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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3日星期一

谢选骏:毛泽东是三姓家奴大叛徒解密


《毛泽东是一群“叛徒”的保护伞?》(王友群 2023-11-22 )报道:


毛泽东发动文革,整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给被整对象扣上“叛徒”的罪名。


比如,毛在文革中打倒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刘少奇的老部下薄一波等61人,被扣上“叛徒集团”的罪名。


但是,毛依靠的“文革派”中,也有一些人被说成是“叛徒”,包括毛的妻子江青、毛的“御用文人”张春桥、毛整人最重要的帮凶康生。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1974年12月,中共总理周恩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前,已病入膏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曾向周恩来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1975年秋,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康生,找毛泽东的“特别交通员”——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到他家,请她们转告毛:“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


康生还讲:“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


《康生年谱》写道:康生临终前,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骂江青是叛徒、王八蛋。


周恩来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有历史问题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卢坦福说康生是“叛徒”


卢坦福是中共早期的政治局常委。1933年1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叛变”,此后,在国民党中统局工作18年。


1968年,台湾情报机构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传到北京,被当时的红卫兵头目蒯大富获悉。


蒯大富立即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康生看到后,第一次得知卢福坦交代康生被捕叛变之事。


江青是不是叛徒?


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时经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共。7月,俞启威被抓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江青到上海后,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活动,并于1934年被抓捕过。


江青是在与地下党员阿乐接头时被抓捕的。


阿乐名叫乐于泓,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江青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俞启威被捕后,是阿乐帮助江青坐船逃离青岛的。


后来,阿乐也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一家邮局的出纳员。一天,江青在大街上与阿乐意外相逢。此后,他们有较多往来。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与阿乐约好在兆丰公园见面。阿乐见到江青后,发觉有人跟踪,当即与江青分开,迅速从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跑掉了。


江青从另一个大门出去,在门口被抓捕,关进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1934年冬,江青被关两个多月后被保释出狱。


据当时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交代:江青出狱的自首手续,是由训练股的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的,江青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他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他报送南京特工总部。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后,中共中央审查后认定,江青是叛徒。


张春桥是不是叛徒?


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作为“四人帮”成员被抓捕。中共中央审查后认定,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是叛徒、日本特务。


文静1943年12月在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


张春桥长期包庇当过“叛徒”的妻子文静,是不是“叛徒”的同案犯?是不是也是“叛徒”?


中共中央审查后还认定,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


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1932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


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1937年9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中共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康生是不是叛徒?


1930年2月18日,山东诸城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的早期传播者、国民党二大中央候补委员王乐平遇刺身亡。


这一事件引发在上海的山东籍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的不满。


在上海公学就读的牟宜之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张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既是山东老乡,又是学运、工运、地下党积极分子。他们与其他山东人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暗杀王乐平。


结果,牟宜之、张三洗都被警察拘捕。


牟宜之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经丁惟汾担保,当天就被放出来了。


牟宜之出狱后,请求丁惟汾保他的好友康生出狱。丁惟汾从中斡旋,请上海政商界名人虞洽卿出面作保。康生被关押10天后,获释出狱。


按当时通行的做法,康生被保释出狱前,应履行一个自首手续。这类材料可能保存在上海市警察局或特工总部的档案中。


1933年中共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叛变”、成为中统局特工后,在中统系统工作18年,可能看到过康生被捕后的自首材料。


1949年中共建政后,卢福坦没有去台湾,而是躲藏在西南地区。1951年5月24日,卢福坦在昆明被逮捕,后被押解到上海,秘密关押。


文革中,当红卫兵头目蒯大富将“卢福坦交代康生叛变”的材料上报江青、康生后,康生矢口否认他被捕过。之后,康生找到公安部长谢富治,问为什么卢福坦这样的叛徒,关了十几年还不杀?


谢富治说,想杀可以,你签字,我就办。康生签字同意。于是,在康、谢的操作下,1969年11月,卢福坦被秘密处死。


康生说他从未被捕过,这是假话。康生为什么编造这样的假话?他想隐瞒什么?康生签字杀卢福坦,是不是为了杀人灭口?很可疑。


因为当时卢福坦已被关押18年,已经79岁,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公安部派到上海执行任务的官员却特别提出,对卢福坦执行死刑时,为防止他信口胡说,希望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据当过康生的秘书、后来任国家安全部长的凌云讲:“康生的整人与他和曹轶欧这家‘夫妻店’的利害紧密关联。在他们俩看来,周围的人都不可信,总有人想整他们,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而他们自己总像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秘密。”


康生是不是在刻意保护他被捕当过叛徒的“隐私”呢?


虽然中共中央没有认定康生是叛徒,但不能排除康生当过叛徒。


毛泽东是怎么对待江青、张春桥、康生的“叛徒”问题的?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


关于“康生是叛徒”的问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看了卢福坦的交代后,专门向毛泽东作过汇报。毛听完汇报后,没有答复。


1960年代,公安部长谢富治到上海市公安局调阅过卢福坦的交代,并做了记录。谢可能是奉毛之命去的上海,回北京后也向毛作了汇报,但毛听完汇报后,没有作指示。


因为毛发动文革整人,需要康生这样的政治打手;康生的“叛徒”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不仅如此,被反映有“叛徒”问题的江青、张春桥、康生,在毛的庇护下,步步高升。江青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康生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结语


为什么毛泽东千方百计把刘少奇等人打成“叛徒”而对江青、张春桥、康生的“叛徒”问题根本不当一回事?


因为毛搞的是“顺我则昌,逆我则亡”的极权专制。不绝对服从毛者,毛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顺从毛、能为毛所利用者,“叛徒”也好,“特务”也好,都不是问题。


此正所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不服不行。这就是中共的流氓逻辑。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是怀疑“毛泽东是一群‘叛徒’的保护伞”,却不懂毛泽东为何甘做一群叛徒的保护伞——因为毛泽东自己一个大叛徒。


但是毛泽东这个叛徒,却不喜欢别人出卖自己,只喜欢自己出卖革命。


《毛泽东是危害中国革命历程的最大叛徒》报道:


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召开的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革命者要讲革命道德,要永久奋斗。他说:“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其实,毛泽东说的就是自己。


那么,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毛泽东以外,曾经还有哪些为害甚大的叛徒呢?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白鑫、龚楚、孔何宠、何畏、涂振农、邢仁甫、曾洪易、余洒度、旷朱权、郭炳生、赵凌波、郭潜、徐梦秋等,可为众多叛徒的代表,不妨称他们为“高级叛徒”。鉴于篇幅有限,以下只介绍其中的几个。


张国焘可谓是中共元老之一。他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的,后又作为北京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会后分管组织工作,8月起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先后担任了中共第一届、二届、四届、五届(任职至1927年11月)、六届(1938年4月开除)中央委员,第五届、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先后出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及代理主席等职。1924年,张国焘在北京曾被北洋军警逮捕过,当时有自首情节,但出狱后隐瞒了变节行为。1938年春,张国焘利用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在武汉公然投靠了国民党。同年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张国焘叛变后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局,并恬颜主持了针对中共的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等,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1948年11月,张国焘逃往台湾,因受到冷遇,于1949年转赴香港,再于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冬,他冻死在养老院。


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职务最大的,则莫过于向忠发。向忠发原是湖北的一名工人,发迹于工人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先后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许多资料也称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共领导人多系知识分子,中共党内为此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向忠发从而阴错阳差地被推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不久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在被国民党审讯时,与向忠发一同被捕的一个妓女尚能保持气节,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而向忠发却在用刑之前就很快招供了中共的许多秘密情报。因此,当时深知此人品行的周恩来,怒斥向忠发“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此外,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为害最大的,则莫过于顾顺章。顾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斗争中表现活跃,被接纳进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受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回到上海后不久,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当时,他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可谓声名鹊起。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整个国统区陷入血雨腥风之中。顾奉命转移至武汉,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并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与组织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行动科的负责人,率领“红队”制裁叛徒和国民党特务,震慑了敌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共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然而,一如向忠发,顾顺章出入于五颜六色的上海滩,帮派习气浓厚,在本质上有问题,同时又居功自傲,并且经常利用自己职务的特殊性,日渐腐化,为此也引起了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的担心。果然,不久后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返回途中在武汉被叛徒认出,随即被捕,当即叛变,并供出其所知道的中共机密。幸亏当时已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获取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报,并抢在国民党特务动手之前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机关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也得以幸免于难。但顾顺章随后又供出了监狱中的恽代英等,致使恽被杀害。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一份通缉令—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下达的通缉令,内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周恩来曾亲自指挥在上海开展对顾顺章的“锄奸”行动。但令人意外的是,顾顺章居然逃脱了对他的制裁。后来,顾因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之间,结果犯了大忌,受到冷落。不甘寂寞的顾顺章又企图组建所谓“新共产党”,被蒋介石获知后秘密处死。


中国革命历程中危险的叛徒还有许多,比如曾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由于他的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和邢士贞等被捕遇难。最后在周恩来、陈赓等的有力策划和组织下,他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的叛徒,后来在《红岩》、《青春之歌》等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和揭露,而“叛徒现象”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中一向受到人们的鄙视和谴责。如曾经影响过共和国几代人的长篇小说《红岩》,它所依据的史实,就是解放前夕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冉益智的叛变。冉被捕后,供出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冉甚至还现身说法,劝说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也叛变,使得江竹筠等数十名中共重要成员被捕。其中,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变后,致使已成功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韩子重等遭到逮捕。冉益智在“《挺进报》案”中充当了一个最无耻、最凶残的角色,也是因为他在抓捕共产党员的行动中有“突出的功劳和表现”,遂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推举为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中校专员。这样的叛徒,对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危害。再如杨靖宇、项英、周子昆等的牺牲,也都是他们的部下叛变后造成的。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狗特务的一生,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他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了——毛泽民、毛泽建、毛泽覃、毛楚雄,以及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等,都是死于毛泽东“借刀杀人”的毒手。为了向上攀爬,他早年投靠杨开慧的爹,后来投靠贺子珍的舅舅……后来利用完了就抛妻弃子连锅端!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不仅是大叛徒,还是三姓家奴——他早年投靠汪精卫,中年投靠斯大林,晚年投靠尼克松……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个罪大恶极的坏人。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报道: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又称“三六大案”,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等支持文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打击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派的中共领导人制造的一起大案。


抗战前夕出狱经过


1930年代,中共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大量中共干部被捕关押。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听取柯庆施建议,刘少奇以北方局的名义作出了把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出来的决定。这是为解决北方局的干部人员严重不足问题,及因日军即将占领华北,为减少干部人员的损失。刘少奇把北方局的决定报告了党中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对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的复电稿和张闻天有关证明材料的批语”的注释3的原文:


张闻天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张闻天在信后附送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1936年7月间,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柯庆施通过徐冰让孔详祯(孔于1932年12月从北平反省院保外就医,认识狱中关押的一些党员)写信,通过草岚子监狱看守班长牛宝正(1886-1954.11,山东省无棣县人,代号Ox)秘密通知反省院中党支部上述经中央批准了的北方局决定。孔详祯通过魏文伯(也是从北平反省院保外就医)的族侄魏茂林(当时叫王伯平)认识的一位北平反省院看守给狱中的殷鉴写了一封信通知北方局的决定。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起笔写了《给宋哲元的信》,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通过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转交。宋哲元是华北军政最高负责人,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宋哲元签字批准释放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履行了手续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王其梅等61人即履行自首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后出狱。1936年8月31日,《华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是经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讨论通过后,又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然后发表的。 启事全文如下(方括号内是其真名):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卅一日~九月二日《华北日报》第二版


同上反共启示内容有:


王德光 王玉堂 李明(山西人) 扶平 李即吾 刘聚奎 刘振帮 王伯庆 候正寅 殷光善[殷明道] 李明(山东人) 赵云生 刘克让 杜炽昌[杜伯阳] 张鹏德 韩汉琴[韩钧] 刘俊才 刘崇善 王彦青 冯明新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二日~九月廿四日 《华北日报》第二版


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57人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刊登“反共启事”,出了反省院。出狱后,即与中共中央接触,获分配工作,后亦被中共中央多次严格审查,一直被报告为没有问题。


第一批9人:张永璞、杨仲仁、周斌、刘华甫、冯俊斋、徐子文、徐之荣、董天知、冼维勋。

9月中旬确定出狱的第四批15人:黄健纯、胡锡奎、李烈非、赵镈、朱今、王子喜、邱少山、王若愚、刘光书(刘昭)、高梦九、张建勋、廖广麟、张玺、高廷凯、周痒。10月上旬某早真正出狱。

第九批:刘锡五、罗霖祥等。

薄一波于1936年9月22日出狱。


“六十一人”名单

197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列明的名单:


文革开始时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22人):薄一波(张永璞)、刘澜涛(刘华甫)、安子文、杨献珍(杨仲仁)、周仲英、马辉之、徐子荣、傅雨田、王鹤峰(汪德光、王德光)、李楚离、王德、侯振亚、王其梅、刘有光、胡锡奎、廖鲁言、张玺、李力果、刘锡五、彭德、刘子久、赵林(罗霖祥);

文革开始时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司局级职务(13人):吴云甫、刘聚奎、刘慎之、赵明新、刘文蔚、刘尚之、冯乐进(冯俊斋)、唐方雷、王新波、朱则民、高仰云、胡敬一、贺致平;

担任一般职务(5人):张振声、王玉堂、刘昭、杨彩、丁子珍;

战争中牺牲(10人): 王墉、赵镈(赵朴)、冼维勋(夏维勋)、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张曼萍(王若愚)、王振林

出狱后去世(5人):殷鉴、邱少山、高廷凯、杜伯阳、郝景波;

过度劳累而病逝(1人):韩钧;

出狱工作以后,投敌叛变,被我处决一人(刘克让),管制一人(扶平)

下落不明(3人):周庠、阎导黎、乔健双。

薄一波回忆录对该案人员名单的其他说法

上述名单虽然载于中央组织部平反61人案的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但并不准确,错漏很多。2002年修订出版的薄一波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战争岁月)》正式修订核实了当年出狱的是54人(括号中为被捕时至出狱时所用名):


出狱后不久病故3人:殷鉴(黄建纯)、邱少山、杜伯阳(杜炽昌);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9人:赵镈(赵朴)、仙维勋(夏维勋)、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张曼萍(王若愚)、王振林;

建国前夕和建国后截至2002年病故21人(按时间先后):韩钧(韩汉琴)、张玺(王常珍)、李力果(李烈飞)、吴云甫(李明)、安子文(徐子文)、刘聚魁、张振声(张正身)、杨献珍(杨仲仁)、周仲英(周斌)、刘子久(刘俊才)、贺致平(贺之敏)、马辉之(冯俊斋)、王玉堂、王德(王伯庆)、刘澜涛(刘华甫)、王鹤峰(王德光)、李楚离(李即离)、刘有光(刘相臣)、刘尚之(刘崇善)、刘昭(刘光书)、彭德(张鹏德)、傅雨田(王桐)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12人(按姓氏笔划):王其梅(王时杰)、王新坡(王之喜)、刘锡五(刘锡武)、刘慎之(刘振邦)、刘文蔚(赵云生)、周庠、胡敬一(胡中田)、胡锡奎(胡锡昆)、侯振亚(侯正寅)、徐子荣(徐之荣)、赵明新(李明)、廖鲁言(廖广);

被我北岳解放区以“托派”误杀1人:刘克让;

出狱后下落不明1人:乔健双(高梦九,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时被开除);

2002年依然健在6人(按姓氏笔划):冯乐进(冯明新)、朱则民(朱今)、赵林(罗霖祥)、唐方雷(张建勋)、薄一波(张永璞);

