相对,秦国没有讨得任何便宜。前269 年秦派大将胡阳率精兵数万越韩境上党进攻赵国的阏与,反被赵奢所统领的赵军精锐突骑所击败。至此,事态似乎向着有利于赵国的方向发展,事情果真是这样吗?秦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在暗中积聚着力量,等待同赵国决战的有利时机。山雨欲来风满楼,秦赵这两大军事强国之间,早晚会有一场恶战以决雌雄。悲壮惨烈的秦赵长平大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前265年,秦采纳范雎远交近攻之策,连续4年不间断的攻韩。相继占领了韩国的少曲、高平、南阳、野王并阻断了韩上党郡与韩国本土之间的联系,秦国大规模的伐韩意图非常明确,一来可削弱韩国并为秦军东出,开辟通道;二来则可抢前攻占大行山以西各军事要点,对赵魏两国造成高屋建瓯之势,为下一步打击他们做准备。韩桓惠王在秦军凌厉的攻势之下焦头烂额,知上党必不保,故献上党与秦,求和以自保。韩上党太守冯亭为促成三晋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拒绝执行王命,反将上党十七县献与赵国。


赵国统治集团内部,关于 是否受地问题发生分歧,以平阳君赵豹为首的主和派认为冯亭献上党是引秦赵相争的嫁祸之计,不可受地。以平原君赵胜为首的强硬派认为不战得上党十七县,控山西形胜之地机不可失,赵应迅速接收上党各县以防被秦国占先。赵孝成王采纳平原君之议,派兵接收上党。赵国虎口夺食置秦国霸权于不顾,深深激怒了强秦。范雎劝昭襄王转兵锋大举伐赵,还之以颜色,破三晋和纵之势,以决韩魏两国之后援。秦逐于当年(前261年)初,令全国男子书年,进行了总动员,发倾国之师攻赵。秦军兵分两路,一路出宜阳攻韩国堠氏以防韩魏援赵。以掩护大军侧翼。秦军主力由左庶长王乾率领出安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上党。由于实力悬殊,上党陷落赵长党军民退守赵境长平。秦军主力迅速向长平推进。赵国见情况危急,紧急征发大军由老将廉颇统率星夜驰援长平。秦赵两国重兵集团之间的历史性大决战,由此展开了。


在此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秦赵两国所各自拥有的军事实力:


秦国是当时军事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军有奋击之士(轻锐步兵)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地近西北,故民风凶悍尚武,且加秦马优良,秦车迅猛,故真称得上是超级军事大国。秦军被称为虎狼之师,在战场上的秦军士兵左携人头,右夹生虏,所向披靡,如虎入羊群,甚至于为抢军功,赤膊上阵厮杀。六国士兵闻秦兵而丧胆。秦军大将如王乾、蒙毅、白起皆有勇有谋的军事统帅。秦军得兵法之教,注重各兵种协同作战,以步兵方阵为单位,令行禁止、进退有据,作战经验丰富,极难对付。此役,秦国前后投入的兵力总数估计在六十万左右。


当然赵国也不是软柿子,自齐国衰落后,赵国已成为山东六国中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赵国有带甲之士(精锐步兵)六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赵国在总兵力的数量上不如秦军,但赵国以弩弓骑兵见长,赵组建骑兵部队较早,故赵骑兵训练有素,且军事素养高,经验丰富。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赵步兵的作战经验值、勇悍度方面似乎不如秦步兵。此役,赵国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在五十万以上。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秦军参战的总兵力略高于赵军,兵力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秦军有备而来,赵军被迫仓促应战,故战争初期秦军拥有战场主动权。


秦军步兵的战斗力高于赵步兵。


以战车部队和弓弩骑兵为主的机动快速部队,秦赵旗鼓相当,且赵军略占上风。


这场战役,仍是步兵作战为主体。


秦军占有相对的优势,但不占压倒性的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不了战争胜负。


秦赵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其本上仍是势均力敌。战局今后的发展,事在人为。


长平之战,秦赵双方总共投入百万以上的军队,战争规模空前。(这麽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且集重兵于一役,只有后来的楚汉相争与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与其相当。)如今,山西高平县西北长平古战场上的许多地名,多是因此战而得名。诸如,弃甲院、箭头村、围城村、秦王城、白起堡等等比比皆是,至今仍向我们透漏出当年那场大战的许多信息。可见,长平大战影响深远,故司马迁的《史记》中对此战着重笔墨进行了描述。


前261 年春,秦赵两军交战达到白热化程度,赵军副将统率的前锋部队,在长平以南与秦军激战,全军覆没。赵军初战皆不利,廉颇率赵军主力四十五万退守长平以北,成囤居之势,筑垒自守,避不出战。四月至七月,王乾率秦军猛攻赵军营垒。双方激烈交战,秦赵两军均损失惨重。赵军前后六名尉官阵亡,丢失了两处要地,至七月,赵军西营垒被秦军攻占。在数战不利的形势下,赵军凭借工事,继续坚垒不战。秦军在之前的攻坚战中,死伤大半,攻势也逐渐减弱。双方在战场上,逐渐进入相持阶段。秦见赵军重兵集团缩成一团死守不战,一时难以吃掉,逐行反间,派间谍在赵境内,制造谣言,散布舆论。八月,赵撤换廉颇起用年轻将领赵括为大将统率全军。秦国暗中起用名将白起,并制定了诱其深入,分割包围、积极打援、聚而歼之的作战预案,并封锁一切消息。赵括至长平后,全面推翻廉颇的既定方案,准备同秦军决战。秦军诱赵军出战并佯退,赵括不知虚实,自率赵军主力倾巢追击,直至秦军营垒,秦军出动两万五千人的车骑快速部队,从两翼迅速穿插至赵军之后,控制谷口有利地形,切断赵军退路,并派五千骑兵监视赵军大营中的留守部队。秦军至此完成了对赵军主力的严密包围。


秦军为防止赵军突围在赵军被合围后,迅速出动轻兵反复冲击赵军,以挫其兵锋。合围圈中的赵军初战不利,赵括为防赵军被分割歼灭,命全军修筑营垒工事,联成一片,坚守待援。赵军在长平被围的消息传至邯郸,赵统治集团深为震惊,举国震动。赵国在全国搜集留守部队,竭尽全力援救长平。为防止赵军内外联合破围。秦昭襄王亲赴河内尽征十五岁以上男子从军,组建了打援兵团自河内直插丹朱岭,以出赵军长平大本营之后,实施更加深远的纵深包围,彻底地的阻断了邯郸与长平之间的一切联系。至九月底,长平赵军被围,断粮以达四十六日,赵军内部割死尸,宰战马,杀伤兵为食,人心浮动,濒临绝境。赵括知形势危急,集中所有精锐部队分为四个编队,不分昼夜,轮番突围。赵括身先士卒率赵兵冲秦阵,秦军万弩齐发,赵括身中数十箭,犹呼向前,力战而死。


赵军大将战死,赵军丧失统帅,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突围无望,在绝望之中,军心崩溃不复有战心,遂全体掷兵弃甲向秦军投降。秦军受降,在解除赵军士兵武装后,只将年幼者二百四十余人放回,用以震慑赵人之心,而将四十余万赵国降卒全部坑杀。这一天,几乎所有的赵国普通家庭都感到了失去亲人的悲痛,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婴儿失去父亲。这恐怕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


围绕这场著名的大战,人们有如下一些疑问:


一、赵国君臣团结,将相和睦。赵孝成王通晓事理再有平原君与蔺相如辅佐。赵最高决策层,似乎不应该在长平大战,最关键的时候做出临阵换将这一匆忙的决定,原因是什麽?难道仅仅是中了敌国的反间计这麽简单吗?


