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利玛窦的科學不如鴉片鬼的吸毒

谢选骏：利玛窦的科學不如鴉片鬼的吸毒

《利玛窦和中西文化交流》（04/03/2010 收听）報道：

中国大陆人常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凸显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所受的西方影响，而中国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了解，则可追溯到利玛窦向中国传教的十六世纪下半叶到十七世纪初年。2010年是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逝世400年，给中国和欧洲提供了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宝贵机会。

长达4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可谓是天翻地覆，全球化的世界已经融为一体。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虽然有关于利玛窦的那么几行，但有多少学生知道他所学的几何学是当初利玛窦教给明朝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走遍地球的各个角落，但有多少人记得是利玛窦把西方的地图绘制技术介绍给闭关自守的中国的？400年前明朝的中国对外部世界充满恐惧，恐惧的后果是愚昧，是对当时欧洲科学知识的进展浑然不知。因此，利玛窦好比是降临明朝中国的幸运之神，把当时欧洲在天文学，数学，地图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文化传授给明朝的知识界。

利玛窦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一点在400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明显。因为利玛窦是一个天主传教士，他来中国的任务本来只是传播基督的福音，而不是传播科学知识。如果400年前不是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而是别的传教士的话，中国对西方科技知识的了解至少还要推后不知多少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渠道竟然如此单一和偶然，这不能不令人后怕。

但利玛窦并不是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就在他出生的1552年，一位西班牙的天主教传教士Francois Xavier还没有进入中国，就在广东沿海的一个荒岛上去世了。在利玛窦被派往中国前的几十年中，已经有不下30多位传教士被往远东，其中至少有三人被派往印度，日本和中国的澳门和广东地区。这些传教士的传教经验是共同的：远东地区已经有自己强大的文化，基督教文明没有居高临下的地位。靠着葡萄牙殖民者打开远东地区门户来传播基督福音无济于事，必须发明新的传教方式，必须对东亚的文化进行认真研究。首先是学说，学念，学写东亚的语言，使福音的传播可信。这些虔诚和智力超群的天主教传教士们还希望进入亚洲国家的知识精英阶层，最好能与所在国的皇帝建立联系。

利玛窦九岁起开始接受耶稣传教团的教育，后到罗马和佛罗伦萨研究法律，数学和神学。他1583年从澳门进入广东肇庆，与另一位传教士会合。31岁才到中国的利玛窦从学中文开始，到研读当时中国官场考试的孔子四书五经，和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进行交流。利玛窦确立了一条“科学传教”的道路，除了博学强记，他还向明朝知识精英传授欧洲的天文学，数学等各方面最新知识。中国现在几何学的术语据说还是利玛窦当年翻译的。

利玛窦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赢得徐光启等明朝高官的尊重，并成为第一批皈依天主教的人。他们一起编辑了最早的中文葡萄牙文字典，根据当时西方对世界地理的知识，绘制了中国人所看到的第一幅世界地图。1601年利玛窦成为第一个被明朝皇帝允许进入北京的传教士，并在故宫附近建立教堂，用中国人的语言创造了“上帝”等等基督教宗教观念。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下葬北京，此时在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人数已经达到八人，本地信徒2500人。尽管利玛窦本人亲自皈依的中国信徒数量并不多，他也从未去过成为中国天主教发展中心的上海，但利玛窦仍然被认为是中国天主教教会的奠基人。

400年来中国人并没有忘记利玛窦，给予他很高的历史地位，将他与李时珍，王阳明等并列为中国的科学文化“圣人”。但值得指出的是：许多中国人在回顾这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时候，比较着重强调利玛窦尊重中国文化，入乡随俗适应中国实际的一面，从而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独特性，并教导现在的西方人要学习利玛窦，不要动不动教训中国。

从最近出版的利玛窦书信来看，利玛窦对400年前中国明朝统治者近距离的描述和分析，在今天读来也还是那么鲜活有趣和令人深思，利玛窦曾经向教会上级报告说：“中国有很多的不同会道门，人们很迷信，要向他们传播福音入教是容易的。但明朝老百姓害怕皇帝，皇帝是个暴君，他的祖先靠武器篡位，所以他也害怕其他人也用武器来篡他的皇位。因此如果在我们周围聚集很多人来进行传教活动的话，就会被怀疑。所以最聪明有效的传教方式是慢慢地获得皇帝的信任，打消他的疑心。”利玛窦对通过和官方搞好关系，然后在中国传教的前景是乐观的。这也说明400年前的明朝中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都有信仰宗教的需要，但中国的统治者害怕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威胁自己的统治。

利玛窦逝世后的1615年，罗马天主教教皇保罗五世曾经下令容许用中文作弥撒，但三十年后，罗马教会内部对弥撒形式产生争论，1742年罗马教会正式禁止用中国本土传统形式作弥撒，从而中断了利玛窦这一代天主教传教士的创新。

利玛窦逝世400年之际，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与法国等欧洲国家举办了一系列介绍纪念利玛窦的活动：2月9日起到6月12日，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将举办介绍利玛窦的巡回展览。在上海世博会的法国馆也将有利玛窦的展览。

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5月27日和28日举行讨论会，探讨利玛窦时代中国和欧洲的知识交流。而早在去年年底，法国的天主教研究所在图卢兹大学和里昂是图书馆分别举行了讨论会，探讨利玛窦时代东西方交流和利玛窦开创的天主教教育模式和传统。法国还出版了数本介绍研究利玛窦的新著。