文革61人案名单中还包括此前因患重病“保外就医”出狱的冯基平、孔祥祯、杨实人、魏文伯;乘国民党的“大赦”减刑出狱的陈原道、刘亚雄、周启敦等7人。

在这期间出狱的王墉、阎导黎、丁子珍、郝景波等4人,虽也被一些文献列入六十一人中,但他们情况不同,实不属这个范围。

另外,扶平(又名扶屏)不是共产党员,1933年4月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被关押了3年另7个月,1936年9月与草岚子监狱其它被关押共产党员一起签署《反共启示》后获释,出狱后回湖南老家养了一年多的病。1939年初加入中共桂东县地下党组织。后因时局的变化,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投靠了国民党。1949年5月,又加入中共领导的湘南地下武装。建国后因抗战时期投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被管制。所以,扶平不属于61人案自首出狱的中共党员。

薛向晨(被捕时为孙斌,原名薛晓幽,又名孙光斗),建国后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1月因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其定罪罪行是1931年任中共山西军委书记被捕后入反省院之前,在太原供出大批党内同志并直接参与指认。

文革中定罪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

1966年9月16日,康生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对此毛未作批复。


实际上,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共高层很清楚地知道61人案的出狱事先是经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的。如红卫兵因出狱问题揪斗刘澜涛和赵林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签字批准了周恩来的请示。


中共中央于1967年3月16日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中共中央批准的自首出狱重新定为“自首叛变”。理由是: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随后,康生率领专案组向有关参与干部逼供,并捏造假证据。并因当时内地大肆进行“揪叛徒”。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也鼓动学生批斗61人中在世的幸存者。到1967年,已有6000多人受审查或拘禁,廖鲁言、杨之华、徐子荣等中共元老被折磨至死。


文革后平反


“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薄一波等人的亲属要求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决议为此平反,遭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的阻挠,说此案是毛泽东定性的,不能翻案。胡耀邦指示中组部坚持调查。1978年底,汪东兴等人失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即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


该文件给61人案履行自首出狱定性为“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即当时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在这批党员中,有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实际上中共历史上允许被捕的党员发表反共启示、履行自首手续出狱,仅此一次。


平反的平反


在上述中共中央平反文件中,引用了安子文所述下列证据:


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听了周仲英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知道;一九五零年听了安子文同志汇报后说:任作民出狱后到延安,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就派他到西北局担任宣传部长,不久他就病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人已死了,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以上情况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的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对此,任作民的家人坚决不同意该中央文件的说法而上访申述,最后在1980年4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中更正为:


(2)关于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引用了安子文同志关于毛主席对任作民同志的说法:“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


经查,任作民同志一九三七年十月出敌反省院的问题,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作过审查决定,认定“(任)作民同志在反省院中确是最后无条件释放”。董必武同志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给任作民同志爱人丁祝华同志复信说:“董老说,任作民同志是经过武汉办事处交涉后从湖北反省院释放出来的。”安子文同志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写信说:看来董老办公室所写的材料是比较可靠的。但是毛主席的确向我说过任作民同志出狱的事。究竟主席听谁说的?还是有人向主席书面反映的?我无从猜测。


据此,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问题,应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所作审查决定和董必武同志的证明为准。


(3)关于刘尊祺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附件之十七、十八,薄一波、刘澜涛同志谈一九三六年出敌反省院的情况说,刘尊祺是叛变出狱的。


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一九七九年一月关于刘尊祺同志的复查结论,刘被捕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一九三三年五月经王卓然等人无条件保释出反省院,决定恢复刘的党籍。刘澜涛同志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写信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外文出版社的同志介绍,刘尊祺是由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保释出狱的。因之,一波、子文和我三人向组织写了说明,刘尊祺不是自首叛变出狱。


据此,刘尊祺同志一九三三年出敌反省院的问题,应以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的复查结论为准。


參考文獻

 王貞勤:「尋找草嵐子監獄的秘密功臣」,《黨史博採》2013年第9期,第53-56頁。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给宋哲元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2013-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徐子文反共启事》原始文字的gif图片. [2013-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25).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對中央關於劉瀾濤出獄問題的復電稿和張聞天有關證明材料的批語」的註釋.


谢选骏指出:基本上,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就是一个“叛徒窝点”,里面充斥了苏联培植的三姓家奴小叛徒,所以毛泽东这个三姓家奴大叛徒才能稳坐“中共主席”的这个三条腿的凳子,几十年不倒台,因为他的手下都是招降纳叛的腐败货!


《网文:毛泽东被捕后 被掩盖的真相——毛泽东重要历史疑案考订》(CND刊物和论坛2015年01月28日 由 thchen


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过去很少有人怀疑,更少人甚至不见有人提出过“异议”,其原因可能是欧美政党出入十分自由,政治人物脱党并不认为是名节大事,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资料引起人们对毛泽东被捕一事的怀疑,只能按毛泽东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况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无人敢去议论,党外和国外人士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连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签署王健民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于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现将该书有关章节的文句摘要抄录,斯诺记下毛泽东的谈话是这样:


“当我从事组织军队,奔走于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的时候,我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搞的恐怖正达到顶点,许多国民党的嫌疑犯正被枪杀。当时,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到了那里将要被杀害。但我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我被杀,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答应释放我。但是,负责押送我的队长却不肯。因此,我决定逃脱,可是,直到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刹那间,我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引文下面由毛泽东不厌其详的谈逃脱后的惊险场面,他说:“士兵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接触他们。可是,我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丶六次我曾放弃了希望,觉得我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


毛泽东脱逃后的情形,经斯诺写出是这样:


“我身上有七块钱,于是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势力在大陆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一九二七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过一段时间,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个老人。


这个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枝,把他抓住,原来背的是一百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伙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队暴徒。以后的事,就说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增加记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爱才重义,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当时金姓教员和老团总的儿子对毛泽东遭受挫折后仍然上井冈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资料是香港回归后,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述及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谁也不能肯定。


这位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说:我们长期住在香港的人,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个人行为,一般都不十分关心,许多大陆事情只是耳闻很少目见。时间长了,有些香港人回大陆或大陆人到香港,或大陆亲邻来信,知道大陆人民受中共迫害,对照香港一些报刊记载,证实无误,使人不能不信。大陆每次政治运动的开展,香港人大都为大陆亲友提心吊胆,担心他们的祸福吉凶,谁被枪毙,谁被逼死,香港人总为大陆亲友叹息。一九五八年后,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期间,大陆逃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大陆亲友来信要米丶要油丶要肉,还有用血签名哀求速寄,这自然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大陆“土改”,“村村见血”――杀地主和国民党乡保长;“肃反”时期,广州一天杀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杀一百人几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摇头叹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于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的书,我们很少看也不关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动了香港,日益增多的从大陆逃来的人,将有关毛泽东残暴和荒唐的故事说出来,特别是彭德怀丶刘少奇丶陶铸等人的被害,使我们对毛泽东为人的无情无义,逐渐由憎恶变成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在香港听到关于毛泽东被捕的实况,回美国和我谈论不止一次,我们总觉得太简略,说明不了问题,而且做调查的人和调查的对象,用中共的政治术语来说,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没有书面文字可证,很容易被中共指为“造谣”或“诬蔑”,我们一直把它存在记忆的资料库里没有写出来。有时,和朋友谈起,许多朋友都说这资料对毛泽东的历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证,我们觉得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为敌,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对毛泽东粉饰自己被捕的丑事,而对别人“脱党”却用最高标准去要求,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男权主义还苛刻十倍,以无上的清规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并有功人员,甚至以“莫须有”三字定罪,诱供逼供捏造罪证无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难以数计。道义和良心使我们经常想起“毛泽东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京探亲访友,有时上图书馆看报看书,才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于是,我们把它做为资料复印下来,回美国后,我们将复印资料对证我们的记忆。反覆加以研究论证,现将我们复印的书籍资料简单介绍于下:


第一种资料:胡长水丶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第三九九页称:“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


按:将胡长水丶李瑗记载对比毛泽东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节和人物,是出发前毛泽东化名张先生,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并且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一起去。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谁,都略而不谈。毛泽东被捕以后的情况,只复述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敷衍,但这一资料多于毛泽东谈话的那些事实,引起我们注意。


第二种资料: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称:“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九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九月十日,在浏阳张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


按:这一资料虽然简略,但记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县委书记,这和老文书所讲同党有做县长的,可以相互印证。其次,这资料提到浏阳活动的工农义勇队后来活动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泽东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张家坊在浏阳和铜鼓之间,毛泽东在张家坊被捕后,自己说是到农民武装部队去,怎么又会走往戒备森严的铜鼓县城?这只能理解为没有逃脱而是被押解去铜鼓县城里去的。


第三种资料:李新丶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节第七十一页称:“九月十一日,毛泽东领导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三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


按:这一资料是四大册,第一册序言说:“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委托李新……等组织编辑,材料早就准备,后改为李新和陈铁健来主编”,说明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组织出版的书籍,笔下褒贬当然具有纯正的中共“党性”,一字一句不会随便出轨,直书“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没有详细叙述毛怎样脱险,潘又怎样入狱,乾脆用十二字写出,其中必有“难言之隐”,一个最合理的推断是笔者占有许多资料,因为自己的“党性”关系和党大陆位,不敢明言,但历史事实具在,不好粉饰,用十二字写出,让读者看其中的因果关系,即毛的脱险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狱”是“果”,这就印证团总儿子所说的“立功”,是有“丰富”的具体内容的。


第四种资料:赵大义丶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泽东》第七六至七七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学铁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两段”,“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押解他们的团丁姓黄),就追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愕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轰而散”。


按:第四种资料是用小说体写的,其中对话当出于作者的想象,叙事脉胳不清,文笔拙劣,把一场政治斗争写得如同儿戏,但他们的资料来源当有所本,不可能全部臆造,如毛泽东他们拿安源煤矿的证明,即和我们所举的第一种资料相同。还有,毛泽东走了后,潘心源还没有走,还在那里吵闹,即使真实的事实不一定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们引的上述第三种资料相同的。我们估计:潘心源这个人在中共占领全部大陆后可能还没有死,但毛泽东没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没有在中共报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写过什么,我们亦无法找到。在毛泽东坐上北京宝座权势冲天时,他只有歌功颂德的一条路可走。第四种资料把潘心源写得活灵活现,也许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统治大陆后的自我交代资料,他强调他掩护毛泽东的功绩向毛泽东求饶献媚,不敢也不会揭发毛泽东的出卖,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说明潘在毛逃后还未脱身这一基本事实。再有,第四种资料提出潘心源之外,还提到一个人名叫易学铁,另一个人名叫易子义,我们不知道这易学铁是否即易子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文书所说毛泽东“供出了好几个同党”,并非虚构,而是铁的事实。这也证明了第一种资料“毛泽东和潘心源等”的“等”字有了着落,即毛泽东被捕后出卖了潘心源和易学铁或易子义等等,铁定事实,毛泽东即使未死,亦难狡辩。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被捕急智脱逃”的故事,是粉饰自己欺世欺人的行为。


中共建国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对抓他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还是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提高了团丁的阶级觉悟,在放毛泽东逃跑这一事件中起了化解作用,使士兵欣然同意。这篇谈话在毛泽东的湖南湘潭故居纪念馆有存稿展出,香港刘济昆先生的文章亦曾引用,大约两百多字,无须在这里写出。我们估计:这篇谈话是毛泽东本人后来化精神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我们和几个朋友研究了这篇谈话,并找几个湖南籍的朋友参加,认为谈话的语法和语气,完全和毛泽东生前谈话口气和著作风格相同。为什么“被捕脱逃”事件,毛泽东本人和中共的党棍子笔杆子如此重视?因为,他们认为是维护伟大领袖英雄形象的大事。


但是,尽管怎样多方维护,乱真的假货,总会被人识破。用“文革”语句来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历史上多少疑案,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发覆钩沉,最终都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我们对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有关“被捕脱逃”的疑点提问于下:


第一丶毛泽东谈话只说当时被抓的人只他一个,并无其他人和他一起活动并同时被抓,所以他只用一个“我”字而不是“我们”。“我”是自己一人,而“我们”是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正常交往的常识。毛泽东只提“我”不提“我们”,心中有鬼,不可告人。不只是和斯诺如此谈,和斯诺谈话以前与他人谈话,包括党内交代,都是用“我”,一贯用来,不好改变也不想改变。当时,以至以往用“我”,除了心中有愧之外,很大可能是他以为潘心源丶易学铁还有易子义等人已死了不在人世,无人对证,所以胆大妄为,既不脸红,也不心怯,这是道德坠落人格卑劣的表现,能骗则骗,只要骗人能对自己有利,对这样的人即使大骂一顿亦有何用。对他鄙夷一笑,亦觉得不值。


第二丶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没有说出拿多少银圆贿赂团丁,但“贿赂”一事是他着力强调的,他忘记了在他被捕以后,他已是民团的俘虏,他身上的钱财包括一身百把多斤的肉体,都是民团的捕获物。照例,在检查时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东西,当做“怀疑之物”,要打要押,权在民团头头手里。即使个别团丁想收被捕份子的贿赂,没有上峰开口,他也不敢放人。何况团丁不止一人,卒然之间亦难齐心合力放人。而解到上级部队去,可以立功受奖,不担释放犯人的查办风险,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就被捕者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自己行动和放言高论的自由,乱走几步,多说几句,都受限制,哪有可能任意处理钱物进行贿赂。


第三丶毛泽东说“士兵答应放我,而队长却不肯”,他没有说明一个士兵或几个士兵或全体士兵,也没有说明队长后来怎么能够同意,使人难以相信这是真事,还是在说童话故事。像这样的事,没有士兵商量和队长同意的复杂过程,不能想象人世真有其事。毛泽东意图骗人,可是又骗得不合情理,人们会问:用什么魔术可以使士兵一致接受贿赂?他们分赃是否均匀而不争吵;队长由不肯而变为肯,原因何在?不说明其中理由和经过原由,人们永远难以相信。毛泽东喜欢读《西游记》,是否在编造这个“脱逃”故事时,也想过齐天大圣使用过的定身法和动心术的神力。


第四丶毛泽东被捕时身上只有几十块钱,而捕他的士兵却是一队,有队长率领,至少十馀人,不会是一两个。算他十个罢,几十块钱由十几个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赃不匀又怎么办?给队长多少?给少了,队长会肯吗?更可疑的问题是:士兵接受毛泽东的贿赂,却又给毛泽东留下七块钱做为“盘缠”路费一路走去,真是怪事!爱钱如命不畏上级怪罪的团丁和队长,如此大发慈悲。不如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提高了团丁众士兵们的阶级觉悟,使毛泽东不仅得到脱逃,而且一路有“七块钱”路费可用。到底放人又送路费的真相如何?只有毛泽东自己一人知道。我们推测:这“七块钱”路费,不是士兵也不是队长给留下的,而是毛泽东为团防队“立功”之后,由团防司令特意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假话连篇,只有这“七块钱”的事是真话。


第五丶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关于他逃走以后的事说得非常详细,简直不厌其详,比民团抓他以后和逃跑以前的事详细数倍,如说:“我走到一处高地,那是在一个水塘的上端,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这段描述连细节亦不遗漏,很明显的是毛泽东为了掩饰脱逃神话,而着意捏造出来用以搪塞他脱逃的隐秘的。他原来是被绳子绑住的,怎能挣脱?毛泽东是被绑着的一个人,而士兵是一人以上的多数。即使两个士兵押解一个绑着的犯人,都很难挣脱,何况士兵手里有枪,队长手里也不会没有枪,如果枪响,逃犯很少不会被射中。既然是贿赂了士兵,大可不必追赶。追赶不上竟至费时费力强迫农民参加,不是故意白费力气。农民没有接受贿赂,搜寻时在士兵之外增加更多眼睛,看不出草上有人经过的痕迹,发现不出逃犯藏身之处,那才是怪事。除非毛泽东有遮眼法,神通广大,否则,那些士兵丶农民丶包括队长在内所有追赶的人,都是瞎子。