应该说,赵孝成王对临阵换将这麽重大的人事命令的发布,是有他的考虑的,也是充分的听取了不同意见并不是草率的决定。 (大臣中只有蔺相如 坚决反对撤换廉颇起用赵括为大将)。赵王这麽作是有其苦衷的。

  

众所周知,这场大战双方共投入百万大军是战国时期最大规模的主力决战。赵国方面总共动员了五十万人参战。五十万大军的后勤保障,粮草与武器装备的补给,每日的消费支出绝不是小数字。战争已进行了八个月,赵国的战争经济不堪重负,战略储备也将消耗怠尽。赵决策层对此深为忧虑,廉颇坚守不战与秦军打消耗战持久战,其目的在于以老秦师,拖垮秦国。然而综合国力上是秦强赵弱。秦国北有胡宛之利,南有巴蜀之绕, 东控潼关之险,奖励耕战、故战争经济十分雄厚,各种战略物资的储备非常充足。赵国虽军事实力强大,但地处北方,经济在六国中较为落后。战争储备也并不充足,无法支持大规模的连年战争。小国与大国拼消耗,只是权宜之计,岂能长久?


廉颇的持久战方针,虽在战役指导上是稳妥的打法,但有悖于国力,宏观的看并不符合赵国国情。这实际上是赵国本身难以克服的一个矛盾,同时也是国家统治者与军事指挥者经常发生的一个矛盾。赵王数次命廉颇出战,速战速决。廉颇鉴于战场形势,拒绝王命。 故赵国决策层均认为廉颇是怯战,普遍对其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秦国不用反间计,赵国撤换廉颇也是 迟早的事。应该说,赵王速战速决的方针是符合赵国国情的(关于此点后文还将阐述),但撤换廉颇起用赵括为将的决定是错误的,蔺相如反对这一人事决定,并不是反对赵王的速战速决的方针,而是反对赵王用人不当。廉颇老成持重,自赵奢去世后,已是赵国唯一可独当一面的大将了。赵括聪明好学、有才辨,在赵国年轻将领中也算是佼佼者,但他缺乏实战经验的锻炼。赵王受其外表夸夸其谈所迷惑,从而让他代替廉颇指挥大兵团作战,是不合适的。赵王可谓是不知人。赵括至长平后,错误的理解速战方针,且年轻气盛不辨虚实,不明地理,行事轻率给赵军带来了灭顶之灾。赵王如用廉颇虽不能说必胜,但最起码不会把老本赔光,输的这麽惨。


二、秦赵双方军事实力并不悬殊,秦国因何最终能大获全胜,在九个月中干净利索的歼灭了赵军四十五万?


首先,秦国大举攻赵并不是因怒而兴师,是经过一番精心的考量与周密的准备的。秦军先发制人,有备而来,秦兵分两路,一路防韩魏援赵,而以主力迅速攻占了赵国的晋东南形胜之地,逼迫赵国在不利的时间不利的地点同自己决战,可谓掌握了先机,一直操控着战争主动权。在长平战场上,秦军屯兵与战场西南的山谷之中,地势险要,其势犹如掘坑待虎,而赵军驻扎大军于长平以北的平原地带,无险可凭,尽失地利。秦出山谷攻赵易,赵入山谷图秦难。赵大军如若入山谷攻秦军,秦军只要封闭山谷,断赵军后路。赵数十万大军成瓮中鱼鳖矣!秦军如此布置兵力可谓得兵法之要,老谋深算,用意颇深,赵括不明地理焉能不败?


秦国在大举伐赵之前,遣使赴韩魏诱之以利,迫之以威,使两国不敢救赵。在赵国初战不利,遣使赴秦试探求和的可能性时,秦国一方面加紧进攻赵军,一方面厚待赵使。一来以慢赵国抵抗之心,二来做出秦赵和谈的假象,使五国举棋不定放弃援赵。这一轮的政治外交较量,秦国手法老练。在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后,秦善于利于赵国君臣之间的矛盾,施以反间,并暗中换将,封锁消息,周密地制定了诱敌合围的作战计划。在赵军被围后,先发动进攻阻其突围,后积极组织打援,坚决割裂赵军内外联系,从而使赵军的援救与突围企图成为不可能。秦国君臣相互配合默契,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合围作战的光辉范例。


秦赵长平之战是秦赵两国统治者决断力、意志力与双方综合国力、军事实力、战争潜力上的全面较量。秦国军事强大、国力雄厚,秦统治集团注重政治、外交、军事多种手段打击对手,相互配合默契,且在伐谋用奇,军事指挥方面技高一筹,秦国的最终胜利不是偶然的。


三、赵军是否真的就打不过秦军?


我认为赵军是一支训练有素、意志坚定、战斗力很强的劲旅。尤其是赵军陷入重围后,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英勇顽强地同强大的敌人战斗了四十九个日夜,称得上是可歌可泣。


(1)赵国失败的主因是在战争初期,赵国统治集团对秦国将大举进攻摧毁赵国的战略野心认识不足,在丢失了晋西南战略要地后,仓促应战。在战役前期,老将廉颇的战役指挥上,过于保守,无险可守还避而不战,完全是消极防御,后期又采用拼国力的持久战,使赵军数战不利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克劳塞为茨说过,最好的防御是由一连串进攻的盾牌所组成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消极防御是守不住阵地的,你就是一块钢板也会让敌人一点一点凿穿。后期赵国决策层制定的速决战方针虽说符合国情,但用人不当,致使速战速决成为了一场军事冒险。赵国不能利用外交手段力促魏楚两国援赵,反而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之下,派使赴秦侥幸求和,战和摇摆不定,实乃又一大败笔。在赵军被围之初,赵括如若趁赵军兵力雄厚,士气尚在之际,组织全军皆尽全力,拼死突围,从理论上讲,赵军突围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至少可以有部分部队突出重围,不至于被秦军全歼。赵括在军事指挥上,贻误战机,致使大军全军覆没。

 (2) 赵国战略战术运用得当的话,并不见得打不过秦军。赵国抢先接收韩上党,控制晋东南险要,在战略运用方面是积极的。赵国应集中重兵扼守上党,控制险要,凭险据守,使秦军主力在崇山峻岭中无法展开,一来以老秦师,二来为赵国动员抗秦赢得时间,此为上计。如果,上党不守,赵军也可向邯郸方面逐步退却,并抢占有利地形同主力汇合。从而诱使秦军出险地,深入赵境,处于远离本土、无险可凭的境地。赵国以退为进,可使秦军后勤补给线拉长,千里运粮,损耗日巨,况且秦军粮道暴露在平原地带,防不胜防。赵国却可以缩短粮道,就近取粮,以利坚守。赵国晋阳守军既可南下切断秦国在晋南的军事运输线,也可东出太行山威胁秦军之后。在邯郸的赵军主力可遣得力大将率领车骑快速部队远出,反复抄掠与争夺秦军在河内地区的粮道。这样可使秦军补给不济,并有后顾之忧,不敢全力向前。秦军如大举猛攻赵军营垒,赵军应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一方面坚守阵地,一方面选派精兵猛卒反冲秦阵挫其兵锋。秦攻坚不利,后方受威胁,再加上粮道不畅,六十万大军必乏食。这样,战争就会向着有利于赵国的方面发展。此正是用奇之时,赵国可寻求在持久中速决的良机。


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赵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遣使赴魏楚两国,共约合纵攻秦。魏楚两国与秦世仇,并不希望秦胜赵败,之所以不援赵,是因为惧怕秦国威势,犹豫不决,故采取观望态度。如两国见秦军败势渐露,参战蹑秦军之后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如此,赵军破于内,魏楚联军击于外,将使秦军处于非常不利的态势之下。


这样的话,秦赵两国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


四、秦军在战后为什麽要坑杀赵国降卒?


