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説美国人怎样看中国人

 

《美国人怎样看中国人》（余创豪 2024年7月25日）报道：

每当我听见外国人称赞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时，心中不禁泛起一阵自豪感。例如法国大战英雄和前总统戴高乐曾说：“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还有，英国学者李若瑟(Joseph Needham)指出在十七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一直比西方领先……但是，自己在美国居住了很多年，却听闻过不少美国学者批评中国文化，当然，那些批评并不一定正确，但我认为：至少要面对那些批评，我们才可以检讨和改进自己的文化。 

有些评论是着眼於中国人的政治和管理。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特加(Peter Drucker) 以创立“目标管理学”(Management by Objectives)成名，他是批评中国文化甚为严厉的美国学者之一。在他一本名叫《旁观者的经历》(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的书中，他指出中国管理文化是一种分化人事的文化，他比较了美国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的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中共的毛泽东之管理方法，彼得特加说毛泽东的政治手段，就是分化属下，令他们互相不信任，那麽那些四分五裂的党派，自然无法可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而亨利卢斯治理时代杂志的做法，正是毛泽东的那一套，彼得特加指出亨利卢斯在中国出生，所以他的管理方法是由中国文化那里学到的。彼得特加进一步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那些刚愎自用和不信任人的性格，也是受中国文化所影响，因为罗斯福的祖父曾经到中国传教。 

还有，卢斯派(Luican Pye)是美国麻省理工学的中国专家，他指出中国文化是一个注重礼义而压抑人性的文化，人类天性爱权力，但是中国人却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该讲求权力，由於没有建立一个合法的渠道去让中国人公平地和理性地运用权力和竞争，结果中国人在不承认有权力斗争之下而进行权力斗争，这样只会造成无法无天的权力滥用。 

另外一些美国学人，则针对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互动而批评。一位美国汉学家若瑟李维新(Joseph Leveson)认为：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在情绪上中国人十分排挤西方文化，但是在理性上却不得不承认西方科技先进，这种矛盾心理令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徘徊不定。 

卡达总统时代的中国问题顾问米高奥城堡(Michael Oksenberg)与若瑟李维新的见解大同小异，但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有一种自怜的性格，从前西方帝国主义曾经侵略中国，他们因此认为现在西方人欠了中国人很多，所以中国人一边向西方表示友好，同时又摆出对抗的姿势。 

在批评中国思想方面，研究中国哲学的当诺文劳(Donald Munro)说中国儒家重视 “正名”，中国人把言论当为一种“理想功能”(ideal function)，以为把名堂搞好，便好像已经把事情办妥。 

以上只是其中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负面看法，限於篇幅，我不再多举。而以上那些观点，真是足以写一本书去讨论，在这里我只是略略一谈自己的见解。 

首先，彼得特加根本无法证明亨利卢斯和罗斯福的行为，是自己的性格造成还是受中国文化影响，他的说法只是凭空推想而矣！但是，彼得特加和卢斯派指出中国人的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铁一般的事实。中国宋明理学强调 “存天理，去人欲”，也许中国政治的悲剧，是让凡夫俗子无法攀登达到的崇高理想，掩盖了人性的基本需求。事实上，这种现象在一些西方基督教次文化中也出现过，神学家温伟耀指出：某些基督教派高举爱心和平等的理想，认为传统教会的主教、牧师等划分权力等级的制度是错误，最後那些教派也离不开“在不承认有权力斗争之下而进行权力斗争”的老路子。因理想而带来邪恶，古今中外也是一样。有人说：民主并不是一个理想，相反只是一个较少的邪恶(lesser evil)。 

当诺文劳的批评与上面一点很有关系，回顾过去中国大陆无数次政治运动的口号，什麽“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破四旧、立四新”、“五讲四美”…… 似乎中国是一个爱好口号名堂而不喜欢实干的民族，言论等同了行动，理念取代了现实。也许，中国文化需要冲淡理念和理想，而增多一点务实的色彩。 

若瑟李维新和米高奥城堡的批评很有见地，在今天我们不难找到活生生的例子，中国大陆人既要学习美国却又排斥美国，一方面不少中国大陆人极力争取留学美国，另一方面却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为什麽说不”等反美书籍。 