第五丶斯诺是个记者,自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进一步盘问毛泽东。一个从大陆移民来美国的朋友说,他也曾对毛泽东这次谈话怀疑过,只是不敢提出;又说,如果照中共“审干”丶“肃反”以及文革时期“揪叛徒”方式来审问毛泽东,不“磕烂狗头”(一种严刑拷打的讯问形式)才怪。一般人见毛泽东后来上了井冈山又坐到北京的金銮宝座,认为“被捕脱逃”事件在他整个历史上只是一件小事,大家一时找不到有关新的资料,管不了那么多。如今在斯诺的《西行慢记》有关的资料上,增加湖南和江西边区小学教师的调查,以及胡长水丶李瑗等著述提出的多种资料,有主证也有旁证,毛泽东重要关键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突然增加。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这样的问题,不被毛泽东抓去枪毙,也会死在打手们的拳脚之下,死于不见血的“非命”。说来一个有“被捕降敌”的重要历史关键问题的人,却用“抓叛徒”的名义和由头,对付政敌并害死成千上万的人,这真是历史的滑稽戏。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个人成为专制极权寡头,他就为所欲为。说来,专制极权不仅使人腐败,而且使人凶残。


为了进一步找寻毛泽东“被捕降敌”后果,我们从香港丶澳门丶台湾丶美国各地方找寻资料,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丶陈晋著《毛泽东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丶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图书)丶《龚楚将军回忆录》(明镜月报社)丶《国民革命战役史》(中华民国八二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丶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陈诚署名丶台湾出版)等约三十多种,不能一一列出。经过综合比较,参详剔抉,我们发现:毛泽东这次“被捕降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出卖了同党,而且使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攻下南京,华北军阀震慑,汪精卫把持武汉政府,号召“向左转”。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吃派饭”,“到小姐牙床上睡觉”,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几处地方组织暴动,农民运动兴盛,商旅吓惧,商店关门,生产丢荒。长沙市的暴动被当时中外报纸记下来的情况是: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到处抓人封店,打土壕劣绅,戴高帽游行,就地惩罚(枪毙),长沙名士叶德辉就是因为作了一首对联被枪毙的。(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四四七页直荀《马日事忆的回忆》:叶德辉对联是“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另一方面,国民军地方军队奋起反击,著名的“马日事变”(即五月二十日电报号码日期),即由许克祥团长发起,得到省方夏斗寅丶何键的支持,从长沙扩大到附近各县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机关。中共中央为应付新形势,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丶鄂丶赣丶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与湖南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共同负责领导秋收起义事宜。


毛泽东有重任在身,照理应剑及履及赶紧行动起来。可是,事实不然,他于八月十二日回到长沙,不是布置工作,而是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看望比他先期回板仓的爱妻杨开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省委提出组织长沙暴动。夺占湖南,实行土地革命,与中央意见相左,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实暴动计划,以长沙为暴动中心,包括浏阳丶醴陵丶平江丶安源丶岳州等县。国民党军政防范暴动日久松懈,向下级示警;中共中央的“马同志”(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五五五——五五六页)则致函中共中央:“长沙迟迟不动,是给湘东及鄂南暴动的打击”(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机关刊物《布林塞维克》第二十期)。直荀(即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的《马日事变的回忆》,则将共产党遭到镇压,暴动失败,归咎于共产党“没有斗争的经验”。后来,这次暴动迟缓在长沙不能得手,才决定组织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往湘赣边界。


这时,隐藏在国民党革命军的一些共产党员,奉中共中央命令带动部分枪兵参加起义,加上湘东一些县市的工人纠察队丶农民自卫军丶矿警,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总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计划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后即进攻长沙;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对长沙取包围姿势;第三团由铜陵向浏阳进攻,攻占浏阳然后三路会师挺进长沙,后又收一些散兵与民兵为第四团,企图在各县农民及长沙市工人暴动力量配合下,于九月三十日夺占长沙,“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才离开长沙。这时,第一团已从修水出发,占领平江县龙门厂;第二团进攻醴陵也已得手;第三团正在冲向浏阳。毛泽东身为前委书记,应该迅速与前敌总指挥身在第一团的卢德铭汇合,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却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去铜鼓,因而在路上被捕。现在,事过境迁,当事人与事变经过都已无法调查,即使调查,在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下,也难寻得事实真相,只好让中共为毛泽东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好在中共篡改历史以假乱真多的是。


根据已有资料综合分析,毛泽东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这一日期,是国府资料和中共记载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义”的失败,中共出版的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订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湾出版的陈诚签署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则订为“民国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据中共记载: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团取道长寿卫,正当进军的时候,国军在平江增兵一个团堵击第一团,约第四团一起进攻平江,不料第四团于平江金坪叛变,突袭第一团,使第一团损失惨重。第二团于浏阳遭优势敌军围攻,损失大半,残部败退文家市。第三团遭唐生智部两个团夹击,退往浏阳上坪,据香港出版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统计:第一团从九月九日起义,只坚持了两天;第二团从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坚持了六天;第三团从九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败,只坚持了三天。参加秋收起义的何长工回忆录,只承认中共当时还相当幼稚。推脱起义失败的责任,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有关,换句话说,毛泽东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义”的失败,其中有无政治交易,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去设想:


第一丶毛泽东被捕后,跟着被捕的有潘心源丶易子义等等,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脱险,潘心源丶易子义等还在押,也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潘心源丶易子义的领导,只有毛泽东软化向国军输诚交出潘心源丶易子义等等,毛泽东才能得到释放,释放时有无别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得到释放,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第二丶一般行军都有特定的任务,不会随便改变,除非上级根据特定情报或有突发意图,而上级的突发意图也往往是根据特定情报才改变的。国军在平江增兵,显然是一种突发行动,没有的确讯息,不会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动,正是在毛泽东被捕以后发生的,国军情报从那里来,不迟不早正是毛泽东被捕时候?


第三丶毛泽东释放后不去第一团,为什么却轻而易举地很快跑到第二团和第三团,这种选择应有一个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团将会损兵折将在敌人“增兵”吉凶未卜之情况下才决定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知道对第三团无兵可以增堵,才让毛泽东“顺利”进入第三团去。据他自己对斯诺谈话,当时他只是单身一人逃亡,为什么一路顺利没有别的团队检查,他又是从何处得到讯息才下定决心去第二团的。


第四丶第四团叛变当然不是一两人的决定,而是一团人由团长率领突袭第一团,其叛变责任,由团长负责,但团长又是谁指使,而且,不早不迟,正是毛泽东被捕以后紧接发生,这中间必有原因,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扯上关系,不能臆断。但据一个叫陈国钧的人回忆: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浏阳的上坪,与第一团败退下来的残部汇合,没有商议对叛变的第四团进行反击报复,也没有重振旗鼓对付国军围堵,起义军的师长余丽度等提出“取浏阳攻长沙”的主张,都被毛泽东坚决否定,决定迅速撤兵,沿罗霄山脉南移,向井冈山奔去。毛泽东后来强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还有人员七百人多,枪枝五百馀,有可能用以反败为胜,至少也可以挣扎一阵,何至于灰溜溜地向不熟悉的匪窝“井冈山”逃去。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设想,这中间大有可能是他和国军有“默契”,否则,是毛泽东吓破了胆,二者必居其一,但这样正好玉成了他后来拥兵称尊的胜利。说来,也是历史的吊诡。


最后,可以总结:毛泽东隐瞒自己被捕的严重历史关节问题,伪造历史,昭然若揭。也许有人要问:毛泽东被捕有出卖行为,为什么又拖队伍上井冈山去?经过研究和多方讨论,大家认为并不奇怪。第一丶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是中央一级人物,他对这种地位不能不有所留恋。如果公开站在国军这方面来,起码得矮三级。第二,我们不否认毛泽东当时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不否认当时国民党北伐刚刚打赢南半个中国,统治刚刚建立,免不了有污七糟八的事,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他不想回头站到国军方面来,只有采取“权变”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是人之常情。第三,当时,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都在长沙居住,直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控制,并得到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援,毛泽东如果公开叛变,则他的妻儿很可能遭中共报复,演出后来顾顺章全家被中共所杀无一乃遗的惨剧,这是毛泽东不能不考虑的。第四,正因为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国军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杀他。在军伐割据山头林立的时候,不同地区大小军阀之间,有“以邻为壑”的思想,并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产党员出境,以图境内清靖,毛泽东正是在江西境内逃向井冈山的。《三国演义》记曹操行刺被董卓发觉,于是改口说是“献刀”,得以脱逃。毛泽东熟读《三国演义》,当时正是运用曹操妙技脱身,不过他献的不是宝刀,而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丶易子义等,另加成千上万的暴动武装。


提出毛泽东的“被捕”历史问题,并不是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毛泽东一生做了多少坏事,一个历史学家为他细数到三百件,还没有数到他丢弃杨开慧丶贺子珍以及到处乱搞女人的事。毛泽东在中共统治区内的形象金光闪闪,比神佛还尊严万倍。中共向来伪造历史,黑幕重重,假的比真的多得多,需要大家共同揭发。自然,中共打击报复的“记仇心理”,曾经使无数正直人士受到残酷迫害,使人叹息扼腕。今后,我们决定不再到中共统治区去,中共也奈何不得。我们以真名发表文章,表示我们揭露中共真相的决心,要把毛泽东从威严尊显的神坛拉下来。在过去几年的调查中,我们已掌握有关毛泽东问题另外两种资料:


一丶毛泽东和湖南湘潭籍着名报人何海明的关系问题。何海明著的《新俄回想录》和《苏俄的工兵政策》等(二书皆残缺)书中设想和复述及评论,为后来毛泽东搞“供给制”丶“人民公社”丶“民兵组织”所师法。何海明是否即是为“毛氏族谱”作序的何海清,待查。是否因为何海明后来做了汉奸,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待查。


二丶广东一位老教授曾经确实听得他的叔公说过,毛泽东和陈公博的关系非比一般。毛泽东到广东来,得过陈公博的很大帮助。毛泽东到汪精卫兼任的宣传部做干事,是由陈公博引荐的。后来,汪精卫因为事忙,让毛泽东代表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中共即以此吹嘘毛泽东是代理宣传部长,后来,八路军丶新四军和汪记伪军互相避战,夹击国军的事,亦可由此得到理解。


如何能够把这两件事包括毛泽东所有的其他丑事丶坏事丶怪事,都全部揭露出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幸甚幸甚。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曹操式的奸雄也,所以可以泥鳅一样死里逃生。多年以后,毛老贼怀念他从小熟读的《三国演义》中的曹老贼说:“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浪淘沙·北戴河》)真是“猩猩惜猩猩”,猴子爱猴子——臭味相投,沆瀣一气。所以分裂中国的毛泽东,他的朝代长不过曹魏——转眼就被“八老乱政”给篡夺了。


谢选骏:在基督里纪念六四屠杀35周年

“六四屠杀35年纪念日将近 香港《基督教时报》头版留白”(RFI华语 2024-06-01)报道:


香港天主教周刊周六版的头版几乎空白,本周是中国政府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运动35周年。据《基督教时报》写道,在这个变得如此“限制性”的社会,它只能“以空白替换文字段落来应对当前的情况”。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香港天主教周刊《基督教时报》周六版的头版几乎空白。自由不断减少的香港,长期以来曾经是中国唯一一个获准在香港中央广场维园举行纪念六四活动的地方。


这些纪念活动通常以烛光守夜的形式纪念当天被军队杀害的许多示威者,但自 2020 年起就被禁止了,当时北京开始在香港实施了一项非常严格的安全法,这使人们对中国曾经留予香港的大部分自由生存产生了质疑。


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归还给中国。


本周,七人在香港再次被捕,被指控煽动叛乱,因为他们“利用即将到来的敏感日期”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帖子。


《基督教时报》的社论称,“近年来,香港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限制越来越多。”该报通常每年都会发表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文章。但今年的社论称,“即使是祈祷,如果它是抚慰历史记忆,也可能是有问题的。”


为纪念六四屠杀而举行了30多年的天主教弥撒,最终也于2022年被取消,组织者担心此举违反香港安全新法律。


北京和亲北京的香港当局为该国安法律辩护,称在2019年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之后,有必要结束暴力并恢复秩序。


此前,据天主教亚洲新闻报道称,天安门广场事件35周年纪念日6月4日即将到来。依照传统,香港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守夜活动来庆祝这一周年纪念日,直到2020年北京实施严厉镇压,也让这一活动陷入了沉寂,并将关押2019年6月最后一次活动的推动者。


中国也因此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让香港天安门事件纪念陷入沉寂;多年来,香港天主教教区甚至不再为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组织弥撒活动,而此前曾在这一场合举行过。多年前,每到6月4日晚上,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聚集在那里并点燃蜡烛。


在此背景下,香港福音派基督徒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打破当局强加的沉默,发起的倡议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据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网站报道,纪念北京学生惨案35周年的中文祷文已在网上发布多日,并邀请任何认同该文本的人亲自签名。其目的是将其转变为付费广告,并于6月2日在香港福音派周刊《基督教时报》上发布。发起人在一份说明中指出,“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发起这份请愿书,它是由大家共同签署的”。


所选择的标题体现了这个祷告的基调:“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即圣咏137篇的开头,其中讲述了以色列人被俘虏的经历。对耶路撒冷“颓垣败瓦”的记忆与天安门广场的残酷镇压相比,与“多少年轻生命的热血和激情”相比较。“即使今夜无星,也无烛光可点,让我们在上主奇异恩典的大光中,在灵魂深处燃亮一根蜡烛,将他们未竟之志延续在光影祷声中,莫失莫忘,上主啊!”。


祷文还提到了香港的局势,一股力量“权力如粗旷的手伸向不同的角落,教人恐惧和畏缩”。祷文引用了宗徒保禄在《罗马书》中的话,祈求天主教导我们即使在这个时代也要坚持着“善良,包容和爱的力量,为修補社会的裂痕祷告,守护公义与真理不容在社会中消失”。


最后,祷文纪念那些被驱散、监禁或流放的人们。祷文总结道:“用祢大能的膀臂,给我们,坚固,帮助,扶持,在纷乱的世情中明白上主的旨意,明辨,笃信,践行,直到基督的再来”。


没有消息报告,香港当局是否光顾了《基督教时报》的编辑报道行为。


网民评论:


manh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01 19:19:00

基督徒就应该这样,不与邪恶妥协,彰显神的公义。

狄冠元 发表评论于 2024-06-01 17:27:59

这世界从教皇,习近平, 到农民, LAOK, 谁不是政治动物?

马太福音28:19-20中唯一的特殊指令就是“使人作基督的门徒”。大使命教导我们不仅在日常行为中,还要到世界各地让人作基督的门徒。


谢选骏指出:基督徒勇敢,冒死纪念六四屠杀35周年……因为在基督里获得了神的能力。


《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美国之音  2024-06-02)报道:


“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


这是1989年6月5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这期节目的录音带。


同样在这个图书馆,我们还找到了另一卷珍贵的录音。


“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还有几杆旗子在飘。民主女神像已经被拆掉,可能是被装甲车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时,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留下的声音。录音带全长60分钟,提供者据信来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不知道“六四”。


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1989年,中国当局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血洗北京街头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


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 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


“他们是那样勇敢”


“现在我们的形势特别特别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国人支持我们!”