实际上秦国坑杀赵国降卒,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赵国降兵为保活命,不得已才降秦,家小均在故国,人心思赵。他们不会真的为秦国买命的。且人数众多,一旦有变,非秦军所能控制,若放他们回国,前功尽弃。既不能用,又不能放,成了累赘,不如杀掉,以绝后患。秦国虽说大获全胜,但也受到重创,士卒死伤大半,国力疲惫,赢得也很勉强。赵国民风骠悍,君臣团结,秦国杀掉赵国降卒,可以彻底的摧毁赵国的军事力量。让赵国丧失所有的本钱,难以翻本。从而确保秦国的绝对优势,为下一步灭赵做准备。从此可见,秦统治集团的手段毒辣。


秦国坑杀赵国降卒,在短时间内,是有利的,但从长远来看,未必有利。因为,秦国坑杀赵国降卒,既坚定了赵人举国同仇,誓死抗秦的决心,又阻绝了其他五国军队降秦之心。此举,或多或少为秦国统一天下制造了障碍。


通过长平大战,秦国歼灭了赵国足够多的有生力量。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六国弱势已成,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进程大大的提前了。


谢选骏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以统一世界为职志的民族,才能统治世界——他专心致志、昼夜难安、挖空心思,

尽管从基督教的观点看,这一切都是虚空。但凯撒的东西还是要归凯撒的。


《齐国轶事》报道:


第一,姜子牙立国。姜子牙为齐国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他的民族政策搞得好,尊重当地居民的习俗,再用周礼予以同化,此后“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使齐国由地薄民寡的一个小国一跃而成为经济富庶、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姜氏在齐国世代为王好不兴旺(直到战国)。

第二,齐桓公姜小白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管仲进行了四民分业的政治改革,把商人提高到与士、农、工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推行了一系列轻税免税措施和为外地客商修道路、建驿站、免费提供食宿等热情服务措施,齐国才出现了‘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商贾归齐如流水’的经济局面。

第三,晏婴执政期,晏婴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执政达48年之久。由于他卓越的治国才能,躬身力行的作风,虽遇庸君,但却维持了齐国的一代盛世,史家把他所处的时代与桓公时代并称桓景盛世。

晏婴施政坚持了四顶主张:1、任人唯贤,不私于亲;诛不避贵,赏不避贱;2、赋敛权有无,均贫富,耕者十取一,减轻百姓负担;3、“君商渔盐”,国家努力发挥地利优势,搞活流通,增强国力;4、弛严刑苛法,尚仁治并辅以法。 

第四,田(陈)氏代齐。春秋战国时期,田氏即为陈氏。如春秋时齐国大臣田成子即为陈成子。后来田和取代「姜」 氏政权,历史上称为「田氏代齐」。又,战国时哲学家田骈,亦称陈骈。据《史记.田完世家》 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周初胡公满受封於陈国(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十世孙陈历公,生子名完,字敬仲。当时太子御寇被陈宣公所杀,敬仲畏惧祸及自身,遂逃奔到齐国,食采於田,改称田氏。

第五,齐威王称霸战国。这是齐国在战国时期最强的时期。有名将名相的辅佐。而齐威王求贤若渴。《邹忌讽齐王纳谏》说的就是齐威王。齐威王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政治改革,修明法制,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国力日强。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马陵两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又礼贤重士,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稷门外建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贤士议政讲学,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到齐威王末年,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

第六,田单复国。火牛阵的故事就不多说了。虽然复国,经过这一折腾,齐国从此再也没有力量争霸了。


谢选骏指出:田单复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乐毅灭齐一样——如果燕国能够上下齐心成功并吞齐国并且继续励精图治,历史可能改写。

谢选骏:工龄廿一尘与土,人生卅七万事初


《钱定榕:工龄三十尘与土,人生五十万事初》(2017-12-15)报道:


(一)


1993年初,我在美国加州,收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人事科来信,得知我因出访逾期不归,已经被除名(开除的委婉用语)。我的将近三十年的工龄被一笔勾销,今后我的一切要从头开始,但是我是已届“知天命”之年的人了。这真是:工龄三十尘与土,人生五十万事初。

人到中年还会落得这么个下场,虽说我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事到临头,还是不免有所感慨:我的下半生从此就要背井离乡了。不过感慨归感慨,我选择走这条路的决心还是坚定的,这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决定,而是事出有因的。我把这个“因”在这里写出来并且公开发表,是因为我的经历和思想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和1949年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情势的变化有关的,写出来既可以和同代人交流,也可以给后人参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份子对这个时代的记叙。

我于1963年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在中科院工作,日子过得平平稳稳,不是党员,也不是学术精英,不是先进分子,也没有挨过批斗,也不是造反派。文革的噩梦过去以后,那个组织终于有了勇气睁开眼睛客观地看世界,不得不承认在关门“闹革命”的这十年中,我国的科学技术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又进一步地拉开了,终于有点想起而追赶了。于是,科学院选拔了一批业务骨干脱产培训外语,然后作为访问学者公费出国进修。我因不在被选拔之列,一切都没有我的份, 于是自己联系了美国普度(PURDUE)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很顺利就接到了聘书。但是不知道如何跟领导谈,怕被说成是自由主义或不安心工作,不像个永不松动、永不生銹的螺丝钉。于是我先写信给谢希德教授征求意见,谢先生立即回信说研究课题很好,给的资助比公派访问学者多,应该去。有了谢先生这封信,我心里有了底,这才敢拿了聘书去找领导。因为无需公费,而且连我出国期间国内的工资都要由我自己用美元归还,叫做自费公派,一切手续办得出乎意料地顺利,遂于1982冬成行。当时国内还没有实行学位制度,但是指导教授认定我的研究成果和发表的论文已经合格了,从此在一切书面和口头的正式场合我就被称为“Dr. Qian”了。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到校那天快要过圣诞节了,我看到指导教授G. Ascarelli到学校的机场来接我,身旁还站着一对中年夫妇。指导教授和我握手、互致问候,然后转身向我介绍身旁的这对中年夫妇,原来是校长夫妇。我感到奇怪,我一个普通的博士后,怎么校长夫妇也来接机一一握手,然后感谢他们到机场接我。校长听了略有尴尬地解释道他们是来接儿子回家过节的。寒暄了几句,校长夫人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刚从中国访问归来,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第二天我去凯玛特(Kmart)买日用品,见校长站在手表柜台旁,像是在等营业员;我正在迟疑是否认对了人,他看见了我,微笑着先对我点头。我走过去,迎面听见一句“Happy holiday, Dr. Qian!” (节日愉快)。“记性真好”,我想。顿时,太平洋两岸对我的礼遇的巨大反差让我有了“今夕复何夕”的感觉。我感谢他的祝贺,也祝他节日愉快,还问他道,买手表吗,他回答说是退手表。

据说普度大学有五、六万学生,校长居然如此平易近人。这让我想起了在国内所见到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打江山”时如何,不得而知,想必是功勋卓著;但这“坐江山”的气势却是一目了然的。在研究所对面相逢,他们极少主动招呼别人。对此我的原则是,出于对领导的尊重,我主动打招呼,一次不见回应,可以原谅,领导嘛,重任在身,心无旁骛;但若我接二连三地遇到“心无旁骛”,这人在我的大脑的资料库里就自动归为“不懂礼貌”之类。对此,朱熹老人家有教导:“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此,见到此人我也旁若无人了。