我无意妄自诽薄，中华文化屹立五千年，自然有其过人之处。但中国文化亦有弱点，在这里我只是希望举出一些美国人的批评例子，以刺激起我们的反省。 

1998.5.10 寄自美国凤凰城 

　  

《恐怖主义与美国历史》（余创豪）報道：

我曾经在美国奥拉克荷马大学读书，在一九九五年当地发生联邦大楼爆炸时，并没有使我受到很大震撼。然而，这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厦，却令我连续两日坐立不安，一来这一次规模庞大的恐怖活动，造成惊人的伤亡，二来很多在互联网讨论广场上发表的言论，令我感到震惊。不少人竟然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指责美国咎由自取，因为美国是好战和崇尚暴力的国家、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世界事务……。我在美国居住了十四年，以上言论，跟我认识的美国历史文化大有出入。

尚武精神？

首先，美国是否好战和崇尚武力呢？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後，全世界只有美国拥有原子武器，苏联迟至一九四八年才成功引爆原子弹，当时还没有越洲导向飞弹，投放原子弹需要长程轰炸机，苏联迟至一九五五年才发展出这种轰炸机，由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五年，美国大有机会打跨其敌人，若说美国好战，那麽美国为什麽放弃这长达十年的良机呢？事实上，美国高度抑制自己，当麦克亚瑟将军表现出有倾向将韩战扩大至中国、和夸言要使用原子弹时，杜鲁门总统马上撤走麦克亚瑟；後来的艾森豪总统，被历史学家史提芬．颜保（S. Ambrose）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美国总统”，因为艾森豪极力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

说近一点，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时，老布殊总统经过几近一年之外交努力、仍无法劝退胡森，才决定用武，在开战前夕，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还在巴格达尽最後努力。还有，巴尔干半岛之种族冲突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但是经过长期外交努力而无效之後，在九十年代後期以美国为首之北约才对南斯拉夫动武。

帝国主义？

美国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吗？一八九九年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美国国务卿约翰希斯（John Hay）宣布「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反对列强垄断中国；在一九二叁年华盛顿会议中，美国代表胡脱（Root）重新强调门户开放宣言。过去不少中国历史学家都批评，所谓门户开放宣言，无非是美国不满意欧洲国家捷足先登，美国欲在中国分一杯羹，於是要求门户开放给美国。在一九八九年英文版的《北京回顾》（Beijing Review）中，一位姓杨的中国学人（译名是Yang Yusheng），却提出不同见解：「门户开放政策执行於中国濒临被瓜分之际，每当中国面临类似危机时，美国重复地执行这政策，虽然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提出，其结果是维持了区内平衡，令俄罗斯和日本无法控制中国和东亚。」

一九零零年在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当时美国国务两次通知联军，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清政府在战败後对列强给予庚子赔款，但是美国将赔款归还中国作为教育基金，今天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等，便是由归还赔款兴建的。

中国在满清政府主政时期，签下无数丧权辱国条约，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几乎统一全中国时，开始尝试废除不平等条约，例如取回关税自主权，但是日本政府强烈反对，并拒绝与国民政府会谈，而美国则最先作出友好反应，一九二八年美国政府跟中国财政部长谈判，并且同意恢复中国关税自主，美国开了先例之後，其他西方国家相继效法。

还有，在上世纪西方列强先後派员到南极洲探险，七个国家协定瓜分南极，由於美国是国际龙头，七国留下一大片土地给美国，但是美国拒绝在南极洲划地，并且不承认其他国家在南极的土地权。

我无意完全美化美国，事实上美国在二十世纪之前也曾对弱小者巧取豪夺，美国在一八四六年对墨西哥宣战，所持理由是「墨西哥人在美国境内流美国人的血」，当时林肯只是国会议员，他公开地质疑美墨冲突是否真的发生在美国境内，美国开战是否有充份理由。然而，被扩张主义冲薰头脑的美国人，毫不理会林肯的质询。然而，踏入二十世纪之後，美国人已放弃扩张主义，对过往历史作出深彻反省。

干涉别国

那麽，美国人是否喜爱干涉别国事务呢？美国传统是孤立主义，主要是两次大战与战後的国际形势，才令美国改舷易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威尔逊总统尽力避免美国介入欧洲战事，他说：「我是总统，对我来说，宣战真是易如反掌，可是，我怎能对阵亡军人的孤儿寡妇交代呢？」後来德国潜艇击沈一艘英国客轮，杀害了一百二十多名美国人，威尔逊仍不马上决定参战，直至德国步步逼至忍无可忍时，美国才介入欧战。

