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历史的地理枢纽》解释历史，无法预测未来

《历史的地理枢纽》

（1904年1月25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

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像我们现在研究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把最近的这四百年描述为哥伦布时代，并说这个时代在1900年以后很快就结束了。最近，地理探险行将结束的说法已经司空见惯，人们认为地理学必须转到细致的考察和哲学的综合这个目标上来。在四百年中，世界地图的轮廓已经近于准确地完成，即使在极地区域，南森（Nansen）和斯科特（Scott）的航行也已大大地减少了重大发现的最后可能性。但是以20世纪的开端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的结束，其恰当之处并不仅仅因为有这一成就，尽管这一成就堪称伟大。传教士、征服者、农民、矿工和后来的工程师如此紧随着旅行者的脚步之后，以致这个世界的遥远边境刚一发现，我们就必须记录下它实际的完全的政治占有。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除文明国家或半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以外，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即使在亚洲，我们正在看到的，也许是最初由耶马克（Yermark）骑兵，即哥萨克人和温斯哥·达·伽马的水手耍弄的那套把戏的最后几招。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哥伦布时代与它以前的时期作这样的对比：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则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并受到外部的野蛮世界的威胁。从现在开始，即在哥伦布时代以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一枚炮弹落到一座土木工事中，与落到一座高楼或船只等的封闭的空间和坚固建筑物中，其影响有巨大差别。很可能，对这种事实的某些意识，就会最后使全世界所有地区的政治家，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从领土扩张转到比较生动的斗争上来。

因此，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十年中我们是第一次处于这种地位，即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阐明较广的地理概括和较广的历史概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第一次能够了解整个世界舞台上各种特征和事件的一些真正的比例，并且可以寻求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原因的公式。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那么这个公式就应当具有透视当前国际政治中一些对抗势力的实用价值。关于“帝国向西进军”这句熟悉的短语。就是一项这类经验的和片断的企图。今天晚上，我打算叙述世界上那些我相信对人类行为最具有强制力的自然特征，并且在地理学对它们并不了解的时代就已和历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历史呈现某些主要方面的面貌。我的目的不是要讨论这种或那种自然特征的影响，或者对区域地理进行研究，而是要展现作为世界有机体生活一部分的人类历史。我承认，我只能达到真理的一个方面；也无意踏上极端唯物主义的歧途。起主动作用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我所关心的是一般的自然支配作用，而不是世界历史的原因。显然，能够达到期望的只是对真理的最初步接近。我将恭顺地听取批评。

已故的弗里曼（Freeman）教授认为：唯一能算作历史的是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当然是对的，因为使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观念是来自这些种族之间的。然而从另一个、而且十分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样一种界限起着束缚思想的后果。形成与仅仅是一群有人性的动物相对立的一个国家的各种观念，通常是在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的。英格兰的观念，是由丹麦和诺尔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赫普塔克（Heptarchy）是中世纪早期英国历史上七国时代的七个国家。——译者）的头脑中的；法兰西的观念，是与匈奴人在夏龙的战争以及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被强加给互相对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产生于罗马人的迫害时期，到十字军运动中才成熟；只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独立战争，合众国的观念才被接受和地区殖民者的爱国心才衰落消亡；在南日耳曼，只是在与北日耳曼结成伙伴反对法国的斗争以后，才勉强接受日耳曼帝国的观念。我把注意力集中于各种观念及其成果——文明上的这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文学概念，易于忽略那些更基本的运动，而那些运动的压力通常是孕育伟大观念的那些努力的激发原因。一个讨厌的人物，在使他的敌人联合方面完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功能；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

在现代欧洲政治地图中最明显的对比是：由俄国占据半个大陆的广阔地域和由一群西欧国家占有较小领土所显示的情景。从自然条件的观点来看，当然在东部连续的低地与由复杂的山脉、河谷、岛屿所一起组成的世界这一地区其余部分之间，也存着一种类似的对比。初看一下，在这些熟悉的事实中，似乎在自然环境与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如此明显的联系以致不值得去加以说明；特别当我们注意到在整个俄罗斯平原上一个寒冷的冬天对应着一个酷热的夏天，人们的生存条件因而更加一致时，更有这种感觉。然而，象在《牛津地图集》（Oxford Atlas）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历史地图，却会表明下列事实：不仅俄国欧洲部分与欧洲东部平原的范围大体一致只是最近一百年左右的事情，而且在整个较早的时代，都不断地一再表明在政治组合上存在着完全是另一种的倾向。两组邦国通常把俄国分成北方和南方两个政治体系。事实上，地形图并不表现直到最近还在支配俄国人迁移和定居的那一特殊的自然差别。当大平原上冬天的雪幕向北消退时，接踵而来的是雨水，最大雨量在黑海沿岸出现在5月和6月，在波罗的海和白海附近则推迟到7月和8月。南部的晚夏是一个干旱时期。作为这种气候“体系”下的后果是，北部和西北部为仅被沼泽分隔的森林带；南部和东南部是一望无际的禾草草原，仅仅在河流两岸才生长着树木。分隔这两个区域的界线，从咯尔巴阡山脉北端向北—东斜伸到距乌拉尔山南端近于其北端的一个地点。莫斯科位于这条界线以北不远处，或者换一句话说，位于森林这一边。在俄国境外，这条大森林带的界线向西延伸，差不多恰好穿过欧洲地峡的中心；这条地峡横贯在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长八百里。更往西，在欧洲半岛的北部，森林伸展穿过德国平原；而其南部的草地则绕过咯尔巴阡山巨大的特兰西瓦尼亚棱堡，并沿多瑙河向其上游延伸，穿过现在罗马尼亚的麦田后到达铁门。当地人称为普斯塔斯（普斯塔斯（Pusstas），意即草原。——译者），现在大部分已经开垦的一片孤立草原，处于被围绕在咯尔巴阡山和阿尔卑斯山多树林的边缘中间的匈牙利平原。整个俄国西部除了遥远的北方以外，森林的清除、沼泽的排水和草原的开垦，最近已经使景观特征趋于平齐，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从前对人类具有很大强制力的差异。

早年的俄国和波兰完全是在林中空地立国的。另一方面，在从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全部时期中，图兰语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哈扎尔人、帕济纳克人（Patzinak）、库曼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从人们所不了解的亚洲内地，穿越草原，通过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隘口，令人惊异地接踵而至。在阿提拉领导下（阿提拉（Attila，约406—453），匈奴帝国（433—453）国王，在位时占有里海至波罗的海和莱茵河间广大地区，公元451年率军越过莱茵河，攻掠高卢，发生夏龙之战，败退，翌年侵入意大利北部。453年返回他的根据地今匈牙利，病死，匈奴帝国即瓦解。——译者）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

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紧接着匈奴人而至的是阿瓦尔人。奥地利正是作为抵抗这些人的边境地带而建立的，维也纳要塞则是夏尔曼尼（Charlemagne）战役的产物。又继之而来的是马扎尔人，由于他们从匈牙利的草原基地不断出击，使奥地利作为前哨地点的意义增加了，从而也把日耳曼人的政治中心向东吸引到这个区域的边缘地带。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以南建立了一个统治的特权阶级，并且在地图上留下了他们的名称，虽然他们的语言屈从于被他们征服的斯拉夫臣民。对俄罗斯草原本部占领时间最长、最有效的，也许要算哈扎尔人了，他们是伟大的萨拉森运动的同时代人（萨拉森人（Saracen）是阿拉伯人的古称，十字军东征时的伊斯兰教徒。——译者）；阿拉伯地理学家就把里海称作哈扎尔海。然而，在最后，新的游牧民族从蒙古来到了，北部森林带的俄国，作为蒙古钦察汗国或“草原汗国”（the Steppe）的属国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迅速前进的时候，俄罗斯的发展却因此而耽误和偏离。

应当注意到，从森林带流入黑海和里海的河流穿过游牧民族的整个草原上的道路，而且不时地有着与骑马人的运动成直角的、沿着河流的暂时性迁移。希腊基督教的传教士就是这样沿着第聂伯河上溯到基辅的，正如他们以前的北方瓦朗吉亚人那样(瓦朗吉亚人(Varangians)，中世纪时对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称呼——译者。)，沿着同一条河流下行到君士坦丁堡。在更早的时候，条顿族的哥特人曾一度出现在德涅斯特河畔，从波罗的海岸边，以同样的男南—东方向横越过欧洲。但这些都是短暂的插曲，并不损伤比较广泛的概括的价值。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他们所以激发了健康的和强有力的反应，而不是在一种普遍的专制主义下粉碎反抗，是由于这一事实：他们适应草原条件的力量的机动性，不得不在周围的森林和山脉中停止。

乌拉尔山脉

一支可以匹敌的机动力量是驾着船只的维金人。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来到欧洲的南部和北部海岸，沿着水道深入内陆。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因为一般来说，他们的力量只在水域附近才发生作用。这样，欧洲的定居民族就被夹在这两种压力之间——从东方来的亚洲游牧民族和另外三个方面从海上来的海盗。从本质上说，没有一种压力是势不可挡的，因而两者都是刺激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构成的影响，在意义上仅次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的攻击下，英国和法国都作了长期的走向统一的努力，而意大利的统一却被他们破坏了在以前，罗马帝国曾经利用它的道路来动员它的定居民族的力量，但罗马的道路已经被毁坏了，在十八世纪以前一直没有恢复。

看来，即使是匈奴人的入侵有决不是亚洲人入侵的第一次。荷马和希罗多德所叙述的西徐亚人饮母马的奶，显然实行着同样的生活技艺，可能是与后来的草原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一些河流名称中的凯尔特语成分，如顿河（Don）、顿涅茨河（Donetz）、第聂伯河（Dneiper）、德涅斯特河（Dneister）和多瑙河（Danube），也许可能表明它们是虽非同一种族，却有类似习惯的民族的通道。但象以后的哥特人和瓦朗吉亚人那样，凯尔特人只是来自北方的森林带，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被人类学家称做短头人的这一巨大人口楔子，从短头人的亚洲被驱赶向西，穿过中欧而进入法国，显然是侵入到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长头人之间，而且很有可能来源于亚洲(参看《欧洲的种族》，The Races of Europe by professor W, Z Ripley,Kegan Paul,1900)。

然而，亚洲人对欧洲影响的全部意义，我们在十五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是没有认识的。但在我们分析涉及这些意义的主要事实以前，需要把我们的地理视野从欧洲移开，以便整体地考虑一下旧大陆。显然，由于雨水来源于海洋，旧大陆的中央部分可能相对干燥些。所以，我们就不会对发现这点感到惊异：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在这块最大的大陆边缘比较小的各个地区内——在欧洲是大西洋的旁边，在印度和中国是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一条由于实际上没有雨量而几乎无人居住的辽阔地带，如撒哈拉，横贯整个北非，并延伸入阿拉伯半岛。中非和南非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中和美洲及澳大利亚一样，差不多是与欧洲及亚洲完全分隔的。实际上，欧洲的南界过去和现在都是撒哈拉，而不是地中海；因为正是沙漠才把黑人与白人分开的。这样，包括在大洋和沙漠之间这块连续的欧亚陆块，估计面积有二千一百万平方英里（如果我们不算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的话），或者说，占地球全部陆地的一半。还有许多块孤立的沙漠散布在亚洲各地，从叙利亚和波斯向东北延伸到满洲，但没有可与撒哈拉相比的如此连续的空地。另一方面，欧亚大陆以有十分引人注目的水系分布为特色。它的中部和北部广大地区内的所有河流，从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这种意义上看，实际上毫无用处。伏尔加河、奥克苏斯河和贾沙特斯河（Jaxartes）流入盐湖，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流入北方冰冻的海洋。它们是世界最大河流中的六条河流。上述地区内还有许多较小、但仍然值得重视的河流，如塔里木河和赫尔曼德河，它们同样不流入海洋。这样，欧亚大陆的核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即使通常并不丰美的牧场；这里有不少由河流哺育的绿洲，但全是不能从海洋经河道深入的地区。换句话说，在这片广大地区内，有着可以维持稀少的，但总计起来还是数量可观的骑马或骑骆驼的游牧民族的全部条件。他们的领域北以广阔的亚极地森林和沼泽地带为界，那里气候太冷，除掉东端和西端以外，不宜农业聚落的发展。在东部，森林带向南延伸直到阿穆尔地和满洲的太平洋。西部的情况类似；在史前时期的欧洲，森林是占优胜的植被。这样，在东北、北和西北方都有框限的草原，从匈牙利的普斯塔斯到满洲的小戈壁（Little Gobi），绵延达四千英里；除掉最西端以外，没有可以接近海洋的河流穿国草原。因为我们可能忽略最近在鄂毕河口和叶尼塞河口对贸易所作的努力。在欧洲、西西伯利亚和西土耳其斯坦，草原的地势很低，有些地方低于海平面。再向东到蒙古，草原延伸在高原上，但是从一个高度到另一个高度的通道，越过干旱的心脏地带中裸露而没有陡崖的较低山地，几乎没有困难。 终于在十四世纪中叶，袭击欧洲的游牧民族，在三千英里以外蒙古高原草地上集结起第一批部队。可是蹂躏波兰、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好几年的这场浩劫，不过是与成吉思汗名字连在一起的东方游牧民族巨大搅动的最遥远、最瞬息的后果。当金帐帝国占领从咸海经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通道，到咯尔巴阡山麓的钦察草原时，另一群游牧部落从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向西南下到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侵入到叙利亚，建立了伊勒汗国的统治。第三支随后攻入中国北部，征服了中国。印度、蛮子（Mangi）（或中国南部）一度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蛮子（Mangi），系对南宋政府的蔑称。——译者）；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以外，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的。但到后来，在蛮子的马可·波罗时代和印度的帖木儿时代（帖木儿（Tamerlane,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兴起于撒马尔罕，自称成吉思汗继承者，征服波斯、花剌子模等地先后侵入伊拉克、俄罗斯、印度，焚掠德里。1405年（明永乐三年）率兵二十万，拟东侵中国，途中病死罢兵。——译者），这个屏障被绕道克服了。这样，就出现了下列情况：在这一典型的、记录详明的事例中，旧大陆所以定居的边缘地带，或先或后地都感觉到来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张势力。俄国、波斯、印度和中国，不是成立蒙古王朝，就是它的属国；甚至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先后建立的政权，也覆灭达半个世纪之久。

欧亚大陆其他的边缘地带，也像欧洲的情况一样，有着早期的入侵记录。中国不止一次地屈从于从北方来的征服者，印度则多次被来自西北方的征服者征服。然而，就波斯来说，在早期的入侵中，至少有一次对西方文明史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蒙古人出现以前的三四百年，从中亚崛起的塞尔柱突厥人沿着这条道路蹂躏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五海地区——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海的广大地域。我们在克尔曼、在哈马丹和小亚细亚站稳脚跟，并推翻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萨拉森人统治。表面上是为了惩罚他们对耶路撒冷基督徒朝圣者的虐待，基督教世界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总称为十字军的战争。虽然这些战争没有达到它们的直接目的，但是它们如此地搅动欧洲和团结了欧洲，以致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看作近代史的开端——这是由反抗来自亚洲心脏地带的压力的需要，所激发起来的欧洲发展的另一个突出例子。

我们现在谈到的欧亚大陆的概念，是一块连续的陆地，北部为冰块围绕，其他三面为水域包围，面积为二千一百万平方英里，或者说等于北美洲面积的三倍以上。这块陆地的中部和北部，估计约有九百万平方英里，或者为欧洲面积的二倍以上。没有可以利用的通到海洋的水道。但是另一方面，除掉亚极地森林以外，一般说来十分适合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这个心脏地带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区，由海路可以到达。根据自然形态，它们可分为四个区域，而且不是不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一般地说，分别与四大宗教——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领域相一致。前两个区在季风地带，一个面向太平洋，另一个面向印度洋。第四个区是欧洲，得到从西面来的大西洋雨水的滋润。者三个区加在一起，面积不足七百万平方英里，拥有十亿以上或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第三个区与五海地带、或者更常说的近东地区一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因靠近非洲而缺少水分，因而除绿洲外，居民稀少。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兼有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区的一部分特征。这个地区基本上缺乏森林，分布着小块沙漠，因而适于游牧民族的行动。然而，它主要是是一个边缘区因为它的各个海湾和通海的河流对海上强国是敞开的，并且允许从这里施加海上威力。其结果，在整个历史上，这里周期地出现以巴比伦和埃及的巨大绿洲农业人口为基础、本质上属于边缘系列的帝国，并以畅通的水上交通与印度和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世界相联系。但是，正如我们应当想到的那样，这些帝国遭受了无比的一系列剧烈变革，有些是由于从中亚来的西徐亚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袭击；另一些则因为地中海地区的各民族，努力要获得从西大洋到东大洋的陆上通道。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制海权分成东西两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干旱荒原，使游牧势力总有机会打到那一片把东面的印度、中国与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开来的大洋边缘。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穿过旁遮普而进入印度，经过叙利亚而攻入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断桥而进入匈牙利。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

这里，我们已经说明了萨拉森人和突厥人在控制近东上的主要区别。萨拉森人是闪族的一个支系，主要是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流域，以及低亚小块绿洲的各民族。他们利用他们的土地所许可的两种机动力量——一种是马和骆驼，另一种是船只——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在不同的时代里，他们的舰队既控制了远达西班牙的地中海，也控制了直到马来群岛的印度洋。从他们介于东西两大洋之间的战略中心位置出发，他们企图仿效亚历山大和抢在拿破仑之前，征服旧大陆的全部边缘地区。他们甚至能够威胁草原地带。毁灭萨拉森文明的突厥人是从闭塞的亚洲心脏地带来的图兰人异教徒，他们与来自阿拉伯半岛以及欧洲、印度和中国的人截然不同。

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正是在地中海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称作海洋阶段的文明，如希腊和罗马文明。萨拉森人和维金人是靠近岸航行来掌握统治权的。

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的极其重要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胜。又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这个单一、连续的包围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汗（Mahan）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森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因为在中世纪时，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加了三十倍以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陆上强国。在水域中间发现的空旷土地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欧洲，对于欧亚大陆来说，现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撒哈拉外侧的非洲，就是以前欧洲的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英国、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现在是制海权和商业上的一连串外围和岛屿基地，它们是欧亚大陆陆上强国难以到达的地方。 但是陆上强国依然存在，而且最近的一些事件再次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区变成属地时，俄国组织起哥萨克人从北部森林地带出现了，部署它自己的游牧民族来对抗鞑靼游牧民族，从而管辖了草原区。都铎（英国历史上1485—1603年的王朝。——译者）世纪曾经目击西欧在海洋上的扩张，也看到了俄国的势力从莫斯科穿过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席卷亚洲的向东猛扑，差不多和绕道好望角一样孕育着巨大的政治后果。虽然这两项活动是长期分隔的。

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惊人的巧合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的向海和向陆的扩张，应该认为是古代罗马和希腊之间对抗的继续。在造成意义深远的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哪些重大的失败能比得上罗马在使希腊人拉丁化上的失败了。条顿族得到罗马人的文明化和基督教化，而斯拉夫族则主要受惠于希腊人。后来乘船下海的是罗马—条顿人，而践踏草原、征服图兰人的则是希腊—斯拉夫人。因此，现代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在思想根源上的差异不少于机动性上的物质条件上的差异（这个说法在宣读本文以后的讨论中曾受到批评，我重新考虑了这一段，仍然认为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使拜占庭希腊人不是当时那样的人，罗马也要完成对古希腊的征服。毫无疑问，所说的思想是拜占庭人的而不是希腊人的，但它们也不是罗马人的，这是问题的焦点。——作者自注）。追随在哥萨克人之后的俄国，从它以前隐居的北方森林中安全地走了出来。在上一世纪中，欧洲发生的编制上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俄国农民的向南迁移；以前农业聚落终止于森林的边界，而现在整个欧洲俄国的人口中心，已位于森林边界以南的取代更西面草原的麦田中间。敖德萨以一个美国城市的速度，从这里崛起成为重要的城市。 在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机动性。铁路的作用主要是远洋贸易的供应者，但是现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象在没有木材或不能得到石块修筑公路的广大地区所发挥的这种效果。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发展公路的阶段在这里被省掉了。 在商业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海洋运输虽然比较便宜，但通常要包括四次装卸货物的工序——在货源的工厂、出口码头、进口码头和供零售商批发的内陆仓库；而陆上的铁路货车可以直接从输出的工厂开到输入的仓库。因此，边缘区的远洋贸易（在其他事项相同的情况下）就趋向于在大陆周围形成一个渗透带，它的内界大致以这一线为标志：即在这条线上，四次装卸费、海运费和从邻近海岸来的铁路运费，相等于两次装卸费、和陆上铁路货运费之和。英国和德国的煤，据说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途经伦巴第而相互竞争的（伦巴第在意大利境内。——译者）。 俄国的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Wirballen）到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长达六千英里。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了铁路。在俄罗斯帝国和蒙古境内的空间如此巨大，他们在人口、小麦、棉花、燃料和金属方面的潜力如此巨大，一个多少有些分隔的广阔的经济世界将在那里发展起来，远洋通商将被拒于门外，这是必然的。

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它的统治者明智地看到它的力量的局限性，所以放弃了阿拉斯加，因为对俄国来说，不在海外占有领土，和英国必须拥有海上优势一样，是一条政策的守则。

枢纽以外地区，在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中，有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在外新月形地区中，有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在当前的力量对比的状况下，枢纽国家俄国与周围的国家不对等，有一个让法国来充当平衡物的位置。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而且它将修建巴拿马运河，以便使它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西洋沿岸的资源能用于太平洋上。从这个观点来看，大西洋才是东西方之间将来的真正分界线。

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同这一情况相比，以前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威灵顿（A·W·Wellington,1769—185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译者），利用托雷斯维德拉斯的海军基地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小规模的了。难道这不能够最终证明印度在大英帝国体系中的战略作用吗？难道这不是艾默里先生的“英国军事前线从好望角经过印度伸展到日本”这一概念的思想基础吗？

南美洲巨大潜力的开发，可能对这个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们可以加强美国的实力，或者，如果德国向门罗主义挑战而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它们就可能使柏林与那个我也许可以称之为枢纽政策分开。进入对比的力量的这种特殊的组合，现在不是实体的；我的论点是从地理观点看，它们很可能围绕着枢纽国家旋转，枢纽国家很可能是强大的，但与周围的边缘和岛屿强国相比，只有有限的机动能力。

我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份来讲这番话的。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当然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方面也是对抗双方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的乘积。随着对这些数量正确估计程度的提高，我们可能不必诉诸武力去调整差异。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能找到既可用于过去历史、也可用于当前政策的公式。各个时代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相同的自然特征进行的，因为我怀疑亚洲和非洲的逐渐干燥——即使已被证明——是否在历史时期内已经重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环境。在我看来，“帝国向西进军”一语是边缘强国围绕着枢纽地区的西南和西部边缘的一次短暂的旋转。近东、中东和远东的问题，与在边缘新月形这些部分的内部和外部强国的不稳定平衡有关，目前，那一带的当地力量是或多或少地无足轻重的。

最后，可以很明确地指出：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位置的意义。例如，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的黄祸。

谢选骏指出：我十八岁的时候（1972年）初读此文，决心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一个遥远的梦想——决心逆流而动，把中国从苏联这个现代蒙古帝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自由。现在我将近七十岁了，依然没有实现这个梦想。现在再读此文，感觉它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蝴蝶效应。

《哈尔福德·麦金德》报道：

哈尔福德·麦金德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年2月15日—1947年3月6日）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以地球的地缘政治学概念而闻名。他把地球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占优势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一个是从属的海上地带，包括其他洲，这和马汉的海权论相对应。

人物生平

生于林肯郡盖恩斯伯勒，1880年入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近代史。1883、1884分别获得生物学和历史学优等生奖，后再在伦敦学习法律，1886年获得律师资格。1887年任牛津大学地理学高级讲师。这是英国大学第一次有这种任命，1899年任牛津大学第一任地理系主任。同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组织东非探险队，攀登肯尼亚山。麦金德认为，地理学家必须是探险家和考察家。

他广泛游历全国，在劳动者中宣扬他的新地理学，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主张历史与地理、地点与时间不能分割，引人注目。所著《不列颠和不列颠海》一书于1902年出版，被公认为英国地理学文献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作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提出陆心说(即心脏陆地说)。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把世界岛最僻远的地方称为“腹地”。他引证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来自大陆腹地的征服者对边缘地带向着三个方向扩张和侵略：向东南方向季风边缘区和澳大利亚；向东北方向经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到美洲；向西到欧洲边缘地带和南部腹地。世界历史总的来说是按着这些方向发展的。1905年任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院院长，后辞职，任经济地理高级讲师。1910～1922年任英国下院议员。1920年获爵士称号。

1919年他的他的思想归纳为三句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他认为，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或者德国征服俄国，那么就奠定了征服世界舞台的基础。英国和美国的作用就是保持争夺大陆心脏地球强国的平衡。他的思想在西方实际政治生活中影响很深，他的大陆心脏说曾被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用以支持他的控制世界之岛的计划。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一种说法，认为麦金德通告豪斯霍费尔对希特勒起过鼓舞作用。1924年他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曾预言美苏两极的来临和北大西洋共同体，二次大战后他的设想成为现实。

1947年卒于多塞特郡帕克斯顿。

他死后，有些西方政治学家曾一直担心地注视着中苏关系的发展也与麦金德的腹地说有关，后来的美苏中大三角也是为了拆散苏中同盟这个腹地集团。

所获荣誉

1944年获美国地理学会荣誉奖章，1945年获皇家地理学会金奖。

参考资料

1《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0册33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后来的美苏中大三角也是为了拆散苏中同盟这个腹地集团。”——我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这种纵横术的运用成果。

此外史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1943年7月，对外关系理事会邀请了当时年事已高的麦金德，对他的地缘政治平衡学说进行阐释，这对于制定“美国世纪”的规则十分必要。麦金德的观点在对外关系理事会创办的《外交》杂志上刊载，文章的题目是《圆的世界和赢取和平》。

在这篇十分重要而又鲜为人知的文章中，麦金德告诉他的美国兄弟，“……如果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以德国的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她必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强国，这一结论不容置疑。此外，她还将处于战略上最强大的防御地位。核心地带(苏联)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

为了遏制这种可能，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精英分子不惜一切，说服美国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挑起冷战。

《哈爾福德·麥金德》报道：

「世界島」與「心臟地帶」理論

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爵士（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年2月15日—1947年3月6日），英國地理學家、政治學家及經濟學家，於地緣政治學界享負盛名。

生涯

他的父親是一位醫生。麥金德曾在出生地根斯堡的伊利沙伯女王語法學院（現在的伊利沙伯女王高中）、埃普索姆學院和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上學。在牛津大學時於亨利·諾蒂奇·莫斯利的指導下學習動物學。後來又對歷史產生了興趣。1883年擔任牛津辯論社社長。[1] 同年獲得生物學學位，次年獲現代歷史學位。[2]

在加入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之後，他在第一篇主要論文〈來自地理學的視野與方法論〉（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中說：「政治問題要靠實地探索得到的結果來決定。」也就是說地理情勢會決定國家情勢。在這篇論文中麥金德表現了四項觀點：[3]

地理對國家的影響可從歷史中找尋

世界的輪廓已經被描出

世界有陸權與海權兩種不同征服國家

科技的進步已提供實現大型現代國家的機會

這就是他後來的「世界島」與「心臟地帶」理論的基礎。

在1902年的《不列顛和不列顛海》(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書中，麥金德指出英國強大的海權，是來自全世界海洋是相連的這個地理現實。他也在書中擔憂這個海洋強權，以及世界的自由將會受到陸權的威脅。這是他後來理論的訴求。

思想

《歷史的地理樞紐》

世界島

在1904年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倫敦大會上，麥金德宣讀他的論文《歷史的地理樞紐》，文中他以其對地形地貌的深刻了解，將世界劃分為樞紐地帶、內新月地帶以及外新月地帶。在文中他的論證要點，在於雖然近代歐洲透過海權而掌握優勢，但是歐亞大陸上的傳統陸權國家仍是不可忽視。甚至因為陸權國家的所在位置為海上船艦所不可及之處，而具有威脅海權國家的可能性。而所謂的樞紐地帶，就是在歐亞大陸中北部，受到高山或近北極寒冷冰原保護的區域。麥金德並未在文中明確指出樞紐地帶中所涵括的國家，但從他在文中所繪的地圖中，可以看得出來樞紐地帶主要座落在今日的俄國及中亞地帶，也包括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及部分中國領土。

麥金德在本文中所提出將來可能利用樞紐地帶打擊西歐海權國家的潛在"組織者"，是俄國以及德國。一戰結束後，1919年，麥金德有感於世界大戰的發生，驗證了它早前的學說，於是再以之前的理論為基礎，以《民主的理想與現實》 一書，進一步將樞紐地帶的重要性，發展成為後世所著稱的「心臟地帶理論」。作為與馬漢的「海權論」相對而齊名的理論，麥金德的理論對當代的戰略學說有極大的影響力，但到了1939年，因為德國地緣政治學家以相當近似麥金德的理論作為納粹政權對外擴張侵略的理論基礎，麥金德的理論被貼上意識形態標籤後，開始被刻意忽視。但後來其理論藉由美國耶魯教授史匹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等人的努力而持續影響世界強權的外交政策多年。

「世界島」

《歷史的地理樞紐》在開頭過後開始描述麥金德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這樣組成的：

涵蓋地球3/4面積的同一個海洋

相連的歐洲、亞洲、非洲組成的「世界島」

美洲、澳洲、日本與英倫列島等幾個較小的島嶼

而「世界島」又可分為六個區域：歐洲沿岸地帶（西歐與中歐）、季風亞洲或沿岸地帶（印度、中國、東南亞、韓國、東西伯利亞）、阿拉伯半島、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最重要的心臟地帶。它們像一個海島一樣集中在海洋的一塊。