在山沟沟里的时候不说,我们不知道;但自从“人民共和国”以后,领导的地位高低,一定是和离开人民的距离成正比的。例如,见到小汽车的玻璃窗后面挂有黑纱,那就是告诉你,坐在里面的是领导,他不想见你,也不想让你看见他。如果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定是大领导,不仅看不得,而且还要回避。再如果,要是遇到清场和封路,那就是大得不得了的领导了,不是一般的回避,而是要把你赶到附近的小胡同里去回避。我有幸,也是不幸,在北京办理出国手续时见识过一次这场面。当我被军警赶入小胡同里,背对车队时,似乎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这是“人民共和国吗”?慈禧那会儿并没有摩托和宾士车呀。据说那最大的领导坐火车出行时是专列,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全国所有的车次都必须让路。

我和普度校长自然是两股道上的车,此后再也没见过面,一年以后他去了德州某大学当校长。他的行为表明,在这里当校长,礼仪是很重要的,舍此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八年以后我又回到美国,在硅谷和外州都工作过。往往在公司走廊里迎面听见有人叫我名字,定神一看是老板的老板或者大老板,这些人脸上得意的笑容似乎在说:“我知道你的名字,想不到吧!”有次我到了一个新公司,上班第二天,坐在电脑前,老板接待几位重要访客,个个衣冠楚楚。一众人马走到我身后,只听见老板在说:“这是XXX(我的名字),他在XX项目”。

尽量多记住雇员的名字,是做老板的重要训练。这样做的心理效果是很明显的:让你感到他认为你很重要。除了个人的文化素养,这种作风其实也是制度造成的。例如,在签订雇佣合同时总有一项指出,本合同是双向自愿,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都可要求终止合同,也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在评价部门工作业绩时,有一项称为“保留重要雇员能力”(Talent retaining)。这样一来,公司当然要千方百计地设法留住雇员。能干的雇员认为薪水低了,吃亏了,可以和主管计较,不高兴时对主管说一句“我在找工作”,就足以让他紧张。如果你申请工作,公司很欣赏你,发了聘书以后,有时还会送个花篮到你家,让你在家人面前长足面子,高高兴兴地接受聘书。当然,公司裁员的时候,照样无情:当天通知,当天就走人。你清理个人物品时,人事部门的人就站在你身旁,然后陪送你出门,这些我都亲身经历过。

正如商品的价值是在交换中体现的,人的价值也可以在流动中体现的。可是在我们“人民共和国”里,那年头还没有听说过跳槽,领导说你一句“不安心工作”后果就很严重了。例如有一年,我们研究所给科研人员评科研津贴。我们室(三室)先让几位候选人作报告,介绍自己的工作和成果,然后由听众打分。评选结果上报给所领导,结果我没有被评上。党支部张书记连忙找我申明:“我们室评选打分,你得分最多,你没有评上不是我的责任。所领导要我做做你的工作,我回答他们说没法做。你自己去问所领导吧。”于是我找到李领导,拖了六个星期才从“百忙”之中挤出了几分钟和我面谈,见面以后支支吾吾半天,挤出一句话:“你好像不安心工作。”一听这话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想起有一次春节值班,我和这位李领导聊天时说起,想去同济大学物理系兼课。他说:“可以呀,人员流动嘛。”不料过了一年多,他不仅还记得,而且终于等到了机会跟我算帐了。他不懂教书和科研的关系,可以理解;让我不理解的是,如果认为我的想法不对,为什么当面不讲?又为什么不能与人为善?从此这位李领导在我的大脑的资料库里又自动归为“党棍”之流。党棍者,以党的名义,专门行整人、打人之实也。假如我早一年进大学,反右那年碰上一个党棍,后果不堪设想。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因为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我们的命运就是掌握在这帮党棍手里。你在他的手里攥着,只是一个工具,而且还要是永不生锈的、驯服的工具,敢不听话!

多年以后我看了电影“苦恋”,对影片中的归国诗人秋山在逃亡时写的一首诗,很有感触。那首诗是这样的:

既然是同事、战友、同胞,

何必要给我设下圈套?

既然打算让我带上镣铐,

又何必面带微笑?

既然准备从我背后插刀,

又何必把我拥抱?

你们在我们嘴上贴满了封条,

我们在自己脑袋上挂满了问号。

真正的同事、战友、同胞,

为什么不像星星那样互相照耀?

现在想来,这位诗人的悲剧在于天真,像他这种有海外背景的人,谁会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同事、战友、同胞”?他必需接受的是不折不扣的自上而下的领导,而不是“像星星那样互相照耀”!

我自己则更是煳涂:共产党人的生存环境从来就不是与人为善的。

应该公平地说,对于上级,头头脑脑们还是很讲礼仪的。但是对下级,特别是老百姓,他们并不在乎你的尊重,要的只是你的服从。老祖宗早有教诲:“礼不下庶人。”

在普度开始工作以后我发现,学校没有校门,物理楼从不锁门,随时可以进出,也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我有一件宽大的办公室,我还有钥匙可以开载重电梯、车间和储藏室,任何时间都可以去实验室、车间工作或者去储藏室取东西。校图书馆全天开放。有天深夜想起一件事,需要查文献,我赶到校图书馆找到了文献,复印了拿回办公室,坐下来一直干到快天亮。我高兴地写信给妻子和妈妈说,我这一天干了几天的活。还告诉她们,这里的安排似乎就是为了要吸引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工作。在上海,我们研究所的图书馆开放时间有限不说,也有影印机,但是专人管理。有文献要复印,从不当天就给你,总要等,有空也不给你马上印,管理员根本就不理解你为什么急着要看文献;找领导也没用,反而以后复印速度更慢。我们研究所也有电梯,也是专人管理。需要用电梯时,先要四处找人,几秒钟的事情往往要几十分钟才能完成。遇到管理员不在,只好“望楼兴叹”!改革开放之初,听说国外有小费,于是每逢实验室有水电问题或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请后勤组的人来干活,临走时总要嘀咕小费的事。遇到这种事往往令人啼笑皆非: 这是公事,为此研究所已经给了他们工资,但是不给还真不行,否则以后的事就难办了。种种这一切让我想到,这大约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物质生活上,当时的中国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出国人员买回家的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是很令人羡慕的。我在普度有薪水,还有一辆旧汽车,完成博士后研究以后,找工作也不是不可能。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滞留美国,因为我的事业毫无疑问在中国,我的一切,事业、母亲、妻子、儿子、姐姐、弟弟、同学、朋友都在中国。回国时,除了三大件,我还带了一套音响系统和70磅重的古典音乐唱片,准备退休以后安度晚年用。

(二)

回国以后正值拨乱反正,万物复苏,科学界也是一片春天景象。人们对于告别了文革噩梦以后的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期待。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个个埋头苦干,我也收获颇丰。我的研究着眼于本所的半导体材料制备中的物理问题,在本所的刊物和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合作者有国内、外的学者。感谢研究室领导的重视,替我申请了中科院成果奖,好像是二等奖(三等奖?)。当然,我的成果也是研究室的成果,并非是我个人的。

每次寄论文到国外发表,先要由组长、室主任和所长层层审批,然后凭研究所的介绍信送上海市公安局审批,从我们研究所到上海市公安局来回半天时间,过几天还要再去取,又是半天时间。然后还要到上海市邮政总局寄出。写论文固然不容易,想不到寄论文也这么不容易。

又如,我们研究所有专职人员买车票和机票,但那其实是为头头脑脑们服务的。有次我有事出差,因为手头的事情实在太多,没有时间出去买车票,斗胆地请求了那位专职的大爷,被一阵官腔顶了回来。我一气之下径直找到Y副所长:“为什么他份内的事,他不做?我当然可以自己去排队买票,但是我的工作谁来替我做?”这位副所长听了一愣,大概是第一次遇见我这样的大胆不知深浅的人。不久,另一位分管后勤的副所长打电话给我,“垂询”了车票的事。为什么国内许多地方人浮于事还事难办?这件事就是例子。人一当上了什么“长”,他就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这个体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坚持和保证党的领导,然后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这个那个。你的科研成果固然是领导的政绩,但是领导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的工作,例如社会主义教育、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那才是领导的更重要的政绩,领导人数少了还不行;虽说叫研究所,但是研究工作在领导心里并没有分量。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所,那些头头脑脑和科学与研究根本不沾边,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一套,到哪个单位都适用。他们和他们的工作是那样的重要,自然是无暇顾及车票之类的小事。改革开放以后提拔的头头脑脑没有了“坐江山”的本钱,自然也就少了相应的气势和派头,不少人还是懂科学的,但是一进入这体制就身不由己了。其实,这领导人的气势和派头也是体制造成的。设想上司和下属之间只是职务关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合不来就可以走人,这气势和派头还摆得起来吗?要摆也没有人买帐。不幸的现实是,到处都有“党的领导”,人走到哪里背后都跟着个档案袋,你不乖乖地听话,跟上司搞好关系,哪来出路?到了适当的时候衹要给你来一句“你好像……”放到你的档案里,你这一辈子还有出路?