谢选骏指出：人説“利玛窦的科學不如鴉片鬼的吸毒如果400年前不是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而是别的传教士的话，中国对西方科技知识的了解至少还要推后不知多少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渠道竟然如此单一和偶然，这不能不令人后怕。”——我看這話簡直可笑極了。實際上，利瑪竇死後不久，他利玛窦的科學就石沉大海了，兩百年後，還不如鴉片鬼的吸毒更能推動中國社會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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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2010-12-15 孙承晟）報道：

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葡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是首批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也是最具影响的一位。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的一个药店老板家。1568年前往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加入耶稣会。1577年前往里斯本，开始传教生涯。次年离开里斯本，与罗明坚神父、孟三德神父等一起前往印度果阿。1582年，应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之命，于同年八月抵达澳门，开始学习中文。1583年，在先期入华的罗明坚的努力下，终被许可进入内地居留，进驻肇庆。从此辗转于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等地，讲学传教，以进入北京为主要目标，试图劝化皇帝进而皈依中国。1601年，终以精心准备的自鸣钟等“方物”获万历皇帝赏识，破例被允许在北京居住，从而开始了在北京近十年的生活，直至1610年去世。

利玛窦来华不久即敏锐地意识到，在有着深厚文明基础的中国传教，只能采取适应的策略，而不是僵硬的说教甚至武力的方式。进入韶州后，在瞿太素的建议下，他放弃僧衣，改穿儒服；之后还制定了传教过程中“尊重中国传统的尊孔和祭祖礼仪”的所谓“利玛窦规矩”。利玛窦深知，要在中国传教，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通过十余年的勤奋学习，他对中国经典精通有余，令中国士人大为叹服，“西儒”之称随之而来，甚至还被当代日本学者平川祐弘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凭借其儒雅和博学，利玛窦赢得不少中国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李贽、焦竑等的信赖和善待。他听从一些士人“缓谈归化，多讲实学，把著书立说置于口头宣讲之上”的忠告，以传播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编译了大量西学书籍，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著述。除用意大利语撰写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大量书信以及用拉丁语为西方读者翻译的中国经典外，还在不少中国士人的帮助下，著译了近20种中文著作，有关于天文学方面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数学方面的《几何原本》、《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同文算指》，地理学方面的《坤舆万国全图》（另尚有《山海舆地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十余种版本），伦理学方面的《交友论》、《二十五言》，语言学方面的《葡汉辞典》（与罗明坚合著）、《西国记法》、《西字奇迹》，音乐方面的《西琴曲意》，另有《辩学遗牍》中的部分文字以及给万历皇帝的《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疏》。

这些著述几乎涵盖了西学的主要门类，举凡宗教、伦理、语言、天文、地理、数学、艺术，均有涉及，当然还有以口头传授而未形成文字的西方力学、建筑、印刷等知识。从实际效果看，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科学著作。自1584年起，利玛窦绘制了一系列世界地图，使中国人惊奇地认识到“天下”之外的世界。《乾坤体义》等天文学著作，虽然介绍的是当时正在被淘汰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但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人塑造了明确的宇宙结构（后来被不断更新的天文知识所取代），清中后期尚有士人祖述其说。数学译作尤其是《几何原本》，则使演绎逻辑的方法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影响深远。利玛窦逝世后，明廷赐葬地，有人相质，当时的首辅叶向高说：“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几何原本》之重要与影响，可见一斑。利玛窦的著作还不同程度地波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儒家文化圈中兴起一股西学风气。

利玛窦不仅著述宏富，而且创造了许多术语（其中当然有中国士人的帮助），至今仍广为采用，如数学中的“几何”、“点”、“线”、“面”、“角”、“弧”、“平行”、“比例”、“面积”、“体积”、“直角”、“钝角”，天文学中的“天球”、“地球”、“月球”、“半球”、“阴历”、“阳历”，地理学中的“经度”、“纬度”、“赤道”、“测量”等。有些是新造的，有些则是赋旧词以新义，利氏等人充分考虑了语汇相互之间的统一性和系统性，不仅使这些术语具备传承下去的生命力，也为以后新术语的形成奠定了空间，还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翻译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术语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个结点的生成，更体现了新观念和新知识的产生，以及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

1610年5月11日，入华28年，进京不到10年，利玛窦怀着未能使万历皇帝皈依的遗憾在北京逝世。在庞迪我、李之藻、叶向高、徐光启等人的争取下，破例由万历皇帝赐地，葬于滕公栅栏，成为明代第一个葬于中国的外国人。作为传教士、学者、汉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利玛窦不仅致力于将天主教传入中国，而且著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同时不断将中国文化反馈回西方，为沟通中西方文化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纵观古今来华的外国人，有以翻译佛经享誉朝野的安世高、鸠摩罗什，有以中国游记闻名欧洲的马可·波罗，有参与中国历法改革的汤若望、南怀仁，有将新教传华的马礼逊，有西方首个率政府使团访华的马戛尔尼等等，但论影响和知名度，必首推利玛窦。作为沟通东西方的使者、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于2000年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之一，实当之无愧。现在世界各地亦多有以他命名的研究机构，如利氏学社（巴黎、台北、澳门）、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意大利马切拉塔利玛窦东方关系学院等。

利玛窦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恐怕是他没有预料到的；而作为辅助手段的西学东渐，似乎超越传教，成为他所肩负的使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与他开的一个严肃的玩笑。

谢选骏指出：我看這裏沒有玩笑，而有一個歷史報應——由於中國人接受不了基督教，所以也就接受不了基督教所創造的科學技術；只能接受西方文化的副產品，例如鴉片和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