然後麥金德開始從歷史介紹「世界島」的地形對美國的意義。在歷史上海島海洋強權與大陸陸地強權交戰多次，互有輸贏。當一個大陸強權在陸地不受其他挑戰，並且擁有足夠資源時以建造艦隊時，就足以擊敗海島海洋強權。沒有這兩項條件，海島海洋強權就能勝過陸地強權。例如在英國與拿破崙統治的法國交戰時，法國受到東邊的俄國挑戰，使法國無法利用大陸資源，因此英國能戰勝法國。

麥金德呼籲世人不可再將歐亞非分開看待。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牽連的廣泛更證明，也許在一戰之間就會出現統一歐亞非大陸的強權，而「世界的自由也會受到威脅」。

麥金德接下來說他要建立地理歸納與歷史歸納的關係。他先談地理。歐亞大陸中心和北方有一塊九百萬平方英里的區域，沒有通海的水路，卻適合陸地交通。這就是「心臟地帶」。它的東方和南方則是幾塊新月形的邊緣區域，是航海者能夠接觸的。

他又談到歷史。5到16世紀之間，一支又一支的遊牧民族（如匈奴、突厥民族、蒙古民族）從中亞來威脅半月形邊緣地區（如歐洲、中東、南亞、中國、東南亞、日本）。但是15世紀末開始，歐洲的航海者開始用海權包圍中亞陸地強權，從此逆轉了歐亞的強弱關係。

他接着指出隨着歐洲在海外發展，俄國同時也在東歐與中亞向西向南擴張，取得含有廣大人口與豐富天然資源的土地。當歐亞大陸上佈滿鐵路網，俄國就會有更好的交通活動能力以及更廣的政治力範圍。

「世界島」與心臟地帶

《歷史的地理樞紐》在敘述完「世界島」之後，接下來從地理學解說「世界島」上心臟地帶的重要性。心臟地帶是「世界島」上最有戰略意義的地理特徵。麥金德將心臟地帶形容為一片位於歐亞大陸中央與北方的大平原，範圍是從伏爾加河到長江，從喜馬拉雅山脈到北極。這個區域北方海岸結冰又平直，南方海岸陡峭，區內的大河（勒拿河、鄂畢河、伏爾加河、烏拉爾河、葉尼塞河）都不入海洋。因此海洋勢力無法介入。而心臟地帶還有一個大型低地平原，形成「一條從西伯利亞通往歐洲的大道」，很適合有高交通運動能力的陸地強權。

這些地區資源豐富且遠離海洋的世界經濟樞紐區。哪個強國能夠控制這個地區，便能夠成為陸地強權。而一個大陸強權在陸地不受其他挑戰，並且擁有足夠資源建造艦隊時，便足以擊敗海洋強權。而「心臟地帶」理論同時指出，沒有這兩項條件，海洋強權便能勝過陸地強權。如果海洋強權要壓抑大陸強權的崛起，便需要從「世界島」的兩端海岸遏制大陸強權的出海口。[4]

麥金德又用歷史來說明心臟地帶的重要性。匈奴等從5世紀開始就不斷從心臟地帶外擴，威脅歐洲與亞洲的海岸地帶。但是除了蒙古離目標較接近以外，這些民族沒有足夠的人力與組織來征服整個「世界島」。但是現代化的兩大發展：增加的人口與橫跨大陸運輸系統（如鐵路、汽車等）將會威脅海權與陸權的既有平衡，而形成重大改變。

然後他提出自己的理論。他將世界如此劃分：歐亞大陸中心和北方的心臟地帶就是「樞紐區域」。緊鄰樞紐區域的是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國，這個區域稱為「內新月地帶」。而被海洋隔離孤立的英國，南非，澳洲，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則是位於「外新月地帶」。

他認為掌握「樞紐區域」的國家將會不斷強盛，能夠擴張到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然後就能動員豐富的大陸資源來建造艦隊，成為海上與陸上都強大的強權。麥金德提出意見認為只要俄德聯盟，或是中日聯盟（加上日本侵略的俄國領域），就可結合接海與大陸資源這兩項強國地理條件，產生一個海陸皆強的世界強權。

雖然此文的地理學意識很強，在文章結尾，他卻避開了地理決定世界局勢的結論。他說真正的權力平衡都是結合地理與人類因素的產物。

這篇文章被英語世界冷落。直到二次大戰英美才重新重視這篇文章。

《民主的理想與現實》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1918年，他寫了《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擴充「樞紐區域」理論，加入海上人民和陸上人民對民主的觀點。

在這本書的開頭，他再次強調地理學對歷史與全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說地理學的事實可以由地理特徵對歷史事件造成的影響來評估。他也再重申世界局勢的緊密連結，使得人類的一舉一動都會有全球的反應與再反應。

一次大戰

《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的最後關切第一次大戰後的協約與重建。參與凡爾賽條約的國家領導人物沒有建設出一個東歐的有效安全體系，麥金德擔心西方民主國家：「我們的後代免不了要再為心臟地帶的爭奪而備戰」[來源請求]。麥金德也回應了其他兩種樂觀觀點：一是，一次大戰的慘敗會讓德國的野心退卻，但麥金德認為未來的和平不能託付在任何國家的心態變化；二是國聯能夠維護和平，但麥金德不認為如此。

書中描述自拿破崙戰敗後，英國就努力要圍堵俄國的陸權，直到1871年德意志帝國崛起。此後，英國的努力就轉移到德國上，直到一次大戰。而對麥金德來說，一次大戰對戰略學最大的意義就是德國幾乎成功征服東歐與心臟地帶。要是德國能一面和英法維持和平，一面全力東擴，美國與英國可能都不會注意到心臟地帶已經被掌握。英國的政策從「大博弈」(The great game) 時期與俄國沙皇競爭，到第一次大戰與德國競爭，政策一直都是要避免心臟地帶落入陸地強權之手。[來源請求]麥金德為這個戰略觀察下了名言：「得東歐者得『心臟地帶』；得『心臟地帶』者得『世界島』；得『世界島』者得天下」。[5][6]

麥金德為東歐問題提議了一個解法：應該在德國與俄國之間成立許多獨立國家，以形成一堵從黑海延伸到波羅的海的牆。即邊境國(border states)策略而這個德國與俄國的緩衝區一定要接海，並且能由「外部國家」（即英美）支援。否則東歐的權力真空狀態將再次引起歐亞霸權爭奪戰。

回應

此書在英語世界並不受重視。反而是德國豪斯霍弗爾將軍非常重視這本書。直到二次大戰，德國與蘇聯的結盟，以及德國之後的背盟，才引起美國對此書的重視。1941年和1942年，新聞週刊、讀者文摘，還有生活雜誌都提到了他的文章。1942年，這本書重印，而外交事務期刊的編輯則請麥金德再為「世界島」理論寫一篇文章。

作品列表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維基共享資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哈爾福德·麥金德

維基文庫上有1920年版《大美百科全書》上關於Halford Mackinder的條目

維基語錄上的哈爾福德·麥金德語錄

〈來自地理學的視野與方法論〉(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7]，1887

《University extension: has it a future?》[8]，1890

〈The Physical Basi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1890

〈A Journey to the Summit of Mount Kenya, British East Afric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1900

《不列顛和不列顛海》(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9]，1902.

《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1904

《Man-Power as a Measure of National and Imperial Strength》[10]，1905.

《Our Own Islands: An Elementary Study in Geography》[11]，1907

《The Rhine: Its Valley & History》[12]，1908.

《印度八講》（Eight Lectures on India）[13]，1910.

《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ivics》[14]，1914.

《民主的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1918

參考文獻

 Edmund W. Gilbert, British Pioneers in Geography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1972), p. 141.

 Sloan, Geoffrey R.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St. Martin's Press. 1988-01-01: 6 [7 March 2014]. ISBN 9780312019549.

 MacKinder, H. J. 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7, 9 (3): 141–174 [2021-12-02]. ISSN 0266-626X. doi:10.2307/180124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02）.

 李浩然. 縱橫捭闔：世界島與心臟地帶. 2016-03-23 [2016-03-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05）.

 葉劉淑儀女士. 「世界島」與「一帶一路」（上）. 明報. 2015年9月17日 [2016-03-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年4月8日）.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p.xviii, from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V.Mladineo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Great Britai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36 v. 1857 [2021-12-02]. ISSN 0266-626X.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0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ael Ernest Sadler. University Extension: Has it a Future?. H. Frowde. 1890 （英語）.

 Mackinder, Halford John, Sir.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 London Heinemann. 1902. OCLC 1041670373 （英語）.

 Man-Power as a Measure of National and Imperial Strength. The National and English review. 1950-1960]: 10 v. [2021-12-02]. ISSN 0952-644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0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Halford John. Our own islands; an elementary study in geography. London, G. Philip. 1907.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Halford John; Jardine, James. The Rhine: Its Valley & History. New York, Dodd, Mead. 190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Halford John;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Visual Instruction Committee. Eight lectures on India. London : Waterlow. 191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Halford John. 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ivics. London : G. Philip. 1914.

外部連結

Francis P. Sempa. Mackinder's World. [2006-04-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0-31）.：介紹麥金德經歷與兩部主要著作。

李文志. 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臺灣的安全戰略. 東吳政治學報 (東吳大學). 2001-05-03, (13) [2005-02-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5-02-16）.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两种理想主义.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0）.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社會的動量〉. thinking0510新浪博客.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4-08）.

谢选骏指出：我看现在的恶巫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俄实际同盟，也很受上述理论的影响。不过现在我认为，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只适用于解释过去的历史，并不适合预测未来的发展。因为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忽略了“动态地理”，也就是忽视了技术条件对于地理所做出的改变。 

谢选骏：鲁迅为何想要消灭汉字

《鲁迅为什么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以前不懂，现在终于明白了》（网文 2018-10-11）报道：

   

鲁迅是民国时期的大文学家、思想家、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其作品文笔犀利，富有批判精神，其中多篇小说还被收入了语文课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是这么个备受赞扬的大文豪，却曾经说过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中国使用几千年的文字，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每个人都为使用汉字而自豪，为什么鲁迅却说出这种诋毁的话？

这句话出自《鲁迅论语文改革》。除此之外，在鲁迅的《关于新文字》中，也有类似的话。

鲁迅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就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了。

当时日军占领东北已经5年，而且我们内部战乱不停，整个国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完全看不到希望，连空气里都透着绝望，不管汉字灭不灭，反正国家是真的快要亡了……

再看看当时的民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文盲，很多家庭连一支笔都找不到，写信还要找人代笔！

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有志之士认为，国家之所以沦陷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民众文化水平太低，不够聪明，不能理解自身的处境！而民众文化水平低，是因为汉字太过艰深，学习起来太困难！所以应该把汉字废除，用简单易学的拉丁文代替，这样以后民众的文化水平就会迅速提高……“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不是鲁迅先提出来，这是五四时期的口号之一，由钱玄同首先提出，然后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的响应。

他们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有点可笑，民众文化水平低，主要是因为国家基础教育不完善，文字的难易程度是次要的，这种情况下应该尽快完善基础教育，让所有的民众都能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但是他们不倡导完善教育，反而要废除汉字，实在是有点主次不分了……

不过我们也要理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有他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处在那个时代，面对那样的情况，可能也会认为是汉字阻碍了民众的进步……

不管怎么样，鲁迅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也不必过分苛责，您说呢？

谢选骏指出：我看“废除汉字”具有国际背景，需要全面考察——

网文《废除汉字论》报道：

废除汉字论、汉字废止论（日语：漢字廃止論／かんじはいしろん）是指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废除或改革汉字，主张采用本民族的表音文字的运动。

中国大陆

近代的“汉字落后论”

自19世纪开始，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进入东亚，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中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当中有人坚持汉字的传统，亦有人主张放弃使用汉字。

认为应该放弃汉字运动的立论一般称为“汉字落后论”，内容大致有二方面，一是出版印刷技术的瓶颈，二是不利学习。

拼音文字的符号种类少，已发展出打字机，而汉字不能透过打字机排印，必须使用巨型的铅字排版房。由于汉字数量众多，铅字排版房需要很大的空间，字模的生产成本不低，排字员需要相当时间的熟练，且即便如此，找字仍须耗费大量的时间，使得排字效率相当低落。由于排字效率不佳，手抄书仍相当普遍，偏偏汉字笔画繁多，书写亦不如拼音文字快速方便。因此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繁琐笨拙，出版技术的瓶颈相当严重，不利普及知识。当时许多人认为，如不放弃汉字改采拼音文字，迟早会被时代淘汰。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汉字难写难读在清末民初时，知识分子便总结汉字是中国识字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宋平提出汉字的缺点是“三多五难”：“三多”是字数多、笔划多、读音多；“五难”是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甚至有激烈的观点认为汉字导致了中国走向衰亡，必须改造汉字。

民国初年，编制注音字母拼读汉语。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钱玄同及鲁迅等均曾主张废除汉字。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是中华民国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1931年9月26日，苏联为推动中国废除汉字改行拉丁化文字，在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共同草拟“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开启废除汉字的论述。

汉字简化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3月“汉字简化表”第一稿拟出，选定简化字700个，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认为700个简化字还不够简，字的数量也要减少，一个字要能代替几个字。1964年公告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修订了《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总表》收录了2274个简化字及“讠[訁]、饣[飠]、纟[糹]、钅[釒]”等14个简化偏旁。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发布，该表基本继承了《简化字总表》，不过根据社会用字状况恢复了部分异体字。

本来，按照中共的路线图，先从简化汉字数量和笔画入手，逐步简化汉字，减少汉字使用，最后废除汉字完全拼音化。但是，由于中国大陆开展扫盲运动，很快文盲率就下降了，使得“汉字阻碍扫盲”一说失去理据。二简字发布后，用字发生混乱，且原本习惯了汉字写法的民众需要重新学习写字，造成无谓负担，二简字便被废除了。

中苏交恶后，中国废除汉字失去支持，但《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获得保留并被定为“规范汉字”，在中国大陆使用至今，此外，中国大陆根据民间用字状况，恢复了部分异体字。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通用汉语文的地区，官方均再无推出任何简化、废除汉字的计划。

废除汉字论

鲁迅曾经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临终前接受《救亡情报》记者访问时指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毛泽东最早在1940年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56年中国大陆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方便学习及辨识，以使其能够符合其救国的思想。随着中苏决裂，大陆学者认识到废弃汉字不现实。于是简化汉字与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大陆主流民意。

汉字落后论、废除汉字论失去理据

195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推进扫盲运动，文盲数迅速减少，使得“汉字阻碍扫盲”的论点失去理据，同时台湾香港等地使用繁体字识字率也接近100%，证明没有差异。在这个汉字教学的基础上，自1980年代起，中国经济和学术的爆炸式发展，迅速的进入了普遍教育的工业化现代国家，此时已经完全否定了“汉字于国有害”的观点。

台湾

台湾尚未有唐山公大规模移居时，当地平埔族语言曾以新港文（Sinkang）纪录。在郑氏王朝统治台湾，闽南人和客家人定居后，汉字才在台湾的汉人之间成为正式文字，除书面语汉文（文言文）外，台湾话、客家话也用汉字来纪录，例如歌仔册与南管即是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台湾话白话文。但当时教育并未普及，不少民众皆不能以汉字表达自己所操的口语，于是19世纪又有传教士以罗马字母制作白话字（Pe̍h-ōe-jī）。之后，自台湾日治时期开始推行的义务教育中，供台湾人儿童就读的公学校所设之修身科及汉文科，是以台湾话音阅读汉文及现代标准汉语文章。

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现代标准汉语被视为中华民国国语，除阅读能力外，台湾人必须学习以汉字音为基础听说，以致台湾话及客话等中华民国国语以外的汉语的文读系统及以汉字来写作的台语及客语文学传承受阻。[来源请求]部分提倡和汉语做语言及文化上的区隔台湾独立运动支持者提倡废除汉字，将台语及客语完全罗马字化（台语客语全罗马化的优势在于同音字较少）。

但到目前为止，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任何要废除汉字的计划，汉字仍旧在二战后的台湾占有其优势的地位，而相比已经简化过汉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台湾还保留许多传统繁体字的写法，另外在台湾通用的注音符号虽为一种半音节文字，但在台湾仍旧只做为汉字拼音工具使用而非主体文字使用，同时亦没有取代汉字的打算。

日本

从影响现代日语这个角度来看，二战后所进行的国语改革，是所有汉字政策造成影响最大的政策之一。此项改革基于一种发源于被占领时期的意见，即认为“对日本的传统进行重新检讨（或者排斥）的时期已经到来”。

1946年4月，志贺直哉在杂志《改造》上发表《国语问题》（国語問題），提议废除日语，采用他认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法语。同年11月12日，《读卖报知新闻》（読売報知新聞，今日的《读卖新闻》前身）发表题为《废止汉字》（漢字を廃止せよ）的社论。

同年3月，盟军最高司令部邀请第一届美国教育使节团于3月31日发表了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在这份报告，指出学校教育中使用汉字之弊害与使用罗马字之便利。

这项改革的成果是当用汉字（当用漢字）和现代假名遣（現代仮名遣い）的制定。

不过随着汉字限用政策的缓和，汉字最终未于日本废止，到了20世纪末反而被视为传统而被热捧。但另一方面，提笔忘字的现象时有发生，近期也有不少日本年轻人的汉字水准低下，有的甚至只会用假名书写而不会写汉字；尽管汉字能力检定中出现了不少“汉字王”，但实际研究汉字的人极少。

日本语言学学者陈力卫认为，十八世纪后期，日本因兰学兴盛而开始关注中国的汉译西书，且在1854年佩里舰队叩关后大规模成体系引进书籍书刊，从而引入了中国的新语词、新概念，甲午时代，中国留学生再将相关词汇反哺回国，形成文化交流上的循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相关交流减少，但词典和书籍仍有往来，词汇互有参考。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日本开始改用片假名直译英文（表音）而非使用汉字。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日本民众对政府在谈论议题时频繁使用片假名形式的外来语有所讨论，例如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Twitter上表示一些词汇可以用日语汉字表达的推文获许多关注。学者鸟贺阳弘道认为政府使用生僻词汇可能是为降低民众的恐慌心理，减少文字的爆发感，但新词的模棱两可也会使民众焦虑。心理医师冈村美奈则认为这可能意在达成“吡硫𬭩锌效应”，增加民众在理解上花费的时间。

2018年文部科学省所做调查中体现，有七成多受访者会不时因无法理解外来语而感困惑，且比例随受访者年龄增加而增长。历年的抽样调查中，很多不生僻的外来词汇也有过半的人无法理解。

与此同时，也有报道指汉字在日本渐受重视，例如2009年日本文化审议会国语组审议通过“常用汉字表”修订，在1981年上次颁布的基础上新增191个常用汉字、删除5个不常用汉字；以及医疗用语中更多使用汉字等主张。

当用汉字

为了完全废除汉字，内阁于1946年（昭和21年）公布了在汉字全部废除之前可使用的汉字表，当用汉字所指的就是这其中所包含的1850个汉字。此表排除了使用频率较低的汉字，明确规定了官方文书和传媒中应当使用的汉字的范围。并且，《当用汉字表》也尝试着对其中一部分存在比较复杂或存在多种写法的汉字的字体进行简化。但是，这种简化并非如同中国的简化字般，对汉字的结构进行体系化的变更，而仅仅是将个别文字的一部分进行省略而已。

为了顺利过渡到当用汉字，国语审议会于1956年（昭和31年）7月5日，决定对汉语辞汇中超出当用汉字表所规定范围的汉字，用同音的别字进行书写替换。这个方针和中国的简化字的原理有少许相似之处。

常用汉字

由于普遍认为“当用汉字”对于社会影响实在太大，于是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颁订1945个《常用汉字表》，新增少量汉字。并以“目安”为准（即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不再有强制力）。同时，当用汉字表宣布废止。

现行的《常用汉字表》于2010年（平成22年）11月30日以平成22年内阁告示第2号发布，共2136字、4388音训。1981年（昭和56年）内阁告示第1号的旧《常用汉字表》（共1945字、4087音训）宣布废除。

朝鲜半岛

朝鲜

在朝鲜，朝鲜语只使用谚文书写，且法律完全不使用汉字。汉字一般只用于表记中国的人、地名，甚至于连“金正日”和“平壤”等的汉字表记也通常被视为外语。

列宁说过，“采用罗马字也是东洋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在革命的口号下，朝鲜采用了本国表音文字谚文。但是，朝鲜并未完全禁止汉字。以下是金日成对于使用汉字的见解：

“既然在南朝鲜出版物和过去的文献中还有不少汉字，人们要读懂它，就要多少教一点汉字。”——金日成：《关于社会科学的任务》朝文版第289—290页。

“汉字问题，必须同我国的统一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然而，现在南朝鲜人用我国的文字的同时还继续用汉字。如果我们现在完全废除汉字，我们就会连南朝鲜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也看不懂了。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要学习和使用汉字。当然，这并不是说因此就要在我们的报纸上使用汉字。”——《金日成著作选集》第4卷，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68年，第9—10页。

基于他的见解，1968年时，朝鲜建国以来就已经废除的汉字教育以“汉文”之名再次被编入高中课程。

在1948年废除汉字的时候，用朝鲜语固有词替换汉字词的运动也同时开始，但由于可行度低，所以在1960年便结束了。

韩国

二战后，韩国初期还有使用一定数量的汉字，但1970年起也以谚文取代汉字，并禁止在官方场合大量使用（仅在消歧义上容许“汉字并记”），甚至有主张继续使用汉字的大学教授被迫辞职的事件。但是，总括而言禁止的程度比朝鲜轻微，在较为正式的场合（例如殡丧）仍然会使用少量的汉字，法律、文学等专业领域甚至继续使用，基本上无法离开汉字。此外，在电视节目和报纸上也不时会在一些韩文旁标明其对应汉字，以消除同音字产生的歧异或者为人正名。

恢复汉字

1990年之后，汉字的必修被改为选修，废汉字达到了高潮，但也带来了文化冲击，主张恢复汉字的呼声逐渐高涨，1998年，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成立，领导人是朴正熙时代的陆军总参谋长李在田。这位前国防部长还主张陆军官校的学生应该接受汉文教育；但2004年李在田逝世，使这个计划搁置。

李在田领导的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主张：

汉字是东亚的通用文字。

韩语应该和日本语一样使用汉字。

规定必须在小学进行汉字的义务教育。

2011年起，韩国政府计划将把汉字教育重新列入中小学课程，虽然遭到不少家长及教师反对，但也有不少家长表示赞同。总之，目前汉字的学习量相比以前有一定提高的趋势。

越南

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于1919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汉字和喃字也逐渐废除，开始使用罗马化文字（越南国语字）。

北越独立后在胡志明的领导下正式废除了汉字，但在南越汉文仍然是中学的一门学科。两越统一以后，汉字教育在越南正式告终。

然而汉字并没有完全在越南消失，文学、历史等学术上仍保留大量汉字和喃字。而翻译华文圈的地名及人名，仍倾向以其汉字之越南音转写，非直接音译。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看，鲁迅想要消灭汉字的立场，比日本人更加激进，而接近苏联人。因此，鲁迅可能在“日本特务”的身份之外，还有一层“苏联特务”的使命。鲁迅为何想要消灭汉字？就像共产党中囶在中苏共黨彻底决裂之前想要废除汉字一样，都是奉了共产国际的狗命。因为汉字不亡，中国很难瓜分；所以汉奸鲁迅很想消灭汉字。

后记 中囶左转与美国右转

后记 中囶左转与美国右转

《<右派国家>：对当代美国政治的深度观察》（易恒 刘国柱 2020-11-05 澎湃新闻）报道：

1964年，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自豪地宣称，“毫无疑问，这是自由主义的年代。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形容自己。”然而在2004年美国保守派联盟成立四十年之际，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声称“保守派运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要知识力量”，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此似乎已急剧转变。

一、

有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研究著作颇丰，但《右派国家》仍然为读者提供了更为独特的观察视角。两位作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拥有牛津大学历史学专业背景，长期供职于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注欧美国家的当代商业及政治议题。作为二人多部合著作品之一，作者在书中追溯、剖析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发展，将保守主义研究置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及时、敏感地捕捉到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右倾现象，并判断美国政治将在一段时期内为右派主导，从而成为历史和现实两个面相上的“右派国家”。本书论述精道、行文流畅，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怀、权威性与通俗性，对于观察和思考当今美国政治走向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有其历史根基。1894年，爱尔兰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一语双关地写到：“美国的青春是其最古老的传统，它到今天已经历时300年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可以回溯到美国诞生之初，“宗教、资本主义以及最为根本的地理因素，远在美国发起保守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总是使美国靠右站了。”但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更直接源于对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反抗。右派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直至1964年均属于保守主义的溃败时期；自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体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这一时期，依靠文化价值观激励下的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层战士逐渐成为一支统一的大军，智库在政策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发展，右派知识分子开始制定政策，尤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发挥了突出作用，人口统计学也继续使美国朝着有利于西南的方向发展。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过罗纳德·里根汇聚到了一起。另一方面，60年代以来，“伟大社会计划”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沃伦最高法院所代表的司法体系逐渐修改法律，赋予黑人、妇女及罪犯等群体以更广泛的权利，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国家尝试控制经济在应对通货膨胀及失业问题上，在海外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运动高涨，自由主义政策在社会、经济等层面的失败为保守主义信条重新赢得共鸣提供了基础。由此，共和党从1964年灾难性失败中得以恢复。

布什主义是保守主义思想对时任政府深刻影响的直接体现。至小布什时期，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发展成为权势集团。保守派知识分子、智库和商业利益集团为小布什提供了政策、人员和组织资金支持，通过越来越有活力的保守派媒体，保守派得以将信条传遍全国。在“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成为布什政府的支配政治意识形态，新保守派在国内要改革福利并取消平权法案，在国外则采取了对世界的悲观诊断，认为由贸易和条约网络连接的世界是极端危险而无序的世界，继而坚定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强调充分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美国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它的宪法，除此别无其他。”另外，新保守派热衷传播自由民主的道德必要性，尤其倾向于在中东地区兜售美国价值观。二战后，联盟外交和遏制战略支配美国外交政策半世纪之久，“布什主义”坚定奉行单边主义道路，干涉国外事务，倾向以道德眼光看待世界，新保守派“成功地将某些保守主义美国最深厚的激情转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论”。

作者认为，右派美国所信奉的保守主义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体现，“美国式的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sm）具有不同于欧洲老式保守主义的独特性。保守主义鼻祖、英国保守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将古典保守主义建立在六大支柱之上：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美国保守主义在吸收对资本主义的简单信仰、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同时，丢弃了一些欧洲保守主义最为根本的信仰，即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对社会等级的信仰。美国保守主义的在于夸大了前三个信条，而突出了与后三个信条之间的矛盾。与其他现代保守党相比，美国右派对国家权力抱有更深的敌意；美国右派也比其他保守政党更迷恋个人自由，同时也更能容忍无限不平等的存在；而就爱国主义而言，世界各地的保守派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美国保守主义的结果便是超传统主义（über-tradition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奇特调和。”

未来美国政治的走向是作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综合对比两党的短期考虑（某一特定总统任期的起伏）和长期定位（有利于两党的大趋势）后，作者认为共和党在两方面似乎都略占上风，共和党不仅资金募集能力、组织行动能力强，政治才能突出（白宫团队处理事务能力娴熟），右派在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时比左派更具知识活力，而且共和党拥有同美国人追求的最基本的四大目标——工商业、财产、选择权（除堕胎外）以及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更能保持一致，社会潮流正将选民推向共和党一边。但共和党并非占尽优势，作者认为政府开支与极端主义是共和党面临的两大挑战。布什政府一方面通过庞大的财政赤字长期限制政府规模，但在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口头上小政府实际却进行大政府管理的政党，即“大政府保守主义”。共和党需要平衡、黏合广泛的联盟，南方一翼的过度支配地位，及其在种族、宗教问题上的极端倾向，“缺乏宽容的前景”可能将共和党推向极端主义的悬崖。优劣相衡，外加凝聚联盟的反恐黏合剂和深植敌后的保守派基层战士，作者断言，“不论共和党的选举成功与否，保守主义已经在论争中获胜了；哪怕是民主党赢得了胜利，美国仍然会是一个比过去更加保守的国家。”

应当指出的是，两位作者坚持认为美国将可预见地更为保守，甚至冠之以“右派国家”，这一结论并非是由于未能清晰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是贯穿美国政治史的主线，抑或是限于选题范围，忽视了美国的左派侧面，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自19世纪末美国真正形成两党政治模式以来，美国所经历的每一轮重组都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因此作者才会将小布什时期保守派的发展趋势与1896年政治重组相关联。作者结论的基础正是判断美国政治正处于新一轮的重组期，而无论基于短期还是长期分析，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都将迎来又一个统治期。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美国作为最典型的共识社会，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适合用循环理论来解释。“美国的政党竞争被看作有规律的循环：举行关键选举，实现政党重组，产生新的多数党/少数党，建立均衡，随后均衡因现有政党系统无法妥善解决新议题被逐渐破坏，而政党与个人、团体间的联系纽带日趋弱化，最后就是将政治过程带入新一轮循环的关键性或重组性选举。”虽然循环理论并不能高度“适配”过去的历史进程，但它们确能对美国政治的未来提供合理而精确的预测。[1]

二、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直接起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1930年代，哈耶克率先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发起了全面攻击。及至五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已形成了三大保守主义派别，即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国家主义的保守派、以钱伯斯为代表的反共产主义的保守派和以柯克为代表的传统主义保守派。1964以来，保守派开始将保守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经巴里·戈德华特奠基、里根革命、金里奇革命和小布什主义四个时期的发展，伴随着新保守派、宗教右派的兴起，美国保守派逐渐恢复了战前的权势集团状态。本书对上述过程作了详尽而晓畅地阐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相应地，聚焦美国现代保守主义浪潮研究，如果第一次浪潮（1960-70年代）以少数精英保守党领袖为考察中心，而第二次浪潮（1990-2000年代）关注右派自下而上的崛起，那么第三次浪潮将不得不探究关于分裂、斗争，以及保守党如何面临众多内外部障碍而取得成就的相关问题。[2]本书便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美国保守派从来不是一元的政治派别，美国保守联盟的组成复杂，内部矛盾重重，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繁荣始终与危机并存。具体表现为，共和党由于联盟的广泛性，面临黏合联盟、体现代表性的困难。“充满矛盾、内耗严重的乌合之众与广泛的统治联盟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明显，共和党面临的挑战是，要使自己以‘既是……又是’式的政党呈现在世人面前——既是保守派的政党，又是自由意志论者的政党；既是上帝的政党，又是财神爷的政党；既是心脏地区的政党，又是华尔街的政党；既是施瓦辛格的政党，又是特伦特·洛特的政党。”