回国以后我两次出国学术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但每次回国以后都在财务报销上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例如,1988年我去波兰参加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住在华沙大学物理系的波兰朋友W博士家里。临走时用我自己的外币买了些礼品送给这位朋友和带给我的家人,不到一百美元。回国以后到中科院上海分院财务部门报销,按照当时的规定,那怕是自己的外币,也要交代来源。那位会计小姐要我出示我的外币来源证明,按惯例我给了她我们所长写的证明,说明我曾经自费公派在美国工作两年,所用外币数目合理。不料被拒。以下是问答:

“为什么你不相信所长写的证明”

“所长知道什么!”

“那么你要什么证明?”

“当年你回国时,海关开具的携入外币单据。”

“连所长为我写证明时都不要求我出示这单据,你凭什么要?”

“这是我们的规定。”

“我回国已经四年了,是否还要证明我的钱还没有用完?”

“当然!”

我告诉这位小姐,办不到,太过分了,就是我妻子也没有这么查过我。言罢起身,拂袖而去。背后飞来一句话:“你这笔帐不了结,今后无法出国!”果然,两年以后,室里派我去英国,手续一办到分院财务部门就卡住了,英国之行因而未果。随后分院外事办公室对此进行了调查,这办公室的负责人B原本是原子核所的研究人员,1964年复旦物理二系毕业。调查的结果是他意想不到的,后来他见到我时告诉我:“问题解决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真是不应该呀!”对他的实事求是作风我当然心存感激,但我说不出什么,只能苦笑: 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命。心想要是在普度,那些系里的秘书和校里的会计对系主任签字的证明敢蔑视吗?敢对我这样吗?我刚到美国时不懂税法,填写预估扣税单时也稀里煳涂。过了不久发现薪水单上扣了不少钱,就去问系里的秘书,她耐心地解释了扣税依据,并没有要求看我的工资单。后来我去校里的会计部门,对会计说两年以后我将回国,将来也不打算在美国退休。会计听了二话不说就改动了扣税项目,还退还了此前多扣的税款。临走时也听见一句话:“抱歉!”

分院财务部门这事过了不久,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室主任提醒我说,你接连两次出国回来以后报销都有麻烦,别人会怎么想?刚一听这话我很不高兴,觉得此话不辨是非。继而一想还有点道理。还有一次报销是什么麻烦我已经忘了,别人都还记得,至于什么原因,这并不重要。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不管合理还是不合理,你必须顺应和服从,否则你就会被认为是个异数。还记得有次室主任从北京回沪,说起火车票,他说车站根本买不到,只好向黄牛买。我听了很生气,大骂车站售票处和黄牛沆瀣一气,非法牟利,不料室主任却心平气和地说,多亏了黄牛,要不然还回不了家。多么现实的思维方式!让我又一次感到自己不能顺应这个社会。其实分院那位财务小姐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三十年来,这个社会强调得最多的是“党的领导”,最注意的是阶级斗争。为了保证“党的领导”的恣意妄为,不要说法制和人权,就连必要的规章制度建设也被故意地忽视了,那个组织制定的政策就是一切。既然没有明确的刚性的规则,财务小姐完全可以目中无人,想当然地办事,而且因人而异,甯左勿右;至于个人隐私,对不起,她根本就没这观念。

还有一件事让我又一次见识了“党的领导”。我们研究所有位单身在沪的已婚博士研究生,和某位单身女职工有了婚外情,已经秘密同居。被发现以后,通报全所,书面的通报还发到了我们办公室。听说由于导师的坚持,博士论文答辩拖了很久终于才得以举行。也巧,过了不久,已婚的分管后勤的党员W副所长被发现也有婚外情。他和本所一位已婚的女职工在离上海不远的某个风景秀丽的近岸海岛上出双入对时,被本所一位研究生遇见。这对沉浸在幸福之中而且年纪已经不小了的恋人却没有认出这位研究生。研究生回所以后,向同事们介绍自己的海岛之行时无意中说了一句,看见W副所长夫妇也在那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于是W副所长的风流韵事就暴露了。按性质说,这件事怎么也比那位博士研究生严重。怎么处理也有先例可循。可是就是没有下文,无论群众意见多大,就是不见处理。副所长才多大一个官,这就下不了手,怎么服众?为此各种流言都有。从前那样注意自己形象,讲政治、讲原则、有理想的那个组织,如今竟然蜕变到了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吃惊和惋惜。看来“服众”已经不是那个组织如今关注的重点了,它有强大的实力维稳,不怕你不服。前面刚讲到“礼不下庶人”,现在又看到了“刑不上大夫”。显然,如今“党的领导”信奉的还是孔老夫子的那一套,不再是马克思的那一套了(假定它以前真的信过)。

(三)

另一件事则让我对“党的领导”完全没有了信心。

四人帮垮台以后的德政之一就是解决科研人员的住房问题。我们研究所有一部分科研人的住房处在偏远的田林新村,为了方便大家上下班,研究所特意安排了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途中还停一站,方便家住附近的职工,这班车被大家戏称为“幸福车”。我每星期六下班以后去看望妈妈,也搭班车,在途中下车。每星期“幸福”半次。八十年代在中国我没看见有私家车,原则上研究人员因公都可以申请用车,但主要是领导用,所以驾驶员不同于一般职工。这个不同一般的地位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就是分房。因为工作的缘故,分房的时候应该对驾驶员适当照顾,但一般认为,领导倾向于多照顾一点,以换取听话。一次在小组里聊天,我说了一句,当驾驶员有这样的好处,我也想当驾驶员。那是89年的春夏之交,过了不久这话传到了幸福车G驾驶员耳里,某星期六下班以后我照例搭班车,见G驾驶员气鼓鼓地站在车前,用手指着我:“你不准上车!”我没有理他,照样上车。然后,他就在车下大叫:“你不是说想当驾驶员吗,今天我不开车了,你来开。”我听了生气,回他一句:“你辞职,我就开车!”