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一段录音。


那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万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要求新闻自由等政治诉求。当晚,上千人将北大“三角地”围得水泄不通。


35年后,艾伦·裴新(Al Pessin)依然记得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庞。他是时任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


“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仅仅想要一些变革。学生们满怀希望,认为会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说。


那年夏天,美国之音记者于音(Betty Tsu)把录音机装进一个破旧的学生书包,蹬着租来的自行车,每天都到广场去。


“我觉得他们是那样勇敢。他们想要政府做出改变的那种热诚,那样的初衷,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她说。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他们过分夸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认为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和中共高层谈判,甚至可以从广场凯旋。


裴新说:“他们的诉求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接受。这就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动乱。而‘动乱’是邓小平最不能允许的。”


策划于密室的武力镇压


邓小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六四镇压35年来,尽管不断有各种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被挖掘,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世人远没有足够信息去了解这些内幕、黑幕。


吴国光说:“本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黑匣子,高层的决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内情,特别是这样非常重大的政治性决策。”


但是吴国光也指出,不管邓小平何时决定调兵,初衷为何,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那般惨烈收场,背后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逻辑,即“邓小平作为中共专制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对于民众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希望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这一点是坚决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来解决的。”


“是真枪,是真干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她跑到楼下,马路上已经站了很多人。她随着枪声往和平门方向走。走了一半时,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车拉着伤员一路跑。


“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她回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


在铁道医院,她看到很多尸体。她悲伤至极,感觉像是走在一场梦魇里。


日后成为知名华裔作家的严歌苓12岁参军,曾是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十余年“人民子弟兵经历让她无法想象,“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 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天安门大屠杀后,前美国之音记者裴新从北京发回诸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一个20岁的学生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这些报道被华盛顿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我们晓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多,而且也晓得在很多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后,大学把我们的广播放在扩音器上,在校园里面公开地播出,”参与过六四播报的美国之音记者罗大任说。日后他曾出任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


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忆,不仅是学生,老人们也关上门,拉上窗帘偷听国际广播,然后他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到的信息。


《纽约时报》1989年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这是变革的前夜吗?


35年后,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我们邀请人们一同打开这些 “天安门时光胶囊”。他们中有些人亲历了这场运动,有些人当时尚未出生。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1989年六四镇压后,一名年轻的北京女性对美国之音说。


罗胜春感同身受:“从我睁开眼睛看中国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她说。“它把所有爱国的,想做一些微小改变的人都送进监狱,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进监狱。她的丈夫、人权捍卫者丁家喜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正在中国服刑。


这些录音让邵岚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国安法”通缉的美国公民。


“过去三十几年来,每年六四前夕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有烛光晚会,可以现在,我作为一个学生倡议者被迫流亡,烛光晚会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她说。


《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的作者、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何晓清也说,维园的烛光让人们看到, “有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拿走的”。


何晓清对美国之音说,经常有人问她,35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哪怕当年的一些亲历者也说:忘掉过去,向前看。 但是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公开悼念她们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还遥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她说。


那么中国还会变好吗?


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198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维稳体系,把各种可能的大规模抗议扼杀在萌芽中。 但是习近平的个人集权与民众、乃至精英阶层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能否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人权捍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她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她满怀乐观。用她的话说,像她这样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这个集权专制的运动里”。


华裔作家严歌苓说,她一点也不悲观,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许赵高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变革的前夜了吗?”她说。


网民评论:


Biao9919 发表评论于 2024-06-03 05:31:02

所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年64后,就应该看出共产党的残暴本性,一个可以用坦克镇压自己人民的国家,和现在伊朗政府一样。但共产党善于伪装,所以美国和西方被骗了,之后居然全面开放和中国的经济关系。

当年64后就应该像现在对付伊朗一样,长期断绝和中国的任何政治经济关系。后面中共也不会有机会祸害全世界,造出全球死亡几千万的武汉病毒,然后全球传播。

现在美国养虎为患,自己被咬了,才觉出疼。愚蠢短视的下场。

llq中美18 发表评论于 2024-06-03 04:50:00

正如文章所说,不仅学生,老人也听海外广播。现在谁还听?不错,中国确实还有很多让人痛心的地方,但新疆种族灭绝的话,谁信?因为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在各地横着膀子走路,他们怎么不怕被宗族灭绝?

Chuwu 发表评论于 2024-06-03 04:13:12

京华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6-02 17:51:43ca_lowhand 发表评论于 2024-06-02 16:59:00

木樨地绝对杀了许多人,亲眼见到木樨地公交车站旁建筑水泥墙上密密麻麻弹坑。


谢选骏指出: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屠杀的冲击波仅仅几个月,就冲垮了一个个共产党政权,两年之后,共党老巢苏联瓦解——世界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谢选骏:美国之音纵容邪恶

 


《六四屠城谁之过,抗议学生“过激”招惹?》(美国之音 2024-06-03)报道:


1989年的六四镇压使中共保守派与顽固派得势,力主改革的领导人赵紫阳遭罢黜,文革后开创的较为宽松的言论和政治环境毁于一旦。有关六四开枪的历史责任以及学运领袖们在那次学潮后期的表现,特别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对错和经验教训等问题仍备受关注,众说纷纭。


八九学运和武力镇压


1989年4月,被视为务实亲民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后,自发悼念和请愿的北京高校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1989年5月中下旬,尤其在时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之后,中国首都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时任总理李鹏出面宣布戒严,而社会上出现几乎一面倒的同情抗议学生的政治氛围,众多文化名人和知识分子,包括接受中共统战的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甚至政府机关干部、中共宣传喉舌的工作人员和高校教师等体制内人士,纷纷表态支持学生。此时,起初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活动已演变为规模空前的群众民主运动。在现场直播的西方媒体将其称为“人民革命(the people's revolution)”。中国军队多名退役上将还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共中央军委,强调“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着人民群众”。


5月23日,北京再次爆发百万人大游行,齐呼“李鹏下台”。6月3日,李鹏代表中共召集军方负责人和北京市地方主要官员开会,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坚决表示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当晚,大批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北京残酷血腥镇压了和平抗议的学生和平民,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屠杀。


资料 - 1989 年 6 月 5 日,在军事镇压结束了天安门广场为期七周的民主示威活动一天后,中国军队和坦克聚集在北京。


批判学运过激和不知进退的观点


八九民运被镇压已经过去35年,对于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是否该对六四镇压承担责任的问题,民间和学界长期存在争论,不时有人指责学生的过激行为和不知进退激怒了中共,给了当局开枪杀人借口,结果上千民众和学生伤亡,断送了本有可能成功的体制改革和政治转型。这种指责抗议学生的声音近年有所增多。


学生是否应该为八九民运军队开枪和中国改革转型机会的断送承担历史责任?


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学生要求更多民主自由权利和反腐败的政治热情,以绝食抗议方式唤起民意同情支持的初衷是好的,但中共大军进城欲开杀戒前夕未能审时度势,作出策略性的妥协让步,反而拒不撤离广场,导致局面失控,惨遭武力镇压,从而断送了中国改革转型的难得历史机遇。


北京独立学者周舵是1989年6月2日至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学潮最后时刻的“广场四君子”之一。他近日在海外政论网刊《议报》撰文回忆道:“六四事件是因1989年4.15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中共党内的极左反改革势力抓住1986年底的那次学潮做借口,趁势把胡耀邦搞下台……一方面,我在政治立场上和感情上绝对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从一开始就有挥之不去的不详预感,担心这次学潮又会好心办坏事,事与愿违,把赵紫阳的改革派政府搞垮。”


在纽约的中国当代史研究者颜智华认为,开枪并非老谋深算的中共首领邓小平的首选。这位前中国历史教师对当年广场上的抗议学生领袖乃至当前的海外民运持严厉批判甚至反对态度。他5月2日在X社交平台写道:“发生64血案的罪责根本在胡闹的学潮领袖,而非邓小平。老虎吃人是常识,居心不良的学生领袖把赤手空拳的无知学生送入虎口,罪大恶极。”


他认为,当年的学运领袖应该向六四遇难者及其家属道歉。


颜智华在三年前发表的网文《10年非毛化政治经济改革运动的历史功绩与“89”学潮》中指出:“所谓89民运,它葬送了自1978年夏天开始的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让党内高层非毛派全军覆没。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果被颠覆。还有流血牺牲的成百上千鲜活生命。”


这位历史研究者在这篇长文中批评指出,学生方面,给当局提出的诉求是要求当局撤销给学生头上扣的“动乱”的政治帽子,承认学生的活动是爱国的。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要求和中央领导人对话……等。这些“标的”都是当时共产党法律范围内合法的。但你学生方的领袖非要“得理不饶人”,把事态扩大,矛盾激化,把示威抗议活动升级,应该说是非常不明智的。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自不量力。


文学城博客一位网名“老武”的博主多年前就发文表示,“没有见好就收是89学潮的一个最大的失误。”


该文写道:“在4.27大游行后,政府的立场已经软化,并派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和学生代表们进行对话。 这对于一个长期高高在上,并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政党来说,已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尽管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但就进行对话本身,学生们应该感到取得了胜利,应该就此为止,见好就收。”


老武的文章指出,“特别是在5.4游行后, 学潮的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罢课结束和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代表时对学潮温和的讲话后,学生领袖们应把握时机,及时复课、结束游行示威。如果是这样,改革派们就不会被元老们和强硬派们逼向死角,进而被一锅端掉。”


1989年5月16日,有请愿学生绝食三天后昏厥被紧急送医治疗。(美联社图片)


六四亲历者的反驳


六四镇压后被中共通缉的头号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有种说法声称中共当局被学生的激进逼到了墙角,才迫不得已采取了开枪的方式,他认为这完全是不了解当时的事实,而且是完全是不讲理的一种逻辑。


王丹说;“首先当年3000大学生绝食,提出的其实只是两点要求,第一个就是要求修改426社论,那个社论把学生的爱国行动说成是搞动乱,说是要颠覆政府。我们当然觉得政府应该修改这样对学生运动的评价。第二,我们要求跟政府进行对话,来提出我们对于建设中国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我觉得这两条要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算什么非常激进的要求。那个426社论,即使连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认为太过分,都认为不妥当。所以我们要求修改它,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激进的要求。那么跟政府对话,这更是中共中央在中共13大上提出来的,要跟社会各界进行协商、对话,我们响应的是中共的号召,要求跟政府对话,这更谈不上是什么激进的要求。”


王丹接着指出,“就是这两点非常非常卑微的要求,学生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争取,换来的却是政府动用正规军队在自己的首都大开杀戒。那么请问,我们客观地讲,在两方来看,到底谁更激进?我们3000大学生用生命只不过要求这两条要求,而政府宁愿动用十几万、几十万军队大开杀戒,屠杀人民,也不肯答应这两条非常非常卑微的要求。所以,激进的并不是学生,激进的反倒是政府。政府完全疯了,才导致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政论网刊《民主中国》近日登载署名吴严的文章指出:“不杀人就手痒,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视人命如草芥,是共产党的保权法宝。”


文章对世人的警告是:“这样一个莘莘学子对大开杀戒的王朝,它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呢?”


沈良庆:中共残暴本质决定了镇压


曾参与八九民运的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并不认为六四镇压是由于学生们过于激进造成的。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的学生运动不同于韩国之类有反对党领导的民主运动,难以做到目标明确,行动有力、有理、有利、有节,收放自如,倒也是事实。这只是极权国家消除一切民间组织(更不要说政治组织)后给定的约束条件。但学生运动遭到几十万野战军的血腥镇压,发生大屠杀,并不是因为学生太激进,不知道妥协。事实上当时学生和市民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活动非常的温和,甚至连各个部委机关包括警察都参加了。而是因为中共当局太野蛮、残暴,根本就不能容忍任何大规模和平请愿。激进不激进都一样会遭到残酷镇压。”


沈良庆认为,中共党内开明派改革派人物遭清洗,那是没办法的事。他指出,劣币驱逐良币是极权国家绞肉机运动常态,只能说明极权国家没有自主改良的可能。


沈良庆说:“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说的很清楚: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种国家机会主义改革只能导向新极权或者走回头路,重新回到原教旨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根本不可能走向民主宪政。所以说极权国家无改良。党内开明派、改革派被顽固派、保守派取代是迟早的事,跟学生运动是否激进根本无关。”


胡平:学生犯错 当局犯罪


在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学生方面犯了策略性的错误;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强硬派的镇压,那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这两个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所以这点我觉得也需要说明,因为有些人他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了。说学生不撤出,招致了屠杀,那就是替屠杀开脱罪责嘛。不管学生撤不撤,你共产党也不该杀人嘛。”


胡平指出,不能把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混为一谈:“毫无疑问,当局镇压是一个罪行。但另一方面,从民运方面,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可以做好的事情,导致造成了最后这种不幸的结局,那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X(前称推特)网友吴铭在六四35周年临近之际发帖指:“共产党后来强行洗地,编造出大量歪理,洗脑一大批民众。再后来不敢提这件丑闻和犯罪。这些都无法洗刷它反人类的一次大暴露。”


胡平是最早提出反思八九民运失败教训的中国问题学者之一,1992年在牛津大学和香港出版了他为此撰写的专著《中国民运反思》。


他认为,1989年,一些激进的学生确实没有做到见好就收,结果功亏一篑,而2019年的香港抗争也没有记取八九民运失败的历史教训,同样功败垂成。“从民运方面检讨,这是策略上的一大失误。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八九民运中,由于来自民众的这种巨大的压力,在高层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温和派一度主导了形势,也做出了若干的让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广场上的学生能够及时撤出,那么就会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且保存旺盛的士气和自信。而在中共高层也会使温和派强化他们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那整个运动就会造成一种非常好的结果。但可惜的是,当时学生没能做到这一点。”


胡平还指出,他的“见好就收”策略与美国等国一些非暴力问题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他说:“很多研究八九民运的一些专家学者都谈到这一点。比如说已故的非暴力专家吉恩·夏普也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就在于学生没有利用中共温和派已经提供的这种对话的空间,而及时宣布阶段性的胜利。另外一位研究八九民运的非暴力专家、塞尔维亚的波波维奇也谈到,八九民运失败就是学生有一些太天真,没有及时的见好就收。因为八九民运确实出现了好几次好的机会,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及时抓住。最后因为就有些时刻,上层和民间是出现一种互动的关系。民运方面怎么做,它就会决定上层是温和派得势还是强硬派得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教训。”


网民嚎叫:


狄更丝 发表评论于 2024-06-03 07:18:00

共产党的嘴,骗人的鬼。看看那个发言人袁木的下场,64一过,人就不见了。若干年后跑到美国颐养天年了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4-06-03 07:16:00

南京事件誰之過呢?不過是無知的中國人,被西方利用。

fisherpa 发表评论于 2024-06-03 07:03:24

党內斗争,学生无知被一派利用。

谢选骏指出:人说——六四屠城谁之过,抗议学生“过激”招惹;我看美国之音假装中立,其实放水纵容邪恶。


《六四临近赶上缺钱 异议人士“被旅游”改就近看管…》(自由时报 2024-06-02)报道:


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将届,当局展开维稳。


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将届,往年六四前夕,各地异议或维权人士都会遭到监控。外媒报导,中国当局疑因财政困窘,维稳开支“能省则省”,因此许多异议人士现在都改在家裡“被上岗”,而不是“被旅游”。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六四35周年前夕,中国各地公安全面维稳,有不具名人士透露,今年媒体人高瑜不去外地旅游,警方和街道办主任已通知,今年国保不参与高瑜维稳。此外,维权人士胡佳、李蔚等人也都被上岗,消息人士说,当局今年维稳特点是要节省开支,能省则省。因为要出钱,国保不肯参与维稳,改由各街道办出钱,但连火车票和机票都买不起。


湖南株洲异议人士程晓峰也透露,最近国保多次打电话给他,这段时间不许他外出。另一名人权律师徐先生也说,多位律师都接到公安电话,要求他们接受上岗,有律师被国保明确告知,六四期间必须回家接受国保看守。


中国贵州人员研讨会黄姓成员也说,该会有十多人目前被软禁在家,称政府没钱了,公安经费不足,他们以前都去郊区度假村,现在都改在家裡被上岗。


网民嚎叫:


叶绯雯 发表评论于 2024-06-02 15:27:36

异议人士们非常失望免费旅游机会没了?

alextelltal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2 13:30:00

又是自由亚洲,冷饭炒了N遍了,也不看大众的口味。

beixuanlv 发表评论于 2024-06-02 12:58:15

每年六四让高瑜们出去旅游这样的老套路是做给西方看的,中共不让他们在北京搞任何活动,但也不对他们下手。还是很担心他们,一旦中共跟西方撕破脸,异议人士随时会遭到不测。


谢选骏指出:按照美国之音的逻辑,这些遭到监管的人士必须听话、“见好就收”,否则专政机关的铁拳下来,粉身碎骨的清白留在人间,奴隶生活就无法继续了。


谢选骏:中囶抄袭美国只需一年

 

《李开复最新财富论坛AI访谈:中国AI只比美国晚一年》(天空之城 2024-05-26)报道:


在最新的财富创新论坛上,开复老师就火热的AI话题做了一次英文访谈,并对中美AI的发展做出了评点比较。作为少数几位在中美都有巨大影响力的行业大咖,Kaifu在顶级论坛上体现中国AI的声音其实很需要很难得,给开复老师点个赞。


和前些日子一些“中国距离世界AI水平至少n年差距”的言论相比,开复老师直接断言中国AI发展只比美国晚了不到一年。


而本次访谈整体内容都可圈可点,特此整理和大家分享。


Kaifu:


你提到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大的突破,这也是我们理解自身的最后一步。我对此非常好奇,Kaifu,你为何会有这样的观点?这对于我们理解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1983年,人工智能首次应用于计算机,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旦我们理解了如何构建人工智能,我们就能理解我们是如何思考的。这也是我选择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原因,尽管那时正值人工智能的寒冬。然而,我现在发现,我们有可能构建出比人类更强大的存在,这并不一定是通用人工智能(AGI),但其实力远超人类。而且,这种存在并不必须完全模仿我们的大脑。所以,好消息是我们可以构建出比我想象的更强大的存在,但坏消息是,这可能无法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我们仍然需要依赖世界上的认知科学家和脑科学家。


等一下,你是说除了通用人工智能(AGI)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存在吗?我以为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那么,我们何时能达到这个目标,又如何超越它呢?