危机/威胁是缓和斗争、消弭分歧、保持联盟团结的天然黏合剂。“战后大部分时间右派黏合剂是反共：自由市场论者仇视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资本主义；宗教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上帝；主流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美国。9.11事件/反恐战争/爱国主义是右派另一项黏合剂。”因此作者断言，“只要恐怖主义依然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共和党作为对恐怖主义最为强硬的政党，就享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为共和党带来了额外的红利，从而使之能够团结起来。”

从危机/威胁的角度，关注美国保守派的威胁认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深化第三次美国保守主义浪潮研究，也对理解保守派主导下的美国政府战略定位和政策走向具有现实意义。作为战后美国历史上一个“冷战”色彩浓厚的组织，四次不断“复活”重现于美国政治舞台之上的“当前危险委员会”，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出现时机与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浪潮发展几乎重合，尽管不同时期的“当前危险委员会”目标不尽相同，但其做法基本一致：渲染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并提出美国的应对战略与政策。

第一个“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2月12日，主要成员是杜鲁门政府的一些高级国家安全专业人员。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杜鲁门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寻求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支持。委员会所认定的“当前危险”就是“苏联的侵略性战略”。为此，“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们精心筹划了一系列报纸评论、演讲、国会证词和专家报告。在他们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做出了回应，国防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二个 “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76年11月11日，主要由一批不满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奉行对苏缓和政策的两党“鹰派”人士组成。在卡特政府任期内，“当前危险委员会”本质上是一个“影子”外交政策内阁。里根当选总统后，不少于46名“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成员向里根的过渡小组提供了建议，其中33人成为里根政府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重要成员如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这届委员会试图阻止与苏联缓和关系，并扭转越战之后军事开支走低的趋势。为此，它与媒体建立关系，派出成员进行巡回演讲，并准备了一系列有关防务、军控和美苏关系的声明，逼迫白宫做出一定让步。

第三个 “当前危险委员会”于2004年7月20日在国会山成立，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是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名誉共同主席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鹰派”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和约翰·基尔，并同样云集了美国政界和智库界的著名保守主义人士如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刚刚卸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道夫·扎克海姆、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等。这届委员会坚决主张在宗教和思想领域进行反恐战争。该委员会在发布的新闻稿中称，其“单一任务”是倡导旨在打赢全球反恐战争的政策，特别是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实施的恐怖主义。

2019年3月25日，第四个“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美国战略集团总裁布莱恩·肯尼迪和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加夫尼分别担任委员会正副主席。委员会骨干成员还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战略策划师史蒂夫·班农、前众议长金里奇、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等。该委员会毫不避讳，其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

当今中国不仅身处中美大国博弈一端，而且成为美国保守派针对自由派斗争的工具，成为兼具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合点。

三、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两位作者对美国未来确立右派优势的判断不仅基于历史和现实政治考察，也基于美国保守联盟的两党保守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综合美国新近对华政策和民调数据，以供读者参考。

根据盖洛普（Gallup）民调数据，自1992年以来，被确认为自由派的美国人比例从17％上升2019年的24%。温和派比例从43％下降到35％，与自由派所增比例相当。同时，从1993年到2018年，保守派占比则一直保持在35％至40％之间，2019年保守派占比37%。从党派分布来看，1994年，将近一半的民主党人（48%）自认是温和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民主党内比例相当（25%）。到2018年，自由派的民主党人突破至51%，这标志着民主党首次成为自由派多数党，尽管2019年这一比例又下滑至49%。共和党仍然是保守派多数党，自认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从1994年的58%上升至2019年的73%，与此同时，温和派和自由派则分别下降了12%和4%。[3]2020年上半年，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下滑。自认保守派的美国人从1-2月均值40%下降至5-6月均值34%，相应地自由派从22%增至26%，温和派上浮2%。除此之外，美国男性更倾向保守，女性则更均衡；18-29岁的年轻人更为自由，30岁以上的美国人，随着年龄增长，保守倾向更为突出；大学及以下学历更保守；白人保守倾向突出，黑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美国东部和西部意识形态上略保守，而中西部和南部保守优势更大。[4]两党在诸多议题上均存在明显分歧。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民调显示，在30种政治价值观中，两党平均差值39%，在枪支政策、种族态度、气候和环境问题、社会安全网络和移民问题上均高出平均线，分歧明显。在政府角色、性别和两性、商业、经济和劳工等政治价值上分歧也超过30%，外交政策和宗教价值上差异相对较小，但也达到了20%。[5]

结合保守派同盟以及相关民调数据，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特征：其一，美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趋势确实出现了明显右移；其二，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极化、分裂现象具有多侧面，除党派对立外，还体现在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种族和地理区域的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并不绝对，应对紧急问题的能力可能会导致意识形态波动。但无论如何，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都会给各方执政带来了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缺乏意识形态上的重叠将造成政治僵局，并为零和游戏提供舞台，而不是妥协和“双赢”的解决方案。

不同于小布什时期右派美国对多边组织有限价值的认定，特朗普政府更寻求美国领导、满足美国利益要求，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官僚政治。特朗普执政以来，相继宣布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在美国看来，联合国下属多边国际机构本身就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红利”，美国长期在这些国际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冷战结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美国自身国内问题的突出和全球战略的收缩，美国在一些国际组织面临影响力式微的窘境，而国际协定显然束缚了右派美国推行实力外交，拥有“独一无二的利益和责任”。“退群”背后，不仅是追求美国特殊利益的体现，从根本上也关乎现行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存废。

技术竞争是当前美国保守主义的国家安全与民族主义内核的重要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仅反映在战略层面，也体现在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试图倾全社会之力,阻断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切动力之源,赋予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以“科技冷战”的色彩。科技领域成为中美竞争的主战场。

《右派国家》的两位作者置身域外为欧洲国家如何与右派美国共处提出了四点方案：其一，欧洲缩小与美国的硬实力差距，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以便欧美之间建立起成熟的关系。其二，建立“雄心壮志”。由于欧洲硬实力的缺乏，从而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保守主义实力政治产生龃龉，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其三，重新设计联合国。如果欧洲坚持美国应该恪守多边体系，就必须建立使用先发制人武力的可信的多边机构，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其四，欧美双方应防止西方联盟内部的政治分歧蔓延到经济领域。

中美关系不同于美欧关系，中国的大国定位也不同于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国尊重战后国际秩序，倡导回归战后国际秩序本原精神，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主要技术领域长期保持着领先对手20年以上的优势，现在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部分领域比如5G、人工智能甚至正在被中国等竞争对手赶上和超越。这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保守派共和党不仅在国际贸易上屡屡对华发难，对待多边协定和国际组织框架也频频“退群”或威胁“退群”，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使绊子”“卡脖子”的重要原因。在当前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关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发展，评估右派美国的未来走向，无疑对未来应对中美大国竞争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1] 塞缪尔·亨廷顿著；先萌奇译：《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9页。

[2] Julian E. Zelizer,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38, No. 2 (June 2010), p. 387.

[3] https://news.gallup.com/poll/275792/remained-center-right-ideologically-2019.aspx

[4] https://news.gallup.com/poll/316094/conservatism-down-start-2020.aspx

[5]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9/12/17/in-a-politically-polarized-era-sharp-divides-in-both-partisan-coalitions/

谢选骏指出：中囶上文对于“美国右转”的讲述，可以说是“含糊不清”……这是因为，“美国右转”的同时，“中囶左转”了——一左一右的两者，来回旋转对舞，使得双方眼花缭乱，再也无法看清对方……冲突的风险大大提升。

【谢选骏全集279卷·左派右派都会通向奴役之路】

谢选骏：敌人荣耀了死者

《500年一遇暴雨袭卷纽约，华裔一家三口浮尸地下室！》（留学云 2021-09-07）报道：

超强飓风艾达登陆美国后，已造成当地暴雨、龙卷风等极端天气！然而在飓风转弱后，它的余威更加猛烈！

这几天，纽约市的暴雨更是如灾难电影般的上演，并被称之为“500年一遇的事件”！美国俨然变成了夺命池，目前至少60人失去生命！这其中不乏有华人，其中，一个地下室更是发生惨剧！三名华裔浮尸水面，令人心痛！

纽约市在此次灾难中共有12人死亡，最小的2岁，最长者86岁，死者中除1人淹死在车内，其它11人都是死在地下室洪水倒灌中，部分为非法改建出租。

因为皇后区是此次灾情的中心，我们也很沉重的得知在纽约市遇难的名单中至少5人为华裔，其中有一家三口被发现时，都躺在积满水的地下室里，场面惨不忍睹，令人悲痛。

华人一家三口成浮尸

纽约市警方2日在华人聚集的法拉盛(Flushing)一栋公寓地下室内，发现漂浮在水中的一家三口。

据了解，三名死者为一家人，均为华裔，分别为两名年龄约为70岁的年老死者，另一名是年龄为30岁左右的女死者；至截稿前尚未公布三人的姓名；周边的邻居表示，与三人并不相熟。

根据市警109分局表示，他们是在2日上午11时42分收到报案，有民众称在法拉盛Peck大道的一栋公寓楼的窗户外，看到里面有三人漂在地下室房间的积水中。

警方立即赶往现场，先将屋内的积水清除，再把死者抬出。

警方表示，1日晚暴雨引发的洪水，一下子就淹没事发公寓楼的地下室与大部分一楼单位，许多一楼与二楼的住户逃到三楼避难，这三名死者因无法逃出，导致悲剧。

目前，附近路段的积水虽已清除，但街上随处可见泥沙与建筑垃圾，停放在四周的车辆遭水淹，打开引擎盖风干，周边住户从家中拿出许多泡湿的衣物与家具，摆在室外晾晒。

洪水漫大腿 华人妈妈带3娃逃命

一位家住史丹顿岛的华人母亲讲述了当天她带着3个孩子逃离灾害的惊心瞬间。

这位居住史丹顿岛的华裔林艾玲2日向媒体表示，1日晚间8时左右，发现暴雨导致的洪水开始从外流入车库，接着冲入地下室和厕所；雨水混杂着泥沙土和脏物一并灌进家里，她和15岁的大女儿先是不顾肮脏，拿着水瓢往外舀水。

但到了晚间9时左右，洪水来势更凶，一下子大水就灌进地下室，水位上涨到林艾玲的大腿处。

当下她和女儿意识到不能再待在屋里，赶忙到楼上收拾重要物品，再喊来12岁和6岁的孩子，四人一起躲到屋外车上避难。

林艾玲说，事发时丈夫刚好不在家，他一方面担心整个屋子被淹，另一方面也担忧电线短路造成触电，于是赶紧带身上三个年幼的孩子躲入车内。

林艾玲说，他们在外面折腾了三小时后大于渐弱才疲惫的回到屋中。2日早上车库的水都没完全退去，家里的家用电器和物品都被雨水浸湿泡损坏，损失惨重；车库门则被洪水中漂浮的重物撞到变形；地下室的卫生间里，雨水淹过整个马桶和洗手盆，退去后留下层层泥沙和杂草混合的褐色污物。

林艾玲一整天都在收拾残局，身心俱疲，甚至想要换房子到地势较高区域；但她表示，听说还有很多人在灾情中丧命，不由感到心有余悸，自己和家人并无大碍已是万幸。

华人工程师一家三口遭暴雨倒灌丧命地下室

近来受飓风艾达影响，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暴雨天气，而在纽约法拉盛，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唏嘘不已的事件，来自中国湖北武汉的华人冷鸿升（Hong Sheng Leng）和其妻女因遭到雨水倒灌而丧命地下室……雨水将他们居住的整个地下室都淹没了。

冷鸿升在十多年前来美国之前，曾是一名工程师

在十多年前，他持旅游签证入境了美国，通过其它方式“黑”在了美国，随时他取得了美国绿卡以后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接了过来而冷鸿升和妻子在遇难之前，在美国并没有正式工作，妻子通过偶尔捡垃圾来获取一些收入，同时因为其女儿患有自闭症，申请了看护费补助。

在该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湖北同乡会会长张德超在前往他们租住的公寓地下室查看时感慨：“真的难以置信，简直就像在地狱里一样”。

而由于冷鸿升一家三口在美国并没有其它亲戚导致他们的遗体至今无人认领，美国湖北同乡会好不容易才刚联系到冷鸿升在国内的远方亲戚，而除了冷鸿升一家三口之外还有另外在地下室蜗居的2名华人也遭雨水倒灌而不幸去世……

还有多少蜗居在地下室的华人？

如果生活可以选择，谁不愿意住在上东区豪华公寓里俯瞰曼哈顿全景，但是面对纽约昂贵的租金，生活艰难的民众很多时候明知有隐患，也还是选择便宜的地下室，半土库。

同样面对租金的暴利，也诱使很多人非法改建了不合格的地下室出租。

这一切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在一场暴雨中，变成了血淋淋的杀戮。

纽约楼宇局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对地下室公寓民众淹死案件进行调查，我们希望这场血的教训能够唤醒执法机关更完善的法律程序；同时也警醒华人朋友，私搭乱建，非法改造的房屋，地下室就如“夺命室”，存在重大隐患！

不幸的是纽约11名地下室遇难者中全部在皇后区，其中至少5人是华人，涉及了6处房屋均为非法改建的地下室。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华人房东，市府已经关注到私搭乱建地下室的严重危害，并将对那些利用低供应量和偷工减料以获得最大利润的房东采取行动。

住皇后区木边（Woodside）67街的颜太太租住地下室，两房一厅的租金才800元，租金便宜，面积大，独立空间，无需与人合租。

颜太太和先生白天上班，晚上才回去，虽然是地下室，但他们一直不愿意找别的地方搬，俩人认为就是晚上回家睡个觉，住在这里省钱又安静。

9月1日晚下暴雨时，雨水涌入地下室他们的房间，浴室内很快开始出现倒灌洪水，瞬间房屋内到处都是水，幸运的是水位只超过脚背。

与他们家隔了几条街的64街，淹水情况更严重，1日晚上，一户住地下室的一家三口——父母和两岁的儿子，被洪水淹死。据邻居说，当时连二楼都淹水，水位到膝盖，不敢想像地下室是什么样。

在周三的洪水中，84岁的华裔老人Yue Li Chin在埃尔姆赫斯特84街一栋大楼的非法地下室里溺水身亡。

目前该房屋的业主因为违规改造仓库并出租已经被楼宇局传唤。

同样死于地下室的还有一位48岁的华裔徐达琳(Darlene Hsu)，她所在的公寓被洪水淹没，水把前门撞开，把她困在里面。据悉徐女士所住的Grand Central Parkway 61-20号大楼有很长的投诉历史，包括去年因未按规定维护住宅而被处以1250美元的罚款，目前仍未支付。

如今华人社区内，已经有很多房客表示，就算押金不要也要也要搬离地下室。有人那天大雨后就再也没有回地下室，如今已经连夜找了新房子搬走。

陈小姐说自己以前住在半土库，觉得离地铁站近又方便，这次大雨虽然家里并没有大碍，但是看到新闻吓得她连夜就打包搬家，给房东的押金也不要了，她说纽约是个孤岛，平日里一片乌云就一阵大雨，以前从来不知道还可以洪水倒灌，这次见识了威力，以后听到警报一定会非常重视！

最后，小编也再次提醒华人朋友，房客不要贪便宜租这样的危险房子；同时房东一定不要涉及非法改建，以前改建可能只是罚款，如今出了这么多人命，政府严查，将会面临刑事责任。

谢选骏指出：本来，这只是一个“灾难新闻”，但是转眼之间，画风大变——

《一个“卖国”者，如何溺毙在纽约地下室？》（有理儿有面官方账号）报道：

热带风暴艾达导致纽约市出现“500年一遇”的暴雨，纽约中央公园1小时降水量达78.74毫米，全天降水量达181.1毫米，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截止9月6日，艾达已经在全美造成68人死亡。风暴过去近一周了，仍有大量美国居民喝不上水用不上电，各种问题堆积成山。美国媒体报道说，当地灾后恢复工作令人“无从下手”。

暴雨中，在有多个“贫民窟”的纽约皇后区，11人因居住在地下室而遇难，其中5人为华裔。而最引起关注的，就是华裔一家三口浮尸水中的报道。

据美媒《世界日报》报道，男死者叫冷鸿升，另外两名死者是其妻女。9月1日暴雨发生后，其三人居住的地下室被水淹没，第二天中午才有人发现三人浮尸在水中，于是报警。当时判断两名年长死者70多岁，年轻女死者30多岁。

其同住地下室的老年邻居王某为外卖员，暴雨中外出送外卖所以躲过一劫。这位20年前从上海通过非法方式留在美国，过上住地下室、暴雨天送外卖“美式”生活的外卖老哥，有理哥在《聊聊，在纽约被淹死的华人一家三口》中曾经详细介绍过。

今天，还是来聊聊死者一家吧。

男死者冷鸿升(Hong Sheng Leng)今年已经84岁，生于1937年，赴美前长期在中国武汉工作，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自称曾担任中国某设计院院长。

美国湖北同乡会会长张德超4日表示，得知三人来自武汉后，他立即前往事发公寓楼查看，看到死者一家生前居住的地下室因雨水灌进混乱一片，感到痛心，“(当时)就像在地狱一样，不敢想象”。

张德超说，冷鸿升十多年前持旅游签证从武汉赴美，赴美后，举办过画展。经了解，冷鸿升通过教堂友人帮助，申请绿卡获批，之后将妻女接来美国。

会长不好细说，但是一般人都知道，旅游签证要获得美国居留权，基本上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在美国参与反华活动后，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但也不是人人都能钻这空子，必须得拿出一定价值的“投名状”，美国才会接收。

现在无从得知冷鸿升当年的反华“价码”是多少，但他的旅游签能换绿卡，绝对不低。

冷鸿升的友人称，其50多岁时找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子结婚，2014年时他给妻女办理移民手续，妻女之前一直不愿意来美国，他的女儿当时已24岁，现在过去了7年，应该有31岁了。冷鸿升曾说想等女儿来了美国后就给她找个对象结婚。

在友人眼里，冷鸿升是个有“家国情怀”、“关心天下事”的文人，平时喜欢舞文弄墨，时有作品发表。他在美术上也有一些成就，其创作的画作至今还陈列在武汉的一间高级商场内。

一名通过攻击自己祖国获得美国绿卡的人，心中的“家国情怀”会是什么？不用说就是不断抹黑中国的“情怀”。有理哥请朋友通过搜索引擎搜索，果不其然在某反华政治网站上，有署名作者为冷鸿升的攻击中国的谣言，还不止一个。

从冷鸿升经济条件可以判断，其妻女也不可能是符合中美两国法律的正常移民，很可能和他一样都是旅游签转“政治庇护”。

“凤姐”一个全国知名的“丑角”，通过这种方式也仅仅是自己留在美国。这个冷鸿升，到底纳了多大的“投名状”，才能让美国赏赐全家绿卡这种狗粮！？！？

朋友说冷鸿升30多岁的女儿患有自闭症，夫妇二人申请为女儿看护，生活较为清贫，捡瓶子帮补生活。他的太太和女儿5、6年前才来美国，得以一家三口团聚。冷鸿升还曾对友人说过，自己住的地下室房子面积有20多平方米，比较大。

这里要解释下，“看护”是一种收入来源。其女儿只要患有自闭症，二人注册为“看护”，看护女儿是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的。

住美国有色人种贫民窟里最底层的地下室，捡废品、靠政府补贴为生，这样看起来，冷鸿升在“卖国”之后，美国除了居留权，也没赏赐多少的狗粮啊。

虽然自己过得不如狗，但是冷鸿升依然不忘“心怀天下”，2011年日本地震后，其积极“向日本的受灾大众献出一颗爱心”参与义卖赈灾，真是“孝”顺感动天啊。

2000年至今，纽约华人华侨多次为中国举行过赈灾活动，但这众多的活动中，却从没有出现过冷鸿升这个名字，可见冷鸿升的“孝”只是针对外国人的。

纽约华人资讯网对冷鸿升一家的遭遇进行了报道。

冷鸿升妻子生前的友人Hannah告诉记者，冷太太也已经六十来岁，曾经帮助她带过孩子，他们的女儿也跟她学过一段时间英文，所以建立起了友情。冷太太做了什么好吃的，还经常会送来给她。艾达洪灾后，她打电话过去却没有得到响应，于是前往探望，却获悉这个不幸的消息。

Hannah说， 七月份的时候，她还曾劝过冷太太搬家。她说，“我每次见她都会说，‘阿姨，你们要搬家，不要再住地下室了。’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搬。我跟他们说过很多年了。真的没有想到。”

Hannah还说，冷鸿升一家人实际上只是住在地下室三个房间中的一间，一家三口住在最里面的房间，空间狭小。“他的妻子每次见到我都跟我说，‘为什么要来到美国，住得又这么差’。”

地下室另外还有两个房间，Hannah感到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其它房间的人在出去的时候没有叫醒他们？”

从冷鸿升朋友的陈述知道，冷太太20多岁时嫁给50多岁的冷鸿升，冷鸿升现在84，那冷太太现在应该50出头，但是邻居却以为她60多了。而惨剧发生后，身份未确定时，警察则推断其70多岁，可见艰辛生活在她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让她过早衰老。

或许当年20出头的冷太太，以为嫁给“艺术”气质的冷院长（如果真的话）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可以像同乡汪主席一样，一边住大别墅一边造谣。

却不料恨国的冷鸿升外逃美国，甚至硬把其母女拉上与祖国为敌的死路，终于不幸与女儿客死异乡了，可悲，可叹。

其实悲剧是有可能避免的。

美媒报道该次水灾中，一名86岁遇难妇人所居住的地下室，2012年就曾遭到两次地下室非法使用的举报；但执法人称无法进入地下室核实，举报不了了之。

由于价格便宜，纽约许多社区的地下室公寓成了底层的栖身之所。多数地下室公寓都是非法改建的，房客通常遇到问题也不敢声张。美国执法部门更不想管这些，多服务富人社区才能提高收入，这些穷鬼没钱交税，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冷鸿升一家三口溺毙后的第4天，其尸体仍放在停尸房，赏赐他们绿卡的美国政府可不管这些后事。

虽然冷鸿升从恨国走到卖国，最终因为贫困而淹死在美国纽约的地下室里，但最后为其收尸的，还是同族同胞。9月6日，美国湖北同乡会表示，终于联络上了其国内亲属，同乡会会负担后期的殡葬费用及相关后事。

冷鸿升死了，死在他追求的“皿煮”国度地下室里。他的死，虽然说轻如鸿毛，但可以提醒国内许多“慕洋犬”，美国并不是天堂，也可能是个收破烂的地下室。同时警示其他“恨国党”，离开了中国你们什么都不是，甚至连恨国的资格都没有。

2021年6月份，德尔塔病毒在美国强烈反弹时，新华社报道纽约华人中医师利用中药帮助普通美国人治疗和预防新冠，取得良好的疗效。被其救治的非华裔病患说，她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曾经昏死过去，也被送往医院急救，但“最终还是中医救了我的命”。

这位努力在美国推广中国中医文化的医师，就是为冷鸿升处理后事的美国湖北同乡会会长张德超。

看，这才是心怀天下，这才是家国情怀。

毕竟是同族同胞，中国老百姓不排斥外籍华人、华侨，更欢迎他们在世界各地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作出努力。

中国人排斥的是那些自认为在欧美就高人一等的“高等华人”，排斥的是那些以抹黑祖国来换取西方狗粮的反华华人，仇华华人。

这些小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车轮下，必定会被碾碎压过，成为历史尘埃。

谢选骏指出：人说“有时敌人比朋友更能彰显一个人的价值”，我看有时“敌人荣耀了死者”——共产党的宣传，把一个籍籍无名的流亡者，变成了权高位重的卖国者。

谢选骏：日本之作为“海外中国”考

网文《夫差在日本九州岛后代的真伪》（美国中文作家协会 June 18, 2021）报道：

自从夫差的西倭吴国国君牛慈（葛子）“归化”了畿内东倭吴国之后，由那时候开始整个倭国无论历史，经济，外交等等一切都以畿内东倭吴国（后来改称日本）为中心，为出发点。难怪后来有日本学者认为吴王夫差在古代日本的族谱，应该只是从牛慈开始计算才对！因为夫差后代牛慈（葛子）归化了东倭吴国日本，至于牛慈以前的夫差后代记录，他们一概不与承认，就是这个原因了。（可贺的是起码有日本学者亦认为夫差的后代在日本！）有学者认为牛慈之前的人物，例如卑弥呼，“川上枭师”取石鹿文，倭五王等等，都是吴王夫差后人后来加上去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但是这个概念，引发出几点要深入硏究的问题：第一点：牛慈之前的族谱上有一批著名人物，例如古代中国历史反复所记载的著名人物如“卑弥呼”，另外《日本书纪》记载景行天皇平定筑紫国（即夫差西倭吴国）的国君厚鹿文，亦记载到当时的景行天皇说厚鹿文拥有八十枭师的海军，其锋不可挡也，证明厚鹿文（西倭吴国国君）有国家级的海军，不是普通人，还有《宋书》《魏书》等记载的“倭吴国五国王”。

如果“卑弥呼”“厚鹿文”“倭吴国五国王”等等这批人都不是夫差后代的话！那究竟除了夫差之外，是谁的后代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提出意见或交代清楚。

第二点：古代中国文献例如《魏书》《宋书》等，和很多日本古代文献，亦都有提及到牛慈之前的那批人物，证明他们确实存在过。亦证明夫差族谱上那批人名不是夫差后人自己加上去的。

第三点：去访问古代中国的倭吴国人，须要有出大海洋的大船，因为小船不能出大海洋，而当时能够有造大船的实力，又要懂得航线及航行大海洋技术丰富的工作人员，经过翻查所有古代日本历史记载之后，除了吴王夫差九州岛西倭吴国这批人之外，当时古代的日本，还有谁？

第四点：夫差是「姬」姓。“姬子”读作He-Me-Ko，同音异字是“卑”He“弥”Me“呼”Ko，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同音异字，是同一批人。只不过中国历史文献用同音异字“卑弥呼”来记载“姬”姓而矣。古代中国历史文献证实九州岛倭吴国（日本）夫差后代“姬”（卑弥）姓，确实到访过古代中国！当时除了夫差后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姓“姬”（卑弥）的吗？没有！

由以上简单几点便己足够证明那批夫差后代是真实，都是牛慈或葛子的祖先，不是夫差后人自己加上去，而是确实存在过。

网文《夫差在日本九州岛族谱之详细解释》报道：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可以找到有关夫差后代的数据。

根据日本的《系统别》《新撰姓氏录》《上代氏族系的松野氏》记载：松野 氏，连姓，为吴王夫差的后代，居住于右京诸番上（能够住京城右边的，并非普通人，有皇族关系才被封“连”姓）。

亦可以在《中兴武家诸系图》清楚见到吴王夫差后代族人的名称“连”姓（“连”这个姓原来正统的解释是：封衔给与非正统血统的皇室成员，例如有姻亲关系又住在首都者，亦非一般普通人）。

可以参考静嘉堂文库所藏的《松野连倭王系图》。若要较详细一点的可以参考日本国立图书馆藏书，由宝贺寿男所编着的《古代氏族系谱集成》（由日本古代氏族研究会著作）的书 ，亦有记载到松野连乃吴王夫差的后代。（参考批注十三：日本古代衔名）

大多数日本古代的文献记载，有超过四十多本以上都很清楚地说明，松野氏连姓乃吴王夫差的后代。

我们根据日本文献的各种记载，把古吴国吴王夫差后代的族谱抄录下来，并作更详细一奌的解释。

吴王夫差在古代日本九州岛建立“后”倭吴国，成为第一代国君，后来“后”倭吴国演变为两个倭吴国，一个在西部九州岛福冈，后来另一个在东部畿内（奈良）地方，为了易于分别，我们称之为九州岛西倭吴国和畿内东倭吴国，两国从来未发生过争执，因为有血缘关系，都是吴王夫差的后代。直至六世纪，西倭吴国把政权让给东倭吴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倭吴国，统一后的倭吴国在公元600年，由圣德太子改名为“日本国”，并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日本”的由来。

夫差的公子庆父忌，孝昭天皇三年来朝，住火国山门菊池郡 ，孝昭天皇估计为公元前475年的人物，火国是肥国别称，火国或肥国即是九州岛北部的熊袭国，属倭吴国范围，火国的领袖是市鹿文（女王），菊池就是今天的熊本，，菊池又叫菊智，鞠智，都是同音异字，河洛语里“池“与”智“同音。

公子庆父忌的后代是顺，字去漫，居于委奴（委奴，倭“吴”奴，奴者，の也，的也，之也，即是倭的地，倭之地）

（姬氏）顺的后代是惠弓恵弓的后代是阿岐

阿岐的后代是布怒之

布怒之的后代是玖贺

玖贺的后代是支致古

支致古的后代是阿弓，怡土郡大野住（怡土即是委奴是也，大野是委奴的同音异

阿弓的后代是宇閇，（有记载说汉宣帝地节二年时遣使，亦有文献说汉光武帝中元二年正月，遣使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授？）