此时在车上有一正二副三位所长,还有我们室的一正一副两位主任,这五个人有四个都是党员。此外还有一些党员。那位分管后勤的党员W副所长也在车上,他当众对我不紧不慢地讲了一句:“分房的时候听说你讲过,你也想当驾驶员,所以他有意见。”在这种场合下这样讲,袒护倾向是明显的。司机班的党员班长闻声赶来,有恃无恐地对我叫嚷:“下车,下车!”G驾驶员威胁说,我在车上他情绪就不好,开车就会出交通事故。车子是研究所的,开车是G驾驶员的本职工作,居然车上没有一个人开腔,任凭他们胡闹。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混帐逻辑居然可以在研究所大行其道!终于,副室主任走到我身旁说:“走吧,我陪你坐公交车去。”我明白,大家急着要回家了。我谢绝了他的好意,然后提高了嗓门对着大家说:“我不耽误大家,这就下车。但是我要问:在我们研究所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还有没有道理可以讲?是不是又要搞文化革命了?”问完以后,车里车外鸦雀无声。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所长、室主任和一众党员干部,都冷漠地看着我下车向大门走去。

大门外是中山北一路,南北走向,我背朝西站在路边等待过马路,夕阳从背后照着我,在我面前投下了长长的身影,横跨马路,南来北往的车辆好像就从我身影上碾过。我定了一下神,看见我的身影其实是投射在过往车辆的侧壁,此时我想到了印度的不可接触的贱民,我感到抱歉,据说高种姓的人那怕进入了贱民的身影也会倒楣。然后我看到了1968年1月8日深夜里爸爸临终时连串的眼泪;又听见了1966年8月4日那个疯狂的全市“斗鬼”之夜里,深夜在复旦大学教工第八宿舍公共浴室,物理系光学教研组讲师毛清献老师在自杀前清洗满身的污垢时愤愤不平、深沉而又绝望的叹息声!现在,我对这眼泪和悲惨的叹息声表达的绝望的心情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切身的体会。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份子,为什么总是逃不脱被侮辱的命运?还要过几代人的时间,中国知识份子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知识份子难道不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吗,为什么一再地当众被羞辱,而“领导一切”的那个组织到了此时非但毫无作为,而且还变相地怂恿这种野蛮行为。肉体的创伤可以治癒,精神的伤害是轻易无法治癒的。

过了中山北一路,我来到公交车站,三室的研究人员朱忠权也在车站等车,见了我沉重地说:“今天这一幕我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无心接话。过了几天,他见到我又伤感地说道:“我们室的人讲,知识份子只值九厘九—一文不值!”真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还是无言以对。在这个社会里,知识份子的宿命就是忍气吞声,没有别的办法。这个长期被“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政策浸淫过的社会,这个有着几千年权力崇拜传统的社会,还没有进化到懂得人人生而平等,懂得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尊严的程度。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那个组织的字典里是没有“尊严”这个词的,无论对工具还是专政对象都不用讲尊严。我们的宿命就是服从和忍,做得最好的就是貌似豁达,并且一厢情愿地向前看,甚至连“粗线条”都不看。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忙坏了党委书记。最后,司机班的党员班长向我道歉:“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原谅了他,和G驾驶员也和解了。其实,和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计较的,羞辱别人和请求别人原谅在他们都只是可以轻易説出来的两句不同的话而已。存在决定意识,我要是处在他们的地位,不会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假如我有党票又是个什么“长”,他们敢那样放肆吗?要命的还是这个“存在”。在这个社会里,玫瑰花永远只献给权力。倒是那位分管后勤的党员W副所长的态度,党委会怎么交代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看看党委书记脸上的难色,我就知道了,他的不当言论和风流韵事都有“刑不上大夫”这块挡箭牌护着,也是这个“存在”的一部分,对此我们是奈何不了的。对这件事情,除了司机班长,我没有听到过任何人讲过任何一句抱歉的话。我的一位好友指出了我的幼稚:五十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前途、健康甚至生命都被葬送,二十多年后也只有“改正”二字,没有赔偿和正式道歉,而且还坚持那场反右是“必要的”。那个组织一旦遇到自己的错误时,一贯是惜字如金的。技物所党组织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于是我想起语录的老三段之一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那是在打江山的时候讲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果然,两个星期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平暴”。铁与血成了新时代的政策和策略! 那么,在这个新时代里,现在的这个组织还剩下什么呢?还有什么是它在乎的吗?

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这个组织既不值得信赖,也不值得尊敬,它只是一个集中了大量雄心勃勃的人才、控制了军队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而已。它也为国家和老百姓做过不少好事,但是必须先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又把自己做的这些好事当作是保持这个“存在”的依据。很遗憾,当年我们曾经见识过的那个组织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色彩如今已经衰退得一点也不剩了。

(四)

到了八十年代末,专利制度不再被认为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终于被社会主义的中国接受了。在那几年研究的基础上,我申请了两个中国专利。大约是1991年,中科院挑选了36个专利,委托香港某公司代为申请美国专利,该香港公司将这36个专利分送给他们自己在美国遴选的有关专家评估,在综合了专家评估意见之后,最后选中了两个专利向美国专利局提交申请。这两个被挑中的专利之中,居然就有一个是我的专利:光晶体管。还有一个专利是非接触测定瓜果的甜度。

1992年秋冬之交,我到美国从事学术交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讲的就是这个被挑中的专利的理论基础。听众反映都不错,认为这样实验-理论-专利的过程很有意思。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它应该结束在产品上。为此,由室主任特许,我在布发罗纽约州立大学(SUNY AT BUFFALO)的访问延长一周,利用这段时间,我在实验室做了实验,看到了理论预期的现象,证实了我的专利的理论基础。对此,该实验室的教授很兴奋,决定留给来年春天从德国来的研究生做系统研究。后来由于我的实验样品未获准留下,此事只得作罢。此外,一位台湾大学的C教授(我在普度时他是博士研究生)邀请我去他的实验室合作研究,但由于此事政治上敏感,也只得作罢。

我向技物所领导要求,给我一点时间,留职停薪,让我在美国就地促进这个专利的申请和转让。不幸我的要求被否决,有关所长认为“不能开这个先例”。于是我找到这家香港公司在美国的专利代理律师,他认可了我的主意,并且立即安排了越洋电话会议,参与的人有我和他,外加技物所方面X副所长和某研究人员。电话会议一开始,美国代理律师的开场白刚一结束,X副所长就申明,技物所(专利所有人)决定放弃该专利申请,理由是专利发明人行踪不明。律师不解地问,专利发明人不是就在电话线上吗?但是,副所长坚持放弃立场。从此我就不再过问这事了。最近我查了一下,这个专利其实并没有真的放弃,随后很快就被美国专利局批准了(US 5,502,585),但一直到过期都没有转让成功。假如让我参与其事,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我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惜在公有制的社会里,有一项美国专利,已经申报了成果,这就足够了;转让专利的收益归科学院,无人有兴趣再花时间和精力在喫力不讨好的事情上。

那次学术访问还包括南方的埃默瑞(EMERY)大学。后来,该校物理系的高级教授S. Perkowitz告诉我,他收到过我们室主任发给他的传真(FAX),要求我立即回国。“党的领导”早已名声在外,他觉得这是非常之举,猜想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所以没有转告我。讲完以后他还补充道,你的上级可以问我,我愿意确认此事,承担责任。其实,和我联系办法多的是,室主任这种做法让我莫名其妙,后来一位同事告诉我,这其实是做给研究所领导看的:我已经催过了。

接下来就是本文一开头就交代的1993年初的那一幕:开除,将近三十年的工龄从此一笔勾销。

这次学术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加州。由于技物所L同事的推荐,他的同学C引荐了我到他所在的公司任工程师。从此,就在我的天命之年,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一章,一切从头来。屈指算来,到如今已有25年了。平心而论,无论是X副所长还是室主任跟我都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他们怕的是手下有人出访逾期不归,影响到自己的仕途。申称放弃该专利申请显然是为了防我,发电传给埃默瑞大学是为了逼我;除名和一笔勾销工龄更是断了我的后路(人事科有话,只要我回去,都可以恢复)。至于这些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无论后果如何,都不会落到他们头上,反倒不在他们考虑之中。他们的行为,根子还是在制度上。这种制度是建立在一种专制思维之上的。既想用人,又不懂得尊重人,反而把人当成必需俯首贴耳的奴才,动辄断人后路。其实也并非真想留人,中国有的是人才,主因还是出访逾期不归损了“党的领导”的面子。当然,社会还是进步了,比起当年付傅聪和马思聪出走英、美以后的吓人的叛国帽子,开除还是客气多了。但是,说到底这还是不得已,“党的领导”还是有顾虑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国家,甚至还包括许多“党的领导”自己的子弟,如果都以“叛国”论处,“党的领导”又情何以堪呢?