大战结束之後，威尔逊要求欧洲战胜国不要对战败国有领土要求，并且发起组织国际联盟。可是，其他美国人不欲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付上重大代价，因而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後来的哈定总统更实行孤立主义，决心不让美国受世界事务牵连，哈定说：「（美国历史）证明了不干涉旧世界（欧洲）是明智的。」结果德国希特拉坐大，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次大战後，苏俄的扩张主义威胁全球，苏联主席赫鲁晓夫甚至扬言要用“共产主义埋葬资本主义”，美国遂决心抗衡。

美国的干预政策饱受批评，但是不干预亦同样受到批评！一九九叁年美军在非洲索马利执行“恢复盼望”行动，将粮食发放给索马利难民，谁知美军受到攻击，之後另一非洲国家卢旺达发生大屠杀，鉴於索马利事件，美国无意再插手，後来一位加拿大裔的联合国军官批评美国，说美军有能力制止卢旺达大屠杀，可是见死不救。一九九二年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开始逼害回教徒，美国在几年後才出手干预，波斯尼亚作家兼导演但尼尔登和狄（Danis Tanvoic）说：「当战事刚刚开始时，我们希望美国能仗义助拳，虽然最後美国愿意帮助我们，可惜迟了几年，几年之间有二十万人死亡，一百万人沦为难民，倘若美国及早插手，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有趣的是，那些批评美国干预主义的国家，自己也曾积极干预他国事务、或者容许别国干预自己，例如苏联与第叁国际曾经分裂中国、干预中国内战，中苏亦曾经分别或共同干预越南、朝鲜、印尼，而伊朗在高美尼夺取政权之後，呼吁全世界起来推动伊斯兰革命，并且派遣特工渗透伊拉克、黎巴嫩，意图建立自己理想的伊斯兰什叶派政府，还有，巴基斯坦扶植神学士在阿富汗建立政权，拉丹支持埃及圣战组织，企图推翻木巴拉政府。不少人常常批评美国采用双重标准，那麽批评者是否也采用双重标准呢？

至於说布殊总统的鹰派姿态和美国的干预主义，是今次恐怖主义的原因，真是莫名其妙！这次恐怖袭击的嫌犯之一是沙特阿拉伯富商拉丹，在克林顿主政时期，拉丹已经涉嫌先後几次策划恐怖活动攻击美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美国支持拉丹抵抗苏联，当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而威胁沙特阿拉伯时，美军集结在沙特阿拉伯对抗伊拉克，无论对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美国的干预似乎於拉丹是恩过於怨。其实，拉丹对於美国的仇恨是基於宗教理由，他认为自己受神委托去捍卫回教文化，所以要消灭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到底是否布殊担任总统、美国对阿富汗与沙特阿拉伯有什麽恩怨，都不是关键。

结语

反美人士当然可以举出反例，其实，任何国家都有过错，正如任何人都有缺点一样，评价一个国家、一个人，需要从整体去着眼，以完美乌托邦为大前提去批判，是十分容易的事，我的角度是衡量什麽是「较轻的邪恶」（lesser evil）。

有些中国人十分反对“动辄用武”的美国霸权主义，高唱“和平、对话”，可是其对美国之仇恨，却穿透纸面、穿透电脑萤光幕，有些仇恨甚至超乎理性，例如有人说美国人收养中国大陆小孩，是“偷窃儿童”，有人说要“大杀美国人，死得越多越好”，这样去反对霸权、宣传和平，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明白一些中国人的感受，当中美在南海撞机、真相未明之时，布殊总统已坚决拒绝道歉，并且气冲冲地要求中方马上还机交人，假若真的是美方机师出错呢？为什麽不等调查结果出来时才下论断呢？在论及布殊的单边外交（即我行我素）时，美国政论家标马（Bill Maher）明言这种态度是帝国主义心态。建立形像是百年大业，但专横之言，却自冠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帽子。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人怎样看中国人”；我看“中國人怎麽知道美国人怎样看中国人”呢？你又沒長美國人的眼睛！最多只能是“聽説美国人怎样看中国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