是的,通用人工智能被定义为人类智能的超集,也就是说,人类能做的一切,人工智能都能做。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狭隘和自恋的观点。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外星人、宠物、猴子等都能变成人类,但事实并非如此。人工智能是一台巨大的机器,随着GPU、计算能力和数据的增加,它的性能会越来越强。它可以完成许多任务,甚至比人类做得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做人们所做的一切,因为它的大脑运作方式与我们的大脑不同。我们不会把马拉松运动员和汽车进行比较,同样,我认为我们也不需要将人工智能与我们进行比较,尽管它表现出很多智能。


因此,我相信,如果我们比较人类能做什么和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五年前,人类可以做很多事情,人工智能只能做一部分,有一些重叠。而现在,人工智能能做的事情已经超过了人类,但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超集。我预测,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如果人类能力的范围是一个圆,那么人工智能的能力将会像地球一样大,但它仍然可能无法做我们能做的一切。它可能没有意识、爱、同理心、同情心或其他技能。


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超人,比我们所有人都伟大,但却没有同情心。这听起来像是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伟大的世界……


但它可以伪装同情心。


哦,天哪。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


你是一位创业者,你有一家正在运营的创业公司,你是一名风险投资人,多年来一直在投资。你还在几乎所有大型科技公司工作过,他们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因此,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首先,我想谈谈你的创业公司ZeroOne.ai,你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大约一年前,当公司成立时,你还没有团队。然而,如今,你的公司估值已经达到了10亿美元,这是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实现的,还是有一些收入?


有一些收入。我们有望实现更多的收入。


那么,ZeroOne.ai到底是什么?它在人工智能世界中的地位又是如何?


是的,我认为中国人无法访问ChatGPT。实际上,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但OpenAI已经阻止了中国的访问。因此,我认为中国不应该被排除在这场革命之外。我坚信,正如我在《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一书中所说,美国将在突破性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在执行方面更胜一筹。一年前,我就开始思考,现在是中国证明其执行力的时候了。这次,我不打算投资别人,而是亲自动手。这就是我最初的尝试。


另一方面,我发现这个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封闭。尽管名字叫OpenAI,但它实际上并不开放。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公司,甚至比谷歌、Grok、Meta等公司还要封闭。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与学术界进行合作。我们希望与开源社区、企业家以及像你们这样的人合作。我们不仅应该让人工智能发挥巨大作用并创造价值,还应该让每个人都能使用它。如果这个领域中最好的公司都封闭其所有技术,从不开源,从不发布,那么我们就无法吸引和引进世界上所有优秀的人才。因此,我们决定采取开放的方式,这在美国公司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众所周知,美国公司比中国公司更开放。但我们选择了开放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构建的每一个最佳模型,从文本模型到多模态模型,都已经开源。它们出现在Hugging Face和其他网站上,因为我们希望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这些模型。


最后,我觉得有一点很独特,那就是我似乎在AI领域看到了PC和手机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人们喜欢谈论AGI,但实际上,关于赚钱的方式,这非常类似,PC正在创建一个从CPU到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服务器和云、最终用户、企业、C和B的堆栈。这个堆栈使微软成为一家了不起的公司,并为他们赚取了巨额资金。手机或多或少为谷歌和苹果带来了同样的收益。


我认为同样的机会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很多LLM公司都是由只关心制作出色模型的研究人员经营的。我认为科学博览会阶段应该结束。无论你制作了多么出色的演示,在某个时候,投资者都会问你,你有什么可以展示的?您的财务状况如何呢?您的收入有多少?增长率是多少?您何时达到收支平衡?


我自己也从这个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我最初是一名研究人员,但现在我已经从事风险投资工作14年了,我相信我有能力让这个项目盈利。因此,我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但我们在创建公司时,我们的雄心壮志是,这家公司将拥有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程序和数据,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堆栈。我们已经想出了许多我们认为未来可以赚钱的方法。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贪图金钱,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需要继续筹集资金以购买我们所需的GPU。我们不想制造投资泡沫,也不想做出过高的承诺,更不想通过演示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希望通过实际的收入增长和利润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听起来很昂贵,似乎单靠风险投资是无法支持的。谷歌和Meta都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竞争呢?


例如,当你想到GPU和模型时,大多数人可能会想,他们有这么多的GPU,他们肯定能做得很好。但实际上,谷歌的DeepMind部门就有2000多名员工,这2000人都在争夺GPU和资源。谷歌的策略是百花齐放。


这就是为什么OpenAI能够领先一步,他们押注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的GPU数量比谷歌几年前少得多。现在,他们都有很多GPU。因此,我认为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我们希望有一个非常小的人工智能建模团队和一个非常大的基础设施团队。


因为如果你有太多的研究人员和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尝试想法的文化,那么就像你说的,作为一家初创公司,你很快就会耗尽资金。但如果我们非常专注,我们希望这些研究人员阅读每一篇论文,了解每一项技术,从理论上讨论事物,从第一原则出发进行辩论,然后进行一些实验来一决高下。然后,在我们真正花费昂贵的GPU之前,我们要么达成共识,要么我必须做出决定。


这是一种与谷歌和其他公司试图做的非常不同的文化。我们基本上是在试图收集大量数据并做出关键决策,这样我们就不会占用太多的GPU。例如,你可能读过Stephen Levy关于华为和极地码的论文。我不会在这里详细介绍,但基本上华为要求其工程师阅读所有论文,他们找到了一位土耳其教授,他发明了一种叫做极地码的东西。而这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让华为在5G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


我们采取了同样的做法,非常非常努力地节省GPU。然后,基础设施是最不受重视但又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因为这些GPU工作得不是很好。每个图形处理器(GPU)的故障概率为4%。因此,如果您拥有一个由10,000个GPU组成的集群,那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您可能会有一半的时间无法使用这个集群,因为只要有一个GPU发生故障,整个集群就会出现故障。


您可能听过Jensen Huang讨论过Blackwell的恢复方法。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修复公司中的H800来实现恢复。此外,还有一个名为MFU的指标,用于衡量模型的浮点利用率。大多数LLM公司的浮点利用率约为40%,而谷歌和NVIDIA的浮点利用率稍高一些,但我们的浮点利用率达到了63%。


因此,我坚信,创新是由需求驱动的。相比于谷歌Open AI,我们这样的小公司面临的需求迫使我们谨慎选择方法,果断决定采取哪种方法,并组建一支庞大的基础设施团队来降低计算成本,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计算资源。


我明白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被誉为技术预言家,所以我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些预言。你写了两本书,都以不同的方式预测未来。超级大国是美国对抗中国,谁会赢?我们现在在哪里?双方都在哪个位置?你的预测准确吗?


对于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我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在书中预测,数据将成为新的石油,它将带来全新的变革。我想看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什么,它利用世界上所有的数据进行训练,使用生成式作为解决目标函数问题的方法。


书中的第二个预测是,美国擅长创新突破,而中国在执行方面表现更好。我们在早期的人工智能时代就看到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最近的一代人工智能中,我们即将看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看看结果如何。


以我的公司为例,一年前我们落后了八年。现在我们可能落后美国顶级公司不到一年。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执行。当然,过去一年是最艰难的,因为想想OpenAI在一年内取得了什么成就。因此,我们不会以任何傲慢或理所当然的态度看待它。但我们已经缩小了差距,因为过去一年来,我的公司和其他中国公司的表现确实更好。所以我仍然相信这一点。


我提出的另一点是,美国什么时候可以拥有不可撼动的优势?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技术是由一些企业或一些企业实体发明的,而不是学者,因为学者会发表文章。而该公司实体选择停止发布,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因此,美国这样做绝对是有可能的。可以扩大这一领导地位,因为OpenAI和谷歌(在较小程度上)已经停止了发布。


我们会看到,中国和美国也是如此。他们是否会选择走向不同的道路,在各自的人工智能市场上展开竞争?或者,在人工智能领域,世界会选择与中国和美国并驾齐驱的版本吗?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他们是分开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管理这一切呢?


是的,我们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平行宇宙中。这并不是理想的情况,我想我们都不喜欢这样。但事实就是如此。鉴于这是一个平行宇宙,我认为我们将看到许多有趣的美国解决方案无法进入中国,而有趣的中国解决方案也无法进入美国。


因此,无论你是一名企业家、风险投资家,还是仅仅是一个好奇的人,观察这两个世界,看看每个世界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你在你的世界中竞争时,无论是美国世界还是中国世界,如果你有实际研究过另一个平行宇宙的优势,你就会在你所从事的工作中拥有超能力。


但我们并不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实际上不会在同一个国家展开竞争,除非是在少数与两国都友好的国家。


当你看看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时,你会发现你至少在其中一半的公司工作过,比如苹果、微软、谷歌。那么,十年甚至五年后,谁仍能处于领先地位?谁会落败?又有哪些初创公司将超越他们?


是的,我认为美国一方面,现在微软是宠儿,苹果正在做一些事情,而谷歌却感到沮丧,并且有很多负面评论,而OpenAI则是新贵。我想说,尽管我之前对OpenAI发表了评论,但我对它们的未来非常看好。他们确实完成了令人钦佩和难以置信的工作。即使在今天,GPT 4 仍然是黄金标准。你会看到 Gemini Ultra 和 Claude 3 并做出这些声明,但如果你使用这些模型,GPT 4 和 GPT 4 Turbo 的性能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并且在性能和成本之间实现了很好的平衡。


我想说,在不久的将来,OpenAI可能会成为一家价值万亿美元的公司。


这有多远或者有多近?


可能只有两、三年。


两三年内达到万亿美元?


我认为这是可能的结果。当然,他们可能会执行失误,或者其他公司可能会做出伟大的事情,但尽管我担心他们缺乏开放性,但我还是非常钦佩他们。如果我可以投资其中任何一个,虽然我不能,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投资OpenAI。


NVIDIA 是另一个值得安全选择的公司。显然,它的价格极其昂贵,但是凭借其处理器、CUDA 以及生态系统和库方面的技术,竞争对手很难取代它们。它们显然非常昂贵,但大多数人都知道,在二级股票中,你应该高买高卖,而不是低买。这些公司都不会降价。


微软的表现非常出色。我对微软的Copilot项目感到些许失望,因为它仅仅是将通用人工智能(Gen AI)嫁接到了已经过时且应当被淘汰的现有产品上。我理解他们为何会这样做,但我更期待看到一款全新的产品,它能够取代微软Office,让人工智能承担大部分的写作工作,而人类则只需进行一些微调。


然而,我必须承认,微软在选择OpenAI并与之合作的决策上做得非常出色。我认为,微软CEO萨蒂亚在试图引进萨姆·奥特曼时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导力,尽管这个尝试失败了,但他优雅地让他留下,现在又得到了穆斯塔法。看到萨蒂亚成为最杰出的首席执行官,真是令人惊叹。


至于谷歌,我仍然对其抱有一定的期待。尽管它存在着众所周知的问题,但目前它仍然是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最密集的地方,超过了Open AI,超过了微软,也超过了其他公司。所以,问题在于,他们能否开始更好地执行?


无论如何,现任政府无疑处于有利地位,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大量的现金。但对于包括您在内的企业家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时代。如果你是一名企业家,想要进入这个人工智能世界,你应该从哪里开始?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什么样的财富创造?财富和股权已经变得如此庞大。你提到的这家公司,OpenAI,几乎在一夜之间,几年之内,价值就能达到数万亿美元。这是多么快速的财富创造轨迹!对于整个资本主义来说,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其轨迹又是怎样的?