宇閇的后代有文献记载是阿米，亦有文献说是已娄伊加也（鹿文与加也乃同音异字）。

己娄加也的后代是玖志加也 （有记载说是永初元年十月贡汉） 玖志加也（玖志鹿文）的后代是鹫

鹫的后代是刀良

刀良的后代有三位

第一位 花鹿文（花加也）

第二位 卑弥鹿文

第三位 宇麻鹿文（有文献说是宇也鹿文）

我们先说第一位和第三位后代的故事，然后才说第二位的故事。

刀良的第一位后代是花鹿文，生有二子，（长子）取石鹿文，号“川上枭师”（“川上”乃地方名，“枭师”乃领袖也）。

（次子） 鹿文又名石鹿文。

刀良的第三位后代是宇麻鹿文，生二子，（长子）熊津彦（“彦”通常是指有才德之人或王子），（次子）熊，乃熊津彦的弟弟，古代日本历史《日本书纪》记载他被诛（不是杀，是诛。日本“正统”历史亦可以证实此二人确实存在过）。

长子熊津彦的后代有……难升米（《魏书•倭人传》亦提及此人）和后人掖邪狗。

刀良的第二位后代是卑弥鹿文，是姬氏松野氏的始祖。熊鹿文，姓姬子，称卑弥子，（有文献说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正月通于汉，得印授，称委奴国王。委奴意思是倭之地也）( 批注 A ) 以上为抄录的文字，姬子，“姬”字日语读作 He-Me，“子”字日语读作 Ko，“姬子”就是He-Me-Ko， He-Me 同音异字写成「卑弥」， Ko 字用河洛语写成“呼”字。姬子的同音异字就是“卑弥呼”）

( 批注 B ) “卑弥子”读He-Me-Ko，卑弥读作 He-Me 姬也，Ko 就是子也， 即姬子也。所以“卑弥子”的同音异字是“姬子”读He-Me-Ko。亦可写作“卑弥呼”He-Me-Ko）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到日本有位“女王”名“卑弥呼”，其实是“姬子”的同音异字，难怪中日学者千百年来也找不到“卑弥呼”。

卑弥（姫姓）鹿文的后代有……迮鹿文和……厚鹿文

迮鹿文 日本古文献记载他于新罗阿达罗尼师今二十年遣使，景行天皇十二年时，迮鹿文为熊袭渠师也。（新罗国乃古代韩国之一，阿达罗尼师今二十年是公元174AD，“熊袭渠师”乃日本古代原住民熊袭国的“枭师”，领袖也”。

厚鹿文 于景行天皇十二年十二日被女儿所杀，后代有二女一子

长女 市干鹿文

二女 市鹿文

三子 宇也鹿文（鬼毛理）

（长女）市干鹿文，抄录如下：「景行天皇阳宠之，杀父则恶其不孝，而诛之」（见古代日本历史文献《日本书纪》有记载）

（二女） 市鹿文，记载如下：“景行天皇十二年十二月赐火国造 ”（见古代日本历史文献《日本书纪》）（在古代中国历史文献有记载：魏正始八年247 AD 立为王，景初二年238 AD 贡奉，彼称壹欤）

（三）宇也鹿文，后代有⋯⋯伊馨耆及⋯⋯垂子（安志垂）

垂子 后代縢

縢 有二子 长子赞 次子珍

赞

珍 珍的后代济

济 有二子 长子兴 次子武

武 武的后代哲

其中“赞，珍，济，兴，武”被古代日本历史文献称为倭五王（即倭吴国五王）。此五王亦可以参考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例如《魏书•倭人传》，《宋书》等等均有记载。

縢的后代倭王赞，古代中国文献《宋书》记载：倭王讃于晋安帝司马德宗397-401 AD，遣使往来，称倭王。又于南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二年遣使423 AD。

倭王赞死，弟珍成为倭王，《宋书》记载：于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年遣使往来 425 AD。

珍的后代为倭王济，据《宋书》记载：于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年遣使 443 AD。又于元嘉二十八年遣使往来451 AD。

济的后代倭王兴，《宋书》记载：南北朝宋孝武帝刘骏大明六年遣使往来462 AD。兴死后，弟武成为倭王，《宋书》记载：于南北朝宋顺帝刘准升明二年遣使 478 AD ，另外于梁武帝时代 502-519 AD 亦遣使往来。倭王武在古代日本历史里，占有重要部份。武的后代为倭王哲。

倭王哲，后代是倭王满。

倭王满（日本历史文献记载：有关“盘井”此人（例如著名的“盘井之乱”， 正是倭王满，他是527AD人物）。后代倭王牛慈。

倭王牛慈，日本历史记载有关“葛子”此人，正是倭王牛慈，他是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最后一代国君，于550 AD，在畿内东倭吴国钦明天皇的行宫，金刺宫御宇，交出九州岛东倭吴国的政权。自始东西倭吴国，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倭吴国，并在五十年后600 AD，圣德太子期间，由倭吴国改称为“日本”。后代为长提。

长提 官衔小治田朝评督，居筑紫国夜须评，松峡野。后代大野

大野 后代为広石

広石，后代为津万吕（“姬”氏，后改“松野”氏）

津万吕  记载：甲午籍负松野连姓（甲午为持统天皇时期694 AD，津万吕由“姫”氏改为“松野”氏，被封“连”这个衔名）后代为（松野氏•连姓）大田麻吕。

（松野氏•连姓）大田麻吕，后代为（松野氏•连姓）猪足

猪足，后代为鹰主，园池少令史（官），弟嗣，从七位下（官）

鹰主的后代，松野氏枫麻吕，记载如下：左史生外从七位上（官位），延历十四年八月贯右京（延历十四年是 796 AD，恒武天皇782-806 AD，）鹰主的后代岑成

岑成，左卫门少志（官），岑成后代有三子一女

（长子） 千豊，右马少允（官），后代真栋

（子） 千秋

（子） 千直

（女） 岑成的女儿为藤原诸贞之妻子，属于藤原北家之家族，藤原氏乃日本古代权力很大的著名皇族，他们所生的儿子藤原贞守为公卿，其孙女藤原今子乃惟恒亲王之母。另一孙女是藤原清经之妻，藤原清经之甥就是阳成天皇。

真栋，记载死于贞观八十五年945AD,后代有広人，広主，広本。広主，后代有胜统

胜统，后代文材

文材，后代宅成

宅成，子孙在美浓国（今之岐阜県），后代家胜。

家胜，后代安家

安家，后代安久

安久，后代安长，久长

久长，后代久家

久家，后代久藤

久藤，后代久房

久房，后代久种

久种，后代久之

久之，后代久统

久统，后代久豊

久豊，后代久世

久世，据记载：松野久世，于応永三十二年，官至正三位（官名，相当于大纳言之官职），另外参议义，朝臣（称光天皇，年号応永，応永三十二年是 1426 AD），久世的后代是久亲

松野久亲，后代是松野种真

松野种真，后代是松野平八

松野平八，据记载：字蔵人，天正四年卒（天正四年是公元 1577 AD）。后代是松野重吉

松野重吉，官至大郎马，于天正十八年卒（1591 AD）松野重吉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儿子，长子松野重光，次子松野复位。

（长子） 松野重光，

（次子） 松野复位。

（长子） 松野重光，重吉的长子，字平助，仕织田信长，天正十年六月卒（1583 AD)，有儿子名松野重基

（子）松野重基，松野重光之子，字玄蕃，后来改姓「吉田」氏，成为吉田重基，有儿子吉田重贤（原姓松野氏）

吉田重贤，名十郎左卫门，有子名重矩

吉田重矩，儿子是吉田矩行

吉田矩行，儿子是吉田半平

吉田半平，儿子是吉田矩之

吉田矩之，儿子是吉田矩直

吉田矩直，儿子是吉田矩定

吉田矩定，儿子是吉田矩建

吉田矩建，儿子是吉田贤良（大助）

吉田（大助）贤良，儿子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就是对近代日本影响很深的非常著名人物，他是兵法家，改革家，教育家，思想家等等。亦为康有为，梁启超所推崇和仿效的人物。（参考注解十七：吉田松阴家族表）

（次子）松野复位，乃松野重吉的次子，仕丰臣秀吉，阵亡于九州岛之战（九州岛之战1586-1587 AD，丰臣秀吉率领国内领主与诸侯，征伐九州岛岛津氏，岛津义久投降）后来丰臣秀吉成为新的统治者，松野复位的儿子是松野重元。

（子）松野重元，又名松野主马（主马是官衔，相当于主帅）仕丰臣秀吉的过继子名小早川秀秋。松野主马被赐姓丰臣氏，是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将领，尤其是一战定江山的“关亇原”之战，有大战功。后代是松野重秀。

松野重秀，字平马，后代是松野重行

松野重行，字八左卫门，仕津山藩，享保八年卒1724 AD，后代松野重音（在现今的冈山県津山市档案里，仍然可以查到松野重行的记录）

松野重音，字平八，八左卫门，由浪人转变成务农，后代为松野重政。

松野重政，字平马，有两个儿子，（长子）松野平太郎，（次子）松野重光。

（长子）松野平太郎，为信州之男谷氏作养子

（次子）松野重光，字梅治，弘化三年卒（1847 AD)，后代是松野重春。

松野重春，字平之丞，天保六年卒 1836 AD，有过继子名松野重义松野重义，字平十郎省三，后代是松野重道。

松野重道，字力之助，明治时期为鹤山幡宫司（明治时期是1869-1912之间），有后代松野平一。

松野平一 估计是1920-1970年代的人物。这是吴王夫差族谱里，古代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最后一位姬氏/松野氏后代，之后再没有记载下去了。而夫差的另一批后代，还住在畿内的东倭吴国（整个倭吴国于 600 AD 改称为“日本国”），一代传一代，直至今天还在！

吴王夫差的松野氏后代，根据昭和四十九年，大约是1974年的人口统计，松野氏家族都分布在三十四个不同的县，最少的例如栃木県（那须郡）只得五户松野氏，最多的在静冈県，达三百多户之多，全日本当时松野氏总数有2,870户。

主要分布在青森県，千叶県，神奈川県，静冈県，长野県，新泻県，岐阜県，广岛県，兵库県，长崎県和福冈県等。

批注

批注一：周族与羌人的故事

周族人多数娶羌族女子为妻，《诗経•锦》《诗经•生民》都有记载，周人的历史里亦可以见到差不多每隔一至二代，周朝的国君都是娶羌族女子的。可见姬氏的周人与羌人根本就已经成为一个混合民族了。周朝实行封建制度，羌人分封了很多地方，其后姬姓的国君仍然与羌人通婚，如齐国的齐桓公（羌人）娶姬姓女子。鲁、晋、郑、卫等国都与羌人姜姓通婚，可能是因为这种姻亲关系，周朝才可以长达八百年之久。

由于周族的古公亶父不忍心与他们共同生活了几百年的民族相争，于是把自己所住的土地让与他们，举族搬去自己姻亲住的地方，属羌人范围，《陕西通志》《水経注》记载周族人在羌人所住的地区，从山上往下看， 河流地形是东西横桓，形似蛇（游龙）。故名蛇原（龙原），即后来称为周原（蛇原、龙原）是也。在汉代之前，各部落都有自己代表「龙」的形状，有的龙像猪，有的龙像蚯蚓，有的像蛇等等，直至汉代时才将“龙”制定其形状，之后凡是与龙有关的，都要根据当时汉代制定的“龙”形象为标准。周族和羌族是以“蛇”来代表“龙”的，所以蛇原亦即是周原、龙原是也。（河洛语“蛇”字较难用文字记载，最相近的同音异字可能是“周”字）。

在文献《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氏，娶有蟜氏，生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少典氏乃黄帝之前的一个大族），黄帝姓姬，炎帝姓姜，此说明羌人乃炎帝的后代，周人乃黄帝的后代。

文献《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亦说明羌人乃炎帝的后代。

汉朝的文献记载：汉朝的人口大约有五千万人，而羌人却占了五分之 一，即是一千万人左右，每五个人里有一个是羌人。羌人最初分布于陕西渭河上游，生活在黄帝族群的附近，其后再东迁至中原，河北，河南，山东交界的地区。

羌族乃古代黄河流域几个著名部落之一，亦是华夏文化里的一部份，商朝的甲骨文中，都有记载到羌人。在夏朝和商朝时的人口，是以羌人和唐虞等部族构成，但以羌人为主体。夏朝时候，羌族在中原是举足轻重的大族，夏朝灭亡之后，羌人成为遗民，有的被商朝封在山东（杞国），部份逃到别的地方去，有遗民“冉”族部落（有部份原本居住在四川北部），迁到海南岛去，成为海南岛当地原住民之一的“任”族，一直生活到现在。所以海南岛原住民的语言，有多少像四川语而大部份却与河洛语（古代汉语之一）类同，参看《隋书•地理志》。

古代羌人由于人口众多，历史对羌人有不同的称呼，是为了比较清楚而矣。不同的名称有：申戎，羌戎，犬戎，氐羌，西羌等等，参考《大载礼记• 千乘》记载：西辟之民曰「戎」，戎者为炎黄族群之后也。（戎里也包括姬姓与姜姓的）。简单地说，戎是指耕种的一批人，羌是指畜牧为生的另一批人而矣，《说文解字》谓：“羌从羊”，意即牧羊人。“羌”字河洛语读作“长”、“奖”，即是守望的意思，“长（守）着”的意思，像牧羊人。

夏朝之后，羌人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商亡，周朝的时候，羌人又重新成为中原大族。

夏朝羌遗民有往西逃的如党项羌（羌族的一支系），都一直生活在西域。党项在日本语读作“通古斯”。

大约在宋朝时候，党项羌（通古斯）的李元昊，本姓拓跋氏，（唐朝被赐姓李）。在他割据的地方自立称帝，国号夏（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西夏），可能想恢复上古时代的夏朝吧！有自己的（西）夏文字，建国二百年后被蒙古所灭。

党项羌族被蒙古人称作“唐兀”，音“通古”。党项乃通古斯是也。在元朝时被尊为元朝贵族，亦非常活跃，被列入色目人之列，可见党项羌有部份人是色目人。由于一直都生活在西域，后来党项羌（亦即“通古斯”族）与鲜卑族人混合，他们一向生活在（近代称为苏俄）苏俄的亚洲部份，鲜卑民族住的地区称作鲜卑利亚，意即鲜卑人之地，亦有译作“西伯（鲜卑）利亚”，西伯利亚的地区现在改称为“通古斯加”。

周人与羌人经过这么多年代的通婚和共同生活，已经是一个分不开的混合民族了，古吴国始祖泰伯的母亲正是羌族牧民，父亲古公亶父的祖先与夷狄混合生活了很多很多世代。文献记载古公举族搬到周原后，除去戎狄游牧民族的习惯，而开始建造城廓。《史记•周本纪》有记载：“古公乃眨戎狄之俗。”

从古文献的各方面记载来看周族之后，我们再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就是从现代的考古方面来看周人周族的背景。

周族人的来源是西戎或犬戎，西戎或犬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份。周人的墓群里常常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特征的颅骨。这大批高加索人种的族群，说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等等。这批民族于很早前，就已经抵达古代的中国并且在古代中国腹地定居了下来。由大量考古发现，证实他们曾生活在甘肃，陕西等地方。中国古代历史亦记载他们生活在西域，甘 肃，陕西，河套等等地区，他们都是说吐火罗语，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民族，尤其是月氏人和羌人。中国历史亦记载了不少古代中国著名人物中有高加索人特征。月氏人其实就是古代西域的贵霜王国的贵霜人，“月氏”的河洛语同音异字是“贵霜”，《汉书•张鶱传》“月氏已为匈奴所破⋯⋯”。

参考其他国家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例如希腊古文献《地志》记载： 贵霜（月氏）人统治了夏朝，亦即是说西域的贵霜王国统治了夏朝。《地 志》亦记载到后来有“吐火罗”人灭了夏朝。（夏朝之后的商朝统治者是“吐火罗”人？）但是西方的古代文献称贵霜夏朝的故土为“吐火罗”，而不称之为“夏”，却反而将“吐火罗”称为“大夏”⋯⋯令人费解！

批注二：周武王伐商

“武王伐纣”究竟在何时？几千年来一直都搞不清楚，直至最近在中国由二百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的「断代工程」里，顷全力破斧沈舟式的一定要把这件几千年的疑案，弄个水落石出为止。这批专家学者不负众望，终于破解了三千多年来的历史谜题。

他们从文献，天文学，青铜器，科学等等方面去硏究，提出了无数的记载，终于找到了线索。各专家根据所找到的资料，计算出其正确日期暂定为公元前1046 BC。一月二十日天刚刚亮的时候作总攻击的。（他们亦将中国古代各朝代的年份，准确地计算出为：夏朝 2070 BC至1600 BC，商朝1600 BC，盘庚迁殷 1300 BC，周朝起点为 1046 BC，周厉王 877 BC 至841 BC ）。

周武王从津水东出发，向东行，由八百里秦川东行的第一关是潼关，进入兵家必争之地后，经崤函险道，再经黄河，与各路诸侯集合，并立下石碑为记（至今犹在），到了一月二十日天刚刚亮的时候，一举把商朝纣王打下，改名周朝，史称牧野之战。 (另外亦有学者认为是公元前 1018年，2 月22日）

批注三：文明之地变荆蛮

让我们来看看江南这块荆蛮之地。七零年初，在浙江余杭附近，发掘出河姆渡文化，那是六至七千年前的高度文明，房屋结构已有榫卯这种技术，耕种工具精美实用，亦懂得种植稻米，发现的一堆榖种子，用碳十四测定为六千年前左右（比全世界公认最先懂得种稻谷的国家印度还要早出二千年），可是后来被洪水所淹没，这个古代文明的地方，再没有人提起她了！

河姆渡文明之后大约再过一千至二千年左右，亦即是大约四五千年前，这个吴越五湖（五湖，吴湖，具湖，句湖，全是同音异字）地区，又是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时期，因发现古迹在杭州余杭区良渚镇，故名良渚文化。那地区又有辉煌的史前文明诞生了，有原始的宗教，制造精美的各类玉器，还发现一块未经氧化的紫红色的绢布，和几个用于纺织用的小陶轮。亦有刻符文字和图腾纹饰的出现，在五千年前，那地区已经是属于高度文明之地了。

大约在四千年前左右，为期约超过千年的良渚文化，像河姆渡文化一 样，突然间消失了，原因可能是天气回暖，水位上涨，太湖区、吴湖区、耕地、文明、部落等等被洪水所淹没，人们都往地势较高的中原地方搬去，于是良渚文化碰上龙山文化，开始产生矛盾和磨擦，后来终于以战争方式来解决了。代表良渚文化的有蚩尤和九黎氏等人（蚩尤苗语读作“子尤”，是父亲的意思），蚩尤号称“战神”，百战百胜，又是武器的发明者， 中华数字始祖之一，碰上炎黄二帝联军，见《史记•五帝记》数场激战之下，蚩尤被打败，双方都损失惨重，以蚩尤为首的良渚文化部落，部份被杀，见前秦的《拾遗记》作者王嘉，他们之中亦有被流放到其他地方。被打败的一方，其文化渐渐地被人家所吸收去，被混合及同化掉。良渚文化就这样式微了，到最后甚至消失。在当时中原的文化里，很明显地受良渚文化所影响，看后来的商朝与周朝的青铜器兽面纹，琮，璧等等都可以见到有良渚文化的踪影。若干年后，气候转变，吴湖吴越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水开始退了，平地又再一次出现，人们渐渐地返回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慢慢地又聚集起来，于是这地区又出现马桥文化，但马桥文化与河姆渡，良渚文化相比之下，差太远了，而且马桥文化只是出现了很短的时间，后来甚至式微，不知去向。又过了很多年，再没有人提起以往的事，大家都忘记得一干二浄。到了泰伯时代，此地区更沦为荆蛮之地，被人家取笑。曾经在中华大地几次爆出文明辉煌的火花，曾经拥有先进科技的部落就这样被当时的人称作荆蛮之地，称当地的人为蛮夷。

批注四：结连与格兰

在古代的先民，甚至乎现在的现代人，也有将竹等物体绑在一起，成为一块小方块，在上面放几层这样的竹浮物，就可以浮水了，再把这样的方块浮物，全部都绑在一起，结成一个好像岛屿一样大的漂浮物，在“岛”上铺上泥土可以种东西，亦可以在“岛”上面盖房子住，就这样从河海岸的一处地方，「搬」到河海岸的另一处地方。若果要到岸上住，就把“岛”拆下用来盖房子，非常方便。最先懂得这类漂浮物的河洛语先民们，称这类竹木筏为“结连”，即是结在一起，连在一起的意思。后来亦有称作“鸡笼”“格兰”的，都是河洛语“结连”的同音异字而矣。在今日的广西，潮汕，越南，泰国，东南亚的河流或海边，甚至南美洲仍然有人用这様的工具。台北市中心有凯达格兰大道，“凯达”是脚踏舞，当原住民跳土风舞时，用脚踏地产生声音，河洛语称为“脚踏”“Ka-Da”“凯达”，“格兰”是“结连”的河洛语同音异字。

批注五：河洛语

话说远古时候蒙古利亚族人的一支，称突厥族人，原本聚居于黄土高 原，河套等地，后来与印欧语人和吐火罗人一同迁至中亚，并且与中亚当地的雅利安人（亦是印欧语系）共同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日子。

过了很多年后突厥族人离开中亚慢慢地往东迁移，并停留在湟水流域，甘肃天水，扶风，宝鸡，西安及河南等地（司马迁在《史记》称这地区为“洛”地区）。人们于是就称这地区的人为“河洛”人，他们说的语言叫“河洛”语，为早期原始汉语之一种。

突厥族人选择居住河洛区的原因，是河洛区地势平坦，河流纵横交错，土地肥沃，四面有天险可攻可守，各族人都争取这地区作建立势力范围之用，周朝秦朝等朝代都在那地区建立起势力，后来人们称河洛地区为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

每次有兵家想争夺这地区时，老百姓都争先走避，有历史记载者不计其数，就以福建南部为例，此地乃战场的大后方，人们可坐木排或竹排绑在一起所制成的“竹筏船”，就可以由河流一直漂浮至福建厦门甚至更远的目的地。

参看文献《三山志》：东晋五胡乱华之“永嘉之乱”，大约发生在308AD， 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这些古代的中原人河洛人，将古代的河洛语（即原始汉语之一）带到福建南部。

文献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 AD，河南中原地区光州固始人陈政率兵三千六百名，将校一百二十名，入福建，并落籍于福建地方。

《资治通鉴》唐中和元年，881 AD，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天下大乱，王审知为节度使，封闽王，多居住泉州及厦门一带，他们亦将中原的河洛语，带到闽南。

从福建南部各族群的族谱，可以见到大部份祖先都是从河洛地区迁移来的，之后他们再迁往附近的地方，台湾，琉球等地。从台湾各族群的族谱顕示有部份台湾地区的人的先祖与福建南部的人有关连（考古学可证实，福建闽南地区及部份台湾地区河洛人的头盖骨指数，与中原河洛地区墓穴里出土的骇骨头盖骨指数相吻合）。这批福建闽南和台湾河洛人的后代，再往其他地方迁移，到达潮汕，汕尾，远至南洋的泰国，星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砂磱越，婆罗州，柬埔寨，菲律宾，缅甸，寮国等地，虽然他们己经过了无数代人，但彼此之间仍然保持着说河洛语的习惯。诸君到南洋走走，马上就可以了解到，根本不须要说当地的语言，只要用河洛语就已经可以在南洋跑一圈了。

甚至琉球地区亦有用到河洛语的，至于日本方面，日本语亦受河洛语的影响，有很多日本语的发音和河洛语发音很相似（参考注解十八：河洛语与日本语）。在香港，根据香港历史博物馆的记载，香港四大原住民之一就是河洛人（亦被称作“河”（佬）人，“鹤”“学”佬人，或“福”（音hulk），福（建）佬人等等其他称谓）。

自从古代河洛区的中原人，把河洛语带入福建南部之后，一直都保持得很好，没有太大的变化。比起中原地方，朝代换了很多次，多少亦会影响到他们的河洛语的。那没有太大改变的河洛语多集中在福建（闽）南部，习惯上人们称之为“闽南”语，闽南语的语音系统与隋朝的陆法言《切韵》基本上相同，《切韵》的中原河洛语古语音，仍然留在闽南语系里。

从另一个故事来看三千年前的周朝，周王室家里和当地人一样，说的是本土河洛地区的语言（泰伯的父亲古公亶父和先祖与夷狄相住了很多世代，是否搬到河洛地方之后，在家外面说中原河洛语，而在家内与家人说他们以前的“夷狄”语？这点要待考证。笔者到土耳其博物馆，看到土耳其（突厥）古代游牧民族的三脚鼎，和周朝早期牧民的三脚鼎很相似（脚身较长较高），馆内记载那些古代土耳其文字的发音，例如“水”“牛”“铜”等等都与古吴国早期的语言很相似。后来泰伯仲雍等人建立了吴国，传位到夫差时差不多经历了六百多年。文献提到吴国王室族人之间都说自己的周族方言（河洛语？），后来吴王夫差把王室及部份吴国搬去古代日本的九州岛，在当地建立了势力范围之后，周族方言河洛语影响到古代日本当地的语言。或成为那区域的语言（参考批注十八：河洛语与日本语）。

我们可以见到有几个方向路线将河洛语言带到古代日本去。其中一个河洛语传播路线方向是中原河洛人将河洛地区语言带入福建南部，而另外一个河洛语传播路线方向是泰伯将中原河洛语带到浙江地区古吴国地方，然后吴王夫差后来带到古代的日本九州岛去。有趣的是，古代日本很少与古代福建闽南有接触的，为何日本语会有河洛语闽南语的踪影。

人们可以想象到闽南地区由于地方偏远而未受环境所影响，所以当初中原人传到闽南的河洛语，仍然保存得很好。中原河洛地区的语言，是泰伯仲雍家里的母语，周族人泰伯从中原搬到古代无锡梅里之后，跟当地人说他们当地的语言，但回到家里便说自己的中原河洛语，正如很多很多在海外的河洛人一样，在外地说当地人的语言，回到家里便说河洛家乡语。试想人们从唐代或更早年代（永嘉之乱308 AD）的中原搬到福建南部，都己经超过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们仍然保留着说河洛语的习惯，甚至乎有些食品的制法，或唐宋遗风的音乐都还存在。

在夏朝时候，与周族人分不开的羌人，在当时是有相当势力的一族人，夏朝灭亡后，羌人有一分支“冉”族，逃到海南岛去，成为海南岛原住民之一的「任」族。我们比较一下海南岛任族的祖先冉族，所带去的“海南河洛语”，与西晋或唐朝跑到福建南部的河洛人，所带去的“闽南河洛语”，当这两种河洛语相比之下，会发现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海南岛与福建闽南，相隔虽然很远，互不相通，但其语言竟然会如此有趣地相似。

有些古代的文献或鼎文里，很多时候是用河洛语发音来记载的，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在博物馆看到的“斝”，“爵”，饮酒专用器皿，“斝”音“Jia”。“Jia”在河洛语是“食”或“饮”的意思。大多数的人只说饮酒或喝酒，只有河洛人将饮酒说成“Jia”酒（“斝”酒，用“斝”这个饮酒器皿来食酒饮酒的意思）。

上古时代，有位叫吴回的管火祝融之官（是颛顼帝高阳氏的曾孙），后来成为南方祝融部族的首领，氏族壮大之后再分成为八个氏族，他的儿子娶妻名女媸，一胎生下六个儿子，长子本名樊，后来居于“昆吾”以地名为姓氏，名“昆吾”。《说文解字》谓：“昆吾”者，圜器也。河洛语「圈」的发音是「Co-Wu」，圈状物也。「Co-Wu」的同音异字是“昆吾”。浙江博物馆，收藏的越王者旨于睗剑，标题上面提到剑茎上的丝质缠“缑”（缑音Gou)，缑在普通话读作How，广东话读作How，只有河洛语“缑”字读作Gou。

历史上记载，公子光派人行刺吴王僚之后，吴王僚的夫人逃返家郷河南固始，与哥哥一同生活，死后葬于河南，河洛语的地方。

东夷部落以鸟为图腾，亦自称作鸟人，他们将自己分为五个部族，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和丹鸟氏。多是不同颜色的鸟，唯独是“伯赵”氏由古代直至目前为止，一直都未被破解是甚么意思！但如果用河洛语读“伯赵”氏，就会读成“白雀”，即是白色的鸟，白鸟氏也！

东夷人，（在古文献亦记载为“东鳀”人），是向大海讨渔的人，在古代大多生活在太平洋沿海周边。“讨”字河洛语读作“Tall”，“鱼“字河洛语读作“i”。“Tall-i”很难用文字来记载，最相似的同音异字是“东夷”，（东夷日语读作Tall-i）。

东夷部落以鸟为图腾，其中有以燕子为图腾的，称玄鸟，“玄”“燕”都读作“En”。东夷部落的四大姓：“偃氏”，“赢氏”，“子氏”和“凤氏”。都是取自“燕”“En”的河洛语同音异字而矣。其中“凤氏”是相传祭祀的那天，天降凤鸟，于是由燕姓改姓凤姓。

“暧昧”这两个字，意即犹疑不决的意思。河洛语“暧”即是要的意思，“昧”即是不要的意思，加起来就是要或是不要。（“暧昧”河洛语读作“Eye-My”）。

《周礼•礼记月令》谓：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粥饮食。「糜」与河洛语的糜同音同物。先秦时代《尔雅•释言》谓：“粥者，糜也”。许慎的《说文解字》 谓：“黄帝初教民作糜”。食糜的饮食，从古代至现今的河洛人，几千年来， 多数仍然保持着常常食糜的习惯，还未有间断！

古时的鲜卑族女性，喜欢“Bal-Yu”，是一种用金制成的头饰象征身份与地位，走路的时候头饰会跟步伐摇晃，非常典雅，后来“Bal-Yu”传入中原，于是用河洛语写成“Bal-步”“Yu-摇”（例如白居易诗：云鬓花颜金步摇⋯⋯）。后来写成“慕容”，如“慕容”燕，“慕容”垂，日语“慕容”读作“步摇”。

古代的文献里，有记载“月氏”这个民族，另外亦有记载“贵霜”皇朝的“贵霜”民族，人们一直以为是两种民族，到后来才知道是同一种民族。因为古代的文献很多时候是用河洛语去记载的，所以“月氏”河洛语读“贵霜”，只是同音异字而矣。