后来得知,就在同时,一位中年党员研究人员L也被除名。在我之前和之后,也还有人被除名。此外,谁知道还有多少人想被“除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又不幸无法被“除名”!其实,除名也不是什么错事,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出访不归必须除名,当然可以。但是,过去的将近三十年的几乎可以退休的工龄为什么不予承认呢?那可是仅够煳口的低薪三十年。没有解释,这是“党的领导”下常见的权力的傲慢,非常不近情理但又令人无可奈何。对此,老百姓毫无办法,只好顺从。挑战这种傲慢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不知道那个组织想过坚持这种傲慢的代价没有。六十多年来,许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一直顶着、瞒着、压着、拖着;这些都是笼罩着这个组织的梦魇。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知那个组织打算将来如何去面对我们的后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之一是量变到质变。不合理的事情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事情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套一句科学名词来说,叫做“相变”,当相变发生时物质结构会发生巨变。例如由于不断地丧失热量,水温降低到冰点时,原本无序的水分子会出现长程有序,从液相转变为固相,平时柔弱的水会因而变成坚硬的冰,体积也会膨胀,膨胀的力量是如此地巨大,以致于小到水管和水缸会暴裂,大到山间巨大坚硬的岩石,只要有一丝能进水的缝隙,这缝隙也会扩大,并且在反复不断的水-冰相变过程中让岩石解体,变成愈来愈小的碎片。我曾多次在登上高山顶峰时见识过这种令人震撼的场面(见封底图):眼前地面的乱石碎片就是风化了的昔日伟岸雄壮的顶峰!由于不断地丧失热量,1991年底在昔日的老大哥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是已经见识过了吗?

这些被除名的人早已经过了做事轻率的年龄,他们在国内不仅有老有小,事业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也早已有了一定基础,为什么要自我作贱放下这一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去从头开始呢?“党的领导”一定知道这些年流失了多少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又有多少优秀的学生学成以后不再归来。从当年许多知识份子冒着危险由国统区投奔延安,到如今又有许多知识份子捨弃一切背井离乡投奔国外。那个组织是否有勇气反躬自问,到底是谁变了,谁应该反省?!

(五)

来美国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除了两件随身小行李,一无所有。这些年我一路走来,和美国人打交道,无论到任何地方,做什么事,我都是个陌生人,但从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行贿送礼,也不需要看别人脸色,讲违心的话,更没有评级加工资时的无奈,我应该知道的就是规则和制度,其余的一切都在我自己努力之中;虽然极其辛苦,内心却很坦然。我的收入无论多少,都是问心无愧、干干净净的。美国当然也有腐败,而且还有许多和中国一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敢放肆地做,我一个自食其力的工程师,对此并没有感受。我真正享受到的是过简单生活的乐趣:没有政治上或人事关系上的烦扰、操心,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没有攀比,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有底气;工作不满意还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改换。我感到,给人以自由选择和奋斗的机会,这正是美国的成功之处。对此,许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的几个“不搞”并非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公心。对于中国政府和控制它的那个党,我没有任何亏欠,反倒是他们亏欠于中国老百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我国历年人口资料,我做过计算,59-61三年间我国人口减少在四千万以上(当然不全是饿死的)。这笔账早晚要向国人和后代交代。想当初政权更迭之际,许多知识份子决定留在大陆,还有许多海外知识份子抛弃一切投奔新政权,为的都是建设新中国。这些人中不乏国家急需的人才和专家。但是在此后的三十年里,他们之中又有几人有好结局?如果死人也能投票,他们会认可自己当初的选择吗?在普度时我的指导教授虽然很赞成“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但对中国的知识份子政策却极不认可,他接触过一些中国访问学者,他说:“从你们国家对人才的浪费来看,你们一点也不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得起这样的浪费!”想不到连一个对中国只是略知一二的外国人都看得这么清楚。

最近看到材料,五十年代中期,杨武之老先生曾经受有关方面之托多次动员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回国。不知李、杨二位当年为什么没有听从长辈的劝告,但是幸亏如此。这对他们本人,对科学界都是值得庆幸的好事。如果他们回来了会是什么下场呢?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是搞理论的物理学家,不会得到像宋庆龄、钱学森那样的特殊保护。再看看国内第一流的学者,他们的前辈师长和同辈:叶企孙、束星北、王竹溪、赵九章、姚桐斌、萧光琰、饶毓泰、汤飞凡、陈寅恪等等,这是一长串看得令人心碎的名单。这些人,不是自杀就是被打死!衹有两人被整得毫无尊严地病故。他们的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帝国主义分子,但是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没有任何证据!对他们的以己度人的审讯词是:你要不是特务,为什么放弃国外优越舒适的生活回国来?这一切,李、杨二位完全都可以对号入座。再者,杨振宁先生的岳父是甲级战犯。如果他们当年回国以后能逃过文革这一劫,那真是人间奇迹。这些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居然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对此老人家只有轻飘飘的一句交代:“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是不是到了应该认真地想想这个社会究竟在哪里出了毛病的时候了?

现在,有关部门在号召海外学子海归时,经常用钱学森做榜样。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粗线条”的功效。不错,我们应该向前看,但是绝对不应该忘记过去发生的这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的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原因。不能让它从新再来!粗线条就是空洞地承认,但是拒绝深究,以免触及依旧保存下来的“龙脉”。衹要有一代人的时间,一切都会忘记。这不,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先生居然就敢宣称要对司法独立“亮剑”了。尊贵的教育部长陈宝生先生又重提“敌对势力渗透”了。又要折腾了吗?是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经得起这样的折腾,衹有中国人不在乎。不长记性的同胞啊!

然而我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我已经没有了原先的事业基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此我在这里只不过是谋生而已。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留在美国,你得到自由和天空,可是你失去了大地,那承载你的抱负和理想的土地。留在美国是我自己的选择,当然我知道有得就必有失;但是,有时我还是会问我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我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毫不怀疑,但是三千年的历史加上十多亿人口形成的巨大惯性使得任何社会政治变革不仅缓慢,而且极其困难。偏偏我凡事要较真,许多事情都看不惯,不免时时生出不满,有时甚至犯忌讳。更不幸的是我知道地球上还有另一个世界。89年下半年以后,失望和沮丧情绪时时与我作伴,甚至引发了胃溃疡。我非常清醒而且无可奈何地看到,我的性格并不适合于这个社会。我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变,但是许多变革在我有生之年怕是已经看不到了。当然,如果选择顺应这个社会,把自己交给这个“领导”,接受它的规矩和价值观,甘愿做驯服工具,忘掉尊严,忘掉一切,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有的人甚至还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但是,我的生命属于我自己,如果要尝试一种新的活法,做自己的主人,路还是有的,惹不起躲得起。于是我下决心,安下心来,就在这里从头干起。也许有人会说,无论那个组织如何,我们的专长和学识都应该毫无保留地献给自己的国家,我原本也是这样想,也是一直这样做的。许多我们的前辈和同辈也都曾经非常虔诚地尝试过,但是很多人的结局都令人心酸。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那个组织至今还不敢直面自己的所作所为。老百姓不傻,一句“向前看,宜粗不宜细”是混不过去的。是谁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那个组织有没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呢?