这是迄今为止最先进、最令人惊叹的技术,与任何技术相比,它都要先进10倍。所以,如果你回顾过去,电力、互联网、个人电脑、移动设备与此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因此,如果你赞同这种观点,那么我们提到的任何公司,无论大小,都没有理由不能上涨10倍,包括我们,甚至希望上涨更多,因为我们更便宜。但是对于不成熟的公司,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能提高10倍,因为我认为这就是这样,而且困扰这些系统的许多问题就像幻觉一样。我可以预测,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这些问题将基本得到解决。所以是的,他们确实阻碍了事情的发展,但我对这些技术的发展非常乐观。


当然,关于你的另一个问题,我还担心少数大公司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一家公司占据主导地位,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有5家或10家公司表现更好,那就好多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确实会加速失业的速度,并加速小企业家面临的困难。如果您只能筹集500万美元或1000万美元并决定开发一款应用程序,请考虑一下Jasper。他们当时开发了一款很棒的应用程序,但基础模型吸收了所有的学习成果,导致应用程序的价值变得更加值得怀疑。这并非平台提供商的恶意设计,而是基本模型的自然力量,它能够吸纳你输入的所有信息。因此,我认为这对贫困人群和研究人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如果你提到的是 GPU 的缺乏,我会尽力向你解释我们的 GPU 有多么稀缺。然而,我们是99.9%的大学的100倍。那么,教授们会如何应对呢?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已经形成了历史性的鸿沟,教授、企业家、无技能的人以及从事白领和常规工作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差距,我对此深感忧虑。这就是我选择将使这项伟大的技术普及化作为我们在ZeroOne.ai的使命的原因。我强调的重点是“可获得”,因为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尽力避免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极端差距。


关于工作岗位的流失,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你曾在2017年左右提出,你认为未来10到15年内,大约40%到50%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你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准确的预测吗?如果三年后人们都失业了,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实际上,这个预测非常准确。人们曾批评我在2017、18、19年的预测过于激进,那时我确实有些紧张。但是,当 GenAI 出现时,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加入这一潮流,并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我认为白领工作的流失会更快,而蓝领工作的流失可能会慢一些,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转向纯软件工作。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一些政府终于开始觉醒,并意识到他们必须对此采取行动。在我的《AI 2041》一书中,我概述了许多有创意的,但可能并不一定可行的解决方案,旨在引发人们的思考。因此,我建议你购买一本这样的书。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但我确实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在这里找到一些希望吗?我们应该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做好与机器共存的准备?如果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而且来得很快,更不用说我们所有的工作了,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帮助员工,帮助每个人。但是,当我们的孩子问“我长大后应该做什么”时,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


是的,我认为我们所有人要做的第一件事,以及影响我们周围所有人的事情,就是停止这种关于孩子们使用ChatGPT作弊的无稽之谈。这并不比使用 Word 或 Photoshop 作弊更严重。当孩子们进入职场时,他们会根据最终的工作成果来进行评价,而不会根据你是否使用了 GPT 聊天,或者是否使用了 Google 搜索来评价。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鼓励人们利用人工智能,并使用所有工具,以便他们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此工具能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指导,明确指出哪些事情值得追求,哪些事情不值得追求。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利用和拥抱人工智能,而不是一味地试图抓住所谓的作弊行为。这并不是作弊,而是创造了巨大的产出。这并不比财富记者使用 Microsoft Word 的拼写检查或财富摄影师使用 Photoshop 更具欺骗性。这就是ChatGPT,它是一个工具,每个人都应该使用它、学习它并接受它。


同时我认为,我们需要相信人类具有一些独特之处。我始终坚信我们是有灵魂的。机器永远无法赋予我们同情心和同理心。我们有情感,有爱的能力。我们有能力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建立信任并赢得信任。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作为公司中的成功人士,你们的成功取决于一切,取决于你们的技术技能,取决于你们的商业技能。


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一直告诉年轻人,最重要的技能是赢得他人的信任。赢得信任需要真诚、团队合作、分享,还需要高情商,而不仅仅是智商。因此我相信,其中蕴含着一些我们都能接受的东西。你不需要是个天才就能拥有高情商。你无需成为天才就能拥有爱和同情。在我的两本书中,我都将其视为人性的本质,并且我仍然相信这一点。


我认为人工智能可以伪造这些吗?是的。我是否认为人们至少在未来 50 年内都会接受伪造的人工智能?不。这样,你的孩子就有足够的时间生存下来,并为他们的孩子规划下一步的计划。


好的。我们的孩子将会生存下来,并且他们以后会找到其他的事情。


网民嚎叫: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22:31:32

BeckyLin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5:40:00

开始不是说晚6个月吗?怎么现在是一年了?那大概是六个月前说的?

fll2012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21:02:00

晚节不保

一点小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8:11:56

傻逼一阿哥。离开开源LLM,中国有什么AI么?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在AI面前是小儿科。而且那些旁门左道美国不是没有,只是不用于对付自己的公民而已。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8:04:00

开源的话只差一天,不来源的话得靠偷,那就不好说了。但是两年多旧的软件一定会开源,所以即使没偷着,也不可能落后两年以上。

竹风_如火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7:12:14

仗着他曾经在微软工作的经历,满嘴炮火车的瞎忽悠,他的那个什么梦想工厂呢?

我是bruce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7:06:45

這李开复一直在搞壞中國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6:12:00

台湾两个大忽悠,李开复与林毅夫,与骗子国臭味相投,甘愿当吹鼓手。按照这个趋势,一年后李开复就会说中国落后一年半。反正永远追不上,但是差距不愿。差距等于美国开放的程度。

BeckyLin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5:40:00

开始不是说晚6个月吗?怎么现在是一年了?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5:03:00

好奇,李开复的哪个创业项目成功了?

饲养员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4:53:28

五毛狗醒一醒吧,中国不搞AI,只搞XI

凉亭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4:32:00

不好意思說實話減了兩個零

饲养员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4:08:03

看了这文章你就明白为啥美国要防着中国偷了,人家的创新凭什么让你来执行的更好?

tiiannayuama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3:54:54

替你做一下爱国更正:周易的时候就有AI,美国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3:20:14

美国AI出来之后不久中国AI就出来了,好像不到一年。

虽然晚了一点点,但现在中国AI有习思想的指引,肯定马上赶超美国。

雅士豪的包子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3:08:20

早就遥遥领先了,怎么会落后呢?

bluetag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3:03:00

问题不在于一年还是两年,而是你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没有任何创意,搞不出创新的东西,人家大度让你模仿,你可以花一年跟上,如果人家不开放给你,你就什么也弄不出来,这是个根本问题,也没有解决办法。

猫二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46:00

夜郎一枚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41:08

Chat XiPT 把差距缩短了15年

蟹粉小笼包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39:33

狗粮们在嘲笑李开复的,你们有几个能有别人达到的水平?也就是在城里打几个嘴炮而已。。。

醒一醒吧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32:04

黄皮不把皮肤漂白你爹也不认你啊。在 城里充啥愣啊?有种回你所谓的猪圈国为猪争取权益啊。那我们也算你是好汉一条。你爹妈和七大姑八大姨还指望你去解救。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30:00

没看内容。我清楚地记得几年前李开复反复讲中国人工智能领先世界,因为中国没有隐私数据多。而数据是AI时代的石油。再有,中国人才多。呵呵,怎么搞的?中国现在又不领先世界了。石油都是杂质太多的劣等油吧?

tudoutudou99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29:22

台湾人助攻习近平灭台,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醒一醒吧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25:38

黄皮,就算落后十年也不算多啊。你想让你爹领先一千年可你爹做不到啊。再说了,Al就是圈钱的噱头,不但没多少卵用还有害。

逐风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14:00

中国有习大大指明方向,加上有林毅夫李开复这些台湾之光,想不世界领先都难。

ljcn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2:10:04

你让他把同样的话搬到美国再说一遍,估计他得尿裤子。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1:58:27

呵呵,李开复的ZeroOne.ai比openAI“晚一年”,如果改成ZeroOne.习,就超过openAI十年。为什么李开复不改呢?因为openAI不开源廖。小李子的逻辑,除了五毛,没人能懂。

hobocs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1:41:03

落后起码10 年,但是嘴炮中国反而领先20年。所以结论是开复还是谦虚了。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1:23:00

就跟芯片一样,不让卖设备就是不公平竞争,美国公司必须开源才是公平竞争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1:21:00

只要openai开源,剩下的差距马上就赶上

七戒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1:13:11

应该是比美国早一年!也许还不止早一年。

njfox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1:10:40

李的意思是:一年多前,美国还没有宣布搞出ChatGPT,就是没有。现在中国AI有点什么(在这一年偷的),所以,中国比一年多前的美国强,也就是说,中国AI只比美国晚一年。

震耳欲聋的沉默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51:00

李真的急了,美国AI头部公司不开源。提醒小编,李同时还坦诚在AI赛道上中美将脱轨、形成两个平行AI宇宙。乐见依靠李的执行力有机会扭转党全盘掌控下简中文字的 garbage in, garbage out

hyperyan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48:46

李开复这人是纯坏。学渣五分钟后可以抄到作业,所以只比学霸落后五分钟。巴西队只需要比你快0.1秒就可以进球。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45:34

習主席領先世界,誰學了習思想就能不換肩還能寬衣。

speakoutloudly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45:11

这个美籍台湾人怀藏祸心,在习主席指导下,中国特色的AI领先美国至少300年。他居然说我们是落后的。他一个台湾人就是见不得中国好,就要打击民族自信心。不赶紧全网封禁还等着过年吗?

sidelooker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38:49

还差一年?难道不是遥遥领先吗?

潜伏999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34:00

愚蠢的逻辑:因为我的公司比美国公司水平之差一年,所以中国比美国只差一年。sb逻辑

北极星999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28:00

中国的AI离不人的审查,政治不正确要坐牢的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27:27

取决与人家多久开源...

潜伏999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26:00

逻辑错乱 论据简陋和形而上学。鄙视李开复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16:50

反贼,中国怎么可能落后,领先,遥遥领先。

亚洲食肉动物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15:00

咽喉癌之后,变身喉舌

kl3527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09:00

抱怨openai不够开放,又不够大方地限制你超越了。中国给美国开放了什么?是不是一直都在恶意限制美国发展?:)

中華盛頓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09:00

我们强大学习的能力,任何东西都可以复制

West-East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08:36

alextelltale:"李致力于AI几十年,曾服务于中美的顶尖公司。他的话有一定的可信度:”曾“?几十年前的事了。一个早过气的老家伙,也就在大陆唬唬人,在外啥都不是,没人鸟他。

AI,科技是一个日新月异的领域,李的那点东西早过时了,这些年他除了在大陆卖嘴,有什么成果!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07:17

這是投名狀。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00:39

李本身有中国利益,这话就如同百度说自己只比谷歌差100米差不多,都是P话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10:00:00

这个李是癌症李,自从得了绝症(好像是咽喉癌),就什么都敢说了,放弃了自己专业技术人员的良知,看来“手术”还是成功的,割掉了他最后对自己嘴和正常说话的控制。

abel00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56:35

这货是美国间谍,中国起码领先10年

心无所住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49:00

生成式AI美国公司因为芯片容易获得,稍微领先,其他领域的AI,美国就算了吧,比如TikTok不就是AI吗?中国甩美国几十条街了吧。

家在北平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46:54

alextelltale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28:00

李致力于AI几十年,

———————————

哈哈哈,眼前浮现出“祖传贴膜”的招牌画面。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46:28

放屁,有习肿指明方向ai比美帝先进一万年一万年你懂个屁

大重马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45:24

最最关键的一点,没有讲,中国的AI充满了习近平思想,是习思想武装起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底与西方的AI那个好,这个只有以后再看。

WEST107TH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40:22

中国早就超车领先美国几十年了。就说融合习思想的聊天机器人吧,给美国一百年它都做不出来。

ztgp361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30:00

这个李还有那个神探李都骗了20年了,厉害????

alextelltale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28:00

李致力于AI几十年,曾服务于中美的顶尖公司。他的话有一定的可信度。

大头鱼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26:09

前几天是6个月,现在又变成一年了,过两天是不是就10年了?

老财主说两句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24:22

只要美国敢开源,中国就敢只晚一年

亚洲食肉动物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22:00

李应该已经不缺钱了,还这么五毛

无闲散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5-26 09:20:00

不是六个月吗?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AI只比美国晚一年”——我看中囶抄袭美国只需一年。


2024年6月2日星期日

谢选骏:疯狂的奥兰多激励生命


《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或译《疯狂的罗兰》)是西方骑士史诗乃至整个欧洲文学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作者是意大利的卢多维柯·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年),他是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因父亲早逝,不得不放弃在文学领域的兴趣和发展,转而从事公职,以负担家计。然而,他最后穷毕生之力,以诗文体完成了这部脍炙人口的传奇,不负自己在创作方面的天赋。《疯狂奥兰多》是以法国中世纪名诗《罗兰之歌》为蓝本,再参考数百年间诸多诗人对查理曼大帝及其勇士的歌咏,融合而成此一格局恢弘的传奇诗篇。阿里奥斯托从1506年开始创作,1516年第一次出版,之后不断大幅修改增减,于1532年定稿,前后共历二十六载始成。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末期写成的这部作品,是骑士文学的又一个高峰中的代表作,更对之后的整个欧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疯狂奥兰多》是博亚尔多《热恋的罗兰》(Orlando Innamorato)的续篇,《热爱中的奥兰多》与《疯狂奥兰多》同样源自当时欧洲家喻户晓的法国史诗《罗兰之歌》(La Chanson de Roland),主角的名字在意大利文中转成了奥兰多。故事以查理大帝与撒拉逊人的安达卢斯战争为背景,利用中世纪流行的骑士传奇体裁,以罗兰为主角,反映的却是意大利当时的生活。

《疯狂的奥兰多》取材来自于在欧洲家喻户晓的法国史诗《罗兰之歌》。《罗兰之歌》的历史背景是法兰克国王(也是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查理曼的军队在公元8世纪与穆斯林治下的西班牙发生的诸多战争的史实,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查理曼祖父铁锤查理传奇般的图尔之战的影响。在史诗中,罗兰(Roland)作为查理曼手下的十二圣骑士之一,与敌人血战到底,最终光荣牺牲。拥有战争英雄和宗教圣徒双重身份的罗兰,也成为整个中世纪中全欧洲的人们所颂扬的对象。在法国、基督教西班牙、挪威、德意志地区乃至法罗群岛,人们以他为主人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史诗。

开篇中,穆斯林/摩尔人们打到了巴黎城下,而包围了城中的查理曼。而在这个时候,被诱惑者安杰莉卡所引诱的奥兰多,放弃了自己的职责而去追求安杰莉卡。顺便说一句,和大多数骑士传奇中的女主角一样,安杰莉卡经常被公爵,海妖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抓起来,而骑士们总能救出她,而让她继续逃跑的历程。“这个女人唯一的乐趣在于一直能让最了得的骑士疯狂地爱上她,追着她跑,却永远也抓不住她。”

最颠覆性的情节出现在一场普通的战争结束之后。摩尔人遭受了暂时性的挫败,哀嚎一片的战场上,有两名想为自己的小军团指挥官收尸的摩尔新兵克罗利达诺和麦多罗被基督徒发现,双双杀死。

这时候,跑来跑去的安杰莉卡偶然来到了战场上。她发现麦多罗居然还有心跳,于是使用东方的神奇药草救活了他。

“后来,草药治愈了伤口,渐渐地,同样留宿在牧人家里的麦多罗恢复了从前的面色和美貌,就这样,第一次在没有魔法介入的前提下,安杰莉卡感觉自己恋爱了。奥兰多、萨克利潘特、费拉乌、里纳尔多,这些军中最骁勇的上将,全不被这个尤物看在眼里,结果她却被一个普通的步兵弄得神魂颠倒。或许,令她安心的是,这个金发的摩尔小伙子可靠恬静的外表,与往常那些紧张焦虑、富有侵略性、总想出类拔萃的追求者是如此的不同。”

然而接下来,我们的男主人公出场了。我们在两部史诗中目睹了英明神武的奥兰多,然而在知道安杰莉卡带着麦多罗回到契丹故国然后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之后,奥兰多发疯了。疯狂的奥兰多出现了。他为追求安杰莉卡花费了无数心血,使出了一个骑士所能想出的最高雅与最有力的招数,然而如今一切都成为泡影。于是奥兰多全身泥泞,撕破衣服,绝望嚎叫,乱砍滥杀。

这是一个令读者迷惑乃至绝望的吊诡:女主人公安杰莉卡被一个出现了仅仅四页的极其次要的配角迷住,并在之后的章节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根据善于讽刺的阿里奥斯托给出的解决方案,一切在地球上丢失的东西都能在月亮上找到,包括奥兰多的理智。于是圣骑士们经过许多磨难,飞到了月亮上并且找回了奥兰多的理智,使奥兰多恢复了正常。之后,基督徒们击败了摩尔人,鲁杰罗受洗并娶了女勇士布拉达曼特,而阿里奥斯托甚至安排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在保加利亚或希腊地区鲁杰罗和罗多蒙特的决斗。而且,奥兰多之后也没有遇到任何爱情,并且完好无损地活到了全诗结束。(某种意义上说,摩尔人胜利了,因为一个平庸的摩尔步兵在情场上战胜了所有的大将们。)

抛开后面那无视母文本更无视历史的自由发挥不谈,我对这部作品中最关注的一个情节便是安杰莉卡最后出现时的行动。我将安杰莉卡爱上麦多罗并离开的情节命名为:安杰莉卡的背叛。

说安杰莉卡的行为是背叛是没有太多道理的。安杰莉卡并未和奥兰多或其他任何英雄达成过自发的爱情,所以她自由选择的恋爱也不符合传统“背叛”的定义。然而,安杰莉卡抛弃了一切曾救过她,追求过她的圣骑士和英雄们,这在某种程度上,读者看来应该属于一种对救命之恩或其他一切形式付出的背叛。

然而,第二重的背叛便是安杰莉卡背叛了文本和读者。完整地阅读过互为上下卷关系的读者感到了某种受欺骗感:安杰莉卡完全符合任何意义上的女主角定义,但惟独在结局上不符合。人们可以接受正常的奥兰多与安杰莉卡结合的结局,抑或是与其他圣骑士结合的结局,乃至于在悲剧性结尾中,安杰莉卡与垂死的奥兰多最后迸发出爱情等结尾。然而,借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词语,安杰莉卡“轻盈”地跃出了这个故事。这是一种荒诞,一种行为和期望不成比例,也是一种安杰莉卡式的继续逃跑:在这种逃跑中她无意识地留下了对骑士们无声的嘲笑。

第三重的背叛便是对骑士爱情的范式的背叛,而这也是我在下一部分中将展开的主题:安杰莉卡的背叛,或某种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如何摧毁了骑士式的爱情观与骑士精神的世界的。

我们所指称的骑士爱情范式,显然不是某种孤立的产物:我们必须站在骑士精神和封建制度的背景下来审视它。

在此我已经无需冗言而重新絮叨有关骑士(Knight)与分封制度(Vassalage)的关系与历史等。我们所发现的一点是,在中世纪中后期,骑士精神已经形成,而出现了某种可以被历史学家总结为信条的准则:

虔信上帝。

保护教会。

保护一切弱者。

在战争中绝不畏缩,勇于赴死。

对异教徒毫不留情。

遵守诺言。

执行上帝的旨意。

对一切人慷慨大方。

始终与邪恶和不公正战斗。

更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骑士们的爱情:它被称作Courtly Love(宫廷爱情),或者用古普罗旺斯语:Domnei.