在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里，在文物上面的文字，有很多是难以明白或难以去解释的，因为我们想用现代的语言去破解几千年前的记载，会比较困难。但是若果我们用当时的语言，例如河洛语，去尝试破解当时的记载，或者可以略知大慨。

1972年夏天，出土于南陵三里镇吕山乡的吴王光剑，剑上有阴刻，镶嵌篆书：“攻吾王光，自乍用剑，台战戉人”等十二个字。只有“台”字和“戉”字要略作解释，其他的字都可以猜到其意思。“台”者，河洛语读“Thai”，即互砍也，互劏也，是战争的意思。“戉”者河洛语读”Qwet”，是用一种像斧之类的三角型利器来”割”东西，“Qwet”“戉”就是指那利器，古代这批人因为身上常常携带此利器，人们就称他们为（戉）越人。“台战戉人”这里解作战胜“越”人的意思。

还有很多的例证，我们试举此例：1958年在安徽淮南蔡岗墓中出土的吴王诸樊剑，有两行铭文，大致如下：

“工䱷大子姑发，聂反自乍元用，才行之先以用以只，莫敢御余，余处江之阳至于南行西行”。

若果我们用河洛语来了解此铭文，比起用其他语言会更易解释一点。

“工䱷”乃“Ngo”的同音异字，“Ngo”很难用文字记载的，而且当时是金文甲骨文时代，文字不普及，又不够用，所以“Ngo”国后来写成“干吾”“攻吾”“勾吴””句吴””工䲣”以至后来出现的”吴””倭”等等，都是”Ngo”国的同音异字。

“姑发””聂反”是吴王的名字，乃谒（诸）樊（反）是也，古代文献《春秋》作

“遏”。有出土的剑上作“启”字。“遏”“启”河洛语都是同音异字。

“元”河洛语读作“Won”，“阮”，是我或我方的意思。

“才”者，在也。

“以用”的“用”字，河洛语读“Eng”，荣耀也，“荣”字河洛语读作“Eng”，

“用”“荣”同音异字。

“以只”的“只”，河洛语读“Jak”，迹也，踪迹也，迹象也。河洛语谓：无影无”只”（迹），意思是既无影子又无迹象。

“余”河洛语读”Yee”，是“我”谦虚字。因为不敢说“我”怎样怎样的，改用“Yee”“伊”“余”等字来避免用“我”字，尤其是祭天的时候，更加避免用“我”字。（“伊”“余”即是“他”的意思）

“处”即是河洛语的“厝”，住屋也，住处也。

“于”越也。

这段超过二千五百年前的文字，原文：

“工䱷大子姑发，聂反自乍元用，才行之先，以用以只，莫敢御余，余处江之阳，至于南行西行”。

可勉强解释为：

工䱷（倭吴国）长子聂反（谒，诸樊，遏，启），作（剑）为阮（我方）之荣（耀），（放）在行（出征）军之前面，以（作）荣耀以（作）标致（只、迹），没有敢抵抗伊（余，即是我也），他（吴王）住江之北面，将会（越江）南行（军）（打败越国），西行（军）（打败楚国）。

注解六：夫差与周宗室

有很多学者认为夫差是荆蛮之人，并非周宗室之后代，只不过想藉着说自己为周宗室之后，而达到提高身份的目的，不过从《左传•哀公十三年》： 吴人（夫差）曰：“于周室，我为长”。（在当时整个周宗室诸侯中，以夫差为长辈，所以他有责任去挽救疲弱的周室），在黄池诸侯大会中，夫差想争坐主位，而大会中没有人提出异议？代表周天子派去晋国参加黄池大会的大夫童褐，亦同意夫差的辈份！

孔子是最推崇泰伯的，若果夫差等人附会成为泰伯的后代，而差不多与夫差同年代的孔子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史记》记载吴王世系表时，是从泰伯开始一直到后代吴王夫差，每一代的人名都很清楚地记载，可信程度极高。若果夫差不是泰伯真正的后代的话，司马迁一定不会把夫差加入世系表的。

汉永兴戊午年，汉帝命糜豹守吴郡，建太伯庙于闾门外，太伯四十一世孙如胜，以家藏世系进奏，帝览而制曰：“贤哉吴大伯，广泽弥流长，遂命太尉黄琼，建议如胜的次子允承，为奉祀侯，永主庙祀”。（若果进奏的家藏世系是假的话，为何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因为此乃欺君之罪！）

文献记载到吴王夫差的曾祖父寿梦，去见当时的周简王。寿梦带去先祖西伯赠泰伯的“德鼎”，周简王确实寿梦的身份后赐予玉钺，并授以高规格的接待。（泰伯的三弟季历，季历的儿子昌，昌就是周文王，周文王亦称“西伯、四伯”，泰伯是周文王的大伯父）。

《史记•泰伯世家》末段，作者司马迁说他读完孔子所作的《春秋》之后， 才知道中原的虞国和荆蛮的句吴是兄弟！

还有从泰伯到夫差，二十五代人都是住在同一地区，同一个城，没有记载到从某一代人起，搬到别的城市居住，或某一代人突然间由某城市搬进这地区来。二十五代人都是住在同一地区！同一个城！

批注七：夫差的真名是“终累”

《史记•吴太伯世家》谓：吴王阖闾十一年，公元前504 BC，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

《左传》晋定公六年，公元前506 BC，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 

让我们来看看时间表：

506 BC 4月，太子终累败楚。《左传》

506 BC 11月，吴王阖闾，伍子胥，孙武，入楚，败楚。

从4月到11月，几个月内吴王合闾要准备大举进攻楚国，没有必要在这百忙的时刻，临急临忙另立新太子，所以四月的太子终累亦是十一月的太子终累

505 BC 六月，吴王合闾由楚国返吴国，处理夫慨事件

505 BC 七月，伍子胥，孙武回吴国。楚昭王复位

由506 BC 11月份至505 BC 6月份，在这7个月内吴王合闾正在占领楚国， 没可能另立太子，所以太子仍然是终累。

504 BC 春天，吴王合闾派太子夫差伐楚《史记》

吴王合闾于六月返回吴国，但计划在明年的春天（三月份？）准备派太子去伐楚。从今年的六月份至明年的三月份，几个月内，吴王合闾首先要把夫慨赶出吴国（因为弟弟夫慨擅自称王），刚刚回国的吴王合闾应该有很多国事等着他去处理，没有时间和必要去另立新太子的。所以仍然是太子名终累。

“夫差”是个年号，不是人名，是太子终累在吴王合闾战死沙场之后，正式成为吴国新国君之时，才改年号为“夫差”。所以吴王合闾仍然在位的时候，吴国应该不可能有“夫差”这个年号的出现或太子“夫差”这称呼的。因为父王还未死去，何来有新的年号“夫差”！

《左传》记载为太子终累，《史记》记载为太子夫差。《史记》还记载吴王合闾派太子夫差伐楚！ 文献记载“夫差三年”，“夫差二十年”，或“合闾八年”，“合闾九年”等等，那些都是年号而不是人名，因为公子光的年号是“合闾”，太子终累的年号是“夫差”，不会用名“夫差”，年号亦是“夫差”！

批注八：鸡父之战 吴大破七国联军

公元前519 BC ，即周敬王元年，当时的形势是，中原诸侯各国，因为国内不和，暂时没有向外扩张的意图，于是交战争霸的轴心，由黄河流域中原诸侯国，转向长江淮河流域。

晋国因为顾虑到强大的楚国，随时会挥军北上进攻晋国，于是找到一个在海滨静静地生活了数百年的吴国乡巴佬寿梦，原来只想利用吴国从侧面去牵制一下楚国而矣，从没想到吴国的潜力会如此强大，在未有正式受军事训练和装备简陋的情况下，和楚国开始的几场仗，都能打到当时诸侯们闻之丧胆的楚国东歪西斜。晋国花了几拾年与楚国在“城濮”之战里还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吴国再経过吴王寿梦励精图治之后，国力更盛， 在短时间之内居然可以摆脱了对楚的臣属关系，并挤身于争霸之行列！

“鸡父”之战，是吴楚相争初期之著名大战！

公元前519BC，初夏时分，吴王僚，公子光（后来的吴王合闾）等率师进攻楚国之州来（今之安徽凤台），楚平王下令司马薳越统率七国联军前往救援那战畧要地州来，七国联军就是楚国加上顿国（今河南商城），许国（今河南叶县），蔡国（今河南新蔡），沈国（今河南沈邱），胡国（今安徽阜阳），陈国（今河南睢阳）等六个小诸侯国军队，由带重病上阵的楚国令尹阳匄（子暇）督师，大军浩浩荡荡的出师保䕶国土，迎战远道而来的吴军，吴军见这庞大的阵形，马上从州来移师至钟离地区，就在这时候，楚令尹阳匄病死军中，由于楚军失去主帅，司马薳越马上下令撤退到鸡父（今河南固始附近），再作决定。

公子光分析形势，认为楚国主帅身亡，楚军不战而退，已不利军心士 气，加上追随楚军作战的小诸侯军队，大多数是被逼而来，是无心恋战 的，其中沈国与胡国的国君态度恶劣，很难和其他联军配合作战，陈国的主帅夏啮，亦很难与人相处。楚国统帅司马薳越资历浅，军心还未服。公子光分析这支七国联军之后，认为联军外似强大，但内里却政令不一，士气异常低落，有不受统帅指挥等的弊端，吴军若进攻，胜算会很高。

吴王僚，公子光等决定先静静地迅速逼近七国联军，然后于第二日作总攻击。

公元前519 BC，七月二十九日，是日乃“晦日”，在古代称此日为“忌日”，是不适合作战的，但吴军却在七国联军后方突然间出现，联军大吃一惊之后，便仓猝准备迎战，楚国统帅司马薳越将无心恋战的六国军队列于前阵，以掩护楚军。吴国则兵分三路，各主力军预先埋伏，像一个口袋形陷阱，以几千名未打过仗的囚犯为诱兵，先去攻打楚国联军，迎战的是小诸侯国的前锋，他们一上阵己把吴国的囚犯兵赫退，都笑到在地上打滚，以为吴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便毫不犹疑地穷追吴国囚犯兵，到了埋伏范围之内时，吴国主力三军突然出现，七国联军中的陈国主帅夏啮， 沈国和胡国国君等被擒杀，吴军将俘获的战俘，为了要扰乱敌方的秩序，于是放他们回到本来阵地，那批拾回性命的战俘，向着自己本阵营狂奔而去，吴军在他们后面擂鼓吶喊冲杀，其他的小诸侯国联军见状，都作鸟兽散。在后方准备重新列阵的楚军，亦被这批发足狂奔的联军扰乱了阵势，七国联军乱作一团而被击败。

吴国以薄弱的兵力，入楚国的国境，打败了七国联军，这对楚国来说是一次极沉重的打击，楚国令尹由囊瓦来接替，楚国国势从此江河日下，在一段长时间之内，楚国不敢对吴国随便开战，整个天下对吴国亦要另眼相看。

批注九：伍子胥鞭尸之谜

吴国占领楚国之后，传说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其尸，学者们议论纷纷，让我们先参考各类文献的记载：

《史记》除了在吴太伯世家记载此事之外，又在《史记•伍子胥列传》再记载到他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

《吕氏春秋》说伍子胥只是亲射王宫，鞭荆平王之坟三百。

《谷梁传•定公四年》说他挞平王之墓。

《淮南子•泰族训》说伍子胥鞭坟。

《越绝书•荆平王内传》亦说到他只带六千兵马鞭墓而矣。

这都是柏举之战后，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之后的记载，是否真的有鞭尸这回事，确实令人怀疑。一个雄才大略的樊城守将，见惯厮杀场面的军人，虽然全家被抄斩，亦不会去挖君王坟墓鞭尸的，但是他应该会作出某种行动来表示报家仇，所以人们才会传出他鞭尸的不同故事。

其他文献如《左传》没有记载他鞭尸的事，只记载楚平王杀伍奢一家人，而鞭尸这天大的事，居然没有记载？

楚国屈原，伍子胥的同胞，这个楚国的忠臣，时常称赞伍子胥，甚至乎将自己比作伍子胥，难道他没有听过伍子胥，鞭他楚国君王尸体那大逆不道的事情？为何屈原完全未提及如此天大的事情？原因是根本没有那回事！

最有力的现场目击证人，就是孔子，当吴军攻入楚都时，孔子还在世的，如果伍子胥真的鞭了楚王尸，孔子一定会知道，这种挖君王之坟，鞭其君王之尸，如此大逆不道的报仇方式，孔子在言论间居然会一字不提？况且楚平王已被埋葬多年，尸身或许己腐烂，只剩骸骨，何尸之有？加上古代帝王级的墓，是巨型大土墩。（请参看现代人用现代器械工具，去发掘小诸侯曾侯乙的小型墓，就知道有多困难了）。除了大土墩之外，还有巨大且重的椁木，之后是一层层很厚很硬的石膏层等等。若果要在那极龎大的大土墩外，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要准确地估计大土墩内埋葬楚王尸体的正确位置，是极之困难的事！还要在短短时间之内掘出那具尸体？谈何容易！况且伍子胥，孙武等人在楚国总共只停留大约七个月而矣，一方面要随时应付楚军的突击，之后又要准备迎战秦楚联军。没有人力物力和时间去挖掘那庞大的帝皇级皇陵！所以鞭尸的事有点不合理！

批注十：倭与倭

很久很久之前，有族人居住在太平洋沿岸，亦有居住在古代中国的沿海东岸，山东，浙江，福建一带，更有在古代的韩国和古代的日本沿岸居住过，他们多数以海边或小船为家，以打渔为生，食海中的产物。由于日晒的关系，皮肤会产生色素来保护，于是他们都比其他人，尤其是来自中原的人为黑，他们更常以木炭，混合植物汁液或坭土等涂身涂面，亦发现了纹身的方法（以木炭坭土颜料无意之中搽在伤口上，伤口痊愈后会有纹身的效应），因为常常出入水中，为了工作方便和上岸后头髪较易干的原 故，他们常保持短髪，不像中原人那样喜欢束长髪。 

他们有船作为交通工具，可以到处去，没有国界之分，根据季节不同而到不同地方去打渔，甚至会在当地定居下来，或随时搬到别的地区（最近才开始的科学硏究结果，新西兰的毛利族与台湾某族原住民的DNA相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还特别将毛利族人到台湾寻根的故事拍成电视记录片，在电视播放。还有很多数不清的例子，例如台湾某部份原住民与菲律宾的某部份原住民，语言相通等等例子）。

后来中原的人到了这些地区，见他们的皮肤已经被晒得黑黑的，再涂上黑色的木炭颜料在身上（中国古文献例如《汉书•地理志》谓如墨委面也），加上大家言语上又不相通，于是中原人就习惯地称他们为“黑色”的人。虽然“黑色的人”分布于不同的地域，很广和很大，但他们都是同样地在身上涂满深沉色的颜料，于是中原人都统统称他们为“黑色”的人，他们分布的地域亦都统统称为“黑色人”之地。那是几千年前的事了。人们还没有健全的文字，中原地方只有些金文甲骨文之类的文字，在其他较落后的地方就更加不用说了。历史故事就只有靠人们的口传而矣。“黑色”在河洛语读作“乌”“ALL”（音傲），于是“黑色”的人就是“乌”“傲”人，“黑色人“之地就是“乌”“傲”“ALL”地。

泰伯跟“傲”“乌”“黑色”人住在一起，建立了范围之后，以地取名，将自己的范围亦称为“傲”“乌”地。到后来开始可以用“文字”来记载的时候，于是有人根据囗传的发音写成了“干吾”“攻䱷”“勾吴”“勾句吴”，亦有人写成“攻吴”“倭”“吴”⋯⋯等等同音但异字。

古代文献例如《汉书•二十八卷》等等，有记载“倭”“乌”“黑色人”的记述： 乐浪海中有倭（乌）人⋯⋯分为百余国⋯⋯如淳曰：如墨委（乌）面，在带方东南万里⋯⋯今犹有倭（乌）国。

《魏略》:倭（乌）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 皆倭（乌）种。

《后汉书》作者班固和《论衡》作者王充，都是著名历史学家，亦是好朋 友，但是他们对于倭（乌）的所在地，却有不同的见解，班固认为倭（乌）地和倭（乌）人是指大约在今之朝鲜半岛以南，海之对面地方。但王充却认为倭（乌）人和倭（乌）地是大约在中国南方吴越之地才对。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倭（乌）地都有不同意见，他们亦不能确定倭（乌）地的所在位置， 可以想象出若要正确地指出倭（乌）地究竟在那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王充，东汉27-97 AD 人物，会稽郡上虞県出生，是在会稽倭（乌）地出生的人，原则上王充应该比任何其他人较了解倭（乌）地的，就连他也搞不清楚究竟正确的倭（乌）地在那里？其实答案是他们两位都正确！这两位学者所提出来的倭（乌）地的位置都正确。

批注十一：秦始皇与徐福的故事

秦始皇姓赢，名政，东夷人。东夷人就是古代住在沿海以渔为生的讨渔人。分布于古代韩国，中国东部沿海，日本西部沿海，以燕子为图腾，亦以“燕”为姓（“燕”“赢”为同音异字）。

秦始皇在刚刚统一六国之后，应该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办的，而他却急不及待地离开首都「出巡」到山东这些地方，去了山东之后究竟做了甚么？没有人知道，历史亦没有记载下来，（消息已被封锁？）。只知道他经常「出巡」，甚至有地方志说他到了山东之后，失踪长达五个月之久。

历史文献记载到秦始皇所谓「结识」了徐福（其实他与徐福的关系不单止是认识，还很密切才对）。

秦始皇之后，大约再过百多年，才开始有文献记载到秦朝徐福带领着几千人，包括“童男童女”（应该是包括很多秦始皇的家族在内，诸君查看秦始皇家族后代在古代日本的名单就可略知情况，是日本古代除了吴王夫差之外，渡来人后代中最大的一批！）

不同文献有不同的记载，有的估计是五百童男童女，有的估计是三千童男童女⋯⋯，（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起航出发到「日本」的出发地点究竟在那里？二千年来还未有人肯定， 当时没有人记载下来？历史对这件重大新闻却「记载」得很少很少，那几拾艘每艘可载几拾人的大型楼船，是在那里制造的？亦没有人知道！数本历史文献对这些发生比他们才早了一百年的重大新闻，没有记载下来？（在秦朝时候，“日本”应该还称为倭（吴）国的，因为到 600 AD 之后，倭（吴）国才正式改称为日本国）。

如果大概计算一下，如此庞大的“旅行团”，大约有五千人，若每人收费一万元的话，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旅行团，加上要花一笔巨额数字来制造差不多百艘的大船，竟然没有人知道在那里制造？没有地方志详细记载？

不过我们亦可以猜得出来，在古代是离不开那几个有设备及懂得制造船的地方，还要有大量随团出发在船上工作的技术人员（要有经验，不是临时就可以训练出海的人员），这批技术人员会造船，驾驶大船出大海洋，敢与大风浪博斗，又要有维修船只和天文航海知识，除了在浙江或福建沿海一带的河洛人之外，当时还会有其他人？（吴王夫差之前一直到现在今天，仍是这批人在造船，仍然是这批人在大海上航行，吴王夫差就是靠这批人导航，靠这批人在九州岛建立庞大的海军势力）。

秦始皇之后的一百年左右，历史学者们才臆想猜测出当时的“情况”，例如“历史”记载说徐福他们从未到过倭吴国、扶桑“日本”，亦说他们对前往日本的航道不清楚，有文献说徐福告诉秦始皇海中大鱼太多，所以船不能航行，于是秦始皇派弓箭手到海边射大鱼！或有说船队迷失了方向而漂流到了其他地方上岸，或者说到徐福欺骗了秦始皇，秦始皇怒，徐福再也不敢返回秦国等等的“历史”故事（参看《史记》或《汉书》）。

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那条由古中国到韩国再到日本的古老航道，吴王夫差之前的人们，倭（句吾、勾吾、吴）人，东夷人，南岛人，河洛人等等， 这些一辈子靠着大海来生存，一辈子与海浪搏斗的人，老早就已经很熟悉这些航道了，他们对于气候风向，潮水流等等都了如指掌，靠他们把很多古代的人物运载到目的地（参考批注十二：那些人到了古代的日本），其中包括唐朝在马嵬坡用替身顶替她而逃脱的杨贵妃，就是要靠这批人偷偷运送到日本的！后来她的秘密被白居易在“长恨歌”里道破了。唐朝的时候，从皇后，䮛马，以至公主等等都与季扎的后代姬吴氏有着不解的姻亲关系（季扎乃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扎的后代姬吴氏在唐朝是非常有势力但很低调的外戚。当时倭吴国于600AD改称日本之后，派遣唐使到唐朝交流。遣唐使在九州岛出发之时，亦要靠这批河洛人来航海运载的。这批人靠着海洋生活了很多世纪，对这条航道是非常熟悉的。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里，记载到项羽入咸阳，杀子婴，烧阿房宫之后，秦朝基本上在中国历史里落幕了。

但是只要打开日本古代的文献，就会看到秦始皇是第二批最大渡海去古代倭（吴）国居住的人（当时仍称倭国，600 AD后才改称日本），最大的一批是古倭吴国的吴王夫差，他们比秦人早到大约二百多年，夫差那批人并且成为当地的原住民之一（称“熊袭人”之一），接待秦人渡来古日本的古日本朝廷，就是吴王夫差的后代！当年渡来古日本的徐福家族和秦始皇的家族都住在同一个区域，成为豪族，这些资料在日本古代文献都有详细记录可查的。若秦始皇怒于徐福，为何他们的子孙成为邻居，都住在一处。后来他们的后代们更在山口県“周防”这个地方，建立了国家，称“秦王国”！目击证人包括僧人，古代中国朝廷要员等等。

最值得注意的是，据文献记载秦始皇出巡去山东，常到的地方称“无棣”（古代称为海丰），“碣石”（意即石头建的），这两个地方都是秦始皇经常住的。附近有地方名“登瀛处”，传说秦始皇徐福的船队是从那里出发到日本的。

巧合的是广东汕尾有深水渔港码头，与近邻的泉州都有历史长久的造船业，有无数出大海洋的大船，当地有数不清的河洛人直至今天还在靠航海或渔业为生，汕尾海湾附近就是“海丰”，附近有地方名“碣石”（河洛语解作用石建的），附近地方有大石名“登灜石”（传说拜祭或站在这石上面，将来会做大官）。

根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BC，秦始皇派六十万大军， 名为灭百越之军，先驻守于福建中部，然后经揭阳山直达兴宁及广东海丰，六十万大军目的为何？保䕶？帮忙？或用作封锁消息？

秦朝解散之后，六十万大军就成为客居他郷的「客家」人，海丰地方至今仍然有白字戏秦腔戏的流传，还是用「中原官话」来唱的（此官话不是指华北的普通话，而是古代中原的「官话」）。

当年秦始皇在最后一次踏足古代倭吴国（当时还未改称日本）之后，眼见大部份家人都在这边，就再没有回到秦国了。秦始皇能拥有统一天下的智慧，没有“死”在“出巡”的归途上，要找他的墓？到山口県周防，从前“秦王国”的地方吧！（位于古代日本九州岛的倭吴国是600 AD后，由圣德太子改称为日本国，600 AD 之前的中日历史里，应该还未有“日本”这个国名的）。

批注十二：那些人到了古代的日本

古代日本除了吴王夫差把家人和部份倭吴国搬到九州岛之外，还有很多家族集团亦搬到古代的日本，让我们从日本古代的文献来参考一下。可供详细参考的日本文献有《皇别•神别诸番》《古代氏族系谱集成》（乃太子万多亲王等人编撰的姓氏录）《中国系渡来氏族谱》等等。

秦始皇的后代人数为历年来最多，据《日本新撰姓氏录》（作者是太子万多亲王等人于815 AD 编，可信度极高）记载如下：

秦始皇太子胡亥的后代，姓己智氏

秦始皇太子胡亥的后代，姓三林公氏，长冈忌寸氏，樱田连氏

秦始皇皇孙，孝德王之后代，姓秦公氏

秦始皇三世孙，孝武王之后代，姓太秦公宿弥

秦始皇三世孙，秦公酒之后代，姓秦忌寸

秦始皇三世孙，太秦公融通王的后代，改姓秦长藏 连氏

秦始皇四世孙，功满王之后代，姓太秦公宿弥

秦始皇四世孙，功满王之后代，姓秦忌寸

秦始皇四世孙，大藏秦公志胜之后代，改姓秦忌寸氏

秦始皇四世孙，法成王后代，改姓秦忌寸

秦始皇五世孙，丹照之后代，姓秦忌寸

秦始皇五世孙，弓月王后代，改姓秦忌寸

秦始皇九世孙，笠达王之后代，改姓物集氏，国背完人氏

秦始皇十四世孙，尊义王之后代，姓秦忌寸

秦始皇十五世孙，川秦公后代，改姓秦忌寸

以上这些都是秦始皇后代的资料，中国历史里完全无记载。

另外汉朝刘邦的后代亦是人数很多的一批人，根据日本《刘氏族谱》及日本史籍记载，在曹丕贬汉献帝为山阳公之后，更加上后来司马氏灭魏而建立西晋。于是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十三代孙刘阿知（亦有写作同音异字的刘阿智），在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康十年五月289AD带领其家族东渡日本准备再重建家园，刘阿知的儿子刘都贺及族人刘信子等合共二千零四十人，于日本应神天皇二十年（应神天皇估计为270-313AD？），在九月到达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桧前村，被应神天皇（乃夫差后代的东倭吴国倭王）赐号为“东汉使主”，刘都贺后来被（雄略天皇？）赐姓“直”（参考批注十三：日本古代衔名）。刘阿知的后代被赐姓“阪上”，雄略天皇十六年，刘阿知的后人改赐姓为“大藏”，居于原田城，于天承元年（1131AD）正式以地原田为姓，到后来发展成为四十多个姓氏，包括：高桥氏，山本氏，桧前氏，河内氏，春井氏等等。

汉献帝后代刘阿知的随从，根据记载亦改七个姓氏：段氏（后姓高向，评郡）李氏（后改姓刑部），皂郭氏（后改姓阪合部，佐太），朱氏（改姓小市，佐奈宜，佐奈木氏），多氏（改姓桧前氏），皂氏（改姓佐波多，长幡部氏），高氏（后改姓桧前氏）。

其他阿智王的汉朝遗民随从改姓氏如下：西波多氏，平方氏，石村氏，䬣波氏，危寸氏，长野氏，俾加氏，茅沼山氏，高宫氏，大石氏，飞鸟氏，西大友氏，长田氏，绵部氏，田村氏，忍海氏，佐味氏，桑原氏，白鸟氏，额田氏，牟佐氏，甲贺氏等记载。

亦记载汉朝大将军韩信之后代，姓広海连，居右京诸番下。

汉福德王之后代，姓真神宿弥，居大和国诸番。

汉光武帝的孙刘章的后代，姓八户史，住河内国诸番汉光武帝刘秀的七世孙慎近王之后代姓下村主氏 汉灵帝后代，姓书忌寸，纪酒人忌寸等姓氏。

汉主刘邦七世孙的后代，姓桑原村主氏。

还有一批是三国时的孙权后代，根据日本《中国系渡来氏族谱》记载：

孙坚之子孙策，策之子孙权，孙权的其中一子为南阳王孙和，孙和的后代为孙皓，孙皓乃东吴的末代帝王，被晋所灭，为归命侯，皓有二子，太子瑾及次子弁，弁迁往古代日本，改名“意富加牟梠君”（“意”，日本古语读作“奥”，“意富”音“傲”，与“吴”字同音，加牟音“卡摸”，与日本语的“神”字同音）。

在日本仁德天皇时代（313AD？大鹪鹩天皇，谥仁德），意富加牟梠君（即孙弁）赐居地于茨田，于是以地为姓，姓“茨田胜”，为豪族。

孙权另外有一个儿子为会稽王孙亮，亮有子名峻，峻有子名求，孙求有二子，长子孙岳及次子孙回，长子孙岳跟从阿智使主（刘邦后代，汉献帝的十三世孙）共投化，改名为「牟佐村主」，住大和国高市郡（夫差后代的东倭吴国）。牟佐村主（即孙岳）的子名雷，孙雷儿子名青（孙青），孙青在古代日本朝廷官至史部，为牟佐村主氏族的祖先（见日本文献《雄略纪》二年十月至十四年正月）。

孙求的次子，孙回，孙回的儿子孙弦，孙弦之子名“奴久利”，后改姓名为“都久尔理久尔”，他于雄略十四年正月十三日，跟随“身狭村主青”即孙青，归化并居于倭吴国之吴原，后来改住和泉国大乌郡蜂田，他的儿子末武，为另一个豪族“蜂田药师”之祖先⋯⋯，很多很多代都是著名医生，他们的族谱还一直记载到千年后的宗字辈人物如宗正，宗左，宗通，宗久等后代，大约在1380AD，住在纪伊国，那贺郡中津川村人等等的详细记录， 这些都是孙权后代的详细记载，在中国历史里完全找不到的。

另外根据《日本古代氏族系谱集成•下卷》记载有： 鲁王兴后代姓阿直岐

鲁国王冯弘后代，成为川内汉直，台忌寸等姓氏

鲁国的孟柯（孟子）后代，名孟蕙芝，于天平宝字三年六月（729-749AD， 到达古代日本成为嵩山忌寸等姓氏

辽东太守燕王公孙渊后代，成为赤染造，御山造等姓氏

汉王刘渊后代，成为和药使主，田边史等姓氏

周灵王太子晋的后代，成为山田连，山田史，三宅史等姓氏

周宣王儿子尚父后代，成为板茂连，伊吉连等姓氏

周鲁公伯禽之后代，姓白鸟村主氏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后代于雄略天皇时投化，成为土佐，幡文造，高向史，大岗忌寸，上村主，野上连等等姓氏