是的,比起我们的前辈,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机会选择,有机会逃避。我生活在旧金山湾硅谷地区,这是处在沿太平洋海岸两条南北走向的山脉之间的一大片宽濶的谷地,谷里还有从旧金山北面流进来的海水形成的一个海湾,有山有水。气候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但是往东开车三小时进入山区以后又可以滑雪。我接触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没听见过有人说自己的家乡的气候比这里好。和它的环境一样,这里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无论是过日子、创业、还是户外活动,都是好地方。这些年我换过不少公司,一半是跳槽,一半是被裁员。有意思的是,每换一次工作,我的收入都增加了。在“党的领导”下,“不安心工作”会受惩罚;没有了这个“领导”,“不安心工作”却给了我更多的机遇。我说的话,不管别人听了舒服还是不舒服,决无人敢当众羞辱我。当众羞辱同事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我的日子无论多么艰难,都强于被羞辱,被“领导”的日子。每当我想到这里,我都觉得为此我已经付出了的代价是值得的。

除了工作,我的业余时间用于登山、野营、游泳、钓鱼、熘冰、唱歌、演出、阅读和自由写作。感谢上苍的眷顾,我过得自由自在:自由地看,自由地想,自由地写,自由地发表。并不是说美国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生活很简单,对比我的前半生,我对我的生活已经没有抱怨了。如今,我的房贷已经还清了,吃和穿都很简单,还有医疗保险和丰富多彩的精神和文化生活,还需要什么?

退休以后,偶尔我还为一些本地的公司做项目。此外我还在筹备一个产品,专利是我自己的,合伙人都是些“不安心工作”的好朋友。这些活动都是我退休以后的“业余”活动,我把从事这些活动看成是体现我的人生价值的方式。我的老朋友说我的工作寿命很长,我说这是因为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我自己手里的缘故,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任由别人来指定。

这就是我的故事,对人到中年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的回答。前面说过,我是抱着写历史的态度来写这篇文章的。我们的生命很短暂,很渺小,社会的进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我的故事就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也许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总是难忘故土,俗话説,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可是我的将近三十年的根已经被拔除了!我不伤感,感谢上苍的恩赐,我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感谢父母的教导,我懂得爲人的尊严。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以后,经济上我现在已经可以自立了;这种自立又给了我人格上的独立和不向傲慢的权力低头的物质基础。我真正地享受到了心灵的自由。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以广东农民为主的大量中国人移民美国充当劳工。现在在加州还可以到处看到中国营、中国湖、中国墙、中国湾、中国滩、中国村等等。但是除了在天使岛原移民局墙上的忧愁的诗句,我还没有看到过他们留下的任何文字。我希望,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看了本文,可以瞭解到在世纪之交,有个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中国知识份子,转换了人生的轨道,毅然在美国重打鼓另开张的故事,包括他的悲欢离合,他对故土的眷恋,他的期盼。当年的移民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如今的移民是因为失去了什么呢?读者看了本文以后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我相信我们的后代无疑将会有更加客观和清晰的答案。我还相信我们的后代中国人一定会生活在一个法制更健全、更有个人尊严的社会。不必爲了追求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对于那个组织,其实我并无成见。它刚进城的时候,从父母和前辈的议论中得知,它的干部的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比,曾经很得人心。近年来中央下决心大力反腐,成绩斐然,民间也有好评。但是人们看到,被处置的官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贪污金额之巨大,手段之恶劣,道德品质之低下,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也抹掉了共产党人在人们心中尚存的最后一缕光辉。人们还看到,不少涉案官员都经过组织多年培养,原本都是奋发有为,能力出众的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的倒台不仅仅是个人品德问题,更多的还是官场的生态环境问题。反腐自然比不反好;但是守着粪坑打苍蝇,你打得完吗?“窑洞对”里讲的人民的监督为什么不敢实行?公布官员财产制度呼吁了二十多年为什么还不敢实行?很清楚,关键还在于“党的领导”的既得利益和国家、人民的利益相比较,孰轻孰重。如果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那么对老百姓而言,亡国要比亡党严重千百倍。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怀疑,那些只会高喊“坚持党的领导”而不做实事的人,心中还有几分国家和人民。当然,如果今后那个组织愿意把自己放在国家和人民之下,遵守宪法,自然还可以再次赢得国人的尊敬。但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永远只是一句历史口号。

有个在网上流传的贴子,很多人都看到过,抄录如下:

一个有八千多万党员的组织,

读德国人写的共产党宣言,

唱法国人写的国际歌,

对着俄国人设计的镰刀斧头旗宣誓,

把钱存进瑞士银行,

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

然后对老百姓说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

这贴子实在精彩。但是, 看了以后不免让人深思: 这局面还能维持多久?

最后想起了辛弃疾的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后记

本文写完以后在华夏文摘看到一篇由楚寒写的有关大逃港文章,记叙的是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的事件。这次事件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事件。书中引叙了一位农民的话:“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对此,习仲勋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然而,那个组织应该知道,人民除了物质的层面的追求以外,还有精神层面的追求。对此,当人们无权改变现状,感到无奈时,也只会用脚投票。不知习仲勋的后人们有无同样的眼光和勇气正视现实。历史是无情的,早晚会有人写另一篇“大逃亡”,届时我们的后人会问,爲什么那个组织还不吸取教训?真有那么难吗!


网民嚎叫:


1、


路是自己走的,J-1签证的访问学者,绝大多数要求回国服务至少两年(91年六四血卡豁免了这个要求,但作者不像在此列)。这是中美双方的要求,不是中方的限制,没啥好报怨的。

这三十年(万维历史太短,才二十年,不够写的),留在国内与出国,没啥大的区别。不在党棍手下,也会在资本家的棍棒之下。国内开除你还有个场所让你申诉骂娘。美国被layoff, 你就骂自己吧。

当年引以自豪的的彩电,录相机等早已退出舞台,如今私家车国内也已普及。想找点安慰的已经退为虚缈的道德层次。据说美国一位共和党议员因性丑闻吞枪自尽,这点应该比国内先进些,一方面政党头目要面子,二是枪支普及。中国的上将找把枪还不那么容易。

也许,找点理由自得其乐有助于长寿。当年阿Q不是因为卷入政治旋涡,可能能活到今天。


2、


笔主是因“党的领导”在美国重新开始起行。而本人却因“六四屠杀”而远走高飞。中共王朝也许不会马上垮台,但是它的灭亡是早晚的事,因为它在民心里已亡。


3、


本人是因公而归的,也同样没有任何福利。有工龄也一样。国内的那些待遇需要自己去争取,而不是按照政策办。我在国内的时候,住那个阴暗潮湿的50年代修建的旧房子。我只能到外边去租房屋。单位的领导自己有好房屋住,却问我为什么不住茅草屋?那些人要让我气死。你逾期不归还要待遇。你没有什么正当理由!


4、


我的一近亲跟你的经历很相似,单位里的技术大拿,文革受过点苦,二十多年前放弃国内的待遇和单位房产,来美国大学做访问学者。自然是自由世界乐不思蜀,退休后了几年前回国定居了,发现原来所里的电工,技术员都比他有钱。人各有志,留着国内很多人也混得很好,没必要悲天悯人的。


谢选骏指出:我的处境比这位作者还是好些——工龄廿一尘与土,人生卅七万事初。不过我感谢上帝,这等于让我从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又在自由世界重新活了一次。现在我虽然拿不到国内的退休金,但却给了我以国外写作的自由了——反言之,如果我现在领着共产党发放的退休金,岂不是还要像很多的“海外华人”一样,继续看着共产党的眼色行事做人,继续充当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帮衬、帮凶。

谢选骏:真人成仙就是“利用光合作用而生”

《那些利用光合作用而生的动物们》(生命科学教育 2019-12-02)報道: 在你的认知中,哪些生物是以光合作用为生的呢?一般人大概立刻就能想到植物和藻类,但是事实上还有更多其他的物种。包括蝾螈,海蜗牛,巨蛤,海鞘,水母,珊瑚,海葵,水螅和海绵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人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