宫廷爱情是一种在中世纪被看做富有骑士精神的爱情或者仰慕的表示方式。恋爱的双方都是高贵的,而这种爱情通常被保密(因为女性一方在许多时候是有夫之妇)。

据称,这种宫廷爱情最早出现在以下地区:在中世纪的阿奎塔尼,普罗旺斯,香槟,勃艮第,还有诺曼人治下的西西里。宫廷爱情的要义在于,这是一种远离肉欲和庸俗享受的爱情方式,“它远离了庸俗的肉欲而注重精神的纯洁,它是一种在非法与高尚道德之间的摇摆,是一种激情与自我克制的重叠,是一种羞耻和振奋人心的混合,是一种人性与超然物外的交融。” 这种爱情并不完全是柏拉图式的:因为它的基础还是两性的吸引而非智识的共通;追求女性的骑士承认女方的全然独立,然而用尽一切方法满足她的愿望,使自己行动勇敢,举止高尚,经受一系列的考验来向女子证明自己已然配得上她的热情与承诺。

而在通常我们所指称的中世纪独有的宫廷爱情之外,骑士爱情其实还包括传统的英雄爱情范式:勇士从恶龙的魔爪里救出被绑缚的公主,而公主对他一见倾心;或者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试炼来获取女性的芳心;或者是简单地通过自己的英雄气概来赢得女子的倾慕。将宫廷爱情中卑微而努力的形象与英雄爱情中高大而不乏柔情的形象相调和,便形成了所谓的骑士爱情范式。

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爱情的理解方式或者融合之后的行为方式,实质上是严厉而追求超凡天国的教会法则和前基督时代的萨迦式浪漫的融合。如果为它找一个更加现代的代言者,那将是安德烈·纪德《窄门》中的阿丽莎。这种爱情是以双方或一方的自我提高,不断完善为唯一前提的,“要努力进窄门”,而在高尚的天国而非庸俗的世间过着苟且的家庭生活,即“让我们相会在美德的峰巅”。

然而,这种爱情观,从人本的视角来看是荒谬而自相矛盾的。也许提高自己的素质等可以获得一时的倾慕,然而,在爱情过程中将精力投入在提高道德,虔诚等方面,而想当然地将事业乃至战争的成功强行等同于爱情的发展,这也许能够激励人们为某些事业而献身,却对两人之间的爱情发展毫无帮助。杀死巨龙,恶兽和异教徒对公主而言不具备任何浪漫的因素,而建立在救命之恩,救父之恩等其他感情基础上的婚姻,实质上是毫无互相了解而混淆情感领域的结合。

当代表“人”的声音在文艺复兴时期抬头,人的根本价值在各个领域得到了体现,当然也包括爱情和婚姻。女性也无法容忍自身继续被当做证明男性事业成功的奖杯,而强调自己作为人的幸福。《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十日谈》中勇敢而淫荡,张扬人性而无视道德的女性形象在各个时代都存在,然而只有在这个时代,她们开始进入文学当中。

当人本的爱情和文学观崛起,原有的庞大,令人肃然起敬,高尚而空洞,虚伪的骑士爱情范式在久被压抑而一朝迸发的荷尔蒙冲击下轰然倒塌,而基于这些价值观的文学也日渐式微。那些紧张焦虑、富有侵略性、总想出类拔萃的追求者在女性的视角来看并无一个恬静而心地善良的金发摩尔少年更令人温暖(这本应是自然的推理)。在这种意义上,有着背叛/反抗的安杰莉卡的《疯狂的奥兰多》,与《堂吉诃德》,《项狄传》等具有同等的文学革命价值。

《疯狂的奥兰多》是文艺复兴时代最纯粹最完美的诗,是那时的精锐之所在。

阿里奥斯托的长诗《疯狂的奥兰多》,是文艺复兴时代最纯粹最完美的诗,是那时的精锐之所在,即对生命的兴趣,对生活的兴趣,对人的兴趣。而在当时宗教宣扬神的兴趣。莎士比亚、拜伦、普希金,都受他影响。阿里奥斯托是浪漫主义的祖父。

《疯狂的奥兰多》: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百科全书

节选/《疯狂的奥兰多》

1

我歌颂,爱情和贵妇,骑士和武器,

歌颂礼节谦恭和如许无畏的功绩;

我的故事源自古老的过去,

摩尔人同他们的国王阿格拉曼特

乘军舰经非洲而来,劫掠法兰西,

心中充满年轻的怨艾,

发誓为死去的特罗亚诺,

报复查里曼,罗马人的皇帝。

2

同时我还要讲述关于奥兰多

从未写成散文或韵文的故事:

为了爱情,他变得疯狂乖戾,

宁可舍弃过往贤明的名誉;

我的心上人也将我变成这副样子,

时时刻刻损耗我微薄的才智,

但剩余的绵薄智力

仍足以完成我的盟誓。

3

欢喜吧,赫克托尔慷慨高贵的子孙,

我们这一世纪的荣耀和华光,

依波利多,满足吧,

您谦卑的奴仆也只能这样,

我亏欠您的,一部分用言语,

另一部分用笔墨补偿;

切莫责怪我给得太少,

我能给的将全部奉上。

4

您置身于我预备赞美的

最可敬的英雄的行列中,

记得那个鲁杰罗,

您与您显赫家族的祖宗。

若您愿意屈尊侧耳倾听,

我将追述他的勇猛和战功,

先让您的深忧暂缓吧,

且到我的诗句中走一遭。

谢选骏指出:十几岁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疯狂的奥兰多》,内容几乎忘了,只记得骑士们舍生忘死……但是书名却嵌入了大脑,莫名其妙地激励着生命……疯狂的奥兰多!

谢选骏:佛教就是躺平

《说说“佛系”和“躺平”》(2023-08-09 明珠絮语)报道:


01、


近年来,“佛系”和“躺平”是挺流行的词汇。


这两个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存在交集,又不能混为一谈。


先说“佛系”。


虽然“佛系”这个词与佛教无关,但是“佛系”的特点却和佛有相似之处。


什么是佛?


佛者,觉也。


佛就是觉悟的意思,佛不是身体上的不生不灭,而是思想上的通透澄明,一个人大彻大悟了,也就成了佛。


“佛系”的人,身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点佛味,要不为什么叫“佛系”呢!


他们至少把人生的某一个方面看透了,看开了,于是不再追求一些外在的东西,更注重自身内心的平和。


而“躺平”则还没有到“开悟”的阶段,躺平者或是缘于生活的目标难以实现,或是畏于职场的压力不能承受,于是干脆“躺”下来,不争、不抢、不干。


这颇像擂台上的拳手,或是由于和对方实力悬殊,或是由于遇到了偏心的裁判,所以干脆躺在地上,任凭裁判如何读秒,任凭对手如何叫嚣,都坚决不起来。


“我不和你打了,还不成么?”这就是躺平。


若是佛系,人家根本不会上拳台。


02、


显然,佛系和躺平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主动,后者是被动。


前者是主观上不想,后者是客观上不能。


比如释迦牟尼,人家在皇宫里当皇子,山珍海味吃腻了,金钱美女见多了,想想人生不过如此,跑出去做了和尚,这是“佛系”。


这样的人,不会为外界所动。


而有的人因为穷得吃不上饭做了和尚,有的人因为感情失意当了和尚,这其实是“躺平”。


这样的人,离成佛的距离还远。


因为他们逃离,只是对现实无奈的一种消极对抗,一旦遇到外界的诱惑,捡到了狗头金,心仪的人回心转意,马上就不躺着了。


而真“佛”了,不管你怎样诱惑,都毫无用处。


当然,有一些人躺着躺着忽然就躺明白了,于是开始“佛”,这种情况也照样存在。


03、


从网上可以查到,“佛系”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日本。


2014年,日本某杂志介绍当时开始流行的一种男性新品种——“佛系男子”。


他们外表看上去和普通人一样,但内心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自己的兴趣爱好永远都放在第一位,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做。总是嫌谈恋爱太麻烦,不想在上面费神费时间,也不想交什么女朋友,就单纯喜欢自己一个人,和女生在一起会感觉很累。


看到了吧,人家“佛系男子”并不是交不到女朋友,只是嫌交女朋友麻烦,人家是在由着自己的性子活。


职场的佛系者也是如此,人家不是没有能力升职加薪,只是人家不愿意去追求这些东西。


我们俗人眼中的名利前途,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但躺平不是,在单位里一直得不到提拔于是心灰意冷,于是“老子不给你们干了”,一旦有领导慧眼识珠要对他重用,他马上就能满血复活。


04、


一般来讲,“佛系”是不会对现状不满的,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


而“躺平”则是存在不满的,因为他是不得不这样生活。


或者说,躺平的现状只是退而求其次的结果。


他们的心里还在乎,只是表现得不在乎。


比如那个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皇帝不让他参加科举,于是天天和歌女们在一块儿混,表面上看起来很潇洒,实际上他心里的意见大着呢。


而《儒林外史》里的那个王冕则不然,他就想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皇帝想让他当官,他就躲得远远的,说啥也不干。


因为他早已经把这个世道看透了。


总的说来,“佛系”一般是个人的修为到了一定的境界,而“躺平”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至少,当事人自己是这么觉得。


在一个社会里,在一个单位里,有一些“佛系”的人无所谓,这只是个别人的人生态度而已。


但如果“躺平”的人越来越多,却可能不是什么好事。


谢选骏指出:人说“佛系不是躺平”,但其实“佛教就是躺平”——虽然有了“开悟”作为躺平的借口,但是“化缘”不就是彻底躺平、等着别人来喂吗?有些打着“传道人募款”旗号的人,其实也是这个路数的“社会寄生虫”。


《与其躺而不平,不如佛系人生》(2021-06-16 许纪霖)报道:


最近“躺平”的话题非常热,今天,我结合我新出的一本新书《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和大家谈谈我对这个话题的看法。


这个躺平,在我看来,恐怕和前不久一个同样很热的词“内卷化”是有关系的。内卷化以后,很多年轻人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看不到希望,所以采取的姿态就是只能被迫地躺平,不谈恋爱、不结婚、不要孩子。那么,这个躺平跟前几年同样也曾经热过的一个词“佛系”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想,佛系是自觉的人生哲学,是道家的、或者佛教的态度,看破人生,与世无争,内心有自己的小天地,是平静的。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躺平,多少有被迫的,无奈的心情,内心是愤懑的,觉得自己是人生战场上的失败者,我只能以这种姿态来应对人生。事实上,我发现很多年轻人是“身平心不平”,虽然身体是躺下了,内心是不平的,可以称之为“身躺心不平”,怎么办呢?在我看来,也只有两种选择。


其一是,既然你心不平,那么你积极奋斗吧,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要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还是想着诗与远方,这是一种姿态,所谓“身在阴沟,依然仰望星空。”


如果你说这样太累了,且看不到希望,那怎么办?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不如回到佛系。这个佛系跟我给大家讲过的庄子是有关系的。佛系在我的理解中就是中国的禅宗,这个禅宗就是庄子化的佛教,当然这个背后有非常丰富的学理,我只是针对躺平,和大家分享两点:第一个叫去除迷执,你要放空自我,不要刻意去追求什么。因为在佛教看来,人生就是一个无穷的循环,所以它造就了我们好多的痛苦,这个痛苦跟你的欲望有关。但是佛教认为人生是什么,和宇宙一样,最终就是一个空,实际上空寂就代表着某种圆满,最后你可能和宇宙合一。你意识到这个人生就是空的话,那你就不会过于地执迷于某一个身外之物,你可以超脱出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非要不可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人生首先是要去除迷执。


那么佛教的第二点呢,在我看来就叫“身在世俗,心灵超脱”。过去有句话说:“担水劈柴,无非妙道”,它不鼓励人出家,离开这个世俗,该工作还是工作,该生活还是生活,该谈恋爱还是谈恋爱,该结婚还是结婚,但是你不再执迷于这个具体的事情,你能够体会到一个自己独特的人生、独特的意义,这就是我们说的佛系的一个核心的地方。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欣赏,觉得说得很好,叫做“以出世的精神入世,以入世的精神出世。”同样,我也可以用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的一个理论来论证它。


麦金太尔讲,人在做事的时候,是追求两种不同的利益,一种是外在利益,这个外在的利益,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世俗的欲望,这些欲望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甚至可以交易的。你发现没有,今天大多数人,追求的都是这些外在的地方,但是麦金太尔说,人还有另外一种内在利益。内在利益是什么?内在利益就是你内心独一份的那份渴望,那份爱好,这是金不换的。我发现好多年轻人之所以痛苦,乃是找不到自己那份独一份的那种愿望、爱好、快乐。我自己的人生体会,这个内在利益,实际上是你人生的一个避风港。不管在追求外在利益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多少挫折。如果你有那份自己独特的快乐,独特的爱好的话。恭喜你,你内心依然是充实的。


最后呢,我还是要鼓励想躺平的年轻人,这个未来依然是不确定的,我们的人生也充满了不确定,所以不要早早地放弃。我这两年一直说一句话:“年轻的时候不学鲁迅是没有血性,中年以后不学林语堂是没有灵性。”你看鲁迅,他一直像儒家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人生是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看透了人生以后,依然热爱人生,这是有血性的表现,那么等到中老年以后,你的人生已经奋斗过了,你也知道这个天花板了,那你再说像林语堂那样,有了一点灵性,可以进入某种境界,所谓“身躺心也平”,那到这个时候再躺平,还来得及。


今天我分享的内容,希望对各位想躺平的年轻人有点帮助。如果你对禅宗,希望有进一步了解的话,你不妨读读我最近新出的一本新书叫做《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


谢选骏指出:人说“与其躺而不平,不如佛系人生”——我看这个老头在武汉肺炎横扫全球的高峰期如此鼓吹这些,是何用心?有何功能?