曹操的儿子曹植（七步成诗，魏文帝曹丕之弟）的后代，于仁德天皇时期投化，成为上村主氏，高根朝臣等姓氏

北齐温公高纬后代，姓温义氏，居摄津国诸番

隋炀帝杨广之后代，姓杨侯忌寸，杨胡史，居住在左京诸番上

  （还有很多，不能尽录）

 

注解十三：日本古代之衔名

“首”：古代日本帝皇赐与之衔名，此衔名给予古代功臣们的后人，或有权势之渡来人（外地来的人）

“君”或“直”：乃给予居于首都范围以外的豪族

“忌寸”“史”“村主”：乃给予渡来人豪族的衔名

“臣”：给予有正统血统皇族的远房亲戚，但居于首都范围

“连”：给予非正统血统的皇室成员（有姻亲关系）居于首都者

允恭朝代（大约412AD？）姓氏阶级的制定：

“君”“臣”“连”“造”“直”“首”

天武朝代684AD 制定：

“真人”“朝臣”“宿弥”“忌寸”“导师”“臣”“连”“稻置”

 

批注十四：《魏书•倭人传》的故事

《魏书•倭人传》是后人给此书的简称，原来是西晋陈寿280AD时候的著作，正名是《三国志•魏书•第三十卷•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略》，但正本己失传，不知去向，现今的《魏书•倭人传》是后人的所谓手抄本而并非正本。

这本所谓手抄本《倭人传》并非真正的历史文献，只能当作参巧书籍之用。因为正本作者陈寿根本未到过古代的日本，他可能收集了不同倭人倭地的资料故事，及阅读各类有关倭人的古文献，甚至访问曾经出过海， 到过所谓“倭地”船员们的故事，然后拼在一起合成的，但作者在东并西并不太清楚情况之下，将古代中国地区的倭人倭地，当作是古代日本地区的倭人倭地来记载。一个倭地在西，另一个倭地在东，完全是不同地域！魏晋当时的航海业并不发达，若果要周游列国，须要有航行大海洋的大船，航海和天文知识都要丰富的船上工作人员，更起码要有懂得当地语言的人才（当时的古代日本，语言还未统一，有很多很多种不同语言）。《倭人传》的作者（们）好像很清楚古代日本当地的环境，并记载所到国家的生活一切，详细列出各地方的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宗教葬礼，地方上的各种兵器，各种礼节，各种法律等等，这些事情都必须在当地各国居住过一段长时间后才会明白的，况且此书的作者（们）对当地语言有困难，如何去理解！

在这本《倭人传》之后，那些《晋书》《梁书》《南齐书》《南史》《隋书》等等都是大家抄来抄去，是记载千篇一律的所谓“历史”书。

我们试想一下，从泰伯时代起，经过了大约一千四百年，便是《魏书•倭人传》的魏晋时代 （1100BC~280AD)。

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吴王夫差起，经过了大约七百多年之后，便是魏晋时代（470BC~280AD)。换句话来说，直至魏晋时代，夫差的后代已经在古代日本九州岛生活了差不多七百多年。

我们从古代日本的大型古坟来看当时在九州岛倭吴国的建筑技术已相当发达。铜铎，兵器亦可看出当时九州岛倭吴国制造科技之优良，当然还有倭吴国那造船业技术，丰富的航海知识更是魏晋时代所望尘莫及的，还有那吴王夫差从古吴国带到九州岛的稻米种植法，更是高超的农业技术！

可笑的是手抄本《魏书•倭人传》和其他互相抄袭的“历史文献”，反而将当时的九州岛倭吴国和在九州岛倭吴国夫差的后代，写成了他们好像是远古中国三千年前泰伯时代，古代中国荆蛮之地的土人一样断髪纹身，好沉没捕鱼蛤！可能是《魏书》作者抄袭错误之过失！

另外我们来假设夫差在473BC，撤退到日本九州岛再重新建立新倭吴国， 真的像《魏书·倭人传》所说的，夫差他们当时真的又重新开始过着荆蛮式的生活。回到很多年前的老祖宗一样，在日本九州岛又重新开始，过着断髪纹身和好沉没捕鱼蛤的生活，就像《魏书》所说的。（不要忘记在473BC,吴王夫差当时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和航海技术）。

由473BC到千年后600AD的隋朝时代，《隋书》仍然是记载到夫差后代们，在九州岛还是过着荆蛮土人式的断髪纹身，好沉没捕鱼蛤的原始生活方式！要知道从夫差到隋朝已经过一千年了。夫差后代们在九州岛捕了一千年鱼蛤？完全没有进步到？可能“作者”又抄袭错误吧！

想当年呉王夫差在春秋戦国的远古呉国时代，科技方面已非常发达，无论是造船业，农耕技术，尤其是武器之精良，当时己经超出很多国家，但是千年之后，据《魏书·倭人传》和其他「历史」文献的记载，夫差的后代们反而在日本九州岛断髪纹身捕鱼蛤？过着荆蛮人的生活？完全没有道理！

《魏书•倭人传》有很多内容是抄袭《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魏书》抄袭《汉书》内容对照如下：

《汉书》作于大约 32-92AD

《魏书•倭人传》作于大约 280AD，正本己失传

《汉书》文身断髪，以避蛟龙之害（原来是指吴越那边之倭地）

《魏书•倭人传》断髪文身，以避蛟龙之害

《汉书》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原来记载指吴越之倭地）

《魏倭传》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错误以为是日本的倭地）

《汉书》会稽海外有东鳀人（颜师古，孟康都认为“鳀”字读“题”音，河洛语“题”字可读作“治”“D”音）

《魏倭传》当在会稽，东治之东（「治」是「鳀」同音异字

《汉书》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魏书•倭人传》其风俗不淫

《汉书》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

《魏倭传》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汉书》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

《魏倭传》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

《汉书》 亡马与虎，民有五畜

《魏倭传》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

《汉书》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

《魏倭传》兵用矛，楯，木弓，竹箭或铁金镞或骨镞

《汉书》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渡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

《魏书•倭人传》女王国东，渡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

《汉书》其田民饮食以笾豆

《魏书•倭人传》饮食用笾豆

《汉书》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魏书•倭人传》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

（《魏书-倭人传》抄袭《汉书》还有很多例子，不能尽录）

 

批注十五：神武天皇

根据日本文献记载，神武天皇在九州岛的阿苏山出生，阿苏山位于九州岛西倭吴国附近（为远古吴王夫差后代所建立）。神武天皇后来带领着庞大的海军从日向国向东方出发，在奈良地区建立了另一个新倭吴国。为“畿内”倭吴国，我们称之为“东倭吴国”。

神武天皇的第四子神八井耳命的曾孙“健淳美命”，开始使用“阿苏”氏之姓（见《日本姓氏考》），神武天皇的曾孙“速瓶玉命”（见《日本姓氏考》）为阿苏国之首领。

第四子神八井耳命的后代（第十二代），为“或叹”，开始使用“多”的姓氏，“多”日语发音为“Ngo”“傲” ，（“吴”在河洛语发音为“Ngo”）。

阿苏山就是后来景行天皇命那地方为“火之国”，后来又称为“肥国”，因为火与肥同音之故。古代当地的国造势力（即首领），有火国造，阿苏国 造，苇北国造等等（为现在的长崎，佐贺熊本県一带地区）。吴王夫差后代市鹿文就是火国的女首领（女王）。

神武天皇究竟是何时代的人物？根据日本历史《先代旧事本纪》作者是神武天皇曾祖父的兄的后代「物部氏」所编撰，（并非普通人所编的，所以可信度极高），《第三卷•天神本纪记载》当时有一批人，共六十四人，在同一艘大船上，渡海来到古代的倭地区（那时候还未称日本），并开始了皇朝的基业，渡海来的六十四人名单上，包括天皇一世“天照大神”的儿子“正哉吾胜々速日天押穗耳尊”，及做镜者（古代的高级科技人员）名“天糠户命”，及其他六十二人，（在这批同船的人里，其中一人的墓穴所出土的文物被测定为380 AD左右）。

神武天皇（又名若御毛沼尊），父亲为日子波限建鹈草葺不合命，祖父为彦火火出见尊，曾祖父为琼琼杵尊，高祖父为天忍穗耳尊，太祖父为天照大神。

古代日本文献记载神武天皇之兄「御毛沼命」，到访中国古代的燕国，因为神武天皇的母亲可能来自燕国，燕国在古代日本称为「常世国」。常世岐姬神社，常世氏家族参拜自己祖先燕王公孙渊。《新撰姓氏录》记载左京诸蕃常世连出自燕国王公孙渊也（常世氏·连姓）。

历史记载神武天皇的二十七代后人为“大朝臣万侣”，又称大朝臣麻吕， 他是日本古代历史文献《古事记》的撰作人，《古事记》里清楚写明大朝臣万侣死于“和铜”五年的正月廿八日，即723 AD，（年份亦可参巧《古代氏族系谱集成》）。神武天皇乃大朝臣万侣的27代祖先。

根据日本文献《日本先代旧事本纪》的记载：神武天皇的高祖父“天忍穗耳尊”与当时同船的其中一人就是“天儿屋根命”，天儿屋根命的第二十二代人，乃日本着名人物“中臣镰足”，古代重要的“大化改新”大改革，发生于645 AD，两位主要人物就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文献记载中臣镰足死于669 AD。

日本历史文献记载汉献帝玄孙刘阿知率领二千多名汉室后代，于公元289 AD出发到韩国和日本（文献没有说明花了多少年，可能先在韩国停留一段日子之后才出发到日本）。他们在应神天皇二十九年九月到达日本定居。估计应神天皇可能是289 AD 时代出现的人物。神武天皇比应神天皇早十四代人，参看《日本先代旧事本纪》《古代氏族系谱集成》。

古代日本神话故事中的「天孙降临」乃说到有一批神人，坐大船到古代日本，开创了日本这个国家。（吴王夫差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发生的地㸃不在日本本土，于是便成为日本古代的“神话”）。

“天孙降临”的意思，根据《先代旧事本纪》这部日本古代历史文献的解释，「天孙」乃是“天照大神”的孙，「天降」的意思是他们（物部氏的祖先） 坐大船由海上到了古代的日本而开始其皇朝基业的。

由于此文献《先代旧事本纪》的作者并非一般的人，乃是神武天皇的曾祖父（即琼琼杵尊）哥哥的后代“物部氏”所编写的，所以可信度非常之 高。我们在那些数据里可以找出很多答案，当时能够做出可以载几拾人（六十四乘客和船上工作人员）的大船，并且要有航海和天文知识，拥有如此技术的国家，只有三个可供选择，那就是齐国，越国和吴国。当年只有吴国人要坐船离开本土求生存，到别处去重新建立家园。

注解十六：神武天皇后代的姓氏（部份）

神武天皇的后代和他们的姓氏（部份）

姓“茨田”氏

神武天皇的皇子“彦八井耳命”之后代姓「“茨田”“宿弥”氏（“宿弥”是衔名

神武天皇的第11代就是景行天皇

“茨田胜”为景行天皇皇子“息长彦人大兄瑞城命”后代之姓氏

“茨田胜”姓氏：吴国王，末帝孙皓之子孙弁（魏蜀吴三国时代孙权的后人）孙弁之子改名为「意富加牟枳君」在仁德天皇时赐地于「茨田」邑，后以地名「茨田」为姓，“意富”与“吴”同音异字。“加牟”与“神”同音异字。

“犬上朝臣”乃神武天皇第11代景行天皇小儿子后代的姓氏。小儿子名“小碓尊”，又名“八碓命”，亦称作“日本武尊”或“倭建御子”。

“犬上朝臣”姓氏的后代中，亦有姓“额田村主”姓氏的。（朝臣和村主都是衔名）

“额田村主”氏，亦是远古吴国吴王夫差后代的姓。

“额田村主”与“犬上朝臣”是同祖先，祖先就是神武天皇。

姓氏“额田部”“天御影命”孙（同神天皇十三世孙）「意富伊我都命」之后代，“明日名门”之后代。

姓氏“额田部”，乃三国孙权后人。亦是“都久尔理久尔”后代的姓氏之 一。孙权六世孙名孙弦，弦的儿子“奴久利”后来改名“都久尔理久尔”，他于雄略天皇14年1月13日跟随孙权的另一位后代孙青（孙青又名“身狭村主”青）归化并居住于奈良的东倭吴国之吴原。“都久尔理久尔”后来搬到和泉国大乌郡的“蜂田”地方，他的儿子成为当地豪族，以地“蜂田”为姓， 成为“蜂田药师”氏的祖先，可参看他们的族谱。

神武天皇的第八位后代就是孝元天皇

“额田首”乃孝元天皇的王子“武内宿弥男”“平群都久宿弥”之后代的姓氏。 （宿弥是衔名）

“额田首”是孝元天皇的王子“彦太忍信命”之后代的姓氏

“犬上朝臣”孝元天皇的长子“大彦命”后代的姓氏

“额田村主”乃“犬上朝臣”后代的姓氏之一

“额田村主”亦是远古吴国吴王夫差后代的姓氏之一，“朝臣”、“村主”、“首”都是衔名）

吴王夫差后代西倭吴国之国君倭王“满”，亦即是东倭吴国（600 AD改称日本国）的历史里所提及的“盘井”此人。“盘井”与“倭王满”是同一个人但用不同名称记载。

倭王“满”或“盘井”乃“金川”氏的始祖。据金川氏族谱的记载，姬姓的倭王满“盘井”是筑紫国（西倭吴国）国君，乃孝元天皇（东倭吴国）长子“大彦命”之后代。“大彦命”的后代亦有姓“犬上朝臣”的，“犬上朝臣”氏的后代有姓“额田村主”，而“额田村主”亦是远古吴国吴王夫差后代的姓氏之一。

神武天皇皇子的后代姓“茨田（宿弥）”氏。

景行天皇后代姓“茨田胜”氏，“犬上（朝臣）”氏，“额田（村主）”氏。

神武天皇后代的孝元天皇皇子后代姓“额田（首）”氏。

吴王夫差后代其中亦有姓“额田（村主）”氏。

“犬上（朝臣）”“额田（村主）”“额田（首）”都是同血缘，同祖先，祖先就是神武天皇。

换句话说，景行天皇后代，孝元天皇后代，吴王夫差后代，都是同血缘， 同祖先，祖先就是神武天皇！ 。

批注十七：吉田松阴与松野氏家族表

吴王夫差，原本「姬」姓，到九州岛之后，其后代于 694 AD 以居住地（松野峡、松峡野）为姓，由“姬”或“卑弥”姓而改姓“松野”。之后沉寂了好几百年，直至松野重吉（大约是1590 AD时代人物，即中国的明朝万历年间） 这一代时，又再开始活跃起来。

松野重吉有二子（长子）松野重光 （次子）松野复位

（长子）松野重光的后代

松野重基（后来改姓吉田），后代吉田重贤

吉田重贤（原姓松野），后代吉田重矩

吉田重矩 有二子 （长子）吉田矩行 （次子）吉田政之

（长子）吉田矩行 （此家族表之下半部有较详细的解说）

（次子）吉田政之

（次子）吉田政之被「杉」氏收养，改姓「杉」，名杉政之 杉政之有一子，名杉常德

杉常德 有二子，（长子）杉常道 （次子）杉贤良

（长子）杉常道 有二子 （长）杉修道 （次）杉矩方

（长子）杉修道

（次子）杉矩方 (即吉田矩方）

续上:

（吉田重矩的长子）吉田矩行的后代如下：

吉田半平

吉田矩之

吉田矩直

吉田矩定

吉田矩建 （无子，收杉常德的次子杉贤良，成为过继子）

杉贤良 （杉贤良返回吉田姓，是为“吉田贤良”）

杉贤良（亦即是吉田贤良） 亦无子，杉矩方成为他的过继子

（杉矩方是杉常道的次子，之前姓“杉”，过继“吉田”贤良之后，恢复原姓“吉田”，是为吉田矩方，都是远古吴国吴王夫差的后代）

“吉田矩方”又名“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就是近代日本家传户晓的著名人物 1830-1859AD，兵法家，教育家，改革家，思想家。

吉田松阴是古吴国吴王夫差的后代，远祖原来姓“姬”，694 AD后他的祖先改姓“松野”，到1590 AD？祖先再改姓“吉田”，他的祖父改姓“杉”，再过继给有血缘关系的“吉田贤良”之后，恢复“吉田”姓。吉田松阴有时候亦会用“松野”这个原姓的。例如当他在日本东北旅行时，他曽用松野多三郎这个名字。

批注十八：河洛语与日本语

远古时代吴王夫差带领着一批说河洛语的家族，及部分吴国人为求生存，到了古代日本九州岛重建家园。以致当地的语言亦受到河洛语的影响，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日本语还可以听到有河洛语的综影。

日本古代分为很多小国，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语言，古代日本人之间， 在言语沟通上亦有困难，直至几百年前，日本语言才开始统一，现在的互联网上还可以看到一代两代以前的日本人，还会说那些令现代日本人听不懂的“日本语”。

我们试将河洛语与日本语相似的地方作一个比较：

“日本语”发音或解释，与“河洛语”发音或解释，有惊人相似的字或字句如下：（只是提出部份作参考用途，太多而不能尽录）

“艾草“日本语读Yo-Mor-Gi，乃一团像羊毛球的意思，很像河洛语读“羊毛球”的发音

“迌”是漫无目的地散步，河洛语读“的多”，日语读“的的”

“川、小川”河洛语读“够瓦”小沟也，日语读“Ga-Wa”

“有无”日语读“Wu-Mor”，河洛语发音亦差不多

“川岸”日语读作“Ga-Wa-Gi-shi”小川的岸边也。河洛语读“Ga-Wa小沟，Gi-Tau 肩头（岸头、岸边也）。

“Wu-Ya-Mor-Ya”日语和河洛语都读作“有Wu影Ya无Mor影Ya」，解作“有影或无影”，意思是“是真是假”？

“暧昧”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都差不多，都解作“要或是不要”之意，“Eye 暧”是要的意思，“My昧”是不要的意思，“暧昧”就是要或是不要？

“海老”虾米、小虾也。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差不多，都读作“虾米”，河洛人称茶为“爹（茶）米”

“鱼脯”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差不多，读“He-Bo”乃晒干的鱼

“菜脯”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差不多，菜干或萝卜干是也

“飘飘”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很接近“Hyau-Hyau”（音枭枭）怪怪的意思

“便当”河洛语“食档”食午餐也。“拼挡”随便快快食午餐

“我是⋯⋯”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差不多“Wa-Si”

“奴”日语解作“家之子”，河洛语读“No”，子女也

“海女”日语读“阿妈”大年岁的女仕，河洛语“阿嫲”

“妻”日语读「“芝模”，河洛语读“乍模”同解作“内人”是也

“地上面” 河洛语读“淘咔”，“床”日语解作地面，读toko

“我给你”日语和河洛语发音都差不多

“Ho-Lu” 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很接近，都是解作“Ho给Lu你”的意思

“顾鲁”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很近，都解作“去你家”的意思

“Ga-Gi”日语写作“子供”，日语河洛语发音很似“Ga自Gi己”

“鱼市场”日语河洛语的发音都读作“街市”

“细”日语河洛语发音接近，都读作“Ho细”（好细）

“大肥”日语和河洛语发音接近，解作大肥的人（骂人肥猪也）

“曱甴”某地方的日语和河洛语读法解法一样，蟑螂是也

“烧酎”日语和河洛语将酒说成“烧酒”“烧Sure”者热也

“牛粪”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都读“Ku-Sai”

“汁”日语读Shi-Lu，吸物也，河洛语“吸”的动作叫Lu，啜饮也

“Lon-Chong”“Lon 笼Chong总”，日语和河洛语发音接近，同解释“通通，都是”的意思

“Kyo-Lai”日语和河洛语都解作“给我拿过来”的意思，“yo却Lai来”也“Da-Sai”日语里是一句愤怒词，日语和河洛语同音，“Da踏Sai粪”也

“Mor-Ya”日语和河洛语发音接近，“无影”是假的意思

“U-Lu-Sai”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很接近，河洛语“Lu你Char吵”你很吵的意思

“I-Ku”日语和河洛语解作“伊i去哪Ku”？伊即是“他或她”

“I-Ta”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是“伊i担Ta”，“伊”即是他或她，“担”是说的意思。

“Ke-Chi”河洛语是“给Ke钱Chi”，伸手“要求人家付钱”时的动作，日语“给Ke钱Chi”解作这人很“吝啬”，因为要常问这人“Ke给Chi钱”

“O-Ji-San”日语解作叔父之意，河洛语是“阿直Ji”“直”河洛语解作叔父，“生”是尊重语

“O-Ba-San”日语解作大年纪的女仕之意，河洛语是“阿婆”，“生”是尊重语

“Geo-She”日语河洛语都同音同解释：“哦！原来是这样的”

“O-Ko-Ru”“学古”是也，日语/河洛语都解作撒谎的人，那人在“学古”。学者，编也，古者，故事也，此人在编故事。

“Ma-Ta”日语/河洛语都读解作“Ma昩Ta担”，“昧”者不要也，“担”者，说话也，意即“无话可说”或“不要再说”了。

“KI-D-Te”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很近，“Ke”是“去”的意思，“D-Te”是“那地、那里、那位置”。

“Wa-Ga-Lu”“Wa-Ga-Lu-Gai”在日语是解作“明白？”“明白未？”在河洛语是：“Wa我”“Ga教”“Lu你”“Gai的”，解作：我教过你的？明不明白？

“Dor-Gor”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很相似，日语解作“Dor在Gor那里？”，河洛语是“Dor在De那Gor位置？”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而矣！还有很多很多，不能尽录！

网文《夫差在日本后代中的著名人物》（June 18, 2021）报道：

据日本古代历史文献记载，和根据吴王夫差简明族谱之记载，盘井（前西倭吴国倭王满）之后的第五代是津万吕，由津万吕到第九代的枫麻吕， 仍然在朝廷（东倭吴国/日本）做官。枫麻吕于延历十四年八月 796AD，入住京城的右京（右京通常是重要人物才可以入住的）。那时正是桓武天皇，于794AD，（大约是中国唐德宗时期）迁都到平安京（今之京都，史称平安时代），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贵族和僧侣们的权力。

枫麻吕的儿子岑成（官衔为左卫门少志），岑成有四子女，其中一个女儿成为“藤原诸贞”之妻。

藤原诸贞的职责是总管宫内所有工作人员，大舎人和内舎人。

根据日本文献《尊卑分脉》记载，藤原诸贞与松野岑成之女儿生有一子名藤原贞守。

藤原贞守（798-859 AD)，为平安时代的公卿，官至参议从四位上，行式部大辅。

藤原诸贞和松野岑成之女儿，生有两位孙女，一位孙女是藤原今子，乃文德天皇后宫妃嫔之一，生子名惟恒，就是惟恒亲王。

另一位孙女为藤原清经之妻子之一，藤原清经乃阳成天皇外祖父藤原长良之子，藤原清经的甥就是阳成天皇（876 AD）。

枫麻吕和松野岑成之后，大约过了二十多代人，都是平静生活，没有甚么事情发生，几百年又过去了，到松野种真这一代时，开始有多少记载， 据文献《松野家先祖书》《松野系谱》的记载：松野氏属于非藤原南家流派， 藤原氏乃日本古代有权势的外戚贵族。

松野种真的后代是松野平八，字蔵人，1577 天正四年卒。松野平八的后代是松野重吉，官至太郎马，1591天正十八年卒（大约是中国明朝万历年间）。

到了松野重吉这一代时，沉寂了几百年的夫差后代松野氏，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松野重吉有二子，长子重野重光，次子为松野复位。

松野重吉的长子松野重光，字平助，号一忠，官至安藤伊贺守，后来仕织田信长，于天正十年六月（1582），因为本能寺事件而切腹自尽（本能寺之变乃发生于1582，六月二十一日，几乎统一全日本，结束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被他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在京都本能寺中，起兵谋反，并将织田信长刺杀于本能寺）。

长子松野重光的儿子，松野重基（字玄蕃），松野重基有一子名松野重 贤，重贤又名十郎左卫门，松野重贤后来将松野姓氏改为姓吉田氏，成为吉田重贤（吉田氏的族谱可以证实此人）。（松野）吉田重贤之后大约过了十代人，出了一位鼎鼎大名的后人，影响近代日本至深的人物，亦是位教育家，改革家，兵学家，思想家，此人正是吉田松阴（参考批注十七：吉田松阴与家族表），于安政大狱事件中被拘禁，卒于1859年11月21日，吉田松阴本姓松野氏，为远古吴国吴王夫差的后人。当他在日本东北旅行时，

用松野氏，是为松野多三郎，他的姐夫久坂元瑞亦改用松野三平此名字。

松野重吉的次子名松野复位，仕丰臣秀吉，于九州岛战场上阵亡，松野复位有儿子松野重元，就是日本战国时代名将之一的松野重元（袓先姓姬氏，二千年前的古吴国吴王夫差的后代）。

松野重元（又名松野主马），字平八，号三正、正重。因为有战功被丰臣秀吉赐姓丰臣氏，是松野家族之首，原本是他的伯父松野重光为家族之首，后来因为松野重光于织田信长事件中，在本能寺切腹后，丰臣秀吉要求松野重元的父亲松野复位为松野家族之首，后来松野复位于九州岛战场上阵亡，于是松野重元小小的年纪便成为松野家族之首，并得到舅父石川光重的辅助，石川光重为丰臣秀吉的近臣。

日本天正十九年（1591），统一日本的安土桃山时代君主丰臣秀吉，封松野重元于丹波国内（今之京都部份地方），为三百石食邑，后来松野重元受丰臣秀吉之命仕小早川秀秋（丰臣秀吉的过继子），松野重元官至主马（官名）。

后来由于丰臣秀吉的政权衰落，于是羣雄并起，互相攻伐。到最后在1600年（大约是中国的明末清初），攻伐战演变成为一场决胜负的「关亇 原」大战，是一战定江山。由西部诸侯石田三成，对抗东部诸侯德川家康。原本小早川秀秋是西军石田三成方面的人，后来在战场上弃西军石田三成而帮助德川家康的东军，令德川家康大获全胜而统一天下。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开始。在这场极度关键的战事里，松野重元（官衔主马，相当于将帅，故又称为“松野主马”）是指挥铁炮兵部队的将领，铁炮是当时的先进武器，是主力部队。由于胜利者为王，所以松野主马成为战国时代的名将。

战后的松野重元（主马），在筑后地方（原来是千年前他老祖宗的筑紫 国，今之福冈），仕小诸侯田中吉政，后来田中家断嗣除封，再仕德川忠长，德川忠长与兄德川家光争夺国君之位，失败被囚，后自尽。自此之后松野重元便不再仕任何人，开始到处流浪，后来到了舅父石川光重的地方名陆奥国，住到明历元年（1655），卒于陆奥国的白河郡，即今日的日本东北部福岛県。

松野重元（主马）的母亲为“石川”氏，舅父是石川光重。让我们来了解松野重元母亲和舅父的皇族背景。舅父石川光重本姓“源”氏。源氏的来源乃嵯峨天皇时代842 AD，因为宫廷内皇族子孙太多，为了要节省部份宫廷的开支，于是将皇族里有“亲王”等人的衔名取去，再将这批皇族子孙亲王等，赐姓源，是为“源”氏，后来皇室里的源氏越来越多，为了容易分别，于是分开成为五大主流源氏：嵯峨源氏，仁明源氏，文德源氏，清和源氏，阳成源氏等五大源氏（例如清和源氏乃是清和天皇的子孙）。

松野重元的母亲与舅父乃清和源氏，是清和天皇的后代，舅父石川光重的十八代祖先为「源赖亲」，源赖亲的第三子源赖远及其子源有光，此二人追随陆奥国之主源赖义，并到其封地之奥州。后来由于“前九年之战役”有功，二人被封于陆奥国石川郡内的泉庄，成为大庄主。之后源有光以地石川郡为姓，由源氏改姓石川氏，是为石川有光，石川有光的曾孙为石川成田五郎光治（1221 AD），光治的后代为石川光清（官至骏河守），光清之子为石川某（法名光云），石川某有子名石川光信（官至杢兵卫），石川光信仕织田信长，石川光信的两个儿子名石川光政及石川光重（石川光重就是松野重元（主马）的舅父，官至伊贺守），石川光重原本仕织田信 长，后来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事变中被刺杀之后，石川光重改仕丰臣秀吉，并辅助年纪很小的松野重元成为松野家族之首（石川光重是松野重元的舅父）。所以后来松野重元（松野主马），这位战国时代的名将，为何会卒于离京城很远很远的陆奥国，就是这个原因了。

松野重元（松野主马）的后代有：

松野重秀（字平马）

松野重友（字太郎马）元禄元年卒1688

松野重行（字八左卫门）仕津山藩，享保八年卒1724，在现今冈山県津山市的档案里，仍然能够查出松野重行的记录。

松野重音（字平八，八左卫门）成为浪人，后务农生活

松野重政 有二子：

长子松野平太郎，为信州之男谷氏之养子

次子为松野重光（字梅治，梅之助岛治）弘化三年卒1847，松野重光有一子，名松野重春。

松野重春（字平之丞）于文政三年归藩1821，卒于天保六年1836，有一个过継子，名松野重义。

松野重义（字平十郎，省三）有一子名松野重道。

松野重道（字力之助）于明治期间 1869-1912 任鹤山幡宫司。

松野平一 为松野重道之子，估计是1920-1970之间的人物。为古吴国吴王夫差族谱里记载到的最后一位后代。

古倭吴国吴王夫差在日本九州岛倭吴国的族谱，就停在这里，没有再记载下去。而另一批夫差的后代，建立畿内“东”倭吴国，后来“东”倭吴国在600AD改国号为日本国，一代传一代，直至今天。当年在旧倭国地区的吴越“笠泽之战”后，吴国人没有其他选择，为求生存下去都搬了家，所以“吴国”今天还“在”。越国后来被其盟邦楚国所亡 ，后代们四散奔逃，不知去向。有逃难的越国人，逃到日本九州岛古倭吴国去，还要投靠吴人！当年跟吴国拼个你死我活的楚国和越国，亦早已灰飞烟灭。

其他可供参阅有关吴王夫差松野氏历史的日本文献，有超过四十七本以上，例如《日本诸家祖先考》的记载，提到吴王夫君系之松野氏，多聚居于山城美浓（国）及安芸这两个地方⋯⋯其他文献还有《新撰姓氏录》《尊卑分脉》《群书颣从系図部》《姓氏家系大辞典》《寛政重修诸家谱》《藩翰谱》《日本纹章学》《松野秘录/牧野文库》《松野日记/神习文库》《大日本史》《古事记》《日本书纪》《筑后国史》《埋藏古代氏族系図》亦称《亲见之倭王系図绍介》作者尾池·诚，《松野一族》作者松野·陆奥夫。还有很多文献可供参考。

夫差在日本九州岛族谱的真伪

古代日本（东倭吴国）的正统历史中有以下的记载：筑紫国国君“盘井”和“葛子”这两父子的事迹，说到筑紫国国君“盘井”背叛朝廷成为527 AD著名的“盘井之乱”，后来盘井的儿子把筑紫国（西倭吴国）国家粮仓献出而免死罪。这都是日本正统历史所记载的。

另一边厢，夫差族谱中记载到倭王“满”和倭王“牛慈”都是筑紫国（西倭吴国）国君。那究竟西倭吴国所记载的倭王“満”，是否正是东倭吴国（日本）正统历史里所记载的“盘井”？是否同一个人？“牛慈”与“葛子”是否又是同一个人？这问题是全书关键之所在，极之重要，因为若果能够证明东与西倭吴国的记载里，都是提及同一个人的话，那夫差族谱的记载便是真的了，若果不能证明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夫差族谱内的重要人物是虚构的，这本书就到此为止，亦不必再看下去了。所以为了要证明夫差族谱的真实性，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第一：年份吻合，夫差族谱记载倭王満的祖父倭王武，正是古代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里所提到的著名的人物倭王武是也。据古代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他有两次遣使的记録，一次是478 AD南北朝宋顺帝刘准的升明二年，另一次是大约 502-519 AD之间的梁武帝时代。根据古代中国历史资料的年份来推测，到倭王武的孙倭王满的时候，倭王满应该大约是530 AD的人物？根据古代正统日本历史的记载，“盘井之乱”发生在527 AD。所以倭王満与“盘井之乱”时间上极之吻合。

第二：关系吻合，日本历史记载盘井与葛子是父子关系，吴王夫差后代族谱记载，倭王满是父，牛慈是子的关系。

第三：地点吻合，都是同时发生在筑紫国，根据日本正统历史清楚地记载盘井是九州岛筑紫国的国君，吴王夫差后代倭王满亦是九州岛筑紫国国 君，盘井与满同是筑紫国国君，而且都是同时间和同地点出现，还会有其他人吗？很明显“盘井”就是“满”，“满”就是“盘井”，是同一个人！只不过用不同名称去记载！

第四：事件相同，根据畿内东倭吴国（后改称日本国）本身的历史记载，盘井是筑紫国之国君，因叛乱而被朝廷所杀，他儿子把筑紫国的粮仓献给天皇后免罪。（粮仓就在今日之九州岛福冈县朝仓郡附近）。

另一边厢，夫差族谱记载倭王牛慈把西倭吴国（筑紫国）的统治权交给东倭吴国（后来改称日本），之后牛慈就不再是西倭吴国国君了，牛慈只接受新「朝廷」的官职。官职是“夜须评督”。（夜须在现在的福冈县朝仓郡，朝仓郡乃日本古代的大粮仓地区之一）。

夫差族谱记载自从倭王兴，倭王武，倭王哲之后，到了满和牛慈这一代时，夫差族谱没有正式提及满和牛慈是倭王，只记载他们的官职衔名而矣。又自从满和牛慈之后，夫差族谱更加没有提及或记载到他们的后代中有倭王的衔名。

中国古代历史里，每当提到倭国的时候，范围都只是夫差的九州岛西倭吴国，绝少有其他倭国的记载。此情况一直到倭王武和倭王哲之后，古代中国历史就再没有记载到夫差后代西倭吴国的任何消息了。原因是当九州岛西倭吴国牛慈把政权交出来之后，西倭吴国从此不再代表倭国。从那时候开始，畿内的东倭吴国（后改称日本）才代表倭国，于是古代的中国历史凡是要记载有关倭吴国方面，都是从畿内倭吴国（日本国）开始写的， 例如圣德太子等等。牛慈（葛子）交出政权之后，倭国大统一，改称日本。

自此以后，古代中国的历史里，再也看不到有关九州岛西倭吴国的历史记载。

参考多方面的记载，从年份，关系，地点，和故事等等都吻合之下，盘井就是满，葛子就是牛慈，证明了吴王夫差族谱里这段人物的真实性，尤其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认为满（盘井）和牛慈（葛子）不是夫差的后代，完全没有！

我们尝试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极重要，极之关键的人物。根据现今之九州岛福冈热田神社的宫司，金川家的族谱（福冈乃古代之筑紫国范围，在古代不是普通人可以担任神社内之职位的）族谱记载金川家的祖先乃盘井（倭王满），盘井乃筑紫国造（即是九州岛西倭吴国国君），亦记载到盘井有二子，长子名葛子（牛慈），次子名鞍桥君（参看正统日本历史《日本书纪•第十九卷》，记载有关鞍桥君，证明确有其人）

金川家除了记载盘井和他两个儿子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金川家族谱记载到筑紫国国君盘井（亦即九州岛西倭吴国倭王满）乃是孝元天皇长子大彦命的后代。日本国（即从前的畿内东倭吴国）的第一代天皇是神武天皇， 神武天皇的第八代就是孝元天皇，孝元天皇长子的后代，就是倭王满。

孝元天皇长子大彦命的后代，就是筑紫国国君盘井（倭王满）是也！

孝元天皇是畿内东倭吴国（后改称日本）第一代国君神武天皇的后代（参看批注十五：神武天皇）。我们参考古代日本的正统历史记载，来了解一下东与西倭吴国的血缘关系，根据《大日本史•卷三百七十一》记载：田道命“大彦命”五世孙，成务朝始封，继体朝有筑紫国造”盘井”，其子筑紫君「葛子」，钦明朝有筑紫国造「鞍桥君」，神武天皇的第八代为孝元天皇，孝元天皇长子为“大彦命”，“大彦命”的后代就是筑紫国国君盘井（满），盘井（满）亦是吴王夫差的后代。（参考批注十六：神武天皇后代的姓氏）

自从夫差的西倭吴国国君牛慈（葛子）“归化”了畿内东倭吴国之后，由那时候开始整个倭国无论历史，经济，外交等等一切都以畿内东倭吴国（后来改称日本）为中心，为出发点。难怪后来有日本学者认为吴王夫差在古代日本的族谱，应该只是从牛慈开始计算才对！因为夫差后代牛慈（葛子）归化了东倭吴国日本，至于牛慈以前的夫差后代记录，他们一概不与承认，就是这个原因了。（可贺的是起码有日本学者亦认为夫差的后代在日本！）有学者认为牛慈之前的人物，例如卑弥呼，“川上枭师”取石鹿文，倭五王等等，都是吴王夫差后人后来加上去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但是这个概念，引发出几点要深入硏究的问题：

第一点：牛慈之前的族谱上有一批著名人物，例如古代中国历史反复所记载的著名人物如“卑弥呼”，另外《日本书纪》记载景行天皇平定筑紫国（即夫差西倭吴国）的国君厚鹿文，亦记载到当时的景行天皇说厚鹿文拥有八十枭师的海军，其锋不可挡也，证明厚鹿文（西倭吴国国君）有国家级的海军，不是普通人，还有《宋书》《魏书》等记载的“倭吴国五国王”。

如果“卑弥呼”“厚鹿文”“倭吴国五国王”等等这批人都不是夫差后代的话！那究竟除了夫差之外，是谁的后代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提出意见或交代清楚。

第二点：古代中国文献例如《魏书》《宋书》等，和很多日本古代文献，亦都有提及到牛慈之前的那批人物，证明他们确实存在过。亦证明夫差族谱上那批人名不是夫差后人自己加上去的。

第三点：去访问古代中国的倭吴国人，须要有出大海洋的大船，因为小船不能出大海洋，而当时能够有造大船的实力，又要懂得航线及航行大海洋技术丰富的工作人员，经过翻查所有古代日本历史记载之后，除了吴王夫差九州岛西倭吴国这批人之外，当时古代的日本，还有谁？

第四点：夫差是「姬」姓。“姬子”读作He-Me-Ko，同音异字是“卑”He“弥”Me“呼”Ko，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同音异字，是同一批人。只不过中国历史文献用同音异字“卑弥呼”来记载“姬”姓而矣。古代中国历史文献证实九州岛倭吴国（日本）夫差后代“姬”（卑弥）姓，确实到访过古代中国！当时除了夫差后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姓“姬”（卑弥）的吗？没有！

由以上简单几点便己足够证明那批夫差后代是真实，都是牛慈或葛子的祖先，不是夫差后人自己加上去，而是确实存在过。

倭吴国倭王的古代文献记载

由于畿内东倭吴国有意思想统一天下，于是不断的扩张，希望其他大小倭吴国把他们的政权交出来，地方豪族，贵族，僧侣，权臣等亦把他们的权力，交到畿内东倭吴国朝廷手中，当然此举会引起很多人不满。

话说这边厢，九州岛西倭吴国国君厚鹿文，自从不服东倭吴国而被其女儿弒父之后，静了十多年，之后另一位领袖取石鹿文亦不服，又被景行天皇的皇子用计行刺而死。之后九州岛西倭吴国真真正正的静了很多年，其后有几位九州岛西倭吴国国君倭王都出现在古代的中国历史文献，例如《魏书•倭人传》《宋书》等等都有记载到。

《宋书》记载晋安帝司马德宗，大约 397AD左右 ，倭王赞（西倭吴国倭王）遣使往来。

《宋书》记载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 425 AD 倭王珍遣使《宋书》记载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 443 AD 倭王济遣使往来，后来又于451 AD 倭王济再次遣使。

《宋书》记载南北朝宋孝武帝刘骏 462 AD 倭王兴遣使往来

《宋书》记载南北朝宋顺帝刘准 478 AD 倭王武遣使往来，又于梁武帝时代 502-519 AD 倭王武遣使往来。

就这样东与西倭吴国像以往一样，又和平相处了很多很多年，没有磨擦，直至九州岛西倭吴国（筑紫国）新领袖倭王满（或称盘井），对东倭吴国有不满，根据畿内东倭吴国的历史记载，说他叛乱，就是那著名的“盘井之乱”527 AD。

“盘井之乱”之后，他的儿子牛慈（又称葛子），成为吴王夫差于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最后一位国君，倭王牛慈。倭王牛慈成为国君的二十三年之后，终于在 550 AD，在没有任何冲突的情况下，和平地把建立了千年的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政权让出来，交给在畿内有血缘关系的东倭吴国接管，免了一场骨肉相残之战，从此成为一个统一的倭吴国。而牛慈亦接受了“新朝廷”的官职。

倭吴国改称日本 夫差姬氏改姓“松野”。

倭吴国于大约550 AD统一后，开始了新的一页，仍然像以往一样，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就这样又过了几拾年。

大约在 600 AD，统一的畿内倭吴国，出了一位著名人物圣德太子，他是用明天皇的第二子，为推古天皇时代的摄政。圣德太子首先把统一后的倭吴国国名改为“日本”国。 

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文献，对倭吴国改称为“日本”后有何反应。

后来的《新唐书》《旧唐书》《北史》《唐会要之倭国日本传》等等文献记载，对那些国是倭国，那些国是日本国都分不清楚，那些文献的作者们都认为有几个可能性：日本国可能是倭国的别种，日本国可能是由整个国改名为日本国，或者是日本国其实是一个旧的小国家，后来吞并其他倭国。就连中国古代文献作者们都搞不清楚到底倭国与日本国是那回事。（日本古代当时确实有几个倭吴国的存在）

《隋书》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者朝贡，使者的态度更比前恶劣⋯⋯（大业三年是607 AD 隋炀帝杨广登基的第二年，刚好是日本圣德太子时期）

圣德太子把统一后的倭吴国改名为“日本国”，并提倡“日本国”的历史应该从本国开始写起，那才是正统“日本国”的历史。不想采用统一前的其他倭吴国（例如西倭吴国等等）的历史为“日本国”的正统历史，于是乎九州岛西倭吴国和其他小倭吴国的历史记载渐渐地被遗忘，渐渐地没有人再提起他们。再加上当时的文字并不发达，九州岛西倭吴国有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少之又少，到后来很难找到这些倭吴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或者剩下些零星片断，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人知道九州岛西倭吴国确实曾经存在过！

圣德太子为了要求记载正统历史文献，他于 620 AD 修正历史，并开始重新编辑日本历史文献，例如《天皇记》《国记》等等。这些历史文献都要以畿内东倭吴国（日本国）为依据。

但由于畿内东倭吴国（日本国），与从前的九州岛西倭吴国有血缘关系， 又不能不承认与九州岛西倭吴国本来是同一祖宗的，于是在重新编历史的时候，给与从前九州岛西倭吴国的同宗祖先们“谥号”或不同名称，以“谥号”或不同名称来称呼他们。至于日本国这边厢，从第一代的国君起，到圣德太子这一代为止，全部亦给与“谥号”或不同名称来称呼。这样可以解释为何圣德太子之前的日本历史较含糊，而圣德太子之后的日本历史较清楚。

圣德太子亦开始想改革，希望经过改革后有新的局面。他引进了隋朝的文化制度，目的就是为了要摆脱固有豪族传统的联合政权，而改成君主专政，提高国君天皇的统治权力。

在603 AD，圣德太子更制度冠位十二阶的制度，一扫过往只有豪族才能占有官职的现象。现在就完全改革，不论出生或背景，只要对国家有贡献的能力，便可获得官位，在古代各倭国里，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改传统制度的重要人物。圣德太子成为英明有为的领袖，所以后来有文献把他神化了，更有文献说他是神的化身。

远古吴国有很多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例如吴王夫差舰队东渡九州岛， 尤其是上古吴国泰伯时代的故事，那就更遥远了，由于年代已久远，而且又没有发生在九州岛或后来的日本国，加上多是口传的远古或上古的吴国历史，所以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就成为后人们的所谓神话故事了。日本古代的神话故事里，其中有些与海，海人，古吴人，坐大船渡大海等等有关连。

倭吴国统一成为日本国之后，新的领袖比从前更积极地，想把权力都集中在手上。

后来在 645 AD 更发动了政变，目的是为了要削去地方豪族们的权力， 日本历史称之为「大化改新」。由新统一的日本国皇室的中大兄皇子，和贵族中臣镰足所发动，后来中臣氏被赐姓藤原氏，藤原氏后来成为最大权势的外戚，凡二百多年之久。藤原氏与姬氏（后改为松野氏）有姻亲关系。

在“大化改新”政变中杀了些豪族和权臣，夺取政权后，拥立孝德天皇。后来为了避开豪族，更迁都难波京（今之大阪）。

公元646 AD，夺权后一年，颁布诏书，进行多方面的改革，要建立一个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朝廷集权国家。改革内容有：废止私有土地，部民，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都收归国有等等命令。

公元689 AD ，持统天皇之后的文武天皇，编订制度以进一步削弱权势贵族僧侣们的权力，并防止旧姓氏贵族的复辟。大约就在这编制削豪族权力命令颁布后的五年，夫差后人姬氏津万吕，于 694 AD 持统天皇之甲午年，倭王牛慈（葛子）后的第四代人，由姬氏改为「松野氏」。由黄帝姬姓开始，传到泰伯，一直到夫差，到津万吕都是姬姓，但是从694 AD开始，姫氏改为“松野氏”，因居于筑紫国的松峡野，故以地为姓。被赐封“连”这个姓，是为“松野氏•连姓”。（有皇族血统关系才会被封“连”姓的）

公元794 AD，（是中国唐朝德宗时代），桓武天皇再迁都于平安京（今之京都，历史学者称为平安时代），目的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进一步削弱权势贵族和僧侣的力量，亦开始利用武士阶层来控制贵族和僧侣们（但平安时代末期，武士阶层却为自己建立了权力，后来更成为幕府时代凡数百年之久）。

可想而知要从地方豪族，权臣，僧侣们手中夺取其政权，难度很大。因为自古就是豪族集团管理天下的。圣德太子之前就己经开始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朝廷手上，直到圣德太子时代最为积极，他甚至引入隋朝的慨念，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天皇手上，于是常常带兵去平定一些反对者。

当时的畿内东倭吴国，刚刚开始有这个念头，想扩张势力，当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其中要注意的人物，就是九州岛西倭吴国国君倭王满（或称盘井），他反对只单独由畿内东倭吴国来代表整个倭国集团。后来他儿子牛慈（又称葛子）把政权让出，于是倭国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亦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残的大战。因此倭王满和倭王牛慈，是这本书里最关键的人物。

盘井是何许人也？就是筑紫国倭王满，根据吴王夫差后代的简明族谱， 在倭王赞，珍，济，兴，武，哲之后就是倭王满，即是筑紫国九州岛西倭吴国国君是也。“盘井”与“满”是同一个人，他儿子“牛慈”与“葛子”亦是同一个人。

盘井（满）和葛子（牛慈）都是被古代日本文献记载为筑紫国国君，都是差不多同时间人物。盘井（满）被记载为继体天皇二十一年，即是公元527 AD的人物。但各文献都有不同的记载，有的文献说他不服新朝廷而叛乱，就是那著名的“盘井之乱”，天皇派兵杀了他。另外有日本古文献说盘井（满）对天皇不敬而被杀。亦有文献说他避入山中，在山中死去，各说各的故事，真正的情况没有人知道，但无可否认那是公元 527 AD 的一件大事。《日本书纪》《古事记》《筑后国风土记》《先代旧事本纪》等等重要日本历史文献都有记载“盘井之乱”这件事。

盘井“背叛”朝廷之后很多年过去了，后来的日本史官，抄写历史时，当然只偏袒“日本国”，史官也许不知道盘井是西倭吴国筑紫国国君，拥有他自己的朝廷！但在“日本国”史官的立场里，只有“日本国”的朝廷才算是真正的朝廷，其他的都不是，所以日本历史，把盘井写作“背叛朝廷”就是这个原因。

他的儿子牛慈（葛子）继倭王满（盘井）之后，成为筑紫国九州岛西倭吴国倭王，是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最后一位倭王了。

牛慈在“盘井之乱”的二十多年后，根据日本历史文献记载，于公元550 AD，在畿内（近畿）东倭吴国，钦明天皇的行宫金刺宫御宇，在没有任何冲突之情况下，把建立了千年的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政权，让给同一祖先， 有血缘关系的畿内东倭吴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倭吴国。从此牛慈退出而不再是倭王了，并接受新朝廷仼命的夜须评督的官衔。由于与新朝廷有血缘关系而被封“连”姓，并居住在首都的右边，从此九州岛西倭吴国成为统一倭吴国的一部份，自牛慈开始亦不再称倭王了。

此事可参看日本历史《日本书纪•第十九卷》，原文是如此记载的：“秋七月丙子朔己丑，迁都倭国矶城郡矶城嶋，仍号为矶城嶋金刺宫⋯⋯”。（当时仍然称倭国，还未改称“日本国”）。

由那时候开始，古代中国的历史文献只记载和只接触新统一的政权，那就是畿内东倭吴国（后来改称日本），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从那时候起，已经找不到和不再提到另一个旧的政权，就是从前的九州岛西倭吴国。

吴人东渡日本 成为神话

《隋书·倭国传》记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开皇二十年是600 AD ，是隋文帝杨坚的最后一年，在倭吴国是圣德太子时期，圣德太子刚刚把倭吴国改称为「日本国」。日本历史学者大多数都认为日本的国君是没有姓的，但《隋书·倭国传》的记载谓倭王姓「阿每」，“阿每”日语读作“阿妈”，“阿妈”是天的意思，即“天”皇，像汉王，吴王，周王⋯⋯汉王不是姓“汉”的。

根据东倭吴国历史文献《古事记》的原文记载：「雄略天皇于其处立大御吴床而坐，其御吴床弹御琴」。为何天皇的床叫吴床，因为是吴人也！河洛人称睡的地方为“床”，用来进食的枱亦称为“床”。即是起居饮食的席地可称为“床”。席地用的席，称为“吴席”，用黄豆制成的饮料称“吴汁”， 日本传统的服装“和服”，真正的写法是“吴服”，高科技的造镜称“吴镜”。“和”“吴”“倭”乃同音异字。

另外由于部份倭吴人在古代多住在大船上，习惯了大船上的生活方式， 到后来虽然搬到岸上生活，但多少还会保留着当年住在大船上的生活方式和礼仪等等（直至1960年代左右，还可以见到「家船」人生活在日本水上）。

日本「天皇神族」的由来：根据日本古代重要文献《先代旧事本纪》的记载解释，开拓古代日本（原来称倭吴国，600 AD后才改称日本）「天皇神族」乃是渡海而来。渡海时总共有六十四人。日本古代文献记载六十四人的名单上包括：五伴绪之：“天儿屋命”“布刀玉命”“天宇受壳命”“伊斯许理度壳命”“玉祖命”“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等等六十四人。在当时能够制造这种（楼）船，每条（楼）船可载几拾个乘客和工作人员，又要懂得天文， 航海，技术和船保养的国家，当时就只有夫差的古吴国了。《先代旧事本纪》此文献可信度极高，因为作者并非普通人，乃是畿内东倭吴国第一代国君，神武天皇曾祖父之兄的后代———物部氏所著。倭吴国（日本）做吴镜的先祖“天糠戸命”，他亦证实他与此文献作者物部氏的祖先是同一条船到达古代日本的。由此可以证实开创倭吴国日本的祖先们，都是坐大船由远古吴国到达（日本）的。因为这些“渡海神话”不曾是发生在日本本土，所以当年“吴王舰队渡海”铁一般的事实却成为后人们的“神话”！

这六十四人里，其中的人物，例如“天儿屋命”，后来成为“中臣”“连”氏的祖神（姓氏始祖），“布刀玉命”成为“忌部”“首”姓氏的始祖，“天宇受壳命”成为“猿女君”姓氏的始祖，“伊斯许理度壳命”成为“作镜”“连”的姓氏始祖，“玉祖命”成为“玉祖”“连”姓氏的始祖，“天忍日命”成为“大伴”“连”姓氏始祖，“天津久米命”成为“久米”“直”姓氏始祖等等。这些数据都是有文献记载可供查证的。

古代日本著名僧人中岸圆月，在元朝时由日本派去古中国学佛，他的著作《日本记》里提及日本国的开国者乃「国常立尊」，又称「国底立尊」。「国常立尊」乃远古吴国国君泰伯之后代。即是日本国的开国者乃泰伯之后代！出家人是不会乱说话，更何况古代日本普通百姓是不能成为僧侣的。

东倭吴国日本历史文献《古事记》记载：雄略天皇（年份不详）把渡来的吴人安置于吴原（今日之奈良県高市郡，古代之畿内东倭吴国范围）。古代日本历史文献为何不去记载其他人渡来而只记载吴人。因为雄略天皇本身就是倭吴人！

在中国方面，现今遗下关于古代日本的唯一文献记载，就只有陈筹的《魏书•倭人传》（参考批注十四 ：《魏书•倭人传》的故事），很多学者，尤其是日本的学者，将《魏书》奉为经典，亦有学者穷一生的精力想根据《魏 书》来找出答案，结果都很失望，原因是这本文献的可信度很低，而且又是后人的手抄本，其正本早己失传了！

《魏书•倭人传•卷三十》的正式名称是「乌丸鲜卑东夷倭人略）。人们误解了以为“倭”是单单地指日本而言，其实不是的，因为倭地的范围很大很广。（参考批注十 倭与倭）。

《倭人传》内有很多是抄袭《汉书》的，《汉书》作者班固32-92 AD，《魏书》作者陈筹280 AD左右人物。陈筹等人根本就从未去过古代的倭吴国（日本）。传里可以看到「到达」古代倭吴国日本的人，根本就不懂得当地的语言，他们如何去理解当地的生活情况，习俗，节日等等，并且能够写出如此详细的古代日本倭国传记。当时西晋时代有那些人能够制造及拥有出大海洋的船队，和天文航海知识？可能是作者集合了很多在船上工作的人员和他们的航海故事之后，编在一起成为传记，所以传内有些可信，有些不能信。

破解古代历史文献的谜语

在古代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文献里，有很多猜不透的记载和令人费解的故事，千百年来，仍然是个谜。我们现在就破解这些谜团，解读这些故事。

“火国”，中国历史《魏书》倭人传，日本历史《日本书纪》等等均有记载“火国”，在筑紫国附近，属夫差后代西倭吴国的范围，由于晚上会无故有火光，因而称之，火与肥同音异字，故亦称作“肥国”。

“耶马台”Yamato国（有文献误作“邪马台”），是古代日本的一个地区或国家，中日学者们花了很多百年，想去寻找出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就是火国的山门，是当时吴王夫差西倭吴国的范围，在今之九州岛。（见吴王夫差族谱里的第二代，庆父忌住火国山门菊池郡）。《魏书•倭人传》（280 AD 距今有一千七百多年）记载：“南至耶（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女王就是夫差后代西倭吴国领头人厚鹿文之女，名市鹿文，乃火国之国君也，“山”日语读作“耶马”"Yama "，“门”读作“稻”“台”"to"。Yamato “耶马台”者，“山门”也。是火国的山门（菊池郡）地方。

“伊都国”，中日学者亦花了很多百年想找寻的地方，其实就是“委奴”“倭奴”国是也！“委奴”读作“怡土”，乃同音异字也，见吴王夫差族谱里的后代阿弓，就住在怡土（“伊都”“委奴”），“大野”读作“奥奴”，“大野”“倭奴”“怡土”“委奴”皆同音异字也。

《魏书·倭人传》常提到的：“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其实是作者不理解当地语言。“卑”读作He，“狗”读作Go，“卑狗”He-Go是“彦”的意思，“彦”即是有才德之人或王子，这里是指领头人，应当写作：“大官曰彦”才正确，“卑奴母离”是“火守”，即守着火的人（副官也）。正如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去中国旅游并记载他到了一家餐厅，记载如下：大官叫“Gin-lee”（经理），副官叫“Fu-gin-lee”（副经理）。

“卑弥呼”，这名字在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魏书•倭人传》里常常出现， 倭女王“卑弥呼”这个名字却在日本历史里很难找到的，中日学者们花了很多很多年，想找到“卑弥呼”此人，到现在为止仍然得不到答案。但是学者们要找的人其实很容易和简单，就是吴王夫差后代的姬姓，因为“姬”字读作 He-Me，同音异字写作“卑弥”，“卑弥”读作He-Me，就是“姬”字也。“姬子”读作He-Me-Ko，同音异字是“卑He-弥Me-呼Ko”“卑弥呼”！（当时记载时是用河洛语写的，所以Ko这个音写成“呼”字，河洛语“呼吸”的“呼”字读Ko的），若果年纪稍大的女仕，河洛语称她为“姑”，“姑”这个尊敬的称呼读作 Ko ，“姬姑”读作 He-Me-Ko。若果稍为比较年轻的女子，是“姬子”，读作 He-Me-Ko 同音异字写成“卑弥呼”。若果是男仕， 那就是“姬”子，像孔子，孟子，朱子⋯⋯，“姬子”读作 He-Me-Ko 同音异字是“卑弥呼”，古代中国历史文献记录的是姬姓的同音异字“卑弥呼——”。

倭吴国之统一大业

从古吴国吴王夫差开始，直至畿内东倭吴国，经过无数代人之后，畿内东倭吴国开始权力的扩张，想从其他的几个大小倭国、地方豪族、贵族、僧侣、权臣等等，将他们手中的权力取去，而集中在畿内东倭吴国朝廷手上。

此举当然会引起很多领袖贵族豪族等人的不满，甚至不服这个“新政权”。根据畿内东倭吴国本身的历史文献《日本书纪》《古事记》等，记载了很多天皇平乱的历史故事，尤其是记载到畿内东倭吴国国君景行天皇“平定”有血缘关系的九州岛西倭吴国之“乱”。

由于东与西倭吴国和其他的倭吴国有血缘关系，所以他们之间仍然很少有冲突，直至九州岛西倭吴国卑弥（姬氏的同音异字）鹿文这一代时，东与西倭吴国之间才有少少风浪。（卑弥鹿文亦可写作卑弥加也，“卑弥”就是“姬”姓也，即是姬鹿文或姫加也，都是同一个人，同音异字而矣）。

先看看古代中国的《魏书•倭人传》是如何记载：“自女王国以北⋯⋯，其国本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及共立一女子为王，名卑弥呼（卑弥呼乃姬（姓）子的同音异字）⋯⋯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 国，皆倭种⋯⋯景初二年六月（三国魏朝景初二年是238AD）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认书报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正始元年（三国魏朝240 AD），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其他的倭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卑弥呼以死，大作冢⋯⋯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

看看古代畿内东倭吴国的文献记载《日本书纪》：景行天皇十二年（年份不详，有说是82 AD，亦有说是250 AD）由于九州岛熊袭地方的筑紫国（即西倭吴国）国君厚鹿文，对畿内东倭吴国想“统一”全国有点不服。于是畿内东倭吴国国君景行天皇亲自带兵想去劝服他。

《日本书纪》，记载到当时的西倭吴国（即筑紫国、竹斯国）国君厚鹿文， 有八十枭师之龎大海军军力，景行天皇自己亦说其锋不可挡也（证明西倭吴国厚鹿文当时拥有国家级的海军势力）。景行天皇若倾全国之海军力 量，去攻打厚鹿文亦未必能够取胜，更由于九州岛厚鹿文的女儿市干鹿文， 就是畿内景行天皇最宠爱的妃子，所以可见此行的目的只是去劝服而不是去交战的。《日本书纪》卷七记载到景行天皇有军队随行。但没有说明多少军队，可能只是用来保护景行天皇而矣。