《佛也想躺平了,这尊令人惊叹的佛像侧躺着,你也一定要来看看》(travelG 2023-03-18)报道:


来到泰国,你怎么能不去看一下当地最著名的寺庙呢?在大城王朝时期建立的崖差蒙空寺(Wat Yai Chaimongkhon)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而在这个寺庙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尊长达28米的卧佛了。


据说这尊卧佛是在15世纪由泰国著名的国王建立的,建造了将近20年之久。它是以传统的泰国佛教艺术为特点,是一个集传统和现代艺术为一体的完美典范。寺庙中还有其他佛教艺术品,如高耸的佛塔和鬼斧神工的雕塑,但没有任何一个景点能够与这个巨大的卧佛相比。


当你走进崖差蒙空寺的时候,就会看到这尊令人惊叹的佛像。卧佛的身体被放在一个巨大的金色床上,身体被一条大型的金丝绒布覆盖着。佛像的脸庞温和宁静,似乎随时都会打瞌睡一样。


卧佛的头枕在一只象腿上,这只象也被视为佛教中的神物之一。在卧佛的床下,有一排装饰华丽的金色雕像,这些雕像令人联想到古代泰国人民对于佛教信仰的深厚感情。


这个卧佛向游客传达了佛教的核心理念,即生命的不断循环,没有终点和起点。卧佛也传达了佛教信仰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即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精神上的平静和超脱。无论你是佛教徒还是其他宗教信仰者,都可以从这个寺庙中获得深刻的体验和启示。


在崖差蒙空寺中,你可以感受到来自佛教信仰的深厚和宁静。在这里,你可以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放松身心,体验到佛教信仰所传达的超脱和平静的感觉。如果你想寻求一些思想上的启示,或者想拍下一些让人难以忘怀的照片,那么崖差蒙空寺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谢选骏指出:人说“佛也想躺平了”,我看佛不是一直躺平的吗?他的“出家”连王子都不想做了,成为一个彻底的印度犬儒了。


谢选骏:出生就是奴役的开始——动物天生都是饥饿感的奴隶

《古代的奴隶,明知道生下孩子也是奴隶,为何还要生子?》(2024-03-13 三楼)报道:


要说在历史的长河中最没有人权以及受到压迫最多的一个群体,那必然有奴隶的一席之地。


不论在哪个国家,几乎都存在过奴役制度的时期,而奴隶们从出生之日起,就注定是没有人权和自由的一生,他们过着极其难熬的生活,一生中受尽了无折磨。


可即使这样,奴隶们却还是坚持生育孩子,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逃脱不了噩梦般的命运,可为何还要选择生孩子呢?


01、没有人权的奴隶


说起奴隶,很多不了解历史的人会觉得那不就是古代的丫鬟吗?


其实并不然,丫鬟和太监虽然干着伺候主子的工作,地位几乎也算是社会最底层的了,可她们就像现在的打工人一样,通过付出劳动获得相应的报酬。


再加上这些丫鬟的卖身契一般都有时间限制,她们还有机会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就拿宫里的宫女来说,一般到了一定的年龄,她们就可以出宫嫁个好人家,过自由的生活,甚至一些在宫里地位高的宫女嬷嬷,出宫后还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但是奴隶可完全不一样,他们只要是奴隶的孩子,那就意味着这一辈子都不会有独立或者自由的机会,永远都是主人的私人财产。


不管是我国的古代时期,还是古罗马时期,其实都存在过很长一段时期的奴隶制度。


我国古代的奴隶如果混得好的话,可能还会填饱肚子,但古罗马却在管理奴隶上分为了奴役教育和技能教育。


02、古罗马的奴役教育


古罗马帝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奴隶制国家,奴隶的数量非常之多。


为了防止奴隶有思想之后发起造反,古罗马就会用尽一切手段,来培养奴隶的服务意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和大家嘴里的PUA性质差不多。


奴隶们从生下来开始,就要接受古罗马对他们进行的思想洗脑,让他们明白身为奴隶的自己,就是主人的附属品,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也不可以对主人有任何的不敬。


至于遇到不听话的奴隶,那就只有采用暴力手段,一直打到奴隶服为止。


他们还会从奴隶中挑选一些比较温顺的,然后用奖励措施对待他们,比如每天表现最好的那个奴隶,主任就会给他一些例如小蛋糕或者面包之类的奖励。


如此奴隶们为了得到主人的奖励,就会争先恐后的表现自己,他们脑海中就只能思考如何讨得主人欢心,如何能得到更多的赏赐。


而对主人起异心的奴隶,不但会接受当时法律的制裁,还会受到所有人对他的谴责以及唾骂。


这样一来,几乎不会有奴隶有功夫去思考自己是否有人权,那么自然而然的,也就不会生出聚众造反的想法来。


03、古罗马的技能教育


奴隶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他们的主人提供劳动力,所以奴隶从一出生,就要学会各种技能,而很多尚且年幼的孩子在学技能期间,免不了要受到主人的鞭打。


奴隶们除了要接受普通的苦力培训之外,还要被培养成精通会计、木工或者面包师等技能,最大限度的为奴隶主进行服务。


会计或者面包师这样的职业看起来是很不错,但这都是基于平民的身份来讲,而奴隶就算学会了这样的技能,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奴隶的身份。


所以他们依然没有自己的人格主权,甚至连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也没有,可以说是24小时随时听候奴隶主的差遣。


被奴役被压迫的时间久了之后,奴隶们的大脑中自然就会形成一种“我天生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想法,就像一具毫无自己思想的傀儡一样,甚至有些人还会陶醉其中。


04、东方的奴隶制


除了古罗马帝国有奴隶制度之外,我们国家在古代依然也有奴隶制度的存在。


我国的奴隶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当时四处战乱频发,商朝在战争中逮捕了很多俘虏,除了要对他们进行殉葬之外,还会留一部分人专做苦力,而这就是当时的奴隶。


只不多当时的奴隶虽被用于苦力,但却不可进行买卖,直到秦朝时期,奴隶就成了毫无尊严和自由的工具。


当时的奴隶说白了就像畜生一样,不但要经历各种苦累的工作,还要时刻面临着被残酷虐待的威胁,遭受着无穷无尽的苦难。


而奴隶主之所以敢毫无顾忌的打骂甚至杀害奴隶,那是因为奴隶的死就和普通畜生的死一样,根本不用付任何的责任。


虽然汉朝时期奴隶制度得到相对的抑制,奴隶的数量也减少了很多,可奴隶制度非但没有消失,还在唐宋时期又再次复苏了起来。


他们依旧被迫投入劳动或者战争中,甚至还会被强行遵守一些对他们极其不公平的残酷律令。


05、不断繁衍的奴隶


在从小就接受自己是奴隶的身份,自己做作的一切都要听候奴隶主的命令的条件下,奴隶就是完全依附于主人的工具。


当大家脑海中唯一会思考的事情是如何用尽一切方法讨好主人的时候,那么当主人要求他们生下孩子时,奴隶们又怎会拒绝这样一个表现的机会呢?


很多时候奴隶们怀孕生子并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了的,虽然对奴隶来说,他们生下的孩子依旧是没有人权的奴隶,但在主人看来,自己又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力。


除了又省下一笔购买奴隶的资金外,这些新出生的奴隶还更方便管理。


更何况对于女奴隶来说,怀孕可以让他们或多或少的减轻一些劳动力,甚至还能获得奴隶主给自己提供的福利。


古代的医疗措施并不像现在这样完善,就连有钱的人家也很难做到避孕措施,更别说没有地位的奴隶了。


可能有人要问了,那怀上了不可以再流了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以,除了堕胎在当时是禁止发生的事情之外,堕胎的危险程度远远要比生下孩子高。


当时相对温和的方法就只有藏红花一类的药物,而这种草药价格也非常昂贵,奴隶怎可能消耗的起。所以他们流产的方法只能通过布条缠绕腹部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来让孩子胎儿自然掉落,但是这样的结果很容易让母体也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


所以一般情况下,女奴隶都不会选择让自己经受这样的危险。


06 结语


在历史上确实有像石勒或者卫青这样奴隶出身,然后改变自己命运的例子存在,所以奴隶不断的绵延子嗣,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期待。


而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生孩子的原因还是长期收到奴化教育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也由此可以看出奴隶在那个时代的悲哀。


谢选骏指出:出生就是奴役的开始,但是人们迫于本能却不得不生,于是累代为奴,源源不绝。所以有人认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堕胎,就是强迫穷苦人民世代为奴。


《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之四:人是怎样进入自愿奴役状态的?》(23/01/2017 法广)报道:


法国十六世纪思想家拉波哀西(1530-1563)认为人生而自由却身陷奴役。暴政凭借暴力强制、教育宣传、利益收买,使人丧失他的自由本性,甘愿为奴,以至不再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问:上次节目中,你向听友们介绍了,拉波哀西认为,人的本性是要自由的。但他们又是怎样陷入了被奴役状态呢?请你给听友们继续分析一下吧。


答:好,我接着讲下去。在拉波哀西看来,自由是人与生具有的,这完全不需争论。这是因为这个权利是人之为人的特性,它来自自然法的规定。自然法这个概念,我们上次已简单地介绍过。同样,在自然法的原则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权奴役其他人。用拉波哀西的话来说:“自然  上帝的管家,人类的统治者,用同一个模子铸造了我们所有人,让我们彼此相像”。他甚至认为,人在素质能力上的差异,也是自然有意安排那些强大的人去帮助弱小的人。因此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是违背自然的。如果有人否认自己有自由这种天然权利,那他简直牲畜不如。以拉波哀西的标准,那些帮助暴君来诋毁人的自由权,歌颂暴政的人,是最大的邪恶和罪过。那么,又是什么坏运气让人忘掉了他的原初自由状态并不想恢复呢?

拉波哀西区分了三种暴政:其一,统治者的地位是靠选举而得。他在这里指的是古罗马共和时代对执政官的选举。凯撒、西塞罗,都是靠选举取得执政官的位置。而凯撒被谋杀,也正是因为布鲁图这些人认为他要做帝王,改变罗马共和的性质。其二,是靠武力夺天下。其三,是靠传位继承权力。在拉波哀西看来,靠武力夺天下,他统治的,实际上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所以它的治下是抢来的奴隶。生来就是王的人,也就是靠继承上位的人,从小就喝专制的奶水长大,他的治下是继承来的奴隶。那些靠选举上台的人,一旦失去制约,被人吹捧,便会自以为伟大,他会偷偷地把权力传给他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缺乏合法性,会变得格外凶残。他们巩固暴政的方法,就是迅速抹去人民对自由的记忆,因为失去了自由记忆的臣民才好统治。


问:拉波哀西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答:确实如此。他不是空口无凭,而是从历史上寻找证据,总结规律。他说,那些新生的人,你让他选择奴役还是自由,他一定选自由。但那些曾在自由下生活过的人,一旦臣服于暴君,则必须忘掉自由。他说:“他们那样轻易自愿地臣服,好像他们不是丢掉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认为,教育培养会使人形成习惯,这可以是习惯于自由,也可以是习惯于奴役。他举出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库古使斯巴达人只知道尊重法律和理性的例子。当时,斯巴达决定,派两名使者去波斯王薛西斯那里赎罪,这是因为在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中,斯巴达人杀了波斯的使者,他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去赎罪。这两名斯巴达人到了波斯人那里,一位波斯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要是听我们国王的话,国王会让你们成为希腊城邦的统治者。斯巴达人却回答说,你仅仅享受过国王给你的好处,却不知道我们曾享有的好处,那就是做一个自由的人。你不明白自由是多么美好,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同意,我们会用一切力量,长矛盾牌,甚至牙齿和指甲来捍卫自由。拉波哀西还举了一个例子,在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西米族住的国度,一年只有半年的光亮,那些习惯了黑暗的人,从来没有寻找光亮的愿望,因为“人不会向往他从不知道的东西”。结果习惯就成了自愿受奴役的原因。人们生活在不自由中,却认为事情一直如此,本该这样。就像有人说,中国人就得有人管着。似乎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没有享受过自由,已经习惯了做奴隶,被人管着是天经地义的。


问:不过只要有教育的存在,知识的传播,人总会了解自由的理念呀?


答:拉波哀西也想到了这一点。他说无论怎样,都会有一些人,他们能觉出枷锁的沉重,他们像奥德修斯一样,永远寻找。假使自由真消失了,他们也要把它重新创造出来。但是他们的状况却不妙。暴君一定要隔绝他们,不让他们联合,不给他们行动和思想的自由,让他们空怀抱负却无能为力。而对于普通人,暴君最有效的一招是让他们堕落。堕落的人最懦弱和顺从。暴君让人忘记奴役,保持驯服的手段,除了培养不自由的习惯,还要引导社会腐败。拉波哀西举波斯王居鲁士占领吕底亚后,为了平息反抗,下令在城内开妓院和酒馆,因为人容易向诱惑屈服。所以那些罗马暴君,每到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向老百姓发红包,开酒宴,用角斗士娱乐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不喊“皇帝万岁”,这些娱乐、小恩小惠,是暴君的工具。所以拉波哀西告诫我们,暴政为了巩固它的统治,一定会训练民众,要他们崇拜暴君。所有暴君都需要造神,而且一定要狠狠打压那些不忘记自由的人。所以还是黑格尔说得对,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那些古老的统治手法,在现代一样适用,有时换了面貌,实质却没有丝毫变化,中心目的只有一个,让奴役成为自愿的。


问:这也就是说,让统治表面上看起来是得到普遍同意的,但是总会不断有人觉醒,因为没有万古不变的暴政。


答:拉波哀西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的分析集中到暴政的统治手法上。他称暴政维持的机制是“赃物分享制”。他说,“这是关键之处,是暴政的发条和秘密”。在一个暴君身边,总有几个心腹死党,他们通过暴君来施行统治,在他们下面,又有一批人使统治运转起来。这批人在推动暴政运转时,从中分赃。当所有的利益都掌握在暴君手上时,就会有些人认为暴政带来的直接利益,胜过对自由的追求。拉波哀西说,一个人身上有坏疽,会让整个躯体感染溃烂。所以一个暴君他身边会聚拢来那些腐败的野心家和邪恶的人。这些人为了更多的分赃而努力作恶,结果暴君还没想干的事儿,他们都敢干。其实他们是可怜而悲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暴政体制中没有幸福的人。暴君每日要提防别人,他的生活是焦躁不安的。色诺芬写过一部《论僭政》,里面就描述了暴君生活的焦躁不安。而他身旁的那些帮凶,也如扑火的飞蛾追逐光热却焚身而亡。拉波哀西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暴君会把作恶的行为扩大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这样邪恶人人有份,罪行人人沾血,人们就会更甘心受奴役,因为这个奴役成了他生存的安全保障。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文革中的情况,就不能不惊叹拉波哀西五百多年前的洞见。上次我给听友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曾受过暴政之苦的人,一旦登上高位,会翻脸成为更凶狠的暴君?那是因为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他的统治仍然依赖着一个暴政体制,这个体制的运转永远循着它自身的规律。于是他身旁也会聚集起一群佞臣,吹捧谄媚的小人,入伙的分赃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自由的记忆和向往,都是对他的直接威胁。他在暴政下曾受过的苦难,成为萦绕不去的噩梦。他更惧怕权力的丧失,他会更严酷地对待所谓妄议者,更紧地把握住权柄。一开始或许是因恐惧而生的自保,随后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再也离不开权力。于是对国民中追求自由的人的迫害,就成为自觉主动的日常工作。


好,关于拉波哀西就说到这儿。


谢选骏指出:人说“法国十六世纪思想家拉波哀西(1530-1563)认为人生而自由却身陷奴役。暴政凭借暴力强制、教育宣传、利益收买,使人丧失他的自由本性,甘愿为奴,以至不再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我看说这话的人一窍不通,并不懂得人类的命运——“出生就是奴役的开始”。其实,不仅人类,动物也是如此,一旦出生就被饥饿感困住,不得不为了摆脱饥饿感的奴役而垂死挣扎,这就是与生俱来的奴役基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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