景行天皇他们先入筑紫国，在丰前国京都郡设下行宫，于同年十一月进入日向国，熊袭地方的首领厚鹿文，又名“熊袭枭师”，被其女儿市干鹿文所杀，于是熊袭地区被“平服”。（“枭师”是“头家”“首领”的意思）。

但是景行天皇反而恶其妃子之不孝而诛之。原因是妃子市干鹿文，说要回到父亲的家劝说劝说，但趁父亲西倭吴国国君厚鹿文喝醉时弒父。试想厚鹿文是「叛乱朝廷」，他被杀是应该给宠妃记大功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平定熊袭地方，但反而恶其不孝而诛之。

《日本书纪》又记载到同一年，景行天皇立厚鹿文之次女儿（即被诛的妃子的妹妹）市鹿文为火国造。（“”是首领的意思，即火国之国君）。

《日本书纪》记载：景行二十七年（年份不详），即是西倭吴国熊袭地区被“平定”之后的十五年，新的熊袭首领取石鹿文，又称“川上枭师”，（“川 上”是地区名，“枭师”是“头家”“首领”的意思）。此人又对畿内东倭吴国想“统一”天下有所不服，因而反对景行天皇。景行天皇亦跟上次一様，不想顷全国之海军力量与有血缘关系的西倭吴国交战，但这次只派了他儿子前往“征讨”。

《日本书纪》记载景行天皇的小儿子小碓尊，用计化装成为宫女潜入取石鹿文的居室而将他刺杀。（东倭吴国的另一本历史文献《古事记》记载小儿子名八碓命，命者，王子也）。

《日本书纪》卷七记载：取石鹿文临终时称小碓尊勇猛，而给他起名为“日本武皇子”的名号。自此他自称为“日本武尊”，《古事记》作“倭建御子”。（其实这三个名称都是 Yamato - takeru 的同音异字）。

从这件事又可以看出东与西倭吴国之间，一定是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之下，是不会去用那叛乱国家的叛徒，给自己起的名字的。

倭吴国开始扩大

无论从考古或文献记载方面，都证实吴王夫差当时的确把家人和部份倭吴国搬到日本古代的九州岛去。

在夫差的“后”倭吴国建立之后，首府就在今日的九州岛福冈市，另外还有几个附属倭国。但都称为“倭国”“狗国”或“倭奴”国，“狗奴”国。“倭”“狗”“句”“勾”“攻吾”至后来的“吴”字，都是“倭”的同音异字而矣。“奴”者，日语谓“の”，“之”的意思，英语是“⋯⋯'s”写法，即“倭”“吴”“之”国，或“狗”

“句”“勾”之国等等，“奴”字在河洛语谓子孙的意思。（参看汉光武帝赠与倭吴国的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的字様）。王莽篡汉，汉光武帝刘秀逃亡时，得到潼关守将吴汉的帮助而复汉位。

大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吴王夫差后代的家族成员，带领着一部份倭吴国的海军，向东出发，征服了很多国家，建立了新的畿内倭吴国（今之京都奈良），于是形成了九州岛的西倭吴国集团，和畿内地方的东倭吴国集 团。各自发展，各有自己的历史记载。  

畿内东倭吴国推举的第一代国君，就是谥号“神武”的神武天皇（参看批注十五：神武天皇），他出生于阿苏山，是夫差后代九州岛西倭吴国的范围内，神武天皇其中的一个儿子后来亦姓阿苏氏。根据古代畿内倭吴国本身的历史记载，神武天皇是从日向国出发东征的，日向国乃筑紫国南部，大约在火国，夫差后代市鹿文为火国的首长或“女王”，又根据畿内东倭吴国（日本国）的正统历史记载，东倭吴国的景行天皇「封」市鹿文（西倭吴国国君的女儿）为火国“造”，即是首长或女王。

“神武”天皇东征，据历史记载，他带领着大批船只战船和强大海军出 发。在当时能够拥有这种实力的国家，除了夫差的西倭吴国之外，就没有其他国家了。

各方面的考证

当年吴国浩浩荡荡的大船队，到达古代日本的九州岛（参看批注十：倭与倭）

由于他们人力物力之巨，尤其是海军之强大，在当时及当地是无人能及，他们据守在九州岛这个大岛，是一个极好的地形，有海作为天然屏障， 其他人除非有强大的海军，否则很难到达九州岛这个地方的，更不用说与倭吴国的海军作战了。所以夫差与后代们能够定居在这里，继续其倭吴国达一段很长的日子，就是这个原因。

中国历史记载有关吴越的故事，就以《资治通鉴》的一句：吴亡，子庶入海为倭，作为吴国所谓终结之交代。自从那一句之后，中国历史就再没有提起春秋时的吴国了。在另一边厢，古代的日本九州岛倭吴国初期，亦没有人把他们的历史记载下来，因为那时候文字不普及，还是二千四百多年前，是金文，甲骨文时代。尤其是在古代的日本九州岛，文字就更加不普 及。所以早期日本九州岛倭吴国的历史，就只有靠口传了。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文字开始普及的时候，后人们才凭着记忆，凭那口传的故事，写下多少日本九州岛倭吴国早期的历史。所以那段早期的历史多是含糊，东一块西一块断断续续的记载。

由于古代九州岛倭吴国早期的历史，记载得很含糊，那究竟夫差他们，当年是否真的到达九州岛？让我们来考证一下：

先从人口方面来探讨：根据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的小山修三氏发表谓： 日本于绳纹时代晚期，（大约是公元前500BC，即是吴王合闾和夫差时期），全日本只有十六万人口，但弥生时代以后（即是 500BC 以后）人口突然间暴增至六十万人！

日本考古学证明古代日本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那就是固有的绳纹文化，和由外部进入的弥生式文化。

弥生时代人口忽然间暴增了很多倍，究竟那几倍的人口是从何而来？ 须知道要到达古代的日本是一定要用大船的，不能从陆路走过去。在当时能够制造大船，航行于大海洋间，又要有丰富的天文和航海知识，又要差不多与弥生时代同时间的国家，除了古吴国之外，还会有其他人吗？ 而且当时正值吴国撤退逃生之时。

日本的考古学者，在日本发掘出好几类型古代的骸骨，但可以集中分成两大类，一类为南岛人，另一类是弥生时代的人，弥生时代人的骸骨多发现集中在日本九州岛，或九州岛北部附近，日本其他各地都有发现，但只是少数。（九州岛北部就是筑紫国，是夫差和后代所建立和居住的地方）。

另外，日本学者想彻底硏究一下，日本种族的来源，于是由文部省补助经费，成立了日本民族头盖骨指数测定，由各大学学生及教授花了五年时间，收集全日本二百八十个県及市，六万多人的头盖骨指数，血型分析等等，交给著名的人类学权威，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博士，由他来主理研究这些资料，得出来的结果顕示，现代的日本人，大部份的头盖骨指数与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及福建等四省的人的头盖骨指数相符。

从出土文物，从高规格式皇族的坟墓，从墓里的骸骨等等，都证明吴王夫差这批人很早就已经在九州岛存在，还有其他族人会这样巧合地，同时间出现在九州岛？除了他们之外，并无其他人了。他们的后代成为原住民， 称为熊袭人/隼人。

关于熊袭人/隼人，在《日本书纪》《古事记》《筑前国风土记》等等日本古文献均有记载，可供参考。夫差和后人建立“后”倭吴国于此，他们亦大多数居于筑紫国的松峡野，后来更以地为姓，由「姬」氏（卑弥）改姓“松野”氏。

其他国家的古代历史文献亦有记载到筑紫国的存在，例如隋朝的文献记载：隋朝朝庭派江州刺史裴世清访问倭吴国（倭吴国后来改称“日本”），之后作出报告如下：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的态度比前恶劣  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厦，以为夷州，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来，皆附庸于倭⋯⋯。

大业三年，就是608 AD，刚好是倭吴国的新领袖圣德太子，把统一后的倭吴国，改名为“日本国”。其王“多利思比孤”，正式写法是“天•垂下•彦”，“天”者乃日本国君的新称呼，读“阿妈”，“垂下”读“多利思”，“比孤”读作 He-Go，亦即是“彦”，“比孤”或“彦”乃指有才德的人或皇子也。由此句可以知道隋朝派出去的人员，对当地的语言不理解。“秦王国”是根据日本文献记载，乃徐福及秦始王后代所建立的王国，在山口県周防附近， 九州岛西倭吴国（即竹斯国，筑紫国）以东，正是「秦王国」。从裴世清的报告中，证明秦王国确实存在。

夫差在日本九州岛族谱之详细解释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可以找到有关夫差后代的数据。

根据日本的《系统别》《新撰姓氏录》《上代氏族系的松野氏》记载：松野 氏，连姓，为吴王夫差的后代，居住于右京诸番上（能够住京城右边的，并非普通人，有皇族关系才被封“连”姓）。

亦可以在《中兴武家诸系图》清楚见到吴王夫差后代族人的名称“连”姓（“连”这个姓原来正统的解释是：封衔给与非正统血统的皇室成员，例如有姻亲关系又住在首都者，亦非一般普通人）。

可以参考静嘉堂文库所藏的《松野连倭王系图》。若要较详细一点的可以参考日本国立图书馆藏书，由宝贺寿男所编着的《古代氏族系谱集成》（由日本古代氏族研究会著作）的书 ，亦有记载到松野连乃吴王夫差的后代。（参考批注十三：日本古代衔名）

大多数日本古代的文献记载，有超过四十多本以上都很清楚地说明，松野氏连姓乃吴王夫差的后代。

我们根据日本文献的各种记载，把古吴国吴王夫差后代的族谱抄录下来，并作更详细一奌的解释。

吴王夫差在古代日本九州岛建立“后”倭吴国，成为第一代国君，后来“后”倭吴国演变为两个倭吴国，一个在西部九州岛福冈，后来另一个在东部畿内（奈良）地方，为了易于分别，我们称之为九州岛西倭吴国和畿内东倭吴国，两国从来未发生过争执，因为有血缘关系，都是吴王夫差的后代。直至六世纪，西倭吴国把政权让给东倭吴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倭吴国，统一后的倭吴国在600 AD由圣德太子改名为“日本国”，并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日本”的由来。

古吴国撤退到日本九州岛 再建家园

吴国在大撤退前的一段日子里，兵荒马乱，战事频频，人们都各自搬家逃命。一大卷一大卷的书册文献，谁会去花时间把它搬来搬去，文字在当时并不发达，记录文字方式又极之不便，绝少人会有时间去把当时的战况记载在竹简上。加上越国楚国在吴国的多番扫荡，差不多把吴国都烧光。再经过秦始皇焚书，吴国还能够保存下来的书册，几乎是零。在吴越相争的四五百年后，人们才开始忆测、估计、和构想出四五百年前的情 况，再重新写成历史故事历史小说。但是不同文献有不同的吴越故事，究竟谁才是正确，记载是真是假，难以判断。

例如权威历史文献《史记》，由于司马迁当时找不到任何其他文献，或可信的吴越数据来参巧，因为如果有的话，司马迁或许会多写几句的。所以《史记》没有交代清楚究竟吴国最后是怎样了。（《史记》比《吴越春秋》《越绝书》早很多年）。《资治通鉴》只用一句“吴亡……子庶入海为倭”作为吴国的终结而矣。

倭吴国撤退的开始：驾船出海对倭吴人来说，是一件极之平常的事，没有甚么稀奇的。比起他们的先祖泰伯，离开周原到江南时，应该更容易。于是倭吴国撤退的船队，浩浩荡荡的向大海出发，经过了古代韩国，然后到了倭吴地区偏远的另一边，并且定居下来，这个偏僻的倭吴地位置就在现今的日本九州岛北部。（参考批注十：倭与倭）

除了夫差等人搬家到了古代日本之外，还有很多人到达古代日本的，不同朝代都有。最为人所熟悉的应该是秦始皇了。中国史藉记载项羽入咸阳，杀子婴，烧阿房宫之后，中国历史就再没有提及秦始皇的后代。文献又提到徐福欺骗了秦始皇，而秦王怒。但事实是秦始皇的后代与徐福的后代都成为古代日本的豪族，而且肩并肩地居住在一起，他们的后代们还在山口県周防地方，建立一个国家称「秦王国」！（参考批注十一：秦始皇与徐福的故事）（参考批注十二：那些人到了古代的日本）。

倭吴国吴王夫差为了继续生存，把家人及国人等搬到了倭地区的另一边（今之日本九州岛），把倭吴国继续下去，成为「后」倭吴国，在那地区继续生活一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夫差的简单族谱，那是从公元前四百多年起，一直到现在。

笠泽之战 吴败

笠泽之战乃越国给吴国最致命的一战！黄池大会夫差成为霸主的四年后。即是公元前478BC，夫差（年号）十八年，亦即是吴王终累（夫差）大撤退的五年前。

越王勾践自从黄池大会期间，成功偷袭吴国，并攻入吴国国都，但鉴于自己当时的军力有限，没有把握打败吴国的精锐甲兵，于是暂时退回越国。经过四年养兵蓄锐之后，见吴国还是势虚力弱，就在这年的春天，给吴国来一次致命的攻击，由于战事发生在笠泽（今江苏吴江県），后来的人们称之为笠泽之战！《吴越春秋》记载了笠泽之战。《吴越春秋》是后汉时代赵晔，在笠泽之战发生之后的四五百年间所写的。

越王勾践看准了这个大好机会，就动员全国士兵，再次攻入吴国境内， 吴王夫差临急临忙集合了大约五万兵马迎战，迎战的地点为笠泽，吴屯兵于江之北面，越国屯兵于南面，越王勾践分其军力为左中右三军，中军由六千人组成的主力部队。

黑夜时分，勾践命左军北上五里，右军北上十里，到了半夜，佯攻吴军， 吴军在半夜被越军所惊醒！以为越军兵分两边来进攻，吴军于是把军队分为二，来抵抗两面进攻的越军，结果中部的大本营却没有人把守，被勾践的六千名中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个能征惯战的吴王夫差，就这么简单地被越国攻进了大本营，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难道这个夫差不是以往的夫差？而是另有其人？以往的夫差已经不在这里？因为”夫差”只是个年号而不是人名。

笠泽之战后，越国再次了解到自己的国力与人口，若要完全占领和控制这样大的国家，会有困难之处的。勾践于是再次撤回越国去。

吴国自从把国力，消耗在几场远征战争之后，加上几年前黄池大会时， 被越国攻入国都。（吴国的城池很坚固，但守城的太子友却毫无实战经 验，忍不住挑战，竟敢开城门与越国交战，倘若他能等到夫差的精锐甲兵部队回来的话，那历史可能要改写了）。话说越国入吴都之后，抢光烧光， 吴国国库粮仓都是空的。再加上这两年来对楚的两场战事，正是百上加斤，兵疲甲钝。农作物失收。现在再来一场笠泽之战，可想而知吴国就只剩下一个躯壳而矣。要走的走了，想搬家的早已经搬了，大家都知道，下一次勾践再来的时候，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勾践说了很多次要”沼吴”来复仇（其实是何仇之有呢？是他当初不听智囊军师范蠡的忠告，自己擅自带领很单薄的军队去攻打吴国而失败，被囚，要怪谁呢？），这个时候， 吴国的国都苏城（即苏州城也，亦即水城，”水”在突厥/古土耳其语读作”苏”）。应该是只剩下一个空城而矣。越国就是不去攻打其他国家，正在养兵蓄锐，准备慢慢的”沼吴”。此时吴王夫差当然知道吴国的处境，那就是向前有生路，向后有追兵。左有楚国晋国越国，北有齐鲁二国，全部都虎视眈眈，迟早会向吴国进攻的，吴国还能拿甚么跟人家拼呢？这边厢国库粮仓被抢光，农作物又失收，若再守下去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右边是海可以撤退，倒不如把家人和愿意撤离的人，驾船撤退到其他较为偏远和较为安全的倭吴地区，保存实力。好让倭吴国继续生存下去。

公元前 473BC 即夫差二十一年，十一月份冬季，一个很寒冷的秋冬季节，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记载到吴国和夫差这个年号了。自此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有关吴国和夫差的记载了。

黄池大会后九年，笠泽之战后的三年期间，越国不停地招兵买马，养兵蓄锐了三年之久，天天操练，现在正是人强马壮。勾践开始发布消息，准备顷全国之力大举进攻吴国。吴国境内还未撤退的人开始离开了，情况非常混乱。现在还不走的话，就再没有机会了。

勾践率领着非常庞大的舟师海军，过太湖准备「接收」吴国，还残留在吴国的吴军迎战于没溪这地方，老将军主帅胥门巢阵亡殉国。另一支越兵渡溪，与吴军交战于苏州城水关之外，主将王子姑曹亦阵亡，根本无力抵抗越兵的吴军退回苏州城内。

根据数百年后的历史小说记载到吴王夫差们此时逃到苏州郊外的山上，越国军队在苏州城外和那山区进行长时间的重重围住，但不同的历史小说，有不同的故事构想！

有文献居然构想出吴王夫差应该在这个时候挥剑自刎而”吴亡”。亦有“历史”文献记载到被围困的夫差将秘密訉息挷在箭上，射到越国的范蠡和文种大夫跟前，吴王用“兔死狗烹”的比喻来劝他们离开勾践，参看《吴越春秋》或《越绝书》。兵荒马乱大逃亡之际，居然有竹片笔墨来写信？在距离很远且身穿战甲的众多越国将士之中，竟然能够认出那两位越国大夫？而且吴军的箭术一定是很利害，能够把那很重的竹片，挷在箭上，射到范蠡文种的跟前？这个故事「记载」得非常不合理。

更有“历史”文献（例如《越絶书》等）还「记载」到越王勾践，范蠡和文种大夫逼吴王夫差自刎前的一幕对骂。这段四人对骂的记载就好像电影剧本里演员们的对白一样，你一句我一句的，又好像在法庭内的书记，记录当时每个人的说话。四五百年之后《越绝书》的作者就好像自己当时正亲身在现场目击这事件，并清楚地记下他们的对骂内容！所以这个「历史」构想故事又是不合理！

后来亦有“历史”小说构想出吴王夫差派大夫负荆请罪求和，勾践同意了，但越国大夫范蠡却说不接受，（范蠡的权力比勾践还要大？）大夫哭着回去报告夫差。之后勾践心软，给夫差一个管理百户人家的职位而免他一死，但夫差却仰天长叹。在他伏剑而亡之前，说了一段说话，文献作者亦好像当时正身在几百年前的现场一样，将那段秘密谈话“记载”得一清二楚！

除了这些构想故事之外，越入吴而“吴亡”之后的数百年间，还有很多其他历史文献和历史小说，“记载”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吴亡“事实”。各“历史”文献作者们都好像自己当时正亲身在几百年前的现场，作内幕消息独家报导一样！

“吴亡”时候是兵荒马乱的日子，人们赶紧逃命，谁还有空闲用“文字”将当时的真实情况记录在竹片上。并带着一大卷一大卷的竹片来逃生？要知道二千四百多年前，当时的文字有限且不发达，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吴国，居然没有留给后人任何文字证据，来证明真实的“吴亡”故事。那“吴亡”四五百年后的“历史”文献作者们，是如何得知当年所谓“吴亡”的详细事实？假如当时真的有夫差“伏剑”这一幕，在场的应该只有吴王夫差， 越王勾践，文种和范蠡两位大夫。但作者们居然能够写出夫差“伏剑”时的四人对话，作者们又不在现场，是如得知的呢？难道是口传的？后来的作者们居然能够写出很多“吴亡”的故事！很多年之后，人们竟然相信这些故事。

夫差葬在那里，如何下葬等等，连这些「详细」数据作者们都可以构想出来！只可惜后人们根据那些「详细」资料想去找出夫差墓的所在，踏遍整个卑犹山，也找不到任何墓的迹像！要找夫差的墓？到日本九州岛北部的古坟堆吧！

那些文献在当时只是“历史”小说，但是经过若干年后，人们竟然开始相信那些“历史”小说是真实的历史记载！

究竟谁「记载」的故事才算是正确？他们的故事是真是假？后人很难去证明！

那古吴国最后一段日子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没有人知道！吴国有六百多年很长的历史，博物馆里居然找不到吴国当时的文字记载。在那个文字不发达的年代，或许有留下，但那些书册竹简可能后来被抢光烧光了，所以后来的人才找不到它。

谢选骏指出：以上种种仿佛荒诞不经，但是日本之作为“海外中国”考，还有以下线索——

《吴文化在日本》（2018-07-16 上官慧慧）报道：

您知道吗？吴氏后人在日本落地生根，日本人是泰伯后裔！

50多位学者来锡探讨“吴王夫差及吴文化在日本”

扬子晚报网2017年9月15日讯(记者刘梦雪)：近日，“吴王夫差及吴文化在日本”论坛在无锡吴都阖闾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来自苏州、常州以及无锡本土的50多位文化学者对吴王夫差在历史上的功过、就吴文化在日本的历史展开讨论和探索。本次论坛对于追溯吴文化的源头与流变，探讨吴文化的特色与性质具有特别的意义。

本次论坛由无锡吴氏祖地宗亲会、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主办，共收到全国各地以及日本、韩国等地选送的相关论文36篇。会上，学者相继讨论了“‘以国为姓’的吴国吴姓历史”、“吴语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略论吴王夫差”等相关议题。透过这些学者的分析和论述，吴王夫差的历史形象衍变、人物研究资料等进一步清晰完备，吴文化在日本流传的情况也进一步呈现在世人面前。

据介绍，吴氏后人在千百年内流传海内外，一部分在日本落地生根，且和无锡吴氏联系密切。论坛上，有学者指出夫差的后代们生活到海内外和日本，将华夏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

“有越来越多的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表明，在吴亡之后，吴王夫差的后代曾东渡到日本，将吴文化的种子撒在日本，生长、开花、结果。有证据表明日本古王室是吴王夫差的后代。” 学者指出，古代中日典籍多处提及日本人“为吴泰伯后”。魏晋时鱼篆撰写的《魏略》、《后汉书·东夷列传》、《晋书·倭人传》、《梁书·倭传》、《北史·倭国传》，宋代李防等撰《太平御览》等文献记载，古代日本人自称是泰伯后裔。而这在日本史书中也是屡见不鲜：元末来华留学禅僧中岩修的《日本纪》、江户时代灵元天皇林恕撰的《本朝通鉴》、江户中期的考证学家藤贞干所著《冲口发》、林罗山著的《罗山文集》卷首第一篇《倭赋》等文献都指出，日本人是泰伯后裔。

公元815年日本人着的《新撰姓氏录》指出：“‘松野，吴王夫差之后也。’此吴人来于我之始也。”可见，“松野”姓氏本源于吴王夫差之后裔。此外，物证还有，日本存有夫差后代、倭王満(磐井)之墓；日本九州·福冈县夜须地区，是部分夫差后代(后改为松野氏，之后改姓吉田氏)原居住地;呉王夫差后代松野氏的家纹(家族的标志)等。以上文献和实物表明，吴文化在日本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吴王夫差的后裔是日本古王室之一。

与会学者认为，从泰伯三让天下的至德精神，到阖闾、夫差留下的历史故事、古城遗迹和防守体系，再到海外吴氏坚守的宗族风范，都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吴王夫差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以日本吴文化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是当前吴文化研究的重要趋势。学者一致认为，对吴文化在日本的探讨，就是要加强海内外炎黄子孙、吴氏宗亲间的血缘和文化联系，使中华文明在世界弘扬，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附：

阖闾城自阖闾命伍子胥造城竣工后一直是重要的吳国国都，为历代文化名人所关注，并留下了大量诗词。如唐代杜牧《经阖闾城》，宋代戴表元《乙亥岁毗陵道中》，明代曹时中，丁镛，清代严绳孙，秦松龄等都以《阖闾城》为题作诗。唐著名诗人杜牧诗云： ”遗宗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处？终年水自流。孤烟村戌远，乱雨海门秋。吟罢独归去，烟云尽惨愁。”一首《经阖闾城》，把历史沧桑，春秋变幻以及诗人的心迹抒发得淋漓尽致。

阖闾城，本身是一部历史传奇，是说不完道不尽的长篇历史故事。关于阖闾城遗址的故事传说很多，如《子胥受命筑吳城》《胥山归来峰》，《伍子胥与端午节》，《天井泉与天井山》，《”坏伯屁“的来历》，《孙武练兵斩王妃》，《阖闾强兵图霸业》，《龙山古墓奇遇记》……等等，这些传奇，传记故事广泛流传在民间，给阖闾城遗址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为吳文化增添了一笔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吴佩孚自称夫差后裔，日本天皇也自称夫差后裔？》报道：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在后期称霸南方，击败了越王勾践后，夫差又向中原用兵。进攻齐国，打得齐国头破血流。夫差终于可以跃马中原，饮马黄河，扬鞭泰山。

然而，当夫差的吴国大军在中原纵横无敌的时候。当初被夫差击败的越王勾践在隐忍密谋东山再起。勾践先是文仲搜集越国的美女送给夫差，尤其是把天下第一美人西施送给了夫差。作为越国的间谍，西施作为越国人，她也勇于承担这个重任。

当勾践被吴王夫差当作奴隶一样使唤的时候，吴王夫差想尽办法折磨勾践，让勾践给他驾马车，还让勾践吃他的大便。勾践为了活下去，全都给忍下来了，还说夫差的大便很好吃。夫差很开心，以为勾践的心已经死了，已经不足为虑了。也就不再关注勾践。

密探回报越国，文种等大臣给夫差的宠臣送去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希望可以放回越王勾践。终于，夫差身边的小人，拿了越国的金银珠宝，终于说服夫差放回了勾践。

很快，勾践回到了越国。阔别多年的国土，勾践痛哭流涕。勾践，发愤图强，每天都卧薪尝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那些耻辱。

夫差连年对外用兵，有时候也来要求越国出兵帮助他攻打中原的强国。越王勾践无不答应，几乎没有拒绝。夫差更加相信勾践是真心臣服自己了。更加放松了警惕。

又一次，吴王又与中原强国齐国交战，吴王北上的大军陷入了鏖战之中。于是，夫差下令从吴国境内抽调十万精锐兵马北上支援北伐军。吴国的大臣苦苦相谏，“”大王万万不可把国中精锐之师调出，一旦越国从背后进攻我们，我们吴国将万劫不复。夫差，没有听进去。他认为勾践是没有胆子再与自己作战的了。

果然，吴国的精锐之师调出北上支援北伐军以后。越国终于等来了机会，勾践卧薪尝胆二十年，培养了数万精兵。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时候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勾践身披铠甲，骑着高头大马，亲率越国大军占领了姑苏山，包围了姑苏城。这个时候，夫差才如梦初醒，慌忙发出急报，要调集外围的大军回来救援，可惜都被勾践用伏兵拦截了。姑苏城陷入了包围圈，很快姑苏城被越军攻破。

据说，城破之时，夫差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于是，把十几个儿女委托了托孤大臣在亲信的护送下，从小河道逃出了姑苏城，逃亡去了日本。传说，夫差有一个小儿子被范蠡救走，带去了齐国。勾践抓到了夫差，夫差请求勾践饶命，说当初自己也没有杀勾践，请求给夫差牵马，尝勾践的大便。勾践心软差点答应了。这时候文种说了一句话，大王忘了当年的卧薪尝胆了吗？他日夫差也像大王一样呢？

勾践终于下定决心，下令将夫差杀死。

传说，夫差的后代到了日本，现在也有许多自称是吴王夫差后裔的日本人回来国内寻根问祖的。同事，民国时期的大军阀吴佩孚，据说也是吴王夫差的后裔。

谢选骏指出：根据以上，似乎吴国就是周朝泰伯的后裔，妥妥的中国正统，而日本来源于吴国，也算妥妥的中国了。所以日本从汉字分出“吴音”，并把和服叫做“吴服”。

《「留学日本：探寻天皇与吴王夫差后代之谜」》（留学攻略库 2023-11-29）报道：

本文主要讨论日本天皇是否是吴王夫差的后代。从历史资料、家谱和遗传学等多个角度进行论证，包括吴王夫差的后代传承、日本天皇家族传统、族谱纪录以及基因研究等方面，从而得出结论。

正文

1. 吴王夫差的后代传承

根据史书记载，吴王夫差有数个儿子，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夫差的长子钱吴。钱吴自吴国灭亡后，迁居到东海地区，并成立了吴姓氏族的分支。据家谱记录，这个分支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得到了传承。然而，目前尚未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分支传承至今。

2. 日本天皇家族传统

日本天皇家族称为“大和朝廷”，据相关史书记载，大和朝廷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60年前后。大和朝廷的各代天皇都宣称是日本神道的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以此作为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依据。然而，存在着一些关于天皇家族血统的争议，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作为神权寓言的虚构。

3. 族谱纪录

根据大和朝廷的官方族谱纪录，日本天皇家族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神武天皇，他被认为是公元前660年前后的第一位天皇。然而，这个族谱纪录很可能存在历史上的虚构成分，用来加强天皇家族的合法性。因此，不能完全依赖这个族谱纪录来证明日本天皇是否是吴王夫差的后代。

4. 基因研究

近年来，随着遗传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基因研究来推测人类的亲缘关系。然而，要通过基因研究来确定日本天皇是否是吴王夫差的后代并不容易。首先，要获取日本天皇家族成员的基因样本并非易事，其次，要对比吴王夫差与日本天皇家族成员之间的基因差异，也需要大量的样本和数据。目前尚没有公开的、具备代表性的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一亲缘关系。

5. 结论

综合以上的论证，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证明日本天皇是吴王夫差的后代。虽然有一些史书记载和家谱纪录，但它们可能存在历史虚构的成分，不能作为确定的证据。基因研究虽然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但目前尚没有相关研究结果。因此，日本天皇是否是吴王夫差的后代仍然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

总结

本文从吴王夫差的后代传承、日本天皇家族传统、族谱纪录、基因研究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讨论和论证，得出结论暂时无法证明日本天皇是吴王夫差的后代。我们希望未来可以通过更多的历史资料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探索和解答这个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述，真真假假，姑妄听之，姑妄存之。但是，从“移民历史”的角度，从日本之作为“海外中国”的角度，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